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入侵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市场频频暴光如瘦肉精、毒豆芽、塑化剂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纷纷侵扰我国领土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量是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开始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战乱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安宁、社会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而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接班人，他们的成长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恶性事件频频出现。如何教育大学生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大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大学生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高校担负着培养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任务，于是西方敌对势力将高校作为渗透和破坏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目标，与我们争夺青年学生。他们利用各种载体和渠道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试图在高校培养和扶持“内部势力”。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国内安全频频受到新矛盾的干扰。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校园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新形势下，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和探索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大学生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为国家安全和发展培养出具有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才。

（三）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大学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大学生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以及全面发展的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倾向于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疏导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大学生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切实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生存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高校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中，增强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综合安全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国际战略新动态所作出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所以我们要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实现综合安全观念进课堂、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念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亲和力，激发出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高校文化建设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发展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形成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高校宣传团队要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在校园内开展综合安全观念的教育，让广大学生置身于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念为大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引导大学生关注环境安全，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学生们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学生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大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深化大学生对综合安全观念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才能成长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多元化发展要求的新一代合格公民。以综合安全观念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给大学生客观而理性地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大学生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和后果，让大学生在实践中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树立远大理想同时代要求统一起来，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为报效祖国而奋斗。

参考文献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2）

第二章典型与极端：文化安全问题的教育视域，共有三节。第一节阐述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蚀。教会大学对国家文化产生威胁，具有一定掠夺性和侵略性，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人的奴性，从思想上让教会大学生走入歧途，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为收回教育主权进行抗争。第二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的文化隐忧，即“弃美学苏”教育模式的文化困境、文化样态和文化隐患。高等教育的文化图景从封闭走向开放，并形成了当今高等教育的开放格局，但开放时期我们不能忘记文化使命，高等教育的文化也要居安思危。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3）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局势的变化，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理念、内容和方法，以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需要。用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观点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重要体现。

一科学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

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问题所持有的基本看法、态度和观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作了概括：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2014 年4 月15 日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教研中心主任刘跃进认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总体”的广泛性、丰富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要素更加全面。安全的内容由传统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拓展到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诸多方面，体现了国家安全的整体性。国家安全的诸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军事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是基础，科技安全是关键，并融合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诸要素。

人民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安全，让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2]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提出在国民安全问题上，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大学生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也是国防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后备人才，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对全民进行国防教育的重点。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和发展。有学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该是一种强调当代国家安全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更有利于对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有利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治理。[3]

二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综合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当代大学生国家安全素质以及当代大学国家安全教育现状等多种原因，笔者认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非常紧迫。

1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紧迫性均有重要论述。今天的世界仍然没有走出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整个世界未能逃脱经济放缓的命运。2009年以后全球进入动荡、变革、调整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是政治纷争、军事冲突不断，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互动，国际安全态势扑朔迷离。[4]同时，中国周边问题不容忽略，如海洋争端、朝核问题等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曾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称霸，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但某些国家并未放弃遏制中国的图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西方国家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潜在认为利益不断拓展的中国会抢占他们的资源；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会颠覆他们主导的国际秩序，掠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战略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还意味着非西方文明、非白色人种、非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这是西方不愿意、也不甘心看到的结果。因此，中国招致包围、遏制、敌视既在意料之中，又符合西方逻辑。[5]中国理应居安思危，这既是对本民族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

2 部分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缺失和相关知识缺乏从当前大学生整体情况来看，大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热爱祖国，有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远大志向。但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缺失和相关知识缺乏，对我国面临的各种威胁认识不够全面。近期媒体报道，部分境外组织将目光瞄准大学生。极少数大学生被境外组织利诱策反。据媒体报道，同一境外情报机构近年针对中国大陆学生实施了数十次网络策反活动，境外间谍以金钱诱使涉世未深的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参与情报搜集、分析和传递。来自权威消息源的案例显示，多数学生在网上求职或网聊过程中被境外间谍盯上，他们最初提供信息时并不知情，但部分人在觉察对方身份的情况下仍因贪利而持续配合，甚至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处理。[6]这类现象充分暴露了极少数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在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下，少数人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帮助他们明辨是非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责任。

