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学论文篇（1）

长期以来，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只注重从知、情、意、行四方面人手，力图使学生在短短的一堂课上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培养正确的品德行为。一堂课的教学都是从外到内，自上而下地灌输．教师成为“知识的搬运工”。但是由于教师的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发生严重脱节．导致课程内容脱离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和生活需要而变得抽象、空洞和苍白无力，从而使学生感到厌倦，无法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这样造就出来的学生往往是在课堂上和生活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因此，让思想政治课回归生活是使课堂唤发生命力的首要前提。

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是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明确提出：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可见，思想政治课生活化教学是贯彻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主题为基础设置三个课程模块，并与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为主导的生活和哲学并列，将思想政治课的内容设计为四大模块。这反映了新课程整体改革的理念、设计和要求，体现了思想政治课的独特性质和内在价值，符合高中阶段学生的个性特征。同时也为思想政治课教学走向生活化奠定了基石、指明了方向。那么，怎样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落实“生活化”的理念，以满足学生对生活的关切，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让政治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呢?

一、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生活化”的基本涵义

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生活化”：是指在政治课教学中，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生活背景出发，联系生活讲政治，把生活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生活化。体现“政治源于生活，寓于生活，又为生活服务”的思想。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会运用政治经济哲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现实的社会问题，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生活化”实施策略”

（一）课前准备生活化

1．教师：立足生活，改造教材

创设生活化的学习内容是实施生活化教学的前提。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对于他们理解政治书本知识十分重要。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有意识地在生活中寻找与课本中的知识有联系的、学生熟悉的场景、事例，用以沟通已有的生活经验与政治学科知识的联系．瞄准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的最佳联结点．以此来诱发学生已有的真切体验，感受其境。但由于教材中呈现的案例有的与本地区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及原有知识背景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教师在充分理解和领会教材编者意图的基础上．从学生的现有经验和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例如在高二《文化生活》模块的学习中，笔者大量地加入了本土的“宁村抬佛”汤和文化、“张璁文化”、“永昌堡抗倭精神”、“温州鼓词”等内容，与课本的相关内容有机整合。

2．学生：体验生活．积累经验

学生的生活经验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宝贵的教学资源，是学生学习的出发点。如果教学中学生缺乏相应的生活经验，就无法建构起知识与生活的联系这就要求学生在课前要有目的地收集相关资料，体验生活，积累经验，为新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例如：教师可以在教《经济生活》模块“股票、债券、保险”一框内容的前两天给学生布置任务：到本区的证券交易所、银行、保险公司收集有关资料；丰富了与课文相关的知识；通过观察与采访，学生体会到了这些投资品种的特点，同时也初步感受到金融市场的风险。上课时，学生带着课前收集的资料，带着自己的情感体验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从而使课堂生活味浓、趣味性强。

(二)课堂教学“生活化”

“生活化”教学的关键是课堂教学的生活化。根据多年来政治学科教学实践，笔者总结了政治课堂“生活化”教学的“三环节教学模式”。

1．激活生活经验，置疑导入

教师将教学知识与学生熟悉的生活素材相融合，并设计成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让学生借助课前收集的资料和以往的生活经验加以解决。由于学生只能找到一些简单的办法，不能将问题彻底解决，从而进入一种“心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不能”的悱愤状态。例如：在学习高二年级《生活与哲学》模块“意识的作用”一节时．教师提出问题：通过上一节的学习，我们了解了不管是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物质要决定意识。那么大家思考我们学校现在正在建造的校友楼，在建造前要先有图纸，然后根据图纸去建造，那是否意味着先有意识后有物质呢，在造楼的过程中，图纸(意识)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教师顺势提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意识的作用”。这样就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激活了他们的生活经验，使他们的思维泛起涟漪，从而拉开了教学的帷幕。

2．创设生活情境，探究新知

置疑导入使学生感受到已有的知识经验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从而产生学习新知识的紧迫感。这时，教师可以通过提供相应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探究知识的发生、发展．感受知识的本来面目．最终达到既学习新知识又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根据知识的具体特点和实际的教学条件，教师可以创设如下生活情境作为学生探索新知识的平台。

第一，创设直观化的生活情境。教师利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事物创设探索问题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观察、活动中提出问题——合作探究——交流结论——体验成功，学习终身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方法。在学习《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一课时，我要求学生课前调查龙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主要包括皮革、不锈钢、电器等发展状况。学生通过查找资料、社会调查等方法，写出调查报告。在课堂上我向学生展示一些直观的材料，通过提出问题、合作交流使他们对自己的知识、能力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体验成功的喜悦，分享合作的快乐。第二、创设体验性的生活情境。教师创设真实的生活情境，让学生通过现场体验．有话可说．有情可感，深刻理解知识。例如：在学习“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时，教师可带领学生“小记者”走出课堂，采访龙湾区相关企业、领导干部和村民，调查本地环境变差的真正原因。“小记者”争着向有关企业负责人和相关人员提问．比如：你们认为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们认为实行什么措施才能有效制止环境进一步不受污染?环保局或政府来此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吗?有没有试着改变环境，等等?采访回来后，在课堂上大家又对自己的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评论，评出“最有价值”“最有深度”的问题奖项。接着，教师趁势提出问题，运用调查资料，并结合有关内容，分析局部经济利益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给学生以无限的情趣。

3．总结升华知识，服务生活

总结能使所学的知识系统化和条理化、思维方法科学化，使情感体验逐步升华为价值观、人生观。教师要指导学生及时地总结学习过的知识、使用的思维方法以及涉及到的人生道理。因此，在学习新知识后．教师要为各层次的学生设计巩固练习题，同时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样可以使学生在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发展情感体验，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共同发展。例如在学习了《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一框以后，在同学生共同总结了课堂的内容以后．让学生去分析龙湾当地养殖业的实际问题：为什么前几年价格很高的文蛤，今年价格比较低，为什么前几年收益丰厚的养殖户，今年却陷入困境，有的濒临破产?如何才能使养殖户尽快地走出困境?这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明白了价值规律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生活化教学要把抽象的学科知识还原于生活，使知识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完善。学生通过学用结合还可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享受学以致用的快乐。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基本内容，植根于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扬弃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从而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心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一政治文化已初具雏形，更加完备的形态正在建设之中。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起着积极的导引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能否建立起先进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执政党要大力挖掘社会的有效合理价值，建立起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履行的认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的协调与合作。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50多年的历史来看，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理论武器，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而且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局面，使中国从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一个初具工业体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思想引导人们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成为精神的富有者，为新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阶级斗争政治观向经济建设政治观的转变，将民众的政治情感由激越导向理性，把政治评价由理想转为现实，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更加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政治认同感，调动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过分注重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需求，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公平等偏向，因而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要求。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求真务实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本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为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信仰的政治价值新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现代民主国家的本质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欧洲资产阶级在埋葬封建制度的同时，将确立人的价值的人权思想、人道主义输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封建官吏管理民众的主要手段是愚民、驭民、牧民。他们信奉“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国家意识、服从意识比较强，而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相对弱。尽管古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提倡过“以民为本”，但它是建立在“君本”基础之上的。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正如陈独秀所论：“以古时之民本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2〕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劳苦大众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不同于政治制度的政治现象，具有一种相对稳定性，其变动速率往往与政治制度的变动不同步，从而导致了中国人在拥有法定的政治平等权之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政治平等却是举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逐步有所认识和强调，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中民主因素在不断增强。

新世纪新阶段，作为科学发展观重要原则的“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原则体现在中国特色政治文化构建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公民权利的平等问题。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确立“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根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是普遍和平等的，是每个人所应有的利益诉求。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5〕这里，是将“权利公平”放到了首位。可见，讲“以人为本”，在政治上第一位的应是“以人的权利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就是要塑造人人平等的政治心态和均等参与的政治氛围，从而达到政治地位的平等化，让每个公民都能充分享受政治自由这一权利。

三、统筹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由于市场给人们提供的机会以及对市场机会把握的不同，加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使社会群体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时出现了两大差异：一是区域差异，一是城乡差异。试看下面几组数据，上海与贵州人均GDP相对差距1978年为9.1倍，到1997年扩大为11.1倍，到2002年更扩大为12.9倍。城镇居民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现价)相对差距1978年为2.36倍，1998年为2.51倍，2002年又扩大为3.1倍。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1978年为2.68倍，到2002年扩大到3.29倍。1999年省级区域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山西之比为2.52：1，城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深圳的与最低的西宁之比为4.31：1（以上数据参见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利益的得失必然会引发人们政治心理的变化，进而使得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倾向都发生变化，使政治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多元交织局面更加复杂化。据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在回答“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利还是管理人民大众的事”时，65.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后者，20.9%的选择了前者，对政治的消极评价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略呈上升趋势，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与职业的社会声誉成正比〔6〕。1991年北京市民对政治形势较为满意的只占28.4%，到1995年上升到41.6%〔7〕。1995年乡镇政权换届选举中的选民，只有58.9%的被调查者是“精心选择自己所信赖的人”，其余多是随大流或应付〔8〕。2000年河南农民中有70%的以上对党的基本路线持积极肯定态度，有86.4%的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国情，分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农民情况发现：经济状况好的对党的政策赞成率高，反之就低，甚至有36.3%的贫困农民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9〕。2001年上海市高校师生中有81%的教师和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同意“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只有54%的教师和48%的学生〔10〕。2002年深圳居民在“现行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否适应”的问题上，有43.4%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太适应”或“不适应”，民营企业创业人员中持这一观点的高达58.9%〔11〕。从以上不同年份、不同地域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各种成分，因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前者是讲“为谁发展”，解决的是发展价值主体是谁的问题；后者是讲“怎么样发展”，揭示的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要造福于全体人民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前两个“统筹”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现阶段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在农村和西部，这两个问题处理好了，中国的广大地域和绝大多数人口就安定了，社会发展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四、和谐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新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发展处于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必然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冲击，更易引发新旧政治文化更替过程中文化的功能紊乱，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执政党及时地提供一种能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以此在多元价值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抑制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在包容的基础上达成更多的共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然，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个体因条件、经历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但在所有这些个体的“合力”作用下，总会形成一个全社会能基本认同的政治文化即主导政治价值。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价值，这些理论通过对政治系统进行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释和说明，为当代中国社会成员提供了政治文化精神与政治智慧的动力支持。同时，还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人们进行系统、深入和切实的理论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理想、目标、意识、原则和规则等广泛地采取社会政治认同态度，从而保证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政令贯彻的畅通，以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的价值取向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这里的“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目标，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协调社会系统运行的效率与公平，缓解社会风险与贫富差距拉大后部分社会成员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边缘化，缓和社会心理危机，扩大对主流政治文化认同感。同时，通过吸取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以“和而不同”原则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多样化进程，在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先进思想文化，把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汇成一股容纳百川的精神合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

注释：

〔1〕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81.

