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0 16:09:51

经济思想论文

经济思想论文篇(1)

1、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在企业管理中,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开展思想工作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此,企业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管理工作实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原则,与时俱进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员工思想,改变员工的精神风貌,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为企业发展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2、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在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采用下达文件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进行。目前,这种工作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为了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首先我们需要加强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市场经济和经济管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管理的服务性。比如,除了传统的工作方法,我们还可以领会利用座谈、演讲报告、小组学习、观看视频以及外出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3、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完善的工作机制可以为思想中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证。具体来讲,第一,建立规范自律机制。在企业管理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舆论引导作用,使企业内形成一种自律氛围,建立规范自律机制,使企业内的管理由一种束缚变成一种自然习惯,使他律管理向自律管理转变,从而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竞争力,保证企业各项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二,建立监督机制。在现实中,有些企业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或者思想政治工作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我们要通过企业内部的纪检部门、职工代表大会以及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构成一个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监督机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经济思想论文篇(2)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之基石,是治国安邦的大计,是首要发展的也是最为根本的经济实体。所谓“治人事天,莫若啬”,就是说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就是“啬”。这里“啬”有两个意思,一是吝啬、爱惜、节省,即“经济就是节省”,这也是老子的“三宝”思想之一。就是说:以“啬的原则”来节省,保住资源,保住生态环境,赋予整个自然世界本身具有的无限生机和恢复活力,保持生态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重重的积德了。无独有偶,英文中“economy”经济一词,也有节省之意,可见,“经济同于节省”是古今中外的共通思想。二是同“穑”,即“稼穑”、庄家,引申为农业生产,也就是实体经济。也就是说治理天下最重要的经济工作就是类似于农业生产一样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根本,老子认为“只有抓好了实体经济工作,才能叫做早作准备。也就是叫人不断积累通过劳动带来的。这样就没有什么不胜任的。从而没有人能够估计其国力的极限,国家就可以实现富强。拥有了国之根本,国家就可以长久了。这就是根深蒂固、长久以来生存的道理。。老子注重基础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思想还表现为:“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三章)所谓“虚其心”,河上公注云:“除嗜欲,去烦乱。”换句话说就是要去除人的华而不实精神欲望,而“实其腹”是最为重要的,它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实其腹”就是要让人们吃得饱,同理“弱其志,强其骨”也是让人们减少私心杂念,但要把身体锻炼好。只有发展好实体经济,保障好最根本的供给,人们才能够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其他社会活动。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老子主张“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在他看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那些愉悦和刺激人们耳目的东西对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过分追求它们反而会对人的身心产生伤害。而纵情于玩乐会使心神不宁,神不守舍;稀有的货品又会诱使人行为不轨。这些东西都不会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都是次要的。而“为腹”则是重要的,从长远角度出发,实体经济是人类发展和生生存的前提条件,人类社会想要不断前进就必须优先发展实体经济[[[]刘雅文.老子经济思想探讨[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7-48.]]所以老子所重视的基础经济也是最为安全的务实的生产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就是这个道理。

二、求公正,促民生的和谐分配观

生产产品的分配问题,又是经济领域中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国家发展动力和长治久安。老子对于分配的问题看得十分透彻,认为分配问题所追求的就是公平和正义,只有做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就能够让人民看到希望和幸福。而作为国家的统治者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认为,“天道”大公无私,不偏不袒。统治者也应该效法“天道”,与老百姓一视同仁。所以老子一直主张身为国家领导人要带头“清静恬淡,无为不争”,要回归自然纯朴的心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第三十七章)用道的无名朴实来镇住自己的私念欲望,要效法水的渊深清明,静虚守弱。有道德的统治者人谦虚卑下,博施而不望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老子并称赞这种效法“天道”的德性:“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与以往传统的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取缔行政隶(第三章)即不要用轻易厘定好坏的标准和用控制欲望的手段来吸引和诱导老百姓互相争夺,这是不道德的,也是治理天下祸乱的根源。老子用辛辣的笔法来讽刺朝廷腐败,导致分配不公、民不聊生的情形。破坏了人们的利益自觉性,不利于激发人们勤奋创业、锐意进取,实现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领导者的作用就是要顺应市场发展的规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人民谋取更多的福利。而不应该被私欲所蒙蔽,损人利己。此外,市场调节存在着短期性、滞后性、盲目性等缺陷,需要运用计划机制弥补,计划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不可外加的。因此,在市场对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引导市场走向健康、良性的发展。政府调控应该因势利导,起到二次调节,补充不足的作用,可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市场经济是时间、效率、法制、廉政的经济,这就要求其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以正治国”,即以正规的方式治理;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七十七章)随着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社会竞争的不断加重,财富与权力的分化也会越来越明显,现实生活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分配问题上,老子主张求公平,促民生的和谐分配观,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盗夸”行为,“盗夸”一词就是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大蛋糕没有分配好的严厉讽刺。所以,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经济落后地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全面协调发展,消除地区不平衡,缩小城乡差距,逐步形成资源优势互补,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所带来文明成果,追求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正途。

