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劳动总结篇（1）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与波动

1.数据来源及其说明

从我国统计部门提供的可利用数据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及其相关问题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投入产出表，不是连续时序数据，应用较少。二是实物部分的资金流量表，是研究政府、企业和住户要素收入分配变化的重要依据，应用广泛。三是按收入法计算的省际国内生产总值，1952—1995年、1952—2004年和1996—2002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关于各省按收入法计算的相同口径的GDP数据，是研究初次收入分配的基础素材。在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及相关问题时，我国学者按照自己理解和研究需要大多对上述来源数据进行了某种方式的处理，其调整方法不尽相同，结果差别也较大。学者们之所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统计数据进行调整以及对2003年之后因统计因素造成的差异进行回调，应有三个原因。一是可得数据的限制和研究问题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二是基于学理理解上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三是借鉴并引用国外学者曾经使用过的调整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那么，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来看待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的权威性和实用性呢？①应该肯定国家统计部门提供数据的相对权威性，因为学者们进行数据调整时也指出了调整方法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②相对于2004年以前，2003年以后经调整的统计方法已经被国家统计部门持续采用6年了，分析现行统计数据的经济含义更有意义；③本文研究目的不在于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走势、大小和影响因素，而是关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的结构优化问题。所以，本文将基本尊重统计部门提供的原有数据，不进行某种方式的调整。

2.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可以看做不同行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其权重就是该行业（部门）增加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基于此，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是由不同行业（部门）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和不同行业（部门）增加值比重的变动共同作用的。假设用i表示行业（部门），t表示年份，LISit表示i行业（部门）在第t年的劳动收入份额，AVPit表示该行业（部门）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那么，第t年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可表示为：LISt=ki=1ΣAVPit×LISit（1）根据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见图1，其中按收入法GDP可获得数据的年限为1978—2009年（缺2008年数据，用2007年和2009年平均数代替），按资金流量表可获得数据的年限为1992—2008年。按收入法GDP计算的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见图2，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见图3。按资金流量表计算的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见图4。从图1中收入法GDP核算的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看，其运行趋势自改革以来在整体上趋于下降，但在不同时期的运行状态有较大的差别。在1990年前，劳动收入份额在略带上升的波动中保持着基本稳定；在1991—200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以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后逐步形成了持续平稳下降的趋势；2004年快速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此后较为平稳，近两年却有明显回升趋势。从图1中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看，在1992—2008年间总体上保持着平稳持续下降的运行态势，从1992年较高的62.77%下降到2008年较低的47.46%。其中，2004年骤然下降了4个百分点，2005年明显回升后继续保持着整体下行的趋势。综上所述，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在同期具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二者在1992—2008年间整体上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明显大于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从图2能看出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三个特征。①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规律不完全相同。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明显的升降变化，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在1998年之前呈逐步上升，1999年之后则有所下降，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运行最为平稳，集中在43%—45%之间，波动甚微。②由于统计原因，2004年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剧烈，第一产业上升7.1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分别下降了5.5个百分点和7.2个百分点。③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大小有别。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其年均值分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2.32倍和1.95倍。由式（1）可知，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但与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关，而且与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紧密相关。从图3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从1980年较高的48.22%下降到1990年较低的41.34%，随后又渐进回升；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在改革之初的略微提高后逐年稳步下降，从1982年最高的33.39%下降到2003年最低的12.80%；与第一产业变动趋势几乎完全相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逐年稳步上升，从1980年最低的21.60%上升到2002年最高的41.46%。为整体考察实体经济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状况，将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进行合并，统称企业部门；从而能方便地考察资金流量表中企业、政府和住户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状况。从图4可得，①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与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不同。政府和住户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运行轨迹，均有较大的起伏波动；而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除较小波动外在总体上呈现稳定的下行走势，且降幅达到了14个百分点。②2004年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剧烈，政府和住户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下降了25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而企业部门变动较小。③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大小有别。政府和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上大小相当，企业部门主要维持在35%—45%的水平；而且，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1996年之前较高也较平稳，意味着“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的存在；在1995年之后具有快速下降的趋势，这可能就是“要素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结果。根据式（1），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与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有关，还与不同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关。从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看，政府部门所占比重较小，年均值为9.26%；企业部门所占比重最高，年均值为62.03%，住户部门所占比重较高，年均值为27.17%；此外，企业和住户部门占比波动较为剧烈，在整体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由此可见，不仅收入法GDP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没有形成稳定性特征，而且资金流量表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也不具有稳定性；进一步看，不仅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是稳定的，而且收入法GDP计算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和资金流量表计算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也同样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

3.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

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可以通过测度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来描述。Solow就“卡尔多事实”提出了衡量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两种方法。一是绝对稳定性，用标准差来表示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变动程度的大小，这种方法对稳定性判断标准比较模糊。二是相对稳定性，它要求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要小于不同行业或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表1是根据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从绝对稳定性看，1978—2009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是0.0404；分期看，1978—2003年是0.0192，2004—2009年是0.0245。可见，时期的长短对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影响较大。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0.0245）明显大于2004年之前的标准差（0.0192），说明2004年统计方法的调整加剧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性。此外，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状况具有一致性。从相对稳定性看，不同时段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是有差别的，1978—2004年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分别大于1992—2004年不同产业相应的标准差；但1992—2004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0.0271）却大于1978—2004年的标准差（0.0262）。因此，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影响是相对的，不能忽略不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如1978—2004年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大于第一、三产业却小于第二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部分满足相对稳定性；而在1992—2004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大于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完全不满足相对稳定性。表2是根据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从绝对稳定性看，1992—2008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是0.0471；分期看，1992—2003年是0.0341，2004—2008年是0.0121。可见，时期长短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重要因素。2004年之前和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相差较大，表明2004年统计方法的调整确实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程度。此外，2003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运行具有一致性。从相对稳定性看，不同时段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有一定差别。1992—2008年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份额标准差均小于1992—2004年相应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而同期的住户部门却是相反的；同时，1992—2008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0.0471）却大于1992—2004年的标准差（0.0412）。所以，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影响是相对的，还要充分考察不同部门增加值占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不同时段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具有一致性，1992—2004年和1992—2008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均小于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表明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完全满足相对稳定性要求，具有相对稳定性。从上分析知，收入法GDP核算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稳定性方面具有不同的表现，展示了不同的波动特征。要全面认识这种波动性还必须结合不同产业或不同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来进行全面的考察，这可通过对式（1）差分进行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分解来实现。