〔2〕陈独秀.独秀文存：(二)〔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32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4〕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3.

〔5〕.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6〕张明澍.中国“政治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8-21.

〔7〕辛岩.1995年北京市民社会心态调查〔J〕.民意，1996，（3）.

〔8〕张兴杰，吴钢.迈向理性：中国政治年报（1999年）〔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179.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3）

1.2“微文化”特点

1.2.1简洁简洁性是“微文化”内容方面的重要特点。例如，微博对上传的字数限制就是不超过140个字，而微电影则是介于半分钟和三分钟之间。这些要求能够促使上传者对语言更加精炼，从而为快节奏生活的人们提供少而精的文化内容。这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

1.2.2自主性“微文化”源于个人互联网技术，其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无论是微博还是微电影，上传者都不需要满足特定的身份或者条件，微博的人人平等。这样，充分地体现出来“以人为本”理念。

1.2.3信息共享微文化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互联网的开放性，人们只需要借助互联网相应设备就可以参与到“微文化”的构建中。在“微文化”的参与过程中，人们不需要知道彼此的真实信息，就可以对他人的信息进行浏览和评价，并且，还可以将自己对某些事件的看法表达出来，并与他人共同讨论相关问题。这些充分体现出“微文化”的开放性和信息资源共享性。

1.3存在意见领袖当前，“微文化”的传播方式经常会成为某些强权阶层的利用工具，其借助某些信息的吸引“微博”用户的广泛关注，并在充分地讨论过程中，有意对讨论方向以及思想观念进行引导，从而达到己方想要的舆论效果。这种舆论传播方式往往收效比较快，而且，影响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很容易引发某些不良的社会影响，甚至成为反动组织煽动思想的武器。

二、高校教师对“微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评价据了解，超过80%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都已经认识到了“微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到的重要影响作用。并且，只有很少一部分教师认为其产生了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这个认识是比较可喜的。但是，在实际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却是仅有很少数量的教师真正有效地借助“微电影”或者“微博”等形式进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这说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微文化”并没有深入地进行了解，同时，其并没有认识到“微文化”在思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依据采用传统的教育模式，不仅不会有效地提高思想教育质量，反而会让学生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在某些微文化的影响下，对高校的思想教育更为漠视。因此，基于“微文化”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引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形成方向，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和谐发展。

三、基于“微文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3.1促进高校师生对“微文化”的认识

3.1.1教育主管部门提高思想认识当前，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起到了宏观的指导作用。其推出的教育政策有效地指导着高校的教育体制改革。因此，只有政府部门从本质上认识到“微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才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引导政策，促使高校的管理者对“微文化”的思想教育作用真正地加以认识。

3.1.2高校管理者对“微文化”的充分认识高校思想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高校领导者的大力支持和引导，因此，其对教育的主观认识对教育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不断提高高校管理者对“微文化”的主观认识，对于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3.1.3加强高校教师对“微文化”的认识高校教师是思想教育的执行者，其自身对“微文化”的认识直接影响教学内容以及方式的设定和执行。因此，不断加强高校教师的“微文化”认知水平对于促进思想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3.2加强高校大学生的微文化素质所谓的“微文化素质”主要包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学习理念；社会事件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网络知识吸收的与时俱进；媒体参与素质以及辩证思维能力。当前，高校的多数师生具有良好的“微文化”素质基础，但是，其借助“微博”等沟通工具仅仅是就某些娱乐或者新奇事物进行沟通、交流，真正涉及利用“微博”进行思想政治交流的内容却是少之又少。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校教师本身利用“微文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不强，并且，自身的“微文化”素质偏低，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教师，其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低，而且，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很少有对“微文化”进行积极探索，以至于其在教育过程中亦是更加的“保守”和“一成不变”。因此，高校师生应该在充分认识到“微文化”重要教育价值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的“微文化”素质，进而更好地推动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提升。

3.3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化

3.3.1理论联系实际理论的前瞻性主要体现为能够正确地反映出人类的社会发展，并将社会发展本质以及先进性充分地反映出来。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上能够反映出理论性和实用性。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仍是过重地偏向于社会价值教育，对学生的个人价值实现有所忽视。“微文化”环境中，如果不能及时地进行教育内容优化，很容易使得学生在“微文化”影响下对其产生一定的排斥情绪。所以，在教育过程中，要正确地反映社会真实的一面，并引导学生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辨析能力。

3.3.2传统与媒介素养教育有机融合借助多种媒体形式进行传播的“微文化”使得个人成为了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然而，这些信息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如果不能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适当地增强学生的媒介素质，以便于引导其更好地面对微文化，甚至将主流思想有效地传递到“微文化”当中，进而帮助更多的信息用户对社会的主流思想深度认可。

3.4充分借助“微文化”的传播手段和途径

3.4.1合理发挥“意见领袖”的思想引导功效在“微文化”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教育工作者不能及时地认识到其产生的效果，而任由某些不良组织肆意煽动的话，很容易对教育工作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高校的教育工作者要切实利用“意见领袖”的导向功能，将正面的、积极的主流思想适当地传播到“微文化”当中。具体做法主要包括：借助自身的思想影响力以及“微文化”素质，定期或不定期一些具有探究性的社会问题，并发起多种形式的讨论活动。在讨论过程中，对讨论的内容以及思想走向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另外，还可以借助“明星效应”，引导“粉丝”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4.2借助“微文化”传播方式进行思想引导在当前的“微文化”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重视微博这种形式。在微博传播机制中，既有一对一的传播形式，也有一对多的传播形式。通过微博这种大学生喜爱的方式来开展与学生的交流，既能拉近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又能克服时间、空间的限制灵活多样地开展教育活动。如果采取广播的形式，还能够让更多的人思想受益。另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主管部门、高校的相关部门应该拿出经费组织人员多拍摄一些富有教育意义的微电影，组织人员创作一批优秀的微小说。这对“微文化”环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帮助极大。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4）

二、寝室文化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内外因分析

1.内因分析和管理

寝室文化对学生生活在学校中3年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里不得不谈到学生寝室制度，首先，寝室制度文化的健全与人性化，是大学生在寝室基本生活的制度保障，大学生要想在寝室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就必须要求每位大学生严格遵守寝室制度，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投入足够的精力。而要求同学们能够共同遵守，则需要道德和价值观的认同，如果一个寝室卫生没有人打扫，同学的作息时间无规律，很难想象这个寝室的同学能100%投入到寝室文化中。其次，学会良好的人际交流，培养自身的人际交流能力，是同学们在寝室中必须慢慢思考和处理的问题。大学生在寝室生活中，第一次尝试处理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寝室成员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状态，从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状态。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学生在寝室不能和其他同学很好的交流，那势必会导致精神紧张，身心疲惫，所以，在创建寝室文化中，人际关系对于该宿舍也有很大的影响。然后，随着电脑的普及化，寝室已经成为了大学生网络交流和学习的重要场所，合理控制电脑网络文化对于寝室文化影响，通过思想政治来正确合理引导学生运用电脑网络成为学习的工具必须坚定不移。随着网络的出现，他可以满足学生的多种需求，网络是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学生如果娱乐多了，会使学生们减弱学习风气，减少对于学习话题的探讨，那就更加不会去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做人道理，做事情的原则了。

2.外因分析和管理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创建寝室文化，加强学生党员、学生辅导员等先进学生代表也应起到带头模范作用。积极推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学习寝室,加强大学生寝室学风建设,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为大学生寝室建设提供有力指导。追求和谐。共生理念是要求寝室公共环境和谐，制度和大学生个性发展的和谐和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强调会做人，会做事，会学习。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规范管理，提高学生基础文明水准。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5）

1.思想政治教育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引导作用有待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高校建设的重点，决定着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方向。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独立学院相关的校园管理制度建设不够完善，特别是师德师风教育，绩效考核制度等尚待完善；缺乏榜样教育，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先进工作者、师德师风十佳教师的典型，言谈举止文明礼貌的榜样却没有树立，忽视了对各方面先进典型的评选和宣传。

2.校园文化建设底蕴不够深厚

我国独立学院的建校时间相对较短，存在着校园文化底蕴不够深厚的问题。在校园文化建设的物质方面，校舍越建越豪华舒适，校园建筑的造型与空间布局设计越来越有创意，校园的美化和绿化也越来越优美。但是由于独立学院普遍存在建校时间比较短，存在着设备不足、校园学习气氛不够浓厚，人文环境弱于自然环境等问题。而且，有些独立学院的社会定位、办学理念、价值追求不够明确，与一类院校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例如，很多学院在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方面没有落到实处。另外，校园精神缺乏凝练，其核心特色把握不够准确，校园精神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也不明显。

