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1）

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布局中的地位逐步提升。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首次将“周边国家”概念从“第三世界”概念中划分出来。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外交总布局的三大支柱。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将中国外交总布局演变为“邻国、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多边外交”四大支柱。2002年十六大报告将中国外交布局的排序改变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多边外交”。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延续了这一外交布局。

然而，中国周边外交在国家外交总布局中地位的跃升势头却没有止步。2011年4月，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始终把亚洲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2012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中国外交新布局是“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国、多边”。周边外交已经超越大国外交，大国外交排序相对后移至第三位。

2012年11月，中共十报告再次对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作了重要而全面的论述，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虽然在论述的次序上周边外交仍居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但论述中国周边外交重要性的份量不仅与前者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有超越其上的趋势。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2）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邻国众多且情况各异，各种敏感问题、热点区域汇聚，民族、宗教、边界、资源等各种矛盾交织，成为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的源头。另一方面，随着两极格局结束，中国周边环境和平因素增长，大规模外敌入侵等传统安全威胁减弱，但是非传统安全挑战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在加大，并越来越不容忽视。同时，美国加紧部署“重返亚太”，对中国周边环境施加影响的能力增强，而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猜疑增多，两者相互借助使中国在周边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将更加严峻。

一、恐怖主义威胁上升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威胁逐渐上升。西南部南亚地区一度作为“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各种恐怖活动猖獗。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事成效有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等极端势力虽受重创然势力犹存，恐怖袭击频发，其外溢效应极大刺激了中国西部地区“”再趋活跃。西北部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局部动荡，恐怖势力活动频繁的塔吉克斯坦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谷地与中国南疆邻近，“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等宗教极端组织趁机加大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渗透。尤其是“”组织“东伊运”与“基地”、等联系密切，长期接受其培训、资助和武装庇护，仿效“圣战”手法，在新疆地区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同时，暴力倾向日益加剧的“”势力也加紧与境内外分裂势力串联，以“”为代表的激进组织极力主张，在中国境内开展包括自杀式袭击在内的恐怖活动。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土壤依然存在，活跃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的“伊斯兰团”等极端组织与“基地”相勾结，不时制造恐怖袭击大案，影响中国南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环境。

二、核安全日益突出

中国周边核武器分布密度全球最高，随着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一是核材料流失和扩散风险有增无减，核恐怖主义威胁不容忽视。地区紧张局势使获取、非法贩运核材料，甚至制造核恐怖事件风险加大。二是核能开发利用风险增加。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已敲响民用核设施安全警钟，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在加强核能安全上面临能力、技术、合作等难题，这将给周边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三、网络空间斗争激烈

伴随各国对网络依赖不断加深，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凸显。为争夺网络空间控制权、应对网络恐怖袭击及在未来网络空间战中抢占先机，中国周边各国纷纷出台网络安全空间战略，如日本在《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网络“瘫痪战”。俄罗斯、韩国、日本和印度的国防部门都在加快网络部队建设，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军演。鉴于网络战较传统战争的破坏范围更广，社会性、体系性影响更深，在中国网络技术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周边国家在这一新安全领域的快速动作，加剧了网络空间军事化和网络军备竞赛，对中国网络安全建设构成现实挑战和战略压力。同时，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上，中国参与起草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强调信息等，与欧美领导的网络空间战略相抗衡，未来各国围绕网络空间的主导权、控制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将愈演愈烈。

四、水资源矛盾增多

全球水资源形势日益严峻，而中国水源短缺且跨界河流较多。近年来，中国对跨界河流境内部分的开发利用，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争议和担忧。当前主要的水资源纠纷有：一是中印水源争议。二是湄公河流域水源争端。三是中哈俄水资源分歧。同时，俄罗斯认为中国对额尔齐斯河的取水量不断增加，将危及欧姆斯克市的水源供应及航运。俄罗斯还十分关切黑龙江流域的工业生产污染对其境内城镇用水的影响。

此外，中国周边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也不容忽视。如能源安全特别是马六甲海上通道和中亚石油管道受海盗和战乱影响严重；“金三角”和“金新月”基地使走私及跨国犯罪活动猖獗；海啸、地震引发生态环境危机；“走出去”战略带来人员及资产的安全保障问题等，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摆在中国面前。

非传统安全挑战使中国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给中国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日益凸显，使未来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一、恐怖主义新动向不利国家安定

美国收缩反恐战线，北约联军计划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很可能给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南亚、中亚留下一个反恐烂摊子。周边国家对东山再起、恐怖组织再次做大及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加重。未来这一地区的反恐走势将直接影响着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同时，恐怖主义越来越呈现出“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令“”在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升级，表现出手段更为暴力、组织更为严密、行动更为隐秘等新特征，并借助网络媒体扩大影响力，增强蛊惑性。近来，受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的挤压效应，“东伊运”等呈回潮趋势，在寻找庇护的同时伺机而动，不时发动恐怖暴力袭击，妄图破坏中国安定团结的良好发展局面。

二、非传统安全争端易诱发传统安全冲突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争端如得不到适当处理，将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恐怖主义活动引发反恐战争；网络攻击致使军事打击介入；水源纠纷挑起地区冲突；生态环境污染造成国家对抗等。随着美国加紧介入亚洲事务引发连锁反应，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戒心增强，试图依赖或借助美国制约中国上升的地区影响力。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和矛盾将增多，未来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难以妥善解决的非传统安全争端有可能演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对抗，将严重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同时也使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地区稳定的努力更趋复杂、艰巨。

三、新版“中国”影响周边环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中国”，并逐步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如在水源争端中，“中国正在用水牵制亚洲”、“中国大坝”和“干旱责任论”等频繁出现在国际媒体报道中；在网络安全方面，个别国家的军政部门及企业受到了网络攻击时，便立即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网络”、“中国黑客”等言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版“中国”，严重误导了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进而影响其国家行为的判断，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忧虑，破坏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同时，美等国还趁势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处理，扩大自身影响力，试图给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发展与合作设置障碍。

中国需积极应对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

未来，中国周边环境将更趋复杂，其中非传统安全威胁将构成巨大挑战。中国应在未来周边安全战略中，更加重视妥善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为和平发展营造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

一、加强周边区域合作

周边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加强相互协调，开展区域合作，才能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带来的各种挑战。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将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催化剂和加强安全互信的纽带。中国在加强周边区域合作中，应注意扩大地区国家间利益的交汇点、促进地区性机制建设和身份认同，以打消周边国家既希望从合作中获益，又担忧自身利益因合作而受损的疑虑，减少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戒心。“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组织都可促进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反恐缉毒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文化交流，开展公共外交，增强纽带关系，从而营造“安全共同体”的良好氛围。

二、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重在预防，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以防止问题的滋生、蔓延和升级。日本核泄漏带来的危害持续发酵，已反映出建立机制的紧迫性。为应对未来周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突发性事件，中国亟须建立包括危机预警机制、信息透明机制、危机反应机制、部门协调机制及舆论监督机制在内的危机管理机制。通过与周边非传统安全危机预警组织合作，充分利用中国现有的技术和灾前预警系统，完善公共安全应急体系，从而为及时处理危机争取时间和减轻危害。此外，在危机引发国家间争议的情况下，还需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造成的政治影响、舆论影响、外交关系受损和经济损失等后续问题，避免非传统安全挑战向传统安全冲突转化，尽快恢复国家间的正常关系与合作秩序。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3）

2015年1月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关于周边安全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至今已经连续出版五年。系列报告秉承研究的动态性和前瞻性，宏观总结周边安全整体形势，重点分析热点问题的新变化与新特征，并对下年度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进而通过学术积累探索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规律，为制定中国的周边战略提供智力支撑。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报告认为，在2014年，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主要大国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二是中日关系持续处于“冰河期”，虽然年底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但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解决;三是俄罗斯被迫转向亚太，加快与中国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四是印度新政府对华实施经济上合作、战略上平衡的双轨政策，中印合作关系稳定而有限度。

海上安全仍然是周边形势中的聚焦点。一方面，中日在问题上仍处于对峙中，中韩在黄海海域出现低烈度的渔业执法纠纷，南海摩擦多方位爆发，共同构成影响地区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地区安全、尤其是海上安全的一系列新观念的提出、新协议的签署以及新共识的达成，为中国构建新的海洋秩序丰富了内容，奠定了基础。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一项对外大战略，已经从倡议的提出步入到务实的推进阶段。这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的整体性战略，但首先在经济合作领域发力，它以互联互通为支撑基础，以周边国家为起点和重点，在2014年，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对此，周边国家反应不一，有积极欢迎或参与的，有怀疑与观望的，也有抵制甚至是破坏的。