3 意识形态的斗争更隐密且将长期存在较长的和平时期容易使国人产生精神懈怠，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些人已经淡化了国家观念，有的人认为爱国主义过时了，这种观念是极端错误的。与此同时国外敌对势力并未放弃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图谋，通过文化输出以及互联网将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同我们争抢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境外机构甚至直接在境内寻找人进行各种渗透和破坏活动。近期媒体报道有高校教师食国禄、忘国恩，利用课堂宣扬分裂思想，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破坏团结统一局面，受到法律的审判。同时今天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冲击，易引发政治认同危机。因此，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应引导大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和分析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及其实质。

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也是全民国防理念的必然要求。据军事媒体报道，近年来一些地方军事设施安全环境逐渐恶化，军事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有农民擅自在某部附近修建滑翔机起降跑道，有公司在营区附近修涉外五星大酒店，影响安全保密，违章建筑使雷达阵地效能下降，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干扰破坏了正常军事行动，损失不可弥补，也反映了部分公民和法人国防意识淡薄，全民国防理念在少数人心中荡然无存。

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构建充实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部分内容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中的爱国主义、新的国家安全观等内容有所涉及，但内容相对简单，相对当前形势发展和理论创新有一定滞后性。因此迫切需要针对当前国内外形势，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来充实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内容，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

1 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国家安全观有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总体来讲经历了由重传统安全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的发展变化。当前的重大理论创新就是总书记在2014 年4 月15 日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用最新的理论引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未来的建设和接班人。只有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树立起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得到最可靠的保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才能真正实现。

2 树立爱国主义信念，自觉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通过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时代价值教育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帮助他们树立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只有具有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才能自觉抵制各种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才能自觉同破坏团结统一的言行划清界线并与之斗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没有爱国主义信念就无法真正将爱国情怀转化为爱国动力和爱国行为。在和平时期最大的爱国就是全身心投入国家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加强历史教育，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志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历史意识和历史感的缺失易形成错误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甚至会出现信仰危机。加强对大学生的历史教育，对于凝聚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身份认同，强化其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7]每一代青年都有他们的历史使命，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4 进行国家安全相关知识教育和爱国主义警示教育，做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总体上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时期，这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重要机遇，国家安全之弦也因此在有些人心中开始松懈。“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相关知识，在生活中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不做国家安全知识方面的文盲。通过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教育，爱国主义警示教育，让大学生充分了解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及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分析和认识一些社会现象，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能力，做维护国家安全的真正主人。

5 进行国家安全法制教育，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道德和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两种基本手段。在法律方面，我国除《宪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义务的内容外，还制定了一批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门法律法规，如《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国防教育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国防法》《兵役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法律义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通过国家安全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义务，依法同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斗争。同时我们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国家安全自信，对外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对内要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及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我们要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并且有能力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所作为。

四改进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方法

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应根据当前的教育现状和学生的需求，以提升教学实效为重要目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总体思路应是主渠道和多渠道并行。主渠道就是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的作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适当突出爱国主义教育。思政课教师作为教育主导应首先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中适当加强国家安全知识的传授。除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几门主干课程的作用外，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形势政策课形式、选修课的形式等方式对大学生开展国防安全教育。

所谓多渠道，是指除课堂讲授以外可以通过国防教育专题活动、开展国防教育实践教学等多种途径进行课堂外的延伸教学，通过感性教育强化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比如高校可以通过举行国防知识竞赛来促进知识的巩固和学习，还可以开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利用社会历史资源，让学生在参观场馆、倾听讲解中去感悟和学习。各省市地区都有国防教育资源，大学应努力发掘并充分利用大学周边资源进行实践教学，如武汉市有许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辛亥革命纪念馆、中山舰纪念馆等。通过参观学习，可以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历史，获得心灵的震撼，增强爱国情感。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国家安全教育，通过网络平台传递“正能量”，或通过负面事件对大学生进行警示教育。因此学校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题网站，链接相关权威资源，便于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站内容上可以开设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国防知识、国家领土与安全、经济文化交流与安全、先进人物事迹等教育网页，还可开设论坛聊天、相关录像与影视等，用以正面引导大学生的国家利益思想与观念。[8]

此外，还要善于利用重大时事契机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如针对钓鱼岛问题、南海争端等问题，引导学生理性爱国。同时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要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动态，多做调查研究，通过问卷、座谈、个别交流等形式多渠道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

[2]马占魁，孙存良.人民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宗旨[N].光明日报，2014-05-31.

