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水平论文篇（1）

1.研究对象与方法

随机抽取黄冈师范学院150名在校大学生，其中男生75名，女生75名，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本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设立问卷调查表，对我院的大学生随机发放问卷表150份，回收150份，有效问卷142份，其中男生67份，女生75份，有效率为94.700。运用SPSS16.。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动机

从可以看出，支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动机主要是增强体质，这说明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目的非常明显，消费动机是健康、积极的，这与我国推行的全民健身计划是相适应的。但体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在从事体育运动时必须掌握体育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同时影响我院大学生积极的体育消费动机的主要因素有娱乐休闲、审美、明星效应、从众与攀比等等。其中娱乐休闲占的比重最大，可见我院学生体育消费动机是健康的，而且在审美的影响因素上女生明显高于男生。但是也不乏有一些不好因素的影响，像从众与攀比就占了15.6%，所以对我院大学生体育消费必须正确地引导。

2.2大学生体育消费的水平

体育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消费资料和体育劳务或服务消费资料的数量，可用价值单位来表示。

可以看出，大学生的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100元至20。元之间，男女平均占75.400，可见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层次。其主要原因是大学生的生活费普遍来自家庭，消费能力受到影响，体育场馆数量偏少也限制了大学生的消费。但调查表明，大学生的体育消费能力正逐步提高。

2.3大学生体育消费的结构

2.3.1参与类体育消费

主要是指为了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健身训练、体育健康医疗、体育教育培训等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从表3看出此项消费女生要略高于男生，是由于女生比较乐于参加俱乐部的锻炼，以求达到健身、健美的效果。

2.3.2观赏类体育消费

主要指为了观赏运动竞赛、体育表演而购买门票的费用，统称观赏类体育消费。调查结果显示此项消费的比例不是很高，这主要还是跟学生的经济支付水平不高有关系。

2.3.3实物类体育消费

主要指大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中所消耗的实物产品，如运动服装、鞋袜、球拍、球等小型体育用品。表3显示，此项消费男女大学生占体育总消费的比例较大，男生占65.200，女大学生占58.700，男女生差异不大，说明男、女生都乐意花钱购买体育服装及体育用品进行体育锻炼与健康投资。

2.3.4精神类体育消费

主要是指大学生为了学习和掌握体育知识或获取体育赛事、体育明星、名牌球队等背景材料或信息所购买的体育书刊、报纸、杂志及音像制品等消费。表3显示，此项消费男女生总体较高，男略高于女，但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当代大学生偏重于运动实践的锻炼效果，在讲求实惠的同时，也注重对体育知识、体育信息的获取及知识面的拓宽。

2.4大学生体育消费方式

2.5大学生体育锻炼的频度与体育消费的关系体育消费水平与积极参与体育的意识关系十分密切。表5的调查结果表明，每周参加3-4次以上体育锻炼的学生，体育消费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中男生占56.7，女生占50.2000说明体育锻炼已经必不可少，同时体育消费已成为体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6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因素

2.6.1经济条件不允许

大学生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靠家庭供给，消费承受力亦随着家庭的供给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大学生经济上首先满足基本的生活和学习的需求，然后才会去考虑和承受其他各方面的消费支出。由于各自地域经济对其体育消费能力的影响，大学生之间体育消费水平不均衡，因此经济支付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的实现程度，从而影响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的水平。从表6可以看出此项对我院大学生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很大，这主要是跟大学生自身的经济来源有关。

2.6.2体育设施太少

体育设施对大学生提供的体育项目、服务价格、服务环境、服务质量等，是影响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现在学校学生人数大量增加，而学校场地数量有限，场馆数量不能满足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需要，造成学生参加运动的人数下降。从表6可以看出此项对我院学生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也很高，这应该引起学校的重视。:

2.6.3学习任务重

由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他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准备考研上，这样用于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就减少了。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消费观念，进一步深化“花钱买健康”的消费观念。

消费水平论文篇（2）

（一）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消费水平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当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生产正常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积累，低消费”时，消费与生产的比例同样会遭到破坏。这时候消费需求相应减少，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弱化。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协调差距加大，引起商品或资本运动受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被迫紧缩。

其次，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消费率总的变动趋势是下降的，虽然在1978－1982年消费明显上长，从61.8%上升到68.7%，但从此以后，我国的消费率却是持续下降的。1990年比1982年降低了7.4个百分点。1997年又比1990年下降1.4个百分点。③由于消费率下降，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如表（一）所示。

表（一）1990-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各指标贡献率

年份经济增长速度总消费贡献率总投资贡献率净出口贡献率

19903.872.112.015.9

19919.268.925.85.3

199214.264.846.0-10.8

199313.546.670.5-17.1

199412.638.242.819.0

199510.537.955.46.7

19969.652.933.713.4

19978.849.833.416.8

19987.831.863.15.1

资料来源：引自许永兵《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从表一可知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但从1993年以后，我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93-9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2.9%而投资贡献率却为56.7%,后者比前者高出13.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近几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放慢。受收入水平制约，再加上居民对房改，医疗保险，就业制度等改革的预期热情不高，再加上服务消费、住房消费等绝大部分还未完全市场化，所以造成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二)消费水平与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取得了同步的增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为3588.1亿元，1994年上升43798.8亿元，年平均增长9.5%(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由1978年的375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654.5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长了7.3%,而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75元上升至1994年的1737元。剔除价格因素，居民消费水平实际年平均增长9%，④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消费水平是阶段性波动的。如表（二）所示。

表（二）

年份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元）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198814074.2111.3635106.9

198915997.6104.369499.2

199017681.3103.9723102.2

199120188.3108.0849114.3

199224362.9113.61004112.0

199331380.3113.41246108.7

199443798.8111.81737114.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消费的波动呢？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几点因素：

1，个人收入增长的波动，居民消费直接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当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有所上升，居民的收入下降时，消费也就相就地受到限制，这一趋势以下表（三）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

表（三）

指标1981年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元）500.40748.921522.791713.102031.532583.163520.31

生活费收入（元）-685.321387.271544.301826.072336.543179.15.

生活消费支出（元）456.84673.201278.891453.811671.132110.812851.34

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100100100100100100100

生活费收入（％）-91.591.190.189.990.590.8

生活消费支出（％）91.389.984.084.982.381.781.4

资料来源：曾壁钧等著《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50页，中国计划出版社。

2、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例，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在收入中的比率(APC)，边际消费倾向就是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MPC)。

在经济的短期波动中，人们的消费变动不会和收入的变动成比例，具体而言，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收入增加，这时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收入下降，这时人们消费会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倾向小。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

消费倾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消费意愿的大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居民个人所得少，消费倾向普遍很高，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费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78年以后，我国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不太明显。

3、农业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农业的波动必然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从而引起消费的波动。首先，农业的增长必然导致消费的增长，1979年到1982年，农业分别增长1.81％，0.31％，1.5％和0.87％，消费分别增长2.8％，3.1％，1.0％，2.2％，其次，农业的减产或低增长导致消费的下降或低增长，1991年农业国民收入下降1.53％，同年消费下降3.2％，⑤1992年至1995年，农业国民收入大幅下降消费也大幅下降。

(三)消费水平与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大体上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成分，各组织和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构成，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国的经济增长从其内涵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一国的经济增长又是以一定的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当社会经济实现增长，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量也会相应增长，从而引起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外贸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带来高的结构变化率。也就是说，结构的变动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是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为条件，是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动。下面就从几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1、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变动及工业化程度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结构变动率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13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最高的第一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20-3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很高的第二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60-8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时期。我国改革以来，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⑥因此可知我国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处于高变动率阶段。

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理论，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工业化阶段，（3）发达经济阶段。工业化阶段是结构转变幅度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需求结构及生产结构、外贸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我国在改革开始时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是相当低的。这是由于改革前我国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政策倾向过于偏激所导致的工业化过程的片面演进和产业结构关系的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工业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工业化程度超过人均收入水平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动。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但这种不合理状况不是由于过去重工业的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当前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导致现行经济结构不再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目前从我国消费领域的整体来看，酝酿着一次新的消费升级-“住行消费升级”（在此之前，已有几次消费结构升级）。其间消费投入大，积蓄时间长。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2、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引起结构变动的原因

收入的增长必然引起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消费水平的增长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用恩格尔定律可以明显表现出来。恩格尔定律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也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总消费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以我国1987-1997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及其消费结构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0.53下降至0.46，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没有多大的变化，仅从0.56降至0.55，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较大的变化，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如表(四)所示。从中可知消费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结构的升级，但需求结构又是如何引起整个经济的变动呢？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可知，需求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资源向消费需求多的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带来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增长，结构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会总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就必然能够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有国民收入总额及其提高速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与投资人口总数及其增长速度，价格水平的变动等。

