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发展论文篇（1）

生态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在传统农业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传统农业中只发挥了农业必要的因素，比如土地、天气、原材料等因素，而生态农业是将传统农业的相关因素与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管理手段相结合的农业，并通过一定的经济学、生态学来提高农业的整体经济效益。生态农业是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发展起来的农业，在生态农业中包含了农产品的加工、生产、销售等环节。而且，生态农业实现了农业的规律化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要求。

一、生态农业概述

生态农业中包含了经济学原理、生态学、系统工程管理理论，生态农业的发展是环境与经济相互协调的发展模式，是在不断实践摸索中走出来的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模式。生态农业的本质是在保护环境前提下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其发展既包含了环境的保护，同时也包含了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且这种发展模式是两者均衡的发展模式，转变了传统农业发展中不顾环境保护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提高的旧模式。生态农业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情况下，同时也为后代人的需求提供了保障。在生态农业的发展中非常重视人类、环境、农业、资源四者之间的关系，在保证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兼顾了人类长远的需要。生态农业实现了传统农业的产业化，是集加工、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在生态农业的发展中主张的是无污染的发展理念，减少农药、化肥等化学品在农业中的使用，通过科学的手段对农业种植以及种植技术进行指导，在保证产品数量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因此，生态农业工作者必须懂得生态经济学以及生态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态农业过程中的正确操作。

二、生态农业的特点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只重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第一产业农业的发展，这使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说明，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都是各国的基础经济支柱，不注重农业发展的国家最终都会受到发展的限制。而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犯了忽视农业发展的严重错误，这要求必须重视农业的科学发展，制定农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发展生态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发展生态农业必须重视其所具有的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重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生态农业的发展强调的是整体性的发展，需要协调好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把生态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站，都会发展轻工业，但是在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必然会要求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从产业结构的发展来说，只有各个产业齐头并进才能提高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得长远的发展。

（二）生态农业是多样性的农业发展

我国传统的农业发展全国都采用统一的发展模式，这并没有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而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生态农业的发展是针对各个地区的独特条件而进行的发展。比如我国的南方地区就和北方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南方就利于地方的特色发展“猪-沼池-果树”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只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的农业发展才能做到资源的最好利用，同时也能做到对资源的最好保护，使得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均衡发展，不论是经济效益的发展状况，还是生态效益的发展状况，都应该统一发展。

（三）生态农业的高效性发展

生态农业是一种高效的农业发展模式，在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中一些农业的废弃物都是采用焚烧的方式进行，而生态农业则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这样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也提高了经济效益。

（四）生态农业的持续性发展

生态农业的发展是一种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既改变了传统模式中对于环境的污染，同时对于农产品的安全性也是一种保障，这让生态农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的发展是顺应时展趋势的发展，是在人们对于农产品要求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进行的发展，既是一种保护环境的发展，同时也是一种生态系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业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现状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虽然已经实施计划生育，但是我国人口数量却处于大量增长状态中，而耕地面积却逐年减少，对于耕地面积处于逐年减少的状态中，我国没有出台一部政策法规进行控制。目前，我国森林破坏的现象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一些乱砍乱伐的现象依然很严重，对于多样性生物的保护机制也不健全，很多物种数量处于急剧减少状态中，大约有30%左右的动植物受到很严重的威胁。虽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效益的增长，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分析这种获取资源的发展是破坏式的发展模式，对以后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二）农村生态环境受到生活废弃物的污染

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城市以及农村在建设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生活废弃物，由于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这些生活废弃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在农村，很多农民都将生活垃圾直接扔到田地里，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很严重的污染。而且这些生活废弃物长时间的堆积容易产生一些病菌，是各种疾病的源头，给农民的身体健康也带来了威胁。

（三）农村生态环境受到工农业生产的污染

城市工业所存在的“三废”现象，已逐渐向我国农村发展和蔓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三废”污染现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大约有30%左右的农田受到大面积的污染，近年来的调查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由于一些固体废弃物品的大量堆放，导致很大面积农田不能使用。同时还有大面积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由于环境污染现象太过于严重，所以粮食每一年减产基本在150亿千克上，这就表明直接损失大约在190亿元左右。另外，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给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很严重的污染。由于近些年来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乡镇企业所带来的污染却一年比一年严重。同时，因为农田和乡镇企业通常两方面是紧密相关的，农田已经被作为是消纳污染物的主要场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农业生产也会带给农业环境一定的污染。主要表现在：第一使用农药、化肥不合理，这些化学用品造成了很大的环境污染。特别是一些农药和化肥所引起的污染，不但影响着农业生产的产量，而且对人体和动物产生了很大危害。第二是一些废弃料对农业生态环境有着很大的污染。最近几年来，家庭畜禽类养殖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因为废弃物不能马上用于农业生产，因此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四、农业经济中生态农业的影响分析

（一）促进农业产业化结构升级

要推进农业大力发展，需要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能够更好的适用市场发展需求，进一步调整产业发展结构，同时优化发展最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品，这样可以形成新的格局，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的附加值，形成一体化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在地区发展中，可围绕水产品加工、粮食加工、废弃物加工等进行精心培育和规划，需要从各方面保障所推出的农产品是无公害、环保的产品，形成专业特色的发展形式，不但保障了农民的收入，还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建立起企业直销形式的销售模式，解决物流、推广、应用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从多方面上促进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投融资体系的建立

对于生态农业的发展来讲，制定出与时展潮流相符合的产业政策，可以吸收外来资本和民间资产，政府也会制定出一系列与发展相符的政策法规，农业生产可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迈入更好的发展空间中。对于农民来讲，发展农业生产实属是一件可以提高收入的好事，最近几年来，一些外来的资本家纷纷涌入到生态农业发展领域中，这不但可以帮助企业开拓市场，而且也可以促进生态农业的大力发展。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支持和鼓励发展生态农业，同时也可以在政策法规上给予支持。另外，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管理机构。

（三）生态休闲旅游与农业景观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很多人们都希望能够真正亲近自然和享受大自然带来的美丽，开展农村生态景观正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它是在生态农业发展中诞生的，进一步开创了农业生产运作的新形势。这是一种新型模式体系下的旅游项目，运用在农村生态环境、农业生态成果、田园景观等等，从一定程度上吸引广大游客来购物、体验、观赏、健身等等，从各方面上促进生态农业的大力发展，对于生态农业发展来讲，既需要加大力度进行发展，而且还需要保障其发展的稳定性。

（四）发展农业国际贸易

我国是传统农业的出口大国，大力加快农产品的快速发展，对开展我国农业贸易格局起到非常关键的影响。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会受到质量、产量、出口等各方面困扰。在我国农产业生产过程中，会广泛运用化肥、农药、激素等等，这样就会使牲畜、水果、粮食等农作物含有一些化学成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影响到出口的数量和产量。大量研究表明，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开发出绿色产品，也就是一些无污染、无公害、无毒害等化学物质，也就是一些具有营养价值的食品，这样能够与我国一直倡导的环保理念相符合，进而加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因为我国起步较晚，我国的生态农业发展的还不够成熟。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还没有凸显出来。因此，必须加强对生态农业的研究，重视生态农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上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

作者:闫晓静 单位:河北北方学院

参考文献：

[1]苏春华，等.可持续的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选择[J].农业现代化究，2012(6).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篇（2）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结束了计划经济对农业生产的束缚，而目前国家又把农业当做立国之根本加以扶持，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工农产业结构已由量变阶段逐步过渡到质变阶段，已逐步由农业支持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出很远，而农村生产力发展依然很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依旧很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目前我国已具备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条件，所以现阶段要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式，把资源尽可能集中到农村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

当前首要任务是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提高农村整体竞争水平，增加农村人口收入。目前我国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但信息化水平不高，仍旧以家庭生产为主，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水平有限，农村劳动力不能彻底的解放出来，农民生活水平仍然低下，部分地区农民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应当认识到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根本在农村，重点难点在农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其它一切事业的立足点。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有机构成部分。因此，当前我国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好农村问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在转型期的新变化

随着工农产业结构的质性变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今后将侧重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发展。随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深入铺开，传统的农业产业结构研究将被打破，今后将更加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而农产品包装推广、农村物流的创建发展，绿色食品的培养个种植等都将成为学科关注的主要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力冲击下已逐步瓦解和破除，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这一变化，跟上发展的潮流，更好的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面对当前城乡一体化的形势，城乡生产要素的广泛流通无疑将成为学科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此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还将受到农村现代化战略性驱动的影响。农业现代化要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前提，要注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发展理念将直接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对农业发展方式研究的根本方向上的变革。而研究方向的改变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倒逼农业经济管理思维方式的变革和颠覆。此外，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依旧远远滞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依旧不强，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也将成为以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侧重点。

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长期受传统教育影响，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践性不强。农业科研工作者受传统思想束缚，不愿下基层、下农田，研究成果不能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农村和农业。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深入发展，转轨以后的经济市场要求理论研究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知识，为适应这一新变化，高校应侧重于农学的实践类教学，多开展调研实践活动，为我国农学研究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储备人才。

此外我国农学研究也日趋多样化和综合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计算机技术、数理知识、管理知识等日渐融合进农学研究。在此背景下，高校应着力拓展在读学生的知识面，大力培养掌握扎实专业知识，拥有渊博知识面，动手实践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三、新形势下，关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

我国农业经济进入转型期以来，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为世界粮食安全与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必须提高我国的农学研究水平，大力培养高产优质的杂交粮食作物，加大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扶持力度。另一方面面对进口农作物，应持有相对慎重的态度，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应本着对全体国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进行反复的论证研究决定。

