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

【作者简介】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26-13

中国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探路者和先行者。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外交实践中，中国一直在国际关系中探索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前苏联）和美国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俄（苏）关系历经坎坷和磨合，现在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典范，是维护国际和平的关键力量。就中美关系而言，准确地说，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探索已历经了30多年而未止。

2012年底以来，中美两国首脑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视，使得这个概念迅速升温为中美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讨论多从“求同”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发掘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和交集所在，推动合作潜力和空间的扩大。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性却不可低估，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突出差异并非否定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正视和摆正差异前提下如何深化合作。因此，中美之间既要求同，也要比“异”。求同是为了寻找共同合作的基础，比“异”是为了使各自更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对方。实际上，在比“异”的基础上求“同”，也正是40多年前《中美上海公报》得以签署的智慧所在。恰当的“比异”，正好可以看出两国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奠定基础。本文在“比异”的基础上认识和思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希望能够为时下学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提供一个补充。

一、历史与规律

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背后必有规律。人们对某种现象背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受到时代和立场的局限的。大国关系交替背后有很多规律和可能性。有关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跳不出对抗的规律，多多少少被学界和一些国家夸大了；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被一边倒地聚焦于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新兴大国“不守规则”、新兴大国“”上，这种学术舆论环境是不公平也不合常理的，具有误导性。在欧洲内部，大国关系曾经长期表现为以冲突方式来处理实力对比的变化问题；在西方崛起的历史上，长期以战争方式取得对其他世界的优势和支配地位，其崛起史很大意义上就是一部战争和扩张史；在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中，美国自身同样是通过战争方式确立、并惯常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方式来护持自己的霸权地位的。

按照这种建立在地区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规律研判中国未必有效。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经验要复杂得多。西方需要学习中国历史，才能够为其与中国打交道找到新的坐标；反过来，中国也需要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偏狭，向西方将自己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历史讲清楚，帮助别人理解中国与世界的特殊关系。这对崛起中的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都是极为必要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渴望以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想要平等，但别人不给你平等。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粉碎了一大批中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对列强的幻想。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很大意义上是由20世纪前20年的重大事件决定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100年后回顾这场战争，对我们向前看也许不乏意义。今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后来的历史至少产生三大影响：其一，俄国十月革命，反抗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其二，德国在屈辱中东山再起，反抗的是凡尔赛体系，以致走向极端；其三，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革命建国的道路，反抗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

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中，中国的作用和意义至少有四个方面被低估了；不了解这四个方面，外人将很难理解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前景。第一，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被低估了；第二，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运动的示范和启蒙效应未受到重视；第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脱离美苏对抗的两极阵营对推动冷战结束的意义被低估了；第四，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以和平方式致力于国际体系改革的意义也很少被重视。

中国与国际体系故事的主线，是从一个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到通过自强不息成为参与并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一直是在与各国合作但是又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在为国际体系改进作贡献。中国显然在以与过去大国不同的方式塑造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全新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如果盲目学习美国崛起的道路，追求与美国道路之“同”，中美之外的国家会怀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因为“更像”美国，也必然会和美国同位竞争而发生冲突。从比“异”意义上，新型大国关系还应该重视对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的研究。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一种新型大国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制度的节制属性。中国的和平外交并不只是外交修辞，实际上更多地植根于中国的制度。总理在1956年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会谈中，面对对方有关中国是否会侵略扩张搞殖民主义的疑虑，从制度层面上进行了解惑：“我们曾受过殖民主义的祸害，我们也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我们怎能走殖民主义的老路去侵略别人呢？这是不许可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所不许可的。……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规定在宪法里的基本政策。……一个在从事和平建设、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国内各民族平等、人民享受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殖民主义和侵略思想的，因为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朋友们也许会想，这只是现在，你们现在还不强，强大以后你们的制度是否保险？中国人民懂得，不仅要有目前的制度，而且这制度还要不断改进，这样就不可能发生那种危险。” 本文不对中国制度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但是中国制度背后的伟大精神应该值得关注。中国制度体系背后的伟大精神是“公”，确保了“公道”理念最大程度地贯穿于治国理政、制度设计、内外政策实践中。“私道”支配的制度，政治因被财团绑架，极易成为财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外交无论在逻辑还是实践上都更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

第二，中国制度的节制与和平属性可以从中国现代化道路实践中得到启示。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在以内部制度创新而不是对外扩张转嫁危机的方式消化压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过去大国武力扩张的道路。人类近代以来的大国成长历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在其现代化历程中以自我创新的方式完成和平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在确保军事力量用于国家领土、、安全的防御以外，没有参加国际军备竞赛，从而保证财政资源更多地投向民生。历史上许多新兴大国几乎都参与到军备竞赛中，守成大国几乎都迷信黩武主义思想，使得暴力文化成为大国关系的一种氛围和风气，或者一种大国国际政治文化。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中道思维而不是结盟思维与大国开展外交，这有助于打破历史上大国关系结盟制衡最终走向结盟对抗冲突的规律。中国官方的外交话语中经常会出现“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这句话。国际关系学界对这句话的学理解读还不够。历史上大国关系走向对抗无不先从追求结盟开始。“结伴不结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认为结盟是旧时代国际政治的一大缺陷，中国也不支持或反对任何国家领土被他国所用，作为威胁第三国安全的基地。大国关系一旦形成结盟态势，彼此拉帮结派，世界一定会分裂，中小国家将被夹在结盟对抗的大国之间，左右为难。这也正是历史上大国关系和大小国家关系的悲剧。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坚持可贵的“中道”理念，维护国际团结特别是大国团结，从而成为突破西方历史上大国冲突规律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中国历史文化中“报”的含义是丰富的，外人对此若不理解，也很难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走势。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中合作的理念主要基于“一报还一报”，少有“以德报怨”的内涵。西方战争史中有无数的“一报还一报”的例子；其社会科学中对合作的研究，主要基于“一报还一报”的逻辑，认为无此则合作难以演进，有此则合作可以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中也有“一报还一报”的内容，但绝少“恩将仇报”的事例，同时还有被大大忽视的“以德报怨”的内容。“以德报怨”是一种宽恕，它比宽容的内涵要更广泛。有人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始终在国民中进行的“百年国耻”教育不无担忧，其以“一报还一报”的逻辑来理解来推导中国，认为中国强大了会因此而复仇。 这种理解是单向度和肤浅的。中国确实曾经是国际体系的受害者，但中国的理解是，唯有此经历，才知道不能再像他国过去那样加害于人。中国对强大的理解如中国武学的真谛一样，是“不被欺负”，而不是以力胁迫人，去“欺负别人”，中国在道义上接受不了大国强国随意欺负小国的“失德”行径。当然，“以德报怨”绝不意味着牺牲国家、安全、领土利益。从此意义上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果顺着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一报还一报”逻辑讲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别人一定认为你强大了会欺负他国，这也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构建必须超越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局限的迫切意义所在。

大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比较和比“异”，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中国作为旧国际体系的受害者，以正面心态和行动参与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二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使其更接近一个新型大国去思考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其中，共生而不是对抗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支配逻辑，这也是中国在努力为新型大国树立的一根标杆。因此，如果从两国集团或者“中国更像美国一样行事”的思路去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之间既可能出现同质竞争带来的冲突，其他国家对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也会心存疑虑和不安。当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单方面取决于中国是新型大国，也取决于美国是否有向新型大国转化的潜能，如此才能共同打破大国冲突的历史规律，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这需要美国做出艰难的改革，美国确实需要改革，以体现出其作为大国的责任所在。后文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部分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二、秩序与道路

