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论文篇（1）

从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厘清调整对象。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经济法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起步繁荣阶段，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展开的。基本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其调整特定经济关系。

而对于特定的经济关系，表述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其他的经济关系都发生于国家的计划约束之下，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性，其由经济法调整。①有的学者进一步从所有制性质的角度限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②随着经法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强调经济关系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①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管理关系。②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计划关系。③另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④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学者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逐渐淡出了经济法学者的视野，“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⑤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学者们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取得了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交锋渐次减少，学者们在“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的基础上，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侧重点有所不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说”、“国家调节说”以及“行政管理说”等。⑥在强调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管理关系”的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的“横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经济法萌芽时期的理解有所不同。

此时的“横向经济关系”是指计划指导下的经营协作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1]（P46）时至今日，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已达成基本共识，都强调经济法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只不过是表述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二、制度功能视角中的经济法地位研究。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注重区别到现在关注联系的发展过程，研究视角逐渐聚焦于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制度功能上。从制度功能角度去探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助于整合法律间的体系功能，促使经济法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最初，学者们在分析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时，往往从调整对象角度进行论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民法和经济法作为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学者们对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研究中不仅注重二者之间的区别，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区别的论述不仅聚焦于调整对象方面，而且进一步关注保护的法益、制度功能等问题。在制度功能角度，民法是保障市场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经济法是保障国家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其功能在于弥补民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的不足。[2]（P19-20）民商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而经济法则侧重（并非全部）从宏观、从利益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3]在探讨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时，主要的落脚点也是二者的制度功能的互补性。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同时也少有强行性规范，导向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它多是通过强行性规范，强调“市场机制的外在化”，提供具有干预性、宏观性、整体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规则，解决市场失灵，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3]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初也是着眼于调整对象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学者们对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功能互补性关注度的增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时，学者们基本也都是强调二者在制度功能上的互补性。①进入20世纪末期，也有的学者将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并列在一起，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三者关系的研究是从功能的互补、调整对象的交叉等角度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三者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②

三、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探索经济法独立法律地位的研究仍在继续，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调整对象以及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等问题，逐渐拓展到经济法的价值、宗旨、基本原则、法益目标等问题上，从而形成了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的权力（利）和义务、经济法的属性等各个方面。[4]其次，针对经济法的法域归属问题，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是保护和扶持经济性弱者以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是社会公共干预和理性建构之法。[5]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导致以社会为基础的私法、行政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化。但受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的限制不能完全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一种完全社会化能够反映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社会法。其中经济法就是这种社会化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法。[6]（P220）再次，从“社会本位”

的角度提炼与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经济法调整政府管理经济的关系中，以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和效率作为根本价值。[7]经济法是社会性之法，经济法的价值最关注社会性。③最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社会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8]

四、经济法学基本假设的提出。

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提出丰富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新视角，拓宽了研究思路。“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说，吸收相关学科中有共性或深层次的相关成果，提出基本假设，在对这些假设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运用基于相关假设而产生的各类方法，实际上是对经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9]（P59）1998年，有学者在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时，就提出了基本假设这一概念，认为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基本假设的差异。[10]随后，有学者在分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是再次使用了基本假设的概念。即二者的深层区别是对于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对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假设不同。[3]但是以上论述仅从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角度提出了经济法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并未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作系统的论述。2001年，有的学者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把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可称为共通性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可称为特殊性假设。共通性的假设是二元结构假设，包括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经济———制度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南北（东西）二元结构、内外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传统与现代二元结构、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二元结构。特殊性假设包括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交易成本假设。并且运用各种假设分析了具体经济法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①

五、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自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来，就成为经济法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对象。对于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既丰富了我国宏观调控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宏观调控的立法实践。

有的学者对建国后40年来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了反思，认为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行为入手，从经济、行政和法律几个方面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研究。以法律手段规制宏观经济行为，既是宏观经济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和特性所要求的，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职能、任务所决定的，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工作规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11]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要立足于长期的社会政策，宏观调控应法律化制度化。为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意识和责任，监督政府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必须着手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法律化和制度化，使政府有效且有节制地发挥“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职能。[1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宏观调控的法制化研究逐渐深入。有的学者对宏观调控法的本质、价值、基本原则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13]有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和行使，并通过分析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权源、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说明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对于宏观调控法理论和制度完善的重要价值。[14]中国加入WTO对于宏观调控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是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发展趋势。

六、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法制化需求日益增强。于是，有学者提出了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重要基本原则，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意义深远。税收法定主义的提出有助于税制乃至整个法制的完善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但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宪法原则，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从而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重要原则，同样具有宪法原则的位阶。[16]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税法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的一方主体是国家，所以税收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债的关系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为本质和核心构建起来的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为税法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应当根据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来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其中，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也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即“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其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上。认识和确定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首先就会对传统理论中的“税收公平主义”提出挑战。传统的税收公平主义一般只就纳税主体范围内比较其相互之间的公平问题；而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本质基础上的税收公平主义则要求就税收法律关系的全部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考察其彼此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关系。[17]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对于竞争法的研究始终与立法密切相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法的进程，特别是针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展开的研究。美国、欧盟等国家的反垄断法理论研究比较发达，实践经验比较丰富，而我国从1978年以来，一直没有制定反垄断法，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较为欠缺。所以学者们在探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时，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立法与司法实践。但毕竟我国的国情与美国、德国等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以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反垄断法立法研究尤为重要。学者们针对我国的国情，结合国外的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极大推动了2008年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

首先，探讨了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关系。制定并实施反垄断法与优化我国企业规模并非是对立的。我国反垄断法与支持中小企业联合、扩大企业平均规模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政策并不矛盾，它们是为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必须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①我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鼓励必要的企业合并和联合，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和经济力过度集中，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要恰当掌握其中的“度”。②其次，论证了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问题。反垄断法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最重要的法律途径，反垄断法在规制行政垄断时需要注意其与经济垄断的一致性和各自的特殊性。[18]由于行政垄断的形成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因此，制止行政垄断的任务并非反垄断法所能独立完成的，它需要实现自由企业制度，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确立有力的执行程序及严厉的惩戒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19]再次，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计思路。我国应当建立一个有权威性和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主管机构，它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虽然隶属于国务院，由国家人事部和财政部编列预算，但在审理反垄断案件中却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和高度独立裁判的权力，即在业务上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20]最后，分析了入世对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的影响。入世后，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问题，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虽然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存在压力，但是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和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21]

中国应当积极参加WTO关于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谈判，抓紧制定反垄断法。竞争政策是国家的长期策略，应当注重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研究。[22]超级秘书网

中国的经济法学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密切注意理论联系实践，强化具体制度的研究，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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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论文篇（2）

