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合作论文篇（1）

黑龙江省因与俄罗斯地理位置毗邻、交通便捷、人文交流密切以及历史渊源深厚，在中俄经贸合作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黑龙江省是开展中俄经贸合作的最早地区

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历史悠久。早在17世纪中叶，黑龙江省就与当时的沙俄有了最初的贸易。苏联解体以后，黑龙江省也是最早进行对俄边境贸易、开放口岸的省份。早在1982年1月3日，国务院以国函字第1号文件批准，同意恢复黑河口岸对外开放。口岸的发展为中俄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黑龙江省成为中国对俄经贸合作的先行者。

2.黑龙江省在对俄经贸合作诸多领域居全国先列

(1)对俄贸易第一大省在全国对俄贸易中，黑龙江省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91年以来的中俄贸易中，除少数年份外，黑龙江省所占比重均居于全国首位。近年在全国对俄贸易中更是占1/4以上比重。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中国对外贸易、中俄贸易以及黑龙江省对外贸易的增速，是中俄贸易的加速器。(2)对俄投资合作第一大省黑龙江省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经济互补性和政策的先享性，对俄直接投资的规模同样成功领跑全国。截至2013年底，黑龙江省累计核准在俄投资企业1036家，在俄投资规模较大的项目达400个，投资总额为450.2亿美元，实际投资额22.1亿美元，占我国对俄投资总额的22.4%［1］。对俄投资企业数量占我国对俄直接投资境内投资者数量的40%以上。2009年两国领导人批准的《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中，黑龙江省占项目总投资的70%以上，2012年总理访俄签署27项合作项目，黑龙江省占5项。(3)对俄林业合作第一大省黑龙江省毗邻森林资源丰富的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发展对俄林业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在中国对俄木材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占中国对俄进口原木总量的1/3以上。仅2009—2012年，黑龙江省就进口原木2004.81万立方米，价值273533.5万美元;进口锯木407.57万立方米，价值93465.8万美元［2］。在中国对俄林业合作中，黑龙江省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并培育出一批优秀企业。在多个口岸建立了木材加工园区，并已形成规模。(4)对俄电力合作第一大省中俄电力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从边境小规模电力贸易向大规模购送电的合作历程。1992年中俄两国共同建设的第一条跨国输电线路110千伏布黑线(布拉戈维申斯克变—黑河变)正式合闸送电，开启了中俄两国电力能源合作的先河。中俄电力合作主要是通过黑龙江省的边境城市黑河实现的。截至2012年10月底，中国已累计进口俄电73.45亿千瓦时，境内节约煤耗249.7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7.78万吨。随着中俄能源合作的深入，中方对俄购电规模开始逐年扩大，在黑河市建立了多个俄电加工区，保证了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能源供应。2013年一季度，黑龙江省通过3条跨境线路累计进口结算电量8.22亿千瓦时，比2012年同期增长155.28%，累计完成进口额4193万美元。(5)对俄农业合作第一大省黑龙江省土地肥沃广饶，农业资源丰富，对俄农产品贸易具有明显优势。水路、陆路和航空交通便利，在发展对俄农产品贸易上有着无可比拟的地缘、公关、市场网络优势。对俄农产品贸易占黑龙江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比重在50%左右。除农产品贸易外，近年来，黑龙江省通过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凭借地缘优势、人缘优势及政策优势成为全国对俄农业开发合作规模最大的省份。全省已有40%的县(市)组织企业和农民“走出去”，分别与俄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犹太自治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远东9个州区政府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业合作关系。发展境外粮食蔬菜种植、畜牧养殖和农产品加工重点项目293个，过境大型农业机械1万余台(件)，每年对俄劳务输出2万余人次，人均创收3万元以上。2012年10月25日由66家企业组成的黑龙江省对俄农业产业联盟在哈尔滨成立，该联盟目标为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农业合作开发队伍，形成合力，更加科学、合理、高效地开发俄罗斯农业市场，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中俄合作名副其实的桥头堡和枢纽站，进一步提升中俄农业合作发展水平。(6)对俄科技合作第一大省中国对俄科技合作中，黑龙江省拥有最多的对俄科技合作中心。如2001年经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的黑龙江中俄科技合作及产业化中心，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工艺技术研究院为科技研发主体，以黑龙江省哈工大中俄科学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作为对外科技合作实体。该机构针对国内外市场的技术需求，通过从俄罗斯引进技术、孵化、吸收和创新，已开发推出了微弧氧化工艺及电源设备等多项工程化新工艺和新技术，实现了立足龙江，服务全国，推向世界的宗旨。2012年黑龙江省科学院与伊尔库茨克科学中心主席贝利奇夫院士在哈尔滨签署了《黑龙江省科学院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科学中心科技合作协议》，同时还签署了33个具体的意向性科技合作项目协议。未来，双方将在这个新搭建的对俄科技合作平台上开展农业、工业、生物、物理等多领域的科技合作。(7)对俄旅游合作第一大省黑龙江省是中国最重要、最知名、最早启动中俄边境旅游省份。二十多年来，黑龙江省发挥地缘、资源和历史优势，勇为人先，屡创佳绩，接待俄罗斯入境游客人数已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已经成为“中俄旅游交流大通道、中俄文化互动大舞台、中俄边贸合作主战场”。2012年，“俄罗斯旅游年”在中国举办，黑龙江省接待俄罗斯游客153万人次，比2011年增加4.4%。针对俄罗斯游客特点和需求，黑龙江省推出了休闲购物、矿泉疗养、湖泊度假、温泉度假、森林度假、城市观光、滑雪度假、冰雪艺术观赏等特色旅游项目，拥有对俄边境游组团社80家，不仅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互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也成为俄罗斯游客到中国其他省份旅游和中国游客前往俄罗斯旅游的重要通道。(8)对俄服务贸易的潜力大省近年来，随着中俄经贸合作交流的日渐增强，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黑龙江省凭借与俄政府良好的关系、广泛的人脉、双方合作机制、搭建平台、服务意识等诸多软实力，形成了独特的服务贸易优势。如在金融合作方面，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基础，以构建对俄结算和投融资中心、金融信息中心、离岸金融中心、期货交易中心、金融研究与人才培养交流中心为重点，将省会哈尔滨市打造成全国对俄金融服务中心城市。黑龙江省积极建立中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云服务新标准，并为中俄跨境服务提供最新、最合适的平台，努力让中俄跨境电子商务迅速成长为推动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发展的新途径。希望以中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发展为起点，在全国打造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交易走廊，共同推进我国对俄跨境贸易快速发展。

3.黑龙江省是中俄贸易的大通道

在黑龙江省与俄罗斯3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有铁路、公路和水路等25个口岸，已形成江海联运、陆海联运交通物流网络，跨境口岸基础设施和运输通道建设不断完善，一批中俄合作的跨境大桥、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中。随着口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运能的不断提高，黑龙江省口岸支撑体系逐步形成，客货运量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黑龙江省成为中俄两国开展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窗口、平台和通道。2011年全省口岸货运量达到2200万吨，出入境人员370万人次。目前，黑龙江省正积极打造以哈尔滨机场为主的临空经济中心，力图进一步扩展对俄航空客货混载业务，着力打造面向俄罗斯、辐射东北亚的国际货运通道。

二、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

1.奠定了中俄合作的良好基础

中国对俄贸易开始于黑龙江省，也繁荣于黑龙江省。20世纪90年代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蓬勃发展，从易货贸易到加工贸易再到一般贸易，黑龙江省在贸易实践中不断优化贸易结构、探索贸易路径、创新贸易方式，为全国对俄贸易的全面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拓宽了中俄合作领域

黑龙江省不断丰富对俄合作内涵，以货物贸易为基础，在农业、林业、物流、旅游、金融等方面开展合作。木材加工、农业合作已成合作重要领域。目前黑龙江省在俄承包的耕地已达600多万亩，中俄联手经营的“新友谊农场”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发挥了中俄合作的示范效应

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全国对俄贸易发展。一个个口岸化身成为中俄贸易的强大“磁场”，吸引着一批批的商贾投资兴业。黑龙江省开展对俄经贸合作的地缘、人力资源等独特优势，成为了承接“南资北移”的一个“北开”的“品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张“品牌”的吸引下，浙江、江苏、广东等省纷纷寻求与黑龙江省的合作，积极开展对俄贸易。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对俄贸易的发展。

