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1）

关键词：政府规划；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是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并有规律地得到补充的能源，可以循环再生，不会因长期使用而减少，主要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这些能源基本上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能，是可连续再生和永续利用的能源形式。这类能源的推广有助于缓解能源供应压力和环境污染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主体、多个环节，同时又依赖于环境的支撑，受环境的制约，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影响因素出现不协调，都会阻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总体目标的要求以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笔者拟从宏观上考量政府规划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规划是对将来一定期限内实现某个特定目的或构想的确定，科学的政府规划可以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提供明确的目标和途径，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推广，避免因为发展目标不明确而带来的浪费。政府规划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它对系统内部与外部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可以避免机会主义的政府规划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应该有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不是泛泛而谈的宏伟蓝图，应该包括细化的目标及其达成时间、具体的发展区域划分、具体的考察指标等等，由这些细化的目标构建一个整体的发展前景。其次，一个确保目标能够得以顺利实现的配套方案。为实现既定目标或构想，政府规划必须同时综合、系统地选择和提出一系列必要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规划实质上是为未来的大规模活动制订的行动方案。再次，应变方案。政府规划对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应该有所预料，并对可能采取的政策调整做出合理估计。

实践证明，制订这样的政府规划并不容易，而科学的政府规划将会给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和发展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以英国为例，在1990～2003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英国都没有逃脱机会主义的模式，直到2003年，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出现在政府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白皮书中，英国的可再生能源推广才取得了重大进展，而这一进步也被英国评论界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注：CatherineMitchell，PeterConnor，RenewableEnergyPolicyintheUK1990-2003，EnergyPolicy(journal)，2004。)。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并非一件简单事宜，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先纳入系统的政府规划范畴，以避免盲目和不当。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府规划，应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集合，大致可以划分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规划和作为其子系统的区域规划(注：事实上，区域规划下还存在次一层或多层的政府规划(如江苏省长三角区域)，为论述的清晰，在此不论。)。我们一方面需要从整体和宏观上把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统筹考虑国家的能源需求和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也需要同时考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下的区域子系统的发展特点，整体与局部相统筹，实现最优目标。

二、全国性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国家规划的现状及检讨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制订了长期的发展目标。例如，欧盟提出到2020年风力发电将达到150吉瓦，风力发电装机占整个欧盟国家发电装机总量的15%以上。到2050年，再生能源要占整个能源比重的50%。更重要的是，各国纷纷通过可再生能源立法，把提出的目标变成强制性的指标。如，澳大利亚2001年4月通过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提出了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政策(MRET)。该法案规定，到2010年，全国增加9500GW·h(2%)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提供相当于整个悉尼市的用电量，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在2010年要达到40亿澳元。总量目标的制定，对未来的市场容量和走向起到一个明确的指示作用，特别是通过立法明确表明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可以清晰地知道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从而有利于引导投资方做出果断和正确决策[1]。

可见，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规划而言，明确性和强制性是确保其成效的重点所在。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

“九五”规划期间，原电力部明确提出到2000年我国风电装机达到100万kW的规划目标，但这一“宏伟”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强有力的立法保障和相关有效的配套政策。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发展缓慢和市场容量狭小的主要原因[1]。

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在人大常委会获审议通过。该法明确提出了政府和社会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把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该法明确提出了总量目标制度，但是，在总量目标制度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据查，2004年8月5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发给各相关部门的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在最能体现该法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和总量目标制度中明确提出201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202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然而，这些规定却在最终审议稿中被删除了。《可再生能源法》最终还是成为一部以综合性、原则性、指导性特征为主的法律，其所确定的发展总量目标制度虽然具备了政府规划的外形，却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规定而存在先天欠缺，立法的强制性在无形中被卸去了功用。

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此规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争取达到16%，水电总装机达到3×108kW，风电装机目标为3000万kW，生物质发电达到3000万kW，沼气年利用总量达到4.43×1010m3，太阳能发电装机180万kW，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3×108m2，燃料乙醇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t，生物柴油的年生产能力达到200万t。并且将采取以下措施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一是建立持续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特别是对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定强制性市场份额目标；二是落实优惠电价和费用分摊政策，按照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力度，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产业体系建设等；四是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服务体系，根据需要整合现有可再生能源技术资源，完善技术和产业服务体系，加快人才培养，设立综合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机构[2]。虽然在目标明确性上符合政府规划的要求，也配套了相关制度和措施，但终究欠缺了法律的强制力保障。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2）

社会发展需要资源与能源的支持，但经过多年来开采与发掘，许多传统能源已经陷入紧缺的境况，加之传统能源的污染性，人居环境日渐恶劣，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迫在眉睫。我国目前能源发展已经步入稳定上升时期，高校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然而这一课程的设置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不明确的课程内容设置阻碍了课程教学的进步，加之对该课程的科研实践与理论探究结合较弱，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因此，教师应当明确该课程的重要性，用发展和探究的眼光看待，从而找到针对性的改革方法，提高课程的有效性。

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教学的现状

1.人才培养模式较为落后

就目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教学的情况来看，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仍然较为落后，近年来虽然许多高校增开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专业，但主要以核能相关专业为主，如核物理、核工程与核技术等，不仅如此，一些高校虽然增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但这些课程大多是基于原本能源基础课程之上的选修课，作为新能源课程的补充教学，缺乏针对性，使得课程内容的设置缺少科学性，专业性也不够强，与国家对这一方面人才的需求不匹配。

2.课程内容设置仍不明确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的设置应紧密结合人才的培养目标，在着重介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开生物质能相关内容，而当前我国高校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课程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片面，重点普遍都放在对传统能源的升级改造方面，对基础理论知识的讲解也比较片面，缺乏时代性和前瞻性，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对能源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但这种缺乏专业性特点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内容设置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能源专业人才的进步。

3.理论与实践结合程度低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对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在世界范围内新能源的研究有条不紊，但新能源的教育教学方面却还跟不上时代进程，我国高校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的教学仍然以理论为主要讲解内容，非常缺乏与实践的结合，使得学生常常熟知理论知识却难以进入今后工作的实际应用，对该课程的有效性和未来发展十分不利。

4.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教学开展优势及其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当前能源消耗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依靠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在未来的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可能会造成资源干枯，人类也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因此，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需要不断地研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而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人才，应积极开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引起学生对能源的重视。另外，系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教学开展，可以通过系能源代替原有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使用，而且这些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其中太阳能产品如：太阳能热水器，不仅节省了大量的电力能源，而且相比于电热水器，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在未来的发展中，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在未来工业、农业、电力等多个行业发展中势必会起到至关重要的效果。

二、针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教学现状的改革方法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人才培养模式落后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进行创新，不仅要创新培养模式，还要创新培养目标，设定更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目标，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在这一方面，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教学应当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提高学生对这方面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避免片面而短期的课程设置，对于一些专业水平较强的高校及专业来说，新能源课程不应局限于选修课，而是要增开到必修课当中，让学生充分而具体的学习，掌握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之间的过渡，培养创新型、应用型的专业性人才。

