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科学论文篇（1）

二、建构主义对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建构主义指导下,科技英语翻译教学围绕以下环节展开:

1.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意激发其创造性科技英语自身晦涩难懂的特点会让学生难以建立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课程设计环节精心准备,注意兴趣的调动和学习动机的引导,从而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主动学习,并能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其创造性。

2.发挥教师在建构知识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教师应注意角色转换,改变“一言堂”式的被动传授,通过各种预设问题逐步把学生带入自主探索的过程。

3.重视“协作”在知识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师生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而非上对下的管理机制。同时,学生之间以集体讨论等形式开展活动,促进团队精神的培养。

4.利用先进教育技术教学引入多媒体、慕课、微课等先进的教育技术,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能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优化最终的学习成果。

三、科技英语为主体的翻译教学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优势集中在理工科专业上,学生对本专业知技能的掌握,对本专业前沿理论的了解将极大促进学生的择业和职业发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优势学科,在翻译教学环节引入理工科专业的英文文献,不仅利于跨学科、跨专业发展理念的实施,还能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增加学生对本专业英文文献语言特点的了解,也拓宽了专业知识面。科技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确立要求在教学意识形态、师资建设、教学手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上投入精力,开展系统的建设工作。

1.教学意识形态转变教学管理部门及教师改变意识,统一行动,让管理者、教师、学生都能正确认识科技英语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是实现科技英语翻译课程体系顺利建设的重要保障。

翻译科学论文篇（2）

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应用于德汉科技翻译教学的可能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女学者莱斯（K. Reiss）提出的基于文本类型学的翻译策略甄选法，经莱斯的合作者、美因茨大学翻译学教授弗米尔（H.J.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及女学者曼塔利（J. Holz-M ntt ri）的“翻译行为论”发展为比较成熟的体系，又通过译员培训专家诺德（C. Nord）以英语撰写的理论总结及大量教材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顾名思义，“功能主义”翻译学派格外重视对翻译文本在目的语境中“功能”（或曰“目的”）的研究，认为这一功能的顺利实现比孤立地忠实反映源文本意图或形式更为重要。在这一流派看来，译文虽需与源文本关联协调，但其自身也可在特定语境中具备独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神圣原文”的束缚。据此，“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确立目的文本的功能排在了翻译工作的首位，把与客户（翻译任务委托者）的沟通视为译者工作的基础及出发点。

“功能主义”理论因其倡导者皆有长期译者培训经验而与翻译教学结合紧密，操作性较强

。西方研究者普遍认为，该理论对文本功能及类型的划分有过分简化之嫌，因此在文学翻译领域适用性有限。但是对于各类功能较为单一、文体特征显著的应用文，“功能主义”却能提供十分有效的翻译指导，所以尤其适合成为特定专业领域译者培训的理论依据。

“德汉科技翻译”在我国应用技术类本科院校德语系中主要被定为高年级学生的限制类选修课，其授课目标通常为提升学生的技术翻译水平，培养服务于特定行业的译员。但这门课的其实际授课效果却往往与预设目标相去甚远，个中原因较为复杂。除了新编教材相对匮乏、学生语言能力及科普常识都较薄弱之外，落后的教学模式也对“德汉科技翻译”的授课效果制约颇多。据笔者观察，一部分翻译教师沿袭了始于词句讲解，终于作业评价的传统教学法，授课形式与“高级德语”或“德语阅读”无异，只介绍微观的词类、句型翻译策略，不推广宏观的语篇、读者接受及跨文化交际视角，向学生传授的翻译法跟企事业单位中译者的工作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生毕业后融入职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采取实践性极强的“功能主义”理论，除了培养单纯的语言应用能力外，也将对文本分析、文本编辑、客户沟通等实用能力的训练整合进授课内容。

“功能主义”理论在大学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学术界十分认可功能主义对实用文本翻译的指导，而常见的科技文献基本全部属于实用文本；二、功能主义强调翻译目的的确定性及翻译情境的真实性，而开设“德汉科技翻译”课程的大学基本都具有一定行业背景，因此可以为课堂练习提供大量真实且新鲜的翻译材料，还能一并附上翻译委托人及译文使用者的要求，有利于教师在课堂内模拟译者的实际工作环境。同时也可邀请校内“双师型”技术人员（非语言教师）从可用性、合规范性等角度点评学生作业，使译文的评判标准包含更多的语外因素。

以下，笔者将主要从文本分析角度介绍“功能主义”理论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二、“功能主义”文本分析简介

翻译科学论文篇（3）

一、引言

功能派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赫尔兹・曼塔里(Justa Holz-Mainttari)、汉斯・弗密尔(Hans 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代表的一个翻译理论分支,是“迄今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译学流派”(谭载喜,2004:255),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支劲旅”(杨晓荣,2001)。该派理论自1987年被介绍到中国以来,译界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据考证(卞建华、崔永禄,2006),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译员培训,我国学者对其引进除综述、评价外,借鉴和应用主要集中在翻译批评和翻译策略研究,而运用到翻译教学则少之又少,相关论文论著寥寥无几。本文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出发,联系高校理工科学生英语翻译学习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探讨功能派翻译理论对这一特殊群体翻译教学的意义,认为功能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目的和翻译功能,重视译者的社会性,符合理工科英语翻译教学期待。

二、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是翻译目的和译文功能,因此又称为功能目的论。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其对教学的意义,因此下文将分功能派理论和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两部分来阐述。

