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技术论文篇（1）

基金项目：休闲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培育建设（合同编号：20140113-5）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7.06.066

我国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依旧是“三农”，这已经连续第十四年重点不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历史至今，一直以来没有改变[1]。科学技术是农业的发展力，促进农技创新是促进农业快速发展和农民增创增收的捷径，解决农村问题，减少农业资源枯竭的有效途径[2]。随着全球变暖气候的发生，农业污染等环境问题不断涌现，环境因素已逐渐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难点之一。在目前发展的背景下，农业产业技术创新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基于这个背景，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农业科技发展逐渐成为农技创新发展的趋向。

科技大革命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环友型农技创新的概念，h友型农技创新，克服障碍[3]，如传统农技创新失败方面的制度，为了解决资源短缺等难题，防止环境的恶化，生态失衡等因素造成了相当多的新的问题，环友型农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和人们的传统观念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进一步验证。

1文献综述

1992年里约峰会首先提出“环境保护”的大致概念，在以后的发展里，其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并扩大到农技创新领域[4]。学者首先肯定了环友型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如Jaffe通过对环友型技术早期扩散实证研究，环境友好的技术来控制“污染”，有利于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但是农民也需要创新，在产品价值链上的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包括规则方面的创新。基于农业环境保护管理的需要。环友型农业技术在不同的情况下，该技术可以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以满足农业需求，提供潜在需求，有利于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环友型农技创新可以促进可持续和高效利用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相应的能源问题[5]，但是环友型农技创新具有相当明显的外部性和复杂性，获得可持续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合理，是环友型农技创新的根本目标。在环友型农技创新增强的背景下，环友型农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和环境友好农业科技创新的探索。完善农民生态保护，对农业企业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环友型农技创新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过程，通过技术创新来连接，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建立环境友好农业，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充分体现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6]。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证了改革思路，进一步调整环友型农业科技创新政策。

2概念界定

农技创新体系是建立在目前所拥有的工业技术为基础，其实质是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应用，对农业发展的全过程进行覆盖，即农业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农技创新对于传统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相对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多年来，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和中国追求经济效率的主旨，导致资源的枯竭、环境破坏等因素也不可忽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传统农业环境恶化，导致资源枯竭的技术创新出现。

环友型农技创新是遵循传统的农技创新效率，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是技术创新的资源和研究的基础，重视环境的发展变的关键原理、农业技术推广、农业资源转化，实现价值分配，创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在本质上，环友型农技创新和传统农技创新过程，服务体系是相同的。

在一系列的生产效率的推动下，农业生产管理追求经济效益的主旨下，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和投资规模的生产模式，实现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因此，创新理论的诞生，推动农业科技市场需求的创新[7]。考虑驱动因素，农业生产发展基础和掠夺性生态环境与环境资源、自然生态环境代价，对可持续农业资源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强调。

新的环友型农技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但由于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与其他创新活动相比而言，促进环友型农技创新市场相对薄弱，这使得环境规制是一系列的，关于环境创新的驱动因素，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根据政策法律环境。监管环境、税收政策、农业科学的激励机制和外部环境友好的物理和技术创新农业经营意识，促进环友型农技创新采纳的一代[8]。与传统的农技创新相比，正面和负面的溢出效应将会使内部环境影响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监管，并导致一个“双赢”的效果，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农业企业对农业环境监测，需要农技创新。

电气、机械等现代技术领域是传统农技创新的知识供给，新型农业技术是现代工业技术的研究与设计。新农业技术的特点，具有易于引进和模仿创新，实现农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优势，但出现农业资源枯竭污染和生态农业的环境。

不同于传统的农技创新，为农业工程技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的创新体系，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理论，农技创新过程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农技创新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农业技术在农技创新保护环境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知识，是传统的农技创新，并注重利用农业资源，提高使用农业资源的利用率，降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和农业环境污染的循环生产过程的废物排放，环友型农业，改善生态环境，资源和环境，通过农业突破传统的技术创新。推进和实施环友型农业的经济效益在合理的规模和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技术创新的需求，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又保护了农业经济，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9]。因此，稳定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环友型农技创新必须“融合”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改善和克服环友型农技创新和技术，使负外部性。获得和环友型农技创新进一步增加的效果。

3环友型农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

推动传统农技创新的需求，环境监督应该对环友型农技创新，突破融合的传统农技创新的前提下的农业企业，如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率，增加农业生产质量。优化主导作用，形成新产业，优化农业文化和产业升级，最终由广大人民群众带动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增长在新领域也会有新的要求，在新需求的指导下，大大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因此，促进环友型农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环友型农技创新可以由人为技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人们将能够提高农业经济、环保材料、农业科学和技术提供了一个基础环境，提高技术水平。如图1所示。

3.1变量选择与数据收集

一般来说，技术创新水平是专利的最重要指标。基于环友型农技创新的特殊性，数据的有效性分析，如环友型农技创新与推广，可申请由畜牧业和渔业产业的专利，促进环友型农业技术的程度，带动农业经济相应的增长（如表1）。由全国畜牧业和渔业产值测量。作为过渡性地指标，促进环友型农技创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提供可靠的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基于技术创新的环友型农业技术方面的分析，如农业清洁和节能技术、农业机械的使用，确定综合值[10]。

3.2研究方法

根据VAR模型（著名经济学家ChristopherSims测量和分析）的个人关系和环友型农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关系。首先，通过单变量变精度平滑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滑测试。为了深化综合评判，协整检验协整方程，基于VAR模型，农技创新环境友好相平衡关系具有因果关系和农业经济增长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析的发展过程。

3.3实C分析

3.3.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伪回归，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的相应稳定性。软件如Eviews7.0，进行可行性和ADF单位根检验、基于时间序列和更准确的决定。并为协整检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表1显示了LN，ADF的差距，在PA的临界值前的测试结果，如1%、5%、10%的微分形式的原始序列的ADF检验统计量。初始假设可能不拒绝有单位根，属于非平稳序列。差异与临界值比较的显著水平，二阶差分原始序列的ADF检验形式价值低于价值。因此，第三阶时间序列的关系和长时间的协整检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3.3.2建立VAR模型 在时间序列变量的VAR模型中没有先验假设，是系统变量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和研究滞后函数回归模型。在VAR模型中，每个变量应一致，变量可以反映滞后阶（最大可能性）关系，保证有效估计。LnGAP，LnTE，LnPA为二阶单整时间序列，可进行VAR模型的建立。

4结语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和环友型农技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在短期内没有明显的效果，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科技，将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农业GDP。但从农业发展的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的人仍在增加，农业科技投资不是片面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重视在未来农业技术和环友型的创新，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人民利益的环友型农技创新。合理配置资源，引导社会参与农技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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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技术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2

一、国外研究情况

（一）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过程

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历史很长，而国外对此的相关研究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时欧洲社会科学的发端。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加布里埃尔・塔尔在1890年发表的《模仿律》中提及要研究“在给定100种不同技术（工业过程）下，为何其中10种得以推广而其余90种被遗忘①”的原因，并将扩散概括为模仿定律。旨在研究一个社会在引入一项变革后的影响的早期的“英德传播学派”被认为是扩散研究的另一根源，对后来的社会科学家给予传播研究的重视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到了上世纪40年代，在美国衣阿华州，瑞恩和格罗斯对杂交玉米种子的扩散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调查，创建了典型的扩散研究设计方案并发表了著作，自此以后，技术扩散相关理论的地位才确立起来。上世纪50―60年代间，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农村社会学家开展的扩散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进入“快车道”，其研究领域遍及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其中，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构造了十分著名的“空间信息域”模型，该模型成功模拟了农业技术的扩散过程，同时为农业技术扩散空间过程的相关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虽然有关农业技术扩散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基本上都集中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前者在宏观上分析技术的扩散过程以及技术最终被采纳等相对比较广泛的问题，后者则更注重采纳方所做出的决策对技术扩散的影响，突出有意识的主观经济行为。

（二）农业技术扩散的宏观层面研究

宏观层面的扩散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块：（1）过程研究。此研究多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或康柏次函数来模拟在时间变化过程中，农业新技术表现出来的扩散过程，研究表明，一般来说农业技术扩散过程呈现出“S”型曲线运动轨迹，但不同技术的扩散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针对不同技术扩散的差异性，罗杰斯和曼斯菲尔德认为影响扩散速度的关键因素是信息的传播，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传染病模型”。拖拉茨基、克莱恩的相关研究表明，创新的相对优势和相容性与扩散速率呈正相关关系，而创新的复杂程度则与之呈负相关关系。但“传染病模型”的提出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传染假说中关于“假定潜在采用者获取创新信息后立即采用创新和假定所有的潜在采用者在接受技术中的公平性”的相关内容并不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由于现实中种种原因，比如潜在采用者的文化程度、经济条件、信息获取渠道等等，都会导致对创新信息接受机会的不均等；（2）扩散模式。农业技术扩散的模式有很多，根据市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大体上可以分为政府计划推广模式、政府和市场作用综合模式以及市场分散作用模式，市场在这三种模式中的作用越来越来突出。按照经济运行机制，可将技术扩散模型划分为集中型、综合型和非集中型三大类，集中型在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非集中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而综合型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综合状况；（3）扩散机制。农业技术扩散机制指的是系统内部各个结构要素之间、功能要素之间和传输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原理和方式。农业技术扩散过程存在相当复杂的作用机制，格鲁尼格认为哥伦比亚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有七个结构约束领域：市场极端不稳定、土地分配不均、交流设施不足且质量差、现代生产投入的分配不均、教育不足，不注重实践经验、信用制度排除大部分的农民、信息不灵。根据他的理论，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如果这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无法得到解决或控制，扩散速率就会大打折扣。黑文斯曾表示，农民社会中大范围技术变革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了来自社会结构方面的障碍，如土地制度、制度参与、经济隔离、财富的不均等。一项新技术在社区内扩散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考虑到社区成员财富的巨大差距、潜在采用者的异质性和社会状况的不同；（4）扩散模型。继“传染病模型”提出后，一些学者又提出了诸如Bass模型、Sharif-Kabir模型、NUI模型和GRM Ⅰ等模型。随后又出现了如重力模型、最大熵模型等技术扩散的空间展开模型和时间―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空间―时间模型等时空展开模型。虽然这些模型的出现极大便利了农业技术扩散的相关研究，但由于其高度抽象了技术扩散的过程，模型缺乏足够的的解释力，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三）农业技术扩散的微观层面研究