4.开创了对俄合作的新模式

经贸合作论文篇（2）

摘 要：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与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东亚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并不顺利。在深入探讨进程发展的困境所在，进一步认识和明确经贸合作必要性的基础上，努力找寻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的良好路径。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困境；路径 1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困境解析 1.1 来自东盟的不和谐因素 1.1.1 “中国威胁论”、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 历史上，中国是东亚朝贡的中心，随着中国的崛起，东南亚各国对中国和平崛起存在着敏感的疑虑和担心，担心中国的“大国”情绪和“中原王朝”观念被重新召回，让美国学者提出的“中国威胁论”成为现实，损害它们的利益。 中国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具有部分相同的文化渊源，但并非同质文化，同时，中国自身也在近现生了巨大变化，其当代价值观取向与道德体系同传统相比尚存在诸多差异，因此，中国寄希望于东南亚地区同源文化的认同促进作用缺乏现实可行性。 1.1.2 贸易投资环境问题 东盟较多国家的贸易投资环境较差，阻碍了中国对东盟的贸易与投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存在较多的非关税壁垒。东盟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多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进入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二是基础设施不完善。东盟部分中下游国家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道路、桥梁、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很差，对投资和贸易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三是东盟个别国家有严重的腐败问题，社会风气不正，一些政府部门经常“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下，对外国公司进行诸多刁难和勒索。 1.2 来自日本的不和谐因素 日本对中国提出的“10+3”中日韩—东盟的东亚合作框架表示反对，抛出了“10+3+3”中日韩—澳新印—东盟的合作框架，这一提议表明日本有意以支持和欢迎澳新作为核心成员吸收入东亚一体化的框架，试图借助澳新与日本的所谓“发达国家同质性”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甚至让人不得不怀疑日本还想将美国拉入该合作框架之中。 2007年12月27—30日福田康夫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中日关系似乎进入最好时期，这些问题也似乎有了解决的苗头，但是分析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从长远角度来看：第一，中日关系的改善不会改变一直作为日本外交核心的日美同盟。东亚很多国家如此，日本也不例外，某些时候日本仍然充当着美国在亚洲的代言人，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制于中美关系的推进。第二，尽管目前日本欲“脱欧返亚”，但小泉执政期间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强烈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福田欲改变此现状，需在较长时间内付出很多的努力。第三，中日关系将受到没有经历考验的福田政府的执政时间长短的限制。中国东海天然气开发权问题将上升到副部级进行磋商解决，该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将成为两国克服长期分歧的试金石。 2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2.1 东盟需要中国 2.1.1 从东盟的对外贸易看 东盟的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产业结构相似，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故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为其主要的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东盟存在与中国相同的“通病”——过分依赖美日欧市场，那么与中国结盟可以开拓东盟各国商品的出口市场。按照引力公式（Gravity Equation），两国之间的贸易是与两国的经济总量成正比，而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东盟与中国相距较近，故理论上两者间的贸易应能够保持较大的流动。与此同时，与中国地缘上的临近性、文化上的同宗性将大大减少贸易和交流的风险。 2.1.2 从地理位置看 东盟各国位于亚洲东南部、环绕南中国海的东南亚地区，中国史书上称其为“南洋”。对东盟而言，中国是其毗邻的最大的国家，也是陆地共同边界线最长和海域相交面最大的国家。 2.1.3 从东盟的先天性不足看 东盟的先天性不足或者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东盟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结构雷同程度大、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内部市场狭小等等几个方面，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各国的利益关注点和参加合作的能力不同，内部向心力有限。这种先天性不足的东盟迫切希望有新的力量注入进来。 2.2 中国需要东盟 2.2.1有利于继续扩大贸易往来 十 几年来，中国与东盟经历了“磋商伙伴—全面对话伙伴—战略伙伴”三个阶段，两者间的贸易不断扩大，东盟已连续15年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2.2.2 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参加区域性经济组织，首先使中国与有贸易安排的国家在国际贸易利益均沾，享受区域贸易安排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其次还可以改善中国商品出口过度依赖美、日、欧市场的特点，减少与它们的贸易摩擦，在区内促进资本、服务和劳动力的流动，推动中国经济的更快发展。 2.2.3 有利于中国的国防安全与和平崛起 从政治上，东南亚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它地处太平洋西南隅，扼欧、非、澳洲与亚洲的黄金水道，全球第三大海峡—马六甲海峡就是太平洋上的重要的海上交通要塞，是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生命线，对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从扩大中国的国际地位看，东南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区域。由中国向东有日本，向西有印度，中国与日、印两国均存在历史的积怨、领土纠纷等问题，与印度的贸易虽在发展但很多问题均处于保留而未得到解决，难免何时一触即发。目前从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经贸关系和经济结构方面看，南面与中国接壤或紧邻的东盟十国是中国首选的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可以真正施加影响、发挥作用的地区。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将促进中国西南边境地区与东盟国家政治关系、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国防安全和更快更好地实施和平崛起的伟大构想。 3 中国东盟经贸进一步合作的路径选择 3.1 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对话与合作  首先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协商一致”和“睦邻、亲邻、富邻”的区域合作原则指导下，保持和加强双方高层之间的互访和包括财政部、外交部等各级部门的频繁接触，继续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领导人会晤、东盟地区论坛等业已存在的对话磋商机制，增强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其次要动员民间与学界的力量，广泛开展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宣传和研究，创造舆论氛围，在东亚区域精心培育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理念和东亚一家、唇齿相依的家园意识，夯实支撑区域经济合作的文化动力和知识结构。 3.2 发挥互补性，加强与东盟各国投资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3.2.1 能源合作 在资源方面，东盟的优势明显，特别是印尼和菲律宾。这些资源产品可以大量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同时中国在资源开发和加工方面具有优势，亦可参与东盟这些国家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勘探和冶炼。 3.2.2 经济合作 东盟各国发展极不平衡，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国均可以与之进行合作。在农业领域，东盟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阳光和土壤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质量上乘，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但是其加工能力有限、对优质农产品的利用效率低，中国可以鼓励企业到东盟投资建厂，将产品直接在东道国销售或返销到美日欧市场，减少中国大规模的外贸顺差。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可以选择经济水平略逊于中国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菲律宾等国，在这些国家较弱的钢铁、汽车、电子产品、医药等行业开展合作，转移部门的资金和技术，丰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和能力，同时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在服务业领域，中国在建筑服务、海运服务、旅游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方面竞争力较强，可以与在这些领域较弱的东盟国家进行合作，而在航空运输服务、金融服务、酒店和会展服务等方面可以与优势明显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合作，亦可以在双方均具有竞争优势又具强互补性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旅游服务方面与独具特色的泰国开展合作。 3.2.3 金融合作 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这是个长期的发展任务和要求，但金融合作的推动将有利于东亚金融一体化的早日实现，是未来建立亚元的前提和基础。这一合作要建立一个长期的目标和任务，不能因为亚洲债券基金的失败而气馁，要坚信未来各国货币是能够实现与亚洲货币单位挂钩或者盯着亚洲货币单位的目标。具体合作宜逐步推进，初期可以逐步扩大美元货币互换的规模，中期可以继续扩大东亚债券市场建设，扩大债券市场的合作，长期可以在亚洲开发银行类似亚元的虚拟亚洲货币。 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上，中国应切忌步子迈得过大、出口商品增长过快，引起东盟各国的反感。与此同时，还可以协调推进与东盟各国在其它领域合作，并大力开展文化外交，有力促进东 盟各国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领悟和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解，打消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 3.3 在坚持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外交，与大国协调好关系 可以预测，不论是中国还是东盟，短期内在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仍然摆脱不了对大国的需求和依赖。与此同时，作为中小国家或者集团，依照自身的实力无法与欧盟、北美等经济集团以及各大国平等对话。目前看来，应借日本欲“脱欧返亚”之机，保持或发展与日本的良好关系，在东亚次区域实现各个领域的合作，加强与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紧密联系。同时，继续坚持全方位开放和主导型的合作道路和“大国平衡”战略。这就要求中国或者东盟充分审视其与各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和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尽量避免与其发生正面冲撞和对抗，与之保持平等友好关系的同时又与其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导致大国力量的介入和干扰，威胁东南亚进一步合作的良好环境。

经贸合作论文篇（3）

2012年7月26日，第七届两岸产业共同市场论坛在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该次论坛由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广西桂台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协会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

第七届两岸产业共同市场论坛有以下特点：

一是主题明确，紧扣两岸关系和经贸文化合作发展趋势。第七届两岸产业共同市场论坛的主题是：“共同推进ECFA实施 深化两岸产业合作”，重点研讨在两岸和平发展新形势下，桂台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成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定机遇，创新合作机制，务实推进双方合作。论坛设立3个主要议题：推动ECFA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两岸产业合作的路径与制度创新；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成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定机遇促进桂台产业合作。二是由于论坛主题和议题是台湾业界关注的重点，引发岛内企业界、学术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参与。由于再次当选，两岸关系继续朝着良性互动方向发展，推动ECFA落实成为两岸互动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也是台湾业界关注的重点。在只有1个月准备时间，又值台湾学校放假的情况下，仍然邀请到台北经营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台商投资经营协会理事长、海基会、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顾问陈明璋博士，淡江大学中国大陆所张五岳所长，中华经济研究院刘大年研究员，台湾大学国发所杜震华教授等台湾著名学者参会演讲，台湾企业界人士20多人参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蓝天立出席论坛并致辞，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詹火生主持会议并致辞，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吕余生主持会议并做主题发言。广西社科分团全体专家学者以及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委会、广西投资集团、广西旅游投资集团等单位的嘉宾参会，参会的桂台嘉宾共50多人。三是就利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ECFA进一步落实的机遇，广西有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加强与台湾的经贸文化合作，共同促进资源整合，合作开拓包括东盟在内的国际市场达成广泛共识。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和实施，为两岸产业合作奠定制度基础。特别是2011年1月1日ECFA贸易、服务贸易早期收获全面实施后，到现在已经开始第二阶段降税，超过早期收获产品总数94%的货物均已实现零关税，两岸货物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充分发挥了两岸产业优势，为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桂台两地资源互补，产业合作基础良好，在ECFA背景下，双方加强和深化产业合作正逢其时。广西邻近东盟，具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前沿的独特优势，北部湾经济区有条件成为ECFA特殊补充与关税减让、市场开放、产业合作的主要试验区，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等中心城市将在桂台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产业合作方面，桂台双方可以加大电子、石化、汽车、能源、钢铁、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轻工食品等制造业领域合作；继续深化农业合作；全面拓展金融、港口物流、文化、旅游、教育等服务业领域合作，促进产业全面升级，共同开发国际品牌，开拓包括东盟在内的国际市场。四是反响良好。广西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等新闻媒体对论坛进行了全程跟踪采访，香港文汇报、台湾和国内新闻媒体也对论坛进行采访报道。

二、与台湾学术界开展广泛交流

广西社科分团发挥自身特点，与台湾学术界开展了广泛交流，达成了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学术交流平台的共识。

经贸合作论文篇（4）

(一)中俄贸易额走出多年徘徊不前的状况，实现了突破性的连续攀升

从1992年到2000年，中俄历年进出口总额一直是在50~80亿美元之间徘徊，而从2001年开始一跃达到106.7亿美元；2002年达到119.3亿美元，2003年1~8月已达到95.1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5%，全年可望达到130~140亿美元。成为第五个持续增长的年份，呈现了带有突破性的连续攀升的好势头，两国经贸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成为中国第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也是俄在亚太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二)“9.11”事件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加强了中俄经贸合作的迫切性

