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论文篇（1）

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观点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通过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文学。

结构主义文论借鉴和发展了索绪尔的以下语言学观点来发展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1）语言系统概念；（2）语言和言语；（3）本文由收集整理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旨在更好地理解结构主义文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来源。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

（一）语言系统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意义主要取决于语言各要素在言语链和语法体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通过借鉴和发展这一观点，结构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意义来自于某个文学作品或者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学整体中各文学要素之间的差别和联系。

罗兰·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活动包含两个典型动作：分割和明确表达。分割原客体，那个承受模拟活动的客体，就是要在其中发现某些机动的部分，它们的不同处境会产生某种意义；那个部分本身并无意义，但它却是这样的部分，在它构造中造成的最细微的不同会引起整体的变化”。

（二）语言和言语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将大家普遍所讲的语言分为两个方面：“语言”和“言语”。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个符号体系，而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正如索绪尔所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而言语受制于语言，并使语言具体化。

通过对索绪尔语言、言语划分的类比应用，结构主义文论认为可以将文学看做是“语言”。正如在《散文中的诗学》中，托多洛夫所赞成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瓦莱里的名言：“文学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　既然语言是由一定的语法规则制约的一个体系，那么文学可以被类比为由一定的规则制约的文学体系，而单个的文学作品就如同索绪尔所说的“言语”。

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理论中应用了索绪尔的方法论的区分和概念，其中当然包括“语言”和“言语”。从这对概念中，他得到启发，并将其应用于对人类的基本心理结构的研究，揭示人的思维是怎样运作的。他发现形成社会“深层语法”的那些结构在人脑中产生并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他还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应用到自己的神话研究中。他认为神话故事和语言有着相同的结构，所以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语言。

（三）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任意性与结构主义文论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分组成。他将前者称为“能指”，将后者称为“所指”。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是，这一任意性并不代表我们任何个人可以任意选择能指，因为某个语言符号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确定以后，是不能被个人所改变的。

结构主义论文篇（2）

二、血缘关系和高贵品质的对立结构

结构主义论文篇（3）

【关键词】 韦勒克/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是20世纪文学界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之一。新时期以来，韦勒克对中国文论和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者们已经非常熟悉他某些论点，诸如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比较文学的危机”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对韦勒克文论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入。许多问题，比如他的理论渊源问题就长期未得到应有的研究和有效的阐述。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也是韦勒克亲自承认对他最有影响的理论流派之一。F德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者，他的学说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中起到了爆炸性的影响。在文学研究领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把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与方法运用到文学理论中，是1915年成立的“莫斯科语言学学会”和1917年成立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统称。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雅各布森(Jakobson)和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俄国形式主义强调语言文本的诗学特征，研究语言结构的规律和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就明确指出，“形式主义与日内瓦发展起来的语言学派特别是F德索绪尔的主张，以及与音位学的最初发展是有联系的。”（注：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33页，商务印书馆，1987。）雅各布森1926年到捷克后形成了布拉格学派。该学派继续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发展阶段。在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几个著名理论家的深刻影响。

一、索绪尔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索绪尔是韦勒克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源头，而这一点还很少有人详细讨论过。其实，在我们看来，索绪尔不仅为韦勒克提供过几个具体论点，而且是韦勒克文论的总体特征和方法论之缘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索绪尔认为应该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语言学不是一种实用的、特殊的研究，它应“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26页，商务印书馆，1985。）。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上，索绪尔把我们司空见惯的语言行为现象区分为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两个部分。语言是社会的一面，而言语是私人的一面。语言是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的公共约定，而言语则是个体的行为。语言具有一种高度的统一性，而言语行为总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索绪尔认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语言，应该研究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的准则和基础。于是，索绪尔把语言学研究区分为两个部分，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他指出，“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注：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41页，商务印书馆，1985。）索绪尔对语言活动作出“语言”和“言语”两方面因素的区分，并进而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即所有“言语”背后的一个已定的规则系统。这一观念对韦勒克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与索绪尔极端相似，韦勒克也将文学作品本身与对文学的每一次阅读区分开来。并进而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的心理体验而是文学作品的“决定性结构”。在《文学原理》第12章“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中，韦勒克引证了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对语言与言语所作的区分后就立即指出：“这种区别正相当于诗本身与对诗的单独体验之间的区别。”（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0页，三联书店，1984。）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的具体存在必须经过我们每一次具体的阅读，但作品本身却并不是这一次具体经验的内容，应该是与索绪尔所指的“语言”性质相同的一种“结构”。“一件文学作品与一个语言系统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全面地理解它，正如作为个人我们永远不能完满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一样。”在韦勒克那里，文学作品只有在每一次具体阅读中经过接受者心理的“具体化”才能得以显现，但作品的本身却又是先于人的主观经验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每一次具体化的结果，而是一种“符号结构或符号体系”。韦勒克说：“艺术品可以成为‘一个经验的客体’(an object of experience)；我们以为，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等同于个体经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62页，三联书店，1984。）

其次是索绪尔语言研究对“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划分。索绪尔在语言活动中区分出“语言”和“言语”两个不同的因素使得他的语言学研究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而言之，一切语言研究的“外部要素”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索绪尔也用“外部语言学”来称呼这种研究。“外部语言学”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研究形式。一是将语言学与文化史或种族史结合起来，研究它们的关系。二是从政治学角度研究语言。主要研究殖民、统一和语言政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三是研究语言和各种制度如学校、教会、宫廷和地域之间的关系。索绪尔认为，正如植物会因外部因素土壤、气候等的影响而改变它的内部机构一样，语言机制也的确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但是，外部语言学并不能真正认识到语言的内部结构。

索绪尔“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观念对韦勒克影响极深。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就区分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两大类型。这无疑是索绪尔观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韦勒克那里，文学的“外部研究”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这主要包括研究文学的以下几种范式：文学与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他艺术。与索绪尔一样，韦勒克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持否定性态度。他认为，起因和结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指出，“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这样，韦勒克排除了文学的外部研究方法，并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索绪尔把“语言”而不是“言语”当作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韦勒克也同样把上述“符号结构和符号体系”当作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二、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文论的影响

至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也十分巨大。韦勒克自己就曾说过他是“布拉格学派的一个成员”（注：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批评的诸种概念》，26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理论有一个起点（或两个起点），那便是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注：罗里赖安、苏珊范齐尔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当代文论极大地受惠于这两个理论。总起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学的自主性。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足体。一方面，文学作为客体是独立于创造者和欣赏者之外的，另一方面，它也是独立于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甚至还独立于社会生活的。什克洛夫斯基的名言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注：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前言》，方珊等译，11页，三联书店，1989。）在传统观点看来，文学研究应弄清作品的渊源，应该去研究作品与作家、作品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这就使文学研究变成了哲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大杂烩。文学从而与其他学科毫无区别。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看来，这是文学研究中的工具论方法。传统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摹仿说和表现说。模仿说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表现说则认为文学是作家心理的自然流露。俄国形式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们的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批判这种文学研究中的工具主义。在他们看来，要建立一套文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工具主义首当其冲地应受到批判。只有把文学看作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地才有可能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什克洛夫斯基曾在一部书信体小说里说过：“对待艺术有两种态度。其一是把艺术作品看作世界的窗口。这些艺术家想通过词语和形象来表达词语和形象之外的东西。这种类型的艺术家堪称翻译家。其二是把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如果一定要把艺术比喻为窗口，那么，它只是一个草草地勾勒出来的窗口。”（注：什克洛夫斯基：《动物园：或不是情书》，转引自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14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在反对文学研究的工具主义方法上，俄国形式主义首先激烈地批判艺术的形象思维说。形象思维说把艺术看成一种思维形式和认识方式，认为文学艺术的用途在于利用文学艺术形象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和世界。科学与艺术的差异在于，科学采用三段论的理论思维形式，而艺术则用形象思维方式。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就把文学等同于哲学、科学等认识论知识体系，进而彻底忽视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独特性质。

俄国形式主义都与什克洛夫斯基一样，坚持把文学艺术看作“独立存在的事物的世界”。因此，文学研究完全没有必要从别的学科那里论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研究文学应该研究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手法，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在这里，我们看到索绪尔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也与索绪尔一样强调对内部规律的研究，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文学研究的实质所在。什克洛夫斯基就明确指出：“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绵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及其纺织方法。”（注：什克洛斯基：《散文理论》，转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14页。）

韦勒克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与之如出一辙。他高度重视“文学性”概念。韦勒克认为，文学的核心特征是“虚构性”。他说：“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注：韦勒克、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13页，三联书店，1984。）显然，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一种语言的“符号结构”，而小说、诗歌和戏剧中的这种语言符号结构都不是真实的。这样，文学就从社会生活和哲学思想那里独立出来了。韦勒克坚决反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反对传记式的、心理学的、社会学和哲学等研究方法，而主张以文学本体，即语言结构为中心的“内部研究”，这充分表现了俄国形式主义对他的影响。

第二，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有非常重要的差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日常生活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交际，说话的目的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语言本身却比它的目的和内容更为重要。文学的语言表达本身就是目的，它与日常语言和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它的“陌生化”程度很度。“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切熟视无睹，无意识的态度使生活丧失了新鲜感。诗的语言为我们感受事物提供了难度，使我们对日常生活能进行全新的体验。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写道：“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之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觉到事物，使石头作为石头被感受。艺术的目的就是把对事物的感觉作为视象，而不是作为认识提供出来；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又译‘陌生化’）手法，和予其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它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创造之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6页。）文学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运用。日常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文学语言是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日常语言陌生化的结果就是文学语言。雅各布森也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语言的特征。在他看来，文学语言的特征是“符号的自指性”，即诗的本质不在指称外界事物而在于它反过来指向它自身。

