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论文篇（1）

一、引言

乡镇企业的改制虽然在几年前已基本落下帷幕，但在其过程中所展示的现象、暴露的问题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却仍然值得探讨。尤其是在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遭受一些质疑、各界对产权改革莫衷一是的情况下，①「2004年8月由郎咸平引发的对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的质疑迅速引发各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烈讨论，足见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分析和检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现象和问题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两个地区农村集体工业（乡镇企业）改制的不同方式——苏南的暗箱操作和不公正的改制与温州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的比较和分析，讨论了不同的约束，尤其是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政治约束）如何决定和影响地方（社区）政府对改制方式的选择。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决定了谁可以参与到改制的过程中来、谁被排除在外，决定了谁是受益者、谁在被牺牲。

改制背后涉及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在这里主要指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指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意义上的政治因素），改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改制涉及到生产性资产的再分配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相关群体的利益；各相关群体也会基于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能力，对改制方式和改制过程施加影响。所以，怎么改制、怎么协调照顾各个群体的利益，都将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

综观近几年国内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我们发现，很少有人探讨改制过程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政治因素。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改制的原因（whiting，1999；kung，1999；hoetal.，2000；li，2003；park&shen，2003；冯曲，2000；姜长云，2000；张军、冯曲，2000；支兆华，2001），改制方式的描述和各方主体的讨论（如秦晖，1997、1998；邹宜民等，1999；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也有关于改制对企业表现（效率）的影响（li&rozelle，2003；秦晖，1997、1998；张军、冯曲，2000；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和改制的其他后果的讨论（比如，ho等人考察了改制对工资结构的影响，见hoetal.，2002；黄少安等指出持股差距的扩大带来了经营者固化、分工挤压工资等，见黄少安、魏建，1999）。一般认为，乡镇企业转制的根本原因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如市场的逐步完善，竞争的加剧，宏观调控和信贷紧缩等）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结果，尤其是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博弈的结果。

现有的解释至少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很少有人讨论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在改制中的角色和作用。我同意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是改制中的主导利益群体，他们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制的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毫无作用。如果他们抵制或挑战改制，那么改制将不能顺利推进（就像国企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一样）；或者如果乡村政府预期到他们会抵制，乡村政府也不会毫无顾忌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改制。因而，采取什么样的改制方式以及改制能否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人是否接受（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改制方案和（或）政府对工人和社区居民态度的预期。第二，现存的研究不能回答为什么不同地区（尤其是像苏南和温州）会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第三，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没有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去分析改制背后的决定因素。

以上三个不足背后的共同问题是对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关注不足。我的研究尝试弥补此不足，把改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从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寻找原因，以求深刻理解这一现象。正如怀特·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所提倡的，只有当我们把社会现象置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交叉点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mills，1959）。本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法——即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两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社区样本，以求揭示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

本研究选定的两个样本是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两个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的苏南和温州地区。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和典型代表，其地方政府一直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支配或积极作用（byrd&lin，1990；kung，1999；chen，2000；whiting，2001；周海乐、周德欣主编，1996）。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改制前），苏南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是当地政府追求的目标。相比之下，温州则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民营经济一直是当地发展的动力，而地方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①「国内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有浩繁的文献。主要的英文文献有：nolan&dong，1990；liu，a.，1992；liu，y-l.，1992；parris，1993；whiting，2001.主要的中文文献有：袁恩桢编，1987；张仁寿、李红，1990；史晋川等编，2002.但乡镇集体企业在温州也是存在的，虽然远不如在苏南那么重要。与苏南相比，温州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改革以后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进程，政府基本无力调整收入分配。两个地方的乡镇企业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行了改制，但采取的方式及结果非常不同。为什么苏南出现了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从而迅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温州则出现了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从而基本照顾和保证了各相关群体的利益？本文将揭示：不同的改制方式正是两个地方过去形成的权力关系的产物。具体地讲，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在改革以后得到加强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两个地方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并均能成功地实施。

文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2001和2002年在上述两个地方进行的田野调查。笔者在了解面上情况的同时，还细致地了解了两地一些乡（镇）和村的改制情况，尤其是苏南的改制。深入访谈了大约200个人，其中有政府官员、原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和改制后的新所有者、工人、社区居民、银行官员等等，他们或者是当时改制的直接参与者，或者是利益相关人，因而都熟悉当时的情况。

本文拟从描述两个地方不同的改制方式过程入手，讨论当地官员对他们所采取的改制方式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出笔者的解释：即地方权力关系是决定两地采取不同改制方式的根本原因；并探讨改制对两地财富分配（阶级结构）和政治前景的可能影响。

二、暗箱操与相对透明的改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以后，苏南的地方（或社区）政府对他们所有和管辖下的集体所有企业进行了改制。①「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经历了两轮。第一轮把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一种基本相似于管理层和工人持股的改制。在这种安排下，管理人员和工人根据他们在企业里的位阶、工作年限等指标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同时政府也保持一定比例的股份。但股份合作制只是暂时的安排。改制很快进入了第二轮，即彻底的产权转移。这主要是通过政府退出其拥有的股份和工人股份向管理层集中实现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了两轮改制。股份合作制只进行了试点，在部分企业里推行。本研究主要讨论最后的改制。他们首先转掉了小企业，然后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很多地方甚至制订了一个时间表，把企业改制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②「蔡永顺也提到了这种运动式的改制（cai，2002）。秦晖（1997）、张军等（2000）对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也发现，在苏南一些地方，上级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改制。

例如，我所调查的一个镇要求在1997年完成乡镇企业改制80%，1998年完成90%，等等（访谈对象57③「访谈对象的编号沿袭了我在论文中的编号。，镇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易手。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大而赢"和"大而亏"的企业外，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余下的少数企业也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陆续处理。从规模和速度上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相当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大规模私有化，即所谓的"休克疗法".

苏南改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不透明性，可谓暗箱操作，即地方（或社区）①「本文所说地方（社区）政府主要指乡（镇）和村级政府。政府快速处理了其辖下的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当一个企业改制时，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出席：一是事实上的所有者——地方政府；二是企业经营者；三是工人；四是名义上的所有者——社区居民②；「尽管社区居民对乡镇企业并不享受任何所有者应该享受的权利，也不行使任何形式的实际控制，但还是有合法的理由来宣称他们的所有权资格。这是因为乡镇企业最初来源于集体积累，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得益于工人（大部分为社区居民）的低工资。五是债权人即银行（如果企业有贷款的话）。但在改制过程中，改制变成了两方的游戏，即政府领导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游戏（邹宜民等，1999），其他几方利益相关者——工人、社区居民和银行——都被关在了门外。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内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只限于几个人，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以无锡的五陶镇③「作者对苏南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为例，据该镇一干部讲，他们镇转制时主要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别人根本没有份儿，识相的镇长和副职们也都有意识地让书记决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不透明的改制带来了背后的操控和讨价还价，结果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在任的经营者，同时也可能为参与决策的官员带来利益。④「我在苏南做调查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些传言，说是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从改制中谋取了不少好处。企业经营者通过向他们的政府主管行贿以求得到有利于他们的改制结果。无锡市检察院公布的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传言。信息显示，从1997年到2000年，检察院收到的关于经济犯罪的公民举报线索中，公有企业的改制和破产占了最大的比重。表1、2、3列出了该地改制的主要信息。

从表1、2、3中可以看出，在任的厂长（经理）是改制的最大受益者。

在五陶镇，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镇办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那力村更是把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相比之下，苏州的万光镇倒是表现出了一些多样性。23个镇办企业中，有4个处理给了外边的人，其中包括2个外省人。尽管如此，现任的经营者仍然是最大的赢家。如果我们加上其他管理人员，80%以上的企业转给了现任的管理人员。换句话说，经营者买断，或者说内部人私有化，是苏南改制的主要方式和结果。⑤「这一发现与其他发现是一致的，见秦晖（1997）、邹宜民等（1999）、kung（1999）、oi（1999）、li&rozelle（2003）。

工人们成了输家。①「国有银行也是大输家。新的企业所有者采取各种手法逃废银行债务，因为银行归中央政府。关于改制过程中的逃废银行债务问题，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同时也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因为大多数的工人是当地居民），工人们没有被征询意见，更不用说参与改制的过程了。他们的利益无从得到保障，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而且，在改制的过程中，关于补偿的动议根本就没人想到或提出过。当我在访谈中提到有关对工人补偿的问题时，访谈对象们先是惊讶，然后随即摇头："补偿？没有补偿，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没这个事"（访谈对象64，镇工业办干部）。在随后的企业人员调整中，工人中的有些人成了裁员的对象。②「当然，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也在改制前后要求新的企业所有者尽量不要裁减工人，以免引起失业上升和社会不安。不过这种要求并没有强制性。

相比之下，温州乡镇企业改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温州通过相对透明的方法，一个一个逐步地转掉了他们的集体企业。明显的不同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做出最终决定前，不同的改制方案被提出来在员工（包括经营人员和工人）中讨论，只有在基本形成共识后才会进入下一步；第二，一旦决定拍卖，政府会进行公开竞标，因而存在竞争（尽管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人）；最后，根据在工厂中工作的年限，工人们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以温州乐清市虹桥镇的转制过程为例。在80年代，当乡镇企业被叫好的时候，虹桥镇曾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在温州闻名一时（赵顺鹏、朱知喜，2000）。因此虹桥可以说是温州地域上最接近苏南模式的乡镇。从1993年开始，虹桥陆续把镇办和村办企业一个一个地改制。①「除经济原因外，温州的改制主要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当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渐渐有利于民营企业以后，温州就开始为原来的"红帽子"企业摘帽子，同时改革他们的乡镇集体企业。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到2001年底，除2个以外，虹桥转掉了所有镇办企业。从总体上讲，改制的过程是透明的。在任何一个企业改制之前，镇有关部门都会先征询有关各方的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方案来讨论。例如，2001年，当镇政府决定为一个镇办企业改制时，他们提出了三种方案：股份合作制；租赁；拍卖。镇企业办召开了几次会议听取职工的意见，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了解大家的态度，看工人们同意不同意改制、同意以什么方式改制等等（访谈对象176，镇企业办干部）。另一个镇办企业的厂长告诉我，他们厂自1993年改为股份合作制以来一直惨淡经营，但要改制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根据《工会法》的规定，要70%的职工通过才能改制。别说职工了，本厂的支部都通不过。所以也就无法改"（访谈对象174）。只有在达到基本共识以后，改制才能继续。如果决定了拍卖，那么会在镇政府进行公开的招标。尽管招标不对外公开，但至少为企业内部人员提供了竞争的机会。1994年当乳制品厂改制时，当时的厂长和两位副厂长参加了竞标。最后，该厂以4151688.88元成交，比标底价高出了100万元（赵顺鹏、朱知喜，2000：137）。企业被拍卖后，镇政府从拍卖企业的所得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偿工人。工人们得到补偿后，原来的劳动合同宣告终止。新的合同可以在新的所有者和工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重新签订。在虹桥改制的文件里，很大部分是关于给工人补偿的文字，因为每个人都要在收据上签名盖章。例如乳制品厂，工人们根据人头（每人5000元）和在工厂的工作年限得到了从1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补偿。①「这种补偿相似于国有企业改制中采用的买断工龄。通过事前征询工人们的意见和事后对工人们进行补偿，工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他们的反对因而也被缓解了。补偿也为随后的企业重组和瘦身扫清了障碍。

从表4可以看到，两地改制的主要区别在于过程是否透明，工人们是否被允许参与，以及工人们是否得到了补偿。通过这一比较不难发问：为什么苏南和温州改制的方式如此不同？下面我将首先讨论当地政府官员给出的解释，然后予以分析并作出我自己的解释。

三、地方官员的解释及其问题

在《转型与经济学》中，罗兰得（roland，2000）列出了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约束，包括财政约束、政治约束、信息约束、管理约束和现金流约束。事实上，这些约束中的大部分都被当地官员提到了，虽然他们使用的是一套他们习惯的表达术语。

在苏南，当我问到当时改制的方式和政策选择的背后原因时，当地官员给出了三种解释。②「访谈对象55、83，政府官员；71、73、74，政策研究人员。一种解释是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改制方案有更多的考虑和选择。第二种解释是大规模的迅速改制是改制启动后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的反应。第三种解释是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外边的人不敢轻易竞标，从而出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的结果。这三种解释大概对应了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①「现金流约束是指个人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由于以下原因，现金流约束在当地并不是非常严重。第一，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已经催生了一定的个人财富。实行多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集体产权下监督的缺乏等，都为经营者积累个人财富提供了条件（参看邹宜民等，1999）；第二，因为很多乡镇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因而购买并不会涉及很严重的资金约束；第三，分期付款、抵押和其他一些方法可以用来缓解约束。它们部分解释了改制的规模、速度和现任经营者的优势，但并没有解释采取不透明的改制的必然性，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的改制能够有效执行，没有遇到挑战和抵制。

