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论文篇（1）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质。

一般来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法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第二个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选择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来，理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条件。因为选择是否具有一致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而且还取决于这些选择的某些外部条件，如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

定义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释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好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阿马蒂亚·森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说：“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日本市场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经被当作是自利理论的证据，但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潜伏在经济行为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其工业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着重提出的是，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这里，他触及到了一个人们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彻底澄清的大问题，即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重新讨论。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经济伦理论文篇（2）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来分类，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校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矗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J.Ottensmeyer,GeraldD.McCarthy.Ethicsintheworkplace.New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T.De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Hoffman,JenniferMillsMoore.BusinessEthics[M].New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Fraedrich.BusinessEthics.Boston:HoughtonMifflin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积极探索了经济伦理的贯通，深刻揭示和论证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进行了经济与伦理相辅相成的创造性劳动。森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相得益彰、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规定了对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森认为经济与伦理的隔离，是非常不幸的，是违背人类历史认识发展规律的。从经济学上来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动机作了极其狭隘的假设（预设），断言人都追求自利最大化，社会中的人毫无疑问都是“经济人”、“理性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人性具有二元性、多元性，自利的考虑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动机、内容。而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狭隘预设对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实的理解，排斥了对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关注，拒绝了人类更基本的价值目标和任务。这样，一方面，现代经济学提倡了一种神经分裂症式的生活，固执地追求自利最大化，把它固定化为自圆其说的“定律”，并且仅仅限于物质财富，遗忘和丢失了尊严、自由、权利、爱、同情、神圣等人类社会已经存在的美好东西，形成了极其泛滥的功利主义潮流。另一方面，经济学只强调实证性、数学化、工程学，排斥对经济关系和价值意义的全面关注，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的特征。如此的经济学，去影响现实、影响决策，不只是学科的不幸，更是现实的不幸。

森主张经济学家同样关心伦理上的公平。效率、结果的经济功利与公平、自由的道德关怀的协调，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特别重视的，“目前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使经济学与伦理学进一步结合起来。”但是现在流行的经济平等研究的局限，在于混淆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的概念。如果说需要抱怨的话，应该是在经济学中，将研究的重点仅仅局限于非常窄的领域，即收入贫困。这种局限的影响是忽视从其它角度看待不平等和公平，而这些方面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有深远的影响。过度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它变量，诸如失业、身体疾并缺乏教育和社会排斥等方面的剥夺，实际上扭曲了政策争论。不幸的是，将经济不平等定义为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学中确实非常普遍，而且常常认为二者实际上是同义的。如果你告诉别人说你在研究经济不平等，别人立即就会得出结论，你是在研究收入分配。然而，收入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不同是重要的。对作为价值或目标的经济平均主义的许多批评都容易针对收入不平等的狭义概念，而没有理解经济不平等的更广泛的概念。例如，追求收入平等的理念会反对给予有更多需要（例如，有残疾的人）的人更大份额的收入，而按照经济平等的规则则不会反对这样做，因为有疾病而造成的对于经济资源的更多的需要，在判断经济平等的条件中必需得到考虑。森通过对于贫困的经济分析，进入到伦理层次，提出了“能力公平论”，来解决实现经济与伦理、效率与公平协调的问题。

森通过贫困、经济不平等进入到经济权利、经济正义，强调经济活动中的平等、民主、自由，实质上建构了经济伦理学的由“问题”到“主义”的思路。他反对旧的不平等的价值观念（性别歧视、权利垄断等），体现了西方现代正义观、人权观的主流思想。他吸取了罗尔斯、诺齐克的正义论的思想，这一点反映在他是由饥荒的具体现象深入到对于一般的正义的要求，达到经济伦理的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设定再到实际的应用。这使我们看到正义、人权的确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休戚相关，并且已经进入经济活动的操作层面。分配公平的实现——走向分配正义就是要实现经济与伦理的和谐——社会、制度因素在分配上涉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价值问题。例如对于民主、自由、市尝政府作用的认识。权利共识与社会和谐——经济公平的归宿与目的：福利最大化、合作的作用（穷人与富人之间；囚徒困境；社会契约）、人的自觉选择（克服传统中的落后习俗，如性别歧视）。

森的贫困与分配正义的伦理理论，对于我们经济伦理学的构架具有启发性。以经济公平为起点，追求经济与伦理的平衡与统一。在经济事实与道德判断、经济活动与价值目标、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上努力，应该是经济伦理的题中之义。进而，由经济到社会，再由社会到经济，人类社会的综合发展指数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先进、道德文明、教育发达等的“和合”或者叫有机统一。作为社会经济“顽症”，贫困问题的解决和分配正义的实现，需要在发展、社会进步中不断解决，中国也不例外：注意标本兼治方法——认真对待权利、能力的开发、能力的利用、能力实现的条件。

在理论上，森以悲惨的贫困与饥荒为线索，开展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关心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溶入人类的同情、怜悯、正义、慈善，这正是道德应该特别重视的十分实际的问题；贫困的研究表面上看是经济学问题，但是他认为在粮食问题后面，涉及粮食与人的关系，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安排问题、权利关系安排问题，有广阔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价值）视野，是今天伦理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伦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探讨分配的决定因素在于权利关系。展开对于公平分配问题的认识，寻求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思路。同时，对建立经济伦理学体系有重要意义。通过森的由贫困、经济问题进入到分配、伦理理论的切入范例，我们认识到经济伦理学体系的建构起点线——在经济正义的基础上的经济和谐发展，来论述经济公平的关键在于权利安排，强调经济问题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制约、互动，提出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运作指标的和合模式，也就是经济公平、经济伦理的真正宗旨和实现途径。

在实践上，森关心弱者、从权利公正方面、社会制度方面帮助、对待他们，而不仅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虽然现在的贫困问题越来越少，但是通过认识它的特殊性，对于我们经济进步中必然出现的残酷竞争造成的失败者、弱者问题的解决，提升人类社会的家园和谐，是有借鉴作用的。首先，在道德层面上，我们应该重视弱者、从权利公正方面、社会制度方面帮助、对待他们，而不仅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其次，在经济发展层面上，通过社会政治、法律、价值（民主、平等）的因素来考虑经济发展的原因，注入公平的机制，考虑到社会福利，反对纯粹工程学意义上的片面观点，实在是经济运行需要考虑的。再次，在社会发展层面上，我们应该在物的方面与人的方面、效率与公平、经济尺度与伦理尺度上实现两者的结合、协调。在市尝政府和道德的多种维度上，进行全面的构思、运作，避免人为的、社会的弊端、灾害，从而真正为人类社会造福。

能像森一样认真从事、并且卓有成效地联结经济与伦理，有意识地从经济伦理的有机统一来研究的，毕竟是少数。况且，森的工作，也没有从根本上、完全地解决经济与伦理的长期分离。这说明了近代以后，学科分门别类造成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刻化解的，仍然需要在两方面的沟通、融合上，进行不断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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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en,Amartya.OnEconomicInequality[M].Oxford:ClarendonPress,1997.

