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谈及中国当代的建筑实践，焦点总是在例例可数的几个中国建筑师身上。而大部分对整个中国建筑实践现状更具代表性的设计师与建成作品却被媒体的评论抛弃。如今，虽然改制的风向标一直在飘动，但是无论从年产值还是承接项目的重要程度而言，国有大型设计院仍然是国内建筑设计行业的主力部队。而这部分占据建筑设计市场大部分份额的建筑师与其设计实践却很少见诸于报端。媒体的现实与浮躁决定它必定要追捧最新最热的建筑师或者建筑事件以提高对大众眼球的吸引力，而不会抱着批判的态度去看待中国建筑实践。而对中国当代建筑实践整体状况的把握对我们在的过程中寻找到自身定位、发现自身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本文所指之当代建筑实践不仅包括所谓“实验建筑师”的建筑实践更主要的是建筑设计行业的主力军团的建筑实践。

建筑设计价值核心的不确定性决定建筑设计需要一个外加的价值支点来自圆其说。这个价值支点是操控建筑设计以及建造过程的核心力量，决定着建筑设计的方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建筑师在为业主进行设计之前应该会考虑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建造又是为了什么？简单的说就是认识设计或者建造这个建筑的目的何在，这就是建筑设计的价值支点。即使对于一些建筑师而言并非在进行每个建筑设计之前都会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潜移默化的固化于其思维中，很的指导其进行设计了。

然而这种价值支点不是唯一的，不同的建筑师、不同的业主都会使得这个价值支点有所变化。对这个价值支点有的主体有很多，而其中最主要也有着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该是建筑师、业主与政府管理部门。这三个主体的价值取向的合力决定了一个建筑的价值取向。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综合在一起则体现出建筑实践的整体状态。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重要主体当今的价值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建筑师而言，其面对建筑设计任务的时候，设计的目的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满足生计而完成工作任务，说的再简单点就是赚钱；第二个层次，是追求建筑自身价值与价值，并通过其来体现建筑师的社会价值。在中国当今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生存的艰辛与欲望的膨胀决定了大部分的建筑师都停留在第一个层次的价值取向上。而只有少部分建筑师努力朝着第二个层次的目标前进，但步履蹒跚。在理想被现实的残酷淹没的时候人们总会抓住身边最容易抓住的东西确保安全。建筑师也一样，迷失在理想中时，金钱与物质生活成为最容易被追求与得到并且体现自我价值的东西。很多建筑师设计建筑的目的往往不在于建筑本身，所以当建筑本体的追求与其他非建筑因素出现矛盾时，通常以建筑本体追求的退让收场。

对于中国的开发商而言，其对待建筑设计与建造的目的是十分清晰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谋取到更高的社会知名度与认可度也是少数开发商所追求的。其他常见于房地产广告中的高尚浪漫的居住理想只是开发商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潜台词而已。对于另一部分非商业地产开发商的业主而言，其对待建筑设计与建造的目的则不一而同，有些关注使用效率；有些想要标新立异；有些想要邀功请赏换取政绩。大部分业主委托建筑师设计建筑的目的往往在于建筑之外，所以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建筑本体。

对于政府管理部门而言，这种价值取向相对其他两个主体更为不清晰。政府管理部门通过相关的审批来控制管理城市中建筑单体的设计。审批者通常只是执行审批程序而没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在其中，而且审批经常会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而用以审批的标准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取向，如果有也是代表着政府利益的价值取向，建筑只是实现这一价值的方式之一。这些都使得政府管理部门对待建筑的价值取向非常不明了。政府管理部门对建筑设计的管理控制其目的往往模糊混乱。

在三个重要主体的价值取向中只有一少部分的建筑师以建筑的自身价值与价值为设计目标。其余大部分主体所关注的都在于与建筑毫无关系，却又希望通过建筑这一渠道获取的东西。如果把这些取向分为关于建筑本体的与非本体的两大部分，那么三个主体的合力能够朝向建筑本体这一方的力量微乎其微。朝向建筑本体的价值取向是几近缺失的。

篇（2）

Abstract: Watchtowers， decorative constructions to palaces， temples and tombs in the Han Dynasty， usually stood on both sides of the passage in front of the gate as symbols of grandeur. As a style of ancient art of architecture， the watchtower was clearly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o it represented a fo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of architec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chtowers in the Han Dynasty embodied the conception of “Man being in harmony with the Heaven” in architectonic designs and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and the view of harmonybetween men and nature in construction of architectonic environment. All this provides some useful consider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Key Words: watchtower in the Han Dynasty; civilization of architecture; Man being in harmony with the Heaven

人生离不开建筑。在历史的研究中，建筑是很重要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古人的特质与精神文化。建筑物忠实地记录了时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建筑是人类艺术、技术与文化发展的见证。本文拟针对现存汉阙实物（不包括现存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中汉阙以及出土的陪葬陶阙），通过研究其源流、探究其建筑特点，以发掘形式后所蕴涵的文化上的特性，希望藉此能为解决当代中国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中文化特性的缺失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一、 汉阙源流与保存现状

阙是我国古代设置在宫殿、城垣、陵墓、祠庙大门两侧标示地位尊崇的装饰性建筑物，因此也称阙门或门阙。阙门起源于周代，历经汉唐，延续至明清，从未中断。随着各个时期社会历史情况的不同，阙门的形制亦代有演变。

1． 汉阙源流。阙，最初称“观”，它的历史十分悠久。据文献记载，周代时阙门这种建筑形式已经存在，主要为宫阙和城阙。《三辅黄图》曰：“阙，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1］卷6《阙》文献中记载最早的城阙见于《诗经》，《诗·郑风·子衿》曰：“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可知周代已有了“宫阙”和“城阙”。最初的阙大约是宫外或城外的一种防御建筑，高高的台基上有楼屋，守卫者可以站在其上望四方，故又称之为“观”。 因为是树立于宫门旁的建筑，由于其建筑的高大醒目，所以阙也因此成为天子颁布政令的地方，称之为“象魏”［2］《门部》。《三辅黄图》对此也有记载：“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1］卷2《未央宫》这里阙又成了天子公布法令的地方，这样阙便成了国家和天子的象征。