(1)功能派翻译理论概述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翻译对等论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其产生预示着翻译理论从静止的语言学研究类型向重功能、重交际的翻译分析途径转变(Munday,2001:77)。四位代表人物中,尤以弗密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和诺德的功能主义途径(functionalist approach)著称。

弗密尔在同行赖斯的基础上发展了“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Vermeer,1996)。其论述也早于曼塔里的“翻译行为论”,但两者可以说是同一理论,都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原文的行为。原文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协商,作,不同的目的产生不同的译文。“目的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大原则:(1)目的原则。弗密尔(1996)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为了相应的目的而产生,为特定的目的而服务。翻译的目的涵盖了时间、地点、环境、交际媒介,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译文接受者考虑了进来。(2)连贯原则。连贯原则是指翻译必须在目的语读者的环境中是可以理解的。翻译的任务即在已知目的语读者的知识背景和环境条件下得出一个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有意义的译文。(3)忠实原则。忠实原则是指译文和源语文本之间的语际连贯。在“目的论”看来,翻译是把之前的信息(源语文本)再现(目的语文本)。那么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联。“目的论”的这三大原则是按等级排列的,目的原则居首,语际连贯又重于语内连贯。另外,弗密尔还认为,翻译的本质主要由目的和委托/要求(commission)共同决定,在衡量翻译行为时,充分(adequacy)比对等(equivalence)重要。

弗密尔目的论的一大优点是它允许同一原文在不同的目的下可能存在不同的译文。但也正是这一点受到了一些学者批评,认为目的理论对信息来源的原文本重视不够。诺德、弗密尔的弟子,在老师及几位功能派前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功能翻译观,探讨了以翻译为目的的语篇分析理论,把原文分析列入了理论范畴。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主要立足于翻译培训,认为功能主义途径的三方面对译员培训十分有用,即翻译要求,原文本分析和翻译问题的分析(Nord,1997)。这三方面也正是诺德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目的论”和“功能主义途径”理论的阐释打开了翻译理论的新视角,使翻译理论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2)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

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译员培训,因此在翻译教学方面也形成了独特的见解(杨萍,2008:121-122)。首先,它强调译者的社会作用。翻译被看成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着手翻译前,译者须充分领会翻译目的和委托/要求,在发起人,委托人,原作者,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使用者之间进行协调和沟通。其次它还主张翻译要首先明确译文的功能,然后才是源语文本的分析,这实质上可归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翻译教学模式。即翻译前,老师先让学生明确翻译在目的语使用和文化层面的预期功能,如译文的受众,译文文本的传播媒介,译文生成的动机,译文文本接受的时间、场合等。这样做是因为交际情景可以决定文本的语言和非语言特色,而清楚地了解译文文本的使用场合和应达到的目的与高质量译文的产生息息相关。下面笔者将重点阐述功能派翻译理论对高校理工科英语翻译教学的一些启示。

三、对我国高校理工科学生英语翻译教学的认识

“翻译教学”,或“翻译的教学”(translation teaching)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广大学者,尤其是翻译方向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教授罗选民(2002:56-57)对其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翻译的教学”是大学生翻译教学的通用术语,由“大学翻译教学”和“专业翻译教学”组成,前者针对的是非外语的人文社科或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本文探讨的对象将缩小到理工科专业学生。

“理工科专业学生”涵盖大学生,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翻译教学作为他们英语学习的一部分,意义十分重大。事实上,不论是他们在校毕业论文的撰写,还是学生毕业后在公司从事相关工作,涉及外事联系,合同翻译等,无处不见翻译的重要性。因此很多理工科专业学生感慨,“语言就是力量”(Language is power.)。对英语,尤其是翻译学习热情高涨。另一方面,理工科专业学生在我国高校学生人数总和中占绝大多数,其中有一部分在学习阶段,除了有良好的专业成绩外,也奠定了夯实的语言基础。在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通晓英汉双语且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前景十分可观。

理工科学生的英语翻译教学十分重要,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与人文社科专业学生相比(更不用提英语专业),尽管理工科学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这一群体的英语底子相对薄弱。传统翻译教学的“金科玉律”,即严复的“信达雅”只是美好愿景,难以企及;其二,高校学习的目的之一即为学生进入职场做准备。因此,鉴于理工科学生日后从事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往往更注重效率、效益,这也反映在翻译上;其三,理工科学生在学习工作中面临的翻译社会性更强。无论是国外学术文献还是工作中技术资料的翻译,目的都十分鲜明。因此,翻译时,译者应在构成翻译这一行为的各要素间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

综上所述,理工科专业学生的翻译教学被赋予了一些特殊意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四、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与理工科学生英语翻译教学

翻译是一种技能,又是一门学科,不是英语学到一定水平可以自然掌握的(蔡基刚,2003:61)。因此随着大学英语教改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高校针对非外语专业学生,除了加强基础英语的教学外,开始在高年级开设翻译选修课。笔者于今年上半学期承担了学校理工科专业大三英汉互译(选修课)的教学任务。教学设计中,联系学生选修翻译课动机,采用了德国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期末考查成绩和笔者对部分学生的调查证明课堂效果较为明显。下面将功能派翻译理论对翻译教学的启示总结如下:

(1)注重翻译理论的讲授

翻译理论可以指导翻译实践,但传统的翻译课基本围绕翻译技巧讲解,老师认为翻译理论晦涩难懂,因而在课上往往避而不谈。这样的效果往往是学生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独立开展翻译实践时,由于缺乏理论指导,他们无法从本质上认识文本,进而不能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方法、策略,往往事半功倍。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无法胜任高质量翻译的任务。