（一）财政约束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种解释，即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是说，当时问题重重的乡镇企业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和地方（社区）政府的收入。考虑到乡镇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比重，问题就更显严重。在很多乡镇，乡镇工业创造了90%以上的工业产值，乡村政府财政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也来自乡镇企业（whiting，2001）。而在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债务问题。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苏南改制的直接原因是债务危机（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1992年和1993年高涨的投资冲动在1994年宏观调控和银根收紧以后遭遇了困难，但头脑发热的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转而从别的途径来寻找资金以满足其投资饥渴②「关于形成乡镇企业的投资饥渴机制，参看韩云（2000）。，这个途径就是集资——通过乡村政府向内部职工、社区居民甚至外界集资，承诺的利率在15%左右（访谈对象24，镇干部）。但这很快被证明是饮鸩止渴，因集资款难以偿还而引发的事件频频发生（史易、赵小剑，2001）。很多乡镇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以昆山为例，改制前乡镇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5%，而那些准备在改制中破产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134%（作者的田野调查）。而昆山的情况还不算差的。乡镇企业严重的债务负担和下滑的业绩不仅影响到地方经济，也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官员们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业绩和职业生涯与经济发展指标密切相关。③「苏南有着可以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干部考核机制。考核指标中经济发展往往占很大的比重（参看whiting，2001）。更为尴尬的是，个别乡镇负责人因为政府为乡镇企业的借贷担保而被法庭传唤，如一个镇党委书记在一个月内竟被传唤两次（访谈对象5，学者）。下降的政府收入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和奖金。①「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发展乡镇企业的最初动机之一（参看byrd&lin，1990；oi，1992；jin&qian，1998）。以前曾是"现金奶牛"②「"现金奶牛"为英文cashcow的译文，意指乡镇企业为社区政府带来了收益。的乡镇企业，现在却变成了政府的负担。③「国内一些学者或者从理论分析（如张军、冯曲，2000）出发，或者从实证分析出发（如徐志明、张建良，1997），都发现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价值的下降。这意味着财政约束已经变成了地方政府急于对乡镇企业改制的重要原因。某镇的书记谈了他当时的感受："当时我们压力很大，一上班就怕被人追债。别说政绩了，只要少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大家都感到乡镇企业不改不行了"（访谈对象2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社区）政府匆忙而迅速地对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结果是，时间的急迫性使得更细致周全的计划变得不可能，选择现任的经营者就变成了一个容易而方便的选择。

与其他人相比，现任的经营者对其经营的企业更熟悉，有现成的供销渠道和关系网络，因而政府官员们相信，一旦产权实现变革，现任的经营者们能很快改变企业的经营状况。④「很多人相信，在多数情况下，乡镇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由机制引起的而不是由经营者的无能引起的。因而，通过改变所有权而创造激励就成了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案。简单地说，这种解释认为，对改变当时经济状况的支配性的考量和时间的急迫性决定了改制方式的选择和改制速度。

这个解释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包括苏南和温州之间的差异和苏南区域内的差异。与苏南不同的是，民营经济在温州经济中贡献了很大的份额，而集体经济的贡献则微乎其微。据统计，1990年民营经济占温州工业产出的比重达到了75%，而在苏南98%的工业产值是由乡镇企业实现的（whiting，2001：32）。⑤「实际上，民营经济在温州的真正贡献要远大于官方统计所显示的份额，因为有很多所谓的集体企业都是戴"红帽子"的假集体。关于"红帽子"企业，参看zhou，1996.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乡镇企业的依赖也小得多。因而，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并没有通过乡镇企业改制而扭转地方经济表现的需求。

即使在我所研究的苏南的两个镇，改制的迫切性和时间压力也因为乡镇企业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不同而有所不同。尽管两个地方在90年代中期以前走了一条相似的发展道路（乡镇企业模式），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外资进入的不平衡，两个镇经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在五陶镇（无锡），乡镇企业仍然是当地工业的主体；但在万光镇（苏州），大量外资的进入使得原来乡镇企业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万光处在昆山，一个因9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外资而著名的地方。一些简单数字可以说明外资在昆山经济中的重要性。2000年，昆山大约60%的财政收入、7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的出口是由外资创造的（访谈对象38，官员）。这意味着外资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分。乡镇企业相应地失去了其以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与五陶相比，万光的经济在更低的程度上受到乡镇企业的影响。这使得万光在乡镇企业的改制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方案的选择和具体实行。事实上，万光在改制中也确实表现出了比五陶更丰富的形式和更长的时间跨度。

五陶基本上把所有的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厂长经理，万光则把镇办企业中的4个卖给了外边的人，其中还包括两位外省人。五陶在3年内将所有企业都完成了改制，而万光则花了5年的时间来做这一工作。

（二）监管约束

第二种解释认为迅速的改制是对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的一种反应。

一旦政府决定要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行政管理方面的约束马上就变得非常突出。让有限的政府管理人员来负责对众多的乡镇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和资产监控，其困难显而易见。例如五陶镇在1997年转掉了13个镇办企业，而监管这些企业的镇工业总公司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

即使这些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也会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当改制在一些企业启动后，其他企业的经营者看到这是最后的转移公有资产的机会，采取各种手段侵蚀公有财产。他们迅速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转移或隐匿资产，混水摸鱼。有几个访谈对象都提到，改制刚开始时还比较规范，改制程序和资产评估也比较认真，但越到后来越混乱"，厂长经理们也越来越少顾忌，越来越清楚怎么转移资产，因为他们清楚以政府有限的几个人手，根本看不住那么多企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与此同时，政府也意识到，如果不改制的话，那些赢利的企业早晚也会变成亏损的企业，因而不得不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也就是说，快速和大规模改制是对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和防止资产进一步流失的应变措施。

反之，从温州的改制看，这个解释也有其道理。温州的乡镇集体企业为数少得多，因而监管上的约束也大为降低。但是，监管约束更多的是不同改制方式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温州逐步地、一个一个地，而不是大规模地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这就把监管约束分散到了更长的时间段里。在每一时间段里，只有几个企业在改制，这就使得政府部门有较高的能力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在温州的改制过程中，至少有两个措施降低了监管约束：第一，竞标的存在降低了现任经营者通过改账侵蚀公有财产的积极性。因为不到改制的最后阶段，谁都不清楚谁最终会得到企业。如果由别人中标的话，现任经营者的努力可能就白废了。第二，在一些将要改制的企业，政府让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大会，以民主的方式，选出工厂资产民主管理小组，对企业的资产进行监管，并参与工厂的对外招标和资产处置（如虹桥钢木家俱厂和交通涂料厂改制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参见赵顺鹏、朱知喜，2000：136）。这些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监管约束和公有资产的流失。

（三）信息约束

现在让我们来检讨第三个解释。正如一个镇干部所说："只有现任的厂长经理才对他们经营的企业知根知底，别人不知深浅，谁敢去冒这个险？再说，你不转给他（现任的厂长经理），他会跟你捣乱"（访谈对象57）。也就是说"，内部人控制"给了现任的经营者更多的优势来得到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和高风险影响了别人来竞标。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企业对现任的经营者更有价值，从而使他成为得到企业的最合适人选。①「当地还有一种想法认为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实际上是对他们以前工作的补偿，经营好的可以从改制中获得以前应得而没有得到的补偿，同时那些经营不好的人也应当接受他们自己创造的烂摊子。同时，原有企业经营者通过经营实践和长期的关系性投资积累了自己的人力和社会资本，使得他们在购买企业时具备优势地位（谭秋成，1999）。

不可否认，在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内部人控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地方（社区）政府为了激励经营者不得不给他们更多的自和对企业的控制权。①「参看chen，2000.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推测到市场化和竞争会推动制度创新，包括给经营者更多的控制权和私有化（如jefferson&rawski，1994；mcmillan&naughton，1991）。他们的基本逻辑是：市场竞争会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推动企业和政府进行包括技术进步、减少成本和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创新。张维迎、栗树和（1998）也从相似的逻辑推出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其所辖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其中一项控制权力就是经营者对其他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命权，尤其是财务主管的任命权。

据那力村的会计介绍，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乡镇企业里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尤其是财务主管："那时候会计都是村里派的。这是规矩，企业得接受，因为企业是村里的企业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企业厂长（经理）们或者通过把政府任命的管理人员变成自己的盟友，或者通过操控把自己的亲信或家庭成员安排到核心管理岗位上。久而久之，企业就变成了他们的个人王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万光的一个镇办企业里，经理把他的情妇安排为财务主管；在五陶的一个企业，厂长通过活动把他不喜欢的会计撵走，然后换上了自己的人（访谈对象42，村支书）。

"内部人控制"使得外边的人，包括政府主管，很难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企业做假账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学者（如maetal.，1994）发现很多企业有三本账：一本为自己掌握，一本为政府部门准备，一本为银行准备。有时候企业从外边看起来可能还不错，但实际上可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官员把这种现象称为"马桶现象"（访谈对象24，镇党委书记）。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蹲马桶的时候，他可能看起来还挺体面，但他不能站起来，因为屁股上不干净。乡镇企业即是如此：重大的问题只有在经营者变更的时候才会被发现，因为只有那时才有机会来评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即使是万光镇主管乡镇企业很多年的官员也说，在改制的时候，他才知道很多企业的状况原来那么糟。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说实在的，我管了这么多年的镇办企业，一直认为自己挺了解情况。但改制时才认识到不是那么回事。

有些原来看起来不错的企业其实早就该破产了"（访谈对象30）。例如五陶镇的一个生产电饭锅的镇办企业曾因为产品的商誉和企业的高利润率在该镇名噪一时。作为奖赏，该企业的厂长被提拔为镇工业总公司的经理，随后又被提拔为副镇长。但企业的真实状况在他离开企业以后才慢慢暴露出来。不仅原来的库存被当作实际销售记在账薄上，企业还背负大量的债务。改制时，企业几近资不抵债。

考虑到内部人控制，外边的人可能会因为不知深浅和风险太大而犹豫。另一方面，如果改制不利于现任经营者的话，他可能会不配合或抵制，为新的所有者制造障碍。尽管如此，如果有机会的话，企业里别的经营者很可能愿意参与竞争；社会上也总会有些人愿意参与竞标，因为当时很多人认识到这是占集体便宜的"最后的晚餐"，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事实上，万光发生的一个例外的情况正好反驳了当地官员以上的解释。

威宵是万光镇（苏州）惟一通过公开竞标而改制的企业。当时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想采取一种有别于前任的做法，威宵因而就变成了一个样板。尽管竞争只在企业内进行，它还是吸引了五个竞争者：现任的厂长、两个销售员、一个车间主任和负责保管仓储和原材料的主任。拍卖的起价是（人民币）1090000，几轮下来，涨到了1560000.出价最高的人——车间主任，最终得到了企业。（访谈对象33，该企业现任老板）

非常清楚，"内部人控制"并不能充分地解释苏南改制之所以采取不透明的方式，因而极大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这样一种结局。正像上述这个例子和温州的情况所展示的那样，竞争可以缓解信息的约束。

根本不提供竞争的机会却预测和放大竞争的困难是没有道理的。

上述三个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苏南改制的某些方面，比如速度、规模以及现任经营者在竞争中的优势，但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可以采取那样不透明的方式来改制？为什么工人和社区居民的利益根本就没有被列入考虑范围？为什么改制在当地能够比较平静地实施？如果当地政府采取透明的方式来改制，允许别的管理人员和企业的工人加入到改制的过程中来，最后采取公开竞争的方式选择新的所有者的话，那么管理和信息的约束就会得到缓解。但问题是这些根本就没有被考虑。

四、权力关系作为根本原因

苏南和温州之所以出现如此不同的改制，其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不同的政治约束。这里的政治约束主要指两个因素：一个是政府与人民（或社区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经营者（经济精英）与社区干部（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权力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和让对方产生依赖的能力（pfeffer&salancik，1978）。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从而产生权力。一般来说，资源的重要程度、稀缺程度和是否存在替代方式（机会）

是决定依赖程度，因而也是决定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地方社区政府控制和影响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和程度也就决定了该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视角也是理解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权力关系的钥匙。

苏南和温州不同的权力关系孕育于计划经济时期，在改革后由于两地发展模式的差异而更加得到强化。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的制度安排大体一致，但由于各地经济基础的差别、历史文化原因、地理位置（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对于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差异，等等，各地政府能力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完全相同。这些不同的起始条件也正是改革以后各地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

苏南的强政府和精英政治（即少数几个精英主导社区事务）有它的历史根源和当代基础。在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苏南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政府。首先，苏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使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建立起了良好的集体工业基础；而集体工业基础则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其他地区比较，苏南具备众多发展农村工业的优势：发达的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原始积累；地理上接近上海，使它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原材料等；发达的交通，使它更便利地连接原料产地和市场；近代工业的遗产，使它具备必要的管理技能和有技术的工人，等等。这些条件使苏南在集体经济时期就发展了它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最早在50年代末就在苏南出现了（whiting，2001）。""期间，由于城市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再加上部分上海"知青"到苏南下乡，苏南又藉此便利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队工业。从70年代初开始，其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这种地位一直维持了很多年。1981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了2.78亿元。相比之下，乐清县（温州市下属较大的一个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只有大约2千万（whiting，2001：130），还不及无锡县的1p10.控制一个发达的集体工业基础，为苏南的强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个强政府必然包含它从社会中摄取资源的强大能力（参见evansetal.，1985）。在这方面，苏南政府有着非常高的摄取和控制财政资源的能力。由于该地区为富裕地区，而且集体经济发达，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和其他地区相比非常突出。1978年，无锡的人均财政收入高达258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7%（无锡市统计局，2001）；而同年温州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24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0%（温州市统计局，2001）。通过控制集体经济基础和掌握相对丰富的财政资源，苏南的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或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机会，比如干部可以决定谁到社队企业里工作（就业）和群众的收入分配，等等。概括地说，集体时代的遗产赋予苏南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和影响。

