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播论文篇（1）

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①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②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③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④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准确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

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⑤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极致,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⑥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知识传播论文篇（2）

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一、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准确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二、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极致，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知识传播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 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 论文论文摘要：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图书馆信息服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图书馆信息收集更及时，信息传播更广泛，但也面临着信息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只有依据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才能保护著作权人利益，保障图书馆信息传播;规避侵权风险，依法合理使用或法定使用;规范服务行为，合理使用信息资源，传播科学文明。 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发明创造，离不开文明的传承，更离不开科学文化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已由过去单一的图书文献服务进人到电子图书、多媒体、多功能的信息资源数字化服务。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图书馆信息传播更及时、更方便、更快捷，同时图书馆也面临着信息传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本文提出一管之见，与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运用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解决图书馆信息传播实践中的有关问题。 一、传播信息是图书馆的使命，保护知识产权是图书馆的责任 图书馆是社会文化教育服务机构，是信息的存储中心，更是信息的传递中心。在广泛传播文化知识、传递信息资源的工作中，要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保障作者的个人权利。 (一)保护知识产权是保障人类智慧财产权 知识产权亦称智慧财产权。它是指公民和法人对其在科学和文学领域内创造的精神财产以及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权力总称。知识产权保护科学文化知识的创造发明者，从而激励知识创新，激励发明创造，激励文艺创作，也促进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文学艺术成果的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理论体系，其本质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障人类智慧财产权。 (二)信息传播是图书馆的使命 图书馆是社会文化机构，同时也是公益服务机构。而信息传播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是社会性、服务性、教育性的直接表现。图书馆肩负着传承文化、传播知识信息，进行科学文化知识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的责任。图书馆的服务宗旨是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读者的知识信息需求。图书馆在不断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传递信息知识中进一步发展。 (三)图书馆在全面、准确、及时传播信息的同时，面临着知识产权问题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知识信息更多地呈现出数字化的特征。现代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呈现信息资源网络化、数字化的特点。图书馆在现代信息服务中，比以往服务更全面、更准确，也更及时。但在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传播同时，图书馆也面临知识产权问题。比如，图书馆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信息服务中面临的复制权问题;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开发中利用数据库版权问题或发行权问题;网络信息传播权间题或发表权问题等等。 二、法律、法规是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根本保证 知识产权法是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制止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8月25日、2001年10月27日先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简称《专利法》，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下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下同)进行了修订。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国。《知识产权协议》( TRIPS)是世界贸易组织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它不仅为国际贸易提供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且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图书馆信息服务、信息传播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一)知识产权保护著作权人利益，也保障图书馆信息传播 著作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等共同构成民法权利体系中的知识产权。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权规定了明确的保护期限，如公民作品，其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等财产权利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加死后50年;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作品等，其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等财产权利的保护期限为50年。图书馆在信息服务和信息传播中，即要保护著者的著作权，保护专利人的专利权，又要满足服务社会，满足读者知识信息需求。因此，图书馆要协调著者个人利 益与公众利益相一致，运用法律法规，保障图书馆信息服务和信息传播。 (二)规避侵权风险，依法合理使用或法定使用 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著作权人同意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使用有著作权作品的合法行为”。法定许可使用是指“依著作权法的规定，使用者在利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使用其作品信息”。其法定许可五种情形在我国《著作权法》第23条、第32条、第39条、第42条和第43条作了明确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对合理使用的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1)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2)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3)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4)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5)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6)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7)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8)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9)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10)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11)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12)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第23条、第32条、第39条、第42条和第43条对五种法定许可情形也作了明确规定。图书馆信息服务在信息传播中依法办事，做到合理使用或法定使用，就能规避侵权风险，既保障了著者的个人利益，又满足了公众的知识信息需求，促进知识信息的共享。 三、规范服务行为，合理使用信息资源，传播科学文明 规范服务就是制度化、标准化、专业化的图书馆信息服务行为，它是对图书馆信息服务行为的规定，是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以及传播的规定。依据我国《知识产权法》规范图书馆信息服务行为，合理使用信息资源，保证图书馆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传播科学文明。 (一)使用复制权 图书馆在数据库建设或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在馆际互借或文献传递中，往往会通过影印或扫描建立数据或制作文献资料副本。不论是传统的复印，还是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化，都面临复制权问题。只有在非营利、非商业、非系列的状况下，在以满足社会需要或读者需求的前提下，使用有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中的复制权。从而做到保护著作权人、商标权人、专利权人的利益，合理使用复制权。 (二)使用信息传播权 图书馆信息服务最直接表现为信息传递或信息传播，在图书馆馆际互借工作中，信息传播权问题尤其表现明显。图书馆馆际互借是图书馆之间根据协定相互利用对方的馆藏来满足本馆读者信息需求的文献外借方式，是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外延，是馆际间合作的一种方式。它能将参与协定的其他图书馆的馆藏作为本馆馆藏信息资源的延伸，从而弥补各自馆藏信息量的不足，实现图书馆馆藏信息资源的共享。传统环境下的馆际互借一般是实体的书籍或期刊等文献在各馆之间流通，其传播范围是有限的。现代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更多的是在网络的环境下，通过网络方式进行传递。由于网络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其信息接受对象难以跟踪了解，对信息利用的结果无从知晓，因而面临信息传播权问题。图书馆在信息传播中，特别是在馆际互借中，应给所传递的信息注明权属或给读者予以友情提示或告知。 (三)使 用版权或发行权 图书馆在对科研情报研究的二次文献中，在开发数据库时，都面临着版权问题或发行权问题，特别是对声像资料的翻录、翻译，录音录像、影视作品的版权或发行权问题。图书馆在信息服务工作中，应根据合同协议分清权属，正确使用版权或发行权。 (四)发表权 图书馆在开展知识讲座、学术报告等活动中面临知识信息发表权问题。图书馆请著名的专家、学者，为广大的读者讲学，进行学术报告、知识讲座，讲授的知识信息，有的是讲授人未曾发表的，特别是高校图书馆收藏的优秀学生论文，是作者不曾发表的，在传播过程中，都应征得讲授人或作者本人的同意，在保护讲授人或作者权益的同时，正确使用临接权，使图书馆能够成为版权人和读者的桥梁，成为信息资源的管理者，成为知识共享的组织者，成为信息传递中心

知识传播论文篇（4）

服饰对个人和民族形象的塑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衣服的灵魂其实是人。品牌服饰文化对一个民族形象的塑造更至关重要。如今越来越多的本土品牌服饰身罩西方装饰风格，头顶英文大名跻身在国内各大百货商城。这种精神与物质毫不统一的低俗品牌服饰潜移默化地让着装的国人忽略民族服饰传播文化的重要性，丧失文化自信的害处更是让中国品牌服饰在世界服饰领域处于尴尬的竞争局面。

我们为何不充分并协调的利用本国文化观念和文化现象，培养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品牌服饰文化。在建筑设计、工业设计、艺术创造中设计师们总是将自己的理念融合进作品中，作品也从各个层面表现设计者的思维。品牌服饰设计也何乐而不为，在设计策划萌芽时就该努力发掘国学的魅力，让国人的设计为国人服务的同时，把国学所囊括的成果汇集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洪流，流向全世界。

如何将国学与现代品牌服饰设计有机融合，形成具有独特中国风的设计，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本文先给出品牌服饰缺少竞争力的现状分析，再试图从少数已成功的品牌服饰为范本中，通过调研它们所选择和使用的国学知识，探索这一选择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某种趋势和对中国设计未来的启发。