微观层面的农业技术扩散侧重于研究技术在个人间的扩散即技术决策过程。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潜在技术采用主体的分类、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因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价值观及沟通行为方式的不同，潜在技术采用者存在差异性的采用行为。对于新技术采用的决策，罗杰斯将这一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认识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证实阶段。不同的阶段会受到不同变量的影响，例如技术采用主体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本身存在的局限性等。

二、国内研究情况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有关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才逐渐开始，主要侧重于研究我国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但可惜的是，相关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研究成果较少，相关的文献也有限。近几十年来，由于我们农业问题比较突出，如环境问题、农产品价格和质量问题、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生产成本上升和农业技术落后等问题，国内学者也高度关注农业技术创新和扩散方面的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扩散模式和模型、扩散机制、推广体系、影响因素。

（一）扩散模式和模型

在农业技术扩散模式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怫翔等提出的政府主导型和农户需求主导型的农业技术扩散模式、学者国亮提出的传播型、指导型和交互型农业技术扩散模式以及齐敦品提出的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结合型农业技术扩散模式。国内农业技术扩散模型的研究至今仍停留在对国外现有模型的简单推广和模仿，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二）扩散机制

扩散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和方式构成了技术扩散的机制，农业技术扩散机制是解决我国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不衔接等难点问题的关键。相关研究比较突出的成果有：（1）刘志澄提出的农业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2）高启杰等提出的包括政策体制和异质体制的农业扩散机制；（3）顾焕章提出的包括供给机制、需求机制和引导机制的科技成果转化；（4）陈会英、胡瑞法等人提出的农民技术需要动力机制等。

（三）推广体系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几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技术扩散体系。然而，由于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技术扩散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的技术推广体系已基本不再使用。针对我国目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计划中经济痕迹仍十分明显的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调研考察并提出观点。例如常向阳和赵明基于产业链角度的重构，认为现行农业技术扩散体系内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变革和创新。

（四）影响因素

农业技术扩散实质上是一个诱导农民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行为的过程。影响农业技术有效扩散的因素有很多，许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陈学志、胡虹文、刘笑明，贾延华、段宜超，李同升、国亮等人认为农业技术在扩散过程中会受到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技术本身因素、自然环境、区域性特点、技术信息传播渠道、经济条件和农民素质等。

三、结语

迄今为止，国外相对于国内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更加成熟和系统，研究层面也比较深入，学科之间关度较强，研究内容宽泛，兼顾微观和宏观，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对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研究还不够完善，研究成果较少，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学科。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借鉴国外关于农业技术扩散的经验，结合各个学科，重视学科之间的综合发展，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结合我国实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注释：

①加布里埃尔・塔尔：《模仿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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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技术论文篇（3）

作者简介：姚延婷，博士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区域经济与科技政策。

我国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一年聚焦“三农”，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始终未变。一直以来，科学技术是农业的第一生产力，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无疑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进而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的有效途径。然而，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污染严重、农业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的出现，环境因素已经逐渐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在现实条件下，农业技术创新不得不把环境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基于此，以低投入、绿色、可持续性为目标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逐步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

历次兴起的科技革命不断证实，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即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然而，针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而言，由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一方面要克服诸如体制障碍、制度障碍等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具有的系统失灵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解决由于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等变量引起的诸多新问题，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和传统观念一致，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进一步验证。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展开研究。

1文献综述

自1992年里约峰会提出“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friendly)理念以来，其内容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并已经延伸到了农业技术创新领域。学者们首先肯定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如Jaffe和Palmer[1]较早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友好技术的扩散确实有利于“减排控污”，从而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BruceD等[2]也毫无疑问地肯定了农业在社会、环境和经济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不但要求农户的创新，也需要再在商品和价值链其它方面的创新，包括基于环境友好层面的农业新方法、农业新技术等方面的规则和治理；JayShankarSingh、SharonL.Forbes等[3，4]以不同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为例，认为该技术可以充分利用环境资源，提供了满足农业需求的所需潜力，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认可，国内外许多学者近几年已经展开了对该理论的相关探索，主要集中在技术特性、影响因素、激励政策等方面。国外方面，如SusmitaDasgupta等[5]对孟加拉国稻农使用IPM(综合虫害管理)和常规化学技术耕作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IPM稻田养殖的生产力与传统农业显著不同，降低了农药成本，更具备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比传统的水稻种植更有利可图，然而，由于诸如IPM等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外部性问题，使得农民很难单独采用这种技术；KathyS.Kremer[6]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团队研究美国爱荷华州农民采纳新型土壤氮技术的决策过程，结果表明技术创新的复杂性极大地影响农户采纳该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决策，此后，HakiPamuk[7]和Benoit[8]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果；而TravisJ.Lybbert[9]则认为发展中国家有诸多因素制约贫困农民获得和使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出了10项政策措施促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采纳和扩散，其中包括鼓励公共和私人之间的互补性农业研究、帮助减轻风险、在信息和预测领域有更多的投资等。国内方面，沈宇丹等[10]率先提出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概念并分析了我国化肥产业政策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李学术等[11]从新农村建设目标与当前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等需求的角度提出了我国环境友好技术创新的主要领域；葛继红等[12]以配方施肥技术为例，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行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科学施肥能力越强、示范户、拿到配方卡、参加培训次数越多及所在乡培训总人数越多的农户越倾向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肖焰恒[13]提出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概念相似的可持续农业技术创新。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认识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农业资源持续高效利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在解决能源问题、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效，然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外部性、高风险性与复杂性，如何获取长期、持续的生态与社会、经济效益才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根本目标。鉴于此，在推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背景下，深入研究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保障生态效益的同时如何提升农户、农业企业、区域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早在1912年熊彼特提出创新增长理论之后已经基本成熟，伴随着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逐步将技术创新理论引入农业领域，探讨农业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Cochrand在1958年提出了“技术踏车理论”，形象地比喻了商业性农业生产者在农业技术进步背景下的竞争和收益分配；万宝瑞[14]进一步指出推进农业技术创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食品生态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实证分析方面，赵树宽等[15]采用VAR模型，引入技术标准为中间变量，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技术标准和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正向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明显；王家庭[16]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对我国区域工业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刘红峰[17]建立两型(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份法分析两型农业科技创新评价的因子及其综合水平，结论表明依靠科技创新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促进农业生产率增长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惟一正确的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持续、渐进、连贯的过程，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基本认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及促进作用，由于视角和方法主要是对二者局部问题进行探讨，未能充分展示二者的相互关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学术和政策价值。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充分论证二者的关系，以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与改革提供参考。

2概念界定与理论模型

2.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比较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是以现有工业技术为基础，其本质是农业科研成果研制、开发并在农业中应用的全过程，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全过程。毫无疑问，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多年来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将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资源耗竭、环境损失等问题作为一个被忽略的因素，虽然促进了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但也促使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沿着不断加重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路径发展。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在遵循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效率、效益和适用性创新原则基础上，以环境、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为目标，强调环境和资源变量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通过农业技术研发、推广、转化、应用来配置创新资源以实现价值增值和获取农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过程。

实质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构成主体、创新过程、服务体系等方面是相同的，最重要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1两者创新的驱动因素不同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追求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采用创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化肥、农药、机械等)，并通过生产资料的规模投入来实现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和集约化。因此，一般创新理论认为，市场需求的拉动力量是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然而，在这种因素的驱动下，农业生产经营是以对生态环境和环境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为主要方式，强调经济利益而忽略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自然持续力。

新技术的市场需求显然也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出发点之一，但由于环境问题存在负外部性特征，与其他创新活动相比，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市场驱动性相对较弱，这使得环境规制也成为了环境创新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之一[18]。基于环境保护的农业产业政策、法律环境、金融支持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环境规制，通过外界刺激迫使农业经营主体意识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经济利好的，从而推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产生和采纳。与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相比，由于正的溢出效应和负的环境效应的内部化，环境规制会引致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动，并导致“双赢”的结果，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给各参与主体(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农户等)带来经济利益。因此，环境规制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另一个主要驱动因素。

2.1.2两者知识的供给源不同

化学、电气、机械等领域的现代工业技术是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知识供给源，农业新技术是以这些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展开研发设计。这些农业新技术具有易于引进和模仿创新的技术特性，从而迅速地实现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经济增长，但却带来了农业资源耗竭、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和农业生产的弱质性。

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不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把全新的系统工程方法、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保护学等理论纳入到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进一步的“突破”、“融合”。一方面，在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将新理念、新知识引入到传统农业技术创新中，注重农业资源的利用，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致力于尽可能减少废弃物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向“农业环境友好资源投入-环境友好农产品-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循环式生产过程转换，这是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突破”；而另一方面，推进和实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需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在一个合理的维度内，既能保证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又能保障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必须“融合”现有的农业技术成果，克服和改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负外部性的同时利用现有的农业技术优势，这使得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实现环节和难度进一步增加。

2.2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

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力即是市场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加入环境规制的驱动因素，在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突破”与“融合”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农户等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率，改善与优化农产品的质量、产量，从而带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和诸如旅游农业、休闲农业、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形成，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相反，农业经济的增长会引起新的市场需求(如居民农业产品消费形式、消费结构的变化，农户生产技术的新需求等)，在新需求引导下可能会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并由此展开新一轮的循环过程。

因此，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反过来，农业经济增长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新一轮的提高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3变量、数据与方法

3.1变量选择与数据收集

一般来讲，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等是最常见的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然而，针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特殊性以及数据的可获性，本文以1990-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期，选取“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PatentApplicationofFarming，Forestry，AnimalHusbandry，andFishery，简写为PA)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Environmentally-FriendlyAgricultureTechnologyExtension，简写为TE)来衡量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推广程度；选取“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GrossAgriculturalProduct，简写为GAP)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其中，“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程度”是一个过渡指标，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说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这三项指标中，“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和“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年鉴，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是一个综合指标，由多项环境友好技术综合决定的，因此该项指标数据较难获取。借鉴国内外学者经验，本文主要选择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以秸秆粉碎还田机拥有量为例)、农用清洁再生能源技术(以沼气技术为例)、节能高效农业机械技术(以节水灌溉类机械为例)和科学施肥技术(以免耕技术覆盖面积为例)等四项技术作为环境友好农业创新技术的代表，通过专家咨询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的组合赋权方法算来确定四项技术的权重的大小，并计算得出1990-2011年“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度”的综合值，以代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的指标，其中四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农业年鉴》等。