2.明确课程专业特点

少数高校开设了风能、动力工程、太阳能、光伏等相关专业，这些新能源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但仍然不完善，有关生物质能的专业也少之又少，能够招收新能源专业学生的院校也较为匮乏，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在进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教学时应当明确这些专业的课程特点，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例如，对动力工程专业学生教学时，着重讲解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紧密结合培养目标，这一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通常会从事技术研发工作，因此，学生对这一课程的知识体系构建才是该专业的核心教学课程内容。例如，可以根据学校课程实际发展情况，适当开展如半导体物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比较基础的一些课程，并要求学生必须完成基础课程之后，才能继续进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专业课程的学习，这样保证学生在掌握基础原理的基础上，对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理解更加深入，易于学生对新型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创新。

3.加强科研实践结合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重要标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加强科研实践与理论知识的结合，加入与节能环保有关的工程实践，并在实践的环节中导入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全新的科研成果，让学生根据科研成果深入探究该课程的内涵，掌握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产生与转化过程，全力探寻提高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转化效率提升的有效方式，在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能够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中逐渐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课程教学的效率。

三、结语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课程是顺应我国发展需要而增设的高校课程，能够为国家输送这一领域的高素质人才，而这一课程的教学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高校与教师应当协同合作，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课程的专业针对性，进一步加强科研实践与基础理论的结合程度，保证该课程开设的有效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 张巧杰，白连平.“新能源导论与创新实践”教学体会与实践[J]. 中国电力教育. 2013（27）.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3）

当今人类面临着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严重挑战，传统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资源的有限性与社会的巨大需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同时受开采条件和资源枯竭等因素影响，人类将会面临资源危机，而且化石类能源所排出的废气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影响，社会影响巨大。因此研究开发无污染的、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与能源转换技术成了当前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也是工程技术应用中的热点问题，而且已经上升到经济、社会和战略安全的范畴。工科高校担负培养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的重任，因此，为了适应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满足工程实际对人才的要求，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的工作。[1，2]因此在新的能源形势及人才需求下，上海电力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在高年级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热力发电方向）开设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课程，让学生在全面掌握常规火力发电的基础上，掌握可再生能源利用基础知识、能源利用形式及其相关技术，了解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前沿技术，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适应社会需求。[3，4]

本文通过分析“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课程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该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内容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从而达到激励学生自主学习的意愿，培养学生勇于创新的精神，孕育学生科学的素养，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学生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的全面了解。

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教学的特点

1.教学内容多学科交叉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主要包括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风能发电和海洋能发电等内容，课程的主体是分别对上述发电形式进行较为系统的解析，重点介绍各种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开发利用的基本方式，以及目前国内外该发电形式利用的现状和最新进展。所有以上内容涉及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半导体物理、空气动力学、力学等基础理论和相关知识，因此教学内容涉及领域广、研究对象较多，知识结构复杂多样、学科交叉非常突出、知识点集成度高等特点，这将给讲授带来挑战，即如何将这些知识点，尤其是跨学科的内容传授给学生，并让学生能够较容易地掌握是该课程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2.教学方式亟待改革

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的多学科交叉，一般而言，在短时间内掌握非本专业理论知识较困难，因为没有该专业的理论基础知识，经常会很难理解有关知识点，这将严重影响学生的积极性，甚至部分学生会产生抵触情绪。因此，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没有参与进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能导致学生无法理解所讲授的内容；同时该教学方式忽略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因此如何将教师的“教”转化为学生的“学”，将多学科交叉课程的课堂组织好是该课程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教学内容的设计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研究属于当今研究的前沿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艺等不断涌现，教学内容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现有的教材显然不能很快地响应这样的变化，以教材为教学内容难以满足教学要求。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教学内容上通过参考权威书籍、资料和自身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国内外期刊文章、学术专著及网络平台知识进行学习，掌握当前研究的动向，并整合所有材料作为课堂教学内容及课外拓展阅读资料。广泛获取信息，动态更新与拓展教学内容，把握最新的专业前沿，有助于引导学生去探索新知识，培养创新精神。另一方面，由于课程涉及多学科的交叉，在有些学科领域上，学生缺乏知识储备，课堂教学较难获取有效的效果，因此，摒弃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是非常必要的。[5，6]以太阳能热发电为例，太阳能热发电涉及流体力学、传热学、自动控制等多学科，当整合最新的科技发展成果作为案例讲解时，主要向学生阐述太阳能热发电的基本原理、关键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激励等，让学生充分接触各种知识，拓宽视野，了解科技前沿的最新动态，目的是给学生专业素养的形成提供一个有利、有效的平台。课程内容应深入浅出、科普性与前沿性并重，当学生的兴趣被调动起来后，再进行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的讲授或学生自学就非常容易切入，这样就可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新型的教学模式

根据“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的特点，本文提出新型教学模式的设计，使得教师成为课堂的组织者，通过设定教学内容，明确教学任务，课堂教学以学生为本，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使学生在学习过程进行积极思考，自主学习，从而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增强其科学素养等方面发挥作用。

1.专题讲授

可再生能源利用形式多样，涉及本学科各个分支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与耦合的特点。为了避免各分支学科相互之间影响导致学生难以理解的问题，提出采用专题讲座的授课形式，集中时间讲授某一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形式。此外，争取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或工程技术人员每学期做1～2次课堂报告，将工程中碰到的问题简化并整合成案例，在教学中根据需要选择案例进行剖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工程实践意识。

2.互动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做几次完整的典型研究报告，包括几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原理、设备组成、科研前沿等，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宏观现状背景和如何从微观把握问题与分析问题；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掌握归纳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进行撰写科技或科普论文，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在此基础上安排学生参与课堂中来。具体做法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各小组自主选择相关研讨课题，通过查阅文献和小组研讨，形成专题研究报告，并由小组成员在课堂进行汇报，根据其汇报内容，接受老师和同学的提问，并进行解答，教师及时进行指导并对其评分。形成教师指导，学生主讲，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互动讨论的方法，教学实践表明，该方法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学生经历查阅文献、分析问题、报告写作和报告陈述的全过程，显著增强了创新能力、科研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利用对多个相关课题的讨论，学生对可再生能源特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前沿技术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3.虚实结合

在学科平台及自建教学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实物参观、模型演示，多媒体教学等虚实结合、多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

（1）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模型的利用。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学生以往大部分接触的是火力发电方面的知识内容，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认知较少，特别缺乏针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原理和发电设备等进行系统的学习，如果直接进行理论的学习，学生会感到很枯燥，对一些基础理论知识和发电设备结构很难理解。为了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笔者所在课程组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教学平台。在学习课程的理论知识之前，学生首先了解小型模型的实物结构，内部构成，基本组成和基本原理，使得学生具有整体的感性认识，然后再学习本课程，同时结合模型进行讲解。

（2）健全的多媒体素材。“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课程内容较多，课时有限。相比较传统的教学方式，多媒体信息量大，采用灵活的图形、视频和动画等表现形式，能够直观、形象地再现客观事物。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采用多种多媒体教学手段。例如：选用《国家地理》节目里的《伟大工程巡礼——太阳引擎》视频作为太阳能热发电原理及形式的教学内容，直观地介绍了槽式、塔式、菲涅尔等形式的太阳能热发电原理，以及聚光器的制造工艺等。选用GE的水轮机设备，采用Flash方式制作水力发电中反击式水轮机设备的教学内容，直观且易于理解。通过多媒体的应用，展示现场实际设备，简化教学中的难点，增加了课程的信息量。