综合安全与经济双维度的发展，可以看到，2014年，中国引领与塑造周边的能力与意愿显著提升，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经济战略、以掌控海上问题为核心的安全战略双轨并行，中国周边大战略呼之欲出。这是本年度周边安全形势最突出的特征。

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至少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来自美日及其同盟体系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挤压;二是管控海上安全、构建海洋新秩序;三是推进“一带一路”要面对的相关的外部压力。对此，中国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对内制定详细计划，对外积极宣介。“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取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增信释疑，取决于寻求与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和战略对接，也取决于大国间的博弈与合作。

本评估报告共分为四个版块，包括总篇、“一带一路”与大国因素、“一带一路”与区域因素、“一带一路”与热点问题。

总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一带一路”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阐述，包括战略定位、内涵和实施路径等;二是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总结，首先回应了上年度“评估”对2014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预测，其次对比研究了中国周边四组大国关系的变化与特点，分析了南海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发展的新动向，再次，重点归纳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现状、主要大国和各次区域对“一带一路”的回应、战略对接以及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对2015年的周边安全形势作出了预判。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4）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地改变。当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日益发达，人们对于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能够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资料。尤其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大学生既是各种新鲜事物最重要的“易感人群”，又是社会影响度较高的群体，在心理素质和政治素质上属于不太成熟的群体，对“社会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尤其是最近几年，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黄岩岛事件”、“事件”的爆发，近期“泰国事件”、“乌克兰事件”各国执政党的执政频频受到攻击，放眼国内“”未平息，香港的“占中”事件又爆发。

一 、社会热点问题分析――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为例

（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存在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危机。 近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数与新“乱子”有所增加，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争议和摩擦连续出现，如中日之争、中印边界领土争端、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等当前中国周边环境总体上呈现“东缓” 、“西安” 、 “南乱”、“北稳”之 势。

（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数有所增加的原因

近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数与新“乱子”有所增加，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争议和摩擦连续出现，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其一，中国周边地理环境复杂。 其二，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其三，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

这些社会社会热点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重视其对社会各方面的思想冲击，尤其要重视对大学生的思想冲击机在当今社会条件下，我们如何做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应对措施，尤其是西部地区，由于地域条件的限制、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们思想状态的开放性不同，社会热点问题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二、西部地方高校大学生的特点

第一，地处西部，经济相对落后，思想相对保守，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比较慢。第二，西部地方院校大学生也具有普通大学生成长共性，他们具有青春和活力，对大多数新事物有兴趣但判断力不强，容易受到社会不法分子的鼓动，容易因为实现就业、买房等未来生活的理想压力，受到对社会不满分子的挑唆，如不及时加以防范、引导、教育，对学校管理乃至社会稳定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三、新形势下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的影响

1、积极影响

社会热点问题首先促进了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每一个社会热点问题的爆发势必有其原因及背景，在爆发中也势必有着一步步地发展，直至最终落幕。如果想要充分了解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大学生一定要下一番功夫去了解和掌握其中的点滴，这无形中便是给大学生带来了一堂深刻的自学政治、历史课。其次，社会热点问题往往会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觉悟。每个人在对待同一问题时往往会有自身的看法，大学生也势必如此。

2、消极影响

对大学生而言，社会热点问题处理的适当，其正面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到位，则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首先，社会热点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改变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社会观及价值观。其次，负面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会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产生负面影响。再次，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当代大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将一切都想象的很美好，认为所有的事情都会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去发展。但是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往往是残酷而负面的，并不会按照大学生们的期待来产生、发展。这样可能激起大学生的情绪，校园不稳定因素增加。

四、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社会热点问题引导的途径

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将产生影响，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加强教育引导，措施得当，就会产生巨大能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反之，就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危害，本人认为，高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

1、深化理论知识学习，发挥正面舆论教育作用

社会热点问题的形成有深刻历史渊源的和复杂的社会背景，要科学解释这一问题，消除大学生疑虑，就必须用科学有力的理论作指导，有说服力地进行分析论证，特别是对大学生，他们文化层次较高，有一定分析能力，更要注重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正确的引导可以促进社会热点问题朝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高校在开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时，应该有形势与政策理论课程的设计，对大学生进行社会热点问题教育时，一定要以疏导为主，以正面宣传来积极引导社会热点问题，帮助和引导同学们认清形势，化解疑虑，理顺清绪。

2、 成立专门机构，建立社会热点问题舆情分析长效机制

社会热点问题在高校的传播以网络新媒体为主，因此构建基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很有必要。高校应加强基于社会热点问题的专业网站开发，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构建全方位立体的信息反馈制度，对社会热点问题产生的后果建立健全安全预警机制，鼓励师生探讨、评论社会热点问题，对重大社会热点问题及时进行正面评价、引导和辅导，有针对性地解决他们的困惑，并建立长期的跟踪机制来预防热点问题的潜伏隐患。

总之，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高校必须引起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充分利用社会热点的丰富内涵、多样形式、多种特征，来积极拓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有效方法，从而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加以正确引导.使大学生健康成长。（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贵奇.关于社会热点报道的思考[J].记者摇篮，2007，（8）.

[2]姚休.社会热点问题初探[J].浙江社会科学，2005，（2）.

[3]杨明亨.驾驭社会热点的素养[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学报，2000，（7）.

[4]曹国华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热点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机制[J].教育学术月刊，2010，（3）.

[5]黄振宣，唐爱琼.社会热点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法制与社会，2009，（12）上.

[6]陈丽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2）.

[7]葛晨光.做好大学生舆情引导的意义及高校学生工作价值[J].思想教育研究，2011，（1）.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5）

其次，把睦邻外交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为“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核心理念，明确了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着力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着力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这四大战略性任务，要旨就是要实现互利共赢，目标就是构筑周边、亚洲命运共同体。

第三，把打造“中国―东盟关系钻石十年”、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确立为践行总体外交“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理念的优先实践场，为此制定了2+7合作框架、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本，推动着“一带一路”与越南“两廊一圈”、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和与新加坡构建跨境投融资互联互通新渠道等重大工程，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广西南宁的地铁列车车厢全部“穿”上东盟各国标志性美景和民俗风情的“外衣”。第1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2016年9月11～14日在南宁举办。

第四，丰富了区域合作战略层次。过去是以东盟为中心，与中日韩三组10+1合作、中日韩三边合作、东亚峰会10+8合作为机制的“同心圆”结构;现在是通过倡议“亚太自贸区”、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启动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筹备工作，以及编织以亚洲为重点的大自贸网络，有效提升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领导力，对冲“逆全球化”和美国的新贸易筑墙行为。

第五，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更加清晰的战略，在坚持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同时，运用“张力原则”，给对手画出红线、实施威慑，并且内部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决不允许个别国家勾结域外力量蚕食中国的权益。

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周边外交思想拒绝霸权逻辑和帝国思维，努力展现相互尊重、开放包容、携手并进的胸怀，提出要在周边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使中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

不过，新时期的周边外交也在实践中遇到一些困难，从外部和内部角度看各存在三大隐患或者障碍。

三个外部隐患是：第一，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主要经济体进行的结构调整和宽松退出加剧了竞争和波动风险，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粹主义、排他性贸易集团对亚洲区域合作构成干扰和分散的压力。第二，由于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与美国、日本、东盟的关系同时出现麻烦，周边战略压力上升，领土海洋争端突出，这个战略在军事安全方面具有跨美国选举的强大惯性，2017年后将是总体延续的态势，而中美关系的“战略紧张”如果失控，将从根本上颠覆中国新时期周边外交的设计和布局。第三，朝鲜半岛等亚洲热点问题高度紧张，周边核导扩散、极端恐怖势力扩张等威胁加剧，牵动中国的战略利益、边陲稳定和能源安全，威胁“一带一路”顺利实施。

三个内部隐患是：第一，大国沙文主义、权力转移意识、丛林法则逻辑、结盟对抗思维在工作层一些人身上不由自主地流露。第二，过于理想化地施展周边战略，不顾对象国实际情况和现实困难，对一些具体合作项目想当然，急功近利。第三，企业狭隘利益偷换甚至凌驾国家利益，可能扭曲国家层面对周边经济安全形势的认识，诱导进退失据的周边行为。

中国在新时期的周边外交需要潜心耕耘，谨防几个“过”：过高估计自身实力，过于简单地解读美国“亚太再平衡”和俄罗斯“东向”战略，过多分散了周边矛盾的焦点，过分强调对军事安全挑战的应对和使用硬实力手段处置与邻国的摩擦分歧，过低估计了中小邻国对中国的恐惧和对美国的倚重。这几个“过”，不是同时、集中表现出来的，但都会持续产生影响，引发周边国家对地区形势断裂和新兴霸权出现的恐惧。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6）

党的十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构想，这是把握世界海洋形势发展潮流，符合中国国情、海情的睿智决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举措。