对比美国与国际体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两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道路有很大差异；其实，彼此对秩序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是美国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应该回避彼此对世界秩序理解的不同，委屈求同，似乎也不是两国的性格。美国声称维护的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中国要构建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中国文明始终存在一种倔强固执的基因和尊严，就是从来不甘寄托在别人的文明羽翼下。美国作为世界大国，自然也不会放弃其苦心建构起来的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秩序。不管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还是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观，这两种秩序观还与两个大国国内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都有根深蒂固的国内基础。

中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比较来说，美国已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以军事联盟、金融、经贸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或霸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但并不局限于此。中国的崛起在改变世界过去中心—的国际经济结构，世界经济中心两百多年来首次出现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东移的趋势，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两个中心两个体系的特征，也即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所形成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寄生型经济体系，以及中国作为关键的新型新兴大国，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共生型经济体系，中国已成为世界上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后一种体系既深深参与到前一种体系中，但又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两种体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口参与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巩固后一种体系，同时会削弱前一种体系。这是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一大深刻变化。中国同时与两个体系有分寸地打交道，并从中受益，避免两个体系的对立和冲突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处理好与两个体系的关系并稳固经营和壮大后一种体系，是中国在新时期的战略机遇和条件所在。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美国秩序的全面胜利。相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推行的世界秩序表现不佳，在走下坡路。美国一直声称其构建及维护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美国崛起以来的几乎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法律、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历史等，都是在论证这一秩序，这一知识体系因为名实不符，现在遇到危机。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多少带有一点神学色彩，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看世界，将世界分为好的与坏的、自由民主与非自由民主的两部分。想要别人做到的，自己必先要做到。欲占领国际道德制高点，自己必先要成为道德楷模，否则就应该独善其身，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成为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然后再兼济天下。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事件，例如关塔那摩虐囚、量化宽松、华尔街庞氏骗局、网络监听、无人机滥用、阿富汗战争、“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干涉、叙利亚干涉等一系列事件，让美国的秩序观和信誉大受损失，让人感受到美国说的和做的原来差距那么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曾经竭力要求别国做到的那些所谓自由民主标准，正成为别国用以嘲讽美国国内政治的标准。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要更为务实、更为现实。务实和现实并非唯利是图，也非重利轻义，而是实事求是。中国人对世界、对多样文明一直存有敬畏之心。美国认为自己的技术文明优越，中国认为自己的文明悠久。认为自己文明优越的国家容易在对外关系中产生优劣卑贱的观念，认为自己文明悠久的国家容易欣赏别人、尊重别人。文明观的差异，使得中国人从来不把别人想象得和自己一样，也从来不理想化地要把别人变得和自己一样，否则就会犯错误。中国崛起以后，世界上很关注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从新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看，中国希望建设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观并没有抽象偏狭的口号，核心内容大致是各国及其人民之间要做到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互助、文化互鉴。要做到这一点，公道、共生、包容、有序、协商、共赢等价值就变得很重要。

中美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和实践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在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观念中，一个“为公”的天下或者“为公”的国际关系秩序，自然得有“为公”之道。美国的干涉旗号会打上“私道”色彩的“人道”，但是中国人看问题却会认为，没有“公道”，怎么能实现“人道”呢？当今国际关系是有“公道”的衡量之器的，联合国、国际法基本原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国际关系基本秩序之“公道”。叙利亚之所以在个别外来势力影响下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恰恰是这些外来势力不能秉公行事的结果。叙利亚问题不单是个内政问题，它之所以为大国所关切，是因为一些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频繁试探和突破国际秩序的底线问题，其危险性不仅影响到中东地区政治，更重要的是一旦国际秩序被打破，干涉的大门一旦被打开，遭殃的将不只是叙利亚，而可能是更多的小国。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内容之一是大国不该随意欺负小国。叙利亚问题让人想起一战前的摩洛哥危机，二战前捷克的苏台德问题，以及冷战结束不久的科索沃问题。

一种世界秩序是否一定以一国价值和制度标准来规范、统一他国，是存问存疑的。在一个多样文明和价值的世界中，学会与他国他人共处共生，而不是以自己的价值指导别人，教训别人，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中美两国在世界秩序的方向和内容上存在着不同。但是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相同也不必然意味着就会合作。在彼此孤立的世界中，志同才有道合，道同才可为谋。不过，在一个多样多道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大国要学会与不同道者合作，在比“异”中相互改进，可能更为必要。

中国改革实践中的和谐思维或许能为中美世界秩序观念之差提供一条和谐的出路。笔者曾用“中国式增量改进”来概括中国的和谐思维。 比较而言，中美世界秩序观念尽管存在不同，但并非是你死我活的不同，因而不宜以冷战思维待之。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美国不需要担忧中国的秩序观会对美国秩序观构成替代。因为本质上，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都存在能力缺陷，美国有实力，但是缺道义资源，中国有道义资源，但是还缺少足够的实力。比“异”并非是为了寻求对立，用对立的观点看到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念是不够的。双方在增量改进上形成共识，比单纯的求同可能更有利于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三、国内政治

中美两国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两国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会受制于来自国内的挑战。在过去的40多年中，国内问题始终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应对的问题。两国都要适应彼此的国内政治，而不应该试图改变对方的国内政治。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支持。美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自然认为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会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这套理论会进一步认为，只有彼此都实行美国标准的国内民主政治，才会真正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民主和平论学说中，唯有国内制度的同质，才能奠定稳固且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这种学说使得外交和战略学家产生一种期待甚至幻想，也即如果中国变得和美国一样，那么两国才能真正构建好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问题从中国角度来看则是不一样的。中国在思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并不认为国内制度的差异会成为健康稳定长期发展的双边关系的决定性阻碍力量，更没有天真地在美国制度会变得与中国一样的设想下去思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国际政治的原理来说，各国国内政治的差异是绝对的，但这并不妨碍国家之间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试图消除国内政治差异，追求在同质的国内政治下形成一个共同体或者良好的双边关系，是理想主义的。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浪漫化的理想主义往往比其他任何理论所指导的实践都更容易犯更大错误。一旦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将他国内政的改造作为实现良好关系的前提，其外交上一定容易犯错误。美国外交在过去犯过无数类似的错误，中国在其强大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因此，中美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不应该被夸大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障碍。这并不否定国内政治变化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确实会对外交的取向产生很大的影响。

很少有人会把美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作为认识美国的一个假设条件。但这似乎正在成为一个问题。设想一下，美国面临着国内改革的一些长远挑战，是否会使其进入一个漫长的战略收缩期？经济重心南移提出的南北矛盾问题，人口增加和族群结构变化带来的拉美化和亚洲化，政治制度的极化，意识形态教条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使美国变得更内向而不是更外向。第一，美国政治极化提出的政治改革议题。美国最近的国内政治表明，政治极化现象让世界对美国能否像其所声称的那样领导世界表示出怀疑。第二，美国是世界上典型的“拼成”的国家而不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国家。根据2010年美国的人口统计，全美少数族裔人口总数达1.12亿，占人口总数的36%。全美3143个县中，有348个县白人已成少数族裔。按照过去几个十年美国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达到5-6亿。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美国南部的“拉丁美洲化”和西部的“亚洲化”趋势在加强。美国人口以及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趋势对其国家治理体系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第三，美国呈现经济南移以及人口南移趋势，南方以得克萨斯为代表的州得益于石化等工业，其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小，表现出色。南北经济的对比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带来美国南北关系的微妙变化，有学者甚至将其上升到美国未来的南北矛盾问题层面，思考其对美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