[3]范传贵“.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背后深意[N].法制日报，2014-04-21.

[4]张丽.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J].国际安全研究，2014(2).

[5]王志军，张耀文.西方安全战略理论评析与借鉴[J].和平与发展，2014(1).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4）

经过几十年的生成和演化，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比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质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散布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观点既相对独立、有所侧重，又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反映当下思想界各种非主流思想众声喧哗的纷乱图谱。

错误思潮的泛滥直接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冲击和解构人们的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讲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文化自信直接受到了上述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

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儒化思潮的冲击不容小觑。儒化思潮又叫文化复古主x思潮，这股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被证明是失败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出路就是“尊孔崇儒”，重新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一些极端观点还主张“去马归儒”、回归“孔孟道统”，甚至提出确立儒教为国教，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儒化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是明确的，始终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态度。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受到来自思潮的冲击。否定唯物史观，坚持唯心史观，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其突出表现：一是“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二是做“翻案文章”，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三是以“还原历史真实、揭示秘闻真相”为由，在历史支流中寻找所谓“阴暗面”和“空白点”。比如，借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和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借晚年的错误而否定其一生，大搞“非毛化”“反毛化”，等等。近年来，一些人将“虚无”的矛头对准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比如，有人污蔑和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污蔑和诋毁，以至于这些先烈和英雄的后人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的做法，会有效遏制这股“去史灭国”思潮的蔓延。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也受到诸多思潮的冲击，其中以“普世价值论”思潮的冲击为最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体现了当代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然而，“普世价值论”主张者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下价值观的界限，混淆价值的一般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具体价值说成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要求我国“从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普世文明”，有的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可见，“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政治问题。这股思潮影响广泛，社会上对其认同者不少，既需要在学术上进行澄清，也需要从政治上加以揭露。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道路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关乎政权安全，关乎制度安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有效维护、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科学论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除了前述几种思潮外，还有一些思潮比较集中地攻击党和国家的核心制度。比如，民主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否定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新自由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等等。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革命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图、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思想源流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规划，更是一个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从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汲取思想源流，支撑并融入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介绍可供资鉴的国内外相关思想源流，为后续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1、军事领域的“信息战”理论

信息战是为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而进行的斗争，亦指战场上敌对双方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通过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的一系列作战活动。1992年美国国防部颁发的《国防部指令》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掀起了世界性的信息战理论研究热潮。在该领域，美国和中国均走在了世界各国研究的前列。如今，信息战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日趋成熟，成为现代战争和高烈度对抗的主要模式，因此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政治法律领域的“信息”理论

信息是在国家概念上演化而来的，是信息时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政治视角看，信息是国家具有允许或禁止信息在其领域内流通的最高权威，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来发展和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在国内、国际信息传播中树立维护本国形象的权力，还包括平等共享网络空间信息和传播资源的权利；从法律视角看，信息是指国家在信息网络空间拥有的自和独立权。它具体包括：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控制权；一国对本国信息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权，以及在信息网络领域发生争端，一国所具有的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权。当前，国家信息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更加丰富成熟，成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3、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外交”理论

“公共外交”的概念于1965年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目标是影响公众态度，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公共外交”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而传统外交则主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及相应机构影响外国政府。长期以来，美国是“公共外交”理论的最佳实践者，通过“公共外交”美国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宣传输出。如今，网络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场地。因此，无论是出于应对威胁或是构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公共外交”思想和方法都应该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予以应用和体现，并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