汉代之时，阙作为装饰性建筑的功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变得很广泛，被长时期广泛地修建在宫、庙、祠、墓以及学校、井泉之前，以衬托和美化主体建筑，加强建筑组群的庄重感。于是阙除了宫阙、城阙外又有了门阙、墓阙之分。汉代的城门、宫室和显宦的宅第，往往都要立阙，以象征王权的尊严或门第的高贵。东汉时开始出现全用石料建在宗庙祠堂、墓家神道前的石阙，石阙不易毁坏，历数千年沧桑，部分得以留存。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研究的对象。

魏晋南北朝以后至明清时代，阙门作为一种礼制性建筑仍然存在，又有所发展和变化，阙门的种类明显减少，虽然有些新的阙门形制短暂出现，但不是阙门的主流形制。短期流行的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阙，北齐时期的石棺阙等。隋唐时期阙的主要形制为宫阙和陵阙。宫阙如大明宫含元殿前的栖凤阁、翔鸾阁，就是典型的宫殿三出阙建筑。从隋唐时期开始，宫阙仅置于南向的正门处，改变了汉阙在建筑物旁放置的习惯。其形制表现为左右双阙突出，用于宫城正门，呈“凹”形平面布局。这种阙门形制，由隋至清，历代因袭大致未变。现存最典型的建筑就是北京清代紫禁城午门双阙。陵阙最典型的实物资料即为陕西唐乾陵经过考古发掘的乳峰三出阙遗址和南神门外三出阙遗址。还有河南巩县北宋皇陵的阙台现在仍清晰可见。隋唐以后，诸如城阙、坞壁阙、宅第阙、墓阙、庙阙等都渐次退出了历史舞台。［3］

2．汉阙建筑特点。阙作为汉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一种表示尊严的装饰性建筑，通常立于门前甬道两旁。汉阙作为石质建筑，却具有仿木结构的特点。汉代石阙模仿木建筑结构和风格，阙上雕有柱、仿、檐、盖等各种木结构建筑的部件，显得分外古朴而典雅，为人们研究其他汉代建筑结构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石阙的外形就像一座古典式的楼房，从上到下可以分为阙顶、阙身、台基三部分。“阙顶”即屋顶，用石材雕刻出仿木的脊饰、瓦当、柱子、檐屋等形状，就像木建筑的屋檐，既有遮雨的功能，又具装饰性。阙身相当于房屋，由多层石材堆砌，在石材上雕刻出斗拱、栏杆及人物、图象，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并刻出模仿木结构的栏额、立柱等，衬托着上面的楼阁显得高大、雄奇。“台基”代表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夯土台基。整圈的造型上大下小，虽然按一定比例比木阙有所缩小，却同样表现出雄奇威严的气象，可称为最早的缩微景观了。此外由于石阙立于神道两旁，故分为东、西阙。多数阙又有主、耳阙之分，耳阙紧靠主阙而稍矮，显得错落有致。左、右阙隔神道遥相呼应、珠联璧合。［4］

3．汉阙的保存现状。据考古工作者统计，目前全国尚存汉代石阙且保存较完好者仅29处，大多是东汉时所建。这些阙均是当时祠堂或坟墓前的神道阙，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登封、山东平邑、四川绵阳、梓潼、德阳、雅安、芦山、西昌与重庆渠县、忠县等地，其中以川渝两地最为集中，达20余处，占目前留在我国地面上总石阙的90%以上。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认为，汉阙多在四川（原包括重庆）并非偶然。他指出：“至于四川，在两汉时代，工业发展，屠(奢)侈之风由来已久。”［5］这就是四川多汉阙原因之所在。在四川汉阙中，著名的如雅安高颐阙、绵阳平阳府君阙、渠县冯焕阙和沈府君阙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汉阙建筑的文化特性

建筑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信念，是文化的具体反映。汉阙作为中国古典建筑深刻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这个传统哲学观念把天地万物生命化，在世道人心与宇宙之间建立某种感应关系，“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这种宇宙观就是天与人合而为一，物质与精神同流，万物生命运行其中，人生与自然互为感通，人们通过敬畏上天，顺服自然，从而与自然协调并存，这种人生伦理表达了人类挣脱宗教束缚的一种努力，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对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为人处事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对建筑。中国传统建筑一向以取得与自然的协调而著称于世，建筑界的专家学者也常用“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观念来概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纵观中国历史，这一观念为历代的思想家们所重视，也为众多的建筑巨匠所恪守。

通过对汉阙这一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中“天人合一”文化特性的了解，可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传统建筑，更生动地欣赏中国建筑空间中包容的精神生活。

1. 汉阙造型中的文化特性。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建立了中国文明的伦理秩序，其目的是和谐。这种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空间上，形成中国所特有的空间观。而这种空间观在汉阙造型上的体现就是均衡、对称。在中国人理念里，对称这个观念，反映了对人体形态的看法。生为房屋、院落，死为墓阙。这一文化特性对汉阙造型上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汉阙的东西对称、三段式结构两方面。

对于传统的中国建筑来说，大多是以坐北朝南为原则的。这种院落加上中轴对称的原则，就体现出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了。一座简单的三合院，实际上等于一个张臂向前的人形，主房就是人身，两厢就是两臂，拥围着一个自己的天地（天井）。［6］229-249而汉阙作为主人死后的阴宅，深受其“视死如生”观念的影响，于是在它的空间配置上也采取了坟墓面南，双阙分置东西的格局。双阙采取中轴对称分置左右，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由于人体躯干是对称的，所以只有依着坟茔为中轴，对称排列两阙。这样的排列格局，加上两阙的三段式结构所体现出的“三才”思想、石阙的石制仿木结构体现出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以及阙身图案上体现出的升仙思想内涵，才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中国文化的胚芽——《周易》是阴阳学说的圣经，中国文化的所有形式均可寻根于《周易》。《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明确提出了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这样人们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之前对自然加以引导，在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与它相适应，从而做到天随人愿，人不违天。在《周易》中，则把天、地、人“三才之道”视为一个整体。［7］这种整体观念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前文提到，汉阙如同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是天，台基是地，房屋是人）一样，拥有阙顶、阙身、台基这样的三段式造型。可用天、地、人三才的观念去理解。阙顶即天、阙身为人、台基是地，体现了三才合一的理念。在佛教东来以前，中国的宗教是以崇天为主，辅以神话，甚至相信长生不老，肉体升天，所以古代的帝王，喜欢筑高台以祀天神。所谓“灵台”、“瑶台”是介乎崇祀与游乐之间的建筑。台基就是这一类能够达到人神相通的高台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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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阙材质所反映出的生命建筑观。周代开始，中国人建立了“天命”的观念。天命代替神秘而又恐怖的神礻氏，是一大进步；因天命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投射。作为“天人合一”哲学观重要的文化宣示——“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一方面使我们注意要爱惜万物的生命，以仁慈对待生命，同时也提示对于自身要注意生命的延长与延续，这也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