新形势下，我们应当看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巨大机遇，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的背景下，利用政策优势，整合起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强大人才队伍，拓展研究方向，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在全球农业市场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篇（3）

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经济整体快速发展之时，河南也表现出强烈的发展冲动，因此，河南有必要认真审视全省的发展战略。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省的顶层设计，一定要符合省情的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符合国家的产业布局，符合国家主导的国土开发格局。对河南而言，需要认真权衡自身在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地位，由此来谋划河南的发展。

一、以非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带动河南综合实力的提升

西方管理专家提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指在有限资源环境之下，通过推动系统内部的局部突破来实现整体的跨越性发展。其实质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是一致的，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在河南省的总体发展战略中，实行非均衡发展，可把郑汴一体化作为实现中原崛起的突破口，以重点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带动河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郑州与开封相距40多公里，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在逐步缩短。郑州是河南省会，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城。开封是七朝古都，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两个城市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郑汴的谐音是“正变”，也就是郑州、开封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对古城开封是个难得的机遇，对于增强郑州综合势力，推动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以投资和出口为带动的经济成长战略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在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有效措施，同时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提供了历史机遇。扩大内需，也会为河南的发展带来机遇。

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政治中心也是文化、经济中心。历史上，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文化心理始终在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省市的行政中心的转移，同样带来周边区域的开发和快速繁荣。既然有成功的先例，那么实施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开封市委、市政府等行政区域战略转移非常必要，也是促进经济繁荣的有效方法。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东迁至郑东新区以东，或在郑州与开封的中间地区中牟县城附近选择合适区域。同时，开封市委、市政府要向西迁。如此，郑州与开封之间的空间距离会大幅缩短。行政管理中心的转移，既可表明政府建设和发展这一区域的信心与决心，也能促进整个地区的快速崛起。

二、以区划调整为推力，加快郑汴一体化进程

为加快郑州与开封融城步伐，河南省人民政府投资建设了郑汴快速城市通道，简称郑开大道。2006年11月19日正式通车。郑开大道宽100米，以三幅路形式建设，机动车道采用双向10车道，总长为39.2公里，起始于郑州市金水东路和东四环的相交处，向东穿越京珠高速公路，连接到开封市大梁路西端。设计时速80公里/时，从郑州市区到开封仅需30分钟。

郑开大道开通以来，郑汴一体化进展良多。2008年11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郑汴一体化问题。会议指出，郑汴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效益初步显现。2007年，郑州、开封两市生产总值合计达到2992亿元，比2005年提高6.8个百分点。一系列双向开放的利民惠民措施，使两市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方便和实惠。在郑汴一体化的有力推动下，古都开封正在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居全省第一位。实践表明，郑汴一体化发展的决策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体现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全省和全国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对以后的发展，要逐步实现“五个打通”:一是交通要打通。现在郑开大道已经开通了，还要进一步打通生产线，使运输通道也能畅通。二是规划要打通。郑州开封两市在研究发展规划时要加强两个城市规划的衔接。三是政策要打通。既然是一体化发展，政策上两市也要一致起来，投资也好，产业布局也好，都要兼顾到开封。四是功能要打通。两个城市的功能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在城市功能上互相衔接、互相补充。五是运行要打通。要建立健全郑汴一体化发展运行机制。

但“五个打通”却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行政管理区划调整。现在推动郑汴一体化进程的是一个协调机构，其行政职能需要省政府，郑州、开封两市政府授权，增加了决策环节，不利于整个区域的统筹协调。既然省委、省政府决定要尽快实现郑汴一体化，那就要早作决断，调整现有区划布局，理顺行政管理体制。为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将开封市及其所属五县归属郑州，保留开封市名字不变，行政级别不变。开封是一个具有较高国际声誉的古城，其名字具有极大的品牌效益，一定要保护好、使用好。为保证其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在区划调整时，可在其周边预留足够的发展用地。

行政管理的统一，可使郑汴一体化更具实质意义。在区域规划、产业布局等各方面都能做到步调一致，减少许多中间环节和不必要的浪费。

三、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依托，开辟新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作为传统的农业区，这必将为河南省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每当国际粮价走高，一些国家别有用心的人就大肆渲染“黄祸论”。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责任重大，对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非凡。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因此，中央对河南的工业化有顾虑、有限制。既然中央不鼓励河南大规模的工业化，尤其是要努力阻止河南牺牲农业生产的工业化。那么，河南就要坚持“保证现有耕地面积不减少条件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此战略可以一举多得，一是有利于打消中央对河南工业化发展的顾虑，不用担心国家的粮食安全；二是有利于化解“三农”问题；三是有利于探索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实现政策困境中的发展；四是有利于协调农业和工业互相促进的关系。在国家紧缩地根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河南的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河南省村落分布松散，缺少统一规划，占用土地面积大。在推进郑汴一体化过程中，可以通过大力推动郑汴之间农村地区或者更远一些村镇的新农村建设，腾出许多土地，用于置换郑开大道附近区域的建设用地。

在开封汴西新区建设新城区，也可扩大中牟县城的城市规模，安置失地农民。该区域内的农民以现有土地入股的形式转化为城镇居民，将土地交由农业开发公司等集中经营，农民可以按月领取土地收益。在郑汴工业带之间除吸引高科技产业外，还要布点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扩大就业，安置失地农民。同时，落实好相应的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措施，以减轻大规模建设中来自失地农民的压力，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推而论之，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三农”问题十分突出。河南省委、省政府首先大力推进河南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道路，探索新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河南省整体城市化水平，又可以解放生产力，把受土地束缚的农民较为彻底地解放出来，促进河南省“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

四、以高等教育为动力，积极支撑河南的经济发展

河南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不要说与发达省份相比，就是在中部六省也处于落后地位。仅就国家“985高校”、“211工程”学校而言，湖北省16所，湖南8所，安徽5所，而河南仅有1所。如果我们再不抓紧当前的发展机遇，河南高等教育与全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篇（4）

1．加大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农业科技体制。

既积极推进改革，又充分考虑农业科技地域性、周期性、公益性的特点。一是优化专业结构，使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的科技力量配置科学合理，当前的重点是加强产前，特别是产后的科技力量；二是优化布局，逐步改变农业科研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建立以生态类型区为基础的新型科研组织体系；三是扩大开放，更多的吸收国外有益的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吸引更多的高水平人才，引进资金和先进的设备、设施。

2．切实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和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促进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形式的多样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在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下大力气把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逐步建立一支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企业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宏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

3．围绕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针对农业产业化对技术的需求，筛选一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适当引进进行组装配套，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并通过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大成果推广计划、星火计划，大力推进农村的科技进步，积极引导东部乡镇企业上水平、上规模、出效益。

4．切实提高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一是突出应用研究，努力解决严重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技术难题；二是抓好基础研究与基础性工作，为农业科技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特别要抓好基因工程、光合作用机理、杂交优势机理和生物固氮等方面的工作；三是要加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核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与产业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形成一批农业高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四是要针对21世纪养活16亿人口对技术的需求，抓好超前研究与技术储备。

5．建立一个宏大的、高质量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我国的人口多，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还很低，农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大。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拥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体系。

6．加速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由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科技管理和科技企业等部分组成。针对农业科技多头管理、重复和分散的现状，建立协调高效的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对农业科技机构进行分类重组，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机构。将农业研究开发机构分为技术开发类、科技服务类和基础公益类三大类，采取不同支持方式。技术开发类机构转变为科技企业或进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科技服务类机构转变为企业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公益类农业科技工作由政府以项目和基地的形式给予支持。对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进行改革，建立队伍多元化、运行市场化、形式多样化的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民营农业科技企业，逐步形成国家、地方、企业、民营等多元化的农业科技体系，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择优支持，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基地，培养一批世界知名的农业科学家。

7．抓紧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体系。

通过信息体系的完善，使科研单位更迅速方便地了解农业生产实践对科技的需要，使生产经营单位更容易地了解和得到农业技术信息，促进科研面向生产、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8．抓紧建立农业标准体系。

尽快制定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内的农业质量标准体系。

9．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作为科研成果转化和农科教结合的突破口。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按照实现农业区域布局合理化的要求，在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下，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建立一批功能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10．增加科教兴农的投入。

要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各级政府、全社会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特别要增加各级财政科技投入，中央和地方每年都要在基建拨款中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用于重点科研基地和重大科技工程的建设。到20世纪末，使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0．5％～0．7％以上；到2005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

突出科教改革重视三项任务

1．战略重点和布局

在科技项目发展上，不断总结成就，寻找差距，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重要农业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进行攻关。

"十五"期间的重点和布局。"十五"农业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农业新阶段对科技的需求，在原有增产类技术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有关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环境，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对技术的需求。拟着重突出以下几个方面：（1）针对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对科技的需求，大力发展以大幅度提高单产和综合生产能力为主的增产技术。（2）针对我国农产品品质较差的现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品种结构，提高品质，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为核心的优质技术。采用自主开发、引进、消化、吸收、转化等多种途径，尽快改变我国目前的农产品质量不佳的状况。（3）针对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的要求，发展以加速农业产业化为目标的高效农业技术，着眼于资源高效利用，农产品附加值提高等方面，开发新技术，开拓新产业，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4）21世纪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将是国际农业竞争的热点，要针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大力加强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加速实用化、商品化、产业化，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5）充分考虑农业科技公益性强的特点，大力加强农业科技基础性建设工作，特别是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的长期定位观测和基地建设，进一步强化动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农业信息网络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开展以农机、节水灌溉机具、肥料、农药、农膜为主的支农工业技术研究，为农村科技的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条件。（6）发展以生态建设和保护环境为主的林业科学技术。开展生态林业、防护林体系建设、森林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推动荒漠化综合治理。（7）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以改善环境为主题的可持续农业科学技术体系。（8）针对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发展区域性综合配套技术。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优势，促进全国农业快速、持续、均衡发展。为提高西部大开发的起点，"实施农科教战略西进紧急行动"。