3.校园“学风、教风、工作作风”三风建设有待加强

在学风建设中，独立学院的生源质量较普通高等院校低，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够浓厚，影响到了学风建设。而且，独立学院学生仍不被很多企业所认可，这造成了学生出现丧失信心、心理压力较大等许多问题，从而对校园文化的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教风建设方面，教师在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中，对引领和主导校园文化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独立学院存在着教师结构不合理，能够肩负重担的中青年骨干教师较少、专职教师比例不当等现实问题，导致了教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主导作用难以充分体现和发挥。而且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偏年轻化，流动性较大，不利于形成稳定的校园文化。在工作作风的建设中，由于许多独立学院绩效考核制度不够完善，机关工作作风上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教职工对学院的归属感不强，没有主人翁意识。部分职工对工作缺乏敬业的感情，对工作责任性不强，要求不高，满足于一般性常规工作任务的完成。工作纪律差，上班迟到早退，无所事事，影响了教职工的形象。“三风”问题严重影响了校园文化的建设。

4.独立学院关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制度有待完善

社会实践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但是，由于独立学院关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有些独立学院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缺乏连续性。社会实践教学不是作为一种常规性的教学环节，而是因教师、自然环境、场所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间断，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学校和学生普遍认可的评价标准和运行机制。另外，社会实践活动是围绕着特定的教学内容和基本目标进行的，应当有专职教师加以有效的指导。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完成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如何撰写实践报告及完成实践教学的具体任务等，尚缺乏系统的培训和辅导。

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解决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发展困境

1.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导向作用

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教育部、湖北省《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在新形势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独立学院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思想政治工作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就是校园精神文明建设，而校园精神文明的主体是师生共同理想和价值观的建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倡导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主旋律，才能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强化成才意识，建设良好学风。思想政治工作主导着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独立学院的校园文化建设，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属性和原则，遵循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教育方针，就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和把握。

2.加强独立学院“三风”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氛围

认真学习在教师节前夕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独立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要抓好“三风”建设工作，“三风”即学生学风、教师教风、机关工作作风。通过“三风”建设来践行大学文化内涵，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加强学风建设。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用制度促进教风的转变。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理论素质和业务素质，努力增强机关管理人员为基层和师生员工服务的本领来改进机关作风。中共中央、教育部、湖北省《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的意见》指出：教师的师德是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灵魂。教师所具备的高尚的师德对学校、对学生都具有强烈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因此，要切实加强高校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从而对学生的精神面貌、知识水平、心理素质等方面给予积极的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还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我们要鼓励学生，增强学生自信心，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实践的机会。另外，在注重学生学习的同时，还必须从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着手考虑，提供宽松的人文环境，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存在价值，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为学生提供一个能充分展示其能力和价值的竞争平台，体现独立学院校园文化的渗透性和实效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6）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95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

1.有利于促使大学生明确精神信仰，树立道德标准，提高思想境界。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生的信仰和精神的追求看得比物质生活更重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知识者的最高理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同样，这对95后大学生思想道德品格的完善，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2.有利于激发“95后”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

祖国是家庭和个人的寄托，是我们物质利益和精神世界的寄托。中国历来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文化传统：“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今天的爱国主义体现在：热爱祖国，矢志不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同仇敌忾，抵抗外辱等等各方面。我们要以宽广的胸怀与眼界，积极而理性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中去。处理好爱祖国和爱世界，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关系。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学生具备民族自尊心和进取心，既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机会发展自己，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和尊严。

3.有利于培养“95后”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在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被看作“立身之本”、“举政之本”和“进德修业之本”，当今社会上由于各种原因，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面临相当大的危机，在象牙塔中的学生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存在各种诚信缺失的现象，如：考试作弊；恶意拖欠贷助学贷款和学费；求职过程中伪造简历；同时与几家单位签约，从中“择优录取”，单方面毁约等等。若这些情况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纠正，久而久之，学生们就会习以为常，踏入社会后随波逐流，丧失诚信的概念。诚信是中国的优秀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要求人人具有契约精神，诚信守法，结合今天的社会情况，对“95后”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更加显得紧迫和重要。

4.有利于促使“95后”大学生学会自省和换位思考。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他们都非常重视内省对人的道德形成的意义。反思自己的言行，改正错误的地方，学习正确的道理，并这样长期鞭策自己，才能不断得到提高，达到一个良好品德水平。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是交给学生知识和技能，更是要教会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成为一名思想上的成年人。心理学在自省上的定义，是自我评价—自我反省—自我调控—自我教育。但是，目前的“95后”大学生大部分比较缺乏“自省”的意识，要教会学生学会自我肯定与自我批评，在自省中，总结过去，并对未来做出规划；往好的方向，引导自身的思维和言行，是高校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儒家提出的“挈矩之道”，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自己就要怎么去对待别人，这就是换位思考的方法。它是正确认识人际关系，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思路。“95后”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唯我独尊，来到学校，怎么和同学相处，踏上社会，怎么和同事相处，如何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学会将心比心，学会换位思考是重要的一课。在对待他人时，要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与感受去理解别人的感受和体验。它可以看作是古老的儒家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头版本。如果大家都能够换位思考，以平等、诚信、宽容、互助的原则相处，何来“清华朱令案”和“同济投毒案”呢？！

三、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渠道和方式

1.课堂教学为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内容。

每一个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在生活的细节中都有体现，如诚实、善良、孝顺、忠诚、敬业、脚踏实地等等，至于爱国、中华民族气节等内容更是耳濡目染。很多思想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是一致的。在二者结合的时候，要注意内容的选取和教学的方式方法相结合，不仅要表现出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要概括，提高，体现出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沟通感情，引起共鸣，这样才能达到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教育效果。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根据书本内容，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一些专题：理想信念和大学生成长成才--古代儒家理想、做忠诚的爱国者--古代爱国情感和行为、现代法律思想一与古代法家思想等等。通过视频、学生演讲、辩论等多种方式，结合图画、音乐、表演等手段，将优秀文化直接诉诸学生的感觉，让学生得到切身的感受和提升。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也有很多教学要点可以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相融合。如鸦片战争以来的各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前因后果的分析，洋务运动等多次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的总结，抗日战争中军民一心抗击日寇的视频再现等，通过老师的讲解和引导，都能够大大激发了学生爱国精神，激励学生“少年强则中国强”。

2.实践活动为辅，扩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广泛性

实践活动直观生动，是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己思考和感受，会有和课堂不一样的收获。比如鼓励学生读经典书，看经典电影。书写读书笔记，开展导读、书评、影评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比如2014年9月—12月，我工作的学校思政部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征文比赛》，全校学生结合校园生活，写出很多有理论深度，同时具有实用价值的文章。主题从传统的道德思想文化当中摘取，多位思政教师挑选出班级比较出色的文章，结合书本的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引用学生文章中的语言和事例来讲解知识要点，颇受学生好评。征文还经过评选颁奖，这又是一个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通过这次活动，学生和老师，在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认识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其他方式还包括：开展演讲、书法、绘画比赛，小组课题讨论等等各种以传统文化为主题举办的校园活动。

3.社会辅导，增加传统文化教育渠道的多元性

举办一些和学生生活、前途、就业等密切相关的系列报告，邀请专家学者，名师，校友等来校做讲座，演讲，其中贯穿传统文化的理念，通过演讲者与广大学生的交流，让广大学生近距离感受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让学生走出校门，对社会各层次的传统文化广泛接触，比如到博物馆参观，到爱国基地考察，让学生认识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鼓励学生学会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进行思考和分析，哪些内容和我们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是不同的，应该从什么角度认识和看待。

4.学校和家庭互相学习和配合

父母是学生的启蒙和终身的老师，家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学生。学校经常性与家长进行沟通，通过写信、邀请家长担任外聘辅导员、学校开放日价值参观提建议等方式，倾听来自家长的声音，了解家长对学生从小是如何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方面来教育孩子，汲取家长中的先进经验，注入学校的管理教育方法中。同时及时向让家长传递学校的的教育理念，使家庭理解、接受和配合学校做好工作，提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及时性和全面性。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7）

30年代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关系的紧张，造成了各政治派别相互之间的严重疏离 。广大社会成员对国民党的官方政治概念、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 ；在这种状况下，民众的政治取向是多头的。30年代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施行一系列文 化控制方略来扼制这种多头政治取向的势头，却反而引发了来自各权力客体自发形成的 政治文化反弹。当权力客体处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包括文学在内的传媒便成了他 们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与“权力主体”进行抗争的手段。又由于各权力客体之间因其代 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阶层，他们所持的政治见解也相去较远，因而，各 派纷纷利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因此，30年代的文学 论争，事实上往往是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一个窗 口。也正因为如此，30年代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都有着鲜明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文 化潜因，人们在文学论争中看问题的角度也首先是政治的角度，而非纯文学的角度。

因为在论争者看来，文学问题事实上已非关文学本身，而关系到自己的政治意愿的表 达和政治见解的阐释。因此，参与论争，是获得政治发言权的极其重要的也许是惟一的 机会。30年代文学论争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兴趣，其中有很大的成分是政治的 热情和政治的兴趣。但是，当文学的目的完全政治化，文学的言说一旦被系统化为政治 话语，就成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排他性与专一性的系统。这个系统被用来阐发或攻击某 种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被用来阐发或反对某种政治理想的合法性。因此，30年代的许多 文学论争，事实上都明显表现为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借文学表达政治意愿的话语权的 斗争。