一、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是时展的需要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而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经济地理是地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区域经济活动与生产布局，研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发展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国经济地理一般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各高职院校商贸、财经类专业开设，从其教学内容看，主要包括我国地理位置、资源、人口、工农业生产布局、商业、交通运输、旅游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综合性增强，人文地理知识的比重大，这就决定了该课程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独特优势。钱学森教授指出：“地理科学是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的一大科学部门，是人类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在意识和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不断增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成为全社会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八政治报告也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然而，由于高职院校自身的特殊性，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不容乐观，人文素质教育尚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不少学生行为不文明，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人文素质水平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因此，在高职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努力挖掘地理学科的人文因素，加强对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需要，也是地理教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二、中国经济地理课程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内容

1.爱国主义情操教育

爱国主义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学科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之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品质，党的十也号召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中国经济地理课的许多章节都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对我国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和对国土整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了解，使学生深化对我国国情、国力以及国策的全面认识，进而达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素质教育的目的。如在讲到我国农业生产布局时，教师就要给学生讲清楚，农业生产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多么重要。而我们国家在20世纪末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2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一个让世界各国都为之惊叹的奇迹。另外，由于我国有典型的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我国种植农作物的界限是最靠北的。我国植物种类繁多，在历史上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讲授轻工业地理时，教师要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手工艺品生产的精湛技艺和悠久的历史，四大名绣、四大名锦、文房四宝、三大特种手工艺的生产早已名扬四海，它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通过上述内容的讲授，教师让学生了解并感受到我们祖国的伟大，从而更加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2.环保意识教育

地理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提高地理环境意识，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是新时期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地理教学中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现代工业由城市到乡镇遍地开花，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工业发展较晚，许多地区在发展当地经济时因缺少基本人文地理知识，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急功近利，往往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加速经济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当前，环境、资源、人口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建立生态、低碳、环保经济才是我们正确的发展之路。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我们要重点介绍我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布局，这些部门与环境关系密切，有许多环境保护方面的案例。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典型环保案例的讲解，指导学生重点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状态及治理措施，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责任感，能够自觉地用科学的环境观、资源观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能运用地理科学观念，对人类与环境之间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规范自己的行为，理解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地区性；关注全球命运，树立关心全球的责任感和伦理观。

3.可持续发展观念教育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协调与优化控制人地关系，而协调人地关系正是地理科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可持续发展是地理学科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经济地理教学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国际环境教育的要求。而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农业、工业、交通、通讯、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所涉及的内容与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这就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供了较好的素材，通过学习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开发规定、人口政策、环保政策，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人口观、环境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更加积极地参与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活动，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

三、经济地理教学中人文素质的培养方法

1.将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渗透于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之中

教师应把人文素质教育与经济地理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地理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教学内容中挖掘教育素材，寻找素质教育与地理知识教育的结合点，把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例如：结合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讲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结合环境、资源与人类的关系等内容的讲解，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我国许多煤炭生产地利用塌陷地建起了湿地公园，这样既合理地利用了空间，净化了水质，也发展了当地的旅游业。在讲农业地理时可结合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桑基鱼塘发展生态农业的例子，对学生进行循环经济教育。教师必须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注意学习、注重积累，及时捕捉新的知识、信息，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在经济地理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教师要恰当地选择课程资源，如教材、电影、多媒体课件、录像、图片等，丰富课堂教学。教师要自始至终贯彻人文素质教育的思想，要培养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使学生的日常行为能自觉维护社会公德，能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2.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社会实践之中

经济地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科学，许多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联系密切。教师要把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到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同周围所见所闻的事物联系，同当地和祖国的生产建设联系，同国内、国际时事的热点、焦点联系。如：通过社会实践、春游等活动，让学生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新旧道德观的碰撞中，通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借以了解乡情、国情，认识自然，使学生感悟人口剧增、资源破坏、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造成的不良后果，引起他们深刻的思考，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地理伦理道德观。另外，教师还要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在课堂上进行有关地理问题的讨论和演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引导学生有计划地参与社区环境与发展的考察、植树造林、清除污染等各种环境保护活动，使学生受到实际参与的教育和训练，以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教学内容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密切结合，要把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当中。

3.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课外活动之中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经济地理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和延伸。在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经济地理知识竞赛、举办经济地理墙报、举行地理演讲等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地理人文素质教育。针对日本政府对我国上演的购岛闹剧，以及我国在南海维护等问题，教师可以举行“爱我海洋国土，保卫我神圣海疆”主题报告会等，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可以结合每年的“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校园网举办低碳、生态、环保、循环经济等专题讲座，开展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和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进行野外考查、旅游、社会调查等，通过多种渠道丰富学生地理知识，培养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使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践，既增长地理知识，又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经济地理学论文篇（3）

在经济法地位问题的研究上，长期以来由于陷入传统部门划分理论的误区，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笔者期望对此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 法律体系，也称为部门法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律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现象，反映了法的统一性和系统性。 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上，既不是越细越好，也不是还是越粗越好，而应该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和原则的问题。 所谓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我国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是从前苏联引进的。前苏联曾经就法律体系问题进行过三次较大的讨论。通过第一次讨论，人们普遍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应当是调整对象，而不应当将调整方法作为辅助标准。第二次讨论的结果是，承认将调整方法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辅助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同时认为，在划分法律部门时仅依靠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这两个客观标准是不够的，还应考虑一些原则，这样才能使法律部门的划分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主要有：粗细恰当（应注意在粗细之间适当平衡，以利于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全部现行法）、多寡合适（要考虑有关法律、法规的多寡）、主题定类（考虑以主题或主导精神来定其部类归属）、逻辑与实用兼顾（划分法律部门，既要有一定的逻辑根据，又不必过于拘泥，从实用出发，还应该考虑正在制定或即将制定的法律，把握法律的发展趋势）。 以上是我国法学界现在在法律部门划分问题上的一些公认的观点，我的问题是这些理论是绝对科学和正确的吗？在经济法地位，即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认识上，是否这些理论存在某些局限性？那应该如何认识呢？笔者试图就此谈一些初浅的看法。 二、调整方法或调整手段是否是划分法律部门的一个必需标准？ 所谓法的调整方法，是指法据以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引导、纠正的方法或途径。按照法律调整方法的性质，可以将其划分为民事、行政、刑事、司法和准司法程序4种方法。按照法的制裁方式或法律后果的形式，则可以将其分为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刑事制裁、褒奖、专业即社会性制裁5种。将方法和对象结合起来区分法律部门，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方法，“首先是它所特有的，因为它同所有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方法有重大区别，其次又是万能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调整构成此一法律部门对象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法律调整的方法只有极为有限的几种，而社会关系和所对应的法律规范是极为繁多和庞杂的，面对这么多的法律规范，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分类呢？这一理论在经济法地位的认识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必须予以彻底的改造。