三、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构分解

国外学者较早地研究了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构分解。Solow（1958）、Gujarati（1969）、CloseandShulenburger（1971）等学者考察了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Ruiz（2005）和Young（2006）进一步将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分解为内部效应、结构效应和协方差效应。我国学者白重恩等（2009）、罗长远等（2009）以及肖文等（2010）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这些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和借鉴。

1.分解方法

如果深入探讨一个国家或地区要素分配份额的波动，从产业的角度需要先计算不同产业内部要素分配份额和不同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再计算这些产业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和相应产业的结构变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从部门的角度则需要先计算不同部门内部要素分配份额和不同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再计算这些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和相应部门的结构变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

2.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产业结构分解

根据式（2），利用图1、图2和图3的数据，能对1979—2004年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性进行产业结构分解，分别测算出产业内部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协方差效应（图5）。在影响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三种效应中，协方差效应绝对值大多小于0.001，在此将其忽略。产业内部效应主要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相关，如果产业结构转型发生在劳动收入份额相差较大的产业之间就能引起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发生显著的变动。产业结构效应主要与不同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相关，所占比重发生变化越大的产业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较小。从图5看，从1979—1992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在50%以上，相对于整个考察期波动幅度较小，标准差为0.0114；同期，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没有形成明显的下行趋势，两者相关系数为0.2443。1993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低于50%，此后下降趋势逐渐明朗，波动程度相对于前一时期和整个考察期都较大，标准差为0.0271；这一时期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逐步形成明显的下降走势，相关系数有所减小（0.1832）。可见，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着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不同组合的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从而引发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的波动程度和发展态势。此外，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相关系数是正数，二者在整体上呈同方向变动，这强化了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程度，从而降低了相对稳定性，所以收入法GDP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不满足相对稳定性要求。

3.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部门结构分解

按照式（2），能对1993—2008年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性进行部门结构分解，分别测算出部门内部效应、部门结构效应和协方差效应（图6）。在影响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三种效应中，协方差效应很小，在此将其忽略。部门内部效应主要和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相关，如果某种制度安排导致部门之间劳动收入份额发生较大变化时就会引起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发生显著的变动。部门结构效应主要和不同部门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有关，所占比重发生变化越大的部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较小。从图6看，从1993—2003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在50%以上，相对于整个考察期波动幅度较小，标准差是0.0341；同期，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振幅越来越小，有趋近于0的迹象，二者相关系数是-0.5561。2004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低于50%，此后下降明显，但波动幅度相对于前期和整个考察期都较小，标准差为0.0121；这一时期的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迅速变小并于2008年基本收敛于0，二者相关系数是-0.9828。所以，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着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不同组合的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从而导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形成不同波动的程度和发展态势。此外，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的相关系数为负数，二者在整体上呈反方向变动，这有助于降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程度，从而提高了相对稳定性，这就是资金流量表核算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完全符合相对稳定性要求的原因。

综上所述，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结构分解可知，协方差效应因作用甚微可以忽略，产业（部门）内部效应和产业（部门）结构效应的影响大。内部效应体现了劳动收入份额自身（产业劳动份额和部门劳动份额）变动的作用，结构效应反应了经济结构（行业结构和部门结构）变动的影响。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着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不同组合的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从而引发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的波动程度和发展态势；二者不同的相关关系对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影响也是有差别的。上述关于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结构分解的研究结论应该运用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过程中，通过结构优化达到稳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效果，从而实现我国的收入优先增长。

四、劳动收入份额稳步提升中的结构优化

在经济发展中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应避免过度波动，从而实现稳步增长，这需要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密切关注结构优化。通过合理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充分利用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来稳步提升收入法GDP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以有效运用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来稳步提升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以及通过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合理搭配以有效地促进两种效应发挥作用的一致性从而共同推动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稳步提升。这需要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特征和收入分配政策来进行具体的针对性研究。表3报告了1979—2003年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分四阶段按产业结构分解的情况。1979—1984年，产业总效应为正，这有助于提高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事实上这一时段的劳动收入份额是逐年稳步上升的；具体地，产业内部效应的相对贡献较小，为40.65%，产业结构效应的相对贡献较大，为59.35%。进一步看，虽然产业内部效应相对较弱，但是第一、二、三产业内部效应是正向的，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均有促进作用；说明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分配是相对合理的。虽然产业结构效应的相对贡献更大，是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力量，但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效应是不均衡的，第一产业对增加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很大，相对贡献为90.51%，第三产业贡献较小，相对比是10.3%，而第二产业却形成了降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效应，相对贡献为-41.73%。出现这种失衡的正负结构效应是由不同产业增加值占比变动程度不同引起的；在此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稳步增加，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略有提高，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却显著下降；说明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稳定时仍然需要重视产业结构优化，注重不同产业增加值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对作用。所以，在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过程中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结构优化，一是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部结构优化；二是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提高不同产业增加值的产业结构优化。按照上述思路可以进一步分析1985—1989年、1990—1995年、1996—2003年这三个时段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正向或负向作用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从而明确如何优化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部结构和提高不同产业增加值的产业结构。

通过对比四个时段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分解及其效应，我们发现，1978—1984年和1990—1995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在增加过程中的发展态势和提升水平不同，其产业总效应的大小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在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产业效应也是不同的，而且产业效应的相对贡献也在发生转移。相比1978—1984年而言，在1990—1995年间虽然产业总效应为正，但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起主导作用的效应已经从产业结构效应转移到产业内部效应。在产业内部效应中，不同产业内部效应的相对贡献也在发生转变，相对于1978—1984年间不同产业相对均衡的内部效应来看，在1990—1995年间已经转变为不同产业相对贡献均有提高的同时第二、三产业相对贡献提高水平更加显著的特征。这表明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发生了积极变化，其中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逐年明显提高，比重很高的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和比重较低的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均略有提高。由于这种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的结构优化，所以产业内部效应（0.0397）在克服产业结构效应（-0.0209）阻碍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条件下还以正效应（0.0188）促进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更直观的看，在1978—1984年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在1990—1995年产业内部效应大大增强（0.0397＞0.0150），但产业结构效应却由正变负（0.0218-0.0209）；所以，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优化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结构以及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优化不同产业增加值的产业结构，还必须重视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协同以发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最大产业效应。