争夺话语权，其目的是为了更好获得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 权利。在新时代来临之际，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谁就能引领、甚至拥有这个时代。这 一点，在30年代各派政治力量那里，对此都是非常明白的。国民党在获得政权以后，并 没有忘记对这种政治话语权的控制。他们先是提倡“三民主义文学”，但由于“四·一 二”之使“三民主义”蒙羞，“三民主义文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面对日盛 的“普罗文学”的声浪，他们又抬出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试图用“民族意识” 、“民族精神”来抵抗来自左翼文坛的“阶级论”话语。“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为现实 政治权力作辩护，理所当然地要向传统的政治经典找寻合适的政治语言，这是因为中国 传统的政治经典中所充斥的内容基本上是立足于阐述现政治权力之合法性的政治语言。 直到1934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作为统治者话语的中心内容仍是传统的“四维”、 “八德”。与此针锋相对，左翼文坛再次掀起大众语的讨论。大众语的讨论，规模之大 ，时间之长，是30年代文学论争中不多见的。国民党以正统自居，故思想、语言要复古 ；左翼以劳动阶级、广大群众为旗帜，故语言要大众化，这其中所隐含的就是争夺话语 权的斗争。“大众”一词，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最时髦，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言。“大众化 ”的讨论，不仅成了左翼文坛针对统治者的话语武器，而且也使得左翼文坛因此而得以 靠着“大众”、“群体”的力量，引领了整个时代。

在这种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排他性是其重要的思维特征之一。例如，在“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倡导之初，即1927年下半年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人恢复创造社及其刊 物时，曾想联合鲁迅来写文章，郑伯奇还去找过鲁迅，并在广告上也登出鲁迅的名字。 但正在这时，创造社新进的人们，即李初犁等从日本回国了，他们不赞成联合鲁迅，并 且决定把鲁迅作为批判的主要目标。那么，为什么这几个年轻人要反对鲁迅?为什么几 个年轻人能左右整个创造社(包括创造社的许多元老)?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 为争夺文坛话语权而必然导致的排他性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刚从日本回国的激进青 年，面对的是国内经过十年整合已成格局的文坛，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稚嫩的声音会淹 没在诸多文坛宿将们耀眼的声名之下，他们要获取独立的话语权，要使自己的声音成为 众声喧哗中的最强音，就不能不以攻击文坛话语的权威为其开端。鲁迅的公认的文坛地 位，就使他成了创造社成员，尤其是年轻成员们首选的要跨越的对象。“创造社改变方 向”后“没有改变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精神”，“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 章，在别的许多的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 注：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天轨列车》1928年9月25日。)很明显，创 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首先拿鲁迅开刀，其中无疑包含着取代鲁迅文坛霸 主的地位，使自己的言论成为文坛强势话语的策略性考虑。

争夺话语权，就难免要将自己的言说营构成某种强势话语，以便给论争对手造成一种 压力。梁实秋几十年后对30年代他与左翼文坛的论争仍耿耿于怀：“我发现所谓普罗文 学运动，不是一种文学运动，是利用文学做武器的一种政治运动”。后来“撤消”了“ ‘普罗文学’这一名义，实质的想在文学领域争取领导位置的运动仍旧进行，换一个方 式进行到另一个阶段罢了”。(注：转引自尹雪曼《中华民国文艺史》(台湾中华书局印 )第51—52页。)梁实秋的话的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们争夺文坛领导权的 政治意图，但他的这种对于“革命文学”即将形成的强势话语压力感，又从反面昭示了 他本人对权威话语的看重。因为这场争论的开始，是缘于他们难以忍受“思想上有了绝 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他们要以文坛正统派的姿态来“纠正时尚”，捍卫 文坛的“尊严和健康”。(注：梁实秋：《＜新月＞前后》、《谈徐志摩》，《梁实秋文 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的强势话语面前， 难以以自己的意愿来重整文坛，他们的压力感中多少包含了自己难以获得文坛霸主地位 ，难以获得话语霸权的遗憾感和失落感。

“自由人”胡秋原在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中，也曾感觉到了一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他在 《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认为，“普罗文艺”中有“主观地过剩”的“政治主张”。(注 ：胡秋原：《勿侵略文艺》，《文化评论》第4期(1932年4月)。)胡秋原曾一再声称， 并不反对普罗文学，“承认普罗文学存在的权利”。而二者之间之所以发生论争，其中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争夺话语权。胡秋原打出的也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旗 号，甚至主张“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强化统一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线”， “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一切左右偏曲倾向”。(注：胡秋原：《为反帝国主义文化而斗 争》，《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这之所以没有得到同样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左翼作家的认可，是因为左翼作家与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 连苏汶也看得出胡秋原与左翼作家之间“两种马克思主义是愈趋愈远，几乎背道而驰了 ”。(注：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 月)。)左翼文坛要获得政治文化上的强势话语权，就不能丢弃理论的阐释权，就不能不 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

在30年代的诸多文学论争中，许多人都曾作为论争的一方，感到了来自左翼文坛的强 势话语的压力。例如苏汶就曾认为，左翼文坛常常“借革命来压服人”，拒绝“中立的 作品”，把文学内容限制到“无可伸缩的地步”等等。(注：苏汶：《“第三种人”的 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再 如，沈从文在“反差不多”论争中认为，文艺只有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 ’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而“另一种‘一尊独占’”， 显然是指左翼文坛。(注：沈从文：《一封信》，《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 又如，林语堂在小品文论争中，面对来自左翼文坛的强势批评，表示了这样的不满情绪 ：“《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也不过提倡小品文，于众笔调之中，看重一种笔调而已， 何关救国?”(注：林语堂：《今文八弊》，《人间世》第27、28、29期(1935年5—6月) 。)“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的罪名”。(注：林语堂 ：《方巾气研究》，《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8、30日，5月31日。)毋庸置疑，上 述左翼文坛的论争对手们的种种报怨其实都带有某种政治情绪，其言论未必公允，未必 正确。但这些言论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左翼文坛事实上在当时的几乎所有论争中，都 牢牢控制了话语权，对论争对手构成了强势话语的压力。这里用语义政治学的术语来表 述，就是左翼文坛获得了“权力话语”。(注：根据语义政治学理论对“权力话语”的 解释，所谓权力话语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具有一种“控制、占有并以自 己为中心统一其他”的潜在欲望与能力的话语。)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获得，才使 左翼文坛牢牢雄踞于霸主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30年代“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 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注：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 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在时过境迁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更公允地来评价30年代的一场场文学论争中的是非 功过，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在3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如 果没有获得话语权的自觉意识，没有一种对于营构强势话语的潜在政治欲望与能力，其 结果，很可能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之下的万马齐喑。左翼文坛，依靠营构 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了文坛霸主地位。这固然对其他论争对手构成了某种压力，但左 翼群体站在权力客体位置上对权力主体构成的威慑力量，为同处于权力客体的其他亚政 治文化群体争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应该说，营构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文化上的主导 地位，这正是左翼文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学家人格的政治化。许多作家， 他们从事的是文学的事业，但却对政治非常投入，或者说在自觉不自觉中总是以“政治 ”考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政治文化的一大功能 是把‘文化人’塑造成‘政治文化人’”(注：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 社，1992年，第24页。)，身处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政治心理的积存越来越丰厚， 在政治心理的潜在支配下进行活动，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从30年代文学论 争中的表现来看，多数作家未能避免成为“政治文化人”。许多作家在一系列的文学论 争中，其政治意识不断加强，甚至对自己的文学见解等也表现出一种“今是而昨非”的 态度，以不断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方面就连茅盾、鲁迅也不例外。例如茅盾， 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进行论争中坚持的许多观点，在其后的一些论争中不仅不再坚持 ，反而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否定。在对待“五四”的评价上，观点明显发生的变化，其中 就可以看出其政治意识的迅速加强。他的《“五四”运动的检讨》，是向“左联”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提交的一份政治性很强的报告，无论是从政治理论的运用 ，鲜明的政治见解的阐释和从政治角度发言的口吻，都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政治的投入。

再如鲁迅，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受到“围攻”，曾产生非常愤激的不满情 绪，认为创造社、太阳社作家们“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 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注：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界之一 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尽管如此，鲁迅多年之后却是从政治、革命的 高度来认识这场论争的，他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 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 关忍受。”(注：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cūn@①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 迅全集》第4卷，第628页。)这种态度和认识表明的是一种政治文化人的胸襟。在30年 代一系列的论争中，我们明显感觉到鲁迅的许多见解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这种出于政治 的考虑且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几次讨论中，鲁迅就有一个由担心大众 化“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到终于完全站在大众文艺立场上的过程，最终甚 至不惜拔高一些通俗文艺形式的意义(如连环画等等)。尤其是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 ，鲁迅坚持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表明了他 敏锐的政治眼光：与“国防文学”口号相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 关注民族矛盾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阶级矛盾，这里包含了对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 权的重视。这显出鲁迅作为政治文化人的政治远见。