此外，由于本文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一般会有异方差的存在，所以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使得数据趋势线性化，变换后分别记作LnGAP、LnTE、LnPA，如表1所示。

3.2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美国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Sims)提出的VAR模型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19]。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判断变量是否是单整的，如果变量是单整的，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考察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建立协整方程。然后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析分解分析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长期的均衡关系，最终探索二者动态的影响过程。

4实证分析

4.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发生，应该首先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对LnGAP、LnTE、LnPA的单位根进行ADF检验，以判断各时间序列是否符合同阶单整的条件，为随后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奠定基础。

通过表2的ADF检验值的结果可以看出，LnGAP、LnTE、LnPA的原始序列和其一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统计量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5%、10%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均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在二阶差分之后，原始序列二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5%、10%的临界值，说明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三组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序列，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4.2Johansen协整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须进行协整分析。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与“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检验三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采用最大特征根迹统计量来评判的Johansen检验结果，第3行7.586>3.841，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绝的原假设，LnGAP、LnTE、LnPA三个变量之间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可以认为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方程(1)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农业技术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是同向变化的。在长期关系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PA)每增加1%，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375%，而环境友好技术推广程度(TE)每增加1%，则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542%。显然，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相比，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程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效果显著。

4.3建立VAR模型

VAR模型对时间序列变量不作任何先验性假设，实质上是考察多个变量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所有变量滞后项的函数来构造回归模型。VAR模型的建立不但需要各个变量满足平稳性条件，而且需要确定反映变量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大可能滞后阶数，从而保证模型估计结果显著。LnGAP、LnTE、LnPA为二阶单整时间序列，满足建立VAR模型的平稳性条件。VAR模型中确定滞后阶数的方法主要有LR检验统计量法、最终预测误差法(FPE)和信息准则法等方法，本文采用信息准则法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在滞后阶数为4的时候，AIC和SC值最小。由此可以建立以“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因变量，以这些变量的滞后值为自变量，滞后阶数为4的无约束VAR模型，即VAR(4)模型。同时，通过对VAR(4)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VAR(4)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曲线内)，说明本文基于VAR模型的结论是可靠的。

4.4G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上述分析已经确定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一步进行G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探索3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1)滞后1期，LnTE和LnGAP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LnTE和LnPA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LnPA和LnGAP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在短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推广程度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推广程度的来源，即创新是推广的前提，而由于从技术创新到推广应用有一定的滞后性，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是非常缓慢的。(2)滞后2期与3期，LnPA和LnTE是LnGAP的格兰杰原因，且因果关系是单向的，这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诸如新技术的研发等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逐步显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与应用持续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而农业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不能反哺技术创新与新技术的推广。(3)滞后4期，LnPA和LnGAP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LnTE和LnGAP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LnPA和LnTE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在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推广程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农业经济增长促进新一轮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技术推广的基础、技术推广是环境友好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实现。

4.5脉冲响应函数

Johansen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推广度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具有因果关系。基于以上的VAR模型，可以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工具来详尽地描述变量间的动态特征。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用来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由误差项所带来冲击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程度。运用Eviews6.0软件生成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图，通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在最初的1期、2期都几乎没有冲击作用，第3期后开始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逐步增大，说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持续促进经济发展；而农业经济增长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是正向缓慢促进的，第7期以后趋于缓慢平稳的促进作用，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是缓慢并长期有效的。

(2)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前小后大，由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特殊性且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技术刚刚开始被农业企业、农户所采纳时是暂时没有经济效益的，在第5期以后，作用才慢慢显现出来，逐步地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而农业经济增长从第1期对技术推广度产生较强的影响，第3期开始下降，第8期以后则趋于稳定，表明通过经济的拉动能够提升农业生产主体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3)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程度的动态关系。技术推广程度受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正向冲击之后，从第1期就逐步开始上升，在第3期后速度加快，第12期趋于平稳，这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技术推广程度的有长期的正向影响，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一切技术推广的基础；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受到技术推广程度的正向冲击后，除了第1期、第2期上升效果显著，第3期到第7期有低幅度的波动，以后一直保持低速平稳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技术推广度长期内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4.6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方法是Smis在1980年提出的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MeanSquareError，MSE)按照其成因分解为自身冲击及其他变量冲击所构成的贡献率，从而将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具体量化，评价不同结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方差分解，LnGAP、LnPA、LnTE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6所示。

(1)在LnGAP的方差分解中，能够找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滞后1期，二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均为零，但随着预测时期的推进，二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持续增长且速度较慢，充分体现了现阶段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从农户、农业企业到农业经济组织的生产活动都以重视经济效益为前提，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的研发及其推广较为忽视，致使二者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滞后时间较长。但随着政策引导、观念转变、技术转换和经济支持，预测期时间越长，二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2)在LnPA的方差分解中，LnGAP对LnPA的冲击从第2期开始增长，在第14期达到最大，为27.08%，此后逐步减小，农业经济增长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缓慢且长期有效的，经济增长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动力。LnTE对LnPA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仅在第11期达到最大，此后逐步减小，这表明在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即二者的关系是单向的。

(3)在LnTE的方差分解中，农业经济增长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都对技术推广度在第1期产生冲击。农业经济增长对其的冲击在第5期达到最大，为71.25%，随后逐渐下降，但冲击都在40%以上。农业经济增长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具有长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技术推广度也在第1期就产生了影响，最后一期达到最大值，为47.12%。这表明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技术推广度的前提，这与之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一致。

5结论及启示

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

(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推广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在长期关系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PA)每增加1%，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375%，而环境友好技术推广程度(TE)每增加1%，则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542%。

(2)短期内，技术创新推广度在滞后1期即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且环境友好技术创新是推广的前提；在滞后2期与3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开始逐步显现；在滞后4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推广程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

(3)长期内，环境友好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广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缓慢且长期有效的，农业经济增长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对技术创新的推广起到先强后弱的促进作用；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二者的关系是单向的。

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给出以下政策启示：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篇（4）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着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2]。在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Mdlor)也指出,促进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3]。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论证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等理论,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如何引进技术及引进何种技术。直到7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才解释清楚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4]。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业作为高级生产业或现代生产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5];采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计算方法,Postner H. Harry(1982)测算出加拿大1967—1977年的生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证明了生产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6]。(2)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高科技服务研究上。Griliches(1958)研究发现,美国采用了杂交玉米技术后,社会回报率明显比未使用前高[7];Akino,Masakatsu,YujiroHayami(1975)对水稻、家禽育种等品种改良研究后发现,其社会回报率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显着提高,而且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其社会回报率也相当高[8];David, Hall Toole(2000)研究了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三十余篇文献后得出结论:多数学者研究结论支持公共农业科研投入和私人科研投入呈现为互补关系[9];Bennet(2002)认为科技成果要想真正转化为农业的生产率,需要市场交易来完成[10]。(3)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其他生产服务研究上。Pearce(1990),Oppermann(1995),Swarbrooke(1996)认为现代服务业对传统旅游市场的升级与改造,使得农业旅游成为经营者投资的重要领域[11],ArloBiere(2000)认为,应该单独开设一门农业贸易物流课程,并应在农业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上进行重点讲授[12]。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 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2.现代服务业拓展利益触角的空间需要

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地将眼光聚焦在为先进制造业或者工业的服务上,而对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服务与改造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在实践领域农业现代服务业已经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伴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服务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农业现代服务业实践效果最明显。同时,现代服务业要想获得新的增长领域也需要拓展其发展空间[20],将利益触角从城市、工业延伸到农村和农业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会形成现代服务业多层次、多领域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会由于产业耦合而给三次产业带来蝴蝶效应、规模效应和由技术变革带来效率效应。

3.改造传统农业有产业耦合的功能需要

现代产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是产业冲突走向产业耦合的产物,也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耦合一般是指两个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物理学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成长的主要驱动力,也导致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界限日益淡化。现代产业耦合在形式上表现为体系内产业要素彼此影响、联系和联合,在本质上形成了更强的新型产业发展要素或者业态。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三次产业耦合的结果,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不仅拓展和延伸了现代服务业的服务价值链,而且在客观上也促进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有了农业现代服务业就让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有了互动的桥梁。因此,运用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三次产业间耦合的功能需要。

4.重塑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的创新需要

造成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绩效较差的原因,有中国工业化水平偏低和产业结构畸形等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长期依赖的传统。中国农业现代化过多依赖于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传统路径依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已成功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本无可厚非,但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也应随之改变或创新。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就变成了旧路径依赖,根据马兰·阿瑟的路径依赖理论,旧路径依赖具有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即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路径依赖都会依照已形成的技术路线实现规模模仿效应,而对新的技术形成排斥并固化制度实现的已有方式。要克服旧路径依赖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形成锁定效应,应确立现代服务业在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巨大改造作用。唯有如此,中国农业现代化才能获得通过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新路径依赖所带来的比较优势。

四、实证分析

上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机制与原理,本节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进行验证。我们选择中国农业总产值代表中国农业现代化或者现代农业发展的指标和因变量②,以农业现代服务业的现有实践领域为相关维度,即以农业保险、农业贷款、现代农业信息等农业现代服务业为自变量,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为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GAP为农业总产值,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 总产值;TAV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包含农用大中小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渔用机动船、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动力;AFC为氮、磷、钾和复合肥等农用化肥施用量,EIA为能够实现有效灌溉面积,AL为农业贷款,即金融机构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贷款余额,AI为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机构获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MAI为现代农业信息,限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本文用18岁以上农民网名数量来衡量。

(二)计量分析过程与结果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做回归前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做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Eviews5.0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我们对因变量GAP进行原始数据水平(level)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2.770571,均大于1%(-2.6453)、5%(-1.9530)和10%(-1.6218)的数值,对GAP进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检验后,发现结论和原始数据(level)水平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是一样的,即不能通过GAP的平稳性检验。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6.291557均小于1%(-2.6522)、5%(-1.9540)和10%(-1.6223)的数值,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即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其次,对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发现了TAV、AFC、EIA、AL、AI、MAI等自变量都在无法通过level和1st differential下的无单位根的检验,即都是非平稳的。本文依次对这些变量进行了2st differential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其中TAV、EIA和AL的ADF值均大于1%、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而AFC、AI和MAI的ADF值均大于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在二阶时,有95%的可能性是平稳的。

