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政策论文篇（1）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中国对日中国从日增长率

年份总额增长率易总额的比重本出口额增长率本进口额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1985164.329.123.656.14.9108.346.9

1986138.6-15.618.843.6-22.395.0-12.3

1987131.6-5.115.959.235.872.4-23.8

1988146.311.214.272.923.173.41.4

1989146.60.213.181.511.865.2-11.2

1990166.013.214.490.110.675.9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计140132.85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4]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5]，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91202.556.614.9102.215.2100.3147.0

1992253.725.315.3116.814.3136.834.6

1993390.654.020.0157.835.1232.870.2

1994478.922.620.2215.736.7263.213.1

1995574.720.020.5284.631.9290.010.2

1996600.64.520.7308.78.5291.80.6

1997608.11.218.7318.23.1289.9-0.7

1998579.0-4.817.9296.9-6.7282.1-2.7

1999661.714.218.3324.09.2337.719.4

2000831.725.717.5416.528.5415.122.9

合计5181.5——————2541.4——2639.7——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915998.125.33

1992180521.737.1033.2

1993348829.6013.2486.5

1994301844.4020.7556.7

1995294675.9231.0849.8

1996174251.3136.7918.4

1997140234.0143.2617.6

1998119827.4934.00-21.4

1999116725.9129.73-12.6

2000161436.8029.16-1.9

合计18979355.3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仍在加强。在欧洲，欧盟已经完成货币统一，向纵深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迅速地推进，并使每个成员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在亚洲，虽然已经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预计十年之内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要想建成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需由中国和日本参加并起主要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成与否，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客观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2002年1-6月，中日贸易进出口达到447.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其中从日本进口231亿美元，增长10%，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3%。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通过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得出：2005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左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达到60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5亿美元左右[6]。

从上述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21世纪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取向为：在贸易方面，继续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扩大日本对华出口，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服务。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113页.

[2]日：1992年4月16日，产经新闻.

[3]日：1993年6月15日，事实解说.

经贸政策论文篇（2）

（一）产品市场1.供给假定本国是一小国开放经济，本国有m+1个生产部门，生产m+1种可贸易产品，以第1种产品X0为计价单位，产品X0仅使用劳动要素以规模收益不变技术进行生产，投入产出系数是1。劳动供给足够保证产品X0的供给，劳动力在本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不能跨国界流动。

（二）政治市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对每个投票人的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投票人按多数制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贸易政策。

二、结论

经贸政策论文篇（3）

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美国政府不出台“购买美国货”新条款，对“中国制造”(madeinchina)的歧视已经存在，美国民众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使得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和不友好，“中国制造”被美国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此之前，美国已然有了“购买美国货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而中国不是《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美国的中国钢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虽然前后相继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在有关法案和条款的操作上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不能排除当前美国推行的“购买美国货”行动，是以“中国制造”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购买美国货”有关条款的内容和性质看，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贸易保护行为的操作性，一旦有关条款落到实处，有关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美国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引发各有关国家贸易战，不仅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而美国也不会从中获得长久利益。

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应对本无可非议，但在损害它国和破坏有关世界美贸易有关协议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无疑是只顾眼前得失，放弃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其性质不仅体现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复出，也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蔑视”和对有关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歧视。“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即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在“中国制造”问题上也迎合了国会一些对中美贸易现状有不满情绪和那些炒作“中国”的人的口味，同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也不免带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对“中国制造”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与日益加剧贸易不平衡状况，导致美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首先向中国发难。近年来，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国会一直弥漫着反华情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成为“购买美国货”出台的口实和对“中国制造”采取的“歧视”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双边贸易总量不断攀升与贸易不平衡加剧并存的确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对华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贸易不平衡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贸易结构问题。目前美国所需进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产的商品，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贸易转移发生的变化。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增长迅速，过去美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增长。3、由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这些产品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在美对华贸易逆差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只要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由此可见，美拒绝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不仅损害了正常自由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美对华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说这是美国“自食其果”。4、在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明显带有“水分”的统计数据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据美方统计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1,633.2亿美元，双方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与统计范围有关。另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美国对华的歧视性政治色彩，亦冲击着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这些方面也影响到贸易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的需要。

二、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我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在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将是今后中美双方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特别是目前中美的经贸对话机制在处理贸易失衡问题上，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数十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新一届政府要使美国走出困境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的。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支持奥巴马，将经济复苏寄托在奥巴马政府身上，可见当前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因此，不论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美国都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受国内外众多因素的牵制，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为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美国新一届政府也在寻求新的中美经济、贸易对话机制。希拉里在宣誓就任国务卿前，特别强调了要和中国加强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将有可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对华贸易政策和经贸对话机制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更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从现在阶段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中美经贸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处在一个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僵持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敏感脆弱的国内经济形势将限制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一旦调整幅度过大，便极有可能激化中美经贸矛盾，这是美国历届政府不敢轻意触碰的“”，一旦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十分谨慎，生怕出现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显然以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因此，新一届的美国政府能否延续中美战略对话，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和发展，这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认真考量。

三、中美关于美元贬值的博弈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证券，消息既出，舆论哗然，美国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遭到多方非议。多数分析家认为，美此举将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一一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已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驱动美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一段时期内随着美国向市场投放美元量的增加，美元下跌的风险也将相应增大。

关于美货币政策的评估，有关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联手大规模注资救市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确有效，并可挽救一些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市，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有可能也会“培育”出新的泡沫，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由于美元仍是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为主，在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美元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美元“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美元“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美元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由于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七成，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其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当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美元贬值的嫌疑。

为此，2D09年4月初伦敦G20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建议和构想发表评论，此言一出，即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周小川的表述被媒体“渲染”为“中国对美元发起的挑战”，由此关于美元地位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以何种方式进行重构的讨论再度升温。虽然各种观点和预言大相径庭，尚无定论，但显然此前中国的声音更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在当前国际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由此中国提出“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在情理之中，并非无的放矢。且不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争论中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会一味地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而“创造超储备货币”恐怕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创造超储备货币”的倡议，美国的回应颇有微词，耐人寻味，一方面确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为美元辩解，强调美元币值依然“异常坚挺”。对于美国的心态的描述，媒体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真实的写照。有媒体评论说，对于改革的态度，美国对改革到底有多少“诚意”，是敷衍了事还是“走过场”令人质疑；对于中国的倡议，美国或许有“不祥”之感，美国的“多心”和对美元的“袒护”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享尽了美元的特权，一旦失去很难适应没有霸权的日子，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表述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要点，其中就包括拥有和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全球硬通货。因此，中国的倡议触动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对于“美元霸权时代”是否因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葬送，奥马尔能否会是“美元帝国”的末代“送终者”，美国着实心里没“底”。至于中国，人们期待的是在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终结“美元霸权时代”的期望值自然随之上升。