消费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费基金的多少，而消费基金又来自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总额大，增长速度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就高，收入总额小，增长速度慢，则消费水平就低。

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任何社会要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有一定的积累，在积累效果不变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累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有可靠的物质保证，反过来，消费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积累的增加。目前我国存在积累过度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储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其中1978-1982年平均增长率为6.5%。1993－1991年增长11.6%，1992年－1997年平均增长为37.1%。在储蓄存款猛增的同时，居民消费的增长却相对疲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几乎都低于同期储蓄增长速度。其年平均增长仅为16.1%,比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了14.1%个百分点。⑦

造成居民储蓄率上长，甚至实际利率下降也选择储蓄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项改革的推进，人们存款以备将来购买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之用。另一方面，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前市场高收入阶层想要的已经有了，边际需求欲望下降，消费结构或支出结构升级。而低收入层受购买力限制，商品购买量增加缓慢。由此导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断的增加，消费市场需求不旺。

在消费基金确定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与消费水平成反比，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人均消费水平就低，人口数量小，增长速度慢，消费水平就会高，我国人口基数大，且人口增长速度也快，而且每增加一亿人口，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据粗步估算，我国现有人口达14亿左右。每年新增的社会财富，新生产的各种消费品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将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占有，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民生存环境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如医院病床的增加，普遍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普及，住宅条件的改善，生活用水质量的提高等都将因为人口总数的较快增长而受到影响。因此目前我国的消费水平是不高的。要提高消费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就要控制人口增长，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限制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以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物价水平成比例关系，我国近些年来，居民的货币收入提高了但物价也上涨了，某些物价上涨程度还高于平均工资的提高速度，因而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而下降了，我国目前物价已由低谷逐渐缓慢的向上攀升，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已有所回升。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比较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自然条件不同，生产力布局不同以及对某些地区采取“倾斜”政策和劳动差别和非劳动因素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报酬不同，从而形成消费水平的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较快，大部分农村发展比较慢，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比较明显。附表(四)

表(四)

19861987198819891990199519961997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99.61002.21181.41375.71510.24283.04838.95160.3

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790.0884.41104.01211.01278.93537.63919.54185.6

边标消费倾向0.780.831.220.550.510.870.690.83

恩格尔系数0.530.510.540.540.500.490.4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23.8462.6544.9601.5686.31577.71926.12090.1

MPC1.501.070.951.020.580.870.750.28

恩格尔系数0.560.550.530.540.590.590560.55

资料来源：引自各卷本《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

表(四)中显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在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上。城市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都较高，这表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城市居民的MPC相对较平稳，表明城市居民目前在寻找新的消费热点，农村的MPC变化相对较大，表明农村居民目前还处在一个消费热点之中，但消费支出变化不大。

这主要是近年来，由于多数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不断增强，将收入较多地转向了储蓄，投资等其他渠道，加上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项改革情况下，居民为应付改革的被动储蓄倾向在明显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而导致农村消费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率的原因除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外，最主要是农村的消费环境滞后，配套设施不齐全,如有些农村没有通电，或有电的地方供电极不正常而且电费极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其实，农民每消费1000亿元将对农业部门产生427亿元的直接需求，对工业，运输，邮电，商业饮食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分别产生395亿元，36亿元，85亿元，57亿元的直接需求，综合推算，农民每增加消费1000亿元将对整个国民经济新增2008亿元的消费需求，⑧可见，今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依靠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市场的拉动力。

四、提高我国消费水平的建议及其对策

我国目前存在在消费率过低，储蓄过高的倾向。因此我国今后的消费政策主要是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而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措施又是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为此提出以下的建议。

1、积极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城镇新的消费热点。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正处于对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阶段，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7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电冰箱8.49台，彩电27.32台，洗衣机27.81台，摩托车10.89台，而1998年十一月末，我国商品库存彩电97.3万台，电风扇344.1万台，电冰箱91.9万台，⑨所以无论是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都有大幅增加的可能，开拓农村的消费市场，要解决好几点金融问题。

A、把消费信贷引入农村，这是以农民日益增加的储蓄为基础的，由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且农民的消费热点产品货源充足，所以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

B、建立农业保险机构，以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国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仅1998年的洪涝灾害，仅农作物的受灾面积就达3.2亿亩，使得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左右，自然灾害一方面使得农民的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的不确定，增加储蓄，因此，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就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

城镇居民面临着消费断层问题，即原有的主要以彩电，冰箱，VCD等家用电器为代表的消费层次已经得到满足，消费已经饱和，处于一种储币待购的状态。因此，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显得格外重要，对于我国城镇居民而言，住宅消费及住宅装饰业应成为培育重头戏。目前我国城镇居民进入住房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提高阶段。随着福利分房的结束，个人对商品房的消费，已经占到了主要地位，但由于房价过高，无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也无法使住宅建设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银行商品房抵押贷款的规模扩大的商品住房及装饰业必然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家庭轿车将成为我国消费领域发展的热点。目前我国汽车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务用车改革方案已经出台，长期以来，靠公款买车的局面已经改变，目前，1400万辆汽车保有量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车为个人所有，虽然目前从消费领域谈轿车进入家庭领域还为时过早，但私人买车那部分先富起来的高收入阶层，如律师，三企白领等购车数量不小，且据调查，我国约有三十万个家庭在近两年内有购车意向。约三百万个家庭将购车列入了自己的消费计划，所以家庭轿车必然成为我国将来的消费热点。

教育消费将成为消费热点，教育消费包括居民子女教育支出以及为提高自身业务竞争能力的培训支出，它属于服务性消费，知识经济时代，人人都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很多人还要不断变换工作岗位，这就产生了再学习的强大需求。教育成为一种产业就要满足群众对非全日制教育的种种需求，目前成人高考热已标志着教育消费已成为一个消费热点。

2、发展消费信贷。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必然选择.，发展消费信贷，可以联通生产与消费，疏导巨额储蓄适当向消费领域分流，解决现实购买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的矛盾，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发展消费信贷首先要转变消费观念，由过去的“积蓄－消费－积蓄”的单一的消费方式转化为“贷款－消费－积蓄还债”的新型消费方式。提倡适度的超前消费。其次是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降低消费信贷成本拓宽个人消费信贷能力，针对不同的消费信贷品种上和贷款对象，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第三是建立担保机制和个人资信调查机构，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决担保问题。第四是积极发展信用卡业务。如加强透支功能等。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消费品按劳再分配有益于保障退休人员有基本的消费金。医疗保险制度则可以为广大职工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住房保险制度中，住房公积金的建立，增加了工资中的住宅消费基金，也增大了住宅消费的能力，对保证住房投资和住宅消费达到较高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失业保险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一方面，它对于保障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消费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引自孙鹤、杨咸月《储蓄、消费与经济增长》《统计研究》99年第七期

②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③引自郭柏春《论消费率》《消费经济》2000年第1期

④引自曾壁钧等著《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第43页

⑤引自景体华等著《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第51页、第224页

⑥引自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第165页

⑦引自《理论经济学》第77页

⑧⑨引自邹东海、万举《农村消费市场开拓与农村金融创新》《消费经济》99年第5期

参考书目：

1、《消费经济学原理》尹世杰、蔡德容经济科学出版社

2、《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景体华北京出版社

3、《居民消费统计学》易丹辉中国人大出版社

4、《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栗树和、梁文征陕西师范出版社

消费水平论文篇（3）

我国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消费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体育消费额仅占体育消费总额不到30％。因此，从理论上分析，提高农村体育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可能性。

1．体育消费水平的含义

体育消费水平是按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消费资料及体育服务消费资料的数量，可用价值单位(货币)来表示。体育消费水映人们实际消费的体育消费品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

2．我国农村体育消费水平现状分析

据有关资料统计，1997年、2001年，我国城乡体育消费水平分别为年人均134．90元和年家庭平均397．42元，在居民日常生活之外的11项消费支出中处较后位置。尽管这种“平均数”的计算结果，能说明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得不承认自身的差距。然而，突显的问题在于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低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问居民收人差距较大，农村居民没钱买健康。

第二，缺乏场地、器材、指导员等必要的体育资源。

第三，由于繁忙的劳动和家务，使得农村居民无暇顾及体育健身。

第四，农民具有人员分散，不易组织的特点。

3．提高我国农村体育消费水平的建议

3．1强化体育健身意识

我国正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关于全民健身工程的进展状况，国家体育总局两次公布的调查结果，给了这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系统工程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两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从未参加体育活动的城乡居民分别为65．70％和65％，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居民。因此，强化农民体育健身意识迫在眉睫。