上述趋势会加深世界对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内政愈益成为束缚美国在世界上行动的重要因素，2013年奥巴马因为政府关门事件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就是一个例子。与不确定的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相比，中国的国家发展要更为确定。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国家发展的蓝图和阶段性目标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各国对照中国的发展蓝图，按照自己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很容易找到对华关系的合作点。中国的确定性还在于，中国制度提供了内外承诺上的稳定性和预期性。世界各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成本，与那些分权制国家国内政治经常出现的内外政策上的反复无常相比，显然更低。

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同样离不开国内社会民意支持。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在政府层面不乏磕磕碰碰。但是在社会交往层面，商业和民间往来一直保持增量发展的态势。经济利益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社会民意联系成为两国关系的黏合剂。在美苏两极政治中，美国和苏联的经贸往来很少，双方的社会人文交流也很沉闷。从这个角度讲，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来简单地比拟中美关系是不准确的。如果说美苏关系是“你中无我，我中无你”的关系的话，那么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往许多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关系所不具备的。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积极和乐观的一面。

两国关系的联系纽带已经使任何极端想法都不具备可能性，但是联系纽带又没有强大到消弭两国民间时而存在的“中美必有冲突”的论调。美国军事重返亚太加剧了此论调，其在亚太地区频繁的军演尤其是在南海和问题上的不公正表态，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较大的舆论反应，使美国在中国失去了不少软实力。

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民意支持并非只是两国老百姓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获得多少好处这个问题，关键是双方在民众有关两国关系的教育上要有好的改进举措。在社会信息化时代，媒体在塑造两国老百姓的彼此认知上起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两国建交以后，中国率先放弃了冷战色彩的对美报道形式，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再像建交前那样，对美国政治、外交、制度、发展道路、生活方式进行公开的批评，对美国的批评主要局限在当美国直接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安全、政治制度、核心价值等议题时所做的回应性批评，如在19的中，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对的歪曲报道、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美国在上的立场和表态等。除此之外，中国官方媒体基本上以善意的态度报道美国。在民间教育层面，中国将英语作为国民第一外语，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软实力和文化资源，这是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文化和语言红利。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将英语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英语在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人本来应有的依靠多元外来信息客观平衡看世界的眼光。中国人看世界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英语的依赖，从而影响到独立判断的能力。中国国内目前关于英语在高考中地位的讨论，也反映了这一对文化和文化安全的担忧。

比较起来，美国至少还没有从冷战国际关系教育观中走出来。冷战思维在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近乎一种常态，与中国有关的艺术、电影、文学作品、社会科学研究、新闻报道等所有潜在影响到国民对中国认知的教育形式，仍然带有很强的主观和先入为主的色彩。美国主流媒体更是惯于居高临下地以批评的口吻报道中国。美国主流媒体还没有从冷战的教条思维中解放出来，其正在成为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思想负担，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舆论阻碍因素所在。

结 论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政党交往 特点 趋势 创新

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经波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后（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中共党际关系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并在此后得到迅速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完善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强调在此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1］”，并且明确把党际外交作为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一部分，作为促进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式，科学阐述了党际交往与国家交往之间的关系。从十五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和不断深化的新的历史阶段［2］，党际关系蕴涵的内容、追求的目标价值和构建途径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关系发展新局面。

1 十五大以来党际交往新特点

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在转型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党际交往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既反映了十五大以来国内国际整体环境的深刻变化，又显示出中共党际交往理念的与时俱进。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党际关系的论述有这样几个特点：

1.1 基础不同。十二大规定党际交往立足“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十五大提出党际交往的基础是四项原则，淡化了意识形态。

1.2 范围拓宽。交往对象从十二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到十三大的“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再到十四大的“各国政党”，最终扩展到十五大的“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摒弃了门户之见。

1.3 主旨明确。从十四大的“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明确为“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提升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定位。

2 新型党际关系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新型党际关系理论在涵盖内容、目标价值和构建途径上都有很大的创新，这种创新既是在总结过去党际交往的经验教训，又是建立在十五大以来党际交往实践转型的基础之上。新型党际关系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也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2.1 新型党际关系包含内容的创新。新型党际关系涵盖的内容不断创新，在原有的党际关系内容的基础上，又加入现代的元素，赋予时代意义，此外，还根据党际交往实践不断补充和调整党际关系内容。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党际交往（尤其是执政党交往）不断地扩大，新时期中共坚持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原则，强调党际交往在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2 新型党际关系价值及目标的创新。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内部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外部和谐世界的构建，都是密切联系、相互统一的。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维护、拓展和谐的国际环境，是国内和谐社会构建的良好的国际大气候。“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两大价值观，积极合理而有效地实施外交政策，有利于中国社会和谐向度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以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构建作为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目标价值，体现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理念。一是通过政党之间交流治国理政、建党治党经验，促进内部和谐社会的构建。二是通过加强政党之间的协调、对话与合作，倡导外部和谐世界的构建。

2.3 新型党际关系间架结构的创新。灵活多样的交流形式；以政促经、以经固政的双向互动模式；多层次、有重点的党际交往方式。

3 实践中党际关系的发展

多年来，中共通过政党交往，在拉美结交了大批朋友，为促进双方国家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1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在开展“中法文化年”、“中英科技年”、“中俄国家年”以及“中印友好年”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积极邀请与此相关的各主要政党和重要智库来华访问，进一步丰富了各种活动的内涵。配合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这一平台，加大了与日本执政党的交往，同时与日本其它政党也继续进行党际交流，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扩大了共识。为了配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一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与相关国家政党的交往和交流，这些重要的举措充分显示出党际关系发展对于国家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这些都彰显出中共党际关系良胜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3.2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党际交往中，积极牵线搭桥，为经济部门推荐合作伙伴，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提供各种有效信息，通过党际关系渠道，努力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十五大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很快，党中央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并十分重视经济的作用。一些经贸交流团到达一个国家首先同该国的政府或政党建立联系，经济活动往往是直接参与或间接地通过政界来进行，这样不但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能与有关国家的政界建立密切关系，扩大了在有关国家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3］。

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新发展对于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全局、大局出发，从国家关系和世界格局出发来发展新型的党际关系，其着眼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事实上，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8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包含了区域中心城市及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并处于开放的国内外区域经济环境下，其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应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二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开展的国内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以国际战略节点城市为代表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这三个层面均为我国重要的改革进程。在第一层进程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在第二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腹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在第三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与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节点城市经济贸易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化合作过程中能否可持续提升竞争力。

三个层面改革进程各成体系，并共同实现提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战略目标。因此，梳理三个战略改革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建立进程间统筹机制、形成三方协同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产业升级以及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环节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笔者采取将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论文综述与重点论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1.国内外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2009年陈羽研究发现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了对比，归纳出“价值链思路”具有更为国际化、更为全面、经济学内核“内生”型、产业升级难度更大的特点；而“结构思路”则具有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更为宏观的特点。最后指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1}。2012年唐晓云在回顾产业升级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偏好的基础上，对产业升级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成果，从技术创新和创新政策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发现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2}：（1）内涵界定缺乏更广泛的基础；（2）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3）产业或区域的国内层面和国外相应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4）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关理论散见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理论中。2013年王海杰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分别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3}：（1）国内大部分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2）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开直接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锁定、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3）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积极的效应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成本及产业中存在的如地理、文化等阻碍因素考虑较少，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4）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推进产业升级的企业家的培养及企业家资源的拓展的研究略显单薄。

2.近几年国际产业升级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10年杨丹辉通过分析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发现在承接外包的推动下印度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释放出的知识资源，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使印度产业升级突破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传统线性升级模式{4}。2010年陈羽、邝国良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与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资本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5}。2013年刘艳艳通过研究洛杉矶工业升级历程发现选择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新兴行业，并始终把握价值链的最高环节是洛杉矶实现产业优势的核心，而洛杉矶广阔的地域使得其产业选择具有多样性。同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也非常重要，洛杉矶宽容多元、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及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其实现地区产业升级{6}。2014年盛朝迅研究发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有两点{7}：一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鼓励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等加快创新因素培育；二是通过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主体升级。