四、小组式考核方式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作为高年级的课程，课时有限，知识点多，内容模块化强，科普性和专业性并存，采用常规的卷面考试方式难以准确考核。笔者在该课程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小组式考核机制的尝试，即以小组为单位，制作课程学习的整体报告，选派一名代表在课堂上进行答辩，汇报内容结束后，其他组成员和教师针对报告内容进行提问，组内成员均可就相关问题进行回答。其他组同学根据该小组的汇报情况进行打分，打分表如表1所示。除此以外，在考核中增加动态考核，每个小组选出组内最佳贡献成员，给予动态加分；同时为了增加考核上互动，鼓励学生思考问题，对于提问积极的学生在成绩上给予加分。该考核方式，对课程的教学实行了动态的考查与过程管理，实现了以考核促学习，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推进学生协作能力培养，增强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提高较整体的教学效果。

表1 考核打分表

小组名称 选题创新性（共20分） 查阅文献情况（共20分） 分析问题能力（共20分） 报告质量 （共20分） 表达能力 （共20分） 总分

（100分）

五、结语

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已经成为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学科重要的专业课程。本课程具有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同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因此无论是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都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本文通过紧跟前沿的研究热点，设计深入浅出的教学内容；采取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引入工程案例，专题研究与课堂讨论等模式，并辅以教学模型与多媒体动画演示等多种灵活多样教学手段的改革，让学生在了解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了学生挖掘问题，解决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锻炼了学生查阅文献和团队协作的技能，提高了学生的科研素养与工程实践本领。

参考文献：

[1]孙欣，黄永红.“新能源发电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12，（35）：95-96.

[2]刘忠，邹淑云.专业选修课《新能源发电技术》的教学研究与实践[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20（1）：185-186.

[3]张力，杨仲卿，郑泓.“能源、环境与社会”全校性新生研讨课教学模式探讨[J].中国电力教育，2012，（24）：54-55，69.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T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47-0135-02

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和地热能等在使用后可被再次利用的能源，称做可再生能源。由于可再生资源载体的客观性影响，在国内某些地区还存在有计划无实施或实施后维护和管理滞后的问题。可以说，目前国内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相应的节能技术的推广还是障碍重重。作为能源工作者就一定要从困难和问题中找到相应对策，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节能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1 可再生能源与节能技术推广的障碍

1.1 资金方面的障碍

1.1.1 技术复杂，初始成本高

虽然可再生能源资源一般情况下都很便宜或甚至不用花钱，但由于能量密度低，利用可再生能源常需要转换、贮存和集中系统，所以可再生能源利用需要很大的初始投资和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运行成本；另外，由于可再生能源资源和最终使用设施两地间常有一定距离，因此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时，还某些需要能量传输系统的帮助。这样，可再生能源设备的制造和使用就涉及专门的某项技术，有些技术甚至属于高新技术的范畴。例如：太阳能集热器制造技术、光电池制造技术、风能贮存系统制造技术等都是典型的高新技术。

1.1.2 集资和融资难题

开发可再生能源，必须要以充足的资金做基础。这种相当规模的资金投入，不是个人、甚至一个企业能够独立完成的。同其它工程建设项目建设相比，做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比较容易出现，也是突出的一个障碍就是集资和融资困难。引起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般这类工程一般投资周期比较长，资金的回报率比较低，无论是投资的个体或企业都不能在其中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尤其是很多依靠短期高回报率的社会资金多半不会涉足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

1.1.3 能源开发项目的持续风险性

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和一般的工程建设项目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投资周期过长。在现今的金融框架内，像这种周期长、波动大、影响因素多的投资是风险最大的，也是最不容易被认可的一类投资。

1.2 技术方面的障碍

1.2.1 技术应用普及滞后

可再生能源开发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很多能源工作者早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不断努力将其大众化，已便于技术的推广和具体应用[2]。但由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地域性差异比较明显，很多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技术不能很好的普及。虽然我国科技工作者进行了长期的科普下乡工作，但在民众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普及效率不高，这给新技术的推广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普及不够还存在政策上的原因，虽然国家有统一的能源开发新政策，但这些政策不一定同地方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完全契合[3]。部分地方经济发展决策部门较少或者没有将对本地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节能技术的推广工作纳入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导致没有形成硬性的文件精神，使得地方整体的普及工作落后或缺失，造成了当地可再生能源开发滞后的现实情况。

1.2.2 实际操作能力欠缺

这一点与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普及滞后息息相关，这种能力的欠缺，主要出现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的终端维护和使用者身上[4]。于是，在极少数地方出现可再生能源应用设备长期无人管理，进而出现运行能力下降，使用寿命缩短等问题，影响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另一方面，受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当地能源发展部门也没有系统的组织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从而导致操作能力欠缺的情况长期存在。

1.2.3 用户技术能力低下

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与节能技术的用户一般都是当地的农民和乡镇企业。农民的知识水平一般都不高，而且相对来说获得技术知识的机会也比较小。所以，他们的技术能力较低，同时乡镇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一般也都出身农民，其技术能力也是比较低的，就会产生使用维护不当，从而导致可再生能源系统效率低下，使用寿命大幅度降低。技术能力不高是阻碍可再生能源与节能技术在农村地区推广的重要因素。

2 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及对策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从资金和技术两个大的方面出发，辨症施治，找到阻碍可再生能源与节能技术推广难点，并分别给出相应的建设性意见。

2.1 建立高效的、风险共担的融资渠道

要建立高效的、风险共担的融资渠道，必须要从金融机构上做文章。在进行能源项目的融资时，应将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首选[5]。如，在农村进行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项目时，可以充分利用当地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优惠条件，为参与项目开发的个体投资者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另外一方面，由于政策性银行的信贷行为一般都与国家的某些政策息息相关，可以有效地的降低长期贷款的风险性。如特殊工程需要在开发地进行集资的，也要委托专门的金融机构对筹集的资金进行统一的管理，并以策划书的形式向投资人说明资金在工程开发过程中的大致流向、预期回报和项目建成后受益程度等等关系，使得投资者能够承担一定的风险，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2.2 政策导向和各地方政府职能的强化

由于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推广的特殊性，国家相应的能源管理部门一定要做好能源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首先，要进行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能源分布状况调查，在原有能源信息的基础上重点发掘有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的地方，并通过可行性报告的方式及时与当地能源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建议当地能源主管部门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适用于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可行性方案。形成方案后，按照规定的程序，该方案经过科学论证后形成相对完整的方案，再经过预订程序进入该地方年度的经济发展规划，最终形成政策性文件。针对可再生能源开发相关政策性文件的形成，也为进一步普及可再生能源开发与节能技术提供了政策支持。