经济地理学论文篇（4）

福建师大经济学学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成长和壮大的。1979年我校开始招收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该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当时全国省属高校以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博士点；1994年开始获准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单招研究生；1998年经教育部批准建立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这是我国高师院校唯一的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1999年经国家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我校建立了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这不仅是我国省属高校的第一批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是当时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唯一的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8年增设产业经济学硕士点；2000年增设西方经济学硕士点；2003年增设经济思想史博士点和硕士点；2006年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区域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我校成为全国省属高校第3家、全国高师院校第2家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博士点的单位。在28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中，我校经济学学科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目前已拥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8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形成了以政治经济学为龙头、理论经济学为主体、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协调发展、多层次办学的学科群，成为我省乃至我国理论经济学教学科研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经济学学科发展离不开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的共同努力。在老一辈主要学术带头人陈征教授和新一代主要学术带头人李建平教授的培养和带领下，经济学学科拥有了一支结构合理、方向明确、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富有发展潜力的学术梯队，现有教授20人，副教授17人，讲师28人，其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分别为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4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人，福建省优秀专家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省劳动模范2人、省级“百千万人才工程”人才3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3人；省优秀教师、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三育人”先进个人、省级教学名师各1人；等等。

二、学术研究的源流与特色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特色是学科发展的生命，也是学科建设的立足点和突破口，作为东南沿海的省属师范院校，我们始终立足实际找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制定学科发展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抓好学科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和发展学科优势，形成了一组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的学术研究方向。

(一）关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早在1972年政教系复办后，我校经济学学科梯队就十分重视《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国内学者虽然出版过解释《资本论》的专著，但大都只解释了《资本论》第一卷，或者是复述《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尚未有系统解释《资本论)全三卷的著作问世。1978—1983年期间陈征先后出版了长达144万字的《<资本it解说)(五卷本)，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解说《资本论》三卷的专著，至今修订三版，重印4次，印数达14余万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许多高校、党校、军事院校采用为教材，影响深远；该书于1988年获部级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和省“六五”重点项目优秀成果奖，1991年获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1982—1986年期间陈征带领学科梯队成员进一步对《资本论》开展多维度的研究，陈征、严正、郭铁民、林述舜等合作编著了《资本论》研究的两套丛书，出版《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下）等15部著作。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梯队成员还编著20余部高质量的教材和教学辅导资料，主要有:陈征、林健合作主编《政治经济学学习指南》(1986)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

2.1和42人在学科梯队成员中获得全国劳动模（1989)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合作主编的全国高师通用教材《〈资本论〉选读》（1990、1998)和《政治经济学》(1984、1992、2003)、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资本论〉选读》（2003)和我校国家经济学基地系列教材等，其中全国高师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被誉为“名教材”，广被米用。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李建平就对《资本论》方法论进行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他于1986年出版的专著《〈资本论〉辩证法探索》在该领域独树一帜，他将《资本论》看成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开放性的方法论体系，并力求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每一种辩证方法的既成形态，并进而寻究其历史的来龙去脉；该书出版后，《光明日报》等媒体迅速做了报道，陈征教授等知名学者评价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称赞它是一朵学术界“初春的红萼”。1987年该书荣获省社科规划”六五”重点项目优秀成果奖，2006年该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再版，获得广泛好评。此外，他还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91年他所撰写的论文《关于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文本的研究》是我国最早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文本研究的论述之一，1994年该文获得了第二届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校经济学学科不仅重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教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也重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使之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如围绕劳动价值论、资本理论、地租理论、分配理论等专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用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逐步形成了“《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这一富有特色和优势的学术研究方向，《陈征选集〉(1996)和《〈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陈征选集续篇》（2005)是我校经济学学科在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1、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校经济学学科在对《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上，着济问题，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陈征、林健的合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问题新解》(198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1988)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1989);严正的专著《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该书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林健、李思的合著《国情与选播（1990);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与发展〉，该书获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研究》（2000)，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的著作。主要论文有：陈征的《〈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一文，原刊于《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被美国《国际社会经济杂志》（use)译成英文，转载于1991年第9、10期；林健的论文《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研究》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9);骆焉名的论文《怎样认识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作用》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吴维崇的论文《试论生产资料流通经济效益》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李建平以《资本i论〉原理研究国有企业改革而撰写的论文《关于资本营运的几个问题》获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1997);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论文《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并居于获奖论文的榜首（1999);李建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改革的系列论文获得第五届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陈征和李建平两位教授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学习十五大关于分配方式新论述的思考》，双双获福建省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杨强的专著《中国个人收入的公平分配研究》(2007)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等等。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李建平教授将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共10辑100本著作)，带领学科成员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

2、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深化研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资本论》力运用《资本论》原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诞生100多年来人们围绕劳动价值论的激烈争论就从未休止，其原因既有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也有来自于对《资本论》理解的偏差，更由于《资本论》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当代社会经济状况相去甚远，如今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征教授主张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对新的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说明。特别是针对当前流行的“知识价值论”等观点，进行了分析和商榷，澄清了理论是彳非捍卫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他的专著《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应用和发展》（2005)，根据当代劳动的新特点，提出了现代科学劳动的新理论，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范畴和本质性的核心理论内容，这是对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新发展。该书中有关文章已于2003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省第五届和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李建平教授以独特的视角，提出要划分和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两种形态即抽象的和具体的劳动价值论该系列论文获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张华荣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研究了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的问题，其专著《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论》获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陈征和李建平还针对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潮，撰写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系列论文，予以反驳，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和广泛认同。经济学界的泰斗、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赞誉我校经济学学科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南方阵地”。

3、关于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研究。学科梯队成员以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为指导，系统、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租、地价和房租、房价理论，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和房地产价格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填补了理论空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租和地价理论；同时着眼于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土地产权关系、城市土地市场结构、批租地价的形成和住房贷款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取得丰硕成果。如陈征的专著《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是我国研究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主义城市中的应用和发展，该书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和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李建建的系列论文“土地资本试探”和专著《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结构研究》；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和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等等。另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发表一系列高级别论文，如陈征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1998)连续发表“论社会主义城市级差地租”和“论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两篇论文;李建建在《经济研究》（1991).《当代经济研究》（2001、2003、2004)等刊物发表《有关城市土地使用费的几个问题》、《论城市绝对地租》等系列论文，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

(二）关于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郭铁民、林卿、廖福霖等围绕“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开展持续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

1、关于土地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学科梯队成员借鉴国内外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发展、农村就业结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为背景，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进行系统性、跟踪性研究，突出农村土地配置市场化与制度创新、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现代化等多维度进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高级别课题有：郭铁民的教育部“十五”人文社科规划《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林善浪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及其相关政策研究》(2004);李建建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土地征用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2005)；林卿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流失与保护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2007)和国际合作课题《中匈土地制度比较研究〉（2006);廖福霖的省社科重点规划课题《海峡两岸生态生产力发展研究〉（2006);等等。主要著作有：林善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1999)，该书获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学术专著，是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在社会恤一等奖(2000).省第—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和省邓小平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林卿的《农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地利用问题研究》，这两部著作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2005)林卿主编的《土地政策学》，该教材被教育部列为面向二十一世纪推荐教材。另外学科成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几十篇高质量的相关学术论文，其中廖福霖的论文《生态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等等。

