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经济学论文汇总十篇
大一经济学论文篇（1）
这个学期,我们学习了经济学基础这门学科,一个学期下来,对经济学有了基本的了解。经济学是人类关于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当今世界经济全国化，国家经济发展快速，我们要学好经济学知识和智慧运用到生活和工作中去，让我们生活更加美好，在这里，我对生活中一些经济现象进行分析。
一、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分析
2014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公司旗下的淘宝店，天猫店交易额为571亿元，在双11这天购物节，大部分剁手党将前些天收在购物车的宝贝进行下单，这一天内，大部分人通过手机，电脑进行购物，在进入双11这天时，一份十一秒之内交易额突破一亿，三分钟便突破10亿元，五分十七秒时突破二十亿，十四分零二秒突破五十亿元，三十八分二十八秒的时候突破了一百亿。这一天内，快件达五亿多件，14家快递125万快递员进行收件，打包，运输，派送。五亿多件可以看出来我国国民的需求量大，消费能力，购买能力强，消费金额高。购买力促进的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分析：调查显示，65%的消费者认为价格较低，吸引其购买。44%的消费者确实有需要购买的物品，等待双11优惠的到来。62.5%的消费者认为双11的价格可以接受。其次，有抽奖活动，吸引购物者抽奖消费。高消费额是因为需求量大，国民消费购买力强。购物街的趋势让商品畅销，购买者心情愉悦。
二、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产品价格决定性因素有获取利润收益，占领市场，国家调控。商品的定价因素是以下几点，一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决定着商品价格高低，二是商品的成本，成本是商品价格构成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成本包括生产成本，销售成本，贮存运成本，机会成本。商品的市场因素也影响定价售价，商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市场竞争，还有就是消费者行为心理因素，在消费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种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并支配消费者的消费过程，所以，产品价格定价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制定。
三、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经济福利，改进国民的运行状况，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有意思和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产业政策。
(1)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达到一定的目标。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增加就业。第三，稳定物价。第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2)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目标。第一，经济增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首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要条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目标。第二，促进经济增长是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中实现的。只有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了，宏观经济才能正常进行，经济增长才能顺利实现。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使之达到基本平衡。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超过社会总供给，出现商品普遍供不应求、物价全面上涨，这时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抑制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并适当减少出口，同时鼓励增加供给，适当增加进口;如果社会总供给明显超过总需求，出现商品积压、生产下降、物价下降、失业增加，这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刺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增加，并鼓励增加出口，同时适当控制供给增加，减少进口。
(3)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就业的情况如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是我国政府的责任。我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劳动供给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数量有限。因此必须坚持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长期将增加就业的宏观调控目标落到实处，并严格控制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就业的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要增加就业，首先要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增加就业的基础。只有经济快速增长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才有加快发展的可能，对劳动力的需求才可能有较快的增加。同时还必须提高就业弹性。经济增长率确定，提高就业弹性，也就是增加就业量。为了提高就业弹性，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回收小城镇建设。
(4)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的波动是价格发挥作用的形式。但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对经济生活是不利的。如果物价大幅度上升和通货膨胀，会刺激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经济效益下降;如果物价下降和b通货紧缩，则会抑制投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但政府可以运用货币等经济手段对价格进行调节，必要时也可以采用某些行政手段，以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避免价格的大起大落。
(5)国际收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交易所引起的货币收付或以货币表示的财产的转移。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一是进出口贸易状况，二是资本流入流出的多少。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尤其是出现较大逆差时，对本国经济是不利的，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调节，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措施主要有：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运用外汇储备，引进外资，必要时还可以动用黄金，让本国货币贬值。国家财政机关运行好政策。为了国家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让国家繁荣富强。
