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篇（1）

Abstract:Inordertoresolvethe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effectively,itisnecessarytogowithagriculturallogisticsofhealthiness.Thepaperexpatiatesthatagriculturallogisticscouldresolvetheproblemofrightsandinterestswithpeasants,theproblemof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andtheproblemofsupplyandcompeti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Thispaperbringsforwardsomeadviceonhowtodevelopagriculturallogisticsafterenumeratingthefactorsofrestrictionandtheconditionsofexistence.

Keywords:agriculturallogistics;agriculturalproduct;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logistics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篇明确指出“十一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其中的关键是要实现农村的小康，开辟专门章节详细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就是农民权益问题、农村综合发展问题、农产品供给及其国际竞争力问题。

农业物流是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的加工、储运、分销等，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信息传递在内的一系列计划、执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农业物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关系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连接着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如何有效地保证农业生产，为农产品开拓市场、降低流通成本、实现农产品的价值等，已成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发展农业物流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改善和发展农业物流是促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的有效途径。

1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民问题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的，把采购、制造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统一起来考虑的一种战略措施，它涵盖了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物理性流动的全过程，包括物资的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活动。

现代物流除了具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特点以外，还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

我国农村有5亿劳动力，相当一部分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比如失地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状况就需要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因为物流条件的限制，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特别是农产品运销不畅，是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业物流在农资、农产品的采购、运输、仓储、保管、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销售等各环节需要改造或建立一批诸如国有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为农民协会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农产品物流服务的专业运输公司、专业包装公司、专业仓储公司等物流主体企业，而这些环节都可建立在乡镇一级，对农资和农产品进行货物的疏散和汇集，便于更好地配送和大批量干线运输，可以吸纳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能够就地消化。这样一来，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农民的收入问题；另一方面，减小了大量农民集中涌向大中城市带来的就业等负面影响。配合已经出台的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措施和农村子女上学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应该说，农业物流的良性有序发展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

2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村问题的促进作用

依托农村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开展种子、农机具、农药、化肥、饲料等农资供应销售连锁经营；建立由流通型龙头企业直接开办的连锁超市或连锁商店；发展加工型企业配合连锁经营，搞好农产品和农资的集中配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按照连锁经营的需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形成批量，统一向连锁经营企业直供直销农产品；帮助有条件的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配送中心，为其他连锁经营企业搞好配送服务，或依托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建立农产品的拣选、分类、包装、保鲜、深加工等，形成农产品的包装和加工制造业；通过建立冷冻、冷藏和仓储保管以及农产品的货代、配送和运输建立农产品储运企业。

规范农产品集贸市场，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和运输人队伍，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及时收集和农产品的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导农产品的合理流通。

通过以上非农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农村县乡一级基本具备现代农业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进而可以整合农业物流主体，发展多元化流通渠道。通过体制创新，改造、培育、壮大专业从事农业物流主体，使其在农业物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快原有农资流通企业资产重组改造，改变目前规模小、服务单调和封闭运行的现状，按照农产品流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重点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运销企业、进出口企业、物流配送企业和大型食品连锁超市的扶持力度，以市场为依托，组织农产品运销协会，鼓励“生产基地+农户”、“加工企业+农户”、“运销企业+农户”、“配送中心+农户”等模式的发展，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向专业化、规模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

配合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强农业物流企业的市场意识和客户服务意识，通过农业物流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问题的解决，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缩小城乡差距。

3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业问题的促进作用

解决农业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和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户为基础的分散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格局，导致我国农产品长期处于“一类原料、二类加工、三类包装、四等价格”的低效益局面。农产品难以满足远距离大批量运输要求，造成生产和运输中极大的浪费，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效益不高，市场竞争力弱。

农产品具有生产与消费的空间矛盾，农业物流能够有效地协调农产品生产地域性与消费普遍性的矛盾；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具有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特别是一些季节性农产品，通过农业物流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解决我国13亿人口农产品的供给问题。

农产品具有特有的物理特性、生物特性和化学特性。让分散农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安全进入物流系统，经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农业物流起到关键的联接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能使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及时化的需求，赢得市场和客户。

要合理解决农业问题，提高农业物流的效率和减少在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中的货差、货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状，应积极开展农业物流的增值服务：第一，农产品分类与分类包装增值服务；第二，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后的小包装增值服务；第三，农产品配送增值服务；第四，特种农产品运输增值服务；第五，特种农产品仓储与管理增值服务等。农业物流的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信息化优势，对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具有现实的推动作用，没有高效的物流能力，我国农产品很难获得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4发展农业物流的约束因素和现有条件

现阶段发展农业物流，在体制方面还存在着条块分割、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政策方面存在着政策体系不清晰、可操作性不强，物流市场存在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在人才方面，存在着物流管理和运作人才相对短缺，管理水平低、现有从业人员业务能力相对较差，现代物流主体企业不发达；农业物流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不足，现代化程度不高，物流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不高，标准化建设相对滞后；农产品物流投资结构不够合理；农产品流通中的信息化建设不完善，农产品的加工开发落后，保鲜技术和加工能力制约着农产品的物流质量，导致产品附加值低；物流发展缺乏整体规划。这些因素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物流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尽管发展我国农业物流有很多约束因素，但是也应该看到：

随着《物流术语》国家标准的，国家发改委等9个部委联合《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实施，《全国物流标准2005年—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的物流标准体系逐步建立，社会物流统计及社会物流总量核算的试算工作的开展，多层次物流专业教育体系和培训、考试与认证的启动，政府对农产品与农资连锁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等，从政策层面为农业物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五”期间95％的行政村通电话的电话村通工程，“十一五”期间将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县乡公路将增加30多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将达120万公里，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都将基本实现通公路，95％的乡镇和80％的建制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在基础设施方面为农业物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发展农业物流的建议

（1）政府提供良好的公共设施，为农业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协调发展，从体制上打破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发展智能交通保证物流的高效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电子商务认证体系、网上支付系统和物流配送管理系统，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不断提高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企业内部流程改造，积极探索物流一体化管理，大力推进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2）政府应重视软环境建设。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物流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政策，清除地区和行业壁垒，创造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和我国国情，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营造环境、行业协调自律的运行管理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农业物流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外部环境，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3）提倡农资、农产品加工制造企业和涉农商贸企业引入现代物流理念，积极进行企业内部流程再造和资源整合，提高自身物流管理水平。

（4）发展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农业物流。供应链管理从系统角度出发，通过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无缝衔接和协同运作，可以有效减少各环节的成本，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加强农业企业间的物流合作，逐步建立供应链管理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改善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农业物流服务水平，培育社会化物流的需求基础，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

（5）加强科技投入，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采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使物流规划和决策科学化，物流组织和管理民主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物流运作效率和效益。

6结论

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现代物流的发展，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规律，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农业物流，对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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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美贵，张兆同.改善和发展农产品物流的思考[J].农村经济，2005(2):22-24.

三农论文篇（2）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4亿3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4亿6千9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

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中国农村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

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

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有相当数量的观察主体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前几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谓“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撵走农民工，腾出位置让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其歧视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解决“三农”问题的四点政策建议

1、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观念，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2、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3、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

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必须改变策略，把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路线改为城乡联动、有大量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制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励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最终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仍有很多比较优势。用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无节制挤压和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是不明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城市就业造成困难，也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的通道。在工业化技术档次的选择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梯次结构。

三农论文篇（3）

现阶段，发展新农业就是推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以农业现代化为标志的新农业模式，应当具有科学化、企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社会化(产业化)、多功能化、生态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内涵及特征。[1]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业科技落后、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粗放、社会化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新农业建设特别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农业发展必须以现代科技体系为支撑

我国新农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农业，最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农业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和资源环境优良化等。[2]所以，现代新农业建设始终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持，具体讲就是要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和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全面实现农业科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培育农业优良品种，积极研制、引进、推广使用新型高效低污染肥料及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还出现了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新技术化特征，使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由于大批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特别是生物、计算机、信息、激光、遥感、原子能等现代高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并配合科学管理手段与经营方法，很好地推动了农业快速、高效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推进新农业和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现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建立及创新。

(二)发展新农业必须遵照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

首先，新农业建设要求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以农户家庭为基础分散的小规模土地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存在内在矛盾，不利于使用、推广机器和农业新技术，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实行农业企业化经营可以扩大农业规模，通过合同、契约等方式使农业生产要素在企业这个制度平台上进行市场化运作，达到合理配置农业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3]其次，发展新农业要求加强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与管理是现代企业的生命线，正由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领域，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与管理越来越成为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甚至成为国际农产品技术贸易壁垒的重要条件，加速农业标准化建设是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农业标准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标准化管理，严格农业投入品指标，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再次，发展新农业要求采取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客观上要求发展社会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目前农业现代化国家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政府、企业和农业合作社提供各类服务，很好适应了农业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今后，我国新农业发展的方向必须走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道路，不断壮大农业社会化组织，加强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能力，降低其经营风险。

(三)新农业发展应当追求生态化和低碳化模式

现代化农业虽然提高了农业单产和经济效益，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非持续性增强。正在兴起的现代生态农业较好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继生态农业后，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兴起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也应受到重视。低碳农业是为逐步降低农业生产中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达到发展低能耗、低投入、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现代农业。[4]低碳农业具有农业生产、安全保障、气候调节、生态涵养等多元功能，可以提高农业固碳功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和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5]不论是发展生态农业还是发展低碳农业，均要求降低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提高其利用率，推广秸秆还田，扩大绿肥、农家肥等有机肥种植，利用生物的食物链原理防治作物病虫害，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和沼气等农业生产新能源，减轻污染，改善农业生态。所以，鉴于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未来新农业发展目标必然体现其生态化和低碳化，必须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低碳农业。

(四)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演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被广泛应用，农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农业逐渐演化为信息农业。信息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与管理的高技术化、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等。[6]因此，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战略必须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跨越发展。同时，农村是农业信息化的依托，是实施信息农业建设的主阵地，而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使用者和受益者，是实施信息农业的重要主体，我国在发展信息农业过程中，通过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各类信息数据库，建立健全农村水质监测系统、病虫害监测防治、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村务管理等信息系统，不断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民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所以，信息农业建设过程实际也是实现新三农全面信息化的过程，必然推动新三农建设水平的提高，为根本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奠定基础。

二、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农村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建设

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最终实现农村现代化，这一过程包括实现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起到关键作用。

(一)通过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一方面，我国新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离不开农村这块主阵地，新农村建设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乃至成败，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了二者必须同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成为农业现代化推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新农村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也会加快农村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改变农村经济社会面貌。20世纪80年代后，乡镇企业在中国广大农村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大量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特征的农村第二产业发展，不但带动了农村服务业兴起，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今后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加强，农村工业会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农民的收入会不断提高，起到以工促农的作用。同时，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工业化又加快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广大农村地区崛起的新城镇，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提高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对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二)通过新农村建设为农民现代化奠定基础

新农村建设及其推动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使农民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加速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步伐。首先，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通过完善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和各项文化事业，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移风易俗和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民树立文明、科学的生活观念，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其次，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这不但有利于农民群众的健康成长，而且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农民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科学消费、文明生活的良好习惯，塑造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新一代农民队伍。再次，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问题，通过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迅速改变农村在文化、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为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创造条件。

三、培养新型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

农民的综合素质如何，直接影响我国新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培养新型农民和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农业自身的封闭体系，转变的契机在于投入并使用新的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是改变传统农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8]81-82那么，我国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落后农村向农村现代化转变，需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本，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应当具备多元化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培养大批新型农民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首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生产经营者确立新的经营理念。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需要的各类知识、技术、信息越来越复杂，农业现代化建设涉及的产业和环节越来越多，农业产业链条延长和农业分工越来越细，作为经营现代农业的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及时掌握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本领。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技术成果需要在农业领域推广应用，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对其文化、技术、能力等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培养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农民，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5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达76.4%，这与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70%以上受过职业培训的水平相差甚远。[10]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其次，随着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我国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等对农民综合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农民不仅要有知识、懂技术，而且还要懂经营管理，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勇于和善于参与市场竞争，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游戏规则进行生产经营及依法办事的意识，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和在市场经营中的盈利能力。总之，为了更好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问题，要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