一、问题的提出

品牌服饰缺少竞争力的表现一：品牌价值缺乏。也就是说品牌文化内涵空泛，没有包含什么能够让大众认同的主题精神，仅有华丽的宣传片和好听的广告词。对于消费者而言它就是可有可无的品牌，因为没有能起到提高生活或精神品质的作用，只是能御寒的布料。所以即使消费者出于好奇，偶尔选择其产品试用一下之外，也会很快就抛弃它。此类品牌是不会有长久的市场生命力。

品牌服饰缺少竞争力的表现二：品牌名称古怪。品牌名称应该有引起人产生共鸣或一目了然的作用，但尴尬的品牌名称不仅古怪还会让人产生歧义，仅用两三个大写字母拼凑是不能引起共鸣的品牌名称，怎么会有品牌的感染力。

品牌服饰竞缺少竞争力的表现三：品牌形象与品牌内涵脱节。品牌服饰要识别必须借助一定的形象，不同地域该有不同的品牌内涵，品牌形象是艺术化的企业价值，二者之间不能建立起联系，这种品牌形象也就失去了标识品牌内涵的作用。好比上面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品牌服饰形象建立被张冠李戴，受众是华夏儿女，但品牌形象套用的是西方风格。中西方艺术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介质与理念的文化艺术，中国艺术在本质是表情艺术，抒情，是感性、诗意的；而西方艺术在本质是宗教和科学的，从古代的“再现”发展到近代“表现”，但始终仍属于表象性艺术。两者的艺术思想从而决定了品牌服饰形象内涵的主干和审美意蕴是传递着不同的气质。所以国人的品牌服饰就该有国人的艺术化价值。

品牌服饰竞缺少竞争力的表现四：品牌标志摸仿。品牌标志作为视觉识别语言的传播符号，是对品牌服饰诸多复杂多元的信息进行归纳、提炼，并以具体可见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但现在一些国内品牌为了“一步登天”，故意摸仿大品牌的标志。这就是我们所反感的山寨。这不仅会导致侵权遭指控的后果，而且会影响品牌服饰价值的形成。包括食品类、电器类都有模仿大牌标志的现象。这种行为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疑是自取灭亡。

二、国学相关知识

“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现在所谓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科学、技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本文中的“国学”一词受国学会执行会长邓卫东提出的崭新国学观概念的启发。邓卫东先生提出：国学，首先是自然国学，国学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次是生命国学，国学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是吃喝拉撒睡；是生老病死故；是衣食住行修。在“全民投机”的时代，在机会主义泛滥的今天，生命国学有可能让我们更加真实而幸福。再其次是家庭国学，国学是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最后还是公益国学，国学就是和中国共产党人讲的公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针对问题的思考――优秀案例分析

邓卫东先生的国学概念是一种观念和态度，是一个动词。我们因长期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基础的、比较一致的观点与信念，这就是观念。它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规范等精神的总和。观念是人活动方式的抽象化和理论化。它是活动意义的载体，而人才是活动意义是主动者。回到品牌服饰文化的缔造上来，建立一个品牌服饰就好比一个活动现象，这个活动现象则是通过各种形式来展示观念的内涵和魅力。国人的观念才能造就国人的品牌服饰文化。抛弃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品牌态度，选择和使用协调的国学知识围绕社会、人、健康、舒适、自然等关注度较高的主题来推动一个品牌服饰。只有这样本土品牌服饰才有根有据，才能走得稳健和长远。反过来，它也推动国学内涵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人、物、资源、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受到关注。作为使用品中最高密度亲近人的服饰在以人为本、环保、低碳的主题下还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特色精神。在选择使用国学知识时，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美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等思想概念是被广泛认可的。

哲学思想里主要有：天人合一思想、“和”的思想、“道法自然”思想、“无”和“无为”思想、返璞归真思想、“虚静”的思想、中庸思想、“礼”的思想、“器―物”思想、人本思想、阴阳五行思想。以上内容中，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礼”的思想具有相通性，能恰当的融合到品牌服饰文化里，因为这可以很好的论证人与自然能通过人与服饰和谐相处。优秀品牌服饰江南布衣（JNBY），“Joyful Natural Beauteous Yourself”这四个单词很好的诠释了它的品牌理念。设计风格浪漫、丰富、自然色系与色彩沉稳、雅致，不盲从流行但始终时尚，材质多用不同肌理、纯天然面料，如棉、麻、毛、丝等，枝叶花草是标志性的装饰纹样。细节手法多采用手工刺绣、机绣布料造型、手绘、胶印等。江南布衣（JNBY）全情演绎与自然相融的理念，款式设计强调单品之间丰富、随意的可搭配性。为穿着群体提供了专业的服饰搭配概念，更为她们留下服饰搭配的再创空间。这是一个充分融合国学精神的服饰典范。

再者，最具深厚文化底韵的品牌服饰――唐婕，用大自然最纯粹奢华的语言及情感，演绎出独特的中式古典浪漫风情，蕴含着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情结。设计师以中国传统的绣文化精粹为基调，萃取“黑、赤、青、白、黄”五种国色，结合国际流行趋势的元素与色彩，采用棉、麻、丝、毛等天然面料，结合化纤混纺，再巧妙运用刺绣、印花与手绘等精巧的手工艺编制出奇妙的幻想，珠绣、钻石和水晶营造动人气氛，带给人一股返璞归真、优雅、自然的清风，让现代女性在纷繁紧张的生活中放慢脚步，细细品味优雅、自然，在曼妙的古典浪漫中沉醉。不难看出，优秀的民族品牌服饰就算站在巨人的肩上也要兢兢业业的踏实，继承传统文化和技艺的同时大胆勇敢的创新，怀着长远的目光融合现代审美和时尚文化。为优雅、端庄的都市女性创造出一个弥漫着东方气息的时尚空间。

中国艺术的一大特点是把个体的内心体验投射到自然、山水等外物上，而宗教思想中的“自性论”“顿悟说”等则将此特点深化，并将中国特有的“意境”思想注入更多内涵，把禅宗对于生命、质朴、回归本真、自然的思考等精神置入品牌服饰文化中无疑是想通过服饰的穿戴给人一舒适的生活状态和上善若水的精神面貌。优秀品牌服饰木棉道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坚持一直是不遗余力的：1、手绘――采用天然植物提取液制作的颜料，着色度高，不掉色，利用马克笔、美工笔、毛笔等手绘工具一笔一画勾勒。每一笔都蕴含着画师的美的意境。2、蜡绘、蜡染――中国独特的民间纺织品手工印染工艺。用蜡刀醮熔蜡于布面上以后用蓝靛浸染，再去蜡，布面就呈现白底蓝花或蓝底白花的多种图案，同时在浸染过程中，作为防染剂的蜡自然龟裂使布面呈现特殊的“冰纹”富有中国民族特色。3、手绣――做好纸样，再描绘到丝绸或布面上，用不同的颜色的彩线绣出描好的图案或花纹，再把图案、花纹以外的用底线一丝不漏的绣完用以衬托图案。市场多变，木棉道恒久不变的是对棉麻舒适体贴的坚持对传统手绘蜡染的执着，对于生命、质朴、回归本真、自然的思考，以及对极简线条美学思想的认同，随性些，浪漫些，平淡些，狂傲些，“自然于自我”“人于衣”之间浑然动人、默契十足。