围绕美元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背后博弈的反映，也中美未来经贸对话有可能涉及到话题。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救市风险和成本分担、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内容展开激烈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创造超储备货币”建议，也将是中美今后经贸对话和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造潜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利益上的患得患失，以及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或一些问题上的纠缠不休，导致酝酿许久的改革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由于中国关于改革的建议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因此美元地位的争论也会逐渐演化成国际间改革的博弈。同时，从当代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济和金融实力上的对话，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尽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给中美贸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华情绪在美国并非主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看，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受益非浅，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奥巴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方式是“加强对话”，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更加显得重要了。这表明，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仍是必不可少的，对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共度难关有益无害。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双方确定的新“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是布什时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延续，但两国对话机制与布什时期相比，从实质到内容都将有所不同。其中经易部分对话从形式看，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强调的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则更关注的是维持对美国债购买水平、加大刺激经济恢复力度、环保等问题。而中国关注的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对美国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问题。进入奥巴马时代，虽然中美政治、经济战略基本格局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新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能否在中美经贸领域和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加强合作，弥合日益增多的经贸分歧，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考量。

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经贸政策论文篇（4）

一、房地产过热和消费泡沫 美国经济的强劲，很大部分来自房地产业的繁荣。2005年美国共建新房200万栋，为历史最高纪录之一。用于住宅的投资占GDP的6％，是1955年以来最高水平。过去四、五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每年以15－16％的速度上涨，全国平均房价10年内正好上涨一倍（见表一）。东西两岸如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州涨幅更是惊人，明显存在泡沫。有估计认为加州和首都华盛顿地区的房价至少高估50％。 目前美国住宅地产的市场价值，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近200％，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160％。可以说房地产业是推进今天美国经济成长的最重要因素。2001年以来，民营事业就业机会的增加有40％以上来自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如建筑、银行、储贷、保险公司、家用电器、家具、水电和室内装潢等。美国在2001年衰退后很快转入复苏，就是靠房地产的带动。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后大批资金撤出股市，寻找其他投资对象，房地产成为最佳和最安全的投资场所，吸引大批资金进入；第二，美联储把利率降到40年来最低的1％水平，房屋贷款利率也随之降到5％以下，许多人发现，以如此低的利率购房，每月还款额与房租相差无几甚至更低，低利率也使具有同样还款能力的购屋者所能借贷的金额提高，得以承担更高的房价；第三，金融机构纷纷推出创意性的贷款，如浮动利率、零首付、“只还利息”(interest-only)的贷款（在加州，目前三分之二的新抵押贷款都是“只还利息”）等等，吸引了很多原本不合贷款资格的美国人购买住宅，带动了房屋价格的上涨。此外，由于住宅净值上升，很多房主得以通过房屋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换购更大的住宅或购买第二栋住宅出租获利。投机者也纷纷进场，将某些地区的房价哄抬得更高。 有评论指出，从以下标准衡量，美国的房地产可以说存在泡沫：1.房价已超过历史最高点，但买家期待升值仍争先恐后跳进市场；2.过去抵押贷款平均占家庭收入的25％，今天约为收入的一半；3.历史上不动产价格增幅和通胀率相当，而现在是通胀率的2-3倍。 房地产增值对美国人的消费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统计，拥有自己住房的美国人从2000年的67％提高到今天的69％。当利率降低、房价升高，房主就可以重新贷款(refinancing)或利用房屋净值贷款取出多余的现金消费。例如在2000年购进一栋价值150，000美元的住宅，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为8％，到2005年该利率降到6％，而住宅价值扣除通胀因素后上涨了33％或50，000美元，同时每年的利息支出却减少了3，000－4，500美元。房主可用这笔钱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如汽车、服装、高档消费品和旅游度假等。仅在2005年，美国家庭通过房屋重新贷款获得2，300亿－2，500亿美元现金用于消费，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习惯于依赖借贷生活。自1990年以来，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扣除通胀因素后仅增加11％，而消费支出却上升了30％，家庭负债增加了80％，总额达到10万亿美元（见图一）。2005年美国人的消费超出他们收入420亿美元，可见这种高消费并不是建立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而是在透支未来的收入。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下降到-0.5%，这是1932－1933年大萧条来的第一次。 不少经济学家指出这种情况是美联储前几年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当时短期利率达到45年来的新低，实际利率为负数，变相鼓励人们借钱消费而挫伤储蓄的积极性。过度消费热潮不仅增加家庭债务，也提高了对进口货物的需求，贸易赤字步步攀高。 美国民众超出自己负荷能力购买房屋和消费，为自己也为整个经济带来很大风险。据统计，有一半以上的购房者是采用浮动利率，而现在美联储持续加息、抵押利率上升，到一定时期购房者可能会无法支付每月的贷款，金融机构将承担更大风险。（10年前住房抵押贷款占银行信贷的50％，而现在占到61％）。万一房价剧跌，不仅个人，许多金融机构也将破产。 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反常走势 > 债券市场投资者对经济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反映在长期债券收益率的走势上。自美联储开始提升联邦基金利率以来，长期债券利率并没有同步上升，长、短期收益曲线逐渐拉平，并不时出现逆转(inverted yield curve)，即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通常在经济扩张时期，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在平面坐标图上的曲线朝右上方倾斜。这时信贷市场活跃，银行借入短期资金再长线放出，以获取利差，投资者和消费者也都趁机投资或多借钱消费。但当联储提高短期利率而长期债券利率并未跟进时，两者利差缩小，逐渐拉平甚至逆转。这时银行利差变为负数，短期借贷减少或停止，投资者和消费者持观望态度，经济活动放慢。 从图二可看出，过去两、三年来具有指标意义的10年期联邦债券收益率并没有随着三个月和两年期债券利息的提高而升高，终于逐渐拉平有时甚至低于短期利率。长、短期收益率拉平或逆转被认为是反常现象，因为长期借贷要承受较大风险和不流动性，利率自然比较高，但是如果投资者认为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内经济会放缓、利率会走低，他们宁愿损失一点当前的利率而把长期利率锁定在一个相对高点上，接受较低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即比短期债券还要低的利率。而长期利率对于利率政策的敏感度远超过短期利率，当投资者认为经济衰退即将到来，政府必然要调低利率，长期利率就会加快向下调整，出现长、短期收益率高低易位，衰退随之就会到来。从历史上看，美国60年代以来出现的7次衰退，有6次都是以收益率曲线逆转为先导。从图三可以看出，1969、1973、1980、1981、1990和2001年的衰退前，都发生过收益率曲线逆转。 收益率逆转是否意味着衰退将要到来，是近来美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作为世界债券市场指标的10年期国库券实际收益率（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现在只有1.5－1.65％，低于历史水平，是90年代的一半，格林斯潘也认为这是一个谜团（conundrum）。一些正统经济学家认为，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如果利率逆转持续并且加深，今后经济会放缓或下降。毕竟债券市场比联储更了解市场情况，长期利率最终取决于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投资者可能预见到不久会出现衰退因而联储将不得不降低短期利率。但很多人认为这未必是衰退的前奏，而是由于世界性的资金过剩，尤其是亚洲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以自己累积的大量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债券，抬高了债券价格压低了利率。如果没有外部因素，长期利率至少比现在高出一个百分点。尽管如此，长、短期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消费者和企业能获得有吸引力的贷款。因此，他们认为收益率曲线不再是衡量实际经济活动的指标。利率，美国经济，美元-[飞诺网FENO.CN] 虽然自今年3月起，长期债券利率上升，但仍和2年期利率相近，也同2011年联储启动升息周期时的水平不相上下，长、短期利率拉平现象并未改变，债券市场走势仍属不正常。但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这是多种因素造成，并不意味经济将大幅放缓。 无论如何，收益率逆转仍对经济有重要影响。对依赖长期借贷的企业如资本设备制造、软件以及不依靠银行贷款而靠资本市场融资的公司可能有利。但由于短期利率攀升，房屋贷款特别是浮动抵押贷款利率将随之上升，接近固定利率，这将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对房屋建筑业和贷款机构不利。如果收益率逆转超过4周，对抵押贷款市场将有明显消极影响。