2、关于城乡统筹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该方向学术梯队成员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割体制双重制约条件下的我国城乡经济关系、工农业关系的演变过程、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全面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以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中心的城乡经济关系理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蔡秀玲的《论小城镇建设一要素聚集与制度创茅新>，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张国的《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陈少晖的《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体制研究》和《从计划就业到市场就业》，这两部著作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2005)王知桂的《中国人力资源结构大调整》(2007);等等。学科成员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几十篇相关论文，如吴维嵩的《对福建省农村过剩人口转移问题的探讨》（1987)、李建建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运行机制》（1990)等等。

3、关于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李建建、张国、黎元生等以闽江流域为例，对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补偿原则，补偿计价办法，补偿资金的筹集、营运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索性研究。李建建主持省环保局横向课题《流域上下游水环境补偿激励机制研究〉（2005)和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课题《闽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与对策研究》(2005)黎元生主持省社科规划课题《闽江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研究》（2006)、《完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思考》(2007)等4项省级以上课题，并在《农业现代化研究》、《生态经济》、《福建日报》(求是版）等刊发了“闽江流促进区际协调发展”10余篇系列学术论文。其中有关完善闽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同和实践部门的采纳。

(三）关于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研究

1、关于产业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我校经济学学科梯队在努力保持传统学科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学术领域在产业组织、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新兴的网络产业和企业虚拟化经营等相关领域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高级别课题主要有：李建平的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福建和其它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2006)和《福建和其它省域综合竞争力评价与预测研究》（2007)李闽榕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与预测研究》(2007);王知桂的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课题《福建产业集群与新型工业化路径研究)(2005)，等等。主要著作有：由李建平、李闽榕、李建建、张华荣、黄茂兴等主编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230万字）蓝皮书，该书于2007年3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各级政府、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中央和地方媒体共200多家单位全方位报道了该书出版的情况及相关研究内容，在国内夕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大大扩大了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郭铁民、王永龙和俞姗合著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和全国第五届外经贸研究成果优秀作品奖（2005);林善浪和吴肇光的《核心竞争力与未来中国》，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此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出版了多部著作，主要有陈朝阳的《中国企业并购论》（1998)、黄瑾的《市场占有论》(2000)、何荣天的《产业技术进步论》（2000)、林玉妹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2002);张国和林善浪的《中国核心竞争力研究》（2002)等等。另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在国内权威刊物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其中陈明森的《试论社会主义信息经济学》（《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是国内较早阐述经济信息功能、作用和效益的开创性学术作品；林子华的系列论文《虚拟空间与虚拟企业问题研究〉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一个视角一浅谈我国推进企业虚拟化运营》，分别获得省第五、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2005)集群研究”和“全球价值链与集群外部空间延展规律研究”，分别获省第五、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和优秀成果佳作奖（2005)；等等。

2、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繁荣也是本学科开展持续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梯队围绕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农业产业组织创新、农业增长与发展、新时期农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高级别课题有：郭铁民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八五”重点规划课题《股份合作经济研究》(1991)、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规划课题《股份合作制与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创新》（199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股份合作制经济问题研究》(1998)以及省社科规划课题10余项。主要著作有：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股份合作经济研究)获得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上、下册)，这是当时国内第一部研究股份合作经济史的力作，该成果获得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998);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中国股份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9)。林善浪、张国的合著《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研究》和《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分别获得省第五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黎元生的《农产品流通组织创新研究》获得福州市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另外，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刊物百余篇相关论文，其中郭铁民的系列论文《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要有新视野)以及他和黎元生合著的系列论文《有关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分别获得省第五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2005)。

3、关于金融产业发展研究。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有根、祝健和黄向臻等对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结构演进、金融市场运行机制、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持续、深化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富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吴有根教授是我省较早进行证券投资理论和实务研究的资深学者，近年来在《宏观经济管理〉》、《福建论坛》等刊物上发表(2001)、《规范，从政府做起》（2002)、《股市困境的理论溯源》（2004)等论文，出版《股票投资诀窍》（1990)、《谁将扛起中国主流资本的大旗一论中国现代民族资本的崛起》（2003)、《营销与金融运营中的互动》（2006)，其中《谁将扛起中国主流资本的大旗一论中国现代民族资本的崛起）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成长和崛起的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的私营经济，就是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资本，提出现代民族资本是21世纪中国的主流资本的观点，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祝健在《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刊物发表《试论银行与证券市场的良性互动》(2001)、《私营企业信贷困局及破解》(2005)等论文，已出版专著《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2005),即将出版《论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等专著。黄向臻在证券投资技术分析进行深入研究，发表《关于中国股市晴雨表功能的思考》(2004)、《中国股市价值投资与投机的思考》(2006)《上市公司净值提升的市场分析》(2007)等论文。另外，经济学学科梯队成员还承担10余项高级别的课题，如徐龙炳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效应研究》（2002)，等等。

(四）关于闽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1999年我校成立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下设闽台经济研究所、闽台文化研究所和闽台政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经济学学科部分梯队成员在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任兼职研究员，带动了闽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方向的成长和壮大。该方向学科梯队成员立足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宏观背景，多层次、多角度考察和描述台湾产业的演进轨迹，探讨台商大陆投资的结构演变、区域分布、本地化经营等方面的特征和趋势，以及深化闽台经贸合作、整合闽台资源要素、创新闽台区域优势的模式、机制与政策创新思路等等，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高级别课题有：林卿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世贸组织框架下闽台农业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2002)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研究”（2007);郑胜利的国家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台湾产业集群演进中国际代工问题研究”《迈向新世纪我国与国际资本竞争的发展趋势》麵；蔡秀玲的省社科规划课题“加入謂与闽台两岸产业结构调整研究”（2001)、黎元生的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产业链整合：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现实路径”（2006)，等等；主要著作有：严正、蔡秀玲等主编的《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研究》,该书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蔡秀玲、陈萍的合著《海峡两岸直接“三通”与区域产业整合研究》，该书获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蔡秀玲的著作《闽台经贸合作研究》(2000)和《面向新世纪的两岸经济合作》（2002)，林卿、郑胜利和黎元生的合著《两岸三通与闽台经贸合作研究》(2005)等等。学科梯队成员还在《台湾研究》等全国性刊物以上发表5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

三、经济学学术研究服务“海西”建设

经济理论创新源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丰富实践，而理论创新的成果对经济改革与发展又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基于此，我校经济学学科不仅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而且十分重视实践应用，特别是加大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力度，为福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承担了几十项有关福建省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重大研究课题。经济学学科梯队成员围绕我省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承担了一系列应用性强的重大课题，主要有：陈征的“福建省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点改革研究”（1997)和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在新的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2001);李建平的“福建省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途径与对策研究”（1998年）、“国有资产管理与重组研究”（1999年）、“加强交通建设促进福建经济发展”（2003);李建建的“福建省社会发展'十五’规划超前研究”(2000年)、“闽江流域上下游水环境补偿激励机制”(2006年）郭铁民的“福建省‘十^一五’农业发展规划”(2004年）、“构建福建省公共卫生突发危机应急机制”（2003年）、张华荣的省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福建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2004)以及厦门市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厦门市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005);等等。上述课题中许多思想、观点均被相关文件吸收和采纳。