经济学，让我们了解生活，让我们领悟生活，指导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生活更加美好。
大一经济学基础论文范文二：经济学基础期末论文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和课堂上的吸收，我对经济学基础有所收益。该课程的理论知识课一般分析方法对于我来说，从懵懵懂懂到开始有些头绪。经济学基础一开始就论述经济学的由来，基本问题以及定义，然后就是对经济学的剖析研究工具、方法、层面(微观和宏观);接触了相关理论后，正式进入实质性的学习。从微观入手，由价格推出需求和供给，需求又与消费者消费相关，所以引出了消费者行为理论。供给又与生产者生产相关，所以引出了生产者行为理论。另外在微观中也提到了效用该知识点，记得老师的思路是从消费者偏好的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得到效用最大化，再推出消费行为。在宏观方面，我们先学了市场的结构，然后到收入分配 市场和政府，老师重点讲了宏观经济运行(通货膨胀理论、失业理论、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
转眼间大一上学期即将结束，在将近三个月对经济学基础的学习中，我的感觉好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为什么这样说呢，记得经济学的第一堂课，经济老师并没有讲书本的知识，而是在关门的前提下向我们讲述财管会计专业的内容与就业前景，还把他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但让我来到这大学后重燃希望，而且找到了高中时代朝气蓬勃的感觉。然而，往后的学习中并不如我想像中那么简单。在前面一、二、三章中，我在课堂上都能听得懂，而且能跟上老师的思路。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基本假设、研究方法我都能看懂。在价格理论当中，老师在课堂上点出需求与需求量的区别，还有需求量的决定因素(1.消费者偏好2.消费者收入水平3.相关产品的价格4.消费对未来价格的预期5.其他因素)。个人需求方面，重点是需求曲线，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它随其价格下降而增加，这又引出了需求定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与其需求量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化的关系。供给方面，重点讲了供给函数和供给曲线。按照供给法则，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递增的直线。在第三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均衡价格的变动(1.需求变动引起的均衡价格变动2.供给变My experience
动引起的均衡价格的变动3.需求和供给同时变化引起的均衡价格的变动)。弹性方面，我学会了需求价格弹性的分类，以及弹性系数的公式理解和影响价格需求弹性的因素。消费者偏好方面，从商品的不同组合及相同的效用，我们引入了无差异曲线，通过无差异曲线的斜率，我们又学到了边际替代率及其递减规律，最后是消费者均衡及其条件。第四章的生产与成本关系与前面的消费与价格的关系非常类似，就是字母改变了一下，所以我第四章也能理解。但是在之后的知识点，我学得开始朦胧，在课堂上也跟不上老师节奏了。
虽然说大学的课程比起高中来说相较于轻松，但是大学里的学习要靠自觉，除了掌握老师课堂上讲的内容，还要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其他相关的书，查找资料。这无疑是我的一大难题，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没有养成该习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后悔。在经济学基础的宏观经济方面，我学得比较吃力。曾有一天，我去图书管找过相关书籍，但借回宿舍看又看不进脑子里，因为没有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刚开始的那股冲劲慢慢消失。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没能Hold住激情。但我还是坚信老师，坚信经济学能对我的未来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不过，经过反复的琢磨，我还是弄懂了市场的结构。先是市场的分类(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然后分别对各种市场的详细描述，均衡条件、市场特征等都是比不可少的。这个知识点让我联想起高考完后的那个暑假。
紧张的高考结束了，整个人的状态从绷紧突然松弛了，在玩了几天之后，突然想起了高考之前一直想做的事：找一份暑期工。暑期工，是之前中考之后一直想做了很久的事情。以前总听别人说，打暑期工如何如何的辛苦，但是又如何如何的快乐，总是让我觉得心痒痒，下定了决心高考之后一定要找份暑期工，好好的充实一下自己。于是我托我舅舅找到了一份暑期工，是到番禺卓华服装有限公司那里做个跟单。那时我见识到大公司的工作模样，我还偷偷地观察那些会计是怎么工作的。在那个公司发生的一件事和现在学的完全竞争市场非常相似。那天，上头发下了一个叫Palmers客的文件叫我们跟单部跟，第二天就完成了，接着又来了一个AVON客的文件。我看了之后，两件货的相似度非常高，是同质或无差别的。在与社会接触过之后让我感到：在学校，只要你装得样子乖巧，学习好，就能轻轻松松地获得你想要的，而这一切完全是由我们单方面决定的，然而在社会，并不是你学历高，学校好，成绩好就能获得你想要的职位，想要得更高的报酬，除了看自己表现行不行，还要看对方是否对你满意。
记得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老师在课堂上讲通货膨胀理论和失业理论的时候,由于是理科生,所以在课堂上听得不太懂,突然脑海中浮现出信息时报的一则历史新闻: 2004年的通货膨胀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较为严重的一次。2004年和2005年上半年GDP增长9.5%，投资增长有所放慢，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增加，消费需求依然较强，GDP构成发生变化。通胀同比指数在2004年三季度一度高达5.3%;再结合老师的解释于是我懂了,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物价上涨必须持续一定时期。如果物价只是一次性、暂时性、季节性上涨，都不能称为通货膨胀。接着是失业理论，其实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听老师提过：失业是当今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把失业降到最低水平成了各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我国,一方面由于人口基数大,近年来劳动力增长快,待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导入,原来靠牺牲效率而处于隐蔽状态的失业,在市场化过程中成为公开的失业。因此,在目前的经济问题研究中失业问题日显重要;
在课堂之余，老师还特意介绍了3本书给我们，分别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怪诞行为学》《无价》。由于各种关系，我只阅读了最有趣的那本《怪诞行为学》。《怪诞行为学》是从另类的视觉看世界，与平常的经济书的视觉完全不一样非常的过瘾，看完之后有种不够侯的感觉。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二章的供求关系的谬误，为什么珍珠无价?还有第五章的性兴奋的影响，为什么热烈比我们想的还热?。最近在网上找到了它的第二部，准备在寒假期间连同另外两本一起看完它。
大一经济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5）.