结构主义论文篇（4）

正如被公认为最能理解列维——斯特劳斯理论的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所说的，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研究以《忧郁的热带》为中心，沿着三个方向展开，分别是：亲属关系理论、原始分类和神话逻辑。这也正是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其中除专门对神话逻辑进行研究的领域外，原始分类与结构主义神话学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原始分类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表明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超越了亲属制度范畴，从人类思维角度重新审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探索文化产品背后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思维模式，进而对各类文化事项都有了新的诠释。可以说《图腾制度》和《野性的思维》是对思维原理的阐释，而《神话学》是对这一原理的应用分析。

列维——斯特劳斯反对列维一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受“互渗律”的支配，而且这种“前逻辑思维”与现代思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并认为，这些思维形式是始终存在、活跃在我们中间的。我们常常使用这些思维，它们与依赖科学的思维形式是并存的，它们同样也是现代的。∞这种思维是建立在土著居民对自然的分类基础上，而分类本身就是以对秩序的要求为基础的，而具体科学等理论学科也是进行秩序化的活动，因而原始思维和科学思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野性的思维”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体性的科学。原始人对客观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宇宙既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至少同样也是供思索的对象。”他们会用几百个词去描述植物的各个部分和特性，当语言细化到这个程度去描述周围的世界，那么“它首先是为了满足理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动植物不是由于有用才被认识的，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是有用或有益的，正因为它们首先已经被认识了。”

其次，野性的思维有将对世界的认识进行分类的倾向。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对世界进行直观的感受，大脑对这些信息进行理解、思考和整理，确定这些信息的属性。但大脑并不是把这些信息融汇成一个关于世界的整体认识，而是把它进行分类，这样，世界就变成了大量的个别事物的集合体。这一过程就使大脑中形成了对自然世界认识的分类，当人们去创造文化产品时，这种分类就无意识的被赋予到了文化产品上面，即大脑用已有的对自然界的分类系统来排列分类人工产品，这样就造就了文化秩序与自然秩序的一致性。图腾制度体现的正是这一过程，简单来说：动植物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区分系统，人们通过选取系统中的不同项目使人群产生了对立。氏族的关系是建立在图腾之间的特殊关系上的，图腾制度就是借助自然系统来设立文化系统，进而创建和强化社会区分。

再次，野性的思维在文化产品创造过程的中运作模式——“修补术”。当修补匠面临一项任务时，他就会用手边现有的材料去“修修弄弄”完成任务。在原始人的大脑中，他们的材料就是对自然进行观察而获得的一个分类的形象库，包括动植物及各类事物。当原始人要完成某些“任务”时(如创造文化产品)，他们就会使用“修补术”来安排这些材料，这些材料通过这一过程就被赋予文化的意义。

二、结构主义神话学综述

可以发现的思维结构，因此就应该选择比较简单的社会为研究对象，这样比较容易发现思维结构。第三，美洲神话所形成的庞大的体系包含了诸多的主题，使之可以以美洲神话为主线，同时兼顾到欧洲古典神话的分析。

但是，列维一斯特劳斯却拒绝为神话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任何定义都不足以包含神话的所有意蕴。他试图举一个美洲印第安人对该问题的答复来诠释神话的定义，这个答复是“尚未区分的故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个定义是很深刻的”，因为人与兽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相互影响、相依相存，但人与兽却不能沟通，这是令人气愤和伤心的。所以“神话不愿意将这种可能存在的缺陷视为最初就有的缺陷；神话认为，这种缺陷的产生既创立了人的地位，也削弱了人的地位。”这也就是说，，面对“缺陷”，神话试图给出调解和解答：曾经人与兽可以相互沟通交流，但某些改变本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破坏了这种关系，文化英雄以这种“沟通”能力为代价，换取了本民族生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一解释，无疑对伤心气愤的心理是一种抚慰。这种意义上说，神话是一种自发调解内心矛盾的工具。与此同时，人“得到”文化是以脱离自然为代价的，从自然的脱离确立了人的文化地位，但同时也使人不再属于自然，从曾经是朋友或是敌人的“兽”中脱离，在另一个角度上说，这是人的地位的削弱。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对立深刻的凝结在思维之中，也必然的蕴含在文化产品中，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目的就是去发现它。结构主义神话学认为：神话的深层结构中体现了文化与自然的对立，而在表层结构(即内容)中又努力去解释和调解这一对立，只有认识到这两方面的对立我们才能真正的读懂神话。

当然，结构主义神话学并非仅仅“读懂神话”那么简单，它所追求的是揭示隐藏在神话表面之下的深层结构，进而推导思维的普遍模式。人通过大脑认识自然，又通过大脑创造文化产品，这些过程都受到大脑机能限制。通过文化产品来观察和理解人类是如何认识自然的、如何发明和运用分类方法的等等现象，就可以推测人类的思维机制，而神话则是记录人们如何认识自然的最原始的材料。以往的神话研究，往往针对神话的表层含义去解释神话，运用历史的、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等理论去解释神话的内容，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这些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读懂神话。结构神话学并不是要读懂一个神话，而是要发现使单个神话文本所以然的普遍规则。其研究思路是：人类制造文化产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脑的某些普遍特征的制约，而这一普遍特征构成了人类文化产品的共同结构，神话也是如此。所以，在神话研究时我们就要透过神话光怪陆离的情节去探寻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结构。神话是大脑对自然素材“修修弄弄”的结果，而且这些“修补术”似乎都“师出同门”，透过其表面差别极大作品，可以发现共同的东西。由于各种文化产品都是大脑的产物。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必定存在着共同的结构，这一结构实际上是创造文化的人类本性的表现。研究神话，就不能局限于对单个神话在具体时空中的功能做出解释，而要挖掘神话背后的深层结构。

三、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关键概念

结构主义神话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就具体剖析一下这些概念：

1.二元对立

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都不相同，但作为人类却要面对一些相同的困惑：生存但必将死亡、年轻但终会衰老、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自然、膜拜着祖先但却发现自己是始祖的后裔，等等。神话的功能就是调解这种永恒对立的矛盾，调解由此造成的精神困惑和焦虑，恢复心理的和谐与平衡。而在所有对立中，自然和文化的对立最为突出。

2.深层结构

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深层结构就是要素与要素问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有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不变的特性。首先，它与文化产品的表现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通过对其表层意义的结构分析，以二元对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深层结构才能被发现。其次，这种深层结构是意识结构的一种体现，它不是思维有意识的去把某些目的性的东西隐藏在文化产品中，而是在构造文化产品时无意识地赋予其中；最后，可以通过广泛的对文化产品的结构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结构，这样。就可以发现大脑的运作模式，这对认识论乃至几乎全部的学科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3.神话与语言

许多论述都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观就是把神话视为一种语言，然后用结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去分析神话，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十分贴切。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与语言、言语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所以只能说神话具有语言的性质。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既属于言语，又属于语言，同时又在第三个层面上表现出同样的绝对客体的特点。理解这一论述需要参照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语言”是指整个语言系统，它是某一民族语言的整体抽象逻辑及其内部关系共时系统的总和。而“言语”是指在语言系统支配之下，经由个人表达而实现的历时性语言实践。语言赋予言语以意义，而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反观神话，因其自身固有的发展序列，使神话具有历时性的一面，即“言语”的属性；而神话自身又是一套解释系统，诠释当今世界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原因，神话提供的解释体系就形成了一个共时性的系统，也就使之具有了“语言”的属性。至于第三个层面，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该层面强调了神话的“通译性”(原文表述为“超语言”)。因为哪怕是对神话所属民族一点也不了解，而且遇到最糟糕的翻译，全世界的读者仍然会把神话当作神话，所以神话的本质不在于文体风格，不在于叙事手法或句法，而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总之神话是一种在极高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语言行为。

4.神话素

利用尽可能精简的话语反映事件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就是给一个谓语派定一个主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关系”，它就是神话素的初级形态。但神话真正的组成单位不是孤立的关系本身，而是一束束的这种关系。所以，真正的“神话素”就是初级形态“关系”的“集束”。列维一斯特劳斯通过对美洲神话的分析，列举了普遍存在的关系束：

(1)亲族地位、友好或敌对、是否被允许、相互依存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关系。

(2)人类、鸟类、兽类、两栖类、昆虫类、超自然生物等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

(3)食物范畴类之间的关系——如和分娩、饮食与排泄之间一再出现的相似性。

(4)、由动物叫声或人类乐器声造成的吵闹与安静的关系。

(5)地形、季节变化、气候、时间变化天体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或者任何这种关系间的组合。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神话素的识别是和历时性和共时性表格分不开的，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

四、唯一的神话——《神话学》简析

四卷本的《神话学》(《生食与熟食》、《从蜂蜜到烟灰》、《餐桌礼仪的起源》、《裸人》)是集中体现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思想的巨著，书中共对813个美洲印第安人神话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出书中所有的神话及其所构成的整体皆有一定的结构特征。这些神话间结成转换关系，并表现出同构性。神话运用不同的代码：感觉的、社会的、美学的和天文的，传递不同的信息，但却展示了同样的深层结构。也就是说，神话的逻辑结构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心智结构，而结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结构，正如《神话学》中展示的那样。

1.神话之网

列维一斯特劳斯之所以在《神话学》中运用了813个(且不算异文)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来进行分析、阐释，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神话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张复杂的神话网，以致于我们不能随意地截取其中的任何片断。

这张网的编制过程即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圆花图案绘制”的过程：首先任意选择一个神话，按照结构主义方法对该神话进行分析，神话会在不同层次上表现出一个个序列，比如地理层次上、伦理层次上、空间层次上等等。进而给每个序列都建立起一组转化，转化可发生在该神话的内部，也可发生在同源或邻近民族的神话中。这就使神话向四周扩展延伸，进而形成一个以该神话为圆心的圆，而这个圆上的任意一点皆可重复上述过程，正如[片断]图所示。这使列维——斯特劳斯超越了对特定神话的研究，进到考察沿同一根轴分布的某些指导图式。分析每一个神话都要涉及其它的神话，这种语义的传染是逐渐的朝着若干个方向发展的，“就好像我们到达了一个面向广阔前景的观察点，这些前景又促使我们前往其他的观察点，从这些观察点出发又可以朝着新的方向延伸一样”。对每个神话重复该过程的循环就会形成[横面]图一样的图案。但若像[横面]图那样，无限制的铺张开来，这张神话网将是没有穷尽，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其实每个圆都是向内弯曲的(即每个圆都是类似碗状的立体结构)，最终我们会回到出发点来。这样，最初模糊不清的领域便显示出一个网络立体结构，如[立体图]所示。