除政策方面的支持以外，还要进一步的强化当地能源开发及推广机构的执行力。主要包括根据政策精神，分阶段、按步骤的进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知识的普及，以及相应的技术的培训和辅导。对正在进行融资的开发项目，当地相关机构要重点关注，协助其解决在融资和具体操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起到牵线搭桥，运筹帷幄的作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很多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由于政府主导，可能出现委派的项目相关负责人决策权过大，监管不利的情况。为了克服这种情况，在人力、物力允许的情况下，应用政府牵头，在开发项目当地建立相应的能源开发分支机构中专门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及利用机构，委派专门负责人进行项目相关环节的管理。能源机构执行力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机构的建立，强化了政府职能，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推广创造了稳定的平台！

2.3 技术研发工作的持续开展

要想更好地进行可再生能源与节能技术推广，还是要从源头出发，做好新能源开发应用技术的研发工作，因为这是一切推广工作的前提和保证。能源研发部门应从国家的能源政策出发，根据各地经济发展实际，做好调研，进行分阶段且有针对性的对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进行论证和研发。在各方面条件，尤其是资金和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采用科学的方法适当减少可再生能源项目从调研到论证，从研究到实验，再从实验到实际开发并转化成实际应用的过程。

3 结论

对可再生能源及相关技术的推广工作任重而道远，这要求能源开发部分从国家到地方都应加大对这类项目的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投入，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跨行业、跨地区的可再生能源调研工作。另外，在科普知识普及工作中，还应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知识及应用技术的普及力度，减少实际推广中的障碍。最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国家及地方正确能源政策的引导下，分步骤，分层次的进行可再生能源及节能技术的推广，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赵贺.企业开发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J].对外经贸实务，2006(7)：13-14.

[2]张政伟，吕子安.能源与中国经济增长[J].工业技术经济，2006(1)：55.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1]但是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和成熟的意见，目前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理论需要抽象，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第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广义和狭义的两个范围，广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要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还应包括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再生产、狭义经济再生产与环境再生产三位一体的广义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2]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没有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表面现象抽象出这一学科最基本的概念，不是从一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科学的演绎，形成其学科体系，而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2）没有形成一条研究的主线，在内容安排上存在或然性，明显存在切蛋糕式研究的缺陷。（3）没有按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即不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概念体系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和问题，而是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之所以归纳出以上问题，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充分了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才有可能有所进步， 使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成熟。

二、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二元价值论基本思想的形成是从考察生产要素开始的，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必须有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或称人力与自然力。如果自然力是无偿提供的，人人都可以享有，这时交换的双方在认定对方的物品对自己有用的基础上，他们愿意付出的只能是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这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如果我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进行深层的追问，还会发现一些未被揭示的问题：为什么自然力可以被设定为无偿的，这种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否永远存在？ 人类劳动为什么必须是有偿的？ 合理的报偿是多少？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值论。事实上，自然力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如果人类利用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它的补偿可以凭借自然力自发地进行，这时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资源就是无偿的；如果人类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超过其再生速度，依靠自然力的自我恢复更新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这时自然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的耗损也需要通过交换得到补偿；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储量是固定的，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总量必然单调减少并逐渐趋于耗竭，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必须在利用可耗竭资源的同时积极投入替代品的研发，以便在可耗竭资源耗尽之时，有可资利用的替代品，避免由于资源耗竭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假定自然资源是无偿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生产商品过程中的劳动耗费；如果自然资源不是无偿的，那么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劳动耗费与自然资源耗费的总和，二者都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二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借助二元价值论这个概念，不仅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引入经济系统，使之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阐明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价值这个经济学和核心概念开始，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指的是一类组成部件非常多、结构非常复杂，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理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所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思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完全可行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系统理论方法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不可少的方法， 但是此学科的任何一个方面如人口部分又同样可以看作一个子系统， 所以， 这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子系统。而且在每个子系统研究过程当中又会生出许多变量。虽然我们也是用系统理论来进行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几乎不能逃脱一个套路：那就是总是偏向于细化每一个子系统，抽取主要因素，再加上几个假设条件，做出适合于某个子系统的一定条件下的模型。而这类模型与整个复杂系统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纵使把这些离散的模型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模型，也总是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所以，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导致了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分块式研究的结果。正是因为学者们对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统一的成熟的意见，而且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分块式的研究综合起来，如果长期以往下去，这个学科将有被分裂的可能。

综上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是一门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拼凑起来的学科，而应该是一门反映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以物质变换为核心的具有严密科学体系的新兴经济学科。从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应尝试运用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利用大量专家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大型计算机，真正把人口、资源、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只有以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才可能从分块式研究模式转变到经济学的研究模式，才可能从原来模糊的定性研究转变为精确的定量研究。

参考文献：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10012603

1 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循环经济”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K.E.Boulding)在《宇宙飞船经济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把地球比作一艘宇宙飞船,认为在不借助太空帮助情况下,尽管地球资源系统大的多,地球寿命也很长,但也只有在对资源实行循环利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上述目标。K.波丁格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和思路,在此基础上,循环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

1968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人类增长的极限。1972年.英国生态学家爱德华.哥德尔.史密斯出版了《生态的蓝图》。1976年,日本经济学家坂本藤良出版了《生态经济学》等,标志着循环经济的研究进入生态经济学阶段,把经济与生存系统相联系。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撰写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门写了“公共资源管理”一章,探讨实现资源的高效率、再生、再循环。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发展局在发达国家中提高推广了3R原则。2005年3月26日~30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思想者论坛”上,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8名学者共同提出了从3R向5R原则转变,从而也标志着人类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循环经济学阶段。此时新循环经济概念主要是以系统论理论为基础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把依赖资源消耗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

2 循环经济概念新解

新循环经济强调的是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和回收的全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性资源循环来发展,从而维系和修复生态系统的经济[1]。其主要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从自然角度来讲,循环经济可以被定义为:人类的活动不影响自然循环系统内部的良性循环。它主要强调的是人类开采资源不影响资源的再生性。

3 发展新概念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3.1 循环经济的本质要求

从社会角度讲,循环经济主要是实现经济活动“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资源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降低环境的负荷,所以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从自然角度讲,其最终目标也是促进和谐,两者都是为了合理利用资源,其本质是一样的[2]。

3.2 循环经济的开始点和落脚点是资源

不管是从自然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讲,循环经济都是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开始的。最终也落脚到合理利用、保护资源,见图1。

图1 循环经济模式

3.3 流动性资源也存在灭绝的危险

流动性资源限定为那些在充分短暂的、与人类相关的时间间隔内可自然更新的自然资源:包括水、大气、动物和植物、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流动性资源还可以再分为无临界带的流动性资源和绝对可更新资源;另一个类型是当使用不超过其再生能力时可无限更新的流动性资源,也可称为相对可更新资源。但是,有临界带的资源有可能被掠夺到灭绝的程度,如果使用的速率超过自然更新的速率,那么此类资源就不可能实际上再被开发,就像任何矿产资源一样。

3.4 我国自然资源稀缺性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是有限性的反应,但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又有区别,它反映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然资源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其原始的含义是指一个社会的资源有限性致使该社会不可能生产出能够满足所有人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其衡量指标主要是通过稀缺度。稀缺度的计算公式为:

x=n/m.