[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5]付志宇，缪德刚.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J].上海经济研究，2008，（10）.
[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9]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J].经济评论，1998，（3）.
[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大一经济学论文篇（3）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大一经济学论文篇（4）
年终总结(43)过去一年的成绩(26)下一年的任务(17)过去一年的成绩(26)学科建设（5）教学(8)科研(4)学术交流(4)其他(5)学科建设（5）在张培刚教授带领下，整合经济学院资源,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果：1.成功申报并取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成功申报并取得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3.西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连续第二次被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大学评价评”为全国第一4.与国贸系共同申报并取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授予权5.与其他院系一起,组织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教学(8)承担了本专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和指导任务,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工作量都达到或超过规定要求,承担本科生教学的教师，评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数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组织安排本专科各环节教学工作方面，成绩突出）张卫东、徐长生分别讲授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硕士生）和微观、宏观经济学文献选读（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提高经济学院的教学水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丁际刚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硕士生王皓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西方经济学1999级博士生3人、20__级博士生26人、20__级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硕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网络研究生104人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费剑平在组织研究生各环节教学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绩突出）罗传建、张玉英指导的本科生论文获校优秀论文奖张玉英获教学质量二等奖方齐云获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科研(4)科研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出版著作3部、科研经费9.4万元：徐长生获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张卫东出版微观经济学教材、彭代彦出版专著一部、费剑平出版译著一部张培刚教授获校文科基金重点资助1万元、获湖北省社科基金资助0.7万元、徐长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2万元、彭代彦副教授获校文科基金资助0.5万元、罗传建获横向课题经费2万元近60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英文论文2篇，其他期刊和会议论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彦、费剑平在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方面成绩突出学术交流(4)组织了2次学术研讨会，张卫东、彭代彦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庆50周年学术报告中，徐长生、张卫东、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徐长生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归来宋德勇圆满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彭代彦、汪小勤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徐长生、汪小勤参加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张培刚教授带领5人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提交会议论文5篇;此外,还参加其他各种学术会议8人次其他(5)张玉英、费剑平、姚遂获得博士学位，师资队伍的博士化程度达到70％汪小勤、宋德勇晋升博士生导师、罗传健晋升副教授姚遂获三育人标兵称号、方齐云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院反映良好,吴大庆在组织经济系元旦文娱活动方面作出了贡献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张玉英在支部书记工作中成绩突出）下一年的工作(17)学科建设（6）教学（2）科研（4）学术交流（2）其他（3）学科建设（6）积极参与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继续努力争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积极准备申报世界经济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积极准备申报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点积极做好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积极准备申报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做好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积极准备创办发展经济学研究杂志,进一步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教学（2）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准备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形成优质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三级课程体系科研（4）完成张培刚教授申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在发展经济学、农业及农村经济、制度与产权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争取获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和其他各类课题,力争多获立项,争取在课题和科研经费方面有所突破积极发表科研成果,争取更多成果获奖学术交流（2）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鼓励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及其他各类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进一步办好双周学术研讨会，争取取得较大成果其他（3）启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对外运作，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学术影响考虑引进年龄在30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教师1－2名正在 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教师,争取早日毕业，并晋升高一级职称
大一经济学论文篇（5）
建国60周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学著作 总结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方法及规律等等,从而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实践。经济学在 我们国家的发展较之发达国家相比要晚,学科体系的成熟程度、理论的前沿程度、研究方法 的先进程度都较之国外先进水平都要稍逊一筹,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更好地学习国外经 济学著作中的优秀成果,发展与完善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将变得 日益重要。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指出,我国人文社 会科学论文的引用文献中,图书形式文献(包括著作、汇编、法规文献、标准)的比重接 近60%。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图书资源有着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学术参考价值。因此挖掘经 济学领域最有学术影响的图书,对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社会科学发展的跨学科性在经济学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经济学研究需要参考大量的非经济 学领域成果,因此本文根据经济学论文的引用文献统计选出的图书,包括一些非经济学著作 ,这些图书虽然不属于经济学领域,但它们在经济学研究中同样发挥了很大作用,故我们同 样把它们作为对经济学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
经济学领域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图书概况
为了更合理地讨论经济学领域的图书影响力,我们借助《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根据总 被引60次及以上或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标准选择了330种在经济学领域影响较大的图书,[注:一本著作可能会被不同出版社出版,而且都有较高的被引数量,本书将这种情况下的 著作视为不同的图书加以选择,因此330本经济学入选图书会有同名出现;若一本著作被同 一家出版机构在不同年份出版,本书视为同一本书,并将每个版本的图书被引数相加。]这330种图书被引篇次共计52309次,占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总被引次数的14.64% 。为了更 科学、客观地分析不同类型图书对经济学领域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我们将这些图书分为5类 :领袖著作、历史文献、工具书、国外学者著作(含译本)、国内学者著作。
通过对各类型入选图书数量、被引篇次、所占比例及篇均被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①领袖著作在篇均被引方面独占鳌头,这说明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领袖著作等对经济学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②历史文献、 工具书的被引种数少,但篇均被引次数较高,这说明对经济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历史文献、工 具书的数量较少,但是这些少数的历史文献、工具书带来的影响较深远;③国内学术著 作的被引种数高于国外学术著作,但篇均被引次数低于国外学术著作,这说明我们国内的经 济学著作数量不少,但整体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与国外学术著作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 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少学者对当时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见解,形成某种系统的经济 思想。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欧美学者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它们的著作也广为流传,被我国诸多的经济学学者参考、借鉴和引用。本章选出的对经济学 研究有较大影响的330种图书中,共有114本国外学术著作(见表1)。
