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学论文篇（1）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来分类，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校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矗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J.Ottensmeyer,GeraldD.McCarthy.Ethicsintheworkplace.New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T.De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Hoffman,JenniferMillsMoore.BusinessEthics[M].New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Fraedrich.BusinessEthics.Boston:HoughtonMifflin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积极探索了经济伦理的贯通，深刻揭示和论证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进行了经济与伦理相辅相成的创造性劳动。森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相得益彰、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规定了对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森认为经济与伦理的隔离，是非常不幸的，是违背人类历史认识发展规律的。从经济学上来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动机作了极其狭隘的假设（预设），断言人都追求自利最大化，社会中的人毫无疑问都是“经济人”、“理性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人性具有二元性、多元性，自利的考虑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动机、内容。而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狭隘预设对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实的理解，排斥了对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关注，拒绝了人类更基本的价值目标和任务。这样，一方面，现代经济学提倡了一种神经分裂症式的生活，固执地追求自利最大化，把它固定化为自圆其说的“定律”，并且仅仅限于物质财富，遗忘和丢失了尊严、自由、权利、爱、同情、神圣等人类社会已经存在的美好东西，形成了极其泛滥的功利主义潮流。另一方面，经济学只强调实证性、数学化、工程学，排斥对经济关系和价值意义的全面关注，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的特征。如此的经济学，去影响现实、影响决策，不只是学科的不幸，更是现实的不幸。

森主张经济学家同样关心伦理上的公平。效率、结果的经济功利与公平、自由的道德关怀的协调，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特别重视的，“目前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使经济学与伦理学进一步结合起来。”但是现在流行的经济平等研究的局限，在于混淆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的概念。如果说需要抱怨的话，应该是在经济学中，将研究的重点仅仅局限于非常窄的领域，即收入贫困。这种局限的影响是忽视从其它角度看待不平等和公平，而这些方面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有深远的影响。过度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它变量，诸如失业、身体疾并缺乏教育和社会排斥等方面的剥夺，实际上扭曲了政策争论。不幸的是，将经济不平等定义为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学中确实非常普遍，而且常常认为二者实际上是同义的。如果你告诉别人说你在研究经济不平等，别人立即就会得出结论，你是在研究收入分配。然而，收入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不同是重要的。对作为价值或目标的经济平均主义的许多批评都容易针对收入不平等的狭义概念，而没有理解经济不平等的更广泛的概念。例如，追求收入平等的理念会反对给予有更多需要（例如，有残疾的人）的人更大份额的收入，而按照经济平等的规则则不会反对这样做，因为有疾病而造成的对于经济资源的更多的需要，在判断经济平等的条件中必需得到考虑。森通过对于贫困的经济分析，进入到伦理层次，提出了“能力公平论”，来解决实现经济与伦理、效率与公平协调的问题。

森通过贫困、经济不平等进入到经济权利、经济正义，强调经济活动中的平等、民主、自由，实质上建构了经济伦理学的由“问题”到“主义”的思路。他反对旧的不平等的价值观念（性别歧视、权利垄断等），体现了西方现代正义观、人权观的主流思想。他吸取了罗尔斯、诺齐克的正义论的思想，这一点反映在他是由饥荒的具体现象深入到对于一般的正义的要求，达到经济伦理的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设定再到实际的应用。这使我们看到正义、人权的确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休戚相关，并且已经进入经济活动的操作层面。分配公平的实现——走向分配正义就是要实现经济与伦理的和谐——社会、制度因素在分配上涉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价值问题。例如对于民主、自由、市尝政府作用的认识。权利共识与社会和谐——经济公平的归宿与目的：福利最大化、合作的作用（穷人与富人之间；囚徒困境；社会契约）、人的自觉选择（克服传统中的落后习俗，如性别歧视）。

森的贫困与分配正义的伦理理论，对于我们经济伦理学的构架具有启发性。以经济公平为起点，追求经济与伦理的平衡与统一。在经济事实与道德判断、经济活动与价值目标、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上努力，应该是经济伦理的题中之义。进而，由经济到社会，再由社会到经济，人类社会的综合发展指数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先进、道德文明、教育发达等的“和合”或者叫有机统一。作为社会经济“顽症”，贫困问题的解决和分配正义的实现，需要在发展、社会进步中不断解决，中国也不例外：注意标本兼治方法——认真对待权利、能力的开发、能力的利用、能力实现的条件。

在理论上，森以悲惨的贫困与饥荒为线索，开展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关心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溶入人类的同情、怜悯、正义、慈善，这正是道德应该特别重视的十分实际的问题；贫困的研究表面上看是经济学问题，但是他认为在粮食问题后面，涉及粮食与人的关系，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安排问题、权利关系安排问题，有广阔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价值）视野，是今天伦理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伦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探讨分配的决定因素在于权利关系。展开对于公平分配问题的认识，寻求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思路。同时，对建立经济伦理学体系有重要意义。通过森的由贫困、经济问题进入到分配、伦理理论的切入范例，我们认识到经济伦理学体系的建构起点线——在经济正义的基础上的经济和谐发展，来论述经济公平的关键在于权利安排，强调经济问题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制约、互动，提出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运作指标的和合模式，也就是经济公平、经济伦理的真正宗旨和实现途径。

在实践上，森关心弱者、从权利公正方面、社会制度方面帮助、对待他们，而不仅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虽然现在的贫困问题越来越少，但是通过认识它的特殊性，对于我们经济进步中必然出现的残酷竞争造成的失败者、弱者问题的解决，提升人类社会的家园和谐，是有借鉴作用的。首先，在道德层面上，我们应该重视弱者、从权利公正方面、社会制度方面帮助、对待他们，而不仅仅是人道方面的援助。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其次，在经济发展层面上，通过社会政治、法律、价值（民主、平等）的因素来考虑经济发展的原因，注入公平的机制，考虑到社会福利，反对纯粹工程学意义上的片面观点，实在是经济运行需要考虑的。再次，在社会发展层面上，我们应该在物的方面与人的方面、效率与公平、经济尺度与伦理尺度上实现两者的结合、协调。在市尝政府和道德的多种维度上，进行全面的构思、运作，避免人为的、社会的弊端、灾害，从而真正为人类社会造福。

