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研究论文篇（1）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语文研究论文篇（2）

但是，肯定语文研究性学习中出现的学术化倾向，并不意味着学术化或学术化倾向可以作为评价语文研究性学习的标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学术化这一把尺子来量中学语文研究性学习这门课教学的长短，评判研究性学习的优劣。总之，我们不能强化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学术化倾向，更不能让它纯学术化。理由如下：

第一，从研究性学习的目的看，新课程计划开设“研究性学习”这门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掌握基本的研究学习的方法，培养使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初步形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既然如此，语文研究性学习的主要任务当然不是组织学生写论文，搞课题，而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提高能力并形成良好的精神品质，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科研等奠定基础，不是把学生的学习引向学术化，而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第二，从研究性学习的特点看，研究性学习是一种注重过程的学习，与接受式学习不同，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学习以及与同伴协作切磋的机会，有更鲜明的实践体验、探索感悟的求知特点。因此，语文研究性学习应组织学生自主活动、实践探索，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条件与环境，让学生健康发展，而不能追求把论文写大，把课题做大，把成果搞大，刻意追求上档次的研究性学习，强化其学术化倾向。

语文研究论文篇（3）

一、更新了教学思想

教学思想的变化是改革教学的先导。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受传统教学思想的束缚，加之后来“”十年的动乱，语文学科的性质被抹煞，致使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思想混乱，教学无所适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不仅给全国的经济吹进了春风，也给中学语文教学拨开了云雾。继“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也渐渐地举起了“改革”的旗帜。不过，要改革，统一认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第一要著。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师是怎样更新教学观念的呢？

（一）破“满堂灌”为“启发式”

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是扼杀学生活力的一种教学模式。其实质是不信任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正因为如此，教师教学只是一人唱独角戏，把知识嚼得细细的，一口一口地喂给学生。这样一来，学生在听教师讲课时可以不动脑筋，只要能像“容器”一样装进知识就行。不管你消化不消化。是懂了还是没有懂，教师是不多过问的。换句话说，教学任务的完成只是以教师讲授文章数量的多少为标准，例如一册《语文》课本内有30篇文章，教师全部“讲”了，那就算这位教师一学期的教学任务完成了。这是一种只看数量不问质量的衡量标准，是极其片面的。如若不改变这种状况，教学质量是难以提高的。

当然，我们只是认识到“启发式”教学是冲破“满堂灌”教学模式的最佳途径，于是，1982年我们就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改革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启发式”的研究课题，通过报告会、示范课等形式提高教师的认识，转变观念，努力实践，提高效率。

现在，湖北省中学语文启发式教学研究仍在深入探讨之中。

（二）破“讲堂”为“学堂”

在启发式教学研究的启发下，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师对“教师中心论”有了进一步认识，一致认为，启发式教学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它是对“教师中心论”的否定，同时，要正确运用启发式教学，还必须进一步明确教学的实质，弄清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地位，掌握启发式教学中的技巧性的问题。否则，启发式教学就会流于形式。“满堂问”就是“满堂灌”的一种变式，一种翻板。于是，1983年我们又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中学语文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学”的研究课题，真正解决教学的方向问题。

从那时起，这一研究课题不仅在我省范围内，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油然兴起，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破“无序”为“有序”

在课堂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作文教学的研究。其中，就是要解决作文教学中的“无序”问题。阅读教学教师还有课本，作文教学呢，教师手中无遵循的凭据，一上作文课，教师就摸脑袋，处于盲目性和随意性状态。这如何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呢？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开展了作文教学的调查及作文序列的研究，并编写了《初中作文自能训练序列丛书》。

不仅如此，为了切实提高作文教学的效果，我们还开展了作文教学全程性的指导研究活动，积极开展学生的文学社团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全省学生的作文竞赛，等等。

现在，湖北省中学语文作文教学的面貌已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四）破“教书匠”为“教育家”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师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有效地解决教师队伍中的“断层”现象，我们一方面致力于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把培养青年教师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使他们能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教学能手，直至教育专家。我们的措施是：举办各种类型的理论培训班；举办各种类型的研究活动；举办青年教师的优质课竞赛及其论文评比活动；提供实验科研课题，鼓励他们参加课题研究等。

20年来，湖北省已涌现出了一批教坛新秀。有不少教师在全国已赢得了荣誉，被称为教育专家了。

二、结出了丰硕果实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年来，经过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已结出了丰硕果实。下面列举几例：

（一）单元教学研究初见成效

1988年至今，湖北省中学语文单元教学课题研究已有11个年头了。课题名称是：三段六步多课型能级递进式单元教学。“三段”，是从学生学习的年段而言的；“六步”，是体现每一单元教学的步骤或环节；“多课型”是针对不同的课文内容在每一单元内的地位所采用的不同教学方式；“能级递进”，是指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具体地讲，就是从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到鉴赏。这个“递进”是循序渐进的，是滚动式发展的。我们之所以确定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主要是因为它能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体现单元教学整体性原则，以及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即能级递进。这个课题的名称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从实践教学中渐渐明确的。从而也说明了一点，我们在单元教学研究中也走过了一段从蒙胧到逐渐认识的曲折过程。

现在，单元教学课题研究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在全省范围内已广泛开展起来。起初只是在初中开展实验，现在已有不少高中教师也在运用单元教学的原理实施教学。

实施单元教学后，教学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从教师方面讲，普遍增强了三个意识：目标意识、整体性意识、流程意识。从学生方面讲，普遍增强了三种能力：自学能力、综合能力、迁移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实施单元教学后，避免了过去教学中机械重复的现象，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增加教学的容量，而且能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正如有的教师说：“传统的一课一教，贪多求全，胡子头发一把抓，轻重不分，主次不明，样样要求学生掌握，学生囫囵吞枣，食而不化，死记硬背，恶性循环，造成学生过重的负担。单元教学要求围绕单元目标，在一个单元内按规律、有序列地完成一两个重点教学任务，突出单元内相对集中的主要目标，分清主次，重敲轻点，完成单元教学任务。这样不仅强化了重点，增强了教学力度，同时，相应地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提高教学效率，减轻学生负担，这正是我们教改的目的。单元教学能达到这一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证明了单元教学的可行性及其推广的价值。