2、积极参加省委、省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策论证、咨询。本学科有不少教授、博士被聘为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顾问、咨询专家、特约研究员。如李建平教授兼任福建省政府顾问、福建省“十五”计划专家咨询组成员、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

经济地理学论文篇（5）

区位的基本涵义

区位一词源于德语的“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日文译为“立地”，中文则译为“区位”。关于区位的涵义有多种解释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事物存在的场所或位置；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某事物活动场所的行为。区位既有场所的涵义，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场所，是某事物占据的场所和空间（张文忠，2000）。区位主要指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也含有位置、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意义。由于区位理论限定于研究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诸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区位是人类活动（人类行为）所占有的场所（李小健，1999）。

区位理论的发展沿袭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相互关系的学说。具体来讲，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刘树成，1994）。比利时的经济地理学家蒂斯（J.F.Thisse，1987）认为，区位理论是区域科学的基础，是解决空间经济问题的有力工具。区位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并于20世纪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区位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古典区位理论

古典区位理论的代表是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Thunen）的农业区位理论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杜能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模型，论述单一运输因素确定农业生产及经济空间的配置定向，并提出了销售价格决定产品种类和经营方式，运输费用决定生产成本，主张依据运输、距离确定最佳配置点的环形农业区位理论。

19世纪中后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使得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德国的经济学家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业区位论的先驱者是德国经济学家劳恩哈特（W.Launhardt）。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1882年，劳恩哈特在《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的《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一文中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1902年，劳恩哈特在《The Principles of Railway Location》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区位三角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尼汉斯（J.Niehans）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

韦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工业区位理论。1909年，韦伯在《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纯粹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工业区位论的基本思想。1914年，韦伯又发表了《工业区位—区位的一般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对德国1861年以来工业区位对资本主义国家人口聚集以及其他若干工业区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韦伯认为，集聚节约额比运费指向或劳动费指向带来的生产费用节约额大时，便会产生集聚。韦伯通过加工系数，即单位区位重量的加工价值来判断集聚的可能性。韦伯首次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并且提出了区位理论中的经典法则—最小费用区位法则。任美锷（1947）认为，工业区位理论以韦伯的研究“最有系统”，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经济地理学的不朽名著”。

（二）近代区位理论

近代区位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近代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廖什（A.Losch）。1933年，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关于具有城市职能聚落的分布与发展规律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一书中，将地理学的空间观点与经济学的价值观点结合起来，利用抽象演绎的方法创立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以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等中心地区原则进行市场区域网络分析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中心地理论。

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是周围区域的中心，是指能够向周围区域的消费者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地点。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中心性来衡量，即中心性=中心地供给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供给自身的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的等级取决于其能够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水平。一个地区会形成一套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同类中心地间的距离也相同，且每个中心地的市场区域都为半径相等的圆形区域。各级中心地相互竞争，组成一个有规律递减的多级六边形空间模型，此时所有中心地达到了空间均衡。

中心地的空间分布形态遵循三个原则：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在三个原则中，市场原则是基础，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是对市场原则的修正和补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是一种综合的、宏观的、静态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为具体解决计划、规划问题的动态平衡打下了基础（杨吾杨，1989）。

中心地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理论地理学》的作者邦奇（W.Bunge）将克里斯塔勒尊称为“理论地理学之父”。1940年，廖什出版了《区位经济学》一书。廖什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以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地系统—市场区位论（何炼成，2005）。廖什认为单一企业的最佳区位应该是收入和费用差的最大点，即利润最大点。廖什的理论从市场区位的概念出发，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把生产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建立了市场区和市场网络的模型，促进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三）现代区位理论

20世纪50年代，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以被称为“区域科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W.Isard，1990）为代表的新古典区位论的兴起和繁荣标志着现代区位理论的逐渐形成。1956年，艾萨德出版了《区位和空间经济》，4年后他又出版了《区域分析方法》。艾萨德在新古典微观区位论的基础上，利用宏观均衡方法将局部静态均衡的微观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

20世纪70年代，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玛西（D.Massey）认为，空间作用离不开社会作用，没有社会意义的空间作用，根本不存在纯空间动因、空间规律、空间相互作用。20世纪80年代，斯科特（A.Scott）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城市和区域规划领域。斯科特以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交易成本对空间聚集和分散的影响，揭示了现代工业的区位原则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位理论最突出的成就当属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日本空间经济学家藤田昌久（F.Masahisa）、英国经济学家维纳布尔斯（A.J.Venable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

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心—模型。克鲁格曼的中心—模型将空间经济模型纳入区位论的分析框架，成功地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和区域产业集中化的内在机制，为区位论的一般均衡研究提供了微观经济学的依据。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通过构建有见地的数学模型，填补了标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经济地理内容的空白。1999年，克鲁格曼与藤田昌久、维纳布尔斯合著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在该书中克鲁格曼等人引入了迪克希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le，简称D-S模型）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理论框架以及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冰山运输成本理论（Iceberg Cost），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条件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克服了传统区域经济学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作为研究假设条件的缺陷。

区位理论的应用

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核心理论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位理论的应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需要根据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要求，将经济活动落实到一定区域范围。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分为宏观选点和微观选点。

第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通过对地理空间中的区域经济进行组织和调控，使区位条件能够更好的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形成区域经济与空间环境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第三，产业布局的优化。根据区位条件，通过产业和和生产要素在空间地域的合理流动和组配，实现产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空间分布形态和地域组合的合理化和效益的最大化。

第四，城镇体系的合理规划。根据城镇体系区位条件，确定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规划的指导思想，形成与之相契合的城镇职能、规模和空间结构规划。

区位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的内在机理，其对于深刻领会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内涵、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规律、预测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文忠.经济区位论[M].科学出版社，2000

2.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刘树成.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4.Thisse J.F.Location Theory，Regional Science， and Economics[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87，V27（4）

5. Launhardt W.Die Bestimmung Des Zweckm？ssigsten Standortes einer gewerblichen Anlage[J].Zeitschrift des Vereins Deutscher Ingenieure，1882（26）

6.Pinto J.V.English Economists`Descriptive Accounts of Location Theory[J].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Working Paper Series 97-03，1998（7）

7.约翰·伊特维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8.张文奎.卫勃的工业区位论简介[J].经济地理，1981（2）

9.任美锷.建设地理新论[M].商务出版社，1947

10.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常正文译.商务印书馆，1998

11.杨吾杨.区位论原理—产业、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12.威廉·邦奇.理论地理学[M].石高玉，石高俊译.商务印书馆，1991