“9.11”事件后，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国际战略，美国之外的大国大多奉行世界多极化以遏制美国的强权政治，中俄为实现大国战略均势和世界多极化，正朝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快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成为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和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局势动荡的形势下，加强我国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以及能源领域的合作具有难以取代的作用。因而在“9.11”事件后，加强中俄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显得异常迫切。

(三)《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给双边发展经贸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2001年7月16日，中俄元首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意愿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该《条约》第十六条中指出“缔约双方将在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经贸、军技、科技、能源、运输、金融、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及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合作，促进两国边境和地方间经贸合作的发展，并根据本国法律为此创造必要的良好条件”，就此两国经贸合作亦成为未来双边战略合作的重要领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提供了政治外交上的体制保障。

(四)中国已入世和俄罗斯即将入世，将给两国搭建国际贸易规范化的平台

中俄虽均属于经济转轨国家，但在10年间中国已逐步建立了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而俄罗斯还处在整顿经济及贸易秩序的阶段。两国贸易制度之间差异较大。俄方贸易服务体系不健全，已成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惟一的出路就是俄方加入世贸组织按国际惯例完善贸易制度。

2002年12月初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将力争在双边经贸关系整体发展和质量提高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中国已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而俄罗斯也将加入世贸组织作为其近期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因而在《联合声明》中双方提出，要按照国际规范完善双方的贸易秩序和服务贸易体系的思想，从而确立了双边经贸合作的新原则。

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其所有成员必须遵从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一旦俄罗斯入世，双方将共同按照世贸组织的上述原则，遵守相关协议，在同一平台上开展相互间的经贸合作，中俄贸易中现存的许多问题，如关税壁垒，非关税障碍以及贸易争端等，便可纳入世贸组织的统一框架下加以解决，因此俄方加入世贸组织将为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贸易制度规则和国际仲裁的保障。

(五)上海合作组织提出加强经贸合作，为加速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上海合作组织6国总理2003年9月在北京会晤，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上海合作组织长期进行多边经济和贸易合作的指导性文件，这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不仅仅是国际反恐的政治组织而且是一个加强国际区域合作的经济组织，总理表示，中国重视与四国在经贸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探索发展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的新途径，以促进该组织内的贸易和投资。中俄是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两个大国，中俄经贸关系在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关系的框架内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另外，中亚地区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加强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可以满足我国迅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同时也为中俄能源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并可以回旋的竞争空间。

(六)到2010年，中俄两国经济进入较快增长期，为双边经贸合作创造巨大的需求

普京就任总统以来，俄国内政局日趋稳定，为经济稳步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从2000年至2002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固定资产投资提高了30%以上。国家信息技术产业以每年20~30%的速度发展。住房建筑面积和零售贸易额每年增长8%至10%。居民的实际收入提高了1/3。俄罗斯由粮食进口国变为出口国。2001年3月22日，俄联邦政府通过了《俄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基本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对俄罗斯经济未来的发展做了预测。其中指出，未来10年俄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5%。2004年俄GDP将比1999年增长29~30%；2010年GDP将比1999年增长70~80%。到2010年，伴随俄国内经济的增长，进口亦将不断增加，这为两国间的贸易，尤其是中方扩大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在俄经济不断增长的带动下，其国内的生产能力也将随之提高，一些大型设备和制成品的产量会逐步增加，扩大出口将成为俄继续推行的外贸政策。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必将成为俄主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根据2001年我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幅将达到7%左右，按照2000年价格估算，2003年GDP总额应达到12.5万亿人民币。根据中共十六大确定的发展目标，2020年我国的GDP将比2000年翻两番。

综上所述，到2010年，随着两国经济的发展，彼此间在经济上的需求将会逐渐增强，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依存性将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加之独特的地缘优势，为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开辟了良好前景。随着两国间大型油气资源合作项目的启动，双边贸易将大幅度增长。预计到2005年双边贸易额可达到180亿美元，2010年可达到250亿美元。

二、迎接中俄经贸关系步入新阶段的若干建议

2003年5月，主席访俄，两国元首对中俄经贸合作的探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一致认为，巩固和密切两国关系首先要发展经贸合作，提出近年内使双边贸易额尽快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对经贸合作寄予了深切期望。为了适应中俄经贸关系步入新阶段，笔者提出以下五项建议。

(一)促进中俄政府协议贸易结构升级，满足国家对战略物资及经济安全的

需要

中俄中央政府之间的经贸往来，一直在双边经贸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新世纪以来，中俄两国的经贸关系呈现了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中俄两国贸易终于走出上个世纪末持续徘徊的状态，驶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二是中俄两国贸易中，俄方一直处于大量顺差，而中方处于大量逆差状态。1992~2001年，中俄两国的贸易总额累计为562.4亿美元，而中方的贸易逆差累计为262.2亿美元，贸易逆差占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6.6%。三是新世纪以来，两国的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俄方出口商品由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三样，即钢材、化肥、铝锭扩大到十二大类，即矿物油、鱼类制品、化学品、化肥、塑料制品、木及木制品、木浆、纸浆、印刷品、钢材、铜、铝，并且2001年俄对华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占到俄出口总额的23%。与此同时，中方对俄出口商品种类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虽然出口商品的主体仍以纺织、服装、鞋和日用品为主，但2001年中方机电产品的出口额首次超过1亿美元。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呈现出逐步升级的趋势。

为了大力发展中俄政府间贸易和经济合作，首要的重点是稳步推进能源合作，实现石油进口多元化。

石油作为战略物资在中俄政府协定的经贸合作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2003年5月28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签署了《关于“中俄原油管道长期购销合同”基本原则和共识的总协议》。这个项目是1994年11月由俄方率先提出的，这条原油管道的走向是：自俄方伊尔库茨克州的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市（简称安大线）。由于2003年1月初日本介入等因素的影响，中俄两国政府协议下的安大线发生了争议，俄方有人提出按日方的意愿改修安加尔斯克至俄远东纳霍德卡港输油管道（简称安纳线）。俄方对于两种方案一直僵持不下，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一直处于争论之中，最后采取了安纳线为主线，安大线为支线的“折中方案”。2003年9月下旬在第八次中俄总理定期会晤中，卡西亚诺夫一方面表示将尽力满足中方对石油天然气的需要，对铺设至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俄政府将履行协议，信守承诺；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已经拖延了协议的执行，充分表现了俄国“能源外交”的策略。

要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是把石油作为“能源外交”的资本对待的。应当注意到，普京2003年6月2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曾表示安纳线“更好些”。就在卡西亚诺夫9月24日在北京向我方领导人言称信守承诺的前夕，9月21日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参加俄美能源论坛会议的美国能源部部长和商务部部长，言称俄罗斯有能力成为美国能源的主要供应国之一。俄罗斯以石油为砝码，向美国、日本、中国都作出相应的承诺和姿态，充分反映出普京“国家利益优先”的外交战略，希望在东西方的夹缝中左右逢源，让“双头鹰外交”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我国考虑从俄进口石油的初衷是改变我国石油大部分从中东进口的现状，是石油进口多元化的重要步骤。目前我国进口石油的结构是，56%来自中东，14%来自亚太地区，23.5%来自非洲，6.5%来自其他地区。对于中俄原油管道项目，我方一方面应当以双方恪守政府签署的协议为基点，据理力争，务求落实；另一方面也应当未雨绸缪，寻找石油进口多元化的其它渠道。例如1997年我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击败俄、美等国大型石油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成功获得两处大油田的开采权，并曾商定共同铺设从哈萨克斯坦的阿特劳至新山子长达3088公里的输油管道，通过这个项目的完成，可以将石油供应国（中东、中亚国家、俄罗斯）与亚洲主要石油消费国（中国、日本、韩国）连接起来，使中国处于“泛亚全球能源桥梁”的战略枢纽位置上。2003年3月28日从阿特劳到肯基亚克的一期工程已正式投入运营，为中哈石油管道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6月初，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双方将加强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对于中哈石油管道项目应投入更大的关注，使我方在中俄石油管道项目的谈判中获得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更加主动的地位。

（二）进一步挖掘货物出口贸易潜力，努力减少我方贸易逆差

鉴于俄罗斯经济复苏的需求，今后一个时期俄每年的进口额约为500~600亿美元。2002年我国对俄出口占其进口总额的7.7%，如果加上“不规范”贸易，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有种观点认为，中俄经贸合作主要靠加强经济合作，上大项目，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认为对俄出口的货物贸易潜力已经挖尽，没有多大空间了，这种看法也是十分片面的。

我国在重点发展对俄经济合作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挖掘货物贸易的潜力。我国除了在俄市场占有一定份额的轻纺、服装、鞋类和农副产品外，还有很多领域有待开发。例如家用电器产品市场，俄在这方面依赖程度很高，彩电的进口额超过90%，洗衣机进口额达50%以上，俄成为欧洲第三大空调市场。但是目前我国家用电器出口在俄市场占有率总共不超过9%。我国的家用电器已打入西欧，其质量完全适合俄罗斯市场，只要进一步研究俄罗斯家用电器市场和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再如，俄罗斯曾是中国茶叶的传统市场。现俄茶叶市场容量约为20万吨，并且每年以5000吨以上的速度继续增长，俄国茶叶95%需要进口。目前中国茶叶在俄国市场仅占4%的份额，而印度却占了60%以上。我国茶叶年产量60多万吨，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只要努力恢复市场，中国对俄的茶叶出口也是大有潜力的。

另外如家具市场，俄目前进口家具大约占消费需求的50%，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都市进口家具大约占70%，俄短期之内家具业较为落后的状态难以改变。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几乎尚未进入。再如建材出口，俄罗斯大批建筑物内外装修老化，建筑材料花色品种单一，急需大量进口。而我国2002年1~11月建材出口额达41.14亿美元，出口市场主要面向港、澳、台地区、欧盟、北美、东盟、大洋洲、俄罗斯的建材市场几乎没有打开。