(二)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农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现代化包括思想观念、知识结构、技术技巧、能力和智力等全方位的现代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转变为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只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必须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11]6-8因此，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不但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且需要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广大农民是农村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要求农民必须树立市场竞争观念和风险意识，自觉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适应市场多变的环境，及时进行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向的调整，提高驾驭市场、利用市场以增加收益的技巧与能力，成为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同时，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许多农民面临着非农就业的形势和机会，农民的收入逐渐实现多渠道和多元化，农民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还要适时掌握农业经营以外的知识和技能。这也给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必须积极转变农村办学理念，创新农村教育教学模式，农村基础教育应尽快从单纯应试教育转变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的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青少年各有所学，学有所用，既要满足一部分农村学生升学深造的愿望，也要培养大批志在农村就业，承担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任务的新型劳动力，引导部分青年在农村创业和就业。事实上，我国新型农民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就是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逐步实现的过程。

四、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但从本质上说就是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深层次问题。[12]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新三农，尽快形成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三位一体与协同推进体系。

(一)积极发展新农业，推进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规模大、素质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仅要追求农业现代化，还要追求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如果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反过来，如果没有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不会得到持续发展。[13]经验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乃至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因而，今后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且农业顺利发展也是新农村和新农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其他两个现代化。同时，农业现代化目标也为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传统农村会逐渐演变为现代农村，这个演变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作为农业现代化推动者的广大农民其综合素质也会得到极大提高，一代新型农民会随之成长。因此，积极发展新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既是新三农建设的核心内容，又是加快新农村、新农民建设事业和实现农村与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前提。

(二)加快建设新农村，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民成长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早日实现农村现代化，尽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推动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为实现农业和农民现代化奠定牢固基础。首先，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村居住、交通、通讯、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这些同样也是新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因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随着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别的不断缩小，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日益与城市居民接近，为新型农民的塑造奠定了基础。其次，新农村建设加快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业化可以直接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模式和经验等多方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吸收了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再次，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充分发挥产业和人才等要素集聚效应，可以吸收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城镇对周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教育、文化等方面对农业和农村进行支持，促进新农业持续发展和新型农民队伍快速成长。

三农论文篇（4）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新世纪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有发达的农业作支撑。在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3左右，只有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村市场才能够扩大，也才能真正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没有发达的农业，没有繁荣的农村，没有殷实的农民，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新年伊始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了四年多来，这一政策在提高经济增长率方面的确起了作用。但是，这种政策效应由于投资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而打破了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中消费与积累的平衡，造成了消费占GDP的比率逐步下降，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长期发展而言才是更为可怕的。目前的现状是，拥有很大一部分财富的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很低，绝大多数人因缺少财富而无力消费，居中间阶层的人，有一定的财富而有能力消费，但因市场能够提供刺激他们消费的新产品不多，也不去消费，这类人主要是城镇中的中产阶层，但是调查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耐用品消费方面已接近饱和，因此，国家出台的如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征收利息税、增加公务员工资、开办消费信贷等旨在刺激消费的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显著的原因主要在此。

如果不能把占人口2/3左右的农村需求搞上去，任何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都难以持久。调查资料显示，1985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58.5%，到2000年却降到38%。中国农民最需要消费，农村市场潜力最大，但是农民无钱消费。有人疑惑中国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却出现了买方市场，这与广大农民收入水平低，进入不了消费市场直接相关。另据调查，中国农村人口8.7亿，大约有2.1亿个家庭，任何商品在农村的普及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至少210万的销量。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间》的统计资料，2000年底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对比情况，仅在彩电、洗衣机和电冰箱城市居民拥有量分别为116.56台、90.52台和80.13台，而农村地区的这一数字仅为48.74台、28.58台和12.31台。如果农民收入能大幅度提高，这些耐用品消费在农村就大有市场。

近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注重投资需求的扩大，轻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所引致的投资需求的增长、国民经济的增长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策作用点应调整到刺激消费需求，而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应当成为重中指重。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平台急需搭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以农补工阶段、农工自养阶段和以工补农阶段。按照国际通则，在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一国就进入农工自养阶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般是以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作为结束提供农业剩余发展工业的标准（刘书明，2001）。中国目前人均GDP2000年已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在近20年的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农村人口城市化率极低，1978年城镇人口比重为17.92%，到1999年为30.89%，仅上升13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导致中国工业在国有企业攻坚改革和入世冲击的内外双重压力下，难以自养，还需要农业继续输血。所以近年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很快，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由1994年的139.9下降到1999年的87.8，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断减少，1998年用于农业支出的财政支出比例为10.69%，1999年就降到8.23%，2000年又降到7.75%。

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四年多，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平台已搭建好，但是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共设施尚十分短缺，据调查，全国仅1/3的乡镇有供水站，83%的村不能饮用自来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没安装电话，已安装电话的电话费比市话费高近一倍；虽然95%的村能通电，但电价昂贵，普遍是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93%的村能接受电视，但信号相当弱，彩电信号尤差（文启湘，陶伟军，2002）。公共医疗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公共照明设施都十分落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借助积极财政政策，下大力抓一抓，把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为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搭建平台。

三、县乡机构改革应进行到底

“三农”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根源不在于农民，而是思想上的重工轻农，政治上的“城乡分治”，体制上的机构臃肿、人员过冗，制度上的唯“家庭承包责任制”、反对任何制度创新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对“三农”问题，给人普遍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近年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似乎很少把“三农”问题考虑在内，似乎只要把土地的承包期延长30年就可以了，根本没考虑到由于现有的制度使农民负担沉重，农民已不迷恋生养他们的土地。难怪以研究“三农”而著名的温铁军博士疾呼慎言“三农”。

可是，广大农村、广大农民有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要想把这种巨大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只能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对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大多数人认为通过稳定延长土地承包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对农民征收的各项非规范性的收费、调整农业税和农产品税等规范性税收税率即可。笔者认为这种“切分蛋糕”的做法在短期内可以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十分必要。而根据付光明等（2002）调查表明，以政府数十个涉农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从农村、农民、农业中争夺自身经济利益为特征的部门内生交易费用“综合症”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彻底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削减不必要人员，就难以达到乡镇机构减人减支、农民减负的目的。但现实推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名义上已基本完成，从上到下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层层分流非常顺利，而到县及以下乡镇机构人员再难分流了，或者名义上分流出去了但仍然要拿农民负担的工资。因此，如果不彻底把这些人从政府职能部门剥离掉，政府机构改革成果难以巩固，税费改革也难以推进，从长期来看，即使把“蛋糕”做大，而切分“蛋糕”的人有增无减的话，不能保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经验证明，只有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扩大市场，国民经济才能稳定发展，“无农不稳”就是这个道理。

四、通过农村再组织变革提高农民收入

要想做大“蛋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只能通过组织变革或制度变迁来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销售方式、劳动和资本的组合方式，使农业内部重组和重新分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实现舒尔茨（Schultz,中译本,2000）所说的“农业的报酬递增”。要使农业产生较高的回报率，关键是在农村再组织的基础上引入先进的生产要素。农村再组织的形成首先需要摆正农业和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的定位，服务和保证再组织所需的各种契约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这样现有的庞大的农村县乡村机构和人员，必须精简去2/3左右，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才能不受干扰地自主地形成农村再组织；其次要取消各种对劳动力流动的人为限制，如废除户籍制度，以国际税法中通用的居住标准来判定一个人的居民身份，允许承包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流通，农民有权放弃土地承包权，城里人如果有好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到农村来承包经营土地；否则，即使再组织形成也发挥不了作用，先进的生产要素不会进入。

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农业资本利润率低，但这一观点也反证了一旦变动后，农业资本的利润上升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工商业资本投入农业的极大驱动力。这从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这两种哈耶克（Hayek，1988）意义上的“市场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作用可以证实。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中国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形式是农业产业化。国内自1990年代初由山东诸城市提出，有关农业产业化的研究成果颇丰，笔者无意再置喙于此，这里只想谈一下积极财政政策在农业产业化推广方面的设想。

虽说农业产业化是以农民为主体推动的农村秩序的重构，是基于自利原则上的农户与工商企业的自愿合作的结果；但是实践中，由于政府仍维持着的垄断，使农业产业化无法涉足一些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由于多年的工农“剪刀差”和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由于现有教育体制安排，忽略了广大农村，致使农民的知识存量普遍不足；也由于运输、信息收集、监督合同等环节的规模经济要求；还由于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发展的落后，致使其农业产业化缺少应有的基础设施平台支持；因此，政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作用空间。五、解决上述“三农”问题的构想

理论上被视为短期政策的积极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已实行近五年了。最近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呼声很高，马拴友（2001）认为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无论从短期、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引入政府资产存量、政府收入流量对中国政府债务进行分析，分别得出政府以资不抵债和政府已无法再提高收入流来降低财政风险和改善债务状况。他们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靠发债搞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他们从理论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断定国债不能在大规模的发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应考虑淡出了。对此笔者不这样认为，关于目前中国政府还能否大量发国债支持上述提到的农村经济发展，引用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让这些同志查看一下中国金融机构、投资企业近年的国债资产增长情况，再走到老百姓为购买国债而排的长长队伍中，从中国城乡居民拥有近九万亿的储蓄存款的情况来看，三到五年内拿出1/3左右存款投资国债是非常可能的。这就是说三五年内还有3万多亿的国债发行规模。至于债务风险问题，对内发行国债，只要保证政府的可信性，本金偿还不应在令人担心的考虑范围内（可用新发行的国债的一部分来偿还），只需考虑每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国债利息支出的可行性。从近年税收增长的情况来看，这似乎不成问题。从中国具体国情（而不是比照国外的经验数据）来看，发行国债、推行政府主导下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仍有空间。再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来看，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国债市场是一国金融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因为（1）国债为社会公众、社保基金、投资基金、银行、保险公司等提供了一种零风险（目前我国还是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2）国债市场的价格，既为中央银行提供市场信息以随时调整政策取向，又为其他金融市场产品的价格提供参照基准；（3）为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形式金融监管提供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发达的国债市场具有足够的市场流动性，可保证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最主要的是为中央银行从事公开市场业务、实现货币政策意图提供操作对象和场所。可是目前中国国债的规模、品种、期限结构、利率结构和交易方式都远没达到发达的国债市场标准。今后围绕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效应，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很大。

党的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新年伊始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今后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方向应重点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支农发展方面具体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通过财政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而政府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村人口的农业支出比重不足1/10（1999年为8.23%，2000年为7.75%）；农民自身的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增产不增收；乡镇企业多年的不景气；许多城市限制农民工打工的歧视规定等原因，农民收入增长逐年下降，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实际收入近几年呈绝对的减少，所以，1997年政府提出的开拓农村市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扩大的迹象。不是农民不需要商品，而是农民没有钱消费。调查表明，农民有限的剩余资金还被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系统零星收购然后缴存到中央银行。农村经济现在成了无人扩大再生产，仅仅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些地方连简单再生产也做不到。在此情况下，政府如果不再对农业投入，后果将十分严峻。国外经验表明，国家对农业支持越多，农业盈利水平就越高，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也就越大。中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积极财政政策在这方面很有文章可做。因此，政府应对农业投资给予各种优惠或奖励或补贴，如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农业利润用于农业再投资、对农业贷款实行财政贴息、对私人兴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给予财政补贴等等。

二是政府主导建立城市乡村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可借鉴新加坡在社保方面的做法，把目前中国农户自发进行的防卫性储蓄以省或市为单位协调统一使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保制度。短期内的资金缺口可考虑国债资金贴补，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全面增长，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只要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建立这一城乡统一的社保制度是可行的。经济理论告诉大家，最终消费提高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包括增量消费和存量消费。消费增量的提高依赖于边际收入的增长，边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不是短期能实现的；而社会消费存量的增长则主要取决于居民预期的稳定。针对预期的不稳定，城市居民的基本对策是增加个人储蓄保障，所以储蓄存款不受降息、征利息税的影响仍以年均14.3%速度增长；农村居民的对策是多生孩子，养儿防老，农民收入大多用于计划生育罚款了，不能进行农业投资和和生活消费。只有建立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分散的个人储蓄保障转变为规范的社会保障，才能提高城乡居民的预期稳定性，才能把他们的存量财富用于消费；只有建立涵盖县乡村基层干部的社会保障制度（这要大规模的精简基层机构和人员），通过政府买单来保障基层干部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基层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解决农民负担过重，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民投资和消费的资金约束。