阙按照建筑材料可分为木结构、石结构和石仿木结构等。在汉阙身上体现出石木两种材质并非偶然，这实际上是生命的建筑观的体现。中国的建筑文化是一个土木的文化，所以古代称建筑为“土木”，因此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出石质的建筑。事实上我国在汉代已可建造相当精美的拱顶，秦汉两代的建筑用砖，为空心砖且有印花，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的制品，主要用在墓葬上而已。［6］28由于砖石墓的发展，商周以来长期使用的木椁墓逐步减少，到汉末三国间几乎绝迹。［8］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人认为石材其质地近金，有肃杀之气，暗示着死亡，砖石属土，是应该被踩在脚下的，只是地面下或脚下的建材。因此砖石被广泛应用于修坟造墓中，也就是为何汉代墓阙均为石制之故。

对于日常所居，国人虽很早就发明了瓦，汉代就可以制砖，到隋代，赵州桥的石拱技术炉火纯青，然而中国人却有意地选择了木材，因为木材的寿命几乎与人的寿命相当，因此建筑的生命似乎应合于人生的悲欢离合，古老建筑的倾圯是天经地义的。在中国文化中，木材是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在汉代的五行说中，木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土也是吉象，居中央，主方正。它与木相配合，是相辅相成的。［6］28这也就是为何汉阙虽为石制，却都要做成仿木结构的原由。

3. 汉阙所蕴涵的升仙思想。阙在周代是天子宫殿里的专用建筑，是天子的居所。天子是受命于天的神人，因而只有上帝及其子孙才能居住在这样神界的建筑中，所以阙具有一种崇高感和神秘感。在古代文献里，阙往往和“宫”、“天”，等连在一起，如“宫阙”、“天阙”。 另外在一些汉晋时期的文献及道教的典籍中，阙也常被说成是神仙界的建筑。阙的精神内核是大门，是人神两界的交通门户，是人成仙时通向大国的门径。 汉代神仙家认为，神仙好居观、楼。于是“观”和“阙”成为人所向往的仙境的象征。在思想内涵上，汉代的“阙”和“观”也因此而具有通过建筑艺术的审美形式来表达向往神仙世界之理想的这样的文化特性。由是“阙”和“观”的思想价值超出了建筑艺术形式本身的价值，而成为汉人神仙信仰中仙界天门的象征符号和人仙交通的媒介。［9］神仙思想是汉阙石刻与画像石艺术的母题，阙则是这一母题的象征性符号与媒介。

由于秦汉时期最高统治者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与追逐，于是在其奢华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对理想中的神仙境界，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竭力模仿。这一点在秦陵发现的三处阙遗址以及汉宫之内广建宫阙可以证明，这就引导了当时的神学家、艺术家和建筑家们掸思竭虑而为之，并对这一时代及以后君臣将相和民众的神仙观念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从汉阙上所刻画的内容来看，汉阙多刻画有各种神话传说、仙人以及生前的庄园、宴饮、舞乐、市井、劳作等活动，借以表现希望墓主人能升入天门，继续宴饮舞乐的生活。或刻画汉人心目中的神圣、祥瑞之物，如神兽“天禄”、“辟邪”以及四方之神，其中尤以南方之神“朱雀”出现较多，盖取其象征阳神飞升之意（如乘鹤西升而成仙），以期死者早日飞升仙宫；此外亦见有“青龙衔璧”、“白虎衔璧”之类等等。这些都是汉代人价值观的反映，表明汉人认为这些内容可望产生通神通天之功能。因为按照中国上古神话，自从“绝地天通”以后，地上的人们和天界的联系便被阻断，只有那些大德之人才可能终致与天感通，因而若欲进入天上神仙境界，不仅要广修其德，而且要有藉以交通上天的“天梯”。［9］甚至有的就直接雕有“天门”［10］，这种仙界有阙门的宗教观念同《楚辞》中帝阍，“广开兮天门”的描述是一脉相承的，是通向天庭的必经之路［11］，都充分说明时人有以阙代仙界的观念。且石阙的建筑风格主要取仿楼阁式，颇有仙境重天之意蕴。［9］

以上所述可见，汉阙建筑在汉代的兴盛，便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汉代是黄老思想、神仙思想流行的时期，宫中建阙，既隐含了宫殿是神界建筑的思想，又折射出汉武帝之流对长生不死的渴求。这种宫阙建筑往往高耸入云，正好折射了脱离凡界、进入仙界，天子居天上的思想。而墓阙则是墓主死后登入仙界的天梯，是交通人神两界的门户。汉代“阙”和“观”的思想价值已经超出了建筑艺术形式本身的价值，而成为汉人神仙信仰中仙界大门的“象征符号，人仙交通的媒介”。［9］这里汉阙已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种礼制符号，更是一种宗教符号，成为当时社会的巫术工具之一。［12］

三、 汉阙建筑的当代意义

汉阙作为汉代建构的文化习俗，西汉兴起，风行400余年，直至东汉末年方渐趋式微。虽然这种风习消亡了，但汉阙所存储的社会文化信息却历久弥显，并不断激发后人的想象力。原本作为墓葬构成的汉阙，现在已被视为珍贵的艺术作品。只有探询这些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文化特性之间的联系，才能对今天中国的当代建筑文化提供应有借鉴。在几年前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中国建筑师的方案均“铩羽而归”，除了我们的积累和经验不够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自身文化特性与精神的缺失。纵观当时国内外所有的方案，其中体现出的并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是西方文化和仿西方文化的差异。［13］