能像森一样认真从事、并且卓有成效地联结经济与伦理，有意识地从经济伦理的有机统一来研究的，毕竟是少数。况且，森的工作，也没有从根本上、完全地解决经济与伦理的长期分离。这说明了近代以后，学科分门别类造成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立刻化解的，仍然需要在两方面的沟通、融合上，进行不断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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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学论文篇（2）

人类的经济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涉猎广泛。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以往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经济伦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目前，我国被视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EconomicPowerhouse)之一，是继美、日、欧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经济支柱。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一系列诸如伦理道德失范、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伦理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否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等重大问题。因此，我国政府立足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在充分肯定了伦理道德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的基础上，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它从经济伦理的层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一种集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贫困的消除、平等的促进、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高等于一体的发展理念。

经济伦理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经济伦理思想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理论和观念。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直接产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及其理论；二是指人们对这种道德观念和理论的认知及评价系统。

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立足理论前沿，广泛地吸取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克服了以往发展观的缺陷，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完善人，发展应当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特征。

科学发展观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伦理的主体。“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它充分体现了人在经济伦理中的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体地位。第一，它充分肯定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居于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第二，它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往我们对人缺少人文关怀，对人本身的世界，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等关注不够，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否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的价值核心地位。第三，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它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二）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价值导向

公平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被人们公认是最佳的，或者说与别的规则相比不得不选择它的，用于评价社会中的竞赛规则、交易规则和分配规则等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

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基本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业机会和通过劳动平等地获取利益的机会，它否定除个人天赋和后天自身条件外的任何特权。第二，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分配平等要求利益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并存；利益的再次分配，要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目的，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2/3左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这说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年收入超过2万元以上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5%，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居民数超过了人口总数的50%。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状态，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同期0.328的平均水平，属明显偏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公众不满情绪滋生，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当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

科学发展观对公平的追求正是其对伦理关注和价值追求的鲜明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具有目的性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复强调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更好地彰显公平，我们应当坚持“三个共同”原则。一是共同发展原则，即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占有资源的行业与不占有资源的行业要相互支持，相互带动，共同发展；二是共同分享原则，就是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要注意低收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共享，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三是共同富裕原则，即不仅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社会理想目标，而且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分配基准、原则，贯穿到政府的分配方案中。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国在公平问题上的认识的正确回归，它内在地追求共同发展，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互支持和带动；追求共同分享，即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追求共同富裕，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

（三）“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

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思想实质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主宰和绝对支配者，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来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我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受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曾经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第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口压力愈来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5年增长1亿人口。从70年代开始，虽然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及增长的惯性作用，目前我国年均人口增长量仍十分庞大，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比，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显现出先天的脆弱性。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也就是说，我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协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二，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和高能耗之间的矛盾突出。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的总地质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仅是美国的1/10，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2003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2003年，我国消耗了占全球总量30%的原材料和能源，创造的GDP却只占到世界的4％。第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我国2000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是14万亿立方米，到2002年又增加了28%，达到18万亿立方米。我国因植被破坏，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每年在全国所有耕地上剥去10毫米的沃土。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9/10，每年仍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全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仍以3400多平方公里扩展，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和谐共处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良性互动共存的关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依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提升为一个全球性伦理，其明显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伦理基础。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包含以下几层经济伦理内涵：第一，就空间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经济伦理关系。第二，就时间方面的现代与未来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考虑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经济伦理观。第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理智战胜欲望，走节制型发展道路，确立新型的发展观。

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它要求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结论

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发展的伦理意蕴紧密联系、和谐统一的崭新发展理念。它汲取了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作为人类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作为古今中外优秀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经济伦理学，更在实践上为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其必然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宝庭，刘金华.经济伦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经济伦理学论文篇（3）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它从经济伦理的层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一种集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贫困的消除、平等的促进、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高等于一体的发展理念。

经济伦理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经济伦理思想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理论和观念。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直接产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及其理论；二是指人们对这种道德观念和理论的认知及评价系统。

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立足理论前沿，广泛地吸取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克服了以往发展观的缺陷，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完善人，发展应当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特征。

科学发展观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伦理的主体。“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它充分体现了人在经济伦理中的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体地位。第一，它充分肯定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居于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第二，它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往我们对人缺少人文关怀，对人本身的世界，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等关注不够，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否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的价值核心地位。第三，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它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二）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价值导向

公平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被人们公认是最佳的，或者说与别的规则相比不得不选择它的，用于评价社会中的竞赛规则、交易规则和分配规则等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

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基本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业机会和通过劳动平等地获取利益的机会，它否定除个人天赋和后天自身条件外的任何特权。第二，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分配平等要求利益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并存；利益的再次分配，要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目的，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2/3左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这说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年收入超过2万元以上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5%，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居民数超过了人口总数的50%。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状态，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同期0.328的平均水平，属明显偏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公众不满情绪滋生，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当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科学发展观对公平的追求正是其对伦理关注和价值追求的鲜明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具有目的性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复强调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更好地彰显公平，我们应当坚持“三个共同”原则。一是共同发展原则，即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占有资源的行业与不占有资源的行业要相互支持，相互带动，共同发展；二是共同分享原则，就是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要注意低收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共享，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三是共同富裕原则，即不仅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社会理想目标，而且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分配基准、原则，贯穿到政府的分配方案中。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国在公平问题上的认识的正确回归，它内在地追求共同发展，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互支持和带动；追求共同分享，即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追求共同富裕，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