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初始分配能力和禀赋。这是解决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起点上的不公平，通过教育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民主意识，才能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另一方面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出人力资源开发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成败。把中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重点是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能力。从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自1996年以来逐年下降，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GDP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2000年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2.56%，低于国家制定的4%标准，也低于世界5%左右的平均水平；用在农村中小学教育上的经费与用在高等教育上的相差无几，1999年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当年教育总经费的25.7%，而同期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22.8%，但农村中小学教育是义务性的，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性的。因而，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先考虑特困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以后逐步惠及全国适龄儿童，真正体现国家在基本教育方面的义务性。另根据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apping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基于初始能力和禀赋分布的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趋拉大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税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的再分配，将会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产生影响。因此，增加政府在农村教育方面的投入，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价值、能力和禀赋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

四是财政拨专款设立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基金及其他鼓励性措施，专门资助和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从事创业活动。当前，农业大学或其他大学的适农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去，有缺少创业资金的原因，也有农村即使是乡镇企业也提供不了与城市可比的就业环境方面的因素。政府应制定政策鼓励到农村去的大学毕业生，专门设立基金资助是一个方案；允许他们的人事档案户籍关系保留、或挂靠在所在省市的人事部门，不用迁移到他们所去的农村基层部门，并可以做一些期权安排：如规定凡到农村工作若干年以上并做出较大社会贡献的大学生以后子女上学费用可免除、考大学可加分等。另外建议农业大学以培养农村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为主，不纳入高考入学范围，免试入学，免费培训（所需费用由财政投入，目前的资金缺口可考虑国债筹集资金）或者被培养人员回到农村生产经营有了收入后再交学费，农业大学的课堂最好设到农业试验田里，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切实实现农业科技成果迅速转化农业科技生产力，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总而言之，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得不到较快增长，制约农村消费需求增长，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多年积极财政政策既没有改变物价指数持续下降、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缓慢、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也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反城乡经济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解决“三农”问题，支持农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的小康，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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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光明,黄正林,沈亚林.部门内生交易费用“综合症”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J].管理世界,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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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拴友.中国公共部门债务和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8).

三农论文篇（5）

一、农发行企业文化的内涵与现状

（一）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与一般特性

1、基本内涵。企业文化一般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并被企业员工普遍认同和遵从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的总和，它渗透于生产经营的各方面，是企业独特的内涵、素质和风格，是企业的灵魂和持久动力。它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基础。它强调，在企业内部，要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使命感；在企业外部，强调企业对社会的适应性和社会对企业的认同程度和信誉程度，以最终达到企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一般特点。企业文化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柔软性，似一种无形的力量，让员工有一种柔性压力感；二是潜移默化性，象无声的命令，促使员工朝着同一目标前进；三是连续性，绵延发展，多年培育而成；四是变迁性，不断变化、积累和革新；五是群体性，由全体员工的行为共同作用形成。

3、主要功用。企业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归结起来有导向、提升、教育、凝聚、激励、约束、辐射、稳定、改善人际关系、规范企业形象、促进有效管理、提高经济绩效等等。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文化特色鲜明的企业在寿命、业绩方面均明显优于其他企业。作为柔性管理的重要手段，企业文化主要发挥着粘合剂和指示灯的作用，它为企业的员工树立了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能够代替权威机构来协调员工的行为，保证为了激发员工的创造性而采取的放权措施不会导致混乱；并可以为所有的员工指明奋斗的目标和行为准则，利用员工的创造性来做出相关的决策。

（二）农发行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企业文化的异同点

1、相同点。在市场经济前提下，树立以市场为导向、客户为中心、效益为目标的现代经营理念，打造现代银行，是银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的共同目标。

（1）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商业性银行一样，农发行的文化建设也必须融入社会主流文化，紧扣“三个代表”这个主旋律，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

（2）金融是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防范控制道德风险、经营风险的任务很重，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主要形式。因此，与商业性银行一样，农发行的企业文化具有风险文化的特征。

（3）同商业性银行一样，农发行是一级法人，对于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核心经营理念、企业精神和奋斗目标，各分支机构必须与总行保持高度一致，全体员工要富有团队精神。

（4）农发行是面向粮棉企业特定客户的窗口行业，与商业性银行一样，其企业文化具有服务文化的特征，必须与大众文化、农村文化等有机地融通。

（5）同商业性银行一样，信贷业务也是农发行的主体业务，其企业文化又具有典型的信用文化的特征。

2、不同点。农发行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企业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其所担负的经营与管理职能的特殊性决定的。农发行经营业务的政策性（经营的贷款属国家政策性资金）、客户群体的特定性（仅限于国有粮棉购销企业）、资金来源的借款性（主要为中央财政借款），与商业性银行经营业务的商业性、客户群体的广泛性、资金来源的吸储性相对应的。这体现在企业文化上，商业性银行必然注重在外部文化环境上下功夫，将通过丰富的金融文化扩大“吸储”来源放在第一位；而农发行则把侧重点放在内部文化管理和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归属感、使命感上，以运用企业文化规范员工管理行为、正确履行职责为第一目的。具体而言，农发行的企业文化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色：

（1）突出执行政策的刚性。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必须把执行政策放在首位，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关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农村经济与金融政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等，这是其立行之本，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办行方向始终不能动摇。

（2）凸现服务“三农”的特性。农发行工作的重心就是服务“三农”，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支持农副产品收购，促进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1、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进展。农发行成立10年来，已经成为支持国家购销政策落实、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金融工具，其经营方式、管理经验、机构体系、干部队伍，都日趋成熟。不论从业务营运，抑或从内部管理的角度看，都已成功地探索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经营理念。各级行都坚持以人为本，结合自身实际，举办了大量学习培训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开展了学习“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财经纪律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十字”行风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动，“执行政策、服务大局；求真务实、团结创新；爱行爱岗、文明从业；廉洁自律、勤俭办行”已经写进农发行的员工行为守则，还有总行倡导的“清正严实”和“爱岗敬业、廉洁从业、艰苦创业、建功立业”的职业精神，“团结进取、务实创新”的团队精神和“机构精干、素质优良、管理严谨、手段先进、效率一流”的管理理念等，正在逐步转化为员工的理想和信念，农发行企业文化的理念和氛围正在逐步形成，建设的力度逐步加大、内涵逐步深化，取得了可喜成绩，打下了一定基础，服务“三农”的社会形象也逐步得以塑造。

2、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不足。10年来农发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不可掩盖的事实是，其经营业绩靠制度刚性约束取得的成分居多，靠文化柔性聚捻取得成分偏少。理论界把对企业文化的认知归结为五个阶段：混乱阶段（仅限于基本认识）、片面阶段（尚未形成个性和统一的核心理念）、系统阶段（能够正确认识并进行系统建设）、实践阶段（理念转化为企业的制度、流程、策略等各项行为）、省悟阶段（“形神合一”的最高境界）。从农发行的现实情况来看，应该界于片面与系统之间，由片面向系统阶段转换，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表现形式看，不足之处主要反映为：

（1）缺乏对企业文化的全面理解。对文化理念的认同不够协调和统一，尚未准确理解和把握农发行企业文化的内涵，未真正认识到企业文化对于经营与管理、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往往把企业文化建设混同于开展一些文明服务活动、业务文体活动或思想政治工作，存在重业务经营、轻文化建设的思想，且在实际中关注更多的是企业文化外在的表现形式，存在将企业文化建设与经营管理搞两层皮的现象。结果外表看热热闹闹，内里依然故我，步入了形式化、肤浅花的误区。

（2）缺乏强有力的建设手段。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系统科学的调研手段、提炼提升技术和内化外宣的控制能力，企业文化建设研究缺乏一定组织形式载体，激励机制也相对滞后，导向作用不够。有的行甚至对抓好企业文化建设感到无从下手，理不清头绪。

（3）缺乏持续长期的建设机制。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投入也不足，使得物质文化层面上的一些东西不够成熟。闲时或经费多时就想起搞一些企业文化活动，忙时或经费少时就少搞，甚至不搞，缺乏一种常抓不懈的机制。同时，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范围有严格界定，其运行机制表现出明显的非盈利性和非竞争性，使得其企业文化建设缺乏一种持久的原动力。

（4）缺乏经过整合的推进系统。上下之间、部门之间尚未形成合力，造成企业文化“虚化”，各级行在文化建设上随意性较大；同时，引导教育和沟通不到位，职工参与度不高，业务部门常常觉得与自身不搭界而游离于企业文化建设之外，且存在员工进取心不强，工作推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现象，使得凝聚力作用显现不够。

（5）缺乏差异化和特色。一方面，行与行之间缺乏特色。现实中不少基层行所搞的企业文化建设往往是大同小异，缺少本地区农发行行业特色，缺乏本单位个性和创意，陷于低水平重复怪圈。另一方面，不同经营阶段重点不突出。农发行在业务经营上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但每个时期并没有准确地把握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氛围。

二、农发行企业文化的架构

农发行的企业文化架构应包含三个层次：物质层、管理层、精神层，这种由外到内的分布构成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相互融合，浑然一体，缺一不可。精神层是企业文化的内核、主导动力源，是农发行之魂，决定其他两个层次；管理层是精神层和物质层的中介，精神层直接影响管理层，并通过管理层影响物质层；物质层和管理层是精神层的体现，以外在形式体现企业文化的水平、规模和特色，体现农发行特有的经营哲学、价值观念等。

（一）精神文化层：价值理念系统。

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作用领域、员工结构等各种因素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观念。农发行的精神文化层应主要由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发展目标、经营思想、企业道德等内容，构筑价值理念系统。

1、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是指农发行内部成员对某事件或某种行为好与环、善与恶、正确与错误、是否值得仿效的一致认识，是农发行企业文化的核心。农发行核心价值观应体现“以人为本、团结协作、创新进取、和谐发展”四个基本特点：一是以人为本，尊重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坚持“以人为本、公平竞争、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的人本理念，将农发行发展目标与员工个人发展目标相结合，构造农发行与员工的命运共同体，达到农发行与员工共同成长。二是团结协作，强调团队精神。这是推进农发行改革与发展的所必须具备的。三是创新进取，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观念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全方位的创新活动。四是和谐发展，客户是农发行生命所在。积极开展客户营销，支持客户开拓市场，培植优质资产。

2、企业精神。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必须放在企业精神的确立上，这是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最有效方式。“执行政策、加强经营、引入竞争、服务三农”应是农发行企业精神的精髓，既找准农发行的职能定位，又提炼出农发行人的价值取向。执行政策是农发行的立行之本，服务三农是农发行的职能所在与价值体现。加强经营是农发行可持续发展的出路，依托经营目标的完成来保障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引入竞争方使农发行获得持久不衰的内在发展动力，在金融全球化与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不仅在业务经营上勇于创新、敢于竞争，在内部工作的完成、文化建设的参与上也应引入、培育竞争精神。

3、发展目标。农发行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有明确的、可实现的目标作牵引。“打造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应是农发行的目标方向，对于农发行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可依据总行的定性：努力把农发行打造成为发展目标明确、治理结构合理、资产状况良好、经营管理规范、内控机制健全、管理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政策性银行。

4、经营思想。农发行应突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银企和谐共存”的经营思想。在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运作的进程中，融洽银企协作，健全自身体制机制，加强经营核算，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金融效率与经营绩效，在实现“社会贡献最大化”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运行成本，追求最佳利润，实现社会效益和自身经营效益的和谐统一。

5、企业道德。企业道德与伦理是农发行经营管理活动能够绵延存续的内在凝聚力。“爱岗敬业、廉洁从业、创新立业、团结兴业”，树立开放型思维，引进先进因素，弘扬新时代敬业精神、自律精神、创业精神、团队协作精神，应是农发行道德伦理文化的应有之义

（二）管理文化层：管理规范系统。

企业管理文化是承接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纽带，是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外的企业文化的总和，是以企业管理行为为形态的企业文化。农发行的管理文化，应包括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