为了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精神，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贯彻落实，以“海洋权益——中国国家利益与安全”为主题的中华爱国工程2012高级论坛在京隆重召开。论坛由《祖国》杂志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海洋法与海洋事务研究中心协办，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指导，旨在汇集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力量，提出新形势下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对策建议，为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言献策。

论坛对当前中国周边海洋安全形势作出了研判，中国在周边海洋骤然面临诸多挑战的背后，三个深层次因素正在起作用。一些邻国与域外大国相互利用，中国崛起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首先是“周边两对矛盾”，即中国与某些邻国的矛盾、中美矛盾。其次是“亚太二元结构”，即亚太经济与安全结构相互脱节甚至对立，体现为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靠中国、安全保障靠美国”，尤其是在海洋安全上。再次，就是海洋合纵连横复杂，三方博弈加剧，亚太海洋新格局浮出水面。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7）

1 引言.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同周边地缘安全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个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健康发展；而一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周边环境则会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如何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营造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就显得格外重要。

同志2013年10月在研究中国未来10年周边国家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目标，就是要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①。

中国国土面积960万km2，周边陆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陆地边界线(含界河、界湖)总长22800 多 km；有 6 个国家与中国隔海相望，海岸线总长3.2万km(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km，岛屿海岸线1.4万km)，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面积约300万km2。在世界大国中，除俄罗斯外，中国是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加上这些国家历史变迁、民族宗教、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因此，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也错综复杂，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2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内涵及产生背景.

2.1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定义.

地缘政治又名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根据《辞海》第6版的定义，是关于国际政治现象制约于各种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共同作用结果的理论(夏征农等, 2009, p.444)。通俗地讲，地缘政治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地理空间和历史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军事联合、结盟(政治和军事集团化)或政治对立乃至遏制或者战争的相互关系态势及演变过程(陆大道, 2003; 陆大道等, 2013)。地缘政治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将地理位置、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作为制定对外战略方针的理论依据。按照地缘政治的基本观点，在国家关系中，对抗和结盟一般是不可避免的，其目的是为了谋取领土、资源等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的支配权力与控制权力(刘妙龙等, 1995; 孔小惠, 2010; 陆大道等, 2013)。

地缘经济是在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支配下，国家与区域之间围绕商品市场、资源供应、资金技术流向等形成的竞争、合作与结盟关系。它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下，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政治军事对抗而出现的新型国际关系，目的在于使各自国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在政治经济权利控制、支配与反控制、反支配的世界现实中，处于有利地位。按照地缘政治的观点，密切的地缘经济可以起到政治关系的“稳定器”作用。

2.2 西方地缘政治的代表性观点及产生背景.

西方地缘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世界上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等日趋衰落，而美国、德国、日本等一些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围绕着扩大势力范围、争夺殖民地和争霸世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因此，形形色色的地缘政治理论也就应运而生。西方地缘政治学是在“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基础上，综合了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和“生存空间论”等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理论依据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点是为大国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制造舆论。

2.2.1“国家有机体”理论.

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 Ratzal,1844-1904)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核心是用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的生物竞争理论来解释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1901年他在《国家空间增长的规律》一文中，将一个民族看作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认为一个寻求领土扩张的国家就好像是一个正在生长的生物有机体寻找生长空间一样。拉采尔罗列了国家扩张的7个规律，其中两个是：国家的空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增长；国家的成长通过合并及吞并小国来实现(杰弗里·帕克, 1992; 丁力, 2010)。

1905 年，瑞典政治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R. Kjel-len, 1846-1922)首次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并提出“决定国家生命的因素是维持生存权的本能、扩充领土的意向和伸张权力的意志”(杰弗里·帕克, 2003; 丁力, 2010)。

2.2.2 海权论海权论的代表人物美国海军战略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 T. Mahan, 1840-1914)则强调控制海洋对国家和战争的重要性。1890年，马汉在其代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指出，制海权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和基本；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是对世界主要海峡和海上通道的控制(Mahan, 1890; 杰弗里·帕克, 1992; 丁力, 2010)。

2.2.3 陆权论.

陆权论(即“大陆腹地说”)代表人物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特·麦金德(H. Mackinder, 1861-1947)认为，区位和自然环境是决定世界权力结构的重要因素(R. J. 约翰斯顿, 2004)。1904年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基于陆上霸权的中心思想，将世界划分为枢纽地区(即“心脏地带”)、内新月形地区、新月形地区。其中，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俄国、东欧及中亚地区称为“心脏地带”；从德国、土耳其、印度到中国是“内新月形地区”，从南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澳洲为“外新月形地区”。并提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②；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杰弗里·帕克, 1992; 哈·麦金德,2010; 丁力, 2010)。

2.2.4 边缘地带论.

美国耶鲁大学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 Spyk-man, 1893-1943)虽然接受了麦金德对世界地缘政治学划分的思想，但他从美国如何控制欧亚大陆的战略出发，强调位于欧亚大陆与海洋之间的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并提出，“控制边缘地带者统治欧亚大陆；统治欧亚大陆者控制全世界命运”(丁力, 2010)。

2.2.5 生存空间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 Haushofer, 1869-1946)在全盘继承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以及海权论和陆权论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在永恒的的生存中有很多需要，但是最基本的是生存空间的需要，国家有机体的生长和发展依赖于生存空间的获取(杰弗里·帕克,1992; 丁力, 2010)。同时他还研究了二战前全球、中欧、英国、印度、日本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缘政治地图，以此说明寻求生存空间的重要性(这些文章发表在德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刊》上)。他还认为，传播民族文化是征服空间最有效的方法，并提出了德国为工厂、其他国家为“大日耳曼”的农业原料产地的“大空间经济论”(丁力, 2010)。

2.3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重新受到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50-60年代，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均势”外交战略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主要特点。因此，地缘政治研究曾一度处于低潮。

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论著(Gott-mann, 1952; Hartshorne, 1950; Stephen, 1955)，但其影响力大不如前。

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均势”被打破，逐步确立了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支配地位。为了进一步实现其控制全球的地缘战略，地缘政治学在美国重新得到重视。从1973 年美国地理学家索尔·科恩(S. Cohen)提出的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地缘等级的“多极世界模型”

(Cohen, 2009)，到 1993 年美国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S. Huntington)提出的由地缘文化冲突引发的“文明冲突论”(塞缪尔·亨廷顿,2002)，以及 1997 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Brzezinski, 1997)，标志着地缘政治学在复兴中不断发展(丁力, 2010)。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在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中发挥着日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不仅重新受到美国、俄罗斯及欧盟的普遍重视，而且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也开始研究周边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目的是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丁力, 2010; 杜德斌等, 2012; 潘忠岐等, 2011)。

2.3.1 世界地缘政治的多极化进一步加强.

冷战结束后，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崛起，欧洲从欧共体走向欧盟并不断东扩，以及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全球化，彻底改变了美国独霸全球的单极世界和单边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美国、欧盟、东亚三足鼎立的政治经济格局。同时，“金砖五国”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由于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受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打击，经济持续低迷，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下降，由此导致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多极化倾向进一步加强。

2.3.2 局部地区战争和冲突是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局部地区的战争和冲突从未停止过，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美国和北约策划下的南斯拉夫解体和科索沃战争、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非洲的种族冲突与屠杀、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到美国入侵伊拉克、朝核问题、北约入侵利比亚、叙利亚危机等，局部战争和冲突虽然没有扩大成为区域性量级，但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持续不稳定的因素。

2.3.3 亚洲和亚太地区成为大国关注的战略重点.

基于亚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美国从2011 年宣布其战略重点从欧洲、中东和海湾地区东移，提出“重返亚太地区”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计划到2020年将其60%的战舰和海外空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

此外，欧盟从推动贸易出发，将战略重点从美洲转移到亚洲。日本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将投资和出口市场重点转向东亚、东南亚地区。俄罗斯也推行“亚洲新外交”，力图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中国作为亚洲和亚太地区负责任的大国，亚太地区的地缘环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应成为中国关注的地缘战略重点。

2.3.4 地缘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

竞争与合作互相渗透愈来愈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和模式(陆大道等,2013)。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地缘政治更多地通过地缘经济施加影响。一些国家和国家集团为了自身发展和规避全球化的风险，促进商品、资本、人才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快了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的步伐。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9 年公布的数字，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 109 个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有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非洲自由贸易区、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近年来许多区域合作组织在不断扩大规模与影响力(如欧盟东扩至28国、东盟“10+3”等)的同时，正在推进市场、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进程。

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地理学家主要从空间视角出发，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国际和全球区域政治经济关系问题，并揭示其发展演变规律，属于政治地理学和世界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范畴(陆大道等, 2013)。对一个国家而言，如何营造有利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化解不利的地缘政治影响，并将地缘政治关系转化为地缘经济合作，是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中国学术界将具有科学内涵的地缘政治学等同于西方地缘政治学，认为它是“伪科学”和反动学说而加以批判和全盘否定，致使国内学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敢问津，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客观需要，成为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陈才, 2001)。

3 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

3.1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形势.