中远期战略重点。（1）充分利用生物的遗传潜力。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好的动植物新品种，重视资源与环境问题。（2）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3）保护和有效利用水资源。今后，应因地制宜地加强灌溉农业、节水农业、雨养农业和旱地农业的基

础理论

研究和关键的配套技术研究。（4）食物安全、国人营养和健康。（5）提高科学种植与养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增加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动植物综合生产力。（6）改进农产品加工、储运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保鲜、加工、储运、包装、销售和综合利用等技术，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技术保证，尤其要重视发展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7）关注转基因动物和植物的研制和生产，使我国农业紧跟世界高科技先进水平。此外，工厂化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等也都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方向。（8）针对我国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的实际，利用信息社会即将到来的有利时机，把农业生产中的"软件"部分，特别是管理水平提升到应有的高度。

2．"十五"期间体制改革问题

改革的指导思想。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以结构调整、机制转换、人才分流、制度创新为重点，从农业发展的需求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的特点出发，调整农业科技力量的布局，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制建立的步伐，以改革促进发展。

转制改革的方案设计框架。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将按照分类指导，抓大放小，适当归并，促进发展的思路，积极有序地推进。

分类指导。目前对农口不同类型的科研院所，应根据其不同特点，进行院所定位，分类指导。对从事农业、林业、气象、水利水文资源、生态环境、大江大河治理，防灾减灾、节水灌溉以及重大工程技术等公益性研究及应用基础性研究的科研机构，按非营利性机构的机制进行运行和管理；对从事成果推广、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专业培训、分析测试、质量标准等的科研机构，要转变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或中介机构；对具备研究开发优势并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或具备产业开发能力的科研机构，要转为科技性企业或进入企业。

抓大放小，适当归并。根据未来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和目前科研单位专业结构分布情况，应在专业重组，结构调整的基础上，重点依托综合性科研机构，稳住一支高水平、精干的农业科研队伍。保留若干个研究院，按非营利机构运行，由中央管理；归并若干个科研单位，按非营利机构运行；若干个科研单位转为企业；若干个科研单位转为中介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若干个科研单位进行结构性调整并转化。

促进发展。通过改革，进一步促进科研院所的结构调整和机制转变，同时，配套进行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和创新，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农业科技发展，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有利于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的新型农业科技体制。

组建和完善国家、部、省（市）级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高科技园示范区、开发区、高科技集团等。近期将主要依托农口各部门的直属研究院所，联合有关院所、高校，通过组建部级或地方级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高科技园示范区、高科技集团等科研机构，集聚农业最优秀科技人才，围绕关系农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和技术创新，为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3．在科技的使用上进行革命性变革，重视发挥科技的综合作用，借助综合国力，深层次地改变农业生产的重大机制问题。

由传统的粮食开发机制转向大食物开发机制。由于我国食物资源的丰富多样和人口众多，通过科技的作用，使尚未被用作人类食物的资源成为人的食品以及创造出新的食品种类，其革命性变革的巨大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

由传统的种植业二元结构机制转向三元结构机制。使"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转为"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这是挖掘饲料潜力，增加我国优质饲料的重要途径。

由传统的耕地资源开发机制转向整个国土资源开发机制。我国广大的丘陵山区、草地、海陆水面和滩涂都可发展各具特点的农业产业，特别是通过高新技术的运用，可以开发出人类未曾有过的农业产业，前途不可限量。

由传统的农产品简单加工机制转向多次增值的现代化农产品制造业机制。使农产品在农村多层次地利用，形成巨型的现代化产业。

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以下九个方面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农作物品种

我国拥有丰富的品种资源，但在种质资源研究利用的深度如抗性基因的发掘利用，野生种、边缘种优良特性的利用，利用生物技术保存种质资源和人工创造新种质等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资源鉴定和品种资源工作体系也不够完善。另外，在良种繁育体系与制度方面，不如发达国家规范化、科学化。

作物生理化研究，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个体、器官或细胞水平上，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

栽培技术

目前我国的耕作栽培技术体系仍停留在常规耕作技术与经验上，同国外开展的以计算机为主的规范化、定量化栽培比较，还有相当差距。在利用化学调节剂调控作物生长发育方面，有的专家认为与国外的差距有15－20年。

在土壤肥料方面，免耕与少耕理论风靡全球，而我国的土壤科学基础研究还很薄弱，施肥方法落后，世界先进国家的肥料利用率稳定在50％－70％，而我国只有30％－40％左右。

防止作物减产科技

据专家估计，我国植病生物技术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至少相差15年以上。在昆虫行为机制、害虫与寄主植物关系、害虫与天敌间的生理、生化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都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在农产品产后运输、贮藏、保鲜、加工设施和技术也有很大差距。据估计，北京因粮食储藏条件而导致虫蛀、霉烂和其他侵害损失的粮食总和达500万公斤。每年约有15％的生鲜果蔬损耗掉，直接经济损失达两亿多元。

植物生物技术

目前国外的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程度相当高，形成产业的产品主要有：细胞和组织培养产业，如花卉、草莓、荔枝等试管苗和脱毒苗；微生物农药，如苏芸金杆菌；生物技术农产品；兽医治疗药物和防治疫苗品；农用诊断试剂；家畜胚胎移植技术；单细胞蛋白；人工种子和胚芽等。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仍然较低，研究设备和手段，工业化生产还相当落后，生物产品商业化生产、产业化发展还不够。

畜牧业科技

目前我国畜牧业科技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0－15年。特别是在畜牧业基础学科研究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明显。有些研究还几乎是空白。

农田灌溉技术

瑞典、英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法国等国的喷灌面积均已超过80％，美国、俄罗斯约为40％，美国微灌面积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达到总灌溉面积的3％，以色列灌溉面积中约2／3为微灌，1／3为喷灌。我国在地面灌溉方面，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无论在材质、性能、自动化程度等方面与世界先进

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尤

其是自动控制设备方面差距更大。

农业机械化技术

从大量生产的现有产品来看，机具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或5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亦即落后30－40年。

在应用方面，农业机械化程度，机耕率为80％，机播率为77％，机收率为70％，而发达国家则全面实现机械化。

农业信息技术

计算机进入我国农业领域仅有10多年的历史，但从世界范围看尚属起步阶段，同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比较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应用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农业计算机应用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林业科学技术

我国现有的林业技术水平同林业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20多年。科学技术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1．2％；人工林林木每公顷蓄积只有33．3立方米，远远低于我国森林总蓄积每公顷平均83．6立方米的水平；全国有林地面积只占全部林业用地的50％，而美国为95％，瑞典为98％，日本为96％；我国的树木利用率很低，树林出材率只占全树的25％，而林业发达国家已从原来的全树利用发展到全林利用以至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利用；我国每公顷森林年均净生长量仅为2．7立方米，而德国是6立方米，芬兰是4立方米，美国和日本是3．1立方米。

全面启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紧迫性

1．适应世界农业科技革命的需要。

由于以育种技术和农业化学技术为主导的农业技术革命的带动，到20世纪中叶，农业得到高速的发展。相应地，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导致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新材料、航空与航天、自动控制等现代技术的兴起，使农业面临启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并将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这次新的农业技术革命将导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再次振兴。

2．再次振兴农村经济的客观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生了两次革命性进展。第一次是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建立，理顺了农村的经济关系，是农业生产力巨大的全面释放，奇迹般地快速达到农业生产的成倍增长，为终止我国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创造了根本条件。第二次是乡镇企业的广泛兴起，使农村进行了历史性的产业大调整，农村工业占全国工业增幅的主要地位，开拓了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出路，把农民引向小康。这两次革命性进展，已各持续了一段时间。现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将以突出科技为特点。

3．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方针、道路一些基本问题的客观需要。

我们应着眼于以下几个在20世纪尚未解决好的基本问题：

缺乏可靠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科学技术还没有真正成为农业强有力的第一生产力，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很好消除，等等。

4．及时解决农业发展中面临现实矛盾的客观需要。

农产品质量差、农业效益低，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它导致农民收入低，结构调整难。在"入世"之后，对农业的挑战更为激烈，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显露出来。在未来人口增长和需求多样化进程中，资源和市场的双重制约更加突出。乡镇企业技术推动的发展后劲不足。乡镇企业是农村非农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由于产品升级、布局调整等问题，使其发展面临转折时期，难度较大，减弱了农村经济实力，成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战略思路和目标

1．战略指导思路。要切实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根本方向，促进科技与经济和市场的有效结合。坚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的有机衔接和有效配置，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既要加速常规技术的组装配套、大面积推广，又要力争使农业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培育一批高科技企业或集团；既要抓好农业增产技术，又要加速发展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技术；既要造就一批学术带头人、高级管理人才，又要培养一大批农业科技企业家，并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总体目标。

"十五"期间要把为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支撑作为核心任务。

到2005年，使我国农业科技关键领域科技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五年，科技在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气象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5％、35％、55％、55％和60％以上，农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篇（5）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