（三）“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

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思想实质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主宰和绝对支配者，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来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我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受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曾经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第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口压力愈来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5年增长1亿人口。从70年代开始，虽然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及增长的惯性作用，目前我国年均人口增长量仍十分庞大，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比，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显现出先天的脆弱性。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也就是说，我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协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二，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和高能耗之间的矛盾突出。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的总地质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仅是美国的1/10，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2003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2003年，我国消耗了占全球总量30%的原材料和能源，创造的GDP却只占到世界的4％。第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我国2000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是14万亿立方米，到2002年又增加了28%，达到18万亿立方米。我国因植被破坏，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每年在全国所有耕地上剥去10毫米的沃土。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9/10，每年仍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全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仍以3400多平方公里扩展，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和谐共处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良性互动共存的关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依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提升为一个全球性伦理，其明显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伦理基础。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包含以下几层经济伦理内涵：第一，就空间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经济伦理关系。第二，就时间方面的现代与未来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考虑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经济伦理观。第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理智战胜欲望，走节制型发展道路，确立新型的发展观。

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它要求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结论

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发展的伦理意蕴紧密联系、和谐统一的崭新发展理念。它汲取了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作为人类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作为古今中外优秀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经济伦理学，更在实践上为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其必然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宝庭，刘金华.经济伦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经济伦理学论文篇（4）

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1]其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正确的经济伦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的作用，能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障。然而，我国目前的道德教育中，经济伦理教育仍然是相当欠缺，甚至是被忽视的，这直接导致我国道德教育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经济伦理教育已成为当前重要的时代课题。高校作为培养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重要阵地，在经济伦理教育中理应发挥先锋作用，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教育，其意义非常深远。

1 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也是德性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除了用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也对市场主体的伦理道德有基本的要求。经济伦理可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而它的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人们了解、接受市场经济伦理原则、规范的基础之上。所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有其必要性及紧迫性。高校作为“准”市场经济主体的培养基地，更应重视并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将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1．1 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性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无疑是获取利益最大化。毕业论文但市场主体的利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交换必须遵循等价、自愿的原则。这两条原则使得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考虑满足交换另一方的需要，把自利性与互利性、趋利性和服务性结合起来。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一方面依赖于经济制度伦理，另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个体伦理，即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约束和道德激励。这说明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学生作为“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能否具有“效益”和“道德”统一的健全市场主体意识，能否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对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作用不可小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指出：“要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结合实际，笔者认为深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可培养学生勤俭、公平、平等、守信等传统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可培养大学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

1．2 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

在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变革时期，多元化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主导价值系统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面对着道德困惑。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原则。作为反映人们经济生活、政治活动规律的经济伦理在充分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凡是基于公平原则、等价交换的获利行为都有其道德合理性。[2]如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只要不违反市场交易原则，也是经济伦理所肯定的。

而社会领域的道德伦理则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显然这在经济伦理中得不到认同。这说明，硕士论文 同样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伦理要求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目前高校并没有针对这两种适用领域不同的伦理原则的价值矛盾进行教育，接受的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的教育。这导致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道德行为显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倾向。

如现今大学生中的诚信意识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泛“功利化”倾向突显等现象，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 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近年来，经济伦理教育是学术界研讨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但至今仍未完成其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此同时，如何把理论研究的成果纳入道德教育，尤其是作为道德教育主渠道的高校道德教育中，实际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市场道德规范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内容，医学论文并通过对高校这一重要阵地进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坚持奉献伦理教育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

确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在我国当代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地位，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的。[3]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注重物质财富，肯定正当利益。即肯定以效益为追求目标，以勤俭为活动核心，以自尊为心理基础，以竞争为实现手段，以互利为社会前提，以法律为行为基准的基本伦理规范。

但应认识到，肯定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个人利益因素，并不等同于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称论文要明确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地位——经济生活中道德建设的起点。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基本格局是功利伦理和奉献伦理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社会主义奉献伦理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全面实现社会进步为追求目标的伦理规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经济伦理反映和调整的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要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在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必须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目的的集体主义、奉献利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奉献伦理相结合，引导学生超越功利伦理的局限，升华为注重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伦理精神。

2．2 坚持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

经济伦理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人类存在方式的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系统审视。它关注的是人类如何不以自身异化为代价发展经济并在经济过程中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l]这要求在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绝不可松懈。发挥“主渠道”德育课堂的教育作用，传授相关道德理论知识，通过座谈会、交流会等方式传授给学生。但是，道德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特点，传授道德知识是其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行为中实践，如何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将外化的道德教育内化为其行为本身，真正以合乎市场经济、社会伦理的道德标准在学习、生活中运用于实践。因此，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以理论教育为主导，兼顾行为教育。

通过开展创业实践、家教等行为活动，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以理论指导实践，进一步从实践中升华体现理论的价值。

2．3 坚持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

一个人的思想觉悟不是白发产生的，而是必须有一个从外面系统灌输进去的过程。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深人人心，很大程度上要靠有意识教育，靠坚定不移地进行灌输，即第一课堂“主渠道”教学。但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依赖于有意识教育，又离不开无意识教育。无意识教育即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案，自觉地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满足美的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4] 它把教育的意识、目的渗透到与之相关的活动或环境中，可增强伦理教育的渗透性和感染力。

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如何规范自我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及明确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与市场经济及社会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坚持有意识的“主渠道”教育与无意识的氛围影响相结合，以期达到最佳的教育目的。

3 新形势下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

高校学生的经济伦理教育应结合高校实际，在教书育人中重点引导学生对经济生活的目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效率的道德论证、分配正义、交易伦理、消费伦理、生态伦理等问题作些深入全面的探讨与学习，以启迪大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觉悟。

笔者认为，应以“以人为本，合力育人”为教育指导原则，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符合新时期学生的教育方法，通过搞活“四个课堂”、优化“四个环境”、整合“四种媒体”、实行“四级推进”，努力构建“大教育”格局，不断提高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及效果。