其二，苏南在解放前相对而言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生活，使它成为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目标，其结果是导致强政府的建立。苏南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当地曾孕育了很多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族，如荣家、唐家等，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工商业者。如此历史，使苏南在1949年解放后，成为一个在政治上需要特殊处理的地区。以前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成了历次政治斗争的对象。据无锡县史，无锡县有1373个小工业者和小商人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期间被错误地划为资本家（1980年得到），这些还不包括那些"符合"这一成分的人（中共锡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99：125）。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被批斗。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强政府得以建立。①「米格德尔（migdal，1988）在他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强社会和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能力》里曾指出革命是建立强国家的途径之一。这种政治氛围也催生了该地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干部害怕犯政治错误，尽可能求稳。正是因为苏南地方政府的强势和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该地区成为全国最晚实行农村分田到户改革的地区之一，一直到1983年才全面实行分田到户，比大多数地区晚了3-4年。②「有学者（jin&qian，1998）用1983年时没有采用大包干家庭责任制的农户比例来测量社区政府的政治力量（politicalstrength）。基于这种测量，苏南社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影响到改革开放后苏南发展道路的选择。一位在无锡市工作的干部说："历次政治运动使人们对发展私营经济心存禁忌，甚至谈私色变，而发展集体经济则是政治上比较保险的做法"（访谈对象94）。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队企业）和政治（强政府和意识形态的保守性）遗产使苏南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是发展乡村集体企业。这条道路使地方（社区）政府能够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和维持它的权力。①「邱泽奇（1999）曾指出集体经济与地方威权主义和干部权力之间互相强化的关系。苏南的社区政府和官员继承了集体经济时代的遗产，同时又控制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机会，限制甚至禁止民营企业的发展（新望，2002），他们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来建立和管理工业企业——诸如投资和担保、管理人员的挑选和任用、管理人员和工人报酬总分配的确定、企业之间的资金划拨、税后资金的再分配和运用，等等。②「很多学者都从不同方面提到了社区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作用，参看谭秋成（2003）的文献总结。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国内外的赞扬，苏南的干部曾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在苏南".而城乡协调发展、工农业协调发展（以工补农）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共同富裕）则是苏南模式受到赞誉的主要原因。但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和干部的益处（oi，1992；lin，1995；lin&chen，1999；邱泽奇，1999）。发展乡镇企业的结果之一是：社区政府和干部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维持了对当地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安排就业、提供公共福利、调节收入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直到很晚的时期（甚至在改制以后），社区政府还通过企业代扣代缴本地工人的税费（如农业税等）。同政府和干部的强势相对的是社区居民和工人的弱势。他们没有能力对社区事务施加影响，成为既定秩序的消极接受者。一个在党校工作的、长期研究苏南的学者（访谈对象6）称他们为"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在改革后依然存在，甚至还得到加强。

因此，虽然苏南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当地干部和社会舆论也曾经赞扬苏南模式中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然而，表面的平等并不能掩盖背后权力分配的倾斜。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国家及其人——行政官僚（bureaucrat）和技术官僚（technocrat）（即所谓"新阶级".参看djilas，1957）的权力一样（moore，1987），苏南的集体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加强了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的权力。

在苏南，很多简单的事实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强大的政府和干部的权力。如从壮观辉煌的政府办公大楼到影响极大的地方（社区）干部，从组织严密至村级的各级权力机构到人们对政府权力的认知，等等。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苏南的村级干部一般都享有准国家干部的待遇，他们全职为村里工作。①「村在我国并不是一级正式的政府组织。根据我国宪法，村是自治组织，村干部来自农民，从位置上下来后一般的说会恢复农民身份。但在苏南，村干部享受很多国家干部享有的特权。在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上级政府正考虑为主要的村级干部购买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而这些在过去则是国家正式干部才有的福利。也就是说，他们是职业干部。苏南的土壤上孕育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地方强人，这些强人影响甚至支配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这种权力关系在干部与群众的日常互动中得到体现。例如，在一次口角冲突中，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对一位村民语带威胁地说："我要你去要饭，你就得去要饭".据该村民介绍，村支书蛮横地对待别人在他们村并不少见，因为"村支书掌握着好多村办企业，他可以让企业雇谁，也可以让企业不雇谁".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乡镇企业经营者与社区干部的关系，即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在苏南，我们观察到两个方面的现象。一方面，两个精英群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而迅速上升，与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

由于乡镇企业集体所有而乡村政府又在许多关键方面对企业经营发挥影响，企业经营者和乡村干部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最简单的事实是，乡镇企业的经营者由社区政府指派，代表社区政府管理企业，他们之间是资产所有者与人之间的关系（principle-agent）。一般情况下，社区干部会尽量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安排到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在相当一些地方，企业经营者或者是社区干部的亲属，或者是他们的朋友或亲信（ruf，1999；lin&chen，1999）。如在我所调查的一个村，村支书把他的哥哥派到村里赢利最好的企业（公墓）做负责人，同时把他的老婆派去做财务；村里的采矿场则包给了他的亲信（访谈对象9，该村村支书）。与此同时，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频繁的流动。在村一级，村干部和村办企业经营者交叉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有相当部分村的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任企业的负责人，或者由企业经营者兼任村干部。①「关于这一现象，请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1999.在乡镇一级，虽然兼职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流动也是存在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或退下来的村干部（尤其是支部书记），经常会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企业的经营者有时也会被提拔到政府部门工作。例如，在五陶镇那力村，1985年以后先后退下来的6位村支书中有2人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②「当然，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和企业经营的逐渐专业化，这种现象在乡镇企业的后期越来越少。社区干部和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共同构成了支配当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苏南的经济曾被广泛地称为"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乡镇企业经营者逐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在当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优势变得非常显著，他们同政府和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由于乡镇企业在该地区经济中的比重和重要性，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在地方经济和社区中本来就举足轻重。

这种优势地位，随着他们借助经济地位积累起的在各界的关系网络而加强：他们利用工作和生意关系，加强与生意伙伴的商业网络；通过借贷往来，形成了与银行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从而建立起了在政界的人脉网络。其结果是他们在社区的影响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的经营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把社区干部放在眼里。例如在那力村，村里根本不能节制其最大的企业的厂长（来自访谈对象78，该村会计）；在万光镇，几个大企业的厂长经理也不怎么买镇领导的账，因为他们上可"通天"——认识市里甚至省里的领导（来自访谈对象39，乡镇企业局干部）。有的乡镇企业经营者，利用他们在上级政府那里的人脉关系，左右社区政府的人事任命。我所熟悉的一个村办企业的厂长就通过他跟镇领导的密切关系左右村里的人事安排，不仅村支书要在很多方面让着他，他还帮忙把他的亲戚放到了村主任的位置上（来自访谈对象40，企业厂长；访谈对象80，村主任）。

社区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密切关系影响到改制的方式和参与主体，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不排除两者合谋寻租的可能性，即乡镇企业经营者通过贿赂官员，从而以优惠的价格得到企业。两者的密切关系也可能使他们一起排除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另一方面，经营者们的优势使他们有能力在改制时影响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改制方案。也就是说，经济精英已经可以侵蚀干部的权力，影响政府决策的自主性。

了解到政府和人民之间倾斜的权力关系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与干部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经营者的优势地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制在这一地区会采取这种不透明的方式了。不透明的改制不是偶然和随机的选择，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当地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它是威权体制和精英政治的产物，是经营者与干部密切关系的结果，是经营者优势地位的必然反映。政府相对于人民的强势，使它意识到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不会遇到工人和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挑战，正像过去政府主导了所有重大的决定而没有遭到人民的挑战一样，在他们的记忆中不存在人民挑战的历史，因而才敢于勇往直前。

在五陶镇，党委书记在决定了改制方案后召集了一次政府工作人员的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决定，要求大家理解并支持改制。

虽然一些人私下里对改制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达。这样改制的动员就算开始了。对于工人和社区居民来说，他们连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挑战了。（访谈对象57，镇干部）

相比之下，温州从计划经济时期继承的遗产是薄弱的集体经济和弱势的政府。改革开放后，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则出现了新型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乡镇企业经营者也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乡镇企业经营者那样的优势地位来与社区政府讨价还价。与苏南相反，温州处于原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边沿地带。该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到90年代才通铁路），离中心工业城市遥远，加之曾长期处于对台前线的位置，解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投资微乎其微。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只有6亿多，相当于同时期国家对宁波投资的1p4（单东主编，2000：112）。结果是，国有部门非常弱小，集体经济极其薄弱，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张仁寿、李红，1990）。据统计，1978年温州的人均耕地只有0.52亩，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p3；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13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5个贫困县中有3个在温州（袁恩桢编，1987）；1980年人均财政收入只有30元，相当于无锡的1p10（参看表5）。其发展的最初条件即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和薄弱的集体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连维持基本的职能都很勉强，更不用说发展集体经济了。

温州因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再加上贫困的经济基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不像苏南那样高（苏南长时期以来为政治中心和其他地区提供农业剩余，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从50年代的对台前线，到""中武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些干部死于武斗，省政府不得不一度派军队去维持秩序。参看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1998），一些地方的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无法维持起码的社会治安。一直到80年代初，温州仍以混乱著称。

1981年，曾有两个国家高级领导人指示浙江省解决温州的治安问题（杨海鹏、翟明磊，2001）。温州80年代初的市委书记曾是浙江省主管政法的书记，他到温州的使命之一就是恢复温州的社会秩序。

资源条件和历史遗产迫使温州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南的发展道路。在过去的20多年里，企业家或者说人民一直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如果说苏南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上边（政府和精英）的话，那么温州发展的动力则来自于下边。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发展集体经济，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控制"老百姓自发的"致富"冲动。换言之，政府之弱势控制反而使温州地区的发展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从""后期开始，温州就有人为了生存陆续外出寻求机会，做些城里人不愿干的事，如贩卖小商品、理发、补鞋、做木匠、铁匠等；或者在家里从事地下工业和商业，如弹棉花、搞土纺织等。很多访谈对象都有到外边做小生意的历史。一位60多岁的农民说他早在60年代就外出到江西等地卖糖果和其他小商品。到70年代末期，温州已经有号称"10万大军"的购销员队伍，同时有数十万人在温州从事家庭工业。

用艾伦·刘的话来说，温州的发展可以用三个m来概括：群众的首创性（massinitiatives）、流动（mobility）和市场（markets）（liu，1992：699-700）。群众的首创性是温州模式的根本特色，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比如说政策上对当地一些比较超前的做法给予合法性支持，帮助企业家获得必要的证照，等等。有些国内的学者和温州当地的百姓甚至认为温州的发展得益于温州政府早期的"无为而治".①「当然，温州地方政府还是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藉此支持和合法化当地群众的社会实践。比如说，他们在早期合法化和规范化了"挂户"实践，后来又通过对股份合作制的有创造性的定义合法化了民营企业。市场，而不是政府，成为引导和左右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核心机制和力量。市场机制决定了温州人的机会基本平等，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个人能力获得成功，因而出现了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苏南的"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温州的经济被人们称为"老百姓经济"或"人民的经济".

群众首创性的实践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型塑了人民与政府之间新型的经济关系。在政府的控制以外，出现了一个为数众多而又日渐强大的企业家群体。到1986年，已经有大约1p5的人口从事工商业，出现了14603个家庭企业或合伙企业，470个专业市场。民营企业的总数在2000年约达到4.7万家，个体工商户约达到20万户（胡宏伟、吴晓波，2002）。由于民营经济本身的特点，再加上改革早期税收的不完善，人民迅速富裕起来，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在80年代增长缓慢（参看表5）。根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徘徊。②「根据2001年《温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参看温州市统计局，2001）。袁恩桢也记录了大量关于百姓迅速富裕而政府却相对贫困（民富官穷）的例子。例如，在苍南县钱库镇，1985年实现的工业税收只占当年总销售额的0.767%（袁恩桢编，1987：255-256）。直到今天，虽然很多温州老百姓已脱贫致富，但很多乡和村政府的办公条件仍然简陋得难以想象。在一个村子里，村委租了庙里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所有的办公用品就是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虽然村中家庭电话已基本普及，但村委会连部电话都没有。

在另一个村子里，村支书把厂里的一间房子拨出来作为村办公室（他自己是个老板）。这样的事情在苏南是不可想象的。

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新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影响甚至决定着此地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不同于苏南的威权政府和精英政治，温州逐渐出现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因为人民不是主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生存和致富的机会（即他们不对政府存在依赖），因而也就敢于挑战政府的权威。如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第一次村民成功罢免村主任的事情；第一次农民状告政府"不作为"的案子；等等（胡宏伟、吴晓波，2002）。面对这样的人民，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像苏南的政府那样具有支配地位，他们必须相应地调适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与人民的博弈中达到一种平衡。一位长期在（龙港）镇政府工作的干部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政府在做决策时必须相对慎重，尽可能把各方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在温州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那样的优势地位，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其有限。由于存在众多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经营者无非是无数企业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可能是并不非常优秀的一部分），他们在社区中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以虹桥镇为例，2000年该镇销售额排前20名的企业中，镇办企业只有一家（该企业正酝酿改制。别的已经改制的镇办企业也没有一家进入前20名），其他的都是私营企业。因而乡镇企业经营者根本不可能像苏南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那样通过向政府施加影响，让改制完全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社区政府也不敢做出这样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如果改制不透明的话，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就会挑战："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挣钱，他们却可以通过占集体的便宜而致富呢？"（访谈对象180，民营企业家）结果是，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改制时倒是可以不受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左右，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主性。

虹桥一镇办企业的厂长就曾这样说："改制是政府行为，企业自己做不了主。但政府事太多了，管不过来。元件厂（另一镇办厂）嚷嚷几年了都还没改，我们也只能等着。"（访谈对象174）虹桥镇主管企业改制的官员的话正好揭示了政府的担心和考量。他说他们这里的改制必须公开和公平，如果不公开和公平，工人和当地居民就会有意见，别的私营老板也会有意见，甚至会抗议。"适当的优惠（给新所有者）是可以的，但不能偏得太多。政府部门谁都不敢操纵改制过程，把企业转给他们自己喜欢的人"（访谈对象181）。

事实上，他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对当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认知，基于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前边提到的乳制品厂改制时就遇到了挑战。虽然镇政府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对该企业进行了改制，虽然工人们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但因为中间操作上的瑕疵，工人们认为他们应得到更大的份额，因而进行了抗议，有些人还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要求对改制进行调查。这些抗议使政府在后来的改制中更加慎重（访谈对象181，镇政府官员）。

五、改制方式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同前述的改制结果（怎么转，转给谁）受制于改制方式一样，资产价格也直接受改制方式的影响。在苏南，不透明的改制为现任经营者制造了改账和侵蚀公有资产的机会，客观上激励了转移和隐藏公有资产的行动。其结果是低价出售变成了普遍性的做法。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个后果。一方面，企业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基本确定，几乎没有悬念；另一方面，最后的改制价格由正式的资产评估来决定。这样，几乎所有的经营者都通过改账或别的转移资产方式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操控的手法多种多样，有些人压低资产和夸大负债，有些人把资产转移到下属子公司或关联企业，还有人直接隐藏有价值的资产或设备等，不一而足（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所有这些操控的目的是降低企业的账面资产，以便最后取得好的价格。如那力村一位改制老板（原来村办企业的厂长）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改制时他把账做出了大约25万的净债务，这样在改制后的5年内他就可以免缴土地使用费（以抵消债务）。根据他的看法，改制时没有不做账的，做的"漂亮不漂亮"完全取决于经营者有多"聪明"（访谈对象40）。