此外，电脑、移动通讯、电子设备、医药、化妆品、花卉等产品，在俄均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因此在扩大对俄经贸合作中，切不可忽视货物贸易。扩大对俄的货物贸易，是减少贸易逆差的重要出路，也是实现我国出口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步骤。

（三）加强中俄地方政府之间经贸合作，提高“结对贸易”的水平

1997年11月，中俄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政府和俄罗斯联邦主体政府间合作原则的协议》，1998年2月中俄总理第三次定期会晤期间达成了两国省州结对开展经贸合作协议，截止2003年8月底，中俄共有12对省（区、市）和州（边区、共和国）签署了结对开展经贸合作协议，这就是黑龙江省与新西伯利亚州；吉林省与滨海边区；辽宁省与巴什科尔斯坦共和国；内蒙与赤塔州；新疆与阿尔泰边区；山西省与乌里杨诺夫斯克州；河南省与萨玛拉州；上海市与阿穆尔州、圣彼得堡市；广东省与莫斯科州；安徽省与哈巴罗夫斯克州；河北省与列宁格勒州；山东省与鞑靼斯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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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结对的12个省州在下列项目中达成了经贸合作的协议：一是在对方地区投资建厂或建立产品开发基地；二是在科技领域展开合作；三是地方领导人带队率领企业家在对方举办商品交易会和经贸恰谈会；四是在石油、森工、服装、农副产品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开发；五是地方政府对双方经贸合作创造良好和必要的商务环境。

应当说，中俄省、州地方结对共同开发创造了中俄经贸合作的新模式，相当一些项目具体务实，效果良好。这里仅举俄罗斯的萨玛拉州与我国河南省结对合作为例。萨玛拉州位于莫斯科东南1000公里，伏尔加河中游，面积5.3万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首府萨玛拉市，被当地人称为俄罗斯“第二首都”。萨玛拉州工业发达，科研基础雄厚，平均工资比全俄高30%，该州经济增长率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居全俄第3位。2000年中国在该州100多个外国贸易伙伴中占第11位，2001年该州与中国贸易额为6680万美元，占其总贸易额的3.2%。1997年3月该州政府与我国河南省政府在郑州签署友好关系协议，结为友好结对省州，双方在汽车制造、家电组装与生产、农业开发等领域进行合作。省与州的政府领导人与企业家多次互访和考察，在萨玛拉市举办了河南省中小企业出口商品交易会，在郑州举办萨玛拉州高新技术成果展示会，并就开设中国商品批发市场、合作组装生产拖拉机、利用我方技术和俄方木材生产家具、与洛阳轴承厂合作生产轴承等许多项目达到协议并逐步落实。

中俄以省州结对方式进行经贸合作仅仅是初创阶段，合作中还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俄方税法多变，法规不配套，税种繁多，税负过重；二是俄方管理部门缺乏服务意识，工作效率低下，贸易结算方式不规范，相当普遍，增加了华商的经营成本；三是双边在经贸合作中缺乏双赢效应。俄方追求单方面的实际利益，强调其优势在于工业品和军品生产，希望中方增加这类商品的进口，并要求对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企业改造加以投资，往往又不能提供项目安全回报保障和必要的利润收入。较为突出的是在林业合作方面双方意见难以统一：中方主张发展长期、稳定、互利的合作，即从采伐到加工，从复植到防治病虫害和森林火灾；而俄方多数州、区不赞成中方广泛参与，只允许在木材加工方面开展合作，并要求中方投资兴建道路、桥梁、贮木场等辅助基础设施，使得许多有前景的合作项目难以落实。

规范中俄省州结对合作是非常必要的。针对目前区域合作中存在结算方式不规范、仲裁机制不完善的现实，应从实际出发，大力完善贸易服务体系。如2002年4月12日，中国银行和俄罗斯外贸银行在北京签订了贸易结算协议，两家银行分别指定各自的两家银行从事银行结算业务，这对规范中俄贸易结算方式、改善贸易条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针对双方信息交流存在的困难，要大力培养既懂专业又懂对方语言的经贸人才，努力建立双语商务信息互联网，增强网站内容的应用性和时效性。针对中俄双方都反映的在商务恰谈会上签定的合同有相当一部分不认真履行的现实，影响双方未来合作的信任度，对此应予以重视，提高合同履约率。针对我方商品质量逐步提高但在俄市场上知名度不高的现实，应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投入资金进行必要的宣传和广告，将知名品牌打入俄方市场并建立完善的营销网络，培养更多的重大客户，培养拳头产品的出口商和商。

（四）加强我国东北与俄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支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俄远东地区在中俄关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俄远东地区土地面积621.59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我国领土面积的2/3，而人口不足720万，仅相当于我国的一个“地级市”人口。由于人口过少，其市场容量自然是很有限的。因此，俄远东地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大潜力不在于它的日用消费品现实市场需求，而在于它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足的产品加工能力、短缺的劳动力资源。正是在这些方面，中俄双方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具有长期、广泛的合作潜力。从这一情况出发，我们则应采取“走出去”的战略，开拓资源开发、境外加工贸易、劳务输出等合作领域，这不仅可以带动商品贸易额的增长，而且可以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向深度、广度进军。

在俄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既可带动我国商品出口，又可改善俄加工生产的落后状况，从而取得“双赢”效果。俄远东地区轻工、食品、纺织、服装、家电等行业至今生产能力严重不足、设备老化、工艺落后。而我国在这些行业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和出现了一批有实力的并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目前俄远东有关部门已提出希望我一些行业到俄投资办厂的建议，而且我国政府也鼓励这种方式的国际合作。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和装配业务。总之，赴俄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前景广阔。

我国正在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项举措，在这项工作中，应该充分利用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毗邻的地缘优势，鼓励东北企业到俄远东地区独资或合资办厂，充分利用远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矿产和土地的资源优势，利用俄罗斯的科技优势，利用东北三省与俄罗斯“省州结对”的经贸平台，创造新的经济效益，开发东北亚的市场。

向俄输出劳务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另一主要方向，也是开展与俄远东地区经贸合作具有广阔前景的主要领域之一。虽然俄社会上对中国人进入俄远东疑虑很多，但事实上俄远东地区是急需外国劳务的，并且所需数量很大。据俄专家推算，要完成远东地区的开发任务，约需补充250万个劳动力。而目前我国在俄劳务人员只有几万人。俄的一些上层有识之士也承认这一事实并赞成从中国引进劳务。俄驻华大使罗高寿早在1996年就强调指出：“只要方法合理、适度，俄从中国进口劳动力是有不少好处的。”俄在国家《21世纪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发展战略》中也指出：“要吸引毗邻亚太国家的劳动力开发俄东部，重点是远东人口稀少的地区。”问题是，以往我国在向俄出口劳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俄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利舆论与政策，制约了我国向俄出口劳务，因此应当充分运用双方高层会晤的机制，通过充分协商，采取有效措施，调控好这一合作形式。2001年5月俄总统驻西伯利亚联邦区全权代表古谢伊诺夫提出：“需要调控中国向俄罗斯多为自发的人口流动。停止这种流动不太可能。正确的做法是将其纳入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轨道，这对双方均有好处。考虑具体地区的利益，共同制定合法接纳流动人口专项规划看来是值得的。为了实施这一规划，必须有俄国内的专门法律保障，并且签订相应的政府间协议。”古谢伊诺夫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我国地方亦应制定“专门法规”，并积极与俄协商，早日签订“相应的政府间协议”。目前，中国向俄输出劳务的重要领域应是建筑业、农业、森林采伐业、服务业，今后还应努力向资源开发、生产合作、科技合作等领域扩展。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大力实施就业与再就业工程。仅就东北地区内部解决就业岗位毕竟是有限的，对俄国远东地区尽可能多的开展劳务输出，应当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当提到双边高层会晤的议事日程认真加以研究并逐步落实，以支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