四、服饰的发展趋势和设计启发

翻开时装界新的服装设计师花名册，中国服装设计师已带着中国文化和自身才华挤入了国际时装设计师的行列。张肇达，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是中国时装设计师成功闯入欧美时尚界的第一人。两届中国时装设计“金顶奖”得主张肇达高级成衣作品《》。设计风：民族情结从“东方晨彩”、“贵魅惊艳”、“大漠”，到“紫禁城”以及“江南”，张肇达的设计灵感，始终没有离开东方民族风。这也造就了他华美、高雅、大气恢宏的设计风格。这次从归来，他的创作显得很轻松，他说：“有12件不是我做的，而是神做的。”说完大笑，绝无抬高自己的意思，而是感叹自然的伟大。吉承，国内一批新锐设计师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品牌LaVie，设计风：中国式性感。西式的剪裁配上东方灵感，混合出一种幽默和灵动，带着一种浓浓的中国式性感。用破坏的方式诠释自己眼中的中国，譬如用线条、滚边来制造图案；用素缎包边来制造细致的军大衣。虽然目前吉承大部分顾客是老外，但她却始终认为她的设计更适合中国人。

国学知识的当代价值已经不仅仅是文化理论的再研究，更广的来说应该投射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范畴，笔者是希望品牌服饰文化通过国学精神的融合能唤起国人的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再者，通过服饰穿戴能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的同时提高国民的精神生活水平，从而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一份努力。（作者单位：重庆市四川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国学知识大全》吕思勉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时间：2012-12-1

知识传播论文篇（5）

【论文摘要】 知识员工作为企业稀缺性要素和宝贵资源，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对知识型员工特点和激励需求分析，提出构建有效激励机制，采取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和措施，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其满意度。 【论文关键词】 知识型员工 激励机制 激励对策 随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到来，企业员工队伍构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识型员工的比例不断提高并在企业中作用越来越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也开始转移到知识型员工管理上来。如何激励和使用好知识型员工就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新挑战。 一、重视知识型员工激励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作用 掌握现代科技和具有创新能力的知识型员工有其自身特点，现代企业只有通过构建有效的、切合企业实际的激励机制，才能改变知识员工的工作表现，最大限度地挖掘其内在潜力，促使其自愿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工作。对知识型的员工的激励不能再沿用传统的方法，而应针对员工的激励需要，搭建激励舞台，授予激励自主权，满足工作成就和个体成长的需要，以激发知识员工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 二、构建有效激励机制，实施知识型员工激励措施 1.建立的自我激励机制，通过职业规划和工作任务来激励员工 首先，员工的自我激励是组织激励机制的基础。与其它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重成就、重个性、追求自我实现，注重他人、组织及社会的评价，并强烈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等特点。为此，组织帮助员工建立自我激励机制，可以提高员工实现目标的能力，为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富挑战性的工作及提升到更重要的岗位创造条件。 组织可以通过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员工将自我实现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开展职业生涯管理，让知识型员工积极参与其中，可以使知识型员工清楚地看到自己在组织中的发展道路，用积极的反馈意见去引导员工工作，可帮助他们树立成功的信念，在组织事业的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和人生理想。 2.引入竞争机制，激活知识型员工队伍，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竞争上岗制、浮动薪酬制和奖惩淘汰制激发知识型员工的创造活力。为此，做好知识员工的选拔、使用、评价、奖惩工作，对科研项目攻关和重要技术管理岗位，应该实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引入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做好员工职位设置和描述，明确岗位职责和目标，量才录用，量化考核，突出对知识员工的业绩评价，把员工业绩与奖惩、薪酬分配、职称晋升以及其它待遇挂起钩来。组织应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通过这些双向激励措施，激励知识型员工与其他成员共同争取组织荣誉，发挥激励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3.注重科学的工作设计和远景目标，开展工作丰富化和岗位轮换，激发其工作热情 知识员工具有创造性，对于他们个人而言，对工作本身的喜好就是对他们的最好激励。管理专家玛汉·坦姆朴对知识型员工激励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有效激励因素依次是个体成长(33.74%)、工作自主(30.51%)、业务成就(28.69%)，金钱财富的重要性排在最后(7.07%)。不难发现，对于知识型员工而言，工作自身和工作结果就是员工最好的激励。组织应给知识型员工具有挑战性、创造性的工作任务，并允许他们以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工作，给他们一定的工作自主权。工作设计中注重考虑工作分解，还可以通过工作丰富化（即员工承担多种工作和岗位轮换，提高工作兴趣）和工作扩大化（即增加工作责任，提供完整工作成果，授予职权等），激发工作热情，满足其工作成就感，调动员工积极性。 4.注重对工作群体的有效激励，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 对于知识团队来说，应注重对工作群体的有效激励。知识员工需要一个和谐的群体环境，组织为他们提供一个

知识传播论文篇（6）

[摘 要] 知识型组织激励机制的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通过顺应人性的激励因素的设置来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掘人的潜能，凝聚人的合力，实现人和组织的共同发展。 【论文关键词】 以人为本 知识型组织 激励机制 如何通过顺应人性的激励来发挥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掘员工的潜能，凝聚员工的合力，是任何一个想要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获得发展的知识型组织必须面对的。知识型组织应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组织发展的目标之一，以人为出发点，尊重人的价值，理解人的需要，构建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本文拟对此进行若干探讨。 一、知识型组织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在激励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作为一种结果、一种努力方向提出的，也必然有其因，这就是必要性。本文认为,在知识型组织激励中贯彻以人为本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转变的客观需要 由于知识型组织的核心资源是知识，员工作为知识的载体和运用者，知识型组织比以往任何一种组织都更注重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客观上需要完成从传统的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转变。传统人事管理过于强调人应适应工作，把人看成管理和控制的工具，人在管理系统中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挫伤了人的积极性，妨碍了人的发展。当前知识型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在于运用知识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组织员工创造性的发掘，依靠命令与控制是无法实现的，主要还得运用激励手段来实现。而知识型组织员工的个性丰富，工作动机和个人需求多样，人才的价值观开放，追求个性的差异。这对于知识型组织，应把人视作最主要的资源，强调以人为中心，把人看成是具有内在建设性潜力的因素，既注重人的工具性价值，更注重人的发展和完善。知识型组织要实现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作为管理的重要环节——激励，也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探寻激励的有效措施。 2.知识型组织实施有效激励的内在要求 激励的实质是通过影响人的需求和动机达到引导人的行为的目的。当人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时，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和紧张状态，这种状态会促成一种导向某种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这就是动机。当人有了动机之后会导致一系列寻找、选择、接近和达到目标的行为。人作为一种利益主体，受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教育程度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利益追求上会呈现出层次性和多样性；同时人的利益追求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影响。面对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追求的人，探索对人管理的规律性，引导、调和人的利益追求，实施有效的激励，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复杂工程，这就要求知识型组织必须以人作为基本的研究出发点，围绕着人来设置激励要素和激励方案。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协调组织与员工的关系，释放员工的最大潜能，追求组织和员工个体的全面发展。 3.我国知识型组织激励实践的现实呼唤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很多知识型组织人才的管理问题往往是今天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为了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我国知识型组织从强化物质激励着手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激励的效果逐渐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更高层次的需要，对他们的公平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等需要关心不够，影响了员工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从我国知识型组织目前的激励实践可以看出，激励要从人本身的需要出发，并且随着人的需要的不断变化，激励措施也应该及时调整。因此，激励要想充分和持续地产生效果，激励机制地建立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反映人的利益、要求和愿望，了解和满足人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持续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知识型组织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构建的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的原则

知识传播论文篇（7）

传播学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吸引了国人及诸多学者各方位、多层次的不同兴趣和探讨。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先是引进、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与媒介的运用。虽然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建立我国的传播学体系，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范式革命、学派划分、理论解析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传播学在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亟须对传播学学科建构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为进一步建立我国传播学的完整体系和今后的发展取向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准备。