(2)采取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

国内传统的翻译课一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教学模式。具体说,即上课时老师先讲授翻译技巧,联系一些独立的词、短语、句子来阐明技巧的应用,然后再回到篇章。而且篇章的分析一般重点放在原文的风格,作者的语言偏好等内在因素的说明。这种以教师为中心,以原文为基础的传统教学把翻译限制在语言层面,忽略了翻译的社会性,忽视了真实条件下翻译的特征,也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实用教学的目的。而功能派翻译理论主张的自上而下的教学方法有效地避免了传统的不足,能督促译员在影响翻译行为的各因素间进行协调,最后得出有效译文。

(3)加强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文化”不仅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约定俗成的风俗和习惯,它也反映在语言上。在交流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选择的语言或语言的喜好倾向都不一样。刘学明(2006)教授通过自己多年的翻译教学经验,总结了英汉两种语言在习惯用法上如综合语和分散语、聚集和流散、形合与意合等十二种宏观差异。只有真正掌握了两种文化,并能在两种文化的语言习惯用法中游刃有余才能译出好的译文。

(4)要在翻译教材、译文评估标准和方法上进行改革

在翻译教材方面,目前我国翻译教材繁多,但专为理工科专业学生设置的几乎没有。现有的很多科技类翻译教材也往往遵循传统的编排模式,重微观技巧,例证不新,涉及面较窄;理论常常与译界最新观念脱节。其次,对学生译作的评估直接影响学生进一步学习的信心和态度。传统的翻译评估一直遵循“纠错”模式,老师和学生注意到的只是个别语言层面的错误,而忽略了从宏观翻译目的和功能出发来考虑译文的充分性。功能派学者认为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译文目的功能失误,译文在目的语语境下决定功能的各因素失误,文本失误及语言层面的失误,而这四种失误的严重性依次降低(Munday,2001:83)。由此可见,在强调译文“充分”多于“对等”的理工科翻译教学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固有的翻译评价体系,并对其进行改革,以使定性评估能更好地反作用于翻译实践。

五、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主张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与传统的“求信论”并不矛盾。恰当地将译文“充分”标准应用于理工科类翻译实践事实上也就是对原文的忠实。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随着国际技术交流的不断深入,能在双语间自由转换且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仍很匮乏。因此,今后大学英语教学中应加大翻译人才培养的力度。此外,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发展,我们要重视教学改革,在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加强传统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输送高端人才。

参考文献:

[1]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2]Nord,C.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 Explained[M].Manchester:St Jerome.

[3]Vermeer,H.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M].Heidelberg:TEXTconTEXT,1996.

[4]卞建华,崔永禄.功能主义目的论在中国的引进、应用于研究[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5).

[5]蔡基刚.重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J].中国翻译,2003,(1).

[6]刘学明.汉英习惯用法对比研究及应用[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罗选民.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J].中国翻译,2002,(4).

[8]穆雷.中国的翻译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翻译科学论文篇（4）

要研究翻译,必须明白“翻译是什么”。传统理论认为,翻译学是一种封闭型的学科,形成这种翻译观的主要原因是历史的局限性。其实,翻译学并不是封闭型的,而是一门开放型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钱钟书先生是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突出成就的大家。在他的《管锥编》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翻译”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即“把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雨果说:“翻译如以宽颈瓶中水灌注狭颈瓶中,傍倾而流失者必多。”叔本华说:“翻译如以此种乐器演奏原为他种乐器所谱之曲调。”伏尔泰说:“倘欲从译本中识原作面目,犹欲从版刻复制中睹原画色彩。”傅雷从翻译的效果角度来论翻译,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这些比喻或从某一个侧面道出了翻译的性质,但要作为翻译的较为准确且全面的定义,皆不能胜任。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但是,尽管人们一直从事这项活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却远远没有跟上实践的需要。有学者说翻译是“一个被理论研究长期忽视的领域”,意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中国,根据陈福康的考证与研究,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鲜有关于翻译的议论。他只在孔子的议论中找到两处文字是有关翻译的,且反映了孔子对其的轻视态度。中国的译论史一般都从三国时代说起。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说明中国宗教经书的译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玄奘提出“五不翻”,主要是有关宗教翻译。至明清之际,学者开始突破宗教领域,出现了大译论家,如严复等,讨论的问题开始涉及翻译的文体、语言、译名问题等。民国时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如周氏兄弟、胡适等,往往也是翻译名家,他们大多对翻译理论作出了贡献。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史,可以按“”前后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取得了初步繁荣,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重新起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译界正式提出了要建立一门“翻译学”的问题。