经济伦理论文篇（3）

(二)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达到目标，重视效率而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瑏瑠工具理性主义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为视作政治市场，将公务人员假设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分析政治活动中的激励问题、寻租问题和外部性问题，运用计量经济学证明政府供给效率较低，而市场供给效率较高，否定政府供给，强调市场供给。认为政府只是传递个人偏好的管道，而不应该承担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还是工具理性主义者在分析时都忽视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不同，作为社会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提升社会正义，维护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其意义更为重大。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物品极度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差，经济发展受到极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发达国家经验对经济发展不利。同时，传统批判忽视了公务人员的利他性，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伦理对人行为的规制，忽视公民、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忽视公共伦理的感召，只强调人行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与社会现实不符。所以，我国仍然要强调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二、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正效应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者。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私人因为缺乏激励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运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对公众有利的物品。马克思也提出“……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瑏瑢。

(一)人权与公共物品权利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私法中，也是最难定义的概念。哲学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义权利为“简单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资格说的看法，权利意味着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或者对某个事物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才对其享有某种权利。形成权利有两个要素:第一，别人不能否认你能够享有某物的资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时别人不能让你处于不利的状态或者让你受到打扰。公共物品满足这两大特征是权利对象。人权是一权利束，包含了发展权、知情权、受教育权、平等权、参政权、安全权、社会保障权等一系列权利，而这一系列权利的实现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利构成了人权的基本内容。鉴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个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实质上是享用权。社会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它和私权不同，这项权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针对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针对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现代国家中，这种责任直接赋予了政府，并为它设定了一项严格的和特定的义务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坏或忽视它有责任保障的权利。”瑏瑤对于政府来说，保障人权是其基本责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当中对政府的这一职责也有所论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权利，作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样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与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强势概念。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学学派反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人类不平等学说，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统治之下生活，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英国17世纪哲学家洛克认为“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与权限而言，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为平等的反面，体现了个体在权利上的差异。卢梭认为“不平等使人类失去自由，……，要让人类获得自由，必须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权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极易在社会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让那些无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觉到不平等，抚慰和劝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终得到了享用权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对于政府来说，消除社会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给公共物品，让最大多数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权。而市场供给公共物品时，收费、隔离等方法限制了未缴费主体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谐。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主体的公共性，主体必须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其在行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价值观的公共性。私人管理关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标体现公共性，以维护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社会民主和社会责任为目标;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同群众相分离的公权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权力;第四是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对象一定是国家事务、政府事务和社会事务;并且在本质上是以民主为基石，追求人民、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等多元目标，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公共物品与公众福利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会福利的效应。无论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够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务，提升了社会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应。政府通过税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费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会公平和正义。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费，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特别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等一些关乎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上，由政府供给更能体现社会正义与公平。

(四)满足农村及落后地区的需要农村及西部地区天然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质差、供给结构不合理、总体数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仍是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总量低，市场活力不足，居民财富较少，寄希望于民众的合作意识，建立市场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几乎没有可能。而且市场供给中，每个参与者都希望减少支付，这是群体性的占优策略均衡，并且在参与者数量众多的情况下，监督每个参与者如实表述需求的成本较高，在经济上不可行，公共物品会供应不足。政府供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三、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瑏瑧。人们习惯于把具备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为纯公共物品，且认定纯公共物品应当由政府提供。但严格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范围极小，因为消费容量无限的物品几乎没有;严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几乎没有，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许多物品都有实现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这些变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围越来越窄［6］。随着工具理性思维的流行，政府供给缺乏效率的问题为人们所关注，在减小开支、缩小范围的呼声下，政府供给的种类越来越少，许多原本由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纷纷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场提供，企业逐渐成为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但是公共物品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与公众利益和公众福利紧密相连，效仿发达国家缩小政府供给对我国并不合适，特别是农村和落后地区，政府退出供给带来的福利损失大于成本节省，制约了经济发展。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范围应当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认定。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大，市场经济活力强，社会财富积累丰富，合作意识较强，应强调市场供给，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种类的公共物品供给;在西部落后省份和农村，经济总量小，市场经济活力不足，合作意识不强，政府应放弃工具理性思维，更多的介入供给，提供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公共物品，保证经济发展和公众福利。

四、结论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过分强调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公共物品供给，忽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应该强调公共治理精神与价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断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会效用函数水平。

(一)强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应以民主为基石，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等多元目标，核心价值在于承担公共责任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要求政府扭转“注重效率，忽视公共”的问题，实现治理目标和行政价值的转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归公共性。同时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务人员素质，发挥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目标，强化公共治理精神，让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体现在每一个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观念及信仰中。

经济伦理论文篇（4）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和伦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本文从市场经济的主体和道德主体的统一和重叠、市场经济的特征和道德精神的相容一致、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道德进步的互动平衡等三方面，对二者的这种关联进行梳理和论证，旨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和道德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加深认识。

一、市场经济的主体和道德主体的统一、重叠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道德人”的假设，认为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是人类社会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与动机。在其后来出版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中，斯密又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斯密认为，在经济行为中，人们是从利己心出发的，因此应该从人们的利己心的角度来考察经济世界。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区别与对立亦称为“亚当·斯密问题”。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人性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发现了市场经济的人性根据，如此建构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经济人”的假设，在经济生活的实践中又是行不通的。“经济人”从自利出发予以行为，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和市场机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经济人”随时都会置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于不顾，其经济行为不可能对经济主体带来最佳的结果；相反，由于各主体间的绝对排斥和冲突，则会导致市场体系的瓦解、市场功能的瘫痪，其结果不但扰乱了经济交易的规则，还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最终也会影响到经济主体的利益。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否认人的求利本性，经济活动就会受到压抑，市场经济的优势就难以发挥。

“经济人”假设的这种局限性，亚当·斯密也是清楚的。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道德人”假设，就主张人性既不是完全利他也不是完全利己，而利己心和利他心都是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不同侧面。众所周知，《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斯密交替创作、修订再版的两部著作，前者属于伦理学，后者属于经济学，但二者都“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①。这说明斯密的这两部著作中的思想是相互关涉、互相补充的。所以，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并不是斯密的本意，“经济人”和“道德人”之间有其对立的一面，但“经济人”基于“自利”②本性的利益的实现，也离不开“经济人”的利他行为。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斯密主张人性包括利他和利己两个方面。当然，这种利他行为与完全的基于“怜悯或同情”③本性的品行有所不同，但在客观需要和实际效果上，利己的“经济人”与利他的“道德人”是一致的。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笔者所探讨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和道德主体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经济人”和“道德人”是统一的，经济主体和道德主体是交叉、重叠的。

