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论文篇（1）

二、模型与计量方法

1．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面板单位根检验经济收敛性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β收敛、σ收敛和随机条件收敛。不同于β收敛和σ收敛，随机条件收敛不再关注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绝对差异，而是强调只要地区间的人均产出差距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变化路径即可视为收敛。本文将采用随机条件收敛来研究“10+3”国家的经济收敛情况，“10+3”体制中在统计上与中国的经济指标趋同的国家越多表明人民币在区域内影响力越大，其更有可能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货币。2．非线性检验为了检验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检验是否适用于样本面板，应首先检验面板数据是否为非线性的。McLeod和Li(1983)通过ARMA(p，q)模型的平方残差来检验线性模型的功效，其检验统计量为。

三、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的经济指标为CPI、工业产值、GDP、汇率和外汇储备。其中，CPI通常能反映一国货币政策的执行结果和经济状况的稳定程度，工业产值和GDP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汇率对两国的对口贸易和外汇结算具有重大的影响，外汇储备能反映一国的国际清偿力，对于平衡国际收支有重要作用，这5个指标可以基本反映一国的总体经济状况。检验的样本期为1993年10月至2013年9月。为了研究“10+3”国家经济收敛性的动态变化趋势，本文以中国加入WTO的时间为界将数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3年10月至2001年12月，第二个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13年9月。为了进行对比，本文分别选取中国和日本作为基准国，通过检验“10+3”各国的经济指标相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收敛性程度和变化趋势，考察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及其发展成为区域关键货币的可能性。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2．数据的统计性特征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产值和GDP均值都很大，这表明中国是“10+3”区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次是日本和韩国。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方差远小于日元和韩元，这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很小，人民币币值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增强持有人民币的信心，进而推动人民币发展成为区域关键货币乃至国际货币。3．非线性检验对“10+3”国家的各个指标序列进行非线性检验的结果如下:由表2可知，所有国家(除文莱外)CPI的Q统计量都显著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所有国家的CPI数据都是非线性的。从汇率、外汇储备和工业产值的检验结果来看，大部分国家的数据都是非线性的。为了进一步识别数据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本文画出了利用傅立叶函数拟合这13个国家各项指标的图形，如图1～图4所示。可以看出，傅立叶函数能够很好地拟合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这进一步证明了利用傅里叶展开式来刻画数据非线性特征的合理性。4．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检验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国家的工业产值和GDP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所有国家的工业产值和GDP都不收敛于中国。由于还未加入WTO，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较低，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合作有限，所以趋同程度较低。而在CPI、外汇储备和汇率方面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分别为6个、1个和7个。从回归系数β来看，系数越小表明在受到外生冲击以后各个国家的经济指标与中国相应指标的离差回复到长期均衡水平所需的时间越短，收敛性越强。在表3中，除了CPI和汇率外，其余3项指标的系数均接近于1，这表明“10+3”各国的经济状况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相对于中国的收敛性非常弱。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的工业产值拒绝了“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这5个国家的工业产值都收敛于中国。工业产值和GDP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量由中国加入WTO之前的0个变为5个和2个。从CPI、外汇储备和汇率来看，收敛于中国的国家分别为7个、9个和3个，除汇率外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从各国工业产值的系数β来看，除日本外所有国家的回归系数都减小，说明各国工业产值相对于中国的收敛性都有所增强。这表明，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其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和“10+3”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加深，区域内国家各项经济指标收敛于中国的数量和程度都有所增加。由表5和表6可知，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CPI、GDP和汇率收敛于日本的国家数分别为5个、7个和7个;在加入WTO之后，这一数据变为6个、6个和7个，两者相差不大。而工业产值与日本趋同的国家由之前的7个减少为3个，外汇储备收敛于日本的国家由之前的2个变为8个。总体来看，“10+3”各国的经济指标收敛于日本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从回归系数来看，中国加入WTO以后，各国相对于日本的收敛程度比之前有所下降。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导致经济长期不景气，但由于日本的金融市场发展已经较为完备，经济的开放程度比中国高，所以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与日本更为趋同。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甚至缓慢，各国经济指标收敛于日本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表7汇总了表3～表6的经济收敛性结果。由表7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后，“10+3”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而收敛于日本的国家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总体来看，目前“10+3”国家的经济指标收敛于中国的数量仍然略低于日本。为了衡量收敛性程度，本文计算了各项指标的半衰期。半衰期越大表明受到外生冲击后经济指标的离差回复到长期均衡水平所需的时间越长，而收敛性程度则越低。较强的收敛性意味着外部冲击只能给各国经济指标的离差带来一个暂时的偏离。由表8和表9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前，虽然收敛于中国的国家不多，但其半衰期都在6个月之内，这显示了很强的收敛性。而中国加入WTO之后，各项指标收敛于中国的半衰期略有增长，这表明收敛程度稍有降低。从日本的数据来看，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各项指标的半衰期都明显增大，尤其是工业产值、GDP和汇率，这表明收敛于日本的程度明显降低。横向来看，“10+3”国家相对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收敛程度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基本处于相同水平。