虽然每个变量都不能在水平(level)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条件下获得平稳性检验,但在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因变量和自变量具有单阶同整特征的,即通过了协整检验。因此,不同变量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2.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在回归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我们使用OLS方法对我们建立的多元方程做整体回归分析,虽然F值=340.3280>(6,24)=2.43,即通过了F检验即回归方程整体显着性强,但我们发现,只有FAC和AL两个变量通过T检验,其他变量都没有通过,而且出现了TAV和MAI的相关系数为负值情形,这与实际的经济因果关系是相背离的。因此,在模型(1.1)中的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

其次,我们计算各解释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均值和方差。结果是一些解释变量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尽管=0.9884,整体上线性回归拟合度非常好,但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值基本上都不显着,也表明模型中解释变量确实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另外,做辅助回归模型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等,都得到了类似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

3.逐步回归分析及结果

首先,我们采用White(1980)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减少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另外,本文有32个观察值的样本,符合怀特检验为大样本检验的要求。

其次,运用上述OLS法逐一求GAP对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简单回归方程,并在综合考虑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在本文6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农业总产值(GAP)与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的线性关系最强,拟合效果最好,结果见表1。

最后,将其他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逐一代入(1.2)方程,根据新增变量对模型的贡献大小,以及对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见表2),经比较后剔除一些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着的变量,最后确定如下模型:

通过比较值(见表2),我们发现加入了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另外,F值也有了较明显地增加。

五、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计量模型的结论

1.控制变量TAV(农业机械总动力)、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但TAV正相关性最为显着。三个控制变量两两组合和共同带入回归方程,其结果是AFC和EIA均未通过T检验,可见,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中,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对传统农业现代化影响有限,更多地体现在农业机械化上。所以,本文最后只选择了TAV作为唯一的控制变量。

2.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AI(农业保险)和MAI(现代农业信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相关性强弱依次为AL、MAI和AI等变量。

3.在TAV为唯一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中,我们将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带入计量方程后,比较前后模型的,发现回归的系数显着,显着提高,假设得证即以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现代化有较强的显着影响,即有较强地改造与服务传统农业的作用。但将AL、AI、MAI带入后,发现回归方程中MAI(现代农业信息)的T值为-2.403036,即未能通过T检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农业信息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或实现农业现代化中作用并不显着,当前中国还未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这与农民上网实际数量、目的和需求相吻合,同时,农业保险虽然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很小,可见,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现代化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通过对控制变量(传统的农业现代化要素)和解释变量(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现代化要素)对因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过程及其结果来看,我们发现,控制变量TAV对因变量的影响最显着,依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虽然,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检验,但影响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还需大力推荐与引植。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等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初展其锋芒,但理论界对其研究较少,仅有少量的文献资料可阅,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应该说,本文是比较早的系统地研究了此问题,或许能为理论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做点前期推进研究工作。但本文认为,在以下两方面研究还是不够,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一是需要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差异性等问题。本文用的是全国数据来做计量分析,因此,需要进一步分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三个层次做实证研究,也许会得到更有益的计量结论。二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如何从制度设计与政策激励上,大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有效地形成新型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职业教育；人力资本；运行机制

一、引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实现国家“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它的总体要求是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素质就必须依托教育事业，尤其是针对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为此，《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规定：“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各地要深入开展“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的农民教育科技培训体系。”浙江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农村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经济新常态下，明确了全省农业发展要遵循现代化、集约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同时提出了绿色、环保、高效以及城乡一体化供应链，城乡资源共享的目标。对此，只有通过对农村与农民进行系统的职业教育，认真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才能顺利实现新农村建设与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二、当前新农村建设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第一，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农民素质的提升在内涵上就是农民的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就是通过对生产者进行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式，最终体现在人身上的各种知识、技能、劳动和身体素质的总和。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更是一种投资行为，其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农民职业教育就是一种公益性事业，是对农村劳动力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帮助农村劳动力有效地向非农行业转移，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也有助于农村留守劳动力掌握新技能，接受新观念，实现人力资本的自我增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是指通过将现代工业、科技和科学管理的先进生产力应用于农业和农村，使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化，包括农业装备现代化、农业科技现代化、农业管理现代化和农民科学素养提升等，使农业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指向就是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和谐、全面、科学发展的社区，因此，无论是现代农业技术还是现代农业管理方法和科学文化素养，都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的职业教育来帮助农民掌握技术，学会管理经营，提高自身素养，从整体提升的角度来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建设。

第三，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提升农民的职业素养。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作为一种新型的古老职业，职业农民不仅需要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素质，还需要具备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业科学文化等知识和能力。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职业农民的素养与能力只有通过长期有效的职业教育才能达到。

三、影响农村职业教育成效的主要原因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农村职业教育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历史及现实的种种原因，农村职业教育成效不是非常显著，农村职业教育尚未形成良好的运转体系，在职业农民的培养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捋清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才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

第一，职业教育培训内容脱离实际，培训方式缺少灵活性。目前，浙江省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众多，有多部门、多主体参与，培训内容涵盖农业科技、农产品营销、农村开发等，但是各类教育培训由于缺乏针对农民培训的需求调查，或者对参与培训农民的认知水平估计过高，在培训中往往出现培训内容陈旧或者理论性过强，实践性不足的问题。同时，农业生产有季节性特点，农忙时节是农民劳作繁忙的时候，培训时间不能与之冲突，而农闲时节培训方式往往以集中授课和室内授课为主，不能让农民及时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并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缺乏灵活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2]

第二，农民主动学习意愿缺乏，人力资本提升意识不足。囿于传统的小农意识影响，部分农民认为培训完全没有必要，只是在浪费时间与精力。农民看到的更多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产出，对于看不见即期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农民往往视而不见。因此，着眼于新农村建设的职业农民培养，必须首先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提升意识，以农场主、农业技术能人、农村干部、农民合作社为主，以可见收益来带动更多的农民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农民的主动参加职业培训意愿。[3]

第三，农村职业教育部门各自为政，协同发展机制失灵。根据国家农业部相关精神，农村职业教育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农民教育培训专门机构为主体，中高等农业职业院校等多方面主体广泛参与。这些参与部门和主体本应该通力合作，协调发展，但事实上，很多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如农委部门负责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培训，劳动部门负责农民技术技能、就业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培训，各部门的协调程度不够，导致培训内容重复，培训资源浪费。职业技术院校以承接服务的形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往往因为上述原因而达不到良好的效果。[3]

四、构建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职业教育模式和运行机制

地方高职院校在服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仅肩负着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目标，而且要充分运用农业新技术帮助农民致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培养职业农民，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地方高职院校可以根据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建设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健全职业教育模式，丰富职业教育手段，完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以服务意识和市场化原则推进各项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

第一，构建以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特点是“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这是由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特征决定的，因此，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应考虑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通过教育培训使他们达到新型职业农民的能力素质要求；对经过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如农业工人、农业雇员、农村信息员、农村经纪人等，要开展常规性的职业培训，让他们及时了解农业新知识和新技术，使之更好地承担相关责任和义务。对于有志于完成学历提升等职业农民，高职院校可以开展相关专业的学历教育，学员只要完成了规定的学习任务，获取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历资格。同时，高职院校也可以根据农村发展需要专门开设相关专业，定向培养职业农民，这不仅是农村职业教育的一种高阶形式，而且是新农村建设中人力资本内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构建以网络教学和现场培训相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运行机制。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化手段开展农村职业能力培训。网络教学以其参与性、互动性、移动化等特点可以方便农民随时随地参加培训，并以其在线互动性等特点可以帮助农民与专家学者及时建立联系，回答相关农业疑问，同时也方便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学习。随着互联网技术等普及应用，网络教学会成为农村职业能力培训的重要形式。其次，要大力开展现场培训。农村职业能力培训的目的在于帮助农民学习新知识，应用新技术，只有坐而论道的课堂教学和理论学习难以达到良好的教育培训效果，农民更喜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田间课堂”和现场培训，因此要动员农民积极性，顺应务农农民的学习规律，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开展教育培训，在农村田间地头，授课教师现场讲解示范，农民进行实际操作训练，授课教师可以及时回答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构建以职业技能和文化素养相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内容体系。首先，实行有针对性的农村职业技能系统内容培训。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来源于农村及职业农民的具体需求，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按照不同产业特征安排生产经营型职业教育，按照不同专业工种安排专业技能型职业培训，按照不同岗位要求安排社会服务型职业培训，减少概述性、理论性的普及性培训比重。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要按照产业特点培养农业经营者的市场意识、合作化组织管理、农业市场经济、农产品生产与销售、农产品物流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在专业技能方面，要按照工种特点培养职业农民的农业实用技术、农业机械化设备使用、农作物新品种的种植与培育、农业生产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知识与素养；在社会服务方面，要按照岗位特征开展服务意识、服务能力、从业资格、服务产业章程等方面的培训。其次，开展农民文化素养的系统内容培训。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涵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的美体现在农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素质，因此，要实现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顺利转变，离不开对农民进行系统的文化素养培训。可以通过组织各类职业教育活动，让农民在技能培训过程中提升科学人文素养，也可以通过倡导孝亲爱亲、文明礼仪、移风易俗等活动，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良好风气。此外，还应该对农民进行健康知识和传统文化的讲解与传播，以良好的保健知识强健体魄，以深厚的传统文化武装头脑，提高自身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贾海刚.城镇化背景下基层农村职业教育的模式构建[J].继续教育研究，2015（8）：29-32.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篇（6）

20世纪初熊彼特基于变革对经济非均衡增长以及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影响而首先提出技术创新理论[1]。1943年，瑞恩和格罗斯有关杂交玉米扩散的著作发表后，技术创新扩散的理论在学术界确立了地位。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潜心于扩散研究，在农业经济、地理学等多个领域都引入了其研究方法，扩散研究的基本范式也逐渐形成[2]。上世纪50至60年代，扩散理论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应用定量化研究手段和数学模型用以描述、解释扩散过程及其内在机理。技术扩散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人类学、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对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学派间缺乏对扩散研究的相互交流。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各学派扩散研究之间的传统壁垒开始消失，彼此开始借鉴、融合相互间的研究方法和最新成果，关于扩散研究的成果大量增加[3]。扩散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扩散的内涵、技术扩散影响因素、农业技术扩散类型、农业技术扩散过程、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模式和模型等。