式中x为某种资源的稀缺度;n为某种资源的需求量;m为某种的资源的拥有量。

图2 石油资源的稀缺度

图3 煤炭稀缺度

图4 天然气稀缺度

从图2、图3中可以看出,虽然石油的稀缺度在2005年之后呈缓慢下降的趋势,但我国3大主要能源的稀缺度总体上是呈先下降又上升的态势,与我国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矛盾性更加突出,对经济的制约性增强。

3.5 “5R”原则的要求

新循环经济的核心是建立新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体系GDP(绿色GDP),即:

GDP=Ind1+Ind2+Ind3+Ind4-Ip+Cu+If+Iei+Ep,

Ie=(Gp*A1)/Te*Pr*Rr.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Ind1为第一产业的增加值; Ind2为第二产业的增加值; Ind3 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Ind4为第四产业的增加值;Ip为进口总值;Cu为居民与政府的消费;If 为基本建设的投入;Iei为生态修复的投入;Ep为出口总值;Ie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因子;G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1为人的享受程度系数(01);Te为有益于生态系统技术应用系数;Pr为稀缺资源评价;Rr为资源再生利用系数(01)[3]。从上述的式子可以看出,资源稀缺性的程度与生态系统的影响因子成反比,稀缺性的程度与环境有强烈的相关性。

4 结语

新概念循环经济它强调的不是开发资源后,注意清洁生产,回收资源充分利用,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它是从自然资源自身角度而言,强调的是在资源开发这个过程中尽量不破坏自然的循环系统,使它处于良性的循环中。从社会角度来实行循环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但从自然角度实行循环经济,它是社会发展所需资源的基础,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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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 镭.资源的循环特征与循环经济政策[J].资源科学,2005,27(1):32~38.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New Concept of Circular Economy

Li Leyi,Wang Weidong,Qin Jie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Xianning College,437100,China)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416.2；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22-0091-05

一、引言

能源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类的活动离不开优质能源的出现和先进能源技术的应用。伴随着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世界各国愈加重视能源供应对于经济的巨大作用。而近10余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空气污染加剧，使得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得到追捧。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BP，2013），是第二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以及第二石油消费国、OECD之外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王仲颖、任东明、高虎等，2012）。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长期保持在70%以上（中国统计年鉴，2014），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CO2气体排放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占全球首位（IEA，2009）。我国政府已经提出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要占到全国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5%（《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但是要实现此目标，任务艰巨（王仲颖、任东明、高虎等，2012）。

世界经验表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与政策的引导和激励密不可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明确指出，根据《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国家运用税收政策对包括水能、生物质能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予以支持。目前，对于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的研究文献主要从政策工具的应用、政策工具效果评价方面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政策应该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提出。Martine et al.（2006），Hillring（1998）提出在研发阶段需要针对技术研发进行支持；在生产阶段主要通过减免税收和适当补偿（Lawrence & Stanton，1995）；在市场化阶段Suani（1999）认为生物质能政策需要将外部性引入市场价格中。同时，可再生能源在市场化阶段配额标准需要保持相对稳定（Ryan et al.，2006）。国内学者王革华（2010）对我国新能源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我国应完善经济激励政策和非经济激励政策，促进新能源的发展。王玺等（2011）针对新能源产业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环节设计了税收优惠政策。刘叶志（2008）则从外部性理论的角度提出使用财政政策来优化资源的配置。

本文针对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的发展状况，从基础理论入手，通过科学判断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依据商业化阶段理论与可再生能源财税政策的关系提出相应的产业财税政策。

二、可再生能源的概念及发展意义

（一）可再生能源概念和分类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能源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是否再生，将能源划分为可再生能源与非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英文名称是Renewable Energy，其概念最早是由联合国在内罗毕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上确定的。可再生能源不同于常规的化石能源，具有可持续性，几乎不会枯竭，有利于生态良性循环，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以及所产生的二次能源氢能等（张博，2007；姜南，2007）。我国将可再生能源分为水能、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这种能源资源潜力大、环境污染低，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能源。

（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意义

1.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国能源长期存在资源有限、优质能源储量严重不足、化石能源人均储量低的状况，其中石油、天然气资源仅占世界人均储量的11%和4%。目前，中国石油进口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5%，石油对外依存度在30%以上，这一数据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2.调整能源结构、增加能源可持续供应的需要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随着降低煤炭消费的压力增加，必然需要相应提高水电、核电等能源的使用量。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多元化的能源消费结构。

3.保护环境、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需要

对于化石能源的过分依赖，使得我国环境污染严重，严重影响我国居民的身体健康。而可再生能源几乎不会对大气环境造成破坏。这也是为什么世界越来越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原因所在。

三、商业化阶段理论与可再生能源财税政策的关系

（一）商业化阶段理论的内涵

根据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研究报告（PSCAST，1999），可以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商业化过程分为研究发展阶段、示范阶段、规模化降低成本阶段和大面积推广阶段。

在研究发展阶段，也是商业化准备阶段，投资收回的可能性小，承担的风险高，因而在此阶段政府是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政府等公共部门应该在技术研发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同时为了促进新技术的商业应用转化，政府应该引导企业积极参与。

在示范阶段，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是本环节得以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此阶段可以分为技术示范和商业化示范两个阶段。技术示范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研发出的新技术进行生产能力的可行性验证、示范，并发现问题，进一步完善新技术；而商业化示范阶段是在上一个阶段可行的基础上对商业服务的能力和推广前景进行验证。本阶段资金投入较大、回收期长、风险高，资金获取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到了规模化阶段需要降低生产成本。在本阶段技术特征表现为单位生产成本受累计产出规模增加的驱动而进一步下降，整体呈现“学习曲线”的特征（见图1），直至可再生能源技术拥有与传统能源相同的竞争力。成本下降受规模效应的驱动，而累计规模效应需要稳定的大量的资金投入，本阶段需要解决的关键核心问题是克服成本下降的不确定性、保证投资收益的稳定性。合理的政策设计将会达到成本驱动下降的作用，否则可能出现接受补贴的企业依赖补贴生存，不想通过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增强盈利能力。

大面积推广阶段是在可再生能源经历了研发、示范和规模化阶段之后。在前几个阶段的发展之后，由于成本经济性已与常规能源技术相当，此时就可以进行大面积推广了。此时政策上主要解决市场交易和信息传播方面的障碍。