三、讲诚信、不争先的互利交换观

人无信不立,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易的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就更要讲求“诚信”二字。而作为商家或消费者而言,更期待着资金回笼的畅达和确保商品的高质量服务。从长远来看,买卖双方如能达成互信互利的双赢共识,不仅可以减少双方取得相互信任所花费的交易成本,而且双方的默契配合的达成更能够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需求为第一位的,为了满易双方平等互利的交换需要,目前市场上的信托公司和交易平台一时蜂拥而起,现代市场经济的安保体系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地制定和完善。诚信是中国古代诸多经济思想家的共同的主张,已成为自古以来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自觉遵守的基本原则,最为注重“道”的究竟真实的老子也无一例外的强调了诚信问题。例如,老子鲜明的提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二十三章)的问题,即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会相信他,政府要带头讲诚信,要形成整个社会讲求诚信的良好风尚。“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四十九章)换句话说,守信的人,我信任他;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可使人人守信。所以老子主张不要轻易许诺人,轻易允诺一定会失信,所以要三思而后行。“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第六十三章)而判断对方说话的真假老子也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即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八十一章)真实的话一般不好听,好听的话往往不真实。此外,老子还提出了“不争先”原则,“不敢为天下先”也是老子的“三宝”思想之一,是内心慈爱的外在表现之一。市场经济是倡导人为利而争的,然而竞争有个前提条件是公平、公正的竞争。老子批判的是那种用欺诈掩饰而进行不正当的竞争,这是源于老子当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任危机的乱代,社会上已存在各种各样诈期的现象,诈欺现象最开始是体现在老百姓和统治者之间,所以老子一书多次批判了统治者的治理方法,一如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杀,窃国者诸侯”。作为统治的人玩弄权术诈欺平民百姓,长时间这样,不信任的各种各样的状况随之尔出现。这种不信任的现象也会进一步的弥漫开来,就会引发人人自危的诚信危机,进而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以诚信为本的竞争才是正当的,为了避免信任危机的发生,老子建议用契约互利原则来确保实现。老子认为诚信需用契约来保障,建立在契约基础上诚信原则是切实可行的,但有道德的“圣人”就算是拿到了契约也不会逼债,因为他相信签订契约的人是会遵守的,而且也肯定会履行诺言的。假如契约双方都遵守诺言,坚定信心,再辅之以市场经济合同制,市场经济发展就会变得井然有序。以诚信为本的互利共赢的交换观是良性互动的,合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价值原则。

经济思想论文篇(3)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虽说“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理念,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就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观点。马克思的这些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理论先声。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路与当今人们处理生产与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处理这些排泄物呢?当然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马克思列举了意大利和法国在磨谷技术上的差异说明这个问题。在罗马,当时的磨还很不完善,因此,不仅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低,而且磨粉费用相当大,客观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产量。马克思还提到,处理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时“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纺织品”。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经济思想论文篇(4)

20世纪80年代后,制度经济理论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但在已有的著作和论文中,绝大部分只是介绍性阐述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对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的研究则很少涉及,这说明我们对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落后于对西方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

马克思经济学以经济制度(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论证要阐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可以说,马克思是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框架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注重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的显著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这一研究对象应采用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把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统一起来。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反映的是一定制度的特征,是制度具有的实际内容。所以,要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必须运用制度分析方法。马克思以其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建立了对制度研究的独特体系和方法,深刻揭示了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长期制度变革的最有力的论述”。制度分析方法在说明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上具有的深刻性,使人们在经济学研究的分析体系中,越来越注重采用制度分析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使经济问题的研究从现象层次进入到本质层次。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的运用是以客观存在的一定经济关系为前提,通过分析不同经济关系对经济活动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揭示经济制度与经济活动效率间的内在联系,及人们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的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并从理论上构建以制度分析为主线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制度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为什么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下进行,这种生产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它的起源是什么?要说明这一问题,也必须以一定的假设前提为基础。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这里的一定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不同生产关系的存在,都是以生产力为条件,因而生产力就成为不同生产关系的共同基础。社会生产力的不同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分析以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

基本假设之一:生产是社会的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人类的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以社会生产形式出现。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个人只有和其他人共同生产时,生产才能持续进行。离开其他人,孤立的个人是无法持续进行生产的。正因为生产是社会的生产,所以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发生经济关系,对这种经济关系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从社会生产的基本假设出发,需要有一种制度来对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安排,使社会生产活动能在一定的经济关系规范下运行。基本假设之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同的人在生产过程中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人们在追求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时相互之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所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不需要制度。只要人们相互之间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就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从人与人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基本假设出发,需要有一种制度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做出安排,使社会生产能在一定的制度规范下进行。

以上述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实际上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二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问题。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制度分析的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制度的发展和变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马克思明确地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这是研究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应遵循的基本思路。

制度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不把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作为重点,而是着重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及本质。这一分析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分析商品并不是对商品本身的分析,而是分析商品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就具体表现为价值关系。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实质是分析商品的价值,对价值运动的分析,采用的就是制度分析方法。以分析商品为切入点,揭示价值的本质和创立劳动价值理论,这只有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质的思想

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分析,首先揭示的是这一制度的实质。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但财产私有制度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几种社会形态中,其经济制度也是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具有与其他私有制度不同的特殊内涵。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是与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的是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质的分析,实际上是分析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正是在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建立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分析框架。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起点,不了解雇佣劳动制度,就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就不能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正因为雇佣劳动制度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所以马克思把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分析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析的前提。雇佣劳动制度确立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为什么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成为商品?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用法律的形式创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在自由劳动的民族里,一切法典都规定了解除契约的条件,各种立法都规定了劳动契约的最长期限。”具体说,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社会条件。对这两个条件,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