3．1 延伸教育时空，搞活“四个课堂”即主课堂、第二课堂、家庭课堂、社会课堂

经济伦理同整个社会发生着经济学和社会伦理角度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将课堂带到社会、家庭、校园文化活动中去。主课堂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基本形式，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灌输中始终发挥着主阵地作用。课堂教育应以开放、互动的教育模式，进行经济制度伦理与经济个体伦理的教育，通过讨论、辩论等形式提升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举办大学生创业活动、知识竞赛、演讲赛等活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陶冶情操，提高觉悟。构建“学校一家庭一社区”三位一体的模式，将经济伦理教育延伸至家庭、社区，寓教育于生活，增强教育的渗透力与感染力。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参观先进企业、人文景观等“社会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3．2 营造教育氛围。优化“四个环境”即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

在当前社会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社会舆论和高校都赞成大学生适当地参与一些不影响学业为前提的经济活动，留学生论文 如家教、推销、勤工助学等。既锻炼他们的能力，也对他们健全的人格形成极有益处。然而，目前高校当中出现了一些大学生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去参加非法传销组织等行为，甚至贪图享乐、难耐清贫等思想在某些大学生中颇有市场等消极现象。这说明，优化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显得尤为重要，营造严谨求实、勤奋求知、民主开放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的经济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经济环境。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法律性，营造民主、法治、和谐的政治环境。建立健全的文化活动机制，使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活动方式上，开展主体文化、节目文化、广场文化、共建文化、课余与假目休闲文化等鲜明的校园文化活动，并使之延伸到校园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

3．3 丰富教育手段，整合“四种媒体”即报纸、广告、电视、网络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也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报纸、广告、电视、网络是当前主要的信息载体。其提供的信息对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具有牵引作用。大众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传播信息直接迅速，在大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学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渠道。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具有形象性、隐藏性、权威性等特点。重视大众传媒作用，把其提供的信息变为舆论导向，会对学生的言行起到“软约束”作用。发挥大众传媒在教育中的牵引作用，是让学生及时了解党的现行政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面貌。应及时组织学生收听、收看《经济道德》、《道德与观察》、《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栏目，引导学生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正确认识与评价。

3．4 适应成长规律，实行“四级递进”

根据青年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成长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理状况，工作总结 搞好分级递进教育。第一年主要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义利观问题，归根结底是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它是经济伦理的核心。由于义利关系贯穿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一些具体的经济伦理问题，因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经济伦理问题。因此必须首先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反对“唯利无义”的思想观念。第二年主要抓好立身做人的导向教育。是否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做人的准则直接影响到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效果。通过思想品德教育、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等系列教育，引导学生懂得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走好人生之路。第三年主要抓好职业道德的定位教育。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职业道德教育理应成为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一步。第四年主要抓好奉献社会的爱心教育。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效率优先，而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在新形势下，在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更应强调奉献，通过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专业、爱岗位”的“四爱”教育，激发学生的奉献精神。

经济伦理教育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新形势下，高校大力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郑美琴．论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J]．经济评论，2001(6)．

[2]王淑芹．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经济统一的条件性[j]．道德与文明，2000(3)．

经济伦理学论文篇（5）

二、文献分析

经济伦理学论文篇（6）

    二、文献分析

经济伦理学论文篇（7）

一、我国对高职院校经济伦理教育质量的基本认识

我国的经济伦理教育研究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开始的，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从内容上看，研究主要处在论证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层面上，研究方法还停留于定性分析。近年着眼于具体教学实践的研究，但缺少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没有动态研究。这导致了没有评估经济伦理教育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实际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

在宏观政治经济背景的基础上，对高职院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意义及手段的认识。国内关于经济伦理教育的早期研究往往伴随着国家政策的颁布，而该类研究至今仍然占据了相关研究的半数以上。董霞（1995）指出经济伦理教育既是社会化大生产对当代学生的要求，也与学生个人精神追求吻合，在教学内容上要将伦理学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相结合，教学手段要做到“理论与实践”、“专业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和“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谢玉萍（1999）认为经济伦理教育既是世界潮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求，并且进而指出了经济伦理教育中“全员教育与全程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在人文课程中强调职业道德的重要性。许益峰（2006）从社会主义荣辱观统领下解读了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和核心内容。张思锋和杨致忻（2011）结合当代国外主流研究成果对过内经济伦理教育现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大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认识不足，高校经济伦理教育观念落后，教学效率低下”的认识。

1.在借鉴外国理论层面的基础上，对我国高职院校中的经济伦理教育教学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的反思

吴易明（2008）则深入研究了“故事讲述”这一教学手段在西方商学院中的价值，并认为这一手段将完全适用于国内院校，并能成为最有效的授课手段。柯丽敏（2009）通过实证调查证明了电子商务专业学生中经济伦理素质的低下状况，并提出完全按照外国先进研究成果为框架建设的电子商务经济伦理课程、授课方式和评估模式，以此为依据配置教学资源。王义明（2011）提出了国内院校在进行创业教育时对经济伦理教育的忽视，以及可以借鉴的外国商学院的创业教育模式。吴红梅（2011）在总结美国商业伦理教育的实践后，指出国内经济伦理教育忽视了通过建立研究机构、组建学术团体，创办独立的商业伦理学术期刊，定期召开相关的学术会议以及成立教学与研究组织来“打造优质师资队伍”，并借鉴美国经验提出了编撰本土案例教材、旁听经济犯罪审判等辅助教学手段。

2.在总结国内经济伦理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对核心课程架设和辅助教学手段的分析。