我们认为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建构探究

学科一词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方面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而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份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问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建构的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一门学问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前沿机构对该学科在体制上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国际研究群体的出现，是否具有专业协会和杂志等等。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的体制建设从一开始就屡受挫折，直到1997年国家教委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这并未给中国的传播学带来多少显赫学术地位。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近年来“一级发展论”的呼声不断高涨，即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应该说，国家教委已明确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而传播学国际化交流趋势的渐涨，专业化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使传播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制基础。只是这一体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限于与新闻领域的厘清，也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趋势的约束。

虽然体制、知识对学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撑学科及组成学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对象的首要因素是社会文化实践内容。如果文化因素解体了，再成熟的学科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科学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不惧传统与权威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勇气，如果在一个无法培养此种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是难于生存的。要解释传播学学科的来源，主要应从“传播是文化实践的一种”来考量，正是因为在对文化实践进行重构，传播学才能更具有知识的生命力和体制的延续性。传播学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传播问题中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化观点认为人际的、组织的及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失败的传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过成功的传播来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的形成过程就像一堆铁屑吸附在一块磁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磁铁周围。正如陈卫星提到：“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因此，传播的观念和具体的文化情景息息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实用性学科不断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谈到一些实践问题时被公认为是有效的，譬如尽管传播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国古文化的诸多资料中找到传播的源头，而现实的中国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

判定学科存在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三种因素密不可分。我们要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必须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发展。由此，二十一世纪传播学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完成“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传播学转向。中国传播学要积极纳入新的视角，补充新的知识但要避免泛化、边缘化的研究倾向；要在体制上更加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机构设置、协会组织、专业刊物上要与“新闻”分家，强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要着力解决中国现阶段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学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价值观进入到实践领域，不仅吸引着学者们和体制资源，更激发公众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认同。今天，传播学作为解决“人类交流问题”已经获得一种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传播学的领域迅速渗透到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以致出现了文学传播学、历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宗教传播学甚至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的符号传播学或文化传播学。这就要求我们急需对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进行考察。

二、传播学研究取向考察

传播学研究取向与学科定位息息相关，亦是建立在传播学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基础之上。正是因为现阶段传播学学科定位缺失，造成了传播学研究取向出现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统的普遍理论支持，如施拉姆所言，“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科”。以致他后来又感叹说：“传播研究这一领域与其说是一门有名有实的学科，还不如说是各路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会场所”。实际上，系统科学、心理学理论或是符号学理论也好，经验主义或是批判主义范式也好，都应当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构建传播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缺乏学科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急需实用性的理论指导。尽管时代的传播形态早已超出了半个世纪前的状态，然而传播学先驱们所创建的理论框架依然束缚着我们的思维，传播学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社会形态的转变，并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新问题。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学层面上对传播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考究，如符号学、语言学、思维学等对深化传播理论、理解“元传播”都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决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三大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17世纪以来，科学在西欧的迅猛发展，这是科学家和普通百姓之间产生共鸣、新兴科学与当时大文化背景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世界观逐渐演变成“常识”。要把传播的观念带人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应当通过把握传播的层次来认清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学中处于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自然现象本身。与之相应，处于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在实践当中的人类和社会问题。在第二层次中，科学家从事常规科学的研究并解决与一般理论相关的问题。与之相应，在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二层次，理论家们从某种传播风格实践中发现指导行为和批评的具体风格理论。自然科学的第三层次是对常规科学进行哲学与历史的研究，以求发现它的发展演变、理论构成和价值内涵。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理论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传播研究的第三层次只类似于科学研究的第二层次，也就是说，在第三层次研究传播风格的学者对应与在常规科学第二层次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第三层次中，从事研究的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这在传播理论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层次才能发生。

’我们将传播研究与科学研究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使我们更为直观地看出传播研究在层次上的特殊性。传播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认为分别是实用传播理论和普遍传播理论研究。传播学是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学科建构与实践背景紧密联系，这使得它产生出实用传播理论并指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实用传播理论包括了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可操作法则——从原始的个体传播发展到人群之中的传播，又发展到以媒介为中介的人与机器的传播。实用传播理论随着时代情境和文化实践而不断变化，大体可以涵盖在公众传播、关系传播、信息传播等领域之内而可以看作是实践研究，譬如采访学、编辑学、节目制作方法、谈判学、公共关系等等。普遍传播理论体现出在实践基础上对传播研究的综合视角，如新闻学、修辞学、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等等。有学者认为这其中亦包括一个由五个部分组成的传播理论模型，结构——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和批评理论。这五个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学科的既有传统如系统科学、心理学等等，将它们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传播的知识之内并组成一定的传播理论模型，这在学科建构上为传播学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知识资源，从而也将较为零散的实用理论整合化、系统化，而第四个层次就是哲学层面的研究，如语言学、符号学等它们都是传播的基础，能够揭示传播的本质。

我们认为，将传播学进行层次划分为实用传播、普遍传播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有利于解决传播研究的无系统性、缺乏创新和反思的问题。实用传播层面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激发公众及组织的兴趣与热情，在人类现实交流层面上指导并解决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新问题，并把传播学的学科内容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拓展；普遍传播层面上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在为传播学不断输送资源形成独特视角，进而整合成为一个适用的学科理论核心，获得学术界和公众的认同和共鸣；最后，在哲学层面上夯实学科的基础，并进行不断地反思，解决传播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解决在微观层面上传播本质的问题。

知识传播论文篇（8）

曼海姆早期研究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深受德国思辨哲学以及历史主义的影响,在后来的社会学转向中,曼海姆一直以知识的本质、产生和局限为研究视角。曼海姆的社会学思想基于这样一个设定,即人类进入现代以来,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孤立被打破了,开始了相互的沟通互动,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以各种形式相互直面的世界中,而这些群体在以前都相互隔离,并将自身和自己的思想世界绝对化”。当然,沟通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并不能保证社会和谐或相互理解,②“在这个区别非常之大的世界中,不仅东方和西方,不仅西方各个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各种社会阶层(它们以往都多少有些克制)以及这些阶层中不同的职业团体和思想团体,所有这些阶层和团体现在都失去了自我满足和自认为应当得意的状态,而不得不面对异质集团的进攻而维持自身及其观念”。③曼海姆为自己确立的这一研究前提,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传播的观念,即生活在现代的人类,互相之间的沟通与传播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影响着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知识生产,大到东西方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小到一个社会结构内部同一阶层的不同群体。沟通传播在其思想形成以及改变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曼海姆提出现代传播的普遍存在并将之作为自己理论分析的前提是服务于知识社会学的建立这个核心任务的,但在客观上,这一点使他成为最早具备现代传播观念的西方社会学家之一。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研究的源头是芝加哥学派的约翰•杜威及其同事和后学,“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夫曼”,④杜威的传播思想集中体现于1927年发表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而曼海姆上述观点的提出是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几乎与杜威同时提出现代传播的观念。不过二人的侧重点不同,杜威与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人类似,把传播与“社区”、“民主”等概念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而曼海姆的视野更为广阔,考察传播对进入现代人类的思想、知识、观念的影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机构的传播功能。当然,不可否认,杜威的相关论述更为集中、具体、有针对性。曼海姆则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这也是曼海姆关于传播的观念及其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不为人注意的原因。但这一点并不影响曼海姆思想的重要性,我们仍然能够从其著作中发现关于传播的真知灼见。

