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论文篇（1）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以及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民币的国际声誉大大提高，人民币已在周边国家或地区广泛流通，开始了它的国际化进程。笔者认为，人民币在走向国际化的战略选择上，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并借鉴其他各种货币国际化的途径来设计具体的方案，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事实上，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从近几年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情况及使用范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人民币的流通使用主要是伴随旅游业的兴起而得到发展的。我国每年都有大批旅游者到这些国家观光旅游，因而在这些国家可以用人民币购买商品的购物店越来越多，可以用人民币兑换本国货币的兑换店和银行也开始出现。笔者赴韩国考察发现，在韩国比较知名的购物商场、酒店、宾馆等每日都公布人民币与本地货币、本地货币与美元的比价。人民币同本地货币和美元一样，可以用于支付和结算。在韩国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办理人民币与韩币、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业务，也可以随时用人民币兑换欧元、日元、英镑等所有的硬通货。尤其在去年12月29日，中国银联宣布，从2005年1月10日起正式开通"银联卡"在韩国、泰国、新加坡的受理业务。使持卡人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可以使用"银联卡"进行购物消费、也可以在这些国家的取款机上支取一定限额的本国货币。从2005年12月开始又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率先开通了中国银联卡ATM受理业务。这一切，都表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而且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得到进一步推进。

第二种,在中越、中俄、中朝、中缅、中老等边境地区。人民币的流通使用主要是伴随着边境贸易、边民互市贸易、民间贸易和边境旅游业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支付货币已经在这些国家中大量使用，并能够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民币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区域性货币。在朝鲜罗津－先峰自由经济贸易区的集市贸易市场上，当地的摊主们无论是销售中国的商品还是朝鲜的地方产品，大都习惯于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人民币在朝鲜几乎所有的边境城市甚至在全境，已经成为人们结算货款、进行商品交易、当作硬通货储备的货币之一。在越南、俄罗斯、朝鲜、缅甸等国家大多与旅游有关的行业、部门以及商品零售业均受理人民币。并且逐日公布人民币与本国货币的比价。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经贸往来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人民币区域化的范围也必将进一步扩大，区域性货币的地位也将日益巩固，尽而推进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第三种,在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由于内地和港澳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每年相互探亲和旅游人数日益增多，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相当普遍。资料显示，目前在香港已有100多家货币兑换店和近20家银行开办了人民币兑换业务。很多宾馆、购物商场、尤其是游人的购物点都报出人民币与港币的汇率并直接受理人民币。由于港币可以随时兑换成美元，实际上人民币也可以随时通过港币这个中介兑换成美元。据专家估算，目前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已达700多亿元，成为仅次于港币的流通货币，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研究人员调查统计，人民币每年跨境的流量大约有1000亿元，在境外的存量大约是200亿元。我国人民币供给量(M2)约为20000亿元，这意味着境外人民币大约是人民币总量的1%。由此可见，人民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我国周边国家或地区广泛接受，人民币国际化处于渐进发展的阶段。

二、人民币国际化背景分析

（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使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国家主席在2005年北京《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式发表演讲时说：“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从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16494亿美元，年均增长9、4%；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1548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6%；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6099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专家普遍认为，今后10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这就为人民币成为被世界各国和地区可以放心使用的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为人民币树立了较高信誉，深受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欢迎。

（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我国一直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近几年治理通货膨胀，维持人民币币值的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成效显著。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其他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则保持了汇价稳定，防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为人民币奠定了牢固、可靠的信用基础。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三）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使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积极的步伐。

2003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了《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法》，允许在边境贸易中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鼓励我国边境地区商业银行与周边国家地区银行建立行关系以通过银行进行边境贸易结算。这项规定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积极的影响。人民币被周边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边境贸易，边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促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国家外汇管理局针对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法规，将消除周边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后顾之忧，促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流通。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人民币境外流通提供了广阔空间。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形成一个拥有18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到1.23万亿美元的经济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东盟对中国出口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55%。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人民币的境外需求。在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一些与中国贸易、投资往来频繁、数额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比如在越南、泰国、缅甸等国的贸易中，人民币事实上已经成为结算货币之一。（五）人民币在香港地区的广泛流通和使用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益经验。

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为在香港办理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和银行卡业务的银行提供清算服务。内地居民可以使用内地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银行卡到香港用于消费支付和在自动取款机上提取港元现钞，香港居民也可以使用香港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银行卡到内地用于消费支付和在自动取款机上提取人民币现钞等等。这些办法和政策对人民币的境外流通作了尝试，也为人民币的境外流通提供了有益经验。

三、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对策选择

各国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目前出现的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以实际经济、贸易为基础自然发展的过程，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增长的一种反映。笔者认为，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战略选择上，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并借鉴各国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来设计最佳方案，以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一,积极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经济必须持续稳定增长并在亚洲地区保持领先地位，继续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同时，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高层政府间的交流，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从而消除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担心和疑虑。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改进金融服务，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通的统计监测，设立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验区。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第二,进一步放宽人民币出入境限制。建议在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的边境毗邻地区，逐步取消人民币出入境的政策性限制，使其在有法可依的条件下，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区域性国际储备资产。笔者认为，在一些边境地区取消人民币出入境的政策性限制，有利于双边经济、贸易往来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出口收汇、出口核销真实性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对"地摊银行和地下钱庄"行为的遏制，进一步规范边境贸易结算，从而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三,设立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验区。建议选择对人民币认同感较高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如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实行人民币特殊管理政策，两地居民、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资金可通过银行途径兑换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或毗邻国家货币。与此同时，对人民币兑换、跨境流动、汇率变动情况进行统计监测，以便及时、准确掌握周边国家和地区接受和使用人民币的状况。通过试验区的运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

第四,国家对人民币境外流通采取鼓励和保护政策。一是在对外经济往来中主动使用人民币。在条件成熟时，中国企业、事业等单位，在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中可主动使用人民币。在发展初期可以考虑对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外商，在价格等方面酌情给予优惠。二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将那些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积极作用、对消极影响可控的资本项目挑选出来，先行试点，逐步扩大，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五,要进一步解决境外人民币回流的问题。如果人民币没有畅通渠道回流到我国，周边国家或地区难以将人民币作为区域储备货币。除了继续允许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以外，还可以进一步允许我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在一般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另外，可以考虑允许周边国家用人民币购买我国政府债券或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这意味着我国不仅把人民币的使用从边境贸易推广到一般贸易和政府债券的交易，而且还可以改进境外居民只能用外汇才能对我国进行投资的政策。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和部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人民币终究要走向可兑换，还将走向国际化，这必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量，世界经济发展也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重要机遇，人民币必将实现国际化。

参考文献：

1.丁剑平、戴国强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2004

2.张蕴岭、孙士海亚太地区发展报告[M]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篇（2）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级阶段——实现人民币全面区域化

1.边境贸易和旅游消费带动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

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与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并不是孤立发展的，二者可同步进行，但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深化，也是人民币走向全球化的必经之路。人民币区域化的最初表现是边境贸易和旅游消费带动的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人民币跨境流通的主要收益是为周边贸易和人员流动提供便利，减少交易成本。由于人民币的境外流通量相对于我国国内广义货币供给量的比例较小，所以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在该过程中我们获得的收益比较明显，成本约束较小。但是，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计价范围的扩大，人民币必将成为一般贸易中的计价货币和交易媒介，尤其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量将会出现稳定的增加。贸易关系的加强，贸易量的扩大必然导致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数量和对人民币需求的大幅增加。

为此，国家可以制定相关的边境贸易法律，以规范边境贸易。首先，应该使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逐步合法化、正规化；其次，积极与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签订有关人民币流通的合作协议，在人民币流通比较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开办人民币个人消费业务；第三，与周边国家政府协商，允许中资企业到境外用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最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基础上，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

2.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不仅要在使用区域范围上要扩大，而且需要在我国建立高度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备的离岸市场和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这是一国货币进行自由兑换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也是一国货币转换成国际清偿力的重要机制。

目前，人民币境外流通数量最多的地区首推香港。2003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签署关于允许香港银行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合作备忘录，为两地经济融合和个人消费提供更大便利，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将为该市场开辟新的金融产品，并形成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指标，可为内地外汇市场调节提供参照。中国未来金融改革的策略，应该以香港作为中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入手点”、“缓冲区”及“过渡区”，利用香港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推动内地金融业市场化和国际化，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国家将加快QDII投资香港的进程，全国社保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QDII制度正稳步实施，基金管理公司QDII试点也已获得初步经验。截至2007年3月，社保基金会通过“国有股转持”而持有的H股公司股票已达到12家，转持股票的总市值达到353亿港币。

关于在内地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几经争论，笔者认为从经济和金融实力来看，应把上海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这里云集了众多的国内和国外金融机构，上海已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最集中、最活跃的城市，其数量已超过全国的30%。目前，全球资本排名前50位的国际银行中，有25家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中心，交通、通讯十分便利，在这里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目的是通过一个现代化、规范化的国际金融网点，随时准确地把握国际经济动向，调动国际经济资源，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外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促使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道路。预计到2010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国内融资总额的比重达到25％左右；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80万亿元左右；上海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比重达到10％左右；上海货币市场年交易额将达到40万亿元，成为全国资金集散中心；上海证券市场市值达到7万亿元，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股票市场之一；上海期货交易所建设成为世界排名前10位的有重要影响力的交易所，成为重要的国际商品定价中心；黄金市场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产权市场发展成为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到2010年，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4.5万亿元和3.2万亿元;保险深度达到5％左右，保险密度达到4000元；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继续保持国内领先，逐步实现国际接轨。