1.市场经济下“经济人”利益的实现需要“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和丁具，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经济运行形态和经济组织形式。市场经济要求有明确的经济主体；鼓励主体的求利本性；注重成本效率比，主张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祟尚竞争和开拓创新。也就是说，以求利为基本目的和主要动机的“经济人”作为市场经济的当然主体，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主体条件。但在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要完成经济行为、实现经济利益，必须以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为前提。换而言之，“经济人”的利益实现必须以利他、利社会为前提。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上的利己与道德上的利他是同一过程中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固然有极端利己的经济主体，在经济行为中，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坑蒙拐骗，不讲信用，这种绝对的利己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从长远上看，这种经济主体必然被市场经济体系所淘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自然无法实现。因此，市场经济下“经济人”利益的实现，需要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

2．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决定了经济主体和道德主体的一致。市场经济不是抽象的，它被哪个国家、社会采用，必定具有这一国家、社会的特征，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绝大多数人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权利。也就是说，人民既是参政议政的“政治人”，也是参与市场、获取利益的“经济人”，同时还是进行着道德实践的“道德人”。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享有者。这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的经济主体和道德主体的一致。从宏观的层面看．社会应强调整体利益，倡导互助、利他的奉献精神，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终旨归。从微观的角度看，经济主体不仅应该守法经营，还应该做到道德经营。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道德精神的相容一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具有市场经济的个性。无论是市场经济的共性还是市场经济的个性都具有道德的意蕴。

1．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蕴涵着基本的道德精神。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是自由、平等、公平。首先，市场经济蕴涵了市场主体的自由自主性。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市场经济主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技术优势、资源占有等个性条件和市场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和交易，具有意志的自觉权。市场经济主体的这种生产、管理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由性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离开了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就会改变市场经济的本性。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政府的宏观调控。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干预、限制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自由．而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弱点，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从根本上说是为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提供有利的条件。因此，这并不妨碍经济主体的自主性，更不影响市场经济的自由本性。其次，市场经济蕴涵了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市场经济不仅内涵了市场主体具有展开独立决策和行动的自由，也预设了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包括地位、人格的平等以及机会、权利的平等……也就是说，市场为经济主体提供了大舞台，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特点及优势参与竞争、抢占市场，排除了等级、身份、特权对人们的禁钢。再次，市场经济蕴涵了市场规则的公平性。市场经济主要是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其内生的规则要求是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公平竞争，这使得交易活动具有公平的属性。

自由、平等、公平，既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定性，同时也是人们处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涵蕴着人类基本的道德精神。其中，自由、平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所论证的“自然权利”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自然权利首先是反映人类理性正当要求的某些基本权利。格劳秀斯说：“自然权利是正当的理性命令，它根据行为是否和合理的自然相谐和，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④关于公正，亚里士多德则明确指出：“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⑤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特征体现着终极的道德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表达了一种价值指向，即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要顺应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其表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经济发展具有手段性和工具性，人们的平等、共同富裕才是目的，是最终的价值追求。这充分体现出经济发展是为人的幸福生活服务的伦理精神。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来看，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的重要环节。这也同样凸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特征。其中，“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科学的发展观紧紧地围绕着两条基础性的主线，一是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共存；二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包括代际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公正。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在操作层面的把握也同样具有鲜明的伦理意蕴，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与道德精神相容一致的方向保证。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道德进步的互动平衡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讲，道德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但这是从道德的本质和起源意义上来讲的，离开这一前提泛泛来谈经济决定道德，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片面、机械的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不能由此陷于经济决定论。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关系的辩证互动。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道德进步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⑥

还指出：“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⑦这说明道德的产生、发展以及道德的层次、水平等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的内容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道德的进步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战胜并代替旧的经济关系的过程。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为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手段，这种手段和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相结合，必定产生出先进的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道德进步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道德对经济又具有反作用的功能：一是道德的工具理。工具理主要是指道德是经济获得利益最大化的伦理保障和精神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利益的实现必须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途径才能实现。“人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道德产生的客观前提和直接基础”⑨。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道德的工具理是以经济的发展为目的，而道德为工具．是一种功利性的观点。二是道德的价值理。道德的价值理是指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价值导向功能，是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价值超越。伦理道德是人类的本质需要和价值期待，是使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和历史主体超越个人狭隘性与功利性的局限，从而不断完善人性、提升人之境界、落实人性终极价值的人文精神。因此，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工具，还具有导向。从这一意义上讲，发展市场经济是手段，伦理道德的提升是目的。因此，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而言，绝不仅仅是为市场行为提供基本的道德规范，还必须对市场主体进行高层次的伦理导向，是经济主体应然的价值期待。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的平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道德进步之间是平衡互动的关系。质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进步的平衡发展，只有在市场经济和道德体系相匹配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这一问题上．樊浩教授的“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生态相适应’”一文⑩的观点非常有价值。他指出，这种相适应“是整体有机、辨证互动、以整个计会文明的合理性为最高价值取向的相适应”11。单就市场经济和道德的关系而言，笔者理解这种“生态相适应”的核心价值是“平衡发展”。这就关涉到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经济冲动力”和“道德冲动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经济冲动力过于强大，道德冲动力式微，就会出现道德对经济、道德冲动力对经济冲动力的互动无力。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指出，20世纪以来，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之所以受到削弱，根本原因在于以“贪婪攫取性”为特征的经济冲动力压抑了道德冲动力，形成了深刻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如果道德冲动力过于强大．经济冲动力式傲，则会出现经济对道德、经济冲动力对道德冲动力的互动无力。其结果是经济活力处于道德的压抑之下，韦伯曾经分析，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出现，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冲动力受到强大的伦理尤其是儒教伦理的窒息。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把握好道德建设的“度”，既防止完全实用的功利主义，又要克服空中楼阁的道德理想主义。真正实现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平衡互动、和谐发展。

注释：

①③[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第11、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④转引自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第26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94页，苗力田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⑦《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134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经济伦理论文篇（5）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它从经济伦理的层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一种集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贫困的消除、平等的促进、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高等于一体的发展理念。

经济伦理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经济伦理思想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理论和观念。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直接产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及其理论；二是指人们对这种道德观念和理论的认知及评价系统。

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立足理论前沿，广泛地吸取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克服了以往发展观的缺陷，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完善人，发展应当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特征。

科学发展观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伦理的主体。“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它充分体现了人在经济伦理中的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体地位。第一，它充分肯定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居于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第二，它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往我们对人缺少人文关怀，对人本身的世界，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等关注不够，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否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的价值核心地位。第三，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它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二）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价值导向

公平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被人们公认是最佳的，或者说与别的规则相比不得不选择它的，用于评价社会中的竞赛规则、交易规则和分配规则等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

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基本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业机会和通过劳动平等地获取利益的机会，它否定除个人天赋和后天自身条件外的任何特权。第二，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分配平等要求利益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并存；利益的再次分配，要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目的，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2/3左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这说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年收入超过2万元以上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5%，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居民数超过了人口总数的50%。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状态，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同期0.328的平均水平，属明显偏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公众不满情绪滋生，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当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科学发展观对公平的追求正是其对伦理关注和价值追求的鲜明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具有目的性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复强调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更好地彰显公平，我们应当坚持“三个共同”原则。一是共同发展原则，即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占有资源的行业与不占有资源的行业要相互支持，相互带动，共同发展；二是共同分享原则，就是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要注意低收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共享，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三是共同富裕原则，即不仅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社会理想目标，而且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分配基准、原则，贯穿到政府的分配方案中。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国在公平问题上的认识的正确回归，它内在地追求共同发展，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互支持和带动；追求共同分享，即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追求共同富裕，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