1、制度文化。即企业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企业为实现自身目标对员工行为给予一定限制的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依托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和规范的制度运作链条，培植农发行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控制机制、评价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2、行为文化。即企业及其员工在生产经营、人际关系中产生的活动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管理行为文化和员工行为文化。企业管理行为文化体现为培训文化、风险文化和网络文化。培训文化的着力点在于构筑梯次结构的培训系统，为员工提供成才和提升自我价值的平台；风险文化表现为风险意识的形成，风险预警、防范机制的建立与运作等；网络文化则是着眼于“科技兴行”的战略，加快农发行电子信息化建设，应用网络平台，实现决策层、管理层与员工层之间政令快车直达的“扁平化”管理和高效管理的目标。员工行为文化，体现为自律和他律的过程。自律，即严格、高标准要求自己，克服不良习气，养成不断学习的良好习惯；他律，即“依法办事”，在管理实践中让制度规范渐入人心，使之演变成农发行全体员工的习惯行动。

（三）物质文化层：形象识别系统。

企业物质文化是由企业的各种物质设施、行业标识及其生产经营的产品等构成的器物性文化。农发行在物质文化建设中，需要导入CI形象标识系统，构建标识文化、服务文化和环境文化，形成包括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的全方位的农发行形象识别系统。

1、标识文化。统一行徽、统一行服、统一行歌、统一办公楼外观形象设计、统一佩证上岗，体现中国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特色，体现农发行人简洁、干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服务文化。农发行是应国民经济发展要求而生，只有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客户、服务于大众，才能取信于社会、取信于客户、取信于大众。农发行在办理金融业务时，应讲究文明用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提供超值服务。抓好营业窗口建设，从礼节礼仪、交际规范等方面提升员工服务水平，将简单的办事程序升华为高层次的服务文化。改善农发行在龚断经营下形成的官商作风，以客户为中心，从不断发现与解决客户、社会、大众的不满意来完善管理，努力在客户中树立优质、诚信形象，在政府树立有为、有位形象，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负责任、讲奉献形象。

3、环境文化。注重办公、生活设施建设。农发行的物质环境整体布局应体现自己的特色，突出自己的风格，使员工在简洁、宁静、庄重、神圣的文化氛围内既感受到环境对自身言谈举止和行为的规范，同时也感受到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精神上的愉快和自豪，自觉自律、爱岗敬业、心情舒畅地做好本职工作。因地制宜，多方筹措资金，花小钱，办大事，搞好农发行“共性文化”和各行“个性文化”的结合，充分利用本地、本行“亮点”，创建自身特有的特色文化，使之成为一种品牌文化，产生品牌效应，提高企业文化建设档次，为提高业务经营效益服务。

三、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综合考虑企业文化的一般内涵和农发行的职能特点，笔者提出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十字诀”，即农发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应从“规划、孕育、引导、激活、凝聚”十字上下功夫。

（一）加强组织领导，规划企业文化。首先，提高领导者素质，强化领导者作用。企业文化的首席设计师是企业家。要重视各级行领导班子的选配、教育、培训、评价和监督，把各级行行长塑造成现代化农业政策性银行家。各级行行长应具备五项基本素质：通晓现代金融和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理论与实务；道德价值观高尚，品格修养完善，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洞察力与创造力敏锐，有坚韧不拔的勇气、毅力和开拓创新精神；组织控制经验丰富，掌握领导艺术，知人善任；具备较强风险意识及处置、抵御风险的实际能力。

其次，成立推进中心，建立工作机制。要建立党委（支部）领导，行长负责，工会协调，各部门共同参与，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企业文化建设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并在协调部门下设企业文化建设推进中心，从人员上配备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工作；从资金上保证必要投入，尤其是对试点单位给予重点扶持，以推进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第三，整体规划，稳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可考虑在物质、管理、精神三个层面上，由外向内，先试点后推广，利用3～5年的时间，分三步推进：

第一步，侧重物质文化建设，结合农发行文化理念，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行CI形象设计。

第二步，侧重行为文化建设，制订长期培训计划和年度培训计划，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增强员工的信用、风险、效率与学习意识；同时，联系实际，根据需要，分年度制订文化活动计划，建设好“员工文化”，增进员工彼此友谊，培养团队协作意识。

第三步，突出制度文化建设，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健全制度运作链条，把文化理念转化为制度、流程、策略等实践行为，把按制度规范办事转化为员工的共同习惯，推动企业文化逐步由“员工文化”向“行文化”、“家园文化”过渡。

（二）强化培训交流，孕育企业文化。要通过强化教育、培训、学习、交流，培育员工的企业文化理念。一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加强培训。一方面，以培训研讨、以会代训等形式，对各级行行长和推进中心干部，加强企业文化理论与实务培训；另一方面，采取专题研修与学术探讨、学历教育与资质考试、送出去培训与自办培训班相结合的形式，经常性地对员工分期、分批、分类开展业务技能、观念及素质教育的再培训，在学历教育上可加强与大专院校的联系，为员工提供在职深造的平台，并建立培训档案，掌握员工的培训状况、知识结构与专业特长。三是创建学习型银行。完善学习制度，健全学习机制，让工作本身成为学习过程，让学习升华为创新，让农发行保持恒久生机与活力。四是加强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行际交流、部门交流和本部门员工之间交流等形式，增进彼此友谊，团结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共进，在农发行内部营造一种“流动”的企业文化，把员工多元的价值取向融入到农发行统一的主流价值观之中。

（三）注重典型宣传，引导企业文化。先进典型是企业精神理念的人格化、组织机构力量的集中体现和企业文化的力量源泉。农发行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不断挖掘、培养、树立典型，用榜样的力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涵，用先进典型的人格魅力引导企业文化的成型。典型应包括三种类型：默默奉献、忠于职守、业绩突出的职工典型；办事严谨、严于律己、高效精干的管理“精英”；又红又专、思路敏捷、开拓创新的各类“人才”。具体操作，应借助先进典型的宣传，对内利用局域网、各类会议等渠道，深化对企业文化的宣传，引导广大员工认知企业文化，自觉参与企业文化建设；对外利用报刊台及互联网等新闻媒介，深化对“农发行”品牌的宣传，提高农发行的知名度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四）完善激励机制，激活企业文化。要根据现实情况研究激励的层次、效用和方法，对单位和个体实施有效的激励，激活企业文化，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一方面，建立严密科学的企业文化建设量化考核机制。结合农发行实际，对各级行企业文化建设细化考核项目、量化考核指标，实行动态检查、考核验收机制。具体由推进中心制订考核办法，联合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另一方面，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专家认为：人才在工作中寻求的无非是三方面的回报：现实收入、工作挑战、发展空间。农发行要留住并吸引人才，就必须在这三方面下功夫。在现实收入方面，全面推行岗位工资制，技能、岗位价值决定岗位工资，贡献、绩效决定年度总收入，发挥市场价值最后留人的比较效用，实现外部公平。在工作挑战方面，重视员工的职业生涯设计与规划，推行目标管理。对于管理型、专业型和操作型三种职业前途，当每一名员工跨入银行的大门时，都会被告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职业前途，通过努力，若干年后可能会达到什么高度。这样，就让每位员工都能有一个体现自身特点的奋斗目标，依托农发行事业致力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在发展空间方面，用技能鉴定和业绩考核等方法确定员工上岗的资格，员工根据自己的业务能力和身体状况等条件选择合适的岗位，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变对管理人员“相马”式的委任制为“赛马”式的竞争聘任制，并实行“在岗要受控，升迁靠竞争，届满须轮岗”的管理模式，为每一位员工创造竞争的均等机会。同时，逐步完善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管理，为不同类型的专业人才提供人尽其才的发展空间。

（五）建造温馨家园，凝聚企业文化。一是加强职工之家建设，创造人文环境。规划办公、居住环境，实现绿化、美化、净化、亮化，营造“绿的格调、美的享受、爱的氛围”；同时，建设和完善信息网络系统、图书室、健身室、活动室、荣誉室等文化设施，营造高品位、深内涵的人文环境，增强员工对农发行这个“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农发行事业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

二是开展文明创建工作，营造文明氛围。深入开展“文明行（部）”、“文明处（科、部）室”、“文明楼栋”、“文明行员”、“文明家庭”等的创建评选活动，在丰富内容、提高质量、突出实效、优化形象上下功夫，从深度和广度上把文明创建引向深入，提升员工的思想境界，构建一种文明、竞争的机制。

三农论文篇（6）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显著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业本身越来越产业化，因而为销售而生产的农产品数量的增长，要比全国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快得多。商品农业在农业生产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资本性质。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善于经营、富于精打细算的浙江“农民”就开始以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看待一度受冷落的农业。他们摸索出一条按办工业企业的办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新路子，有近20万“农民”重新回到土地，像办工厂一样办起了“农业车间”[4]。

改革开放在中国正是创造了和创造着那些引起农业产业化和使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在商品农业增长的同时，把人口吸引到工业的过程，城市发展以及新的工业中心形成的过程也在同样迅速地进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使中国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但仅仅过了十几年却使他们遭受了不断衰败和日益贫困的悲惨命运。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大部分产粮区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减退。1979－1984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985－1988降为5％，1989－1991则还不到2％了。[5]从1985年以后，我国传统农业发展就基本走向停滞状态，随着农村各种税费的逐年增加，广大农民不堪重负，近年来农民的实际收入已开始减少。

曾给农民带来巨大希望的小块土地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富裕，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平均分配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分到小块土地的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甚至往往不够维持生活，因为现在他必须用钱来购买许多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农民除了家徒四壁的房子和一小块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再加上农民必须缴付的各种苛捐杂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变成了一种桎梏。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却成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安徽河南等地的年轻农民早就意识到“在城市里收破烂、拣垃圾也比种庄稼强”，有的农民甚至说“种田还不如坐牢”，“死也要死在城里”！所以，农民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土地，出外打工谋生。由此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度过了它最初的繁荣时代，即将走向解体。

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已经难以维持自己的生存，更不用说去跟现代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竞争。农民现在不是靠自己的生产能力，而是靠较低的消费水平和过度的劳动来维持生存。勤劳和节约成了中国农民最坏的优点。有人以为小农破产的原因不应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以外的一些表面现象如农产品价格低迷的影响中去寻找，那么，这些人的理论一碰上现实的生产方式，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我国除大米、大豆的价格与国际市场较接近外，小麦价格已比国际市场高75％、玉米高63％、棉花高12％、菜籽油和豆油高37％、禽肉高35％。很多人都认为，现在工业与农业的“剪刀差”愈来愈厉害，种地成本不断攀高，农民是由于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比较效益低下”——而抛弃土地。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朱俊峰在对吉林省玉米生产收益和劳动生产率的规模间差异的实证研究表明，大规模经营生产成本最低，大农户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小农户的11倍多。这就导致大规模农户的农业收入为26430元，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小农户则只有1289元，连维持生活都相当困难[6]。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农民的分化——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落入无产者的队伍。

这种分化是通过不同的道路进行的：一部分富裕农民开办工厂，雇用民工进行生产，另一部分富裕农民租进大量土地，采用大型农业机械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雇用雇农来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取丰厚利润。在农村的另一极，是广大贫苦农民日益破产变成雇佣工人，在这一极，不是“农业”无利可图，而是在资本农业的空前竞争下，小农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的贫困和破产迫使人们抛弃土地。这同时也是90年代以来农村走向全面破产的根源。

目前，我国的小农生产基本上还停留在人力加畜力的水平上，绝大多数的农活是靠牛拉犁、肩挑担、锄松土、手插秧、镰割稻来完成的，这种陈旧的农业生产方式必然会使农民同自己以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完全隔绝开来。所以，马克思关于法国小农所说的如下一段话对于中国农民是完全适用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往，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7]。同生产的这种分散性相联系的是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的落后，所以，我们的农民正在力求摆脱这种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8]。

时下有一种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观点就是借口维护农民的“利益”，声嘶力竭地高呼严格维护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变，分给农民的责任土地“一律不准收回”。这看似是为农民“着想”的观点恰恰束缚了农民，责任田已成为不少农民丢也丢不了的沉重包袱。要知道，有不少长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都愿意放弃责任田，愿意将承包土地退回。这本来是促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大好时机，可我们还是僵化地固守条条框框，死抱教条不放，致使“一律不准收回”的“好心”政策使承包责任田对这部分农民来说成为你不要也得要的烫手“山竽”。农民外出“打工”不管种不种责任田，各种税费一分都不能少，但责任田又不能退。这种僵化的制度，严重地禁锢了农民的手脚[9]。