3.两岸四地的货币整合，是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步骤

中国大陆两岸四地近年来贸易规模不断增大，经济联系不断加强，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实力，目前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则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近年来，两岸四地的经贸往来成倍增长。香港和台湾两地在内地的实际投资额，分别居大陆外来投资的第一和第四位。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贸易约占其总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一，在大陆的投资约占其对外总投资的二分之一。香港与台湾的经贸联系历史悠久，关系更为紧密。如果把两岸四地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加，经济总量达16000多亿美元，经济实力可望升至世界第四位；进出口贸易两岸四地总额达1万多亿美元，占全球的8.3%，排名世界第三；两岸四地的外汇储备总额为3000多亿美元，大大超过日本。由于两岸四地存在着四种货币，带来大量的兑换费用和生产成本，因此，进行两岸四地货币的整合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完全可以在拥有共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两岸四地创建一种一体化货币——“中华元”，货币整合的最大目的是强化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当然，“中华元”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解决货币发行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权利义务以及规则制定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两岸四地金融开放程度不同，金融制度、会计制度、法律制度各有差异，监管当局的监管准则、货币政策以及对金融市场的调节和干预力度不一，加上两岸还存在一定的政治障碍，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必然任重道远，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在金融作业标准、程序和制度环境进一步趋近时，区域金融一体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区域化推动国际化

从中国自身的利益考虑，要想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国际货币，应当推动东亚货币联盟朝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亚洲单一货币区的方向发展，通过区域化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证明，单一货币的实现会给该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从微观角度看，区内各国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将趋于零，为贸易和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宏观角度看，单一货币的实现会提高目标区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因此，随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货币联盟和单一货币的形成将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人民币国际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应积极推进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亚洲单一货币区的构建，加强东亚各国的货币合作，完善“东盟-中日韩10+3”的运行机制，使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依托。

人民币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外投融资活动的拓展。随着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数量的增加，中国必须要为人民币的持有者提供资产选择。当境外的人民币市场形成（人民币借贷）后，人民币将成为投资资产。出于投资和分散风险的需要，投资者要求调整资产组合。这样必然产生境外人民币投资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需要。因此，为了促进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建设以人民币为主体的国际（亚洲区域）金融市场就格外重要。中国可以尝试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进行直接投资，中国可以和亚洲国家合作筹划建设亚洲的债券市场，甚至可以借助香港这一窗口，尝试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当人民币成为亚洲贸易和金融中的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后，人民币不仅成为个人和企业的储备资产，也将成为政府的干预资产。人民币的国际化达到了高级阶段，出现了质的飞跃。人民币在民间的支付能力和政府间的支付能力都显著增强，中国的政策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但是，人民币成为亚洲储备货币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亚洲要承担更大的金融稳定的责任，中国要在关键时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开放，人民币将自动成为一些国家货币的名义锚。在亚洲金融事务中，中国将有更大的发言权，更大的号召力，在亚洲市场的进一步整合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在亚洲的地位将会更加稳固。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但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增长前景和考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在市场巨大需求的拉动下，积极进行国内制度建设，加强国际合作，人民币将最终走向国际化。

参考文献：

[1]刘力臻徐奇渊等:人民币国际化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郭庆平王爱俭: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协调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3]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课题组.亚洲金融一体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刘光灿将国云周汉勇:人民币自由兑换与国际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篇（3）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储备货币发行国(26个以上)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由此可见，“完全可兑换”作为储备货币的条件值得置疑。另外，《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每年均列出世界储备货币的构成，自欧元创立以来，《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通常只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2002年)，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约占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所以，“广泛的接受性”的标准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表达。

(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可见，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并非必要条件。

(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963～1975年问，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20左右，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二、从现实中归纳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

以上我们通过比较日元成为储备货币时的条件否定了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三个。那么，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到底需要哪些条件呢?比较日元形成储备货币的过程，本文认为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需要下述五个并不很难达到的条件。

(一)政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持有这种储备?所以，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一必要条件。

(二)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与交易成本有关。一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贸易或资本项目逆差支付，如果一国与中国有巨额贸易(自然也形成一定量的贸易资本流动)，该国外汇储备支付的大部分将用于中国，如果该国储备当局不储备人民币(假定人民币能用于贸易结算)，而只用美元支付，那么，该国的交易将面临两重汇率风险，即人民币和美元两种汇率风险——有些时候，这两种风险可能是叠加的。而如果该国用人民币直接支付，则减少了一重风险，即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对于日本和韩国(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均为中国)，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将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定中国是某一个实行钉住美元制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该国家的外汇市场上就会有大量的人民币交易，当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时，美元的汇率可能没有变化，因而为数不多的与美国贸易的进出口商没有汇率风险，而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因为与中国进行贸易而面临汇率风险，从而使这种钉住失去了意义(钉住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多数进出口商的汇率风险——或称交易成本)。显然，这个国家至少应该将人民币当作其钉住货币的一种(要钉住，就必须先储备，否则外汇管理当局就无法操作，从而使钉住变成空话)。而如果这个国家将人民币当作钉住货币，当人民币升值时，它就不必对美元升值，从而使外汇市场上的操作变得更简单(减少交易成本)。可见，一国货币成为关键货币的关键是它的贸易(国际交易)规模，如果它的贸易规模足够大，就会有较多实行钉住汇率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当这些贸易伙伴与该国的贸易占到其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时，钉住这种货币就顺理成章，储备货币自然形成。

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出现的前几位国际货币发行国——德国、日本和法国，其世界贸易额在全球排名也不相上下。可见，虽然交易规模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贸易规模更具决定性意义。

(三)允许境外非居民用本币存款账户结算一种货币虽然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规模较大”，但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也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用来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另一个条件是：允许非居民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账户(而不是现金)。如果上述(一)和(二)两个必要条件已经成立，那么，只要境外非居民可使用这种货币账户结算，必然导致这种货币的大量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国就没有理由不对储备这种货币的中央银行或相关机构提供清算服务。另外，前面我们提到，在日元成为储备货币的早期，日本政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政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储备化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应该强调的是，这一条件与一国货币的自由兑换性并不是完全相关的。从货币兑换的主体划分，自由兑换可分为四种，一是对本国居民的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二是对本国居民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三是对境外非居民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四是境外非居民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上述分析表明，在这四个自由中只要实现了一、三两个，对于一个贸易大国，其储备货币的形成条件就已经足够了。日本早在1960年实现了第三种自由，但第一种自由却是在1964年才实现，第二种在1980年才开始实施，而第四种直到1997年才全部完成。

(四)实行对主要储备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如果一国出口总值在世界居前列(经济大国)，又实行固定汇率制，则其放开非居民的本币贸易账户就是放开了短期资本，而放开了短期资本就陷人了三难困境(trilemma)：失去了货币政策自主性。由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大国的货币要想成为储备货币，它的汇率必须浮动，否则它的货币政策迟早会受到资本流动的制约。进一步，我们能不能说，实行浮动汇率是一种货币储备化的必要条件呢?就目前来看，所有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都是浮动的。横截面的归纳似乎是正确的，但从历史上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德马克曾是世界重要的储备货币，然而它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实行固定汇率制；美元的中心储备货币地位也是始于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和克鲁格曼的“三难困境”理论，我们可以将第四个必要条件限定为：在牙买加体系下一个经济大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它必须对主要储备货币(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浮动。这个命题不仅符合上述两个理论，而且也举不出反例。

(五)长期保持不贬值的趋势马克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因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存在着长期升值的趋势(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这种趋势给货币的持有者带来了收益，因此，人们愿意持有这两种货币。可见，长期的升值趋势对货币储备化过程的重大意义；而反过来，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货币是因为贬值而变为储备货币。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一种货币成长为储备货币的第五个必要条件是：在其演化的初期必须保持长期对外升值趋势或保持较强的稳定性(例如瑞士法郎)。

三、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准备状况

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仅是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象征，而且还有铸币税的收益。然而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一种货币能不能形成国际储备货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货币发行国有没有能力提供储备货币。一国只有允许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才能成为储备货币，而让非居民持有本币账户就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短期资本市场，从而使该国将面临着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所以，一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制度能不能消除或经受住短期资本的冲击是它能不能形成储备货币的先决条件。根据克鲁格曼三角，要在制度上消除这种冲击，一个小国可以实行货币局制(实际上香港在1998年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而一个大国则只能浮动汇率。所以，开放本币存款账户和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个大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是非货币发行国政府是否愿意持有这种货币。每个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能成为储备货币，但最终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还取决于他国政府能否接受，而他国政府能否接受又取决于发行国本身的政治经济条件，即政治经济稳定、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和货币具有长期保持不贬值的趋势三个条件。

人民币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又如何?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地考查。