人民币论文篇（2）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人民币论文篇（3）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人民币论文篇（4）

灰色关联分析（GreyCorrelativeAnalysis）是一种多因素分析方法，它是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的。灰色关联度是两个系统或系统内的各因素随时间变化时，其变化方向和速度的关联程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是主要影响因子，可以用关联度的排序来分析。如果样本数据反映出两因素变化的发展态势基本一致，则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就大，表明该因素是影响系统发展主要影响因子；反之，关联度就小，说明系统发展不受或少受此因素的影响。通过关联度分析，便于分清主导因素和潜在因素，分清优势和劣势，为分析评价系统发展提供相关的信息。

2汇率变动影响因素指标建立

在现实情况中有诸多因素会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本文仅根据张黎（2010）在理解汇率变动的影响因素一文中认为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主要有：国际收支；通货膨胀；利率；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除此之外，本文将引入居民消费支出、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等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相关重要指标来构建以下主要指标体系来探讨，下节将解释这些指标的变动在理论上分别会对汇率的变动产生什么影响。各指标对汇率变动的理论影响机制（1）经济增长率与汇率变动关系：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增长率上升较快，会使该国增加对外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结果会使该国对外汇的需求相对于其可得到的外汇供给来说趋于增加，导致该国货币汇率下跌。然而要注意对于出口导向型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出口增加而推动的，那么经济较快增长伴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此时出口增加往往超过进口增加，其汇率将不跌反而上升。（2）通货膨胀率对汇率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方面，通胀率表现在物价的变化会影响一国商品劳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胀率还会通过影响实际利率而影响外汇市场的供求和汇率。（3）国际收支情况：本文仅选取中美贸易差额来反映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情况，以中美投资差额来反映中国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的顺逆差情况。国际收支顺差就意味着外汇的供给暂时大于外汇的需求，即外汇的供大于求，那么外汇汇率就相应下跌，而与其相对的本币汇率就应上升；而当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就必然使本币汇率下降。(4)利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不仅是反映一国经济金融状况的基本指标，同时体现一国筹资成本和投资利润。当一国的利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国际利率水平时，往往会引起大规模短期资本的流入，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暂时出现外汇汇率下降而本币汇率上涨的压力。从长期来看，一国较高的利率会使外国投资者的筹资成本升高，影响了外资的流入，从而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相对出现外汇供小于求而本币供大于求的压力。(5)外汇储备：一国中央银行所持有外汇储备充足与否反映了该国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汇价稳定的能力大小，因而外汇储备的高低对该国货币稳定起主要作用。外汇储备太少，往往会影响外汇市场对该国货币稳定的信心，从而引发贬值；相反外汇储备充足，往往该国货币汇率也较坚挺。另外一国居民消费支出是否扩大、财政赤字的情况以及一国货币发行量情况也将对汇率变动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仅选取以上指标来研究这些因素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之间的关联度，从而分析哪些是主要因素在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

3样本数据

以下所有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与世界银行整理所得。以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均值作为参考序列，经济增长率为年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为年均水平，中美投资差额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为计算标准。

4关联度分析

由于所获取的数据均为正值数据，所以不必进行将负值变化为正值的变换，为计算方便，对所有序列进行初值变换，进行无量纲化，减少随机因素的干扰，即将该序列所有数据分别除以第一个数据。

人民币论文篇（5）

2009年2月8日，中国与马来西亚签订的互换协议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400亿林吉特。

2009年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通过推动双边贸易及投资促进两国经济增长。该协议互换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支持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为稳定金融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该协议互换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29日在这里签署了700亿元等值人民币的货币互换框架协议，这是迄今中国和拉美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交易。根据该框架协议，阿根廷从中国进口商品时可以使用人民币，不必再使用美元作为交易的中介货币。

（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从货币理论的角度来看，一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其货币职能必须国际化，与其作为一国国内货币的职能有所不同，必须具备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相应条件。

政治方面：国内政局保持长期稳定，并且在国际中处于强势地位，以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经济方面：一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规模总量足够庞大；币值需保持相对稳定；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机制。