3.1.1“四面受敌”的地缘政治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坚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周边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包围。1950年，美国利用联合国名义发动侵朝战争，并用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对中国沿海进行经济封锁，致使中国地缘政治处于空前紧张之中。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入侵越南，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加之1962年爆发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致使中国南部边界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中苏关系从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全面紧张，苏方还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如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使得原本安全的北部和西北部边界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总体上看，上世纪50-70 年代，中国周边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

3.1.2 基于地缘政治的经济发展与布局.

20 世纪 50-60 年代初，依托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全面加强与苏联的地缘经济合作。“一五”和“二五”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以重工业为主)，主要布局在当时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安全的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内陆地区，严格控制在沿海地区布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为应对当时“四面受敌”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两大战略决策：一是实施“三线”建设，重点加强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安全的川、黔两省及豫西、鄂西、湘西等“三西”地区为主的“大三线”建设；沿海各省区各自建设位置相对偏向内陆的“小三线”；二是内地工业建设布局实行“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要“钻洞”

(陆大道等, 2003)。

3.2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的变化.

3.2.1 影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变化的重大因素.

20 世纪 80-90 年代，影响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变化的重大因素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签署，标志着两国对立了20多年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使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开始出现缓和并逐步改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批判了十年“文革”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纲和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

—1991年11月，前苏联正式解体，标志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国际关系从对抗转向对话，国际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逐步让位于经济竞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3.2.2 地缘经济出现的重大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的缓和与不断改善，迎来了地缘经济的快速发展。

(1) 沿海地区率先实现对外开放.

充分发挥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台地区的地缘、亲缘和文缘优势，通过建设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将其建设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吸引外资的前沿地带。而后又迅速扩大到沿海14个开放城市、长三角和北方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不仅确立了这一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地位，而且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2) 沿边地区对外开放.

1992 年，国家为落实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加快了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先后开放了中俄边境的黑河、满洲里、绥芬河、东宁，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中哈边境的伊宁、霍尔果斯，中缅边境的瑞丽、畹町，中越边境的凭祥、东兴等13个口岸。作为沿边开放城市，其后又相继扩大到中巴(基斯坦)、中尼(泊尔)和中印(度)边境口岸。

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以及始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不仅增强了西部各省区(特别是边境少数民族省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而且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

3.3 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的基本判断.

3.3.1 地缘政治环境基本面是好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2年中国GDP总量51.9万亿元，折合 8.23 万亿美元，占世界 GDP 总量的11.5%；外贸进出口总额 3.87 万亿美元，占世界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12%《(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3》)，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总的来说，当前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基本面是好的，并持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北方威胁”

不复存在；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激烈对抗基本结束；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不断加强，以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文化合作作为主体的地缘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近100多年来的最好时期。

3.3.2 对地缘政治面临的形势不能过分乐观.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仍不容过分乐观，主要问题有：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实施的军事遏制和围堵战略仍未改变，并力图建立从东海、南海到东南亚、南亚及中亚的新月形对华包围圈；随着中亚、西亚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兴起，“东突”、“藏独”等国际恐怖势力对中国的渗透与破坏从未停止，反恐形势长期艰巨；日本非法侵占钓鱼岛及中日东海大陆架争端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南海问题等。上述问题都将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3.3.3 地缘经济成为中国地缘战略的重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和相互制约的程度越来越高，2012 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47%；重要能矿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其中：

石 油 57.8% 、铁 矿 石 58.7% 、铜 71.4% 、铝 土 矿61.5%、铅矿 44%、锌矿 31%、镍矿 8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2012, 2013)。从地缘政治角度考量，中国主要战略资源进口来源过于集中(如原油进口量的3/4来自中东、非洲，铁矿石进口量的65%来自澳大利亚和巴西的 3 家公司)，品种结构和运输方式单一(如进口原油的87.7%依靠海运)，不利于国家安全。今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还将提高(如石油的对外依存度 2020 年和 2030 年将分别达72%和 81%)。因此，通过发展良好的地缘经济关系，确保战略资源的安全供应是中国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毛汉英, 2013)。

4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及发展态势.

从政治地理的视角，可将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环境分为北部、西部、西南部、南部与东部五段，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及发展态势也各不相同(王国梁, 2003)。

4.1 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经济发展较快.

中国的北部边界分别与俄罗斯和蒙古接壤，边界线总长约9000 km，均为陆地边界。

4.1.1 困扰中俄几个世纪的边界问题已全部解决.

从1992年起，经过漫长的谈判，于1997和1998年先后完成了中俄边界的东段(长4195 km)和西段(长 54.6 km)的勘界，并于 1998 年 11 月签署了《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联合声明》。1996 和 1997 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议》和《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协议》，解除了长期存在的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和对抗。

4.1.2 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地缘关系.

在顺利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上，2000年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协议》，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 年又上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中、俄、哈、吉、塔在上海五国首脑会议的基础上宣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乌兹别克斯坦随后加入)，就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和联合打击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以及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达成共识。

4.1.3 地缘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中俄、中蒙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开展了广泛有效的合作。

2012 年中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882 亿元，为 2000 年的11倍，特别是能源合作成效显著，2010年建成了安(加尔斯克)大(庆)输油管，并合资建设天津东方石化1500万t炼化一体化项目。2012年俄罗斯出口至中国的原油达2433万t，占同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的9%(毛汉英, 2013)。中蒙两国在能源(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总的说来，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两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俄关系远远超越了双边范围，关乎世界和平与稳定，关乎地区及国际形势走向，关乎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③。今后随着地缘政治关系进一步向高水平提升，地缘经济合作领域与规模亦将不断扩大，从目前以能源(石油及天然气)、原材料为主向核电、金融、高技术、航空航天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拓展，两国贸易额将提升至2015年的1000亿美元和2020年的2000亿美元④。同时必须看到，俄罗斯领导人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务实外交政策。中俄两国在全球地缘战略方面既有共同利益(这在当前是主流)，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各自的利益；俄罗斯对中国的崛起和加强国防建设存有戒心，并私下通过印度、越南等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牵制中国，因此，两国关系不可能再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结盟状态。

此外，在地理上处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蒙古国，目前虽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但近年美、日、印度等大国势力加紧对蒙古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渗透，因此对其潜在的问题应有清醒的估计。

4.2 西部：地缘政治关系持续发展，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西部边界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边界线总长约3300 km。

此外，还包括与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方面有着紧密联系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中亚地区作为连接亚欧两洲东西、南北的陆上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将其称为“历史的地理枢纽”，并指出，“谁能控制中亚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能控制欧亚大陆就能控制全世界”(哈·麦金德, 2010; 丁力, 2010)。同时，中亚五国还拥有丰富的能矿资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达到41.1亿t及27.8万亿m3。此外，煤、铁、铜、铅、锌、镍、金及铀等矿藏和水力资源蕴藏量也居世界前列(陆俊元, 2011; 毛汉英, 2013)。

中亚五国自1991年底脱离苏联后，在20世纪90 年代后期同中国解决了边界问题。2001 年以来，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与中国建立起了睦邻友好的地缘政治关系，2011年又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推动了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尤以能源合作成效显著。先后建成了由哈萨克斯坦的阿塔苏至中国新疆独山子的原油输油管(能力2000万t/年)，以及中亚—中国天然气输气管A、B两线(能力300亿m3/年)，2012 年向中国出口石油1200万t，天然气250亿m3(毛汉英, 2013)。同时，中国与中亚五国在经贸、交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也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2012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459.4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3倍。

总的来看，中国与中亚五国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特别是2013年9月主席成功访问中亚三国，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加强政治、经贸、人文、科技、安全及国际事务六大领域合作，必将有力地推进这一地区地缘经济的持续发展，从目前的能源合作为主进一步向交通基础设施、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农业等领域拓展。规划202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2.3倍。

同时必须看到，中亚地区不仅是穆斯林聚居区，又是多种文明的交汇碰撞区域，民族和宗教问题错综复杂。中亚五国独立后，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抬头并与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对中国西部省区安全构成威胁。此外，西方大国控制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还力图利用民族和宗教矛盾挑起冲突，发动“颜色革命”。为此，必须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联合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介入进行分裂和颠覆活动，共同打击恐怖势力和跨国犯罪，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

4.3 西南部：地缘政治破碎地带，地缘经济合作极具潜力.