今年下半年，根据全省单元教学的发展状况，我们将准备邀请专家评估验收，作阶段性的小结，探讨深化问题。

（二）课内外衔接研究粗具规模

在单元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的领域又有所拓展，1993年，湖北省宜昌市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课内外衔接语文能力训练”。现在，这一课题研究已经历了五个春秋了，遍及宜昌市的城镇和农村，平原和山区，深受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1998年，刘国正先生两次到宜昌，第一次是进行实地考察，第二次是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第二次，他带领了人教社及全国中语会的领导、学者、专家一行10人对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影响是深远的。

为什么该课题能迅速发展并受到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呢？正如国正先生所说：“语文教学一与生活相联系，必将面目一新。宜昌搞的课内外衔接实验，本质就是语文教学同生活相联系。语文教学要联系生活，只靠课内是不行的，还必须把脚伸到课外去。”他还以《语文教学与生活》、《展开双翼才能腾飞》为题充分肯定了实验课题的方向。

正是因为方向对头，所以实验见效很快。对语文课，现在宜昌市的语文教师普遍乐教，学生普遍乐学。他们的课堂教学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他们的校园环境增添了文学氛围，学生的视野开阔，知识面宽，自学能力强，谈吐明快，举止大方。这就是该项实验所带来的效果。

不过，这项实验虽经历了五年，但毕竟只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不断完善。今后要加强研究的力度，突出课题特点，在“衔接”二字上下苦功夫；加强科学管理，使实验纳入科学化的轨道。

（三）素质教育研究正在深入

实施素质教育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省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十分关注，而且也积极参与了研究活动，特别是鄂西边远的山区——鄂西自治州，那里的教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申报了该项课题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说，该项课题研究在湖北省是全面性的。为什么在“应试教育”笼罩下的今天，教师对素质教育研究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呢？这与教师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提高不无关系。特别是语文学科，教师看到它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更增添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呢？我们的基本作法是：

第一，加强素质教育宣传力度，努力使教师转变观念，树立现代教育思想，在全面培养学生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及其创新精神。

第二，突出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梳理知识内容，明确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有机渗透道德情操、民族意识、个性心理等教育内容，使学生早日成为“四有”新人。

第三，占领课堂主渠道，遵循教学原则，努力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正确处理主体与主导的关系，培养学生自立、自尊、自信的精神，积极学习，提高能力。

第四，倡导开展各种语文活动，密切联系社会生活，不断扩大知识视野，在实践活动中提高综合能力，为今后学生走入社会打下基础。

第五，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发挥考试的正确导向作用，有利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有利于改革课堂教学，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等等。

第六，提高教师的素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不仅要求教师有较高的业务能力，还要求教师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师表。同时，教师还要懂得教育规律，用正确的、科学的教育方法，促进儿童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否则，就会迫使学生偏离正确的人生轨道。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教师队伍素质提高。

现在，素质教育课题研究还只能说刚刚起步，阻力还很大，但为了祖国的未来，我们是有信心和决心坚持下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看到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发展状况，它是有领导、有计划地把改革逐步引向深入的，而且有一条明晰的发展轨迹。其间，我们还大力地鼓励个人的钻研精神，积极开展教改活动，如武汉市六级教师洪镇涛的“本体”课题研究，荆州市沙市区教研室特级教师邓嗣明的“情感目标”课题研究等都在全国颇有影响，为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增添了光彩。

三、看到了美好前景

回顾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的确令人欣喜。它为我们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只有改革，才能兴旺；只有改革，才能发展。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20年时间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停留，今后，教学改革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不知有多少新的课题等待着我们去开掘，现有的课题还需要我们去深化，任重而道远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为了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美好的明天，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加倍努力。为此，我们还必须注意：

第一，积极学习教育理论，努力掌握现代化教学手段。教改实验已经证明，没有教育理论指导，教改的成效不会大，甚至坚持不下去，依然走回头路。即或有的实验有些成效，但因缺乏理论而失去了指导的意义，因此，掌握理论依据是教改成败的关键。当前，我们引进的国外先进理论不少，国内许多教育专家总结的经验也不少，特别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的教育思想，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我们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时代的高度去审视问题，才能大胆地去开拓进取。

语文研究论文篇（4）

1．学生爱用社会崇尚的实惠观理解语文学习；思维活跃，有一定深度。因生活条件较好，发育快，成熟早，思维具有了较强的批判性、独立性；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自尊自信颇强。特别是沿海学生，经济发达、交往频繁、社会信息多、港澳台影响大、观念开放，对传统东西认同程度低，但辩证的观点又未形成。认为古人专学语文，语文水平高，但科技落后，民穷国弱，受尽。学数理化可当科学家，搞发明创造。又说招工都清一色要理工人才，语文，不能测工程、计成本利润；成绩大多靠碰运气，不学也有60分。这有片面性，但也点出了语文的要害。这表明复杂的社会现象及语文的价值，已使他们的思维变得较复杂和较深广。

2．自尊心强、自制力差；心理闭锁与表现自我既分化明显又交叉矛盾；要人理解自己学语文的苦衷，但又不愿理解教语文的艰辛。有的不愿用语文披露复杂的内心世界，但对别人披露的又充满了好奇；有些课堂上从不发言，有些却把发言当作表现自己，赢得威信的途径；喜以自己的好恶律人，又不许别人干涉自己；喜欢老师像小学般把知识嚼烂、生吞，但不愿像小学生般配合老师；为自尊会制定一个个奋斗目标，但是一遇挫折便灰心丧气；有的甚至幻想用生意、的运气来实现目标。