（三）“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

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思想实质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主宰和绝对支配者，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来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我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受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曾经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第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口压力愈来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5年增长1亿人口。从70年代开始，虽然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及增长的惯性作用，目前我国年均人口增长量仍十分庞大，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比，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显现出先天的脆弱性。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也就是说，我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协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二，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和高能耗之间的矛盾突出。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的总地质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仅是美国的1/10，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2003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2003年，我国消耗了占全球总量30%的原材料和能源，创造的GDP却只占到世界的4％。第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我国2000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是14万亿立方米，到2002年又增加了28%，达到18万亿立方米。我国因植被破坏，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每年在全国所有耕地上剥去10毫米的沃土。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9/10，每年仍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全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仍以3400多平方公里扩展，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和谐共处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良性互动共存的关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依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提升为一个全球性伦理，其明显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伦理基础。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包含以下几层经济伦理内涵：第一，就空间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经济伦理关系。第二，就时间方面的现代与未来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考虑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经济伦理观。第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理智战胜欲望，走节制型发展道路，确立新型的发展观。

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它要求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结论

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发展的伦理意蕴紧密联系、和谐统一的崭新发展理念。它汲取了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作为人类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作为古今中外优秀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经济伦理学，更在实践上为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其必然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宝庭，刘金华.经济伦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经济伦理论文篇（6）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缺少社会精神上的支持，很难想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明进展能够历史的发生。”1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是一种进步的道德，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现实相适应的道德，但其前提是此经济管事适应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二是超越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但反映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

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及伦理精神的内涵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精神是一种源于现实经济基础，又包含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的社会利益创造精神，是个体奋斗目标与人性主体精神的结合，同时又民族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精神的有机结合。3

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

在我国当前，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那是谁之过呢？是市场经带来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党的十五大之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加强，冲破和摆脱了一些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禁锢和束缚。人们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也出现了道德规范的失序，如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以及黄赌毒沉渣泛起等社会丑恶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必须透过问题的本质作实事求是懂得分析。

一、经济转型期的“断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道德问题，笔者以为其本质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即道德演变的链条出现断裂而带来的问题。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或说商品经济）的转变，是一次战略性的转变，不可能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市场规则法制不健全，成了道德的漏洞。

二、两种伦理道德的影响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伦理精神体系。但他是一种自然的伦理道德体系，即与封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4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道德必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为此我们的经济生活不可能不受其牵制。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伦理思想也传入我国，“拜金主义”尤为突出，同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于是，在我们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当中，认为“洋月亮都是圆的”。

三、权力的失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契约经济，是公平的。然而在我国权力资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权钱交易屡禁不止。笔者认为其内在诱因是官商一体化。

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也有其缺陷。“黄金原则”导致很多人的功利价值取向萌发、加深，促使人们不折手段谋取“暗利”。这就需要我们辨证的看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同志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社会出现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尤其突出的是，在西方一度流行而今衰落的“价值中立”思想，在我国还有一定的影响，它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这在我们的道德建设中必须注意的一种价值倾向。为此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6这应该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价值取向多元化和价值导向一元化的结合。具体体现如下：

（一）道德层次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在全社会认真宣传和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积极分子身体力行。同时在区分道德层次性是要有最底要求。道德规范体系应该说是一个阶梯体系，我们不应该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要辨证的看问题。

（二）坚持“三个代表”与道德评价标准的结合。我们评价一种道德的现象丑恶时，不仅要看他是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看他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必须在道德评价中坚持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统一。

（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为我所用”相结合。我们应当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与积极吸收外来优秀道德文化成果相结合。二、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和原则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是同志一再强调的，这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伦理精神深化认识的一个基本点与关键。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在我国是一致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党员干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为人民服务就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所必然提出来的道德要求，是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其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提倡为人民服务就必然强调集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它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即社会利益的至上性，又强调发挥个人活动的重要性；既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有强调最大限度的保障个体的正当利益；既强调个人的所为要受集体的约束，又强调尽量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尊重个体的尊严，发展个性，实现个体价值与主题价值的统一。

社会主义经济是道德经济，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原则是根本的原则，在其下还有其他的原则，诸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等等。在时下，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原则、合理利己主义原则、利己不害人原则的先后提出，否定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否定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其实质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从集体主义原则“转轨”到其他原则上去。

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与法理精神

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民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不可缺一，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德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7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虽然起重要的基础作用，但这种调节方式或功能不是唯一的，还要辅之以法律的调节和道德的调节。“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8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它主要通过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使经济活动有法可依，保护合法行为，保证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所以，法律调节具有强制性，是具有很重要的一种硬调节。

相对而言的道德调节是一种软调节。其作用主要的表现在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进行匡正和矫治，并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价值上援助，形成经济运行和道德运作的双向约束和激励的良性机制，使市场经济具有道德的价值导向。

总之，我们应当全面的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统一发挥作用。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当强调遵守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同时，我们要把重要的道德规范，尽量的纳入我们的法律只2中，纳入我们的管理体制之中，融入群众的各种守则、公约之中。

当然，本文探讨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理论上的深化、创新，应包括我们实际生活中运用。一方面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使人们自觉的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从而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于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即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带来得社会后果进行价值评判和价值导向，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为此，我们今天仍然要弘扬民族精神，崇尚共同理想，但它不是空泛的，而是通过社会个体的认同、接受、内化，渗透到个体的事业追求当中，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转【注释】

1、刘伟、梁钧平，《冲突与和谐的结合·经济与伦理》，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2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434。

3、余金花，《探寻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伦理学》，2001年第5期，P4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134。

5、6、7转载罗国杰，《建设与社会主义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体系》，2001年第4期。

8、《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P146。

【参考书目】

1、《罗国杰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经济伦理论文篇（7）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中国经济改革在经济增长层面的成绩为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依据，但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同样给质疑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人提供了理由。

从康德式的绝对道德意义上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普遍的看法是：市场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和个人财富的最大化，而和谐社会强调社会财富在分配应该更趋于公平。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政策导向力图缩小因为人的自然禀赋差异或其他原因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实际上引发了对市场经济的若干诘问。除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出质疑外，对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来自于伦理层面。认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必然导致人们私欲膨胀，道德沦丧，进而引发社会不公。简言之，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与人类追求社会和谐与公平的精神是相悖的。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接下来更深层次的问题便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实用主义或者工具化了的权宜之计？还是对市场经济这个人类社会“自发扩展的自由秩序”（哈耶克语）的充分认可与尊重？这个问题实际上最终归结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具象”出发来简单地定义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是迄今被证明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是经济增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孕育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基础等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挖掘并承认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摆脱在理论上长期陷入实用主义的尴尬。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与“现代”问题，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发达程度。而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所谓“现代”概念，与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可见把市场经济仅仅定位在“效率”的功利价值上是有失偏颇的。