当这些承包的土地成了农民“甩不掉的包袱”的同时，许多想搞资本农业即投资“高效农业”的租地农场主们却又苦于找不到大片土地进行集约化耕种。

“冯荣樟是一个有技术、有<经济>实力的种粮大户，原先的几十亩土地已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想大规模‘圈地’搞高效农业。……想在新风村‘圈地’的人不止冯荣樟一个。新风村村民陈仁根也有这样的想法。陈仁根早几年一直在自己办厂，他的新风热电有限公司经过许多年的积累，已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效益很好的民营企业了。办企业的经历让他比一般的农民更有商业经营的头脑，‘人弃我拣’是一种经营策略。陈仁根希望‘圈’下上百亩土地，建一个现代化园艺园区<我们的资本家不把他的资本投入工业,而是投入农业,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但如何能‘圈’到上百亩的土地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浙江省农村悄悄发生了。如果说20多年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力，那么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的推行就是中国农业新的转折点。随着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推开，分散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租给农业资本家经营。这样，使得资本家投资农业，进行集约化生产，推广农业技术，并按照现代工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运作。当农民们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的时候，新一代的资本农业迅速崛起。

“许多工商业主、种养大户纷纷携资承包土地搞养种，优质资本正频频涌向这里的农田。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投入开发效益农业，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工商业主有80家，总投资额超过2亿元,平均每家200多万元。”[10]

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却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资本农业而来的，是耕作方法和农作物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资料的积聚。这是一场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伟大的“土地革命”。

资本农业之所以率先在浙江兴起，并非偶然。由于浙江资本生产相对发达，农民大量离开土地，且私有资本实力雄厚，所以，资本农业在浙江率先发展起来是必然的。它最迅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对人民群众最有利。

现在，不只是在浙江，在全国各个地方，农业正是而且完全是按照资本的方向发展，资本性质最为显著而且正在得到最强劲的发展！

以晋江为例：全市人均耕地0.41亩，低于全国1.4亩和全省0.7亩的平均水平。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95％以上的村采取按人口平均承包耕地，“均田”到人，加上以田块远近、土质好坏等条件均衡搭配，以至土地分得很散很小，一般承包2～3亩地，至少分散在3～5处不同的地方，不能形成应有的规模，也限制了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和推广，但是“土地从分散走向集中，经营规模由小而扩大，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是晋江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到1994年，全市有各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户2017个。其中从事粮、油、蔗、菜生产的有620户，租地面积3万亩，租地面积在50～100亩的88户，100亩以上的有61户，面积最多的达733亩。与发展初期的1988年相比，种田大户增加421户，租地面积增加22440亩，户均经营规模扩大15亩。另外，还有果林、畜牧、水产、养殖、食用菌等专业户1397个，其规模经营分别约占全市果林面积的50％、肉类总产量的20％、海、淡水养殖面积达60％和食用菌总产量的40％。与小农户相比，年亩产提高150斤，劳均年产值增长8～9倍。全市最大的种田大户吕芳助，自1991年起投资10多万元购置8台拖拉机、2台收割机、3台抽水机，常年雇用22个农业工人，收种农忙季节雇临时工最多达80多人，1994年，种738亩地收130万斤粮食，利润达35万元。[11]

《信息时报》2001年7月17日对广州农业产业化进行了特别报道。

在农业产业化的带动下，“广州的农业机械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市劳均拥有农机总动力2.74千瓦/人，机耕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75%”。据有关部门统计，广州农村的60万户的263万农业人口，已有1/6左右的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

几年前，周启沛投资做五金生意，当他听说大田的马蹄粉畅销海内外，就决定投资。去年，周启沛“租下农民数百亩土地，种植马蹄，一年赚了15万。今年，他扩大了规模，将种植马蹄的面积扩到500亩。每亩除去500元的租金和人工费共六七百元，他可以赚五六百块，一年下来就有20多万的收入”。周启沛高兴说：“这<指投资种植马蹄>比在城里做生意合算多了”。

杨建尊是广州市有名的从玉菜场老板，一个靠承包农民土地，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蔬菜业巨头”。他的“种植基地位于广州从化市神岗镇，占地200多公顷，专业技术人员、农艺师20多人，员工680余人。以高科技手段种植菜心、兰心、豆苗、甜豆、菠菜、荷兰豆、唐生菜等。坐落在从化市神岗镇的从玉菜场犹如一个巨大的现代化庄园：全自动的喷灌、排水系统一应俱全。杨建尊也已经制定了资本农业的发展计划，创建生态示范农场，“建立和发展一个大规模、高标准的生态农业种植场，投资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化急冻蔬菜生产车间，走净菜等高标准的保鲜食品产销之路”。报道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从玉为“实现广州的农业产业化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正是资本生产破天荒第一次使人们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产，以“高科技手段”种植农作物。在资本生产以前，这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因为各个农民家庭的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摆脱长期的停滞。而资本却正是这种力量，它通过市场建立了对各个生产者生产的社会核算，迫使他们关注成本、利润和风险。

资本农业第一次打破了我国农业数百年来的停滞状态，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改造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十几年资本主义的“破坏”所做的事情，比过去整整几个世纪做到的还要多。原始的农具开始让位于先进的农业机械，墨守成规的自然经济逐渐被蓬勃发展的商品农业所取代[12]。资本主义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以机器的使用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而在此之前，农民始终是在规模小得可怜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不论是农民为自己或为国家工作，情况都是如此。资本在我国农业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就在于此。

下面是我在2001年6月14日《南方周末》上看到的。这位署名黄广明的记者写了不少东西，让人惊奇的不是他文章中有很多错误，而是他实实在在地叙述了一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实。[13]

据湖北省监利县网市镇扒头村村支书黄孝年介绍，“该村有2300多人，外出打工经商的占60%，精壮劳力几乎全部外出，撂下大量责任田没人种。”网市镇党委书记廖孝松说，“土地历来就是农民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生活之源与致富之源，可如今已成为不少农民的‘负担’。”

留在土地的农民没有致富，反倒离开土地的扒头村“农民”外出经商“身家过百万毫不稀奇”！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剩下‘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留守，成为江汗平原大多数村落的常态。据统计，监利县今年外出人口33.8万人，外出劳动力22万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总劳动力的33%和49%，比去年增加7万人和4.5万人。”与此相应，“造成了程度不同，但普遍存在的弃田撂荒现象。荆州市在200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监利县弃田4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6.4%。弃田最严重的监利县毛市镇，弃田比例达38.9%，在毛市镇崔吴村，这个数字更是达到71.4%。”

在桥市镇，70%以上的耕地都由大户耕种。土地向大农户和租地农场主的集中，实现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土地的集中带来了机械化大生产[14]。机器在租地农场主手中大量集中，劳动生产率当然要比小农户高得多。而个体的、分散的、往往是小生产的农民则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没有可能采用机器，也没有可能找到快速和大规模运用最新科技成果的有效办法，只好仍旧使用旧农具，靠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靠更加“勤劳”和延长劳动时间才能勉强维持生存。

“对此体会最深的莫过于种田大户自己。本文文首提到的洪湖市农民万良伍，在老家种了七八亩田，一年到头只能糊个口。自从3年前来到监利种田后，随着种田规模的不断扩大，老万的腰包也逐渐鼓起来。……万良伍种的是传统的粮食作物，更多的大户在集并土地之后调整种植结构，获得的效益往往是种水稻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就在万良伍200亩水稻田旁边，30出头的黎维华种植了500亩湘莲，去年他种植湘莲200亩，赚了七八万元，预计未来几年收入可突破20万元。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种田人<不同于小农户的大农户>因此节约了开支，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记者在田间遇到万良伍时，他的一条机耕船正在犁田<这就是大农户和小农的最大区别!>，而在他只种七八亩田时，使用的是耕牛。桥头镇南塘村的张新芝则花9万元买了一合收割机。在监利，桥头镇南塘村的张新芝有种田大王之称，今年她种了1100亩田，去年更是达到1500多亩。……去年一年，张新芝的‘庄园’纯利润达十几万元<典型的租地农场主!>。据统计，到今年3月中旬，监利县承包或租赁100亩以上农田的种田大户有1000多个，其中开发1000亩以上的<租地农场主>有30多个，比去年都有了翻番的增长。”

规模经营的农业资本家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新成果新品种的推广。农业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采用先进的农业机械，使得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农业的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15]。

“在耕作方式上，种田专业化和社会化初步显露。一些农户<不对!是投资农业的资本家>正逐步摒弃以往事必躬亲的小农经营模式，他们雇人播种、管理、收割、指导技术，种田大户张新芝去年开给雇工的工资就有6万多元，农忙时最多雇佣近百人。”

你看，我们的农业资本家跟普通农民可不一样，他们可以花巨资购买先进的农业机械[16]，大量租进土地，进行社会化大生产[17]。随着土地的集中和资本农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现象：贫苦农民出卖劳动力，而租地农场主则购买劳动力。农业资本雇佣工人这一事实是资本农业的最突出的标志。大农户和租地农场主即资本农业的形成对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了关键作用。

“棋盘乡桐湖村村民张连发在做水产生意积累一定资金后，今年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800亩养河蟹。养河蟹每亩效益比种水稻高出20倍，在张连发等一批大户的带动下，全乡有70%的农户搞起了养殖。”

接着，黄广明在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武汉一投资者曾计划在监利成片开发2000亩土地，大部分农民愿意出让经营权，但少部分农民坚决反对。”一位机关干部无奈地说，“遇到这种情况，真不知如何解决，因为中央规定土地承包权延长30年不变，主动权掌握在农民手里。”

尽管还有人幻想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的基础上搞活土地流转，但是现实是土地大量闲置或抛荒，出现“有人无田种、有田无人种”的千古奇观[18]。很显然，土地平分的小农经济与资本农业所要求的大生产格格不入，因为，我们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我们所拥有的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科学技术，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19]。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任何可能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桥市镇党委书记唐劲松指出：

“最伤神的是农民不愿要土地时，说走就走，不愿签合同；一旦见到种田有赚头，马上回来要田。”

这样一来，土地调整十分频繁，几乎每年一次。租地期限过短，使得农业资本家不能长期经营、增加投入。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开始阻碍农业的快速发展，一般说来，现在还支持小生产即家庭联产承包是反动的，因为这种支持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对于离开土地的农民来说，即使外出打工也还要负担各种税费。

网市镇党委书记廖孝松把影响农民转化为自由劳动力的障碍归纳为五大难点：先天不足的生存技能、二元分割的城乡壁垒、如影相随的土地负担、留守后方的老幼病残、难以逾越的办证关卡。单以办证为例，廖孝松说，

“据初步统计，劳动力转移外出往往要10～20种证件，其中每个证卡收费平均要在50～100元之间，部门乱收费、随意设卡现象严重，耗费了劳动者大量财力、精力。”

在这个意义上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诸如过高的农民负担、没有充分自由的迁移（城乡壁垒）严重妨碍了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并且，所有这些旧制度根本不能保证农民不分化，而只能增加盘剥的各种形式，严重阻碍整个社会的自由发展。

我们看到，各地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制定了许多限制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政策，这种做法实际上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北京等城市，农民务工得有三证，除了已办了的身份证不收钱外，其他的什么暂居证、务工证都得交钱，名其为加强外来人口管理，无非是另外交几百块钱罢了。同样是中国的公民，同样为城市作贡献，同样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农民进城打工，去干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脏活，家里的税费一分都不能少，同时还得再给城里交一笔入城费[20]。

所以，我们应当逐步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对城市或农村居民一视同仁，使其具有同等的权利。应当逐步放开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允许农民进行自由择业，实现农民的“非农化”，对进入城镇的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我们应该牢记列宁的一句告戒：不给农民自由迁徙权，是一种特殊的压迫，是公开鄙视农民。

这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身的这种性质，也就必然预示着它终将走向衰落、直至灭亡。因为资本农业比小农经济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用落后的工具和耕作技术进行生产的小农户不可避免地要被大农业所排挤。这就使得小农的经济状况恶化，这种恶化表现在农民劳动过度、节衣缩食以及农产品价格越来越低，直至最后的破产，这是小农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造成这种历史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小农经济本身，是以生产资料的分散为条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21]