中国西南部边界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五国接壤，陆地边界总长约5200 km。

此外，该地区还应包括与中国地缘关系密切的孟加拉国等。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菲尔格里夫(J. Fair-grieve, 1870-1953)在其《地理和世界权力》一书中，将这一地区称作地缘“破碎地带”，即处于海权和陆权之间的权力缺失地区。该地带以中东为中心，沿着欧亚大陆南缘延伸至巴基斯坦和印度，并由此向北延伸至中亚地区(杰弗里·帕克, 1992; 丁力,2010)。这一地区国家地缘政治结构不稳定，突出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如印巴历史上发生过三次战争)，以及国内尖锐的民族和宗教冲突、阶级冲突(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时该地区也是宗教极端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

的重要基地。西南部地缘关系中最重要的有中巴关系、中印关系和中阿关系。

4.3.1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中巴两国自1951年正式建交以来，建立了全天候的友好关系，开展了全方位的友好合作。中国与巴基斯坦有着相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并坚决支持巴基斯坦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建设自己国家的努力。2005年双方签署了《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巴两国在经济、军事、矿业、农业、环保、信息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巴基斯坦已成为中国在西南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以及牵制印度反华扩张势力的重要平衡力量。今后，确保巴基斯坦政治上的稳定和反恐是中国地缘战略的首要任务。

4.3.2 中国与印度的关系.

印度作为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大国，与中国有着 1000 多年的良好交往，地缘文化相近。

20 世纪 50 年代中印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中印关系中的症结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边界问题。在中印近2000 km的边界上，西、中、东、三段均存在较大争议。其中，西段双方争议区在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面积为3.35万 km2，除巴里加斯一处外，其余均由中国控制；中段争议区面积2100 km2，有4处，由印度控制；双方争议最大的东段，印方根据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了中国喜马拉雅山南麓约9万km2土地，并在此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丁力,2010)。1962 年爆发的大规模边境冲突就发生在东、西段，至今仍是两国交往的阴影所在。此外，印度还一直在暗中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企图策划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总的看来，印度这个国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发展本国经济，打破大国垄断、共建国际新秩序方面与中国有共同语言；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加快发展其核武器和军事力量，并参与美、日等国发起的对中国的遏制与包围。但从中国地缘政治大局以及新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战略出发，未来应本着“求同存异”，通过进一步加强两国高层领导接触和民间交流，从建立相互信任的边境关系开始，逐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同时进一步扩大经贸、文化、科技多领域全方位合作，构筑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及睦邻友好的良好地缘关系。

4.3.3 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

阿富汗地处中亚和南亚交接处，不仅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地理枢纽，也是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枢纽。历史上，阿富汗是各种文化的交汇处，也是大国角逐的场所和国际恐怖势力最主要的活动基地。

阿富汗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1950年1月)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阿富汗关系良好。1979年12月，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中国对此强烈谴责。1992年塔利班掌权后，各派发生冲突，内战加剧。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和北约以反恐名义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导致阿国内局势长期混乱动荡，还力图长期占领阿富汗，形成对中国的围堵态势。基于中国国家安全考虑，应与国际社会合作，尽快恢复阿富汗的政局稳定；并以2006年签署的《中阿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基础，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以及国际事务领域的合作，力促阿富汗走上独立、统一、和平、发展之路。

中国西南部边界由于受平均海拔6000 m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在为中国地缘安全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的同时，也对其经贸交往形成了阻隔。2012年中国与印、巴、阿、尼、孟5国的贸易额为898亿美元，仅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3%，与其巨大的人口规模(人口总量约占世界的23.3%)、资源禀赋、市场潜力很不相称；特别是印度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其经济结构同中国具有一定互补性(信息产业与服务业较发达)，发展双边贸易前景无限。因此，今后随着该地区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不断改善，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缅印孟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地缘经济发展潜力较大。

4.4 南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南海问题为不稳定因素.

中国南部陆地边界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陆地边界线约3900 km；东南部为面积350万 km2的南海，海疆线与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毗邻。此外，该地区还包括与中国地缘关系密切的泰国、柬埔寨和新加坡3国。中国与东盟关系和南海问题是这一地区的热点问题。

4.4.1 中国与东盟关系.

东盟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地缘政治上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地区。东盟同中国在地缘、亲缘、文缘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长期友好历史交往。中国在海外约3500万华侨和华人中，80%以上居住在东南亚各国(陆大道等, 2003)。总体上，中国与东盟有着良好的伙伴和合作关系，特别是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以来，经贸合作不断加强；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10+1”)，而后又扩大到中、日、韩三国形成“10+3”格局。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拓展，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2012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4000亿美元。

东盟作为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未来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方面，中国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支持东盟共同体，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和深化区域合作，与东盟携手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以加强政治互信为基础，深化同东盟的务实合作，通过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预计202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⑤。

4.4.2 南海问题.

(1) 南海的战略意义.

南海作为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非洲、欧洲之间的最主要海上通道，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在中国通往国外的36条航线中，有21条通过南海的南沙群岛海域，2012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88%经过这里。此外，南海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现初步探明有24个含油气盆地，预测石油储量235亿t，天然气储量8~10万亿m3，其中尤以曾母、沙巴、万安、巴拉望和礼乐等油气盆地分布较集中，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

南海北部的“可燃冰”储量估计占中国陆上石油总储量的一半左右(1 m3可燃冰可释放200 m3甲烷)。

因此，南海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2) 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

已有的考古发现和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表明，早在公元前206年至220年的东汉和西汉时代起，中国人民就在南海长期航行并相继发现了包括南沙、中沙、西沙和东沙诸群岛200多个岛礁、沙滩在内的南海诸岛，并持续不断地进行开发经营，由中国历代政府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

二战结束后，当时中国政府曾派海军舰艇赴南海宣示主权，并派军队进驻东沙和南沙群岛的一些主要岛屿。在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中，首次用九段断续线标明南海海域的海疆线，一直沿用至今。此线以内的海域面积约200万 km2，其中所有的岛礁、沙洲主权均属于中国。目前南海诸岛中，东沙、西沙群岛已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管辖之下，对中沙群岛唯一出露海面的黄岩岛也已实现了有效控制；目前问题最大的是岛屿数量最多、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南沙群岛。截至2010 年底，在南沙群岛 53 个较大的岛屿中，中国仅控制9个(含中国台湾驻军的太平岛)，其他44个岛礁被周边国家非法侵占，其中越南占29个，菲律宾占8个，马来西亚占7个。形成岛屿被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大规模非法开采的局面。

(3) 南海问题不断升级.

2007 年以前，南海海域除中越两国分别于1974 年和 1988 年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发生过两次武装冲突外，总体局势比较平静。1991年南海各方在印尼举行了“处理南海潜在冲突”的讨论会，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了各方不得采取单方面行动。2009年以来，随着美、日等大国势力介入，菲律宾、越南等国一方面大肆抢占岛礁，并修建军事设施，大搞军事演习，还通过立法使其非法占领“合法化”(2012年越国会通过的《越南海洋法》，将西沙和南沙群岛列入其领土范围)；另一方面加快与英、美、荷等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油气资源，致使南海问题不断升级。美、日等国还妄图通过南海问题国际化，实现其加强对这一地区控制的地缘政治战略。

(4) 南海问题的发展态势.

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即：“九段线”为中国传统的海疆线，中国对南沙群岛岛礁的主权要求并不会影响该海域的国际航行自由与自由飞越；中国坚决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坚持由当事国在东盟范围内通过双方平等协商，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在主权属我的前提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未来南海局势虽随美、日、澳等国的加入程度会有所变化，甚至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局部摩擦、冲突，但总体应在可控范围之内，而且南海合作处于上升态势，今后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4.5 东部边界：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地缘经济结构相对稳定.

中国的东部边界除东北部陆上与朝鲜相邻外，东隔黄海、东海分别与韩国、日本相望。由于黄海、东海为东亚大陆的边缘海，面积和水深较小，周边国家在岛屿归属、大陆架和海洋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存在争端，加上历史和现实问题错综复杂，使得这一地区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安全形势严峻。其中中日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与朝核问题、东海大陆架划界及领土问题为其“热点”。

4.5.1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一衣带水”，历史上既有1000多年的友好交往，也有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与屈辱历史。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遵循“政经分离、搁置争议”的方针，两国在经贸、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2012年两国贸易额达329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但由于二战后在美国的庇护下，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基础未进行彻底清算，因此，日本领导人对待历史问题长期出现反复。近年来，日本右翼政府执政后，一方面积极追随美国，扩充军备，参与遏制和包围中国，并公然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另一方面，竭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历史，妄图否定二战成果，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理所应当受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坚决反对。因此，中日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于停滞状态，两国间政治摩擦不断，国民间的对立情绪也有增无减。

未来，只要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不改弦更张、承认并改正错误，中日政治关系就不可能有大的实质性进展。但同时又要维持国家间正常经贸、科技、文化交往，并重视通过民间的努力和积累，推动政府层面的交流、协商和合作。

4.5.2 朝鲜半岛局势和朝核问题.