（五）完善民贸退税制度，做大做强边境民间贸易

经贸合作论文篇（5）

论文摘要：中韩自建交以来经贸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山东作为中国的贸易大省，与韩国有着较密切的贸易关系。但鲁韩贸易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如贸易不平衡，贸易摩擦等问题。针对如何进一步深化鲁韩经贸合作、扬长避短这一问题，运用博弈的理论进行的深入分析研究。 论文关键词：博弈；经贸合作；鲁韩 1问题的提出 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山东省与韩国的经贸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资料统计，2005年山东省与韩国的贸易额达157.5048亿美元，其中对韩国出口为65.6054亿美元，进口为91.8993亿美元。截止2005年底，韩国对山东省的投资累计合同金额113.8566亿美元，实际投入33.8538亿美元。双方的经贸合作已从探索性阶段进入实质性阶段。尽管鲁韩贸易发展势头强劲，但仍存在隐忧和障碍。从外部因素分析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韩国贸易政策障碍。 山东在对韩贸易政策上相对宽松，尤其是对于投资拉动的贸易给予了相当优惠的待遇。以承接日韩产业转移为主要目标的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打造更加速了对韩贸易的增长。而韩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则侧重于出口，1962年韩国就推出了“输出立国”的经济开发战略，对进口贸易实行一定的限制。如在关税保护方而.韩国的政策措施表现为:对进口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实行弹性关税制度，经常根据需要加征调节税。（2）反倾销调查。除此之外，韩国还制定一些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尤其是技术壁垒手段。这种贸易政策的松紧不一、不协调同步势必造成贸易中的不平等和进出口额的不平衡。 （2）贸易不平衡潜伏着隐患。 从近几年贸易统计数据看，山东的贸易逆差仍有继续扩大的迹象。尤其随着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和承接韩国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这种投资拉动型的贸易将会进一步拉大进出口差距。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发展地区经济不必苛求贸易的完全平衡。但长时期的贸易逆差又得不到有效抑制将会加深山东对韩的贸易依赖性，使山东处于被动地位，容易受到对方牵制。此外，进口贸易中投资产品过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地相同产品的成长和成熟，尤其是山东的塑料、纺织、化工产品。何况鲁韩贸易逆差还会加剧中韩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外汇收支失衡和中韩贸易关系脆弱，最终影响两国贸易合作的健康发展。 （3）贸易摩擦将会增多。 韩国的加工制造业向山东转移的同时，也带来了海外市场转移，使得过去韩国直接出口美国和欧洲的产品现在转山东加工出口，加大了山东对美欧市场的贸易顺差.这就容易引起这些贸易伙伴的警觉和适度保护。因此，针对山东的非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案件也会逐渐增多。 参加区域贸易协定的各方都有其经济动因，这就注定了此类贸易问题的不可避免。但如果都把个体利益放在区域利益之上，那么区域经济合作将很难取得太多实质结果。因此如何协调区域利益是贸易双方激烈博弈的领域，也是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 2选择韩国进行贸易合作的依据 区域间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是区域合作的目标。然而，良好的合作目标并不能保证区域间的合作持续进行。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区域合作是否找对了对象以及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具体到山东的合作战略来说，为何确立韩国为合作对象，又如何保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战略的重点所在。山东与韩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比较优势。 2.1经济发展战略的结合点，提供了双方大力合作的机遇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区域经贸合作的动机是建立在成本的差异上的，合作的实现促成区域分工的产生和发展，通过分工则可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并有效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山东省经济基础较好，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市场广阔，但在其经济发展中却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不足等问题，而且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而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技术、资金、人才、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势，自然资源、劳动力及其市场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而，韩国与山东省都有着加强对外经济交往与合作的要求，双方开展经济合作，可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繁荣。这是两地发展经贸关系的前提。 2.2地理位置相近，交通便利，地缘优势明显 山东与韩国隔海相望，两国间最短的距离为99海里，发展经贸往来不仅可节省运输费用，而且可减少中转环节而产生“近距效应”。山东交通运输发达，物流运输畅通完善，已初步形成集铁路 、公路、水运、航空为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并形成了方便快捷、运力充足的“交通走廊”，青岛至釜山的货运航线、威海至仁川的客运航线、烟台至釜山的客货航线、青岛至汉城的空中航线均已开通，这为双方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奠定了基础。 2.3环境的相似性及文化的相融性 山东在自然地理、文化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背景方面都有与韩国的相通、相融性。山东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特别是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的气候环境与韩国极其相似。山东省与韩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民间友好交往，经贸往来频繁，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等有许多相同之处。文化传统的相通，使贸易双方更容易沟通。这是与韩国进行经贸合作的潜在优势。 2.4双方的外部环境有较大改善，为扩大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国际局势走向缓和，这对于韩国与山东省在新形势下发展经贸合作是重要的积极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东北亚地区有关国家日益重视区域性的经贸合作，东北亚地区中的各种经济圈，如“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等设想接连出台。而韩国和山东省同属于环黄海和环渤海经济圈，并在这两大经济圈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进一步带动韩国与山东省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 2.5中韩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顺利，为扩大鲁韩经贸合作提供了保障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往来越来越频繁。中韩两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海运协定”等合作协议，并成立了“产业合作委员会”。目前，双方已在汽车、民用飞机、原子能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上达成协议，双边经贸合作已进入了产业合作的新阶段。随着中韩政治、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山东省与韩国的合作交流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为今后扩大山东省与韩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保障和方便条件。 3鲁韩博弈的理想状态与必然选择－合作与双赢 3.1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在博弈模型中，根据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这是博弈论中最基本的一个分类，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博弈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能，就是合作博弈，否则，就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是建立在“个体理性”(个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而合作博弈则是建立在“集体理性”(集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目前非合作博弈的成熟程度大大高于合作博弈，是博弈论的主流。但事实上，合作博弈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博弈理论。因为，虽然从长期来看，合作是有条件和暂时的，但毕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活动行为。另外，从博弈的角度来看，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率的，而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效率、公正、公平，合作博弈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或效益。当非合作博弈呈无效率或低效率时，就说明了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2合作-鲁韩双方博弈的必然要求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博弈双方有可能结成合作的同盟关系，这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各参与方的收益之和为大于零的值。因此，通过合作博弈所能得到利益大于不合作所得到的利益，这正是战略联盟形成的基础。 假设山东和韩国都有两种策略得以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和消极的合作态度。如果韩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而山东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韩国预期将损失m个单位，山东将得到n个单位的预期收益(这里m>0， n>0)。在现实中可以理解为，韩国在山东投资后，山东没有积极地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韩国对预期收益没有信心于是想退出，但由于退出壁垒造成了较大损失。山东却因此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韩国那些固定资产而得益，但却只能是非重复博弈下的一次性得益，对鲁韩甚至是山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的贸易发展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而如果山东和韩国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双方均分合作的预期收益，各得预期收益为r个单位(r>0，为了简单起见，这里设合作双方均分合作的预期收益，按其它比例分配也可)。如果山东和韩国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合作名存实亡。双方可能在名义上签订了许多合作项目，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付出努力使合作项目得到落实。从实际意义上讲，双方是不合作的，双方的收益都为零。如果韩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而山东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韩国可能将一些污染严重或面临着被淘汰的产业转移到山东，从而实现了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山 东却因接受了这些产业，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产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遭受损失。韩国的预期收益为p个单位，山东的预期损失为q个单位(这里p>0， q>0)。并且我们假设r<n或r<p(如果r≥n且r≥p，我们会容易得出该无限次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山东和韩国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鲁韩合作博弈的得益矩阵可以用下表来表示，其中第一个数字表示韩国的预期收益，第二个数字表示山东的预期收益。 如果双方的合作只进行一次，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我们容易用重复剔除严格策略的方法来推得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山东和韩国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收益都为0。但这个博弈是无限次重复博弈，博弈双方的积极合作是有可能建立并能持续进行的。假设在每次博弈结束之前，山东和韩国都有s的概率在下一阶段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而且每次博弈的结果都不变。在给定韩国没有首先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并坚持触发策略(如果山东在博弈的某阶段选择了消极的合作态度，韩国将在随后的各阶段都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的条件下，只要满足s大于一定的阈值，山东就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也就是说合作双方都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合作得以持续进行。相似的，容易得出在给定山东没有首先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并坚持触发策略的条件下，只要s满足上述条件，韩国也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双方的合作同样能持续进行。 因此，在以上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当s足够大时，合作的双方都没有积极性选择消极的合作态度。也就是说双方都以积极的合作态度参与合作，合作得以持续进行。这里我们定义u是山东和韩国都采取积极合作态度的门槛值。所以只有当双方在下一博弈阶段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的概率s>u时，鲁韩合作才会持续下去。合作预期收益r的值越大，合作门槛值s就越低。换句话说，当合作的预期收益r足够大时，博弈双方都会选择积极的合作态度。 3.3结论 合作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合作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而充分条件是合作方能够通过有效磋商，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约束彼此的经济行为。满足这些条件的经济合作一定会给各成员带来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利益。并且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也即只有真诚地与所有合作者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对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虽然各方都想通过有效磋商使自己的获益尽可能的多，表现出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但至少存在一种使各方均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 只有双方都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才会有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出现。因此，通过合作博弈所能得到的利益大于不合作所得到的利益，这正是合作博弈的魅力之所在。足够大的预期收益是鲁韩贸易合作得以维持的条件。预期收益越大，鲁韩双方选择消极态度的可能性就越小。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是鲁韩经贸合作取得较大的预期收益的必备条件。但是，预期合作收益高的项目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来提高合作的预期收益才是合作得以持续的内在动力机制。对于山东来说，合作的重要目标是接受韩国的产业转移、吸引韩国企业家到山东投资、引进韩国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等来发展山东经济。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山东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合作的预期收益，以促进鲁韩的经贸合作持续发展。 

经贸合作论文篇（6）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具体行动，目标是一致的，都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广西要进一步建立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构机制，整合次区域合作的多重机制，明确工作任务，拓宽合作领域，在经济商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合作

(一)商贸合作的现状与内容

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长4880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跨国河流，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国际上称此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区域为湄公河次区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处，是前者与后者大陆路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显要。中南半岛有“黄金半岛”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含中国)总面积233万平方公里，人口2.46亿人，广西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人口4899万人，分别约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合作的历史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该行成立的宗旨，与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进该流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基础之上，是发展中国家互利、联合、自强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项目为主导，亚行视各成员实行需要而提供资金支持。广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会议上作为中国参加合作前沿确定加入，从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交通、能源、电信、人力资源、贸易、投资、旅游、农业、环保、灾害监测和禁毒等方面，特别是商贸经济合作最为需要，最为迫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发展，成为我国与该次区域国家合作的热点。在商贸方面合作，主要有：参与次区域国家商贸合作和多边合作；推动商贸便利化和信息化进程；推动技术贸易合作；促进企业界参与次区域商贸经济合作；促进政府间协商合作，以加快商贸发展等等。而在参与合作各方的特点上，除广西之外，均处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广西参与才1年。其中，除泰国200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5美元，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处在较低水平，需要加强合作加快发展。

(二)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的机遇与优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繁荣进步和公正自由的经济区域。这给广西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广西在参与合作中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开发和更大发展。参与合作可以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突出广西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别是商流先锋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广西作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将更加突显，不仅通中南半岛、东南亚，而且通南亚、西亚。这必将大大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商贸经济关系的发展。参与合作中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间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以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发展商贸经济。广西与东南亚、南亚人文关系密切，与其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生活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随着合作的深化，民族群体和文化交往必将增加。反过来，又必将促进贸易经济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增强。