1．汉阙与时代精神的重塑。汉阙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民族艺术，它通过其造型、结构、材质及其上所刻画的生动、形象的画面，展现出汉代人的思想和审美观，并形成了汉代艺术的特殊气势和古拙风格，表现了一种整体灵动、浪漫进取的时代精神——汉代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宏阔开放的文化精神。［14］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在西方文化的扩张下，中国城市里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正被“欧陆风”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城市的风貌“千城一面”，传统的中华民族美德在金钱至上观念冲击下日益凋零。因此在当代的中国，在建筑文化方面应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建筑风貌与文化内涵，在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上应中西建筑文化并重、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建筑文化与城市格局。

2．汉阙与当代建筑文化。中国传统建筑，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史，积累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丰厚底蕴。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物质载体，中国传统建筑在民族文化的濡染和影响下，从自然演变和经验积累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而这一体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对自然的审美观——“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之上的。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看，天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有同构同源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极具有美学神韵的文化因素。也就是这一因素使中国建筑呈现出一种既亲切理智，又空静淡远；既恢宏大度，又意韵深长的艺术风格。

“天人合一”文化特性在建筑文化中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就是为中国建筑所体现出的和谐的有机自然观。换句话说，和谐就是将建筑、人与自然环境有机统一。在当代的建筑规划设计中，应当突出强调自然的整体性、建筑本身与环境的协调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有机自然观，从而把人与自然、人和宇宙、建筑与自然予以统一，融为一体。

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中国建筑应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真正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有机融合的发展之路。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观就是“天人合一”的建筑发展观。汉阙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特殊的外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由此而表达的丰富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上。同样对待当代中国的仿古建筑，不宜只停留在其外在形式上，做一些盲目的模仿或随心所欲的组合。当代中国的建筑文化应当是民族的时代建筑文化的体现，是在时间纵轴上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在空间坐标上对世界文明的借鉴。

［ 参 考 文 献 ］

［1］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2］ 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韩钊，等.古代阙门及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04(5)：58－64.

［4］ 陈国生.汉阙的文化意味［J］.华夏文化，1996(1)：40－41.

［5］ 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82.

［6］ 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7］ 郑晨寅.《周易》三才之道的神话意蕴［J］.周易研究，2006(5)：76－82.

［8］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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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殿增，等.“天门”考—兼论四川汉画石组合与主题［J］.四川文物，1990(6)：3－12.

［11］ 黄剑华.古蜀天门观念与蜀楚关系探讨［J］. 贵州社会科学，2004(4):97-100.

篇（3）

Abstract:Therearecommercialandrecreationalinthecommercialstreet.Itmustconstructthestrongbusinessatmosphereandamusestherecreationalfeatures.ItmakesthemostoftheChinesetraditionalbuilding''''selementinthebuildingdesign,andmakemodernisgoodwithtraditiontocombinedtogetup.Atthesametime,wefigurethatit''''simportanttopaymoreattentiontothetersenessandsimplicityburtheluxuryandoverdoing.Moreover,wegiveprominencetoit''''spracticability,co-Mpatibilityandhighefficiency.What''''smore,wealsonoticethathowtoeconomizethegoundandthecost,howtotakefulladvantageofthearchitecturalspace,andhowtoconstructapleasantcampusenvironment.

Keywords:CommercialStreet；ChineseTraditionalBuilding；CityExpression

1项目概况

武冈市位于湘西南的雪峰山脉东麓、南岭山北缘、资水上游，地处邵阳市西南五县（市）中心，。总面积1549km2，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14km2。有苗、侗、仫佬、回、瑶、壮、土家、满、蒙古、黎、白、水、高山、彝等15个民族，总人口74万。

武冈铜保新城商业街位于铜保新城中心，紧邻新区行政中心，东临规划的主要干道铜保路。规划建设用地东以规划的主要干道铜保路为边界，南面以城市交通支路春园路为界，西部以原有城市干道强武路为界，边界呈方形，总建筑面71024.3m2。

2设计构思

2.1设计定位

商业步行街，其主要功能服务于商业活动，同时也承担娱乐休闲的功能。本方案设计既注重起功能上的实用性、兼容性与高效性，又注重节约土地，充分利用建筑空间，营造宜人的商业氛围。

2.2设计理念

2.2.1节约土地，节省建设成本

设计伊始，以场地高差为方案切入点，充分考虑与场地高差进行有机结合并加以利用，从而减少建设中的挖填方量，以降低建设成本。

2.2.2商业步行街的多功能性和兼容性商业步行街兼有商业性和休闲娱乐性，它既要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又要体现其娱乐休闲性特色。

2.2.3建筑性格的恰当表达

建筑外墙采用现代设计手法，充分运用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以蓝灰色麻石喷涂、青灰色贴面砖（主墙面），深灰色亚光不锈钢和深灰色铝合金（栏杆和窗框）、灰色镀膜玻璃及白色涂料（部分梁柱和构架）表达简约的建筑风格；大量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运用，丰富了建筑立面。

利用设计中的虚实对比，均衡与侧重，统一与变化，形成具有较强光影变化，构图和谐，营造具有视觉愉悦感的空间效果。良好表达了商业建筑的内涵，同时也避免大空间和大构架给人带来的空洞和冷漠。

2.3设计构思

商业步行街的位置与规模决定了设计首先如下问题：一体化构思“规划——建筑——景观”；整合设计功能与环境。规划既着重与环境生态和商业步行街功能的研究，又关注商业步行街内部与外部城市环境的整体联系，将整合设计的理念贯彻与内外功能的组织，景观环境的保护和再利用；建筑形态以群体面貌出现，与环境巧妙结合，在追求建筑风格延续和统一的同时，保持对复杂地形的多样适应性。

2.3.1整体有机的景观格局

根据场地特点，在建筑轴线、景观轴线上组织室内外空间，形成各种空间序列，相互汇合、渗透、转换、交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且不受车辆交通及功能分区之干扰。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整合，空间相互渗透，构成以人的景观感知为中心的体验空间序列，最终形成新校区的整体感合场所感。

2.3.2理性与浪漫结合

布局充分利用周边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将理性与浪漫结合，有规则式建筑广场空间通过转接、过渡的手法，与周边环境、城市景观融为一体，创造人文、尺度适宜的商业购物空间。