4、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理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旨在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并能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全球传播体系。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从而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实践成效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成果仍具现实意义，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5、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最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具有对抗或竞争性质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当前，博弈论在战略规划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析对抗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方案，并研究其优化策略。当前，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斗争无一不具有显著的博弈属性，如国家间的信息对抗、密码的加密与破译、病毒的制毒与杀毒、网络思想文化的保护与渗透等等。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认识和分析各类信息安全问题，并通过博弈论方法寻求信息安全最佳解决方案，是优化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思路。如今，博弈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安全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借鉴博弈论的指导原则和原理方法研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科学、有效的途径。

6、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自组织、合作、去意识形态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该模式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简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网络空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国家也较早的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了互联网管理领域。尽管“公共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和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方面，但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仍可以提供重要借鉴，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

通过客观形势分析、现实价值评估和思想源流梳理，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具备了构建条件。它由战略的内涵和目标、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的内在机理和战略的理想模式等有机组成。

1、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信息安全的本质内涵是维护信息系统或信息传播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类威胁、干扰和破坏，保障信息资源的保密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安全属性。但是，当信息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信息安全战略与综合性国家安全战略则高度融合，集中反映在：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载体；谋取信息优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维护或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是指：国家为保障综合性国家安全，消除基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低俗文化传播、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黑客攻击、关键生产领域信息系统运行风险、社会危机酝酿和传播、网络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网络病毒和垃圾邮件泛滥等等)，运用各种国家资源和技术手段而进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根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各类信息安全威胁和挑战；确保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和信息内容的安全性；促进国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的能力和素养，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公众权益的实现。

2、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由国家信息安全观、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国家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等五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安全观是国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即维护和谋求国家信息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反映不同阶段国家信息安全总体发展愿景；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是指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判定信息安全威胁的来源、范围、性质和等级；信息安全战略资源既包含狭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也包含广义的自

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等；而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法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保障。

3、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并科学平衡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普及不断催生新的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国家信息优势的积累。因此，信息化与信息安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元目标需要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管理和技术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同步发展关系。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安全技术得以实现，支持信息安全先进技术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是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通过法规、政策、教育、制度等完善安全管理，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更不能忽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技术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过度偏重某一方面的发展必将导致战略的失效。

第三、成本与收益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综合平衡关系。信息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保障成本的持续投入，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收益通常无法客观测度，过度的安全保障必然导致成本畸高和效率低下。因此，寻求成本、收益、效率的综合平衡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确定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和安全等级标准等。

第四、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动态交互关系。信息安全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是理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不一致，各国信息安全战略始终难以协调甚至存在对抗。就我国而言，一方面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基本国情制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另一方面要立足全球层面，推动本国信息安全法律、政策与国际的接轨，推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的形成。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6）

当今,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其中,文化安全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发显得重要。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和威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大肆宣扬“中国”和“文明冲突论”,为西方文化扩张寻求理论依据,恶化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

1992年9月15日《亚洲研究》上刊登了罗斯•芒罗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该文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对亚洲和平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并以此警告美国防范这个远隔重洋的“充满活力、热气腾腾的国家”,由此成为“中国”的肇端。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与之遥相呼应。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作为儒教文明主要代表的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威胁之一。在大肆宣扬“中国”的背后,深深隐藏着的是美国妄图建立文化霸权的“传教士”心态,以及恶化中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达到遏制中国的企图。

2.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妄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是最有力的进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西方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

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情结已经有弱化的状况和趋势,一些人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甚至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扭曲错位。这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文化混乱,使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受到强烈冲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必须学会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措施。

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选择权是其文化的象征,也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固守原有的意识形态,必然被时代所淘汰。丧失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的就会受到威胁。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面向未来、正确应对全球化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文化产业壁垒不断被打破。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外国的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越来越多的涌向中国,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上的优势,不断的向我国输入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等。我们要保护好我国的文化市场,抵御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消除腐朽文化的侵蚀,就必须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并通过文化市场将文化产品最大限度的推向民众,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于炳贵,郝良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7）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8）

国际关系自20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多数的学者认为其间经历了三次理论的大论战：第一次是1930-40年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第二次是1950-6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第三次是1980-90年代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①各次论战的结果，虽未产生胜败优劣的结果，但却促进了理论的省思；然而这样的论战从未偃息，二十世纪初，具有浓厚社会学色彩的建构主义崛起，直接挑战了主导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当前的三大主流流派。安全，是国家存在的目的与追求的目标，也是国家利益之所在，从国际关系三大流派的理论角度出发，比较各流派对安全的认知，及其可能获致最大安全的方法，如权力平衡、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性安全、人类安全等途径，可以有助于理解国际现象的发展系络。