周蓉蓉和魏俭（2005）认为“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学生进行相关的道德教育活动”是高职院校中经济伦理教育的必要属性，并在此之上提出会计专业的经济伦理教育中应融入针对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的分析和讨论。曾楠（2008）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四个课堂、四个环境、四种媒体”的思路，充分调动学校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来辅助各级院校进行经济伦理教育。匡瑛（2009）通过对上海、南京和温州高职院校的实证调查证明了当前的经济伦理教育的薄弱环节，并提出“经济人”假设和“应用伦理”的选用是阻碍国内经济伦理教育的根本问题。杨艳丽（2010）在旅游专业学生中进行的研究提出了“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同时进行”和“培养方法与考评程序相互结合”的方案。杨艳丽（2011）在考虑旅游专业学生将来的职业特点时，更提出了将儒家思想整合在我国经济伦理教育中的思想。多数学者倾向于建立独立的专业经济伦理课程并辅以社会实践内容。姜启军（2011）认为经济伦理教育的核心和实践重点应该从学生就业后的社会身份和责任出发逆向推演，而对于食品经济专业学生的经济伦理教学，核心是“基础理论知识的把握”，其次才是“协调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并结合现实，指出“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商业伦理教育和现实结合”、“教材选择”也是重要的考虑内容。

3.从历年的研究情况看，对高职院校的经济伦理教育发展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点：

（1）经济伦理教育是必要的，符合我国国情需求，符合国际潮流；（2）应当借鉴西方商学院的商务伦理教育理论和实践来开设课程，进行授课，评估教学成果；（3）教师和学生同样处于经济伦理素质缺失的状态，高职院校发展经济伦理教育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培育优秀的师资力量是发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前提之一；（4）经济伦理教育对教材的依赖度很高，能够保证有效的经济伦理教育的教材目前非常稀缺，适应不同专业的教材是发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前提之一；（5）应当将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经济伦理教育的理论中去；（6）应当运用我国的丰富的社会资源辅助教学，发展校外课堂；（7）高职院校在架设课程体系、选择授课手段、选择教材以及丰富辅助教学手段时，应当结合不同专业学生就业后的权责，进行相应的调整。概括地说，结论（1）是毋庸置疑的，结论（2）至（4）是参考外国经验对国内高职院校的经济伦理教育发展提出的要求，结论（5）至（7）是在国内社会文化等背景中提出的要求，但结论（2）至（7）都缺乏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忽略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机会成本，未能提供具备适应性、可操作性和可评估性的高职院校经济伦理教育发展方案。

经济伦理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7.06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领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其他诸方面建设，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正是这一总布局贯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又是建立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一基础之上。本文拟从总体上研究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对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的支持作用，这一研究从学理上也就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伦理支持问题。

1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济伦理支持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又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前提。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才能良性运行。古代社会，经济与道德关联紧密。亚里士多德就有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集中于《政治学》和《伦理学》两本著作中。他分析了两种财富观，其一便是“专以聚敛财富为能事，另一却为生活而从事于觅取有限的物资。”在此基础上，他批评当时不顾道德追逐金钱的风气。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反对价格欺骗，也反对在商品的质量与数量上的欺骗，认为一件出售的物品如有三种缺陷之一，就构成欺骗，是不道德的，也是非法的。第一种是关于物品本质方面的，第二种是关于数量方面的，第三种是关于质量方面的。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孔子主张义以为上，否定见利忘义，强调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并把义与利的对立推到了极致。梁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他回答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到了近代，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出现了二分，亚当・斯密的观点是个典型。1759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年后又出版了《国富论》，在《道德国情操论》中，他认为人是道德人，具有同情心，是利他的，但《国富论》认为人是经济人，是利己的，这两个相反的人性论命题似乎成为一个明显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二百多年来，众多学者对此颇为关注，并未取得共识。本文认为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古典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典型，二分符合当时时代的精神状况。在经济活动中，人是利己的，但经济活动之外又是利他的，故其主张经济领域是远离道德的。但近代市场经济时期，经济的自由扼杀了实质的正义，阶级矛盾激化，经济危机频发。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伦理的引领，这就有了经济伦理学的诞生。马克斯・韦伯是个代表性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并首先提出了“经济伦理”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推动形式公平进一步向实质公平发展。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公平观，人类真正追求的崇高境界是“事实上的平等”。针对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公正的伦理实践已经在社会安排时把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前列，促进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导向，经济伦理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尺度。

2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政治伦理支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保证。但政治建设需要伦理的支持，需要伦理提供道德方向，也即需要政治伦理的支持。所谓政治伦理即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包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理想的基本伦理规范和道德意义。在中、西传统道德观念中，政治和伦理道德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联。一般来讲，古代的政治与伦理关联紧密，具有内在统一性。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论语》等所讲的既是政治，也是伦理，既是治国之道，也是做人之道。中国先秦儒家的德治理念使政治伦理化了，周代的以德配天的政治道德观念更说得明白。到了近代，政治与伦理的关系淡化，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在其名作《君主论》中提出了一种绝对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被视为西方“无道德的政治学”主张的理论滥觞。洛克的《政府论》将国家政治限定在政治权利本身的产生、运作和制约的合法性上，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政治之“道”理，而是政治之法则。到了现代，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进一步拉近，20世纪60―70年代可谓是政治伦理研究重新受到高度关注的重大转折点，1971年出版的罗尔斯《正义论》打破了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长久以来的沉寂，重新恢复了政治哲学的传统方法论。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现代政治，具有鲜明的民主和人本意蕴，故社会主义政治与伦理有紧密的关联。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它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驱除当官做老爷的传统消极观念的影响，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治行为对错的标准。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规范被概括为尽职尽责、廉洁奉公、办事公道、务实高效等。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范畴包括正义、公平、民主、廉洁、务实、勤政、高效、任贤等范畴是政治道德关系的必然要求与反映，为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服务。