为了更加详细讨论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我们将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按著 作的内容特征大致分为微观经济学(17种)、制度经济学(17种)、经济理论及发展史(14 种)、产业经济学(12种)、宏观经济学(11种)、货币银行学(10种)、计量经济学(7 种)、比较经济学(5种)、西方经济学(4种)、发展经济学(4种) 、经济学其他类著作等主题类型进行讨论。由于篇幅所限,仅对各主题类型被引较多的图书 做具体分析。
1-微观经济学类著作
本次入选的微观经济学图书多达17种,在114种国外学术著作中的所占比重为14.9%,这足以 证明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被引252次)是微观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 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广泛地应用于教学和实践,由营销管理的原理概念、分析营销机会、 制定营销战略、营销计划和组织执行、市场营销等五个部分组成。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 主题主要集中在:营销理念、营销策略、权变营销、营销转型研究、体验营销模型、无形资 产的营销、网络营销模式、政府营销与区域经济、新兴产业的理解和改革等方面。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 (被引182次)是入选的国外微观经济学著作中唯一一本原版学术著作。该书的作者Oliver
E.Williamson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经济学中异军 突起 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该书对于 产权制度结构、企业战略联盟和关系模式、创新供应链策略、国际货币制度、企业性质和制 度、网络化市场、股票期权的博弈分析,企业理论与组织创新等领域有着较高的学术参考和 借鉴价值。
《微观规制经济学》(被引157次)的作者植草益先生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根据西方 微观经济学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实践,对有关规制政策的理论和运作问题,特别是经济性规制 政策的目的、手段、结构、主体、价格规制、激励规制等问题阐述得十分透彻。研究日本企 业规制、竞争性产业的价格规制、规制与放松规制等方面的论文对该书引用较多。
大一经济学论文篇（6）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
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着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着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着、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着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着《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着、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着《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 —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着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着《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着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着。……着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着《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着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着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着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着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着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着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着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着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着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着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
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着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着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着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着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 、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着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着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着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着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着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着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着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 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着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着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着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着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着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着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乃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着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着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着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着);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着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着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着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着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着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着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着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着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着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着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 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大一经济学论文篇（7）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石山、刘国光等都认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我所说的生态时代，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发展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文明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的思想理论表现，其主旨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战略纲领。因此，2001年4月，由23名世界著名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可持续性学科》论文，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升为可持续性科学，希望综合现有各学科及领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促进可持续性科学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它的学理表述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或者说可持续性经济的理论形态就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这是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的必然的理论表现。随着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中国正在从非主流经济学科走向主流经济学科。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建设谈几点意见。
一、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主要特征
2001年，我曾在《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学说史来看，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新兴经济学理论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从经济理论危机中找到通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服务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以至网络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开始产生与兴起，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形态。在国际上，20世纪中后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学者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e·戴利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1996年出版，影响较大。次年，笔者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问世。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之林。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此，本文强调三点：