3．喜欢独立思考，但又爱死记答案；辩证思维能力差。他们要求摆脱老师，自己去审视一切，特别是在表达对生活、师友、荣誉的内心追求时。对考试内容，又强烈要求老师给出最详细的答案，如问题有多种假设、几种结果时，便无所适从，并怨气顿生。

4．富有正义感，崇拜名人，又不自律。对反腐倡廉，热烈拥护；对车匪路霸，咬牙切齿；爱侃、企业家和歌星，但不愿像他们那样追求和奋斗。作业不会，抄；考试不会，看。为了成绩，不惜弄虚作假。

5．重金钱又敢花钱；买书却斤斤计较。问卷中，95％的人说最需要的是钱，90％说有钱去新马泰，5％说买点书。秋游野炊时，出手大方；捐款赈灾，踊跃异常。但买书却叫苦连天。这说明他们有爱心，但金钱欲未与求知欲同步。

二、把握心理、改进教学、提高素质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我采取了如下对策：

1．选准重点，激发兴趣。英国教育心理学家彼德和菲利普认为：教学要善于选择突破口。我根据自己的特长及教研成果，选择了作文。因它是语文素质最重要的内容，它是以掌握知识并形成技能的动态的、内在的、心灵的运动过程，也是学生最害怕的学习内容。

我精心设计了别开生面而又波澜起伏的作文课，并将学生的积极心理融进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具体是：首先让学生出难题考老师，老师依难题要求当场成文，并辅以理论分析，展示作文的全过程。这使学生的新奇活跃、自信好胜的心理得到满足。每次出题前，他们都兴奋不已。总是搜索枯肠，找家长、问同学；有的整天泡在图书馆。有人说这没法备课，要见题成文，危险。但正是这险，赢得了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学生命题后，我总要以新颖、奇妙、深奥来启发他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孔子说的“愤”、“悱”状态。我总是在学生最需要的时候才出现，且注意根据层级需要学说，挖掘其中的成功之处，使其自强自信，并油然而生那教学所必需的强烈的求知欲。对心理闭锁而能力较差的，我抓住其“想赶上去”的念头，适时鼓励，力争使“几分热情”变成一段时间热情。即是刚受表扬即开小差的，也从生理性激素使下丘脑兴奋与大脑皮质的调控矛盾上给予理解。对学生命的热点难题，我总是从审题构思到说出完整的作文。如对《钱》，我从其本质、作用（含异化）及围绕它出现的种种现象进行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列宁啊》，我从世界风云、人类历史及共产主义曲折上升中展开，对列宁的事业和戈叶的行为也给予恰当的评述。全文充满了历史与哲学、逻辑与辩证法，令学生耳目一新。

当我充分地显示口头作文的魅力后，我赢得了学生发自内心的尊敬。尔后，我再引导学生将我的口述作文形成文字，并在全班进行佳作评选。使学生对同学的文题、老师的作文、自己的文字功夫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这样的作文课，每次下课后都有过半的人在奋笔疾书，有不同层次的学生团团围住。100％的人都期待下次再上这样的作文课。语文的有趣和有用说自然在学生心里引起了共鸣。语文学习有了新的动机、新的需要。这些又自然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语文活动，他们会在课外涉猎大量的语文知识，会逐渐用语文的意识去思维和审视生活中的一切。这对相关学科的教学也有大的作用，政史科任都常说“五班学东西很活，兴趣很浓”。

2．营造语文学习的环境。心理学家列文用B＝F（D．E）（B行为；F函数；D表人；E环境），揭示了人类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它和新皮亚杰的环境一样，要求我们要重视语文环境的营造。我是这样进行的；

①绘出立体的语文知识“树”。据大学关于基础、文言、阅读、作文的要求，我指导学生每人绘制了一幅语文知识“树”，分应掌握的和已掌握的，每周张贴评比。使零乱的知识系统、形象，并有紧迫感。

②创设具有层次性的目标体系。目标与知识树结合，分整体与个别。我们定的整体目标是基础扎实；阅读过关；文言理解；作文优秀。个别含义有二：一是个别单项知识；如作文，把语言通顺，段落连贯，描写贴近事物特征为近期目标。二是个别差生目标不同；差的从纠正错别字到词汇积累。这样人人有目标，个个有进步。针对目标进行的达标测试，大家都能尝到了“跳起来摘到桃子”的快乐。

③引进竞争机制。我每周组织一次竞赛，一年下来，每个知识面都涉及了。如写字、语音、字词句接力、朗读、口头作文、辩论、演讲、游戏等都不只一次地作了专题训练，这使学生的大脑常处于兴奋和高效运动的状态。这就巩固了知识，训练了能力，培养了现代社会十分需要的竞争意识。

④加强多媒体教学。我常用幻灯、录相、电视等手段，让学生看（听）特级教师上课、伟人故事、山川自然、园林建筑、科幻科技等，然后让学生写观感、广告、改写，接着写自己的想象作文，有的还要用图画概括表达。这使学生在新奇中走进了一个语文学习的新境界。

⑤注重创造力培养。语文最富创造性，我指导学生编辑发行了《乳燕》、《乳雁》杂志，从栏目设置到征稿、创作、评改讨论、编辑、刻印、装订、发行等全是独立进行。结果《乳燕》荣获了全国中学校刊二等奖。学生发表了中篇小说，有182人次在《中国校园文学》、《少年文艺》、《广东语文报》、《学生优秀作文选》等刊物上发表了作品，其中获全国一等奖二次，二等奖四次，省市奖63人次。