“政治文化人”的特点集中体现为思维的政治化。普遍的政治化思维弥漫在30年代的 一系列文学论争中，成为30年代文学论争的显著标识。

政治化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论争中的实用主义。借用霍布豪斯《自由主义》中的 话来说，那些实现一场革命的人，“他们需要一种社会理论，……理论来自他们感觉到 的实际需要，故而容易赋予仅仅有暂时性价值的思想以永恒真理的性质”(注：霍布豪 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页。)。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双方的 目的常常是仅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因而并不注意去寻找大 家普遍能接受的某种真理。所以，没有一次论争最后是哪一方通过讲清道理，以其自身 理论的真理性使对手真正心服口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论争的兴起、结束，大家 所依据、所服从的也不是学理性的规则，而是政治的需要。例如“革命文学”论争，双 方的开战，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联合对鲁迅的批评，是一 种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注：参见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 ——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而创造社、太阳 社与鲁迅双方的最终握手，也是服从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服从了政治的需要。据冯乃超 讲，“为什么停止围攻鲁迅，好像听潘汉年讲，李立三(当时中央宣传部长)转达过党的 意见，不同意攻击鲁迅”。(注：冯乃超：《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冯乃超 文集》(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79页。)也就是说论争的当事人不管在论 争中表现如何，使用什么样的言词，有什么理论的阐发，但决定论争进程和结果的，并 不是论争的内容和理论探讨的深度，也不在于谁真正完全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而在于政 治的需要。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有类似的情况，当论争刚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是因为张闻天化名哥特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文中对左翼文坛排斥“同 路人”的“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此文一出，左翼文坛的调子便马上翻转过来， 多数言论立即从团结“同路人”的角度来重新看待“第三种人”，直到“第三种人”正 式“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之前，左翼文坛与“第三种人”的论争其实已接近 收场。这一论争的发展过程，同样可以看出，论争的走向，并不是依据是非观点的是否 明确，不在于理论探讨的进展。与理论的正确与否相比，当时的人们也许更相信、更愿 意服从的是政治权威，是人们政治化思维中的政治实用主义支配着人们在论争中的行为 。

30年代文学群体是以政治倾向的同一性来划分的，各群体内部统一性高，且具有较强 的组织性意识，在重大问题上，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上，往往一致对外，处处以本群 体为是，以非本群体为非。夏衍就曾谈起过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学论争中的这种群体性意 识：“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文艺社团”，但这“并不等于中立，无可讳言，由于思想作风 上和组织上的大原因，我是站在创造社、太阳社这一边的”。(注：夏衍：《懒寻旧梦 录》，三联书店，1985年，第141页。)也就是说，这种群体性意识并不依据形式上是否 参加某个社团，而是依据政治上的倾向，自觉地给自己划线，决定政治立场上的归属。 对群体性的强调，在左翼作家群体中显得最为突出。“左联”1930年8月通过的《无产 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否认“左联”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 批评了一些成员仅仅把“左联”当作作家组织的“狭窄观念”、“自限于作品行动的偏 狭见解”等等。这里很明显地是提醒群体成员要从政治组织的角度来理解“左联”群体 及其任务。

在30年代的许多论争中，左翼群体的确一直非常强调从群体性乃至党派性上来看问题 。左翼群体之所以会以胡秋原为攻击的对象，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因外，还由于胡秋 原的不在组织上认同左翼群体。胡秋原多次表明自己的所谓“自由人”的政治立场：“ 我所谓‘自由人’者，是指一种态度而言，即是在文艺或哲学的领域，根据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来研究，但不一定在政党的领导之下，根据党的当前实际政纲和迫切的需要来判 断一切”。(注：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他公 然声称“不在政党领导之下”，这构成了对左翼文坛党派性质的消解。正因为如此，当 胡秋原发表文章批评钱杏cūn@①的文艺理论的错误时(注：胡秋原：《钱杏cūn@ ①理论之清算与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之批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读书杂 志》第2卷第1期(1932年3月)。)，立即被左翼文坛敏感地认为他是“为了反普罗革命文 学而攻击钱杏cūn@①”，“公开地向普罗文学运动进攻”。(注：洛扬(冯雪峰)：《 “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文艺新闻》第58号(1932年6月)。)胡秋原曾辩解道： “我除了批评钱杏cūn@①君以外，就没有碰过左翼文坛，然而钱杏cūn@①先生是否就可以代表左翼文坛?”(注：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陈望道当时也曾客观地指出：“我们不应把这对于理论或理论家的不满，扩大作为对中国左翼文坛不满，甚至扩大作为对于无产阶级文学不满，把理论家向来不切实不尽职的地方暗暗地躲避了不批判。而将来还是来的那一套，以致理论永无进展”。(注：陈雪帆(陈望道)：《关于理论家的任务速写》，《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在习惯的政治化思维中，作为政治性很强的群体内部，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任何来自外部的批评，哪怕是针对某个人的(尽管这个人也许确实存在可指责的错处)，也将被视为对这个个人所在群体的挑战。因此，上述出自胡秋原的辩解和出自陈望道的辩护都不能扭转左翼文坛多数人的基本看法。再如，在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苏汶曾批评左翼作家说：“他们现在没有功夫来讨论什么真理不真理，他们只看目前的需要，是一种目前主义。”(注：苏汶：《关于＜文新＞与瞿秋白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对 此，周扬的辩驳是：“我们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我们反对超党派的客观主义”。( 注：周起应：《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现代》第1卷第6期。)这里，意见 的分歧仍是党派性问题。

由其群体性或党派性来判定言论的是非，而不是依据真理性来判别言论的正确与否， 这有时便会导致宗派主义。茅盾就曾指出过“左联”内部的这种宗派主义，“‘唯我最 正确’，‘非我族类，群体而诛之’的现象，以及把‘左联’办成政党的做法”。(注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09页。)在“两个口号 ”的论争中，连鲁迅也明显感到，他因主张“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遭到的 非议，其根源可能还是宗派主义在作祟：“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注：鲁迅：《书信·360828致杨霁 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416页。)入不入群体，事关重要。入了群体，自家人好 说话，有错误也是“内部矛盾”；不入群体，那言论的正确与否当然也很重要，但更紧 要的是作为异己力量就首先要遭到排斥、遭到攻击。可见，30年代在群体之间发生论争 时，事实上却不被看作具体参与论争的个人的事，而是整个群体的事。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宗派主义情绪常常在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宗派主义情绪是伴 随着政治情绪而来的。政治观念表达的情绪化，在30年代的难以避免，其原因很多，但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理论的不成熟。30年代的各派理论家们，就根本而言，都 缺少政治理论的系统性，缺少应有的本土政治实践的基础。理论基础不坚实，浮躁的情 绪化的冲动，就成为必然。夸大的方式、极端的心态常常成了企望中的对待相异观点并 战而胜之的法宝。例如，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时，就特别注重渲染“最强烈最普遍的一 种团体感情”。(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如果在论争中过分强调情感和情绪而忽略理性，偏激和叫骂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在 革命文学倡导时期，就有人公开为叫骂正名，宣称要提倡“新流氓主义”。他们认为： “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流氓ism不行。”“骂是争斗的开始，人类生存最后的意识 ，也不过是争斗，所以我们不认为斗争的开始——骂，是有伤道德。”(注：潘汉年： 《新流氓主义》，《幻洲》第2卷第8期(1928年1月)。)后期创造社青年作家们的论争风 格，与采取这种“新流氓主义”不无关系。而激进化、情绪化等，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 一直存在着。鲁迅曾指出：“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 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毛病就复发。”(注 ：鲁迅：《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685页。)论争的群体性情绪化 ，是3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个显性特征。

三

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政治化思维有时还表现为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即有很强的政治防 范意识。胡秋原对“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批判时提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 。”这段话是明显针对“民族主义文学”“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这自由的创造” ，“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而来的。(注：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文化评 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但在左翼文坛看来，这种“文艺自由论”固然是对“ 民族主义文学”以及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的一种批判，但它对左翼文坛所力倡的文艺的阶 级论、文艺的党派性等等也将起一种消解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就使许多左 翼作家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置于一种敌对观点的位置上加以抨击。

30年生的关于“善于调和”的论争，也可以说是由过度政治敏感引起的。一位署 名“绍伯”的人仅因为看到《社会月报》八月号同时发表鲁迅和杨cūn@①人的文章，便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指摘鲁迅“善于调和”，“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这引起了鲁迅的愤怒，他不得不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事先知道。”( 注：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48页。)这位“绍伯”， 鲁迅认为是“田汉”，尽管田汉并不承认，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位左翼群体中的、明显带 有过度政治敏感性的作家。

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有时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猜疑。例如，左翼文坛在与“自由 人”论争时，就有左翼作家一再称“自由人”是社会民主党或托派(注：洛扬(冯雪峰) ：《“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文艺新闻》第58号。)，而据胡秋原称：“我和 我的朋友当时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当时在中国，也根本没有这种组织。”(注 ：胡秋原：《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文学艺术论集》，台湾出版社，1979 年。)这种政治上的猜疑在30年代的论争中时有出现，例如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一些左 翼作家因胡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的杂志《时事类编》上发表翻译文章，而称他在“ 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并猜疑他为国民党的特务。

“领津贴”，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猜疑的内容。在“革命文学”的 论争中，杨cūn@①人就曾说鲁迅“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金”。(注： 文坛小卒(杨cūn@①人)：《鲁迅大开汤饼会》，《白话小报》1930年第1期。)“新月派”的梁实秋在与革命文学作家论辩时，便称左翼作家“到×党去领卢布”。(注： 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新月》第2卷第9号(1929年11月)。)“三民主义文学” 、“民族主义文学”作家在与左翼作家论战时，也一再诽谤左翼作家是“藉了卢布的作 用”，“领了卢布的津贴”。(注：林振镛：《什么是三民主义文学》，《民族文艺论 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上述所谓的拿了谁的“津贴”，有些确实是属于政 治上的猜疑，当然也不乏其造谣和诽谤。指称论争对手拿了谁的“津贴”，成了一种陷 论敌于不利的境地的政治手段：或者是通过造谣，借统治者的政治势力来剪除异己；或 者是通过这种猜疑或暗示，借民众对统治者的厌恶来将论争对手在“政治上搞臭”。这 里“津贴”一词实际上成了一种政治的标签，通过贴上这种标签将论争对手挂靠到某一 政治势力的实体上，将对手推上政治的极端，目的也在于引起与之敌对力量的“敌忾” ，引起己方同道们“全伙”的政治义愤。