有专家指出，前几年英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以长、短期收益率逆转为前导的。 三、财政和货币政策 布什总统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于2006年2月6日向国会提交了2007年度预算草案，如果获得通过将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布什提出要将他在2001年和2003年实施的减税永久化，预计今后5年减税额达到2800亿美元，10年达到17000亿美元，政府收入分别相应减少1780亿和13500亿美元。同时大大增加国防支出，2007年度达到4390亿美元，比2001年增加48％，还不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费在内。预算赤字在2006年度达到4230亿美元，2007年度为3540亿美元。相对于 克林顿政府时期累积了4年盈余共5590亿美元，布什政府则连续4年亏损，财政赤字累积12600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指出，美国目前并不存在高利率、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不需要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庞大的减税不但加重财政负担，还为房地产和消费市场隐然成形的泡沫推波助澜。一旦泡沫破裂，经济将陷入衰退。此外，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造成的联邦债务也达到天文数字--2006年为86000亿美元，到2011年将达115000亿美元。 鉴于庞大的赤字和债务，布什政府于2006年2月9日重新发行30年期国库券，首批140亿美元，希望及早锁定较低的利率。首批的收益率从市场预估的4.58％降到4.53％。预定今年还将发行两次。但长期利率的走低也会助长投机活动，鼓励投资者去购买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在货币政策方面，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仍把遏制通胀作为第一要务，认为由于资源利用率（resource utilization）的提高和能源价格的上涨，通胀的危险仍然存在，并建议设定通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ing)。从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几次讲话分析，通胀的目标可能在1－2％之间，而现在明显超过此目标。再者，短期利率虽经多次调升，实际利率仍低于历史水平。2006年3月28日联储会第15次将联邦基金利率调升至4.75％，并暗示在2006年的后几次会议中仍可能会继续提升。但是经济的全球化和美国债券市场的反常走势加重了联储制订货币政策的难度。传统上较低的长期利率应促使联储降低而不是提升短期利率。联储为此备感困扰。不久前伯南克解释说，如果长、短期利率拉平或逆转是因为投资者愿意接受较低的回报，说明金融市场环境比较宽松，联储有必要继续提升利率；如果是由于全球资金过剩，联储则可能稍稍放松货币政策。看来联储处于两难境地，不知“中性”（既遏制通胀又刺激增长）短期利率的最佳位置在何处，只能摸索前进。其风险是联储极有可能把利率提得过高从而扼杀经济增长，也可能提得不够高而使通胀复燃。为纠正这些失误将付出很大代价。 四、经济前景展望 1．房地产市场降温 美国房地产市场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开始降温。据房贷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估计，今年全美中间房价增长率将从过去几年的两位数降低到3％，很多投资型购房者纷纷撤出市场，投机活动显著减少，房屋销售量可能创下1991年来的新低，抵押贷款数将从2003年38000亿美元的最高水平降低到21000亿美元。虽然房屋交易会减少，市场将走向稳定，维持相当程度的高价位。经济学家认为，房价上升快速的地区，通常也是就业和工资上升和移入居民较多的地区。估计2006年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仍很强劲，对房屋的需求不会减弱。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的房价还不算最高的。况且房屋和股票不同，不大可能突然崩盘，房价可能随利息的升高而停止上涨然后逐渐跌落，泡沫可望收缩。 2．通胀率稳定 去年夏天飓风袭击美国南部墨西哥湾地区之后，原油价格一度飚升到每桶70.85美元的新高。后来虽然有所回落，目前仍维持在60美元以上。经济学家估计，预计到今年底油价仍将保持在每桶55美元的平均水平之上。这一价格相当于90年代平均价每桶19.7美元的两倍半，较2000年以来的平均价也上涨了60％。但由于其他种种因素的作用，油价的上涨并未推升通胀率。特别是排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物价指数仍保持较低水平，预计2006年在2％左右，根据美联储的说法属于“温和、稳定”。经济学家们指出，这可能是由于廉价进口货的增加促使美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生产率提高以及工资上升缓慢等原因。 3．美元汇价将走低 2005年美国有庞大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但美元不贬反升，全年对主要货币按贸易加权指数升值8.4％，其中对日元升14.8％，对欧元升8.7％，看来主要是美联储持续升息，美国和欧盟、日本的利率差拉大。按目前的利差，欧元兑美元应为1：1.10，比现在高出10％，因此美元仍属低估。美国各界对美元仍有信心，认为美国的强项在于新技术和创新能力，尽管存在赤字 和债务等问题，仍能继续吸引国外资本流入美国。 但不久前发表的数字表明2005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高达8050亿美元，估计到2006年底可能会攀升至1000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赤字很难通过增加出口来解决。除了降低美国国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美元大幅贬值。随着欧洲央行提高利率和日本有可能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到下半年可能会终止升息，美元将会开始走跌。有关金融机构估计到年底美元兑欧元将从现在的0.83降到0.74，兑日元则从目前的117降到108日元。 4．对外经济依赖加强 近几年来美国对外资的依赖度不断提高。据IMF统计，2011年外国中央银行购买了约46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填补了近三分之二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世界资金过剩，2005年世界储蓄率达到20年来的新高，主要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公司未分配利润大幅增加、中国的出口增长快速和高储蓄率、石油出口国累积了大量美元，以及欧盟国家的储蓄率上升等。这使美国得以利用充裕的外部资金来弥补自己的财政和贸易缺口，从而更加鼓励政府和私人大肆挥霍消费。况且美国借入的资金，主要不是用于生产，而是弥补公司债务、房地产开发、医疗支出和军费开支，加剧了泡沫的隐忧。一旦外资流入减少，美国经济将会收缩。美国联邦政府债券一半以上由外国政府持有（见表三），据说中国持有约12％。如果人民币升值，就会减持美国债券，促使美国的长期利率升高和降低美元价值。因此未来美国利率和美元的走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甚至工资，不仅取决于国内经济状况，更取决于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包括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摩擦等。而这些都是美联储所无法控制的。 五、处理对华经贸摩擦的策略变化 据报道，2005年美国贸易赤字扩大到7258亿美元，据称其中对华贸易赤字为2016亿美元。只要美国继续作为资本净输入国、民众的消费习惯没有改变，则从中国的进口将有增无减，贸易逆差会越来越大。美国朝野一直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并以制裁相威胁。在这一问题上美国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做法有所不同。最近的迹象显示美国对华经贸斗争的策略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态度相当强硬。如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等人限时限刻要人民币升值，否则要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7.5％的附加关税。一些受到中国进口影响的制造业公司也向国会游说施加压力，在报刊上大肆宣传，制造中国进口夺去美国人饭碗的印象。2006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国会的反华情绪激烈。一般认为，国会此举是为讨好本选区的选民，表明他们在积极为选民争取利益，成为失业职工的代言人。他们明知强加惩罚性关税的做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但要表示他们为了选民利益已尽力而为。据有关人士揭露，最近由于国会的强力反对，阿联酋杜拜的一家公司撤回了对美国六个主要港口经营权的申请，表面的理由是“安全方面的顾虑，”实际上还是因为国会议员担心将这些港口交给外国经营会使他们选区的美国人失去工作。 因此，国会内兴起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完全受2006年的选举所驱使。布什政府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几乎都有共识，即认为逼迫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并无好处。上届布什政府的商务部副部长阿多纳斯(Grant Aldonas)指出，美元在过去20年一直贬值，但商品贸易赤字却不断上升。他说，美国经济具有高度开放性和灵活性，企业可自由在世界各地按照最大利益来配置自己的资源，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通过汇率的改变来影响这一进程。如果要求人民币提高汇率，就要把它提到极高才能对贸易平衡有所影响，那时对美国经济的破坏性将大于益处。最近美国国会研究处(CRS)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某些国会议员提出的人民币低估40％的说法缺乏依据。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贸易赤字是否会减少或美国制造业是否会受益是大有疑问的。短期内美国的生产商可能会增加一些高价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但长期来看会有其他国家的低价商品来替代中国的进口品，美国的贸易赤字仍不会减少。 美国行政部门已明确表示不支持国会通过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提案。白宫了解单单迫使人民币升值不会有结果，对美经济也不见得有利，因此正把对华经贸斗争的重点从汇率和贸易赤字问题转移到 要求中国切实遵守世贸规章(WTO Compliance)和资本市场开放等方面。具体说来，美国今后在以下几方面会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1.要求中国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加大执法力度。在国会，近来知识产权问题已经逐渐超过人民币汇率成为最尖锐的问题，有人将此形容为腐蚀美中关系中的一块“癌症。”国会和大多数舆论认为中国政府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中不够有力和“诚实”，致使美国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 2.要求中国加强法制，停止国内补贴，制订严格的执行标准。美提醒说中国在WTO的“实习"阶段已经结束，现在应当作为正常的成员国加以对待，全面履行WTO的所有义务而没有任何例外。 3.不限于WTO规定的几项开放市场。首先应取消资本项目的管制，让中国人的储蓄可自由流动，到国外去投资。美国认为，中国银行的存款减少后将增强风险意识，不能无限制地补贴国营企业，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将会提高以反映其真实成本。美国厂商可平等与之竞争，美国贸易赤字将可改善。 政府受到国会和民间的强大压力也不得不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前不久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威胁如果中国不使汇率浮动和减少美国赤字，将损害两国政治关系。国会研究处还建议美国应避免单独作战，联合欧洲、日本等盟国共同对中国施压，并且诉诸多边国际组织，如向WTO投诉由于人民币低估导致美国遭受不公平贸易，敦促WTO启动对华制裁措施，或要求IMF宣布中国操纵货币，违反IMF规则。总之在中期选举年美国在对华贸易制裁方面可能会有一系列动作出台。