语文研究论文篇（5）

二、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

关联理论认为,对语言的使用有两种方式:描述性使用和解释性使用。翻译是对语言的解释性使用。在语言的解释性使用中需要注意的是原语和表达该话语的语句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解释性相似。两个话语的解释性相似程度越高,所共享的明说和暗含意义就越多。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研究翻译的文献亦可谓汗牛充栋,但学者们对于“翻译”从未达成过共识。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是很强的,它统一的理论框架可以“框住”人类的一切翻译活动,而且还可以根据关联理论平息翻译界经年不息的争执(赵彦春,2003)。任何一种翻译理论都强调翻译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原语,译者靠什么来推理作者的交际意图呢?关键是靠寻找最佳关联,推断出语境暗含。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交际活动。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是一个对原文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尽可能根据话语内容去推理原语交者的交际意图,而译语接受者同样也在自己动态的语境内对译文进行阐释和解读。所以,根据关联理论,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一个推理过程,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

三、对文化缺省和关联理论的认识

认知科学表明,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图式(schema)的形式储存在人脑的长期记忆(long-termmemory)之中,每个图式由数目不等的空位(slots)组成。每当感官记忆(sensorymemory)输入了某种信号时,认知机制中的记忆搜索(memorysearch)功能就会自动在长期记忆中激活属于该图式的空位,最终激活整个图式。认知是由记忆中的图式作用于未知实现的。因此,在语言交际中,新的话语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发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它认知结构,理解才能达成。

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交际和认知,强调认知语境在推导说话者的交际意图中的作用。关联理论把交际看成是明示——推理的过程,设想每一个明示性的交际行为本身都具备最佳关联性(optimalrelevance),即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用恰当的处理努力就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作为一种语用理论,关联理论必然包含了语言交际所遵循的“经济原则”(principleofeconomy)。说话人在明示过程中,为使话语具有最佳关联性,必然会对受话人的认知语境和先有知识图式进行合理预测,对双方认知环境里共有的无须赘言的内容会在话语中省去,处理为预设信息。而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会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激活记忆中的心理图式,填补未表达的细节,通过推理,找到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从而获得语境效果。

四、怎样运用关联理论在译语中重现原作品的文化关联机制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是一个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方的互动过程,话语的两次输出和理解不可能完全相等,故对等原则不能衡量翻译的成功与否。“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是在保证效度的基础上求其信度”（张今，1987）即在保证交际效果的前提下,译作应尽量向原作趋同,提高信度(忠于原作者)。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动态阐释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完全对等(asymmetrical)的:防止和避免译语读者误解的责任完全在译者一方。因此译者必须将原作者的意图用明确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才能使读者解读原作者语用预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交际的成功取决于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译者应尽可能为译语读者营造出一个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语境,以获得与原语读者趋同的语境效果。这就为对文化缺省的翻译重构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一译者必须识别原语语篇中的文化缺省,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以明示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二译者要对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合理推测,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的翻译观没有说必须译成什么,只是说明在最佳关联的指导下可能译成什么。

1、重现(representation)。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表达与语义上都相近时,采用重现法,也即直译法,以达到同原语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最佳关联。如:tospendmoneylikewater花钱如水;百花齐放:letahundredflowersbloom;纸老虎译为papertiger.下例就是通过重现的手法传达了原文本的艺术境界:

(1)Amelodyisheard,playeduponaflute.Itissmalllandfine,tellingofgrassandtreesandthehorizon.Thecurtainrises.横笛吹起,优雅的旋律诉说着芳草、佳树、天涯,幕起。

2、替代(replacement)。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征象不同时采用替代法,它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如:Hethatliesdownwithdogsmustgetupwithfleas.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Romeo:Whathavethoufound?Mercutio:Nohare,sir.(《罗密欧与朱丽叶》,ActII,)《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四景中Mercutio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用了hare一词。Hare本为野兔,俗语是娼妓之意,相当于汉语中的“野鸡”,谐“野妓”,故梁实秋先生将hare译为“野鸡”。

罗:你发现了什么?

墨:倒不是野鸡,先生。

3、转换(reproduction)

当原语中文化征象在译语中出现缺省时采用转换法或意译法,如:

(3)现在合同已签了,真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如此了。

Asthecontracthasbeensigned,what’sdoneisdoneandcan’tbeundone.(刘季春,1996:90)

(4)“Ibegyourpardon,”saidAliceveryhumbly:“youhadgottothefifthbend,Ithink?”

“Ihadnot!”criedtheMouse,sharplyandveryangrily.“Aknot!”saidAlice,alwaysreadytomakeherselfuseful,andlookinganxiouslyabouther.“Oh,doletmehelptoundoit!”(LewisCarroll,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Chapter3)

“……你说到第五个弯了,不是吗?”

那老鼠很凶很怒地道:“我没有到!”

爱丽丝道:“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吧!”(赵元任译,转引自《翻译批评散论》

4、重构(rebuilding/recreation)。重构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与手段来疏解或化解原语的文化信息,再现原文的关联性。

(5)Itwasasplendidpopulation—foralltheslow,sleepy,sluggish-brainedslothsstayedathome.

译文:这帮人个个出类拔萃———因为凡是呆板、呆滞、呆头呆脑的呆子都呆在了家里。《翻译批评散论》,P87)译文较好地重构了原文的意境,连用六个含“呆”的短语再现了原作中五个以s开头的词汇的艺术效果,堪称艺术的再创造。(6)“IfyoumeanDarcy”,criedherbrother,“…butasfortheball,itisquiteasettlething,andassoonasNichollshasmadewhitesoupenoughIshallsendroundmycards”.