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毗邻，山水相连。二战后，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自1950年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侵朝战争以来，朝鲜半岛成为几个大国在东北亚的利益交汇处，半岛南北方严重对立，局势长期动荡不定，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构成巨大威胁。60多年前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及后来长期对朝鲜的大力支持，均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自2000 年以来，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严重威胁亚太地区和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联合国的制裁。为此，中国政府积极倡导通过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并支持朝鲜弃核走和平发展之路。但由于南北双方缺乏互信，六方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反而使得中国受到朝鲜轮番核试验的“绑架”。未来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朝鲜新领导人是否能真正弃核。

4.5.3 中韩关系.

中国与韩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依托两国地缘相近、文缘相通、人缘相亲的有利条件，通过发展互信互惠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外交、经贸金融、人文科技、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取得了较快发展，2012 年中韩两国双边贸易额达 2562 亿美元。未来中韩两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合作关系仍将继续推进，但同时必须警惕美日韩军事同盟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

4.5.4 东海大陆架划界及钓鱼岛问题.

(1) 东海大陆架划界之争.

东海面积77万 km2，东西宽150~350海里，平均水深近170 m。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存在严重分歧：中国主张按照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的大陆架自然延伸的原则划界，将位于琉球群岛西侧的冲绳海槽作为东海大陆架划界的界限；而日本则主张按1958年缔结的《大陆架公约》的“中间线”原则划界。据此，日方认为中国在东海中方一侧开发的平湖和春晓天然气田已越界开采，并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但是，中日两国都不是《大陆架公约》缔约国，而且“中间线”划界原则只有在大陆架延伸无法确认的特殊情况下才可适用。按照国际法上后制定的条法管前一个条法的原则，日本的划界依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2) 日本非法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

钓鱼岛位于台湾东北洋面上，地处冲绳海槽西南端西侧(25°40′~26°N，123°~124°34′E)，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明初，为防御东南沿海的倭寇，就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列为防区。清朝沿袭明制，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其海防范围，并将其置于台湾宜兰县行政管辖之下。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应将台湾岛及其附属的澎湖列岛和钓鱼列岛正式归还给中国。

1951 年，美国在没有新中国的参与下，私自同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以联合国名义托管了琉球群岛和钓鱼列岛。1971年6月，美国与日本达成归还冲绳协议，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私自移交日本，成为日本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重要依据。

2012 年初以来，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极右翼势力与日本政府相互勾结，上演了“购岛”

和“国有化”的闹剧。安倍政府上台以来，更加变本加厉，与美国一唱一和，妄图长期占领钓鱼岛。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例如：规定并公布了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坐标和海图；公布了钓鱼岛及部分附属岛屿的地理坐标，以及钓鱼岛等岛屿及其周边海域部分地理实体的标准名称及位置示意图；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对进入识别区内的空中目标进行常态化有效监控；常态化派遣海监船、舰艇和飞机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巡航，以宣示主权和保护渔民正常作业。可以预料，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归属问题上的争端将是长期和常态化的。一旦日本自卫队以武力进驻钓鱼岛或对中国巡航的舰船、飞机实施武力侵犯，那就打破了中国政府的底线，局部冲突将不可避免。

尽管中国东部地缘政治关系较为严峻，但地缘经济结构仍相对稳定。2012年中国与日、韩两国的贸易额达5857亿美元，合占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15.1%，超过美国(4847亿美元)及欧盟。这一格局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下长期形成的，并具有互补、互利特点。因此，未来虽随着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可能会产生一些波动，但总体格局除出现不可控的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5 改善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对策.

5.1 制定新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

基于上述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态势分析，根据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即：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邦、富邦的理念，同时在涉及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方面又必须坚持原则。据此，提出了未来应实施“北联、西进、南合、东拓”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

北联：依托俄罗斯、蒙古同中国之间在政治上的互信，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良好合作关系，将中国北部边界建成为地缘政治上的稳固地带。

西进：在维护和发展同西部周边国家良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并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大同中亚五国、俄罗斯、西亚、东欧及欧盟的经贸合作与科技文化交流等，促进地缘经济的大发展，为中国营造良好的西部地缘环境。

南合：进一步加强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平、对话、双方平等协商，逐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和南海领土争端；以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缅印孟经济走廊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推动中国与东盟及南亚次大陆各国的区域合作，深化地缘战略合作关系。

东拓：突破美、日等国对中国设置的海上包围圈，在近年全面突破由堪察加半岛、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组成的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基础上，加快向由阿留申群岛、小笠原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构成的“第二岛链”拓展，并于2020年取得在该海域的制海权。

5.2 加快发展以周边国家为主体的地缘经济.

地缘经济是地缘政治的延伸。加快发展地缘经济，包括扩大经贸规模和提升发展层次，一是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这对确保国家安全、并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是极为重要的；二是有利于推动资源、资本、技术和商品的跨国乃至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此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三是周边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

目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潜力还很大。2012年，中国同陆上周边22个国家的总贸易额为 6222 亿美元，仅占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16.1%，再加上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和朝鲜，其占比也只有31.2%。通过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不仅可就近取得中国所需的能矿资源，同时也可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根据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政治制度和人文历史特点，地缘经济可采取以下4种模式：

①对韩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可采用资本、技术与商品互利发展模式；②对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等资源丰富、经济中等发达国家，可采用资源、资本、技术双边深度合作的融合发展模式；③对印度和东盟一些国家，可采用资本、技术与商品贸易协调发展模式；④对多数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国家，可通过吸引资本、技术，带动所在国资源开发与经济振兴的综合发展模式。要通过创新合作模式和拓宽合作领域，使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到2020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中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提高到40%~45%。

5.3 在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框架内，坚决维护海洋权益.

5.3.1 坚持将冲绳海槽作为东海大陆架划界依据.

冲绳海槽北起日本北九州，紧贴琉球群岛西侧，呈弧状向西南延伸至台湾岛附近，长约 1100km、宽 30~150 km，大部水深超过 1000 m(最深处2717 m)，面积约 10 万 km2。冲绳海槽东侧为琉球岛屿，地壳运动活跃，地震频繁，沉积物与琉球群岛相同；以西为一稳定的大陆沉降盆地，是由长江、黄河入海泥沙长期淤积而成，为中国大陆的向东延伸部分(孙佳斌, 2010; 张望平等, 2010)。因此，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将冲绳海槽作为东海大陆架划界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5.3.2 尽快和平进驻南沙群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礁.

目前中国大陆及台湾在南沙群岛仅占9个岛礁，除中国台湾占据的南沙最大岛礁太平岛外，另有8个均为礁，且主要分布于南沙海域的中北部，其中最南的华阳礁(8°52′N)距中国海疆最南端的曾母暗沙约540 km，这一格局很不利于中国对南沙海域的管控。为此，必须尽快和平进驻位置偏南、战略意义重要的一些岛礁。例如，位于4°49′N，112°31′E 的琼台礁，地处南康暗沙的南端，为中国南沙海域露出水面最南的岛礁，附近有多条国际航线经过，现尚未被周围国家侵占。中国进驻后，可将南沙海域的有效管控范围向南推进约500 km。

5.3.3 充分发挥三沙市行政区的综合功能.

2012 年 6 月 12 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周边海域，市政府驻地为西沙群岛永兴岛。设立三沙市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对3个群岛各岛礁及其海域的行政管理与开发建设。与此相适应，2012年7月19日，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三沙警备区”，主要担负三沙市辖区警备任务，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指挥民兵预备役部队进行军事行动等。为充分发挥三沙市的行政、军事、经济功能，建议参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构，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在发展渔业生产与旅游业的同时，赋予其一定的安全和维权功能。

5.3.4 加快开发南海海域的油气资源.

2012 年南海海域有石油、天然气钻井 1800 多口，年开采石油6835万t，天然气约750亿 m3，其中中国仅在海南岛周边近海北部湾以及珠江口等地开采，占比仅为21.2%，绝大部分油气资源被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侵占。为此，应以中海油为主体，加快南海海域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目前，中海油已拥有开发水深3000 m、钻探1万 m的海上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为大规模开发南沙和西沙海域的深海油气资源及中沙群岛的可燃冰资源创造了条件⑥。

5.3.5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和海上执法力量.