(一)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历经了1980年代末期世界的政治动荡，19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危机冲击，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在向稳定点靠近；一系列体制的悄悄变革，使政治体制和经济运行相互配合，演化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定结构；迅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使政权稳定性得到了进一步保证。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没有人担心中国近期的政治经济稳定性。这一条件为人民币演化为储备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进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人民币具备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础从1978—2005年，我国的进出口额从206．4亿美元增加到14221．2亿美元，翻了69倍。尽管我国目前的综合实力仅居世界第60位，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但已经是世界第五经济大国和第三贸易大国了，近几年，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惊人，2003～2005年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分别是37．1％、35．7％和23．2％，2006年上半年达23．4％，表明全年增长速度不会少于20％。按此速度增长，不久将竞争第二贸易大国。此外，目前我国已经成为11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阿根廷、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蒙古、马达加斯加、贝宁、台湾和香港地区)。在这些经济体中有5个实行钉住汇率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世界外汇储备大国。另外，应该说明的是，中国与泰国在2000年曾达成货币互换协议，2003年和2005年又分别与日本和韩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一旦这些协议执行，人民币将自动成为储备货币。

(三)逐步升值的汇率演化尽管中国经济发动于1980代初期，但人民币开始升值却是从1994年开始的，最初的升值可能是汇率并轨的超调结果，接踵而来的是1997～2000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对人民币的担心而出现了大量资本外逃的噪音交易，但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不仅保持了人民币与美元名义汇率的稳定，而且因亚洲各国(包括日本)货币普遍贬值，使人民币相对升值。2003年中国经济在脱离了低迷之后呈现出繁荣，人民币预期的突然转向使其名义汇率升值压力突显，从此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都进入了逐步升值的轨道。近十年来，中国工业生产技术迅速普及，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命题，只要中国经济技术进步的过程不完结，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就不会完结。

通过上述第二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的外国政府接受性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因此，只要我国政府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则人民币将迅速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然而，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政府不可能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结算。因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2005年经常账户顺差和直接投资账户顺差就达2000多亿美元，如果我国允许非居民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则外国的进口商为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利益，必将对中国进口企业提出用人民币结算的要求；而中国出口商为了避免使用外汇而遭受人民币升值的汇兑损失，也必将同意使用人民币结算，结果当然是中国多数出口将不使用外汇。假定有一半出口额用人民币结算，一年就会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再增加3500多亿美元。因为非居民的人民币存款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短期资本账户上，也就是我国出现了大批的短期资本流入。在2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再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5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2．6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很可能失去控制。一年超过5500亿(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可见，我国不能放开非居民的人民币账户(因而导致人民币不能成为储备货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中存在着短期资本——外汇储备——货币政策三者的联动关系。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解除这种联动关系的方法只能是实行浮动汇率制。由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在货币制度上还不具备提供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条件。

四、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路径预测

近年来，我国通过吸引外资政策发展国际贸易，逐步实现了贸易额的世界前列地位，为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可当人民币临近国际储备货币的门口时，它又落入了“三元困境”的陷阱；要摆脱这个陷阱，它必须乘上“浮动汇率”这个电梯，从陷阱里上来。在许多人看来，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的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目前由许多研究机构测算的购买力平价已经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汇率立即由市场自行决定，则市场价格必升至5．4以下，调整幅度将超过36％。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这是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浮动(完全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也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一年多以来人民币正在逐步升值，至今年9月5日已经升值了4．8％。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图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外汇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储备化的过程中各种必要条件之间的钳制关系的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还需5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2年的年初接近购买力平价所确定的汇率。也就是说，从2005至2012年人民币将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并逐步对美元升值，最终逼近购买力平价，并逐步扩大浮动的区间，为完全浮动创造条件；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试行市场定价；再经过2年左右的试验，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和熟练了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操作的要领，约在2015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可能成为20个或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一旦中国开放非居民的人民币转账结算，这些贸易伙伴国会主动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占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将迅速上升，在五年内(2020年)达到3％(排在日元之后)。当然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预测，实际的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篇（4）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实力大增，国际地位迅速提升，成为一个谁都不能小视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然而，要做为世界强国，中国虽然在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缺少非常重要的一项。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在理论上，强国之所以“强”，不仅表现在军事强、经济强、政治强、外交强、文化强，而且更重要的表现是这个国家的金融能力也要强，具体地说，就是必须要让这个国家的货币变成国际性的货币，那么中国到目前为止，这一项做的还远远不够。“强币”既是一个“强国”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的表现，同时也反过来巩固了该原本的“强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给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好处。以美国为例，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在国际上的霸主地位。不仅美元在境外流通为美国带来了可观的铸币税，而且美国还凭借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大肆向外国借钱，而其它国家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美国政府到时候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大量逃避其欠下的公私债务。在这种“中心—附属”关系中，拥有强势货币的一方几乎不承担风险而获得收益，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处于弱势的一方要么承担着汇率波动的冲击，要么付出极大的经济资源去维持汇率稳定。因此，只要货币弱势，不管实行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除非自身经济结构极其健全，否则难逃危机频发的宿命，如拉美多次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初都是由货币危机所引起的。历史证明：“强国”必有“强币”。

一、货币国际化的含义及其前提条件

1.货币国际化的含义

目前，对货币国际化的定义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说法，学术界对此各执一词，但笔者认为，对“国际货币”的理解是个关键，从货币的职能和货币购买力的表面看，国际货币是世界市场上被普遍接受并被广泛使用的特殊商品，是承担国际结算中的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储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全部或部分货币职能的货币，这里强调“全部或部分货币职能”，这是因为有些国际货币只承担货币的部分职能；从货币投资力的层面看，国际货币不仅是能够在一国范围内进行投资的货币，而且是能够在国际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各种投资的货币。

2.货币国际化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

判断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国际货币发行国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2)国际货币发行国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内要高度的统一；

(3)国际货币发行国要使该国货币本身能够自由兑换，以使该国货币在国际间能够广泛的自由流通；

(4)严守货币纪律，不能够乱发钞票（这是永久成为国际货币的最重要的条件）。

二、世界主要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比较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居于特殊的核心国际货币地位，在许多环节，美元替代黄金而行使国际本位货币的职能；但美元毕竟仅是一种代表着国家的信用货币，这给现行体系带来了诸多缺陷。现行体系的内在缺陷主要表现在，由于多种原因使得美元与黄金相比并不能胜任国际价值标准的角色，而且，美国的行为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这使得现行的国际流动性提供机制总体上表现出“美元总是过多”的基本特征。在这些缺陷的共同作用下，主要汇率大幅波动、金融危机频繁发生、许多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常常面临着诸多困境。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证明：美国没有好好地把遵从“严守货币纪律，不能乱发钞票”这一条件，结果自毁长城美元贬值，从而导致国际上要求重建国际货币新秩序的呼声不断。

随着欧元区的诞生和良好运转，以及美洲和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世界经济的区域化趋势势不可挡。从欧元本身来看,它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首先,它不是由一个中央政府支持的货币,而是由多个国家通过协议(《马约》)确定的货币，它的政治基础先天性不足；其次，欧元区或欧盟还没有形成政治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包括政治安排以及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法律和法规。未来的欧元能否最终成为欧盟的统一货币，能否长期维持第二大国际货币的地位，一方面要看欧盟内部政治、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发展和实力;另一方面要看欧盟外部其他国家和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和货币发展。

始于2007年2月的次贷危机将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负面的影响，“弱势美元”目前更符合美国基本面的改善，这也是美国政府理性和无奈的选择。美元的持续贬值带来美元国际地位的逐渐丧失，同时也为人民币加快国际化步伐提供了战略机遇。然而，人民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不仅要解决自由兑换的问题，还要设法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支付结算货币，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国际化战略中的人民币“区域化”

近年来，人民币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人民币逐渐作为对外贸易的交易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调查表明，在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朝鲜、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家，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普遍接受;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孟加拉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与人民币有关的部分业务开始陆续出现；尤其是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已经成为硬通货，其中柬埔寨把人民币作为国家的储备货币，广西中越边境出口贸易约有90％以上以人民币结算。

2009年2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民银行签署了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笔者注意到，这是继与韩国香港地区之后短短两个月之内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度出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而不久前，中国还与俄罗斯等周边八国签署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对此，笔者认为，由于在此前国际贸易当中是惯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结算的，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波动剧烈，而这会造成其他国家之间的汇兑损失，而如果使用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来结算，将会大大降低结算风险。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元震荡也对人民币在区域货币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带来更多的机会。

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几点建议

1.应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

(1)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直接投资

要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鼓励中国企业在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中主要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以便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人民币能够作为投资货币是提供人民币流动性的重要渠道。这需要中国调整目前境外投资的审批程序，鼓励企业用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

(2)人民币可用于外援与借贷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增，中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以人民币为主要货币种类的对外援助与借贷，这对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和领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帮助。

(3)可以适当增发以人民币标价的政府债券

由于受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波动剧烈，全球各大央行机构势必减持美元储备，此时市场投资者比较青睐于更具信用担保的政府债券为理想的投资选择。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和银行可以借用四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需要大量长期资金为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国家债券。从而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2.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奠定基础