上图均为示意图，试图说明《神话学》的分析使得美洲神话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个网络整体，并不是说通过结构分析。神话在被离解之后又重新结晶成一个稳定的整体，[立体图]也只是这些神话中央部分组织化的图示，其周边仍然是捉摸不定的，不会像图中一样形成边缘明晰的球形。

2.唯一的神话

《神话学》中每卷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们各自都研究了不同的侧面，但同时它们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神话学》开始于南美掏鸟窝者的博罗罗神话，结束于北美最北部的一个神话。虽然研究线路纵贯美洲大陆，但列维一斯特劳斯在四卷《神话学》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回归的思想。正如四卷名称所表明的那样：《生食与熟食》、《从蜂蜜到烟灰》、《餐桌礼仪的起源>这前三卷都是表明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而第四卷《裸人》又回到了出发点，相对于文化而言的“裸人”就相当于相对自然而言的“生食”，而且生与裸，这两个词也是交相呼应的，研究内涵最终又回到了出发点。这正是的列维——斯特劳斯所强调的回归。最后一卷《裸人》以“唯一的神话”结尾，对此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解释是：这四卷本的巨著所描述的其实只是一个重大主题的变体，该主题正是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

3.《生食与熟食》的方法论特征

首先，《生食与熟食》书中随处可见对二元对立的确立和分析，它不仅存在于一个具体的神话中，还存在于相关的一组或多组神话的相关情节中。书中涉及的二元对立很多，比如男与女、生与死、内与外、接受与排斥、沟通与拒绝、节制与放纵、姻亲关系与亲嗣关系等等。正是这些对立的发现与确立，才使得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得以深入，可以说二元对立的确立和研究对发现深层结构和进行神话间的转化都起到基础性作用。

其次，深层结构是《生食与熟食》中结构分析能够成立的最终基础，也是能够把813个神话融入到一个体系中的终极原因。正因为所有文化产品中有着共同的深层结构。所以才能把神话看作是其他神话的转化。由于社会制度、生存环境的不同，神话问的转化呈现出或全盘或部分的区别。如谢伦特人的神话M12就可以视为博罗罗人神话M1的全盘转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称性。这是因为M1所属的博罗罗部落是母系制、从母居，而M12的谢伦特人是父系制、从父居。由于M1情节丰富，除与M12对应部分外，仍有诸多情节，但经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情节正是谢伦特人神话M124的转化。为此，列维——斯特劳斯还创造了相关术语一骨架：在多个神话中保持不变的那些性质的总体；代码：每个神话赋予这些性质的功能的体系；消息：特定的神话内容。虽然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给我们关于骨架和深层结构关系明确的答复，但可以看到，骨架是建立在深层结构之上，是深层结构的外在表现，这些转换和公式均以深层结构为基础。

第三，神话素的确立和在关联神话中的应用。神话之间除了由上文所提及的因相同骨架这种隐性的模式所关联，还更为明显的表露为具有相同神话素的神话间的关联。前面已经分析过，神话素即关系束，在《生食与熟食》中，它成为神话间相互关联分析的枢纽，使得200余个神话得到表层意义上的关联和对应(经过分析才能发现内部深层结构的一致性)。若把《神话学》比作一张大网，神话素就是网中的结点。M1神话开始于子对母的行为，更抽象的说，就是发生了不被许可的。这是一个关系；而后M1故事发展为父亲向儿子复仇，而最终自己被杀，神话似乎最终判定父亲的复仇是有罪的，而对行为态度是冷漠的，这又是一个关系。这两个关系相结合，我们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神话素，它是包含两个关系的关系束：的正当性和对不正当的态度。以该神话素为连接点，M1顺利的与M2形成关联，M1、M2都表现了“神话对的漠不关心”。神话间这样的联结在《神话学》中处处可见，它使得神话之网一步步铺陈开来。

第四，历时性共时性表格的应用。对于单一的神话分析，该表格的方法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分析俄狄浦斯神话那样。但当把视野放在整个美洲神话的分析上，该方法的运用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缺陷在于它不能体现神话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个原因，列维——斯特劳斯把历时性和共时性表格的方法加以改进，使之更适用于整个神话群的研究。他用多个表格的对比来体现两个或多个神话的对应关系，每个表格的横行都是一个神话某一情节的历时性体系，如下面Mx神话的a情节的1、2、3片断，b情节的1、2、3片断，My神话的m情节的1、2、3片断，n情节的1、2、3片断；表格的纵行体系的是共时性的对应关系(以二元对立为基础)，比如Mxa(1)体现的是天上，Mym(1)体现的是陆上，Mxa(2)体现的是男性，Mym(2)体现的是女性等等。根据实际分析的需要，这些表格往往不只两个。

经过对表格形式的改造，把运用于单个神话分析的历时性共时性表格，改变成为适用于多个神话或神话群分析个工具。这一工具在《神话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把神话间的关系明晰的表达出来，有利于分析的进一步深入。

以上就是把上文中所阐释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方法，简单结合《生食与熟食》的有关内容进行的应用说明。一方面也体现了《生食与熟食》的主要方法论特征，一方面可以使这些方法的运用模式更加清晰，这对于阅读《神话学》的四本著作都是有裨益的。

五、对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总体评价

结构主义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D648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

LI Yanyan (Center of Marxism Research,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bjective civilizatio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t civilization structure system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existing social system, social structure perspective, but also on the social value, social function for the depth of excava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t civilization structure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generalized social civilization (including material civiliza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social civilization in a narrow sen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ubjective civilization.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eneralized soci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bjective civilization are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active, playing the function of promoting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as a whole.

近代西方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都认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然而，前者在世界观上把人视为孤立的原子，把个人和外部世界对立起来，在方法论上认为文明是从思维到思维的人的理性完善，一切文明进步都以个人主义为目的；后者把人作为社会的有机细胞，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是统一的，认为文明是从实践到实践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诚如恩格斯曾批评资产阶级思想家：“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1］，进而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97。然而，长久以来，我们在谈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时，常常只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上考察，忽视从社会价值、社会功能上审视，以致把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目标忘记了。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社会主义文明的科学性与价值性是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而且，文明在本质上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在处理自身与社会、自然界关系的实践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的是人与外部世界及自身的和谐统一状态。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人、社会、自然界之间总体上处于一种协同状态，所以，广义的社会文明（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狭义的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主体文明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系统的三个基本层面。

一、构建全面协调的社会文明

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3］，也就是说，文明进步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社会文明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社会指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及其过程。相应地，广义的社会文明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狭义的社会主要指社会生活。相应地，狭义的社会文明主要指社会管理的文明、社会服务的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是广义的社会文明，旨在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从‘大社会’着眼，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实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在内的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之中。”［4］675通过实现社会结构各层面的和谐来促进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实现途径。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结构入手，以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经济基础、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等基本范畴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之相对应，广义的社会文明则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日常生活文明等方面，其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狭义的社会文明是三个基本层次。然而目前流行的研究方法只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角度研究文明，把经济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建设与政治文明、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作简单的一一对等联系，从而认为物质文明建设目标只是发展经济，政治文明建设目标只是完善政治制度，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只是发展先进文化。这样一来，理论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文明视为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忽视了从社会文明整体价值、社会文明总体功能上看问题，忽略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文明发展最终目标。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建设，必须紧密围绕以人为本这一价值目标，始终把人的价值诉求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

物质文明建设要对生产和分配领域并举改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早在建国之初，就指出：“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5］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界定：“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6］。可见，物质文明是内涵与价值目标相统一的概念。一方面，从内涵来看，物质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外在自然界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另一方面，从价值目标来看，物质文明则是指物质成果与人民群众的结合程度。物质文明建设的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发展和分配公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的基本状况是，社会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社会消费品不断丰富，然而财富分配有失公平。这突出表现在：（1）劳动报酬未与GDP形成正向增长。据财政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至2007年呈下降趋势，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来的11%；（2）部分地区、行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社会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0.3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0.47；（3）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化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居民基本生活消费资料价格居高不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1至8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6%，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12.3%。上述数据显示，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领域所取得的物质成果数量，与人民群众所享有数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2011年初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本质上是企业利润在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合理、不公平，普通职工在收入分配上严重缺乏话语权所致［7］。这启示我们，如果只一味地重视创造物质成果的生产领域，而忽视物质成果归谁所有的分配领域，则可能出现生产发展却分配落后的现象，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警惕的。

精神文明建设要通过科学理论、正确舆论、高尚精神、优秀作品，实现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如何才能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两次以决议的形式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了出来，明确了它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重大方针。关于如何建设精神文明，为何建设精神文明，以及建设实践和价值目标相结合的问题，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有过专门表述，这就是通过“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始终围绕人的发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以实现“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目标。同时，精神文明除了具有促进人的精神素质发展的作用之外，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历史的经验表明，精神文明搞得好，团结协作的氛围才能好，社会发展就能好；精神文明搞不好，社会矛盾则加剧，社会发展受到阻碍。

政治文明建设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保障和促进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决不是资产阶级抽象的、少数人的民主，而是具体的、大多数人的民主，是在我国历史社会条件下的民主。近年来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斐然。一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次写入十七大报告。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与社会团体、业主委员会等群众性社会组织共同形成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网络；二是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如期完成；三是“人权”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度上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部门规章的立法层面得到全面构建。另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基础得以确立和完善。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主要表现在民主制度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仍有残余，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方式影响了人民民利的广度和深度，“三农”领域和弱势群体依法享有民利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正如中共十六大所规定的，“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充分发展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民主政治制度、体制、机制、方式系统。