比如,曼海姆在论述其知识社会学理论时,围绕着知识传播,对传播机构、传播手段、传播者都有深入的分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英文译者、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对曼海姆的分析进行了总结,认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和思想在维持或改变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把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到了传播思想的机构和手段上,以及询问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程度上。与此相联系的是,知识社会学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存教育制度的类型以及各种类型的教育制度反映和影响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社会方式。在这一点上,有关教育的论著中讨论很多的灌输问题,在知识社会学中获得了一个突出的地位。“知识社会学也对报纸、知识普及及宣传的作用给予了适当的关注。充分理解这些现象将有助于形成关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思想所起的作用,以及知识作为控制社会现实之工具的价值的更准确的概念。”⑤曼海姆敏锐地发现,在知识形成和传播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机构和传播手段,而且是一种功能强大的传播方式。后来的传播学者非常重视传播在社会中的教育功能(拉斯韦尔称之为“社会遗产的代际传承”),未尝不是受到曼海姆的影响,而教育及教育机构的传播作用,后来的研究还很少。

不仅如此,曼海姆还从教育推广知识传播活动中的其他机构,确立了知识传播活动的途径框架,他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责任就在于对知识活动框架内的机构组织进行系统的分析,包括对中小学、大学、研究院、学术团体、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和实验室、基金会以及出版机构等的研究。“了解这些机构的支持者和支持方式、举办活动的类型、政策、内部组织和相互关系,以及在整个社会组织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⑥这种知识传播活动框架的确立,为后来者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进行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⑦

在谈到知识尤其是政治知识的可传授性时,曼海姆考察了中世纪以来的知识传授,指出这是一个“传者”与“受者”接触的过程。他以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俱乐部为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知识与技能传授的恰当媒介和最重要的形式,“俱乐部便是人类联合的特殊形式,它完全无意于发展成为一种依据党派路线进行社会选择的恰当媒介,成为一个取得政治生涯和培植集团利益的基础。俱乐部独特的社会学结构,是理解直接的和非正式的传授政治知识的最重要形式的关键”。⑧这一点不仅是线性传播模式最初的雏形,其中关于俱乐部的讨论还成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先声。曼海姆还指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前,新闻工作者必须受到良好的系统专业培训才可以胜任自己的职责。目前的世界太复杂,每一种决定,即使它不过是部分的因目前的机会使之有可能建立在知识和训练之上,也需要很多专门知识和非常广阔的视野,才可能有通过偶然的联合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最后得到满足。“对系统培训的需要,现在已经趋向于将来还会更强烈地趋向于必须给予有抱负的政治家或新闻工作者以专门的训练”。⑨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出版于1929年,当时西方仅美国有少数几所大学设有专门的新闻学专业,类似的新闻教育在欧洲还没有出现,曼海姆较早地指出了新闻工作者需要系统专门的教育这一点,并被后来欧美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所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不仅如此,曼海姆还对未来政治介入专门的教育和知识的传播表示了担忧,他认为教育的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危险,即专门的训练可能忽视本质上属于政治的因素,所以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问题,“对政治家的训练会不会脆交给党派学校?……因为,只要再仔细观察,我们便发现它的结果只不过是培养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和观点,而它们是受既定的社会和政治阶层的片面观点指导的。”⑩虽然曼海姆这里说的是对政治家的教育,但鉴于前面他把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并列,谈论其教育问题,所以完全可以推论出:在新闻工作者所受到的教育中,曼海姆对于党派政治的固定价值观对新闻工作者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这种担忧源于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治对新闻业的扭曲,提醒未来新闻业应为争取自己独立的地位而努力,这种担忧后来被集权主义国家新闻业的发展证明不是多余的。

曼海姆的传播观念主要体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尚未形成,所以曼海姆的传播观念具有相当大的超前性。当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发展起来之后,曼海姆的传播观念不可避免地对传播学产生了影响。传播学出现之后,以两种学术路径发展前进,以美国学术界为主的是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又称为行政学派、实证主义学派),而以欧洲、加拿大为主的一批学者则发展起了传播批判学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11)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曼海姆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关键概念方面,都对传播批判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大力提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为文化研究学派提供了意识形态这个关键概念,启发了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仪式观理论的确立,对今天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笔者将对这些影响另作专文讨论,兹不赘述。(本文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52001)

注 释:

①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5页。

②卡尔•曼海姆著,徐彬译:《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本序,第1页。

③⑧⑨⑩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5页,第185页,185页,第185～186页。

④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⑤⑥路易斯•沃思、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序言”第21、22页。

⑦英国西英格兰大学从事媒介与文化研究的高级讲师Michelle Henning就曾在2006年出版了“Museums,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一书,见uwe.ac.uk/sca/staff/henning.shtml。

知识传播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22-0005-02

诚如现代图书馆学和开山鼻祖阮岗纳赞(Shiyali R Ramamrita1892-1972)对图书馆所言,“图书馆是一个成长的有机体”。图书馆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吸收新技术、新思想、新学科的过程。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传播学,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吸收与融合后,已成为图书馆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传播”是指信息在两个或以上的个人之间进行的传递,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活动。相对图书馆学而言,传播学是以研究人类如何借助符号和媒介进行交流信息、沟通感情,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传播过程的科学。

传播学将人类的信息传播形式分成两种: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很显然,作为社会公益机构的知识传播媒体――图书馆,它所从事的是一种大众传播。

所谓大众传播,包括我们日常所见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新兴的互联网,这是一种由特定的职业人中工作者通过印刷媒介或影像、电子媒介向社会公众定期传播信息的一种信息交流活动。

1948年,被称为“传播学之父”的哈罗德・拉斯维尔,在其《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研究大众传播过程的经典模式,即5W模式:什么人(who),对什么人(To whom),通过什么渠道(Through which channel),说了什么(Says what),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et)。

对照这一模式,图书馆的5W分别是: who――馆员,To whom――读者,Through which channel――流通、阅读、咨询,Says what――知识在哪里, With what effeet――传播知识。

将图书馆设计成为一个传播学的模型,是谢拉等人的杰出贡献,这对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1 图书馆学对传播学的引进

最早而又成功地把传播学引进图书馆学的是美国当代的著名图书馆学理论家、教育家和哲学家杰西.H.谢拉(Jesse Hauk Shera,1903-1982)。上世纪60年代初,谢拉在其《社会认识论》一书中就指出,信息的交流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的发出者、接收者、传递者和传导体是信息交流的四要素。

谢拉的图书馆学交流说集中反映在他随后的《图书馆学引论》一书中,在这一图书馆学经典奠基之作中,他认为图书馆是社会文化交流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的知识交流过程通常包括传递者、接收者、信息和传递媒介物四个因素,图书馆的知识传播要以信息的接收者为核心。按照谢拉观点,文献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传播是图书馆实现其情报职能的最基本的手段。传播学为谢拉的图书馆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有机成分。

1982年传播学科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1987)在其专著《传播学概论》一书中,将传播的功能外向功能和内向功能。他将“传播信息、劝说指挥、传授知识、提供娱乐”归为外向功能时,这四种功能,无一不与图书馆的基本功能相吻合。

1990年,新泽西州Rutgers大学通讯学院的Nicholas J. Belkin从认知观角度理解情报科学研究的范畴就是人类交流系统,他认为传播学是研究一个系统(信源)如何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这一点,传播学的研究与情报学的研究有着相通之处。

1992年,丹麦情报学家英格沃森(Peter Ingwersen)博士撰文指出情报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与传播学逐步融合。同年C.博格曼和J.施门特专门研究了情报科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他们认为,两者有共同的研究论题、共同的研究人员和正式的组织联系。

2001美国学者吕贝卡・鲁宾(Rebecca B. Rubin)在对情报学与传播学学科框架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焦点是意义建构,她认为传播学对意义构建的关注,引起了对于不同情境和环境中人们之间相互作用和行为等的兴趣;而在情报科学研究中,重点更多地关注于文献信息和系统及其用户的接口上。