(一)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的、交叉经济科学。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观，不仅表现了可持续性思想，而且反映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即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的先河，是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很脆弱，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近些年来保持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种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问题，通过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与他们协调自然生态相互发展关系的独创性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顺应当今人类社会经济“三重转变”的时展客观要求，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学说与学派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与标志，并服务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科学建设，它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三位一体”新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这个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把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同“三位一体”新时代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现代经济“三重转变”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三位一体”时代课题，不断赋予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
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20世纪的100年以来，极端的经济主义(又称极端发展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泛滥，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像弗朗索瓦·佩鲁曾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苦果：一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指导下，工业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即两者统一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整体上已经堕入极端的经济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标志着工业文明发展进入了衰落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的传统经济学，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是与现实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严重结果，故可以称之为“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所谓“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是指人们经济活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生态与经济、人类的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当人们经济实践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作出的决定依据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只顾经济牺牲生态、只顾个人牺牲整体、只顾眼前牺牲长远、只顾现在牺牲未来的“路标”，如以自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人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整体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局部的可持续发展，以长远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眼前的可持续发展，即以后代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当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路标”前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运行落入“不可持续发展陷阱”之中，使现代人类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断言，“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工业文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极端经济主义、贪婪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盛行，使当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总量极限，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至今日，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自然”的性质，继续在朝着通向生态灾难的深渊飞奔。正如保罗·霍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面对生态系统极限所提出的产出力的挑战，而是暂时地绕过了这个问题，用更快的速度掠夺资源……这样做不仅是借用了将来的资源，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而且还对这些生态领域中依赖同样的资源生存的其他物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个自然系统都在走向衰落。”这是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深刻根源，从而决定了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
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已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的时代。因此，引起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几个重大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取之不尽，可以无偿索取和利用，是不受限制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无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纳之不尽，也是可以无偿利用不受限制的。建立在这种地球无限论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可以无限增长，消费和人口可以无限增加。传统经济学理论就是为经济无限制增长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在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不仅存在极限而且存在总量极限，对它的索取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也是存在着通量极限和总量极限，对它的利用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在这种地球有限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消费和人口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它们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地球或本国、本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极限的发展。所以，可持续性经济科学作为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进程中的产物，又是生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二)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一个积习难改的特性，就是从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生态环境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对待。而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基础作用，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量来对待。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从而将生态环境假定为经济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纳入经济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因素。对此，通过世界经济学说发展史考察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内生化的过程，现在只有确立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从物质资本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到技术创新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再到制度创新内生化经济理论等，都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理论。