狭义的社会文明建设要改革社会体制、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8］，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党的重要文献的表述，社会文明主要包括社会生活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意识文明、社会生活环境文明和社会管理文明。当前，我国在社会事业、社会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和谐任重而道远。中共十七大报告从社会建设与人民的关系角度，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二、促进可持续的生态文明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生态文明突破了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社会文明范围，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人类文明的一种新飞跃，意味着人类文明进程由人类中心的生产型文明向人与自然共同进步的和谐型文明的主题转换。生态文明的出现，不仅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不仅意味着社会文明内部各层面、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根本性变革，而且从根本的价值层面来说，意味着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性转变。从主体文明的物质层面来看，生态文明属于建立在自觉分工基础上的自主经济；从主体文明的精神层面来看，生态文明体现了人的自由意识和自觉精神；从主体文明的政治层面来看，生态文明体现了人的自主管理；从主体文明的社会建设层面来看，生态文明属于自由个性充分发展的社会。这就是说，在生态文明视域下，自然界不再是作为人的异己存在，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对人的自觉的自主性的确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年均经济10%左右的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二。但是面临的问题是，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也导致资源竞争性的社会关系趋于紧张。这种主要依靠传统要素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已临近生态阈值，难以支撑社会物质财富的进一步积累，将会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顺利实现。同时，单位能耗高、技术含量低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使淡水、空气、土地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受到污染，从而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文明系统，以维护和发展人的生存权为主旨的生态文明理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可见，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求经济社会建设要落实到人民的幸福上来，还要培养和增强人民的生态意识。具体要求是，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要求创新发展模式，突破发展的资源依赖瓶颈，走低碳高效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和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社会意识建设方面，要求转变社会消费观念，弘扬艰苦朴素的社会精神。总的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全面实现人、社会与生态的和谐共赢。

三、探索全面发展的主体文明

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具有价值主体、实践主体、制度主体三重地位。有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文明的理论来源，不是西方个人主体性、精英主体性思想，而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人，不是抽象人、片面人，而是现实的、全面的、自由自主的，“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10］，简言之，就是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人。一般来讲，主体文明与人类文明进步之间的关系，一是指文明进步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指实现文明进步的方式是人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三是指文明进步的成果归全体人民享有。社会主义主体文明实质上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想在人的自身文明建设进程中具体的历史的体现。基于马克思指出的人脱离动物界有两个发展阶段，主体文明的进程也有两个阶段，一是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实现物种文明，二是通过摆脱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实现社会关系文明。当前，人类正处于这两个飞跃之间的历史阶段，实现社会关系文明是文明进步在社会建设领域的目标，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立足于社会关系文明基础上的主体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旨归，体现为个人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

主体文明虽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理论体系中未作明晰的阐释，但是透过几代领导人的言论、党的相关文献不难看到有关思想踪迹。关于主体文明思想的功绩在于，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潜在主体变成现实的历史主体，他在理论上论证了作为主体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换句话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12］，同时又强调了历史进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满足人民主体的需要，这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13］。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都强调了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内蕴了以人民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主体文明基本价值。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提出主体文明思想，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文明价值与文明真理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优越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之处，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文明建设的内容，一方面是指“以人为本”，就是要通过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通过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进而激发人民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伟大的历史创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文明包括主体人格文明、主体思想文明、主体行为文明三个层面，其基本框架是：以一切关心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为出发点；全心全意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相信人民创造历史的才能；承认人民需要和目的的多样性与异质性；通过人民自主与自决调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四、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三位一体”建设模式

文明的进步本质上体现了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从人类文明进步历史中所面临的问题来看，社会文明旨在解决社会结构各层面之间关系问题，生态文明旨在解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主体文明旨在解决文明成果与满足人民需要的关系问题。从文明价值的角度来讲，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主体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三个阶段，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历史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想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视域下，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主体文明不仅是前后相继的文明历史形态，还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进程。

社会主义文明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文明，一方面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文明整体最佳效应发挥的环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的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主体文明处于彼此协调的系统之中，协同促进社会主义文明的整体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其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集体主义及“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它服务于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主体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它直接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主体文明相互联系、互相促进，作为整体发挥着文明建设的功能。

（一）生态文明是前提

马克思在谈论劳动、实践时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158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人类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面貌的决定性作用时指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2］42他们特别强调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就是说，自然界不仅在被人类改造之前是客观存在的，在被人类改造之后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明确指出了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前提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主体文明的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视为自发的力量”［10］，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表面上是尊重自然规律，实质上是为了改造自然规律，使自然界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当代出现的冰川融化、臭氧层空洞、物种消失等生态危机便是资本疯狂宰割自然的恶果。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思想中与自然界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消费主义，而是更为关注人的丰富需要，关注自然界的权利，关注人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西方的深刻教训启示我们，如果牺牲生态文明，社会文明将会是片面的、畸形的。没有生态文明，主体文明建设将缺乏必备的自然环境条件。

生态文明制约着社会文明发展的水平。正如所说：“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1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上走了弯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暂时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方式在促进经济发展道路上将难以为继。一旦人们吃的、喝的、用的、呼吸的是受到污染的东西时，当人们工作和居住的环境都受到污染时，人们必然对社会产生不满甚至对抗情绪，别说建设高度的社会文明了。只有使人民作为主体对于基本生活资料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才有可能心情舒畅、干劲十足，把满腔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生态文明影响着主体文明的实现。一方面，生态文明关系到人民的才智增长。对人而言，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必须以外部生态环境为物质基础，生态自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逐渐转化为人的自身力量，并在促进人的智力、能力增长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工业生产中的废水、废气、废渣如果得不到很好处理，就会对淡水、大气、土壤形成污染，进而危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对清洁饮水、空气、粮食应充分享有的基本权利，侵害人民群众主体才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关系到人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途径是，通过人化的主体实践方式改造外部世界。如果按照以生产消费为中心的传统文明观念，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只是作为有用性的存在，生态环境从属于人类社会，人发挥主体能动性改造自然的同时，容易忽视生态自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建设，彻底改变了任何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自然界和人类处于平等的地位，人是在尊重生态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体能动性。

（二）社会文明是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为生态文明、主体文明提供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完善、社会关系的进步、社会意识的发展，就不会有坚固的实体性客观基础，就不会有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更谈不上发展生态文明、主体文明。

一方面，社会文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制度、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以实现温饱为社会基础，我们建设的是以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进入21世纪，我国在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在全力建设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在未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们将建设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

另一方面，社会文明建设影响着主体的素质、能力和行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实现自身的发展完善。在人类历史整体发展的视野下，就客体对主体关系来看，客观的物质、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成果都会以人的生命存在形式转化为人的本质力量。就主体对客体关系来看，人的思想、能力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断使社会朝着有利于每个人的方向发展。就主体与自身关系来看，主体人在客体对象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增强了主体能力，提高了主体素质，使人作为主体自觉支配自己的自主性。［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确立，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领域的贯彻，为实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顺利转化创造了条件。我们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人民群众成为生产资料及其劳动成果的主人。我们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们实行“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民群众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自为自主意识。我们进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正在逐步得到重视和解决，人民群众正在成为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总之，社会文明的进步，确保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进而为主体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主体文明是目标

主体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指出，“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4］429，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文明是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进步的价值目标。换句话说，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成果最终将转化和体现为人的主体文明。同时，主体文明又贯穿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对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起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正如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16］

另一方面，从文明形态演进的角度看，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主体文明是前后相继的不同文明形态。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域中，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主体文明都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同价值目标，因而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主体文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应有之义，并且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如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16］

总的来说，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主体文明分别代表了人类改造社会、外部自然界、主体自身的三种基本实践活动。“三个文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系统的基本构成部分，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系统的基本层次，它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系统中的地位不是等量齐观的。其中，生态文明属于基础层次，广义的社会文明属于中间层次，主体文明属于最高层次。对于人类而言，这三个层次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满足的是人类不同层次的需要。生态文明满足的是人民群众对于生存和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的需要。广义的社会文明满足的是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的需要，主体文明处于最根本的文明层次，满足的是人民群众对于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围绕着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主体文明之间互相关联、相互制约、协调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系统中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共同形成文明的历史合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7.

［2］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3.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 .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0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6.

［7］ 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DB/OL］. http:∥ news.省略/ fortune/2010-05/12/ c_1290731.htm.

［8］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9（1）.

［9］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2.

［10］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0.

［1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12］ .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N］.人民日报,1967-5-25（1）.

［1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1095.

结构主义论文篇（6）

不同时期的建筑、不同地域的建筑都显现着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由于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对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一定不同性导致的。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建筑人类学对历史的间断性进行强调，认为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的人都是所处社会的构成元素。建筑人类学提倡改革创新传统的建筑设计文化，并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使之为现代建筑设计服务。

1．2现实主义建筑到未来有机建筑形态

高功能的建筑要求和复杂、现实建筑规范是现代建筑设计师创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两大难点，多数结构主义者认为，将来的的建筑将会如有机生物一般，在某些法则中，像结晶生成一样能够自由组合和繁殖。现代建筑设计师在实际的建筑设计创作中，要不受现实束缚，不能过于刻板，要进行超越时代的、表现主义色彩浓烈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方案创作。

2建筑形态学结合结构主义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2．1自然形式有机结构

目前，具有仿生特点的自然形式有机结构层出不穷。许多建筑设计师在设计中加入了自然元素的使用，这里的自然并不是指使建筑物与其周围自然环境和谐存在，而是从仿生学的角度，进行自然生物形态类建筑设计，这种新型建筑的形态类似于自然界某种生物形态，在这些建筑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自然的气息和建筑设计的神奇力量。最初，高迪的自然塑性作品给予了现代建筑仿生特点的启发。现代建筑中，具有仿生特点代表作就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其建筑形态是鸟类巢穴的形式，融入了现代化先进的钢结构设计［3］。与“鸟巢”相比，水立方体现了女性柔美，其建筑形态模仿水的纹理，由一个个冰晶状水分子和很所小泡泡构成。在现在建筑设计中，具有仿生特点的自然形态建筑是时代的产物，倍受青睐，这一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已经有了强烈的意识。这些建筑从建筑形态上拉近了人类生活与大自然的事务，此外，这些建筑的概念结构表现出人与自然的融合，使生活更加美好。