在中国,周文骏就在1979年发表的《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会和发展》一文中指出,当着信息化社会来临的时候,人们使用图书馆,利用图书中获取各种信息,将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历史,基本上是利用文献这个情报交流工具进行情报交流的历史。情报交流就是知识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在整个情报交流系统中文献是最基本的工具,图书馆是最基本的机构。

尽管周文骏并没有明确提出图书馆的大众传播职能,但其文中充满了传播学思想。而明确这一概念的,则是图书馆学知名教授黄宗忠先生,他于1993年他所发表的《文献信息传播理论初探》一文中率先在图书馆学中引进传播学,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 传播学对图书馆学的贡献

可以说,正是传播学的思想,将传统的的以藏为主的藏书催化为以用为主的图书馆。也正是因为有了传播学向图书馆的引进,图书馆学才被纳入信息科学。传播学理论催生了文献信息交流说――图书馆学是研究文献信息交流理论和方法的学科。

传播学的5W反映了信息交流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传统的要素说,5W使概念更为准确,框架更为清晰,结构更为合理。

传播学的引入推进了图书馆学从文献世界向信息世界的转变,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学重载体胜过重信息的习惯思维。正因为如此,谢拉才说,图书馆学已从书籍世界发展到信息世界。

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就是有关研究信息传播接受者的理论,受众理论包括:受众的目的、受众选择行为。

对于图书馆而言,受众,即读者,其利用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获取知识,认识世界;娱乐消遣满足精神、情感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研究发现,读者有选择地接触某一种信息载体,且往往只选择那些能加强自己信念的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信息。情报用户的情报需求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用户本身的职业、知识素养、个人志趣及专长、好恶等。图书馆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以提高信息服务质量,满足用户的需求。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目的在于实现其知识传播,研究传播路径,消除传播障碍,是实现图书馆大众知识传播的前提和保障。

3 图书馆学对传播学的贡献

即使到了网络时代,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宝库的特质并未改变。即使有如谷歌这样的超级传媒的存在,它的学术搜索所传递的知识信息也主要来自于图书馆。

在图书馆学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文献信息处理的理论和实践早已成型为一门严谨并独立的学科,如采选、编目、分类、标引等,这些已为传播业所吸收,成为现代信息处理的科学理论。

即使是大众媒体的传播,同样离不开对知识的管理和组织。这一点表现在网络信息的传播是尤为突出。以谷歌为例,“inurl:”,“intitle:”,“filetype:”等检索指令和雅虎中的分类搜索,CNKI的聚类搜索都基于图书馆的编目、分类、主题分析等理论。

4 图书馆作为大众知识传媒的优势

图书馆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传媒,相对其它媒体,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1)丰富的馆藏资源

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丰富的馆藏文献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实现知识传播的基础与保障。

2)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

进入后信息时代的网络环境,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设施的完善与否。随着云计算的出现,图书馆的网络成为国家信息基础建设的重点工程,这对实现知识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文献信息服务的多元化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多元化,人类社会在向着多向化方面发展,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也呈现其多元化。因此,图书馆必须研究读者,为来自社会上不同类型的信息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高水平的服务。

4)信息资源利用全球化

互联网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让信息资源全球共享成为可能,传播作为图书馆的功能也将日益彰显。

此外,人力资源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图书馆作为公益事业的无功利性,都是图书馆作为大众知识媒体的强大优势。

5 结论

正是有了传播学,图书馆才不再上藏书楼。也正是有了对信息、情报、知识传播的深入研究,图书馆学才焕发了生机,图书馆事业才走出了低谷。作为图书馆人,应该时刻关注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与发展动向,积极主动地从中学习和借鉴,以丰富和壮大,以成为不断生长的有机体。

参考文献

[1]周文骏.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系和发展[J].图书馆 工作与研究,1979(1).

[2]周文骏.文献交流引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3]孟广均.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19992.