3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伦理支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而伦理道德是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故文化建设需要伦理道德的引领，这就提出了文化伦理的问题。所谓文化伦理，一是指文化与伦理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文化与伦理的关联在人类历史上呈现波浪式的升降态势。古代的文化与伦理有紧密关联，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伦理主导着文化。但在近代，文化演化成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客观主义，把“是”与“应当”分开，文化成为一种科学文化。人站在世界之外，客观中立地研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工具理性彰显，价值理退。正是这种文化发展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促成了文化与伦理的再度关联。20世纪的西方社会，以50年代为分水岭，前50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50年则是相对稳定的黄金时期。但无论前、后50年，西方社会均因为各种社会伤病而招致激烈的批判，所有这些批判始终如一的主题是西方文化的伦理批判，伦理价值成为衡量当代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准，这就是后现代文化的出场。它试图在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哲学基础的反驳中实现文化的伦理转向。近现代中国，伦理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地位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复杂转化过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开始一个新时代，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而以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这个时代的实质就是伦理时代，道德还是不道德成为文化发展的必须关怀的最终问题。可惜的是，在我国的伦理学研究中，还未自觉开辟出文化伦理学的研究方向，以文化伦理为关键的论文寥寥无几，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著作更是尚未见到。

文化伦理的本质含义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文化，一方面揭示文化现象的伦理意蕴，另一方面提出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文化伦理的外延十分宽广，文化制度伦理、文化政策伦理、文化市场伦理、文化教育伦理，文化传播伦理以及文化部门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等都是文化伦理的范围。它将全面充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成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精神引领。

4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社会伦理支持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建设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析出的旨在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建设，主要解决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自由发展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实质的不平等问题，而这种自由与平等的正义追求恰是社会伦理学的课题。社会伦理学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以社会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为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纵观人类思想史，并没有一个内容十分确定的社会伦理范畴，然而却有丰富的社会伦理方面的思想材料。社会伦理是社会与伦理的结合，社会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要受伦理规约，这便有了社会伦理。古代社会，社会与伦理是密切结合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公正作为核心与灵魂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社会共同体，社会成员各守其位、各司其职，这就是社会公正与和谐，就是社会的至善状态。奥古斯汀是第一个在宗教神学的面貌下系统阐述社会伦理的思想者。他关于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关于政教分离、正义与幸福关系的思想包含了许多社会伦理内容。到了近代，社会与伦理的关系出现疏松，自由主义盛行，社会演化成为名利场。孔德针对这种情况，认为摆脱欧洲社会危机，重建社会秩序的现实途径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和信仰体系，主张将科学实证的方法运用于对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社会伦理”一词。在他的知识体系等级中，两门最新学科，即社会伦理学与社会动力学占据最高地位。他反对原子论的还原论分析方法，主张用整体有机体的立场，注重经验分析的方法来认识社会及其道德现象。孔德所理解的社会伦理学就是他的社会静力学。此后社会伦理学进入学术视野，进入学科建构时期。中国的社会伦理学研究起步较晚，伴随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伦理学研究才提速。总体来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伦理学研究应当以社会治理伦理与民生伦理为核心来展开，社会治理有鲜明的伦理意蕴，应以正义为旨趣，而正义的目的在于实现民生幸福，社会治理是手段和过程，民生幸福是目的和结果。社会正义了，民生幸福了，社会也就和谐了，社会伦理的使命也就实现了。

5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伦理支持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一环，其核心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需要从伦理上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这也就是生态伦理的任务。纵观人类历史，古代社会，人与自然处于圆融一体的状态，东西方皆有明确的生态伦理思想。道家哲学以自然主义为取向，以老庄为代表，系统论述了天人关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就主张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管仲提出“以时禁发”的开发原则。到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盛行，人与自然关系开始疏离，自然在人类的战天斗地实践中被破坏，生态平衡被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理解为一部没有生命的、僵死的机器，可以任人拆卸和组装。只看到人类的相对独立性，看不到人类对自然的终极意义上的依赖性，把人视为完全独立于自然的绝对主体，把自然理解为绝对被动的纯粹客体。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宰制成为必然，生态危机就这样到来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克服生态危机的必然，这就有了伦理学的诞生。传统的伦理学是人类社会内部成员所特有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则超越这种伦理观走向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上，人类的伦理经历了从最初的血缘关系扩展到亲缘关系，再扩大到种族、国家及全人类的过程。现在又要进一步走向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调整，这是伦理进化的必然。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界，其意义绝不亚于当年的废奴运动，奴隶等待解放，自然也等待解放。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它不同于人们常说的人与自然协调或人与自然和谐，它表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突出人的能动性，并对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按环境演化的规律促进定向发展充满信心，还突出人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区别，坚持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求得和谐与共同发展。人与自然协同进化是人类效仿生物与自然协同进化的规律概括出来的伟大的生存智慧。在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研究范围在迅速拓展，研究的领域既有西方浅层生态学思想，又有深层生态学思想。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生态伦理教育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为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经济伦理学论文篇（9）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经济伦理学论文篇（10）

    理查德·t·德·乔治(richard  t.  degeorge)既是美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亦为当代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对于其经济伦理思想，国内学界多停留于一般性介绍和规范应用的层次，缺乏专门研究。本文拟从剖析其关于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思想人手，简要说明其经济伦理观点。

一、对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分析

    所谓企业非道德性神话，指的是美国人对于企业经营所持的一种普遍观念，即，企业经营的目标是赢利，在经营活动中进行道德考虑不合时宜。这里的“非道德”并不意味着“不道德”。它其实是指对企业根本目标的一种定位:企业经营既然以赢利为终极目标，那么直接关注道德就与企业的性质背道而驰，在相当程度上可认为是虚伪的表现。这样看，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本质含义就是，“伦理与企业经营是两码事”。德·乔治认为，这种观念实际上站不住脚。