经贸政策论文篇（5）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贸 中国对日 中国从日 增长率年份 总额 增长率 易总额的比重 本出口额 增长率 本进口额1972 10.4 16.5 4.1 6.31973 19.5 87.5 17.8 8.4 104.9 11.1 76.21974 31.3 60.5 21.5 11.4 35.7 19.8 78.41975 38.0 21.4 25.8 14.0 22.8 23.9 20.71976 30.4 -20.0 22.6 12.2 -12.9 18.2 -23.81977 34.7 14.1 23.4 13.6 11.5 21.1 15.91978 48.2 38.9 23.3 17.2 26.5 31.1 47.41979 67.1 39.2 22.9 27.6 60.5 39.4 26.71980 92.0 37.1 24.3 40.3 46.0 51.7 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威胁论”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 中国对 中国从 年份 增长率 贸易总额的 日本出 增长率 日本进 增长率 总额 的比重 口额 口额1981 99.8 8.5 22.7 46.0 14.1 53.8 4.11982 87.6 -12.2 21.1 48.6 5.7 39.0 -27.51983 90.8 3.7 20.8 44.6 -8.2 46.2 18.51984 127.3 40.2 23.8 53.5 20.0 73.7 59.51985 164.3 29.1 23.6 56.1 4.9 108.3 46.91986 138.6 -15.6 18.8 43.6 -22.3 95.0 -12.31987 131.6 -5.1 15.9 59.2 35.8 72.4 -23.81988 146.3 11.2 14.2 72.9 23.1 73.4 1.41989 146.6 0.2 13.1 81.5 11.8 65.2 -11.21990 166.0 13.2 14.4 90.1 10.6 75.9 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 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项目数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增长率(%)1979-1982 5 7.6 0.81 ——1983 52 0.95 1.86 129.61984 138 2.03 2.25 21.01985 127 4.71 3.15 40.01986 94 2.83 2.63 -16.51987 113 3.01 2.20 -16.31988 237 2.76 5.15 134.11989 294 4.39 3.56 -30.91990 341 4.57 5.03 41.7合计 1401 32.85 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