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已突破了传统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论,在翻译的实质、原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谭载喜在这方面发表了较多的见解。他在1987年《中国翻译》第三期发表了《必须建立翻译学》,又在1988年《外国语》第三期发表了《试论翻译学》。在这一时期发行的学术刊物、出版的学术专著及开展的学术会议规模是空前的。但实际情况是,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甚至有学者对建立“翻译学”持否定态度,劳陇先生就发表过题为《丢掉幻想联系实际――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的论文。对建立翻译学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翻译学就是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通过描述翻译过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而持“翻译学是迷梦”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翻译这一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活动中,由于各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规律,两语之间的转换无法实现对等,因而无转换规律可循,翻译只是将原语思想转化为译语思想的思想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及主体调节机制,因而翻译不受客观规律支配,便不能成为科学。那么,翻译既已不是科学,那是不是艺术呢?又或者走折中的路,称之为“艺术与科学的统一”?在《“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一文中,劳陇明确表示他是反对这种提法的。他认为:“在现阶段,翻译实践是艺术,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人们对翻译的争持不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澄清概念。早在《试论翻译学》中谭载喜就提出了必须区分“翻译学”和“翻译”两个概念,他说:“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王克非在《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一文中用“翻译研究”代替了“翻译学”这个较有争议的说法,但仍强调了澄清概念的必要性。他的这一段议论令人较为信服,引说如下:“事物现象和本身不是科学,对其进行的观察和认识才是科学,任何事物都有其运动的条件和规律,这些条件和规律本身也不是科学,揭示和解释这些条件和规律才是科学。人说话,即人的言语活动,是对语言的运用,而任何语言都有其语音、句法、逻辑等规则,对语言的运用要遵循这些规则,但这不是科学,只有研究语言的各种结构、规则的工作才是科学,这也是语言(language)和语言学(linguistics)的区别。”他说:“必须严格区分翻译与翻译研究。翻译(translating)指的是翻译行为或过程,翻译研究则是探讨翻译行为或过程的种种问题。”看来人们争论的实质是“翻译”。那么翻译是什么呢?

“翻译”一词在现代汉语里面含义丰富,可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即翻译者,也可指翻译的活动过程,还可以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文。翻译者和译文容易理解,难以定义的是翻译活动,即在本质上它是怎样性质的活动:翻译不是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交际形式,翻译有其社会功能。在周代,负责南方各地的翻译称为“象胥”,负责北方的翻译称为“译”。孔颖达对“译”的肯定注解是:“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贾公彦的解释是:“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钱钟书先生在论述“林纾的翻译”时有这么一段话:“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可见在词源意义上说,翻译本质上是语言问题。翻译活动本身是一种技巧、一种技能。高玉在《翻译本质“二层次”论》中认为:“中国古代翻译思想的深层基础是中国传统的语言工具观,语言只是形式,是实在,即内容的外壳,而形式和内容是可以分离的。”这种观点在中国近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根据这样一种观点,翻译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即“形而下”的技术性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量介绍和吸收外国的译学研究,尤其是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在翻译活动本质问题上有了更深化的认识。“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上世纪50年代,非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木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翻译其实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定义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翻译的科学性比它的艺术性要强一些。这自然又受到质疑。如中国的许衍冲、王佐良等都强调翻译的艺术性。翻译,不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确实是有艺术性的成分在其中,但这并不是它的根本属性,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质很少有人质疑,这是因为文学本身的艺术属性。翻译明显区别于艺术首先在于翻译不是像艺术那样有充分的创造性,所谓带着镣铐的舞蹈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舞蹈。其次,翻译的出发点和艺术不同。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是个人情感和意识的表达,而翻译的目的无疑是借鉴,是化无为有。由全部人类历史上看,较大规模较有计划的翻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介绍新的思想。如果翻译也和文学一样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意识,那么它就和文学没有区别,因而也就没有必要独立于其外了。至于相同的原作产生不同的译作,那是不足为奇的,不同的读者读出的当然是不同的哈姆雷特,即使他们不去翻译原作也是这种情形。所以,翻译始终是语言的问题,这是它的本质所在。

同中国一样,西方翻译也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此后,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也是由文学翻译和语言学翻译两条线构成的:前一线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技巧,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再创作;后一线则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谈论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谭载喜认为从发展的趋势看,语言学翻译理论是占据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兴起译学研究高潮,不少学者纷纷对50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主要成果有加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和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分别于1989年和1993年发表的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书中把当代国际上的译学流派分成五个,分别是美国翻译培训班派(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of Translation)、翻译学派(Early Translation Studies)、多元体系说(Polysystem Theory)和结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中国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在共同编著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指出:“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透过那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

诚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们对翻译的本质的认识也是一样,开始也许是经验体会式的片面的了解,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翻译研究者的集思广益,翻译的本质必定会越来越明晰。目前,又一次翻译高潮出现了,这是全球信息时代来临的结果。在人类高奏的和平发展的大乐章里,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

[3]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4]雷海宗.由翻译史看翻译理论与翻译方法.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二辑.

[5]王克非.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4).

翻译科学论文篇（5）

翻译是人类古老的文化活动之一，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虽然翻译实践的历史悠久，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进入20世纪之后，翻译研究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翻译定位为附属于语言学学科反差之下的附属学科地位，而且翻译研究的内容多局限在对翻译的方法、标准等具体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即只侧重于对翻译实践方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有涉及，但这些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分散、不系统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James Holmes认为应该给翻译以学科地位，并在其80年代出版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以translation studies为其名。在中国，“翻译学”这一名词首先在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1927）中亮相，且以书名出现。1951年董秋斯在《翻译通报》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共同促进了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翻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多部翻译学词典相继问世（较有代表性的国外翻译学词典如由Mark Shuttleworth 和Moria Cowie编著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ona Baker主编的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较有代表性的国内翻译学词典如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孙迎春的《译学大辞典》和方梦之的《译学辞典》）。“任何一门学科建立、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有关这门学科的系列优秀词典的编纂和出版”。以翻译学词典的编纂及相关研究为内容的专著、论文亦有不少，如张柏然的“论翻译学词典的特征与释义原则”、孙迎春的“论译学词典的象征”、曾东京等的“论翻译学词典的编纂”等，以及黄希玲与赵巍等在博士论文中也分别论及了基于系统理论的翻译学词典编纂和译学词典的原型及评价系统。由于翻译学学科建立时间不长，这些文章所讨论的主题往往具有开拓意义。但综观这些文章，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是对译学词典进行评价或从译学词典本身出发来讨论译学词典的研编，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集中讨论翻译学词典应该采用描写性还是规定性原则。而无论是在翻译学词典的收录内容、服务对象，抑或是其系统关联上，却较少有人论及翻译学词典这一翻译学工具书对进一步推动翻译学学科发展的作用等方面（仅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朱徽的《论译学辞书与译学建设》）。而对于翻译学词典促进翻译专业教学并进一步促进翻译学学科发展就更无人提及。事实上，翻译学词典的使用者既包括专门从事翻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专业的学生。他们中有些人会在将来从事具体的翻译实践（口译、笔译），还有一部分会是将来从事翻译学及翻译学词典研究的专家、学者或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教师。所以，提高其翻译学方面的综合素质很重要。但是，无论是从国内的翻译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还是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翻译教学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尚未形成从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甚至到博士后这样完整的翻译教学系列、教学中过于注重实践层面的指导却忽视对理论素质的提高等。而如何在翻译教学中有效地利用翻译学词典来提高翻译教学效果，推动翻译学发展也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作为工具书，翻译学词典能帮助翻译专业的学生更方便地检索翻译中的术语、专名，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翻译学词典的归纳整理还可以帮助更加系统地了解翻译理论和发展情况。同时，翻译学词典对译学研究的术语发现、存在的争议与新出现问题加以介绍，可以深化学生对译学的认识、关注和研究。另外，翻译学词典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着统一定名的作用，可以避免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术语混乱现象及由此造成的学生理解的困难。