3．1．1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

由于宣传鼓动的力度不够，国家关于开展农村群众体育工作有很多好的政策措施，由于有关部门的行政意识、工作方式、宣传途径的原因，使这些政策措施宣传没有很好地展开。全民计划化了两年的时问做宣传鼓动，但仍有60％以上的农村居民不知晓，距“家喻户晓，人人参与”的要求深远，足以说明我们的宣传乏力。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细致地做好全民健身的宣传鼓动工作。国家关于农村体育的许多好的政策不能只说在嘴上，要让农村居民“家喻户晓，人人参与”，就要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要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3．1．2树立正确的体育锻炼观念

我国农村居民为增进健康而关注体育活动少，而把食、宿摆在第1、第2位，而把体育活动摆在第5位。资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体育健身意识淡薄，问题突出。理想的体育运动是实现健康的途径，现代医学和体育科学的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可起到以下作用：(1)预防心血管病；(2)改善呼吸系统的功能；(3)提高消化系统的功能；(4)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5)降低糖尿病发生的危险性；(6)控制体重与改变体形；(7)延年益寿。

3．1．3树立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气

农村居民有其生活、劳动特点，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应坚持与生产劳动、文化活动相结合，坚持业余，小型，多样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科学文明的原则，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开展农村居民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个人活动可不拘一格，贵在坚持。集体活动应突出普遍性、民族性、趣味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定时、定点组织开展。同时加强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教育，弓『导农村居民参与，提高体育健身意识。

3．2强化各类基层组织的作用

由于农村客观上存在场地设施少、时间难以协调统一等实际困难，农村群众体育工作是一个动员面广、涉及面宽的工作，在发挥基层体育管理人员的职能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乡村民兵、妇联、农协、共青团、文化站、乡村医院、乡(镇)企业工会等组织的积极主动配合，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体育比赛和表演活动，扩大体育的影响，提高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做到齐抓共管，共同搞好农村体育工作。

3．3加强农村体育环境建设

3．3．1改革体育场馆的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

我国现有的体育场地设施约有70％集中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因此，在满足学校教学需要的同时，有必要向农村居民开放学校的体育设施。此举也将大大节约对体育场地设施的投资，提高现有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我国在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本着国家补助一点、学校收取一点的原则，在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的前提下，向社会有偿开放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

3．3．2研发适应农村居民使用的小型体育用具与器材

体育健身器材是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重要基础和物质保证。据对在职和非在职的中年人群及青少年学生的不完全统计，在不参加健身运动的诸多因素中，体育器材的缺乏列首位。这充分说明，体育器材在健身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市场上不断出现占地面积小、功能有针对性、价格适中的体育健身器材，很受社会的欢迎。据有关资料表明，大型多功能健身器材的购买率不足15％，而占地面积小、价格在千元以下、操作灵活、可折叠的健身类和娱乐类器材是消费者的第一选择。这是健身器材市场销售的主流，为大多数健身者所认可。健身器材的种类应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消费者的需求，以家庭为覆盖面，在价格、造型、体积上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以使全民健身计划更深入、持久、有序地开展下去。

3．4开展野外体育产业等特色项目

我国蕴藏着丰富的户外运动资源，这是我国农村居民的天然的运动场。我国的湖泊、水库面积达1072万公顷，当地居民可以因地制宜，开展多种水上运动。我国的森林面积9491万公顷，山地面积320万公平方公里，可以开展野营、登山、徒步旅行、冬季项目等体育活动。我国的河流流域面积95．59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海岸带面积28万平方公里，可以开展游泳、划船、冲浪、野营、沙滩排球等体育活动。

3．5构建多元化农村体育发展模式

3．5．1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模式

通过农村学校体育培养学生终生体育意识、终生体育能力，不但源源不断地增加农村体育人口，而且还能为当地培养体育人才，带动当地体育的全面发展，这无疑是农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途径。

3．5．2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

以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一方面，在现有的小城镇，要充分发挥镇级政府在发展小城镇体育中的作用，建立和健全各种政府体育组织、社团组织，培养体育积极分子和体育骨干，宣传和动员小城镇内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团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建立地方性的竞赛制度，特别是在农闲时组织镇所管辖的村级体育活动，以形成体育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把体育纳入小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将农村体育事业费和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真正实现体育与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3．5．3民族体育发展模式

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都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良好的体育传统、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内容和方式。因此农村体育的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些民族体育资源，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养民间的各种组织机构，根据不同民族的传统和特点挖掘、整理和推广这些民族体育文化，特别要利用各民族的传统体育节日盛会，组织和开展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民族体育项目竞赛，既使民族传统体育节日盛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设的助推剂，又能充分发挥竞赛的龙头带动作用，带动当地民间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

3．5．4体育旅游发展模式

消费水平论文篇（4）

二．用“挑剔”的目光看广告产品的信誉

是关注信誉还是价格、还是广告好坏呢？我们不可否认：有的产品还没有什么大的信誉，但是质量并不错。看广告，更要看企业的信誉品牌。一个业已形成的品牌是经过了市场严酷的检验得来的，是吃得住考验的。消费者在一般情况下，多了解信誉好、品牌强的厂家的广告，从中进行选择，基本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对于广告做得好但是知名度并不够的商品，最好还是让市场去建议一下，再去考虑。当前，网络电子商务发展越来越迅速，很多消费者会在淘宝或者其他商城中挑选满意的商品，这时候首先看的就是每一个商家的广告说明。很多人的经验表明，网络购物不能够贪图价格便宜，而是要选择一些信誉星级较高的商家进行交易。很多小的卖家可能也有信誉好的，但是消费者没有必要去发掘这些商家、也没有为他们提供机会的义务，这就是市场经济竞争的基本规则。对于网络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而言，要对所邮购的商品有充分的认识，包括商品的型号、规格、质量等级、数量、成分、颜色、用途、性能、产地、生产者、有效期限、包装、交货期限等；同时还要应对经营者的信誉情况有所了解，有很多广告上的图片是下载的，所以要认真审查广告内容是否与实际情况是否一样。

三．用科学的眼光看广告产品的功能介绍

尤其是一些保健品、美容等广告，宣传的功效非常多而且短期内得不到有效的证实，出现问题后，广告在法律上又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承诺。根据我国《广告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药品广告审查标准》等规定，医疗广告内容必须真实、科学、准确，不得以任何形式欺骗或误导公众。但是我们在广告中，仍然经常看到诸如“100%治愈、药到病除、根治、30分钟见效”等字眼。2005-2006年前后，在北京地区一家私人医院，秘密地卖一种高血压药物，对外宣称秘方，两个疗程能彻底治愈高血压，以后就不用吃药。这种药价格上千元，简易的包装上只有名称，用短短的两年时间聚敛了上千万的钱财。工商部门查抄以后发现，所谓的高血压新药其实就是普通的高血压药与鸡饲料混合而成的。其实，辨别这样的宣传是非常简单的，大医院的很多专家都说：高血压一般要终身用药，一个江湖郎中能让你不吃药？我们很多消费者的武侠传奇看多了，真的幻想在这个世界有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江湖奇人，这是不现实的。这个例子说明：忽视厂家正规性的消费者是缺乏理性的。

四．用淡然的目光漠视过于热情的宣传推销

当前，有一种企业堪称是“推销型企业”，这些企业不是在产品的质量上、售后的服务上下功夫，而是组建强大的推销团队，用高额的返利，刺激商的推销潜能，发掘一切资源把产品卖出去。这样的推销目前主要存在在一些保健品、保健器材、一些新的未经市场检验的“高科技”产品。这样的商品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市场检验，产品功效不实在；二是针对一些缺乏理性与科学常识的人群，对他们进行心理暗示与误导。对于这样的热情推销，消费者要抱着漠视的态度。小李的妈妈65岁了，经常有失眠等症状。一个卖磁疗床垫的中年妇女盯上了她，一有时间就拉着她去免费试试他们的新产品，逐步让老人失去戒心。在这个中年妇女为期一个月的公关下，小李的妈妈终于下狠心，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定的认为这样的床垫具有神奇的功效，化了9900元高价，买回一个中间只夹着几块磁铁的所谓高科技床垫。这个床垫的价格等于李妈妈五个月的退休金。