从表1、表2和表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后改制时卖出的价格，以及现任的经营者们以什么样的价格得到了他们经营的企业。固定资产大致反映企业的规模，资产-负债数也大致是最后的成交价。如果数字为正，那么新的所有者要拿出资金来购买；如果数字是负，说明该企业负债大于资产，当地政府还需要承担部分债务。在五陶镇，在16个我们掌握信息的镇办企业中，有7个负债大于资产，这意味着镇政府在把所有的资产转移给他们以后，还要帮他们还清多出来的负债（政府一般通过免收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资产使用费来补偿新的所有者）。总体上来说，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18个总固定资产为1个多亿的企业中收取大约2百多万的资金。这些信息还不包括剩下的三个当时还未完成改制的企业，其中有两个严重亏损。最差的一个总负债在1亿以上，镇政府正考虑让它破产，若如此，银行将遭受严重的损失。相比之下，万光的情况要好一点，在我们所调查的22个镇办企业中，13个有净资产，尽管总量并不大。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23个企业中收取667万现金。与此同时，表上未列出的另外两个破产企业总负债达到了3500万。

至此我们可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是一个白送（giveaway）的改制，即新的所有者基本上不用付出什么资本，就白白地得到了企业。当地称这种改制为"零资产转移"，意指新的所有者只需在得到所有资产的同时，承担所有的负债就行了。因而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改制以后苏南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

相比之下，温州的公开竞争则使得这个问题不那么严重。①「有些学者（如张军，2003）认为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企业价值人为低估、集体资产流失的根源并不在改制本身，而在于与改制配套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尚未建立健全。作者对这种论断并不认同。本文力图揭示改制方式影响资产定价这一现象及其成因。因为现任的经营者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他是否能够在最后的竞标中胜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改账（结果可能是为别人做了一锅饭）。同时，其他方式的资产转移也因为当地政府比较紧密的监控、别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监督而变的不太可行。最后，公开竞争一般情况下都提高了基点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价贱卖公有企业的情况，正像前述乳制品厂的例子展示的那样。这支持了罗兰德（roland，2000：246）的论断：竞争性的投标能够有效地缓解内部人控制和信息约束的问题。

六、结论

本文分析了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改制背后的政治约束。尽管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能够部分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的不同的政治约束，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两个精英群体（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两个地方政府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和地方权力关系，解释了什么样的改制方案被提出以及有效地得到实行。苏南不透明的改制是当地倾斜的权力关系——地方（社区）政府和社区精英控制和支配了政治和经济资源、大多数人没有参与权力的必然结果。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反映了当地政府和人民之间新型的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群众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和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苏南近乎"休克疗法"的改制似乎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但它恰是过去社会主义时期和乡镇企业发展阶段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改制过程彰显了这种制度安排赋予干部的权力资源和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干部和经营者结盟兑现p消费其权力资源（寻租）的途径。同样道理，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也是其历史遗产和权力关系的产物：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薄弱的集体经济基础使得温州在市场机会来临的时候走上一条自下而上的人民（或企业家）主导选择的发展道路；而恰是这种选择，衍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并开始形成一种精英竞争的阶级关系与社会政治格局。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型表现出了其路径依赖的特征，即：以往的权力结构和制度遗产影响着转型的发展选择及其社会政治关系。

苏南的改制对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改制成了新旧秩序的分水岭。原来乡镇企业里管理者和职工的关系在改制后出现了变化：经营者变成了资产所有者，工人变成了打工仔；两者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如据作者对那力村的调查，1987年村办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大约是工人的5倍；而在2001年，改制后的企业所有者与工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大约30倍，一个厂老板的收入甚至是其150个工人收入的总和（zhang，2003a）。两者的关系出现了剥夺与被剥夺的质性变化。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一些原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迅速致富，成为当地的富人，苏南原来规模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当地的大企业（资本）家。改制以前社区中倾斜的权力关系逐渐转化成为倾斜的财富分配关系；过去宣称的苏南的共同富裕被一个日益扩大的收入两极分化的格局所取代。

改制方式的选择也可能对两个地方的政治前景发生影响。苏南的历史遗产和改制后迅速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使精英联盟成为可能。①「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对精英联盟的前提、机制和实现路径有详细的讨论（参见zhang，2003b）。我也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些问题。这里只是粗略谈及改制的政治后果。如以上所分析的，苏南的政治格局本来就是一个精英政治的格局，改制后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持续并进一步加强。从历史角度看，获致财富的途径使苏南的企业家在政治上容易变得保守。以不公正的方式获致财富变成了苏南"管理型资本家"（即原来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通过改制而变成的资本家）的"原罪"."管理型资本家"不是成为人们羡慕和景仰的对象，而是成了人们憎恨和嫉妒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同政府官员结盟，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就成了苏南企业家的利益所在。

与此同时，苏南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也为精英联盟提供了可能性和动力。处在社会顶端的少数几个当权者和少数几个有钱人总是更容易实现联盟（当然不一定是正式的）。正如奥尔森所分析的，"特殊利益"小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常常能自愿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支持其共同利益（曼瑟尔·奥尔森，1995：30，151）。在苏南，经济精英要保持其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而官员们则希望保持其权威。为达到这一目的，双方都需要将民众保留在原来的位置，防止更多的人参与到当地政治生活中。这种联盟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地方威权主义。苏南仍由政府控制和社区精英主导的村级选举正好反映了这一政治现实（zhang，2003b）。因此，我并不同意邱泽奇（1999）关于乡镇企业改制宣告了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的论断。事实也逐渐表明，改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传统的领导-从属关系（即乡镇企业受乡镇政府管理、经济精英服从政治精英），使得经济精英获得了更显赫的地位，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较改制前有所疏远，但由于他们的历史性联系，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两个精英群体的相互需要，精英联盟有着非常现实的可能性。①「康晓光（2002）在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时提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联盟已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的研究着重从宏观层面描述，而我的研究则是微观的实证研究。经济精英需要政治精英帮助他们提供好的经营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对付外在的和上边的掠夺等；而政治精英则需要经济精英帮助他们完成经济发展目标。如在改制以后，苏南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提出了"为企业服务"的口号，把服务企业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苏南在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的干部考核机制则为政治精英同经济精英的结盟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②「据作者对许多地方的研究和观察，苏南的干部评估机制是最强大的。

相比之下，温州的发展道路及其由此而形成的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则使精英竞争成为可能。温州快速成长的私营企业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成为地方社会治理及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难以替代的力量，对政府行为产生了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如前所述，温州的私营企业是在政府控制之外大量成长起来的。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发展当地经济，特别是发展集体企业，才为私营企业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数量迅速增多，规模日益扩大，企业家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他们对政府治理有强烈的要求，如提高效率、改进服务，获得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等。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由企业家组织的商会和协会，承担了一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协调功能。这说明这种由经济领域的活动向政治空间发展的潜力完全可能变成现实。

另一方面，温州的私营企业家们也没有苏南"管理型资本家"那样的历史和心理负担。他们是靠市场机遇和自己的努力而致富，从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在温州，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往往成为人们羡慕和追求的对象，整个社会对富人和财富的理解和容忍程度也相对较高。这一事实使得企业家阶级更为自信。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竞争。

从社会结构上来说，温州面广量大的企业家阶层（温州的社会结构呈纺锤状，中间大两头小，参看zhang，2003a；胡宏伟、吴晓波，2002）和社会流动的频繁也使得精英竞争更具可能性。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自成员之间的竞争要比人数众多的自发群体更有可能组织起来并形成联盟。企业家之间围绕着市场、权力、地位、声望等的竞争，促使地方（基层）政治和社会出现了竞争性的格局，如，温州的村级选举正是因为有大量富人的参与才变得非常激烈（zhang，2003b）。也就是说，不同于苏南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在温州，经济精英对政府加以制约的要求和经济精英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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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论文篇（2）

《乡镇企业法》共43条，这部法开宗明义是“为了扶持和引导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乡镇企业合法权益，规范乡镇企业行为”。《乡镇企业法》的实施，使乡镇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第一，乡镇企业发展具有了法律基础。长期以来，农民办企业是没有法律保障的，曾受过较长时期的议论、批评、反对和责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直到《法》的颁布实施，乡镇企业逐步有了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和其他经济成份一样，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说明发展乡镇企业是合法的。

第二，扶持鼓励政策进一步法制化。《乡镇企业法》中有1/4的条款明确规定对乡镇企业实行鼓励政策，从而使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发展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包括依法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信贷优惠政策、设立发展基金、鼓励人才到乡镇企业工作、鼓励企业开展各种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增加出口创汇等等，说明如果不落实政策，同样是违法行为。

第三，乡镇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依法规范。《乡镇企业法》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规划、技术改造、产品质量、土地使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劳动保护、财务管理等生产经营方面都依法明确规定，说明乡镇企业发展必须依法规范经营。

第四，乡镇企业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乡镇企业法》对乡镇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经营权、用人权、法人代表权等明确规定不容侵犯，对不合理的企业负担行为有权拒绝，使企业的合法权益有了法律保障，说明广大干部职工可以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五，政府部门对乡镇企业施政应当依法管理、依法监督。《乡镇企业法》的颁布实施，是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步入了法制化轨道的标志。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乡镇企业必须依法享受权力和尽义务，管理市场主体的行政部门要学法、懂法、用法、依法行政、依法促进乡镇企业发展。

二、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执法的任务及措施

1、《乡镇企业法》明确了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任务，总的要求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扶持保护，二是引导规范。具体任务有以下八个方面：

(1)登记备案。依法设立的乡镇企业，应当向当地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农业部对此还做了专门规定，并定为法律程序。

(2)确认乡镇企业资格。《河北省实施乡镇企业法》规定向乡镇企业颁发《乡镇企业资格证书》，乡镇企业可以凭资格证书享受优惠政策。

(3)督促、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对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

(4)对乡镇企业的设立有指导和监督的权利

(5)对侵犯乡镇企业合法权益的某些行为可以单独查处。

(6)可以单独受理乡镇企业对向乡镇企业非法收费、摊派或者罚款的单位和个人的控告检举，并依法采取措施。

(7)可以单独查处乡镇企业自身的某些违反行为。

(8)协助其它有关部门查处乡镇企业自身的违法行为。

从《乡镇企业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的双重作用和执法特点：一是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执法，既要千方百计促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又要依法规范乡镇企业的经营行为，需要处理好保护与监督，扶持与规范的关系。二是既有独立查处的任务，又有协助查处的职责，需要处理好主管与协助的关系，该管的一定管好，该协助的要积极协助。

2、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可以采取的措施。

《乡镇企业法》和“实施办法”给了乡镇企业执法主体在执法中可以采取的以下措施。

(1)备案。依法登记备案，颁发登记备案证书。

(2)发证。颁发乡镇企业资格证书。

(3)协调督促。协调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乡镇企业应当享受的优惠政策。

(4)建议。有关部门对乡镇企业的处理决定应当征求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建议对违法企业停产其享受的优惠政策，建议对侵权单位和个人给以相应的行政处分。

(5)指导、监督。举办乡镇企业要接受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等。

(6)受理企业检举、控告。

(7)责令改正。对单独查处的违法行为进行的处理决定。

从《乡镇企业法》中给予的执法措施来看，除未赋于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权外，其他执法手段还是比较全的。有备案、发证、协调、监督、建议、受理检举、控告、作出责令改正的行政处理决定等。如果发现严重的违法行为，不进行处罚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可以向同级政府报告，在政府职权范围内经过批准授权，以政府名义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但更多的是使现有执法手段有效地发挥作用。如责令改正，虽然不是行政处罚，但他的作用并不小，对管理相对人的利益影响也非常大。作出责令改正的处理决定，管理相对人一旦不执法，可以上诉法院，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保证行政执法的有效实施。

三、加强行政执法是主管部门依法行政的重要职能

行政执法是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党的十五大提出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国务院做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决策，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转变职能，切实担负行政执法任务，为企业创建良好的发展环境。

1、加强行政执法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是形势的要求。目前就全国讲，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到了关键时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诸多领域中的深层次矛盾比较集中地显露，许多问题迫切需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乡镇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数量多，行业复杂，中央把发展乡镇企业放在战略地位来抓，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能否做好对乡镇企业的指导、协调、监督、服务，关键要看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一件大事，真正落实到行政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对此，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要从根本上转变那些不适应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的传统观念、工作习惯、工作方法。通过学习，熟悉和掌握有关法律、法规，善于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依法办事，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特别是县乡两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将承担大量的行政执法任务，对这两级的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要给予高度重视。

2、加强行政执法是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在所有制经济成份中，乡镇企业是实行自最早最多的，甚至誉为市场经济的先导；在所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企业局是职能最少最弱的。在不少地方，乡镇企业局的职能弱化到无法担负行政职责。有的成为“三无”单位，一无工作可干，二无经费可用，三无位置可言；社会不晓，领导不找，企业不理，形同虚设。有的只能做到“参观引路，填表报数”，限于人少，经费不够用，下不了乡，发不了文，对上不能当参谋，对下不能搞服务，对外不能搞协调。有的只注重简单服务，随着卖方市场的形成，举办企业艰难，服务的成效越来越小，有的只能在某个环节上给予帮助，成效不大，难以达到企业满足，以致于有的同志感叹越服务越没有地位。有的认为《乡镇企业法》没有处罚权，不顶事，不愿抓，可又觉着没事干，没抓头，机关人员下去办不成事反而添麻烦，说话没人听，企业找来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替企业找领导、找部门磕头作揖，一件两件可以，多了办不了，显然简单服务造成部门无所作为，根源在于职能没有转到依法行政的轨道上来，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传统工作方式，对行政执法，依法行政不认识，不习惯，不自觉。可见，职能应尽快转变，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跳出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特别是转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轨道上来，只能这样才能符合客观形势。