2．2“高技”派建筑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与新结构的不断涌现，许多建筑师开始通过作品向人们进行技术性审美价值的信息传达，这一类作品被称作“高技”派建筑，如今，“高技”派建筑应运而生，不断涌现。高技派建筑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诺曼·福斯特，他设计的建筑结构中，主要使用了玻璃和金属材料，一般都是采用较高的施工技术对外观形态进行金属化表现，存在一定的科幻色彩。伦敦新地铁加纳利·沃夫地铁站就是这类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我国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就很好了体现了材料学、材料化工和计算机技术等技术相结合的特性及优势，外表采用膜结构－－－ET-FE材料，不仅仅展现了结构力量美，还体现了设计

2．3地域性建筑设计

随着时代的进步，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也在不断扩散。在建筑设计当面，仅仅只是体现地域特色的建筑物正在逐渐减少，而在世界范围逐渐普遍起来的西式、欧式建筑，使建筑隐藏着特色单一的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在建筑设计中展现地域特色。我国现代建筑中地域性建筑设计卓见成效，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河南博物馆，其建筑形态呈金字塔形，共有9座，根据中国传统中中心对称布置的建筑文化，包含着九鼎中原的蕴意，酣畅淋漓的展现出中原文化的特点。

结构主义论文篇（7）

 

《李尔王》是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因其无与伦比的崇高和悲剧美，自20世纪以来被广大莎评家誉为莎翁的四大悲剧之首。布雷德利指出，“《李尔王》历来被公认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最杰出的剧本和最充分表现诗人多才多艺的悲剧，要是只能保留一部戏剧，也许大多数莎士比亚学者会要求保留《李尔王》。”[1]许多评论家认为20世纪《李尔王》已经取代《哈姆雷特》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然而，大多数莎评家们对此剧悲剧价值的鉴定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理想的破灭或君主个人的毁灭。如果仅仅从此层面分析，其悲剧价值就缺少了普世的意味，难以把握其“深度模式”。事实上这一悲剧远远超出了个人和家庭的范围，具有更广阔的社会画面，它展现了新旧交替时代人性趋向的迷失和社会伦理的颠覆，它最终消解了莎士比亚一生所追求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从而引发出对人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和探索，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所揭示的这种最普遍也最深刻的主题思想。

“深度模式”（deep structure）是结构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以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为基础的、依赖于一定的认知模式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它是一种在现象底层具有深度的东西。“文学作品的全部表面特征都可以简化为一种本质，一个贯穿作品所有方面的单一的中心意义，这个本质就是‘深度模式’而不再是作者或圣灵的思想。文本实际上是该深度模式的‘副本’。”[2]本文借用这个概念是在试图说明在《李尔王》中存在着类似的二元对立，并进而指出这样的二元对立对理解这个悲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李尔王》剧中的人物可谓阵线分明，正义和邪恶人物在经过先后亮相和反复站队后，划分为两个阵营。高纳里尔、里根、康华尔、爱德蒙、奥斯华德是邪恶分子。考狄俐娅、爱德伽和肯特是善良的人。高纳里尔和里根在李尔大权在握的时候，花言巧语人文历史论文，极其“孝顺”，而在李尔把国土、王权分给他们以后便开始作威作福，原形毕露，把生身之父看作多余累赘，在暴风之夜将其赶出家门，她们在家中对自己的父亲和同胞姐妹刻薄无情，对自己的丈夫也毫无信义可言，对别人更残酷无情，鞭打残害仆人，迫害大臣，挖掉葛罗斯特的眼珠。两姐妹彼此之间还争权夺利，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免费论文下载。爱德蒙是利己主义的代表，为了满足私欲不择手段，他先是捏造了一封假信陷害同父异母的哥哥爱德伽，使轻信的父亲上当受骗，使爱德伽不得不伪装成疯丐逃亡在外，以乞讨为生，随后，他为了夺取父亲的产业和爵位，向同样野心勃勃、狡诈凶残的康华尔告发父亲暗中帮助李尔联络外国军队的事借以邀功请赏，不惜置父亲于死地，欲壑难填，野心不断膨胀，他既而有意勾引高纳里尔和里根企图进一步夺取皇权。

而考狄俐娅、爱德伽、肯特是仁爱、正直、善良的人，是人性光辉的体现者。正面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考狄俐娅，她出场次数不多，却是黑暗中的太阳，把人心温暖照亮。她忠厚、仁爱、热诚、质朴，具有高贵的天性和品质。她似温柔的天使，以无限热爱对待曾无情抛弃她的老父亲，以满怀的的仁慈眷顾世上万物。爱德伽忠厚老实，被弟弟陷害不得不伪装成疯丐逃亡在外。而他对父亲葛罗斯特并无怨恨，当葛罗斯特被剜去双眼绝望自杀之时，他极为耐心地帮助和开导瞎眼的父亲。而李尔在经过苦难的洗礼之后，幡然悔悟，忏悔了自己以往的罪恶，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觉悟到权利和地位纯属幻影，除了真诚的爱，大千世界空无一物。

在剧中正义和邪恶形成鲜明的对照：考狄俐娅纯洁崇高与高纳里尔、里根的龌龊情欲，爱德伽的虔诚与爱德蒙的贪婪，肯特的忠诚与奥斯华德的唯利是图，奥本尼的仁慈与康华尔的残暴，李尔清醒时的昏庸和发疯时智人文历史论文，葛罗斯特失明后的幡然悔悟和之前的轻率刚愎，法兰西国王的高尚与勃勆第公爵的卑鄙等等。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运用的二元对立原则并非局限于人物性格方面，整部剧中还贯穿着其他各种二元对立组合模型，如生与死、悲泣与欢笑、得与失、沉默与有声、纯真的爱与强烈的恨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规定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为人们理解这部剧作提供了依据。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美德终有回报。而《李尔王》却以善良的考狄俐娅被缢死狱中，李尔也在打死狱吏之后因绝望而死作为全剧的收场。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安排李尔和考狄俐娅失败和死亡的结局呢？

我们可以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来分析这个故事。莎士比亚其实巧妙地重述了一个“灰姑娘”故事或者说是“灰姑娘”故事的变体，它已经不属于某一时代，而属于任何时代。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说到，“原型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3]事实上，《李尔王》是根据古代不列颠的传说而写成的悲剧，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不仅丰富了他的想象力，而且为其创造提供了广博的素材。《李尔王》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取材于民间故事《盐一样的爱》（Love Like Salt），尤其是开幕的“考爱”一场，在原故事中，国王要三个女儿表明对他的感情，他最宠爱的三女儿说她对他的爱“像盐一样”。这种回答令国王十分失望和恼怒，于是女主人公被逐并饱受磨难。故事中的女儿可视为考狄俐娅的原型，但这一故事最后以父女俩人和解团圆而告终。评论家奈茨曾说过：“《李尔王》是个具有普遍性的寓言剧，该剧的技巧是决定于需要的，他要以最大限度的逼真形象来表达人生造诣的某些永恒的东西。”[4]而莎士比亚将原故事中李尔王重返王位，父死后由考狄俐娅继位改为使父女提前都死在爱德蒙之手。将童话里皆大欢喜的结局变成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结局，这种对原有神话原型的否定可以说是《李尔王》的“深度模式”。通过善与恶的对立，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故事最终结局与“灰姑娘”神话原型的相背离，莎士比亚更深刻地意识到人的悲剧性命运，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和人文主义的非终极性，而这种悲剧性的结尾也正是《李尔王》的深层意义所在。

莎士比亚一生所追求的人文主义其核心是真、善、美的统一，在剧中他塑造了体现他人文主义理想的人物考狄俐娅，人们常常把她看作莎翁笔下最动人的理想人物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真诚、善良、美丽的化身却不为自己的父亲所容，被迫去国离乡，最后伴随着一抹白绫香消玉殒。莎士比亚就这样把自己的理想与希望生生捏碎，扬弃。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变革、激荡的时代，新旧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冲突，裹挟其中的人们面临着多种选择，进退维谷。伴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更注重自己价值和欲望的实现，但在实现的过程中，难免与他人或社会、国家的利益形成不能克服的矛盾，而采取非正常的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则意味着对他人犯罪。这种利己主义的过度膨胀，则造成罪恶的泛滥免费论文下载。理想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总显得非常脆弱人文历史论文，在欲望和势力面前不堪一击。所以人文主义的理想虽然贯穿莎士比亚整个一生，但他对人文主义的倾向性却前后很不一样。早年他对人文主义充满了信心，坚信人文主义有辉煌的前程，认为“只要依靠忠诚于国家的贤明公正的君主就可以实现普破案和谐的人道主义原则，使国家繁荣富强。”[5]但到17世纪初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特被是詹姆斯一世上台以后，社会更加黑暗，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当时社会风气急转直下，“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敌；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伏着谋逆；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6]这是一个罪恶丛生的可怕世界。

许多研究表明荒诞派戏剧与莎士比亚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柯特指出《李尔王》一剧具有非常现代的内容，已经具有荒诞戏剧的雏形。”[7]《李尔王》已经传达出约内斯库在《无偿的杀人犯》中的思想：我们都的死，这是唯一的严肃的异化。《等待戈多》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瞎子波，一个是哑巴拉基。弗拉基米尔问：“口袋里装的是什么？”瞎子说：“沙子。”他们都仿佛是从《李尔王》中脱胎而来。如果没有考狄俐娅，那么李尔王的下半部就是一部《等待戈多》，考狄俐娅就是戈多；两部剧的区别在于莎士比亚让考狄俐娅上场了，而贝克特没有。可是考狄俐娅仅仅是昙花一现，莎士比亚之所以安排考狄俐娅与李尔王都死去的情节，是表明自己所理解的人的存在意义的一种方式，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的人类正在寻找自我的解放，他们面临着许多困惑，李尔的呐喊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究，然而，人追求美好价值的努力总也无法如愿以偿，这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乐观主义的、正义的努力是徒然的、艰辛的，往往收效甚微，这也正是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对人类普遍精神悲剧的清醒认识。

[参考文献]

[1] 布雷德利. 莎士比亚悲剧[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 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3] 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M].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4] 奈茨. 李尔王[A].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 吴郎. 外国文学[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 [英]莎士比亚. 李尔王：英汉对照[M].朱生豪，译. 外文出版社，1998.