1.2国内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技术扩散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技术扩散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工业技术创新的领域。直到目前，我国学者对农业技术扩散领域研究的广度、深度都还有待加强，远未形成系统化及规范化的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农业技术创新内涵、农业技术扩散概念及二者相互关系的辨析。如对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扩散、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等的阐述；除此外，研究者们对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间的关系也较关注。第二，关于技术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技术本身的效益性、自然环境等都会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第三，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推广体系的作用及改进策略。第四，农业技术扩散速度的模型研究、农业技术创新扩散模式等。刘怫翔[3]提出了政府主导型和农户需求主导型两种模式。律研究发现，主要存在三种农业技术创新扩散模式：传播型、指导型和交互型；模式的选择主要依赖于该国或地区的政策制度、信息传播手段、农户素质及市场机制等因素。另外，国内有些学者对农业技术扩散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林毅夫[5]对杂交水稻的扩散机理、制度因素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徐玖平[6]等建立了四川地区的旱育秧技术扩散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等。“三农”问题一直都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首先梳理了农业技术扩散的相关理论，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关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其次，通过引入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以四川省农业技术扩散的实际情况，实证分析了农业技术扩散及农业技术扩散速度和区域农业生产增加值的关系；最后，根据理论的总结和模型的计量结果，提出了针对西部地区加快农业技术扩散速度的相关政策建议及对策。

2农业技术扩散速度模型的构建

2.1农业技术扩散模型的建立

(1)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2)地区农业综合技术扩散增长速度模型我们应用(C-D)生产函数模型，根据农业生产部门规模报酬近似不变的特点，本文假设农业产出的技术影响因子为中性。

2.2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扩散速度的实证分析

2.2.1数据来源以及相关处理方法说明

本文把四川省农业部门历年的GDP值作为生产函数的产出指标，劳动投入量是四川省同期的农业劳动力人数，记为L；函数的资本投入量为四川历年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记为K。我们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计算劳动投入和资金投入地边际产出弹性系数α、β，数据来自《四川统计年鉴2000~2010年》及《四川省1995~2010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所以采用Eviews软件对四川省农业人均生产率及人均投资数据进行了整理分析。

2.2.2农业技术扩散速度测定

应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分别采用线性化及非线性化方法对函数参数进行估计。

3加速我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扩散速度的措施

（1）选择适宜扩散的农业新技术。首先，在区域农业经济带，应选用市场优势大的农业技术进行扩散，比如该产品具有的品质高、口感好、外观和色泽鲜、区位优势明显、耐运输能力强等特点；其次，选择适应性强的农业创新技术，以适应该区域尽可能大的温差变化、土壤的差异性及虫害威胁等；最后，农业技术本身的复杂程度也是影响其扩散效果的重要因素，应尽可能选择种养、栽培技术复杂程度较小的进行扩散。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篇（7）

二、节水农业技术推广研究综述

“推广工作是一个把有用信息传递给人们（传播过程），然后帮助这些人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正确的观点，以便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或技术（教育过程）的一种过程。”依据推广的涵义，节水农业技术推广，首先需研究节水技术创新的扩散，要依据扩散规律研究如何干预扩散，哪些因素影响扩散，如何克服不利因素影响，使节水农业技术扩散向着获得较高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方向发展。其次，应认真研究农户行为及其改变规律，农户是市场经济农业生产经营的微观主体，应明晰农户行为及其改变的规律，了解农户的技术需求，使传递的节水农业创新成果与农民的需求层次相对接，并采取措施激发农民的学习兴趣，促使其改变态度，转变行为，采纳创新，实现依靠科技发展改变农户自身与群体的目的。所以，节水农业技术推广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1）宏观层次上的节水农业技术扩散研究（2）微观层面上经济主体的节水技术采用研究。本文从节水技术扩散和农户采纳节水技术行为两个视角，分别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节水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综述

1．节水农业技术扩散的理论研究。节水农业技术扩散是以技术创新扩散的理论为基础，主要以技术扩散的规律性研究为主。一项具体的高新技术，从采用到衰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采用新技术的人数随时间变化呈正态分布，将接受者的人数累加，在时间趋势上就呈现一条S型曲线，节水农业技术的扩散是一项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扩散的过程。因此，节水农业技术扩散规律也应遵循高新技术扩散规律。格里列希斯（1957）考察不同信息传递机制下农业技术采用率的时间规律，提出“传染病模型”，指出一些创新之所以比其他创新扩散的快，是由于这些创新本身的特性（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程度、可试验性、可观察性）使得他们被“感染”的概率较高。而罗杰斯（1995）的创新扩散理论研究指出只有创新者率先采用新技术，其他人看到由新技术产生的收益后将会自动传播，由此提出“进步农民策略”理论，即技术推广人员应主要将新技术传授给进步的农民。奈尔斯•罗林（1998）针对创新扩散理论中的不完善因素：人口群体在心理特征、获得信息能力和资源等的不一致性、散播过程的信息失实以及先采用者和晚采用者的不同报酬等，则提出了“目标群体策略”理论。另外，农业科技成果供求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农业发展的诱致技术变迁理论、内源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发展为节水农业技术扩散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2．节水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实证方面，学者对节水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技术扩散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寻找出主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哈格斯特朗（1967）认为，信息在空间上的“有效流动”是决定技术扩散的最重要因素。格里列希斯（1971）对历史创新扩散的“S”形增长曲线分析，指出“S”形增长曲线由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决定。Caswell（1985）、Dinar等（1992）、XimingCa（i2004）、MariaMaucer（2005）对节水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节水模式的节水程度、市场网络、水价、农户收入水平、风险偏好、政府补贴等因素对节水技术的扩散有显著影响。而Green（1996）的定量研究表明，水价并不是影响现代灌溉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作物特性、耕地特性和是否使用地表水等因素对现代灌溉技术的扩散有显著影响。杨旭（2005）运用Logit模型以及层次分析法研究指出，在我国的节水农业推广扩散过程中，会受到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状况，农户自身，节水技术，政府行为五个主要影响因素。在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国亮（2011）将其归纳为扩散源、被扩散的节水灌溉技术、扩散技术采用者三方面的影响因素。

3．节水农业技术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重视解决我国节水技术扩散存在的技术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朱希刚（1999）、顾焕章（1997）、韩洪云（2001）、卫明凤（2005）等学者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推广经费来源无充分的保障、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素质偏低等因素，以及我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环节不能有效衔接，农业部门比较利益低，导致农业的投入不足，引起对技术需求不足；而我国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导致了农户技术需求与科研人员及技术推广人员对技术供给的认识脱节；由于节水灌溉工程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远远超过单个农户的承受能力，且节水公益性强，保密性差，造成中国目前节水技术研究投入不足，技术推广率低。即农业技术存在着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不协调的矛盾，而节水农业技术的矛盾体现尤为突出。对于解决此矛盾，黄季馄（2000）、朱希刚（2002）、卫明凤（2005）等学者建议应当加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并且应当从降低采用新技术的风险、提高新技术的经济效益入手，重点在于完善我国的农业科研机制，提供农民真正需要的技术创新。

4．节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及扩散机制研究。现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农业技术扩散当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体制的而非技术的，加快我国农业技术扩散，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对技术扩散机制有代表性的系统研究有：朱李鸣提了技术创新扩散引导机制，他认为，引导机制是由技术扩散动力机制、沟通机制和激励机制组成的自动系统；傅家骥（1992）指出，技术创新扩散机制由供求机制、计划机制、中介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所组成，他认为，在扩散过程中，这五种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它们的合力决定着扩散的模式；武春友（1997）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动力机制，他认为技术创新扩散的动力由推动力和牵引力合成，二者共同作用，推动着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我国应建立一个明确分工、充分竞争的农技推广创新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应建立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农业高校、科研院所为主体，以解决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为主攻方向，以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为目标的科技服务推广体系（黄季焜、胡瑞法等，2000；沈宏、王东升，2004）。节水农业技术推广及其效益发挥的基本前提是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化流通体制，高素质的农业生产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以及农民的组织化，楼豫红（2003）、龚宇，王璞（2005）等研究指出节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问题的根源是利益的分配与不满足问题；培育市场需求、加强政府调控管理及监督职能、水价调控手段、因地制宜选择节水技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等是建立协调的节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必要措施。

（二）农户采纳节水技术行为的研究综述

1．建立模型对农户采纳节水技术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建立以效用和预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户采纳新技术行为模型，从理论上对影响农户采纳行为的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如：Carey等（2002）考虑水价格和水市场等未来干旱程度的随机性和经济激励因素的不确定性，建立灌溉技术采纳的随机动态模型，指出农户只有在预期的水市场交易收益大于交易成本时，才会采纳节水灌溉技术。XimingCai等（2004）运用二阶段随机程序模型SPM，提供了一个分析平衡化有利情况下农户最大化预期利润和不利情况下最小化利润损失风险的模式；考虑了未来水文状况（不确定因素）对灌溉技术采纳的影响并证明其影响显著。Dridi等（2005）研究了在农户和用水管理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时，水资源分配和灌溉技术采纳的激励机制模型，研究指出逆向选择降低了现代化节水灌溉技术被采纳的程度；尽管在不对称信息下存在逆向选择，农户仍有进行水交易的激励，二次分配提高了水资源的分配效率并引致附加的采纳现代化灌溉技术的需求。国内学者的模型研究中，黄季焜（1994）在生产函数中加入技术决策转换变量，构造了一个受技术采用预期影响的投入产出模型。汪三贵（1996）、孔祥智（2004）对模型进行改进，引入信息变量、风险变量、机会成本、政策变量等，来分析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农户的技术采用过程。此类模型不考虑时期因素，属于静态模型的范畴，可通过引入经验变量对模型进行动态化转换（林毅夫，2008）。刑美华（2009）用多元选择模型中的排序选择模型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判断特征因素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在对于农户技术采用决策分析时，现有研究主要运用博弈的方法，韩青（2005）运用“囚徒困境理论”分析得知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加农户选择先进节水技术的预期，激励农户采用灌溉技术。方兰（2006）采用GAMS方法建立了一个空间水资源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优化寻求项目区最优的水资源配置、管理和个体农户对灌溉技术的选择。