1.科学规划生态立城

按照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的要求，坚持“生态城镇、绿色家园”的规划建设理念，确立了“东兴园、西拓城、南强工、北商贸、中兴文化”的小城镇发展思路，精心打造场部中心城和第二、十一、十二管理区卫星城，将农场的建筑风格与北大荒文化有机融合，探索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小城镇化道路。2008年以来，农场共搬迁居民点27个，搬迁居民3672户，转移安置8078人，城镇化率达到87%。

2.城镇功能完善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场加强社区管理，注重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城镇功能，设置了街道办和居委会，配备了卫生管理员和专用卫生清扫车，加强道路、环境卫生、垃圾、草坪、公园、城镇6个方面管理，做到场区网格化管理全方位覆盖。逐年配套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乡村住宅的功用性与都市住宅区服务的完善性相结合，力求体现乡村住宅的舒适和都市住宅区服务的完善。关注城镇建设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新建廉租房小区户均面积44平方米。

3.产业兴城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就业

近年来，农场在城镇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物流仓储等规划建设中预留发展空间，注重工业园区的建设。先后投资4525万元用于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现已完成172万平方米的园区建设，逐步构建了以稻米加工、生物肥生产、生物质能源开发、粮深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现已入驻企业达19家，粮食安全储存能力达到15.2万吨，解决就业1200人。通过与中铁集装箱、中海集团、信风海运集团、锦州港务局、营口港务局合作，实施陆港多式联运项目建设，2013年新建的第三条铁路专用线即将投入使用，为农场获得部级粮食物流示范单位、省级稻米加工园区荣誉称号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境外农业开发

1.政策与资金扶持职工境外开发

对境外农业开发的职工，农场给予相应政策和资金扶持，并帮助种植户解决在国外的粮食仓储和销售难题。2013年，选派了2户优秀种植户赴朝鲜罗先市耕种水田980亩，投入农业机械及生产资料近百万元，建造了标准化育秧大棚和高标准农田，取得了较好的收益。2014年，农场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租种水田24300亩，遴选10户共45名种植经验丰富的科技示范户，委派4个管理团队负责服务协调和技术指导。

2.项目合作加大境外农业开发力度

2011年，农场与北大荒丰缘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澳洲建立示范农牧场及控股港口建设项目，建立示范农牧场52万亩，控股港口年货物进出量300万吨，已完成产权交割，当年完成播种面积22.6万亩；2013年，农场与北大荒丰缘麦业集团合作，在澳大利亚西澳洲购买耕地52万亩，并租种耕地70万亩，种植的油菜、小麦、大麦等作物均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三）产业发展

1.牢牢抓住农业立场根本

10年来农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达1076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资6375万元，农场自筹资金4386万元，开发改造中低产田10.4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2万亩，投资近400万元实施了农业信息化项目，完成建设标准化奶牛小区2座和蔬菜大棚基地1处，建设了云山南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目前，全场实现统一标准化统供芽种率100%，建立了标准化集中育秧基地39处，标准大棚5942栋，航化作业面积约43万亩，旱田综合防病健身促早熟10万亩；水利设施、农机更新投资达9624万元；落实完善规模展示田及新优特品种展示田20处。

2.稳步调优结构推进产业升级

近年来，农场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注重以产业拉动的方式促进农场经济健康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了近6年的最高水平（如图1、2所示），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年增高，第三产业相对保持稳定的发展趋势。2013年，农场实现生产总值170081.6万元，第一产业增加值81211.7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53873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34996.9万元，人均纯收入2.6万元，全年实现粮食总产29.46万吨。

二、主要经验

（一）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双层经营体制机制

农场重点扶持中型家庭农场、种植联合体和合作社，稳步推动土地流转，控制土地流转规模，避免土地过度集中，以多占有资源者多承担地租的方式，平衡职工利益，并进一步规范旱田种植联合体、种植合作社的运作，鼓励以多户联合方式经营土地，避免和减少少数人种多数田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巩固和完善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以国有农场为核心、以家庭农场为主体、以种植联合体和合作社为辅助”的新型双层经营体制机制，为垦区全面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范例。

（二）“产业城镇化”助推农场“四化融合”发展

农场适度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注重把握好资金保障与建设速度、城镇发展与产业升级、城镇规模与人口就业、城镇建设与城镇经营管理等4个方面的“平衡点”，依托管理局省级经济开发区建设区域性工业园区和仓储物流中心，大力招商引资和引导入驻企业开展粮深加工项目建设，培育了多个绿色食品标识产品，积极开展多式联运商务推介活动，增强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提升了二、三产业比重，推动了小城镇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农业富余劳动人员就业，2008年以来农场实现年平均净利润4353万元，年平均净资产增长率251.88%，整体资产负债率呈下降趋势，逐步形成“以城养城”和“以业兴城”的良性循环，探索出一条垦区“产业城镇化”助推“四化融合”的发展路径。

（三）境外农业开发“两翼多元”发展

农场按照总局和管理局战略部署，以国际视野谋划对俄、对朝、对澳开发。特别是提出“一路一带”战略以来，农场进一步抢抓历史发展机遇，超前抢占国外农业资源，与北大荒丰缘麦业集团在澳大利亚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基地，与新友谊农场联手进行俄罗斯农业开发，在扩大境外农场耕种规模、完善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拓展农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了“两翼多元”发展，为垦区各农场积极推进境外农业开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问题挑战

（一）土地承包企业所得税征收亟待规范

2013年，鸡西国税局按照省局的统一布置，对农场的非职工土地承包费收入自2009年起要征缴25%企业所得税，农场及时与当地国税局进行沟通协调，截止到目前仅开展了摸底调查工作，并未征缴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2009年和2010年的非职工土地承包费收入免税没有政策支撑，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存在一定的困难；二是国家税务总局和省国税局口头上认可农场从2011年1月1日开始可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第48号公告第八十六条委托经营方式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农场的承包经营方式实际上并不属于委托经营方式，如不规范处理，将会为日后的企业所得税缴纳问题留下极大的隐患。

（二）境外农业开发急需国家扶持政策

目前，农场在俄罗斯租种的土地，都是从二包、三包等渠道获得，租金高、土地条件差，相关服务没有保障，一定程度上缺乏总局和管理局层面的统一协调和沟通机制，在生产资料筹备、技术服务、产品处理、加工、销售以及信息、法律等方面与境外合作方的合作存在一定困难；域外开发的农户资金能力有限，仍需农场垫付资金维系生产和购置机械，存在资金运行风险。因此，亟需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对垦区境外农业开发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特别是在土地、农机购置等方面亟需相关政策和项目支持。

（三）资金流动性问题制约农场经济发展

近年来，农场在危房改造及整体搬迁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城镇后续管理维护成本上升、物业管理、城镇环境和基础设施配套资金缺口较大，加上职工工资、“五险一金”和办社会支出的叠加效应，农场资金周转较为困难，目前农场资金的流动性及偿债能力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图3所示）。而农场收入来源中40%来自于土地承包费收入，由于土地地租不能上调，作为农场重要经济来源的农业承包收入长期保持同一水平，难以满足逐年递增的“五险一金”、城镇维护费用、工资正常增长等方面支出，资金紧张的局面难以缓解。如何实现保证农场经济发展与职工减负的利益平衡是当前农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对策建议

（一）以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建立与农场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制度，继续推行土地适度规模、集约化经营，合理确定承包条件、年限、金额等事项，禁止变相增加职工负担；继续巩固和完善家庭农场这一农场基本经营主体，着力培育专业种（养）大户、种植联合体、农工合作社等新型市场经营主体，积极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构建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模式，鼓励和扶持各类金融性合作组织参与产业分工和产业升级，最大化激发职工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带动产业化、市场化，带动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加工物流，努力创建农场自有农产品品牌，努力提高电子营销水平，切实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农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涵养后劲。

（二）以区域性仓储、加工、物流中心为载体

着力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农场以“部级粮食物流中心”为平台，整合产业发展要素，积极引导现有稻米加工企业，通过组建稻米加工协会或联合体，实现产前、产中、产后的资源、信息、市场共享，不断完善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积极建设农产品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质量追溯，持续推进粮食仓储、烘干和物流体系建设，积极做好内陆港业务的拓展开发，提高货场和港口发运量，有效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加大域外开发力度，继续扩大在澳合作种植面积，积极组织落实种植户赴俄开发种植耕地，为农场可持续发展涵养后劲，努力打造以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农业物联网。

（三）以处理好各方利益链接为切入点

掌握好境外农业开发速度与质量的平衡点。在符合国家域外开发大政策的前提下，结合农场实际情况，应积极与国家农业部、农垦局等相关部门沟通协商，争取给予垦区农场在对俄、对澳等国家农业项目开发方面的政策扶持，建立总局、管理局、农场三级统一协调机制，畅通政策落实渠道，把握好境外农业开发的速度和质量的平衡点，注意保护境外农业开发家庭农场利益，处理好国有农场、境外合作伙伴和境外家庭农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五、结论

（一）探索出一条以农业现代化带动新型城镇化

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路径，对于垦区各农（牧）场推进“四化同步”具有引领作用。多年来，八五〇农场科学准确把握总局统筹发展方针，在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城镇经营管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域外农业开发等方面秉持了“稳中求进、开拓创新、富民强场”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区域性加工物流中心带动农牧业发展”的产加销一条龙产业化发展模式，探索出了一条以农业现代化带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四化同步”发展路径，初步实现了“四化同步”融合发展。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小城镇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费孝通教授的一项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关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费孝通教授经常深入基层,“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追踪中国城乡改革开放与建设的实践,总结与概括各地富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提出的新工业化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带)发展模式概念及其论述,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实际工作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孝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经常深入基层实地考察,从沿海到边区频繁进行长时间、大跨度的系统调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当我翻开费老当年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一本本论著,内心充满了敬意与怀念。现特撰此文,希望理清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轮廓,作为对先生永久的纪念。