13.何炼成.中国经济发展新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4.沃尔特·艾萨德.区域科学的起源、发展和未来[J].生产力研究，1990（6）

15.R.J.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M].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

经济地理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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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论文篇（7）

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和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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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论文篇（8）

关键词 人文地理专业；计量经济学；研究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14-0040-03

作者简介：刘新华，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计量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教改课题“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应用研究——以人文地理专业《计量经济学》为例”（编号：125000－0161）的研究成果。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集经济学、数学、统计学为一体的综合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70余年的发展，其理论日臻完善，应用十分广泛。计量经济学是经管类的核心课程，开设此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学会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利用它合理的来研究经济现象。因为计量经济学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所以学好计量经济学对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经济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计量经济学得到了各个高校相关专业的极大重视，目前各大高校人文地理专业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主要面向的是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的是统计分析一类的课程。从我院多年的教学情况来看，尽管学生们心理都很清楚这么课程的重要性，也都尽了自己的努力想学好，然而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却不是很好。笔者长期以来从事该门课程的教学，教学活动中也尝试了各种教学改革，本文通过对教学实践的观察和体会，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教学中只有贯彻好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特点组织教学，才能搞好教学，才能取得师生双方满意的效果。

一、人文地理专业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必要性

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球表面状况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的基础学科。古时候的地理学主要描述人类周围的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活动的要求，在逐步积累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地理学对地球表面的各种现象提出了假说、解释，通过各种途径探索地球表面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的规律。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生产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增强，人类对地理环境作用的强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显著突出。由于地理研究对象的复杂多变，对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推动了地理学的变革，促使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地理学的定量化研究是随着计算机的发明、改进、发展和普及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的地理学研究中，广泛的定量化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此相对应，各个高校的地理专业开始注重定量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比如，开设计量地理学、统计学等课程。这里应该指明，计量地理学是以统计学为主要内容，或者说是统计方法的地理学应用。显然，地理专业增设定量方法的课程，通过教学活动，对培养我国地理人才、促进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明的是，这一类研究方法课程的内容大都以统计学的基本理论为主体，它们和地理学的结合不甚紧密，看上去与应用数学课程无异，这些属于学科发展的问题，本文不涉及这个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它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人文”二字泛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仅指社会文化现象。人文地理学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则指社会文化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经济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始终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总会与经济如影随形，即便是研究社会现象，或多或少也会和经济有关，可以说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社会经济现象大都具有随机性特征，因而统计学方法成了该类现象重要的研究工具。社会经济现象往往是复杂多变的，主要原因就是影响因素众多且复杂，有些影响因素可以量化，也有相当多的因素无法量化，对于无法量化的因素，需要更多的数学技术加以解决。由于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的结合，可见计量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理应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问题

1.专业知识背景不同，学生知识基础良莠不齐。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计量经济研究的是现实经济问题，计量建模是以对经济现象清晰、透彻认识为前提；同时，计量模型变量的设定、数据的采集与处理及模型检验等部分全部需要扎实的经济理论知识。而且，在模型构建、假设检验、模型估计等部分对学生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学习计量经济学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统计学等先修课程的良好基础。通过理论学习和各类实践，掌握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能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灵活运用这种工具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动态计量经济学、时间计量经济学等更高级的计量经济学技术打下坚实基础。

实际教学中发现，学生的基础知识难以适应教学目标的要求。部分学生的数学、统计学基础薄弱，对计量经济学原理及方法理解困难。就研究生的生源来说，跨专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院人文地理专业的研究生有很多具有不同的专业知识背景和研究方向，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本科阶段是地理专业的学生，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旅游、城市规划、历史、经济、土地管理、经济贸易等文科专业，甚至还有外语、哲学等文科专业。即使是地理专业，其教学计划也会与经济专业不同，不会涵盖全部的计量经济学先修课程。况且不同的本科专业，不同的院校，其教学计划也会不同，课程设置不同，教学要求不同。因此，人文地理专业研究生要学好计量经济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2.没有适合的教材，学习内容不明确。计量经济学是经济专业的核心课程，计量经济学教材是适应经济专业需要而编写的，因此教材内容具有很强的经济学特色，而地理学特色弱，目前还没有适合人文地理专业的教材。因此，当务之急是编写一本适合地理专业的计量经济学教材。笔者在教学中采用的是李子奈等编写的高教版教材，这本教材适合研究型学生使用，教材的通俗性不强，不适合作为自学参考读物。从多年的教学经历来看，虽然选用的教材大体上是可以应付教学需要的，但仍然存在与地理研究结合不紧密的问题。

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并非是数学模型的简单堆砌，学习计量经济学必须对经济理论、对所研究的现象有透彻的认识，具备扎实的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而目前我国计量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仍遵循着一套传统的方法，虽然大多数教材中涉及一些经典计量模型和经济理论，但是要体现出来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远远不足的。笔者在教学中采用的是李子奈等编写的高教版教材，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虽然教材强调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但不少学生还是认为它是孤立于经济学的一个方法论的课程，更接近于一门数学课。学生的这种看法不是偶然的或是个别的，这说明教材的编写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也有教学设计上的问题。

3.教学重过程的推导，轻实际的操作，研究性教学不足。高校大多数课程的教学过程采用的是传统的方式，几乎都以讲授为主，课堂教学方法单一。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主要注重参数估计和各种检验的理论和方法，注重过程的推导，对如何从经济问题出发建立模型、如何应用模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却讨论得较少。计量经济学虽然利用了很多的数学方法，但毕竟不是数学，将过多的时间花费在数学推导上只能是事倍功半。对于那些数学基础不是很好的学生，对于数学推导并不感兴趣，进行长篇累牍的数学推导只会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他们更乐于接受比较现成的思想和结论，教学应该是有的放矢，按照客观情况因材施教。