（二）商业化阶段理论与可再生能源财税政策的关系

可再生能源在商业化的不同阶段，都不同程度伴随着研发、示范、规模化成本降低和市场推广等环节的运行。在技术研发环节政策支持应该是政府公共部门主导、企业等参与，主要使用科技推动政策，由国家组织研究机构和企业一起实施科技攻关计划，并对研究示范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以生物质能为例，美国在燃料乙醇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主要采取的政策有：（1）在发展初期，采用提高乙醇补贴、税收减免、信贷优惠、债券贴息补贴以及保险贷款优惠等补贴手段。首先将每加仑乙醇补贴从1978年的40美分提高到1984年的60美分。在《能源税收法案》中要求对E10乙醇汽油每加仑减免征收4美分消费税。通过《原油暴利所得税法》将乙醇添加汽油的免税时间进行延长；1980年的《能源安全法案》（Energy Security Act）要求对生产规模低于100万加仑的乙醇生产厂商提供担保，联邦政府与乙醇生产厂商签订购买协议，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混合和解法案》中规定对外国（主要针对巴西）生产的乙醇征收每加仑50美分的进口关税，还规定乙醇生产设施可以进入免税工业发展债券。关于行业竞争，《乙醇燃油竞争法》禁止对乙醇企业进行任何恶意报复，实施的效果是企业投资积极性提高。到1985年美国生物乙醇的产量接近5亿加仑，生产厂商达到163家。（2）在商业化过渡阶段，需要不断扩大项目规模和项目数量。在这个阶段，为了促使新产业的成熟，政府需要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形式支付增量成本，促进新技术尽快扩大规模。（3）在规模化阶段，往往需要从产销两个方面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在此阶段除了对生产环节提供支持，还对消费环节提供信贷帮助：1）在《替代能源安全法案》（Alternative Motor Fuels Act）中规定对生产替代燃料汽车的企业提供信贷优惠，满足公司平均燃料经济（CAF）的标准，如E85标准；2）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但主要由于石油生产企业的阻力，E85加注站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使得乙醇的使用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3）继续对研发领域实施支持。（4）在商业化运作阶段，即大面积推广阶段，美国实施多环节支持生物燃料产业，通过制定明确的生产计划，补贴逐渐减少。不同商业化阶段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扶持政策见图2。

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判断与政策框架设计

（一）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判断

1.趋势判断

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的判断是建立在Booz和Allen（1957）的生命周期概念基础上的。根据PSCAST的商业化阶段理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产业规模、产品种类、市场环境、产业利润等都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对可再生能源商业化阶段进行实际判断时我国数据统计不全，企业数据仅能从上市公司的年报中获取（宁冰，2012）。根据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中关于我国可再生能源上市公司的统计，依据可再生能源上市公司产值的变化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进行了趋势估计。

通过上市公司1993年至2013年产值的趋势变化（如图3）可以看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处在规模化阶段。但这属于对可再生能源的整体进行的判断，具体到各种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阶段还会有差别。为了提高判断的科学性，还需要使用定量的方法通过计算进行判定。

2.Gompertz曲线拟合法

由于拟合精度好，产业发展生命周期分析中Gompertz曲线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公式：Yt=Kab t（K>0）。结合本研究，Yt表示新能源上市公司的产值，t表示时间，公式中三个参数K、a、b的值可以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根据统计学的计算方法，一般采用三和值法进行计算。三和值法的原理如下：

笔者选取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中新能源上市公司1993年至2013年共21年的产值数据，将数据按照时间等分成三个阶段，即1993―1999年为第一个阶段，2000―2006年为第二个阶段，2007―2013年为第三个阶段，这里n=7。根据21年的产值数据，通过计算和使用Eviews的非线性最小二乘法迭代估计，并经过分析，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984279，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81926，拟合优度高，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强。F-statistic为640.7726，Prob为0.0000，判定模型总体显著，最后经过P值判定回归计算出的lnK、lna、lnb是显著的。经过计算得出a=0.9145，b=0.9178，依据对照表（如表1），可知我国可再生能源处于成长期，这与趋势判断一致。

（二）我国可再生能源财税激励政策框架设计

根据可再生能源商业化阶段理论，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可再生能源产业财税政策工具的选择需要根据产业发展阶段设计。在技术研发阶段，应该以财政资助为基础，进行共性技术研发活动；在商业化示范阶段应该适当增加财政投资；进入成长阶段应该采取市场保护、政府采购等措施；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可以采取税收优惠、金融扶持、创业投资等为主的财税政策。由此，本文参考王仲颖、任东明、高虎等（2012）的研究，根据商业化阶段理论分析构建了我国不同商业化阶段可再生能源财税政策工具选择的模式。

目前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整体处在规模化阶段，根据表2，在此阶段税收政策和财政激励政策都需要加强。由于本阶段需要企业扩大投资，促使产业形成规模优势，使得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学习曲线进一步降低，重点需要通过在税收政策上允许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加速折旧，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增加投资，另外可以在财政投资上从财政投资、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等方面对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支持。同时，消费终端税收政策与补贴政策支持也需要进一步加强（胥力伟和丁芸，2015），提升消费的拉动作用。但是，在此阶段不应该进一步减免企业所得税，以迫使企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产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形成产业竞争力。

五、结论与探讨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还存在高成本、高价格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商业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还存在风险大、成本高、预期回报率低等困境。可再生能源不仅需要国家加大支持，还需要分别对水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进一步进行针对性的判断，依据商业化阶段理论和不同商业化阶段可再生能源的财税政策工具选择模式有区别地应用差异化政策工具，尤其是财税政策工具，并在必要的时候应用政策工具组合。

本文没有对政策工具的特点、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进行说明和评价，这也构成了下一步拓展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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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8）

关键词：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再造

一、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日益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分工高度发达，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复杂多变，知识要素作用日益增大。处在这样一个变化和波动性程度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全新的观察、分析和行动方式。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多视角的组织观和新的文化理论。由此可见，跟随动态环境而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沙因（edgar h.schein）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所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

然而，现有企业文化理论大多以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为背景，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企业文化，而对动态环境中提升企业竞争力、营造企业竞争优势的另一个关键维度——企业文化再造，未予足够的关注，无法很好地为企业在变化环境下的优势改进提供指导。因而，从企业战略角度，突破静态分析的局限，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观，再造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竞争力是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

企业文化应如何再造才能创造更多、更大的企业经济活动价值，保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和经营业绩，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新问题。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特征的企业能力理论作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相互融合的最新成果，注重于企业内部资源的研究，揭开了企业这个“黑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企业分析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用传统理论难以解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实际问题，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被推上了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大舞台。

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ray hamel）是核心竞争力论最具代表性人物。1990年，他们合作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指出企业战略上的成功源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正式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理论。

该理论的特点是：以企业资源和能力为核心概念，认识企业自身，创造企业本质存在的能力及动力机制；通过不断努力，积累保持和培育企业知识和技能，展开市场运作和经营管理，创造长期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储备、弥补和提升企业能力，开拓创新，挖掘自己经营多角化的广度和深度，适时调整，以提高适应力，引导和创新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潜能，达到企业长寿之功效。

由此可见，核心竞争力是核心产品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产品和市场策略的生命越来越短暂的时代，企业竞争致胜的基础在于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及综合运用是最关键的因素。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发展的源泉，是企业的战略核心。因而，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

三、企业文化再造的动因与路径

（一）内因、外因与综合推动

综合现有的观点，不外乎外因、内因和综合因素三大学说。

外因学说把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因，归结为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企业外部因素，认为是外部因素共同促成了企业文化的发展变化。但是在何者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因而便出现了社会经济决定论、社会政治决定论、科学技术决定论和社会文化决定论四种外因学说。社会经济决定论认为，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是由社会经济变化而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企业文化的类型、特征和素质水平。社会政治决定论认为，社会的政治环境、政治管理体制，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各种法规，时刻影响着企业文化。科学技术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社会文化决定论认为，企业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企业文化的变化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变迁。