知识传播论文篇（10）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传播学是关于社会精致化管理的知识，也是反思性知识。这种悖论关系，决定了传播学内在的思维动力。从学科而言，传播学是从广延向纵深发展的开放的知识平台。传播学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找到多元的知识起点。多元的知识可能形成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吊诡，也可能带来思想的活力。 关键词：传播理论、知识社会学、反思性 一、控制与反思 人文社会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反思。自启蒙哲学诞生以来，原有的知识传统、权威和信念不断祛魅，代之以理性的觉悟。形而上的普遍性知识被束之高阁，世俗化的知识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在世俗化知识的王国里，传播学是后起之秀。她的学术本性与其说创新，不如说是寄生性或延展性的成长。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殿堂的台柱显然是经济学、法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传播学只是从这些学科主干上发出的新枝，或者说是沿着这些学科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攀援而上的一支青藤。传播学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得益于现代知识形态的演变。 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进化，归根到底，是受到支配社会生活的技术力量的推动。这里，我们不只是把工具的进化看作技术，也把社会管理看作技术。如果说传统的普遍性智慧型知识企图塑造人的心灵，给与宇宙和生命一个整体的终极的解释，那么，现代的社会知识显然放弃了这个野心，仅仅试图控制人的社会行为。 人与动物的本质的区别之一，就是她能够创造复杂的符号-意义系统，借助这一系统进行交流，这是人类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传播，是人类的生命本质的显现。传播现象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在中文传统里，圣贤必须是精通传播的。“天垂象，见凶吉，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①《说文》解释：“圣（聖），通也，从耳。”圣人和圣王，是掌管口耳传播权力的大巫师和政治军事首领，其主要的传播范围，广及天人之际，神鬼之间，四方之域，决定着人们的时空感觉和意义理解。在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家把演讲术当作最崇高、最精致的学问，掌控语言是贵族垄断政治权力的重大技术。在传播学诞生之前，人们关于传播的知识，大量存在于语言学、文学、宗教和哲学里。媒介与人本身合为一体，人们可以大量的讨论语言、绘画、诗歌、商贸甚至战争，却无须特别建立一门学问来讨论无所不在的传播。就像人们呼吸着空气，无须考虑空气在哪里。 现代社会科学多半从关于人性的某种基本设定开始其知识的建构。正如经济学可以把人定义为“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物”、社会学把人定义为“全部社会关系的集合”、法学把人定义为“天生的政治的动物”、心理学把人定义为“由本能欲望和潜意识支配”，传播学为何不能依据“人是制造运用符号来传播信息的动物”这样明白的事实，建立起和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那样的社会科学主干学科？传播学的诞生，根源于媒介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因此不管人类对于传播有如何深远的认识，传播学只能是一门现代学科。它产生于媒介与人的分离和对立，产生于不是人来自由地运用分享媒介，而是由媒介控制人这一残酷的社会事实。就是说，传播学产生于媒介从人的外化和异化的现代性境况。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网络，越来越丰富的媒介世界，将人们带到无限宽广的信息的汪洋大海。媒介代替了令人敬畏的长老、威严的国王、风骚的荡妇。媒介正在控制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对于幸福和恐惧的感受。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传播学既是社会精致化管理技术的一部分，也是人们试图摆脱这种媒介控制，挽救言论和思想自由的一种努力。这种内在的悖论关系，决定了传播学的领域始终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思维动力。20世纪的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就是，民族国家的中央机构坚持控制着主权范围内的整体媒介环境；国家的媒介体系——电讯服务、大众流行报刊、广播电视网等伴随着大众产品和消费组织一同发展起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建构了全球化的媒介系统，并控制着信息资源和娱乐市场的分配，进而重构着人类的文明面貌。②传播学面对着新的现实和危机，一方面寻求精致化的管理控制，另一方面又寻求着反控制。这导致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也称管理学派）与批判学派的知识视角的对峙。传播学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注重效果考察和证据收集，认为对于效果的考察较之固定的一般定理更加准确。从60年代开始，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最大的动因。传播媒介技术迅速发展和相应带来的社会管理问题，必然成为传播学的新经验主义知识探求的核心。这种研究，不仅具备纯粹知识的认识论意义，而且必然成为国家管理技术的最重要的内容，甚至成为国际竞争和战略思想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的社会功利性是其学科的本质特性，它也必将成为主流知识和权力知识。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现代社会的媒介控制技术初现端倪的时候，就出现了知识的反抗。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巴黎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则从批判的角度出发研究大众媒介，他们揭示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大量的观察论证以证明媒介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媒介作为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聚合体。媒介技术的现实正在和日益紧密的社会控制结合，构成对个体的自由和多元文化的根本性的威胁。这种否定性理路深受后现代各种人文学科理论的影响，如反思社会学、象征人类学、女权主义、受众反应理论、批判的文化研究、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它们正在建构新的与传统的经验主义传播理论背道而驰的知识。从全球化的趋势看，这一套知识形成了对于主流知识和权力知识的挑战，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强化控制技术和强化反思力量是传播学的内在的矛盾。有时人们也将这两个维度理解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风格歧异，或者理解为社会科学背景和人文学背景的冲突。而我认为这些概括没有解释传播学内部矛盾的本质。比较适当的概括是：控制的知识与反思的知识的对立。这种知识的分野首先不是源于方法论，而是源于价值论。也就是说，控制的知识相信社会群体生活的基本价值超越于个体生活的价值，而群体生活必须建立在有效传播沟通的基础上，这一有效性决定于对传播技术的适当掌控。与此相反，反思的知识相信个体的独立的智性认知是判断社会价值的尺度，从本体论意义上，传播沟通是非本真的，只有摆脱外在的制度和技术的控制，人类才能更真实的感受存在的现实，从而才能更自觉地矫正其社会实践，获得相对自由。传播学无法逃离这种基本的价值选择。 二、纵深与广延 当年，施拉姆雄心勃勃企图建构传播学的学科体系的时候，他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各类社会科学家讨论传播问题的报告、论文汇集起来。这些学者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传播学家，但是他们的著作却被称之为传播学的早期文献。施拉姆看到了传播研究的趋势必然是多学科的交汇，而且看到了，社会科学必然从不同角度观照人类关于自身与媒介的关系。没有这个汇集，传播的知识就永远处于分散和朦胧的状态。 问题回到了现代学术建构的聚合效应和离散效应。传统学科始终围绕着它的基本设定运行，可以说，每一个传统的和主干的学科，都有一种谋求终极解释的野心，无论其视界展开得多么辽阔，最终还是要回到她对于人性的基本设定上来。这就是所谓聚合效应。而另一方面，知识视界的展开，必然导致分支研究的活跃，于是，在知识向心力的相反的方向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每个分支问题的研究，都开发出一门新的学问，可谓“子子孙孙没有穷尽”。这些分支的学问，不仅与原来的知识母体分庭抗礼，还旁门左道，改祖悖宗。学科分化导致新的学科建制和知识资源分配的新格局。这种复杂的现代学术局面，有点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城市。开头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彼此还经常走动，互相熟悉，各家的掌故，城南城北无不了然于心。如今满城繁华，却都是陌生面孔，彼此不关痛痒。城中管制又是如此之严，居家行路，皆要有身份，因此最讨巧最安稳的做法，便是偏安一隅，所谓自扫个人门前雪。偶尔有点扩张的野心，也不过是将邻里的篱笆或栅拦挪动挪动而已。社会科学在这个需要形形色色的专家的时代，在这个学科建制直接关系到资源分配的时代，渐渐变得鸡零狗碎，小肚鸡肠，成了地地道道的管窥之学。 传播学未必不想变成理想中的专家摇篮，事实上，她已经是培养媒体专家、广告专家、公关专家的摇篮了。她也未必不想效法经济学追求数学般的精致和优雅，事实上，她也已经制造了过多的模型。模型的意义在于将复杂的概念变成可以套用的公式，便于实践操作。结论被置放在公式的另一边，无需人的关怀，排除例外的干扰，在等号的那一边，客观真理的幻像，就会如同生产罐头的流水线，自动地吐出成果来。因此，传播学可以毫不愧疚地证明，自己也是一门货真价实的“科学”，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真理的显现形式。这种仅仅根据逻辑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按照数学公式建构的模式，正在成为所谓纯粹知识的纯粹形式。北美传播学在学科建制的大趋势下，在表明自己也有能力提供这种纯粹形式以外，同时窒息了学术反思的力量，形成了事实上的知识垄断。 尽管这样，传播学还是作为后现代的活跃的学科领域，得到了一些激进的社会科学家的青睐。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把传播学看作新创的带有跨学科色彩的领域。这个领域的出现被认为是“朝着更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的方向汇合”，有助于改变过度分化的知识困境，重建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这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权威们的一个观察结论。③也就是说，传播学的学术禀性要求她成为新型的多学科知识交汇的平台之一。当今社会科学已经有了多个这样的知识平台。如地区研究、女性研究、发展研究、现代性研究、文化研究、环境研究、公共管理研究等等。这些新的知识领域给人一种特殊的平面感。对于受到系统的传统学术训练的人来说，颇有点莫衷一是，不大适应。这里没有基本的人性设定，从而也没有固定的价值选择；方法和学术套路多种多样，好像四面八方都是门，没有既定的通道，也就没有固定的程序。这些知识平台，与其说是知识的殿堂，不如说是知识的竞技场和表演场。传统学科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队，演出自己的路数，展示自己的发现。问题是，这些知识平台的搭建，确实有充分的根据。这就是人类对于现存社会各类问题的聚焦。不是形而上的那些悬念挑战人们的智力，而是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要求人们的反思。所有反思都是用来调适人们紧迫的社会实践。 传播学长期以来困惑于自己的学科边界。如果按照“人是制造符号-意义系统从事信息传播的动物”的这一设定来建构学科边界，那么传播学简直可以并吞大多数社会科学。事实上这是过度的自我夸张。现在的传播学的分类，勉强的划分出人类传播（Human Communication）和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两个大类，其中人类传播实质上是以研究人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则相对集中于现代媒介技术、媒介制度和由此决定的社会进程与文化。我们说，社会科学的分类，可以有一个简明的概念。一类学问从基本的人性设定出发，并且通过特定的知识探索，最终丰富对于人性的认知。另一类学问，则是从人类的境况出发，描述境况的形成，多角度的探求其根源，寻求改善的途径。前者是由终极关切的智慧冲动来推进的知识，构成严格的学科边界和知识传统；后者由于社会实践的反思性或策略性的需要。因此，前者形成纵向性积淀的学问，后者形成多学科交汇的知识平台。传播学与以上提到的各类开放的知识平台可能有所不同的是，它还有机会将自己发展成纵向积累的学问（新的基础学科）。如果说传统学科是从纵深走向广延，传播学有可能从广延走向纵深。走向广延的传播学，即传播学的广义概念，是从人的从事信息传播行为的本质出发，研究传播对于社会文明的建构以及对人的认知-心理系统的建构。走向纵深的传播学，即狭义的传播学，是从媒介与人的外化和异化着眼，研究媒介的工具存在、社会存在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影响，包含着控制的知识和反思的知识两个方面。当然在这里纵深度和广延度也是相对的。广延的传播学，恰恰是超越了具体的社会管理问题，而将知识的探触头伸向人性的和文化的本质层面，试图从信息交换的形式的角度作一个根本性的解释。然而纵深的传播学，却是执著的追踪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将知识从高空拉向地面。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说：“传播的技术已经毫无疑问地影响到全球化的所有方面……[并且]已成为现代性的反向和造成将现代与传统分离的非连续性的基本因素。” ④这就是说，传播研究必然成为现代知识的焦点。