2.3.3强调交通组织的层次性

人车分流，快速车流置于城市干道，内部为步行道，并考虑紧急车辆通行，以保持中央腹地的完整性；同时，交通路网设计尊重原有竖向特征，在此基础上改造利用并形成特色。2.3.4可持续发展与良好的周边环境

考虑规划、建筑的可持

续发展、功能的合理转换，延续现有周边环境的多样性与地方性，在浓郁商业氛围下，创造一个生机勃勃的购物场所。

3总体布局

完全规则的用地孕育了建筑的雏形。椭圆形的广场和横向的步行主轴形成规划的核心。广场和步行街的交汇处是商业步行街的中心。规整组合的建筑体块与道路完美地结合。某种程度上讲，建筑大体就应该这样，我们只不过是此时此刻顺理成章地这样做了。建筑自然地簇拥成一个个群落，其间演变出多重性格的公共活动空间，组织成纵横交错的步行系统。二号地块延续了之前一些流畅的做法，赋予商业铺面以崭新的面孔。

两个地块自成一体又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体现了一种和谐而活泼的美。

4空间的营造

建筑形态满足了商业构架与空间的关系。顺沿横向道路的运用，使单一的沿街界面变得富有层次，形成了一定的商业空间网络。线性空间与广场片状空间的结合，加大了商业休闲的逗留余地。

我们在这里积极创造公共空间，提高开放性，引入了步行街，露天广场，灰空间，室内庭院，空中庭院的概念，几个层面的空间组合形成有趣的空间序列。自然的形体组合给各个方向的城市道路带来独特的城市景观。

首先以半圆形休闲广场空间作为商业步行街的主出入口，行道树及铺地的导向将人流引入商业步行街。鲜明的主题雕塑、椭圆形的玻璃幕墙及一排排柱子架空的走廊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奇妙的光影效果，给人以温馨的感受。柱廊形成的灰空间成为了公共活动空间到商业空间的自然过渡。清澈的喷泉、有序的行道树及斜向的硬质铺地将人们带入到个性空间的惊喜中。适宜的空间尺度，细腻的环境处理，成为我们设计的一个核心。向东西两端行走，有更细腻亲切的步行空间，空间的收放自如，打破了几百米冗长的感觉。同时，各种样式的休息椅凳合理设置很好的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

亚历山大说过，一个好的设计并不是告诉人们如何设计空间，而是让空间有机会长成生气活泼的花。在这中间我们试图给顾客提供一种充满阳光、空气、艺术品的有人性、有精神的场所，让室内室外环境的融合改变全室内令人窒息的购物空间。形成一个人们乐在其中、不知疲倦的购物展示平台。连廊与边界，其尺度、体量及被关注刻画的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交通”功能。

5结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引发了商业步行街的建设热潮。商业步行街由于自身功能的综合化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大批商业步行街再很短的时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宜人的空间尺度，细腻的环境处理、浓厚的商业氛围构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商业步行街；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盲目建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武冈新城商业步行街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强调应尊重当地实际情况，力求在满足实际商业功能的基础上，整合处理功能与环境，探索了富有特色的新商业步行街空间的方式和策略。希望对步行街建设提供有益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夏伟.商业性街道的评价体系建构——生态学的启示和方法.[硕士论文].安徽：合肥工业大学，2004.

篇（4）

如今，国内建筑学院里的国际学术活动越来越频繁，网络建筑资源也是汗牛充栋，不少青年建筑师和学生面对众说纷纭、五花八门的外来理论——建筑哲学、符号学、现象学、类型学、文化人类学……谈完了“后现代”、“解构”，又谈“建构”和“身体与建筑”。确实有些人是真正专心在研究，可还有许多人是人云亦云、见异思迁，把建筑理论当成时尚的东西，不断地与时新的理论“俱进”。许多人把最旺盛时期的经历不断消耗在无谓的对理论的激动中。须知，国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破，涉及到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及数学、信息技术等自然科学领域。

然而，在浮躁的理论界，有许多人动不动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术语来解释我国的建筑现象，牵强附会。如“建构”一词，许多学者在不明白它的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就试图用它来证明我国建筑中早就有了“建构”思想。“建构”(Tectonic)一词起源于希腊语，原指木匠和建筑匠的手艺。经由19世纪欧洲建筑理论家的工作，“建构”逐渐发展为特指建筑在物质层面上如何建造的艺术，成为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对后现代主义日益商业化和表面化的批判，“建构”观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的年轻建筑学生。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谈论“建构”迅速成为建筑理论时尚的今天，“建构”和其他许多引进的西方理论话语一样，面临被肤浅化和庸俗化的危险。对西方的理论不加咀嚼就随意引用，必定会消化不良，更不要指望能对我国建筑现状起什么积极作用了。

理论最忌僵化和教条。有许多学者故弄玄虚，把西方语境里很平常的话语翻译成拗口的中文，以显示自己的高深，实际上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恋罢了。如某介绍西方先锋建筑理论的论文，笔者读下来竟如同嚼蜡。文章通篇充斥了奇异的译名和晦涩的话语，还有很多电影、文学方面的未经解释的术语，其中很多翻译的语句前后关系含混，不知道作者想要说什么，可见他只是把别人的话逐句生硬地翻译过来，想必作者也根本没有理解原作的精神，否则不会讲不清楚，只是照猫画虎的描摹了一遍罢了。真不知这类文章和所谓理论能对学建筑的人有何裨益?