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

这两个条件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加速形成的。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资本主义就能把商品的范围扩展到劳动力。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私有制相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征是确立了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私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权的扩展,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商品交换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物的交换,而且也成为劳动力交换所遵循的原则。在确立了劳动者对劳动力具有私有权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来进行。当劳动力成为和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可自由买卖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确立就具有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能和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制度条件是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具有所有权,必须从法律上承认劳动力的私有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确立的雇佣劳动制度,就其本质来看,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分解为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和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两层关系,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就是通过这两层关系来体现的。

第一层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这一层关系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在流通领域中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关系,体现了资本与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的双方具有的平等权利。交换所遵循的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因为是等价交换,双方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在这里,商品经济的原则已不再局限于物的交换,而是扩展到以活的人体为存在形式的劳动力的交换。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在这层交换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一层关系所体现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平等交换的关系,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能顺利运行的基本条件和保证。因为它以形式上的平等交换来建立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最初联系,资本与劳动双方都能接受。

第二层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这一层关系是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资本在流通领域中购买劳动力后,当然就要消费它。“劳动力的消费,象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由于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因而劳动力商品在生产领域中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在生产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已和流通领域中表现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在生产领域中,资本支配劳动力,资本所有者占有劳动力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产品和价值。这时劳动力的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已不是平等的等价交换关系,而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这一层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就是由这两层关系来反映的。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原则渗透在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劳动力的买卖;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剥削经济,是因为它的剥削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只有把这两层关系综合起来,才能把握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的思想

马克思在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又从更具体的层次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具有的特征,以及这些具体制度是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产生影响的。马克思提出的这些思想,对具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特征的经济运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运行中的产权制度。关于产权制度,马克思认为,财产权利反映的是经济关系,尽管它表现为人对财产的占有,但这种占有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权利。既然产权是一种经济关系,那么,产权关系的出现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来研究产权关系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基本特点。生产资料归资本所有者私有,劳动力归劳动者私有,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私有产权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产生以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各种形式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马克思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这种解体,即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生是建立在以下各种关系解体的基础上的:一是个体农业的解体——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二是个体手工业的解体——劳动者与工具分离;三是封建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人身依附的分离;四是原始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财产的分离。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特征是:资本的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购买劳动力,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生产。而劳动力所有者由于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生存下去,只能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出卖劳动力既成为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所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再生产。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本质。

(二)经济运行中的企业制度。关于企业制度,马克思认为,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和经济单位,社会经济活动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对经济活动效率的追求逐步形成。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他关于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可以概括出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马克思对企业制度的分析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来揭示企业制度演变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又集中体现为分工与协作的发展,即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第二,马克思把提高经济效率的要求看作是企业制度发展的直接原因。企业制度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对经济活动的效率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制度的变革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新的企业制度既能节约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能增加产出。而且,一种新的企业制度还能为管理的创新提供制度条件,从而起到提高企业经济活动综合效率的作用。第三,马克思把企业制度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制度是社会基本的微观经济制度,因而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企业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极大地启发了我们对企业这一微观经济制度的认识。

(三)经济运行中的两权分离制度。关于生产要素两权分离的制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顺利进行的要求,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作保证。从生产过程的运行来看,就是各种生产要素都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雇佣劳动制度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典型制度。资本和土地在生产过程中也同样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形式,这两种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产生了股份制度和资本主义农场制度。从经济运行的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就是在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下进行的。从经济制度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雇佣劳动制度、股份制度、农场制度)又都是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条件的。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使劳动力的所有者不能成为自己劳动力的使用者,而必须要由别人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要形成劳动者不能使用自己劳动力的制度条件,就不能让劳动者拥有进行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条件。所以,要使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首先要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通过原始积累的方式实现对小私有者的剥夺,一方面使小私有者失去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成为资产者。同时,用法律的形式把这样的基本关系固定下来,并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按照这一基本经济关系来运行,这就是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相分离的制度。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正是因为资本购买了劳动力的使用权,并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使用了劳动力,才构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运行制度是以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条件的。

关于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制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统一的,资本的所有者就是资本的实际使用者。这种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同一主体的典型形式是个人企业主。资本主义的个人企业与小私有经济有本质区别。小私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主体,但它的特征以自己劳动为基础。而在资本主义个人企业中,虽然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同一主体这一点上与小私有经济相同,但它的特征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主体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本也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社会资本出现相伴随的就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同时,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资本运行的一个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信用制度发展这两个层面深刻论述了资本两权分离的根本原因和关键性因素,从而建立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完整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资本两权分离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关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马克思认为,土地的两权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已经出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封建地租就是封建经济关系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体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地租与封建地租不同的特点。首先,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是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这种分离已成为一种单纯的货币关系。其次,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不是和佃农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和租地资本家发生直接关系。所以,资本主义地租反映的经济关系是土地所有者、租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使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形式和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农场制度取代封建地主与佃农的生产方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本主义农场制度的确立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彻底分离为前提,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彻底分离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土地所有者只是单纯地掌握土地的所有权,农业资本家以取得土地实际使用权为条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雇佣农业工人进行农业生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点,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体现为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三大阶级的关系。这三大阶级通过农场制度来发生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一制度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跨入了企业化、社会化的轨道。