综合以上考虑，我觉得人民币目前还没有具备成为国际储备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够健全，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可兑换，离岸金融业务也没有得到充足的发展。但我们现在具备的优势以使我们有能力向世界推广人民币：

充足的国际储备——这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根据通行的国际储备需求理论，充足的外汇储备一般应维持在30%左右。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稳步上升，达到并远远超过了同期进口额的30%，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不利因素）

（一）遭遇“特里芬两难”。“特里芬两难”是偿还能力与持有者信心之间的两难境地，任何一种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时都存在“特里芬难题”，即要使货币价值要稳定，它就不能作为国际货币；要作为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就难以稳定。

（二）政府的货币政策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由下图知，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即意味着政府选择了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资金的完全流动，因为一个高度开放的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价值的稳定是国际货币的基本标准。

（三）国外热钱的涌入，投机增加。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国内经济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冲击。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纵观各国经济的发展，当一国经济实力增强以后，本国货币必然要走国际化道路。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硬通货，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和执行价格标准。目前，在世界范围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有美元、英镑、马克、日元、法郎、瑞士法郎、欧元、SDR等不足10种，比较通用的有美元、马克、日元和欧元。

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计划：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但是，要在短期内实现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难度还很大，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这个时间可能是5年、10年，甚至20年，可是凭借着国民经济的强大后盾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五、小结：在全球经济瞬息万变的时代，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应不畏惧人民币国际化甚至中国国际化过程中的困难，勇于前进，积极探索，把握机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1]周小川.超储备货币引发热议.新浪财经/focus/sovereignty/index.shtml

人民币论文篇（6）

人民币汇改经历了四阶段：1979年至1984年：从单一汇率变为复汇率再到单一汇率，1985年至1993年，实行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向复汇率回归的方式，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到了2005年了，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此以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如图所示，但人民币汇率并非会永无节制的降低。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遇到了两大严峻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失衡下外汇储备过多的挑战。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等亚洲国家高储蓄，低消费，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美国靠举债度日，中国巨额外汇投资美国国债，贸易战、汇率战给我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二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经济总体实力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三农，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农民工，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很难得到解决，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1人民币短期将会小幅升值的必然性

1.1进口企业需要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会发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降低我国进口的成本和在进口环节的费用。根据需求弹性理论，需求弹性越高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就越大。由于各个行业价格弹性的差异，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进口行业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人民币升值将使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降低，进而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状况，这对我国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很多重要战略物资如石油，铁矿石，铜等都要依靠进口，中国需求的大增曾导致国际相关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大大增加了我国的建设成本。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有利于增强我们对原材料物资的购买力，减轻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1.2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需要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贬值有利于提高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升值对出口不利。但根据弹性轮的观点，只有当进口和出口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汇率变动才会对进出口贸易形成明确的效应。考虑到我国独特的贸易结构及进出口商品供给价格弹性不高，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如果再计算上一般贸易当中原材料和投资品进口，这个比例还有很大的上升余地。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加工费，和汇率的变动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当人民币升值之后，出口价格上升，对这部分企业的出口不利，但是其购买力也将随着人民币升值而提高，能够购买更多的设备和原材料等进口品，两项权衡，汇率变动的净效应有待观察。其次，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高，尽管是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由于中国极低的工资，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国际竞争对手相比，依然占有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因此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长期动力并不是靠汇率低估的政策，而应该是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是主要的出口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这与世界出口产品结构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不一致，而且这类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竞争激烈，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而来料加工贸易出口只能收到加工费，失去了销售利润，同时，它对一般贸易的出口也造成较大的冲击，影响一般贸易的出口效益。

1.3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需要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200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回顾，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而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周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差距悬殊。我国长期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而现今世界经济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不景气，我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风险也加大，因此，必须扩大内需，以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时产生的剧烈冲击。房价，医疗费用，教育投资与水电气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养老问题，加大老百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抑制即期消费。从而造成我国经济增长连创新高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双创新低的矛盾。由于人民币升值，老百姓能用同样的钱购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

另外，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有利于减轻国外舆论对我国汇率，经济贸易政策的非难和指责，减少同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及国外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2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

虽然很多现象显示人民币有巨大的升值压力，但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表明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非零。

首先，目前导致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继而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产业的成本很低。中国以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对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的基础上。但是根据人口资源统计，到2050年，上世纪50，60年代（也就是人炸期）的人大多会去世，而出生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保持较低水平，中国将会陷入劳动力缺乏的处境。现在，很多社会成本没有计算到成本中去。