(上海译文版)“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的哥哥大声说,“……舞会已经决定了非开不可,只等尼可尔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下请贴”。

(人民版)“……至于舞会嘛,那是已经定了的事。只等科尼斯把白汤备足了,我就下请贴”。(一种用白肉[如小牛肉、鸡肉等]加蔬菜熬制的汤。舞会结束客人离去前通常飨以热腾腾的白汤、咖啡或其它饮料。)

Whitesoup是西方舞会上一道必备的汤,原文作者在此运用借喻手法借白汤指舞会的各种准备。“白汤”很容易激活原文读者记忆中“舞会”的原型画面,使他们领会到作者的意图。而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记忆中并没有相关图式,在理解上很可能会形成连贯“空位”。因此,上译版采用文化过滤法,把作者的话说白,这样一来,中文读者根本不用花费努力就能获得连贯理解;可是,这又有一个问题:译文除了给读者一个阅读方便,并不产生其它任何语境效果。因为译者代替了读者在思考,而文学作品的的魅力就在于读者能动地参与。相较之下,人民版采用的文化诠释法更为可取。“白汤”直接译出给读者以原滋原味的审美感受,文外脚注也不须读者花费过多的心理努力对文章获得连贯理解,并增强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语境效果和读者的处理努力相比要大得多,因而,人民版译文更具有最佳关联性在翻译的再表达阶段,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的存在,译者则不得不面对意义的再表达的种种选择和取舍。其中的得失,既有语言转换和文化播迁中难以解决的困难所构成的客观原因,也有译者面对两种文化所做出的文化意义上的选择,以及个人审美情趣的主观因素的影响。选择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关联原则。译作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是否再现了原作品的最佳关联性,是否符合读者的期待,是否达到交流的目的。译者要传达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找出原作品中的最佳关联性,并将其再现在译语作品中,让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同样的最佳关联而达到正确解读译语作品的目的。

语文研究论文篇（6）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其科技名词术语的出现也较为久远。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部辞书《尔雅》中就收列了不少术语，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初始的名词概念；唐代《一切经音义》注释了佛教用语；北宋年间的《营造法式》规定了建筑业的术语；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命名了大量动物、植物和矿物；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创造了大量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方面的术语；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大量工程技术术语；其他如清代的《格致镜原》以及1936年编纂完成的《辞海》等工具书，都表明我国在术语工作方面早已存在着科学的命名和释义原则。

从元代开始，西学东渐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开始引进中国。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以后，数百年间，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天文举要》、《测量要义》、《金石鉴别》、《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天演论》等等。在这些译著中，简明、精确地创立了一批反映科技新概念的译名（粟武宾，1990）。在外语辞书方面，早在明代，就有《华夷辞典》问世，其中译有西天语（梵语）、阿拉伯语等基本词汇（龚莉，2003）。

术语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而出现了规范统一的需求。1904年，由杜亚泉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其中引进、创造了很多矿物学新名称和名词术语（潘云唐，2003）。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词汇辞书。1915年该馆出版的《华英工程字汇》，是由中国学者自编的最早的专科辞书之一。这本书的编译，花费了中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生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龚莉，2003）。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科技名词审定的专门机构成立于清朝末期的宣统元年（1909），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编定馆（吴凤鸣，1985）。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江苏教育会的理化教授研究会审定了物理和化学名词，中华医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等。至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名词。1918年中国科学社起草了科学名词审定草案，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1928年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截至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名词（草案）14部，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史上的第一次高潮。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在当时的教育部主持下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的名词术语审定工作。1938年提出了《算学名词汇编》，经有关部门推行使用。截止到1949年底，审定了科学技术各学科名词草案近60种（吴凤鸣，1985），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工作的第二次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1950年委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原国立编译馆审订的各类名词术语草案，并于1950年4月6日批准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归属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小组。到60年代，审定、公布、出版了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在“”期间，名词审定工作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以恢复。

二、术语规范之花在科学的春天绽放

术语是科学的基础，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定要求术语规范的支持。“”以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在有关专家的呼吁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1985年4月正式成立。全国名词委的正式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因为名词工作是科学的一部分（叶笃正，2003）。

全国名词委第一届委员会主任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担任，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主任委员均由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教授担任。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组成常委会。

全国名词委是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审定和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性机构，负责制定我国科技名词工作的方针、政策、原则和规划，负责组织科学技术各学科的名词审定、公布及协调、推广应用。其中包括开展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国华语地区科技名词的交流、协调和统一工作，组织科技名词术语的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事务中心是全国名词委的办事机构，负责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组织实施名词审定任务，协调各学科分委员会的工作，编辑出版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并处理全国名词委的日常事务。

国务院于1987年8月12日明确批示：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1990年6月23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在联合通知中明确要求：（1）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名词统一的重要意义，带头使用已经公布的名词。（2）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3）凡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今后编写出版的各类教材都应遵照使用。

在中国科协各专业学会密切配合下，全国名词委逐步建立了各专业审定分委员会，形成了一支由各学科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近千人的审定队伍，负责审定本学科的名词术语（钱三强，1990）。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以及相应的秘书机构组成，下设若干分学科委员会。到2000年6月份，已经按学科组建了53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1700多位科学家参加审定并公布了包括理、工、农、医各领域52个学科的名词术语。

在全国名词委主办的内部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的基础上，1998年12月25日创刊出版了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科技术语研究》。它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术语的研究和规范化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科学术语规范化的高潮正在到来。

三、社科术语的规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术语，是现象和状态以及学术观点的抽象描述。不论统一与否，术语始终存在。学术交流促成“术语”的大发展和大集成（周有光，1997）。在不存在交流，或很少交流的情况下，术语规范和标准化都不是明显的问题。只有在需要交流，特别是较高层次学术交流，出现观点差异的时候，术语规范的问题才会显露。如上所述，早在1950年建国之初成立，归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的五个小组中，已经将社会科学单独列为一组。这虽与当时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先生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家的身份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诞生伊始，出现了全新的“社会”，人们由此对“社会科学”寄予厚望。然而，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间，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其后的历次社会变动、政治浪潮中，虽然产生了许多“新颖”的政治名词，却很少术语交流的需求。在不需要交流的环境下，术语定义的确切与否自然无关紧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开始进入科学的序列，社科术语的规范工作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视术语规范问题的有识之士并非凤毛麟角，不少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渠道呼吁开展并推进社科术语规范工作。198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即成立了“社会科学资料分类法研究”课题组。