[7] Dryden人文历史论文，John. AnEssay of Dramatic Poesy，1688，p.187.

KingLear: A Somber Song of the Humanist

—An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CUIYan

[Abstract] Opinions vary greatly about the overallmeaning of Shakespeare’s tragedy King Lear. This essay attempts to reinterpretit by means of structuralism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Key words] binary opposition; deep structure; archetype; humanism; tragic

上接（P73）

此外，游博文在回忆自己初到澳大利亚为海边酒店提供设计时，卡斯特罗从旁观者的角度说到，“对于那些在酒店工作的本地人而言，他（游博文）漂泊不定，好多次他们（本地人）冲他大喊，他只不过是个外来者”（卡斯特罗，2003：7）。路易斯死后游博文对自己生活的反思则说明了在新的文化中重新建构自我文化属性的成功，如当游站在海边酒店的屋顶下看着自己的建筑作品，他感觉到“自己好像穿过了一道门，在门的那一边，他再没有什么可掩饰了”（卡斯特罗，2003：151）。

由此可以看出，卡斯特罗在对待个体文化属性的问题上，思想观念是比较开放的。在小说的叙述中，卡斯特罗站在文化认同的立场上，强调了产生文化差异的根源在于个体与所处文化的不稳定交集，游博文这个个体源自中国的背景，在澳大利亚土地上和当地文化相混杂，文化的混杂性消除了中澳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对立，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属性，从而产生崭新的个体属性，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

[参考文献]

[1]Castro， Brian.After China [M]. Adelaide: Lythrum Press， 2003.

[2]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结构主义论文篇（8）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形态，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西欧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从14世纪到16世纪)，而且需要许多的相关支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环境能给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平等的产权关系，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建立在市场制度上的各种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产生和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400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竞始终没有脱离萌芽状态!其根源在于严酷的制度环境，制度化的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维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二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一日，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结构主义论文篇（9）

Abstract: TV drama is a typical form of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The reading of its meaning constitutes a route toward understanding social change. The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V drama textual analysis， and studies how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structuralism generate methods in TV drama analysis. Through recoun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work” to “text” in literary criticism， the article elaborat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TV textual analysis and discusses three major analytical tools: semiotic analysis， narrative theory and genre analysis.

Key words: The Linguistic Turn；Structuralism；Text；TV Drama

20世纪中叶以来，以“语言学转向”为中心和动力的理论转型已经迅速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并逐渐在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中获得一席之地，通过体制化的建设和传承方式，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标准。简言之，最初发生在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旨在颠覆笛卡尔开辟的以“我思”主体性为确定基础的心灵范式的统治，转而围绕“语言”重建人（类）理解“现实”的观念基础，意义的密钥隐藏在“语言”之中，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而获得对“语言”所再现的世界和“语言”所塑造的人（类）心灵之本性的认识。“语言学转向”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卷入了一场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范式转换改变了研究者看待“现实”的方式。“语言学转向”为文艺批评开辟了新的视角，即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把文艺作品视为符号系统，某种特定的表意逻辑影响和制约作品的意义秩序，找到作品的结构即获得了作品的意义。电视剧研究从这场科学革命过程中获益匪浅，逐渐形成了通过分析电视剧的表意结构探究电视剧意义的文本分析范式。简单地讲，电视剧文本分析就是根本致力于探究电视剧文本内部结构关系及其产生意义的普遍规则，进而将电视剧文本分析建构为一种意义阐释的科学。

一、“非人化”的批评：文本分析简史

以人类文明史的总体眼光来看，批评是人文主义精神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普遍表现。西方的批评传统萌生于中世纪晚期，是在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西方传统批评的人文主义精神关怀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种理论形态。第一类，历史环境与作者传记型，主张作品中人物以及事件所处的时代，以及作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是理解文艺作品意义的关键，例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Taine， H.）关于种族、环境、时代构成文艺作品产生三原则的论断（丹纳，1986），即属于这种批评类型较早的体系化理论表述。第二类，道德教化型，强调作者的人格力量和艺术天赋，认为文艺作品的核心功能在于裁定并弘扬崇高的道德、启迪民众优雅的欣赏趣味，这类批评通常将特定的哲学观念延伸到文艺领域，所以往往表现为一种“正典”实践，例如英国评论家利维斯（Leavis， F. R.）即根据道德态度绘制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利维斯，2002）第三类传统批评同上述两类的显著差异在于，它将批评的重心调整为文艺作品与社会的关系，这类批评引入了社会结构因而转化为一种社会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为此类文艺批评提供了最雄厚的思想资源，相关批评通常强调社会存在独立于文艺作品，并且制约着作者和受众的接受，文艺作品是社会存在和个体意识辩证关系的对象化形式，批评活动应当提炼出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唤起变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实践。

具体到当代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文艺批评的主导范式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主张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生活，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强调文艺从属于和服务于政治，以阶级性和倾向性为评价标准，典型形态是以表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轴的革命现实主义。进入80年代特别是“文化热”过程中，随着人道主义论争以及生命哲学、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的译介，[1]文艺批评迅速释放出多元化和强劲的理论能量，例如，李泽厚在其“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或者“主体性实践哲学”基础上发展出的“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李泽厚，1994）；强调主体性和人的价值的“主体论”文艺思想（刘再复，1988）；强调主体性的新美学原则：“自我表现”论（孙绍振，1981；徐静亚，1983）；彻底同政治决裂，提倡文艺“非社会性”，主张文艺作品的本性在于审美（王蒙，1987；夏中义，1988）；等等。除此之外，几乎每一种哲学译介都卷起一股文艺批评思潮。西方文艺批评所沿袭的诸多人文主义价值范畴伴随这个被誉为“新启蒙”的过程，迅速地蚕食着传统反映论曾经主导的空间。

无论秉持何种批评视角，人文主义的精神关怀始终将人（类）价值和发展（历史）固定在视野中央，以创作或生产文艺作品的主体、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文艺作品同社会结构的关系为坐标而建构起作品的意义领域，于其中建立对文艺对象的阐释。文艺作品是跃动翻飞在历史河面的浪花，不仅折射出人（类）理性和灵性的光辉，而且，它作为特定的人（类）生产实践所创造的人（类）体验的对象化形式，中介性地展现出人（类）本质力量“现实”转化的发展过程。

“语言学转向”以来，特别是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之后，批评的历史地貌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结构主义批评范式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发展而成。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概述的，结构语言学强调“语言”构成一个系统，它通过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符号与其所指代的客体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表达意义。结构主义为文艺批评开辟了新的视角：把文艺作品视为符号系统，某种特定的表意逻辑影响和制约作品的意义秩序（通俗的说法是“结构”，但由于该术语涉及面广再加上使用混乱，反而干扰了准确表达和理解，所以这里将其具体化表述为“表意逻辑”）。结构主义批评范式即以此原则建构其方法。“文本”成为理论家们用以概括符号系统的术语，文本也因而成为变化的批评版图的新地标。

结构主义批评之革命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用“文本”驱逐了“作品”。在传统的批评视野里，文艺作品是沟通创作者与受众的媒介，它体现为复杂社会关系的凝结，构成人（类）经验或体验的对象化形式，主体性始终处于批评视野的中心。结构主义试图颠覆传统批评的前科学性质，使批评成为揭示普遍客观规律的科学。将文艺作品设定为文本是贯彻这种意图的重要行动，文艺作品通过文本范畴被视为文艺“事实”，批评的任务在于揭示文本的结构和表意逻辑，探究构成特定文本之文艺特性的抽象特征，例如“文学性”之于文学文本。因此，文艺作品不再被作为历史性、经验性实践的对象，不再依据主体性、人文主义原则建立相关的意义阐释，相反，文艺作品被作为科学研究的认识对象，文艺批评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文本研究，揭示其中制约意义生成的“表意逻辑”。与传统批评彰显浓烈的人文主义关怀的理解行动所求索的“意义”不同，经历结构主义革命以来的批评探求的“意义”已经“信息化”了，文本的意义不再向人文主义精神关怀敞开，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统计学或数学特性，“意义”的分量随“信息”的发掘而被评估。此间始终呼应着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基本观念，语言意义的条件就隐藏在语言自身，结构分析的任务恰恰在于将所隐藏的“条件”揭示出来。

由于阐释实践的对象范畴由文艺作品变成文本，批评的属性也随之从一种理解的艺术变成一种揭示表意逻辑的科学分析。结构主义革命和文本崛起，合力将批评从以人文主义为价值内核的普遍性文化一极，荡向受内部表意逻辑决定的自律性形式一极，文艺作品遂由人（类）感受和经验的对象化媒介转变文本。与此同时，表意逻辑或者结构法则对文本意义的绝对统治，彻底放逐了曾经经纬交织在文艺作品中体现社会存在的个性、创造力、历史想像以及社会心理等文化因素，代之以剥离了社会历史性的、激起桑塔格愤怒的“非人化”的自足秩序。哲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类）不可消逝的个体存在使所有企图取消主体性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主体”死亡的宣称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取消了“主体”，被结构主义的革命颠覆了普遍性的、踞中心地位的“主体”，沦落为在“结构”中获得的一个位置。总而言之，结构主义批评范式的科学主义姿态确立文本的本体论地位，文本被作为认识对象，意义也相应地从自我意识、主体性、社会、历史等诸多关系的张力中分离，最大限度地收缩到文本形式之中，变成通过批评——即意义科学——得以揭示的普遍结构。