3.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唐永伟等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NKI 数据库检索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核心论文，从研究文献、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转型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8}：（1）涉及多个学科，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团体；（2）城市经济转型是研究的重要方面；（3）研究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发达地区城市转型、城市文化转型4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文化转型研究是热点方向；（4）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的特点，对转型发展路径和效果的评价较为欠缺。2012年以后，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程骅和黄南。他们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国际城市经验等四个维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9}{10}{11}{12}{13}。分别提出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产业体系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及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对中国的启示。

4.近几年国际城市转型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08年张贤、张志伟分析了美国纽约和匹兹堡的产业调整过程{14}，提出一些国际经验如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注重市场与政府协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关联、关心教育科技及其与产业联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值得借鉴。2011年张飞相、陈敬良分析了芝加哥、伦敦、新加坡等许多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历程{15}。概括出国外城市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即创建生态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建设文化城市，构建集约城市。指出了国外城市经济转型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2013年唐子来、王兰文从城市转型的背景出发，将转型城市分为全球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类{16}。通过梳理作为全球城市代表案例的东京、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城市代表案例的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剖析了两类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型特点。进而分析了案例城市在转型中的功能定位、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并总结了规划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3年王德、吴德刚和张冠增在总结东京在19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国际化、信息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应对策略{17}。2013年王兰追述了二战以来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的动态和规划，诠释了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并集中分析了2001年后多个规划的战略议题和内容重点，发现纽约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明显，多元的规划类型体现和支撑了纽约的城市转型发展。{18}

二、“区域经济合作”层面的相关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比国内早。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1990年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架构，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应由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构成{19}]。如果以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的时间算起，国内比国外晚40年左右。从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发表时间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袁越兴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1998年-2001年的研究重心在“经济全球化”，2006年-2008年研究重心转至“区域经济一体化”，2010年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综述和发展趋势判断。

1.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范兆斌、苏晓艳以动因理论为主线，从次优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因、新贸易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新经济学、区域市场一体化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性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这四个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20}。马林、杨玉文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和理论基础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理论进行了梳理{21}。梁双陆、程小军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性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进行了评述{22}。李欣红总结了1990年―2007年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关系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23}：（1）传统理论预期优惠贸易协定的成立将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专业化模式；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区位。（2）实证分析研究的最多的是欧盟，对南南型合作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采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差别很大以及国家经济千差万别，实证分析的结论有些与理论预期一致，也有与理论大相径庭，甚至矛盾的案例。2010年以后，姚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区域合作的模式、机制、对策、绩效评价、立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国际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24}：（1）在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方面不尽完善；（2）研究对象以欧盟和北美地区为主，亚洲背景的文献相对少且分散；（3）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国内文献虽然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总体存在两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2）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和燕杰从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文献{25}，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的综合管理、规划、生态―经济评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及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指出合作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将是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蔡丽、闫华清从竞争性、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竞争与互补两种贸易关系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关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发现对于竞争和互补两种贸易关系的研究都注重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6}。但是，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空间结构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学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7}，并指出研究存在相关理论不够系统化、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对于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不足。金泽虎、张红通过对单一型以及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脉络进行研究，发现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有合作组织中逐步形成主导优势，这种现象也在麦克杜尔-肯普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得到验证，逻辑规范分析的结果如出一辙，即混合型经济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组织形态的主流发展趋势{28}。陈静雅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了区域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机制，以京津冀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为例，分析了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对其产业升级的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为突破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路{29}。黎鹏、杨宏昌、王勇认为应基于区位理论加强跨国区域相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与努力方向，并以区位理论系统指导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务实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加强服务于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30}。

2.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内学者以珠三角、长三角、泛北部湾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汤学兵研究提出{3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四大动力和四大趋势。四大动力分别是政府推动产生的牵引力、市场推动产生的驱动力、资源共享和利益双赢产生的向心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经济区或经济带为平台，区域合作具有坚实的载体；二是以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创新体系、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事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作成本不断降低；三是合作双赢或多赢局面日益普遍，合作收益不断增加；四是合作范围日益国际化，使得区域合作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丁任重、孔祥杰总结了建国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规范化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形成的省（区）际间、省（区）毗邻地区、省（区）内和城市经济协作区等四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类型{32}。指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地区间经济协作关系，扩大了地区间的商贸规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存在着主体单一、形式单一、功能单一的弊端。胡杰武、张秋生、胡靓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对2002―2008年我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归集整理{33}，并分析了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跨区域并购，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存在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加工型企业存在向配套措施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各区域跨区域并购的净数量和净金额与区域内对应产业的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区域并购具有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开始，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徐奇渊、刘力臻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述{34}。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扩大和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增加开放收益的同时强化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沈铭辉研究指出，经过20年的运行，GMS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环境比较复杂且发生了变化，GMS合作机制的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充分认识GMS合作机制的定位，与亚行取得合作以推动该机制发展{35}。欧建峰在总结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应该运用发展重点合作伙伴、发挥“贸易创造效应”避免“贸易转移效应、开拓新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四项策略{36}。张彦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当前亚太地区最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对未来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国家（RCEP成员国和美国）的区域合作态度进行研究，提出三种启示{37}：（1）正确认识RCEP与TPP的“竞合关系”，重视研究RCEP与TPP的融合；（2）要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3）要正确处理同RCEP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争取打造高质量的RCEP。于鹏研究指出，应借鉴各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益经验，处理好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部署我国的自贸区战略{38}。申现杰、肖金成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进行了相关思考{39}。张庆霖研究指出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40}。曹永福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对TTIP、TPP、RCEP新态势进行了预测{41}。

三、研究趋势展望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三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角度均已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城市及区域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在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等问题；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等问题。

因此，后期研究应注重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联性，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体系相结合、描述与量化相结合、外在表象与内在机制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在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规避价值链锁定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开放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第三，在中心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统筹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统一研究框架的关联。（2）在建立了密切关联机制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问题与开放环境下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角度关联性研究。

注释：

{1}陈羽，邝国良.“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核及研究思路述评[J].改革，2009（10）：85-89

{2}唐晓云.产业升级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4）：156-160

{3}王海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述评[J].经济纵横，2013（6）：113-116

{4}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4）：166-171

{5}陈羽，邝国良.产业转移如何带动产业升级――台湾的经验[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125-128

{6}刘艳艳.洛杉矶工业产业升级的主要经验及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13（4）：56-64

{7}盛朝迅.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4（6）：60-61

{8}唐永伟等.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J].资源与产业，2014（5）：17-26

{9}李程骅，黄南.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J].经济学动态，2012（4）：75-81

{10}李程骅，黄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4（2）：14-22

{11}李程骅，黄南.新产业体系驱动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14（2）：82-89

{12}李程骅，黄南.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审视及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41-48

{13}黄南，李程骅.产业发展范式创新、空间形态调整与城市功能变迁―基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城市转型研究[J].江海学刊，2015（1）：78-84，239

{14}张贤，张志伟.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城市转型――国际经验与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8（8）：83-87

{15}张飞相，陈敬良.国外城市转型的趋势及经验借鉴[J].企业经济，2011（5）：139-141

{16}唐子来，王兰文.城市转型规划与机制：国际经验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3（6）：5-9