在1985—1989年和1996—2003年间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两个时段产业总效应均为负数（-0.0431，-0.0478），而且这两个时期的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均为负数。显然，能否提高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是由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共同决定的。进一步看，产业内部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二、三产业之间，产业结构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一、二产业之间；这说明在保持产业结构相对稳定时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程度较高的是第二、三产业，在维持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产业增加值占比起伏较大的是第一、二产业；基于此，在优化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结构时稳定或适当提高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提高产业增加值优化产业结构时努力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提升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至关重要。以类似于按产业结构分解进行的分析方法和思路，从表4能得到如下结论：在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中，一方面在保持部门结构相对稳定时要重视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的内部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在维持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要关注不同部门增加值提高过程中的部门结构优化；同时，还要重视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的协同以发挥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综合效应；而且，在优化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内部结构时稳定或适当提高企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提高部门增加值优化部门结构时努力提高住户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对提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大一劳动总结篇（2）

一、引言

就业结构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具有自身的演变规律，并与产业结构演进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一方面，产业结构演进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即就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就业结构也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合理的就业结构对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朝着农业产出为主工业产出为主第三产业产出为主的方向发展，相应的，就业结构也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优势依次转化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就业结构的变化始终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保持着相关性。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在产业结构向工业化演进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到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变化不大，大量劳动力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虽然就业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稍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但是两者从长期来看还是具有一致性。钱纳里和赛尔奎因运用多国模型分析，得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在各阶段上具有特殊性，其产业结构转换会优于就业结构转化，但总体趋势与发达国家一致。本文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根据鄞州区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及有关统计数据资料，分析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鄞州区有关部门制定就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从1990-2010年，鄞州区第一产业在业人口所占比重由45.29%下降到4.59%，下降了40.70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由18.70%下降到3.80%，下降了14.9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在业人口所占比重由43.15%上升到63.60%，上升了20.4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由60.70%上升到62.90%，上升了2.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所占比重由11.56%上升到31.81%，上升了20.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由20.60%上升到33.30%，上升了12.70个百分点。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比较明显。

下面分别采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弹性指标，进一步分析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一）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研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常用分析工具之一，它反映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对称状况或均衡状况。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定义目前尚不统一，有的将其定义为某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与该产业产出比重之差，有的将其定义为某一产业产出比重与该从业人数比重之差，还有的将其定义为某一产业产出比重与该从业人数比重之比与1的差。本文将其定义为某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与该产业产出比重之差。根据这一定义，在一般情况下，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产业结构偏离度大于0，说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性；相反，产业结构偏离度小于0，说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性。产业结构偏离度趋近于0，表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趋近于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完全开放的市场，不存在行业壁垒，则劳动力资源可以通过市场进行有效配置，最终使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并使得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趋近于0。根据人口普查及其他有关统计数据，鄞州区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计算结果见表2。

近20年来，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差呈现以下趋势和特征：一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均呈逐步减小趋势，表明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均衡程度均逐步减小。二是2010年第一、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79、0.70，略大于0，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1.49，表明总体来说目前第一、二产业部门为劳动力转出部门，第三产业部门为劳动力转入部门。三是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均大于0并呈逐步减小趋势，目前趋近于0，表明劳动力逐步转出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趋近于均衡状态。四是劳动力由逐步转入第二产业演变为转出第二产业，并趋近于均衡状态。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在1990年、2000年均小于0，其绝对值呈逐步减小趋势，表明该时期劳动力在逐步转入第二产业，到2010年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大于0并趋近于0，表明目前劳动力在转出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趋近于均衡状态。五是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均小于0，其绝对值呈逐步减小趋势，但到2010年仍为-1.49%，表明劳动力在逐步转入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目前仍未达到均衡状态，劳动力将继续转入第三产业。

（二）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又被称为相对劳动生产率，是指某一产业产出比重与该产业从业人数比重的比值。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产出与就业的增长幅度并不一致，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也有所不同。如果某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1，则该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向该产业部门转移，并导致该产业所占比重上升；相反，如果某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小于1，则该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该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并导致该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趋近于1，表明产业劳动生产率趋近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趋近于均衡状态。根据人口普查及其他有关统计数据，鄞州区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计算结果见表3。

近20年来，鄞州区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以下趋势和特征：一是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呈逐步趋近于1，表明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均趋近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均衡程度均逐步减小。二是2010年第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小于1，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1，表明目前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总体来说，劳动力将从第一、二产业部门向第三产业部门转移，并将导致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三是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小于1并呈逐步增加趋势，到2010年已达到0.8279，表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但差距逐步减小，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并导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四是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由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演变为略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2000年均大于1，并呈逐步减小趋势，表明该时期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但高出幅度逐步减小，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向第二产业部门转移，并导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上升。到2010年，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已降低到0.9890，表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已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将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并将导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五是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大于1并呈逐步减小趋势，到2010年已降低到1.0468，表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但高出幅度逐步减小，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部门转移，并导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

（三）就业弹性

就业弹性是指某一产业从业人数增长率与该产业产出增长率的比值，是衡量产业增长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一个指标。一般来说，就业弹性大于0，说明产业增长对就业具有拉动效应；就业弹性小于0，说明产业增长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就业弹性等于0，说明产业增长对就业无效应。就业弹性系数越大，该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强；就业弹性系数越小，该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弱。根据人口普查及其他有关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10年，鄞州区第一、二、三产业就业弹性分别为-0.3118、0.1679、0.2406。第一产业就业弹性小于0，表明第一产业产出增长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第一产业产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从业人数下降0.3118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弹性大于0，表明第二、三产业产出增长对就业具有拉动效应，第二、三产业产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从业人数分别上升0.1679、0.2406个百分点。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近年来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比较明显。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均衡程度均逐步减小，目前第一、二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趋近于均衡状态，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仍未达到均衡状态。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均趋近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目前，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总体来说，劳动力将从第一、二产业部门向第三产业部门转移，并将导致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第一产业产出增长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第二、三产业产出增长对就业具有拉动效应。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上，建议进一步优化第一、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促进第一、二产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在稳定和提升第一、二产业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

大一劳动总结篇（3）

河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人口预测结果显示，全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仍处于劳动力供给丰富，劳动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红利”时期，就业压力较大，经济增长面临着很大的下行压力。

1.劳动力供给的现状及特征

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处于15-64周岁的人口[1]。2000年以来，河北省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在规模、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城乡构成等方面显示以下特征：

1.1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所占比重达到历史最高。2010年河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省总人口为7185.42万人，劳动年龄人口5899.4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82.10%。与2000年河北省第五次普查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增加877.0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6.78%。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占总人口的比重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快于总人口。河北省近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982-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河北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23%、1.69%和1.62%，增速趋缓。但与同期总人口1.79%、0.88%和0.75% 年均增长速度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比总人口年均增长分别快0.44%、0.81%和0.87%，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明显快于同期总人口增长。这一状况使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持续上升。