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注1）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他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注2）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通过对苏南等地的调查,发现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社会主义模式里还有“小鱼帮大鱼”的一面,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注3）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注4）

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注5）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以苏南发展乡镇工业为例,指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意义。他说:“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注6）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为什么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费孝通教授指出:“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注7）在苏南地区,村与乡镇领导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的热情很高,因而对于乡镇企业的基层行政推动力十分强大。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反映了苏南农村工业发展的实际与历史背景。苏南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当然也有它的不成熟性,例如,出现了分散化的现象。说“村村办厂,队队冒烟”,有些夸张,但相当多的乡镇企业没有集中到城镇确是实情,造成了产业升级困难、要素聚集规模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以前,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注8）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当年农村社区集体企业,如今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有些成为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企业。

费孝通教授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苏南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了一些有特色的乡镇工业,从而以这些特色工业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了常熟招商城、吴江盛泽丝绸市场等一级批发市场。

费孝通教授把社会系统思想引入了乡镇企业研究。他指出,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不论在实践中观察还是在理论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是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苏南农村经济与上海市联系较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联系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苏南地区乡镇工业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

费孝通教授在新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核心是“志在富民”。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江村调查时就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看法。1957年,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因此,他建议恢复发展农村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20世纪80年代,他又指出:“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来。”（注9）他指出,富则安,安则稳。富民思想是费孝通经济发展理论的中轴,他在江苏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从未离开这个中轴。

小城镇发展模式

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这是费孝通教授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曾说:“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注10）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教授调查的村子是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他称之为“江村”。江村调查是他已有的基础。

“江村”如何改变比较落后的面貌?从内部来看,应是发展工业;从外部来看,应是发展小城镇。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注11）1982年初,费孝通教授四访江村。以后,他将研究视野由村转向镇,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他指出:“当年,有些地区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注12）

1983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离土不离乡”与“离乡不背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形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土又离乡”与“离乡又背井”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宋林飞,1998)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

费孝通教授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认为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关于小城镇的“人口蓄水库”作用,费孝通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最新成员。”（注13）1984年,我曾根据费老的要求,带领学生在无锡县进行县城、乡镇、村集三级小城镇调查,发现该县小城镇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的1/3。

关于向边区疏散人口的问题,费孝通教授指出,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却是手艺人滚滚而来。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我很赞成他的这一观点。西部大开发应通过“东人西进”、“中人西移”与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人流、人气带动资金流、物流与资源开发,繁荣边区与强固边防。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首先选择的是先进典型。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费孝通教授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它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注14）

费孝通教授相信:“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注15）他对这种方法的不足,曾作过以下阐述:“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尔德(Redfild)教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注16）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研究中使用类型比较法时,努力克服这种方法的不足,而以敏锐与远大的眼光,从个别微观社区展望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费孝通教授主张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观察范围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和观点的逐步提高。我们对小城镇这个研究对象,从模糊的一般印象里分出了类别,又从它的发展路子中分出了模式,更从各模式本身的变动中观察到它们共同的发展方向。”（注17）他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拳拳报国之心。他说:“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注18）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1983年,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注19）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把费孝通教授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要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发展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促使他进入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1984年,费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反而更有精力、更加努力地发展社队企业。（注20）他曾对苏南一位领导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经济增长快速,是我国率先发展的地区之一。对于苏南等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因此,总结苏南发展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是必要的。

费孝通教授提出“苏南模式”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当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就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教授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四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费孝通,1998)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实践证明,他的这一主张与苏南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是一致的。

“温州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又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1986年,费孝通教授在温州调查时发现,“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万,其中经商的约10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费孝通,1992)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注21）“温州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区所有制”。他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胚于传统模式的。”（注22）

“珠江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的工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是主体也部分在外,利润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注23）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做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发展得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他称之为“民权模式”。（注24）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大庆油田的厂房建筑,多年来几乎全是由苏北农村的建筑队承包的,依靠这种劳务输出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教授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连,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前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教授称之为“侨乡模式”。

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注意防止简单化、样板化倾向的。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费孝通教授以发展的观点,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初步认识进行过反思。1992年,他通过实地调查对苏南模式提出再认识,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并对珠江模式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发展的速度快,原有的模式变化较大,新的特点正在突出,以致过去的概念已有部分过了时。”费孝通教授还指出:“过去似乎太着重了各个模式的‘特色’,也就是它们的个性,而相对地轻视了各种模式之间交相作用、相互学习而趋同的一面。”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如果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些“模式”,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是要防止简单化的倾向,但不应因此拒绝使用“模式”概念。“模式”也不是“样板”,并不要求其它地区简单地去模仿与照搬照抄。我认为,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为了倡导人们关注与总结各地发展经济的实践,学习与推广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因而,是十分有益的。经济圈发展模式

1984年以后,费孝通教授走出江苏,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东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费孝通,1992)从研究方法而言,费孝通教授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横向扩展,即从对江苏省本身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二是纵深发展,即从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以至整个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

“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是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的深化与延伸。费孝通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费孝通教授首先关注上海经济区与南京经济区的建设。他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将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把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和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并提作为苏南区域,这是从它们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说的,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经济区;在苏南、苏北之间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属于南京经济区。这种划分不同于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提法,但对于打破行政区划理解经济区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联结南京、镇江、扬州3个城市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费孝通教授也看好这一地区,认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地区的乡镇工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星点周围的太空。我曾陪同他考察过扬中,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费孝通教授建议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他认为,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系列改革中得到适当的重视与扶持,不仅自身能迅速强盛,而且具有强大的能量,可以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费孝通教授对上海浦东开放寄予厚望,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注25）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

近几年来,沪苏浙理论界与政府日益重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15年前费孝通教授的倡议无疑是其先声。费孝通教授认为,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基于这一思路,他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的经济带的发展设想。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这表明费孝通教授的经济区域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认为,围绕香港这个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已到广东的邻省。“1998年底我曾从广西的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回到广州。这个地区正处在上述工业扩散区的,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使我感觉到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将发生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注26）近年来,张德江同志推动的“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模式,无疑与费老的主张不谋而合。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意见以及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他主张,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应当包括河口与稍微靠里一点的潍坊、淄博。

世界有“南非问题”,中国有“东西问题”。费孝通教授主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他提出了关于西北黄土高原、西南溶岩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建议。这两套有关开发西部的设想,是费孝通教授在经济区研究方面的延伸。他认为,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教授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为庆贺费老九十大寿,我曾发表了《费孝通小城镇研究方法与理论》一文。此后,费老仍不辞辛劳,继续进行实地调查。弘扬他始终注重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注释：

注1、9、11：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127、128页。

注2、4、6、7、8、10、12、13、14、17、18、19、20、21、22、25、2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7、55、49、26、109～110、2、8、32、4、576、8、539、55、282、541～542、594、576页。

注3：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注5：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注15、16、23、24：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35、93～95、296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费孝通:《旧燕归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篇（7）

2制约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因素

1)体制性约。首先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体制性缺陷。其次是经济体制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约束。

2)资本约束。首先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资金短缺。其次人力资源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一人力资源的素质低下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回到农村。其二是人数上的短缺在现实情况下，农民更愿意去打工而不是务农。

3)技术约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必须转变到依靠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发展方式上来。

3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条路径

3.1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没有产业化规模化的农业，技术与新农业工具的应用将受到种种限制。只有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农业才能实现现代化。除此之外产业化经营可以突破市场对农业经济约束。目前，我国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上应从以下几点来做：第一，农业结构的调整。重点是将主导产业做大做强、特色做专做精；第二，抓好市场主体建设。培育带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园区三大市场主体；第三，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加强农产品质量控制，实现农产品标准化，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第四，健全农业服务体系。

3.2实现农业信息化信息化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农业信息化也应成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农业信息化是德天应人之举。要实现农业信息化就必须经由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组织与领导作用。农业信息化的服务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相应的构建起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并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农业信息化服务管理。其次通过制度建设加决农业信息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步伐，要建立“政府花钱买培训、学校负责实施培训、农民自主选择培训”的机制，大力提高农民的信息素质，使他们具有信息收集、应用和反馈能力，培养起农业科技意识，市场意识和信息意识，使他们成为有技能的人。最后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基础科技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投入力度。我国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处于较低发展阶段，以文献、数值、事实为主，大多属于单媒体产品，信息化发展所需软硬件设施都缺乏甚至没有。这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以建设农业科技资源数据库。

3.3实现创新型农业发展创新型农业主要有以下三点途径：首先是科技创新，创新型农业可以提高农产品产量质量与附加值。比如北京丰台的南果北种。就是利用科学技术创新，使北方人们能够在当地吃到南方水果。现在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无土栽培、人工繁育、气候调控等科技农业。除此之外有科技创意也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其次是文化创新，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引擎．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新型农业完全可以通过运用文化创意，让文化在产品生产中充分发挥，满足人们多样的需求。浙江省天台通过文化创新，大力发展创意意葫芦，将葫芦种成弥勒佛、济公、圣诞老人等形态的艺术品，并建立“天台山艺术葫芦网”实现了葫芦的升华。最后服务创新，服务创意农业是通过提供创意性的服务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农业。服务创意农业可以将生产、运输和销售结合起来，使农业同时具有一、二、三产业的服务特征，依据市场导向，提供多样的服务。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篇（8）