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六四”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 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占中国对外 中国对 中国从 年份 增长率 贸易总额的 日本出 增长率 日本进 增长率 总额 的比重 口额 口额1991 202.5 56.6 14.9 102.2 15.2 100.3 147.01992 253.7 25.3 15.3 116.8 14.3 136.8 34.61993 390.6 54.0 20.0 157.8 35.1 232.8 70.21994 478.9 22.6 20.2 215.7 36.7 263.2 13.11995 574.7 20.0 20.5 284.6 31.9 290.0 10.21996 600.6 4.5 20.7 308.7 8.5 291.8 0.61997 608.1 1.2 18.7 318.2 3.1 289.9 -0.71998 579.0 -4.8 17.9 296.9 -6.7 282.1 -2.71999 661.7 14.2 18.3 324.0 9.2 337.7 19.42000 831.7 25.7 17.5 416.5 28.5 415.1 22.9合计 5181.5 —— ———— 2541.4 —— 2639.7 ——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项目数 合同外资金额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增长率(%)1991 599 8.12 5.331992 1805 21.73 7.10 33.21993 3488 2 9.60 13.24 86.51994 3018 44.40 20.75 56.71995 2946 75.92 31.08 49.81996 1742 51.31 36.79 18.41997 1402 34.01 43.26 17.61998 1198 27.49 34.00 -21.41999 1167 25.91 29.73 -12.62000 1614 36.80 29.16 -1.9合计 18979 355.3 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

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经贸政策论文篇（6）

从广义讲,加工贸易是外国的企业以投资的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利用东道国已有的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运出东道国境外销售的一种贸易形式;从狭义上讲,它是指部分国家对来料或进料加工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从本质上讲,加工贸易是指一国进口料件,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生产与贸易活动。我国《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制成品又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生产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剧,加工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加工贸易形势对于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足的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正是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意义所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则是实现这种资源转换的重要途径。因此,目前加工贸易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方式,我国的加工贸易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且多数只需劳工成本低廉的半熟练劳动力,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加工贸易企业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交通条件和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带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就珠三角来说,利用加工贸易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垂直分工,实现了本地区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了经济的快速起飞和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据海关统计,1980年我国加工贸易总额为1666亿美元,仅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4%,而到2006年,加工贸易总额达到8319亿美元,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86%(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随着近年来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快速上升,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以来,加工贸易快速地促进了我国GDP总量的增加,极大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为我国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总体科技水平。通过进口加工贸易,我国有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从国外引进一些新技术和先进设备,填补我国工业技术方面的某些空白,提高我国主要工业方面的科技水平;通过出口加工贸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改造。

2.创汇作用。贸易顺差是外汇的最主要来源。统计数据显示,1991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额为729亿美元,而到200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上升到为8319亿美元,实现进出口顺差高达1750亿美元。而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外贸进出口近50%,很显然,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外贸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加工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提高了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快了生产资源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转移,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此外,对外国资本、技术、管理方法的引进加快了我国潜在比较优势向现实市场竞争优势的转变,从而进一步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品出口能力,加快资源在产业间的转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出口商品的产业发展速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推动了保险、运输、仓储等第三产业部门中与其相关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改善了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4.加工贸易增加就业。加工贸易为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也为我国培养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适应国际化竞争的技术、管理人才,缓解了国内就业压力。目前还没有对于加工贸易从业人数的专门统计,但是加工贸易企业大部分属于第二产业,因此我们近似地认为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对加工贸易从业人数有一定的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贸易还不发达,加工贸易对于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也不是很大,20世纪90年代后,加工贸易进出口迅速发展,尤其是2002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总额以每年25%以上的速度增长。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从1985年的10384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19225万人,同样在2002年以来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从2002年到至今,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与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增加与就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关系。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加工贸易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局限性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例如,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产品附加值很低、利润薄,企业技术水平低,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甚至有一些国外企业把一些有毒有害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等等。另外,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增加了巨额贸易顺差,频繁引发与他国的贸易摩擦。2006年年底,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环保总局了《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2006年第82号公告),将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以及部分加工层次低、污染高、资源能源消耗大的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2007年初,又有804种商品被列入其中。禁止目录的出台将促使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从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快转型升级。