到1995年6月为止，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发达国际均已实现了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尽管中国目前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我国政府正逐步放松资本管制、逐步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这对早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十分必要的。针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在资金流入方面，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即FDI），可逐渐实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汇兑自由，并可逐步适当放宽外国直接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规模，加大证券资本的流入；在资本流出方面，可逐步放松境内居民以及金融机构对海外投资的限制。

3.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将会不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的扩大。所以，在该阶段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相当重要。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并不是人民币汇率不动，而是在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基础上，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

4.逐渐加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

人民币在境外的借贷，相当于欧洲货币业务，即人民币的离岸业务。因此，境外也发生了人民币的存款创造机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上，与香港的金融合作非常重要。同时，中国与亚洲的金融合作也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各方合作的目标和内容越来越明朗。通过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业务带动人民币区域化进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人民币成为国际通货、融入全球的最现实的选择。

5.尽快构建人民币回流机制，增强境外持有者对持有人民币的信心

如果人民币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回流到中国，那么流出的人民币很有可能大部分是通过非法渠道回流内地，造成地下钱庄和货币走私活跃，这不仅极大的威胁了中国的金融安全，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也难以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的区域储备货币。为此，中国政府除了扩大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以外，还可以考虑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承诺他们不仅可以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政府债券，也可以用人民币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

6.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要求金融服务的国际化。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包括发展短期国债市场、长期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等等。从近期来看，最紧迫、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我国的短期国债市场。中央银行可以凭借国债市场迅速有效地调控货币流通量和影响物价水平，而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建设，是保障人民币国际化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陈莉: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研究.南京理工大学，2008（5）:50～55

[2]石齐平.人民币的强币之路应当怎样走

[3]方福前欧元:从现在看未来[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12）:50～52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货币，次贷危机，金融衍生品，实体经济，国际收支，外汇储备

一、引言

次贷危机的爆发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注：很多文献中将美元的特殊地位称为美元霸权，本文主要从货币职能视角对国际货币决定进行分析，故不使用这一带有某种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美国以贸易逆差的形式大量占用他国资源，同时向全球输出美元，这些美元回流美国后，借助复杂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功能，催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并在泡沫破灭后通过经济全球化的链条传导、扩散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

二、决定国际货币地位的经济因素

当一种货币的使用范围延伸到其发行国以外时，就上升到了国际货币的层次。哈特曼（Hartmann，1998）从货币职能角度扩展了国际货币的定义，他认为，作为交易媒介，国际货币在私人领域被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在官方则是干预外汇市场和平衡国际收支的工具；作为记账单位，国际货币被私人部门用于贸易和金融产品的计价，官方则用其确定汇率平价或本国货币钉住的“名义锚”；作为贮藏手段，国际货币可用于金融资产组合，如非居民持有的证券、存款等和官方储备。由于支撑货币具体职能的原因不尽相同，且某种职能的获得又有利于扩展货币的另一种职能，很难理清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经济层面上，信心、流动性与交易网络，是决定国际货币地位的主要因素。

对一种国际货币的信心主要源于其币值长期稳定的纪录，包括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对内稳定指货币发行国通胀率较低，货币购买力较少受到侵蚀，对外稳定是指汇率相对稳定或有升值趋势。信心对货币的计账单位和贮藏手段职能至关重要，从动态角度看，能提供价值稳定预期信息的货币才具备国际化的基础和持久生命力。

谢林（Schelling，1960）指出，在任何用数字表达的体系中，计账单位的职能就会产生，交易中选择什么作为计账单位并不重要，关键是参与者能够达成一致。这个推论可以运用到国际金融领域：市场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那种其他人也视为必然的货币。

三、国际货币地位决定与政治

国际政治学历来对货币权力的表现形式及分配有着浓厚的兴趣，正如吉尔平（Gilpin，1987）所言：“货币次序具有分配其所代表政治力量的功能，同时也是现行体系参与者用于延续或这种次序的工具。”一些研究霸权稳定理论的学者揭示，当投资者和交易主体认为需要一种坚挺、方便、能被广泛接收的且能促进国际市场繁荣的货币所带来的信心与便利时，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霸权货币是十分必要的。

苏珊斯特兰奇（Strange，1971）把历史上的国际货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征服货币”（Mastercurrency），意指在附属国、殖民地流通的征服国或宗主国货币；第二种类型是因内在经济吸引力而获得外国认可的“顶级货币”（Topcurrency）；第三类被其称之为“协商货币”（Negotiatedcurrency），是指一些国家（追随国）被发行国提出的条件所吸引，诸如援助、市场准入、政治同盟乃至军事保护的承诺等，选择支持其货币，但这种支持并不一定要签署正式协议，也可以是有关方达成的默契。

追随国支持协商货币，包括各层面的政治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原联邦德国和日本支持美元，可以部分归因于冷战时期两国在防卫上对美国的依赖，沙特阿拉伯同意用美元结算石油贸易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支持协商货币需要众多追随国的共同承诺，但这种承诺有时并不可靠，难免会有某些国家产生“搭便车”行为。

政治还可通过经济因素对国际货币地位产生间接影响。沃尔特（Walter，2006）指出，持久的保守货币政策能孕育一国的货币实力，而这样的货币政策必须“可靠地根植于该国的政治制度之中”，19世纪英镑币值稳定的声誉及所获得的外部信心，与英国的有限政府、公民选举权以及精英金融集团控制的英格兰银行密切相关。政治因素也影响一国能否建立起发达、高流动的金融市场。斯塔萨维奇（Stasavage，2003）认为，有限权力的政府和倾向于债权人保护的法律框架，是国内金融市场成长的必要环境。

四、美元的未来与挑战

无论以何种货币职能标准衡量，美元都是当今世界头号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量占据了89%的份额，它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欧元的市场份额为37%，日元只有20%（BIS，2007）。（注：外汇交易按买卖双向统计，因此总份额为200%，国际清算银行BIS每隔三年出版的《国际外汇市场统计》提供了此类数据的来源。）作为价值贮藏手段，2007年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高达64%，欧元为26%，日元则仅为3%。全球银行存款中，美元比重为48%，美元债券的比率为44%，欧元的比例相应为28%和31%。作为记账单位，世界上有近2/3的货币通过各种形式钉住美元，美元还在许多国家部分甚至完全替代了东道国货币的职能，即所谓的“美元化”现象。

前文中提到的国际货币，如“征服货币”、“协商货币”和“顶级货币”，其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即便鼎盛时期的英镑，也从来不是单一类型的国际货币：作为征服货币，英镑体现了宗主国在殖民地的权威，但在其他地区，英镑则是因为经济吸引力而被认可的顶级货币，二战后，英镑更主要地是在英联邦内充当协商货币，这些国家将对英镑的支持与从英国能获取的优惠联系在一起。显然，美元作为征服货币的色彩要淡得多，因此我们对美元地位的分析可以循着顶级货币和协商货币两条路线展开。

（一）作为顶级货币的美元

经济实力支持美元的顶级货币地位。从信心的角度分析，根据统计，美元的对内购买力一直相对稳定，以1995－2004年和1950－1964年的平均值为例，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仅比德国马克和日元略高。（注：这种现象说明美元国内货币和国际货币职能的内在冲突，显然，美国更重视本国利益而忽视为世界提供稳定公共产品的职责。）与对内价值相比，人们更关注美元的对外价值。虽然从理论上讲，汇率的稳定和坚挺是货

从历史数据看，19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最强，但其货币地位并不特别突出，直到1870年，在英国经济实力连续几十年稳居世界首位之后，英镑才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二）作为协商货币的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登上国际货币舞台伊始就带有协商货币的色彩，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合作的产物。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早期，虽然不乏表面上的合作，美国的超强实力及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使美元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顶级货币。进入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开始显露，美元地位的维持已经由完全依靠美国自身实力向借助外力转变，期间美国曾与他国合作建立“黄金总库”，签订“互惠信贷”和“借款总安排”等协议，虽然这些举措未能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延迟了美元的颓式。而当1971年当美国政府宣布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后，美元与其他货币已无本质区别，其地位就更依赖他国所愿提供的支持。

本文对“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解是：东亚和美国之间存在某种默契，并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循环模式，即东亚出口商品，美国提供市场；东亚积累债权（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美国积累债务；双方互利互惠、各得其所。这一默契与本文前面所下定义十分吻合：美元在东亚是一种协商货币。问题是，这种模式能否长期延续，东亚对美元的支持是无条件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以全球拥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为例简单分析，公平地讲，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益良多，也乐意持有适度数量的美元资产，这本是可以双赢的局面。但事实是，两国从此陷入了所谓“金融恐怖平衡”，且中国的处境更为不利。例如，次贷危机后，中国辛苦挣来的美元面临贬值甚至违约的风险，但却不能通过抛售而退出，因为这会导致所持美元资产价格暴跌而蒙受巨大损失，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中国已经掉入了“美元陷阱”。

（三）美元的竞争对手

在美国政经力量相对下降后，美元实力仍得以维持，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手能够取而代之。