1.2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趋向老化

2000年，河北省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达591.97万，占总人口8.24%；60岁及以上的人口934.22万，占总人口13.00%。16-34岁青年劳动力2286.52万，占劳动年龄人口38.75%，35-49岁中壮年劳动力1718.53万，占29.14%， 60岁及以上劳动力934.22万，占15.83%。与2000年相比，青年组、中壮年组所占比重分别下降4.12%和2.20%，老龄组上升2.19%。

1.3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2010年，河北省74.82%劳动年龄人口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初中受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达50.90%，其次是小学21.72%，高中15.04%，大专、大学及以上比例之和不足一成，分别为5.64%和3.24%。与2000年相比，拥有初中、高中、大专、大学及以上中高学历人口比重上升，分别上升5.06%、0.98%、3.17%和2.13%；小学及未上过学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分别下降4.69%和6.65%。

1.4城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快速提升

2010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3.94%，比2000年提高17.61%，城镇劳动年龄人口达2638.72万，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44.73%，与2000年相比，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增加1241.02万，所占比重提高16.98%。

2.未来十年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特征预测

2.1劳动年龄人口供给总量矛盾有所减缓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于总人口增长。2020年，河北省总人口将达到7631.45万，比2010年增加446.03万，年均增长0.6%，劳动年龄人口达6101.78万，比2010年增加206.24万，增长0.3%，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总人口增长慢0.3%。与2001年-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总人口增长快0.87%的趋势相反。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下降。2020年，河北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9.96%，比2010年所占比重下降2.09%。与2001年-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6.78%趋势相反。

2.2当年新成长的劳动力大幅减少

2011-2020年，河北省当年新成长（当年年满16周岁）劳动力人口数61万-86万，十年共新成长劳动力715.61万，比2001-2010年少495.51万，平均每年少49.55万。

2.3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继续提高

按照河北省“十二五”规划，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质量，巩固率达到94%；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37%以上，预计未来十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将继续得到提高。

3.未来十年劳动力需求变化特征预测

3.1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需求潜力巨大

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16.35：49.86：33.79转变为2010年的12.57：52.50：34.93，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78%，第二产业提高2.64%，第三产业提高1.14%。2010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12.27%，但就业人员却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7.9%，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达1150.08万人，所占比重为29.8%，比2000年净增329.48万人，所占比重上升5.6%。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速度比产值比重快4.5%，表明我省未来十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最大，吸纳的劳动力最多，就业增长的贡献率最大。

3.2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就业

“十二五”期间，河北省将继续贯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意见》、《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措施。分解下达年度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任务：五年累计新增就业3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制定了“狠抓三个落实，突出三个群体，力求三个突破”的一系列保障办法。

3.3影响就业的不确定性较多，就业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北省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增速趋缓，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治理大气污染等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一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生产萎缩必然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和就业压力的增大，就业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4.努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对策建议

4.1保持经济增长，为扩大就业提供强大动力

经济发展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根本所在，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有效促进就业的必要前提[3]。只有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和快速发展，才能为扩大就业提供强大的动力。

4.2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更多的就业空间

就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还取决于产业结构[4]。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加快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等吸纳劳动力更多的第三产业，可增加更多的就业空间和就业机会。

4.3积极应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

随着全省劳动年龄人口老化趋势的不断加深，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力不断增加，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社会抚养负担持续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及人才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将更加突出[5]。鉴于未来我省劳动力供给结构和就业岗位需求结构之间的矛盾，最为行之有效的应对的方法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努力培育具有高学历的研究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使我省的就业结构相匹配，达到均衡。

参考文献：

[1] 田雪原，等.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

[2] 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

大一劳动总结篇（4）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1-0005-06

所谓短板，是源于“木桶理论”的一种比喻。可以理解为考察对象中影响整个系统功能发挥的突出问题和不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短板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这个理论体系时由于种种原因而尚未研究清楚、或者虽有研究但结论不够确切的问题：二是实践的发展逐步提出了各种新问题，原来的理论体系未能做出科学回答而表现出不足。这两个方面的短板影响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它们可以也应当通过创新和发展来补齐。

一、劳动价值论中的短板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这不仅为分析生产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研究生产力提供了科学工具。但劳动价值论存在一定的短板：它没有研究劳动的负效应及其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因而对企业亏损、国民经济负增长和环境污染等现象的解释力不足；它的结论主要依靠抽象分析和推论，未能用统计资料充分加以证明，也就是实证分析不足。

1.劳动的负效应及其对商品价值影响问题

劳动是人们综合运用体力和智力创造财富的活动，结果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之分。劳动的正效应是指劳动创造财富，增进人类福利；劳动的负效应是指某些劳动直接或间接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和环境破坏以及其他对人类福利的不利影响。例如，工人劳动在生产某种产品的同时造成一定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就是劳动的一种负效应。又如，企业经营管理作为一种劳动方式有时出现决策失误，造成亏损，也是劳动的一种负效应。从人们的主观愿望来看，劳动总是为了实现正效应。事实上，正效应是劳动的主要结果，有的劳动只有正效应。没有负效应，或者正效应大于负效应。但在目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劳动的负效应是经常发生的，有的劳动方式产生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甚至只有负效应，没有正效应。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的正负效应必然对商品价值产生不同影响：正效应创造或增加价值；负效用则减少价值，可以称为负价值。假设某个劳动过程同时产生正负两种效应，如果正效应创造的价值大于负效应减少的价值，就会产生新价值，这时价值总量为正值且能增值；如果正效应创造的价值小于负效应减少的价值，或者没有正效应而只有负效应，价值总量就会减少。后两种情况通常表现为企业亏损或国民经济负增长。

以往劳动价值论主要研究劳动的正效应，能够说明价值来源，但不能充分解释微观经济亏损和宏观经济负增长。有时企业出现亏损，可能是个别劳动时间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超^部分得不到社会承认而引起的，但这种解释不够全面。从企业内部各种具体劳动看，有时工人生产劳动的效率很高，但由于经营决策失误或营销环节的劳动出问题，导致企业亏损。这种亏损主要归咎于经营劳动的负效应。从宏观层面看，国民经济负增长不能从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别得到解释。在社会范围内，有的企业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有的企业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彼此相互抵消。某国某年的社会劳动总量大于或多于上年，但国民经济总产出用价值指标核算却出现负增长，这是因为全社会劳动总体上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从古典经济学家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再到现代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未能充分考虑劳动负效应。从理论自身欠完善的角度来审视，说劳动价值论存在一定的短板并非不恰当的比喻。