就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而论，单纯从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概念出发来讨论改革的是是非非难以说明问题；或者仅仅是在公共政策的取舍方面是更多地倾向于福利主义还是自由竞争（换一种表述：即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难以为论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西方长期存在的“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就其实践意义来说大多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层面。“社群主义”更强调基于共同社会目标的共同价值，认为社会价值与个人的自由权利相比更具有优先权；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国家干预和注重社会福利与公平。根源于洛克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则把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来论述一切制度、规则和政策均应以确保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为最高宗旨。主张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以税收、补贴、福利等形式出现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行为。近年来，西方“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同样引发了中国学界的讨论。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出现这种争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必须注意到，西方所有关于“个人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分歧并不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或者是怀疑。而是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勿需讨论的先决条件。哈耶克，齐诺克等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自不必言，就是以关注贫困问题和弱势群体而著名的阿玛蒂亚·森以及建构社会正义学说的约翰·罗尔斯事实上都被视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阿玛蒂亚·森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从来不吝赞美之词。由此看来，“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主义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因为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政治哲学分歧。相反，他们把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以及经过长期市场实践所形成的一切规则（包括成文的法律与人们自觉自愿遵循的潜规则）看做是与人类普遍价值准则相符合的社会秩序。

虽然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已经经历了三十年，但对于市场经济的认知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识形态的争论姑且不论。从学理层面而言我认为仍不免失之浅显。最初的、至今仍然有一部份人所坚持的看法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经济工具论，即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单纯的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手段，也即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相对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剥削和罪恶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种突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仅仅把市场经济看做价值中立的工具显然已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例如，既然是工具，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的效果为什么会大相径庭？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和扭曲？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一定的贫富差距是可以预期的，但整个社会出现普遍的腐败和权利不平等现象却非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来看，避免和遏制公共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嵌入”而产生腐败以及重视国民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平等都是解决得比较好的，道理很简单，一旦权力对经济活动“嵌入”（而非规制）就破坏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国民的权利事实上不平等，市场就缺乏平等的竞争主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原理。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另一个最为流行的理论是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另一种表达是“初级阶段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当今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市场经济是通向更高层次社会经济形态不得不经历的阶段。至于生产力水平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不再实行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会自然消亡）这也许是不得不留待后人回答的宏大理论命题。从现实的、实践的的意义上说，也还没有必要过早地陷入这样的争论。但必须看到，生产力决定论对市场经济的承认是有限度的。折射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刻有传统意识的印记，反映出某种“不得不”的矛盾的心态。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上述两种对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理由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改革实践促使人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概括起来说，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大致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是从“善”“恶”，“道德”或“不道德”的伦理层面来探讨市场经济。试图在道德的“利他”与功利的“利己”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共通的桥梁。二是从市场经济所关联的政治、法律以及相关社会因素来探讨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所要求的制度环境。这已经大大突破了市场经济工具论的束缚，把中国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深入到了政治哲学和价值伦理的高度。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唯理主义倾向。惟有此，方能在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逻辑自洽的同一体系。

二、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

市场经济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清楚地说明：市场经济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更不是人所固有的逐利动机的必然产物。马克斯·韦伯在考察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时认为宗教革命之后的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说过：“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但“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组织方式为特征的”。韦伯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至少可以使我们避免仅仅从表面现象来粗浅地看待市场经济。因为人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市场经济划等号。问题的关键是人的理性能否得到实现和怎样实现。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产生之前）之前，普通平民百姓的理性是受到压抑的。在欧洲，教会、贵族和僧侣可以不劳而获，极尽奢华。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一方面是小部分人“理性”无限度的恶性膨胀，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当市场经济使每个人都有可能自由地依据自己的理性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却要去承担“唯利是图”的罪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无意否认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暂且不论逐利的过程和结果还要受到一系列规则、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和调整，从道德序列上讲，给不给人自由与给了人自由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一回事。孰轻孰重自然不难辨清。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下，亚当·斯密认为给人自由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功利主义大师边沁认为只要整个社会福利增长了，也就达到了善的目的。由于他们只注意到社会财富的总量而忽视了社会财富的分配而受到质疑。

从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市场经济产生于欧洲思想大解放和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在此之前的欧洲大陆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利，处于下层的广大民众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理性至上和人本主义思想，把自由作为人类最高的，也是最终的价值追求。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启蒙运动从激情转向了冷峻。从张扬人性的口号式呐喊转向对社会、政治、法律和制度等问题的缜密思索。

任何人都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自我发展的道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牺牲他人幸福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但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够达至这一目标的实现呢？在这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的黄金时期，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理论和思想。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所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础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走向，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产生的。市场经济正是秉承了文艺复兴和倡导的人本、理性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念。经济活动是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缺乏经济自由，其他的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经济自由是自由价值序列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从价值哲学的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体现人类最终价值追求的“善”的经济制度。这是它最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其次才是它的功利作用。由于经济学主要注重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久而久之，人们反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其他重要价值之所在。

然而，人所应该拥有的自由和权利并不是通过空洞的口号就可以轻易地获得的，经济自由需要相应的民主制度作为保证。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使人们看到了获得自由和权利的途径，但并不能保证这样的自由和权利最终得以实现。因为人们只有生活在民众拥有广泛民利的制度下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政治上的专制完全可以侵害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经济自由固然是自由的组成部分，但经济自由仅仅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他甚至列举了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和西班牙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而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专制的例子来说明市场经济与政治状态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性。弗里德曼事实上并没有深究上述国家的全部事实，二战之前日本和德国为了准备发动战争的资源，对经济的统制，尤其是对其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经济部门的扶持和干预是非常厉害的。其所谓的市场经济值得怀疑。正由于如此，我们有理由进行规范性地判断：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民主下的市场经济，这是好的市场经济，另外还可能存在另一种坏的伪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与政治状态又具有实质上的联系。这就提醒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重要的也许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而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制度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而逐渐成熟。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法治，民主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实现方式，但要真正实现实质性的民主，却需要一个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法律的产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但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法治思想，一种是把法律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即“治民”；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法律所扮演的角色便是如此。另一种虽然承认法律的“治民”功能，即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的功能，但却把立法和司法的重点聚焦于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上。这种源于西方契约理论的法治思想已经成为现代民主制度下法律制度的基石。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被托马斯·霍布斯称为利坦维“怪兽”的国家政权一旦形成之后，由于它掌握着国家的暴力机器，始终存在着滥用权力的危险。考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不难看出，所有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其最深厚的根源来自于不合理的政治权力的压制。“权力制衡”便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部分。法学中“制官”的法治思想与政治学中的制衡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约拉姆·巴泽尔在他的《国家理论》一书中利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把政府作为“保护者”的利弊分析融入在福利最大化的私人合约制度中，提出了如何防止政府“掠夺”的“集体行动”机制。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以之相对称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环境，自由（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与民主、法治构成了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三位一体的统一整体。换句话说，好的、健全的市场经济意味着民主法治的充分实现，而市场经济则是民主法治得以构建的基础。如果仅仅从效率的角度去理解和肯定市场经济，则意味着对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或者直接关联的更为重要的价值存在的巨大忽视。