五．用谨慎的目光注意消费促销中的陷阱

现在广告促销无所不用其极。一些商家为了招揽生意，出台了很多消费的优惠措施。这时候我们消费者一定要注意的是：商家永远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所谓的促销中一定有有利可图的获利点。如果我们消费者能明显地看出其中的获利点，这可能是好事，如果我们发现不了其中明显的获利点，这就意味着必定存在着消费的陷阱。商场与饭店赠送的购物券、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一看就有大好处，但是其中很可能隐藏着危机。例如，2009年1月15日东方网的新闻看点栏目报道这样一则新闻：王女士被某电视直销频道中宣传的女性内衣“买一送一”所打动，根据电视中提供的销售单位资金帐户进行了汇款购买。然而一个星期过后，王女士来到消保委投诉：她收到的只有一套内衣和一双袜子而不是两套内衣，要求对方根据广告宣传的承诺再寄一套内衣遭到拒绝。消保委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情况与该公司取得了联系，原来销售公司是在天津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通过电视和网络来销售自己的产品。虽然公司承认在广告中没有明明白白告知消费者所谓的“买一送一”，但公司只同意为消费者再寄一些其他内衣系列的产品，最后消费者也只好接受了这个结果。这里也提醒我们：遇到这样的购物陷阱，一是要谨慎，二是要留好证据。女士是用手机短信进行购物的，很难得到有力的维权。

六．用务实的眼光看待广告的宣传

消费水平论文篇（5）

土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公元前315年秦灭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区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现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渝东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等(以下简称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与汉、苗等族杂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饮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

而今,土家族地区普遍贫困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它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间差距成了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琦(2001)认为少数民族即期消费不旺,需求拉动不足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吕学芳(2002)认为开拓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开拓土家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来发展土家族地区经济,先必须了解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对土家族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区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彭林绪(2000)从居住饮食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了土家族生活消费的变化[4];姚伟钧(2005)从节日习俗探讨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5];姚伟钧,刘朴兵(2007)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的特征,认为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具有粗放纯朴的三区饮食文化特征[6]。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土家族居民的饮食、消费文化进行定性的探讨,缺乏实证的分析。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家族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极少,余石(2001)采用总量数据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数学模型,并对该地区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绝对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而笔者认为采用总量数据构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实的消费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没有任何检验,因此其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那么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是否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相吻合呢?这些消费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样的经济特征与消费文化呢?它赋予我们怎样的政策导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分别是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相关理论介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 (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 和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 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 = x(yw)。

其理论纲要[8]是:当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基于心里规律,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有说服力,在人们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必须把全部收入满足基本需求,因而没有储蓄或很少有储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满足基本需要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满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被储蓄;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以及应付未来的不测之需、支付未来的大笔支出,加上为后代留笔财富的心态,使得人们也要进行储蓄;还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总是把每个单位的货币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随着所消费物品的增加,从最后一个消费品上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率呈递减性。

自凯恩斯提出上述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相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9]:第一阶段是 20世纪30年代至 5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 7o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 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学术界运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模型,国内学者一般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化为具体可计量的数学模型[10]:c=a+by (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水平,b表示边际消费水平);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化为可计量的模型[7]:ct=b0+b1yt+b2ytmax 或者ct=b0+b1yt+b2ct max ,式中yt max 表示过去最高收入水平,ctmax表示过去最高消费,在实际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费水平ct-1 代替ctmax ,这样上式表达式为:ct=b0+b1yt+b2ct-1。笔者仍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消费函数模型并展开分析。

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为例,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c=a+by进行回归分析,其中c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y表示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运用eviews软件[13]对1996-2006年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当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1。

从回归结果来看,黔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098),t检验与f检验都能通过,拟合较好,但常数项为负数,经济学含义即自主消费量为负数,同时b值高达116,大于1,其经济学含义即边际消费倾向为116,意味着收入增长一元,消费将增加116元,因此违背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认为自主消费不少于0,边际消费倾向少于1),该模型是失败的;石柱的消费模型中,常数项未能通过t检验,(在n=11,显著性水平a=01时,t临界值为136,上述表中仅为032);秀山的消费模型拟合较好,各项参数均能通过相关检验;酉阳、彭水的消费模型同样不能通过常数项的t检验,其中酉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框架。总体而言,除了秀山消费函数拟合较好以外,其他区县的拟合情况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在解释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特征时缺乏说服力。

针对上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对模型进行修正,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14],以参数通过相关检验为衡量标准,择优处理,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见表2。

注:方程式栏中参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消费函数表达式中ct表示当期消费,ct-1表示上期消费。

从表2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在09以上,表明拟合方程式能解释的部分达到90%以上,拟合较好。同时各参数估计的t值,f都通过了检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主消费没有体现在模型中。从各地区拟合的消费表达式来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费行为较为特殊,当期的生活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上期的消费水平,其中边际消费倾向为101,即当期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消费将增加101个单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偏高,分别是095、083、099、089。另外,依据相关数据计算[11][12]的平均消费倾向也表明该地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特征如下:第一,消费行为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但与相对消费理论吻合较好;第二,自主性消费参数a的估计不显著,同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偏高,甚至大于1,明显高于全国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经济特点

在上述消费函数分析过程中,常数项参数未能通过检验,即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居民的自主消费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没有自主消费,而可能是自主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给,并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所得,而目前我国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而自给自足的经济数据未能统计,因此可能部分掩盖了数据的真实性,导致常数项通不过检验。从事实上来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历来属于“老、少、边、穷”的部级贫困区,与其它地方相比,该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至今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2006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183%,而土家族地区5区县该指标平均在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286%,最高的是酉阳达657%。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该地区仍处在核心地位。另外,从农产品的商品率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557%,而该地区均低于这一水平,农业商品率最高的石柱为540%,最低的酉阳仅为476%。这表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大量农产品未在市场上流通,而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也印证了上述消费函数的回归分析是准确的。

(二)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透支消费”现象

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5区县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年、2001年、2006年三年的截面数据均显示该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高于重庆平均水平。1996酉阳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282,远远超过重庆平均水平(0898),黔江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也高达0925。至2006年,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黔江、酉阳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大于1,这表明消费支出额大于收入水平,况且本文分析的仅仅是生活消费支出,这就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出现了严重“透支消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87383元,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该指标均低于这一数值。最高的石柱为2 45773元,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855%;最低的酉阳仅为2 03098元,仅仅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707%,见表2。这表明该地区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费,而对生活消费之外的弹性消费品需求很少,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讲,要繁荣该地区农村经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加快提高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土家族消费文化的影响

尽管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部分甚至高达09以上,相当于每增加一元收入,生活消费就会相应增加09元以上,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型关系假说不符合[16](即中产阶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同时也与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7-08之间存在很大差别[17],何况上述的分析还没有考虑生活消费以外的消费情况,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单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很难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深深影响边际消费倾向。

土家族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是其食风十分豪放,平日土家族人普遍喜欢用大大的土碗吃饭喝酒。如果饭碗太小,就觉得吃的不舒服;酒碗太小,就觉得喝的不爽快。这种豪放的食风在接待客人的筵席上,更是得到了十足的体现。一般说来,客人临门,夏天要先请客人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则先请客人吃一碗开水泡团馓,再待以酒菜。土家人待客还喜用盖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盖住碗口,下面装有精肉和排骨。为表示对客人尊敬和真诚,土家族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装。土家族有吃社饭的传统风俗,社日期间,家家请,户户接,社宴散时,主人还要让赴宴者带一些社饭回去,对于因故未来者,主人还往往派人把社饭送到府上去[6]。吃了别人家的社饭,要还席,因此社日期间土家族人互相邀请吃社饭,形成吃转转席的饮食格局。喝咂酒是土家族的另一风俗,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丧喜庆,必设酒宴。同时,土家族是一个节日频率极高的民族,除了农历的十月外,几乎每月都有节日,有的甚至一个月里有几个节日。过年过节往往杀猪宰羊,排场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土家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注定了土家族居民的生活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渝东南土家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保持很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怪圈”。

四、结论

文章以渝东南土家族为例,运用消费理论基本原理对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不适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而相对消费理论比较吻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土家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和上期的消费水平,而且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这是该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贫困的表现;同时也是土家族居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及淳朴的好客习俗的体现。它给予我们的政策导向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商品意识,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挖掘土家族文化产业,培育土家族特色饮食文化产业大有潜力可挖;三是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千方百计提高土家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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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水平论文篇（6）

土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公元前315年秦灭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区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现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渝东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等(以下简称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与汉、苗等族杂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饮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

而今,土家族地区普遍贫困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它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间差距成了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琦(2001)认为少数民族即期消费不旺,需求拉动不足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吕学芳(2002)认为开拓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开拓土家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来发展土家族地区经济,先必须了解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对土家族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区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彭林绪(2000)从居住饮食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了土家族生活消费的变化[4];姚伟钧(2005)从节日习俗探讨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5];姚伟钧,刘朴兵(2007)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的特征,认为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具有粗放纯朴的三区饮食文化特征[6]。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土家族居民的饮食、消费文化进行定性的探讨,缺乏实证的分析。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家族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极少,余石(2001)采用总量数据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数学模型,并对该地区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绝对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而笔者认为采用总量数据构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实的消费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没有任何检验,因此其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那么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是否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相吻合呢?这些消费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样的经济特征与消费文化呢?它赋予我们怎样的政策导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分别是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相关理论介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 (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 和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 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 = x(yw)。?