内因学说认为，不同企业文化的差异源于企业本身的不同，是企业内部因素导致了各个企业文化类型、强弱、特征以及变迁的历程、速度等方面的差异。在众多内因学说中，领导素质决定论与群体素质决定论最具代表性。领导素质论认为，企业文化的产生、发展、兴衰和变迁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文化素质。领导人可以发动文化再造，促使企业文化变型，也可以采取保守态度，阻止和抵制企业文化变型。总之，有怎样的领导素质，就有怎样的企业文化。而群众素质论认为，企业文化的再造是由整个员工队伍的文化素质决定的。在企业文化再造中，领导人起着发动、组织和指导作用，而新旧文化参数的交替归根到底是由于广大员工的实际活动来实现和体现的。综合因素学说认为，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是企业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米勒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中指出，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组织环境是企业文化的两组变量，企业文化再造在两组变量交互作用中实现。并勾勒出了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模式的图示（如图1）。

从上面论述中，不难看出．影响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单从内因、外因来分析企业文化的再造，有其片面性。综合因素学说即使避免了一定的局限，但仍是表象的、粗糙的、机械的。内外因素只是企业文化再造的条件，而要揭示企业文化的动因，应从企业文化内在本质入手。

（二）企业文化再造的路径

企业文化与企业相伴而生。然而，企业文化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当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或者只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没有对它进行认真剖析、扬弃的情况下，它只是自发地成长，缓慢地发育，并且自发地发挥它的作用；当人们在实践中意识到它的客观存在，并有意识地提倡和积极培育的企业文化，摒弃和抑制消极落后的企业文化，从而引导企业文化向健康的轨道发展，尤其把优秀的企业文化渗透到管理行为之中，企业文化就逐渐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更具柔性的企业管理方式。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对企业的作用是双向的，既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又有消极的阻碍作用。john p.kotter & james l.heskett的研究表明：对企业丰润的长期经济业绩存在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并不罕见，这些企业文化容易孳延，即使在那些汇集了许多通情达理、知识程度较高的人才的公司中也是如此。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不断创新的，而其再造动因又在于其自身的规律。

企业文化自身的规律性在于它的生命周期也要经历生长、发育、成熟、衰亡等阶段。因而，企业文化的作用也会经历着一个有益于企业生存、促进企业发展到阻碍企业发展的过程。而要避免企业文化的衰亡阶段，就必须再造企业文化。一方面，在生长、发育、成熟阶段，要保持和贮存企业文化中的“精华”，实行文化积累，沉积优秀的企业文化。只有形成了企业文化传统，企业在文化上才是强大的，在精神上才是一脉相承的，在行为上是前后一贯的。另一方面，要否定那些不合乎企业生存发展需要的旧文化质，破除那些阻碍企业继续前进的旧传统。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实现新文化质的增长，对已有企业文化不断完善和充实。只有不断增长其新特质，才能使它变得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增长的新文化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组织发明创造。如发明新观念，创造新作风，建立新习俗和新礼仪等。二是学习、借鉴其他企业文化。如学习国外企业文化和国内兄弟企业的文化经验，吸取精华，以丰富完善自己的文化形式。

认识企业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文化的冲突。在企业文化积累、传递和选择过程中，都发生和存在文化冲突现象。企业文化冲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企业组织内部一般表现为组织与团体、团体与团体、团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而且随着企业联盟、兼并等形式的发展，会出现多元文化的冲突。不管冲突形式如何，企业文化冲突在内容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两种或几种文化式样的冲突；二是两种或几种文化质的冲突。根据理性思维判断，这种冲突不仅是企业文化积累、传递和选择的契机，而且还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巨大动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冲突的过程就是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根据文化冲突的性质及积累的程度，企业文化再造可选择三种路径：

1、企业文化积累：已有企业文化式样不变，基本价值规范体系未动，但吸收、消化了其他文化式样的部分文化质和部分文化参数。

2、企业文化融合：几种不同式样的企业文化的质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式样。但能从新的文化式样中看出各式样的要素和影子。

3、企业文化变迁：企业的文化价值规范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已有的企业文化式样被新的企业文化式样所替代。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企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于动态竞争中的企业，其竞争基础也在发生着变化，迫切要求企业采取相应的竞争战略。企业文化分属于维持型企业文化和再造型企业文化两类。再造型企业文化是对外开放的文化，是不断摆脱落后，是勇于进取，不断吸收新因素、适应新环境、创造新市场使企业不断蓬勃向上的文化。在动态竞争环境下，企业应创造再造型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作为企业的综合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企业文化再造的动因在于其自身的规律和本质特征，企业文化新陈代谢的过程和企业文化冲突的过程也就是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企业文化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而在动态环境下，企业文化再造才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再造，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下的竞争战略。

参考文献：

1、史东明.核心能力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刘光明.企业文化再造: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j].经济管理,2002(7).

3、李品媛.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美)约翰·科特,詹姆斯·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华夏出版社,1997.

5、(美)埃德加·h·沙因.企业文化与领导[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6、(丹麦)尼古莱·j·福斯,克里斯第安·克努森.企业万能：面向企业能力理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9）

一、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日益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分工高度发达，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复杂多变，知识要素作用日益增大。处在这样一个变化和波动性程度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全新的观察、分析和行动方式。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多视角的组织观和新的文化理论。由此可见，跟随动态环境而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沙因（Edgar H.Schein）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所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

然而，现有企业文化理论大多以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为背景，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企业文化，而对动态环境中提升企业竞争力、营造企业竞争优势的另一个关键维度――企业文化再造，未予足够的关注，无法很好地为企业在变化环境下的优势改进提供指导。因而，从企业战略角度，突破静态分析的局限，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观，再造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竞争力是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

企业文化应如何再造才能创造更多、更大的企业经济活动价值，保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和经营业绩，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新问题。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特征的企业能力理论作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相互融合的最新成果，注重于企业内部资源的研究，揭开了企业这个“黑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企业分析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用传统理论难以解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实际问题，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被推上了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大舞台。

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ray Hamel）是核心竞争力论最具代表性人物。1990年，他们合作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指出企业战略上的成功源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正式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理论。

该理论的特点是：以企业资源和能力为核心概念，认识企业自身，创造企业本质存在的能力及动力机制；通过不断努力，积累保持和培育企业知识和技能，展开市场运作和经营管理，创造长期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储备、弥补和提升企业能力，开拓创新，挖掘自己经营多角化的广度和深度，适时调整，以提高适应力，引导和创新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潜能，达到企业长寿之功效。

由此可见，核心竞争力是核心产品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产品和市场策略的生命越来越短暂的时代，企业竞争致胜的基础在于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及综合运用是最关键的因素。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发展的源泉，是企业的战略核心。因而，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

三、企业文化再造的动因与路径

（一）内因、外因与综合推动

综合现有的观点，不外乎外因、内因和综合因素三大学说。

外因学说把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因，归结为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企业外部因素，认为是外部因素共同促成了企业文化的发展变化。但是在何者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因而便出现了社会经济决定论、社会政治决定论、科学技术决定论和社会文化决定论四种外因学说。社会经济决定论认为，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是由社会经济变化而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企业文化的类型、特征和素质水平。社会政治决定论认为，社会的政治环境、政治管理体制，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各种法规，时刻影响着企业文化。科学技术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社会文化决定论认为，企业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企业文化的变化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变迁。