学院派的建筑理论教育历来是与建筑实践有距离的，强调“宏大叙事”，即是以群体、抽象和形而上基础的历史叙事方式，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的成分。它制造叙事霸权，并因而成为学院派建筑理论所依赖的基本模式。学院派理论家企图绕过私人感受，用宏大叙事取代对作品的细读分析，导致当代建筑批评以及文化批评越来越远离艺术经验。看看今天的一些重要的建筑期刊，都快成了为官方或学术权威发布霸权的田地了，在那里听不到自由的声音，看不到独立的见解。而如《时代建筑》这样的杂志，就能看到各种不同的个人论点在激烈碰撞，读者能感受到清新的新面孔，呼吸到新鲜的学术空气。难怪许多实验和先锋的建筑师选择在这里说出自己最真实的体验和感受。’

读过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的人都知道，他极少运用成语和某某名人说过的话，他用最朴实的语句说出了最真实的感受，给读者的感受是最亲切、最有震撼力的。他试图用“私人叙事”的真实体验来抵抗学院派“宏大叙事”的臃冗陈腐的叙事霸权。 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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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 A

建筑风格主要是受到一个时期、一个地域以及一个民族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建筑设计时，人们就或多或少的会结合上当时的一些地域文化。所谓建筑文化，其主要是在某一个时代当中，由于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环境等方面综合作用而诞生的，它是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自然条件，而且经济发展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导致建筑文化出现了很大差异。

一、地域文化的内涵

从大的概念上来讲，建筑的设计离不开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如地貌、气候等；从小的概念上说，建筑存在地域的差别主要是受到城市周围的建筑风格、地理位置等这些具体因素；此外，建筑表现出的地域性还会因为地区历史的不同而不同，一个地域的历史形态受该地区人文环境和人们生活状态影响。一个地区的建筑会表现出双重性，它可以表现出该地区的物质财富情况，也可以表现出该地区的一个精神面貌；可以说，他不但是一个艺术产物，而且还是一个技术产物。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建筑，其精神内涵会远远超出它自己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作为文化形态的建筑，它组成了人类文化体系，与人类社会发展、经济状态、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思想等方面都密切相关，建筑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时时刻刻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二、地域文化特性在建筑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一个建筑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文化性会因为建筑的设计与该区域的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概括起来说，就是历史人文与自然环境这两方面，所谓历史人文，就是社会属性，表现在历史遗留或者是人们的意识形态；自然环境就是指自然属性，包括光照、气候以及纬度等方面。在建筑设计当中，这两种属性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地区或者区域当中进行建筑的设计与应用时，总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当一个建筑设计当中，只存在自然属性，而忽视社会属性时，那么在实际的操作当中会发现所设计的建筑与当地的人文是格格不入的，更严重的，可能让该地区的地方特色消失；而如果是只注重社会属性，而不顾自然属性的话，那么该建筑会随着时代的流失而消逝。因此，一个建筑设计要充分考虑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结合，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能忽略的。

一个建筑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是通过建筑技术以及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相互作用，人们将文化意识以不同的方式或者技术，比如采用不同的色调、不同的材料或者是不同的形式赋予到建筑当中，让建筑表现出这个时代或者区域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建筑设计在一定的情况会受到环境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又会反过来与自然环境进行磨合，最后达到一种人性化的设计与自然环境的完美整合，不但推进了建筑的人性化发展，而且还加快了当地社会的进步。这种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建筑的社群文化变得相辅相成，进而让人们对建筑产生亲切感。

三、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结合的途径及方式

1、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特色以及生活模式等方面。

例如锦里，该地区具有蜀汉三国的文化背景，该地区又具有川西的民风、民俗特点，融合了以成都为代表的悠闲文化氛围，城市的建设中不乏有一些古老的客栈、商铺以及院落等，而且这些古老的建筑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如银杏树或者是古树参杂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当这些建筑融合进人们的活动时，如表演绝活的艺人、悬挂着长串的红色灯笼等，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滞留在时空的感觉。锦绣广场中的三国文化墙、文臣廊充分展现了当时该地区的历史文化，而一些壁画、浮雕更是将过去的一些历史事件或者历史故事刻画的生动形象。街道两旁的店铺更是热闹非凡，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当时的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而石桥上的哪些古老浮雕，更是生动的表现出了当时成都的一种文化特色。

2、要善于借鉴当地传统的建筑符号，如花纹等装饰图案。

装饰是一种传统文化，是利用各种装饰材料进行艺术加工，具有一定的语言和符号，一定信息的载体和功能标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以各种存在方式为人们所感知和使用。我们可以通过装饰的形式就可以判断出哪些是东方的，哪些是西方的，甚至可以分辨出其所表现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比如清代建筑装饰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图案，取材广泛，各种人物、景物、动植物都有表现，利用其谐音和形象，寓意和象征特定的含义。

3、建筑设计要充分考虑当地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所形成的地与特征和地方精神的差异，使文脉成为建筑及空间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由于各地气候及地理环境的不同，自然景观、植被和建筑材料也都呈现出巨大差异，而他们所形成的空间特征和风格也千差万别。有高原的粗犷豪迈，也有水乡的细腻柔情，有合院的保守儒雅，也有古镇的古朴清新。

4、应尽量采用当地特有的建筑材料。

每个地域都有着自己特有的自然特征和环境特征，所以在选择建筑材料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有所区别。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域的建筑材料也是各不相同。比如湘西一带盛产竹子，因此当地居民便以此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我国西北地区多以黄土高原为主，气候干燥，当地居民便以黄土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因此，窑洞盛行。东北地区林木资源丰富，因此，在东北地区农村便用板材围成篱笆小院，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同样，在进行城市建筑设计的时候，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方式，进行改进，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5、建筑的地域性还与当地的人文、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该区域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

建筑设计师在设计建筑时，要深入该建筑所在的区域进行了解，充分发掘周围的有用信息，通过与现代的科技技术相结合，才能让设计师们在继承历史建筑物风格的同时，还可以创造出与现今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创作理念。

例如“南越王墓博物馆”具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该博物馆的建筑风格是古代汉文化与当地人文、地理环境融合的产物，然后再运用现代的建筑手法，将这些思想完美的表现在该建筑当中。也就是说，该建筑所表现出来的是当地文化与时代的完美统一，可以说是新地域下的古建筑理念。汉墓的修建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展的，这也充分表现出了对古代文化的一种保护。

6、建筑理念要与时代要求相匹配。

现代化建筑设计也就说现代化传统设计，所谓传统设计，就是指继承历史时期的人文因素、历史事件以及建造材料等方面，而现代建筑设计也是以这些因素为基础的，这些因素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或多或少的改变，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因素会遗留下来与当地的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因此，一个现代的建筑设计如果能够充分的表现出这些细节问题，那么就可以完美的诠释该地区的特色。此外，在进行建筑设计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前提下，要大胆的去结合西方文化，正确对待西方文化问题。