与此同时，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很强的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与其东部，与越南合作，从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从而便利地进入该区域腹地，发展商贸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沟通该区域与我国西南、珠三角、长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促进彼此之间商贸合作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发挥利用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的优势，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经济的发展，或通过广西加强与全国商贸经济的合作。

二、广西参与次区域商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贸合作，这也是参与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商贸合作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础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换劳动产品。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表现为劳动产品产换，包括有形的产品交换和无形的产品(服务)交换。广西除与之交换工业品、生产要素之外，也交换农产品、生活资料和服务。通过商贸交换，以满足各国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是以国际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通过商贸，例如，缅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与广西的机电产品交换，以支持相互商贸发展，促进各国人民走向繁荣富裕。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处在发展之中，都需要开展商贸，发展经济，走共同振兴之路。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一样重要。”这就是说相互开展商业贸易流通，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过相互开展商贸，可以推动各国经济加快发展，共同振兴。

此外，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邻相接，生产发展基础相似相近，生活习俗相近相同，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山水相连，与越南有1020公里边界，可以方便开展商贸或转口贸易。大湄公河次区域人口为广西人口的5倍，国土面积为广西的10倍，资源丰富，市场十分广阔，前景看好，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经济互补互动，有着发展商贸的可能性。广西与缅、老、泰、柬、越五国在经济上有很强互补性，特别是在资源、产品上，因此有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开展商贸。中越关系正常化前也通过香港进行商贸。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与它们的直接商贸将会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础条件。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除与越南可以陆水路相通以外，可通过越南—云南铁路、公路，或通过湄公河与之相通。广西公路到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廊开也只需要几小时或一天的时间，到湄公河诸国自由通行。飞机到各国也方便。交通条件可以便利发展商贸。

三、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的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保、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和旅游等9大重点领域。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重点在交通、农业、人力资源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广西在主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时要明确重点领域。

(一)商贸方面

除了供应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需要的各种工农业生产资料外，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传统生活资料初级产品，以适应各国市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较好地取得比较效益，对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国需要的亚热带农产品、加工品和互补性农产品基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海产业和生态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区。围绕市场需要，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教和商贸结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较好和数量比较足的适销货源，以源源不断供应。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国民需要的工业品货源基地。在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区和投资区划出适合湄公河国家需要的工业品货源生产基地，以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供应其需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招商交易市场。除利用每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厂商签订现货、期货供应合同，以及到各国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招商市场”，常年或不定期开展商品商贸。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为基地，发展港口和物流经济。特别是要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在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市分别发展现代物流中心，开展物流服务。建立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专业跨国物流企业，以发展成为以物流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的现代企业。或与东盟(含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资办好跨国物流公司，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企业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务。搞好公路、铁路与港口升级建设，以增强和加快通过能力和服务能力，改善经营管理，使之迅速周转，实现货畅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发展“会”、“节”经济，以“会”、“节”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发展。“会”和“节”对参展商、供应商、组织商、经销商、批发商、采购商、物流商和广告商等开展业务活动，搞活商贸交易，都有好处。通过节会形式进行会展，通过各种经济文化民俗节会进行商贸交易，可以搜集许多竞争者和消费者信息。定期不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特色展销会、博览会、文化节等会节，塑造具有特色的会节，可以有效地招徕各界人士，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发展，促进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的发展。

(三)商贸服务方面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因地因时制宜地开展餐饮、住宿、美容、摄影、化妆、健康、修理等生活和生产服务贸易，满足各国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中，开展信息咨询服务既是一项重要业务，又是推动商贸发展一种重要手段。广西的服务集团或企业应当适当开展这方面的业务。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是发展商贸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商贸企业或者是政府部门都应重视抓好，使之有一个较快的发展。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交通、水电、电信和城乡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开展，而人力、技术、设备缺乏。广西在这方面已具有一定条件，可以开展劳务贸易服务。例如，中国昆明至泰国曼谷的曼昆公路长1188公里，是亚洲公路网重要公路，南宁至曼谷的南曼高速公路等工程，广西都可以争取中标而开展工程设施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服务，金融服务可以在合作中强化。广西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资金、信息、网络、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为国际融资、各类型企业金融往来和经营提供服务。此外，注重文化艺术服务贸易。广西的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发展，原有深厚底蕴，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作中，应注重发展文化娱乐与教育培训等服务贸易。要打破“文化产品”市场弱者地位，增加文化产业服务贸易，提高其比重，从而增加贸易额、贸易总量。

参考文献：

[1]郭晓合等.中国一东盟双边贾易、次区城经济合作问题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2]陈泽民.区域合作通论—理论•战略•行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经贸合作论文篇（7）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分析我国东北三省与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其经贸合作前景进行展望，目的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引进更多的外资，加快东北三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更新及升级换代，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中国东北 日本 经贸合作 直接投资 区域经济 东北地区是我国装备工业的“摇篮”，中国的粮仓，机械、制造业、汽车等创造了中国无数个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位居全国工业总产值前列的东北三省工业生产发展缓慢，经济位次不断后移，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这引起了我党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正式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列为国策。 一、我国东北地区与日本的经贸合作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东北地区与日本的贸易合作取得了较大进展。2006年中日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073.6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78%。其中，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总量为916.4亿美元，进口总量为1157.2亿美元。2006年1月～11月，东北三省的贸易总额为625.66亿美元，其中，辽、吉、黑三省的贸易额分别为434.19亿美元、73.31亿美元、118.16亿美元。以辽宁为例，到2006年底，辽宁省与日本的贸易总额达到108.8亿美元，占本省贸易额的22.48%，远高于全国11.78%的比例。辽宁省与日本进出口金额自2000年～2006年呈上升趋势，日本是辽宁省的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2006年辽宁省与日本的进出口金额突破100亿美元大关。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方面，东北三省向日本出口蔬菜、原油、木制品、纺织纱线及制品、计算机零件、汽车零件等，而日本向东北三省出口的商品有汽车、发动机及零件、金属加工机床、电子管等。 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直接投资也逐年增长。截至2006年11月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实际到位金额574.5亿美元，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日本是辽宁省的第二大投资国，是吉林省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在黑龙江省的直接投资位居前列。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日资企业投资总额并不多，但在整个东北地区日本企业投资额是最大的，其中对辽宁省的投资比重最大。日本对辽宁省的直接投资从1996年开始下降，项目数比上一年减少44.4%，协议投资额比上一年减少48.94%，1997年和1998年投资额比1996年略有上升，但1999年又大幅度下降。原因是1996年以来，中国国内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在引进外资方面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外资的流入开始下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下降的转型期；而外部因素有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国内经济的长期萧条及日元汇率波动等。2002年以后，日本对辽宁省的直接投资逐年上升。这是因为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经营普遍成功率较高，尤其是中国入世后，许多日本企业更加看好中国市场，再度掀起新一轮的投资高潮。在投资形式方面，日本主要以合资的形式为主；在投资结构方面，以制造业为主，即电子、纤维、IT技术、化学、机械等；在投资战略方面，日本仍比较谨慎，基本上保持比较优势，但重视长期效应。 二、我国东北地区与日本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1.在经贸合作中，东北三省之间差距很大。日本与东北地区的贸易合作中，多偏重于辽宁省。在投资方面，日本对辽宁省的投资多集中在沈阳、大连两市，而对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投资甚少。 2.贸易磨擦的存在影响双方的合作。2006年5月29日，日本正式实施《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后，我国出口到日本的部分食用菌等被检出农残超标。2006年6月～11月，我国对日出口食用菌1.3亿美元，下降18.1%，其中香菇、松茸、木耳和银耳分别下降49.7%、20.5%、32.5%和46%。两国的贸易磨擦已不仅限于农产品，我国产的部分纺织品、轻工产品、钢材等都已成为日方限制进口的产品。这些贸易磨擦必然会影响到东北三省与日本的进出口贸易。 3.日本对东北三省的投资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目的是获取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故技术转让成份较低，对东北地区的投资集中在金属加工工业、炼油业、纺织业、木制品等资源、劳动密集型部门。 4.日本对东北三省投资的产业环境污染比重高。改革开放初期，在积极吸引外商对华投资过程中，日本把国 内受到限制的污染产业转移到辽宁省，导致了国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大连市为例，日本在大连市投资中对炼油业的投资占相当的比重，大连市出口比重居首位的商品是成品油，进口商品居首位的是原油。 5.外商投资的软环境比东部沿海地区差。目前的软环境问题集中反映在:一是部分行业职工技能较低。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忽视在职职工的技术培训等因素导致外商投资企业需要的技术人员缺乏，企业职工的技能较低。二是筹资不便捷。由于东北地区金融市场不甚发达，因此在有贷款的日资企业中，60%是在日本筹资，仅有20%是利用中国的金融机构。 6.市场信息不畅，政策不明晰。由于东北地区的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一些外商对东北的投资环境不甚清楚，尤其在中国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后，许多日商对东北地区感兴趣，但由于市场信息不畅，政策不明晰等问题而处于徘徊状态。 三、日本与我国东北地区经贸合作前景 日本与我国东北三省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辽宁与日本经济合作曾出现过两次快速发展阶段，从发展态势上看，辽宁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又会进入第三个快速发展阶段。吉林省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日本则是吉林省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日本与黑龙江省成为第二大进出口贸易伙伴。 1.稳定发展的中日关系，对日本与东北地区的经贸合作起着积极作用。中日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主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为保证其健康地向前发展，双方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近几年来，日本政府及主管经济和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发表的白皮书及政策报告，都主张日本应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建立“合理的分工体制”，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和“低生产成本优势”。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正把在华投资作为新的“盈利源泉”。 2.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又出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已成为日商的关注点。在贸易方面，中国政府预测，中国加入WTO后，贸易额将增加一倍，日本向中国的出口将会迅猛增加。同时，来自中国的进口也将使日本市场增加活力，中日之间长期以来垂直分工格局将逐渐向水平分工格局转变，中国对日出口会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转变。 在投资方面，中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东北三省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给日本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外资优惠政策的调整，沿海地区工资和各种费用的上涨，日本企业的投资环境面临挑战，面对东北三省的优惠政策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日本会将目光更多投向东北地区从而掀起新的投资高潮。 3.充分发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加强东北地区与日本的经贸合作。东北地区与日本地理位置接近，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农业比较发达，森林资源、石油资源等相对富足，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大连建有全国最大的日语人才培训基地，日本应加强与东北地区的经贸合作，它能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应全面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其一，在体制、规划和环境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努力使东北老工业基地成为中国北方最优投资环境和投资区域。其二，突出大连作为东北整体对外开放的“龙头”和“窗口”作用，支持大连市建设“大大连”和“北方香港”、国际名城的构想。其三，鼓励外商向高新技术领域投资，利用外资要同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结合起来。其四，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困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国家鼓励类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参照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实行税收优惠。 4.在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大背景下，东北地区与日本的经贸合作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近年来，环渤海地区正在成为我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又一新兴产业带，随着这一地区产业集聚效应的扩展，广大东北地区将成为其腹地和后方，成为该地区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而融入国际产业链中。在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大背景下，环渤海、环日本海、图们江地区的开发等次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东北地区将成为我国参与这些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力量。在区域合作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国东北地区与日本的经贸合作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 5.日本经济的回升为东北地区与日本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是日本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将为东北地区引进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二是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将为日本产业向东北地区的转移创造有利条件；三是日本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将为东北 三省发展对日贸易，尤其是扩大对日出口创造有利条件。