{17}王德，吴德刚，张冠增.东京城市转型发展与规划应对[J].国际城市规划，2013（6）：10-16

{18}王兰.纽约城市转型发展与多元规划[J].国际城市规划，2013（12）：23-28

{19}[英]彼得・罗布森.戴炳然译国际经济一体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289

{20}范兆斌，苏晓艳.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因理论研究脉络及进展综述[J].江苏商论，2006（5）：152-154

{21}马林，杨玉文.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与实践及其对东北区域合作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07（5）：47-51

{22}梁双陆，程小军.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7（1）：44-50

{23}李欣红.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一个理论和实证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7（12）：31-37

{24}姚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综述[J].中国集体经济，2010

{25}和燕杰.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文献综述及其引申[J].改革，2012（4）：126-133

{26}蔡丽，闫华清.竞争性、互补性与区域经济合作综述[J].经营与管理，2012（11）：79-81

{27}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J].商业时代，2013

{28}金泽虎，张红.区域经济合作：混合型是否已成趋势――基于一体化组织形态的模型验证与逻辑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4-7

{29}陈静雅.基于价值链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策略探析[J].商业时代，2013

{30}黎鹏，杨宏昌，王勇.区位理论视阈下中国―东盟沿边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9）：48-53

{31}汤学兵.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和发展趋势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3-38

{32}丁任重，孔祥杰.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与组织转型[J].中国经济问题，2012（3）：42-47

{33}胡杰武，张秋生，胡靓.区域产业整合及经济增长研究――基于跨区域并购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2（6）：172-179

{34}徐奇渊，刘力臻.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文献综述[J].开发研究，2006（1）：51-54

{35}沈铭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与中国的角色[J].亚太经济，2012（3）：15-20

{36}欧建峰.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3（05）：42-43

{37}张彦.亚太主要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趋势――以TPP和RCEP为例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4（8）：80-84

{38}于鹏.主要国家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14（11）：88-92

{39}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32-40

{40}张庆霖.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演化：边境区域经济合作――GMS框架下以我国西南边境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85-90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4）

在论文写作逻辑上，以发展为核心，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在材料的组织上，从理论、实践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各要素与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联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油田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wWW.133229.COm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5）

一、创新型人才培养呼唤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改革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关于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展了许多讨论，基本达成共识，即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1]。创新意识、思维和能力意味着培养的人才需要具有广泛的视野、多样的思考维度、批判性思维及开拓探索的意识能力。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创新型人才必须在国际舞台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创新能力，这要求他们具有国际性视野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无论是获取广泛的视野、多样的思考维度，还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接触和学习不同文化无疑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而言，发挥语言学习的优势，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途径。

就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而言，近年来，我国的日语专业已经进入发展的转型期。开办日语专业的学校不断增多，日语学习者人数大幅上升，日语专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语种”、“大专业”[2]。但是另一方面，日资企业加速了向海外的资产转移，市场对于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日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形势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国家将培养“创新人才”作为重要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日语专业急需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以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国际视野、人文素养及创新能力的人才为目标，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既有的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大多注重“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对于跨文化教育的重视度逐步提高，相关研究讨论日益增加。但是整体来说，跨文化教育有的停留在“日本社会文化”、“日本事情”等对于日本文化的学习，有的在语言学的课程中穿插对于日本语言特点、语言习惯的学习。而在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基础上，以培养中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非常少。在全球化发展、中日关系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要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急需建立一套系统有效的课程体系，改进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

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胡文仲在分析总结了学界多位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定义之后，认为其包含认知层面、感情（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能力[3]。认知层面包括对于文化的一般知识，对于对象国及本国文化的知识；感情（态度）层面包括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尊重，对文化差异的适应等方面；行为层面包括交际者的语言能力、非语言能力、变通能力等在异文化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个概念反思我国现有的日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可以认识到我们对于文化的一般知识、对于本国的文化知识上的内容非常有限，在感情态度方面的培养更显不足，在行为方面的培养更集中于语言能力的培养。

高一虹在探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时说，对具体的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和有关交际能力的提高可以称为文化的“跨越”，但更高层也是外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应该是使学习者获得一般的、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意识及反思的、宽容的态度，即文化的“超越”[4]。这是我们在思考日语人才培养的时候应当考虑的。许多日语专业的毕业生进入工作之后要进行广泛的跨国事务的处理，并不限于日本。因此，通过日语的学习，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对于多种文化的反思的宽容的态度，才能使学生得到益处，才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精神。

三、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

基于以上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探讨，我们认为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应该具有以下因素。

1.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在学习跨文化交际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具体交际能力和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习日本社会文化的意识，而且要学习国际社会共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对于多种文化的尊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把培养对于多元化的思考、理解、对比作为主要的学习目标，而不限于知识的灌输，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提高对自身文化的认识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学习自身文化是不可缺少的。自身文化是认识不同文化的一个基准，而认识不同文化也必然会促进对于自身文化的反思，这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开拓思考维度的重要途径。

3.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学习

就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来说，由于日本人的语言交际具有“无声胜有声”，以大量省略语句和非语言表达交际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采用多媒体等形式，加强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学习。

4.结合实地实践和海外学习

针对实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可以在课程中设置实践环节以提高学生处理交际冲突的实际能力。但是，许多研究表明，高层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通过实地体验才能够获得。因此，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校企合作等实践学习及海外交流的实地体验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

基于以上探讨，我们对以日语专业创新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思考并不完全充分，今后还需要在结合国内外具体课程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摸索。

参考文献：

[1]庄智象.关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思考[J].外语界，2011（6）：73.

[2]修刚.转型期的中国高校日语专业教育的几点思考[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4）：1-6.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6－0077－05　收稿日期：2009－09－30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跨越国界寻求新的市场或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的企业国际化理论。过去，当我们提到国际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利用其资源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理论界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大型跨国企业上。然而，理论和实践的背离使得上述想法受到了根本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国际企业，它在创业的初期或创业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涉入国际市场，而且国际化程度相当高。这些企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展示了一条快速国际化的路径，形成了新创企业国际化这一特殊的现象。它们在建立的早期阶段从多国资源中寻求竞争优势，并在多国进行产品销售，此现象同时发生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这些国际化企业通常规模较小，但却能成功地在国际市场上和设立很久的大型公司竞争，其背后必然存在着值得深入探讨的东西。许多文献高度关注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

以前关于新创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阐述技术知识、技能、资源、学习、进入模式、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的特殊性以及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的重要性等方面。另外，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国外新创企业，尚缺乏对我国新创企业的具体研究。本文针对我国国际新创企业的特点，研究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其绩效的关系。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新创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指导，对我国新创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竞争优势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1　理论模型

图1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模型。本文重点研究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的两个方面：国际多元化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我们认为，国际多元化和国际市场进人模式可以影响企业的组织学习，组织学习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进一步，新创企业的国际扩张也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根据以往的研究，国际多元化程度不同，企业也会选择不同的进入模式。

2　新创企业国际扩张与组织学习的关系

(1)国际多元化与组织学习

新创企业国际多元化说明企业逐步依赖国外市场作为增长和提高绩效的手段。Johanson等(1990)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国际化实质上是一系列经验学习的过程，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参与不同国外市场阶段来进行持续性学习。同时，国际经营的多元化可以促进企业的组织学习。企业的国际化促使了组织学习的发展，企业一旦作出国际化经营的决策，为了减少不确定性，通常都会通过出口贸易来获取相关知识和经验，而这显然是一种学习过程。这些观点说明：

假设H1：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2)国际化进入模式与组织学习

尽管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扩张呈现一种演进模式，但是，一些创业型企业会放弃某些阶段，直接采用较高的控制易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而这些交易要求企业与多个国际市场的主体建立密切的联系。新创企业采用较高的进入模式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组织学习的能力。这类进入模式通常要求企业与市场、客户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就增加了企业接触不同信息来源的机会。同时，较高的国际化控制模式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要求新创企业加强与市场、客户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有助于企业的快速学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假设H2：新创企业的国际化进人模式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3)新创企业国际扩张与国际化绩效