为保卫和开发中国300万 km2的蓝色疆土，建设海洋强国，中国必须抓紧建设一支与国力相适应、与捍卫海洋权益和建设海洋强国相匹配的海军。未来中国海军应当由航母、核动力和常规潜艇、先进的水面舰艇和补给船舰组成，其中除已服役的“辽宁号”航母外，在2020年以前还应再建成2艘，到2030年拥有5~6艘。

海上执法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为加强海洋执法力量的协调，2012年组建了由隶属于国家海洋局的中国海监总队、中国海监北海、东海和南海总队、各沿海省(市、区)海监总队及其所属支队、大队组成的海上执法队伍，总人数近 9000人，拥有海监飞机9架、各类执法船艇200余艘，并具有较强的海空协同执法能力⑦。为满足日益繁重的海洋维权的需要，近期海洋执法队伍将不断充实，装备水平和信息保障程度显著提升。到2015年末，海监执法飞机将增至16架，执法船只达360艘，且吨位和性能将大大提升⑧。

5.4 坚决打击“三股势力”，确保中国西部边疆地区长治久安.

“三股势力”为源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中亚一些国家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分裂)为目的，进行有组织的恐怖分裂活动。近年来，一小撮“东突”、“疆独”和“藏独”势力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接连在新疆、西藏、云南等边境省区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犯罪事件，严重影响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为确保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必须按照2001年6月上合组织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要求，一方面与相关国家政府联合行动，铲除“三股势力”的基地，坚决镇压一切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觉悟，让“三股势力”无处藏身，成为众矢之的。

5.5 为确保战略资源安全，采取多元化进口战略.

能源等重要战略资源的安全供应，直接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和现代化进程，因而也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进口的战略资源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巨大。例如，2012年中国石油总进口量达3.11亿t，铁矿石进口量7.44亿t(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2013》)。重要战略资源的进口来源、品种结构、运输方式和路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大局，为此，必须通过实施多元化进口战略，提高重要战略资源供应的安全保障程度。以能源为例，其“进口多元化”战略主要包括。

—能源进口地区或国家多元化。应逐步减少对中东和非洲石油的过度依赖，增加地缘政治关系较好的俄罗斯及中亚三国的油气进口量，使其在全国油、气进口量中(按“油当量”计算，下同)占比从2012 年的 15%提高到 2015 年的 28%和 2020 年的40%(毛汉英, 2013)。

—能源进口品种结构多元化。应逐步提高天然气以及LNG(液化天然气)、LPG(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进口量所占的比重，使其在全国油气资源进口品种结构中占比从2012年的12%提高到2015年的20%和2020年的30%(毛汉英, 2013)。

—运输方式多元化。为减少对海运的依赖，必须加快发展相对安全的管道、铁路等陆上运输方式，使其在全国油气资源进口运输方式的占比从2012 年的 12%提高的 2015 年的 18%~20%和 2020年的30%~35%(毛汉英, 2013)。未来为保障战时海上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及早规划在泰国南部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修建连接印度洋与南海的第二通道“克拉运河”(长约48 km)，不仅可减轻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还可缩短航程3~4天。

6 结语.

本文在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西方代表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进行重点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提出了改善和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的战略和对策。

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今后还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①对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的基本框架与发展态势的分析论证有待进一步深化；②借鉴西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根据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及和平崛起的需要，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是中国地理学未来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③提出对制定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具有针对性强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还需与外事部门一起，作大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

致谢：本文第五部分引用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宝田先生提供的有关南海问题部分研究成果，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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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8）

一、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国防建设的有利影响

（一）强化经贸联系， 稳定周边局势，创造和平环境

随着首支人民币外国政府债券在伦敦证交所上市，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又向前迈进一步，在香港地区人民币存款占总存款数额比重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中国经济与周边经济的联系得到不断强化，周边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中国国内经济局势的任何变动都有可能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人民币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在处理周边事务中可以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和援助，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建设安全的周边环境，减轻国防建设的压力。

（二）维护海外利益，助推大洋战略，提升军事实力

人民币国际化后，本币势必会顺应本国贸易增长的趋势，成为国际金融与贸易的计价货币，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随之减小，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就会涉及更多的海外利益。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海洋安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海外侨民迫切需要对中国政府保护其海外利益。因此，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推行大洋战略，大力发展蓝水海军。而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海洋利益的不断扩展，海上安全环境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只有实施“走出去”战略，依靠一支“蓝水海军”建立自己的海洋秩序，才能有效保护我国的海洋利益，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对于推动我国发展海军力量，建设一支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符的现代化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三）促进军品贸易，增加交流机会，实现跨步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军事、经济合作的空间更大，中国在学习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方面途径增多。“日本加入WTO以后，在15年里用60亿美元引进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先进技术，节省了2/3的研究开发时间和9/10的开发费用。”由于西方的技术封锁，我们虽然达不到这种效果，但也可以利用他国对我国经济上的依赖和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通过以纸币换资源、以资金换技术的方式促进军品贸易，打破西方国家对某些尖端技术的进口限制。另外，人民币国际化也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融合力度不断加大，军事合作不断向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展开，这对于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军队及武器装备的管理使用经验，实现跨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维持经济繁荣，促进生产发展，推动国防建设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有效避免国际收支危机，帮助国内企业规避汇率浮动的风险，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这将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部门的经济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益和水平。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军事科学水平和军人素质也会有显著提高，这就意味着可以更加正确地指挥战争，指导军事教育训练，更加科学合理地使用武器装备及其他军用物资，节省军事开支，提高作战和教育训练效果。另外，它还会直接影响到军队的体制、编制和构成，影响国防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国防体制与经济体制相接轨，从而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依法治军的进程，为军事领域的改革提供新的机遇。

二、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国防建设的不利影响

（一）利益摩擦增加，国际风险加大

我国经济的稳定与高速发展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许多国家仍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对其造成威胁而保持警惕甚至忧虑态度。而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便会受到冲击，美国对此绝不会冷眼旁观。“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重心加速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牵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战略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和调整，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利益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外部利益摩擦，加大国际风险。

（二）担负更多责任，引起周边恐慌

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由于人民币首先要在亚洲实现区域化，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就必须与亚洲其他国家相协调，而且在该地区出现投机冲击时，中国必须以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必要时还可能充当区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目前来看，在未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巨大的动荡在所难免，而由此导致的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会减少中国参与金融博弈的筹码。另外，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复活。一些在亚太拥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挑战他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刻意炒作“中国”，片面夸大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利益冲击和安全威胁，以图引起周边国家的防范和敌视，阻碍中国的发展强大。个别国家还从军事、安全角度营造不利于我国国防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公开宣称中国正在威胁其国家安全，并以此为借口，加大对本国的国防投入。

（三）执行任务增多，安全风险加大

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通可能会使一些非法活动增多，对军队执行任务的能力是一种考验。首先，人民币管理难度增大。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不完善、对境外人民币监管难度大等原因，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以后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和保障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第二，制售假币、洗黑钱等非法活动增加。随着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出现假币、洗黑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近年来在我国边境地区已经查获多起跨国制售假人民币、洗黑钱案件，在考验边防武警部队执行任务能力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安全威胁。第四，走私、、贩毒等影响局势稳定。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我国边境等地区大量出现走私、、贩毒等行为，给我国治安的稳定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另外，国际、“三股恶势力”也会钻经济贸易的空子，在中国境内及周边制造混乱，扰乱社会安定，造成我国武装力量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风险加大。

（四）开放不断深入，国防意识淡化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成分呈现多样化。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国民国防意识容易淡化，滋生和平麻痹思想。一是警惕意识下降。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人们的国际化意识加强。但一些人因此疏于防范，放松警惕，认为国际已经趋于一体化，我国应倡导和平，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加强国防建设没有必要。二是责任意识淡化。随着国际经贸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商品意识增强。但部分公民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只考虑个人利益，不讲责任义务。“抓工作、搞建设考虑经济利益多，国防利益少，一切向钱看，甚至以牺牲国防利益为代价追求经济利益。”

三、对策分析

（一）减少利益摩擦，协调国际关系

人民币国际化伴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不断深化，在对外贸易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利益摩擦。但利益摩擦的持续增加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安全形势，造成国防开支的加大，并进一步引发周边军备竞赛，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稳步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分析来看，产生利益摩擦的主要原因一是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从而导致了贸易摩擦的频发。二是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我国出口的多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低价值决定的低价格容易被认为是倾销。因此，为减少贸易摩擦，首先我们应扩大内需，降低我国对外出口的依存度。这在一定程度也可以为我国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提供更为安全的经济支持和保障。其次要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当实施以质取胜的品牌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二）主导对外舆论，营造和平发展环境

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会带来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大幅度提升，而且要求中国必须以大国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这势必会造成世界上与我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国家和地区的心理恐慌以及采取相关防范措施，不利于我国维持周边安全和构建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对此，“我们应积极扩大对外人文交流合作，深入开展公共外交，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高文化亲和力、对外传播力和国际公信力，展示中华传统文化与当展成就，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客观认识。”同时我们要把握联合执行任务的机会，加大同各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增进军事互信。我们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的和平发展。我们要让其它国家感觉到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和决心，支持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营造积极客观的国际舆论环境，推动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