其次，中国企业有庞大的债务规模。隐性债务，如欠发工资，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其他公共部门债务等带来中国未来的债务负担沉重，为人民币贬值种下隐患。

3结论

总体而言，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不排除有暂时的阶段性的贬值。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良好，应该抓住时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同时扩大内需，真正做到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并驾齐驱，为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健康的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人民币论文篇（7）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有限，正如上文所说，如今出口对GDP有负贡献率。QE3的冲击带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节点。经济危机之后，人们深刻意识到了依赖市场需求的局限性。一旦国外经济增速下滑，中国经济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并且，对外贸易也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巨大影响。QE3的推出使得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受此影响，中国应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集中力量拉动内需。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升高、竞争力下降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部分无法抵御冲击的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将被淘汰，社会资源将被更多的应用于产生高附加值的企业。市场将发挥更加决定性的作用，企业会顺势而为，进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加健康可持续。危机倒逼改革。不论是经济危机的爆发还是美联储的QE，都是对中国的考验。经济形势良好的时候，人们容易安于现实，不求变革。因此，这次QE3带来的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契机。认识到自身建设的不足，认识到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是比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更加宝贵的财富。

（三）无端指责，但这会使我们在世界舞台、国际政治外交上处于被动。国际舆论的压力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理想的国际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意识到，如果想继续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的基准价格形成机制与浮动机制要进行全面改革，否则，中国的货币政策会被动跟随量化宽松政策，中国经济整体的稳定性、安全性、独立性也会受到重大威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资本账户会逐渐开放，跨境资本流动会日趋自由，人民币汇率改革也将被推上日程。受量化宽松的影响，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料将进一步提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二、结论与建议

（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危机、量化宽松推出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调整经济结构，重心向拉动内需转移。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尤其是农村市场。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引擎，是抵御外部经济衰退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良方。依赖外部需求在稳定性上远不如依靠内需。经济危机来临时，稳定的内需是保证经济继续平稳高速增长的有利武器。只有内需旺盛，才能在别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时，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独立性。不论是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还是退出，有了内需的保障，才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出台政策，掌握主动，而不是疲于应付。虽然经济结构调整会带来阵痛，但是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只有拉动内需，鼓励消费，减少对外部依赖，才能促进经济持久平稳健康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第一，应该尽快进行产业升级，摆脱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模式，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第二，应注重自身品牌的建设，学习国际经验，打造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此外，以外贸为主的企业应提高自身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在进行有效危机管理的同时，降低危机管理成本，在国际环境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使损失最小化。对于政府来说，首先，应在适当时机，对遭受外贸损失的企业进行适当帮扶，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同时督促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其次，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拉动内需。此外，政府应深化税制改革，藏富于民；完善消费政策，保障消费者权益；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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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持续的双顺差条件下，不得不买入外汇，投放人民币。这不仅对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产生了扭曲。同时受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对我国的金融稳定造成了威胁。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势在必行。

二、人民币汇改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为中国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有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稳定我国的金融环境。

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有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少外汇占款对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央行可以更多的使用货币政策调节我国的宏观经济，是国民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运行。

三、人民币汇改的影响分析

1.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首先，从进口方面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使得人民的定价趋向合理化，汇改后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的状态。因此，对于进口来说，成本相对下降，扩大了进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进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国内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也应注意到，进口过多则意味着国内存在着大量的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缺乏效率。

其次，从出口方面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从目前我国主要以低价格占领国际市场的现状来看，成本的提高会使我国的出口企业丧失一部分市场，缩小利润空间。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人民币升值会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2.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会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使得央行可以根据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控制，而不是被动的买卖外汇。对于我国货币的币值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较高，也正是由于被动的外汇占款过多，货币供给量与我国实际的经济运行状况不符。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央行干预人民币汇率的操作货币依然是美元。尽管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较大,但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要求和市场预期还相差甚远。这就造成了我国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过于求与人民币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在具体的实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稳定的汇率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汇率改革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论是在进出口企业的成本管理方面，还是引进外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只有稳定的汇率制度，成本的核算才能稳定，同时也有利于汇率风险的管理。而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对于我国的汇率稳定是必要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而是根据市场环境可以随时调整的相对稳定。

四、汇改的再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越来越夺的融入了到世界经济之中。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我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外汇储备迅速的增加，巨额的外汇储备说明我国已经处在严重的外部不均衡状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涉及到多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们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因此我们要加强汇率风险的防范意识，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降低由于汇改造成的短期汇率水平的较大变动所引起的风险，同时也要相应的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维持金融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杨元杰.中美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中国金融，2008，（4）.