以往的研究表明，从事国际经营的新创企业的绩效通常要比没有从事国际经营的企业更好。Feeser等(1990)发现，增陡幅度较大的新创企业从国际市场获得的收入比增长幅度较小的企业要高。Bloodgood等(1996)指出，企业的国际化强度与其经营收入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随着企业进入更多的国家，它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方向上运用其技能和产品，从而提高其增长幅度与盈利能力。国际扩张使企业与各个市场的重要客户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它们能够较经济地获得关键资源。国际多元化可以使新创企业进入市场网络，并从中受益(Hitt et al，1997；Weerawardena et al。2007)。所以。新创企业选择不同的多元化和国际进入模式，都应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由此可得：

假设H3：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国际化绩效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假设H4：新创企业的国际化进入模式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4)新创企业组织学习与国际化绩效

当新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它虽然会面临不确定性和一定的危机，但这会促使他们加强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别是由于动态能力的加强和技术的深化，借助国际扩张，新创企业还可以利用自己特有的资源和能力来实现增长和盈利收益。组织学习是一个知识收集的过程，通过知识的收集加工和再吸收，可以促进企业进行创新，还可以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国际扩张过程中绩效的提高。新创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促进了组织学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提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假设H5：新创企业的组织学习对其国际化绩效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5)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与国际化进入模式

在国际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一般具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较为雄厚的技术力量，这种能力会促使这些企业倾向于在国外建立一个新的企业，而不是收购当地的企业。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中开展业务的企业，要面临各国的市场差异，要应对不同的需求特点、竞争对手、供应商和合伙人。除此之外，通过与当地知识库的互动以及不断面对新的创新系统，国际经营环境的多元化可以帮助企业增强其知识储备。这可以促使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时候选择更高的进入模式和更快的速度。国际化多元化程度较高，企业掌握比较多的国外市场知识，在选择较高的进入模式时将面临较小的投资风险。可见，企业国际多元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企业将倾向于选择较快的国际化进程。

假设H6：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国际化进入模式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1　变量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1)国际多元化

新创企业国际多元化说明企业逐步依赖国外市场作为增长和提高绩效的手段。本文中是指企业在国外经营的范围。国际多元化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见图1)。

关于新创企业从事国外经营所在的国家数量的测量，由于涉及商业机密，不可能得到较详细的数据，我们在问卷中采用较模糊的问法，然后得到一个平均数据；国外市场的技术多元化在本文中将参考世界经济论坛(WEF)编制的世界技术报告(06－07)中各个国家的技术分数进行衡量。在问卷中通过提问“目前公司的主要国际化业务集中在哪些国家和地区”，然后将填写的国家技术评分平均化，作为考核技术多元化的指标；文化多元化的衡量参考Hofstede(1993)的国家文化划分法。主要通过问卷评分来调查；地理多元化一般是通过熵标准来衡量的，这个熵标准是根据本国市场以外的国际上市场的收入比例确定的。

(2)国际化进入模式

关于国际化进入模式，本文主要从控制程度和推行速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控制程度将根据出易、许可协议(包括许可证协议、特许经营、交钥匙工程或管理合同)、合资企业、直接收购当地企业和新建企业的顺序，控制程度从低到高的顺序。推行速度将通过问卷调查，为问卷第二部分6个题项。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3)组织学习

学者们对组织学习尚未形成共识，而对衡量一个组织或团队组织学习的程度，各研究对组织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也并不一致。组织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总体上是由研究者依实际研究情境来加以诠释的。其中。由Sinkula等(1997)所发展的量表对组织学习内容的衡量较为完整和全面。本研究采用他们的量表并加以修正，其中包含3个构面。该量表将组织学习视为由学习承诺、分享愿景和开放心智等3个构面所组成。

(4)国际化绩效

Murphy等(1996)将国际化绩效定义为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达成特定目标的程度。本研究采用这一定义，并分为两个方面来衡量。第一部分为财务绩效，衡量的是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营运净利率、投资回报率、运营成本和产品利润率；第二部分为非财务绩效，衡量的是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共有8个题项，也是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衡量方法与其他指标一样。

2　研究对象与问卷设计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国际多元化、国际化进入模式、组织学习和国际化绩效等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及衡量方法，主要采用国外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成熟的量表，同时根据研究内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做部分适当修改，成为初步的问卷。

本文以我国国际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关于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国内都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中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调研的经验，认为新创企业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从成立之初6年内，开始进行相关的国际化业务；目前国际化的业务比例至少占公司总业务量的10％以上。

(2)问卷设计

本文根据以上的变量和操作性定义，结合国内外已经成熟的量表，制作出研究的调查问卷。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重点选择四个地区进行调研，分别是河南、广东、江苏和东北地区。主要采用走访、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各种类型问卷320份，回收142份，其中有效问卷114份。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有效记录个数必须达到变量个数的10倍，基本满足条件，因此可以认为本次调查的过程和结果基本满意。

3　结构方程模型的设立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EM)对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对我国新创企业同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关系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大部分。根据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将各变量分解为潜变量和观测变量，并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出来，如表1所示。

四、数据分析与解释

1　模型的估计评价

本次调研的行业分布比较分散。通过对企业成立至开始国际化进程的时间进行统计，发现成立3―5年内开始国际化的企业占到54.4％。为了更好地了解有效问卷的基本情况，本部分将对有效样本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包括平均数和标准差等。对于变量的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 α系数值来进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值均大于0.35的最小标准，内部一致性较好。信度可以接受。

本部分在利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分析后。将采用AMOS16.0对整个模型进行验证。

利用AMOS16.0对模型Ml(本文的初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与评价。X2/df>5，且GFI小于0.9，所以模型MI拟合得不太好，需要对模型M1进行修正。

2　模型的修正

本文通过对模型Ml的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进行研究，发现e8和e10的修正指数最大，两者可能具有一定的关联度。e8表示Y12(分享愿景)的残差，e10是Y22(非财务绩效)的残差。分享愿景指的是组织中的主管会将公司未来发展的愿景与员工互相分享，而非财务绩效主要包括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从理论上可以发现，如果主管不太愿意跟下属进行沟通，那么员工很难会对市场开拓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e8和e10具有某种相关性。

对模型M1进行修正以后，得到模型M2。计算表明，国际化绩效与组织学习(p>0.05)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中潜变量组织学习对潜变量国际化绩效的路径系数与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对于采集的有效样本数据，这两个潜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并不存在。因此，应继续修正模型M2，删除组织学习与国际化绩效的路径，得到修正模型M3。可以看出，模型的X2/df=3.992

前面路径系数(或因子载荷)没有经过标准化，称作非标准化系数。非标准化系数存在依赖于有关变量的测量单位，在比较路径系数(或因子载荷)无法直接使用，采用标准化系数，可以直接比较不同系数作用的大小。由此，给出最终修正模型M3的标准化系数表和标准化整体结构图(图2)。

3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通过图2可以看到各个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各个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的水平，由此可知假设H1，H2，H3，H4，H6都获得了证实。由于在模型M2中组织学习对国际化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在本文模型中可以认为组织学习对国际化绩效没有影响。最终修正模型M3删除了两者的联系，重新计算各个变量的影响关系，且各个拟合指标符合预先设定的要求，因此模型M3符合要求。