三、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

启蒙运动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起来的看法源于把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截然分开，认为个人的理性追求与公共选择和公共利益之间不可能达到像斯密所论述的那样统一。科斯洛夫斯基认为经济活动越来越疏离道德、文化等这些人们惯常遵守的原则。因为个人理性的自利性决定了其永远摆脱不了违背道德的倾向。例如：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难免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人总是在寻找机会违背委托人的意愿而使自己非法得益，“公地悲剧”、“搭便车”等现象也说明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关系。

以上观点事实上忽视了以下事实：个人理性的发挥不是为所欲为的追求最大化行为，韦伯倒是说过：“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有有可能，就必然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②但他所指的恰恰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市场经济是依靠理性来获利的，它有别于以往靠暴力、欺诈和明目张胆的掠夺来获利的行为。个人理性是在受到一系列显性的法律规则和隐性的道德意识约束下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一个充满各种复杂的交换关系的社会中，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游离于社会及社会规则之外获得发展，至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自由主义者即便如哈耶克，也对原子论的个人主义持坚决的否定态度。

其次，按照西方自然法的观点，一切法律皆起源于人们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换言之，所有的法律规则和社会生活准则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道德的因素，只要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是遵纪守法的，就可以认为是道德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制度、规则与道德一分为二，更不能把少数人破坏道德规则的行为归结于市场经济本身。

对于缺乏像西方那样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自然发展历史阶段的中国而言，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则存某种不和谐是很正常的事情，自然经济几千年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氏族关系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其间所发生的交换关系不论从对象还是距离来说都极其有限，以人情为基础的道德自然成为约束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极大地扩展了交换关系的对象和空间，需要以广泛适用而又权责分明的合约形式才能够有效保证各方的权益。带有某种温彩的传统道德与冰冷的合约条款之间的反差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传统道德的局限性，当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既可以保证优秀传统道德的延续，又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极大地扩展道德的效用时，（例如，自然经济下对亲戚朋友和熟人的诚信扩展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所有人的诚信）我们恐怕没有充足的理由把二者视为对立的双方。重要的是文化观念以及道德观念的扩展和转变。

道德从来都不是空洞和孤立的形态，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评价与社会政治经济状态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卢梭曾经说过：“对道德风尚的历史研究使我扩大了眼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任何民族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使他成为的那个样子。”③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里，我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精神可以混用）概括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④韦伯大段地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的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天职”和精神是什么，那就是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合法地去创造财富，去赚钱。这是对社会的贡献和每个人的职责所在。不应该受到唯利是图的谴责，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具备勤奋、节俭、惜时如金和诚实守信的美德。一切懒惰、虚度光阴、为享乐透支和欺诈行为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也会被市场规则所淘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古老的中国格言，在市场经济中被誉为首要的“黄金规则”。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道德与制度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道德不但获得伦理意义上的“软”约束力量，而制度也由于包含了道德的要求而具备了更加有力的的“硬”约束功能。

再次，人是观念的动物，对人的理性的认识恐怕不能仅仅局限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谁都无法否认人的逐利性，但谁也不可能由此认定逐利性是人惟一的追求。作为观念的人，人既有追求物质利益的一面，也有尊严得到保护、人格受到尊重、精神能够独立以及保有同情心、享受助人为乐的快乐等多重的欲望。所谓“斯密之谜”这一命题之所以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人们把人的经济活动与人的精神需求以及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简单判断。现代学科的划分也由于着眼点的不同而各执己见。伦理学批判经济活动对道德的忽视和背离，经济学在为备受指责的所谓经济活动的“非道德性”辨护时却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除了传统的把“利”视为“善”的功利主义之外，布坎南说过道德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涉及公众领域的经济活动是“中性”的，与道德判断无关。事实上，人的存在、人的意识以及人的一切活动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过程，除特殊情况之外，一般都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与同一性。对人复杂的意识和行为作出不同侧面的分析是必要的，但如果缺乏综合的过程，可能永远也解不开“斯密之谜”。经济学在借助理性分析工具对其他学科“大举入侵“之时，如果也能谦虚地吸取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也许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解释更具说服力。

至此，从狭义的道德伦理视角来看，属于制度层面的因素仍然难以直接与道德伦理联系起来。虽然我们论证了制度、规则与道德之间存在一定的“复合”关系，制度与道德的关系显然难以分割，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市场经济的“利己”与道德要求的“利他”的矛盾依然存在。在罗尔斯看来，首先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制度存在，其次才有个人的自然义务和道德。从序列上讲，制度是第一位的，而道德则是地二位的。肯定不能以个体的道德意义去否定整体的制度意义。卢梭的看法更为直接，即一定的制度形态决定了人的道德形态。

市场经济使得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这一事实是市场经济备受责难的主要原因。不论从什么角度对社会公平和平等作出解释，总是难以抹平“人生而平等”这种理想境界与事实上的贫富差距之间的巨大落差。自由与平等的悖论关系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价值取舍上的两难困境。尽管人们不会再去相信“绝对平等”之类的乌托邦世界，但人类不断追求接等或者相对平等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具有向公平和平等不断逼近的内在机制吗？

这又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制度层面来讨论问题，为了便于探讨社会正义制度问题，罗尔斯曾经设想了一个所谓的“无知之幕”作为讨论正义制度问题的起点。但现实中“无知之幕”是不存在的。人一旦出生，就具有了民族、地域、家庭背景、自然禀赋等等方面的规定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就显现出来了。考察某种制度的正义与否，首先当然不可能去考察人是否“生”而平等，而是不同的人出生之后是否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例如，享受平等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的权利；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选择权利等等。市场经济对自由、权利的强调人所共知。只要享有各种权利的过程是平等的，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具有了程序上的正义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通常更重视程序的重要性，他们甚至认为，只要社会过程的程序是正义的，任何通过再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的调整都是危险的。因为这极有可能导致政治权力以公平为名对经济自由进行侵害。这种出自对权力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世界上某些国家的政府以公平为名，行层层刮削、中饱私囊之实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再分配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适当的调节是必要的，但保证再分配过程公平的前提是：合乎程序、公正透明并且具有可监督性。虽然程序正义并不能代替结果正义（公平竞争及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平等），但谁能够否认程序正义是迈向结果正义最为重要的第一步呢？

就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卫生、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系统对一次分配进行弥补和调节，已经成为制度了化的基本政策和国家职能。“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国家如北欧诸国自不必说。即使是号称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彻底的美国，也普遍施行着农业补贴、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以及特别援助法案等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措施。虽然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民财富再分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再分配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早期“血腥”的资本主义到福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从对最大化的极端追求到自觉维护经济与社会、环境和人文的协调发展这一过程大概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这说明了市场经济具有自我调节和完善的机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它主要受到价格机制的调节和影响。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形式，与政治存在、社会结构、制度形态和文化特征之间存在不可剥离，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紧密关系。是多边互动的统一体。把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制度形态来理解，我们或许可以避免出现单纯从“最大化”角度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偏颇，承认市场经济实际上具有对道德、同情心以及政治良知的包容性，并且在其演进的“试错”过程中不断地吸取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而不断地走向和谐和完善。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②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