(四)经济运行中的分配制度。关于分配制度,马克思认为,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与此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理论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依据。

各种收入的源泉是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即V+M。其中V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报酬,是从新创造的价值中分得的一份。但从资本的角度看,V只是它对生产成本的补偿,劳动力只是它购买的一种生产要素,与它购买的其他生产资料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劳动者把他所有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所有者,能得到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权力参与对剩余价值M的分配。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V+M中,劳动者只是与V有关,只有资本所有者才有权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

经济思想论文篇(5)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1.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7](P50)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8]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8](P4)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1](P120)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9]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10](P94)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换言之,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障,而且需要伦理规范使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文明。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据200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公平竞争、精诚合作,讲求信誉、竭诚服务,崇尚奉献、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和影响生产的效率和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决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的“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价值观;日本日立公司的“和、诚及开拓精神”的企业精神;美国杜邦公司“通过化学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美好的东西”的企业宗旨等,都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企业道德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物质基础和道德基础。在经济分析中,动力来自个人物质利益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人是“社会的人”,除了有经济需求之外,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人的积极性,除了物质利益这一基本动因之外,还明显受精神因素的制约。在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物质利益对个人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会有所减退,而精神激励和道德激励的作用将有所上升。思想政治教育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原则,充分尊重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工作方法,企业、社会公共目标的激励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了价值信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邓小平论思想政治工作[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

[5]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6]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7]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经济思想论文篇(6)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经济思想论文篇(7)

和邓小平的宏观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艰难探索为邓小平的成功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对邓小平和宏观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两位领导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建中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在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上,从单一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有认识上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和理解上,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试图消灭资本主义甚至个体经济;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解上过于简单化,只注意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在“”时期,几乎把所有非公有制经济全部消灭,甚至把农民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一大二公三纯”使所有制形式严重脱离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觉悟程度,导致生产发展缓慢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认为,对于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从根本上说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不能简单地以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作为标准。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二大已经开始肯定“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发展,党的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的确立,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各种条件。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它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的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开始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纠正“”中的错误时,针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他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并认为违反价值法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针对有人提出要消灭商品、货币的错误观点,指出:“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不能废除,商品交换也不可能废除。”“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进而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这些创造性的思想,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思路。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以后,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成为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

三、在分配方式上,从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在分配问题上,有许多精当的论述,比如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要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等等。在实践中意识到按劳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次批评了否定按劳分配的思想。在1959年的郑州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了“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错误做法。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必须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对纠正“左”倾路线的错误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当“左”倾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急剧的转折,认为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对按劳分配表示不满。主张用无产阶级对工资制加以限制。最后按劳分配演变成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他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邓小平进而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

四、在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上,从同步富裕到部分先富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953年l2月16日,中共中央的由主持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中提出,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看得出,在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局限性。理论上,由于受中国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生产思想的影响,把共同富裕理解成同等程度富裕、同步富裕,反映在分配中采取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践上,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注重拔高生产关系,大办“”,结果适得其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使共同富裕失去了物质基础。最终的结果导致了共同贫穷共同落后。在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重大曲折之后,邓小平批判地继承了的共同富裕理论,提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部分先富的富裕观。邓小平把共同富裕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怎样理解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呢?从分配角度来讲,是要保证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共同富裕;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是要保证东部、中西部地区发展上的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部分先富而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高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为了防止重蹈覆辙,邓小平在政策上就有所设计,“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五、在经济发展战略步骤上,从“两步走”到“三步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我们党逐步明确“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后,就开始考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时间表和具体战略步骤问题。1964年12月,根据的意见,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并且指出,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实现。“两步走”战略部署的提出,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创举,但是,由于“”的干扰,这个“两步走”的四个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邓小平1979年11月曾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主席和总理生前提出来的,由于‘’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关于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人民党副总书记、政府首相格拉时的谈话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我们制定的目标最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构想,在党的文件中将“三步走”发展战略正式表达出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2]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5]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6]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经济思想论文篇(8)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坡全集·奏议集》卷2)北人勇悍则武将多由是出。朝廷用人方略对区域性文化的影响颇为明显,这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使然。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仁宗以后"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此后南人取士更多,有"重南轻北"之说(《渭南文集》卷3)。宋初重臣几尽北人,而至神宗朝南人为相居于主导,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到南宋,吴潜说:"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许国公奏议》卷1)就学风而言,陈造说:"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江湖长翁集》卷23)朱熹批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朱子语类》卷124)晁说之作《南北之学》提出南北学风不同古人,屡屡讲到大抵自魏晋以来如此"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景迂生集》卷13)宋代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士人实现政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

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9)

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坡全集·奏议集》卷9)。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政中十分重要,以宣和元年(1119年)为例,达4,435,788余贯匹两,居全国第一位。(见《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宋史·地理志四》)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宫室,顷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眈眈拟侯王……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陶谷的《清异录》卷一记载当时天下"九福"其中有"吴越口福"之说。这里的人对商业不鄙视,"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苏舜钦说:"越俗浮薄,节行不坚"(《苏舜钦集》卷13《杜谊孝子传》)。《梦粱录》记杭都盛景,多处讲到这里风俗奢侈,骄奢淫逸,"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卷1《八日祠山圣诞》)