其理论纲要[8]是:当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基于心里规律,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有说服力,在人们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必须把全部收入满足基本需求,因而没有储蓄或很少有储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满足基本需要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满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被储蓄;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以及应付未来的不测之需、支付未来的大笔支出,加上为后代留笔财富的心态,使得人们也要进行储蓄;还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总是把每个单位的货币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随着所消费物品的增加,从最后一个消费品上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率呈递减性。?

自凯恩斯提出上述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相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9]:第一阶段是 20世纪30年代至 5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 7o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 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学术界运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模型,国内学者一般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化为具体可计量的数学模型[10]:?c=a+by (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水平,b表示边际消费水平);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化为可计量的模型[7]:c?t=b?0+b?1y?t+b?2y??t?max?? 或者c?t=b?0+b?1y?t+b?2c??t ?max?? ,式中y??t ?max?? 表示过去最高收入水平,c??t?max??表示过去最高消费,在实际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费水平c??t-1? 代替c??t?max?? ,这样上式表达式为:c?t=b?0+b?1y?t+b?2c??t-1?。笔者仍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消费函数模型并展开分析。??

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为例,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c=a+by进行回归分析,其中c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y表示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运用eviews软件[13]对1996-2006年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当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1。

从回归结果来看,黔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0?98),t检验与f检验都能通过,拟合较好,但常数项为负数,经济学含义即自主消费量为负数,同时b值高达1?16,大于1,其经济学含义即边际消费倾向为1?16,意味着收入增长一元,消费将增加1?16元,因此违背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认为自主消费不少于0,边际消费倾向少于1),该模型是失败的;石柱的消费模型中,常数项未能通过t检验,(在n=11,显著性水平a=0?1时,t临界值为1?36,上述表中仅为0?32);秀山的消费模型拟合较好,各项参数均能通过相关检验;酉阳、彭水的消费模型同样不能通过常数项的t检验,其中酉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框架。总体而言,除了秀山消费函数拟合较好以外,其他区县的拟合情况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在解释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特征时缺乏说服力。

针对上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对模型进行修正,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14],以参数通过相关检验为衡量标准,择优处理,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见表2。

注:方程式栏中参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消费函数表达式中c?t表示当期消费,c??t-1?表示上期消费。??

从表2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在0?9以上,表明拟合方程式能解释的部分达到90%以上,拟合较好。同时各参数估计的t值,f都通过了检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主消费没有体现在模型中。从各地区拟合的消费表达式来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费行为较为特殊,当期的生活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上期的消费水平,其中边际消费倾向为1?01,即当期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消费将增加1?01个单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偏高,分别是0?95、0?83、0?99、0?89。另外,依据相关数据计算[11][12]的平均消费倾向也表明该地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特征如下:第一,消费行为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但与相对消费理论吻合较好;第二,自主性消费参数a的估计不显著,同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偏高,甚至大于1,明显高于全国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经济特点?

在上述消费函数分析过程中,常数项参数未能通过检验,即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居民的自主消费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没有自主消费,而可能是自主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给,并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所得,而目前我国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而自给自足的经济数据未能统计,因此可能部分掩盖了数据的真实性,导致常数项通不过检验。从事实上来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历来属于“老、少、边、穷”的部级贫困区,与其它地方相比,该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至今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2006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18?3%,而土家族地区5区县该指标平均在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28?6%,最高的是酉阳达65?7%。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该地区仍处在核心地位。另外,从农产品的商品率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55?7%,而该地区均低于这一水平,农业商品率最高的石柱为54?0%,最低的酉阳仅为47?6%。这表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大量农产品未在市场上流通,而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也印证了上述消费函数的回归分析是准确的。?

(二)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透支消费”现象?

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5区县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年、2001年、2006年三年的截面数据均显示该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高于重庆平均水平。1996酉阳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282,远远超过重庆平均水平(0?898),黔江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也高达0?925。至2006年,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黔江、酉阳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大于1,这表明消费支出额大于收入水平,况且本文分析的仅仅是生活消费支出,这就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出现了严重“透支消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873?83元,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该指标均低于这一数值。最高的石柱为2 457?73元,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85?5%;最低的酉阳仅为2 030?98元,仅仅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70?7%,见表2。这表明该地区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费,而对生活消费之外的弹性消费品需求很少,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讲,要繁荣该地区农村经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加快提高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土家族消费文化的影响?

尽管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部分甚至高达0?9以上,相当于每增加一元收入,生活消费就会相应增加0?9元以上,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型关系假说不符合[16](即中产阶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同时也与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7-0?8之间存在很大差别[17],何况上述的分析还没有考虑生活消费以外的消费情况,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单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很难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深深影响边际消费倾向。?

土家族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是其食风十分豪放,平日土家族人普遍喜欢用大大的土碗吃饭喝酒。如果饭碗太小,就觉得吃的不舒服;酒碗太小,就觉得喝的不爽快。这种豪放的食风在接待客人的筵席上,更是得到了十足的体现。一般说来,客人临门,夏天要先请客人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则先请客人吃一碗开水泡团馓,再待以酒菜。土家人待客还喜用盖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盖住碗口,下面装有精肉和排骨。为表示对客人尊敬和真诚,土家族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装。土家族有吃社饭的传统风俗,社日期间,家家请,户户接,社宴散时,主人还要让赴宴者带一些社饭回去,对于因故未来者,主人还往往派人把社饭送到府上去[6]。吃了别人家的社饭,要还席,因此社日期间土家族人互相邀请吃社饭,形成吃转转席的饮食格局。喝咂酒是土家族的另一风俗,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丧喜庆,必设酒宴。同时,土家族是一个节日频率极高的民族,除了农历的十月外,几乎每月都有节日,有的甚至一个月里有几个节日。过年过节往往杀猪宰羊,排场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土家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注定了土家族居民的生活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渝东南土家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保持很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怪圈”。?

四、结论?

文章以渝东南土家族为例,运用消费理论基本原理对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不适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而相对消费理论比较吻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土家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和上期的消费水平,而且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这是该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贫困的表现;同时也是土家族居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及淳朴的好客习俗的体现。它给予我们的政策导向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商品意识,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挖掘土家族文化产业,培育土家族特色饮食文化产业大有潜力可挖;三是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千方百计提高土家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1]陈浩.国土家族人口和城镇化水平分布特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9(1):57.?

[2]张琦.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消费现状的思考[j].商业研究,2001(11):150.?

[3]吕学芳.试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湘鄂渝黔边区农村消费市场调查与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78.?

[4]彭林绪.土家族居住及饮食文化变迁[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6?

[5]姚伟钧.鄂西土家族原生态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开发[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17.?

[6]姚伟钧,刘朴兵.试论鄂西土家族饮食文化的特色[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2-13.?

[7]余石.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建立与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2):86.?

[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魏损,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83-102.?

[9]胡乃武,张海峰,张琅.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1(6):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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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2000-2007年重庆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2]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3]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132.?

[14]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m].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5):50-60.?

消费水平论文篇（7）

本文选取2007—2016年人均财政性社保支出、人均消费水平和其他影响居民消费因素的数据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域差异较大，采用Eviews软件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分别进行分析，并最终得出东部、中部地区省份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正向影响，而西部地区省份存在负向影响的结论。

1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纵横向分析

1.1时间序列分析(纵向角度)

在数据选取方面，《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以总额的形式列式，而本文为了剔除人口增长因素导致的财政社保支出的增加、保持与居民消费水平的人均口径一致，将财政社保支出总额除以当年全国人口总数，得到人均财政社保支出。2007—2016年，我国全国范围内人均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从理论角度出发，社会保障水平应当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断向前发展。如果社会保障支出超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那么就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低于人均GDP水平，表明我国社保支出能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从数据来看，2007年我国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为412.26元，2016年已经达到1561.53元，已经接近2007年的四倍。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逐年稳步增加。从2007年人均7572元到2017年人均22902元，表明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高。除了消费数量的增加以外，消费的形式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网购”成为居民消费的新形式，甚至超越了传统的实体店消费。仅仅在2018年“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当天，我国居民在淘宝网等电商平台上的消费就达到了2135亿元，同比增长26.9%，进一步表明我国居民的消费潜力和需求十分巨大，而且互联网的便利性极大地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远远低于人均消费水平，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两者的差距显著增大。这是因为国家财政社保支出的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为养老、医疗等重大事项提供一定的保障，而且财政社保支出只能在一定水平上作用于未来收入的替代效应，无法完全替代收入，因此其数额不能完全覆盖居民消费支出。

1.2地区差异分析(横向角度)