目前加工贸易政策的出台,促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在短期内对就业和经济总量造成一定的影响。许多现有加工贸易行业将会受限,尤其是低层次、高能耗的加工贸易,已有部分厂商退出我国市场,由此造成一定的就业缺口和GDP的增加量的下降。如青岛,在《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颁布后,就有300多家韩国企业撤走,不仅造成了一部分人口的失业,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岛的经济发展。就长远来说,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着正面影响的。一方面,它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效益,改善我国贸易环境和自然环境。所以可以预测,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长期来看是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将创造新的岗位,改善人口知识结构,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占了我国加工贸易的975%,而中西部21个省区市只占加工贸易的25%。当前,加工贸易新政策的实施,起到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效应,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就业增加。中西部地区具有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在相关政策综合作用下,中西部地区建设承接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转移的集中区域,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将在长期内有利于就业增加。因此政策调整对就业总量影响不大。

三、当前加工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建议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注重以下几点:

1.鼓励和培育本国企业自主创新。我国加工贸易的投资主体是外商,政府要稳定未来加工贸易发展,就要大力培育国内企业,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并鼓励国内企业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实现本国为主导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2.延伸产业链条。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的一大障碍在于其与国内产业关联度较低,因此,促进配套产业发展,提高中间投入品的国内采购率,延长加工贸易的国内价值链对其转型升级起着重要的作用。

3.积极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政府不仅要重视一般加工贸易的发展,还要积极开拓境外加工贸易。这样不仅可以为我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有利于将成熟生产线转移到国外,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韩可卫.对我国加工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工业技术经济,2006(1).

[2]张华初,李永杰.论我国加工贸易的就业效应[J].财贸经济,2004(6).

经贸政策论文篇（7）

本文立论主要基于以下事实:1、传统贸易理论已经不太适合用来指导二十一世纪中国提高本国福利与促进国内就业;2、中国已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制定怎样的贸易政策才能既适应世贸组织的规则和框架，又符合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3、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的，这为中国在这种倡导自由贸易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展开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手段寻找到了一定的空间。4、一些发达国家己经成功运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目前实施这一政策可能会存在劣势和障碍，但是已经有规律可循了。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洋为中用，他为我用。这些事实都指出在中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现有的贸易政策一般与传统的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相符合，保护政策多以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为依据。但在西方理论界，近几十年来，随着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作为该理论在这个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给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今后，如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能够借鉴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并将其与传统理论结合起来，干预性贸易政策的制定就有了更为合理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践意义。而本文正是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依据，探讨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这样一个多边贸易体制下如何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问题，发掘政策手段的运用空间。旨在通过介绍和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内容、实施条件和政策效应，为其在中国的应用提出一点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詹姆斯·布兰德(Jam。5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Spen。er)最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做出了探索性研究。布兰德和斯潘塞(BranderandSpeneer，1981)认为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条件下，进口国可以利用关税抽取垄断租金，从而提高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而后布兰德和斯潘塞(BranderandSp。n。er，1983)论述T补贴对国民福利的巨大作用，提出一种解释在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政府对本国厂商用R&D补贴或出口补贴等“产业战略”政策进行政策干预的论点;布兰德和斯潘塞(BranderandSpenCer，1985)认为，出口补贴能够改善本国厂商在同外国厂商的非合作竞争中的相对地位，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从而扩大本国的福利水平;克鲁格曼(Krugman，1984)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在市场有寡头垄断，并且两国市场相互分割、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下，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关税或配额)全部或部分地关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厂商在特定市场上的特权地位。这样一方面扩大了本国厂商的生存空间，受保护厂商的销售会增加，边际成本会下降;另一方面，降低了外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外国企业的销量减少，边际成本上升。本国的这种保护措施会增强本国厂商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达到了促进出口的目的。

以上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后来又有许多学者对他们作了多方面的扩展，并进行了实证分析。伊顿和格罗斯曼(EatonandGrossman，1986)在考察了不同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假设下的最佳贸易和产业政策后发现，如果国内外的寡占企业间采用“古诺模型”方式竞争，那么出口补贴就可以用来向本国企业转移利润。并且他们认为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时，出口补贴是合理的。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DixitandGroSSman，1986)考察了经济存在多个寡占行业时的情况。结果表明:一国通过出口补贴来支持某一行业寡头企业的扩张和与此相联系的利润转移必然伴随着其他寡占行业企业的收缩和利润损失。如果政府可以判断出哪个行业的企业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或租金，它就会对该行业的企业给予特别的支持。但事实上，选择此类行业所需的信息很难获取。迪克西特(Dixit，1988)应用“校正”模型的方法评估了战略性进口政策在美国汽车行业实施的效果。他考虑了关税是惟一政策工具和对进口施加关税的同时对本国企业给予生产补贴两种情况。他发现运用这些政策工具可以使本国的国民福利提高，但这种福利收益是很小的;比较起来，关税与补贴并用时的福利要高于单独使用关税或补贴时的福利。但即使是在前者的情况下福利的提高也并不大。拜德温和克鲁格曼(BaldwinandKrugman，一988)分析了空中客车一波音的竞争，欧洲的补贴虽然使美国的福利受损，但欧洲也没有获利。同年，拜德温和克鲁格曼又以半导体行业的一种产品16K动态随机存储器为例，对“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保护的确起到了促进出口的作用。

国内方面，夏申、张谦、吴一心(1995，1998)等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思想作过介绍;张磊(1997)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推行的外部条件的考察和张永林(1999)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目标、效果及实施条件的分析;许统生(1999)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模型进行了研究;唐永红(l999)把战略性贸易政策同中国的政策实施实践联系起来;胡昭玲份002)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等。总体看来，我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刚刚起步，在理论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于实证方面的研究则更为欠缺。

经贸政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引发多端争议，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假设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之上的，所以也有人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众多缺陷和不足还不具备合理性，也无法取代传统竞争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政策介入经济贸易的合理性的理论化概述，也被众多专家认为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政策不同于传统认识下自由竞争市场为最佳的理论，是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合理性的论证，在不同的国家这一理论的实践效果大相径庭，所以世界各国对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和应用都持有不同的态度。而在中国，面对这一理论也是对本国经济政策选择的重新定义，合理应用和适当把握是对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的理论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指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对国际贸易中某一产业的战略性扶持，增强其竞争力，使其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尽可能多的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增强政府财政收入造福于人民。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认为自由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而这一理论在许多处于非完全竞争环境下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假设，因为以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他们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的自由竞争市场。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分析也是其实施的理论基础，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心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在这一领域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默许了政府对国外寡头厂商的战略性垄断，对本国寡头厂商的贸易扶持，通过实施进口壁垒等措施来促进本国的产品出口，对本国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