翻译学词典在翻译专业教学未能发挥其应起作用，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在翻译专业教学中，教师往往忽视对学生工具书使用的指导，未能调动起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大家都知道词典在英语学习中能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学校也开始开设词典课，指导学生如何使用词典，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但是，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却很少注意指导学生去合理地使用翻译学词典这一专业工具书；相应地，翻译学专业的学生所拥有的关于翻译技巧和方法的工具书可能不少，但是对翻译学词典却了解不多，更不要说合理利用了。

另一方面，现存的翻译学词典在促进翻译教学方面也存在着种种不足，如翻译学词典的对象范围过于宽泛、所收知识内容不够全面系统、检索不方便等，这些不足之处势必会影响翻译学师生对翻译学词典的使用频率和效果，最终影响到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为此，既要加强对翻译专业学生进行翻译学词典使用的引导，同时在翻译学词典的编纂中应切实考虑翻译教学的实际情况，努力编出更适合翻译专业学生使用的全面、系统、检索性强和使用方便的翻译学词典，让翻译学词典真正起到推动翻译教学和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范芬，于薇薇.论译学词典的功能［J］.上海翻译，2005/S1.

［2］穆雷.中国翻译教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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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卓吾.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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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迎春.2004翻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C］.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孙迎春.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C］.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7］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J］.外国语言文学，2007.1.

［8］孙迎春，黄希玲.论译学词典的研编［J］.外语与外语教学.

［9］王新朋.论译学术语词典的规范性［J］.上海翻译，2005/S1.

翻译科学论文篇（6）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许钧．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杨自俭．关于建立对比文化学的构想［A］．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翻译科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109-02

一、对“文化派”与翻译归结论的争论的评价

在翻译学研究中,常看见“文化派”与翻译归结论的争论。究其根本,实际上是翻译学研究在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等方面的分歧的体现。我们可以逐条予以对比:

(一)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

支持“文化派”的学者认为,“霍尔姆斯(James Homles)于 1972年提出的翻译学构建图基本上可以说是翻译学努力的方向,而被归结论归结的“翻译过程 ”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陈学斌[1]认为我们国内对 “翻译学 ”的性质和研究范围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第一,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学科[2];第二,翻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翻译学的研究当然不能脱离翻译活动,但它不是就翻译谈翻译,就译法谈译法,就事论事……,要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维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活动中人际交往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3]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文化派”视角下的翻译学研究是一种基于语言学并交叉了多门学科的边缘学科,翻译学研究不仅是对翻译实践活动的研究,更是对翻译实践活动中的语言规律与其他社会学规律的综合研究。

不难看出,“文化派”的观点中的关键是认为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这就为翻译学的文化转向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这种转向有两方面的特性:

第一,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原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

第二,翻译实践的本质从“语言转换”转向到“文化转换”。这种转向扩大了翻译实践的内涵和翻译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提供了翻译学研究的新视点。

那么这种转向是否一定是一种对翻译学研究的积极发展呢?主张翻译归结论的学者则认为,翻译研究无论从文化着手还是从语言着手都只是切入点不同。从语言的转换切入并不排除文化因素,这种研究应该是蕴含了一切文化因素的语言转换规律;从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切入也不应该忽视或排除语言的转换规律。所以在翻译归结论者看来,这种转向不是一种批判的发展,而是对传统译论的颠覆与否定。赵彦春认为:“他们对传统翻译研究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是颠覆、瓦解、抛弃。文化派认识到翻译在文学中所起的作用,把翻译看作促进变革的一种主要的塑造力量 (shaping forces),这种力量是译者通过摆布原文而摆布社会的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原作的固有价值所产生的力量。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正是消极、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研究才是积极、正面的。勒斐维尔(Lefevere,1998: 12)认为传统的规范方法长期以来阻碍了我们对于翻译的认识。芭斯奈特(Bass2nett,1998 : 124)则认为这类研究已经过时。”[4]

翻译归结论者的这种认识认为,传统的普通翻译学对翻译的本体研究是翻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翻译学的学科属性也是由这个核心内容决定的,翻译学可以被认为是跨学科的,但是相互交叉的学科之间必须坚持普通翻译学研究的本体地位,文化学的研究是蕴涵其中的,而不是并行的甚至是主导的。