小农经济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工艺流程基础上的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变化无常的气候条件。大工业的建立则破坏了曾经作为他们正常补充物的家庭手工业。国家沉重的赋税使农民不得不从少得可怜的收入中支出一大笔钱，地方政府的摊派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不仅如此，随着按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农业加入农业的竞争，这就给小农经济以致命的打击。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地下跌，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农业生产过剩。前者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后者则陷入破产的边缘。小农被迫增大劳动强度，早出晚归直至精疲力竭，最后还得以大大低于自己生产成本的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与集中经营的大资本进行竞争。生产愈是社会化，资本就愈容易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割断小生产的命脉。

由于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品日益昂贵，大资本逐渐控制了整个农业生产，而小农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在工农业商品社会化大生产的重压下，农民只能匍匐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苟延残喘。马克思指出：“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22]

在资本农业不断的打击下，小农大量地破产并转化为无产者，土地日益集中在以使用雇农从事规模经营资本家的手中，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仍然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纯粹有名无实的所有制”的小农，现在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剩余劳动，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而他们分散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同时又破坏了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的力量。可以说，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道“现有的土地占有方式<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妨碍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流转，影响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即影响了资本农业的发展>，甚至影响了城市化进程，您对此有何看法”时，温铁军回答说：“农业的规模经营被很多人误解了。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农业的规模经营都不仅仅意味着土地的规模，都不仅仅意味着只有集中土地才叫规模经营；很多规模经营包括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农业的技术服务、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农业服务体系的规模化，方方面面都可以说是规模经营。单纯强调只有集中土地才叫规模经营，这是认识上的偏差。”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土地集中即资本农业的基础，所谓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农业的技术服务、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农业服务体系的”的规模经营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资本农业只有以土地的集中为基础，才能进行社会化大生产，这是资本农业发展的客观条件，也是资本农业发展的结果。

温铁军还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但事实上是农民不愿种地，是农民把土地抛荒，逃离土地。从浙江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人均耕地最少，抛弃的土地最多，尽管农民走向两极分化，但浙江的“农民”却最富裕，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外的就拿日本来说，土地比我们还紧张，可人家却比我们发达多啦。从这些事实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小块土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在温铁军看来，一切政策措施在中国农村都必须为“农民能活命”这个至高原则让步。而我却恰恰相反，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服从于“消灭小农”这个最高目标！不走资本大农业的道路，不消灭农民，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今后我国农业的历史将是以资本大农业代替小农经济的过程，也是农业人口比重进一步减少即农民进一步转化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23]。

“这可以说是监利许多基层干部的共识。‘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在记者的调查中，类似的说法不绝于耳。”[24]“大幅度地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乃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的治本之道，舍此而外，任何其他增加农业劳动者收入的措施，都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甚至根本无法实施。例如，中央政府每次提出使农民增收减负的措施，几乎都会遇到力度极大的反弹；再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尽管中央政府决心很大，也只落得中途搁浅的结局。”[25]

资本农业比小农户进步，阻碍资本农业的发展是一种最反动的，对农民最有害的空想。“新土地革命”的经济实质就是资本农业的兴起，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阻碍这种发展进程的任何企图。

资本农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瓦解小农经济[26]，因为土地的集中或者说对农业的自由投资是农业资本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体现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农业生产力的要求。我们要为资本农业的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

由于我手里还没有精确的统计资料，所以无法详细、全面地阐述资本农业的整个发展情况。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现在甚至还没有人打算有系统地研究一下资本农业的发展。尽管如此，一切关于我国农业经济的总的资料都证明资本农业正在不断地和迅速地发展：一方面是，“农民”不愿种田，抛弃土地和出租土地，流入城市[27]；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按部就班地发展，“农民”大量抢租土地，采用机械化农具，经营和发展各种农业[28]。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加入这一过程的两个截然相反方面的都是哪些“农民”。

总之，农业资本家是以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他不像我们的农民那样自己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作为真正的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资本家和农民，就他们出售的商品都是农产品来说，他们所处的经济关系是相同的。但是，农民出售的仅仅是自己家庭的小部分剩余产品，产品的主要部分由他自己消费，因此他把其中的大部分不是看作交换价值，而是看作使用价值，即直接的生存资料。相反，资本家全靠出售产品，即依靠作为商品的产品，从而依靠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因此，他的生产的整个范围都由交换价值控制和决定。现在可以明白，为了使农业商品化、产业化，从而全部投入流通，这要求生产方式要有怎样完全不同的发展。下面这段文章就是一个极有趣的例证，它表明根据错误的理论会把实际所看到的事实弯曲成什么样子：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从我国国情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仍将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29]。虽然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多，但他们在外面的生活并不稳定，如果找不到工作，还要回来种地；虽然现在农业效益比较低，但农民通过经营土地获得收益，生活就有基本的保障。没有土地依靠，就不会有广大农民生活的稳定。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30]。事实证明，凡是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地方，往往出现的问题就多，社会就不稳定。所以，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当前，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迷，市场疲软，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不少农民纷纷外出打工，部分地区出现了土地抛荒现象。应该看到，目前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还处在不稳定状态，因此，不能将农户因农业效益过低暂时不愿种地当成农民不要地，不能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变成人为地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各级干部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对家庭承包经营产生怀疑，甚至否定家庭承包经营。不能把农业现代化同家庭承包经营对立起来。农户经营规模细小不是家庭承包制度造成的，而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不存在生产力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经营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全国许多农村都在想方设法推进农业现代化，开展招商引资，搞农业开发和高效农业。干部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能急于求成，以牺牲农民的权益为代价。目前农村出现的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产业化经营方式[31]，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在这两段文章中，错误和字数一样多。第一，从我国国情看，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32]，可以说，农民的根本出路就是“非农化”。第二，对农民而言，土地不是“最可靠”而是“最不可靠”的生活保障！因为小农经济必然要灭亡。虽然农民外出打工生活并不稳定，但这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本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这种“不稳定状态”一直引起某些人的反动的抱怨，这些人极力强调这一过程即资本发展所造成的不稳定和危机，并且根据这一点来否认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相比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他们忘记只有这种“不稳定状态”才以生产方式和全部社会关系的迅速改造代替以前的停滞和落后。至于“不能将农户因农业效益过低暂时不愿种地当成农民不要地”这句话，只能说明这位作者仅仅满足于“表面现象”，根本就看不到“内在的经济规律”。第三，“农民通过经营土地获得收益，生活就有基本的保障”。这个您又不懂了！农民是传统自然经济的支柱，而农业资本家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不能把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即资本主义农业和我国的家庭承包经营——小农经济混为一谈[33]，因为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最起码的常识。第四，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凡是继续土地承包的地方，农民往往是最落后、最贫困的！我们的作者不去调查研究，不去了解情况、掌握资料，却说，“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他看来，“家庭承包经营[34]”是不可侵犯、不容置疑的。不管农业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家庭承包经营”都可以生存下去。当“全国许多农村都在想方设法推进农业现代化，开展招商引资，搞农业开发和高效农业”时，我们的作者仍然幻想“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是把问题放在这个基础上，即放在确认实际发生的“对立”的基础上，那就意味着承认资本农业排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必然性和这种排挤的进步性。作者为了回避这个结论，竟不惜把小农经济理想化。可见，作者所反对的，恰好是他所不理解的正道。

当然，我并不主张剥夺农民的土地[35]。根据以上的论述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我认为必须取消对农民自由支配土地、放弃土地和进入城市等权利的一切限制[36]，消除一切阻挡外出的障碍，使劳动力流动的一切条件得到改善并减低费用，从而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

至于是当一个农民有利，还是当一个雇佣工人有利，只有农民自己才能作出判断。极小规模的小农经济已经处于完全衰落状态（成片土地的荒芜就特别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存，滞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根本比不上雇佣工人的生活水平[37]。农民同土地的这种联系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尽管取得了小块土地，但结果却是更加促进了他们的破产。

如果我要把这篇文章中所犯的所有这类错误都详细地加以说明，那我就得写一本厚厚的书。这么一个对政治经济学毫无所知的人物就胆敢洋洋洒洒数万言，这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会造成多么有害的影响。我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过于“吹毛求疵”，因为在他的文章中，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半点科学的东西。

文章还认为，农民和农业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不对！这个问题恰恰在土地之外，只有资本生产发展起来，农民才能离开土地成为无产者，同时，农业也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本农业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辩护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38]。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会使任何政策适应这些变化。

只有充分认识到农业发展的这一基本趋势，并由此出发制定我们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我们才能逐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学者认为，农业的“规模经济”是一个漫长的“经济发育”过程，它必须随着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自然成长”，并且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普遍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程度，家庭承包经营仍然具有它的生存空间，“揠苗助长”是不可取的[39]。可是问题在于，短时期不能完全做到的事，不等于现在就可以不去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发展；只有现在开始努力了，才能最终并且最快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看到，一边是资本农业的机械化大生产，一边是小农业的手工生产；一边是农业科技在大农业中的推广应用，一边是小农的停滞不前，这表明资本农业和小农经济的对立，也反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过时的生产体制，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资本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数量众多的小农仍然阻滞了这一历史进程，直到目前，我国农业还没有完全实现商品化。总之，农业的彻底转变和更大程度的发展，还有待于资本生产更迅猛地扩张。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已向人们证明，中国农业已经进入资本的发展轨道，一个新的农业体系正在建立之中[40]。这将是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它促进了农业生产力质的飞跃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其广度和深度以及它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广大农民未来命运的影响是中国以往任何变革所不可比拟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废除必将促使农民离开土地，使他们转向工商业，这使得租地农场主能更长期地租用土地，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更多地使用机器。资本农业必将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发展现代农业生产力。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1]采用农业科技，如新品种的培育和应用、复合肥料和配合饲料的研制和推广，施肥方法的改进等，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改善农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2]比如苹果生产现在就集聚在几个省区，像陕西、河北、山东；棉花生产出现了向新疆集中的趋势，目前全国棉花有三分之一的产量来自新疆，新疆的棉花每年种植面积达到1400万亩；中国的玉米生产逐步向东北三省集中。这些都说明农产品越是区域化生产商品率越高（见《21世纪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马晓河著）。我国小麦主产区向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集中，2001年冀、鲁、豫、晋、陕5个省小麦面积占全国面积的比重由上年的49％上升到55.4％。油料作物生产进一步向主产区集中，形成了长江流域油菜、黄淮海地区花生、东北地区大豆的生产布局，长江流域油菜带面积占全国油菜种植面积的70％左右。甘蔗生产进一步向广西、云南集中，两省种植面积占全国甘蔗面积的64.5％。甜菜向黑龙江、新疆、内蒙古集中，面积占全国甜菜种植面积79％。每一个区域基本上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重点产品，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区域化、专业化和产业化。

[3]（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51页）。

[4]（摘自《中国流民史》王俊祥、王洪春著，第188页）。

[5]（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载《读书》2001年第一期）。

[6]“不同农地经营规模的生产收益与生产率差异的实证研究”朱俊峰著，载秦富、王秀清、辛贤主编《WTO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200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第466-47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

[8]“公路上，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通往南方的公路上，不管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直到‘装’得再不能‘装’为止。那些奔向希望的农民啊，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老天正吹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走进村庄，到处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景：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狠心’的父母伤心地痛哭着，不停地抽打孩子的双手，巴掌抽打在孩子的手上，却让我这个当书记的真切地感到了钻心的疼痛。”（见《我向总理说实话》李昌平著）尽管“老天正吹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尽管是“骨肉分离”，但我们的农民就“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奔向希望”。

[9]（见《浅谈农民歧视》作者：张英红）。李昌平也指出：“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

[10]以上均摘自2001年5月30日《杭州日报》视点新闻。

[11]（摘自陆学艺主编《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第176～180页）。

[12]在人们的印象中，传统的农民过的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这里的农民却迥然不同。在朱村镇为大耕户种水稻，除了插秧还用手工抛秧之外，其他都机械化了。犁耙田已用了手扶拖拉机，犁耙合成了一道工序；割禾用了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割35亩，这头割进去，那头已是谷粒打好包出来，连稻草也可以按指令或即时切碎做回田之肥料，或不切留做其他用途；一槽就是12吨，经过烘干机，十来个小时就使湿谷变成干谷，再送加工厂，马上就成了上市新米。大幅度的机械化耕作和科学种田，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摘自2001年7月17日《羊城晚报》）。