政治化思维还特别强烈地表现为论争中的独断性和绝对化。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论 争双方往往是以自己认定的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来衡量一切，来判定文学的是非，而否 定其它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显示出一种独断性。例如，在“革 命文学”论争中，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在一开始提出文学主张时就表示：“我们不惟 应该把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与有产者的对立起来，而且非把有产者文学论克服，实无 从建设我们的革命文学。”(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 8年2月15日第2号。)这种唯我独尊的独断性思路，也是导致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与鲁 迅、茅盾等人之间发生论战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统 统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罗文艺”。(注：《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的一些情 况(节录)》，《蒋光慈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与这种独断性紧密相连的是绝对化，即看问题时，往往采用的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峙 ，非此即彼的思路。“革命”与“反革命”成了一种绝对化的存在，偏于一极，第三条 道路在尖锐的政治对峙面前是不被认可的。“反革命”固然难以被容忍，“不革命”也 同样被视为一种对革命的挑衅而不被认可，诚如成仿吾直接宣称的那样：“谁也不许站 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中的 多数都是持这种偏执的、绝对化的思路。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认为“不革命 的作家们”只有具备“艺术的，天才的作品才行”，“要有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耶夫斯 基那样的天才。而且写的还要是‘天才的小说’”。这就是说，一般的“不革命”的文 学作家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在该文中，他在文学观念的表述上也体现出绝对化的思维的 特点：“文艺是阶级的勇猛的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他只有愤怒，没有感伤。他只 有叫喊，没有呻吟。他只有冲锋前进，没有低徊。他只有手榴弹，没有绣花针。他只有 流血，没有眼泪”。(注：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 期(1928年5月)。)这里的“只有”、“没有”是一种典型的否认事物的矛盾性、多样性 、复杂性的绝对化的思路。

“左联”作家在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也是从“革命”、“反革命”二元对峙， 非此即彼的思路来看待“第三种人”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否认“第三种人”存在的可能 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是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 始终是某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 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注：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 不自由》，《现代》第1卷第6期。)鲁迅在《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 》中也否定了“第三种人”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客 观上是存在着大批的中间派作家的。对此，冯雪峰就曾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 与理论》一文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 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注：丹仁(冯雪峰)：《关于“第 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

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事实上多数作家作为文化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政 治文化人”的特点。30年代不同政治观念、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他们的政治态度虽相 去较远，但就其思想方法、思维方式都往往有某种一致性。以独断性、绝对化思路为例 ，许多左翼之外的作家是对左翼作家的一种反“模仿”。例如，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阶 级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的阶级性推向极端；而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则强调文学的 人性，同样将文学的人性推向极端，否认一切阶级性。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 主张文学为革命服务，并将此功能视为惟一；而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则否认文学的任何政 治功能，主张文学的绝对自由，以“自由”为惟一，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独断， 也显示出了思维的绝对化的特征。例如，梁实秋认为：“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 一之标准。”(注：梁实秋：《文学批评辩》，《晨报·副刊》1926年10月27、28日。) 以自己的文学标准为惟一，是典型的独断性和绝对化的思路。在这样的“文学标准”下 ，他自然不能容忍革命文学。再如，在沈从文看来，当文学“被政治看中，企图用它作 工具(在野的则当武器，在朝的则当点缀物)”(注：沈从文：《短篇小说》，《国文月 刊》1942年第18期。)，当文学“与国内政治不分，成为在朝在野政治工具之一部”时 ，“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注：沈从文：《新文学运动和新的文学观》 ，《烛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这里，他否定了文学与一切政治的结缘 ，否定了一切政治，多少也是走向了绝对化和片面性。总之，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 独断性、绝对化是论争双方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之一，这正是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下的 必然的产物。

四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论争各方所依据的常常就是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场，所使用的理 论和知识也是为其政治立场服务的。论争中双方所特别关注的也许不是对方使用的理论 和知识的正确性，而主要是说话人所持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因此，对 方话语中的丰富内涵几乎被忽略的，关注的只是其话语的政治指向，即真理性、正确性 服从于对说话人属于“敌”或“友”的关系的判断，大家算的是政治账。例如，左翼文 坛对“自由人”胡秋原的批判、讨伐，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左联许多成员一 开始就“确认”胡秋原是“托派”，是所谓的“社会民主党”成员。这就将其在政治上 定位在敌对的阵营中了。因而，尽管胡秋原对国民党统治者扶持的“民族主义文学”进 行了猛烈的抨击，尽管他也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尽管 他在许多理论观点上与左翼文坛不仅不相违背，而且比较一致，但是，他的所有的言论 均因其被“确认”的政治定位而被视为是站在敌对立场上对左翼作家的攻击。

在30年代，对作家政治立场的定性，常常左右着论争的进程和决定着论争的结果。例 如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问题，依旧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 命文艺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问题”。“这场论争的实质可以说是1928—1929年那 场论争的延续，所以论争开始时，鲁迅、茅盾都没有参加”。(注：夏衍：《懒寻旧梦 录》，第209—210页。)直到1932年11月，鲁迅才发表《论“第三种人”》，而在文章 一开始就将胡秋原和苏汶区别开来，指胡秋原为别有用心的“论客”，而将苏汶视为是 可以“同走几步的‘同路人’”。文中虽也批评“第三种人”“生在有阶级社会里，而 要作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要离开战斗而存在，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 作品”，这只不过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但也肯定了苏汶所谓的“与其欺骗，与其做 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等言论是 正确的。(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40 —441页。)全文态度是严肃而诚恳的，其语调也与《“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完全 不同。这是因为，在许多左翼作家那里，对苏汶等“第三种人”的政治定位还是认为他 们当时“在阶级斗争中动摇着，但未能抱住任何一种政治”，虽然他“要使文学也同样 地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但他“至少已经消极地反对着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文学了”。 (注：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也就是 说，就当时“第三种人”的政治立场而言，还无法将其在政治上定性为“敌人”。因而 ，在张闻天以哥特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左翼阵营对其的批判还 曾一度缓解。最终促使这场论争发生质的变化的，是“第三种人”的“转向”。1933年 以后，先是发生了杨cūn@①人的脱党并宣称“愿意作个‘第三种人’”(注：杨cūn@①人：《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继而要“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摆出了与“左翼”文学对阵的架势。(注：杨cūn@①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接着又发生了1933年底的“献策”事件。鲁迅估计他们可能“还要联合第三种人，发表一种反对检查出版物的宣言”，“以掩其献策的秘密”。(注：鲁迅：《书信·331105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5页。)加之韩侍桁、苏汶等人连续不断地发表与左翼阵营相对抗的文章，“第三种人”发展至此，引发了左翼文学阵营对其重新进行政治定性。左翼作家们认为，“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因为这是为了“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535页。)因此，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左翼作家都写文章对“第三种人”进行了新一轮的批判，态度之严厉、文章语调之激烈，都明显要甚于前阶段。尤其是鲁迅，写了《又论“第三种人”》、《脸谱臆测》、《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揭露“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6卷，第157页。)，指称“第三种人”“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脸谱臆测》，《鲁迅全集》第6卷，第134页。)从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论争的前后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出，对论争进程和论争结果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论争对手的政治态度和所持的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之重要，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是显而易见的，而对“立场”的定性，有时却 又显得简单化。当时左翼作家在给论争对手作政治立场的定性时，一条重要的依据就是 其与“官方”的关系。王平陵曾说：“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毒的评语，就是骂人是代 表官方说话。”(注：王平陵：《骂人与自供》，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鲁迅全集》第5卷，第409—410页。)这是针对鲁迅在《官话而已》一文中指称王平陵“ 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注：鲁迅：《伪自由 书·不通两种》，《鲁迅全集》第5卷，第22—23页。)王平陵对此很敏感，且认为“刻 毒”，是因为他深知其背后的政治定性。事实上，是否代表“官方”，这在当时，确已 成为鲁迅等左翼作家划分论争对手政治性质的一条界限标准。这种标准，其实质，就是 看论争对手的政治立场，然后由其政治立场来评判其言论的对与错。30年代的一些笔墨 官司，似乎可以从这方面找到某种解释。例如，当时左翼阵营对施蛰存《文学之贫困》 一文的责难，据施蛰存讲，他在30年代并未提倡“纯文学”，而只是认为，“‘文学’ 的范畴应当宽一点，当时的责难，其实是因为我这篇文章发表在国民党办的《文艺先锋 》，倒并不重在该文的内容”。(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书简录》，《新文学 史料》1991年第4期。)也就是说，在“官方”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被看成了一种政治表 态，其“立场”被视为站到了“官方”。又如，当时鲁迅对赵景深翻译理论的批评，据 赵景深讲，他当时“并不是反对鲁迅所译的科学文艺理论”，他认为：“恐怕鲁迅不仅 仅是由于翻译问题而批评我，而是由于我有一次在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宴会上说错了话而 批评我。”(注：赵景深：《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新文学史料》1978年 第1辑。)也就是说，鲁迅批评赵景深的“翻译”理论，其背后是因为他站在“官方”立 场上讲话。施蛰存、赵景深这两位当事人对当年一些论争的分析并不全面，但其中也提 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信息。