二十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灾害，如1997年创纪录（全年226天）的黄河断流，1998年震动朝野的长江大洪水，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等等，突显了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人类的活动如果超出了自然界的负荷能力，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越严重，“报复”的范围和强度就越大——开始是局部的，一个山头、一条小河等等，逐步发展为区域性的，以至跨区域的。上述生态灾难已经超越了某一区域的范围，属于跨区域的报复，它标志着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某种整体性的危机。如何消解发展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循环经济”[1]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它与“知识经济”一起被称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两大亮点或两大趋势。

在新世纪到来之初，被誉为“中国环保之父”的曲格平发表了题为《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的文章[2]，提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应该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循环经济。传统经济是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流程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其特点为两头（开采、排放）高，中间（利用）低。循环经济则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特点是两头低、中间高。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是从生产开端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流量。“再利用”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资源化”是在生产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可见，所谓循环经济是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三位一体的。

曲格平文中所说的“传统经济”是指“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并非指近代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经济——在中国，这种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不过，最近社会上确实有些人指责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不科学”，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造成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照这样说，它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3]。从而引发了关于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新的争论。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这些指责在总体上是难以成立的。中国传统农业并非完美无缺，它在近代已经落伍了，不过，它确实包含了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相吻合的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正是由于传统农业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中华文明才得以保持从未中断的持续发展，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究竟中国传统农业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在这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些什么思想和理论？

[1]“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2]载《中国环保产业》2001年增刊。

[3]《黑风暴启示录》，载1999年10月30日《中国农机化报》。转见左淑珍《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二、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

（一）“不失其时”、“以时禁发”和“顺时宣气”

我们知道，农业是以农作物、禽畜等的生长、发育、成熟、蕃衍的过程为基础的，这是自然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人的劳动的干预下、按照人的预定目标进行的，因而它又是经济再生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这本来是一个事实，未足为奇；难得的是中国古代人民在这一点上相当的自觉。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具有很强的农时观念。

由于农业生产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生物体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直接受自然界气候季节变化的制约，所以农业生产的运作必须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保持一致。我们的先辈虽然不可能做出现在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尚书·尧典》：“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为什么呢？春秋战国时人说：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则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则物无可为。古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吕氏春秋·义赏》）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管子·形势解》）

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气候的变迁，以草木万物的生长收藏对气候变迁的依赖来说明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所谓“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是指草木的生长、成熟和凋谢受气候的制约，并非自身能够单独完成的过程。所以要“审其所以使”——顺应气候变化的规律，才能使物为我用。而“春夏生长，秋冬收藏”正是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一致的。不独农作物如此，诸如“鸡豚狗彘之畜”的和孕育，也受气候节律的影响，也要“无失其时”，才能保证肉食的需要（《孟子·梁惠王上》）。

顺“时”的要求也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措施。这些措施可以用“以时禁发”（或简称“时禁”）来概括。也就是只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这些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的时候采集，更不允许焚林而蒐、竭泽而渔。“禁”就是保护，“发”就是利用。“以时禁发”就是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为什么要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呢？因为人们认识到，野生动植物是可以再生的，这是一种受气候季节变化所制约的自然再生产，对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只能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人不能打断它，只能促成它，保证野生动植物顺应自然界季节变化的规律正常地生长和繁育，在这基础上加以合理的利用，只有这样，这些野生动植物资源才不致枯竭，人们对它们的利用才能长久持续下去[1]。

“以时禁发”也就是“用养结合”。孟子在总结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时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2]）“用养结合”不但适用于野生动植物的采捕，而且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这里所说的“养”首先是一种自然活动，或径称为“天养”，用现在话说，就是自然再生产。古书有时也谈及“人养”，但“人养”是建立在“天养”的基础上的。[3]对于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人们可以协助或参与，但不是“越庖代俎”，而是遵从生态规律以保证其正常进行，并使之向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班固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活动时说了以下一段话说：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萑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4]。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5]。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汉书·货殖列传》）

“顺时宣气，蕃阜庶物”八个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虽然在这里只突出了“顺时”，实际上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注重“时宜”，而且注重“地宜”和“物宜”，注重生物体的选种、留种和繁育，注意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利用，等等，这在本质上是承认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作用，遵守生态规律，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摆正了农业生产的地位。自然再生产是生生不息的，自觉地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也因而是生生不息的。这正是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1]详见拙文《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孟子·告子上》的原文是：“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生态的恶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产生的，而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3]对于农业生产中的“生”、“养”、“成”的关系，古书中有不同的提法，如《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管子·形势解》：“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吕氏春秋·本生》：“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春秋繁露》则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不过，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稼”或“物”的“复制”，首先是受季节变化的制约自然再生产。正如《太平经》所说：“天因四时而教生养成，终始自有时也。”（《太平经合校》卷45）所以“天养”毕竟是“人养”的基础。

[4]这里的“祭”指“杀而陈之”，像人们祭祀的样子。孟春“獭祭鱼”，季秋“豺祭兽”，孟秋“鹰祭鸟”是古人开始捕猎和射猎活动的物候。

[5]“茬”是伐木后留下的残茬；“蘖”是萌蘖；“夭”是初生草木；“蝝”是小虫；“麛”是小鹿；“卵”是虫鱼之卵，泛指怀卵的虫鱼。这段的意思是保护幼小的尚在成长之中的动植物。

（二）“地力常新壮”和“土脉论”

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能否充分和持续地予以利用。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但从战国时代起，人们已经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上来，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西欧中世纪长期实行轮流休闲的三圃制，中国则早在战国时代就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唐宋以后，多熟种植又逐步发展起来，较高的复种指数和其他技术措施相配合，使得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越来越高。中国的人口，从战国时期的二千多万发展到鸦片战争前的三四亿，传统农业基本上满足了人口巨大增长的需要，直到今天我们还为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而引以自豪。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在保持了不断提高的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土地越种越肥，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造成这一奇迹的“秘密”何在？关键仍然是“用养结合”，只不过这里“养”的对象不是生物体，而是土地，这种“养”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再生产，而是人工改良和培肥土壤的过程。土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恢复或补充以后，才能继续种庄稼，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恢复地力，从而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土地的持续利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分出各种耕作方式和耕作制度高下。在撂荒制和休闲制下，地力的损耗主要依靠自然力量自我恢复，所以需要较长的过程。在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条件下，地力的恢复则主要依靠人力补偿；反过来说，只有人工恢复和培肥地力得法，才能保证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实行。中国古代农民的高明正在于此。有的学者强调中国黄土的“自行肥效”，似乎中国的耕地天生不会发生地力衰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连种制逐步取代休闲制的战国时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局部的地力衰竭现象。《吕氏春秋·音初》说：“土弊则草木不长。”《礼记·乐记》说；“土敝则草木不长。”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不过，中国古代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改良、恢复地力、培肥土壤，合理的土壤耕作、合理的农田排灌、合理的种植制度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手段则是施肥。到了南宋，陈旉已能满怀信心地指出：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的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历史上的中国能把大量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能够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地力常新壮”的思想，是西欧中世纪所没有的。为什么我们的先辈能够提出这样精彩的理论？其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农业实践，其思想渊源则是中国传统土壤学所特有的“土脉论”。“土脉论”的出现不晚于西周末年，它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活的机体[1]。这种理论很不简单，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改土培肥的道路，影响深远。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在《周礼·大司徒》的记载中，有“土”和“壤”的区分，它们相当于现代土壤学所说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吕氏春秋·任地》则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据此制定了把土壤力与柔、息与劳、肥与棘、急与缓、燥与湿的偏颇状态改变为适中状态的“耕之大方”，后来《氾胜之书》又概括为“和土”的耕作原则。《周礼·草人》也提出使土壤变得肥美而适合农作需要的的“土化之法”。东汉王充进一步指出瘠土转化为沃土的条件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些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土脉论”和“土宜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理论。我国老一辈农学家、土壤学家，如王云森、侯学煜、乐天宇等，对“土脉论”和“土宜论”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一种生态系统学的高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土壤学的重要依据。

[1]《国语·周语上》载西周末年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覛（韦注，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1]），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在这里，“土气”表示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土壤气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

（三）“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

陈旉《农书》说：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六种之宜篇》）

这段文字十分重要，讲的是如何通过合理安排种植制度，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其要点有二：一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农作物之间的共生互养关系。

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也就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光热资源，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我们知道，农业是通过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中国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在连种制的基础上实行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和多熟种植方式，一方面尽量扩大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陈旉《农书》的上述论述正是这种经验的总结。

这种种植制度除了“相继以生成”之外，还有“相资以利用”的一面。中国古代人民很早就对自然界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有所认识[1]，并把这种认识巧妙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轮作倒茬、间套混作、多熟种植的安排，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作物种间互抑或互利关系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例如，古代人民很早就发现豆科作物的根部有根瘤，大豆的古称“尗”在金文中就表现了地下根部丛生的根瘤。《氾胜之书》明确指出“豆有膏”，已认识到大豆根瘤的肥地作用，故从《齐民要术》开始，豆科作物被广泛用作禾谷类作物的前茬，禾豆轮作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轮作方式之一。陈旉《农书》指出早熟稻田收割后“种豆麦蔬茹”，既“足以助岁计”，又可“熟土壤而肥沃之”；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可两“不相妨，而利倍差”，亦其例。生物之间的互抑也可以加以利用，例如人们认识到芝麻对草木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因而被广泛利用为新垦地的先锋作物。