[2]相勇，章晶.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思考—“两极制度”还是“中间制度”.世界经济研究，2003，（8）.

[3]胡祖六.资本流动、经济过热和中国名义汇率制度.国际金融研究，2004，（7）.

人民币论文篇（9）

根据1944年6月《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建立了IMF管辖国际金融体系(主要为汇率制度和外汇措施)，成立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负责战后重建和发展，而负责贸易规则的任务后来落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身上，后者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第二部分研究WTO协定，第三部分回顾中国加入世贸谈判情况，最后分析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

一、从IMF对汇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汇率制度规定

1973年8月15日，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告崩溃。国际货币体系从钉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体系进入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体系并行的时代。应美国的要求，IMF相应修订了协定，有关汇率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IMF协定第四条、第八条第四款和第十四条。

第四条第1节规定了会员方的义务：应努力以自己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来达到促进有序经济增长的目标，既有合理的稳定的价格，又适当照顾自身国情；应避免操纵汇率或者国际货币制度来妨碍国际收支有效的调整或取得对其他会员方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努力创造有序的基本经济和金融条件和不会产生反常混乱的货币制度去促进稳定。IMF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号监管决定解释：汇率操纵是指长期、单向、大量干预外汇市场。

第四条第2节规定了汇率制度的种类，包括：(1)一个会员以特别提款权或选定的黄金之外的另一种共同标准，来确定本国货币的价值。(2)通过合作安排，会员方使本国货币同其它会员方的货币保持比价关系。(3)其它外汇安排。这样，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条第四款规定会员应当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避免限制经常项目支付，避免实行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货币汇率，兑换外国持有的本国货币(接受该条的国家称为第八条款国)。但对经常项目可兑换条件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第十四条第2节规定，经IMF批准可以暂时维持现行外汇限制(援引该条的国家称为第十四条款国)。

(二)IMF对汇率的监督

为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各国以邻为壑的竞争性汇率贬值政策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覆辙，IMF被赋予了监督国际汇率制度的职权。IMF协定第四条第3节规定，IMF有权监督指导会员方汇率政策。第二十六条第2节等规定，如果成员方拒不履行IMF的裁决，IMF可以处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资格，乃至经85%的投票权表决逐出IMF，但并不存在类似WTO争端解决程序或交由WTO解决的先例。同时，第四条第3节规定，IMF汇率的监督指导，应该尊重、关注会员方内的国情及社会和政治政策。

IMF对成员国的审查监督每年进行(称为第四条款磋商)，重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也审查第八条款国的汇兑措施是否违反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第十四条款国取消外汇限制的条件是否成熟。在实际监督中，IMF在汇率水平上态度灵活，更多地尊重东道国的意见，并不强加于人。甚至在危机前后，IMF对汇率水平是否恰当多与东道国充分协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中，IMF没有强求这些国家调整汇率水平，直到市场力量迫使政府放弃不现实的汇率水平。

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却是世界长期发展的潜在威胁。IMF在《2004年世界经济展望》中批评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政策，认为这是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

(三)基金组织中固定汇率制度成员多于浮动汇率制度成员

在现实中，各国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行状况自主选择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根据IMF《2003年度报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种汇率制度，按照汇率弹性从小到大分别为：没有本国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货币发行局制度、传统的钉住汇率安排、平行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浮动、无区间的有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在187个IMF成员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别为41、7、42、5、5、5、46和36个。通常前6类归为固定汇率制度，后2类划入浮动汇率制度，这样，IMF会员采用固定、浮动汇率制度分别为105和82个，固定汇率制度占多。

纵观世界各国，汇率的弹性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基本呈正相关。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后，有一些国家采取了自由浮动汇率，但多数寿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员改变汇率制度多达78次，其中放弃自由浮动的为Z7次，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别有10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新兴市场国家从自由浮动转向无区间的管理浮动，自由浮动的成员从1999年的48个减少到2003年的36个。

理论上说，除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外，其它汇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预。实际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汇率不管，差别在于干预的方式、频率和力度。极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对汇率采取“善意的忽视”，但是偶尔通过官员“放风”来引导汇率走势。而另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综合考虑利率和汇率的货币状况指数进行调控，有时(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直接入市干预。还有些国家采取间接干预，如通过调控利率调节汇率。总之，对汇市的干预是各国进行宏观调控和维护稳定的汇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得所谓“不公平”竞争优势