[13]报纸上的材料无疑是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它是以采访形式收集来的，因此对待这种材料要相当慎重，但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不予以特别重视。因为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在我们国家是如此贫乏，以致每份报纸都应该加以利用，当然，连这种资料也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东西。

[14]机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在这以前，农业几乎完全停留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一方面，正是资本生产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另一方面，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导致资本生产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至于在农民中推广农业科技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李昌平也指出了这一点），它将毫不留情地排挤小农经济，正象机器大工业排挤手工业一样。因此，农业机械的普及、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民的被剥夺，是两种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现象。而小农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以保持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并且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农民的贫穷困苦和逆来顺受，排除了农业革新与发展的可能性，使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民的困苦永远保留下去。并且，事实告诉我们，广泛的农业技术的革新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以后才开始的，这说明资本正在创造一种必然要求农业合理化和废除包产到户的社会条件。

[15]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近8亿元，员工4000多人，2000年全集团生产鸡苗1.6亿只，上市肉鸡1.38亿只，上市肉猪14.3万头，生产饲料64.7万吨，总销售收入达15.9亿元。公司之所以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主要是加强了技术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推广，依靠科技进步不断解决产业化发展的技术问题。到目前，温氏集团拥有高级职称专家20多人，中级职称科技人员50多人，大专毕业生400多人，占企业员工总数12％。先后建成家禽育种中心、饲料化验室、兽医室和电脑管理网络系统，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2001年8月11日《南方日报》）。

[16]一方面，采用机器需要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只有在大生产下，使用机器才不会亏本，所以，扩大生产是采用机器的必要条件。机器的广泛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的集中。

[17]据调查，松滋市采用租赁等形式发展私营农庄146个，经营土地面积工846.8公顷，每个庄园平均土地面积5.8公顷，雇工2171人，其中长期雇工602人，短期雇工1569人；吸引投资1274.66万元，资本收益率达69.27%。松滋市陈店镇有私营农庄60多家，总经营面积为533公顷左右，平均每个农庄经营规模为8.89公顷，是小农的26.7倍。（见《农业微观基础的组织创新研究》第67-68页，曾令香等著）。

[18]摘自《把土地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迟福林主编，第81页。

[19]一位教授讲起他访问美国一家农场的经历。被访的农场主每天早晨都要驾驶自己的直升飞机将一望无际的农场巡视一遍。高度的现代化农业，早已使美国的“农夫”告别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岁月，像耕地、锄草、播种、收割等等体力劳动，早已被机器代劳。“农夫”常常坐在计算机前，上网了解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各种农业原料的价格、市场走向、股市及农业投资的动态，由此换算出自己的投入和产出、利润率、和未来生产战略；同时，他还要通过计算机了解各种农业科技动态，设计改善自己农场的方案。（摘自《农民进城，地主下乡——WTO之后中国农村的自救之路》作者薛涌，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在这里，农民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能够熟练驾驭市场的“资本家”。而我国农业的家庭经营，与经济发达国家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的“农业家庭经营”实际上就是小农经济。

[20]摘自《南风窗》2001年第4期。

[21]《资本论》第3卷第910页。

[22]《资本论》第3卷第910页。

[23]我们知道，只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才能推进土地的集中和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所以，距规模经营的农业，中国“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还有很长的历史道路要走。相对于这个历史道路而言，当前的农业困境和贫富两极分化仅仅是才开始。以农业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例，如从颁布垦地权条例，规定“强行移住”者有权优先购买他们所开垦的土地的1841年算起到1910年大农场占全部农户的1／6左右，生产了全国农产品价值的一半以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第131页）为止，也经历了69年的农民分化、破产、兼并的路程。至于到了美国农业的社会化、专业化生产有了长足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所以无论从国外发展农业的历史还是从我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看，这必然是一条使广大农民逐步分化、破产的漫长道路。（摘自《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两条道路》丛中笑著）。

[24]以上均摘自2001年6月14日《南方周末》。

[2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71页。

[26]一位作者说道：“在资本形态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小农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分化瓦解的过程之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会加快这个过程。资本不相信眼泪，也不理会人们的愤怒。它只按自己的方向前进。那种田园诗般的、建立在永久的小土地承包经营基础之上的小康农业前景，只是一种幻想。农民中的大部分——不管他们依旧居住在农村还是迁入城市——将逐步地向无产阶级转化。这些农民也许会失掉他们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但他们将和无产阶级一道，拥有一个新的世界。”

[27]“以岳阳市为例，有关部门选择了全市16个乡镇作调查，统计结果为：1998年春耕中共抛荒田地1.77万亩，1999年抛荒2.5万亩，比上年增长70.3%，2000年抛荒4.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67%，比上年增长72%。益阳市南县青树嘴镇新湖村1998年抛荒600亩，1999年近1000亩，2000年1830亩，超过了全村耕地面积的70%。”（摘自《南风窗》2002年2月号）湖北监利县棋盘乡支部书记含泪说：“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多数农民抱着“要死也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心情弃田撂荒外出打工。（摘自《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第1版）。

[28]如今，监利县的土地开始变成了资本（土地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成为资本，在农民的手里可不是！）。通过转包、转租、租赁、合伙、股份制等形式，土地纷纷向种养大户集中，规模农业和商品农业开发热潮正在全县兴起。分盐镇应山村女青年鲜于燕去年初承包360亩低湖田，植莲养鱼，网箱养鳝，当年获纯收入30多万元。桥市镇农民何文峰同9户农民联合，转租1300亩低洼地建特种水产品养殖基地。白螺镇做芦苇生意10多年的，去年5月回村投资120万元，承包70亩土地，建变电站、装锅炉、盖温室，建起工厂化养殖基地，聘请中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3位教授当顾问，饲养珍贵稀有鱼类史氏鲟。在外地做水产生意的桥市南唐农民唐周文，去年回乡承包大水面1200亩养蟹，当年纯收入36万多元。数百家外地老板纷纷到监利大面积租赁农田和水面，从事特种养殖和种植。毛市镇去年引进15个江浙老板，租用土地和水面7000多亩养殖河蟹和珍珠。荆州谷神绿色农业发展公司经理刘心宏在白螺镇租地1900多亩，投资120万元，采用机械化恒温生产、生物治虫等先进技术，种植无公害、反季节大棚蔬菜。该公司还租用丁家洲2000亩农田，建成了优质粮生产示范区。（见2001年3月21日《湖北日报》）。

[29]继运城富源煤矿矿难发生一个多月后，山西省义兴寨金矿又发生一起特大矿难。尽管如此，当地农民还是把当矿工看成他们改善生活状况的最佳途径。一位矿工坚定地说：“原来种地，我们长年吃的就是土豆，有时掺和点莜面，菜就只有山上采的野苦菜。现在天天吃的都是大米白面。我在矿上干活，一个月挣800多块。”（摘自2002年7月10日《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常年在地底下工作的矿工并不认为在地底下1米高的坑道里弓着身子挖煤是最受苦的事情，“这里比在家乡<当农民>要好上10倍”。他们在小煤窑每月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两个人搭伙每天挖1米多，1米13车，1车500斤煤，每米老板付给45元工钱。（《比腐败更危险的是什么？山西煤矿事故频发原因透析》，载《三联生活周刊》）总之，我们的农民为了离开农村、为了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状况中解脱出来，宁肯跑到矿井中去做工！尽管矿井和一切采矿工业中的劳动是繁重的并且还危害工人的生命，但是这种工作的较高工资，每月能拿1000块钱并且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对于农民竟有如此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宁愿到地下矿井去做工，而不愿回到被某些人描绘成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的土地上去。因为农民根据亲身的体验认识到，这些人加以理想化的小块土地有什么价值，纯粹的资本关系比小农好多少。

[30]《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的作者姚洋说道：“一个建立在平均主义农地制度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上家庭储蓄等其它手段，可以有效地保护农民免受不利收入冲击的影响，这对那些家庭贫困或没有能力挣取非农收入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其次，土地本身是一种财富，这对老年人来说更显得重要，因为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必要的收入<原文如此！>。因此，土地均分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养老保险工具”，“具有收入保险功能”，“同时也能达到失业保险的目的”。这位学者还认为中国农村存在1亿多失业人口，“这样庞大的失业人口之所以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主要是因为土地充当了蓄水池的角色，吸纳了大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姚洋同志依靠他那独特的逻辑，居然从这个卓绝的发现中作出结论，仿佛事实完全证实了他所提出的论断，即“土地可以作为农村失业和养老保障的基础<!>”。面对如此高超的理论，真令我等不服都不行……唉，彻底服了！事实上，这一亩三分地对于农民而言，不是“就业”，也不是什么“生存保障”，更不是国家赐予的“社会福利”。在农民的眼里，这一小块所谓是他们“命根子”的土地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稍有能力的或者有劳力的，进城去无论做什么即使是擦皮鞋也比在家种田强。

[31]以山东诸城的肉鸡生产为例：龙头企业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种鸡和饲料配方，组织生产并负责市场销售。在“公司加农户”这一体系中，肉鸡的孵化、种鸡的提供、防疫的实施、饲料的供给、成鸡的加工、销售都由龙头企业承担，而肉鸡的饲养则由农民负担。所以，“公司加农户”只不过是资本认为让农民“勤快地”去生产或者担负起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成本更低，费用更小而已。而资本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可以从这种“勤快”中获取利润（剩余价值）。

在商品生产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只能在小集市销售，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低级阶段。随着市场的扩大，这种小规模的分散的销售（这同小规模的分散的生产完全相适应）渐渐成为不可能。在大市场上，销售应当时大规模、大批量的。因此，小生产同大市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小农分散的情况下，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只有由商业资本（公司）专门从事收购和销售。这样，商业资本通过收购的办法，把小买卖集中成为大规模的市场销售，减少交易费用。这种大规模市场销售的纯粹经济上的优势，就必然使得农民完全依赖、依附于商业资本。这种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就是把农业生产资料直接分发给农民进行生产并付给一定的报酬。在这里，商业资本就转化为产业资本，农民事实上成了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为资本家工作的农业工人。因此可以断定，那种建议通过“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来帮助农民发家致富的广为流行的理论是荒谬的。这种理论是由于不懂得商品生产同资本生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产生的空想。编造这种理论的人完全忽视了中国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忽视了小农的分化，忽视了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中只有大资本才能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这一事实。显然，把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但却是确凿无疑的现实生活的情况抛开不谈，那就容易胡思乱想了。

[32]由于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转化为雇佣工人，虽然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留自己的小块土地，但这已经不是其生活的主要来源。1998年浙江省农民从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1584.9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45.1％，与1990年的324.2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29.5％相比，绝对额增加了1260.7元，比重提高了15.6个百分点。如果加上从事三产的收入，目前浙江农民纯收入中，大约有70％左右来自非农产业。《农户经济活动及行为研究》的作者史清华指出：“非农化”已经是农民收入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农民对农业的倚重程度呈显著下降趋势。家庭收入中来自农业的份额已由1990年的57.44％下降到2000年的28.40％（第93页）。从全国来看，1998年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约占三分之一，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占57%，来自非农部门的部分已达43%。（见《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年12月4日第2版）。

[33]有人竟然说：“家庭承包制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产生的激励，大大激发了农户作为经济当事人的预期，几乎使每个农户都成为‘企业家’<!>，并产生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且制度又确保了个人可以获得其所有的土地经营、劳动力、资本投入产生的剩余和报酬<!!>”（摘自《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绩效：从实证到理论的分析》）。

[34]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济模式。如果从秦、汉算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到了现代，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生产力难以提高和农民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

[35]王磊荣和王选庆就认为，国家要用钢铁一样的意志来推进工业化，大量的农村人口必须离开土地（“试论我国土地破碎的现状及由来”，载秦富、王秀清、辛贤主编《WTO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200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第481页）。这实际上就是要强迫农民离开土地、要强行摧毁小农，也就是要彻底的最无情的摧毁中国的旧土地制度。王磊荣和王选庆接着说：我们可以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种种乱象中，找到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许多问题的翻版：诸如农产品的滞销，农民收入的滞长甚至下降，大批的民工向城市流动，大批的妇女向沿海城市涌动，农村土地的大批抛荒……总之，社会的空前繁荣与危机并存。（同上，第482-483页）。