区分两浙的东、西是区域史研究中似应注意的。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浙东山地贫瘠,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庄绰:《鸡肋编》卷上);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嘉定赤城志》卷13)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许景衡:《横塘集》卷18)。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程俱:《北山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制》)。"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易旁郡为苦。"(陈傅良:《止斋文集》卷51)到明万历时修《温州府志》还讲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乾隆《温州府志》说这里的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这里风俗却好奢,杨简作《劝农文》说这里"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慈湖遗书》卷5)《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等不同。

就当地经济结构来看,这里酿酒、产盐、造纸、采矿、漆器、制瓷、造船等是重要行业。韩彦直《桔录》记载"桔出温郡最多种","岁当重阳,(桔)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当时有"永嘉之桔,为天下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的说法。另外,"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方勺:《泊宅编》卷3)据研究,南宋盐利占国家财政的百分之48.4至54.2。(10)时人说:"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3)造纸业也很发达,两浙嵊县的剡纸,余杭的由拳纸都很有名,而"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说郛》卷20),两浙纸大量外销,"两浙笺纸三暖船"入汴河上京(彭乘:《墨客挥犀》卷5)。温州的漆器长期占据东京市场,《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宣德楼前专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雨伞也是古今有名之物。温州还是造船基地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宋哲宗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这里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年)及元代先后置市舶司于温州,当时,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11)。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讲"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水心文集》卷9)。"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永嘉学派所在的温州地区"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宋本方舆胜览》卷9)时有"温州多士东南最"(真德秀语)之说。据统计《宋元学案》所载两浙学者中浙东七州共534人,浙西八地共146人;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状元总数49人)福建13人居次,两宋状元合计也是两浙30人居首位。《宋史》正传与《循吏传》统计两宋南方为官者以两浙最多(250人),超出第二位的福建(124人)一倍多。最高层次的人才是宰相,两浙先后有29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18人远多。(12)

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浙东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也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有关此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3)但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将经济思想的系统考察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并与实学研究及后世近代化的结合研究大抵阙如。"古典的功利主义把行为的或规则的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平均的功利主义把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功利。"(14)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为基础。作为事功学派,其经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核心甚至标识;而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处但不突出,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了亘日持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其经济思想却不够系统,不足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叶适的经济思想则较为丰富而系统,且具有其特色和思辩性,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学术氛围与思想特色

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

宋代文官政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的政策,促使有宋一代人才辈出,鼓励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激励着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政的时代潮流。"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11)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卷37)。熙(宁)(元)丰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大变革。(15)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16)今人有统计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记录,(17)这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

反传统精神在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更是鲜明。如"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受到严厉批判,范仲淹为商人鸣不平,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集》卷16),吕陶建议"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净德集》卷3),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坡全集·续集》卷11、《奏议集》卷12),王安石曾提出"罢榷茶之法"(《王临川集》卷70)等等;都是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传统的义利观也有较大的突破,如李觏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29)司马光提出"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9),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佑集》卷8)义利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这些思想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义,许多观点属于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价值,对于促进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浙东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123)。"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朱子语类》卷12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及渊源前人作了许多研究,黄宗羲《宋元学案》分立相关各门学案析其源流、阐其特征,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今人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设有"浙学"篇,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是研究专著。何先生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19)

金华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号为东莱先生。隆兴时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历太学博士,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等,著述丰瞻,家富中原文献之学源远流长,吕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与永康、永嘉等学者至交,又同朱熹等理学家友善,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金华学者趋于事功,吕祖谦在所上札子中讲:"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与内兄曾提刑》中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在《太学策问》中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5),其经济思想主要有货币的起源及功能的认识、币制利弊分析等方面,《文献通考·钱币二》有载。

永康之学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后不久逝世。他力主抗金,《宋史·陈亮传》称他"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他气节高迈,终生极论时事,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有黄百家案语:"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虽然陈亮的观点颇多新见,但其学说不够系统。

经济思想方面,陈亮在《四弊》中提出了他的行业分工认识:"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这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他主张富民,为富人说话,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反对"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批评王安石变法"惟恐富民之不困也","惟恐商贾之不折也",要求朝廷保护富民。在义利观方面倡言功利,提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他说"人生不能无欲",(《龙川文集》卷23)与要求"去欲"的观点不同;《四弊》中有"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他与朱熹进行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长达数年,相关材料主要在《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和《龙川文集》卷二(《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中,是其义利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不满朱熹规劝其为"醇儒"、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等,复信反驳,《又甲辰秋书》重申"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故亮以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二人互辩不已。此后,陈亮又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陈傅良在《答陈同甫》中,概括其主张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卷36)邓广铭先生认为他的归纳有悖陈亮原意,邓先生指出这场争论"是因为陈亮不承认朱熹说他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而引起的,这场笔墨官司虽是不了了之的,但朱熹也不再把这一主张硬栽到陈亮身上了。……我们只应当把陈亮称做''''王道霸道一元论者''''和''''仁义功利一元论者'''',而决不应再跟在朱熹后边,称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者,或称他为''''功利主义者'''',像《宋元学案》的编纂者们那样。"(20)