生态创新内生化经济发展理论是过去所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因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对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发展史就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的源泉，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生态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决定作用和生态创新内生化及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一起构成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事实表明，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道路方向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基本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三)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工业文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向人们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供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或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现途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所创立的地球有限论已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能越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污染物排放量在生态系统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四)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地把市场机制运行——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支撑三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成功协调，充分发挥三大原则的协同作用，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的。因此，直至今日，国内外主流经济学仍只是强调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极端相信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而否认生态原则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确实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工具。但由于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是把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率作为惟一目标，而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经济和技术根源。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即使可以解决资源环境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它们最终都不能也不会克服地球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因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下，对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面，市场和技术只是个配角，必须依靠它们与生态原则的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的协同作用，才能终止当今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最基本原则。“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该也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这就是说生态优先是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等一切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生态极限的原则。尤其是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导致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规范2l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经济运行朝着生态化的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五)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或理论基石。所谓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是在不断地变换自身存在的形态，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的行为主体惟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当代人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可不惜牺牲自然的利益，牺牲他人或他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代际资源配置问题时，这一假设就只会起负作用，只能牺牲后代的利益，从而产生对自然、对他人或他民族、对后代的不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换言之，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反映了当今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在西方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对理性经济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因西方经济学天然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生态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错误地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人的征服、掠夺和占有的对象，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既可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环境，又可以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公有的悲剧”。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①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经济领域，生态社会的视角拒绝把人看作‘经济人’，还反对把经济当作社会的核心焦点和驱动力量。”在10年前，笔者就明确指出，“鉴于经济人假定不仅在涉及代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在涉及代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应该将它视为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更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学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和修正经济人假设与新经济人假设，确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将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视为社会生态经济人，使其行为规范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推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转变。
所谓社会生态经济人，是指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偏好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其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地维护自然的利益，必须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必须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的代际公平获得实现。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统一的。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生态人，每个人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是集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于一身的，既是个体人同时又是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主体，即人在经济系统中是经济关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关系主体，在生态系统中是生态关系主体，因而，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现代经济行为主体就是生态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这种有机体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是经济人、社会人与生态人假设的有机统一论，必然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新兴经济学即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四、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是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非持续性，即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无限性，地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并把经济看作不依赖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非持续性，即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必然造成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极大危害后代的发展。三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非持续性，尤其作为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在资源数量一定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无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极限，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或发展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所阻碍，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限制条件。四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研究目标的非持续性，它们始终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根本目标。因此，这种理论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强调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人和自然都工具化了，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根本目的。
大一经济学论文篇（8）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毫无疑问，“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芝加哥的经济学思潮及其延伸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和风格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基础。
注释：
①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②《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大一经济学论文篇（9）