2.劳动价值论的实证分析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价值论所做的抽象分析能够从逻辑层面证明其科学性，他用大量调查材料来说明资本剥削劳动的情况，可以说是用事实来间接证明劳动价值论的结论。有些文献对劳动价值论做了实证分析，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程恩富教授等人在《劳动创造价值的规范与实证研究》一书中对劳动价值论做了一些实证分析，笔者也运用有关统计资料分析了社会范围内劳动量与价值量变化的一致性，但这些分析看来还不够充分。

根据劳动价值论原理，当社会范围内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质量一定时，其数量和价值总量变化应当是一致的。虽然微观层面的个别劳动质量存在差异，但在宏观层面或社会范围，个别劳动的质量差别加总后可以相互抵消。因此社会劳动总量具有平均质量：价值总量则可以用国内生产净值等指标核算，或者用国内生产总值近似反映。从统计资料看，现实中各个国家的实际劳动总量和价值总量变化往往存在很大偏离，造成这种偏离的原因主要是不断提高的劳动质量没有折算为相同的劳动质量。如果规定某个时期的劳动为标准质量，从而建立必要的参照系，采用一定的方法把不同时期的劳动折算为标准质量，就会看到社会范围内劳动总量和价值总量变化保持一致。例如。中国每年的实际劳动总量多于美国，但国内生产总值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折算后却少于美国。这种差异除了受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准确性和汇率的影响之外。主要是因为目前美国的劳动质量总体上高于中国。采用一定的方法把中美两国的劳动质量折算为国际标准质量，再扣除价值核算方法和汇率折算误差的影响，就会看到两国价值总量和劳动总量变化是一致的，因而能够证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结论。此外，还可以证明，在长期内，各产业劳动量与价值量分别占全社会劳动总量与价值总量的比例变化也保持高度一致。

西方微观经济学用各种公式、图表和曲线来表达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形式上看起来似乎很像科学理论，但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方法并不支持这两种价值论。从社会范围或宏观层面看，效用总量和要素贡献总量是无法独立核算统计的。如果借助价值指标统计效用总量和要素贡献总量，即把一定时期的价值总量视为效用总量和要素贡献总量。则无法证明价值是由效用或要素贡献决定的。无论是效用价值论，还是要素价值论，都不能用统计资料加以证明。也没有人做出经得起检验的实证分析。实际上，微观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在宏观经济学中被颠覆。与比不同，劳动总量是客观存在并能独立核算和统计的经济变量，可以从宏观层面证明全社会乃至各产业价值总量与劳动总量变化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劳动价值论是唯一能够用统计资料加以证明的价值理论。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补齐劳动价值论的短板之后，学科功能将会增强，那时也许会有更多的人看清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伪科学面目。

二、劳动力商品理论中的短板

劳动力商品理论说明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分析了劳动力价值构成和计算方法。马克思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劳动力价值的方法是科学的，关于劳动力价值由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结论是正确的。不过，该理论在特定假设条件下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进而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把它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留下了后面将要逐步分析的问题：该理论没有充分说明复杂劳动力价值构成和计算方法，对劳动力价值代际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清楚。这些问题形成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短板。

1.单独一代人的劳动力价值构成问题

人类是一生物物种，通过前代抚养后代而世代延续。人的劳动能力即劳动力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成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为了说明上述问题，这里首先分析单独一代劳动力价值构成，然后分析劳动力价值的代际关系。

单独一代人的劳动力生产全过程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一个人出生后接受抚养教育直到开始就业的过程，称为养育时期；二是从一个人开始就业到退休前的生存和发展过程，称为就业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家庭、社会和作为劳动力载体的个人都要投入和消耗大量劳动，正是这些劳动逐步凝结而形成劳动力价值。一代劳动力在两个时期消耗的社会劳动是通过各种费用体现出来的，从中可以概括出劳动力价值的两个构成因素：一是劳动者在养育时期消耗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接受各种学历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的费用，简称养育费，它反映养育劳动者所消耗的社会劳动；二是劳动者在就业时期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接受再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的费用，简称生活费，它反映维持和发展劳动者所消耗的社会劳动。一般来说，培养不同标准质量的劳动力实际消耗的养育费和生活费多少不等；培养同一标准质量的劳动力因各人先天素质和后天努力以及生活水平不同，实际消耗的养育费和生活费多少也有差别。各人实际消耗的养育费和生活费分别称为个别养育费和个别生活费，它们反映生产劳动力的个别劳动时间。按照价值规律，劳动力价值和普通商品价值一样都是由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可以通过统计社会平均养育费和社会平均生活费来计量。

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通常是按一定时间如年、月、日、小时分期支出自己的劳动力。社会平均养育费必须分摊到单位时间支出的劳动力之中，通过工资逐步得到补偿。劳动者就业期间维持正常生活的费用是劳动力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通常按一定时间周期支付。如果用y表示单位时间劳动力价值，f表示单位时间劳动力平均分摊的养育费，h表示单位时间需要的生活费，那么y=f+h就表示单位时间劳动力价值构成。例如，某劳动者的社会平均养育费为40万元，全部工作年限为40年，平均每年劳动力分摊10000元；某年所需生活费为6000元，则当年劳动力的年价值为16000元。

马克思本来是从生产劳动力全过程来分析劳动力价值，但通过假设劳动者个体已经存在，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维持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因而在上面的例子中，一代劳动力的年价值不含本代养育费。当然，马克思考虑到前代养育后代的问题，认为劳动力价值应当包含养育子女的费用。前代养育后代的费用是计入前代劳动力价值，还是计人后代劳动力价值，这个问题稍后再讨论。应当明确，不能把劳动力价值等同于维持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道理很清楚，劳动力和生活资料是两类不同的商品，只有当人消费了生活资料，后者的价值才转化为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这就像钢材水泥被用于建造房屋时，前者的价值转化为后者价值组成部分，但房屋价值不等于钢材水泥价值。即使在马克思的假设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和对应的生活资料价值也只是等价转化关系，而不是直接同一关系。

2.劳动力价值的代际关系问题

按照劳动价值论原理，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值决定也不例外。当商品分单位逐一被生产出来时，生产前一个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应包含生产后一个商品的劳动时间；同样道理，当劳动力分代培养时，生产前一代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不应包含生产后一代劳动力的劳动时间。虽然子女养育费通常由父辈支付，但却是由子女消耗，用来生产子女的劳动力，而不是生产父辈的劳动力。因此子女养育费应当计入子女劳动力价值。这就是说，任何一代劳动力价值都由本代消耗的养育费和生活费构成。