经贸合作论文篇（8）

近日，我们就以上问题，采访了一直以来关注宁夏经济社会建设的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段庆林，请他来谈一谈个人观点。

记者：在您看来，是哪些优势条件促成了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定居”宁夏？选择在宁夏举办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的意义何在？

段庆林：之所以选定宁夏来承办中阿经贸论坛，我想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以西北穆斯林地区文化优势加强中阿合作的考虑。正如回良玉副总理所说 “中阿经贸论坛是中阿合作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阿经贸论坛选址在宁夏，是中国政府深思熟虑的结果”。

举办中阿经贸论坛，宁夏具有政治、人文、区位、产业四方面的优势。其中人文优势非常明显，宁夏是中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回族是人数超过1000万、全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族起源与阿拉伯人有着密切联系，在、生活习俗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其次是政治优势，回族历史上就被称为“绿皮红心”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却对祖国中国有很高的认同感。宁夏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落实的一个典范地区，也是民族团结示范地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是宁夏能够举办中阿经贸论坛的重要因素。

虽然宁夏在中阿经贸合作中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还不够明显，但宁夏的中阿经贸论坛是我国继广西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新疆的中国―亚欧博览会、吉林的东北亚博览会之后，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的第四个国际区域合作，而且是唯一的内陆开放型国际合作。区位方面，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是我国继沿海、沿边开放之后的重要开放战略。宁夏地处中国内陆，选择宁夏作为内陆开放与“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可以变区位劣势为地缘优势，变内陆劣势为中心优势，变文化优势为经贸优势，可以带动西北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开放与发展；产业方面，通过确立宁夏在清真产业、伊斯兰金融、穆斯林文化创意产业等特色产业的地位，为宁夏及西北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记者：2010年第一届中阿经贸论坛的成功举办给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好处？

段庆林：第一届中阿经贸论坛成功举办的最大意义在于正式确立了宁夏作为中阿经贸论坛永久举办地的地位，为中阿经贸合作、为中国加强与穆斯林世界的广泛关系搭建了一个战略平台，基本形成了以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和新疆边疆开放型经济为主的我国“向西开放”双核心格局雏形。但短期内其对宁夏的社会经济意义还有待观察。

记者：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已顺利闭幕，您认为本届论坛的焦点是什么？

段庆林：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及其他伊斯兰国家政府要员、商界精英和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中阿经贸、金融、投资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建立起宣传经贸政策与推介合作项目、发展多项互动与信息交流的国际性合作新机制。我想这就是本届中阿经贸论坛的核心吧！

记者：王正伟主席曾说，“十二五”期间宁夏有两项大的活动：一是正在打造沿黄经济区，二是举办中阿经贸论坛。您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联系？面对我区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您认为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的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段庆林：打造沿黄经济区与举办中阿经贸论坛是开发与开放的关系。沿黄经济区必须充分利用中阿经贸合作提供的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仅仅依靠宁夏资源和市场没有发展前途，要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中阿经贸论坛也要紧紧依靠沿黄经济区，开放必须以开发为基础，要在产业合作上取得成就，要形成开发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格局。

中阿经贸合作战略重点仍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中阿经贸合作存在三个布局错位：一是中阿能源合作受益重点在沿海地区，而西北地区目前主要是与中亚的能源合作；二是中国清真产业的经济优势在沿海地区，而文化优势和群众基础却主要在西北地区；三是中阿消费品贸易、工程承包和服务业贸易的重点在沿海地区及其大城市，而西北地区严重滞后。

我认为，宁夏应把握机遇，在中阿经贸合作中重点发展这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寻求与中东和中亚的能源化工战略合作机遇。中阿经贸合作重点是能源合作，但宁夏对阿拉伯国家能源合作存在区位劣势，在积极寻求加强与中东阿拉伯国家能源化工合作机遇的同时，加强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巨头的合作，抓住丝绸之路转变为油气之路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中亚和新疆的原油、天然气建设石化基地，争取把石化产业作为宁夏支柱产业之一。

二是围绕中阿经贸合作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打造中阿国际合作的部级服务平台。宁夏作为中阿经贸合作平台，不是仅仅召开中阿经贸论坛，不是赔本赚吆喝，近期要把发展面向中阿经贸合作的现代服务体系作为重点。建设中阿经贸合作的生产服务体系和生活服务体系。要积极完善与向西开放相适应的金融、交通、物流、科技、商务等服务业，要积极形成具有穆斯林特色的旅游、餐饮等体系。要把培养中阿经贸人才和文化人才作为宁夏教育的重要任务。

经贸合作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的推进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纵深发展的新态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的渗透和影响，国际贸易呈现出诸多新格局、新模式、新思路，从而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圈”，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不断迭加出现。

“自由贸易”由最初的国家（或地区）的货物（或服务）“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而初级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和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又有很大的不同，有“质”和“量”的区别。相比较来看，传统“自由贸易”的理论、政策、规则、流程、技术、服务等方面，远不及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顶层设计、战略思路、产能合作、资本移动、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得那么快速、那么广阔、那么纵深、那么新颖。

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为特征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传统“自由贸易”由国家之间（或地区）的货物贸易“点对点”，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片对片”，再延伸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面对面”、“区域对区域”，由“点”到“面”的跨越式、跨界式、迭加式发展，充分彰显出“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潮流，也彰显出国际贸易“自由”形态已经创新发展到一个新时代。

一种模式更加独特、内涵更加丰富、合作更加广泛、融合更加深度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战略开启了。这不仅对传统国际贸易、“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对传统“自由贸易”实践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突破和品质提升；无疑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深层次，是国际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多元融合、深度推进、共赢发展的新阶段、新常态。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构建更加前沿、更加新型的“自由贸易区”，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圈”。

“一带一路”战略，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是中国发起、引领的，聚合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融合、金融投资、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合作共赢、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从而构建21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欧自由贸易区”、“亚非自贸区”。这三大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在“中国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依托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借鉴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符号，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共同缔造包括和平发展、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构筑一条古代最著名的陆海“国际贸易”路线图。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是主要代表货物，是一种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贸易载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精神在21世纪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仍然释放着文化生产力，支撑和构建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宏伟蓝图。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都面临着“转型”，“互联网+国际贸易”，也是“自由贸易”的“转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新型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无疑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是对国际贸易“旧常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新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新阶段的“升级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激荡之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形式，各类形态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广义和狭义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这种广义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与实质“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诸如：“中国力量”的启示、“政治互信”的启示、“顶层设计”的启示、“政府推动”的启示、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战略带动”的启示等等。“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无论是“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构建，还是“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的构建，或者更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构建21世纪新型“自由贸易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推动作用。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30年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动力之源；以“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区”等三大自贸区为标志，带动和引领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境内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小型“自由贸易区”等等，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主导之下，共同跨入“自由贸易圈”新常态、新境界。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的首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产能合作、直接投资、扩大市场、品牌影响、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欧盟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拥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欧盟”是老牌“自贸区”，拥有28个成员国，多为欧洲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成立，成员国加拿大是次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建“自贸区”的先河，形成第二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历经艰难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达成共识，战略雏形已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中韩“自贸协定”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该自贸区的进程，成功构建与整体推进尚待时日。“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体量超过“欧盟”，类似“北美自贸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其构建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

近年来，美国正在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以及与欧盟的FTA谈判，加上“欧美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意在构建更大范围、合作范围更广、“自由贸易”更加活跃的“国际经济圈”，即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态势。这种新型的“自由贸易”战略，无疑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圈”的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产生非常态性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下，中国作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新一轮的“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进程中，不可能被欧美“国际经济圈”进行“边缘化”、“孤立化”。中国作为有实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大国，在新的“国际经济圈”必须拥有“话语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倡导、引领和构建新型“自由贸易”新常态，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部级”国际贸易战略，不仅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升级，而且对“国际经济圈”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也将释放更加强势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即是例证。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战略愿景构想，“一带一路”已经趋向构建“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并延伸构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等，而且这些新型“自贸区”的构建与发展，将会有别于传统的区域“自贸区”以及三大“自贸区”，在理论创新、模式创新、战略创新等方面，更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内涵性，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多个层面助推亚洲经济、亚欧经济、亚非经济的发展，让“一带一路”战略真正成为21世纪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自由贸易”新常态理论创新与突破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自由贸易”逐步迈入“迭加式”的“新常态”，“自由贸易”的规律逐渐显现其功能与变革。这个过程，“自由贸易”理论是支撑和基石，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传承与创新，都是伴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进步、变革而创新的。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无论是诸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郝克歇尔、俄林、里昂惕夫等古典经济学论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还是现代经济学家诸如维纳、邓宁以及小岛清等，以及关税同盟、大市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完善，都是以“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解析“自由贸易”成长与进步的历程。“自由贸易”实践在变革，理论在丰富，更需要完善和创新。