作为一本具有创新性的女性主义学术杂志，《女性主义经济学》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声音，鼓励批判性的学术交流，其研究注重将女性主义者在理论、历史和方法论方面的成果延伸到经济学和经济研究领域，并吸取人类学、文化研究、批判种族理论、地理学、历史学、法律、文学、哲学、政治学、后殖民研究、公共卫生、心理学、科学与社会研究、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和视角，[5]对经济学学科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模型、主题、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对经济学知识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进行深入分析，考查经济学知识被建构和合法化的过程，考查经济当中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诸多不同领域（包括那些并不直接与性别相关的领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体现了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向经济学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具有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其目标不只是为了产出和发展更多具有阐释力和创新性的理论，而是致力于改善所有孩子、妇女和男人的生活境况。[1]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的另一个集中关注是：对那些影响孩子、女人和男人生活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女性主义的探讨。总之，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扩大和丰富了经济学话语，并吸引了许多专业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
《女性主义经济学》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探讨、女性与全球化、妇女与财产、性别和老龄化、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界中的联盟和性别、女经济学家的地位、性倾向等许多方面。家庭问题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庭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贝克尔和舒尔茨等人的“新家庭经济学”以及博弈论进行了批判，对贝克尔“新家庭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如揭示了家庭关系的父权制基础、妇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予以利用并形成政策以提高妇女的地位；提出女性主义的新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如“协作性冲突分析法”(cooperativeconflicts approach) ，它吸收了博弈论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如合作会使交易双方获益，对合作收益的分配取决于交易各方的“威胁”或“退出”。研究认为，在婚姻和家庭内部“威胁”或“退出”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协商能力，儿童、外部共同体（community）、文化等因素影响着家庭交易的结局以及婚姻/家庭内的个体行为。“协商和性别关系：在家庭内外”一文指出，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替代性模型为分析性别关系以及性别不对称是如何被建构和被挑战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但它们忽视了家庭内部性别动态的一些重要方面：什么因素（尤其是定性因素）影响了协商能力？社会标准和社会认知在协商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妇女是否比男性较少为自利动机所推动，这会影响协商结果吗？文章认为，绝大多数针对协商的讨论几乎没有谈到家庭之外的性别关系，以及家庭内外协商能力的联系。指出了它们的复杂性质以及在决定家庭内部动力学结果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协商方法从家庭扩展到市场、外部共同体以及国家这些相互衔接的领域。[6]二是对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家务/无酬家务劳动、家庭政策/计划、工资/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儿童看护问题进行性别分析和思考，如“家庭计划的性别分析：超越女性主义和人口控制争论（1996，2）”、“1870-1930年美国的家庭服务业和经济增长（1996，1）”、“丈夫、妻子和家务劳动：斯坦福和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比较（1998，3）”、“工资工作、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1995，2）”、“对荷兰无酬工作重新分配的设想（1996，3）”、“基于帮助工作父母的一项福利改革（1995，2）”、“对帮助工作父母计划的思考（1995，2）”、“关于帮助工作双亲的计划：一些可能性和问题（1995，2）”、“照护劳动的悖论（1995，1）”、“美国和法国政府对有孩家庭的支持（1997，1）”、“欧洲照护制度比较（2004，1）”。另外，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如工资差距、职业分割(occupationalsegregation) 以及职场性别歧视等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杂志还加大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相关现象的关注。关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的探讨，也有不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研究需要跨越方法的边界（1997，2）” 、“将性别引入市场（1996，1）”、“将公正引入性别分析（2000，2）”、“焦点群体：对性别省思方法的贡献（1997，2）”、“第一世界/第三方标准：经济学生产边界的女性主义批评（1997年，3）”、 “女性主义思考能使经济学更加客观吗？（1995，1）”。
《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就一直注意集中讨论某一议题，如1995年第2期的儿童看护问题研究、1997年关于性倾向问题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思考等，或在一期杂志中集中几篇文章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进行介绍与评价，如1998年第3期，就以简短传记、访谈和论文的方式对著名的经济学家、IAFFE创始人之一的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进行介绍，对其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进行了评述。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地区的转型经济现象和热点经济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开始以系列论文或专刊的方式予以关注和讨论。在转型经济研究方面：1989年中欧、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瓦解和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失业增加、工作条件更为恶劣、养老金减少、健康和孩子照护方面的公共开支削减的状况，转向市场经济对男人和妇女的福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系列论文“中欧、东欧的性别与变化”，旨在探讨与这些过渡相关的多种问题，如这一地区转型经济如何改变了妇女和家庭的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制度在塑造性别角色方面的作用，等等。已经刊发的文章有“解释偷税漏税中的性别差异――以阿尔巴尼亚蒂朗岛为例”、“转型经济中的女企业家――以立陶宛和乌克兰为例”、“妇女与其伴侣之间的经济关系：重新统一后的东西德比较”。另外，作为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经济充满活力，经济成就世界广为注目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制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女性同经济之间的关联也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2007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出版了以“性别、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 为主题的专刊（3-4期合刊），集合了12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农村的土地管理及所涉及的性别问题；计划生育和土地政策执行过程、效果的性别偏差及其影响；农村妇女参与市场工作的工资不平等、参与市场工作是否提高其家庭地位；中国农村的性别流动和劳动力过剩；转型中国卫生保健政策改革的性别公平；宿舍劳动体制产生的性别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思考；中国消费文化的性别化发展、中国的“美丽经济”等。其二，以专刊的方式专题讨论一些妇女问题。如2005年专刊（第2期）主题为“性别与老龄化”（8篇），2006年专刊（第1期）主题为“妇女和财产” （10篇文章）。2008年，《女性主义经济学》计划出版三个专刊：“无酬工作、时间使用、贫困和公共政策”、“艾滋病、性与经济发展”以及“不平等、发展与增长”。 “不平等、发展与增长”专刊，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自由化的日益增长，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扩大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工资差距与经济迅速增长同时发生，另一方面，在一些工业化国家，性别工资差距改革与日益增长的阶级、种族和人种不平等相关联。尽管民族国家尝试通过形形的政策（劳动市场、社会、货币、财政和工业政策）规避不平等，但市场自由化已经削弱了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成就。《女性主义经济学》编辑部认为，尽管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得出宏观经济具有性别化影响，然而，理解社会群体之间与性别、阶级、种族、宏观经济包括就业、输出、增长和发展相关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证据是必要的。将性别融入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努力发展更多的性别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需要对这些批判性问题的更为详细的关注。该专刊将提供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长的论坛。研究主题包括全球化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以及通过阶级和种族与不平等的联系；性别不平等（福利、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对无酬劳动的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性别；福利不平等的评估（健康、教育）；再分配政策、发展和增长；平等的就业机会政策、家庭友好政策、社会安全网络和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险和性别不平等；区域和全球对不平等的反应；等等。