研究性教学是以研究、探讨为基本特征的一种教学活动，即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进行的，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这种教学方法具有探究性、交互性、实践性、启发式、开放性和自主性的教学特点，研究生课堂教学应该以研究性教学方法为主，现在大部分研究生课堂教学还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很少让研究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这种教学和学习方式以传授知识为主, 重视知识的继承，重视演绎，忽视知识的创新，这种“填鸭式”单向传授知识的教学方法对于研究生而言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改进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一门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学生自身的因素、教师因素、学校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要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根据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以便对症下药。本文主要从课堂教学这一角度进行探讨，我们觉得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是核心，是改进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1.加大实践教学，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去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没有实践，只是纸上谈兵，学生不可能真正掌握计量经济方法。在实践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改变教师的主体地位，教师可有意地寻找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可使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学习形式的改变增加了学习的机会，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人文地理专业研究生的数理基础普遍不好，而且参差不齐，学生缺乏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对于较深的数学推导更是觉得晦涩难懂。如果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处理经济中的问题。计量经济学之所以使许多学生感到难学，除了一部分学生的数学和数理统计学知识掌握较差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课时少，这样不能为学生深入学习提供足够的时间保证。加强实践教学，增加实践的教学时间，减少课堂上有关数学推导与演绎的部分理论授课，使教学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实践中，转移到原理的应用上。既能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增加学习的乐趣，又能使学生摆脱枯燥繁琐的数学演算。实践教学环节并不是留几个实际的问题让学生动手去做那么简单，重要的是让学生真正动手亲自完成一个计量模型从建模到应用的整个完整过程。在计量经济学课程中如果能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之上进行实践教学，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2.以研究性教学方法为主体，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研究生与本科生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二字，具体表现为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上。研究生创新能力不是天生的，需要训练和培养，应从教学模式、培养体制、实践手段、环境因素、导师队伍、教育观念等多方面着手，课堂教学是最直接的培养和训练方法。计量经济学教学活动可采用多种研究性教学方法，主要有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将学习内容设计成问题，或由学生提出问题，让学习者通过解决问题来获得相应的知识和原理，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案例分析法就是运用案例进行教学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由教师或学生提供案例作为教学剖析的对象，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体验和感悟案例情境，吸收案例讨论中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内化为自己所学知识，增强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研究性教学的基础是案例或问题，实施研究性教学方法的难点在于案例和问题难于设计。由于大学教师缺乏实际工作的背景，要设计出高质量的案例或积累源于实际工作的研究性问题并非易事。因此，搞好研究性教学的关键是教师要多接触实际工作，多积累案例与问题。这就要求教师教学与科研并重，努力提高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以便实施高质量的研究性教学。

3.结合专业特色，确定适合的课程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可以通过教材体现出来，教材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教材对搞好教学活动十分重要，一本好的教材应该与专业有较好的结合，在人文地理专业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由于没有适合本专业的教材，只能利用经济类专业的教材。因此，本专业的教材建设是一项紧迫的事情。由于地理学主要是从区域的角度探讨地理要素的分布规律，一般研究的是宏观问题，因此地理学的研究具有区域性和宏观性特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必须围绕这个核心，在此基础上组织教材的建设。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原理、方法解决实际问题都需要利用软件来实现。考虑到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增强实践性教学以及研究性教学，教材建设应满足这方面的需要，教材应包括软件运用方面的内容。目前，计量经济分析最受欢迎的软件是Eviews，由于Eviews软件是面向对象的，对使用者的编程要求不高，软件的可视性极强，以此，该软件得到大多数计量经济学教学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的推崇。国外一些计量经济学教材中的案例，也是用Eview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的。

参考文献：

[1]欧宗启.如何在研究性教学中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6).

[2]陈小鸿,黄亚平.关于高校研究性教学若干问题的理性思考[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7,(1).

[3]彭长生.文科背景下计量经济学教学的问题与改革[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6).

[4]戴平生.《计量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刍议[J].统计教育,2007,(10).

[5]汤茂林.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多样化问题[J].地理研究,2009,(4).

经济地理学论文篇（9）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论文库)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论文库)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论文库)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论文库)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论文库)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论文库)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论文库)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论文库)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论文库)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论文库)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论文库)平为代表的中国共(论文库)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论文库）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论文库)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邓小(论文库)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参考文献】

［1］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蒋学模.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经济地理学论文篇（10）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三者的综合。计量经济学本身并不涉及经济现象及其演变的内部机理,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和计量分析结果的解释都依赖于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从其性质来说,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或者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的一门文理渗透的交叉学科,而不是应用数学或应用统计学。

计量经济学从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诞生以来, 经过70 余年的发展, 其理论日臻完善,应用也十分广泛,已经在经济学科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是现实经济问题,它必须以对经济现象的透彻认识为基础。此外,理论模型的设计和统计数据的搜集,必须在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模型参数估计和检验等也需要运用经济理论,不是单靠数学知识所能完成的。在经济分析从定性向定量转化的过程中,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已日益凸现,其应用已广泛渗透于经济学、金融学、财务学等学科。1998 年,教育部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计量经济学定为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目前,大部分学校已将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计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课程特点和日益显现的重要性,对当前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学习和教学,特别是对文科背景的本科生,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一、文科背景下计量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问题

1. 知识基础和课时设置与教学目标不相适应

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宏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济统计学等先修课程的良好基础, 通过理论学习和各类实践, 能够了解经济数量分析课程在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掌握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能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灵活运用这种工具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动态计量经济学、时间计量经济学等更高级的计量经济学技术打下坚实基础。

笔者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由于学生数学基础参差不齐,部分学生缺乏对这门课程的兴趣,对于较深的数学推导更是觉得晦涩难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计量经济学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部分学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处理经济中的问题,也不懂得如何操作相关软件来完成计量经济学的运算。

计量经济学之所以使许多学生感到难学,除了一部分学生的数学和数理统计学知识掌握较差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课时少,没有为学生深入学习提供足够的时间保证。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经济理论和统计学三者的统一,其中经济理论的学习相对要容易点,数学和数理统计学要难

一些,特别是对文科学生更是如此。文科学生在中学阶段的数学知识范围相对理科学生要窄,进入大学后要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内学完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难度可想而知,学过这三门课的人都知道,它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别,学习方法和理解思路也有相当的不同。计量经济学的学习除了认真听课外,课后的习题练习同样重要,不做大量的习题,很难深刻理解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这点跟数学的学习方法特别相似。通过做大量的习题来理解计量经济学的学习方法,其效果已经过教学实践多次得到验证。

2. 教学方法单一,重理论教学,难以实践当前, 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由于各种条件限制,课堂教学方法不灵活, 几乎都以讲授为主,各层次的教学都比较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和实验教学没有很好展开。由于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大量用到数学与统计学知识,较多地偏于理论方法的证明,使部分学生感到有一定困难, 且与经济学课程似乎有一定距离。

有些学校由于教学条件较差或者缺少实验师资力量,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只进行理论教学,而没有实验教学。这种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不是很好。学生面对复杂的数学推导与数学运算,难免会对计量经济学产生厌烦和畏惧心理,课后作业也完成不好,直接影响学习效果。在这种“填鸭式”教学模式下,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理论知识,不能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更谈不上运用所学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深入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对于文科学生来说,习惯于死记硬背一些概念和理论,涉及到数学推导过程,以及如何将经济学问题从文字转化为数学语言或统计学语言,更是一个艰难的思维和理念的转换过程。

计量经济学教学中,软件运用的实际操作训练仍然是薄弱的环节。学生学了不少估计和检验的方法,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用,或者对计算的结果还是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运用计量模型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实际能力的培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计量经济学研究应包括建立模型、估计参数、模型检验及模型的应用, 目前的教学中主要注重参数估计和各种检验的理论和方法,对如何从经济问题出发建立模型、如何应用模型分析实际的经济问题,却讨论得较少,学生在这些方面的练习也很不够。“教学方法单一”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重理论体系, 轻实际应用;重方法介绍,轻能力培养”。文科学生在软件学习和使用的能力和兴趣上,明显不如理工科背景的学生。