(二)研究目的上的分歧

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派以描写性论断为研究目的,不对“翻译过程”作“规定”,而是贯彻“最低纲领”,或曰“前期工作”的纲领――对现象进行描述。

霍尔姆斯(Holmes, 1972)认为“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4]基于这个标准,翻译归结论者认为,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但文化派没有做到客观、全面地描述,描写上的失实与矛盾必然影响霍尔姆斯确立的第二目标的实现,其结果他们没找到,更没确立普遍的原理,因此也就不能描写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

看得出来,文化派和翻译归结论在研究的目标上有很大的差异,文化派以描写翻译实践中的现象和影响这些现象的外部条件为目标,翻译归结论却把描写当作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确立具有解释性的原理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二、对翻译学研究属性的理解

前一小节总结了文化派与翻译归结论争论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争论呢?首先我们看看翻译归结论者给翻译实践活动下的定义:“翻译不是静态的代码转换,而是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以意图为归宿,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5]既然是这样的话,翻译学研究的属性可以被认为是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其的本体是语言内部意义的趋同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把外部的因素看作翻译学研究的对象,最后认定翻译学研究的属性是以译文和译者为中心,以赞助者、译者、评论者和文化因素为决定因素、以操控和改写为翻译主要手段的一种研究。

“文化派”对翻译学研究的属性的理解主要有两方面特点:第一,翻译学研究的范围应该扩大;第二,否定传统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忠实”与“对等”。不难看出“文化派”的理论优点在于极大地开拓了翻译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但是,“文化派”此认识的关键在于完全否定传统译学的概念,这样就会把边缘的、非决定性的和辅助的因素上升成为本体的、决定性的和骨干的因素,对翻译学研究的属性认识就出现了偏差。

三、“文化派”对翻译归结论理解的几个误区

那么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文化派”对翻译归结论理解的误区,从而来找到两派争论的原因。以陈学斌文为例:“归结论的几个误区:1.“文化派”的研究不属翻译学范畴……2.“文化派”属规定研究……3.“文化派”摒弃规范。归结论认为,‘文化派’的翻译观摈弃一切制约翻译行为的规范,‘随便怎样搞都行’。这也是对‘文化派’的一种误解……4.其他误解除此之外,归结论还在其他一些细枝末节上存在一些误区。文化派所指的‘翻译’并非全称概念,它的研究对象只局限在文学翻译领域……”[1]

我们来逐条分析“文化派”对翻译归结论的质疑。“文化派”认为,翻译归结论强调理清翻译学研究的本体问题,建立统一的核心范畴,分清翻译研究的对象的主次、目的的先后等问题。翻译归结论反对无论一切因素,根据非区别性特征进行对翻译学研究的过度切分,这种说法并没有也不可能将翻译学研究的本体范畴对立于其他范畴,否定两者的蕴涵关系,所以说翻译归结论认为“文化派”的研究不属于翻译学范畴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在笔者看来,“文化派”从各种社会因素例如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文化对翻译活动和翻译学研究的制约关系,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到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和译者、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先人生活的世界里,文化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文化派”的这一判定只是简单的经验归纳,并不形成学科研究的范畴限定或者说范式。因为这些因素不能在一定的科学规律下按照相对稳定的相互关系而作用于翻译研究与翻译活动,所以构不成一个明确的概念范畴。可以看出,翻译归结论认为“文化派”的根本问题在于对经验的归纳无法形成科学的范畴体系,这种批评与认定“文化派”是规定研究还是描写研究无关,何况翻译归结论的学者还认为“文化派”“没有做到客观的描述”[4],不能从描写目的上升到解释目的。所以翻译归结论实际认为“文化派”是描写性的研究。翻译归结论对“文化派”的质疑和批评主要是对翻译学研究本体范畴的认识与对翻译实践活动本质的认识,并没有对“文化派”的研究的手段和方法质疑。我们来看翻译归结论的观点:“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张力是一切翻译的基本问题,也应是普通翻译学或翻译本体论的研究重点。相应的方法就是归结主义方法。”[5] 这段话讲明了文学翻译与翻译学研究本体的关系,也说明了不对翻译分类进行过度切分的依据,其实这并非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对翻译学研究定性的关键问题。

四、结 论

可以看出从对语言和语言使用本质的认识来看,翻译学研究的本质应当是对翻译学本体范畴的把握,使用科学统一的范畴来指导翻译实践,片面地夸大文化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既在理论上不能符合翻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也在翻译实践中无法正确指导译文和译员的实践。当然,我们应该肯定“文化派”对翻译学研究其他范畴扩展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也应该认识到外部条件对翻译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但不能本末倒置而失去了翻译学研究本身作为一个科学门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学斌.为“文化派”一辩――试论翻译学归结论的几个误区[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3).

[2] 韩子满.也谈翻译学[J].上海科技翻译,1998 (2).