通过观察2007年和2016年我国各省人均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数据（除香港、澳门、台湾），发现各省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存在很大的差异。总体来说，东部地区各省份的财政社保支出低于中部地区各省份，中部地区各省份低于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对社保的需求相对较低，而经济发展缓慢地区则相反。而从2007年和2016年我国各省人均消费数据（除香港、澳门、台湾）中可见，各省消费支出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甚至与人均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相比，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更为明显。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在逐渐缩小，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国正向着更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2实证分析

2.1数据选取与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其中选取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香港、澳门、台湾)2007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

2.2模型构建及假设

结合消费理论分析，针对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本文选取了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上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也可以影响消费水平，所以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相应的结论。为了降低数据数量级之间的差异，减少波动性，本文将所有的相关变量同时取对数，得出的模型如下：lnC=α+β1lnSBZC+β2lnCPI+β3lnSNCX+β4lnSR+ε其中，C为居民消费水平，SBZC为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CPI为消费价格指数，SNCX为上年末居民储蓄存款，SR为居民可支配收入，ε为随机扰动项。上述模型为全国范围内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为了体现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模型如下：根据前文中的论述，我们作出假设：居民消费水平与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之间为负向相关关系。

2.3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消费水平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8-0034-01

一、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模式下的最优社会统筹替代率和个人养老金替代率等指标发生明显的变化。为了解决传统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所遇到的筹集和给付两难处境，我国推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政策。养老金替代率是职工退休期与工作期收入之比，是一项反映退休职工收入相对状况的指标。我国养老保险收支近年来持续稳定，使养老金替代率既反映了相对水平，即退休人口收入与工作期收入的关联，又能反映老年人口收入的绝对水平，直接改变了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承受能力，居民消费和储蓄预期也相应发生变化，适当调节养老金替代率将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活力，更好地达成养老保险体制的社会保障功效。

根据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消费者为了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将在每个时点做出最优的消费和储蓄决策，决策的制定直接取决于消费者的生命期，即劳动期和退休期，并指出劳动期是财富积累的时期，退休后则只有负储蓄，居民的消费取决于居民的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加剧和养老金替代率的降低，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难以解释城镇居民消费率持续上升的趋势。另外，社会统筹养老金替代率的增加会造成工作期消费和效用的减少以及退休期消费的增加。在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积累式养老金政策的背景下，养老金替代率将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进而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造成影响。

二、理论模型假设前提

生命周期假说又称消费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Modigliani和R・R. Brumberg（1954）共同提出来的。据F・Modigliani和R・Brumberg在《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对横断面资料的一个解释》一文中的论述，他们依据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从对个人消费行为的研究出发，该假说的前提是：

1.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已的收入进行消费；

2.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用一生的收入，安排一生的消费与储蓄，使一生中的收入等于消费。

3.消费者没有继承或留下财富，均匀地消费掉其所有财富。

4.利息率为零

在这里，我们结合Diamond（1965）关于世代交替的观点提出另一条假设，即社会由有限个体组成，每个个体的寿命也是有限的，分为工作期和退休期两个阶段。

随着我国就业、“啃老”等问题的加剧，当老年群体拥有的财富高于其消费需求和预期时，更倾向于将财富部分地赠予后代，即财富的代际转移。这些后代多处于工作期，拥有更高的消费需求和良好的收入预期，更倾向于消费，这与当期消费率的上升相吻合。

三、实证研究

1.平稳性检验

采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样本进行单位根检验，可发现居民消费率、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养老金替代率这些变量的数据均为一阶单整，因此，可进行Jorhansen协整检验。

综合检验结果，我们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进行Jorhansen协整检验后，由轨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可得到在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

2.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论

2.1居民消费惯性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处于从以生存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向以发展和享受为主的消费结构的过渡阶段，同时，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城镇居民的需求和消费水平会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逐渐增加。与生存型消费资料不同，城镇居民当期对发展和享受型消费资料的消费水平将对未来4期内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这类消费资料的消费将进一步促进城镇居民对同类商品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特征十分明显，现阶段城镇化进程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迟迟难以改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长期维持转型模式，消费水平长期累积的状况。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对于消费的预期呈现明显的后顾性，这种后顾性会随时间趋势减弱，并维持平稳。

2.2养老金水平

一方面，养老金替代率的提高将会提升社会统筹养老金水平，在挤压老年人口储蓄的同时降低社会的资本劳动比率，既降低了人均产出，又降低了产出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另一方面，替代率水平的提高直接增加社会统筹养老金水平，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居民消费意识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保证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1.本文验证了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影响，发现我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进程并不会显著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但综合长期趋势判断，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老年人口抚养负担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将逐渐增加。

2.社会统筹养老金水平的提高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有长期显著的影响。消费水平对替代率提升的时滞效应可归因于老年人预防性和谨慎性储蓄动机，本文通过OLG 模型对生命周期假说进行修正，使退休人口的收入模型更符合我国财富流动状况。现阶段我国养老金政策着眼于公平，包括养老金政策并轨、降低低收入群体给付压力和调整社会退休年龄，对于我国实现健康储蓄、消费水平，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消费水平论文篇（9）

一、引言

国际通用的划分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2001年中国老年人口达到9062万人，占总人口的7.1%，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而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省份，在2003年老龄人口达到287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59%，也宣告贵州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发展经济和推动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贵州省居民消费水平环比指数连续三年保持在102，表明我省的消费水平发展有所放缓。本文将贵州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与居民消费水平建立联结，采取理论与实证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省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的相关关系。

二、文献综述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消费理论，解释了影响消费的决定因素就是家户的收入，并且用传统公式C=a+by表示了短期内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会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使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实现效用最大化。保罗（2005）使用了多个亚洲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有负的影响，对居民的消费也有负的影响。Hock（2006）提出了一个动态的人口年龄结构代际转移理论，通过模型的建立和实证研究，求出最适合的生育率，使得年龄在长远之内达到稳定状态，居民的平均消费能力最大化。中国人民银行研究课题组（1999）研究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显示，储蓄与居民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而抚养比与储蓄呈现负的相关关系。付立春（2011）研究发现我国长期的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导致居民消费水平不高，政策因素对居民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根据查阅文献可知，老龄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以及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消费水平有所影响。因此本文根据四者关系提出以下假设。H1：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有负面影；H2：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正面影响；H3：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正面影响。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贵州居民的消费水平。

2. 解释变量选取：

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65 岁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老龄人口抚养比=（老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少儿人口抚养比是指0-14岁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老龄人口抚养比=（老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指的是居民可以用来消费和储蓄的个人财产。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消费价格指数（1995年为100）。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模型建设及实证结果

为了研究人口老龄化对贵州省居民消费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μi

式中y表示贵州居民消费水平；β1、β2、β3分别表示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以及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μi 为随机干扰项。根据整理的数据以及模型，在spss20.0中整理结果如表1、表2、表3所示。

回归方程为：y=-7510.177-0.183x1+0.228x2+1.356x3。模型中调整R方等于0.995，非常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DW=1.678，比较接近于2，F统计量的概率近似于0， t 统计量概率都在5%以下，同时，x1～x3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为：3.528、7.753、9.762，均未超过10，因此，三个解释变量共线性的程度较低。

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系数是负的，说明随着贵州省老年人口的增多对于居民消费水平有负向影响。老年群体在在退休后，无法创造社会价值，只能依靠退休工资或过去的储蓄、子女的抚养以及政府的补贴生活，这导致老年群体消费水平降低。而少儿抚养比的系数是正的，少儿人口的增多对于居民消费水平有正向影响。婴幼儿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能依靠家庭的抚养，家庭中在孩子身上的花销占比增大，从而刺激消费。最后，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系数是正的，毫无疑问，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

四、相关建议

1. 适当提高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贵州省的老龄人口是稳步上升的，对贵州省居民消费水平有负向影响。从凯恩斯消费理论来看，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要想刺激我省老龄人口的消费水平，政府应提高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老年群体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同时，还应该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老年群体在医疗保健上的顾虑和心理压力减轻，从而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消费。

2. 大力发展银发产业。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省的人口老龄化相比全国来看推迟一些，但是也必须重视其带来的影响。我省应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逐步发展相关的银发产业。既可以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减轻家庭中年轻人无法兼顾照顾老人和工作的问题，还可以引导老龄人口不再进行过度的储蓄，从而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3. 增加老年人口的再就业机会。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和设施都有所提升，人均寿命也在不断上升。鉴于这个原因，很多城镇的老人退休后身体依然健康，他们依然想继续工作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且减轻独生子女的负担。因此，政府可以考虑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增加老年人口的再就业机会。缓解部分老龄人口无法创造社会价值的问题。

参考文献：

消费水平论文篇（10）

Abstract：Investigation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ity is weak in the government of culture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The Government's focus mainly on the culture of the main body to create and manage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chain of consumer culture is relatively less， cultural planning on downstream marketing channels habitual omitted.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an empirical study to investigate material， trying to analyze Urban Culture Consumption in Taiy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 As a result of age， income as well as education level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 obviously have different consumer behavior and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phenomena in actual consumer behavior and cultural philosophy.