在现代社会，不同学历的人所受教育及其费用有很大差异，其劳动力素质和价值大小也不同。在正常情况下，劳动者接受的教育越多，劳动力素质和费用就越高，因而劳动力价值就越大。教育培训费多少是决定复杂劳动力价值大小的主要因素。如果把一代人在成长时期所消耗的各种费用计入前代劳动力价值，那么这代人的劳动力价值由就业时期所必需的各项费用构成，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差别如何体现呢？诚然，劳动者就业时期的生活费也有差异，当他们接受在职培训时还会发生新的教育培训费，养育子女的时间先后、数量及费用大小也不等。但在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生活费和养育子女费多，就承认其劳动力价值大；反之也不会。如果按社会平均水平来计算生活费和子女养育费，则意味着抹平各种劳动力价值大小差异。

假设有三代劳动力，前代抚养后代，他们消耗的养育费和生活费分别为：第一代是f1和h1，第二代是f2和h2、第三代是f3和h3，三代劳动力价值分别用y1、y2、y3表示。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分析，第一代劳动力价值构成为y1=h1+f2，第二代为y2=h2+f3。笼统看来，这样似乎也揭示了劳动力价值构成，但是把生产后代劳动力的养育费计入前代劳动力价值，既不符合劳动价值论。也难以反映各种劳动力价值差异。如果第一代是小学毕业生，第二代是大学毕业生，那么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小学毕业生的劳动力价值包含大学毕业生的费用，显然不符合实际。科学的计算方法和结果是三代劳动力价值构成分别为：y1=f1+h1、y2=f2+h2、y3=f3+h3。由于各代劳动力价值均包含自身养育费，在正常条件下通过交换得到的工资大于自身生活费，所有除了用于维持本人劳动力再生产之外，还有部分收入可以用来养育子女；如果这部分收入不用于养育子女，而是用于投资或储蓄，则可以带来利润或利息。工资作为收入的使用途径差异与劳动力价值成无关，不能因为一个人把部分工资作为投资或储蓄带来利润或利息，就认为他的劳动力价值包含一部分利润或利息；同样道理，不能因为一个人把部分工资用于养育子女，就认为他的劳动力价值包含子女养育费。

3.劳动力商品化条件扩展问题

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力商品化条件主要反映了近代情况，对现代社会的适用性受到限制。需要扩展。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劳动力商品化有两个条件：劳动者是自由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既没有消费资料用来维持生活，也没有生产资料用来从事生产⑥。前一个条件是必要的，加上后一个条件，当市场存在劳动力需求时，就会发生劳动力商品化。第二个条件反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特殊情况。在现代社会，当劳动者有一定生产资料，可以独立从事商品生产时，也可能发生劳动力商品化：当劳动者独立从事商品生产的收入低于出卖劳动力的收入时，他就可能选择劳动力商品化。例如，一个人有一定生产资料，开设一家私人作坊或店铺，获得一定的收入；同时，他也可以到一家公司当雇员，得到一份工资。如果后一途径的收入高于前一途径，他就可能去公司当雇员，从而使劳动力商品化。因此，第二个条件可以扩展为劳动者追求较高收入。这些构成劳动力商品化的供给条件，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化大生产造就劳动力商品化的需求条件，两方面条件必然导致劳动力商品化。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对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发展来说也是值得研究的。

三、剩余价值理论中的短板

剩余价值理论本来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但由于忽略了劳动力价值转移，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贯彻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的正确结论。这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短板所在。

1.劳动力价值转移问题

国内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认为劳动力价值不能转移：“劳动力的价值已经支付给工人。被工人用于维持生活和赡养家属，不可能转移到新产品上去。”照此推论，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已经支付给它的卖方，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被卖方用于生活消费，为什么能够转移给产品呢？如果这种解释能够成立，那么由马克思阐明的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些基本结论要么被颠覆，要么不适用于劳动力商品而失去普遍性。马克思认为，各种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中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价值只能存在于商品之中，而不是商品之外。尽管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但它的价值也只能存在于劳动力之中。当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和要素被用于生产其他商品，它的价值已经存在，是生产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应当同生产资料价值一起转移给产品。假如说劳动力的价值被工人用于维持生活和赡养家属，使用价值却被资本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那就把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从时空上完全分开，不符合劳动价值论关于各种商品价值都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之中的一般原理。劳动力价值和工资作为两部分价值不是直接同一关系，而是并存等价关系。劳动者卖出劳动力换得工资，再购买消费品来维持生活。现实中工资通常用货币支付，劳动力价值与货币工资的并存等价关系可能被掩盖或者不太明显，容易把二者看成同一部分价值。假如买方向工人支付实物工资（消费品），那么劳动力价值与实物工资价值的并存等价关系比较清楚。劳动力和消费品作为两类不同商品的区别显而易见，不能说劳动力就是消费品，当然也不能说劳动力价值就是消费品价值。无论工人怎样消费和生活，都不构成否定其劳动力价值转移给新产品的理由。

工人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力价值，另一部分是剩余价值。这同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有矛盾，也不符合实际。生产劳动力从而形成劳动力价值，使用劳动力从而创造新价值，是两个不同的过程。生产劳动力表现为养育和维持劳动者，现代社会通过各种学历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来培养复杂劳动力，为此要消耗生活资料、教育工作者的劳动和其他社会服务；使用劳动力表现为劳动者就业和工作，生产各种商品或提供各种服务。两个过程的时空范围、主体客体和结果均有明显差异，不能把前一个过程混同于后一个过程，也不能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阶段。如果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那就把使用劳动力过程混同于生产劳动力过程，把使用劳动力所提供的一部分劳动力时间当作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时间，这无异于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基本结论，或者这些结论对劳动力失效从而否定其普遍适用性。

实际上，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一起转移给产品，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有三部分价值运动，即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劳动力价值转移和新价值形成。例如，某企业投资500万元，分别购买价值300万元的生产资料和价值200万元的劳动力，二者结合并全部消耗掉，生产出一定量的某种商品，劳动力的使用即活劳动创造100万元新价值：全部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资料转移价值300万元加劳动力转移价值200万元，再加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100万元，总共是600万元。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值转移给产品。就是把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支付的货币额计入生产成本。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则形成剩余价值或利润。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生产资料价值300万元转移给产品，劳动力价值200万元不转移；当活劳动创造100万元新价值时，总价值只有400万元。还没有剩余价值；企业必须延长劳动时间，直到创造出更多比如250万元新价值，才产生50万元剩余价值。如果劳动力没有商品化，因而没有其价值转移，马克思的分析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这就不能不考虑劳动力价值的存在和转移。