翻译科学论文篇（8）

一、引言

手中有尺, 方可量长短;心中有道, 才能辨是非。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学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却又同时使得不少研究者一头栽进文化研究的迷宫而无法转向,那么,《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以下均简称为《翻译之道》)便是那及时现身,在熹微晨光中为研究者们指引前路的征夫。如果说解构主义使得研究者重新考量和定位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却又同时使得不少译者忽视翻译活动固有的客观性,甚至大胆宣称翻译标准、翻译定义乃至文本意义无法确定,并认为“原文只不过是籍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本身原来并无绝对意义”(转引自p165),那么《翻译之道》就是那破空而出,刺破那一串串由“无绝对意义”的“声波”“符号”堆砌而成的学术泡沫还翻译以本色的利剑。如果说当下跨学科、去学科甚至泛学科的倡议使翻译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和更繁多的研究途径却又同时使得我们陷入了丧失学科特色之危境,那么,《翻译之道》则是那适时出现,为我们划定疆界、确定学科范围的丈量之尺。曹明伦教授在该书中以其特有的敏锐视角,凭其严谨的治学精神,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们拨开当下学术研究中的层层迷雾,刺破一个个五彩迷离的学术泡沫,再现了翻译活动之根基,指明了翻译研究之前路。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之路,“学”、“术”共生双修之路,此乃学术研究之正道,亦乃翻译活动之“常道”。

二、《翻译之道》的结构及内容

曹明伦教授的《翻译之道》一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以史为证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作者深知此句深意,在书中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追溯两千年中西译史,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前的中西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史为证,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是紧密的,关系是和谐的”(p2),从而论证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间的“良性互动关系”(p3)。

(二)以今为鉴

曹明伦教授在第二章里,采取严谨的实证考据方法,运用缜密的逻辑思辨,对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与脱节现象进行描写,分析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源于概念上的混淆,源于研究者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未能与其他相关学科划清疆界(尤指翻译学与译介学)。此外,作者还强调,在新桥拓宽学科视野、增加学科研究对象、丰富学科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同时,研究者应谨记历代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译论家为我们建起的连接文艺学、语言学、美学和阐释学之旧桥是我们连接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基本通道,断不可弃,“新桥旧桥并用”方为学术研究之正途(p107)。

(三)划定疆界

正如李运兴老先生所言:“将一个学科领域中发现的新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中去,可使研究人员思路豁然开朗,产生突破性进展”(李运兴,2001:1)。的确如此,任何一门学科要进步、要发展,就要懂得如何去借鉴、去拿来,翻译研究也不能例外。然而,翻译研究的“拿来主义”并非就是不要章法,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 也不是“拿来”新的就弃了旧的,将 “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到掉”(p108)。 相反,我们越是要拿来,就越是要知道我们要什么,别人有什么;越是要跨界,就越是要清楚我们是什么,别人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越是要发展就越是要明白“根基不存,学科焉在”的道理,只有划定疆界,“保持学科特色,明确研究领域”(p111),才能清醒地去“拿”,大胆地去“跨”。

在该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对翻译中出现的各种模糊学科特色和影响研究领域之确定的问题进行探究,审视和考证,从而为学界清除了学术泡沫,使读者走出学术迷宫,令学科研究疆界清晰可见。

在该书第三章里,作者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关系以及当下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之现象,重新厘定翻译的属性、概念以及翻译活动之性质,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p139)。

在该书第四章里,作者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新批评、译介学以及严复的“信、达、雅”的多方解读,使读者明确了何为翻译之目的、任务及标准。其间,该书首次区分了翻译之“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辨明了翻译之“文本行为”与“非文本行为”; 重新解读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德里达之解构主义,指出“本雅明提出的译者之任务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之任务并无不同”(p160),强调德里达认为“只要有解读经验就能看到真实”(p165),德里达之解构实乃文本解读策略;同时,也首次对译介学与翻译学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译介理论并不等同于翻译学之翻译理论,译介学对误译的研究并不能成为当下部分译者宣称翻译研究可无标准之论据;随后, 作者重新对严复“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指出时至今日“信、达、雅”仍是“译者的自律准则和评判译作质量的标准”(p176)。

在第五章里,作者从宏观上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定性与定位,以“翻译理论定位图”的方式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学学科所应包括的疆界。图中,作者“将翻译学学科范畴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部分”(p191),明确了翻译理论的地位以及与翻译学的关系。

(四)求真务实

作者在六、七章里,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对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小中见大,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今译界的问题进行反思。第六章里主要从当下译界理论建构中主要存在的考证不严、逻辑混乱等六个问题着手,对当前译坛的浮夸学风进行批判,并指出,研究者只有以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善善从长,认真借鉴”,才能避免浮夸学风,杜绝翻译理论之悬空怪涩。第七章则主要对翻译实践之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指出译者“正视实践现状,走出翻译危机”(p243)的两条途径:“加强理论学习,规范翻译行为”(p244);“调整翻译教学,弥合人才断层”(p246)。

(五)翻译之道

在笔者用了整整七章的篇幅从历史到现状,从宏观到微观,翔实有力地论证了理论和实践必须互补、互构、互彰、互显之后,在第八章里进一步解读者之惑,辨纯理论与纯翻译理论之异同,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途径,指出“只有真正关注翻译的理论才是真正纯粹的翻译理论”(p264), “对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阐释、启发和预测”(p264)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三、《翻译之道》的写作特点

《翻译之道》一书体例结构极为严谨,前后呼应,协调一致;视角宏大、视野开阔,同时又做注精准,令读者查找方便。

《翻译之道》视角宏大。在该书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独特视角出发,横贯古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间的与生俱来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地研究。同时,该书在宏大的格局下亦不失对局部关照,通过对“Translation Studies”名实之争的聚焦,深入剖析文化转向后 翻译界的繁荣背后暗藏地危机。并以此为基础引出对系列问题的思考:翻译理论还需不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如何看待跨学科建设?如何保持翻译学独有的学科特色?(p104-116) 总体来说,《翻译之道》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横贯中西、胸怀古今、聚焦当下,通过对中西代表性译论进行深入全面、客观翔实地描写和剖析,对翻译之定义、翻译活动之性质、翻译目的、任务及其标准、翻译理论之定位与定性,以及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各自地位、翻译学之学科定位进行了非常有创见的反思和研究。