2.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的分析首先要清楚的认识到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是在对国外同类竞争产品设置“贸易壁垒”，这就有可能会使本国经济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同样的经济壁垒的打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环境从国内来看，要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且满足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求，针对具有较高的行业集度的产业实践政策，在妥善处理市场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国内经济环境中，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预想效果才能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效益；从国外环境来看，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中，本国企业能够突破重围，本身在其中就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需要适当的控制政策实施强度和政策选择机遇。

3.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理论化角度分析，对本国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比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验证了国家政策干预的合理性，这就使得国家在本国企业经济发展需要时可以使用中庸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培养产业中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优势，促进国内优势企业、战略行业的发展，同时还能扩大本国某一产品市场份额，从而增加改过厂商理论和本国福利。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

1.市场的非完全竞争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中都是基于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的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无法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市场往往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与之对应的许多产品规模经济效应是随规模的增加而增长的，一个行业因为社会的报酬递增而获得外部经济效益，这种外部经济效益即使是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许多行业的规模扩大，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与经济效益同比例增长的，这样一来企业的内部经济效益就得到提升，而这种企业内部经济效益的增加是完全可能和存在的，这就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市场是完全竞争与规模效益的理论相悖。

2.技术创新改变企业生产函数

R&D活动也就是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以带来企业的技术创造与革新，从而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最终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在企业生产中，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对新产品的开发，会不断减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对动态规模经济的阐述可以选取学习曲线这一方式。某一包含众多先进技术的产品，在其本身出产贸易过程中自然的就传播了它所自带的先进技术，这样就是“技术外溢”的现实例子。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贸易和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的发生，同时也给各国技术改良与模仿的范例，这使得新技术的源发国家很难长期维持优势地位。战略性贸易政策也给各国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动力，新技术的开发每个想要取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的国家和行业的共同使命，也促使技术开发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

3.政府干预经济的重新定义

政府干预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总是伴随着诸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设置国际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负面的影响的名词，也就是传统的市场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先入为主”，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有着不够全面、准确的认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定义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利用经济、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合理调控，以维持本国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的正常秩序，特别是遇到一些国际性的大危机时，政府的宏观干预经济能及时有效的减少损失；同时也能扶持国内战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扩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最终造福于本国人民。政府干预经济积极效应的实现还需要政府具有强有力号召力和决策力。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

1.全球应用环境分析

当今国际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也促使国际经济转向为多边贸易，各国间的联系一日密切，经济交流和往来也进一步增多，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国外市场。但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依然是不完全竞争，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国际市场垄断竞争存在并将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各国在传统贸易理论的自由竞争假设理论指导下不断培育能够长期有效维持本国经济利益的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对自由贸易政策最有性的质疑和对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否定，也就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完善国际市场竞争结构是十分必要的。

2.战略性贸易国外应用实例分析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十分平衡的，并且在国际市场上的受益分配也是不均衡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益并没有达成共识。以美国为例，政府为促进本国农业发展，一方面通过R&D（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对农业发展技术研究，同时对研发的技术通过农业机构广泛推广。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科研投入和开发补贴，这些措施都为这一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国际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同时美国政府充充分尊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性，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发展。

3.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机遇

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或企业往往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是影响国家经济稳定重要因素。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所以中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已具备相当的条件：中国人民的人均GDP在不断的增长，具有十分广阔的国内市场；通过技术研发、借助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外溢等优势，在生产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并且像化纤制造业、大型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虽然对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国际经济市场的格局十分复杂，具体大规模应用起来所产生的效果都具有不平衡和变动性。但是要清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对传统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突破，而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贸易政策的纠结点就在于政府干预还是自由竞争更能促进经济良好快速发展。目前国际上一些成功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案例也是佐证其经济合理性。

参考文献：

经贸政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070-02

1 引言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传统贸易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实际上，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他们提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保持开放的国家从廉价的进口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仍将大于其在拒绝出口的市场上的损失。尽管经济学界存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倾向，但贸易保护从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尽管许多国家想要利用外国市场，但是他们又通常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经济。即使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充分，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主流贸易理论是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使它在解释现实的贸易政策时面对着一个锁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如果选择贸易干预政策，就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主题。“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为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石，成为近二十多年来贸易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它将政治学的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或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及冲突的视角去探寻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因而比纯贸易理论更好地诠释了现实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

2 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中点选民模型。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行动是否有效。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取得成效。而人多的群体，搭便车的人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

贸易中受损的集团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会很大，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收入。人们一定以为在贸易中收益地集团会同样尽力去说服政府放宽贸易限制。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想限制贸易的人比想放宽贸易的人更具影响力。一般说来，任何产业中贸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组织程度都不如那些贸易受损者。

从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对其决策形成影响，而且政府迎合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泛、而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时，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收益的贸易政策。

（3）次优理论。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 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提出的。他们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条件――所谓均衡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具体到贸易领域，只有在所有市场因素都能得到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优政策。而现实情况是各国或多或少地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这样自由贸易的优势就无法得到最大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引进或增强激励机制，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后果。政府插手可能会扭曲经济信号，但如果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平衡市场失灵的市场结构，此时干预贸易的政策就是次优选择，它比自由贸易更实际也更恰当。

（4）战略贸易理论。它由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创立，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争取“租”（某种要素投入某个部门的所得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变得日益重要。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消除“租”的问题。但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不完全竞争的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动帮助自己的寡头企业。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和将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企业，以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

（5）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集团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利而无私地制定出来地。这个学派认为，经济政策是权势集团为了私利进行竞争和执行分配策略的结果。他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内生性贸易理论）就说明了这种做法，它指出关税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特定集团的寻租行为。

一国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但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至于最后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国际贸易政策，这要看这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是否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砝码，因此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6）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认为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建立和管理自由经济。金德尔伯格说，领导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既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则认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最详尽、最系统实证性评论的人是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1989），他说霸权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在比较19世纪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记载中，多边主义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