    第一，它偏离了美国的现实生活。德·乔治认为，美国社会关注着企业行为的道德性，对企业不道德的决策保持着高度敏感。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媒体报道商业丑闻所带来的公众反应、公众组织、商业伦理的研究以及公司开展的伦理项目。这样看，企业非道德性神话未获全社会的一致认同。而且这种公众诉求也对企业产生了一定的道德压力，促使它们在决策过程不得不考虑伦理因素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第二，它偏离了美国企业的价值观体系。德·乔治认为，企业非道德性神话对美国的自由经济制度中的自由观念做了绝对化的理解，在企业经营的实践中则混淆了自由观念与如何使用自由之间的差别。

    在德·乔治看来，经济自由的观点是“以在自由经济制度中经营者所必备的成熟度、知识水平以及责任心为主要依据和基础的”，其价值预设是“所有人都希望维护个人的利益，每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追求的目标”。换句话说，自由的经济制度只是实现经济自由的环境，其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实现其利益。但个人能否充分实现其利益，还在于能否合理地利用、并维护这一环境。因此，就其实现来说，自由同时也意味着责任:一方面要自我负责，要对自我行动目标的选择负责，需要培养相应的责任能力。另一方面要对维护自由的制度环境负责，自觉地将自我的经济目标约束在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总之，经济自由并非意味着，只要不违反各种法律规定，即可任性而为，而必须以相应的责任感和责任能力为前提。非道德性神话“通常强调获取收益的愿望而非对自身利益进行选择的自由”“。就此而论，它偏离了美国经济制度所蕴涵的自由理念。

    德·乔治进一步指出，自由虽然是美国的自由经济制度核心价值，但其他的传统价值观念如公平与机会均等等理念也值得尊重。然而，美国经济制度蕴涵的功利主义与效率至上的价值理念，难以与公平和机会均等的传统价值观相协调。具体说，在经济实践中仅靠自由经济的制度，只能保障形式意义上的公平与机会平等，在调适实质公平方面则不足;对于功利主义与效率至上原则，由于美国人注重其实践性而非理论性，由此难免会带来竞争方面的消极效果。对于美国自由经济制度诸如此类的缺陷，非道德性神话的信奉者未予正视。这里德·乔治隐含的观点是，自由的经济制度既然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实现其经济自由的环境，那么他们就有责任不仅去维护，且有必要来改善这一环境。也就是说，无论从个体还是社会的角度看，企业合理的行动方式不应是去利用制度的缺陷，而应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在经济实践中弥补制度调节的不足。显然，要做到这一点，企业需具备相应的道德敏感度和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毋庸置疑，德·乔治的上述反驳乃针对美国的现实观念而言，应联系美国文化的语境来理解其论证的有效性:其一，公众对企业道德性的关注之所以成为有力的反驳论据，应联系美国当代生活的民主化来理解。从民主的观念看，判断一种观点的合理性，合乎民意是其标准之一。非道德性神话既然与民意相悖，则不足以解释和说明美国观念的现实，其合理性亦应遭受质疑。其二，作为美国企业中流行的一种“传统”观念，非道德性神话之所以需要修正，亦当从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看。也就是说，一种传统观念是否需要修正，其衡量标准首先在于它能否有效应对生活实践中的问题，以发挥规范和优化现实之用。就此而论，非道德性神话之所以不合时宜，经济领域之所以要求伦理规范的介人，在企业决策中须纳人伦理考虑，这些主张首先并非抽象思辨的结果，而是经济实践提出的要求，即，为了更好地说明经济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并为之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由于当代经济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趋于尖锐化和普遍化，力求在当代经济实践的背景下建立经济与伦理的合理关联。而当代经济伦理学最初以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这一事实无疑为其理论的实践和问题面向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二、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建构

    对非道德性神话的反驳，为重新思考企业与道德的关系扫除了观念障碍。那么，在当代美国的经济实践背景下，企业与道德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可以从哪些方面人手去思考两者的关系?德·乔治做了一个大致的勾画，即“企业的道德背景、所有权的基础、企业的职责、企业与法律以及不断变化的经营使命”。这五个方面可视为从企业层次来思考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五个主要的问题领域。对此的说明，可以揭示两者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所呈现出的关系之复杂性，因而需要相应的专门研究。同时它也提示出两种基本的研究进路，进而有两种形式的经济伦理学:“一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出现的经济伦理学，二是作为伦理学整体范畴组成部分的经济伦理学”。前一种实对应于美国式的企业伦理学，其侧重在实践操作层次，可归为较前沿的企业管理的范围。后一种则注重伦理学方法的运用，以对经济伦理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和规范指导。严格说来，后一种才是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意义的经济伦理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德·乔治提出了如何构建经济伦理学的基本思路。

   首先，德·乔治将这种经济伦理学定位为一种专业伦理学或者说应用伦理学。按照他对专业伦理学的界定，经济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即，运用一般伦理学的方法来解决经济领域的具体问题，其中主要是企业经营中的伦理问题。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他将经济伦理学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用一般伦理学的原理对经营活动的案例进行伦理分析。其二，对用于各种经济组织的道德术语进行元伦理分析。其三，分析用于评价企业结构的各种术语。其四，为解决经济伦理问题，可能会涉及与问题相关的其他知识领域如哲学、经济学等，而进行相应的研究。其五，描述值得推崇的道德准则和典范式的道德行为，其行为者可以是经营活动参与者，也可以是具体企业。

    其次，从其研究的面向或进路看，经济伦理学可一般地理解为包含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同时又可分别对各层次进行独立研究:第一个宏观层次研究对经济制度的道德评价，以及该制度的替代方案及其调整问题;第二个中观层次研究企业内部的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问题;第三个微观层次研究对经济活动者及其经济行为的道德评价。在扩展的意义上，研究国际化的经济活动，主要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可视为经济伦理研究的第四个分析层次。