1987年决定研制《社会科学检索词表》，1993年该词表通过国家鉴定，199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0年6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副院长倡议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发言成为备受关注的亮点。这是整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高层领导首次参与全国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盛会。笔者认为，在术语工作全国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规范社会科学术语的问题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影响远远超过社会科学术语标准化本身。谈及汉语术语的规范化，我们还特别有必要强调祖国的术语交流与协调。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近几十年来更有许多变化。两岸的专家学者，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却往往要从英文术语中寻求同一。在与香港、澳门的学者、专家接触交往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由于术语的差异和不统一所导致的误会，甚至会影响学术交流的效率和进程。除了学科术语不统一之外，一些专名，包括人名、地名、以及用人名命名的术语也有类似问题。以“指标”一词为例，在台湾电脑界，把计算机上用的“鼠标”叫做“滑鼠”。台湾出版的电脑图书中，称“鼠标指针”为“滑鼠指标”。人们当然不会把这个“指标”误会成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指标”，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汉字语言中，“指标”这个词的确是身兼数任。再如目前世人普遍关注的“sustainabledevelopment”,祖国大陆学者多译作“可持续发展”，而在台湾则有许多人讨论“永续发展”……

语文研究论文篇（7）

对此，课题组决定精减课时总量，“让学生用比别人少的时间学完课本”。一方面，实验教师以现时学生生理特征和智力水平为依据，减少单位教学内容的用时。如将汉语拼音教学由通常的8周浓缩至3周完成，以及适量增加识字量为阅读提前作准备等举措，均收到较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实验教师将部分时代间隔远、学生较难理解的课文，以泛读、速读等方式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点。经试验调整，我校常规课程精减为原课时总量的50%。“用比别人少的时间学完课本”，为培养学生语文学科综合能力提供了足够空间。

“课本之外，学生更需要些什么”，这一直是我们课题组教师思索的焦点。通过对学生个案调查，我们发现，由于受家庭及周边环境、影视等媒体影响，如今的小学生对社会实际问题的了解和关注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现有教材的时间滞后和空间狭窄，与学生个体成长需求形成鲜明反差，除了“听、说、读、写”之外，学生的情感体验、知识面开阔、眼界拓宽、对事物认知的形成有效判断等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引不起兴趣的内容，最终成为学习的负担。

为此，课题组教师大胆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开设学生自选课程，由学生通过课外阅读，将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作品推荐到课堂上，再加上教师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特点精选文章，由课题组汇编成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自选辅助读本，使一大批学生喜闻乐见、充满情趣的作品跃入学生的视野。

在对现有的教材补充完善之时，我们课题组教师还认识到，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培养，不但有赖于兴趣的引发，还需要在学生自觉的交际活动中得到激发和形成。为此，课题组为学生设计了系列活动课程。从低年级的“自我推荐”、“讲身边小故事”，中年级的“自编故事”和“辩论赛”等，丰富多采的课型为学生提供了多渠道的交际与思维空间，让学生在活动中自由翱翔，各种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挖掘培养。

就以“辩论赛”为例：在我们平时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的思维活动往往只能按照教师精心设计和期望的轨道，“小心翼翼”地进行，不能有所偏离。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受到抑制。然而，从辩论课中，我们则看到：无论是辩题的确定，论点的选定，还是正反双方人员组成，学生不必履行课堂教学中的循规蹈矩，可根据辩题，自由选择观点，收集材料，并精心加以组合。这些无不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进而为了使本方的观点获胜，在分头各自准备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小组成员开会讨论、交流；删选整理材料；设想各种情况，研究制定对策。这种在一般教学活动中较难实现的“积极参与、交往合作”的效果，在辩论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辩论课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比课堂教学更广阔的展现自我的舞台。在辩论会上，学生把平时“唱主角”的老师“冷落”在一旁。学生不必对自己的问答是否正确、是否符合老师的意愿而顾虑重重，学生也不必受选举手后发言的纪律约束，对各自所持观点，可根据自己已知的事实，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起或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事例，畅所欲言，阐述观点。同时，对对方所执观点，合力进行驳斥。在双方的唇枪舌战之中，学生的表现欲得到了满足，成就欲得到了满足，师生间、学生间的主动交往也增加了。

语文研究论文篇（8）

二、经验功能

纯理功能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经验功能或者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经验功能是指:人们用语言来谈论他们对世界(包括内心世界)的经验和看法,用语言描述周围发生的事情或情形(黄国文,2001)。

经验功能主要通过及物系统(TransitivitySystem)、语态系统(Voice)和极性系统(Polari-ty)得以实现(朱永生,严世清,2001)。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及物系统。物质世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件,语言在反映这些现象时,将它们置于语法体系中的不同类别,这样形成的语法系统就叫及物性系统。及物性系统的目的在于将现实经验世界构造成一套可以掌握的过程,不同的过程反映在语言上有不同的特点。只要对这些不同特点的语言构造进行分析,就能掌握语言反映现实的手段。可以认为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网络。

及物性系统将人类的经验分为6种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每一个过程都包含3个组成部分:过程本身、过程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过程不同,其参与者也各不相同。

三、经验意义的构建与语篇体裁

我们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展开:(1)经验意义的构建与语篇体裁;(2)经验意义的构建与体裁的结构成分。分析的语料是从5种SCI农业期刊中随机抽取的32篇论文摘要[在我们系列研究的第一部分,已为语料做了具体的介绍(易兴霞,2006),故此不赘述]。我们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统计32篇语篇小句过程分布情况,以探讨构建经验意义的及物系统是如何实现和反映位于文化语境层面的语篇体裁。过程的统计以小句为单位,这里小句指:(1)独立小句;(2)限定性小句(finite),如状语、宾语、定语从句等(考虑到语料之大,为便于操作,没包含非限定性(non-finite)小句)。