"王霸义利之辨"一般被认为是理学与事功之学"义利观"的争辩,不过理学家并非全然否定人欲功利,程颐讲"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河南程氏遗书》卷18)又说"仁义未尝不利","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同上,卷19)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24)他对义利的看法是:"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集注·孟子》)"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朱文公文集》卷76)但他又说过"圣人岂不言利?""''''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朱子语类》卷36)"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朱子语类》卷51)他把义与利视为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如同一根棍子,半截是义半截是利,二者的关系则是"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只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朱子语类》卷68)在朱熹思想中,顺循天理就是"义"兼得"利","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朱子语类》卷37)朱熹不否定从"义"出发的"利",而反对从"欲"出发的"利"。经济思想中义利观问题值得深入研究。(21)

四、叶适经济思想的要点与价值

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屡奏言复兴,要求抗金。《宋史·叶适传》称"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开禧北伐时,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战功;又在江淮屯田练兵修垒筑堡,防御金兵进犯;到韩佗胄败后,他因"附会用兵"被革职。叶适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他批评"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张"黜虚从实",修实政、行实德、实事实功(22)。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案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实际功效是衡量道义正确性的指标。

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发展"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留茂潜语:"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想家的研究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

叶适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122)早年他还在朝中为朱熹理学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政,"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水心别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年)的《廷对》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水心别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反对空谈倡言功利。此书"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对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并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23)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①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②本末观

"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主要倾向。叶适则讲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19)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指出"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自利",当时"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水心别集》卷2《国本下》)他要求政府改变政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1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中国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承其学,并有光大。叶适生前对他褒奖有加,在《题陈寿老文集后》中夸陈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别集》卷29)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约五百余年,(24)浙东实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

③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问题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25)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要通过理财来进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赞成官营禁榷行管桑之术,认为:"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为"欲收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

他对当时财利匮乏的认识也别具一格:"盖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论点。不过,叶适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即关键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而不应"奉头竭足以较锱铢"。他提出入宋以来财入数倍发展"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贫乏越重。指出"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尤其针对越来越多的财入,说是"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减财入,减轻民众负担,这与他的富民思想分不开。(26)

④富民观

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他反对"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说:"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他认为"不可以为井"、"亦不必为井",因为"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再就是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应实行,因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对于豪强恶霸则应当"教戒"使之"自改"。在叶适的认识中,富人的社会功能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作为国家的根基,富人当然应当受到保护,不容抑制损伤。"富人代天子养小民"之说有特殊意义,说明宋代国家与自耕农及佃农的关系变化。"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反对夺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数世之富人,食指众矣,用财侈矣,而田畴不愈于旧,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贬损而还其初乎,是独何忧!虽然,盖未有能之者也。于是卖田畴鬻宝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水心别集》卷2《财计下》)"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护求富,与儒家传统的"不富不贫"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了。叶适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包括了地主、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整个民众在内,他把富民作为富国的基础,但并非从"国"与"民"的分配关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强调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国家是以民众为基础的,这也是古代中国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富民思想,如叶适这样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时先生十分重视"富民论",认为主张国家应保护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观点,"这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当时除了其(指苏辙)兄苏轼以外,司马光也持论相近,南宋叶适则发挥得更多。但这一新观点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中叶以下。"(27)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主要讲明清时代,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实际上,宋代为富人辩护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对政治的反抗过程相一致,成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卷13《蕃民之生》)并发展为"安富"思想;他也反对抑制富人"乃欲夺富以与贫以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籴之令》)王夫之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名也"(《黄书·大正第六》),"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卷2),抑兼并是"犹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宋论》卷12)明清以后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普遍,成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反映。

⑤人地观

人口问题也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问题,而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显出来,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28)叶适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也很独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谓"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优化配置。当时宋金战争疮痍遍地,人口大规模南移,两浙人口"百倍于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叶适说:"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于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勉为其难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强,反有贫弱之实见于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还徒耗财富,应当"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税增,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产密集生态破坏,叶适十分忧心:"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办法,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务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人地优化配置方案,来解决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问题。

吴越之地数十年无战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冲突;而荆、楚之地到汉末还很兴盛,唐、五代后才"不复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实在是傻事;后者有广阔的开发复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从生态平衡角度分析闽、浙集约式经营有伤地力,不解决会"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张,发展了苏轼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对"适度人口"理论的较早理解。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习惯,减轻发达地区压力,开发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叶适注意发挥人口的生产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还提出了招徕农民开垦各州荒地等主张,想既可解决土地问题也可缓和贫富对立,还可增加国家税收。统筹全局合理分布,缓解人地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效益;并使发达地区免于盛极而衰,使落后地区重振优势,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货币观

宋代的货币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都有其独特地位。"钱荒"是宋代货币问题的焦点,(29)北宋人论钱荒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尽管交子在四川发行,但与"钱荒"关系不大。到南宋则不同,纸币已较为广泛地流通,"钱荒"的内容复杂得多,不单纯指流通中必要货币量不足,还包括几种货币的相互关系。因此,南宋人的货币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中有独到价值。