当然，《女性主义经济学》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有限。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呈现自身，但事实仅仅关注男性的生活和利益，忽视、低估或歪曲妇女的生活和利益，存在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和讨论平台，《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创办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和性别偏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和挑战，冲击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就其研究成果以及相邻学科的学者对其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投入来看，《女性主义经济学》是欣欣向荣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说自话现象，其理论贡献对这个日益保守的主流经济学专业核心影响有限。其二，美国/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非常用心地避免这种倾向，如其编辑政策：鼓励世界各国学者就女性主义经济观点展开对话和争论，尤其欢迎来自南方国家以及关心经济问题的非经济学家的论文；论文要适应更加宽泛的国际读者，而非仅仅某个特定国家的读者。在实践层面上，它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论文给予了比较强有力的支持，也确实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非美国论文；另外，它还要求作者对论文中所有具有北美特性的术语进行解释（如Medicair or K-12），以使其内容能在不同学科、文化、阶级和国家间获得理解并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从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会和发表文章的作者构成，还是从研究兴趣、研究议题来看，尽管趋势是在改变，但其美国/欧美中心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很少，与第三世界学者不能形成有效和成规模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其三，对性别分析过度重视，在引入民族、种族、阶级等视角综合研究方面相对不足，进而影响到对社会关系的深层次研究。
[参考文献]
[1]Feminist Economics.tandf.co.uk/journals/titles/13545701.asp - 26k - 网页快照
[2]IAFFE. 省略/ - 12k - 网页快照
[3]Feminist Economic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n.省略/wiki/Feminist_economics - 46k - 网页快照
[4] Byb.J. Almond.Feminist Economics Rises in Journal Rankings [EB/OL].
大一经济学论文篇（10）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端的中心时期(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同时在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当时，在西方的学者则主要进行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书，似乎直到1936年才有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同时也提到了陈书，但认为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其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这比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6）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值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不过，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
这一时期国人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主要如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初版）、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初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初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初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初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等，这在此前未见；1949年以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问世的。(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 “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的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0）。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1）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唐庆增本人即是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那时，国人不满足仅仅“引进”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创始的重要基础。（1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此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而非历史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我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但到3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破坏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发展后期的代表就是《通史》），就是胡寄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3卷本，从1962年至1981年出齐，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4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此外，1964至1966年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卷本陆续出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材（此后多次再版）。与此配套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3卷本，因“”而停顿，到1982年才面世。“”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3卷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自1978年至1983年出齐，研究时段拓展至“”前（此书近年也在修订再版）。到此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很大发展，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5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70余万字，其余待续。另外许多成果问世，汇聚而成1980至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后期的高峰。（13）
更为重要的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本科教育以外，从60年代起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到70年代末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最早设有博士学位的学科点之一。全国有4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学术堡垒”，即以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为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科点，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全国四大博士点的开山人（胡、巫两位均以九旬有余的高龄回归道山）。1980年代即已培养出了一批本学科最早的硕士和博士，此后更有大发展。近年，在教育系统中国经济思想史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成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具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上述四个学科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又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复旦大学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史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透过本学科长年的研究历程和学理分析，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中国学”（亦称“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对“中国学”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在世界经济史学中独具优势，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质，且更年轻、更有理论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或文化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受广泛重视的问题），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总结和提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础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并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著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上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奠定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和经验借鉴。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80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之长，不仅有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价值，而且有着诸多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以作用于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14）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尽管基础研究工作在现今确有很大压力，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将越来越得到证实。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色与发展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2）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6)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予以有力回击，《通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7)据我统计解放前相关论文约五百余篇，多为1925年以后问世。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