[36]大部分农民没有流向小城镇绝不是贪恋都市的繁华，只因为复杂的城市比简单的乡镇有更多的挣钱机会；只因为昂贵的城市比便宜的乡镇有更高的相对收入；只因为混乱的城市比宁静的乡镇有更好的法制环境。进入城市的农民还要咬着牙交暂住证费、管理费、体检费、外出打工费和“房”租；忍受着白眼、谩骂、驱赶、酷暑和严寒；冒着生病无钱医、工伤无劳保以及被骗、被罚、被遣返的各种风险，最后他们还是选择遥远的城市而很少去享受移居小城镇的便利和“常回家看看”的亲情。留给政府的抉择是继续限制农民进城还是帮助农民进城；是固守一厢情愿成本高昂的“小城镇道路”还是积极培育新兴城市。（“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和障碍”王远征著，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倡导农民“离土不离乡”即反对农民外出打工赞成就地消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民粹派的理论。与此相反，农民的“离土又离乡”不仅给农民本身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一般说来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外出打工工资高，对农民而言更为有利。尽管这个理由是多么简单，可是人们常常把它忘了，他们总喜欢站在更高的仿佛是“国家”的立场观点上来看问题。

[37]就连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农民高得多。2001年7月17日《羊城晚报》报道说：“这里的工仔们<即农业工人>享受着月薪制，一年发足12个月，一般是一造收成之后发一次薪，有特殊需要的也可随时发给。三个大户开的工资，以黄伯桂最高，平均每月七八百元，……工仔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挺舒畅的，每造的插秧和收割季节，几个大户都开大锅煮大盘菜，餐餐有鱼有肉，饭任食，酒任饮，饭后还直落麻将，用数倍超过‘土豆加牛肉’<小农>的那个标准，免费招待全体工仔和临时工。……几年下来，黄伯桂的12个工仔，都盖了两三层的新房子，买了摩托车。”

三农论文篇（7）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大难题：一是城乡差距大，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滞后；二是农民负担沉重，因病致（返）贫，因教致（返）贫现象还很普遍，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明显差别，且贫困人口过多，生产生活仍十分困难。三是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也存在着与城市的差距，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劳动个体素质欠缺，尚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推进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是建设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是指处于一个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具有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形态，具体就是指用现代工业力量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以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的，生产效率达到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它具有四大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二是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城市中有农业、农村中有工业的协调布局，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三是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实现了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了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发展现代农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建设新农村，必须培育新农民。所谓新型农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定位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这个概括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新时期农民素质的含义，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农民教育培训上的具体体现。"有文化",要求农民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并要知法守法、崇尚科学、勤劳致富。"懂技术"，要求农民具有较高的科技素质，至少要熟练掌握一至多项从事农业和农村生产的技能和技巧，实现科学种田、养殖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会经营"，要求农民应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素质，能够合理组织配置家庭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土地等资源，组织生产和参与市场经营活动，获得经济效益。那么如何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课题：一是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抓住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机遇，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决不产生新的文盲、半文盲。二是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要把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作为一件大事、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果。三是面向城乡劳动力市场需求，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使农民素质总体上发生根本改观，从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农村、忘了农民。要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推动文化设施建设的重点逐步向农村倾斜。要广泛开展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大力发展农村特色文化。要积极探索农村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不断开拓农村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第三，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构建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放在突出位置，增强"三化"带"三农"的能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鼓励农民自主加强"三农"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业、艰苦创业、返乡创业，大力增加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农民政策性收入。深入实施"千村万户帮扶"工程，采取"一个扶贫指导员驻村、一个科技特派员挂钩、一个工商企业帮扶、一个发达镇村结对、一个主导产业带动"的措施，帮助经济薄弱村发展和低收入农户增收。

第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力度，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于扩大农业的市场贡献，消化部分工业产业产能过剩的压力，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释放农业多种功能效应，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思路有：一是强化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应加大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向农业产业的多领域投入。二是调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国家预算增加的基本建设支出应优先用于农业，重点加强高标准农田和小型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建设。三是根据目前部分工业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一方面，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企业参与的形式，将钢材、水泥等物质材料直接投入到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建设中去，增强城市和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另一方面，调整部分工业行业的产品品种结构，在不增加新投资的情况下，适当进行技术更新和工艺改造，生产农业和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四是运用补贴、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调动农民参与兴修农田水利、改田的积极性，建立农民投工投劳的劳动积累机制，激发全社会和广大农民共同关注农业、发展农业的热情。在镇村布局规划完成后，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成果，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和体育事业，全面提升农村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强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建立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有关管理制度，努力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

三农论文篇（8）

突出办刊特色，创建名牌期刊首先，期刊的采编人员要对稿件进行甄别和选择，从源头上保证科技信息的准确、有效。借助专家库这一优势资源，先期优化选择，缩小农民的选择范围。根据办刊宗旨、农业产业调整和重点领域的变化，调整报道重点，有针对性地确定阶段性的办刊目标。根据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政策的倾斜与调整来策划选题，从而增强刊发文章的指导性、时效性和多样性，及时、准确地报道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其次，农业期刊要确定刊物的类别，是学术还是科普期刊。学术期刊要增强自身的推广作用，与科普类期刊实现有针对性的链接，把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果第一时间介绍给农民，配合科技工作者做好农技推广工作。再次，期刊要确定自己的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期刊需求。要建立自己的读者群，积极接受读者反馈的建议，使读者成为期刊的共建者，不断整合编者、作者与读者的智慧，增强期刊的凝聚力和办刊水平。此外，期刊还要开辟专栏，创建名牌期刊。名刊名栏是期刊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可以吸引学术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一线农艺师为期刊撰写文章，形成稳定、有序的作者群；另一方面，设置专栏有助于不同学者展开学术讨论，使期刊的内容更加丰富、信息编排更为紧密集中，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去订阅期刊，真正实现期刊作为信息媒介服务“三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的。

2加强与农林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

缩短发稿时间，及时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以农业期刊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与各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减少重复性的研究，同时，缩短发文时间，这就要求期刊要拓展稿源，建立稳定的作者群，从优质的作品中选编刊发。编辑也要树立时间意识，加大编审力度，把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一时间出去，实现农业科技服务农民的目的。

培养高效的复合型人才当今社会是信息的时代，网络刊物，手机阅读已经成为未来期刊发展的方向，农业期刊也不例外。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资源库已经收录了各类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以及各高校优秀的硕博士论文，极大地满足了农业科技者浏览、学习、交流的需求。随着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建立“农业数字期刊群”实现农业期刊的免费浏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期刊要想长足发展，实现服务“三农”的目标，除了要有稳定的作者群提供优质的稿件外，还需要业务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编辑人员要熟练掌握、应用多媒体等网络技术，通过定期的培训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人才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4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提高期刊的办刊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工业、服务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逐步提高农技推广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依靠政策积极有效地促进农业期刊的发展。

5建立过刊赠送制度

延伸期刊的读者群，增加传播手段期刊是连续性的出版物，期刊社每期刊印都有剩余，部分期刊积压形成过刊。可以把这些过刊免费发放到农民手中，继续发挥作用。此外，农业类期刊有着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期刊可以合理利用这一资源，把作为作者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作为读者的农民有效连接在一起，定期组织专家赴实地进行农业考察技术推广，将科技信息的供体和受体联系起来，形成良性的科技生态链，巩固期刊的科技纽带作用。

三农论文篇（9）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三农论文篇（10）

“三农”问题，是上上下下十分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家庭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以生产经营自，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开始进入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主要是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央连续两年发出一号文件，为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政策措施，“三农”工作出现期盼已久的重大转机，呈现多年来少有的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的喜人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三农”问题，既有农业外部的问题，也有农业内部的问题，积累多年，十分复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彻底解决。从根本上来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只有农民数量减少了、市民数量增加了，农产品才有更大的消费空间，农民的生产成果才能顺利地转化为直接收益；只有工业的实力增强了，才能够反哺农业，惠及农村。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不是很高，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还不是很强。因此，我们要顺应发展大势，遵循经济规律，努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着力激活农业的内部活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尽可能多的增加农民收入。

最近，我到澧县、桃源等区县市的部分乡镇，与县乡村干部座谈，到农户家走访，了解“三农”，问计“三农”，收获和启发很大。我感到，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问题。现阶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在生产环节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关键是要开展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搞活流通，使农产品卖得好价钱。我市这些年在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过百万元的有多家，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有多家。但相对于我们这样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的地区来说，显然是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带动力偏弱，还不能让农民从加工环节、流通环节获取更多、更稳定的收益。特别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种养规模迅速扩大，到了急需引进加工龙头企业予以消化的阶段了。像桃源县枫树维回乡的牲猪，去年全乡养殖规模上百头的就增加了多户，没有加工企业，效益就上不来。

二、土地流转问题。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特别是省政府宣布从今年开始取消农业税，农民从承包的土地上将获取更多的收益，很多弃田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收回承包地，这就使过去处置土地过程中存在的流转不规范、抛荒地拍卖还债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引发大量纠纷。另外，一些地方、一些农民群众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没有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也引发了不少的土地纠纷。据统计，××年，全市发生农村土地纠纷多起，占农村各类纠纷的，今年仍呈上升趋势，成为当前农村的一个热点问题。

三、乡村负债问题。前些年，由于教育“两基”达标、兴办集体企业、治水修路、买税填税等原因，乡村两级形成了大量的债务。在这里面，尤为突出的是基金会问题。据统计，年月底，全市共有农村合作基金会家，股金余额亿元，放款余额亿元。在中央亿元再贷款资金的支持下，经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努力，已累计兑付股金亿元，占全部股金余额的，目前还有亿元的缺口。要想尽快把剩下的股金兑现给股民，靠以吃饭为主的市县财政来解决，难度是很大的。现在，部分股民情绪较大，上访不断，给农村稳定带来了压力。

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目前，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遇到了很多困难，已严重影响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一是工程老化病险严重，效益急剧衰减。我市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几十年超负荷运行，大多老化、失修、病险严重。全市座小型水库中，有多座存在不同程度病险，高达。全市小型蓄水工程应蓄水亿立方米，目前实际蓄水能力亿立方米，仅占应蓄水量的。处小型机电设施，已全部达到或超过了使用期限，设施完好率不足，实际排灌能力下降为万亩，仅占设计能力的。全市灌溉渠道工程硬化率仅为，土渠卡、堵、淤、漏现象普遍，渠道水利用系数只有—，部分渠道仅为，实际灌溉面积仅为设计灌溉面积的。二是工程投入严重匮乏，投入渠道越来越窄。长期以来，农村水利建设资金主要由各级财政投入和群众筹资投劳。而近几年来，国家对我市水利投入逐年下降，××年为亿元，××年减少到亿元，××年只有亿元了。从××年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将完全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这对我市的水利建设，尤其是江河湖库的治理构成了较大的压力。三是基层水管单位生存困难，技术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水费长期收缴困难，到位率低，大部分基层水管单位专业人员纷纷自谋生路，造成工程技术人才大量流失，人员素质逐步下降。目前，全市基层水管单位人员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占，具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仅占。

五、主产粮区财政负担重问题。××是粮食主产区，根据《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办法》，地方财政必须在上级财政的补贴下，配套设立粮食风险基金。这样粮食生产越多，配套越多，给粮食主产区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配套资金总额较大，地方财政无力支付。—××年，市财政预算共安排粮改配套资金亿元，平均每年在万元以上，最多的××年为万元；粮改配套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每年在以上，最高的达到。另一方面，国有粮食企业包袱沉重，地方财政无力化解。到去年底止，全市粮食企业亏损挂帐累计达到亿元，其中政策性挂帐亿元，经营性挂帐亿元。目前还有多名企业职工没有置换身份，按有关政策需安置资金多万元。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地方政府缺乏促进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央鼓励粮食生产政策的落实。

边调查，边思考，我感到化解农村经济中的这些突出问题，必须更多地运用市场的办法、经济的办法。从完善、配套政策上出实招。为此，有必要实行“五个一”的政策，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具体经济政策上得到更好的落实。

⒈减少一块税收。主要是减少针对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的各项税收，用宽松的税赋环境，促使更多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更多的农产品流通专业协会成长、发展、壮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⒉放开一块政策。主要是放开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