表2给出了本文中各个假设的检验情况。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我国国际新创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且发展迅速。通过大量的问卷调研，发现国际新创企业分布范围很广，大多在成立3～5年内就开始了国际化经营，且国际化销售比率多数超过总业务量的10％。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且现代化的信息沟通技术日新月异，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创企业国际化的进程。此外，调查过程中还发现，很多国际新创企业的创始人都有一定的国际化经营经验。改革开放后几十年，许多原来国有外贸企业或外贸部门的员工纷纷下海创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新创企业的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5-000-01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对国际金融专业人才特别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这就对《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国际金融》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以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国际金融专业性人才。《国际金融》课程是21世纪高等院校金融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为了实现国际金融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应区别于研究型或综合型人才培养教学方法，教学体系的构建以应用实践为主线，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衔接金融专业本科教学目标，根据“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工作指导意见，结合《国际金融》课程实际特点，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突出国际金融基础知识的系统掌握及灵活应用，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基于经济全球大背景，深入认识宏观经济的运行及变化，因此，对《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是前提条件，需对其进行整合和优化。首先，适当增加国际金融热点问题。国际金融形势的瞬息万变决定着需要用鲜活和热点资讯来充实国际金融前沿理论及实践知识体系。例如，近期的全球金融动荡、人民币持续贬值、美国加息计划等，通过对热点话题中国际金融知识的讨论、分析和研究，不仅能吸引学生学习兴趣，还能训练和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当然，作为专职《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工作者要不断更新和提高自身的国际金融知识视野，以最大的敏感度捕捉该学科最前沿动态和资讯，力求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反映国际金融领域的最新动态，紧跟我国金融潮流形势，从而更新和完善《国际金融》教学内容体系。其次，适当增加学生容易混淆国际金融知识点。例如，买人汇率与卖出汇率，本币升值与贬值，直接标价法与间接标价法等，在区分这些知识点的同时，掌握更为深层次的内涵。再次，适当删减一部分国际金融理论知识及交叉学科重复内容。基于国际金融知识的实际应用考虑，可适当删减部分太过艰深的理论知识和一些衍生金融产品的计算，例如，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融资理论、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同时应舍去与国际贸易、国际结算、国际投资等其它学科重复的内容。在上述《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具体措施中，要特别注重《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和完善，充分利用互联网收集和使用最新的国际金融动态数据，重点纳入国际金融领域新成果、新思路、新问题及新趋势。

二、《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国际金融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学方法改进和完善，通过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应用能力。

（一）案例教学的应用

案例教学法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是提高学生应用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利器。传统灌输式教学适用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老师讲、学生听，学到的都是死知识，无法学以致用，在应用实践教学中效果比较欠缺，且非常乏味无趣，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激发。而在案例教学中，通过实际案例解决的演示和研究，学生需要对各种理论知识进行消化，这无形中加深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捕捉理论知识后，还有一个思考和创造的过程，使得枯燥乏味的学习过程变得生动活泼，并提高了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同时在案例教学的应用，学生可总结和表述自己的方案和见解，通过实际问题解决经验的交流和沟通，既可取长补短，还能促进人际交流能力的提高，也可起到一定的激励效果。

在《国际金融》课程案例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注重案例的选取，和教学内容的择取方法类似，以最新、热点和典型国际金融案例为主，并与对应的课程内容相联系。另外，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关注、思考、讨论、研究这些案例，还要参与其中，共同研讨，使学生从不同角度对热点案例进行分析，教师也可从中总结相关知识及教学经验。

（二）实践教学的完善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突出的是应用能力的提高，因此，实践教学比重的增加是必不可缺的，可通过的实验教学和实训教学的完善来实现这一目标。

1.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基本在校内完成，主要通过模拟实验室的建立来实现。结合目前国际金融应用层面所涉及知识内容，可建立由外汇交易、国际结算和国际金融实战演练中心构成的国际金融综合模拟实验教学系统。外汇交易模拟实验教学系统可实时接收与全球同步的外汇行情，通过模拟外汇实盘交易和外汇虚盘交易，计算盈亏情况并查询结果，加强学生对外汇知识及外汇交易流程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国际金融形势分析能力及操盘能力。而通过国际结算模拟实验教学系统，学生可顺利掌握进出口信用证、托收、汇款等国际贸易结算业务流程，并熟练处理各类业务面函和账务凭证，通过国际结算理论知识的模拟应用，提高自身的国际结算业务处理能力。国际金融实战演练中心能模拟操作商业银行国际业务，还能模拟研发涉外信托理财产品和国际投资产品，并模拟实现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风险分析，是对国际金融综合应用能力的一种强化提升。

2.实训教学

实践教学体系中，除了校内实验教学外，校外的实训也至关重要，结合金融相关专业教学目标及人才培养方向，通过政府、企业、高校三方的通力合作，组织参与相关企业和机构的系统化具体业务操作学习，从而实现学生专业能力的深度培养和锻炼，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三、结语

国际金融相关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文章只是从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两个方面作了分析，在教学改革实践中，还需结合《国际金融》课程特点及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向，衔接社会职业岗位对人才的实际要求，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的教学改革研究。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危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9）

一、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含义

伴随着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而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主要指的是人才应该具备以下四种特质：

1.良好的语言能力

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是对所有外语专业人才的共同要求。如果不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无论是“国际”化还是“创新型”人才都是空谈。

2.扎实的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的具备也是对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要求之一。当然，这个专业知识不仅仅是指外语专业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还包括了对国际规则和国际形势的掌握。

3.创新思维能力

作为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外语人才，必须要具备创新思维，并且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创新思维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4.国际化视野

所谓的国际化视野就是要求外语人才必须要了解国际规则，并且参与到国际事务以及国际竞争当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外语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化与政治素养，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国际事务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二、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教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在外语教育当中，外语教材体系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对于外语教学来说，外语教材体系的建设不单单是服务于教学，帮助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能够进行较为完整、系统的课堂教学安排，同时还可以起到语言输入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由于教师本身的专业水平和技能不同所带来的教学效果不一的问题，保障了教学的质量。我国当前的外语教材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相关的组织机构也颁布了一些文件，指出了外语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比如《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就明确表示了外语教材体系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三、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

1.培养目标

在进行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时，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培养目标。而根据当前《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笔者认为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应该要明确以下几个培养目标：

（1）学生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学习之后，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为将来在大学中的外语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2）学生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学习时，也需要培养他们国际化的视野，并且让学生对于不同的文化、种族都能具备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未来的学习当中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3）学生在基础教育的学习中，必须要进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训，并且要培养独立思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学生将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有所帮助。

2.课程与教材建设

在进行基础教育的时候，除了要明确教学培养目标以外，对课程的建设也要格外重视，要积极地调用一切可以调动的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培养。

而在教材建设当中，首先根据培养目标的不同、课程设计的特色等，将教材体系划分为不同的系列和品种。对于主干教材而言，一定要按照《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来进行建设。其中包括学生语言技能、知识的掌握、学生情感和文化意识的培养，这些都是在教材建设中需要格外注意的。除此之外，其他品种教材的建设也一定要充分体现国际化与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特色。《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当中就明确提到：“建立灵活的课程目标体系，使之对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的英语教学更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开设不同选修课程，对国际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有帮助。

四、关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高等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

1.培养目标

按照当前《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高等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包括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包括外语学习中各式各样的训练课程，技能的掌握包括听说读写等基础能力，而专业知识则包括外语语言以及相关的文学、历史等方面。在外语学习当中，只有当学生了解一门语言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才能帮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更好地应用该门语言。除此之外，在进行外语学习的时候，必定要进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学习，比如外交、法律、经济等。而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对于高等教育中各个阶段的学习任务也有着明确的要求。