叶适的货币思想主要集中在《财计中》、《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以及《文献通考·钱币二》所载文献中。他的反传统倾向在货币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现,他提出"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中》)对几乎众口一辞的"钱荒"提出质疑。他认为并非真的"钱荒",从物价变化来考察铜币购买力来看,不是"钱重物轻",反倒是"钱轻物重",说是"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他考察历代米价变化来证明"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认为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价上涨的普遍要求,使不断扩大的铸币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铜币购买力下降钱多物少,必然形成钱贱物贵,钱多反而物贵,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比单纯从货币绝对量看问题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证地观察货币量与物价变动关系,且较为符合当时无价变动的实际。叶适这里讲的是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不能满足物价上涨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认为是"钱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尽管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而实际流通中的量却不足,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发行排斥了铜币,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说:由于钱币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形成"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结果是"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今日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认为纸币的流通,加速本来就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铜币退出流通领域,而纸币贬值使持有者受损失,还使人们不愿将商品多上市──一系列恶果。他不仅认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必然规律:"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赉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这就是"劣币驱除良币规律"!货币理论史上称为"格雷欣法则",认为是十六世纪英国人格雷欣(ThomasGresham,1519─1579)首先发现的。不过,李约瑟(J.Needham)考证哥白尼(N.Copernicus1473─1543)不仅创立了"日心说",写出过震撼世界的《天体运行论》,还写过《论铸币》的重要论文,陈述了"劣币驱除良币规律"。(30)而叶适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这一规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认识到此规律,他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73《便民疏》)只要并行几种质量不同的货币,就会出现上述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对上述规律的认识,如汉代贾谊(前200-前168)"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新书》卷4《铸币》)南北朝时颜竣"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钱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宋书·颜竣传》),但都不及叶适"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楮行而钱益少"(均出《财计中》)明确,叶适的货币观是较为先进的。

总的来说,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自然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统研究。

本文通过以四个部分,阐释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反传统倾向与务实重用特征;考辨其赖以产生的地域经济文化与学术思想变迁,涉及与其并存的理学及诸相关问题。试图从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宋代实学尤其是浙东实学经济思想进行初探的尝试。

注释:(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夹注)

(1)葛荣晋:《中国实学导论》,载其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同上,第205页。

(3)参见田浩(H.C.Tillman)著、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页。

(5)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98-4。

(6)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一书中,记述历代南北文化观主要论点和史料,参见台湾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丛书》14。

(7)参见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丁文江:《汉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载《科学杂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参见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0)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页。

(1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12)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页。

(13)参见陈国灿:《80年代以来南宋事功学派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6─3。

(14)艾伦·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译:《伦理学、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5)参见拙著:《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页。

(17)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页。

(18)参见拙撰:《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吕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何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204页。

(20)参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1-543页。

(21)参见拙作:《论"利"》,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8-2。

(22)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记叶适治边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坞、守江北等修实政、行实德的行谊。

(23)有关叶适经济思想,可参见拙作《叶适经济思想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第183-185页。

(25)参见拙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

(26)胡寄窗先生认为这"标志着传统经济观点的一种重要转变和时代的新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27)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他注释说明"关于这一问题,可看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节《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页85-92。"还说1994年4月他在东京大学讲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相关问题可参考拙作:《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载《浙江学刊》92-1。

(28)参见拙作:《论宋代的生产力思想》,载《生产力研究》89-6。

经济思想论文篇(9)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movement)。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艾尔斯著作颇丰。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Vol.26(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63.)。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power)(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这显然是错误的”。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1)社会分层;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ritesandceremonies)。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与仪式行为相反,技术行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技术过程是技能(skill)与工具不可分离地进行运用的过程。技术是“组织化的技能”。技术具有两个特征:(1)技能与工具间存在着一致的和不变的联系;(2)所有的技术都是进步的。在艾尔斯看来,“技术”与“工具”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别。“工具”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来使用,而“技术”则带有更多的实践的意义。认为技术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维方式就被艾尔斯称之为“工具主义”。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与“技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这样,在艾尔斯对经济行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学意义上的“工具”就与“仪式”相对应,描述现实的“技术”就与“制度”相对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仪式行为体系是反技术行为的,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功能的特征是静态的、抵触并约束变革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74。)。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们是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

在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两股力量的冲突中,“技术方面的技艺(art)和工艺(craft)的持续发展,同时仪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减退,就是进步”(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31。)。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在这个过程中,艾尔斯显然是相信技术发展能够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理论。

艾尔斯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这里的工具包括了规则、器具、工序和科学方法。新技术是先前存在的物质设备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技术的产生和技术变革是由技术的内部动力所推动,但同时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内部动力也就是工具的自发进步特征。艾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技术组合都与人的智力有关,但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类知识和技艺的积累最终要反映在工具这个符号上,但工具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和技艺的反映。因为新工具一旦诞生,它就会有组合的要求,这种组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知识和技艺的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组合要求才产生了更多的或者爆发式的发明。工具的组合就是进步,从而自发的工具组合导致了自发的技术进步。

由于工具的组合原理,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比现存物质设备和思想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就是艾尔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的历史分析。他以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技术进步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后来的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西欧发生,是因为西欧既继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时相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又是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特征是受传统制度的约束更小。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仪式行为对工具行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贸易的发展固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贸易发展的结果恰好是产生了更多的边缘地区。这样,工业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为最容易克服仪式行为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艾尔斯也强调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继承性,他认为工业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积累的产物。