2．实地调查农户采用节水技术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研究者分别从创新精神、资源禀赋和资源获得的公平性、技术的适用性等角度对影响农户接受节水技术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调查数据的分析，找出影响农户技术采纳的因素以及影响强度。Feder（1985）、AtanuSaha（1994）、Bonabana（1998）、MariaMaucer（2005）、Ervin等（1982）、刘红梅（2008）、谢西玲（2008）、蒋晓茹（2009）等的研究证明了农户年龄、教育因素、农户经济状况等自身特征是影响农户采用和学习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它影响了农户的风险承担能力、资金使用分配决策等。而AtanuSaha（1994）、Green（1996）、MadhuKhanna（2001）、孔祥智等（2004）、林毅夫（2008）指出土地经营规模、作物特性、耕地特性和是否采纳地表水等外部环境因素对现代技术的使用有显著影响。Schuck等（2005）研究干旱程度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影响；干旱程度显著影响农户采纳更有效的喷灌技术。此外，Negatu（1999），MariaMaucer（2005）研究指出，农户的信息渠道、信息水平和主观风险因素是影响农户采用和学习节水灌溉技术的重要因素。韩洪云（2000）、于法稳（2005）、王克强（2006）、雷波（2008）等均指出：农业水价改革是调节农户灌溉行为，促进农业节水实现的重要经济手段，农业水价改革能有效促进农业节水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李艳（2005）、江煜（2008）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得水价的提高激励了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纳。韩青（2004）、刘宇（2009）、刘晓敏（2010）、李佳怡（2010）建立影响农户参与节水灌溉技术因素的Logit模型或者Tobit模型，实证研究得出：水资源短缺程度、农业水价、政府扶持与否、信息便捷度以及农户的风险意识均会影响农户灌溉技术的选择。谢西玲（2008）研究指出，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需求大，但节水灌溉技术供给呈现多元化格局；那些具有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应属于公共产品的节水灌溉供给，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呈现出现代灌溉和传统灌溉并存、技术采纳地域化、农户主动性两级化的特点。于素花（2001）研究指出，采纳某项节水技术的节水效益回报必须大于该项技术的年金成本，且两者差异越大，表明该项技术推广的可能性越大。由于技术采纳过程中的外部性，农户在自利基础上的微观选择并不会导致社会最优的宏观行为；政府必须要扶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以充分发挥其在重塑农户行为动机和实现社会最优采纳水平中的连接作用，引导农户的微观选择，实现社会最优的宏观行为（李圣军，2008）。已有研究大致认为经济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影响灌溉技术的采用。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一）节水农业技术推广研究述评

1．研究视角方面。国内外学者研究多以经济学、公共管理学以及相关农业技术学科入手；研究多以节水农业技术扩散规律和农户的经济理性为分析切入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对节水农业技术的空间扩散、对农民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和连续时间演变的农户行为视角下的研究逐步重视并发展迅速。

2．研究方法方面。国外学者研究重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行；国内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分析研究中理论建构较薄弱。定量研究方法上，大量研究主要采用统计方法、线性方法、Logit模型、Tobit模型等分析方法，而部分研究已经开始重视运用SPM模型、博弈模型、实物期权投资模型、期限分析等更为复杂的分析方法。对于调查对象和方法的选择，以一次性调研所形成的事后分析为主，但近年来，学者们已逐渐重视案例式的过程研究，即通过案例和试验的模式来考察一项节水技术从推广设计到采用行为，再到技术影响后果的整个过程研究。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3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4-0090-09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社会身份由社员变成了包产到户的独立的个体农户，从而开启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大规模的逻辑渐进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改革实践。针对这一时代背景，基于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向社会化小农过渡的现实，中国农业推广学者选择了德国学者H・阿尔布列希的所谓“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简称为“阿氏模型”），启动了推动落后的中国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近40年，无论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阿氏模型在中国农业推广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却一直未变。然而，这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推广体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有学者就开始提出要创新农业推广体系[1-2]。在认识到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3-6]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主多元”的农业推广体系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7-12]。王济民等人总结了多元推广体系的四大类型和14种模式[13]，然而我国的多元推广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或成熟[14]，仍然处于“悬浮”状态[15]。农业推广学界对此也一直纠结在“一元、多元”，“ 主体、主导”，如何“协作、合作、协同”上。推进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创新“现代农业推广体系”[16]。为此，笔者追溯农业推广体系的理论源头――阿氏模型，发现阿氏模型并不是什么“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而是一个“推广服务系统单边简单组织化，而目标团体系统农户松散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由于“推广服务组织未能实现多元协作的结构化，从而不能实现协作推广，更不能合作推广，也就谈不上实现协同推广”。无疑，创新和构建“一主多元”的现代农业推广体系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提出了新要求。

一、对阿氏模型的剖析

H・阿尔布列希建构的框架被许无惧[17]率先引入中国，后经张仲威、汤锦如、高启杰等凝练为图1所示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18-20]。该模型一直被农业推广学界视为农业推广工作的框架，奠定了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假设前提、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过程抽象为推广服务系统和目标团体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其逻辑假设是推广服务系统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而目标团体系统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

国内众多学者依据阿氏模型，并在传承和发扬荷兰A・W・范登班 、德国H・阿尔布列希等人的教育学、行为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农业推广就是一种把新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成果，通过教育、沟通和干预等方法，传授、传递给农民，使其增进知识，提高技能，转变观念与态度，从而自愿改变行为，最终实现增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动；而农业推广学则是研究推广沟通过程中农民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行为自愿变革规律以及诱导农民行为自愿改变，提高推广效率的一门应用科学。侧重于农民教育及其行为转变。

遵循阿氏模型，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等推广组织被视为推广服务系统，且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等被视为目标团体系统，且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农业推广过程也仅仅是这两类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基于阿氏模型的农业推广学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客观产物，适合于传统农业转型期以小农户为对象的农业推广活动。

毋庸置疑，阿氏模型对这个特定时期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形成与发展，对指导中国农业推广实践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原因

在现代农业条件下，一家一户的传统小农正由社会化小农逐渐转变为职业农民。伴随着土地的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正由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不断走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的大生产，越来越多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逐渐形成。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由分散的个体转变为组织化的农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阿氏模型的推广服务系统是组织化的，目标团体系统却是没有组织化的松散的农户。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阿氏模型已不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框架。因此，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来全面分析农业推广系统的主体、客体和推广方式，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内涵和特征[21-24]相吻合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一）现代农业推广的主体分析

1.正在形成协作关系的多元推广主体。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对农民的教育，将农民视为推广的对象，忽视了现代农业推广最终目的是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不可避免地轻视了农民的农业推广主体地位。Υ耍高启杰已经初步认识到只有从事推广工作的农民才是推广主体，而其他接受推广的农民则是受体[20]。其实，受体也是农业推广的主体之一。而简小鹰和于水等则明确提出农民是农业推广的主体[25-26]。从《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的定义来看，推广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教育，而且包含研发和应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应用的主体也是推广的主体。

现代农业条件下的职业农民，即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已经不再是阿氏模型所描述的农业推广末端的推广对象，只能被动的等待接受农业先进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和教育，而是以农业推广主体的身份主动参与，以满足农产品市场需求、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向上下游各类农业推广主体提出需求，亦或接受政府或非盈利组织的公益性推广服务，亦或购买通过市场配置的推广服务。其中，政府公益性推广服务也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契约形式来实现。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属的推广机构等推广主体也将以满足这些组织化的新型r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为导向，提供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化的推广服务。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推广主体之间由被动与主动转变为主动与被动，由落后与先进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基于契约的协作关系。

从推广最终目的来看，正是这些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大规模应用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产业化。所以，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样是农业推广的主体，是实现推广目的之最终执行者。各类农业推广主体之间通过协作，才能最终实现农业先进技术的传播和产业化，来实现推广的目的。由此，阿氏模型中的两类系统的关系其实反映了传统农业转型期分散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这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现代农业背景下，重构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必须反映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的协作关系。

总之，现代农业条件下必须明确农业推广的目的，构建起政府所属和大学科研院所所属推广机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及其推广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组成的推广机构形成的组织独立、功能交叉的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对于此，有学者探讨了各类推广组织合作的动力机制[27]，但对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及其构建仍缺乏深入研究。

2.其他社会团体亦能成为农业推广主体。本文中其他社会团体主要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外的社会群体，包括分散的个体和组织化的群体。其他社会团体出于公益或者追求利润的目的，从事农业推广也非常符合“加强农技推广发展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活动[28]”的原则。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认为，技术本身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政策等社会因素构成了技术设计和技术应用的模式[29]。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目标最终就是要实现社会强有力的需求刺激农业技术向前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要最终服务农民，回馈社会[30]。从终极需求角度来看，包括其他社会团体在内的大众群体的市场需求是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的源头，农产品价格与质量、食品安全、农业生产污染和可持续发展等大众群体关注的因素都能成为影响需求的因素，都会引致相关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从供给角度来看，其他社会团体将以分散化的个体或者组织化的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农业推广当中。国外的NGO公益性农业推广组织就是例证。而国内亦有此类组织，比如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31]。此外，其他社会团体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其所汇聚的群众智慧和意见可以为解决现代农业推广技术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复杂问题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与价值判断。

（二）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分析

如上所述，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教育或者传播与采纳，忽视了农业推广客体的研究。高启杰曾经指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客体是指被推广的具体科学技术成果[20]。其实，农业推广的客体反映了农民的需求。现代农业条件下，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不仅仅是农业科技成果，还包括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这些都是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而且伴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以上推广客体存在递进的关系。

阿氏模型针对分散化的小农，侧重于农业科技成果的教育式推广，并且暗含了：在此推广的过程中，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创新、扩散应用的过程彼此分离，参与的主体相互割裂，最终结果就是农业推广中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32-33]。现代农业推广必须重视农业推广的客体，始终以应用和产业化为导向，树立全过程的农业推广理念，并且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这个全过程。虽然推广主体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多元主体注重协同且不固定死板。农业研发和推广机构的新成果会主动寻找能够快速推广和应用的伙伴或者直接进行大规模应用，而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会主动提出需求、寻找机会、积极学习，甚至参与到研发当中，并且不断尝试管理创新和组织变革。以现代农业推广客体为基础，各推广主体在推广过程中将形成越来越多的产学研一体化组织和“企业+科研院所+农户”等各种形式的联盟，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各种农业信息平台不断建立和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与壮大。