在大学前两年的学习中，不仅要重视外语基础知识以及能力的培养，并且要让学生具备良好的语言应用能力，这样才能为接下来的语言学习打下基础。而在后两年的学习中，除了要不断地加强外语基础知识以及能力的培养以外，还需要进行相关课程的教学，这样才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从各个方面更加深入地了解一门语言，以便未来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更好地应用。

2.学术技能的培养

相比基础教育的外语学习，高等教育中的外语学习更加深奥，除了掌握基础知识技能以外，还需要将外语应用在不同专业学科的学习上。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对学生学术技能的培养。而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可以适量地削减外语教学大纲中的技能课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削减外语教学当中的技能课程并不是说要减少相关知识的学习，而是要对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进行优化，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专业技能的提升当中。

3.人文素质的培养

在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当中，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也需要格外重视。这是因为，人文素质的培养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除了开设专业课程以外，还需要开设相关的人文课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当中更好地解决问题。

五、结语

随着当前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当前的情况下，要想培养出符合国际形势要求的高素质外语人才，就必须要对教材体系的建设进行优化和改良。然而，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无论是基础知识技能的培养，还是相关技能的培养都有所不同。在基A教育阶段，笔者认为扎实的基础知识以及技能是最重要的，对于高等教育的外语知识和技能培养，还需要注重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具备国际视野，并且拥有较为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参考文献：

[1]庄智象，韩天霖，谢宇，等.试论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教材体系建设[J].外语界，2013（5）：45-50.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0）

2教学和科研结合人才的保证

教学要发展，提高科研水平是关键。培养高水平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教师科研水平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科研，就没有学科发展，对本科生就没有吸引力，也没有高质量本科生；没有高水平科研，教师的水平提不高，也就没有高水平教学；没有“创新型科研”，就没有“创新型教学”，就不可能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精神人才，一定要以一流的科研为背景，注重科研对教学的渗透，通过高水平教师队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高起点的科研促进学生科研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教师队伍也十分重要。目前我院已形成一支以高学历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体教师85%，法国、德国、加拿大博士后各2名，德国、加拿大、日本博士各2名，俄罗斯博士1名。目前，己承担了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人才基金项目、中德、中加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等100个。由于项目数量较多、级别较高、影响较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全部能够真题实做。硕士生毕业时一般在国内外发表5篇以上论文，博士生毕业时一般在国内外发表10篇以上论文（至少3篇SCIEIISIP论文）培养的博士生己有多名在国内大学任教授，部分在国外高校任教。杨春平博士荣获2001年、2002年美国俄亥俄水环境学会第75届、第76届年会研究生科研论文竞赛奖第2名、第3名；硕士生秦肖生、李海英、杨麒、苏小康荣获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98级本科生汤琳荣获2001年全国三好学生称号全国约1225万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中仅有100余名生学获此殊荣）98级本科生汤琳、钟华荣获2001年诺基亚全国大学生“实现可能”创意大赛一等奖；贺迅、李辉、藏津津荣获2004年全国生物多样性最有价值建议奖。创新型科研，可以培养创新型教师，而创新之师造就创新之生。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保证。

3与国际接轨

与国际接轨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捷径。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教师创新研究水平、创新教学能力、发表高水平SC论文，另一方面也増加了与国内外一流大师、和学生在参与高水平的创新研究中，创新研究和创新思维能力得到激发、拓宽和提高。学院1997年获环境工程博士点后，开始借助国际合作平台。1997年建成中德环境技术中心，1998年承担荷兰政府UWEP项目，1999年承担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项目，2000年建立中加能源环境生态中心。2002年建成环境科学博士点、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表了较多高水平SC论文。近5年600余篇，SC败录156篇，SC引用267次；E收录128篇；ISIR|收录129篇。《SC-ECE>VOL301的Hghlihs对谢争教授等发表在SsmB0.152 283(2003)的论文“Sequencendsute给予高度评价。为了加强与国内外一流大师、一流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的交流，近5年邀请国际能源协会主席PeerCaania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JamsJHekiarn教授、德国Kaluhe大学Hahn教授德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工程院刘鸿亮院士等国内外着名专家举办了20多次讲座。

2005年4月10日至12日，由湖南大学、湖南省水利厅、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办的中德长江流域湿地生态功能区划分研讨会（sn〇Gejmanygmposim〇niheWtancSReiOnalizatOnofEcosystenSevicesnheYngtzeRiverBsin)在长沙锦江宾馆召开；2004年8月4日，湖南大学和加拿大REGNA大学联合主办的“ChiaCandaW〇rksh〇PcnWateshdManagementandEc〇l〇iicalprotecti〇n(CDATier2Project098/S7074-296)”

在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所）隆重召开；2003年10月11-14日，与EF及IEIS共同组织，在长沙召开了EneEnv2003国际会议；2002年9月16-22日，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及德国GTZ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医疗垃圾处理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日-5日，与国际能源协会、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世界室内空气质量大会。并与加拿大Riina大学、德国Hannover大学、美国UnivesiyofCincinnat等20家国际着名大学与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4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4.1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人才培养的关系

我院提出了研究生按“完全融合模式培养”本科生按“准融合模式培养”的办学思路。明确了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兼及一定的人文教教师育，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关键。

4.2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我院提出了没有“创新型科研”就没有“创新型教学”，就不可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办学思路。明确了创新型科研可以培养创新型教师，创新之师造就创新之生。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保证。

4.3教学和国际接轨的关系

我们提出了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教师科研的创新研究水平、发表高水平的SC论文，进而提高教师的创新教学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増加学生与国际一流大师、一流大师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交流的机会。教师和学生在参与高水平的创新研究中，在与国内国际一流大师、一流大师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交流过程中，创新研究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得到极大的激发、拓宽和提高。与国际接轨，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捷径。

5成果应用情况

5.1与国内着名大学共同研讨

为了做好理工文融合、教学与科研结合、与国际接轨的教学研究工作，湖南大学虚心向国内各高校学习，目前约与国内30所高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昌大学、重庆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南华大学、吉首大学、长沙电力学院、中南林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等）在如何培养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办学理念，提高了人才培养模式成果。

5.2人才培养效果显着

通过实践本项目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学水平、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及国际影响显着提高。曾光明教授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4年）、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2004年）、中国青年科技奖（2003年）、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高校青年教师奖(2000年）黄国和教授获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刘云国教授荣获湖南大学师德标兵（2006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湖南大学教学标兵、博士生48名，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5.3与企业和政府合作

与企业和政府合作，建设了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示范基地4个：长沙固体废物资源化示范基地、佳宇大气污染控制示范基地、长沙水污染控制示范基地、洞庭湖湿地与生物多样性示范基地。建立环境科学与工程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2个：中德环境技术中心、中加能源生态环境中心。

5.4主办国际大会

近5年主办国际大会5次：2005年4月10日至12日，由湖南大学、湖南省水利厅、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办的中德长江流域湿地生态功能区划分研讨会（snoGemanysmosiuncnheWeInc|sRegicnaliati〇nofEc〇ysenSendeesinheYangZeRiverBasjn)在长沙锦江宾馆召开；2004年8月4日，湖南大学和加拿大REGNA大学联合主办的“ChnaCanadaW〇kshoponWatershedMaiagenentandEc〇〇gcalP〇tect〇n(CDATier2P〇jec：：098/S7074-296)”在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所）隆重召开；2003年10月11-14日，与EF及1ES共同组织，在长沙召开了EneEnv2003国际会议；2002年9月16-22日，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及德国GT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医疗垃圾处理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日-5日，与国际能源协会、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世界室内空气质量大会。

5.5与国际着名大学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与加拿大Regna大学、德国Hamove大学、美国UniveisiyofCncimat等20家国际着名大学与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