二、结构主义对电视剧文本研究的理论注入

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特定符号所代表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因循习俗而固定下来，随着社会因素所导致的意义共同体的变迁，表意习俗也会产生变化，因此，对于语言的分析有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索绪尔，1999）。历时分析考察意义随社会文化变迁而产生的转换，而共时分析关注语言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此形成的普遍性语法结构，强调语言建构了人对社会实践的理解和识别方式。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C.）为沟通语言学和文化研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传统上被作为社会现象的亲属关系的本质不在于基于血缘的联系，而仅仅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表意系统（列维－施特劳斯，2006：54-55）。于是，语言学这门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唯一能够以科学自称的社会科学”同以社会、文化为主题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相遇，语言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之间实现了一次能量转换，结构人类学就是人类学从获得启示的理论结晶。列维－斯特劳斯坚信比较和结构分析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揭示集体性质的文化和体现它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文化诉诸“集体意识”规定个人行为，“集体意识”可以被还原为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特定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所体现的普遍法则，这种普遍法则构成个体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结构主义可以破解个体心灵和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秘密，可以将其还原为某种能够科学认识的普遍法则。

另一个思想家罗兰巴特则把结构主义运用于大众文化批评。巴特的符号学方法视野没有集中共时性分析，而是将大众文化视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符号系统，一旦被植入社会关系语境，大众文化的符号系统也可成为理解社会变迁的形式。巴特将这类形式称为“神话”（myth）。神话作为大众文化的形式并非某种实质性的客体，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传播的体系，它是一种讯息”，或者更确切地表述为“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一种形式”（巴特，1999：167）。各种现象或客体通过神话方式被言说，也就分有了神话的形式，理解了神话便占有了“意义”。因此，认识神话便意味着揭示大众文化的结构或者普遍法则。然而，巴特没有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将神话引向无意识活动层次，而是在分析神话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中概念（所指）对形式（能指）的促发作用基础上，为神话开辟了社会性和历史性维度。巴特指出，“将神话的概念与其意义结合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变形关系”（巴特，1999：181）。神话的真正意图在于从现实过渡到意识形态，把历史性的现实变形为普遍、永恒的“自然意向”。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文化的神话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构。巴特所建立的大众文化批评力图将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以揭示文本内部的结构和文本借以生成的具体社会语境如何共同促成了对文本主导意义的制造和接受。

再结合前文关于文本分析变迁的简要评述，我们逐渐接近到结构主义大众文化批评范式的理论旨趣。批评致力于探究文本的内部决定因素，寻求体现文本内部结构关系以及产生意义的普遍规则，文本中各部分之间的特定关系先验地规定和规范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模式，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由文本既定的范畴来感知和定义外部现象的。用“表意逻辑”来概括电视剧文本分析的题旨，即基于电视剧文本内部结构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它直接指向特定电视剧文本“所述说为何”以及“如何述说”这两个涉及其文本意义的本质性问题。电视剧文本分析主要围绕这两个核心提问展开。

依照结构主义批评立场，电视剧文本分析必须从传统批评依赖的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和心理学的纠葛中彻底摆脱出来，切断一切建立在主观性基础上不确定的“前科学”因素，而应当致力于在客观的“文本”及其形式基础上，建立一门旨在揭示文本意义的科学。电视剧之被作为“文本”，便表明它拥有某种自足的、整体性的和类似语言现象的结构。探究意义的科学要求电视剧的价值标准只能来自对电视剧文本的描述和评价，拒绝任何涉及创作情感以及观看感受之类主观因素，尽管承认电视剧作为文艺作品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体，但真正影响电视剧的意义——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所述说为何”和“如何述说”——的因素是形式，即电视剧如何构成一个整体文本，以及文本内部各部分之间关系如何，才是意义的原生土壤。依据传统批评立场，电视剧在审美实践中更多地被当作再现、表现或者反映的形式，始终有某种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或隐或显地保持在场，观看电视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在同观看者交往互动的过程，电视剧也因此而被接受为综合了创作者、生产者、接受者等诸多社会关系以及历史关系的文艺客体。而结构主义批评范式则赋予文本以“本体论”地位，电视剧的审美实践被等价于意义的科学，电视剧也相应地被视为对虚构事件（故事）的客观性叙述方式，它根除了充任叙述者的任何形式的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虚构事件（故事）透过文本言说自己，事件的影像序列裸露在时间之中。

结构主义催生的“意义科学”的根本关注，就是要在众多不同的电视剧文本之下探掘某些普遍的结构，特定电视剧文本的意义原生于这种普遍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文本的意义即结构，它在本质上反对主体能动性。又由于结构主义批评强调文本形式，故也常常被冠以形式主义批评。伊格尔顿（Eagleton， T.）指出，结构主义批评的唯一结果是个人主体“离开中心”，不再被视为意义的源头和终点（伊格尔顿，2006：101）。那么，结构主义如何将个体观看过程中随机的心理反应纳入这种意义科学呢？除了文本的“本体论”地位保证其独立、整体存在这个前设因素外，艾略特（Eliot， T. S.）和瑞恰兹（Richards， I. A.）的思想提供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案。在艾略特眼里，文学创作者并非有待表达的“个性”的拥有者，作品自然也不是其“个性”的客体，相反，作者不过充当了一种特殊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许多印象和经验，用奇特的和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文学作品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文学作品一旦完成，便成为整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了（艾略特，1994）。瑞恰兹依据心理学将“意义”规定为，受到一种新的刺激引起的感觉而产生的影响所决定的人的反应特性（瑞恰兹，1988：287-303）。意义随着反应的特性而发展为从简单到复杂的等级，瑞恰兹把它们归于“思维”范畴，而“所有的思维，从低级的思维直至最高级的思维，不管它的发展程度如何，都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同上）。这个思维的等级便构成特定表意形式的意义“语境”。瑞恰兹的“语境”不仅包括传统上历时性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特别引入了共时性的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意义包括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部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群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会对相同的文艺作品得出迥异的感受，原因在于语境而不关涉主体。

根据美国“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Brooks， C.）的归纳（布鲁克斯，1988），结构主义或者形式主义的文本批评往往遵循两个基本假设：其一，只有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才能算作作者的意图；其二，以“理想读者”为基准研究文本的结构。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念局部转化在此二假设当中。一方面，这种态度延续了艾略特对作品的强调，但柔化了艾略特对个性的排斥，在严格限于作品本身范围内承认作者的个性，也就是在作品中实现了的作者意图；另一方面，将瑞恰兹关于语境和意义的论证作为“理想读者”的理论基座，尽管布鲁克斯本人也不承认有“理想读者”存在，[2]但他据此坚持确认了通过具体和特殊能够达到普遍和一般，此即“理想读者”隐喻的精髓所在。在上述观念的夹击之下，对主体性的剥夺进一步扩展到文艺作品的“外部”，从创作到接受的社会领域。更确切地说，个体观看电视剧而被唤起的感受，同任何印象主义的体验毫无关联，相反，人们的意义体验被转译为特定表意秩序的产物。

三、电视剧文本分析的三种基本方法

（一）符号学分析（semiotic analysis）

具体到电视剧文本分析，最具针对性的方法首先当推符号学分析。符号学分析最基本的思维范畴是揭示文本中隐藏的二元对立结构，它出现在文本中，规范着我们对现象的认知。因此，在文本中寻找对立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具体表达物和替代物，成为符号学分析的基本环节。从符号学分析的视角来看，大众文化文本充满了各种二元对立的范畴，比如自然／文化，男性／女性，高尚／卑鄙，美丽／丑陋，爱国主义／崇洋媚外，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独立／依赖等等，而这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价值范畴是由人物、场景、行为、服装、道具等各种虚构工具在不同的组合方式和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文本外的和变迁的社会历史也对文本内部对立范畴的特定表达方式施加了压力，因为文本要达到传播的目的，其言说方式就要得到使用和解读它意义的社会共同体的认可。

我们以城市与乡村这对普遍存在于电视剧文本中的二元对立略作说明。早期中国电影中乡村与城市的对立经常通过淳朴高尚的女性和堕落自私的女性之间的对比表现出来，两者的冲突表现出那时的中国社会对作为异质和破坏力量的城市的怀疑与不满。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电视剧作品中，城市和农村的对比仍旧是频繁出现的主题，但这一次代表城市价值观的通常是勇敢、智慧、独立的个体，而代表农村的人物即便没有过多负面的特质，也已经丧失了传统文化和革命史叙事中建构起来的稳定的、独特的价值底座。及至市场化、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以来，在电视剧的“现实”言说中，农村遭遇了更加系统的“符号消灭”，被排挤到电视剧言说边缘的亘古荒原，被烙上悖于现代化、否定的道德指涉，如果说还残留了些许表意价值的话，那也只剩下对城市的模仿、向往以及因此反衬出城市的光晕。

（二）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

叙事就是故事，而故事讲述的是在人、动物、物体、想象中的生命形式等身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故事中包括一系列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因此，单个的场景不是叙事，但是当其被放置在一个时间链条之中，它就成了叙事的一环，将多个场景或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有前因后果的整体（伯格，2000：5）。叙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叙事段落认识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和自我在其中的位置。理查森（Richardson， L.）认为，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它“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Richardson ，1990：116-135）。

电视剧文本尤其依靠既定的、被一个意义共同体中的个体所熟知的叙事模式组织人们的认知框架。电视剧的叙事不仅将人物、事件之类现实元素戏剧化构成遵循或者包含内在秩序的特定故事，而且它的叙事也可能通过观看而转化成为现实中事件之间关系上的潜在多样性的主观边界。由叙事所框定的选择就成为人们认可的、“应该”发生的事件。而被各类流行叙事模式所排除的可能性，比如“英雄”并没有得到美女、白雪公主没有复活、下岗工人也无法找回工作和尊严，就成为意识形态机制遮蔽和掩盖的那部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叙事工具特定的使用方式，比如说利用叙事来合理化既有的社会秩序，通过叙事使人们“理解”和“认可”，而不是“怀疑”和“恐惧”被模拟的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意识形态运作的一个部分。而这时的叙事也就成了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与叙事一样，“神话”不是特定的内容，而是将内容组织起来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功能在于给“历史性的现实”一个“自然化的意象”，使“偶然性”显得“不朽”（巴特，1999：202）。也就是说，神话式的叙事规定了什么是“可能的”、“正常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不正常的”现实，从而为人们感知和解释社会变迁的方式设置了意识形态的边界。由此我们具体地把握到电视剧文本语言性的方面，它的叙事构成一种特定的“现实”言说形式，和其他叙述言说一样，电视剧也发挥着语言性的社会设置功能，诉诸“词”与“物”的辩证测绘和标定“现实”的界限。