（三）现代农业推广的方式分析

在农业推广中，“推”是手段，“广”是目的，即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侧重于通过教育或信息传播的方式来进行公益性农业推广，其“推”更多的指对农民的教育、说服乃至强制。这种手段在现代农业的背景下，是不能实现“广”的。而现代农业的推广方式应实现高级化、现代化、网络化、产业化和协同化，将更多的以市场化的、提供服务的形式来实现。其“推”更多的表现为：诱导、追寻、协作。现代农业是三产融合的多领域科技集成的科技密集型产业[23]。在其产业体系中，分工越来越专业，更多的农技服务组织将直接运用先进科技知识和装备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他们将直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先进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而不单单是教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使其掌握先进科技知识再进行运用。农业推广中的教育恐怕将局限在一些无法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和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的农业工人的培训。

综上，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仅描述了农业推广活动中先进与落后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仅反映了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教育或者信息传播这一小部分内容。它没有对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多元主体进行展开，特别是已经组织化的农民，忽略了研究农业推广的客体，既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复杂性和方式的变化，也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创新和自我提高，更不能真实、全面地揭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客观规律。基于上述缺陷，必须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三、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思路

（一）重构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

农业推广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农业推广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实它更是一个钱学森所定义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34]。而且农业推广学本身又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需要众多学科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支持。因此，作为农业推广学重要的理论基础，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既要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系统的复杂性，又要能体现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还要能为重新定义农业推广概念、研究对象和内容奠定基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重构框架模型的方法论基础

综合集成研究一直是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各种问题的重要研究思路。我国学者提出的WSR方法论恰恰是指导综合集成研究的重要方法论[35-36]，而且便于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它对于指导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赵国杰和王海峰将WSR方法论进一步改进为ZKJ方法论（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37-38]，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更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在ZKJ方法论中：主体（Z）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客体（K）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客体；交互作用（J）是实践和认识活动，即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包括过程与结果）；实践中介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手段、程序或方法；实践就是以主体、客体、中介为基本骨架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动态过程[37-38]。

基于ZKJ方法论分析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可以得出该系统由农业推广的环境、主体（Z）、客体（K）和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构成。农业推广的环境，即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各种外部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Z），即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类。目前政府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行政型推广组织来实现，大学科研院所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教育科研型推广组织来进行，社会团体的推广主要通过各种社团推广组织来实现，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推广则通过各种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来实现。农业推广的客体（K）即农民需要的是农业科技成果、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即各类相关主体相互协作，共同参与各类客体的生成和普及应用的过程，以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

（三）重构的框架模型

基于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和基于ZKJ方法论的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体见图2。

在重构的模型中，主体系统中的各类主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功能上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分割；既可以独立发挥各自所侧重的功能，又可以兼有其他主体所侧重的功能；既可以独立运作，又可以和其他主体进行协作，实现各种协作组织上的创新，向着图3所示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演化。

客体系统在农业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融入更多内容，以满足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需要。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系统反映了多元农业推广主体相互协作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具体过程，侧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创新。

反映各推广主体协作关系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的理论基础是亨利・埃茨科威茨提出的三螺旋创新模式[39]。该理论被相关学者高度重视，应用到众多创新领域中。在农业推广中，也不乏相关案例。涂俊和吴贵生就以宝鸡市农业专家大院为例，用三螺旋模型论证了图4所示的农业推广体系制度创新[40]。

现代农业推广项目的产业化发展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且往往与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和社会帮扶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吸引了其他各种社会团体（盈利的和公益的）参与其中。并且这些社会团体在农业推广中也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河北农业大学的“太行山道路”建设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四螺旋的农业推广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太行新愚公”李保国教授团队做出巨大贡献的“绿岭模式”。该模式中的四螺旋主体分别为地方政府、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和河北邮储银行。在图5所示的此四螺旋的运作机制中，政府主体搭建平台，在大学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持续进行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且进行监管，实行企业准入制度，保护农民利益；农业企业主体组织产业化生产，实行“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a业化经营模式，并且成为大学的研发示范基地；大学主体进行产业发展规划、园区规划、市场策划、技术研发、示范培训、经营管理等全方位帮扶；社会组织主体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提供金融支持。并且企业与大学的专家以技术入股方式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连接机制。而大学专家不仅提供了主打产品薄皮核桃从种苗到栽培管理的技术指导，而且还提供了市场信息、品牌策划、企业管理、科技研发等全过程的增值服务。最终帮助企业成为产学研结合的、拥有产前、产中和产后完整产业链的薄皮核桃龙头企业，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走出了一条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之路。“绿岭模式”是围绕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实现了的四螺旋协作农业推广，具有代表性。当然，在“太行山道路”中，也出现过其他案例。比如在政府的支持下，有的社会团体主动向大学购买农技推广服务，免费提供给农民和合作社，并且还帮助其进行农产品的销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并不排斥三螺旋推广系统，它是三螺旋推广系统的拓展。各地可依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的原理，因地制宜，进行多元协作推广体系的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

（四）新旧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对比

图6在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下展示了适应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所表示的农业推广。可以发现，阿氏模型中的推广主体之间缺乏协作，功能割裂，客体单一，推广手段或者方式上仅侧重教育或者传播的手段。这说明适用于描述农业转型期的农业推广的阿氏模型已经不能反映全面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复杂巨系统。

而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揭示了研究现代农业背景下的农业推广的基本思路，即农业发展环境―农业推广系统主客体的结构关系―农业推广系统中主客体的作用过程―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该模型最根本的前提假设是：农民是组织化的农民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再是被动的推广对象，而是农业推广主体之一。在此前提假设下，农业推广可以定义为：各类主体相互协作、共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各类主体在保持自己组织独立的前提下，部分具有其他主体的功能，按照“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螺旋创新模式进行协作，来构建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实现农业推广体系的创新。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侧重于研究对农民的教育，也不是侧重于研究农业技术的传播扩散，而是融合二者，研究各类主体如何协作来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机制和过程。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内容也将从“农业推广的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农业推广的客体和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与结果”4个维度来展开，进而从这4个维度实现多个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

四、结论与展望

阿氏模型已经不适合指导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实践和理论研究。笔者从农业推广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视角出发，基于ZKJ方法论重构了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为研究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该模型正视了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农业推广主体地位，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农业创新的应用和产业化为推广最终目的，强调研究各类主体如何协作来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机制和过程，最终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满足社会的终极需求。

现代农业是三产融合的科技密集型产业，需要多领域科技的集成，需要多元主体的集成，需要资金、科技、管理、政策等多种要素的集成来实现综合集成创新。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也必将出现更多新的研究内容，更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将融入到农业推广的理论体系之中。期望本文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有助于梳理农业推广的相关理论知识，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推广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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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技术论文篇（9）

已有的研究，无论是把区域环境看成创新基本要素的创新要素论，还是把区域环境看成影响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因素的创新效率论，两种理论都认可了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的重要性。从区域创新系统的理论角度来看，区域创新绩效还受到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而区域创新能力又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可以认为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对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的作用，同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通过园区创新能力对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绩效有间接的产生作用。创新环境是指为创新提供规则与机会的体制和结构因素，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仅包括经济要素，还包括各种非经济因素。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区域创新环境是指技术创新环境与管理水平，包括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的大小、劳动者素质、为创新机构提供金融支持的能力以及本地区创业水平等因素。周景坤(2013)、张莹(2009)在关于区域创新环境的研究中，也都引用了区域创新报告的指标;而张危宁等(2006)在研究中则把创新环境分成基础设施环境、服务软环境、政策支持环境和金融环境。综合报告和其他学者的看法，本文把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分成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环境、政策环境、技术环境和金融环境4个方面。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通讯、信息以及物流等设施，它的完善有利于园区物质和知识的转移传递，有利于吸引创新重要要素人才的加盟，有利于园区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提高。假设H1a: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对园区创新能力有直接正向作用;假设H1b: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对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

农业科技园区属于一个创新系统，在创新系统中，它的政策制度安排会影响创新效果，如好的园区科技政策能激励和引导园区企业进行积极创新，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假设H2a: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政策环境对园区创新能力有直接正向作用;假设H2b: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政策环境对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农业科技园区市场环境指的是农业科技园区企业所面对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市场对新农产品需求状况，市场竞争越激烈，园区企业创新动力可能越强，因此企业获得更多竞争优势;市场对新农产品需求状况好有利于农产品推陈出新，也有利于企业创新。故农业科技园区市场环境好，则园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越好。假设H3a: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市场环境对园区创新能力有直接正向作用;假设H3b: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市场环境对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农业科技园区金融环境指的是农业科技园区技术创新工程中获得资金及金融支持的难易程度，农业科技园区金融环境越好，对园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提高越有帮助。假设H4a: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金融环境对园区创新能力有直接正向作用;假设H4b: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金融环境对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根据区域创新系统的理论，创新能力可以被看作是创新系统在创新过程中中把创新组织拥有的资源如知识积累和特殊技能(包括技术、管理等)转换成创新成果的能力。创新能力会影响创新绩效。假设H5: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创新能力对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研究假设关系如图1所示。

二、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潜在变量和观察变量的确定根据对农业科技园区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创新理论的比较分析，以能够反映各个潜在变量的可以量化指标构造相应显变量。即以园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水平、园区信息宽带网的建设水平、生产设备的先进水平构造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环境潜变量，以园区政策制度与园区发展现状和目标的协调度、园区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能力两个指标反映农业科技园区政策环境，以农业科技园区企业所面对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市场对新农产品需求状况反映农业科技园区的市场环境，以获得技术创新基金和企业在进行技术开发时从银行获得贷款难易的情况反映金融环境，以园区企业整合创新资源的效率、园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反映园区创新能力，以农业技术水平、农产品加工新技术专利数量、农业新品种指标和园区产值反映园区创新绩效。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潜在变量共有6个，分别是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园区政策环境、园区市场环境、园区金融环境、要求创新能力和园区创新绩效，由相应的观察变量测量分别反映各潜变量，根据前文相关研究，本文设置见表1。