谈到美元的竞争对手，人们自然会将目光投向欧元。就经济实力而言，欧元区经济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金融市场发达，欧洲央行秉承了德国央行的反通胀传统，这些条件都赋予欧元挑战美元的实力。但时至今日，欧元取得的成功仍是有限的。诚如前文所言，国际货币的基本职能－－记账单位的实现，在于成为市场参与者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年轻的货币，欧元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构建自己在市场参与者心中的形象，由于社会惯例改变需要出现足以改变现状的强大力量，在此之前，人们仍会继续遵循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呼吁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并建议在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SDR）基础上建立新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虽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但从现实角度出发，用超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存在极大的困难，这不仅在于让各国上交货币的政治障碍，技术上也很难行得通。以特别提款权为例，20世纪60年代末创造出来的SDR，虽然具有价值稳定的优点，却是一种没有实体形式的账面资产，其用途也限于IMF和会员国政府之间的借贷以及会员国之间的国际收支调节，不能用于民间的贸易和非贸易结算，流动性十分有限。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篇（6）

1.中国在全球的金融竞争力，不足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路径支持从美元和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历程来看，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具有高度相关性。虽然中国已成为经济贸易大国，但缺乏深度和广度兼备的金融市场，这既不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又不利于分散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本土金融市场长期过度依赖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垄断行为造成资本运作和风险内控能力的低下，制约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股票市场运作效率不强，未能与国民经济形成有效互动;债券市场发展缓慢，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债券的发展亦刚刚起步。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建设虽然成果颇丰，但仍困难重重:首先，人民币离岸市场缺乏高效、安全的清算系统和跨境支付系统，制约了离岸市场的交易规模;其次，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形成，其运行中可能面临国际法律冲突、逃税漏税和资产非法转移等问题，这将降低其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不利于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协调配合;第三，离岸人民币市场缺乏投资工具，难以进行人民币资金的体外循环，其国际吸引力无法充分展现;第四，离岸资金运作会使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定价机制日趋复杂，离岸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冲击本土金融体系，对我国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形成新的挑战。

2.经常项目顺差背后的外贸结构缺陷就货币国际化的理论路径而言，通过对外贸活动进行本币计价结算是推进本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在推进人民币外贸结算的过程中仍面临众多困难，美元等国际货币在我国外贸结算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目前正处于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攻坚期，长期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等结构缺陷在短期内难以解决。首先，在出口贸易构成上，加工贸易长期占据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但无论进料还是来料加工，其附加值在整个贸易过程中占比都很低。国际分工中，由于国内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处于劣势，只能被迫采用美元、英镑等进行定价结算，使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使用空间大幅压缩;其次，在进口贸易构成上，国际大宗商品占比近40%，由于大宗商品普遍以美元计价结算，人民币在进口环节的使用空间再次受限，输出路径受阻;最后，我国外贸企业多数长期由境外母公司注资，而境外企业对汇兑风险较为敏感，通常避免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因此，运用贸易定价的方式将人民币推向世界举步维艰。从国民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以上缺陷都与境内企业的生产方式落后和国际竞争力低下密切相关，这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潜力形成制约。

3.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阻碍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危机引发了对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质疑，也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机遇。随着中国经济与信用规模的高速增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未来必将凸显中国信用在全球信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目前人民币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因缺乏有效的信用评级机制和评级机构，投资者利益和金融市场的规范运行难以得到有效维护。近年来，穆迪、标普、惠誉等西方评级机构利用中国信用评级的薄弱环节，在几乎毫无障碍情况下，已经掌控我国评级市场，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安全。自2006年起，美国运用股权或技术合作对中国评级体系全面渗透，目前已收购中国信用评级行业中3家最大的龙头企业，控制了中国2/3以上的信用评级份额。美国对中国评级市场的控制，歪曲了我国的金融和企业的实际偿债能力，增加了资金成本，影响着金融资产的定价权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语权;其次，美国利用信用评级搜集我国重要行业的战略信息，侵蚀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削弱人民币国际化的后备动力

4.资本项目以及汇率、利率形成机制改革面临众多矛盾经济学界尚未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应全面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但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罗纳德•麦金农等(2014)认为，若让人民币浮动，放松资本管制并追随发达国家进入零利率陷阱，那将得不偿失。不发达的商品和资本市场的货币吸收能力较低，中国将受到快速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冲击……中国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完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做不到的。长期以来，中国面临严重的三难困境。但我国逆转三难困境，依赖的是货币冲销，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央票并调整法定存准金率，回收因国际收支顺差而投放的流动性，潜在通胀压力得以控制。长期冲销对国内利率形成上涨压力，为维持被低估的实际利率，中国陷入美元陷阱，其不合理性日益凸显;冲销造成的资源错配，导致中小型企业信贷资金紧张，它们被迫转向影子银行融资，累积了大量债务风险;强售央票和提高存准金率等冲销手段，使商业银行的利润受到压缩，从而刺激商业银行过度涉足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加剧金融市场的风险。

5.全球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缓慢，霸权主义国家有意识地遏制人民币崛起人民币短期内未必能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势必会挤占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份额，使其重要性下降。目前，美国经济逐步复苏，QE3如期结束，美元升息势头高涨;欧元区经济疲软，通缩风险激增，欧版量化宽松呼之欲出;日本经济延续复苏势头，为实现其就业和通胀目标，将维持量化和质化宽松。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逐步开放，各大经济霸主之间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外部冲击，势必会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就大国政治角度而言，经济问题背后都是政治问题。纵观世界货币史，只有英镑和美元彻底实现了国际化，其背后遍布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撑。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复杂工程，不仅需要国内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更需构筑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体系来接受世界市场的血腥洗礼。我国正处于经常项目跨境流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和离岸市场搭建的三重敏感期，人民币今后还会进军全球储备货币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这对美国等世界强国而言，意味着分割其在全球的核心利益。美国重返亚太和南海领土争端，也可能对人民币国际化造成威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既要尊重市场的逻辑，更需在国际战略角度针对外在不利因素拿出应对之策。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选择

1.培育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打牢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各大强势货币走向世界的幕后都有着国力深厚的经济体系作支撑，人民币的金融血液若要成功汇入国际货币的洪流，则必须拥有高效、开放且结构合理的实体经济作后盾，尤其要不断提高外贸和战略投资在全球经济战场中的地位。首先，应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实体经济注入内生动力。我国经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已成定势，今后必须在对经济增速放缓容忍的同时，加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出口品的附加值，从而改善我国的外贸结构，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其次，要推动实体经济国际化，提升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打牢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增速稳中放缓，产能过剩加剧，国内投资低迷，我国更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内过剩产能的转移配置，建立以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服务于本土经济的海外强大桥头堡一旦建成，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广阔的天地。

2.提高中国在全球的金融竞争力，构筑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基石在本土金融体系的建设上，要逐步改变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为其注入更多社会资本。在运作稳健的前提下，不断拓宽国有银行经营范围，提高其运作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同时，要鼓励金融创新，规范中小银行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融资渠道，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直接融资领域，应加强金融监管，并推动金融产品研发，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市场，提高股市运作效率，使股票市场、银行借贷市场和实体经济形成有效互动，使国内金融体系成为实体经济的坚强后盾。在离岸市场的建设上，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应合理借鉴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建立全球离岸人民币清算系统，提高离岸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扩大其国际影响力;逐步完善离岸市场的法制体系，建立针对离岸市场的监管机构和监管制度，并与相关国建立互信机制，化解监管冲突;加强对跨国洗钱和金融犯罪的法律规制，遏制境内资金向海外非法转移，并完善国际税收合作机制，打击逃税避税，维护我国的税收秩序;加快金融工具创新，促进人民币资金在离岸市场的体外循环，并搭建离岸资金的回流渠道，逐步摆脱其投资渠道匮乏、回流机制不畅的困境，提高人民币投资工具在全球的竞争力。

3.完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维护金融安全，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政府应完善我国信用评级体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从而给中国金融边疆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稳健的信誉屏障。在短期内，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整顿被西方评级机构所控制的信用评级市场，明确规定外资评级机构在我国评级市场的业务范围，逐步限制外资机构在中国信用评级机构中的持股比例。在长期中，我国应加强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设，完善国内信用评级法规，并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培养信用评级的高端专业人才，为金融风险的控制提供制度基础和人才支持，从而逐步建立完备、统一的国家信用风险管理体制，提高金融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效率，逐步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篇（7）

21世纪以来，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决策层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大量流通，甚至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兑换，部分周边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这一新的经济现象成为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寻求人民币国际化的适当路径，提出符合我国利益的政策建议和总体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同，应该采取分阶段的战略及制定相应的政策组合。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

1996年12月以来，人民币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对外贸易收支的外汇管制已经放开，今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步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中国已经放松或部分放松管制的资本项目就有20至30项。目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还比较缓慢，央行应对资产价格保持一定程度的关注，要防止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不急于把所有的资本项目都开放，如果对国民经济有好处，有条件，就开放一部分”。中国不谋求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要追求物价稳定。首先，应健全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立法，有效地对各种金融风险加强管理，以应对开放条件下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同时要完善金融业监督管理制度，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业务接受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其次，要大力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健全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市场的监管和规章制度，发展货币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扩大金融市场的规模，使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参照系，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完善利率体系，使国内外的利率水平保持一致；第三，要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过早开放资本市场，必将危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应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直接调控转为间接调控，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金融预警系统，防范重大金融事件的发生；最后，加强人民币跨境流通的统计和监测，打击洗钱等非法活动这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以后的一项长期任务，它对于我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决策，提高金融管理的效力有重大意义。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级阶段——实现人民币全面区域化