类似的情况，在非左翼作家那里也存在着。例如，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硬译”，其背 后包含着对鲁迅翻译普罗文学理论的不满，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就明 白表示了“批评所谓无产者文学理论”的立场。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实秋的不满是 在于“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 ，这与他“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的观点是相对立的。(注：鲁迅：《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3页。)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8）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也被汉人尊为经典，并设馆授学。今文经学家如董仲舒之流采用“六经注我”的学术态度，随意发挥经书中所谓的微言大义，大谈符瑞、灾异、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思想，使得不多谈符瑞灾异、怪力乱神的孔子学说演变为充斥阴阳五行、鬼神信仰的“新”儒学。这种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来演绎经义的“新”儒学，已成“谶纬之滥觞”（刘师培语），流响甚远。眭孟、夏侯始昌、夏侯胜、刘向、刘歆、孟喜、京房、翼奉等西汉著名的经学大师都推崇这一解经方法。谶纬神学就产生于这种儒学独尊的政治局面下，其政治参与性和社会指向性都很强，它由天命论推出君权神授，再以神权推出封建统治秩序及伦理道德的神圣化、绝对化。谶纬之学由此也成为两汉时期政治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今文经学指导政治的内容的自然延伸，并最终成为权利斗争中的政治工具和政治技巧的核心。

一、经学谶纬化与汉朝神学政治文化

两汉统治者尊崇谶纬之学，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志形态，其礼仪、官制、五经异同，甚而国宪等多以谶纬论断。在这种形势下，谶纬之学风靡一时。两汉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在阐释和注疏经书的过程中，都汲取和渗透了大量谶纬神学思想，从而确立了经书的神圣性和绝对性地位。谶纬借神化经书、神化孔子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谶托名于“天”或“神”的旨意，纬书则依托被神圣化了的孔子，称其是孔子为汉朝制定的法规，多借神道来说人事，力图把天道与人事合一，其内容多与皇权政治兴亡密切相关，其思想是先验主义、神秘主义的唯心论、有神论、宿命论，带有极为强烈的神学色彩。

在汉代神学统治的大环境下，儒家对待鬼神怪异的态度也发生了鲜明的转变，由最初不语怪力乱神的纯儒变得侈谈神怪，喜以阴阳灾异推言时政，往往将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灾变、怪诞现象都和政治、伦理、道德等联系开来，从而促使经学神秘化、经学谶纬化。谶纬神学在借“天谴”来实现其政治批判意图的同时，又为封建统治者构建了治国的范本和崇高的政治理念，一种应该竭力模仿的社会、人和文化的理想，如三皇五帝是儒家所尊崇的圣王，是天皇、天帝道德意志在人间的人和实践者。纬书运用感生、异表、受命、符瑞等手段，将他们神化、圣化，使人和神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以极端神化的方法树立了帝王的权威，使之成为通天人之际的圣王”[1]，如颛顼“依鬼神以制义”（《大戴礼记・五帝德》）;周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诗・大雅・文王》）“总体而言，汉代的谶纬之学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诠释手段，以政权与神权的合一为根本理念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历史观，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中国最为原始的宗教观念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系统而精致的复活。”[2]

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终登大宝，创立大汉王朝。这时，如何确立帝王的绝对权威，如何昭示天命归依，确立汉朝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成了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从政治学上说，政权的合法性即权力的正当性，是指被统治者对当权者权利的认同。这就需要借助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天命”、鬼神的神秘力量，来肯定刘汉政权的绝对权威。首先要解决的是“天命”的问题，谶纬之学从“神道设教”的政治指向出发，创立汉朝始祖刘邦的政治神话，其出生就如同上古贤圣君王一样，是“有感”而生的，是“天子”，如《春秋・握诚图》：“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执嘉妻含始游洛池，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为王客。’以其年生刘季，为汉皇。”[3]826《诗纬・含神雾》亦云：“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后赤龙感女媪，刘季兴。”[3]463据此以推知，刘邦是秉受天神的精气，感天而生的真命天子，是赤帝子下凡（汉朝在五行之运中属德为火）。并且天生异表：“帝季，日角、载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明圣宽仁，好任主轸。”[3]1185他取得天下是天神的旨意，其皇权为天神所授予，乃“受命诛横，顺天之德”[3]（621。此外，还有“五星聚东井”及斩白蛇等政治神话，从而为汉政权的开创寻找到了一种以神秘主义为内涵的神学理论依据，从天道方面论证了刘汉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并且，依纬书五行之运，汉承周后，早在春秋时代孔子“西狩获麟”、“端门受命”时，汉朝的天命就已定了。谶纬之学往往渗透和体现着两汉政治统治的神学特征，把现实中的一切都比附于天意，旨在“神道设教”，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从而确立了一整套神化的封建统治秩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神圣地位，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及绝对的意义。

谶纬之学运用感生、异表、受命、符瑞等手段，将上古贤圣君王及汉朝的统治者神化、圣化，认为他们是天皇、天帝的子孙，代表上天的旨意统治人世，其君权是神所授予的，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对他们的神化、圣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现实政治。谶纬神学就是把现实的政治权益通过天命、圣人的旨意来表达出来，如纬书对孔子的神化、圣化，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将汉朝的统治权进行神化，为刘姓政权摇旗呐喊。需要注意的是，谶纬之学从属于政治生活，具有国家神学的性质。在古代，图谶及其解释权属于统治者所专有，是当权者的绝对特权和优越标志，不允许他人染指，否则就是以身试法，冒天下之大不韪。

二、纬书政治神话

谶纬神学体系中的神话，尤其是纬书中的政治神话与单纯文化意义上的神话并不相同。二者虽皆由“虚”征“实”，有着相同的思维符号、思维来源、审美潜能和类比推理，但谶纬之学与神话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心理基础、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差异性，二者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谶纬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对原始神话进行了主观加工、改造，将上古神话圣统与人间帝统相联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神学体系，文化自觉意识和象征意义大大增强，与处于混沌无意识状态的原始神话不同。纬书政治神话是“理性化”了的缜密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已经不同于那种物我混同、无物不神的原始神话思维。当然，神话思维中的语言特点，也为纬书提供了比附和神化的可能性。正如李中华在《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一书中指出“纬书的神话系统是在各国封建社会走向正轨并逐步繁荣的时代出现的，因此，它虽然继承了我国远古时代的神话内容，但却失去了远古神话的淳朴特点，明显地带有文明时代的神话特征。”[4]纬书中的神话主要包括创世神话、历史人文神话和圣人神话，与上古神话如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黄帝与炎帝争战等主要表现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愿望不同。

谶纬之学往往借创造神话来树立自身的权威，如“圣人神话”的造作，对孔子神化、圣化，将之塑造成一个秉承上天意旨、全知全能的神化人物、一个通天的教主。从其出生到生平著述，全部以神话或宗教预言的形式来表现，如孔子的出生就非同凡人，是有感而生：“孔子母颜氏征在，游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3]（P576）依纬书五行之运，孔子为殷之后，故感黑帝而生，为“玄圣”。孔子感天而生，且天生异表：仲尼“海口”“龟背”“骈齿”“虎掌”“斗唇，舌理七重”[3]（P1011） ，“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3]（P576）同时，孔子还是一位先知先觉的神圣之人，所谓“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3]（P1016） “玄邱制命，帝卯行”[3]（P988），称孔子为汉立法、代汉立言。“孔子因此获得了无上的权威，而成了视通古今、全知全能的神圣。儒家经典和纬书自然因孔子而充满了神圣的色彩，典籍的神化也因孔子的先知和制法而得以完成。”[5]再者就是编造“圣人”感天而生的伪神话，借怪、力、乱、神来神化上古贤圣君王及汉朝帝王不同凡俗的出生，从而凸显受命帝王天命早定、君权天授的观念。从本质上说，汉代大量出现的感生神话都是统治者神化皇权、愚弄民众的产物。

谶纬与神话传说的发生机制如改写、变形、虚构、想象力等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但是，纬书政治神话的产生不再是想象力的自由和自主的活动，不再是神秘力量的结果，不再是无意识的出自“民族精神”，它是为现实政治需求而有意创造出来并运用于特定的政治目的的，是被“理性化”了的神话，其神话思维压倒理性和逻辑思维是显而易见的，它依托神o的意志并预告未来，已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与文化单纯意义上的神话存在很大差别。

参考文献

[1]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董平.论汉代谶纬之学的兴起[J].中国史研究，1993（2）.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9）

关键词：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空中楼阁，要想达到教育的目的就不能只局限于课堂讲授这一种方式。高职学生的职业发展要求我们深入到学生生活中，从学生实际的需求角度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发挥的具体作用，真正成为学生思想的指南针。

一、当前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概况

当前，在我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改革与创新已成为时代主题，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变革也势在必行，思政教育改革的中心点在哪里。那就是课堂教学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导致了学生不重视、无用不学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引导、促进与激励功能大打折扣。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理想化色彩明显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除了测试分数以外，课程教学成效极难获得明显体现，无论哪个教学层次的思想政治教学工作均会面临这样的困惑。但是，这门课程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却又极具引导功能。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构建准确的“三观”，从而确保其人生、工作、学习、生活平稳有序，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反之，则会让学生增添困惑，阻碍学生成长与进步。在现实教育教学过程中，高职院校的老师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部分老师的眼中，只有呕心沥血，公而忘私，倒在一线工作岗位的人才是职业界的精英，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的人才是内心充满正确思想政治抱负的人。老师通常会以此类事例、人物来做高职学生思想政治课堂内的实际教学案例，并且不吝时间与精力，为学生全面解剖他们的人生轨迹、事业途径，意在引导学生学习他们，做他们那样的人。社会需要引导，人生需要引导，为社会、为国家、为工作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当然是社会的标杆、时代的标杆、人生的参照，社会中的正能量也正是经由这些社会的引领者而得以充分彰显。但我们必须看到，绝大部分人只是普通人，包括他们的理想、梦想、目标都相对普通。他们所追求的更多是安逸生活，享受人生才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对大部分人的这类思想进行厘清，激励，让他们能发挥更多的能量，如果仅凭上述先进事例以及教条式的理论灌输，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学生们知道，那不是自己想要的，自己也不可能达到那样的境界。与其遥不可及，还不如现实一些，脚踏实地的生活才更重要。至此，老师的理想主义与学生的现实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2.思想政治教育重理论轻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记忆多少理论符号，选出正确的答案。如果单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学习，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落入教条化和机械化的泥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同样适用于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上。知行并重不能厚此薄彼才是应有的教育原则，我们不能让学生只知理论，但行动上却是一个矮子。当然，这并不是说理论教育就没有必要，而是要纠正思政教育领域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成功，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品德对受教育者思想道德认识的内化，同时也是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认识作用于行为实践的外化，使之成为一种行为习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品德对受教育者来说才能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来讲才算完成。”