21世纪“自由贸易区”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欧盟、北美、中日韩、欧美、TPP、亚欧、亚洲、中亚、中欧、中非”等“自由贸易区”呈竞合形态发展中，“自由贸易”理论也在传承和变革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只有发达国家成员才能组合、合作、共建、运营。但“北美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欧自贸区”、“亚洲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美欧自由贸易区”、TPP等等，已经突破和创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体系。“点对点”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代已经过去，“集团对集团”、“区域对区域”的“自由贸易”新时代已经来临。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带动发展的新型“自由贸易圈”，需要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产能合作、资本移动等多个层面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建树，从而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理论主张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趋势

为什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驱动呢？为什么传统古典经济学背景下国家之间“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适应当代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区域之间“集团化”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和地区经济格局、经济形态的差异，“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能满足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和地区需要对外“整合优质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利益需要“最大化”。

当今，以欧洲、欧美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圈”逐渐形成，而“亚洲经济圈”、“亚欧经济圈”、“亚非经济圈”等彰显“中国力量”的“国际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强势，不足以与欧盟、欧美“国际经济圈”抗衡、对峙、博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高举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旗帜，倡导亚洲、亚欧、亚非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潮流，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形态，创建新型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也是亚洲、亚欧、亚非、中亚、中欧、中非经济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独特创举。实际上，并没有哪些“自由贸易区”是固有的模式和形态；因此，开创先河、先行先试，“一带一路”战略占尽先机，其中，更多的商机将吸引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更多的相关国家参与，从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力量”的启示。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均衡发展，不提倡发达国家和地区“呈强呈霸”。“自由贸易”进入新常态，倡导的是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际间的合作发展，带来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有大国的风度和担当。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包括倡导“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中国倡导、主导、引导、担当、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引领沿线各国和地区及相关国家，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为此，中国倾注了“国家力量”。

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中国政府的引领，国内沿线省市区及相关城市、民间力量都纷纷“动”起来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也都“动”起来了，各自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商机，各种合作项目、交通能源建设等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自由贸易”形式空前活跃，如亚投行的创建即是例证。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动了亚洲、亚欧、亚非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中国力量”是巨大的推动力。

“政治互信”的启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动。尤其是“自由贸易”新形态的环境下，政治力量不可忽视，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政治互信”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应当成为影响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利益的阻碍。“自由贸易”价值观的“共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形态不同，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资源可以共享、产业可以融合、投资可以互通互联，文化可以交流，“自由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和地区利益是有目共睹的。

关键是“政治互信”为前提。中国倡导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弘扬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丝绸之路”精神，这种以“政治互信”为前提的主张，引发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的共识，大大激发了各国和地区参与“自由贸易”新常态建设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自由贸易”新常态，“政治互信”是基础。

“顶层设计”的启示。从整体建设和发展方向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战略带动发展的“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中远期发展思路和构想，整体上是一个宏观“自由贸易”新常态，中观、微观来看，即是“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及相关系列“自由贸易区”组合而成。“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中国政府有两个担当。一是担当“一带一路”战略及带动发展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宏观思路和设计蓝图，统筹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二是担当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系列“自贸区”发展相接轨，也需要一个明确、务实的“顶层设计”，将战略和策略有机结合。其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自贸区”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需求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产业模式不同，投资方式不同，因而，各国政府也要有一个确定的“顶层设计”。其三，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合作的层面和程度实现差异化，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思路。

“政府推动”的启示。有了“政治互信”，有了“顶层设计”，“政府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促进改革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府的召唤、政府的构想、政府的设计、政府的政策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和推动力。

沿海发达城市和地区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外向型企业和品牌集群，开始抱团参与，积极捕捉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机遇，交通信息先行，产能项目对接；内陆城市政府组织研讨、论证“一带一路”的商机，指导地方产业和品牌资源优势，进军“一带一路”。以河南为例，河南已发起国内沿线城市旅游品牌联盟，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先期开通的郑欧班列，不仅在交通动脉上连接亚欧大陆桥，而且，在货物流通、交通运输、信息互通、产业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全面打开了亚欧大陆贸易通道，连接了亚欧经济圈。

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从区域经济大市场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带动亚洲、亚欧、亚非经贸市场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市场。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市场融合起来，各种产业要素在这个大市场“自由”流动，诸如货物贸易、产业合作、金融投资、文化交流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产业技术都有望提升，投资空间有望扩大，市场有待拓展，……如此等等，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资源可以共享和优化配置，产业可以深度合作和优化升级，资本可以相互投融，市场可以深化扩大。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给各国和地区不仅带来更为丰富的多元利益，而且，带来更加“自由”的亚洲、亚欧、亚非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市场。

“战略带动”的启示。“一带一路”，开辟了21世纪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蓝图。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国家战略”，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已经显现了几个方面的战略带动作用：

一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弘扬和共识。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打通亚洲、亚欧、亚非经济联合发展的通道，无论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是相关参与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意愿，都看中了“一带一路”大市场的丰富资源和超大市场，都看中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商机。尤其是资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资金规模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等，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用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强力提振“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形态，变革发展模式，尤其是带动亚洲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圈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了“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将融合更多“点对点”、“面对面”、“区域对区域”、互联互通、互补互助混合运行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欧经济圈”。“一带一路”不仅植根于陆地与海上古“丝绸之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还彰显了21世纪“自由贸易”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以及区域推进、跨界合作、创新发展的大趋势。

经贸合作论文篇（10）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2011宁洽会暨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成绩斐然，尤其是中阿经贸论坛“立足宁夏、面向西部、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功能显现。目前，宁夏成为联结中阿的枢纽和平台，通过中阿经贸论坛，宁夏将进一步深化内陆开放战略，争取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谈到中阿经贸论坛在宁夏举办的历史性意义时，王正伟说，中央批准让宁夏和商务部、中国贸促会三家合办中阿经贸论坛，而且是永久性地办下去，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首先，宁夏回族群众与阿拉伯人民在文化、信仰、习俗等方面有许多相近和相通之处，在中阿友好合作方面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和人文条件，也具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和一定的产业基础。其次，在宁夏举办中阿经贸论坛是考虑了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也考虑了我们国家目前与阿拉伯国家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发展中阿经贸的战略需要。中阿经贸论坛放在宁夏，有利于整合西部省区的资源，起到相当好的辐射作用。最后，中阿经贸论坛给偏远落后少数民族地区奔小康带来了希望，虽然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与东南沿海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压力非常大，形势还非常严峻，中阿经贸论坛的举办创造了大量的合作机会，势必给西部省区带来开放的契机，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对于宁夏通过中阿经贸论坛这个强有力的平台，坚决实施内陆开放战略的设想，王正伟说，宁夏提出建立内陆开放经济特区，或者将来有可能国家批准建设内陆开放新区，不管批成新区也好、特区也好，对宁夏都是好消息。目前，中央已经把宁夏沿黄经济区列为国家十八个重点开发区，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沿黄经济区的发展关系到西北地区的“三生”问题。国家这么重视沿黄经济区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充分考虑了民族地区的实际。中央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宁夏、新疆、甘肃等省区同中亚、中东的合作，宁夏已成功举办两届中阿经贸论坛，为中阿合作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但是，仅有平台是不够的，必须寻找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特区。特区的定位有三个，一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门户，二是我国内陆开放的示范区，三是现代产业的聚集区。在宁夏建设特区，必须立足宁夏的实际，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按照宁夏的初步规划，内陆开放经济特区将按照“一区两园”规划布局，一区为银川内陆开放型经济特区，两园为空港经济园区和总部经济园区。在实施内陆开放战略中，宁夏将立足实际，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谈到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与去年的不同和特点，王正伟说，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呈现出规格高、国际化、成果多的特点，办会理念已远远超出了“经贸往来”的范畴，中阿经贸论坛成为展示宁夏乃至中国形象的一个平台，对整合西部省区资源，向西开放有着重要意义。今年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吸引了3位国家领导人、5位阿拉伯国家王子、26位部长级外国官员、60多位商会协会会长前来参会，中阿经贸论坛成为他们认识中国、了解宁夏的绝好渠道。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吸引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投入，成为一个高规格的国际化盛会，它的成功举办超过了中阿双方的预期。在签订的2000多亿元投资协议中，有40%是合同项目，这对中阿双方开展实质性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比第一届中阿经贸论坛时的情形好很多。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的举办也可以用“火爆”一词来形容，前来宁夏的飞机票“一票难求”，很多企业和客商“抱怨”展位太小不够用，大会提供阿语翻译服务也非常紧缺，星级宾馆来晚了根本住不上。

随着中阿经贸论坛永久性落户宁夏，宁夏正在举全区之力争取将每届中阿经贸论坛都能办出高水平。王正伟说，此次中阿经贸论坛中有高峰论坛、会展博览、经贸洽谈和文化交流四大板块，举办中阿经贸论坛不只是要看热闹，最终还要看结果。此次论坛不仅给宁夏也给30多家中央大型企业提供了走向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平台，而阿盟22国全部参加了这次盛会，900多家外国企业前来寻觅商机，中阿经贸论坛成为阿拉伯及其他伊斯兰国家了解中国的窗口。中阿经贸往来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明年，宁夏将继续申办中阿博览会，利用市场化运作，加大展览馆、星级酒店、中阿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另外还将把中阿经贸论坛的内容延伸到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各个方面，让中阿经贸论坛的内涵更加丰富，满足不同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