衡量币值高估还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双边汇率为基准，而应以多边汇率作参照系，而IMF等国际组织普遍采用实际有效汇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根据测算，从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21.37%。研究表明，不论是出口还是净出口，与中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较大，而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随美元处于最为坚挺的时期，但中国出口增长27.8%，进口增长35.8%；相反，2003年，人民币汇率随美元走软，出口增长34.6%，进口却增长39.9%，外贸顺差同比缩小了16%。

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基础是银行结售汇制度，机构和个人买卖外汇都通过指定银行进行。指定银行又根据核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上下限，将多余或不足的外汇头寸，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平补，进而生成人民币汇率。该汇率制度是单一汇率，没有歧视性汇率安排。银行间外汇市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银行依靠法律和市场手段，调控外汇供求关系，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汇率稳定，是中央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通过市场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并不是为了阻碍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得所谓“不公平”竞争优势。在每年第四条款磋商中，IMF从未对我国汇率制度安排提出异议，也证明了目前人民币汇率是符合IMF协定的。

(五)外汇储备的标准

美国和日本某些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世界银行的标准，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他国不公平竞争优势，这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世界银行并不管辖外汇储备标准。相反，根据WTO有关规定(见第二部分)，缔约各方应接受IMF对外汇储备的结论，而IMF对华第四条款磋商没有质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次，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世界银行所谓的外汇储备占进口的25%，只是一个最低要求。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低于这一标准，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第三，储备水平还要考虑许多因素。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外汇储备需要考虑资本流动的因素。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影响储备的因素，还应当包括偿还外债和维持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国银行体系，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高达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负担。因此，中国的外汇儲备需要维持较高的水平，以维护投资者信心。

此外，中国的储备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资本流入而非贸易顺差。从1990年代起，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国吸收FDI超过4500亿美元，外债流入1800亿美元。这些资本流入中有许多最后反映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因此，外汇储备中只有一部分来源于贸易顺差，更多的部分来源于资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国际收支中的资本和金融帐户顺差达到800.1亿美元，而经常项目顺差只有733.5亿美元。

二、从WTO对外汇事务的规定看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WTO对外汇事务的规定

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还达成了一系列的多边协议和协定，构成了当今国际贸易行为规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关系有所发展。WTO涉及外汇安排的条款，新添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等协定。具体规定如下：

1.货物贸易领域。WTO成立后，根据《WTO关于与IMF关系的声明》(以下简称《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规定，WID与IMF的关系基于规范GATT1947缔约方全体与IMF关系的条款。因此，在货物贸易领域，WTO与IMF关系遵循GATT与IMF的关系。GATT章节涉及外汇事务的实质性规定主要有国际收支保障条款以及外汇安排，内容如下：

国际收支保障条款。GATT第十一条、第十八条分别授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采取进口数量限制和征收关税附加税(称为国际收支保障措施)。为防止滥用国际收支保障措施，GATT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该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困难和储备下降及两者的威胁，或者储备过低，而国际收支和储备状况由IMF认定，GATT缔约方全体都必须接受IMF的结论。

外汇安排。GATT第一条规定，在有关进口和出口的全部规章手续方面，成员必须对其它成员实行最惠国待遇。对外汇措施来说，这与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条对成员的外汇安排进行了规定。第一款规定，GATF应与IMF进行合作，以便双方在IMF管辖范围内的外汇问题和GATT管辖范围内的数量限制和其他贸易措施方面相互协调政策。第二款规定，在外汇安排问题的所有情况下，缔约方全体应与IMF进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货币储备或国际收支的结论。第4款规定“成员不得通过外汇措施而使本协定的各项条款的意图无效，也不得通过贸易行动使《IMF协定》各项条款的意图无效。”第5款规定，如果一成员的外汇限制与本协定对数量限制所规定的例外不一致，缔约方全体可以向基金报告。第8款规定，本协定不阻止一缔约方依照《IMF协定》，使用外汇管制或外汇限制。

GATT上述条款说明：GATT管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而外汇事务基本由IMF管辖，但双方应当互相协调政策。GATT缔约方有关储备、国际收支、外汇限制、货币制度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应当要提交IMF裁决。一GATT缔约方可采取符合IMF协定的外汇限制，不受GATT管辖。