3.缺乏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由思政课教师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这是现行体制下的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所有可能对学生思想产生影响的方方面面都应该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涉及学校的各个部门，每一位老师和学校工作人员都应承担起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给学生树立榜样，向学生传递正能量，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学校各项工作中。但是，从现实情况看，目前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仍没达到理想效果，工作滞后，存在明显不足。

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基本理念

什么是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让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的生活中生根发芽，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体验到思想政治教育实实在在的引导着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并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在学生的生活中被运用，外化为积极的行动，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含义。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和学生的日常生活更贴近，要能够全面的融入学生的言谈举止，指导他们学会做人、做事、会生活、会学习，正确对待职业发展与人生意义。如果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不顾学生的文化学习能力、现实生活状况，一味灌输理论知识，想让高职学生对这门课程从心底喜欢，并自觉的将其运用于生活与学习实践，恐怕只会是老师、学校的一厢情愿，也与开设这门课程的预期目标相悖，从而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实现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有效途径

现代教育教学的技术手段在社会发展中加速运用，教师必须从社会客观实际、学生的思想、学习能力、职业期望等方面入手贴近学生的现实，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生和事业发展起到的指导作用。

1.以生活为基本途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理念

生活内容五花八门，生活知识、生活经验均极为丰富。本质来看，生活创造了世间的一切。正因为先有了生活，才有了其他各种形态的物质来对生活进行映衬、铺垫、引导。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生活显得更加繁荣，更富意义，更有乐趣，更有奔头，教育的本质正在于此。通过教育，让人生可以更加完满，当教育成为人生的公平竞争途径时，这种功能会就此得到更深入的体现。表面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只是一门辅课程，似乎只有数理化、语数外才能让人赢取人生，才能让人生更加完满。事实上，很多人坚持“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也的确收获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能够把握自己，把握人生，必须是行走在思想正确之路上。以此为前提，才能获得更多的展示才华机会，才能赢得更多企业、团体青睐。学生一旦接受了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其所从事的职业如何，一旦其用心、努力，则其生活必定会更加有趣、平稳。现在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向生活索取哪些有用的内容来充实教育教学过程，让学生对这门课程更感兴趣。这就会涉及教学创新性话题。首先，高职院校必须注重学生的生活实际，了解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与基本需求。从他们的个人品质、学习能力、个人及家庭状况以及社交范围等层面入手，全面把握学生的真实内心状况，也就是以生为本，实行人性教育。事实上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核心所在。教育教学“攻心为上”是学校必需关注的课题。其次，作为任课老师，不仅仅是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课堂教学可以以数计，课堂外教学却无止境。摒弃灌输理念、学究思想、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等陈旧教学观念，深入学生生活，和学生做朋友，让师生互动常态化、实质化。老师是深入学生内心的第一责任人，了解学生的内心想法，教学工作才会更有针对性。

2.构建立体型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教学体系

（1）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我国是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遵守法律是高职学生社会生活的底线，法制教育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包含有《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的内容，但对于学生日常行为的引导还是有限的。应对高职院校每个年级的学生，定期开设法律大课堂这类型的课程，由资深法律专业老师讲解。教学内容上主要讲授涉及高职学生工作、学习、生活的法律知识，以案例为主线贴近学生实际。还可以让学生亲自表演法律小品，既提高了课程的吸引力又深化了相关知识。课程中要随时互动，鼓励学生积极发言、提问。课程完结前，也要征询学生的提问，及时回答，并评选出最佳提问者，激发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兴趣。除此之外，要组织学生旁听法律案件的审理、参观监狱、校内评选最佳守法公民、法律知识能人等。让学生知法、懂法、守法、能够运用法律思维思考问题、解决问题。（2）以习惯养成为推手培养学生的公民道德意识。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方式。与此相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是人们的行为标准，遵守道德规范是培养良好道德品质的关键。在道德教育中要避免一言堂、灌输、说教。探讨生活、工作中具体涉及的道德行为，不要讲空话大话，让学生畅所欲言，摆出他们的观点。老师可以允许学生在遵守校规的基础上，自订班规，大家投票选出要遵守的班规，未遵守怎样处罚，对遵守的同学怎样奖励，最终学生投票通过。这有利于学生自动自发地寻找道德的意义，并接受道德行为。（3）开展心理咨询、心里训练活动，塑造学生健康心理。高职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引进心理咨询与训练，可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渠道，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运用游戏、心理剧、角色扮演等形式，使学生积极参与活动，通过学生切身的感受，改变心理面貌，转变观念。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心理咨询与训练要有针对性的区分对待，很多学生都存在的共同的问题，如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学习困难、未来发展、人际关系的处理等问题，可以采用辩论会、座谈会、心理训练的形式，让学生在相互讨论、相互交流中相互启发、自我教育。针对个别学生的特殊心理问题，可以采取“一对一”沟通的方式、展开单独谈话。高职学校应当开设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心理健康咨询室来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惑和问题。通过心理咨询的广泛运用，帮助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4）积极开发利用网络载体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技术和交流通信工具，其影响力远大于电视、广播、报纸等任何一种传播途径。当前，各大高职院校都建有自己的校园网站，一些院校甚至还建立了特色专业课程的教学资源库。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面向广大师生群体，开设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专题栏目，如播放思政类课程教学视频、思政专题讲座、教学公告栏、教学资源库等供学生观看学习。可以设立在线论坛、电子信箱，使教育者能够和学生实现实时平等交流。鉴于网络所具有的自由性和隐秘性，学生可以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教师也可以通过对学生关注问题的讨论来了解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及看法，进而了解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达到思想道德教育有的放矢的目的，使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由封闭走向开放，大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和影响力。（5）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第一，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校园文化活动。高职院校的各部门、学生团体要尽可能地策划各类能体现职业特色的学生活动，如“未来工作大考察”全校演讲活动、各系开展“我的专业和未来发展”的专题讲座、举办“名企进校园”的专题展览（让学生组织和讲解）、举办学校各系的职业技能大赛，给获奖者以证书和资金奖励。全校予以表彰，并设精美的获奖者介绍栏，激励学生向他们学习。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以遵守道德规范为主题的活动。如文明礼貌、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办事公道、奉献社会、服务群众等道德规范，让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充分体验和理解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付诸实施。第二，重视提升高职院校人文素养。高职院校应重视提高校园文化品位，提升人文素养。很多高职院校往往存在重技能轻人文的价值取向，技能固然重要，是高职学生职业生存之本，而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较专业知识更能在深层次上反映人才质量。高职院校可以开设更多促进人文素养的选修课及相关活动，如“国学课堂”“传统文化我来寻”“书法社团”“书法绘画展”“璀璨人生——人物展”等丰富多彩的教学与文化活动。当然，参观访问一些名胜古迹、有教育意义的景观与基地，也是必要的活动。这样综合运用各种教育手段，达到促进高职院校人文素养的目的。（6）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是高职教育的突出特点和一种重要的创新教育形式，深受广大高职学生喜爱。一是通过创新教育活动使学生进一步培养学习兴趣和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例如，采用“师傅带徒弟”“徒弟帮徒弟”、辅导与自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大家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消化，更好地掌握知识与技能。二是结合专业特色，做到与社会实践融合，进一步突出强化专业性。例如，按专业特点到企业聘请指导老师，引进更多的“双师型”教师，深层次引领学生了解本专业，热爱所学专业，树立学好专业的信心，为今后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三是建立感恩教育模式，开展社会调查和志愿者服务活动。学校可以建立义工性质的社团组织如：“义务家教我来当”“科技之光走四方”“敬老、爱幼先锋团”“帮扶残疾家庭”“全能维修”“爱护地球、保护家园”“心理帮助”“我来当导游”等社团。感恩教育模式，可以促进学生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沟通与融合，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学校在学风建设、文化建设、就业创业、文明创建等方面将起到促进作用。

四、结束语

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做得好坏，与此项教学工作生活化程度的深浅有直接关系。想要有效实现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学目标，生活化教学必须充分到位。这就要求，高职院校的任课教师必须创新教学措施，转变教学理念，改变教学方法。以此保持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相连，从而有效贯彻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最终目标。从学生生活这个基本源头掘取有效的生活化内容，依据公民教育这个基本主线，让网络、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与思想政治教学课堂全面融合，立体互动，形成思想政治教学合力，全面促进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工作有效发展。

作者:王千月 张巧爱 单位: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

参考文献:

[1]孙凌云.在日常管理中加强对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初探[J].成人教育，2010

[2]喻永均，王莉.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以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为例[J].中国成人教育，2011

[3]乌斯满•达吾提，郭文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路径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文化政治学论文篇（10）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

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核心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