7、模拟当地的建筑色彩。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建筑色彩的表现形式和象征寓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因为地区文化的差异，相同的色彩在不同的地区所表现出来的象征寓意是有所区别的，甚至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比如在西方文化中，白色是用来象征圣洁，而在我们国家却经常和死亡相联系起来。由此可见，不同文化背景下，所赋予色彩的含义是远远超出了其自然属性的。将具有相生意义的色彩应用到建筑设计中，将使设计更能体现出其更强的归属感和识别性。

四、结语

现代城市设计中，最关键问题是如何与地域文化完美的结合，而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结合也是建筑设计的必经之路。文化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也必然是中国建筑师的努力方向，因此，尽早的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时代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作品，才能够将城市建筑的现念完美的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篇（6）

这里就建筑节能设备与产品的发展趋势，谈几点看法供参考

影响发展的几个重点观念

1.充分注意地区差异的观念。我国幅员辽阔，地区气候、人文、经济水平均有较大差异。不可能用一种类型设备通行全国。对于引进国外产品应分析其产生和应用的背景与我国的异同，择其善者而用之。

2.建立寿命周期成本观念，一般应按建筑寿命五十年内发生的各项费用，取其总和较低者作为选取决策的依据，不应只考虑一次投资最低者。

篇（7）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6年（逝世）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前期左倾的激进转变为后期右倾的自由与开放。在1976年之前的中国建筑注重表达民族、国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题，此后的建筑倾向于表达地方文化并逐步关心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从“大叙事”走向“小叙事”的过程。①到20世纪90年代，经典政治权力已非中国惟一的权力中心。以发达互联网及传统媒体系统为载体，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霸权主义侵入中国，并呈现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中国的媒体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靠近西方媒体：电视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为信息在国外、国内的同步传播提供了可能，信息在国内国外几乎同步上市。西方强势文化借助媒体形成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文化领导权。中国经典的政治权力反而渐渐退居世俗大众生活的次要地位。

众所周知，西方在历经现代社会的长足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7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时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在许多艺术领域展开（建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并逐渐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统一价值取向标准的对神圣与崇高的向往被单体个性的张扬所取代。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准则。对库哈斯央视新大楼的追捧即体现了中国建筑界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与倾慕，而对该方案的批评则反映了坚守本土文化传统者（即中国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拥趸者）的贯常立场，审美的多元化取向可见一斑。

2．边缘性

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决定了我们的边缘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被纳入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无论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无情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较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一种属于中国人原创的体系（季羡林）——这说明我们难以接近学术中心的边缘状态。建筑界也是如此，对西方当前主要的建筑文化与理论，我们缺乏对其所以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理解它们这种发展的社会参照系，更遑论对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

二、喧嚣与冷寂——历史大关系下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1.超出权力与政治阴影

从1976年以后，中国国家政治与权力形成的单一文化态逐渐拥入开放而自由的空气，整个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真理问题”。国家意志与正统意识形态从主流文化地位渐变成文化中的“主旋律”，虽由政府大力倡导，但并未真正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因为其中充满了过多的政治宣传。与此形成对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为大众喜爱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为国家的文化导向，具有强制意味，带有鲜明的权力和“教化”色彩。然而比“主旋律”文化更为生机勃勃的是大众的流行文化，它没有权力的支持，但充满了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建筑迎来了一次真正的热潮。这一热潮与建国初期兴建“十大建筑”的热潮不同，这一次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使然，少有政治与权力的影子。这标志着中国建筑从表现宏大叙事主题转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正其时，西方的后现代与晚期现代主义理论盛行，中国建筑界几乎未加批判便接收了它们，正好用来当作如何对待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论支柱。

1976年以前（或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筑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定义为民族主义，表现为所有的建筑现象都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以及一种世界观，这是权力与政治阴影下的单一文化态现象。这一时期的建筑理论与批评也以对民族主义建筑的讨论为主，语言风格上模仿前苏联，呈现出整体统一的价值取向。

时间再回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被强制性地带上开往后现代主义②的列车。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权力与政治的约束，形成一整套的“共识法则”，一切建筑叙事主题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并且为人们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权力与政治影响式微，“共识法则”被颠覆，“科学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而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利奥塔）”，随后，中国建筑界呈现“百花齐放”的丰艳效果。建筑理论与批评终于走出了权力与政治的阴影。

2．视觉化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体时代审美的视觉化倾向，视觉符号正在或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而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④。英国艺术批评家伯格说得好：“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⑤在各文化产业中，视觉符号被大批量生产出来。视觉形象的生产和传播，并不只限于艺术领域，艺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了，审美过去是艺术家的专利，如今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专利，业主、公众都有参预、评判与选择的权利。

建筑理论与批评刚刚走出权力与政治的阴影，又面临这样一个好的建设时代，应当说应该有好的建树，可惜，西方建筑文化丰富的形式语言拥入得太快（上海建筑金、银、铜奖的评选中，约半数方案为国外建筑事务所设计），让人眼花缭乱，又乱了阵脚，很多建筑师便再也无心深究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问题，而一味采取“拿来主义”。中国的建筑理论界俨然与西方建筑理论界全面接轨：西方的各种建筑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的建筑媒体中找到介绍。中国的建筑批评更呈现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满视觉张力的精美建筑图片为主，以西方建筑理论片言为点缀，以对建筑的参观性介绍为主线，因此整体缺乏理论深度。

篇（8）

一、符号嫁接

将我国传统建筑造型中的局部符号嫁接在当代建筑中，这在我国接触西方建筑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如南京中山陵建筑、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等。这类建筑需要表现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自信心的社会需求，它们基本上并没有脱离传统建筑造型。到了当代，我国的新建筑利用传统符号嫁接表现建筑民族性的日益丰富，它们大多具有删繁就简、注重文脉的特点，如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图2），把中国传统园林与江浙传统民居符号运用其中，甚至将一些传统建筑符号进行变形或抽象化处理，创造出现代建筑的新形式，在传统意象思维包裹下的现代建筑，表达着地域与建筑的关系。在当代我国建筑领域，此类作品成为建筑走向民族化的大多数。

二、形式的“中国式”