2.服务贸易领域。GATS涉及外汇安排的是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此外还包括《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和《金融服务协议》。GATS第十一条明确了WTO和IMF在服务贸易项下外汇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辖权，指出，任何规定不得影响IMF成员在《IMF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采取符合《IMF协定》的汇兑行动；除在严重国际收支困难或其威胁的情况下外，一缔约方不得对与其具体承诺有关的经常项目交易的国际转移和支付实施限制，也不得对任何资本交易设置与其有关此类交易的具体承诺不一致的限制。同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对金融服务管辖范围进行了限定。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机关和任何其它公共实体为推行货币或汇率政策而从事的活动属于“在行使政策职权时提供的服务”，不在GATS涵盖范围内，因此不受WTO管辖。“金融服务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银行。因此，GATS中关于外汇事务的条款，基本与GATT一致，均未涉及汇率制度。根据GATS第十二条，对服务贸易采取国际收支保障措施时，是否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和对外财政困难或其威胁，也应接受IMF裁定。

3.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领域。TRIMs附件第二条规定：不得要求企业自求全部或部分外汇平衡(外汇平衡条款)。因此，WTO对发展中国家通常使用的经常项目外汇管制手段之一—外汇平衡条款享有管辖权。

综上所述，货物贸易项下，WTO成员的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是IMF的管辖范围，WTO必须接受IMF结论，即IMF对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享有单独管辖权。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的外汇管理方面，IMF拥有管辖权，但WTO也对与成员的极少数具体服务开放承诺有关的经常性、资本性国际交易外汇限制和外汇平衡措施分享管辖权。汇率制度则是在IMF单独管辖范围内。

(二)中国加入WTO有关外汇问题的谈判情况

2001年6月，WID中国工作组会议的多边谈判在日内瓦恢复。会上，美国要求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加入外汇事务的条款，旨在将中国的外汇事务纳入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外汇问题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国向WTO承诺外汇安排，开放部分资本项目，提供外汇管制的完全信息。对此，中方认为，外汇事务应当由IMF管辖，并不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范围内。因此，中国就此问题与美方进行了多次双边磋商，WTO中国工作组举行了八轮多边谈判。经过艰苦谈判，最后各方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删除了要求中国承诺外汇制度，包括汇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国工作组报告有关汇率制度见第31—32段。文中，中国代表介绍了中国现行汇率制度，即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形势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WTO成员(包括美方)当时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当然，如前所述，GATT规定成员应当转向IMF提出)。2003年对中国的过渡审议机制各成员也未涉及中国汇率制度和政策问题。

(三)以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为依据指责中国使WTO协定意图无效是对WTO多边规则的曲解

Preeg据第十五条第四款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使得GATT条款的意图无效。因此违反了GATT规则。这是对WTO协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个多边组织，它判断贸易问题、解释WTO协定是从多边角度着眼的。因此，纵然中美双方对双边货物贸易赤字的统计存在分歧(双方差距超过3—4倍，见Bronfenbrenner等人的总结，第74页)，对WTO来说，强调的是一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总差额。即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如美国所称，在2003年超过1346亿美元，但是，中方对日本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却是大量的贸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国的货物贸易总顺差在2003年只有255亿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来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务贸易赤字(2002年约为68亿美元)，则比例还会更小。因此，中国外汇安排没有使WTO协定的意图无效。换言之，美方从中美贸易赤字角度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违反WTO规则，本身就是站在狭隘的双边角度，并不符合WTO规则。

其次，姑且不说WTO管辖权问题以及何谓GATr条款的意图，如果完整地看，就会发现第4款实际上要求成员在贸易措施和外汇措施上相互协调，是一个平衡条款。GATT进一步解释：“‘使…无效’一词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协定任何条款文字的外汇行动，如在实际中不存在明显偏离该条款的意图，则不应被视为违反该条款。因此，一缔约方符合《IMF协定》而实施的外汇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结算使用本国货币或IMF一个或多个成员货币的缔约方，不会因此被视为违反第11条或第14条。”换言之，GATT第十五条第四款是为了防止外汇措施明显偏离GATT条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断章取义。

再次，WTO并不管辖汇率制度。Preeg认为，根据第十五条关于WTO可与IMF充分磋商的规定，美国可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条规定，在磋商中，“缔约方全体应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货币储备或国际收支的所有统计或其他事实的调查结果”，即WTO听从IMF裁决，既无规定也无先例将外汇安排纳入争端解决机制。

三、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贸易问题的关系

(一)绝对购买力平价不能作为评估汇率水平的依据

撇开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问题，人民币是否汇率低估的问题，涉及汇率的参照系选取问题，也就是汇率决定理论。Preeg提出人民币汇率较绝对购买力平价低估了40%，就此认为中国取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购买力平价理论着眼于商品市场，从货币的交换职能出发，把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作为确定各种货币之间比价的一种汇率决定理论。自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Cassel)提出该理论后，吸引了大量研究和检验，目前基本共识是，长期来看相对购买力平价基本成立，即汇率水平由国内外相对物价水平决定；绝对购买力平价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进行跨国比较的指标，不能作为确定汇率水平是否合适的依据(Visser，2002)。从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经济越不发达，汇率对绝对PPP偏离越大。