内因学说认为，不同企业文化的差异源于企业本身的不同，是企业内部因素导致了各个企业文化类型、强弱、特征以及变迁的历程、速度等方面的差异。在众多内因学说中，领导素质决定论与群体素质决定论最具代表性。领导素质论认为，企业文化的产生、发展、兴衰和变迁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文化素质。领导人可以发动文化再造，促使企业文化变型，也可以采取保守态度，阻止和抵制企业文化变型。总之，有怎样的领导素质，就有怎样的企业文化。而群众素质论认为，企业文化的再造是由整个员工队伍的文化素质决定的。在企业文化再造中，领导人起着发动、组织和指导作用，而新旧文化参数的交替归根到底是由于广大员工的实际活动来实现和体现的。综合因素学说认为，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是企业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米勒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中指出，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组织环境是企业文化的两组变量，企业文化再造在两组变量交互作用中实现。并勾勒出了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模式的图示（如图1）。

从上面论述中，不难看出．影响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单从内因、外因来分析企业文化的再造，有其片面性。综合因素学说即使避免了一定的局限，但仍是表象的、粗糙的、机械的。内外因素只是企业文化再造的条件，而要揭示企业文化的动因，应从企业文化内在本质入手。

（二）企业文化再造的路径

企业文化与企业相伴而生。然而，企业文化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当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或者只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没有对它进行认真剖析、扬弃的情况下，它只是自发地成长，缓慢地发育，并且自发地发挥它的作用；当人们在实践中意识到它的客观存在，并有意识地提倡和积极培育的企业文化，摒弃和抑制消极落后的企业文化，从而引导企业文化向健康的轨道发展，尤其把优秀的企业文化渗透到管理行为之中，企业文化就逐渐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更具柔性的企业管理方式。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对企业的作用是双向的，既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又有消极的阻碍作用。John P.Kotter & James L.Heskett的研究表明：对企业丰润的长期经济业绩存在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并不罕见，这些企业文化容易孳延，即使在那些汇集了许多通情达理、知识程度较高的人才的公司中也是如此。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不断创新的，而其再造动因又在于其自身的规律。

企业文化自身的规律性在于它的生命周期也要经历生长、发育、成熟、衰亡等阶段。因而，企业文化的作用也会经历着一个有益于企业生存、促进企业发展到阻碍企业发展的过程。而要避免企业文化的衰亡阶段，就必须再造企业文化。一方面，在生长、发育、成熟阶段，要保持和贮存企业文化中的“精华”，实行文化积累，沉积优秀的企业文化。只有形成了企业文化传统，企业在文化上才是强大的，在精神上才是一脉相承的，在行为上是前后一贯的。另一方面，要否定那些不合乎企业生存发展需要的旧文化质，破除那些阻碍企业继续前进的旧传统。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实现新文化质的增长，对已有企业文化不断完善和充实。只有不断增长其新特质，才能使它变得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增长的新文化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组织发明创造。如发明新观念，创造新作风，建立新习俗和新礼仪等。二是学习、借鉴其他企业文化。如学习国外企业文化和国内兄弟企业的文化经验，吸取精华，以丰富完善自己的文化形式。

认识企业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文化的冲突。在企业文化积累、传递和选择过程中，都发生和存在文化冲突现象。企业文化冲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企业组织内部一般表现为组织与团体、团体与团体、团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而且随着企业联盟、兼并等形式的发展，会出现多元文化的冲突。不管冲突形式如何，企业文化冲突在内容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两种或几种文化式样的冲突；二是两种或几种文化质的冲突。根据理性思维判断，这种冲突不仅是企业文化积累、传递和选择的契机，而且还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巨大动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冲突的过程就是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根据文化冲突的性质及积累的程度，企业文化再造可选择三种路径：

1、企业文化积累：已有企业文化式样不变，基本价值规范体系未动，但吸收、消化了其他文化式样的部分文化质和部分文化参数。

2、企业文化融合：几种不同式样的企业文化的质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式样。但能从新的文化式样中看出各式样的要素和影子。

3、企业文化变迁：企业的文化价值规范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已有的企业文化式样被新的企业文化式样所替代。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企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于动态竞争中的企业，其竞争基础也在发生着变化，迫切要求企业采取相应的竞争战略。企业文化分属于维持型企业文化和再造型企业文化两类。再造型企业文化是对外开放的文化，是不断摆脱落后，是勇于进取，不断吸收新因素、适应新环境、创造新市场使企业不断蓬勃向上的文化。在动态竞争环境下，企业应创造再造型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作为企业的综合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企业文化再造的动因在于其自身的规律和本质特征，企业文化新陈代谢的过程和企业文化冲突的过程也就是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企业文化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而在动态环境下，企业文化再造才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再造，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下的竞争战略。

参考文献：

1、史东明.核心能力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刘光明.企业文化再造: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J].经济管理,2002(7).

3、李品媛.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美)约翰・科特,詹姆斯・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华夏出版社,1997.

5、(美)埃德加・H・沙因.企业文化与领导[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6、(丹麦)尼古莱・J・福斯,克里斯第安・克努森.企业万能：面向企业能力理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7、加里・哈默等.战略柔性――变革中的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篇（10）

 

生物质能是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后蕴藏在生物质内部的能量，是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是可再生的绿色能源［1］。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开发利用可再生清洁能源可以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论文格式。本文参考国内相关学者对我国生物质能政策及其问题的研究，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1生物质能的利用情况1.1 生物质能分类按来源，生物质能可分为五类：（1）林业资源，是指森林生长和林业生产过程提供的生物质能源；（2）农业资源，是指农业作物、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和农业加工业的废弃物；（3）生活污水和工业有机废水，生活污水主要由城镇居民生活、商业和服务业的各种排水组成。论文格式。工业有机废水主要是酿酒、制糖等行业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水等，其中都富含有机物；（4）城市固体废物，主要是由城镇居民生活垃圾，商业、服务业垃圾和少量建筑业垃圾等固体废物构成。（5）畜禽粪便，是畜禽排泄物的总称，它是其他形态生物质的转化形式[2]。

1.2 生物质能在我国利用情况我国是农业大国，生物质能丰富，主要有农作物秸秆、树木枝桠、畜禽粪便、能源作物、工业有机废水、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等[7]。目前，我国生物质资源可转换为能源的潜力约5亿t标准煤，今后随着造林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生物质资源转换为能源的潜力可达10亿t标准煤[3]。

但是，我国生物质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每年有2 亿t秸秆露地燃烧，25 亿t畜禽粪便污染环境，2 亿多万t林地废弃物白白遗弃，1 亿多hm2土地被抛荒，如能利用现有资源的一半，生物质产业年产值就可达2万亿元，这将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开辟出一个新的途径[4]。

2我国生物质能政策 由于生物质能在我国的巨大产量和重要意义，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以促进其发展，表1汇总了2005年至2008国家颁布的涉及促进生物质能发展的政策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