“相资以利用”之妙亦可应用于动物的畜养中，如在池塘中混养草鱼、鲢鱼等，“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鲢草两相逐而易肥”[2]。也可以把动植物生产联结起来。最简单和最普遍的方式是农牧互养：利用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农作物稭秆糠粃饲畜，畜产品除供人类食用外，其粪溺皮毛骨羽用于肥田，还可利用畜力耕作。类似的例子还有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等。更进一步可以把更多的生产项目配合在一起。如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类似的还有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等。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实为今日所提倡的生态农业的雏形。

[1]如《荀子·天论》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荀子·富国》说：“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就包含了这种认识。

[2]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四）“变恶为美”和“余气相培”

农业生产对太阳能的利用是不会导致枯竭的，但对地力的利用则需要人工的补偿。如前所述，陈旉《农书》强调了施肥的作用，指出施肥是实现“地力常新壮”的保证。中国何时开始施肥是有争议的，但施肥受到重视毫无疑问是从休闲制向连作制过渡的战国时代开始的。正是施肥解决了实施连种制以后出现的局部地力衰竭的问题，使中国传统农业能够沿着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前进。但施肥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基本上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废物”利用。中国古代肥料称为“粪”，而“粪”字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其本义是“弃除”（《说文》）或弃除物，后来，人们把包括人畜粪溺在内的废弃物施用于土地，“粪”就逐渐变为肥料和施肥的专称。“粪”字字义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农业内部的废物利用，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

自战国以降，人们不断开辟肥料的来源。战国秦汉，“溷（按，‘溷’是合畜圈和人厕为一的设施）中熟粪”和蚕矢是主要肥料之一。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绿肥。宋代，陈旉《农书》记有“火粪”（焦灰土、熏土）、麻枯等新的肥料种类和“沤池”、“粪屋”等积制肥料的设施；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做肥料也见于载籍，标志着城市生活中的废弃物也纳入农业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这逐渐成为中国农业（尤其是南方农业）的优良传统。清杨屾《知本提纲》提出“酿造粪壤”之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墙土等）、泥粪（河塘淤泥）、骨蛤灰粪、苗粪（人工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差不多包括城乡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用作肥料的物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的认识，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很有深度的精彩阐述。如元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我们知道,农业的基础是依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着原料。人畜以植物为食.绿色植物对人畜等是食物链的起始链,但人畜对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废弃物中包含着的能量,若让它们回到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释放出能被绿色植物重新利用的营养物质。“余气相培”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它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气”的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却是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及其利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五）“生之有道，用之有节”

可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合理的生产安排，而且需要有节制的消费作为保证。中国古代人民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时代即已实行“节用水火材物”的原则。唐张守节《正义》解释说：“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春秋战国以降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把“节用”作为他们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如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主张“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墨子》书中有“节用”上中下三篇，《管子》“六务”的第一条就是“节用”（《管子·七主七臣》）。中国古代农学家对此也十分重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专门讨论了节用备荒的问题，陈旉《农书》中则有“节用之宜”专篇。“生之有道，用之有节”[1]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理财的主要原则。

为什么要提倡“节用”？这是因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2]；“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3]。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因此人们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荀子把道理说得更加透彻：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荀子·荣辱》）

这就是说，如果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是非实行“节用”不可的；而要把“节用”的原则真正付诸实施，又非控制人们的消费欲望不可。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而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纪议程》有“改变消费形态”的专章，强调“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造成的”。温哥华大学教授比尔·里斯根研究了美国等国家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后指出：“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生活，那么我们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质还需要二十个地球。”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秉赋与欧美等国是不可比的，中国现在的资源透支、环境破坏已经相当严重，我们的现代化绝不能“克隆”欧美的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绝不能盲目鼓励高消费。印度的甘地说过：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4]。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牢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5]

[1]如《宋史》卷277载：“论曰：八政之首食货，以国家之经费不可一日而无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节，则存乎其人焉尔。”这类提法似乎在一个发展过程。采猎时代或采猎活动的原则是“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如果不是“用之有节”，就不可能贯彻“取之以时”的原则。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育之以时，用之有节”，包括了全部农业生产在内。“生之有道”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包括了所有生产活动。作为国家理财原则的“用之有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统治者的消费不能越过自然界和人类生产能力所能负荷的限度，二是指统治者的榨取不能越过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所以又有“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节”等提法，在此不一一列举。

[2]《汉书》卷24《食货志》引贾谊语。《新书》载此语作“用之无节”。

[3]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明湛若水《格物通》卷85《漕运》亦有类似论述：“天之生财有限，人之运力有穷，不可不节也。使用之无节焉，则虽罄民之赀，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

[4]转引自游修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序。

[5]应该指出，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农学家提倡节约消费，但实际上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就是导致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反观中国传统农业

以上简要介绍了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不妨将传统农业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作些比较，这对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农业和展望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循环经济的根本任务和根本要求是化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它们由“仇家”变为“亲家”，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中国的传统农业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把农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农业环境）、人（农业主体）、稼（农业对象）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部思想和实践，都是以这种“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几千年前就有这样深邃的认识，不能不令人为我们先辈的智慧所折服。

让我们再用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来观照一下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考察的顺序倒转过来。

循环经济三大原则之一的“资源化”，或称“再循环”，要求在生产过程的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如前所述，“变恶为美”、“余气相培”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得意之笔。城乡生产和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正是有鉴于此，有些学者径把中国传统农业称之为“循环农业”，指出“虽然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技术，存在着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卫生保障差等弊端，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改造，但它把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密切结合，把废物作资源化处理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倒是现在有些地方过分依赖化肥，抛弃了重视积攒和施用农家肥的优良传统，令人担忧。随着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抽水马桶文明的普及，城乡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大量积聚，传统的城乡物质循环的链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中断，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农业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资源化的优良传统，重建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通道，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循环经济的另一原则“再利用”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强项。在“三才”理论整体观的指引下，中国传统农业不但十分重视农业生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也十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共生互养、相生相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相资以利用”的方式，正是“再利用”原则的生动体现，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停留在单纯经验的层次和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亟待发掘、总结和提高。例如，我国早就懂得驱鸭治蝗，在这基础上创造了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既可为稻田除草除虫，又可肥鸭，是一很有价值的农业生态技术，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项技术得不到重视和总结，默默无闻，近年却从国外引进“稻鸭共作”的技术，有人还以为是舶来品，难免有“数典忘祖”之讥。不过，应该承认，引进的这项技术是经过了改进的。我们应该从这件事中获得启发，不能把传统农业的技术经验当作过时之物随意扔掉，应该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一种仍待开发的矿藏，认真予以整理和发掘，用现代科学给予总结，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使之精确化，提高其科学性，这样，一些似乎不起眼的古老经验也会焕发光彩，成为创新的支点，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循环经济的再一个原则是“减量化”，它要求在生产的开端减少能源和物质的流量。这是针对近代工农业生产消耗大量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传统农业使用的是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能源，不产生“减量化”的问题。相反，由于传统农业除了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能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所以传统农业的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无法满足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迫使传统农业不能不有所改变，不能不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能不增加能量和物质的投入。

新中国建立以来，化肥农药的使用保证了农业的发展，但是由于使用量不断增加，现在已大大超过先进国家安全使用的标准，农业面源污染严重[2]。从世界范围看，建立在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很明显，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储存已经越来越接近枯竭，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争夺，成为世界战乱和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而我国对这些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仍然在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中国的农业向何处去？

为了使农业继续发展以保证各方面的需要，化肥农药还是要用的，目前拒绝使用化肥农药，试图实行没有石油的“有机农业”是不现实的。第一步只能实行“减量化”，用发挥生态技术的优势来尽量减少石油的投入，把它控制在不致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的限度内。但是，农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归根到底，能量和物质的投入不能减少，而应增加，关键在于想办法找到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最大的来源是太阳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太阳能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农业对太阳能的利用主要依靠绿色植物。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业是通过尽量增加耕地上绿色植物覆盖的时间和覆盖的面积，来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的。在耕作制度方面，古人能够做的差不多都做了，给我们留下的可以继续发挥的空间不大了。通过育种，提高作物吸收和利用太阳能的效率，应该还有潜力可挖。除此以外，能否突破绿色植物的限制，直接利用太阳能作为农业中的外加能源呢？应该是可能的。这种技术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再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我认为，这才是农业的出路所在。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篇（9）

一、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加大对长春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

(一)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农业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品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从长春市看，农业科研及技术服务设施的投入和建设，直接关系到农业增产潜力的开发。要保证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一要增加农业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科研工作的手段和条件，重点搞好农作物育种设施建设，建立起完善的以育种为主的农业科研设施。二要加大农业技术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搞好市、县、乡三级农业技术推广设施建设，改善工作手段和工作条件，以加快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转化速度。三要增加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经费，要保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费用不断增加。四要对农民教育培训进行投入。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主要是通过农业广播学校、职业技术教育等，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还要搞好科技示范基地建设，通过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让农民亲眼感受现代化科技，让农民真正想干、愿干、积极干。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科技应用和推广的实施者，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农业教育，增加农民科技培训费用，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二)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继续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多年来，长春市农业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基础设施还比较脆弱，抗灾能力不强。近几年水旱灾害给长春市农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就说明了这一点。根据长春市水资源状况和农业发展的需要，要本着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蓄、引、提并举，开源与节流兼顾，以打井和节水灌溉为重点，做到遇旱能灌，遇涝能排。要大力发展管道灌溉，积极发展喷灌、滴灌、微灌，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农田水利化，关键在于增加投入。因此，必须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长期进行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全面加强以水利、生态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业信息工程建设的投入。长春市农村经济信息网已经开通，各市、县也要尽快建立相应的信息服务网络；各乡、镇要建信息站；村要设立兼职的信息员。要加强市场信息、科技信息和生产信皂、的分析预测、规范运作程序，提高农业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通过信息，为农民和农业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系统的政策、市场、技术等信息服务，引导农民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利用国际国内互联网，积极发展网上农业、网上交易。