（三）类型分析（genre analysis）

如果说叙事理论旨在从电视剧文本中寻找普遍的结构因素，那么类型分析则建立在对商业化文本为了符合工业流水线生产模式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手段的总结、分析之上。所谓类型，是指在媒介生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被认可的模式，某种媒介的内容能够根据类型来分类。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类型被定义为“具有联想关系的公认套路，某种特定媒介（电影、电视、写作）的全部作品都被分门别类地纳入其中”（费斯克，2004：117）。类型的形成与商业体制理性化其生产过程和规范受众的消费行为的努力密不可分。受众通过寻找熟悉的、不断出现的因素，以获得满足预期的快感，而文本生产者也可以根据既定的模式来安排新产品的生产。因此，类型是在行业、文本和主体之间流通的关于导向、预期和成规的系统（Neale，1980）。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类型之所以兴盛于商业化的文化工业中，是因为它满足了商业体制规范生产、控制市场、降低风险的需要。而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来看，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而又高度模式化的商业文本在维持一个社会既有的“常识”观念、主流的信仰和价值观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类型利用熟悉的、确定无误的代码减少了受众的认知困难，从而强加给人们一种先期阅读（Altman，1987）。正如费斯克（Fiske， J.）所说的，“类型片清楚地告诉观众它可以预见的愉悦范围，从而规范、激起对相似文本的记忆和期望”（Fiske，1987）。这就是说，一个新的媒介文本如果是类型片，那么它很可能和已有的结构是一致的。这个文本传递给观众的是公认的、可识别的和受控制的愉悦。因此，类型加入了将特定现实“自然化”的意识形态运作，限制了社会及其变迁可以被感知和理解的方式。

中国的电视媒体正处于产业化的初期阶段，电视剧的类型化实践和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传统。就现状而言，中国的电视剧基本上处于前类型阶段，依赖简单模仿、灵感、偶然性、个体能力等非类型化的运作模式还大量存在。当然在上述挪用和运作过程中也会产生某些固定下来的电视剧生产模式，成为中国电视剧类型化运作的基础。除了借鉴西方市场化传媒的运作经验，中国本土的媒体政策、文化传统与消费模式都影响了中国电视剧类型化生产的发展模式和状况。

类型的概念对电视剧的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类型作为分类体系的形成是电视剧适应市场需求和减少不确定性努力的结果，完善的类型能够为电视剧生产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模式和调动资源的方式，因此它本身即体现出市场的资源配置效能。同时，受众通常根据他们对类型的认知和消费习惯，从大量涌现在荧屏的电视剧产品中做出选择，消费者对电视剧的预期很大程度上来自关于类型的有意识或潜在的知识，而电视剧是否符合这种预期亦构成观看者快感和愉悦的重要来源。因此，类型不是划分电视剧文本的静态模式，而是连接生产者、文本与消费行为的关于导向、预期和成规的动态系统。对于媒介研究和批评者来说，电视剧的类型化运作使得其文本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式化和固定化，逐渐形成特定内容表达所服从的既定规则，类型化的电视剧产品很少挑战社会的主流观念，成为维持社会“常识”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类型的学术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剖析在市场化条件下，电视剧作为商业化的文本生产，它在工业化的生产操作以及与广告相配合的“时段占领”和“受众群辨认”过程中，如何形成了极为模式化的制作规则；另一方面，从类型生成史的角度分析电视剧文本，能为我们提供其他分析方法所欠缺的有关社会经济关系如何渗入通俗文本生产过程的洞见，还可以为考察社会心态、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的稳定性和变迁提供有益的视角。一旦触及这些问题，电视剧文本类型分析便过渡到电视剧文本（文化）社会学领域，相应的研究也转化为电视剧文本类型社会学。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归纳出电视剧文本分析的基本原理，即认为电视剧是一种影像表意活动，影像本身又作为物质现实的表象，电视剧可以恰当地把握为基于“现实”的一种特殊的符号活动，电视剧文本即符号化的客体，电视剧和“现实”之间体现为类似索绪尔语言学所划分的“语言（language）／言语（parole）”的关系。具体说来，“现实”属于外在于个体的、社会性的、由稳定的规则构成的系统或者深层结构（语言），而“电视剧”则构成以“现实”这个语言系统或者深层结构为先决条件的具体言说方式（言语），电视剧言语必须遵循“现实”语言的规则，揭示这种规则的过程也就是认识电视剧文本意义的过程。

[注释]

[1]文艺界的人道主义论争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文革”结束后以及“文化热”过程中达到高潮，甚至成为一场卷入整个文化界的论争，主题集中在关于人性的认识以及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伊格尔顿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专门批判了结构主义的“理想读者”假设。

[参考文献]

[1][法]丹纳（1928/1986）.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Taine， H. A. (1928/1986).Philosophy of Art. Beijing: People’s Literary Press.]

[2][英]利维斯（1960/2002）.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Leavis， F. R.（1960/2002）. 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3]李泽厚（1994）.美学四讲.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Li Zehou（1994）. 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 Hefei: Anhui Literary and Art Press.]

[4]刘再复（1988）.论中国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Liu Zaifu（1988）. O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5]孙绍振（1981）.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3）；徐敬亚（1983）.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Sun Shaozhen（1981）.New Aesthetics Principle Is Growing up. Journal of Poetry Monthly，（3）；Xu Jingya（1983）.Poem Group Growing up on 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Tenden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endency，（1）.]

[6]王蒙（1987）.文学三元.文学评论，（1）；夏中义（1988）.文学生态最优化的逻辑起点.艺术广角，（1）.[Wang meng（1987）.Three Concepts on Literary. Journal of Literary Review，（1）；Xia Zhongyi（1988）.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Literary Ecology. Journal of Art Review，（1）.]

[7][瑞士]索绪尔（1999）.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Saussure， Ferdinand de（1999）.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8][法]列维－施特劳斯（2006）.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Levi-Strauss， Claude（2006）.Structural Anthropology. Beijing: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9][法]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Barthes， Roland（1999）.Mythologie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0][英]伊格尔顿（2006）.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Eagleton， Terry（2006）.Phenomenology， Hermeneutics， and Reception Theory: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11][英]艾略特（1994）.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Eliot， T. S.（1994）.On Literary. Nanchang: Baihuazzhou Literary and Art Press.]

[12][英]瑞恰兹（1988）.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种类（章祖德译）.“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ichards， I. A.（1988）.Aims of Discourse and Types of Contex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3][美]布鲁克斯（1988）.形式主义批评家（龚文庠译）.“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Brooks， Cleanth（1988）.Formalism Critici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4][美]伯格（2000）.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Berger， A.（2000）.Narratives in Popular Cultur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5]Richardson， L.（1990）.Narrative and Soci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19），116-135.

[16][美]费斯克等编撰（2004）.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北京：新华出版社.[Fiske， John（2004）.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Beijing: Xinhua Press.]

结构主义论文篇（10）

二、构建科学的高中化学评价体系

高中化学的评价体系应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参与性和过程性，评价体系应是多元化和多主性的。评价应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成长。

1.评价方式应是多元化的，使评价更真实。

学生是一个群体，个性差异较大，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教师的评价切忌千人一面，应当是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评价。（1）评价目标的多元化。针对不同的学生应有不同的评价目标，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能力、个性等方面的差异，因人而宜，实事求是给出每个学生的评价目标，要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及表现，要制定学生所能到达的目标，从而激励学生进步，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达到所预定的评价目标。（2）评价方法的多样性。目前，评价方法多采用常规作业、单元测试、期中和期末考试、上课提问的方式，这些传统的评价方式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价方法应更加全面和科学，如自主评价、访谈评价、家长和同学评价、实践评价等。在常规的考试方法上也应改革与创新。教师在考评高中化学知识时，应把知识寓于真实的生活、科研及生产背景中，注重问题与实际的联系，加大试题的开放性与探究性。在平常练习中，应根据学生的能力设计不同难度的问题，设定多组练习，由学生自主选定完成，在考试时也应设定必做题和选做题，使学生有选择的余地，每个学生都能有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评价体系构建的多主性，让评价更全面。

传统评价是由教师单方面进行，这与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论的评价体系是相悖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以参与者为主的，要突出学生的参与性，学生家长、同班同学都应参与评价，改变教师单一评价的片面性，使评价更具合理性和全面性，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发展。通常的做法是：（1）要求学生自主评价。教师进行完教学单元教学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自主评价及对教师的教学提出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单元知识点掌握、自我评价、学习目标、完成程度、进步方面、存在问题、改进办法、教学建议等。（2）同学评价和家长建议。每一学期结束都要求学生相互评价，主要包括学习态度、上课纪律、作业情况、相互学习等方面，家长应就学生在家庭学习的过程给出评价。

3.评价应注重学习的过程性，建立学生的成长档案。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较复杂的心理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师的评价应贯彻整个教学活动过程，应密切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动态和能力的培养。课后作业的评价应指出学生的进步与不足，应从知识再现、能力提高、知识运用等方面及时给出评价。单元测验后，针对每一个学习单元，应对学生的学心态度、学习方法和技能，给出准确的评价和合理化建议。每一学期及每一学年的结束，教师应对知识点的掌握、方法论的建立、思维能力的提高、学习中的闪光点及存在的问题给出正确的评价，指导学生扬长避短，逐渐成长。教师应以欣赏的态度鼓励学生的进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学习意志，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