这样,在结合了工具的自发组合特征和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之后,艾尔斯坚信技术行为或工具行为必将克服制度行为或仪式行为的阻力,最终实现制度调整。技术也就是实现制度调整的最关键力量。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或仪式行为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它又永远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永远滞后于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持续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艾尔斯所阐述的技术连续性是与生命连续性相联系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实践与认知(doingandknowing)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工具的连续性”,而文明的连续性当然也就是生命的连续性。工具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技艺和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们根植于文化中。知识和技艺又因为人类维持生命过程的需要而不断积累,因此技术必然具有连续性。这样,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与促进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这就引出了艾尔斯的价值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

5.价值及其构成

文化或经济系统由技术体系和仪式体系构成,前者促进生命过程的连续性,后者阻断这种连续性。仪式体系也会产生价值,但所产生的是错误的价值。这样,艾尔斯价值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从错误的价值中将真实价值鉴别、区分和解脱出来”(注:Rutherford,1981,ClarenceAvresandtheInstrumentalTheoryofValu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XV(3),Sep.,657-73,p.660。),从而明确靠什么来维持和促进生命过程以及经济过程的连续性。这样,经济学就必须是关于价值的科学,必须对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连续性的同义词,连续性是技术连续性的同义词。从字面上来看,价值就意味着连续性,这是它唯一的含义”(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艾尔斯同时又将“真实”(truth)这个词与连续性等同起来,而“连续性的基本条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术”(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这样,有价值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能维持技术连续性从而生命连续性的东西,又由于仪式行为阻碍着技术行为,所以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东西。

明确了价值的含义,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每一个经济中的判断标准都是‘保持机器运转’(keepingthemachinesurnning)”。通过这个判断标准,艾尔斯还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在一起,“说到价值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单个行为—选择、偏好、决定或判断—与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系”(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5。)。所有个体行为的好坏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过程的持续来判断。

价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术的连续性,但这样来表述的价值显得过于抽象和空调。艾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丰裕(abundance)、优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术过程的结果,同时又是技术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一个条件。艾尔斯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实现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组织手段摆脱身份地位的专制;操作的自由;建设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没有人为的和独断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不平等就意味着那些不考虑工具效率的歧视。平等与技术过程的关系是,技术过程对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才会持续和向前”。安全来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组织,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疾病、饥饿和战争,技术进步是消除前两个威胁的最好方式,而战争是典型的仪式活动,工具活动将克服仪式活动。丰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结果,丰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取决于节约或者储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着优秀或者卓越,真正的优秀是超越过去的观念,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是优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数同意这种规则,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摆脱偏见和无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价值的以上6个构成部分在技术过程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同时也与技术过程的持续性互为条件。实现了这些价值,人们也就进入了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对真实价值的概括。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在艾尔斯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同义词。他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原则:经济发展是不可抑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经济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只要保证了技术过程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措施。

艾尔斯首先论证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艾尔斯并不认为价格是理性决策的唯一依据,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对经济计划的要求。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仪式体系支配着技术体系,而计划又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经济计划既是经济系统的现实要求,又是克服仪式体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尔斯在1938年的《经济秩序问题》(TheProblemofEconomicOrder,NewYork:FarrarandRinehart,Inc.)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荣阶段,人们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团;结果是高收入集团的储蓄大于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投资需要,使得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前者大于后者,萧条因此而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消费不足从而萧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尔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一个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他后来认识到这一计划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失业者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从而不会稳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尔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是制度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措施是同样在195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这个建议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议要早得多。

艾尔斯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只是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再分配。财富的再分配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变动,他并不提倡这种变动。可见,艾尔斯并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的结局,对他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凡伯伦进化观的逻辑结果。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的形成。正是有了艾尔斯的贡献,凡伯伦传统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续,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以复兴。

尽管艾尔斯的哲学基础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主义具备了一种单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对制度主义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方法之一,这使得凡伯伦的理论更象一个融合了众家之长的大杂烩。制度主义要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鲜明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必备条件。艾尔斯为制度主义提供了这个条件。就实用主义哲学而言,凡伯伦所运用的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论。凡伯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并不牢固。与凡伯伦不同,艾尔斯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手中成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将成熟的实用主义确立为制度主义的唯一哲学基础,使得制度主义可以以一种鲜明的世界观来批判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维护这个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制度主义因此而具备了一个学术派别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艾尔斯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技术过程视为实用主义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中已经包含了工具、进化、过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义又是其核心。实用主义方法使制度主义者自然地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在其中,技术过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术过程使经济朝向一个理性的、以科学为基本价值的丰裕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技术过程的强调,使得艾尔斯和其他的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看作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

经济思想论文篇(10)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检验,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此,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需经家庭经济调查”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经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1〕曾昭宁.公平与效率〔M〕.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4:281.

〔2〕穆怀中.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344.

〔3〕李秉勤,JohnG·Pinel.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基础能力、贫困、社会排斥及福利〔R〕.中国社会学网.

〔4〕尚晓援,张秀兰,周武光,李海燕.中国社会救助体系改革研究报告〔R〕.中国民政部网站.

〔5〕李玉山,田艳琴.从福利经济学的演进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7).

〔6〕井润生.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演变〔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1,(12).

〔7〕姚明霞.西方福利经济学的沉浮〔J〕.当代经济研究,2000,(7).

〔8〕任保平.当代西方社会保障经济理论的演变及其评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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