③卢梭著《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0页

④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页

⑤请参阅诺曼．E．鲍伊著经济伦理学第10页

参考文献：

[1]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商务印书馆，2006

[2]约拉姆．巴泽尔．国家理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诺曼．E．鲍伊．经济伦理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读书杂志社．改革反思与推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经济伦理论文篇（8）

1低碳经济的提出

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工业文明,人类得以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成果。但工业文明的发展以消耗化石燃料为主的高碳能源经济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使得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日益提升,由此而引发了全球的气候变暖,从而严重地威胁着地球环境、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的理论应运而生,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它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的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应用、低碳消费等经济形态的总称,是现有的高碳能源模式向低碳能源模式演进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2007年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本着对人类、对未来的高度负责态度,对事关中国人民、亚太地区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大事,郑重提出了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令世人瞩目。他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一共说了4回“碳”:“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他还提出:“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这也是对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主席并建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减缓气候变化。

2低碳经济的伦理学解读

低碳经济是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人类、资源、环境、经济等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的反思中,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发展思想,包涵了一系列的伦理诉求,有着丰富的伦理学内涵。

(1)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意蕴

低碳经济所提倡的发展模式必然的包括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等的重要内涵。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相互作用的两各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享受自然界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由此也就产生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这也是自然中的一切存在物都因其对人类的价值付出而应该获得人类的保护和道德关怀,人类对自然的存在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类与生态环境的有机协调,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它注意保护地球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性,维护了人类的共同利益,符合了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当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关系的时候,自然也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可以说,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人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下一步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途径。

(2)坚持了以人为本的道德目标

“以人为本”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人,即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人的幸福美好,为了人的近期和长远的需求。这里所说“人”决不是指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使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共同进步。

低碳经济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起点,也是最后要达到的终点,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贯穿于其中。社会发展主要集中并体现在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带动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依靠人的发展,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不存在没有脱离人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离开了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强调发展以人为本,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是每个人的价值体现最大化。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以人的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低碳经济内含的“以人为本”,突出了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和谐社会的各方面发展都要为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为本强调了人是目的、人是中心、一切为了人,又一切依靠人的伦理思想,一直内在于低碳经济发展思想之中。超级秘书网

(3)是规范各个国家的道德规范

低碳经济倡导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向着一个更平等和更完善的方向前进。虽然《哥本哈根协议》会议达成的协议属于无法律约束力协议,但是该协议在规范国际低碳经济生产和消费关系中还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能起到约束作用,是因为它们深嵌于能够在部分地区分哪些是受尊重的团体的社会结构之中。

低碳经济模式的指引作用,是明确规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特别为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行为提供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发达国家必须根据规范的指示而行为。

低碳经济模式的评价作用,它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行为的评价作用是指通用的发展模式作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济的规则,具有判断、衡量它们行为合法或违法的作用。

低碳经济模式的预测作用,是说各个国家和地区事前可以预计到自己或他国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在协议上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低碳经济模式的教育作用,是指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作为特殊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强制力的保证下,对今后的行为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作用。

低碳经济模式的规范作用,是说规范是由一定程度上的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强制性,这是规范专有的属性。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如果违背了,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参考文献

经济伦理论文篇（9）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中国经济改革在经济增长层面的成绩为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依据，但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同样给质疑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人提供了理由。

从康德式的绝对道德意义上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普遍的看法是：市场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和个人财富的最大化，而和谐社会强调社会财富在分配应该更趋于公平。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政策导向力图缩小因为人的自然禀赋差异或其他原因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实际上引发了对市场经济的若干诘问。除了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出质疑外，对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批判武器来自于伦理层面。认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必然导致人们私欲膨胀，道德沦丧，进而引发社会不公。简言之，功利主义的市场经济与人类追求社会和谐与公平的精神是相悖的。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接下来更深层次的问题便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实用主义或者工具化了的权宜之计？还是对市场经济这个人类社会“自发扩展的自由秩序”（哈耶克语）的充分认可与尊重？这个问题实际上最终归结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具象”出发来简单地定义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是迄今被证明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是经济增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一种是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孕育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基础等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挖掘并承认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摆脱在理论上长期陷入实用主义的尴尬。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与“现代”问题，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发达程度。而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所谓“现代”概念，与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可见把市场经济仅仅定位在“效率”的功利价值上是有失偏颇的。

就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而论，单纯从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概念出发来讨论改革的是是非非难以说明问题；或者仅仅是在公共政策的取舍方面是更多地倾向于福利主义还是自由竞争（换一种表述：即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难以为论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西方长期存在的“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就其实践意义来说大多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层面。“社群主义”更强调基于共同社会目标的共同价值，认为社会价值与个人的自由权利相比更具有优先权；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国家干预和注重社会福利与公平。根源于洛克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则把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来论述一切制度、规则和政策均应以确保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为最高宗旨。主张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以税收、补贴、福利等形式出现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行为。近年来，西方“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同样引发了中国学界的讨论。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出现这种争论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必须注意到，西方所有关于“个人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分歧并不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或者是怀疑。而是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勿需讨论的先决条件。哈耶克，齐诺克等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自不必言，就是以关注贫困问题和弱势群体而著名的阿玛蒂亚·森以及建构社会正义学说的约翰·罗尔斯事实上都被视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阿玛蒂亚·森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从来不吝赞美之词。由此看来，“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主义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因为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政治哲学分歧。相反，他们把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以及经过长期市场实践所形成的一切规则（包括成文的法律与人们自觉自愿遵循的潜规则）看做是与人类普遍价值准则相符合的社会秩序。

虽然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已经经历了三十年，但对于市场经济的认知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识形态的争论姑且不论。从学理层面而言我认为仍不免失之浅显。最初的、至今仍然有一部份人所坚持的看法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经济工具论，即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单纯的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手段，也即是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相对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剥削和罪恶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种突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仅仅把市场经济看做价值中立的工具显然已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例如，既然是工具，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的效果为什么会大相径庭？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和扭曲？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一定的贫富差距是可以预期的，但整个社会出现普遍的腐败和权利不平等现象却非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来看，避免和遏制公共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嵌入”而产生腐败以及重视国民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平等都是解决得比较好的，道理很简单，一旦权力对经济活动“嵌入”（而非规制）就破坏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国民的权利事实上不平等，市场就缺乏平等的竞争主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原理。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另一个最为流行的理论是生产力水平决定论，（另一种表达是“初级阶段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当今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市场经济是通向更高层次社会经济形态不得不经历的阶段。至于生产力水平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不再实行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会自然消亡）这也许是不得不留待后人回答的宏大理论命题。从现实的、实践的的意义上说，也还没有必要过早地陷入这样的争论。但必须看到，生产力决定论对市场经济的承认是有限度的。折射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刻有传统意识的印记，反映出某种“不得不”的矛盾的心态。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上述两种对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理由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改革实践促使人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概括起来说，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大致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是从“善”“恶”，“道德”或“不道德”的伦理层面来探讨市场经济。试图在道德的“利他”与功利的“利己”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共通的桥梁。二是从市场经济所关联的政治、法律以及相关社会因素来探讨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所要求的制度环境。这已经大大突破了市场经济工具论的束缚，把中国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深入到了政治哲学和价值伦理的高度。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唯理主义倾向。惟有此，方能在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逻辑自洽的同一体系。