1.边境贸易和旅游消费带动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

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与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并不是孤立发展的，二者可同步进行，但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深化，也是人民币走向全球化的必经之路。人民币区域化的最初表现是边境贸易和旅游消费带动的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人民币跨境流通的主要收益是为周边贸易和人员流动提供便利，减少交易成本。由于人民币的境外流通量相对于我国国内广义货币供给量的比例较小，所以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在该过程中我们获得的收益比较明显，成本约束较小。但是，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计价范围的扩大，人民币必将成为一般贸易中的计价货币和交易媒介，尤其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量将会出现稳定的增加。贸易关系的加强，贸易量的扩大必然导致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数量和对人民币需求的大幅增加。

为此，国家可以制定相关的边境贸易法律，以规范边境贸易。首先，应该使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逐步合法化、正规化；其次，积极与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签订有关人民币流通的合作协议，在人民币流通比较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开办人民币个人消费业务；第三，与周边国家政府协商，允许中资企业到境外用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最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基础上，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

2.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不仅要在使用区域范围上要扩大，而且需要在我国建立高度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备的离岸市场和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这是一国货币进行自由兑换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也是一国货币转换成国际清偿力的重要机制。

目前，人民币境外流通数量最多的地区首推香港。2003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签署关于允许香港银行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合作备忘录，为两地经济融合和个人消费提供更大便利，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将为该市场开辟新的金融产品，并形成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指标，可为内地外汇市场调节提供参照。中国未来金融改革的策略，应该以香港作为中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入手点”、“缓冲区”及“过渡区”，利用香港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推动内地金融业市场化和国际化，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国家将加快QDII投资香港的进程，全国社保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QDII制度正稳步实施，基金管理公司QDII试点也已获得初步经验。截至2007年3月，社保基金会通过“国有股转持”而持有的H股公司股票已达到12家，转持股票的总市值达到353亿港币。

关于在内地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几经争论，笔者认为从经济和金融实力来看，应把上海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这里云集了众多的国内和国外金融机构，上海已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最集中、最活跃的城市，其数量已超过全国的30%。目前，全球资本排名前50位的国际银行中，有25家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中心，交通、通讯十分便利，在这里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目的是通过一个现代化、规范化的国际金融网点，随时准确地把握国际经济动向，调动国际经济资源，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外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促使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道路。预计到2010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国内融资总额的比重达到25％左右；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80万亿元左右；上海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比重达到10％左右；上海货币市场年交易额将达到40万亿元，成为全国资金集散中心；上海证券市场市值达到7万亿元，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股票市场之一；上海期货交易所建设成为世界排名前10位的有重要影响力的交易所，成为重要的国际商品定价中心；黄金市场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产权市场发展成为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到2010年，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4.5万亿元和3.2万亿元;保险深度达到5％左右，保险密度达到4000元；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继续保持国内领先，逐步实现国际接轨。

3.两岸四地的货币整合，是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步骤

中国大陆两岸四地近年来贸易规模不断增大，经济联系不断加强，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实力，目前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则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近年来，两岸四地的经贸往来成倍增长。香港和台湾两地在内地的实际投资额，分别居大陆外来投资的第一和第四位。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贸易约占其总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一，在大陆的投资约占其对外总投资的二分之一。香港与台湾的经贸联系历史悠久，关系更为紧密。如果把两岸四地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加，经济总量达16000多亿美元，经济实力可望升至世界第四位；进出口贸易两岸四地总额达1万多亿美元，占全球的8.3%，排名世界第三；两岸四地的外汇储备总额为3000多亿美元，大大超过日本。由于两岸四地存在着四种货币，带来大量的兑换费用和生产成本，因此，进行两岸四地货币的整合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完全可以在拥有共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两岸四地创建一种一体化货币——“中华元”，货币整合的最大目的是强化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当然，“中华元”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解决货币发行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权利义务以及规则制定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两岸四地金融开放程度不同，金融制度、会计制度、法律制度各有差异，监管当局的监管准则、货币政策以及对金融市场的调节和干预力度不一，加上两岸还存在一定的政治障碍，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必然任重道远，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在金融作业标准、程序和制度环境进一步趋近时，区域金融一体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区域化推动国际化

从中国自身的利益考虑，要想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国际货币，应当推动东亚货币联盟朝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亚洲单一货币区的方向发展，通过区域化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证明，单一货币的实现会给该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从微观角度看，区内各国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将趋于零，为贸易和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宏观角度看，单一货币的实现会提高目标区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因此，随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货币联盟和单一货币的形成将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人民币国际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应积极推进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亚洲单一货币区的构建，加强东亚各国的货币合作，完善“东盟-中日韩10+3”的运行机制，使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依托。

人民币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外投融资活动的拓展。随着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数量的增加，中国必须要为人民币的持有者提供资产选择。当境外的人民币市场形成（人民币借贷）后，人民币将成为投资资产。出于投资和分散风险的需要，投资者要求调整资产组合。这样必然产生境外人民币投资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需要。因此，为了促进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建设以人民币为主体的国际（亚洲区域）金融市场就格外重要。中国可以尝试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进行直接投资，中国可以和亚洲国家合作筹划建设亚洲的债券市场，甚至可以借助香港这一窗口，尝试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当人民币成为亚洲贸易和金融中的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后，人民币不仅成为个人和企业的储备资产，也将成为政府的干预资产。人民币的国际化达到了高级阶段，出现了质的飞跃。人民币在民间的支付能力和政府间的支付能力都显著增强，中国的政策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但是，人民币成为亚洲储备货币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亚洲要承担更大的金融稳定的责任，中国要在关键时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开放，人民币将自动成为一些国家货币的名义锚。在亚洲金融事务中，中国将有更大的发言权，更大的号召力，在亚洲市场的进一步整合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在亚洲的地位将会更加稳固。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但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增长前景和考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在市场巨大需求的拉动下，积极进行国内制度建设，加强国际合作，人民币将最终走向国际化。

参考文献：

[1]刘力臻徐奇渊等:人民币国际化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郭庆平王爱俭: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协调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篇（8）

二、“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

良好的国际分工与合作条件随着“一带一路”沿路各国之间海路贸易通道与陆路贸易通道的建设和完善，在沿路各国、各个经济区域之间形成分工合作关系，将为沿路人民币贸易圈的形成创造国际分工与跨国合作条件。“一带一路”沿路各国，在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一带一路”建设建设为各国、各经济区域充分发挥本国、本地区的比较优势，特别是禀赋比较优势，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不仅扩大了各国的商品流通范围。也扩大了各国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范围，更大的市场规模和要素配置空间范围则为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创造条件，也为沿路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条件。第一，沿路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市场网络日益稠密，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市场网络条件。“一带一路”沿路各国可以充分利用贸易通道建设带来的区域内部商品流动便利化条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构建具有本国比较优势的特色产品与特色产业体系，参与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获得国际分工的比较经济效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内部的分工网络稠密程度受到该国所拥有的市场规模制约。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各国之间的分工网络越稠密，来自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收益和规模报酬收益也越为显著。第二，沿路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地理空间范围日益广阔，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广阔的地理空间。“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沿路各国之间的市场融合与市场一体化过程，也是各国专业化分工的空间扩散过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分布在亚欧大陆核心地带，特别是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和东欧各国的地理区位和战略地位在整个欧亚大陆中居于核心枢纽地位。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跨越太平洋西岸、印度洋北岸和西岸、红海和地中海沿岸。通过贸易通道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沿路各国的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间范围将不断扩大:由于商品跨国流通速度提高和成本下降，各国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间范围将沿“一带一路”进一步延伸;随着沿路各国贸易通道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体系化，一些原先只在各国国内流通的商品将进入国际市场，一些非市场化产品将实现市场化，使得各国之间专业化分工的地理空间范围不断扩大。第三，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程度日益深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国际分工环境。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在贸易通道建设的影响下，能够形成各具特色的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体系，不同产业之间的跨国分工和同一产业内部上下游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会不断深化。海上丝绸之路各国的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基础、禀赋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各国在产业发展和同一产业的不同流程方面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能够打破一些国家或者经济体内部的封闭式产业发展和低水平产业发展循环，推动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促进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同时也促进各国在同一产业链条中的产业内分工。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之间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与产业内分工程度的提高，为沿路各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创造了难得的产业分工条件。简言之，“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沿路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形成和深化，而且也为沿路各国之间的区域合作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和相关制度工具，为“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贸易圈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市场专业化分工与区域合作条件，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分工合作环境。中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发起国、出资国和“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与贸易大国，作为中国为沿路各国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重要内容，为沿路各国专业化分工与区域合作提供人民币交易和投融资工具与平台，将有力的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三、“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风险及其分布