一、国际安全的界定

（一）安全在需求的定位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主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如果没有大的战争则是考虑冲突与合作问题。无论涉及到哪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会重视安全问题的地位。其内涵与目的皆在探求安全，以便在安全的基础上，能求得更高层次的满足。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层次：

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需求；第三层次是爱与隶属需求；第四层次是尊重需求；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当某一层次于实质上获得满足后，下一个层次需求即成为主要支配力量。②就国际社会而言，第一层次的生理需求是个体存在的最基本需求，而安全是在满足需求后，作为激励、支配个体向上一层次发展的力量，因而安全对个体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安全

若将国家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则涉及国家层次的安全，可从四个方面检验：③1、指涉对象：不同层次的主体，包括个人、国家、国际、全球，并以威胁涵盖的范围，归纳于其中的层次探讨。2、核心价值：追求个体存在，获得依赖与保障，社会隶属，相互尊重，自我实现需求满足的目标。3、威胁类型：源于国内外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等威胁。4、获致安全的途径：权力平衡、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人类安全等。

综上所述，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安全可以界定为：“安全”是指不同层次的主体，为维护其核心价值，因应不同型态威胁，采取保护措施，形成一种避免危害之相对性、变动性的态势，及其对此一态势的主观认知。而无论是核心价值、威胁、保护措施、态势及主观认知的认定，都会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导引。

二、三大流派对安全的观点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首先涉及到几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定义，基本上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国际体系出于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中成员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就是它们的生存问题。2、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主导行为体。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现在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仍将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3、国家的第一关切是生存关切。由于现实主义者将国际体系描述成一个自然丛林，在丛林中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所以在无政府的，无强制性的权威存在的国际体系当中，对于每一个个体国家而言，最高的利益就是生存。4、国家生存的最可靠手段是军事实力。现实主义在安全问题上的基本思路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自救-权力-安全困境-权力平衡。意即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国家这个最重要且唯一的行为主体，主要通过自救来谋求与维护由权力定义的国家利益。

由于自救是国家唯一的行为方式，国家不得不追求权力的极大化与国家的相对利益，国家间的合作只是追求权力的权宜之计，难以持久，军事力量的竞逐势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战争的军事威胁亦如影随形。

面对无政府状态与战争威胁的情势，生存与安全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与需求，必须追求权力极大化，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然亦形成相互竞逐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无法根除，只能缓解，缓解的办法是权力平衡。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平衡是自然形成的，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总是谋求自身权力或安全的极大化。但认为权力只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危险，在紧要关头时，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在国际关系仍呈现无政府状态的特质下，权力平衡或两极体系结构下依赖大国形成的集体安全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得不实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

（二）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自由主义也涉及到几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当然呈现无政府状态，但并非没有秩序。也即有没有政府不是有无秩序的必要条件。2、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但其他行为体日趋重要。自由主义除了承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之外，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3、国家关注生存，但国家不仅仅关注生存，甚至首先不是生存，而是如何生存得更好的问题。个人自由及社会经济福祉都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国家利益会顺应国际制度运作而决定，亦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团体一份子与其他个体建立关系的社会需求及尊重自己与需要受人尊重的尊重需求的利益。4、国际规范、机制、制度维护国际秩序。如果没有政府，那要靠什么来维持国际社会的稳定呢？靠的就是国际规范、机制和制度。现实主义认为它们只是强者的一种工具或是无用的摆设，而自由主义则认为它们是一种有效可行的约束。

自由主义是以合作与互赖为基础，它在安全观上有三种观点，即相互依存、民主和平与机制稳定。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将阻止各国彼此使用武力，因为战争将威吓各方的繁荣；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天生更和平，民主的扩展是世界和平的关键；第三种观点认为，国际能源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通过鼓励各国为更大的持久合作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利益，从而有助于克服国家的自私行为。