《翻译之道》视野开阔。书中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化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分析透彻中肯,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均能从翻译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在理清概念的同时亦成为了真正的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对译介学、文化研究、新批评、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剖析和应用,更使得翻译学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扩展和深入。

此外,该书做注精准且便于查找。该书在每章结尾时,都会附上详尽的注释,既为读者阅读和进一步理解提供的方便,又不影响行文且便于读者进一步查找。作者还在书后附上了15页的引用文献和6页的重要概念和人物索引,为读者查询翻阅提供了方便,并为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梯石。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做注亦极少疏漏与失误,经笔者对全书进行细读,发现只有182页的注35有误。(“Derrida, 1967: 18-19” 实为“Derrida, 1976: 18-19”)

四、结语

读罢掩卷,感触良多。综观《翻译之道》全文,作者以详尽确凿的论据,凭严谨缜密的推论,引领读者认识到这条毋庸置疑的结论——“‘术高’方能‘学高’”(同上,247),翻译研究始终是一个“学”、“术”共生共显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循的理想之路。”然而,这心血沥成的洋洋23万字中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对当今译界各种论调的解读,对何为翻译,何为翻译理论等等概念的厘定,也不仅仅是论证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的翻译之道,而是该书背后笔者非一夕之功的知识积累,以及学术研究过程中缜密的逻辑思辨,严谨的治学态度。“道由心悟”, 笔者望读者悟出的是求真务实,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授人以渔”, 书中授予的是如何质疑,如何引征,如何求证的实证考据和逻辑思辨的方法。 翻译之道固漫漫而其修远兮,吾辈却决不可缺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只有不唯书,不唯上,不盲从,不轻信,“学”、“术”双修,方可踏上通向绝美学术顶峰的治学之道,方能一步步接近那柏拉图笔下的绝对美境界。

翻译科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71-02

一、引言

我国的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英语专业本科生高年级的翻译课，一般分为英译汉、汉译英和口译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同声传译；（二）翻译专业硕士的培养。这里所说的翻译教学是把翻译作为专业来看待，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培养良好的翻译工作习惯，学会初步的翻译技巧，了解一定的翻译理论，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

二、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改革途径

（一）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

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从事翻译教学不能没有理论指导。由于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是在谈翻译的标准与方法，并不揭示翻译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也不描述翻译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译者、读者等因素，因此无法形成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现代翻译理论应用科学技术和各种新兴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过程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研究，科学性较强。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需要在原文可能具有的意义或功能以及译文语言可用的资源两方面进行反复地判断与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操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判断与选择的过程。翻译活动中有意义的选择主要涉及到某种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是清晰明确的。

目前，在教学实践中，高校英语专业翻译课的教师大多数仍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甚至在一些研究生的翻译课堂上，教师也只是讲评译文或进行译文比较赏析，至于翻译理论略作介绍，而不是深入地讲解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这种翻译教学方法盛行的原因在于：翻译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考虑到将来就业的需要，翻译教学在本科高年级阶段应该以实践为主。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来说，只有了解翻译的定义与分类、翻译的标准与方法，并通过练习和讲评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数量的英汉互译，就达到了翻译教学的目的。尽管如此，缺乏理论指导的授课方式使学生成为只掌握技巧的工匠，而不是通晓其中道理的学者。这种翻译教学片面追求对字句的斟酌，对技巧的锻炼以及对语篇的评析，而没有针对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各种可能的转换做理性的探讨。

总之，翻译教学有赖于翻译理论的指导，翻译人才的培养有赖于翻译教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因此，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应该对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都有正确的定位和认识。加强翻译理论的研究，翻译教学才能更加符合实际的需要，才能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二）与市场接轨，丰富教学内容

在当今的社会中，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给教育方式带来了革命。在网络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冲击下，无论是翻译对象还是翻译方式，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翻译教学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1、翻译对象纷繁芜杂，要求教学内容迎合市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译者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播速度都将产生巨大改变。在翻译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讲授如何处理传统的语言文字材料的翻译，而且要讲授处理新型媒体承载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的处理技巧。随着对外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译者需要进行往来商务信函的翻译，商务合同的翻译，广告语的翻译以及产品商标的翻译。随着中国境内向外国游客的开放，译者需要进行旅游广告的翻译，旅游手册的翻译以及旅游景点相关标识的翻译。甚至随着涉外经济活动的增加，涉外法律的翻译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必须理论结合实践，在翻译教学中增加讲授实用文本的特点与翻译，以便满足市场的需要。

2、翻译方式巨大改变，要求教学内容丰富新技能。传统的翻译主要采取全文翻译的方式，但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很多情况下不需要全文翻译，这就需要译者对原文进行必要的压缩与提炼，即通常所说的编译或摘译。编译、摘译以及译述是难度高于全文翻译的翻译技能，这些技巧要求译者在全面而透彻地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高度的概括，再用准确到位的语言对概括的内容进行翻译。如果译者概括或提炼的原文内容无法体现原文的全貌，那么译文的读者势必无法理解原文，对原文的翻译就会出现失真，原文的面貌也将面目全非。因此，翻译教学中可以适当加入一些训练来锻炼学生的综合、分析、归纳以及复述的能力，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培养编译、摘译以及译述的能力。

（三）改进教学体制

翻译科学论文篇（10）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