“中国式”建筑形式是什么？这包括建筑的物质形态和指导建筑的理论体系。物质形态方面，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建筑空间、结构、材料和建筑色彩的利用。在建筑空间上，中国式的建筑一般以半封闭的空间为主。空间形式讲究既遮阳避雨，又视野开阔，直通大自然的感觉。而建筑材料上，追求材料的素雅、柔和，注重生态材料的使用，建筑色彩上大量使用原色调，受光处用暖色、背阴处用冷色。建筑理论上主要是影响世界的现代建筑思潮和当代中国建筑师的思维认识。而影响建筑师思维的是我国所处的时代和传统民族的内核文化。物质形态和理论体系构成了我国当代建筑的形式体系，形成当代中国建筑的特点，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在当代“中国式”建筑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建筑、轴线建筑、半闭合空间的建筑、同一“自然”情结的建筑和整体性的场所等具有民族特点的建筑形式，没有它们是形成不了“中国式”建筑的。如: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图3），就是“中国式”建筑的代表，整个建筑看似是一个与传统无关的现代前卫的建筑。但建筑却在空间、结构、材料和色彩等方面均利用民族化的元素。在空间形态上，外壳的“鸟巢”以一种传统民居冰裂纹的形式塑造了空间的半封闭效果，新颖激进而又朴实无华；色彩方面，在建筑的内部大面积使用中国红，利用冰裂纹半封闭空间呈现出来，体现“中国式”建筑的衬托性的美，整个建筑圆润饱满，与民族的中庸思想相吻合。

三、“和”的审美

我国传统的审美模型不是建立在一个理论框架体系上的，而是建立在体悟上。认为客观事物虽是可以认识的，但不能用精确的语言表达，中国人讲神会，讲心领，讲意得。中国传统建筑思想认为建筑都是有灵魂的。虚实相生，或外实内虚，或内实外虚，所以中国审美的基调是天人合一、“尚中”情结、均衡之美、停顿等，这种审美认识体现在建筑中就是对建筑形态、空间的本质的探索。对于这一点我国现代建筑大师齐康的建筑给了我们很好的诠释，如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图4），整体建筑群顺应地形而建，轴线分明、交错有致，给人以亲切自然之感，而光和混凝土壁体的冷灰色调营造出一种有灵、安宁的心境。经由这样一种建筑空间，人们便会有灵由心生的意念，强化建筑自身意境，使民族认知在建筑环境构成中共生的表现出来，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篇（9）

[中图分类号]B036；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20―07

一、马克思主义与建筑意识形态批评

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 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 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

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

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

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

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

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

罚。

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 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独立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图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

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

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 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 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

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

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图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政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图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图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 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革命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篇（10）

二、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的文化现状

建筑文化内涵是建筑设计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80年代的美学热潮中,建筑学研究者就积极肯定了建筑具有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双重文化属性,如“建筑为人类提供了各类形态的生存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不断为人类创造出丰富和舒适的场所和空间。这种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谐调关系,充分显示了‘文化’的意义。”[4](P12-20)回顾19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设计不可否认的文化现状就是,建筑文化的缺失及设计风格缺少创新与个性。究其原因在于,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缺少自身的文化思考与脉落;因此,建筑学理论研究者必须思考当代建筑设计的地域性与当代性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中“处理建筑和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5](P362)等问题。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于此所述的“当代性”,更多地指向建筑设计对当代人精神与心理情感层面的影响;“地域性”类同于文化学范畴内的“本土性”概念,其内涵倾向于吴良镛先生《北京》强调的建筑之于当代的文化精神,即更加明确地传承传统与发掘地域文化或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及迫切性。针对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的文化现状,基于对信息化背景下建筑表皮特点的相关研究[6](P13),我们不禁思考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当代中国建筑的表皮与内部结构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否存在建筑内部功能大体一致,而单纯从建筑表皮来追求个性化表现的情况?其二,建筑表皮化取向所呈现的二维化、平面化、影像化特征,与建筑作为实体的三维化、立体化及空间莅临感之间的矛盾,在当代应当如何解决?两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一个实质:当代建筑表皮彰显的图像化取向与建筑作为功能性空间的营造实质,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笔者认为,从功能性空间作为建筑的第一属性来看,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背景下,功能性空间(包括能够提供科学、方便、经济性好、舒适的建筑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空间)依然应当作为当代中国建筑设计首要考虑的问题及前提。作为建筑第一要义的功能性属性,进一步强调了莅临与使用空间的人的感受的存在性与合理性。毕竟,建筑“空间及其围合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要比纯技术、美学甚至是符号学所描述的要重要的多。”[7](P8)同时,回顾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实践,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西方建筑语言进行了积极的学习,并促进了1980年代以来建筑面貌的转变;然而,我们所学习的建筑语言大多集中于对西方建筑表皮语言的借鉴,而对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产生以来,重视建筑空间功能实现等核心观点,尚未能落到实处。因为,西方当代建筑文化中具有景观化取向的建筑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继承和借用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建构和功能,(其)仅仅在形式上进行了刻意的强调。”[6](P11)可见,无论当代西方建筑表皮如何新奇,都没有放弃现代主义以来强调建筑功能性的第一要义。更进一步看,这种单纯强调建筑表皮学习的倾向,必然使得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呈现出内部功能性不高,外观碎片化、影像化的整体面貌,乃至形成建筑与周围环境间缺乏规划感的、视觉与心理都不甚和谐的城市印象。从这一点来看,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应当在恢复对建筑功能性强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建筑与地域文化与本土空间环境的对话,即从建筑自身创造的空间与建筑外部环境空间--双重角度进行理性的实践与发展。相比之下,当代美术经过1980年代近十年的发展,与之前的创作相比发生了巨大转变。1980年代美术关注的文化问题可集中概括为追求美、表现真实、对人的问题进行思考及反思中国文化等方面。[8]1990年代以来,伴随美术市场化趋势的加强与美术家创作意识的日趋成熟,当代中国美术关注的文化焦点发生了向本土性与当代性的双重转变。艺术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文化意蕴的艺术语言,探索能够表达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呈现。当代美术中建筑空间图像所呈现出的,创作主体或休憩,或逃避,或批判的文化态度,具有鲜明的当代文化特征与中国式特色的审美空间启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