    最后，德·乔治认为，对经济伦理学的作用和目标不能作过高的要求。它能帮助人们认清经济伦理问题，并为其解决提供更系统的方法和更有效的分析工具，但不能改善任何人的道德水平。其“最终目标既不是维持现状，也不是激烈的变革，而是对需要变革的方面提出补救的办法，是对合乎道德的事物进行充分的保护”。要之，其经济伦理学的目标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有效地解释和说明现实的经济伦理问题，二是为解决经济伦理问题提供规范指导，为提高经济决策的伦理质量提供合理的方案。

      三、经济伦理学的分析方法

    在德·乔治看来，经济伦理学的分析方法首先来自一般伦理学方法在经济领域的运用，那么，发展研究方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建立伦理学方法介人经济实践之间的桥梁，以分析企业经营中的伦理问题。

    在其《经济伦理学》中，德·乔治发展出三种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和运用功利主义思想、康德的道德法则以及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分别扩展为其经济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分析方法[i7sa，道德法则评判方法，以及权利与公正原则的应用方法，并说明了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分析的具体步骤。由此他进一步贯彻了将经济伦理学定位于应用的思想，使伦理学方法能有效地介人现实的经济伦理问题。

    就他发展方法的过程看，特点有二:其一，这三种分析经济伦理案例的方法，所依据的伦理理论无一不在美国有深厚的传统。而他又认为，虽然三种方法的思考路径有别，分析出来的结论却大同小异。在当代合理多元主义的伦理学对话背景下，这或可视为一种注重运用本土资源的自觉。其二，他并非直接运用某个伦理学原则作为经济伦理学的分析方法，而是通过发展出相应的道德分析步骤，将对原则的道德理解与对经济实践过程的把握相结合，从而将一般的伦理学原则展现为经济实践中的伦理推理。显然，这是一种沟通一般伦理理论与经济伦理实践的努力。

    值得追问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经济伦理学有没有属于自身的研究方法?他在《国际商务中的诚信竞争》中提出了“伦理置换”( ethical displace-ment。另译为“伦理移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视为一种表现了经济伦理学作为应用学科而特有的方法。

所谓“伦理置换”，指的是在某一层次上无法解

决的伦理问题，可以置换到上一层次上以寻求解。这是一种应对伦理困境的方法。在个人层次上无法解决的经济伦理问题，可以置换到企业层次以求解决;企业层次的伦理困境，则可以反映到制度层次来讨论，以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四、德·乔治的经济伦理观点

    可以就以上三方面的梳理作简要分析，以揭示德·乔治的经济伦理学包含了何种经济伦理观点，

或者说，是出于何种关于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看法，而构建其经济伦理学。

    首先，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针对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伦理相脱节的问题。非道德性神话的破产，一方面说明，秉持“经济与伦理无涉”的“传统”企业经营观念，难以适应当代“新经济”的运作方式，不足以应对其中凸现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以此观念来主导企业经营，其副作用日益明显，并与人们日常的道德期待相悖。企业伦理研究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即为明证。在此意义上，非道德性神话也可以视为引发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原因。德·乔治的判断是，经济运作中排斥伦理考虑，这一现状是不合理的，必须面向当代经济实践，建立经济与伦理的有效联系。

    其次，从其学科构建看，德·乔治注重以经济实践为基础，进行经济伦理规范的整合。其中包含的经济伦理观点可概括为:

    第一，伦理与经济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合理的关联。这要求有一种面向现实和问题的态度，即，从理解经济的现实出发，选择适当的伦理方法去介入现实，以说明问题所在，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

    第二，既然以实践和问题为主要面向，那么其经济伦理学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改善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实践首先要求可操作性，一般伦理学作为分析工具和方法介人经济伦理问题的方式是直接的。也就是说，这些工具和方法本身是否合理，它们介人经济领域的问题之时是否需要某种新的理解或修正，或者说经济伦理学是否需要基于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深层探讨，而确立属于自身的专门理论，在他看来，并非其经济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三，他所提出的“伦理置换”方法，对于在实践中整合出有效的经济伦理规范具有特殊意义，可以视为其经济伦理观点的具体化。由此可以将实践中经济与伦理关系中的问题逐步反映到理论中来，并作有针对性的探讨。比如，一个企业自愿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却发现因此而在同业竞争中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固然可以说，既然是道德责任，那么就不应因为效益的原因而放弃，否则只是工具性的、虚伪的道德。然而这种“德福背反”的状况毕竟不合理，那么就可以置换到制度的层次来思考，通过改善制度以减少“德福背反”的状况。一种合乎经济伦理的制度应该往保障“德福一致”的方向发展。

    最后，德·乔治将其经济伦理学定位为一种应用伦理学，可以通过分析这种“应用”的性质，以进一步理解其经济伦理观点。分两点看。

    第一，作为应用学科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显然有别于以经济实践者为主体的、作为社会运动的企业伦理学。它在自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的同时，积极寻求两者相通的桥梁，从而如何让伦理学方法得以有效地介人经济实践，当为经济伦理学的基本研究取径。这一点可以从他对经济伦理学的目标定位来说明。

    表面看，其目标定位较为“卑微”:经济伦理学只是就经济决策的伦理方面作评判，并提供予以改善的参考方案。它既非意味着直接就决策优劣作判断，更不是要代替企业去做决策。然而这一卑微的定位包含了合理的考量:究其实，经济伦理学虽然以现实为主要面向，但也正因此就必须看到，现实的决策之合理性，依赖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伦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这样看，这种“卑微”，与其说是强调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局限性，不如说是表达了对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尊重。换句话说，不能以关注现实为借口，而确立一个理论所达不到的目标:一方面，理论总是力求从某一方面去描画和优化现实。经济伦理学只是力图充分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伦理因素及其重要性，并提出改善的方案以供经济实践者参考。它“并非万应灵丹，只有当那些掌握实权的关键人物采取恰当的行动之时，经济伦理学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其目标不能是膺越的。另一方面，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关键在于通过冷静的分析而增强其理论说服力，以“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支持”，而不是要基于“激烈变革”的实践狂热，去直接发起各种改变现状的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