3、加强行政执法是创建乡镇企业发展环境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工业的“半壁江山”，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乡镇企业发展环境并不宽松，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履禁不止，乡镇企业负担加重，据农业部调查，在一定区域内从上至下五个层次向乡镇企业收费的项目达1000多种，负担费用约占企业利润的20％，占销售收入的3％—5％，不少企业感叹一税轻(国税)，二税重(地税)，三税无底洞(各种规费)。一些部门扩大收费范围、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有偿服务、硬性摊派、隐性负担、企业敢怒不敢言，惹不起又躲不起；有的地方随意改变企业性质，非法改变或侵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等。乡镇企业源于农业，同农业一样，是个弱质产业，十分需要法律支持。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虽不建企业，但应建环境，应拿起《乡镇企业法》这个法律武器，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当好企业保护神，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法制环境。

四、搞好行政执法需注意抓好的几个环节

1、增强执法主体意识。乡镇企业行政执法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乡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应由县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授权。县乡两级处在一线，执法主体认识是否到位，关系执法工作是否到位，针对乡镇企业行政执法是新类别、新依据、新队伍的特点，要通过学习，熟悉有关行政执法知识，重点解决县乡两级行政执法不作为问题，增强执法意识，重视加强基础建设，切实承担起行政执法职责。

2、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机构队伍和执法程序。做到机构到位，队伍到位，人员到位，程序规范，要全面提高行政执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执法守则，严格做到行为规范，执法严明。

3、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和相应的配套规章制度。要建立法规宣传制度，执法人员培训制度，岗位责任制度，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过错追究制度，执法工作考核评议制度等，接受社会监督，保证执法公开、公正，对执法人员奖惩要严明。

乡镇企业论文篇（3）

2.由于乡镇企业较少依赖外部资金供给，而较多依赖自有资金或企业内部积累，具有较低的负债率，因而当政府实行货币紧缩政策时，乡镇企业一般不致受到较大的影响。但是乡镇企业中的规模较大的企业，与国有企业交易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由于其在经济等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往往在金融机构削减各种资金贷款时首先受到冲击。不过，就总体平均状况而言，乡镇企业经货币政策的影响要小于其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如果当紧缩的宏观货币政策和宏观供求政策同时发生作用的话，乡镇企业就会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强烈的收缩效应。

3.根据我们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的测定和比较，乡镇企业具有比国有企业更高的效率，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在这样的格局中，乡镇企业处于不易被淘汰的地位，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按照市场竞争规则，乡镇企业也不会被首先淘汰出局。但是，从宏观政策的取向来看，每当需要调整和紧缩时，都是首先向乡镇企业开刀，运用各种行政权力手段来让其关闭或停产。于是，乡镇企业经常是处在十分不利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它们需要不断的抗争才能获得其生存和发展。因而总是处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状态。在这样的格局中，竞争和效率的原则与计划等级地位的原则发生了强烈的矛盾，效率低而地位高的企业不能被淘汰，而效率高而地位低的企业又淘汰不掉。结果，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

4．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在经济波动的低谷期往往回到乡村，而在经济复苏和高潮期又来到企业。由于农民的特定身份，使得土地成为他们的生存保险金的底线，土地成为吸纳乡镇企业就业波动的蓄水池。这可能是政府为什么总是在经济调整中首先对乡镇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的原因之一，因为乡镇企业员工的农民身份具有“土地保险”，而不象城镇企业那样，需要政府给工人支付失业保险金。由于乡镇企业职工的这一“天然保险”，使得企业在面临市场波动时比较容易调整或裁减就业人员，而不像国有企业那样由于职工“就业刚性”而很难根据市场波动来及时调整就业需求。这也是乡镇企业之所以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而及时的对市场波动作出反应的根源之一。

关于乡镇企业的未来发展，这里只涉及到一点，即它们势必会随着发展的升级和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分化。乡镇企业将不再以纯粹的乡村企业的形式出现，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逐步地转移到城镇。由于部分企业对于高科技密集型的发展需求，其很可能会出现人力资本的短缺，即使进行培训和引进人才，这仍然是有限的，因此出于对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部分科学技术含量高的乡镇企业会实现向城镇的转移。这时，这种乡镇企业就会转化成为城镇企业，而不再具有目前乡镇企业的典型特征。这类乡镇企业当时2所以能够在不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条件下获得发展，主要在于其产权交易范围的扩大，在于相同领域和产业内国有企业的相对劣势，这些给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成功的可能性。至于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其很可能会在较长的时间内仍然保持乡镇企业的乡土特征，因为这样可以保持其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一旦转移到了城市，这种优势将不复存在。

所以，乡镇企业如果在未来仍然还保持着其乡土本色，那么它们必然保持着其特有的比较资源奖赋优势。如果它们不具有这种比较优势，就很可能会在未来的竞争中被淘汰。从目前来看，许多乡镇企业虽然不具有人力资本禀赋的优势，但是它们具有产权体制的优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在未来，这种产权体制的优势不复存在，乡镇企业就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优势获得发展，于是，要么改变自己的不具有优势的本色形式，迁移到城镇；要么，依靠自己原有的乡土本色的资源优势，继续在乡村求得发展。这可能是乡镇企业发展和分化的两条道路。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乡镇企业由于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因而才能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发展势头，才能在国民经济中不断地增加其份额比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那么，为什么乡镇企业具有这样的发展源泉呢？以下我们将从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陈剑波关于乡镇企业产权机制的最初形成有个很好的描述。他认为，主要依靠人际关系或惯例，习俗规范等支配交易活动的市场为非正规市场，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形成的合约可能是文字性的、口头的甚至根本没有承诺而仅是依习惯行事的隐含合约，这些合约最明显的特征是没有得到法律认可和法律保护。由于这些合约的达成建立于长期交往活动的人际关系基础上，因此传统的惯例和规范对这些非正规合约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法律无法发挥约束作用的真空。同时，在乡村社区中，基本的和大多数的活动是在熟识人的圈子中完成的，因此相互之间的行为关系具有重复性、稳定性和收益长期性的特征，这种基础上形成的隐含合约所蕴含的交易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这种特征的交易不仅支配着企业内部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也支配着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乡镇企业与政府的合约如何形成？陈剑波认为，非私有的体制条件及市场交易的缺乏，意味着企业家个人不拥有足以创办企业的资本实力，土地是不可交易的非卖品，金融机构属国家所有，没有资本市场等等，这一切使得企业家无法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和信用。因此，在非私有的体制及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条件下，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交易和讨价还价决定了产权合约的形成。

具体地说，政府需要帮助企业创业者去获得上级政府的批准，银行贷款或其它资金的获得，协调土地的使用等，创业者需要去组织动员各种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去发现市场机会和决定生产经营方向，等等。大体来说，对于大多数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来说，在其创业初期，乡镇政府主要利用其权力为企业承担获得物质资本要素投入的职能。不过，这种投入往往并不是乡镇政府自身财力的投入（少数地方存在利用集体积累进行投资的乡镇企业），而是其提供了信用担保下的少量外部借款或物质资源的投入，但是这种信用的投入对于乡镇企业的创立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企业创立者的人力资本价值在企业创立初期还无法得到市场的合理评价，因而还未能形成并增值。所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权界定通常都把地方乡镇政府作为企业的主要所有者，这也是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所有权界定的基本原则。

然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其自有资金积累的增加，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愈益得到市场的承认和合理的评价，成功的企业家所控制的企业价值不断升值，使得这些企业产生了重新界定企业产权结构的要求。由于乡镇政府的投入不是直接的资本，而大多为无形的信用，因而其不具有某种法定的产权资格。所以，在企业与政府之间就能够进行产权交易的讨价还价，这是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根本不同的地方，后者根本不存在这种讨价还价的机制。

于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和不断的产权交易的讨价还价过程，成功的企业家获得愈来愈大的事实上的企业控制权和所有权，政府由于在企业发展起来以后所能起的作用愈来愈小，因而最后不得不只保持名义上的所有权。在这种产权交易的过程中，虽然不存在十分规范的交易规则和交易价格，但是，以企业本身的市场价值的增值为依据，来大致评价企业的各种产权要素对于价值增值的贡献，仍然是可能的。关键在于，交易的结果是否使得各产权要素获得自己满意的利益，尤其是企业新增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是否获得足够的权益回报，如果各方都较满意的话，这种交易就是成功的，企业就能够获得较为合理的产权结构，从而获得较大的发展。反之，如果在交易过程中，政府仍旧以完全的所有者的身份行使权力，那么，就会与企业的“实际所有者”的权益产生摩擦和冲突。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会影响企业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从而导致企业的失败。

在现实中，这种乡镇企业与乡镇政府的矛盾冲突也是常见的。周其仁在关于横店乡镇企业案例的研究中，就曾描述了企业家徐文荣如何抵制乡镇政府干预，而“赶走”了好几任乡镇政府领导人的故事。实际上，在乡镇企业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产权交易关系成为双方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过程。在许多实际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的结果基本上是双方各有让步，企业家以上交一定的收益作为代价，接管了企业事实上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而政府则保持名义所有权，并从企业获得某种固定的“租”，因而形成了多数乡镇企业的这种产权格局。

由于乡镇企业存在着产权交易讨价还价的空间，因而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创造价值源泉的创新春在控制了企业的实际产权的条件下，其它的利益相关的产权要素能够从这种交易中得到必要的补偿或回报，才能使得产权交易获得较满意的效果，从而使得企业的控制权能够继续稳定地掌握在企业新价值源泉的创造者手中，形成比较合理的产权结构。所以，正是乡镇企业的这种可交易性的产权机制，才形成了其合理产权结构的基本前提。

当然，并非所有的乡镇企业都能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即使在同样的前提下，也必然会存在着相当一部分产权交易不满意的结果。乡镇政府不愿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企业对政府的初期投入或所作贡献的补偿不足，企业的其它产权要素的权益无法配置平衡，等等，都会影响乡镇企业的合理产权结构的形成和健康的发展。归根结底，产权交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必然会造成不合理的结果。在缺乏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在无法准确评估各种产权要素的价值的条件下，产权交易中的等价交换是不太容易做到的。这也会造成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

从“苏南模式”到“江阴板块”

乡镇企业的发展到了90年代中期，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尽管许多乡镇企业在店来发展过程中，对于原有的乡镇集体所有的产权体制进行了重新调整，取得了相对合理的产权结构，但是，在面临的中小企业民营化的浪潮中，乡镇企业开始反思，尤其是对于在乡镇企业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苏南模式”开始反思，这种模式是否具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

“苏南模式”是对江苏南部地区最早发展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模式的统称，它们的特点是乡镇或村政府掌握企业发展初期的所有权，而由企业经营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接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与温州模式不同的是，后者主要以私营个体的乡村企业为主，而苏南模式则以集体企业为主。苏南模式大体涵盖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发展阶段中的乡镇企业的产权体制，由于各个企业发展得不均匀，因而它们大体处在经营者不同程度地掌握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状态。一般来说，企业发展得越快，企业的效率越高，经营者就能够在越高的程度和范围内稳定的接管和控制企业的实际所有权。反之，企业效率越低，企业经营者的控制权越不稳定，其经常游离于所有者和新的经营者之间。

苏南模式的企业相对于一般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来说，具有较合理的产权结构和较高的效率，然而，在股份制迅速发展的阶段，这样的产权结构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由于其产权交易只能在乡镇社区的较小范围内进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为了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一些具有典型的苏南模式特点的绩效优良的乡镇企业逐步向上市公司的方向发展，“江阴板块”就是这类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典型表现。

江阴板块，顾名思义，是指江苏省江阴市的上市公司。由于江阴市的上市公司主要都是由乡镇企业所组成，而且这些效益较好的乡镇企业又都是原来的乡镇集体企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江阴板块代表了原来苏南模式的部分乡镇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化的雏形。

具体来说，江阴板块中的企业包括江苏振新，兴澄股份，华西村，江苏阳光，南京中达这几个乡镇企业控股或持大股的上市公司，由于它们比较集中在江阴，又具有相类似的“出身”背景，故被称为江阴板块。实际上，江阴板块式的企业并不仅仅局限在江阴，在江苏苏南，还存在着好些这样的由乡镇企业而转成为的上市公司，例如江苏吴中，鼎球实业，综艺股份，永鼎光缆等。它们都代表着一批绩效优秀的乡镇企业。

由于这批企业多半都是近年来才上市的，所以它们仍然保持着原先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不可能在很短时期内发生大的变化。从理论上来看，这些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家控制的古典企业。按照钱德勒的理论，古典企业的基本特征是由企业家或企业创始者，和其亲密合伙人或其家族所控制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成长很多都是依靠内部筹措和积累资本而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发展方式是早期市场经济不发达阶段，资本市场未形成的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根据我们对这类乡镇企业的考察，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企业具有高度集权制的控制体系，企业经营者掌握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企业的实际所有权和经营权基本上是统～的，企业主要决策基本上是由总经理或其家族或几个合伙人作出的。二是企业具有较浓厚的家族色彩或准家族色彩，主要由以总经理为核心的几个主要创业合伙人形成的控制权系统对全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主要依靠个人直觉的的方式进行经营，企业结构简单，层次较少，因而便于管理。三是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利润的不断积累和追加投资来进行扩张，能够动员和集中企业的全部可用资源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运行中去。四是主要依靠非正式契约来维持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产权关系，除了职工的劳动工资关系是参照一般性的市场规则和标准2外，在管理层内部的关系，更多的诉诸于中国的乡土社会中的某种长期交往关系中形成的默契和信赖。在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也主要遵循某种非市场性的、以口头契约或彼此的人格信用作担保的交易关系的规则。