名义汇率对PPP的偏离度

经济体类型汇率对PPP偏离度

低收入-75%

中低收入-64%

中高收入-40%

高收入非OECD成员-37%

OECD成员-12%

来源：1.汇率：《国际金融统计2003》，IMF。

2.PPP：《世界发展报告2003》，世界银行。

发展中国家汇率与PPP偏离度较大的原因包括：现实情况与PPP完全竞争市场假定有很大距离；非贸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国的比例约占50%)；国内外生产率变动存在差异，产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各国消费结构不同和偏好变动；PPP测算技术、资本流动、预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相对购买力平价大体相符

直接将相对购买力平价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外贸市场多元化的高速增长的转轨经济国家并不可取，需要进行四项修正(或扩展)：用多边相对价格变动(dP*／P)替代双边价格变动、计算生产率差异(dδ，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考虑关税减让(df)和出口退税率变动幅度变化(dv)的影响。同时我们采用贸易大体平衡的年份的汇率作为基期汇率，得出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计算公式为dsppp=d(P*／P)+dσ-dV+df，我们称之为人民币PPP的生产率—市场化修正模型。据此估算出，以1987年汇率为均衡汇率(当年贸易逆差占GDP的-0.3%，则1998和2002年，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分别为8.37和7.52元／美元，名义汇率分别高估1%和低估9%(温建东，2004)。考虑到2003—2004年中国通货膨胀、出口退税率下调、关税减让、资源瓶颈制约生产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两者的差距将大大缩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明显的低估。

人民币论文篇（10）

二、厂商的定价计算

(一)情况

1下的定价此时在最优策略下，本国厂商对产品的定价由（16）式给出，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需要经过（17）式的汇率折算。外国厂商对产品的定价由（18）式给出，同样，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定价需要经过（19）式的汇率折算。

(二)情况

2下的定价本国厂商对本国销售的产品的定价依然是（16）式，但是对于在外国销售的产品定价却为（20）式。外国厂商在本国销售的产品定价的依然是（18）式，但是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却是（21）式。(三)情况3下的定价本国厂商对产品的本币定价是（22）式，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需要经过（17）式的汇率折算。外国厂商在其本国的定价依然是（18）式，但是对于本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却是（21）式。

三、货币政策的选择

（一）稳定消费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我们可以计算出每种情况下的本国消费和外国消费的稳定性，见表3。此外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每种情况下本国消费和外国消费受两国货币供给影响的程度，见表4。从外国货币冲击对本国消费的稳定性影响看，我们很容易比较出不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一，相对于固定汇率而言，浮动汇率是本国更优的选择。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外国货币转换为本国消费冲击是最大的，为1ρ2σ2m*，而在浮动汇率下，本国消费冲击最大的是情况1和情况4，即在生产地定价以及贸易结算用外国货币的情况，对消费的影响为1-nρσ2m。第二，如果本国货币成为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国货币供给并不能影响本国消费。此时的效果就如同情况2，即本国消费者在价格主导权的竞争中胜过了外国厂商。第三，相反，如果在对结算货币的竞争中本国货币输给了外国货币，那么，本国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外国货币供给对本国消费的影响，其效果就相当于情况2，即在价格主导权的竞争中本国的消费者输给了外国的厂商。

（二）稳定物价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该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物价和两国货币供给的协方差关系，如表5。从对表5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对于物价稳定性固定汇率更优的结论。依据我们对生产商的定价假设而言，定价都是根据期望来定价，因此该价格是稳定的，故就整体消费者所面对的价格而言，引起价格变动的是汇率，此时若能降低汇率波动，就能成功地减少物价的波动。同时我们也的确发现，当我国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了结算货币资格，对消费者而言是个利好因素，因为此时物价就不再受外国货币供给的影响。相反，如果我国的货币在贸易结算货币的角逐中失去了优势，那么本国的消费者就不得不承受因外国货币供给引发的物价波动。

（三）两国消费水平比较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国消费者水平的差异分析，见表6。外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当外国货币当局追求扩大自己国家的消费时，此时外国货币供给方差会相对较大。在情况2和情况4下，如果产品的替代弹性大于2，那么外国货币当局的积极行动无疑不利于本国。策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