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能否充分发挥人民币投融资及国际化的比较优势，还面临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面临着各种类型的风险。如何有效控制风险，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和课题。本文中的风险是指“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阻碍因素和不确定性的统称，涉及到经济、政治、安全、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风险主要涉及到六方面内容。第一，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市场竞争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市场竞争风险。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及市场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我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经济活动时，如果不能够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则有可能面临经营风险。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但各国政府行政效率和信用能力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的国家不仅政府办事效率低，而且信誉与信用水平不高，必然给进入这些国家的中国企业经营活动带来消极影响和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涉及到两个领域:一是参与建设的企业面临的市场经营风险。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特别是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内陆国家，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监管能力弱，必然增加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企业的市场风险。二是违约风险，包括企业违法风险与政府违约风险，也就是参与建设的国家的企业与政府违反合约导致的成本损失和不确定性风险。第二，政治稳定性与政策变动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政治风险。所谓政治风险，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政治活动导致的不确定性及其相关成本。

“一带一路”沿路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政治制度多样，政治稳定性相对低，政党政治不规范，时有政治事件和政治骚乱发生，必然影响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政治风险在六类地区表现较为显著:一是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该五国与我国地理毗邻，是古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中亚五国的政治制度以强势总统制为突出特点，政治强人政策偏好变化对政治经济活动的影响较大，如果出现政治强人更替，很可能导致相关政策的变化。例如吉尔吉斯斯坦曾经出现的就对中吉两国的双边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外高加索三国，即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的边界和意识形态冲突，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存在的飞地领土冲突，很可能对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三是南亚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着克什米尔领土争端，阿富汗有美国驻军且政局不稳，也给跨国区域合作带来较大的政治风险。四是西亚地区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四国。该四国内部和外部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各种教派和民族冲突，增多了跨国区域合作的政治风险和成本。五是东欧地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领土冲突和战争，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与地缘政治矛盾。六是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地区的航行安全与海盗风险。第三，生态变迁与环境破坏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环境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由欧亚大陆上处于不同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各异的多个经济体组成，生态环境差异较大，不少地方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例如中亚和西亚存在大量的沙漠和干旱缺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较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涉及道路与通信系统、贸易网络和能源通道建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涉及到矿产资源、能源与原材料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环境风险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态脆弱地区的经济开发风险，例如中亚沙漠和干旱地区的能源开发导致的水资源短缺、环境承载力下降等风险;二是能源开发的环境约束，例如中亚和西亚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化石能源基地，以石油、天然气为重点的能源开发受到环境的约束，大规模开发会对对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三是原材料和矿产资源开发也面临着环境约束，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也是重要的矿产地区，以铁矿、铜矿和贵金属为重点的矿产资源开发也面临着生态环境约束。第四，安全与利益冲突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安全冲突风险。“一带一路”沿路各国都不同程度受到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对沿路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也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的安全风险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暴力恐怖主义威胁沿路多国民众生活和经济建设。例如阿富汗地区持续多年的暴力恐怖活动，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存在的暴力恐怖活动，对当地的经济活动和投资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二是极端民族分裂势力威胁沿路各国的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障碍。例如，2014年2月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分裂主义武装分子炸毁了三条由俾路支省输往人口密集的旁遮普省的天然气管道，导致数百万居民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俄罗斯外高加索的车臣地区持续多年的民族分裂运动成为阻碍该地区经济建设力量;我国南疆地区外部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性影响，等等。三是极端宗教思想蔓延成为阻碍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例如中亚地区存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突出表现的“双泛”极端宗教思想和势力，是影响本地区各国之间及各国与中国之间区域合作的重要破坏性力量。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亚地区也活跃着各种各样的宗教极端势力，阻碍本地区发展与进步。四是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对本经济带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一带一路”各国分布着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民族，有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历史恩怨、文化与意识形态冲突，例如伊斯兰文化民族和基督教、东正教文化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阿拉伯文化民族与波斯文化民族、突厥文化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都成为影响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消极因素。第五，货币与金融不稳定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金融市场波动风险。

“一带一路”沿路各国，除了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作为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外，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货币币值不稳定，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弱，容易产生货币信用与金融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面临的货币与金融风险在三个领域最为显著:一是汇率波动风险。中亚、西亚和东欧的一些经济规模小、产业结构单一的经济体，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本币汇率波动频繁，容易产生汇率波动风险。二是信贷违约风险。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良好的信用保证，在形成良好信用担保制度以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可能出现信用违约现象，导致一系列的违约风险。三是货币贬值风险。小规模经济体的货币很容易受到本国经济增长变化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更容易成为国际流动资金的投机对象。第六，外部力量干预可能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一带一路”建设必然影响到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调整，影响到全球主要大国权力与利益配置，导致主要大国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实际上，在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前，已经有日本、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伊朗、哈萨克斯坦等国提出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构想。例如，1997年，日本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战略;2002年，俄罗斯、伊朗和印度提出了北南走廊计划;2009年，欧盟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2011年，美国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2011年，伊朗提出了铁路丝绸之路计划;2012年，哈萨克斯坦提出了新丝绸之路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战略与政策博弈态势。当前，中亚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键地区，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政治经济力量的战略博弈之地。美国和北约以反恐战争名义深度介入阿富汗事务并长期驻留军事力量。俄罗斯作为前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始终把中亚地区视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区。欧盟试图通过能源战略介入中亚事务。土耳其和伊朗则凭借民族、宗教和地理区位优势积极介入中亚事务。巴基斯坦、印度、日本等也积极介入该地区政治经济事务。外部力量的干预，加上本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必然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外部干预风险。简言之，“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政治稳定性与政策变动、生态变迁与环境破坏、安全与利益冲突、货币与金融、外部力量干预等多方面的风险，这些都直接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影响并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的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篇（9）

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已经开始,特别是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的成功启动,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主体,经营货币的主体和货币流通的中介,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对其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将从机遇和挑战两个角度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一、人民币国际化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加利差收益

人民币国际化后,从单个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可在国际市场上以较低的成本吸收人民币存款(如向非居民吸收活期存款),然后以较高的利率(收益率)发放人民币国际贷款或投资,从而获得较大的利差收入。从境外我国商业银行体系来看(前提是我国商业银行已实行国际化经营),在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机制作用下,初始的人民币存款,通过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会产生多倍的人民币派生存款,这些人民币原始存款和派生存款都成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直接负债和资金来源,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人民币派生贷款,又会产生多于原始存贷款利差收益数倍的派生利差收益。而且,在人民币境外市场,由于不存在法定准备金的限制,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能力可能会更强,由此产生的派生贷款和派生利差收益可能会更多。

(二)增强银行境外贷款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商业银行可用人民币发放境外贷款,而相对于外国银行来说,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融资的成本会更低,效率会更高,也更加容易。这必将大大增强其发放境外投资贸易贷款的能力。

另外,我国银行在境外人民币贷款上还可获得安全保障上的比较优势。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以为我国银行的境外人民币贷款提供强大的人民币资金支持。同时也只有我国银行能够进入由中国政府提供的人民币金融安全网,如进入贴现窗口等。这也会大大提高我国银行的人民币国际贷款能力。

(三)增加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增加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首先从经纪业务看,人民币国际化后,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承销境外主体发行的人民币证券时,比国外金融机构更具有效率和成本优势。因此,境外企业或政府在国际或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发行人民币证券的融资活动,就给我国商业银行扩展经纪业务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也可为境内企业或政府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人民币计价融资提供经纪业务。我国商业银行的这些人民币计价融资的经纪业务,必将大大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其次,我国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人民币国际结算、人民币国际银行卡和人民币基金托管等业务获取大量的中间业务收入。另外,在进行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时,人民币资金留存在结算账户,由此产生的资金运用收益成为一大收入来源。

(四)降低汇率风险

1.资金清算风险

在资金清算过程中,银行解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通常都是垫付款。若这些汇票都是以外币计价结算,则银行垫付的外汇资金就可能面临利率和汇率波动的风险。但是,若这些汇票是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则基本上可消除汇率波动的风险(但存在一定的利率风险)。

2.资本充足率变动风险

如果我国商业银行大量的海外业务是以外国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计价,在人民币升值时,尽管对自有资本的冲击较小,但收益和资产规模会缩小;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以外币计价的资产的人民币换算额增加,作为分母的资产部分将会增加,从而使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迫使中国的银行减少贷款以达到国际清算银行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资本除以风险资产)要求,这可能会引起极端的信用收缩(即金融危机状态)。如果海外业务主要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就不用担心汇率变动对资本比率的冲击,对中国银行的这种约束将可以避免,而外汇使用比率的下降,则可缓解外汇资金的风险,这样,可以比过去更加专心于经营和市场销售。实际上,美国的银行大部分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他们无需考虑国际清算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中分子和分母在计价货币方面不匹配的情况,从而也就可以较少关注汇率的波动。

(五)促进银行的国际化

首先,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必然会有大量的人民币逐步流入境外市场。这样必须在境外有一个能够吸收人民币存款、办理人民币贷款和结算的中心,才能保证境外主体稳定持有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而能够履行这一职责的最佳选择是银行。因此,人民币境外存放、流通与转让需求促进了我国银行的国际化。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后,必然会出现大量的人民币资本的跨国流动,特别是人民币突发性的大规模流进流出,可能会对国内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为降低这种宏观金融风险,中央银行必然要对这种跨境流动的人民币资金进行有效监测。而通过我国银行的国际化,可实现人民币输出入大部分都在中国的银行体系完成,有利于中央银行对人民币国际流动进行有效监测及风险管理。