乡镇企业论文篇（4）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乡镇 企业 人才引进的现状和 问题 分析 ，并根据乡镇企业的特点，提出了乡镇企业人才引进战略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乡镇企业；人才引进；人才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保持了近三十年的快速 发展 ， 经济 总量不断扩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繁荣 农村 经济、支持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但在新形势下的乡镇企业人才的相对匮乏和管理滞后逐渐成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瓶颈。 一、乡镇企业人才引进现状 1．乡镇企业人引进的吸引力不足。乡镇企业大都处于地域比较偏僻的农村或乡镇，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交通 落后，信息更新也比较慢， 自然 条件比较艰苦，对于员工个人的发展空间有限，尤其是对于习惯了繁华喧嚣、交通便利的城市氛围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往往只是成为员工积累经验和资本的短期跳板，不利于留住人才和引进人才。 2．人才引进的结构不合理。人才引进的结构不合理制约着企业发展，结构问题主要体现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布结构不平衡， 中国 东部地区乡镇企业拥有大量人才，而西部地区却人才奇缺，人才队伍专业结构不合理，高学历的复合型的高新技术领域的人才少，学历低的传统产业的人才多，从事知识生产和创新型人才少，从事产品生产和继承型人才多；乡镇人才队伍层次结构不合理，高级管理人才缺乏；熟悉计划经济的人才多，熟悉市场经济的人才少。 3．员工文化素质层次比较低。乡镇企业人才构成的基础部分来自农民，较少受到专门的职业 教育 ，往往都是短暂的培训中就投入的生产中，在生产中逐渐积累经验来满足企业对自身的技能要求，因此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或者说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严重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乡镇企业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他们中大多数生长在农村，能比较安心地在乡镇企业中工作，虽然有一定的 理论 知识，但缺乏实践锻炼和工作经验，还需要进一步培养提高，他们是乡镇企业技术上的依靠力量，也是人才培养、开发、使用的重点对象。 4．管理者管理素质不高。 目前 ，乡镇企业的管理者管理素质普遍不高，理论知识缺乏，对市场的把握主要靠经验和感觉，同时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很不健全，许多乡镇企业从上到下各个重要的重要管理岗位都由家族成员担当，而且员工的录用、晋升、辞退缺少规范，随意性很大，导致了员工队伍的不稳定，员工对企业缺乏归属感和安定感。 5．专业人才紧缺且流失严重。我国很多乡镇企业仍以家族式管理模式为主，人才任用上不公平不 科学 现象仍然存在，人才无法得到重用，使得一些“事业型”的员工感觉前途渺茫或自身才能难以发挥，个人发展空间狭小。乡镇企业薪酬待遇缺乏科学安排，不能满足人才各方面的要求，无法创造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管理水平低下等特点，同样是造成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乡镇企业人才流失 影响 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严重削弱企业竞争力，易造成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损害企业的竞争力和品牌形象。 二、乡镇企业人才引进问题的原因 1．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差距。我国的乡镇企业兴起之初，其创业者大都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企业起家主要是创业者靠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灵活的头脑，缺少科学的经营管理，更缺乏技术和制度创新，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不够重视。从人才角度讲，刚走出高等学校不久的专业人才，满腔热情，但是专业技能和业务素质还需要提高，吃苦精神精神不够。在乡镇企业中企业和人才在思想观念上还存在差距。 2．企业文化的不完善。乡镇企业的企业文化很不完善，带有典型的农业文明痕迹，更多讲求各种人缘地缘关系，企业家族化管理倾向比较严重，许多乡镇企业从上到下各个重要管理岗位都由家族成员担当，企业主用人为亲是举，企业就是家，家就是企业，究其根源，是一种封建的意识在作怪。在这样的企业文化氛围中，真正的贤才被认为是外人而无法得到施展才华的平台，而被视为赚钱的工具。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乡镇 企业 人才引进的现状和 问题 分析 ，并根据乡镇企业的特点，提出了乡镇企业人才引进战略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乡镇企业；人才引进；人才战略

乡镇企业论文篇（5）

【论文摘要】从我国目前的乡镇企业来看，乡镇企业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是乡镇企业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很多地方乡镇企业也进行了改制，但其中有些改制很不规范，存在的问题较多，不利企业的发展。本文从众多乡镇企业改制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建议各地乡镇企业在今后改制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文关键词】乡镇企业 产权 改制 一、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中的一项最基本制度。根据《民法通则》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谓企业产权制度，就是以所有权为基础，以产权主体明晰化、产权关系规范化、产权流转市场化为特征的企业财产制度。农村实行改革以来，乡镇集体企业实现了经营机制的转换，产权关系明显改善。但从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说，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还很模糊，产权设置还很不规范，乡村行政组织和集体企业的关系还未理顺，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并未形成。产权制度方面的缺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权主体缺位或虚置。产权主体缺位，即所有者的所有权不到位，或者有名无实，其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者等权力得不到落实。十几年来，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对社区集体企业财产制度本身的影响，主要在实现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并没有解决企业产权主体人格化的问题。乡镇集体企业是在农民集体资金创办的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资产所有权应归属所在社区农民。但在现实中，农民既没有决策权又无监督权，只是名义上的所有者。乡镇集体企业处于“人人有权而人人又无份”的虚置状态，产权关系出现错位：乡村农民集体具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无决策权和收益权，乡村行政组织具有事实上的决策控制权和收益分配权；与产权权能相联系的利益风险承担者，不是控制者(乡村行政组织)和经营者(承包者)，实际上是乡村农民集体。这种错位的产权关系与现代企业产权原则的要求相悖--权利和义务分离，收益与风险分离。由于对企业的经营权缺乏有效的产权约束，问题和矛盾的出现便不可避免。乡村企业农民对企业因没有产权意义上的监督权和收益权，利益机制差，参与意识淡薄；对企业普通存在的短期行为无法从产权机制上加以限制和约束，企业负盈不负亏，资产存量消耗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金流动和资金联合不断加强，在原有产权关系尚未规范的情况下，多元化的再投资行为使本来就不清晰的产权关系更加趋于混乱。二是政企不分，企业缺乏独立法人地位，经营行为扭曲，经营机制弱化。由于乡镇集体企业产权主体虚置、缺位，产权自然落入乡村行政组织手中，甚至落入个别乡村领导者手中。乡村行政组织中集政权、财权于一身，控制着企业的投资决策、收益分配、人事任免和资产处置等。虽然乡村行政组织实际行使产权，但却不承担经营风险，对企业的经营后果不负任何责任。乡镇企业只不过是乡村行政组织的附庸，其经营行为主要受行政组织的支配，而市场主体所要求的产权难以到位，只拥有有限的分配处置权。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空洞乏力。 二、乡镇企业改制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1、乡镇企业改制的形式应该多样。提起乡镇企业改制，人们就想起股份合作制，似乎股份合作制是唯一适合乡镇企业的一种形式，其实，除了股份合作制外，乡镇企业的改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各个地方的乡镇企业的情况是千差万别。对效益较好的乡镇企业，可以采取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制，对效益一般和较差的乡镇企业，可以兼并、出租和转化为私营企业等。总的来说，对乡镇企业改制采取的形式有：一是转让、出售。企业资产评估以后，经过协商将资产有偿出售、转让给经营者。二是拍卖。采取公开拍卖竞标的方式，将集体资产一次性社会法人或自然人。三是售租结合。对所有者权益多的企业，采取不动产租赁，动产出售的办法。四是集体控股、参股。对所有者权益多的企业，集体出让一部分给自然人，集体在企业中仍保留一部分或一部分股权。五是零资产转让。经过清产核资，确认企业没有净资产，即以零资产转让，企业原有的债权债务则由经营者承担。六是负资产转让。对资不抵债的企业，乡镇政府视情况对改制企业减免若干规费，将负资产补上，企业以零资产转让给经营者，企业的债权债务也均由新的经营者承担。七是售、租、包综合运用。对 少数资不抵债，数额较多的企业，整体转让无人接受时，则采取出售、租赁、承包等形式，实现分块转制，盘活存量资产。八是兼并。经过资产评估，整个企业被另一个实力较强的企业收购兼并。九是破产。对严重资不抵债，实在无法搞活的企业，可以按照法定的程序申请破产。 2、乡镇企业改制的目标要明确。乡镇企业的改制不是为了改制而改制，改制起到什幺样作用，改制要能解决什幺问题，在改制前就应该知道，改制必须明确它的目标；否则，盲目地改制，效果不但不好，负作用也大，如有乡镇企业改制，职工入了股，实行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但改制后与改制前没有多大变化，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起不到多大作用。因此，明确改制的目标非常重要。改制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总的目标，使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市场经济主体。改制中，首先要明晰产权主体，实现产权主体人格化，弄清谁是集体企业的真正所有者，企业的所有者是集体，但应明确这个集体是由哪些自然人或代表组成。其次，确立企业法人产权，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独立经营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乡镇企业要参与市场竞争，则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建立法人产权制度。 3、改制的指导原则正确。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第一步应当是把产权交给最应该得到的人，而不是最会利用它的人。那种认为谁是天生的管理人才，企业就理所当然归他所有的想法是不行的。否则，有失公平和公正。产权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把资产交给最应该得到的人，即对资产积累有贡献的人，而不是最会利用它的人；第二步是在市场竞争规范的作用下，使产权向最会利用它的人转移。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应是通过起点平等的原则找到最初的所有者，第二步是通过市场竞争中的规则，平等原则找到最终的所有者。乡村集体企业在改制所有者主体时，应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过资产评估，将集体资产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折股配售给社区成员，然后通过公平交易的方式，使股权向有实力的资产经营者手中相对集中。 4、正确看待经营者持大股。在全国一些乡镇企业改制中，对把经营者持大股问题看法不一，有人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改变了乡镇企业的性质，变成了私营企业。有的学者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有利于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大股东控股和管理层持大股的现象的出现有其经济合理性。从改革的实践看，乡镇企业改制的实质，并不是解决企业普通职工积极性的问题，而是解决经理人员(企业家)积极性的问题，经营者及管理阶层在企业中持大股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为什幺企业改革的重点是解决企业家的积极性问题?一些学者指出，首先，经营决策管理企业的努力程度很难监督与计量，而在企业中让最重要、最难监督的成员拥有所有权，可使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达到最大程度的对应，从而使企业的总价值最大。其次，企业家的经营决策、管理能力、关系网络等，是一种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最大特征是它与其所有者之间的不可分离性。人力资本不能抵押，不能脱离企业家独立生存。如企业家仅有人力资本而无其它资本，负盈不负亏的现象就易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力资本的资本化进程亦很难避免。改制前的乡村集体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一方面使广大社区成员对企业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则压抑了羽翼逐渐丰满的企业家所掌握的信息和对资源的接近程度，他们要比社区普遍成员和普通工人更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所有者。经营者持大股有助于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促进企业的发展。严格地讲，乡村集体企业改制后生产率提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普通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增强，而是由于经营者成为大股东后有积极性去监管普通职工，努力调动其积极性，均股型企业或集体股占大头，不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也无法解决“免费搭车”的问题，其结果会造成新一轮的“大锅饭”。 对经营者持大股是否合理，关键是要看他的股权是如何来的？是权力寻租“抢来本钱做买卖”呢？还是未经正当程序“半买半送”呢？还是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础上自己付了成本，承担了风险，光明正大地获取呢？显然，通过第三种途径取得的经营者持大股，既使所有者股份相差悬殊，也是允许的。 5、乡镇企业存量资产的产权界定要合理。在很多地方乡镇企业改制时，把乡村集体企业资本的大部分或全部界为 乡村集体股，在产权形式上与原有企业形式其实别无二致，意味着集体存量资本仍然没有实现人格化。原因是，若集体股占大股，那幺乡村政权就会控制企业，又形成政企不分的情况。另外，集体股的股权又有谁来呢？所以，针对目前的情况，集体股有存的必要和可能性，对乡村集体企业改制时，集体股设置比例不能过大，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尽量将企业的存量资产部分或全部量化给个人，避免由集体组织掌握企业的控制权。 将集体资产量化给个人，是卖给个人，还是无偿分给个人，还是半买半送呢？在乡村集体企业改制的实践中，无条件地“分”集体财产的情况极少，无优惠地“卖”集体资产的情况也极少，实际的做法往往是把“分”与“卖”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即所说的“配股”或优惠购股。 由下“分”与“卖”相结合的产权改革往往带有一定的优惠条件，下面一个问题是谁对这部分资产拥有索取权，一种观点认为是乡或村的主体农民集体所有，一种观点认为属于企业职工所有，第三种观点是根据“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资产应属于投资者所有。严格的说，乡村集体企业存量资产的产权界定的原则一是不能让一部分人只享受改革的收益而不付改革的成本，二是使参与者在同一起点平等竞争，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如果出现利益与成本不对称的现象，参加者就不能有公平的竞争。考虑到企业职工的积累贡献，有条件的企业应企业资产评估后，将退休职工的的退休金、医疗费、遗属抚恤金等从资产中剥离出来，作为职工的专项资金，以保证退休职工过去对企业的贡献仍能有相应的回报，并能继续下去。对剥离各项资金后的企业净资产，应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根据企业中劳动和其它生产要素的原始投入及历年形成之价值来划分股权。 6、企业的资产评估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防止集体资产流失。乡村集体企业资产低估出售在一些地方企业改制中比较普遍，如有的乡镇企业改制后的年红利率达40以上，在企业没有较大的技术创新举措，产品不是市场上的奇缺产品的情况下，如此高的红利率只能由改制时企业资产严重低估来解释。因此，企业改制资产评估应重视下列问题的处理：一是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程序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所、和资产评估所等中介机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二是评估要严格遵循公开与公正的原则。在资产评估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的经营往往最清楚，这就为他低价购买集体资产提供了条件，因而评估后的资产折股应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拍卖的方式进行出售，防止一部分企业经营通过隐瞒企业资产为其低价购买企业资产。三是评估时应适当考虑企业的无形资产。 7、企业改制必须完备相关法律手续。改制企业必须完成资产评估，产权界定，注册资本验证，转让(租赁)协议公证，工商变更登记和银行债权债务落实，劳动合同重新签订，帐务调整等法律手续。但由于一些地方改制比较匆促，一些企业相关的法律手续没有办好、办齐，应该予以完备。在其中要特别抓好四方面的法律文书的完备：(1)股东亲自填写的股份认购书；(2)全体出资人共同签名的出资协议书；(3)股东会议通过并且股东或股东代表亲笔签名的企业章程；(4)股金到位后由企业董事长签发的股权证书。殊不知这四项材料是确认股东资格，股东权利和义务，股东承担投资风险的最终法律依据。没有这四项材料的企业“改制”，只能是一种“改制包装”。有的企业正是忽视这一点，或在此点上弄虚作假，造成企业改制后因内部权益关系缺乏法律依据而引发种种矛盾，甚至混乱和分裂。 参考资料： (1)李光卿《对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4期 (2)张晓山《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后引发的几个问题》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3)王益中等《对大中型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载《新企业》1999年第9期 (4)张敦胜《试论我国乡镇企业再创辉煌的根本途径》载《山东财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5)王霞林《大力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载《不南论坛》1999年第5期 (6)顾建平《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启示、问题与趋势》载《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10期

乡镇企业论文篇（6）

一、乡镇企业的特点及自身优势

有人说“乡镇企业就是镇办、村办、户办、连办,四个轮子一起转”,这句话既形象又简练地概括了乡镇企业的组成。乡镇企业就是由镇、村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联合企业组成的,具有规模小、投资少、经营机制灵活等特点.随着乡镇企业转制的实施,其中个体民营企业所占的经济总量正在逐步上升,多种所有制经济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乡镇企业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迅猛,是因为在发展初期有自身的优势.