传播学正通过借用其它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形成了新的跨学科的研究态势（new transdisciplinary border conditions），与传统的传播研究相区别，不是为了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来研究如何实现满意的传播效果的控制途径，不只强调大众化、世俗的和日常的研究，而是高度关注一个成熟的体制性的课题：认识媒介在现代性、在工业化发展和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各种争论不休的变化——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之中的角色。今天许多学者都普遍关注大众传媒，以更宽广的视野将它看作社会再生机体的一部分，它能够将全部获取信息和娱乐方式进行社会分享、引导和再分配，并将这一切作体制化地安排，使之更紧密地贴近现代性的核心。⑤因此，传播学显然正在游离开经验主义的微观知识架构，通过反思性的社会理论的启迪，进入宏观视野。 三、多元与吊诡 如果按照知识社会学的标准，任何学术都不能不申明它和现行体制的关系。西方的各派传播学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关系，可以分为亲和、对立和中立三类。在著名的《关于报刊的四种理论》以及大量的经验研究里，我们看到的是亲和色彩，而在批判学派的著作中却看到了对于资本体制的无情解构。追究到这两大知识模式的背后，却往往是同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信念，所不同的是对于现实社会制度的态度。亲和派不是没有批判性，而是把批判性的矛头转向外部；对立派也不是只有否定性，而是通过对于现实的问题的揭露去肯定本体意义上的自由。传播研究企图证明，现行制度究竟是保护了自由还是妨害了自由。然而，今天的传播理论似乎开始扬弃片面性的观念。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分野已经不那么清晰。在传播的议题设置、沉默的螺旋、知识沟、培植理论等经典的经验研究中，其结论恰好构成对体制的知识批判。在文化研究、第三世界传播模式的研究中，经验性的观察、统计已经成为基本的方法。就是说，构成传播知识的探索和陈述的形式，已经有了某种公约性。我以为，这是传播学的整体的进步，证明了多学科方法的融合是有效的。一个学科的成熟，不是体现在它的公理设定，而是体现在它的方法论的特殊与完备。如果我们要划分传播学的发展阶段，我宁愿说，40年代到整个冷战时期的传播学，是由信念支持的系统，距离它所标榜的科学性还比较远，与意识形态还有深刻的联系；传播学真正的独立发展是科技革命成功、经济体制转型的结果，这时候它的知识系统从模式化走到方法论的形式化。所以即便是经验学派可以突出其科学性、客观性，它也会从形式的解释中暴露社会的被掩盖的真实。传播学获得了它特有的方法的严密性和确定性。80—90年代以后，可以说信念与方法开始彼此结合。难以回避的是，无论你采取什么信念，都会有人问，你凭什么方法得到这个信念，证明这个信念？反过来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也都会有人问，这个根据方法推出的结论，是基于什么价值信念。 中国引进传播学已经有20年的历史。传播学在中国的命运比较坎坷，她一直被当作可能会挑战本国意识形态体系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学说而受到防范和挑剔。这多少有点象社会学曾经遭遇到的情况。意识形态的防御机制一直是中国借鉴和建设传播学的思想障碍。这主要是由于知识方面的不完整所形成的假象。其次，传播学在中国发展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学科建制的惯性。长期以来，我国有新闻学没有传播学，一旦传播学崛起，遂发生新闻学与传播学孰大孰小的争论。从美国的大众传播学来说，原本的知识起点，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信息通讯学；从加拿大来说，传播学却最先和政治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经济文化史有不解之缘；从英国来说，传播学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也和文学批评、社会学、政治学关联；从德国来说，传播学是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社会学的派生物；从意大利来说，传播学是语言学、符号学的应用；从法国来说，传播学是解释学、符号学、社会思想及语言学的发展融合的结果。⑥长期以来，传播学界过分夸大了欧洲和美国的传播研究的差别，并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欧洲对美国传播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传播学的多元性的知识起源。就学科的交叉和包容状况来说，人类传播研究的知识起点，多是在语言学、修辞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等等；大众传播研究的知识起点，多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等等。目前国内的学术争论缺少基本的知识性的前提。如果说新闻学在前就应当是传播学的母体，那么广告学好像有更大的理由做这个母体。在北美，最早的广告学大学课程是在19世纪末开始的，足足比传播学要早半个多世纪。⑦但是很少有人推论，说传播学来源于广告学。传播学的发生，完全依赖于某个国家或文化环境的学术思想的传统与发展水平，就是说，无论从哪个学科进入，只要是回应人类的现代性状况，就不能不正视和反思传播现象。传播学，除了开展功能性知识追求外（如强调传播效果和媒体管理研究），还必须展开价值性的知识反思。唯有通过这种深切的知识反思，才能敏锐地观察人类的自由权利与传播体制、传播技术之间的张力的表现形态。单纯的工具理性在知识层面不可能完成反思的任务，不可能取代基本的价值追求，相反，某一学科如果过度地依赖工具理性，势必将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问题，扭曲为一种权力控制意识。这种观念，不仅有悖于自启蒙时代以来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崇高理念。 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要面对的真正的困难是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吊诡。也就是说，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缘故，很难将某种理论方法作为贯穿的知识逻辑。例如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世界的传播学研究领域是极具活力和批判性的思想资源。批判学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传播体制和文化方面，无论其面对的是全球化的传播秩序，还是本国的传播体制都一以贯之。在中国，往往用来批判全球化的传播秩序，采用“文化帝国主义”、“媒体资本批判”的视角，而回到本国实际中，对于媒介权力与社会公义的关系就讳莫如深，只好采用管理学派和纯粹经验性或形式化的研究。对外的研究，强调的是传播权力平等，对内研究强调社会控制和权力主导。再如，我们可否采用议题设置和沉默的螺旋模式研究舆论主导机制的形成？可否用创新扩散模式解释地区间传播与发展的不平衡？可否用知识沟模式的研究解释新的社会分层和信息资源分配的关系？可否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研究特定的危机传播、生态传播、健康传播的规律？如果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不能确定基本的选择，就不可能避免研究的吊诡，不能避免传播学的知识形态的某种扭曲。如果用单纯的意识形态的障碍解释传播研究的困难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我们在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长足的知识进展。意识形态并没有成为知识探索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由于全球化、市场化和都市化，人们的生活正在告别由单一意识形态和思想权力绝对控制的状况。价值选择和知识兴趣都趋于多元。主导的社会观念和政治文化制度由于一定的多元化而变得更有活力，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是回到人本立场的时候了。 注释： ①《周易·系辞》 ②Alfred Chandler：《The Visible H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③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页50。 ④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77 ⑤David Crowley and David Mitchell 编：《Communication Theories in Today》， Polity Press 1994，p.2 ⑥疏理传播理论的发展脉络，描绘传播理论的地图分布，主要依据下述权威性著作或书目资料汇编：E.M.Rogers:《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Macmillan，Inc.1994; E.E.Dennis & E.Wartella 编: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96. Michael B.Salwen & D.W.Stacks 编:《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1996. D.E.Phillips 编:《Human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Sourcebook 》，Garland Publishing，Inc.1992. ⑦ 广告学的分类模式由E. St. Elmo Lewis 在1898年建立。见S. Fox:《The Mirror Makers: A History of American Advertising and Its Creators》， New York: Morrow.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