1.经验意义的构建与农业英语论文摘要对32篇语篇中所有小句及物性结构进行分析后得表1①。

从表1看,在6种过程类型中,关系过程占比例最高,平均为44·6%,其中有12篇语篇其出现率已达到50%以上,第十篇甚至高达80%。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这类体裁的交际目的出发进行探讨。韩礼德(1994)认为关系过程句和提供信息这个目的紧密相联。我们知道学术论文摘要是学术论文的缩影,与学术论文一样,它最重要的交际目的是其信息功能,即“推销”作者的研究成果,“说服”语篇社团的其他成员来接收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关系过程主要描述意义,它反映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过程,作者可以告知读者该研究的状况、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以及研究与客观世界各种不同的关系。除此之外,关系过程还可反映某种观点和态度。可见,关系过程句的这个符号内涵与该语篇体裁的社会交际目的相一致,是为摘要的交际目的服务的。因此,我们可认为:关系过程句在这种摘要体裁中所占的高比例是文化语境层面的体裁的选择对语篇语言层面的一种非标记制约和实现,也是语篇语言层面的选择对文化语境层面选择的一种非标记制约和实现。

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论文摘要必须要有高比例的关系过程小句的使用,因为文化语境和语言之间的相互预制和相互实现关系不应被看作是一对一的对等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或然性(李国庆,2005)。这一点也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语料中有些语篇(Text2,Text8),关系过程小句的出现率就比较低,分别只有13·3%和20%。另外,其标准差也相对较高(16·1),说明在某些语篇中其出现率与平均值有一定的差距。

除了关系过程之外,占比例最大的是物质过程(35·1%)。物质过程表达的是经验世界里的参与者曾经做过什么和正在做什么。在这32篇农业论文摘要中,内容涉及到一些已完成的、正在进行的以及即将进行的研究行为。语料中高比例的物质过程句表现出论文作者对该研究的具体实验行为、步骤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想尽量客观地反映、再现所做的一切实验行为。本研究所统计出的物质过程句比例(35·1%)要远远多于余晖对多个学科的摘要分析中所统计的比例(25·1%)(余晖,2003)。这一点很可能是由于余晖的语料含经济、政治、语言学等所谓的“软科学”,而我们的语料几乎百分百为实证型的“硬”研究,对研究手段、方法及步骤必须有明确而具体的说明,从而使得研究更具有复制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一特点与以往经验式的做法大不相同,在现在的论文写作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说明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在目前学术界是很普遍的。

关系过程句与物质过程句加起来占绝大多数,为79·7%。这意味着农业英语论文摘要语篇既有描述型语篇的特点,又有叙述型语篇的特点。反映了这一体裁一方面要对涉及的研究做出总结、引申、推断或评价;另一方面也强调叙述该研究的具体实验步骤与行为。

相比之下,心理过程所占比例明显减少,只占11·4%。在8篇语篇中(Text1,2,3,10,15,17,27,31),甚至没出现一次。心理过程表示动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感觉、认识和反应。韩礼德把心理过程分为感知(perception)、情感(affection)和认知(cognition)3个次范畴。它们在我们语料中具体的分布情况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情感型心理过程仅出现过两次,所占比例最少,只有4·1%。出现最多的是认知型心理过程,占85·7%。这一分布特征完全符合科学论文摘要体裁强调客观性的要求,说明论文摘要提供的应当是客观事实,而不是写作者个人的主观感受或想象。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语料中的心理过程的感知者往往通过被动语态被模糊或掩盖(如···seedinjurywasobserved,Theeffectofpreviousexperience···wasassessed.等),以创造出一种非人格化(impersonal)的语体效果,从而体现科技语篇的客观性。

其他3种过程所占比例都不高。言语过程平均出现率只有一次,仅占7%。同样为了实现命题的非人格化,我们注意到语料中言语过程的言语者和接收者都常被掩盖或隐藏(如Itisar-gued···,Breedingimplicationsarediscussed等)。存在过程与行为过程也占非常小的比例,分别为1%与0·9%,几乎等于不存在。另外,语料中存在过程句的存在物多数由隐喻式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的物质来实现(如Therewerelittlediffer-ences,andtherewasconcern等)。应该说,这也是由论文摘要体裁强调客观性、概括性的要求所决定的。

2.经验意义的构建与体裁的结构成分

下面我们来讨论小句过程分布和农业英语论文摘要的结构成分之间的相互预制性和相互实现性特征。

形式是内容的体现,选择即是意义。不同体裁的作者为了达到其各自的交际目的在经验意义的构建上会有不同的选择。同样,每种体裁又是由不同的体裁结构成分组成,不同的体裁结构成分有其各自不同的交际目的,同时它们又都是为了实现论文总体交际目的服务的。我们可以假定不同的结构成分会制约其经验意义的构建。对于结构成分的划分,笔者采用Graetz(1985)对论文摘要的划分方法,把语料中出现的结构成分划分为以下4步,即问题的提出(problem)———方法(method)———结果(result)———结论(conclu-sion)。具体分析见表3与表4。

在统计理论中,卡方检验就是通过方差分析来比较和检验由不同因素引起的两个以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就本文而言,我们需要通过卡方分析来检验农业英语论文摘要的经验意义构建是否因其体裁结构成分的不同而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小句过程分布、动词的语态与体裁结构成分的相关性。在用卡方分析小句过程分布情况时,考虑到存在过程与行为过程占非常小的比例(分别为1%与0·9%),为了减少因频数太小而造成的误差,我们把它们合并到言语过程中(故df=(a-1)(b-1)=(4-1)(4-1)=9)。

经统计,我们发现在不同的体裁结构成分中小句过程的出现频率存在着显著差异(x2=70·98,df=9,p<0·05)。其中差异最大的出现在“方法”与“结果”两个结构成分中(见表3)。在“方法”成分里,物质过程占最大比例(73·5%),关系过程仅出现了8次;而在其余3个阶段成分中,关系过程却占最高的频率,尤其在“结果”中,出现次数高达102次(56·7%)。