(一)乡镇企业在制度方面的优势

乡镇企业拥有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的企业机制.乡镇企业的机制优势,可以从其产权结构中得到解释.虽然乡镇企业的主体是集体所有制,同国营企业一样存在产权模糊等缺陷,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的市场适应力.

1、企业经营自.经营自无疑是保证企业成为市场竟争主体的必要条件.就乡镇企业来说，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游离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国家宏观计划的约束。此外，乡镇企业发展初期政府与企业发展目标一致，也使企业赢得了更大的经营自。

2、企业退出机制。企业退出机制包括人员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重组。对人员流动来说，乡镇企业在用工上实行的双向选择，使得其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保证了人力资本效用的最大化。良好的退出机制使得企业充满活力。

3、主管部门的管理效率。从管理体系上看，社区政府管理乡镇企业的层次和幅度都比国有企业要小，再加上社区政府与乡镇在利益上的一致，因而它们比国有企业主管部门更容易做到深入了解企业状况，控制企业行为，其决策更符合企业实际，表现出更高的管理效率。

（二）乡镇企业在市场上的优势

1、潜在市场的广泛性。乡镇企业诞生于农村，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巨大的农村市场需求成为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可以说从其拥有的市场潜力来说，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要比国企优越得多。

2、市场发育的相对完善性。乡镇企业作为传统体制之外自发生成的经济单位，其市场运行机制较国有企业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育。在长期的市场竞争过程中，乡镇企业依靠自身的市场交易地位，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市场行为体系，使得乡镇企业与市场培训基本上保持在同步的良性循环状态。

3区域市场的相对封闭性，加上各地政府的保护主义，使得全国各区域市场呈现相对封闭性。乡镇企业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得益。

（三）乡镇企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

1、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从资源合理配置角度看，其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我国的现实国情是资金缺乏，而劳动力丰富。通过利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优势弥补了资金相对不足的缺陷

2、就劳动力成本的绝对水平而言，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低廉得多。从而在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3、目前城市里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劳动力供大于求。大量的富裕人员涌向社会，而乡镇企业恰恰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减轻了城市人口压力。

二、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现状探析

（一）、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的新优势：

1、大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宽了乡镇企业发展空间。首先按”乡镇企业法“的规定，把一批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个体私营企业列入了重点调动度范围，全区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其次，为提高乡镇企业的外向度，积极引导乡镇企业走引进开放之路。2001年，区镇共引进企业和项目约300项，资金近20亿元。据统计，目前发展乡镇三资企业199家总投资额14712万美元，合同利用外资8549万美元，全市乡镇镜外企业已有8家，出口企业391家，出口产品290多种。有25家企业获进出口权，自营出口达4060万美元。其中乡镇企业的龙头企业有山东晨鸿集团。

2、大力推进改革，强化企业管理，激发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活力。以明晰产权关系为突破口，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因地制宜，积极引导乡镇企业改革多形式推进。到2001年底，改制企业比上年净增198家，增长25.4%。到目前，全区乡村集体企业已有534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制，改制面达到了68.74%，其中股份制企业54家，股份合作制企业34家。在推进改革的同时，还下大力抓了企业管理工作，选择6家企业帮助导入CIS企业形象工程，2001年全区有10项现代化管理成果在省系统获奖。到目前，有12家企业获省级管理示范企业，有8处企业通过了ISO9000认证。

3、不断调整结构，广僻发展途径，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首先，按照“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思路，加快培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全区选择了10个有一定规模和后劲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做为龙头企业。加强扶持和指导，使其尽快发展，并对当地种养业起到辐射带头作用。第二，为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先后召开了全区城乡一体化洽谈会和全区产学研项目15项。与各高校签定各种技术转让`合作协议意向95项，其中11项达成合作协议。第三，狠抓乡镇工业小区建设，积极引导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目前，全区乡镇工业小区已发展到23个。第四，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全市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4、依靠科技进步，加快人才培养，促进了乡镇企业素质的提高。目前，全区已有400多家乡镇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项目已达238项。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效益好的技改项目得到了竣工投产。目前，全区高技术及其生长点企业已发展到21家，如山东齐峰公司开发开发的顺酐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亿元。科技推动的同时，加快了乡镇企业人才开发。对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企业的500名厂长`经理进行了法规`生成经济`企业管理知识培训，对乡镇企业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电算上岗培训等。

（二）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状况

临淄区乡镇企业主要集中在朱台及南王等镇，因此，研究临淄区乡镇企业必须要看朱台镇。朱台镇乡镇企业起步较晚，建镇初期，经济基础薄弱，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仅4040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04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68元。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朱台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执中心，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全镇工业形成了以小化工机械`金属压延制品`建材`食品`纺织`化工`电子大主导行业，乡镇企业稳步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高，至2001年底，临淄区镇村企业达到2966个同比增长11`8%；从业人员总数17375人。乡镇企业产值情况见表

表：临淄区乡镇企业产值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乡镇企业总产值乡镇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利税总额实际上缴税金固定资产原值

2001年29`220`04`8233`91`870`76133`12

同比增长25`8%27`1%33`1%25`8%18`7%19`0%13`5%

从以上数据分析不难看出，临淄区2001年乡镇企业产值各项指标同比增长平均在20%以上，发展讯速，同时，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在2001年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1、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外向经济取得新成绩。2001年底，临淄区乡镇企业出口创汇企业4家。完成出货值1800万元。建成三资企业5家利用外资215万元，并有2家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

2、技改上新步伐加快，重点项目进展顺利。重点骨干企业通过技改上新企业现有多项装备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目前乡镇企业中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达45%，形成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3、人员素质及管理水平显著提高。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宣传，全区乡镇企业加大了教育投入。现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87人；具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690人；引进聘用各类人才202人。拥有全国级及省市级乡镇企业家6人。其中，朱台镇西单村单台阶成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中国知名乡镇企业家，其工农商牧运输一体化经验被委员长赞誉为中国西单模式。

4、企业改制取得了可喜成绩，第二轮改制进展顺利。截止2001年底，镇直工业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通过改制，有4家企业实行租赁或兼并，共盘活镇直企业资产9000多万元。改制后，镇村集体企业和个体民营企业经济总量比重为51：49；多种所有制经济更加适应市场感经济需求，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产业结构基本合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全区乡镇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2：67：31，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1.5：69：29.5。大力发展乡镇经济，工业形成了小型精细化工、机械、建材、医药、化工、粮食白酒及大棚蔬菜等主导行业。其中：化工产值5.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5.2%。机械行业产值3.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6.9%；建材行业产值2.7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医药化工工业产值2569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5%。

6、乡镇财政收入和职工收入得到提高。2001年乡镇财政收入1830万元。其中：乡镇企业上缴增值税920万元，占乡镇财政收入50.2%，上交地方税882万元，占乡镇财政的48.1%。职工工资总额达8730万元，人均收入5024元，占农民人均总收入14.5%。

7、加强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经济技术合作。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引进人才，先后在全国各地引进机械、化工、电子、冶金等行业科技人才125人。与山大、山工大、山农大等院校合作，建立研究机构，形成引进项目和成果的“绿色通道”。其中优质蔬菜基地—临淄区北羊镇被评为“中国西红柿之乡”，樱桃西红柿已出口日本、美国及俄罗斯等国家。这是北羊镇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的结晶，也是今后乡镇种植业发展的方向。

三、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发展速度趋缓。“九五”期间临淄区经济继续保持了健康、持续、高速发展的好势头，尤其在总书记视察江浙地区乡镇企业重要谈话精神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临淄区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九五”期间临淄区经济发展递增速度保持在43.5%以上，培植形成了一批在全国、省、市有影响的骨干企业和产品，临淄有机化工厂、淄博华齐油脂厂、临淄第二造纸厂、山东西单集团、淄博顺达集团等五家跃居全国乡镇企业经济效益50强。但是，近两年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临淄经济发展增长速度缓慢。

2、投入不足，发展后劲小。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要不断发展、壮大，就需要加大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在这一点上与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明显败下阵来。

3、技术落后，人才缺乏。本来乡镇企业的管理水平就相当落后，再加上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就使得劳动生产率总是低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成本得不到降低，使乡镇企业的产品销路受阻，产品积压造成资金沉淀，更加导致企业资金周转的紧缺。人才缺乏也是多数企业发展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乡镇企业的职工多数来自农村，由于大多数乡镇企业远离城区，多数规模不大，加上当今专业人才迷恋城市的心态，不愿到乡镇农村工作，使乡镇企业很难得到得才兼备的人才，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因此，必须要创造条件，解决好人才问题。

4、环境污染问题。小造纸、小炼油等乡镇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经成为一大公害。解决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关键。

5、经营者的素质问题和观念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营者素质偏低。首先经验者的选择范围很小，多数是从本乡镇以至农村范围内产生，大多数是本地的能人。但是这些能人由于受农村教育水平为初中毕业，小学文化程度占相当大的部分。其次，经营者受政治、业务、文化素质的职业，多数沿袭传统的家长式的领导方式，难以广开言路，难以做到民主决策和科学管理。裙带关系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一大弊病。

(2)众多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乡镇企业经营者缺乏新思想、跟风观念最普遍、最突出。经营者的创新观念淡薄。例如，见别人赚钱，就一哄而上，导致重复建设，产品供求大于需要，从而使企业陷入了困境。总之，目前乡镇企业经营者缺乏先进的质量观念、服务观念、成本观念、科技观念、人才观念、法律观念、信息观念，远远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因此，提高经营着的素质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关键。

（3）“充电”意识淡薄，难留人才，导致技术革新力度不够，效益滑坡。

(4)缺乏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知识。

（5）存在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是，技术落后，二是，严重浪费资源，三是，污染环境。

四、推动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对策

1．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WTO的要求，不断深化改革，营造新型企业的机制和优势。

2．制订切实可行的乡镇企业发展规划。

3．加大投入，缓解乡镇企业资金短缺。

4．优先发展高科技型和出口创汇型的乡镇企业，鼓励乡镇企业出国办厂，兴建跨国公司。

5．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提高经营者的素质。

6．强化内部管理，建立良好的人才机制。

7．乡镇企业发展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国家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乡镇企业论文篇（7）

我国的乡镇企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20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日趋严重，并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可忽视因素。因此，提高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我国进行小城镇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须把乡镇企业环境管理放在战略的高度上予以重视。

1乡镇企业建立环境管理的内涵

环境管理是指运用经济、法律、技术、行政和教育等手段，限制人类损害环境质量的活动，通过全面规划，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处理各部门、各社会集团和个人有关环境问题的相互关系，使社会经济发展在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又不超出环境的容许极限。

乡镇企业环境管理的对象，首先是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通过诱导、约束和协调人的行为，来调控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使其功能、结构和运动过程有序化。环境管理的对象是人，但其调控的对象却是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

2乡镇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2．1环境管理体系是治理农村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和经济调控手段不健全，乡镇企业为了占有市场，往往进行自发性、盲目性的发展；急于脱贫，急功近利，只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不顾社会整体利益，不从长远角度考虑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在决策上形成“盲区”；盲目搞建设、上项目、上产品，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形成点多面广的污染源，使环境污染增加。而且，乡镇企业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高污染的粗放经营型，生产技术水平低，工艺落后，设备简陋，资源和能源利用率低下，产生大量“三废”，导致各种污染物排放量过大。尤其许多乡镇企业是技术水平低的小造纸、小制革、小化工和小冶炼等大耗水工业，主要靠拼资源、拼设备、拼人力实现经济增长，缺乏治理“三废”的技术装备，大量工业污染物未经任何处理或简单沉淀后直接排入乡村河道，造成水体大面积污染。在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水体水质普遍是Ⅳ类、V类甚至是劣V类。在河南、湖北，个别村庄因饮用水污染出现了“癌症村”，一些村民也由此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水体污染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农村的农业生产环境、农民生活环境甚至广大村民，都成为乡镇企业“三废”污染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而农产品的广大消费者则成为污染的间接受害者。

2．2环境管理体系是弥补目前体系不足的重要途径

由于我国广大农村交通不便、通讯手段落后，布局分散，规模较小，许多管理城市环境的成熟办法难以实施。比如目前乡镇企业普遍是中小工业企业，有的甚至是家庭手工作坊式生产，遍布全国各地，不可能普遍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或直接监测为依据执行排污收费制度。而且许多县、乡(镇)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人员素质、技术设备等不满足要求，传统的依靠环保部门直接监控的环境管理体系对乡镇企业也收效甚微。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管理环境的压力，乡镇企业建立自己的环境管理体系是一明智之举，也有着其必然性。