Key words： urban residents；cultural consumption； different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6-73（7）

文化消费是人们用于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等相关方面的支出和消费活动。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大众消费也逐渐由物质消费向文化消费倾斜，文化消费在社会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成为促进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区分方式”的文化消费，是社会分层研究的经典议题。不同的阶级成员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消费能力和倾向，他们在具体的文化消费行为中体现着其自身特有的文化品位（Bourdieu 1977）。

本文通过对太原城镇居民发放400份调研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同时根据本研究设计中的“三角化”测量之目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透过对不同群体的焦点小组访问和对社会中介者及正规组织负责人的深入访问，得到细致的、情境化的和深入的信息。通过交叉列联表的频数分析，来确定变量及其类别之间的差异显著性关系，户内研究对象的选择采用“Kish选择法”进行。

1 三大理论争辩

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最为丰富，也许与文化消费基础理论发源于社会学家的研究有关。研究者在社会学领域对文化消费所进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文化产品消费行为与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关系的研究。其中，主要存在“吻合论”（homology argument）、“无关论”（individualization argument）和“杂食-纯食”论（omnivore-univore argument）等三大论辩（Chan and Goldthorpe 2007）。“吻合论”认为，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是相吻合的，不同阶层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消费，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品位。“无关论”则认为，文化品味、文化消费以及生活方式与阶层并无关联。“杂食-纯食”论提出，就中上层阶级而言，他们对其他文化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像热衷高雅文化那样偏好大众文化，甚至低俗文化，其喜好十分宽广与多元（这与无关论相似）。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在文化上具有一定取向性，即虽然他们的文化品位与消费趋于多元，但是在众多的喜好中始终存在最重要和占主导地位、并与其阶级立场一致的偏好（具有吻合论的倾向）。因此，“杂食-纯食”论更像是走了一条位于吻合论与无关论之间的“中间道路”。

1.1 吻合论

从福塞尔到布迪厄、甘斯等，他们在对文化消费及生活方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品味（taste）绝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审美趣味的简单再现，品味本身有一定的阶级根源（Bourdieu 1984；Gans1999）。同一阶层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地类似，在差别制造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或者产生与社会阶层有关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抑或品味。因此，生活方式和品味是由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按等级的排列所决定。在布迪厄看来，凝聚并体现在文化消费中的品味无疑是重要的阶级符号（Bourdieu 1984）。布迪厄指出，不同阶级的成员总是在各自阶级惯习的约束下，带着自己特有的阶级秉性，进入不同品味的场域，并通过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表明自己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距离（刘欣2003）。既然品味是与客观阶级位置存在共变性，布迪厄将品味与相对应的阶级联系起来，把品味分成三种类型：“合法”品味（统治阶级的品味）、中层阶级品味和“符合基本需求的品味”（工人阶级的品味）（Bourdieu 1984）。不同社会阶层对应于不同品味的主张在此得到充分体现，也即表明了阶级与品味是吻合的。

1.2 无关论

盛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阶级死亡论”指出，西方社会不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消费文化并不是阶级地位的反映（Clark and Lipset 1991；Pakulski and Waters 1996），这为“无关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无关论”指出，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虽然不同的阶级成员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该关联在现实生活中正在日趋弱化（Halle1992；Katz-Gerro2002），文化品位和消费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再以社会分层为基础，而更多地表现为个体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Chan and Goldthorpe 2007a）。

已有的研究主要从“新中产”视角、“新认同”视角和“福利国家与不平等”视角对无关论进行系统阐释（Katz-Gerro2002）。“新中产”视角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不再为物质生活而日夜奔波，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民众的闲暇和消费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凸显，作为亚文化的阶层认同，基于经济地位的阶级差异便失去了传统的支持，个体的生活方式变得平等、多样而富有个性。“新认同”视角强调社会复杂度不断增强，认同变得碎片化和不稳定（Kellner 1992），阶级对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不断弱化，而且远比布迪厄所言要复杂（Erickson 1996），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宗教等都和阶级变量一样影响生活方式（Chan and Goldthorpe 2007a）。“福利国家与不平等”视角指出，福利体系使得个人在获得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拥有更多自由，人们有足够的能力按照自己的个性选择文化消费方式，而阶级的影响效应被消解。总之，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个体的选择范围变得更加宽泛，人们所生活的社会已失去了结构性，个人可以独立于其所处的位置而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鲍曼2006）。

1.3 杂食-纯食论

“杂食-纯食”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们的文化消费和品味是杂食性的.他们并非仅仅偏好属于上层阶级的高雅文化，同时也广泛地接纳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等各种形式的文化。但是，在其广泛的文化消费和品味中，始终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偏好。当其受到挑战和威胁时，精英们则会抛弃其他文化偏好来捍卫这种主体文化的统治地位（Chan and Goldthorpe 2007a）。如前所述，该理论属于“吻合论”和“无关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它是目前西方学界有关阶层与文化品味关系理论中最为流行的理论。

2 数据、变量和分析策略

由于本次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太原市城镇居民对文化产品的消费状况，因此调查对象为全市范围内的常住居民，以市区居民为主。调查对象为16-65岁的常住人口。2013年上半年，向太原地区城镇居民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0份，有效回收率75%。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于多省市或全国性的研究，样本数可能在1000-3000比较合适；进行大中城市、省市一级的地区性研究，样本数量在500-1000份之间比较合适；对于中小城市样本数量在200-300份之间为宜。从回收的问卷来看，调查样本与人口机构基本一致，有很好的代表性。为获得更详细的资料，就有关问题与部分调查对象面谈，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由于笔者对该地区比较熟悉，这样能使调查活动更加简便易行，并且在获得客观数据的同时，又获得感观体验，有利于理论上的深化。本次调查地点多选择人群密集、人流量较大的地点，如商务写字楼、商场、居民区、学校等。同时有一部分问卷来自亲朋好友。

本研究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包和EXCELL软件对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具体方法如下：①描述性统计分析：对调查数据的总体情况作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数据的集中趋势（离散程度）分析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本研究对城镇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和文化消费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把握了样本的分布形态和基本特征。②对应分析：从编制两变量的交叉列联表入手，通过交叉列联表的频数分析来确定变量及其类别之间的关系。对应分析利用分值距离表示变量类别的差异，通常这里的距离是经过加权处理的，在加权过程中，利用卡方（Chi一Square）检验统计量检验其差异的显著性。如果利用卡方检验观测值（χ?）计算得到的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则表示拒绝零假设，认为行变量和列变量之间存着显著的统计差异，反之则具有相关关系（没有明显的差异性）。

3 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居民群体拥有不同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文化。根据不同年龄、收入和教育程度作为显著性研究的考量因素，探索不同消费者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3.1 不同年龄群体文化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

3.1.1 不同年龄群体文化消费水平的差异性研究

年龄将人们自动地划分成几个层次，本文的问卷设计中将年龄设置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20岁，即无工作能力的未成年阶段，此阶段的人群基本没有收入，且身体与精神尚未成熟，易受外界影响；第二个阶段是21-30岁，即求学或工作早期阶段，此阶段的人群若非在高校求学，就是初入社会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收入一般较低；第三个阶段是31-40岁和第四个阶段41-50岁，即工作盛年阶段；此阶段的人群工作已趋稳定，是人生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收入较高且有自己的主见；最后一个阶段是51岁以上，此阶段的人群大多为退休或失去职业的人群，收入回落，消费谨慎。

从户主年龄和家庭消费水平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年龄与文化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159，sig=0.037

按年龄层分项汇总结果如下：

结论：方差齐性检验表明相伴系数Sig.=0.103，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认为各年龄组总体方差是相等的，满足了方差检验的前提条件。从表中可以看出，户主在41-50岁之间，其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均值和标准差最大，分别为5431.67元和4612.90元；而51岁以上的居民，其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均值和标准差为所有年龄组中最小的，分别为2066.67元和1674.32元。41-50岁年龄段的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比51岁以上年龄段高出了3365元，且其标准差大于后者近3000元。说明该年龄层内家庭文化消费水平有较大变化。从ANOVA结果表中可以得到，方差检验的F值为2.439，sig为0.049，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各年龄段之间的家庭文化消费水平至少有一组和其他组的消费水平有明显的区别。多重比较检验的结果表明，文化消费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41-50岁，31-40岁，16-20岁及以下，21-30岁和51岁及以上。