2.资本主义剥削问题

过去认为，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了工人劳动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即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假设资本家付给工人100元工资，工人给资本家创造150元新价值，其中100元补偿预付工资，另外50元是剩余价值。这样，资本家用100元换得工人劳动创造的150元，多出的50元就是剥削所得。这里忽略了劳动力价值转移，把剩余价值生产置于不等价交换基础之上，没有彻底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如果说资本家用100元工资与工人劳动创造的150元新价值交换，那就是不等价交换；如果说交换发生在工资和劳动力之间，而不是工资和新价值之间，那就应当有劳动力价值转移，不能用一部分新价值取代劳动力价值。

封建社会的佃农租用地主的土地，把生产的粮食一部分留给自己维持生活，另一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地租可以说是一种被地主剥削占有的剩余产品。这里不存在劳动力商品化。与此不同，资本主义剥削是通过劳动力商品化实现的，剥削方式和程度都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进而通过交换占有劳动力，最终占有劳动力在使用中创造的新价值。工人通过交换得到工资，代价是把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资本家，后者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生产出新产品，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一起转移给产品。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当它被生产出来时形成自身价值，当它被使用时创造新价值，这两部分价值都是使用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从价值实体看，劳动力被生产时消耗劳动时间，被使用时提供劳动时间，这两部分劳动时间都是生产普通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的组成部分。在一般商品价值构成中，生产资料转移价值补偿预付不变资本，劳动力转移价值补偿预付可变资本价值，新价值作为超过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所形成的剩余，就是剩余价值――它等于全部新价值。资本家向工人支付工资而获得劳动力使用权，新价值是资本家使用他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产物，所以归他所有。资本家在不违反等价交换原则的条件下占有新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早期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全部或大部分新价值或剩余价值，剥削十分残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能够以一定方式分享新价值，但剥削没有从根本上消失。

肯定劳动力价值转移将引起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创新，不仅价值增殖概念需要重新定义，而且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等概念也需要重新解释，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这样做能够把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彻底贯彻到剩余价值理论之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际上并非主流，在国内经济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逐步被边缘化，这个领域的创新成果往往陷入某种尴尬境地：在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范围内，有影响的专家似乎对剩余价值理论深信无疑，不关注不承认不接受相关创新成果：在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门类范围内，多年的热点是引进加工西方经济理论，解读现行政策，剩余价值理论面临后人不学不懂不用的局面。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剩余价值理论发展和创新问题，补齐它的上述短板，用来为现实服务。

四、社会生产结构理论的短板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社会生产结构理论把社会总产品及其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主要采用假设数据进行抽象分析和图示，没有运用统计资料来全面分析包括物质资料、非物质资料在内的社会生产部类结构，其应用受到极大限制，因而存在短板。

1.两大部类划分的局限问题

同现代社会相比，马克思所考察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质资料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比例较小，其商品化和产业化程度较低，为便于分析，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生产结构时撇开非物质资料是可以理解的。从当今世界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非物质资料生产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一般发展中国家非物质资料生产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并呈显著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两大部类划分显现出未能全面反映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局限。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社会总产品是全体从业人员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一年生产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其中物质资料的类型无需赘述，非物质资料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知识，包括科技产品、信息产品；二是人才技能，表现为经过教育培训所形成的劳动能力；三是服务或劳务，通常以活劳动形式提供，包括交通运输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服务、健康服务等；四是艺术和体育表演活动，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艺术产品过去部分划入消费资料，部分划入服务，但它同一般物质产品相比具有非物质资料特征。既然发达国家的非物质资料占比早已超过物质资料，发展中国家的非物质资料占比也呈现超过物质资料的态势，那么要全面分析社会生产结构，就不能把这些非物质资料排除在外。

大一劳动总结篇（5）

一、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学者们的预测，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4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按联合国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14.5亿，此后，人口数量将开始出现负增长，2050年总人口数量回落到13.95亿左右的水平。

（二）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上升1.9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划分方法，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7%以上为老年型人口来分类，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彭万，2012）。

（三）流动人口比率大幅上升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由此可见，进十年中人口迁移更加活跃，流动速度加快。

（四）人口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557.5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万人，占总人口的50.32%。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总量增加20963.53万，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2001～20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年平均提高1.35个百分点。据预测，（邹湘江，2011）。

（五）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增长到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增长到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增长到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减少到26779人。文盲率以及15岁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胡鞍钢、才利民，201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无论是从年龄结构、素质结构，还是地域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总结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结构呈现以下特点，即我国进入低生育和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给的后续力量不足；人口素质不断提高，高学历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人口迁移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总量加大，劳动力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二、人口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而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和技术等。其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源。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将关系到该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

王桂新等（2010）认为人口变动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市场；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年轻的年龄结构满足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资源的巨大需求；第三，愈益活跃的人口迁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聚效益的提高；第四，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创造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能力。

蔡日方（2004）源引Bloomet的观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人口结构的较大比例由儿童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较大，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时，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Bloomet all，2002）。如果一个国家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并且能对这种人口红利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但是，不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好，还是处在这样的阶段而实际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et all，2002）。

三、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程恩富，高建昆（2012）认为影响有效劳动力的因素包括：（一）劳动力素质；（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三）劳动参与率。周也（2009）认为，反映劳动参与或者供给变化的一个总量指标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参与率。齐明珠（2010）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因素有两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二是劳动参与率。陈仲常，马红旗（2011）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人口的增长。

四、人口结构变迁影响下的人力资源供求矛盾

（一）劳动力素质对比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强制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0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38年）与美国1964年的水平相差2.66年，与美国2005年的水平相差5.25年之多，与日本2005年水平则相差5.37年。

（二）劳动力数量的供给与需求对比

齐明珠（2010）认为，从2010年到整个“十二五”期间，劳动力市场上总体表现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虽然总体上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但是局部劳动力市场可能表现为供不应求。事实上，局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2016年以后，劳动力市场将表现为供不应求的矛盾。

（三）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对比

在“十二五”期间，由于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在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阶段，就业压力表现非常明显，既有总供给过剩带来的失业，也有产业结构升级、区域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失业比例上升的问题，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之后会出现新的问题，即年龄结构的失衡，需要年轻劳动力的行业或岗位将出现短缺。