自由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是经常发生和存在的现象。它认为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以及国际制度的能力。国家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国家的行为合乎规则，一致且有秩序，并能权衡将要选择行为的得与失，以最大化其实际效用。自由主义相信，有了制度所提供的协调机制，国家就可以通过交易与权衡使整个合作达到一种稳定的结果。在一个受到国家权力和不同利益制约的世界里，发展国家间制度化合作，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供机遇。

国家不是追求权力的极大化，概念及规范具有补充权力互动的解释作用，国家会追求群体的绝对获利，进行合作，军事力量不是唯一的权力与目标。经由互赖与国际建制及国际制度，合作可以长久维持、运作，并可以减少战争发生，军事安全不是唯一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受到重视。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更加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它将人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概而言之，就是强调人的作用、人的观念和能动性对于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建构主义也有一系列的假设：1、国际体系是呈现出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有着不同的逻辑，可以是霍布斯文化，也可以是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这些逻辑都是由人创造的。人可以创造丛林原则主导的霍布斯文化，也可以创造友善主导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又形成不同的角色类型，即敌人、竞争对手、朋友。国家根据这些角色类型再现自我和他者，因而可能面对不同类型的威胁，但也可经由规范的作用解决争执，或经由文化的建立，产生规范性作用，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2、国家虽是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但是从个人、国际组织甚至全人类都是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国家与其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处于互动之中。3、国家关注生存，但生存的意义是社会建构的。比如朝鲜核危机对美国的巨大刺激，原因即在于朝鲜与美国现在相互抱有敌意，这样一种安全观念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4、国际体系文化界定国家安全的意义。应该说，在当今的世界当中，大国之间还没有产生强烈冲突的意愿。现在，美国的霸权的维持主要依靠的是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如果缺失了中国，可以吗？肯定不行。美国现在已经逐步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不要去抗衡美国，即便将来我们强大了也不要去抗衡。因为，如果大家现在都强化了这种抗衡的思想，那么这种抗衡思想慢慢的就极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文化的一部分。

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正因为国际政治是社会建构成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仅仅与物质资源分配相关，也包括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切便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其行为。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结构不仅仅涉及物质能力的分配，还有社会关系。当国家相互仇视时，它们习惯于从坏处猜测对方；当关系友善时，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合作。这一切取决于“观念分配”，而不是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所认定的物质力量分配。建构主义结构中的物质因素，但认为它是有限的。因为物质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

建构主义的结构是动态的：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离这种结构，并建立新的、由不同观念造就的结构。比如行为体之间如果互相高度猜疑，就形成安全困境；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使它们高度相信，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综合安全或人类安全。

三、获致安全的实践途径

受到国际关系三大流派的引导，各国在寻求获致安全的作为上，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权力平衡。权力平衡是指通过权力平衡安全机制和体系来实现国家的安全。在权力平衡安全体系中，国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维持各力量中心的均衡，制约潜在和现实的对手，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

（二）集体安全。集体安全是建立同盟关系与联合军事力量，透过集体效应来共同协助受威胁的国家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并进一步维系同盟之军事安全。④摩根索认为：在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中，安全问题不再是个别国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无须由军备和其他国家权力的要素来解决；安全成为所有国家关心的问题，他们将像他们自己的安全受到威吓似的集体保障他们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三）共同安全。共同安全是透过国际机制之建立与各国之自我约束来稳定国际情势。更进一步而言：以国家间共同安全取代单一国家安全。安全不是零和赛局，安全涉及所有国家，各国都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寻求建设性解决安全的进程，所有国家都有获得安全的权利，各国可透过军备控制及促进联合国的安全职能，来实现共同的安全。

（四）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指透过将军事安全与非军事安全相互结合的渐进过程，国家得以透过合作、对话来维持国际安全。意即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取代以往以权力平衡为基础的冷战安全观。合作安全的核心是合作，它强调增加互信而非猜忌，包容而非排他，多边而非单边，非军事方式而非纯军事方式，协商而非对抗，再确认而非吓阻，军事透明而非秘密，事前防制而非事后矫正，互赖而非片面行动。