二、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

市场经济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清楚地说明：市场经济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更不是人所固有的逐利动机的必然产物。马克斯·韦伯在考察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时认为宗教革命之后的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说过：“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但“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组织方式为特征的”。韦伯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至少可以使我们避免仅仅从表面现象来粗浅地看待市场经济。因为人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市场经济划等号。问题的关键是人的理性能否得到实现和怎样实现。资本主义（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产生之前）之前，普通平民百姓的理性是受到压抑的。在欧洲，教会、贵族和僧侣可以不劳而获，极尽奢华。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一方面是小部分人“理性”无限度的恶性膨胀，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当市场经济使每个人都有可能自由地依据自己的理性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却要去承担“唯利是图”的罪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无意否认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暂且不论逐利的过程和结果还要受到一系列规则、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和调整，从道德序列上讲，给不给人自由与给了人自由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一回事。孰轻孰重自然不难辨清。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下，亚当·斯密认为给人自由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功利主义大师边沁认为只要整个社会福利增长了，也就达到了善的目的。由于他们只注意到社会财富的总量而忽视了社会财富的分配而受到质疑。

从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市场经济产生于欧洲思想大解放和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在此之前的欧洲大陆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利，处于下层的广大民众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理性至上和人本主义思想，把自由作为人类最高的，也是最终的价值追求。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启蒙运动从激情转向了冷峻。从张扬人性的口号式呐喊转向对社会、政治、法律和制度等问题的缜密思索。

任何人都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自我发展的道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牺牲他人幸福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但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够达至这一目标的实现呢？在这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的黄金时期，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理论和思想。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所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础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走向，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产生的。市场经济正是秉承了文艺复兴和倡导的人本、理性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念。经济活动是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缺乏经济自由，其他的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经济自由是自由价值序列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从价值哲学的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体现人类最终价值追求的“善”的经济制度。这是它最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其次才是它的功利作用。由于经济学主要注重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久而久之，人们反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其他重要价值之所在。

经济伦理论文篇（10）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缺少社会精神上的支持，很难想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明进展能够历史的发生。”1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是一种进步的道德，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现实相适应的道德，但其前提是此经济管事适应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二是超越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但反映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

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及伦理精神的内涵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精神是一种源于现实经济基础，又包含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的社会利益创造精神，是个体奋斗目标与人性主体精神的结合，同时又民族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精神的有机结合。3

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

在我国当前，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那是谁之过呢？是市场经带来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党的十五大之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加强，冲破和摆脱了一些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禁锢和束缚。人们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也出现了道德规范的失序，如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以及黄赌毒沉渣泛起等社会丑恶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必须透过问题的本质作实事求是懂得分析。

一、经济转型期的“断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道德问题，笔者以为其本质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即道德演变的链条出现断裂而带来的问题。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或说商品经济）的转变，是一次战略性的转变，不可能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市场规则法制不健全，成了道德的漏洞。

二、两种伦理道德的影响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伦理精神体系。但他是一种自然的伦理道德体系，即与封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4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道德必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为此我们的经济生活不可能不受其牵制。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伦理思想也传入我国，“拜金主义”尤为突出，同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于是，在我们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当中，认为“洋月亮都是圆的”。

三、权力的失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契约经济，是公平的。然而在我国权力资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权钱交易屡禁不止。笔者认为其内在诱因是官商一体化。

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也有其缺陷。“黄金原则”导致很多人的功利价值取向萌发、加深，促使人们不折手段谋取“暗利”。这就需要我们辨证的看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同志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社会出现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尤其突出的是，在西方一度流行而今衰落的“价值中立”思想，在我国还有一定的影响，它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这在我们的道德建设中必须注意的一种价值倾向。为此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6这应该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价值取向多元化和价值导向一元化的结合。具体体现如下：

（一）道德层次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在全社会认真宣传和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积极分子身体力行。同时在区分道德层次性是要有最底要求。道德规范体系应该说是一个阶梯体系，我们不应该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要辨证的看问题。

（二）坚持“三个代表”与道德评价标准的结合。我们评价一种道德的现象丑恶时，不仅要看他是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看他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必须在道德评价中坚持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统一。

（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为我所用”相结合。我们应当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与积极吸收外来优秀道德文化成果相结合。

二、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和原则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是同志一再强调的，这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伦理精神深化认识的一个基本点与关键。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在我国是一致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党员干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为人民服务就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所必然提出来的道德要求，是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其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提倡为人民服务就必然强调集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它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即社会利益的至上性，又强调发挥个人活动的重要性；既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有强调最大限度的保障个体的正当利益；既强调个人的所为要受集体的约束，又强调尽量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尊重个体的尊严，发展个性，实现个体价值与主题价值的统一。

社会主义经济是道德经济，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原则是根本的原则，在其下还有其他的原则，诸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等等。在时下，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原则、合理利己主义原则、利己不害人原则的先后提出，否定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否定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其实质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从集体主义原则“转轨”到其他原则上去。

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与法理精神

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民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不可缺一，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德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7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虽然起重要的基础作用，但这种调节方式或功能不是唯一的，还要辅之以法律的调节和道德的调节。“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8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它主要通过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使经济活动有法可依，保护合法行为，保证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所以，法律调节具有强制性，是具有很重要的一种硬调节。

相对而言的道德调节是一种软调节。其作用主要的表现在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进行匡正和矫治，并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价值上援助，形成经济运行和道德运作的双向约束和激励的良性机制，使市场经济具有道德的价值导向。

总之，我们应当全面的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统一发挥作用。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当强调遵守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同时，我们要把重要的道德规范，尽量的纳入我们的法律只2中，纳入我们的管理体制之中，融入群众的各种守则、公约之中。

当然，本文探讨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理论上的深化、创新，应包括我们实际生活中运用。一方面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使人们自觉的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从而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于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即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带来得社会后果进行价值评判和价值导向，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为此，我们今天仍然要弘扬民族精神，崇尚共同理想，但它不是空泛的，而是通过社会个体的认同、接受、内化，渗透到个体的事业追求当中，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注释】

1、刘伟、梁钧平，《冲突与和谐的结合·经济与伦理》，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2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434。

3、余金花，《探寻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伦理学》，2001年第5期，P4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134。

5、6、7转载罗国杰，《建设与社会主义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体系》，2001年第4期。

8、《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P146。

【参考书目】

1、《罗国杰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