（三）推动军队转型，适应时代新要求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国际战略形势和战略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导致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压力上升，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凸显，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在此背景下，我们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要求，加快推进军队转型，加强信息化建设和作战力量结构优化调整。一方面，我们要深入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立足“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准确把握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的本质内涵，加快研发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深入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结构调整，把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等诸要素融为一体，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形成精干、多能、高效的军事力量体系。提高快速反应和联合行动能力，为执行多样化任务，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提供力量支撑和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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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彭静辉.试论我国人民币国家化发展现状及战略措施[J].中国外贸，2013.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9）

一、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

与会学者认为，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面临机遇和挑战，其实践不应拘泥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要深入推进中国外交与发展能力建设相对接。其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新发展。外交学院杨闯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外交理论发展从周边外交开启，“亲、诚、惠、容”的新理念，“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新观念，“正确的义利观”、“可持续安全观”、“承担责任观”的新思想，是对中国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及发展。南京师范大学杨守明教授认为，中国外交形成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的“五位一体”布局，体现“义利兼顾”的价值取向，即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其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与目标。外国语学院李洪波副教授认为，中国外交亟需从利用机遇为主转向主动创造机遇为主，从压力之下反应型外交转向主动作为的动力型外交。西南大学王文余教授认为，加强与传统大国、新兴经济体及周边国家的协调合作，以全球眼光思考问题、制定战略，以全球治理为依托，占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制高点，才能摆脱“大国政治的悲剧”。其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及影响。吉林大学刘雪莲教授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东亚推进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利益与东亚各国利益和区域利益、中国的地区合作机制创设和地区发展行为方式创新与东亚国家参与意愿及预期、中国对地区秩序构建理念和治理与东亚国家关系及主流价值的对接程度。华东师范大学叶淑兰副教授认为，日本作为“第三方”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顾忌心理，建立中美日三国对话机制，实现中美日在亚太地区的良性平衡互动关系是关键。

二、中国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打造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既充实、完善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也为处理国家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应积极从理论创建到实践创新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其一，全球治理变革与中国模式创新。复旦大学陈志敏教授认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是构建世界秩序的辅成方面。中国已发展出“两位一体”的治理模式，即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和伙伴型的全球治理。中国模式治理对世界秩序构建有重大影响，做出了中国特色理论及实践方面的贡献。广州大学沈本秋副教授认为，大数据技术为全球治理带来变革，可以促进调查方法科学化、加强预警能力及促进模式创新。中国对全球治理做出贡献，需要加强政府与社会领域、国际合作、跨部门和超部门机构的大数据建设及运用。其二，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身份变化。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明进教授认为，当前国际安全体系转型包含深刻的中国因素，体现为安全理念博弈。中国提倡的和谐世界观、伙伴关系理念、新安全观与多边合作理念，是“负责任大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大国成长的成功之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胜湘教授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五心”战略化解美国遏华战略，即战略意志和决心、战略克制与耐心、战略信任与疑心、战略目标与重心、战略支点与轴心，避免中美走向大国对抗悲剧。其三，新型合作模式与中国作为。主席提出，坚持在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传媒大学何兰教授认为，这从战略高度和全球视角上明晰了中国构建伙伴关系思路。冷战后中国建立基于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的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体现中国创建新型合作模式的信心决心。中国政法大学刘贞晔教授认为，中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领域应该有更加清晰的理念和策略。加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安全，促进深层合作、求同存异和共同安全，支持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作用，源头防控、削减库存，加强设备材料保管和人员素质，完善出口管制、海关边检，平衡和平利用与控制扩散关系。

三、中国新安全观与周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及实践，周边外交的新占位与新理念，驱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周边外交战略从理论到实践的创新与优化。中国正成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环境的塑造者。其一，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及挑战。吉林大学肖晞教授认为，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有三点:中国安全利益辐射全球，与西方大国传统战略利益发生矛盾;中国在东亚面临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外敌入侵消失，但外部破坏因素渗透加剧，尤其是利用民族分裂势力威胁中国国家安全。辽宁大学唐彦林教授认为，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标志日美同盟完成调整，这将助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并加快政治军事大国进程，激发地区紧张局势，埋下战略隐患，是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风险之一。其二，中国国际安全合作进展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王勇辉副教授认为，中国与东盟在“大多边”、“小多边”、“双边”等模式下展开许多安全合作行动。当务之急是破解四大难题，安全合作机制的制度化水平低、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双方存在结构性矛盾、东盟自身结构性缺陷。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方方副教授认为，以多边合作开展能源外交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方面。目前中国在内部面临应对能源国际化合作准备不足，在外部面临国际舆论环境差、“中国能源”不休等挑战。其三，中国周边外交新战略及布局。西南大学陈跃教授认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目标、风格和特点正从“维稳反应型”的守成外交转变为“主动维权维稳型”的开拓外交，突出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长远谋划，把构建可敬、可靠、不可犯的大国形象作为新常态。吉林大学刘清才教授认为，推行东北亚大国外交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体现，表明中国奉行积极的地区政策，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它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大国霸权。中国推动建设东北亚地区新型国际关系和公正合理的地区新秩序，为该地区持久和平和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

四、“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的大国外交

“一带一路”建设将深刻影响中国发展和国际关系构建，需要从多个方面把握，尤其是不能缺少创新思维和风险意识。

其一，“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与反响。北京大学李义虎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中国梦”与推行新型外交的双重战略。它是中国首次全面权衡东西两向、统筹海陆关系的国际战略;在全球意义上首次使地缘政治出现软化现象，使国际关系呈现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新常态。苏州大学钮菊生教授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是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架构，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山东大学刘昌明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有四类反响: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竞争派;印度、俄罗斯为代表的暧昧派;韩国、新加坡、中亚国家为代表的响应派;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抵触派。中国应在风险评估和正确认识资本竞争关系的基础上，明确立场，采取针对举措。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篇（10）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外经济、文化、科技等交流的日益扩大。边境形势变得日趋复杂，涉外问题日益增多。担负着边境一线管控任务的公安边防部队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与邻国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及针对具体事件，与邻国相应边防部门的交流、会谈、会晤、联谊及临时性的约见不断增多。作为一名翻译，在参与对外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更应时刻注意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笔者曾两次担任省级会谈的主译，经常性参与定期会谈、会晤、联谊及临时性的约见。结合实践，就边防涉外翻译中如何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谈几点体会。

一、翻译人员在公安边防涉外事务处理中的重要作用

翻译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是利用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进行准确而又完整地表达。无论是在融洽的联谊中，还是在严肃的会谈场合。翻译的人员的作用和地位都是比较突出的。准确的翻译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创造和谐的会谈氛围，更可减少理解上的歧义，确保会谈双方观点的准确表达，确保会谈事项的圆满完成。“边防无小事，事事通中央”，从一个侧面凸显了翻译人员在边防对外活动中的重要性。

二、涉外性是公安边防部队的三大特性之一，保持高度政治敏感性在公安边防外事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公安机关的性质，即公安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公安边防机关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装性、执法性、涉外行是公安边防机关的三大基本属性。

公安边防机关在边境管理活动中，依据国家的授权，按照我国对外方针、政策以及与有关国家签订的边界(境)制度条约、协议、协定，与有关国家相互合作，打击跨境犯罪，进行边境会谈、会晤，协商处理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涉及双方安全和利益的边境事务，在诸多方面建立了涉外工作关系，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边防部门同周边国家的合作联系机制的不断完善，边境管理的涉外性将更加明显。当前，边境地区社会治安总体平稳。但是，不稳定的因素也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在维护边境地区稳定中，要树立与时俱进的思想，切实增强政治敏感性，做好公安边防外事工作，确保边境地区社会稳定。

三、在公安边防外事工作中，如何培养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一)增强爱国情感，坚定政治立场

爱国主义是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也是战斗精神不竭的力量源泉。作为一名边防官兵，就要不断增强爱国情感，努力培育与推进中国改革事业相适应、与革命军人特殊使命相一致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克服崇拜金钱、讲求实惠、贪图安逸、计较得失等不良倾向，自觉把牺牲奉献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同时，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始终坚持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树立全局观念，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大背景中领悟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切行动都要自觉服从国家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强化使命意识，牢固树立“外事无小事”的思想，时刻听从党的指挥、服从战略全局的部署。

外事翻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原则性都很强的工作，不但涉及到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还涉及到外交关系。所以，一定要始终保持强烈的爱国热情，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声誉。有人说:作为警察，身体不好是“废品”，学习不好是“次品”，但政治思想不好则是“危险品”。在公安边防领域，尤其如此。

(二)及时掌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认真分析政治热点问题

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要要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正确观察、看待、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是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应当具备的一种重要能力。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掌握了这种能力，才能够立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放眼世界，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方向，掌握发展全局，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外事工作;另一方面也可确保在对外翻译场合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均要保持政治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