这与每一结构成分各自不同的交际目的相关。论文摘要是一个步骤性、规约性很强的体裁,其中的每一结构成分都有它自己完整的功能,正是每一独立结构成分的功能才构成了整篇论文的功能。方法成分的主要功能是交代研究方法。本语料来自于注重实证研究的硬科学,自然会出现大量描述具体的实验步骤、行为的物质过程小句(如inoculate,construct,combine,select,grow等)。“结果”部分的主要功能是告知读者由某一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后所得出的结果。“结论”部分主要是说明由研究而引发的思考。在这两成分中,必然会大量出现表示评价、推断或反思的关系过程小句。

对经验意义中语态这一语言特征已有一定的研究(Tarone,Dwyer,GilletteandIcke,1981;Martinez,2001;葛冬梅、杨瑞英,2005)。一般认为科技文体中被动语态要多于主动语态,这样可掩盖、模糊施动者,从而创造出超然的、客观的非人格化的效果(秦秀白,2002),但是,我们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结论。从表4中的数据来看,主动与被动的比例为60%∶40%,即总体上主动动词要多于被动动词。当然,各体裁结构成分中动词语态的选择存在着显著差异(x2=68·857,df=3,p<0·05)。被动动词只在“方法”部分中占较大比例(83·1%),在其余3个结构成分里,主动动词的比例要显著高于被动动词。由此可推测,动词语态的选择会受其所在的结构成分的交际功能的制约。在“方法”中,涉及的主要是一些表示具体的实验行为及步骤的行为动词,为了体现非人格化的客观性,作者往往通过选择被动动词来模糊行为人。葛冬梅、杨瑞英(2005)的研究也证实了语态的选择受其所在的语轮的交际功能的影响,同时她们还证实学科的不同也会影响作者对动词语态的选择。

四、结语

语文研究论文篇（9）

一、多媒体技术积极作用

1．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小学阶段是语文学习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语文学习对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小学阶段就要建立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利用多种手段建立兴趣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点。小学阶段的学生的年龄比较低，对学习并没有很系统的学习方式，学习兴趣的建立也要结合学生的特点。学生对新鲜的事物具有很大的兴趣，对事物的内涵有着极大的兴趣，对事物的本质或者内在的东西想去探究，但是能力和知识限制了这种探究活动。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有效的加深学生的学习兴趣，快速的进入学习状态。通过多媒体极大激发学习热情，让学生更多的参与进来。

2． 激发学生的情感

小学语文教学要充分发挥情感的作用，和现实中的事物一样，课本中的人物也是有感情的。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是值得学生们认真思考。小马过河的例子也能加深学生对自己勇敢尝试的信心，在生活中更多的做到自立。

这些生动的例子都充满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运用情感教学可以更好的理解课本中的人物。情感是学习的助推剂，在语文中建立良好的情感铺垫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能够把学生的情感和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多媒体教学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 激发学生的美感

小学语文的学习不仅是知识的获得，学习能力的建立和审美能力以及鉴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无论是诗句中山河的壮美还是踏雪寻梅的潇洒，语文的美总能给学生的心灵带来深深的震撼。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可以在学习中进一步的展示这些美丽的风景，让学生深深的融入其中。置身在语文学习建立的美轮美奂中，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

4． 开阔学生的视野

小学语文教学的时间在各学科的学习中非常有限，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呈现更多的内容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课题。如果是单纯的老师站在讲台上描述，那么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并不能形成良好的效果。传统的教学在情境教学上存在的短板在现代社会下可能会被无限扩大，改变这种局限就要依靠多媒体教学。语文知识结合多媒体教学后可以促进学生的认识，让学生认识到大千世界除了教材上的内容还存在形形色色的事物。课外信息的获得对小学生而言同样十分重要的，开拓学生的视野才能帮助学生进步。

二、多媒体技术应用

1． 利用图片来解析文字

小学语文的学习，文字的学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和正确书写的前提。中国文字的形成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许许多多的内涵，比如象形、会意等，利用多媒体可以有效的促进文字的学习。小学的文字教学是学习的重点，单纯的说文解字并不能让学生有一个很好的理解。教材中的语文内容有一些是用诗歌赋的形式展示的，对于其中的意境多媒体可以给予深刻的展示。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探索，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解决也是多媒体教学的应用。

2． 丰富学生的想象

语文的学习同样离不开想象，想象力是学生的优秀素质。构建想象力就要有相应的培养手段，图画或者动画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文字阐述的基础上，如果能够结合一定的图画说明，一定可以促进学生的有效理解。小学生的想象力没有受到太多的思维局限，在广阔的语文学习中更应该重视。学生对于语文的学习是要依靠自觉性来实现，多媒体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加强兴趣上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学生的想象力在结合多媒体学习后就会产生更大的激发，让学生从原来的不理解到认识，进而到对已经有了创设的概念。

3． 强化感观记忆

小学阶段，学生的学习是一种以记忆为主的学习模式，这种思考反复强化得来的，并不同于成人的理解式记忆，这需要很多的记忆时间。在课堂上的记忆时间有限，需要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强化记忆，这种记忆是以感观记忆作为基础的。多媒体教学和多媒体课件可以形成立体的场景加深学生的印象，进而促进学生的记忆。

4． 坚持适度原则

小学生的心智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对于知识的鉴别吸收还需要慢慢培养。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防止学生产生依赖心理。教师的工作应该是把多媒体和日常的教学结合起来，而不简单是采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常规的备课还是要继续进行的，多媒体教学应该作为一种拓展的形式存在。

三、结语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多媒体教学应用开展得当，可以有力的促进学生的学习。要在结合学生特点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点，在融合上进行深层的探讨和尝试。

参考文献:

语文研究论文篇（10）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