(二)数据来源根据上述影响因素的类型，实际变量用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以及相关统计年鉴的数据来表示，定性数据则用等级标准来表示。本文实证研究时所使用的样本来自江苏省的南京、苏州和淮安等8个部级农业科技园，其中主要一部分来自对这几个农业科技园区的创新活动较为活跃的企业调查;二是来自这几个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等的管理人员的调查;三是来自高校及研究院所农业经济研究专家教授的调查。为了确保问卷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企业的调研，重点放在创新的各种类型农业科技企业;对于高校的调研，选取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大学、苏州大学和扬州大学4所与农业科技园区联系较紧密的大学作为调查对象，其中调查人员重点放在多次参与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教授以及从事技术创新方面研究的教师上。在相关农业科技园区的部分负责人的帮助下，项目组于2014年3月对孵化企业发放了180份问卷，对高校及研究院所发放40份，对各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发放10份，总共发放230份问卷。共收回了187份问卷，回收率为81.3%，其中7份问卷由于所提供信息不全而属于无效问卷被排除，180份有效问卷。对于定性数据，调查问卷采用比较通行的李克特7点式量表。每个题项后有从“不重要”到“非常重要”五种对该题项的重要程度，分别用数字1～7表示。1表示“非常不重要”，7表示“非常重要”，6表示“重要”。数字越大，重要程度越高。

(三)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为了保障结构方程模型的有效性，需要先检验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1.问卷的信度。运用SPSS软件，采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alpha)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如果a系数大于0.7，则信度是接受的，检验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的a系数都大于0.7，总体为0.798，说明信度是可以接受的。2.问卷的效度.运用AMOS软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极大似然法检验，效度越高则真实度越高，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问卷的效度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

(四)农业科技园区对园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假设的检验根据表2和表3可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可以对作用关系假设进行检验。1.农业科技园区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作用模型的估计和评价。运用AMOS软件估计农业科技园区环境对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得出，估计结果较好，可以接受此模型假设。2.农业科技园区对园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模型的结果解释。本文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结果分析，见表5和图2。表5说明农业科技园区对农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系数的实际P值都小于本文设定的显著性水平标准0.05，故本文的9个假设都是成立。路径系数分析(见图2)显示，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中的基础设施环境对园区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路径系数分别为0.741和0.661，假设H1a和假设H1b成立。这说明农业科技园的基础设施环境(如基础设施的完善水平、园区信息宽带网的建设水平、生产设备的先进水平等)对园区的创新能力如园区企业整合创新资源的效率、园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以及园区的创新绩效如农业技术水平、农产品加工新技术专利数量、农业新品种指标和农业科技园区产值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样可以看到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对园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也较显著，路径系数是0.625，假设H5成立，说明农业园区创新能力同时又是园区创新环境对园区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农业基础设施环境即对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影响，又通过园区创新能力对园区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同样，园区政策环境、园区市场环境和园区金融环境也是一样直接地或通过园区创新能力间接地对园区创新绩效产生影响。

新型农业技术论文篇（10）

作者简介：赵海婷（1976-），女，天津宝坻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陶军明（1978-），男，江西九江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学与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职业教育管理：缺失与回归”（编号：08ZD041）的阶段性成果，主持人：赵海婷。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4-0081-03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农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其科学文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而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取决于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在培育新型农民、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新型农民的内涵

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要求”[1]。“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是现代新型农民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有文化”是对农民文化素质提出的要求，是指农民应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基本文化能力。“懂技术”是对新型农民掌握新农村建设技术的要求，是指农民应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会经营” 是对新型农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要求，是指农民应具备观察能力、应变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科技信息与市场信息获取的能力。作为新型农民，不仅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还应具备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素质，具体来说，包括政治法律素质、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

二、 我国农民的素质现状与新型农民的差距

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经营能力及思想道德素质是影响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但是，目前，我国农民的素质状况与新型农民尚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 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农民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准。在过去特殊历史背景下，我国实行的城乡差别政策和城乡分别管理，客观上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分配不公，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条件落后，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的文化知识匮乏，受教育年限短。有关资料表明：在我国农村，文盲、半文盲占农民人口数的9.5%，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4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99%，高中文化程度占9.15%，中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分别占1.46%和0.37%，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仅为7.4年[2]。我国农民文化程度低，直接影响其掌握新技能、新知识、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二）农民科技素质低，缺乏职业技能

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的过程。良种技术、无公害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的应用都对农民提出了较高要求。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科技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3.7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及以上者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3]。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科技素质较低，使得很多新技术、新品种难以大范围应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不能很快转化为生产力。

（三）思想观念落后，经营管理能力差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小农经济的影响，我国农民存在很多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符的落后思想观念，主要表现在小富即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等。思想观念的落后导致农民市场意识淡薄，适应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不强，缺乏主动介入市场、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精神。许多从事种植业的农民还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经营管理粗放，只求简单再生产，缺乏发现市场机遇的敏锐性和捕捉机遇的能力，更不能科学预测市场变化。

三、 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新型农民中的重要作用

农村职业教育立足农村，服务农民，是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形式，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人才培养功能。农村职业教育充分利用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确立面向新农村培养人才的战略目标，立足为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能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村劳动力，培养农业产业化、机械化、电气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农业实用技术人才。这是农村职业教育的首要功能。第二，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促进农民增收之功能。我国现阶段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只有30%-40%，而发达国家可达80%，这中间除了科技转化政策、体制等方面原因，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低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新型农民对现代农业实用技术的把握和运用能力，提高他们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实现生产发展、农民增收。第三，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之功能。没有专门技能、不能适应城镇经济发展和加工制造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这已经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新型农民，使农民工进城务工，能够“进的来，留得住”，真正实现农民变市民。第四，精神文明的教育引领功能。通过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等，树立农村文化建设新观念，促进农村和谐。

四、 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于新型农民培养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轻职观念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近些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影响，社会对于中考、高考的关注度逐渐升温，而作为国民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教育却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多数农民家长认为职业教育是低人一等的“二流教育”，上职校是被动而无奈的选择。他们大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毕业后离开农村，找到理想的工作。与此同时，农村学生往往会选择普高以跳出“农门”，而不是选择职业学校。高校扩招更使农村职业教育雪上加霜，录取标准一降再降，甚至可以免试入学。低门槛甚至是无条件的准入制度使农村职业学校生源的基础较差，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

（二） 职业教育投入不足

经费保障是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和保证。职业教育是一种培训技能的高投入教育，需要比普通教育有更多的设备、场地和专业技术人员，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成本一般是普通教育成本的的 2～3倍[4]。一般来说，职业教育投资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家的教育投资；二是企业团体和个人教育投资。由于投资职业教育见效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投资意愿低，导致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然而，由于我国缺乏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相适应的经费投入保障制度，也没有形成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政府主体的投入增长滞后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同时地方财政对农村职业教育支出比重低，投入总量严重不足，职教专项经费难以落实。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短缺，造成学校不能置办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必备设施，也造成教师缺少进修提高的资金，学生缺少职业实习的资金。因此，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职业教育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

（三） 师资队伍难以适应发展要求

首先，由于农村生活环境差，教师工作环境艰苦、待遇普遍偏低，有的地区甚至连教师的基本工资也不能得到保障，农村职业学校很难吸引和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也普遍不愿意去农村从事职业教育，导致农村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非常困难。其次，农村职业学校教师队伍素质偏低，“双师型”教师匮乏。“双师型”要求教师既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又应具备相应专业实践技能，强调的是作为职业学校的教师应具有理论与实践两种教学能力。而当前农村职业学校的教师有50%以上都是从原普教岗位上转移过来的，专业知识面窄，专业技能教学能力不足，实践经验也较少，直接影响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培养质量。

（四）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脱节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滞后于社会需求，脱离就业与创业需要；在结构和教学模式上与农村经济发展对实用性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职业教育模式“普教化”倾向。一些学校有什么条件就开什么专业，学校使用的教材陈旧，教学内容跟不上行业实际发展和业务更新的要求，而且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所占比重太小，使得学生不能从职业学校获得农业生产急需的农业技术和外出务工的专业技能。在就业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如果通过职业教育并不能得到高于初高中毕业生外出打工的收益，势必会影响农民个体选择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造成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期望值不高，导致生源不足，使得农村职业教育陷入困境。

五、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培育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的农村职业教育观念

农村职业教育是通过培养农村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同时，农村职业教育提高了农民整体素质，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通过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是对农村和农民最有价值的投资与补贴。首先，应唤起地方政府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意识，使其充分认识与肯定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积极承担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其次，应该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使农村职业教育深入人心。充分发挥各种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发生在农民身边的劳动致富带头人和一些回乡创业的农民精英，充分发挥优秀技能型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帮助农民改变轻视农业的思想观念，倡导农村形成尊重人才、尊重技术、尊重创造的社会新风尚，引导广大青年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升学和就业，使新的求学观、择业观和成才观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二）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教育经费的欠缺一直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要加快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须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首先，应坚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农村职业教育投入，发挥政府财政主渠道作用。应根据政府财力和农村职业教育责任相对称的原则，在中央、省、县、乡各级政府之间确定一个农村职业教育分担的比例，重点是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供给水平。中央和省级财政在稳定现有职业教育专项经费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职业教育经费必须向农村倾斜，要保证新增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用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 70%。其次，要加强财政投资的投资导向功能，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要通过采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特殊政策充分调动民间与社会力量投资和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逐步形成以国家投资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弥补政府供给的缺陷，解决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

（三）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改善教师工作环境及生活条件，提高教师待遇，关心他们的生活，做到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稳定人心，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加强对现有师资的在岗培训，积极实施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工程，开展以骨干教师为重点的全员培训，改变传统职教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分离的局面，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继续教育和企业实践制度，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建设一支责任心强、农业专业技术水平高、 教学实践经验丰富，本身懂科技、善经营、吃苦耐劳，能长期致力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拓宽师资引进渠道，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技能型人才，以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企事业单位的工程师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到农村职业学校担任专、兼职教师。

（四）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农村职业教育课程改革

据有关专家估计，21世纪所需要的大量人才是介于“白领”和“蓝领”之间的“灰领”，这就是既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又能付诸于实践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农村的职业教育应该适应这种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力求使培养的人才“学有所用，适销对路”。首先，应根据本地经济特点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进行专业设置。对于那些教学内容陈旧过时、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成效每况愈下的传统农业类专业，应大胆地废弃，一方面努力开发具有显著时代特色和发展潜力的新型农业专业，另一方面开发适应就业市场需要和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非农专业，使传统的以农科专业为主的农村职业教育专业结构逐步过渡为农科专业与非农专业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其次，应保证实践教学内容落实。要调整教学计划，确保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时间和内容，将实践能力培养贯穿教学全过程，一般来说，理论教学课时与实践教学课时的比例至少应达到6：4。最后，应建立规范化的实习制度，实施规范化的校外实习。如果是为第一产业培养的人才，应走向田间地头；如果是为二、三产业培养的人才，学校应该与实习企业建立健全合作关系，加强企业实习的计划性，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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