2．3环境管理体系是满足“绿色市场”的竞争要求的重要途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立法的“绿色化”要求乡镇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国际上“绿色贸易壁垒”的存在要求乡镇企业如果想将其产品(服务)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重视环境保护，推行绿色管理，塑造绿色形象，努力开发绿色产品。同时国内绿色消费意识的增强，迫使乡镇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我国针对一些乡镇企业污染严重的现状，出台了《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规定》，把乡镇企业的排污量纳入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实施污染排放总量控制，严禁引进和新建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对现行污染严重的小型造纸厂、制革厂、染料厂等乡镇企业责令其关闭或转产，要求新建乡镇企业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等。

3乡镇企业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瑞然农村地域广袤，对污染具有较强的降解能力，但乡镇企业所产生的污染总量已经远远高出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其增长势头仍然让人担忧。与其它工业企业相比，造成乡镇企业环境问题有其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1)环保意识缺乏是乡镇工业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①环保意识淡薄。不少地区的农村干部与乡镇工业职工对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保护环境不会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而只是被动应付。同时很多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相当多的农民对于资源的认识还停留在“自然界恩赐”的水平；②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识。一方面，环境保护的战略重心过于偏向城市环境；另一方面，对乡镇工业与环境保护要协调发展的战略认识不足。当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发生冲突时，往往只顾前者，其至为了前者而通过行政手段阻止环境执法。

(2)乡镇环境容量有限，管理体系不健全是乡镇工业环境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农村地域虽然辽阔，但是其生态环境是低层次的生态循环系统，农村生态环境是脆弱的，这就决定了农村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农村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要求乡镇工业发展必须在环境容量许可的范围内发展，不能只顾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

4对策及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环境意识，增强社会监督。在目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众环境意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应广泛宣传《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增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意识，特别是乡镇企业环保法规建设和环境教育，引导乡镇企业的广大职工学习环境保护知识，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的行为。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新闻媒介宣传和组织各种学习班等活动，发挥新闻监督的正确舆论导向作用，广泛深入地宣传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和企业人士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综合决策能力，克服与传统粗放式经营相联系的思想和做法，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使广大农民意识到保护自己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2)增加投资力度，保障环境管理体制顺利实施。应加大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争使环保投资与GDP的比重达到1％，进一步完善份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适当提高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地方分成比例，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省对市、市乡的转移支付。在每年的地方财政预算交排上保证基层环保部门的正常开支需要，使环保部门在查处污染企业时不再有顾虑。同时积极鼓励民间资金投资环境保护事业，对其进行政策上的优惠，使其迅速产生效益，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环保产业；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费改税，将排污费，改为环保税，使治污资金能有一个稳定的来源；积极探索排污权的交易，通过经济手段使污染企业自觉减少排污量，实现排污总量的控制；改变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在试点城市的基础上积极推广“绿色GDP”，通过经济手段减少环境污染。

(3)重视城镇和工业区规划。从乡镇工业发展历程来看，乡镇工业污染蔓延的原因均源于杂乱分散的工业布局。在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分布分散的情况下，难于建设集中的基础设施，环境污染难以控制，这些均制约了乡镇工业升级换代的步伐，影响了规模经济效益和小城镇的建设与繁荣。因此应调整乡镇企业布局和发展大批中小工商业城市，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相对集中、布局合理的工业区和工商业城镇，继续推动乡镇企业点源治理，把改善乡镇工业布局，推动工业区的建设当作乡镇环境管理的一项首要任务。

(4)加大环境立法和执法力度，建立乡镇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加强环境管理，健全环境管理机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首先应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完善和健全环保法规，加强环境管理。其次，应建立环境管理网络，把环境管理纳入乡镇企业管理的轨道，各级环保部门应加强环境管理的力度，认真执行“三同时”和新、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控制环境污染，认真执行《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等法规，并通过合理规划，促进乡镇企业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5)转变经营思想。建立低消耗、高效益的经济结构。环保法制和标准的不断完善制约着许多按现有方法生产的产品的贸易，同时也给许多产品尤其是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创造一个巨大的贸易机会。这就要求乡镇企业经营者切实转变经营思想，树立绿色营销观念，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调整产业结构，结合当地资源和传统工艺的特点，确定发展方向，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设备和工艺，大力推广科技进步和清洁生产，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高的产业比重，是缓解和控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乡镇企业论文篇（8）

作者：赵卫红 李一鸣 徐东升 【论文摘要】 员工培训是提高员工素质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人力资源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本文立足于乡镇企业，从乡镇企业员工培训的常见问题入手，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可行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乡镇企业 员工培训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镇企业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1985年～1995年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2%。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了发展相对缓慢的调整阶段，1995年～2005年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不足1%，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除经营制度的变革、制度优势的消失、布局分散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同时乡镇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等基础环节的薄弱和滞后也是企业发展没有后劲的重要因素。培训体制的缺失是乡镇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一、乡镇企业员工培训中常见的问题 1.思想观念的问题 “培训——发展——再培训——再发展”的模式已经得到众多企业家的认可，但是任何形式的培训都需要一定的资本投入，而这种投入短时间很难见效。由于乡镇企业成长的特殊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限的资源更多的向生产和销售方面倾斜，所以当面对培训这一项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投资时，不少乡镇企业望而却步。由于没有资金的支持，导致企业缺乏长远的培训规划，培训只是成为企业的“临时救火员”，企业出现问题且只有通过培训才能解决时，企业迫不得已进行培训。另外，许多乡镇企业虽然在进行培训，但是培训的目的和动机不是看重培其所带来的员工素质及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更多的是应付政府部门硬性规定或追求培训带来广告效应，所以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引导下，造成培训过于形式化，培训内容与生产实践相脱节，培训效果甚微。 2.培训内容和方法的问题 乡镇企业的人力资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即：企业家层、骨干层和员工层。很多乡镇企业认为“培训主要是针对新员工及基层职工的，技术人员，管理者不需要培训”，所以在培训中普遍存在培训层次低的问题，即培训对象主要新招员工和即将从事新项目的员工，培训内容仅限于一般职业技能的掌握，以岗前培训为主，这种培训主要是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而针对企业家层及骨干层的管理开发培训较少，或有培训但培训方法不当，重理论轻实践，培训流于形式。因此乡镇企业的管理水平很难提高，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发展缺乏后劲。 另外，多数乡镇企业没有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因此不能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培训需求分析，一方面造成培训方式与培训内容不匹配，另一方面出现培训不足和培训过多的现象。 3.培训压力的问题 培训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员工素质，员工的积极性影响培训的效果，乡镇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族式企业，企业员工间相互具有家族血缘关系，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员工没有成长的压力，危机意识差，很容易因压力不足而滋长惰性情绪，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培训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二、针对乡镇企业培训的几点建议 1.观念的转变 “只要生产过得去，员工们就不需要培训”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员工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工作做好”的观念必须要改变。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企业各种钱都可以省，唯独开发费和培训费不能省”。许多乡镇企业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人力资源培训关系到员工素质和企业的竞争力的提升，这项投入不仅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而且将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人力资源培训要转变“临时救

乡镇企业论文篇（9）

一、乡镇企业必须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

乡镇企业要及时跟踪研究外部环境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必须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要认真分析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挖掘自己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两个市场提供的机遇,培植自己的强项。因为乡镇企业走向国际经济大循环已经不是自己愿意不愿意或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迫到临头的现实。据有关方面统计,世界500强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已有230多家,乡镇企业面对的现实是,在国内市场要与国有企业,国际强者竞争,在国际市场更要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所以乡镇企业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十分重要。如自己要进入或退出哪一市场,如何设定市场占有目标。主攻的市场区域是国内还是国际,是收缩战线壮大主业,还是战略扩张,多角经营;如何选择技术发展方向,如何确定新产品开发方案,是靠投资建设实现扩展,还是走兼并联合与协作之路,如何选择适宜的企业组织结构和财务管理体制,如何设定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主要融资方式是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做为一个决策者和经营者,如此等等众多的问题,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过程中,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的。不能到时再说市场不相信眼泪,更不同情弱者,如果到时候再说,以不变应万变,必然坐失商机,什么都晚了。

二、乡镇企业必须确立人才、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在企业中的基础地位

在短缺经济下,买方求卖主,市场营销没有作用;在供不应求情况下,产品可以几十年一贯制,技术开发和人才没有地位,在市场约束增强,企业竞争加剧之后。过去的一切全然变了。一些拥有巨型生产能力的企业竟出现亏损,一些曾填补过我国“空白”的企业也陷入困境。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幼稚企业”却如一匹匹黑马,频频争标夺魁。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短缺经济,卖方市场条件下证明企业实力的是生产能力,而转向供需平衡之后,决定企业兴衰的则是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周期的大幅缩短,使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技术实力的竞争;用户越来越充分的选择性,使得企业营销能力,经营策略,服务水平已直接影响经营业绩,而决定这两者水平的是人才。

才的作用不可低估。今后若干年,人才的争夺战将会越来越激烈。乡镇企业先天人才不足,但是一些有远见的经营者却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上不惜花血本,下大功夫吸引到自己的企业,国内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发展深深地证明了这一点。广东省超亿元的乡镇企业已达437个,以1995年博士后落户佛山乡镇企业为标志。广东乡镇企业在技术最高领域开始了更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连技术带人才一起“抢”,使更多的人才汇集到乡镇企业旗下,成为广东省乡镇企业从人海战术到人才战略转型的标志。以科龙集团为例,1983年,靠9万元试制费起家,到1997年已成为世界冰箱十强之一,总部搬到了香港,还到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家电研究机构。还有1997年之后的美的集团,平均每五天就有一项专利申请这种让人佩服的发展举措,无不显示了各种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的聪明才智。我市乡镇企业中的有些企业也是人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南高营集团拥有一个高级工程师组成的智囊团,专门为南高营的企业出谋划策,使企业及时抓住机遇,避免了走弯路和负出不必要的学费。东郊链轮总厂有一百多名大学本科生在厂里的各个关键岗位上。得人才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市场。为了提高整体竞争力,乡镇企业必须把发展的基点落实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人的素质上来,必须对自己可控制的资源(人、财、物)重新作出安排,着力壮大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的实力。

三、乡镇企业必须搞好结构调整,用自己的“拳头”产品,敲响两个市场的大门

在全球化经济中,乡镇企业靠什么来跻身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只能靠自己的产品。一般的产品是不行的,必须用自己的“拳头”产品。所谓的“拳头”产品,包括名牌产品,特色产品,别人没有我有的产品等。拳头产品的诞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要求乡镇企业根据两个市场的变化和需求。本着“名、优、新、特”的原则,确定自己主攻产品的方向,找好自己的市场定位。

乡镇企业论文篇（10）

［论文摘要：人力资源管理，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舍弃表象因素，对“黑箱”进行解构，揭示不同管理模式的最终决定因素，找出内在的因果关系规律，是目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深化研究的突破点。本文试图采取“先归纳、后演绎”的方法，对东方的日本企业和西方的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先归纳探究其模式产生的根源，再从中国乡镇企业这一特定对象所面临的输入因素出发，演绎推导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输出特征。］ 一、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特点比较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可以通过配置的方式、管理的手段、使用的原则、激励的措施四方面，进行概括和描述。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 这里谈到的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的，至今仍是美国企业显著特征，它是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赖外部劳动力市场。美国企业具有组织上的开放性，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作为需求方的企业，几乎任何时候所需任何人才，都可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规范的程序招聘，或通过有目标的市场竞争，从其他企业“移植”；企业过剩的人员，流向劳动力市场。作为供给方的劳动者，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职业，即使从业后对自己潜能有了新的认识，或有了更理想的工作，也会从容迁移。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是简单的短期供求关系，没有过多的权利和义务约束。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通过双向的选择流动，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个人／岗位最优化匹配；缺点是企业员工的稳定性差，不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日本企业的职工，有70％在本企业工作时间超过10年，而相应的数字，美国是37％。 2.人力资源管理上，实现最高度专业化和制度化。美国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契约、理性，重视刚性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明确的指令链和等级层次，分工明确，责任清楚，讲求用规范加以控制，对常现问题处理的程序和政策都有明文规定。大多数企业都有对其工作岗位所设的《工作岗位要求矩阵》，详细描述每个岗位对人员素质，包括知识、技艺、能力和其他方面的具体要求。企业分工精细、严密，专业化程度很高，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工作，不得随便交叉。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工作内容简化，易胜任，即使出现人员“空穴”，也能很快填充，而且简化的工作内容也易形成明确的规章和制度，摆脱经验型管理的限制；缺点是员工自我协调和应变能力下降，不利于通才的培养形成。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多口进入和快速提拔。美国企业重能力，不重资历，对外具有亲和性和非歧视性。员工进人企业后，拥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人可以直接进入管理阶层，受教育多的人起点也高。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可以从内部提拔，也可以选用别的企业中卓有建树者，一视同仁。员工如果有能力，有良好的工作绩效，就可能很快得到提升和重用，公平竞争，不必熬年头，论资排辈。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拓宽了人才选择面，增加了对外部人员的吸引力，强化了竞争机制，创造了能人脱颖而出的机会；缺点是减少了内部员工晋升的期望，削弱了工作积极性。由于忽视员工的服务年限和资历，导致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 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物质刺激为主。美国企业多使用外部激因，少使用内部激因重视外酬的作用。认为，员工工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物质报酬。可以不向员工说明此项工作的意义，但必须说明此项工作的操作规程，员工可以不理解工作本身的价值，但必须把工作完成好才能获取相应的报酬，员工得到认为合理的报酬后，就不应该再有其他要求了。因此，员工的报酬是刚性的工资，收入的95％甚至99％以上都是按小时计算的固定工资。这种措施的好处在于，企业景气的时候不用考虑对员工有额外的支付，减少了发展成本；缺点是如遇经济不景气，企业无法说服员工通过减少．工资、降低成本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能解雇员工清除剩余的生产能力，导致员工对企业缺乏信任，形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