3.1.2 不同年龄群体文化消费结构的差异性研究

通过对年龄和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作相关分析得出，户主的年龄与其家庭文化消费结构在0.01显著水平上的Peason相关系数为-0.253，Sig=0.001，具有强相关，而且是负向相关。可以得出推论，户主的年龄越大，其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越低，文化消费结构越合理。

对年龄进行分段，对不同年龄段上的文化产品消费比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除了21-30岁年龄层在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上比16-20岁及以下年龄层高一点之外，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在逐渐下降，文化消费结构趋于合理。除了51岁以上年龄层的文化产品消费比例的方差明显小于其他年龄层，其它年龄层的方差近似相等。方差齐性检验表明，相伴系数Sig.为0.422，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此处可以认为各组总体方差相等。从ANOVA结果表中可以得到，组间方差检验的F值为2.788，相伴概率为0.02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组间有显著差异，说明5个年龄层之间至少存在一组在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上与其他组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和验后结果表明，51岁以上的居民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小（为0.0767），家庭文化消费结构最为合理，户主年龄在21-30岁的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所占的比例最大，为0.3659。51岁以上年龄层和41-50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41-50岁之间和31-40，21-30，16-20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16-20，21-30岁，31-40岁之间差异不明显。21-30岁年龄层的城镇居民的家庭文化消费结构在0.05的显著水平，高于51岁及以上和41-50岁年龄层居民。

3.1.3 不同年龄群体文化消费满意度的差异性研究

定义新变量“总体满意度”（总体满意度=对种类的评价+对质量的评价+对价格的评价+对环境的评价），满意度的赋值方法是：很满意=l，较满意=2，一般=3，不满意=4，很不满意=5，即得分越高，满意度越低。

从下表可以看出，随着户主年龄的减小，文化消费满意度的均值不断上升，4-8分数段减小（4-8分说明选择的“很满意”和“较满意”的选项），所占的比例也逐渐说明居民总体对文化消费的满意程度是不断下降的。21-30岁、31-40岁年龄段的人文化消费满意度较低，是因为这个阶段的人处于事业的积累期，家庭和事业压力普遍较大，而21-30岁的总体满意度的标准差小于31-40岁，可能是由于35岁以后的人们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分化并趋于稳定所致，而16-20岁以下年龄段的人满意度是最低的。

户主的年龄对其家庭文化消费满意度形成显著的影响，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成年人人生经历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感悟也不同。年龄较大的人普遍经历过建国以来物质极度匿乏的年代，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巨大发展，人们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使得年龄较大的人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普遍较高。而本次调查中，年龄较小的人出生于80年代以后，加之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对生活的要求较高，因而年龄较小的人很难对自己的文化生活有较高的满意度。

3.2 不同职业群体文化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

3.2.1 不同职业群体文化消费水平的差异性研究

可以看出，党政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最高，达7922.8元，标准差仅排在服务业之后，为5221.6；而工人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在所有职业中最低，为2203.1元，标准差也最小，为1384.8元。在所调查的不同职业的群体中，工人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差异最小，消费较为均匀。而从事服务行业的家庭，其文化消费差异性最大，达7294.5元之多。方差齐性检验表明Sig.为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认为各职业组方差不齐。从ANOVA结果表中可以得到，F值为2.948，Sig.为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各种职业家庭的文化消费水平有明显的区别。其中户主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和工人家庭相差高达5719.7元。个体户与农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相当，办事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当，服务业，其它职业和离退休居民的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相当。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由低到高，依次是工人、个体、农民、办事员、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业、离退休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3.2.2 不同职业群体文化消费结构的差异性研究

可以看出，户主职业为办事员的家庭，其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高，达0.5144，而农民家庭的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低，为0.1797，之间相差多达0.33，说明从事这两种职业的居民之间文化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很大。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标准差最大的职业是离退休人员，最小的则为工人，可以说明离退休人员的家庭文化消费结构最为不同，而工人这一阶层内部的家庭文化消费结构最相近。方差齐性检验表明相伴系数Sig.为0.01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此处各组总体方差不齐。从ANOVA结果表中可以得到组间方差检验的F值为2.184，相伴概率为0.03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组间有显著差异，说明在各种职业中，至少存在一种职业在文化消费结构上和其他职业有显著差异性。多重比较后结果表明，办事员家庭比其它职业的文化消费比例都高，其中和农民家庭的文化消费比例在0.05显著水平上存在差异。文化产品消费比例由低到高的职业依次是：农民、其它职业、个体、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离退休、服务业、党政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办事员。

3.3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文化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

3.3.1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文化消费水平的差异性研究

众所周知，教育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教育促进人的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对人们文化的消费行为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现代家庭在消费生活中不仅需要物质产品，更需要精神产品，这些都离不开教育对人本身所起的作用。本文将教育程度划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本科（大专）以及硕士及以上四个差等，分析不同教育程度的消费人群所拥有的不同消费文化。

可以直观的发现，除了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之外，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文化消费均不断升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家庭文化消费水平均值（3214.3元）高于高中、中专程度（3046.2元），可能是由于前者的样本太少而致，因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水平的标准差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高出1000多元。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文化消费水平均值和标准差也随着升高。也即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家庭文化消费水平越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除外），而且各个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家庭文化消费水平差异性也越大。方差齐性检验Sig.为 0.048

3.3.2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文化消费结构的差异性研究

户主文化程度为大专、本科这一层次的，其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大，达到0.3679，其方差也最大，为0.29979。这说明当地户主为高中这一文化层次的居民，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差异最大，异质性也大。户主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层次的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低，为 0.1184，较大专、本科文化层次的低0.25，其标准差也最小为 0.11132，说明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的居民，不仅他们的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小，而且他们的文化消费结构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方差齐性检验表明，相伴系数Sig.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此处各组总体方差不齐。从ANOVA表中可以得到，组间方差检验的F值为3.665，相伴概率为0.01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户主文化程度各异的居民家庭中，文化消费的结构有显著差异。

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最低，并在0.05显著水平上与大专、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存在显著性差异。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低于专科、本科文化程度的家庭，且在0.05显著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文化产品消费比例由低到高，依次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硕士及以上和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在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上低于高中技校中专，但是这种差异性没有统计上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试探性的得出：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提高，该地居民家庭文化产品消费比例也随之增大，文化消费结构相对不合理。

3.3.3 不同教育程度群体文化消费满意度的差异性研究

从下表3.5可以看出，户主文化程度为专科、本科的，有83.6%的家庭文化消费满意度得分在9-12分，文化程度硕士及以上的家庭有89.2%的得分率，说明他们总体文化消费满意度居中，这两个群体中13-20分得分率远远低于另外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总体满意度较为相似。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的总体满意度具有差异，但基本可以认为随着户主文化程度的升高，他们对家庭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在降低。可以看到，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总体满意度均值最低，标准差最大，也就是说，户主为初中文化程度时，其家庭的文化消费满意度最高，但群体内部差异性很大。户主是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其文化消费满意度的标准差最小，也即他们对自己文化消费的评价同质性较强。初中文化程度者总体满意度均值最高，说明其对文化消费最不满意，他们具有一定的知识，但又没有过上较好生活的资本。初中及以下和高中、中专的人满意度在4-8和13-20分的得分率较其他两个群体高，说明他们之中对家庭文化消费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都较高，群体总体满意度异质性较强，这两个群体总体满意度结构较为相似。

4 结 论

本文分析了影响文化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它们对不同人群消费文化形成差异性的影响。实际上，影响消费文化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传统文化观念等等，这些都可以对一个地区的消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也正如理论部分所述，目前西方有关社会分层与文化消费最流行的理论是“杂食-纯食”论。一方面该理论强调，拥有“杂食”品味的人对其他文化持宽容、开放的态度，他们的文化消费更多的是考虑自我实现问题，而不是炫耀社会地位及扩大“社会距离”；另一方面，尽管杂食者对待其他文化可能比以往的文化精英更加包容，文化品味广泛，但在众多的品味中必然有一个占主导地位、他们始终坚持的品味。

本文不足主要有：其一，由于调查经费限制，本次问卷调查在抽样上较为简单，依靠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及亲朋好友进行城镇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范围不够充分广泛，对于高收入群体（3000元以上）的调查过少，导致分析时遇到困难。其二，本文在分析各个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差异时，只是考虑了年龄、收入、教育程度三个主要因素，而对影响消费文化的其他因素，如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传统文化观念等等，都未进行研究，这些，均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发掘。

参考文献：

[1] Bourdieu P.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 Chan T W， Goldthorpe J H.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music in England [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7，23（1）：1-19.

[3] Clark T N， Lipset S M. Are Social Classes Dying？ [J].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91，6（4）：397-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