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国内不乏许多有益的实践,有“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等,这些改革在相应的教学条件下获得了较好的教与学的效果。例如,“任务驱动”教学法以软件技术为基础,倡导一种“任务驱动”教学模式: 以任务为驱动,重实践过程,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动手能力。但从教学实践看,在教学条件和受教学生变化时,尤其是对于基本功相对差( 数学,软件技术) 的文科背景学生“, 任务驱动,重实践,相对独立完成”是不切实际的要求;而“案例教学法”大多由于侧重于应用、对理论学习的重视程度不够而导致理论教学重点不突出,教授时间紧张,因而“案例教学法”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好“度”,集中体现在理论知识学习与案例实践应用在时间上的冲突。[ Www.LunWenData.Com]

二、因材施教,积极探索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

1. 充分尊重学科地位,适当调整课程设置正确认识计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地位和作用,是正确认识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和地位的关键。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它不同于经济理论,也不同于统计学和数学。尽管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有一定的学科独立性,但不可否认它的工具性和服务性。根据一般大学生掌握的数学知识水平,要想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建议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安排以两个学期为好,因为一个学期(一般为54 学时) 对老师和学生而言都过于紧张,无论是学习的内容、理论知识还是应用能力都很难得到保证,两个学期的课时安排,将给任课教师充裕的时间安排教学计划,给学生充足的时间保证做习题,教师以将计量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如动态计量经济学、非均衡计量经济学和协整理论、建模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等内容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计量经济学有比较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较强的应用能力,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计量经济学课程设置而言,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两者的合理衔接至关重要。在教学时间安排上,两者应统筹规划,根据教学内容的进度来合理安排实验教学时间,每章的理论教学完成之后,紧接一次实验教学,由教师结合例题讲授和演示理论方法的软件实现, 安排学生完成布置的作业,由教师进行即时的现场讲解和点评,从而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对于16周64 学时的理论教学而言,一般情况下,两周可完成一章的理论教学,因此每两周安排2 学时的实验教学比较合适, 时间安排在该两周最后一次理论课之后,8 周共计16 学时。这样一来,试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在时间安排上浑然天成,融为一体。

2. 适当减少理论教学,注重计量分析思维的培养

计量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探索真相、理论检验和预测,这些工作都离不开建立模型。构造模型的科学,包括一些用来构造和检验真实世界的数学理论和数学工具,它们的发展和使用全都包括在计量经济学的范畴内。数学和统计学的理论知识无疑是科学,科学的学习方法与艺术的学习方法有本质的区别,科学知识的表述是明确的和有严格的逻辑性的,可用文字或定理或公式的形式清楚地阐述,尽管有一定的难度,但经过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领会是可以掌握的。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艺术,即使是简单的单方程模型,也必须判断哪些变量应该放进方程,选择什么样的函数形式,怎样解释模型的统计拟合度,以及模型的结果对预测或解释目的的有用程度。众所周知,经济数据一般来说是非实验数据(实验经济学所研究的数据除外)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点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截然不同。即便如此,研究者还经常会面对数据短缺或缺失的问题。如何根据已有数据去补全所有数据或者寻找相关的数据来代替缺失的数据,更是一门艺术,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学习和利用,只能按照研究者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解去进行。在一定程度上,计量经济学的艺术性比其科学性更难理解和掌握,因为艺术性的知识很难用文字性的东西来阐述,更多的是靠研究者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对计量经济学培养的悟性与直觉。

作为文科背景本科学生,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应当以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的由浅入深为线索,将各个单元串接起来。每一单元以实例分析和计算为中心,在分析中引入新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尽量回避数学推导,同步进行某一特定软件的教学,并注意已学过的经济学理论在分析中的应用。在每一单元,通过一个实际问题的分析计算,完成该单元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的教学内容和相应的软件计算方法的教学,并配合实际习题练习,步步为营,层层深入,逐步巩固和提高。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学生对计量经济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学生的兴趣,打破计量经济学教材纯数学推导的局面,使软件教学与理论方法教学一一对应,及时练习和巩固。按照这一方法编写教材和组织教学,即使是文科生源的,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也能对该课程产生兴趣,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思想与方法,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3. 充分重视实践教学,注重计量分析能力的培养

在教师教学实践中,应当建立适应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案例库。在建立案例库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案例来源广泛,尽量利用针对性强的经济实证分析材料,素材可以取自国内外,尤其是那些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也可以来源于教师承担的相关科学研究项目,以增加对不同兴趣和需求的学生的吸引力。二是案例数据来源的方便性,能够保持案例的动态更新,在案例分析中体现出对经济热点主题的反映和解释,改变教材中实例一成不变的形象,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探索精神,达到与时俱进的效果。三是案例要能够尽量浓缩计量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案例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必须尽可能多地蕴涵教材中的重要概念和原理,从而使得学生在探究案例的过程中加深和巩固理论知识的学习。四是案例应包含有复杂、模糊或亟待解决的问题,让学生产生认知上的冲突,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动机, 因为案例教学法主要不是传递信息,而是让学生在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过程中建构知识,做到经济学理论分析、计量经济学方法及其软件应用与具体的经济问题解决三结合。

在实验课程教学中,应编写上机实习指导,并要求学生掌握一个计量分析软件。

上机实际操作也是案例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要求学生动手完成的, 在课堂教学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要给学生安排一次。这里的所谓案例,是经教师精心设定的一个经济计量问题。学生在建模分析中要达到的目的是,掌握经济计量软件建模的计算机实现过程、读懂输出结果、撰写分析报告。为此,必须编写上机实习指导,具体地列出实习中涉及的理论知识点和计量软件的操作方法以及对学生的具体要求。

掌握了一个计量软件等于掌握了一个有用的工具。目前在经济计量分析中,使用较为广泛的应用软件是Eviews、SPSS、SAS、STA TA。就经济计量建模应用来说, 软件处理的方法原理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精通一个软件会产生触类旁通的效果。当然,各类软件处理计量经济问题的功能强弱还是有差别的。对本科生教学来说,使用Eviews 软件是比较适宜的。

三、结论

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已经不能与计量经济学分离开来,经济学的许多高级课程都是以计量经济学应用为基础的。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如果不学计量经济学,很难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甚至连经济学的学术刊物也难以读懂。因此,无论怎么强调这门学科重要性,都不为过。问题是,由于建国后高校对计量经济学的误解而不够重视,全面引入较迟,教师队伍本身的计量经济学功底参差不齐,加上不少高校经济管理专业招收文科背景学生,这门课程的教学和学习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我相信,在高校教师自身努力和相关管理部门重视下,即便是文科学生,在掌握了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思想,并借助于软件的学习和应用,是完全能够满足实际工作中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以及阅读经济学学术刊物和进行学术研究。[论-文-网]

参考文献:

[ 1 ]王立平,王健. 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改革模式研究[J ] .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 ,2006 (4) :56 -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