再次,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企业可以用人民币对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这一方面会使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充裕,投资能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因为人民币的国际作用,使得人民币汇率比其他货币具有更小的不确定性,运用人民币投资能够节省交易成本。这必将促进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而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一方面会产生人民币资金的海外需求,另一方面,会产生规避风险的人民币产品和金融技术的需求,这就需要我国的商业银行实施国际化经营,以配合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这是促进银行国际化的需求因素;同时,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带来的金融业务资源非常丰富,可为银行的国际化提供大量业务资源和机遇。这是促进银行国际化的供给因素。

(六)促进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后,境外的非居民会因为贸易、投资等活动产生对人民币的投资和融资需求。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能够提供多样化、创新性的金融工具来满足非居民的人民币投融资需求。如人民币国际化后,人民币汇率将更多地由市场力量决定,汇率波动会更加灵活,而人民币相对于非居民来说属于外币,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非居民需要大量的创新性人民币产品来规避汇率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必须进行产品创新,才能满足非居民的需求。非居民对人民币创新性产品的需求必将推动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

其次,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外资银行也可提供人民币产品服务,由于外资银行在金融创新产品、技术、人才方面都较我国商业银行有优势,他们完全有能力在原有的创新金融产品基础上提供多样化的创新性的人民币产品服务,以满足客户需求。若我国商业银行无法提供创新性的人民币产品,则大量的非居民甚至我国居民的人民币业务可能就会落入外资银行手中。这种竞争的压力也必将推动商业银行的人民币产品创新。

再次,金融创新也可为银行带来丰厚收益。如人民币衍生产品业务属于表外业务,既不影响资产、负债状况,又能带来手续费收入。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我国银行可通过向居民和非居民提供多样化的人民币衍生产品而获取大量收益。尤其是在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银行利息收入逐渐下降的情况下,金融创新这一新的盈利途径对银行尤为重要。

(七)增加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灵活性

人民币国际化后,就会在境外形成一个人民币流通的市场。境内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人民币境外流通市场灵活调节人民币资金的余缺,从而降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给银行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若中央银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减少国内市场的货币供应量。超额准备金的减少可能会使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困难。此时,商业银行可从人民币境外流通市场拆借人民币资金,解决国内因紧缩政策而导致的流动性缺口。反之,若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国内资金充足,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增加,市场利率下降,投资收益率下降,若此时境外市场的人民币产品收益率较高,则银行可将多余的人民币资金拆出到人民币境外市场,进行投资和贷款,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

二、人民币国际化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挑战

上文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许多发展的机遇。然而,人民币国际化也会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一)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不足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不足主要表现在:1.产品类型较少,定价能力不足。从金融衍生产品的类型来看,银行交易的人民币衍生产品主要是外汇类和利率类的衍生产品,其它类型产品相对较少。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可提供人民币外汇远期、掉期、债券远期、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等衍生产品服务,而国际金融市场一些常见的金融产品仍然缺乏,如利率期货、外汇期货、股票指数期权、股票期权、利率期权、外汇期权和商品期货等场内人民币产品,以及外汇期权等场外人民币产品。而且,我国银行的衍生产品定价能力不高,基本是依赖外资银行的定价体系。2.产品创新的附加值较低,创新常与市场需求脱节。由于创新的技术相对落后,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不足,导致国内金融机构产品创新能力较低,创新金融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金融产品大多由外资银行设计。也正是由于创新技术落后,导致创新不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往往产品与市场脱节。

(二)银行的国际化经营不足

人民币国际化要求我国的银行实施国际化经营。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数量较少。我国银行的资产布局和银行机构布局主要集中在国内,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数目较少,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相比有较大差距。以目前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为例,中国银行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600多家分支机构。而美国的花旗银行致力于与美国经济全球拓展及美元国际化相配合,相继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1300多个经营机构,形成强大的金融资产扩张网络和全球竞争态势。

(三)原有组织制度的调整

我国银行原有的国际结算系统主要经营外币结算业务,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国际化后需要实行人民币的跨境结算,而原有的国际结算系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业务需求,因此,需要对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业务系统进行调整和修改。同时,人民币国际结算的结算管理、财务会计以及海外行政管理等有关制度以及相关的考核机制都要做相应的调整、补充和完善。这些调整可能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

(四)竞争压力加剧

人民币国际化后,银行业会存在两种竞争压力。一是来自于人民币境外市场上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尽管中资银行在经营人民币产品方面具有本币经营的优势,但是,外资银行(如美国、日本、欧洲的一些跨国银行)在经营境外货币业务方面历史更悠久、经验更丰富、技术更先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因此,我国银行必将会与外资银行在境外市场产生较为激烈的竞争。二是来自于境外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人民币业务的竞争。人民币境外业务的发展对国内竞争力不强的银行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在人民币境外市场,银行可以分享人民币市场份额,且境外人民币市场的运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成本优势,如较低税收、较低的营运和交易成本、没有外汇管制、较低程度的公告和保密制度等,可以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从而对在岸市场的银行形成竞争压力。

(五)人民币结算规模有限

目前,美元仍然是国际市场上主要计价结算货币,而人民币计价结算总体使用范围较小,主要存在于中国边境省份与邻国的边贸交易以及与港澳台的部分交易中,而在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往来中很少使用。其交易规模远低于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目前,人民币正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人民币还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人民币跨境清算系统。而人民币国际化要想达到美元、欧元的程度可能要经历相当长时间。因此,在短期内,以致在人民币国际化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需求和规模都将是有限的。这样,我国银行也就无法产生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规模收益。但是,人民币计价结算是商业银行必须承担的一项政策性业务,且没有兑换手续费,人民币结算渠道的开通会使银行原有结售汇收益下降,由此可能导致银行人民币结算收益难以抵补结算成本上升的现象,这必将对商业银行的盈利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六)来自境外的制度及信用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商业银行能够经营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而银行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开展又需要境内行能够扩大境外参加行的范围。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拓展境外行时,往往会遇到对方国家(地区)在贸易结算法律和制度上的障碍,甚至一些政治、文化阻碍,如俄罗斯、台湾及中亚一些国家,对人民币的认可度不高,以致于我国商业银行在与当地的金融监管机构沟通和协商有关人民币国际结算相关问题时,需要花很大的成本。而一旦我国商业银行与境外行间的授信关系建立,将要承担更多的关联责任和信用违约风险。而如何控制我国商业银行境外行的信用风险,就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又一个新的挑战。

三、结论和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机遇,必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也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快制度和战略的调整,以应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应该积极推动银行的国际化经营。以香港、新加坡、东京、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等国际金融中心为据点,设立分支机构,形成覆盖亚洲、美洲、欧洲的全球银行业务和资金网络。

其次,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在适度监管原则下,充分释放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的活力。鼓励商业银行建立健全银行自身的金融产品创新机制,在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基础上,大力培养和引进金融创新人才,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人民币金融产品的自主创新和开发。

再次,疏通人民币回流渠道,拓宽境外人民币使用领域。通过清算体系建设,保证银行体系的人民币回流通畅。同时,适当放宽境外回流的人民币的使用领域,如允许回流人民币支付来自我国的进口、投资国内的人民币资产,或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等。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吸引力。

最后,加强政府间的合作。通过我国政府与其它国家(地区)政府间的合作,争取让对方政府愿意积极支持人民币在双边经济交往中的计价结算,有效降低本币结算过程中的制度和信用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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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论文篇（10）

二、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1.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建立.利用上述人民币境外估计量的结果，再加入上文提到的几个主要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影响因素，可以建立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模型。被解释变量由人民币境外流通量MF衡量，解释变量中贸易总量由进出口总额T衡量；异质化商品比例用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比例T21=T2/T1衡量，其中T2表示工业制成品数量、T1表示初级产品数量；汇率波动风险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E衡量；通货膨胀率由以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IR表示；市场份额由历年中国出口总额与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MS表示；而上文没有提到的国内经济实力也是影响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其涉猎其中，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由此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模型形式如下：2.实证分析.2.1方程的建立.本文运用Eviews7操作向后筛选法，即将解释变量不断被剔出回归方程的变量筛选方法，依次剔出最不显著的变量，直到再也没有可剔除的变量为止。通过检验，从结果可以得出，经过变量筛选得到的最优方程包括GDP、T、E和IR。从结果中初步判断GDP与人民币境外流通量是正相关关系；贸易总量与被解释变量是负相关关系，这与经济意义相悖，所以将T剔除；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与被解释变量是负相关关系；最后通胀率与人民币境外流通量是负相关关系。最后，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方程为：2.2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分析.各变量不是平稳序列，但是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存在协整关系，即方程体系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建立内生变量为MF、GDP、IR和E，外生变量为C的VAR模型，确定最大滞后阶数为3。在滞后3阶下做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三期中，GDP和IR是MF的格兰杰原因，而E不是MF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较强影响，低通货膨胀率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样有较强影响，但是汇率的变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并不强。同时，几个变量间也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GDP是IR的格兰杰原因，E是GDP的格兰杰原因，IR也是E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在滞后3阶对通货膨胀率有较大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有很多的影响，而通货膨胀率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有较大影响。三者呈现循环解释关系，也就是说三个变量关系十分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