(三)制定和完善农业法律、法规，给农业和农民以法律支持和保护

依法支持保护农业和农民，要清理和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使我们的法律法规能与WTO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同时要加紧制定和出台有关法规，建立既适应WTO规则、又能有效保护和促进我市农业发展的法律体系。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制定《长春市种子管理实施细则》、《长春市兽药、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长春市农产品市场准人办法》等地方法规和政府章程，尽快完善我市农业标准化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

二、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国际竞争力

(一)培育大规模、高起点的龙头企业群体

入世后我们面对的经营主体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因此，我们要创新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组建大规模、高起点的龙头企业群体。龙头企业要走大企业、大集团发展之路；龙头企业要向规模化、专业化、系列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龙头加工企业要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加工深度为主攻方向，由粗加工向精深加工、由单一产品向系列开发、由小规模生产向集约化经营、由低产高耗向高产高效方向发展，按国际标准生产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和方便食品。

龙头企业要与基地和农户结成紧密型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要切实完善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使龙头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以保持龙头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国外实践和经验表明，只有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在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了生产、购销等一条龙的任务，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像美国的新奇士橙协会，由6500户果农、61个包装公司自发联合，统一商标，统一价格。首批新奇士打人我国市场，就是由这个协会“包打天下”的。类似这样的协会在美国就有上百家。所以，我们要借鉴国际的成功作法，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以广大农民为基础，尽快建立各类农业协会。协会要制定和执行章程，代表农民和企业利益，切实发挥职能作用。

三、以入世为契机，加快长春市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一)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主要是稳定种植业，突出发展畜牧业，大力发展园艺特产和多种经营。特别是把发展畜牧业当作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种植业结构调整：实现以粮食为主的粮经二元种植结构向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转变粮食作物向优质化、专用化发展。压缩普通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专用玉米、绿色水稻和优质大豆种植面积。

经济作物要重点围绕薯类、瓜菜、果品、花卉苗木、优质烟叶、特种油料、药材、食用菌等类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努力把我市建成全国最大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我市蔬菜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很多产品打人国际市场，入世给我市蔬菜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目前看，我市发展蔬菜产业还需慎重。人世后为避免种粮受到冲击，各地都在积极发展蔬菜生产。现在，蔬菜生产也出现了供大于求、价格下降的现象。比如，我国蔬菜出口总量持续增长，但贸易额却没有增加。因此，我们要以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发展蔬菜生产。

饲料作物要重点发展高能量、高蛋白优质品种。现代三元种植结构排序是：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把长春市建成现代化畜牧业大市．必须以发展饲料作物为战略依托，积极引种饲料玉米、紫花苜蓿等高能量、高蛋白优质饲草，用优质青饲料作物替代以玉米为主的高成本精料和低养分粗料，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畜产品质量。

畜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我们要依托我市丰富的饲料饲草资源优势和畜产品深加工能力．瞄准国内外中高档消费群体市场，大力发展精品畜牧业，努力把我市建成现代化畜牧业大市。

长春市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农村劳动力过剩，人世后土地密集型粮食产品缺乏竞争优势，但却为劳动密集型畜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我市畜牧业产值已达到了农业总产值50％，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德大、皓月成功地打人国际市场，为我市参与国际竞争取得了经验；人世后粮食和饲料价格趋于平稳，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发展畜牧业是我市应对人世，推进农业现代化、国际化的战略选择；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最现实、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二)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长春市农村经济结构层次低，主要是工业化程度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滞后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整个农村经济缺乏强有力的工业拉动，这也是我们与发达城市的主要差距所在。我市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农产品加工业规模不大、加工深度不够。长春市的粮食加工转化量仅占粮食商品量的25％，畜产品的屠宰加工量仅占肉类总量的23％，国外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大多在90％以上；从加工规模看，长春市年加工玉米60万吨以上就是较大型的加工企业，而国外大型加工企业每天可加工1万吨以上；从加工深度看，仅以玉米为例，美国以玉米为原料加工产品达4000多种，而长春市常见的仅几十种。由此可以看出，长春市的农业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从三次产业的内部联系看，提高农业效益最终要靠农村工业化。没有工业的拉动，粮食经济搞不活，畜牧业也难以有更快的发展，大宗农产品就摆脱不了出卖原料的状况；发展第三产业，从根本上说，也要依赖于工业的发展，工业化达不到一定程度，服务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此，突出工业拉动，加速农村经济由农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转变，是长春市现阶段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三)加快发展小城镇建设，调整优化农村社会结构

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就业结构的调整。都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而必须放眼于城乡结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农业结构调整必然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要内、外同时进行。外部调整主要是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是我国下阶段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

加速推进城市化，不仅可以拓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渠道，而且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发展增强内在的活力。因此推动以城市化打头的新一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这是区别于以往农村结构调整的最主要的特征。如果将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局限于农业，那就将使这一轮结构调整陷入困境。从我国现有的国情国力看要提高城市化水平，首先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要把发展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农民非农化，成为市民．改变农村社会结构，才能使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农业经济发展论文篇（10）

1、农业产业结构优化需要科技创新

由于科技发展滞后导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中第一产业比重过大,二三产业比重过小。在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中优质产品的比重低,高效经济作物面积较小,农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到2007年,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0.4%,相当于林业、牧业和渔业总和,林业比重只有3.8%。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8%左右,比发达国家低30%～35%左右,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为30%～40%。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农产品增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

2、发挥农业生产规模经济效益需要科技创新

我国耕地、淡水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1/4,资源紧张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和分散、均田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极易出现生产上的大幅波动。此外,科技水平低而导致的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是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大障碍。

3、解决农业环境污染问题需要科技创新

由于科技水平落后,我国化肥农药生产和使用处于高能耗、强污染、高成本、低产出的状况。2005年我国化肥产量为4770万吨,2006年农药原剂为129.6万吨,其中有65%流入水中,导致水资源大面积污染,造成水生物绝灭,农业排水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污染源之一。由于在农业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化学品及工业废弃如电池等对土壤的污染,致使农产品中有害有毒成分增加,既使得农产品失去了原有的口感和味道,更造成了有毒物质进入人体而致病致癌,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同时,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绿色壁垒”的严格限制,使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降低。来源于/

4、提高农业投入产出率需要科技创新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主要表现为“三低”:一是单产增速低。近十年来我国粮食单产水平降低。2006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平均单产分别为415公斤、303公斤和360公斤,但与1996年相比,分别增长了5.21%、20.92%和2.90%,年均增长率仅为0.51%、1.91%和0.28%,分别处于全世界的12、28和38位,仅相当于高产国家的64.9%、45.73%、33.55%。二是资源利用效率低。尽管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生产了世界22%的农业,但由于农业生产科技水平低,同时也消耗世界20%的水资源和30%的化肥、农药。三是成果转化低。据统计,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我国农业增长科技贡献率仅为48%左右,与发达国家平均70%的科技贡献率差距很大。依靠科技创新提高我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当务之急。

二、制约农业科技创新的障碍因素分析

由于我国的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业经济发展的科技投资比较利益低,农业科技创新不足成为制约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又一障碍。

1、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不够,机制不完善

在国家科技基础建设中,农业科技平台所占比重较低。截止到2009年,在22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涉及农业领域的仅有23个,与农业作物育种和生物技术有关的仅有9个。在14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涉农的只有30个。国内从事农业科技创新研究的单位众多,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各自在封闭的系统内活动,互相之间缺乏优势互补的机制,总体运行效率较低。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的自主创新方面还缺乏独特的核心技术,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成果供给明显不足。

2、经费保障不力

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GDP的0.43%,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3.29%和中等收入国家1.37%的平均水平。大部分农业科研单位的科研设施条件简陋,无论是在试验条件、基础设施、科研力量,还是在承担课题和获得经费资助方面,都与发展现代农业对科技创新的要求相距甚远。

3、我国科技创新推广体系不完善

我国农业科研力量的90%集中在产中阶段,其中55%又集中在种植业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是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我国每年取得6000多项省部级以上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但真正投入生产使用的不超过三分之一。科技创新成果推广转化难的根本原因是科技创新水平低。另外,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中介市场落后也是造成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滞后的原因。

三、依靠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思路

1、完善农业科技创新的机制和基础

(1)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既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化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成中央、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有机结合的布局合理、联合协作的具有国际优势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农业技术与经验,提高农业科技创新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效率。通过科技创新实实在在地提升农业的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2)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具有较强的风险性和探索性,其成果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为农业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法制环境,建立农业科技发展基金和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鼓励农业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等措施有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来源于/

(3)加强对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了更好地加速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全面向农业产业的渗透,实现我国农业生产力质的飞跃,营造良好的农业科技发展环境,要尽快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加强和制定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对有重大价值的农业科技成果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我国自行研制等品种资源,具有遗传基因研究价值等作物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以促进高技术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

(4)建立科技创新团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遵循市场规律积极吸引和留住科技创新人才,不断优化科技创新团队。首先,应正视农业科技的风险性、艰苦性特征,运用一流的待遇吸引和保留流动人才;其次,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人才理念,在创新科研成果的评价、个人业绩的考核、生活待遇的提高等方面运用现代激励理论,不断提高优秀农业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的科技创新积极性。2、确定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点和推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