（五）综合安全。综合安全是指尝试将安全所囊括的范围扩及其他非传统军事安全的面向上，并且透过这些面向的强化互动与合作，区域安全稳定得以维持。它不仅包括军事性因素，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议题。

（六）人类安全。人类安全是指所有与“人”相关的议题，其形式多变且对人类安全有直接且更为深远之影响。简言之，人类安全是一种本质上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观，像移民问题、跨国经济与网络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生态环境破坏威胁、疾病感染问题、对人权压迫等多元多变之新型安全威胁，都将对人类之安全有更直接且更为深远之影响。

四、三大流派安全观点异同之比较

（一）安全的指涉对象。三者都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重要的行为者，自由主义则认为除了国家外，个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都是体系中的行为者，建构主义更纳涵至全人类，然而国家在体系中行为体的角色与地位是无法取代的。涵盖范围上，以建构主义之行为体互动所产生三种无政府文化，由国家扩展至个人与全人类层次之范围最为宽广；其次为自由主义藉由相互依赖与合作所形成之个人至国际层次；最后，则是以国家为最重要且唯一行为者的现实主义。

（二）安全的核心价值。三者都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生存与安全是国家重要的利益与需求，国家必须追求权力，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现实主义追求权力最大化与国家的相对利益；自由主义除以生存与安全为国家的利益外，个人自由与社会福祉都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国际制度会影响国家利益，国家亦应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社会需求与尊重需求的共同利益；建构主义强调安全的内涵随着文化结构的不同有不同的认定，从个体自身存在到自我实现的需求都可成为安全的核心价值，全视国家如何认定。

（三）威胁考虑层面。三者皆认为国际体系存有冲突与战争发生的可能，军事威胁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下之国家间，合作有一定的作用，现实主义认为战争是常态不可避免，合作是短暂权宜之计，唯有追求权力极大化，才能保障安全，因之，军事威胁如影随形；自由主义认为经由互赖与国际建制及国际制度的合作，可减少战争发生，且其重视国际政治经济，对经济层面的威胁亦较为着重；建构主义认为安全的内涵随着不同的文化结构有不同认定，因行动体互动所产生之三种无政府文化，着重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与环境等面向威胁，可经由文化的建立，产生规范性作用，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与安全。

（四）获致安全的途径。三者都认为可透过合作手段追求安全，然现实主义强调安全困境，认为保护与扩大权力成为保障安全的唯一手段，因而权力平衡与集体安全即符合其效用；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生存不是唯一考虑，亦应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的共同利益，可经由，互赖与国际制度等的合作追求安全，因而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符合其需求；建构主义认为经由行为体互动的文化建立，可产生规范性作用，促进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综合安全与人类安全正符合其作用。

五、结语

经由对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主流流派安全观点的比较之后，可以了解国际环境变迁造成不同理论的建构，以及面对国际环境变化采取适当途径，尤其在安全方面，虽然三者之间各有相同与相异之处，然皆以国家为主要指涉对象，向个人或向全球发展；其次，在核心价值方面，则在求得最基本之生存与保护需求后，逐渐谋求社会、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再次，在威胁方面，传统以军事、政治安全为主之情势，因全球化之影响，已为非传统之经济安全取代或并列之；最后，获致安全的途径是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上，亦朝向多面向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与综合安全发展之势，在全球化冲击下，人类安全已渐获重视并扩大影响。唯有适切运用合宜的安全观点以及安全战略，认清国际现势的演变，才能深切认知安全的内涵，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与安全。（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

注解：

①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②维基百科http：///wiki/%E9%A9%AC%E6%96%AF%E6%B4%9B

③陈欣之.国际安全研究之理论变迁与挑战[M].第2页.

④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392-393页.

参考文献：

[1]郑端耀.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评析.美欧季刊.2001（2）：199.

[2]刘复国.综合性安全与国家安全：亚太安全概念适用性之探讨.问题与研究.1999（2）：24.

[3]莫大华.“安全研究”之趋势.问题与研究.1996（7）：70.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9）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0）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宪政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推翻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主权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毒品、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 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齐格蒙特o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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