根据霸权稳定论，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增加其全体国民之所得，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增进其在全球的政治影响。但是一旦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削弱从而失去盟主地位，它就可能转向保护主义，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时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或自由贸易体系就将受到挑战，保护主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的选择。

3 国内文献考察

我国很多学者针对具体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仝娜（2006）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制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并利用布罗克（Brock）、麦基（Magee）和杨（Young）的竞选贡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数学化推导，得出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方（按照行业来组织的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彤、樊茂勇（2000）对GATT/WTO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国内强权利益集团的利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国际经济格局的构筑取决于强权国家政府共同博弈的结果，而强权国家的权力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生产和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各国相对经济实力的改变必将引起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

赵君峰（2006）对反倾销进行的分析认为，由于消费者和反倾销的生产者在团结程度以及对政府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多是有利于那些反倾销的生产者，而消费者的福利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耿伟（2003）认为如果现实中存在收入再分配成本、信息和投票成本、“免费搭车”问题、不完全信息制和代议制等，那么贸易保护主义会在政策决策中以少胜多。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削弱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效率优势，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游说活动发生，使贸易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

王元颖（2004）指出，关税只是一种表象，是收入或财富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之争和利益博弈，由此关税政策成为政治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产物。朱启荣（2003）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各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在动机，指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博弈的结果。

朱传杰（1999）认为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选择倾向，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取向，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内生变量，而且只要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够充分或存在垄断，贸易保护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像一个幽灵一样飘荡在自由贸易的上空。

盛斌（2001）认为作为收入分配的次优手段，贸易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兼而有之。

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任何一国试图实施单边自由化的努力都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均会选取保护贸易政策。

4 结语

对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较好地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缺陷，但仍存在几点不足。

贸易政策的中点选民决定论理论上似乎没问题，但在解释很多民主政府选择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方面，却遇到尴尬，不如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利益受损集团会尽力游说政府实施贸易保护，而这极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使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使贸易政策有可能成为体现个人意志和谋求个人利益的糟糕政策，从而消耗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社会净损失。

次优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鼓励政府干预经济，却有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政策的成功，需要许多限制条件，如完全准确的信息、恰当的政策工具、战略产业的选择、恰当的干预时机、恰当的干预力度等等，一旦这些限制条件无法满足，就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扶持了没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导致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霸权稳定理论倡导建立一个由霸权国家领导的国际体系，其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论断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也不能解释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霸权一定程度上能带来贸易的自由化，但也可能导致单极世界的产生，出现霸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弱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话语权的现象。

新政治经济学似乎过于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待价而沽”，或者说政府蜕变成了特殊利益的俘虏。这种分析忽视了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其实政府在多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可以处于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它可以选择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或是将不同议题捆绑起来，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更有利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美］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经贸政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1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背景

战略性贸易政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著名的学者有詹姆斯・布朗德、巴巴拉・斯潘塞以及保罗・克鲁格曼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伴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出现了新情况后，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相对于传统贸易理论，其新之处在于它的理论假设前提扩展到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本身更接近于现实的经济生活。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增长开始逐渐超越产业间贸易的增长，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假设越来越与现实经济不符，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产品差别化，规模经济和进入障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就是伴随着这样的环境而产生的。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适用性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它对于促进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国民经济福利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不是各个国家想要实施就可以实施的，一个国家只有满足相应的条件后才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

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满足两类条件，一个是必要条件，另一个是充分条件。从必要条件来说，一个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首先实施这个政策的行业必须是具有较高的集中度，消费者对该行业的产品需求大；其次，该行业所处的市场应该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该市场的厂商存在寡头垄断和规模经济，这样国内外寡头企业在本国和国际市场展开激烈的争夺，政府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就出现了。从充分条件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经济方面的充分条件和政治方面的充分条件。就经济方面的充分条件而言，主要有：寡占企业的数目不能过多，并且以古诺方式进行竞争；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行业必须有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该行业有限的使用瓶颈资源；同时要求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必须有较强大的政府收入予以支撑。就政治方面的充分条件而言，主要有：政府必须掌握大量而广泛的经济信息，能够独立决策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同时在实施政策的同时并未引起相关国家的报复。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功，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日本。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它将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集为一体，组成了日本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同时，日本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也非常注意与其他宏观调控想协调、相一致，使其发挥整体性的作用。纵观日本战后到至今，日本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目标，以及贸易增长，贸易结构优化目标为前提，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法律和非法律手段，在金融、外汇、税收、技术引进、外资引进等方面，对不同的产业和行业有针对性的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其次，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日本的经济战略思想是相一致的，即恢复经济发展，然后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其基本国策是贸易立国、技术立国，积极促进产业机构的高度集中化、专业化和知识化。日本将战略产业和行业的发展作为日本崛起的基础，它没有采取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政策，即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日本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采取了熊彼特式的创新国贸理论，即技术是变动发展的，技术进步或产品和工艺创新对市场竞争已经对经济的作用要比自由市场信号对产业的作用要打得多。所以日本在第一阶段选择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含量高、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工业，在第二阶段选择了电子，计算机，生物，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然而这些产业的巨大成本优势和其在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必将给这些产业带来非常大的利益。

日本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实施了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有目标、有重点的选择了一个又一个的“战略”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在70年代中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方面明显得到了优化，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对外贸易结构得到了升级，贸易收支实现由长期逆差向收支盈余的转变。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日本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上实施的经验，我们在选择战略性贸易政策时：

首先，要选择合理的保护措施，现在我们已经是WTO的正式成员了，我们应该在WTO规则允许下选择保护措施，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在保护具体对象上，我们应有目标、有重点的去选择，主要目的是要培育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同时，政府应运用经济手段将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集中在战略性产业中，扩大国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其次，确定战略性产业，该产业之所有冠以“战略”二字，就是该产业将有利于未来国民经济的增长，其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外部效应，尤其应该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产业，继续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鼓励发明创造，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注重制度创新跟上产业创新的步伐。

最后，考虑到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劳动力优势仍然是我国获得产业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对“重合性”产业的支持，也就是我们应该积极迎接发达国家的产业植入，在这一过程中，学习他们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本国劳动力的素质，为产业结构升级打下人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