（四）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蔡日方（2004）认为人口结构的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固然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时机，但是总体抚养比会因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而在今后会大幅上升。这种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由此可见，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呈现以下特征：短期内，劳动力供给过剩，但局部存在短缺；长期内，以现有的劳动力素质和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缺口不断加大；以现有的产业结构模式，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更突出；劳动力素质水平不断提高，仍然不能满足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人才的需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缺少有效手段，无法形成对人口流动的激励作用。

五、对策建议

对于当前和今后人口结构变迁对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提出对策：

都阳（2008）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努力继续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遏止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凡是可能影响市场工资率水平和保留工资水平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参与率，所以要从调整市场工资率和保留工资水平两方面着手来改变劳动参与率；（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即除正规教育以外，还要重视培训对劳动力素质的意义。（三）通过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四）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解决就业问题。

针对我国被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现状，万鲁健等（2009）认要想顺利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必须借鉴日本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经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延缓我国劳动力供给优势减弱趋势。1、完善户籍制度；2、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3、完善劳动就业市场，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环境。4、推进教育公平化；5、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郭琳等（2011）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二是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三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胡鞍钢（2011）等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

鉴于劳动力供给短期和长期的矛盾不同，齐明珠（2010）认为短期内，一是要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就业水平和能力。三是要大力发展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要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持续稳定就业水平。长期的政策：一是要适度放宽人口政策；二是要提高人口素质；三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四是要逐步建立鼓励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政策，

概括起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

大一劳动总结篇（6）

The Effect Analysi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on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Based on Data of Sichuan Province

LIU Hou-ping，DENG Xia

（Commercial Colleg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Using Shift-share method， variable factors of total labor productivity were analyzed， the effect of total labor transfer， the effect of each industry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effect of labor transfer in each period and each urban agglomeration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bor transfer effect of first industry is less than zero， showing transfer out effect； the labor transfer effect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s greater than zero， meaning transfer into effect； the labor transfer effect of Long-term is less than that of short-term，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covariant factors. Therefore， continuing to push forward the rural labor transfe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ndustries can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it also can be helpful to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labor transfer； labor productivity； transfer effect； economic growth； Sichuan province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发展一体化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或向非农产业转移，这说明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将农业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可以促进各个产业的发展，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其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需要深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路径[1]。由于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造成的城乡工资差别，在经济人理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产业，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人力资本的提高[2]，农业劳动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将与城市产业相接近，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并最终实现一元经济[3]。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信息不对称、人力资本、风险、社会资本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力流动的个人决策[4-5]。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6]，当发达地区资本边际收益逐步下降直至低于落后地区水平时，劳动力及资本将获得从发达地区流向落后地区的激励，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趋于收敛[7]。劳动力从效率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所带来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国内学者潘文卿[8]通过对总劳动生产率进行微分分解，分析得出“七五”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有17.8%来自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刘秀梅等[9]通过建立生产函数的方法来估计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的边际生产率，进而评价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张广婷等[10]运用钱纳里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中国1997 ― 200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16.33%。

综上所述，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于城乡两部门和总体经济增长的分析，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作用，国内外的研究却十分欠缺。

本文主要通过指数分解法将劳动生产率按三次产业分解来计算劳动力转移效应，并以此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和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主要使用Shift-share方法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原因进行分解，将劳动生产率变动原因归纳为3个因素，同时对三次产业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具体分析了四川省历年和四川省各地市州的劳动力转移效应，进而揭示四川省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发展趋势和四川省各地区之间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距。

1 模型的构建和数据来源

1.1 劳动力转移效应模型的构建

本文使用Shift-share方法，将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变动分解为三部分，即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各部门的就业结构的变动以及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结构共同变动引起的综合变化。

假设g表示劳动生产率，e表示部门就业人员占总人员的比重，Y表示GDP水平，L表示劳动力投入即就业人员，i=1表示第一产业，i=2表示第二产业，i=3表示第三产业， 0表示基期，t表示报告期。

令mY、mL、mg分别表示GDP增长率、就业人员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则

mY=■；mL=■；mg=■

由此可以得到基期和报告期的总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g0=■=■（■?■）=■gi0ei0（1）

gt=■=■（■?■）=■giteit（2）

则报告期相对于基期的总劳动生产率的变动量就为：

Δg=gt-g0=■giteit-■gi0ei0=■[（git-gi0）?ei0]+■[（eit-ei0）?gi0]+■（git-gi0）?（eit-ei0）（3）

对（3）式两边同时除以g0可得到总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率

g′=■+■+■（4）

式（4）右边第二项代表各产业就业人员的结构变动对总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令其为K（e）i，式（4）右边第三项代表各产业就业人员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变动对总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令其为K（g*e）i，则：

K（e）i=■gi0 （5）

K（g*e）i=■ （6）

K（e）i代表的是各个部门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时所引起的就业人员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动效应，即本文所讲的劳动力转移效应；K（g*e）i表示的是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结构同时变化所带来的使总劳动生产率变动的效应。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四川省统计年鉴。产出指标采用地区生产总值，并使用GDP平减指数对其进行缩减；投入指标用各地区的从业人员年末数量来表示。

2 模型计算结果分析

2.1 四川省1990-2012年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带来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减少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增加，使得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因就业人员减少而有小幅提高，同时促进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低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向高劳动生产率产业的流动，必然会带来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各产业的就业人员情况和GDP发展的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总就业人员的数量从1990年的4 265.2万人增加到了2012年的4 798.3万人，增加了533.1万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从1990年的72∶14∶14变为2012年的42∶26∶32，表明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大幅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大幅增加；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的向外转移，总GDP水平（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格进行调整）从1990年的890.95亿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9 886.3亿元；分产业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GDP比重从36∶35∶29变为9∶61∶30，第一产业的GDP比重大幅下降，第二产业的GDP比重快速上升，第三产业略有上升，表明农业在GDP中的贡献大幅下降。

从表1可以看出，四川省的劳动生产率在22年间增长迅速，总劳动生产率从1990年的2 088.88元/人增长到了2012年的21 657.38元/人，增长了9.3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1.22%。分行业来看，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从1990年的1 033.84元/人增加到2012年的4 577.53元/人，增长了3.43倍，年均增长6.99%；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5 408.25元/人增长到51 342.62元/人，增长了8.49倍，年均增长10.77%；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4 442.87元/人增长到2012年的20 007.83元/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7.08%。在此期间，就业人员比重第一产业从73%下降到42%，年均下降2.42%；第二产业从14%上升到26%，年均增长2.85%；第三产业从14%增加到32%，年均增长3.83%。

由图1可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在拉大，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虽然都持续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不同，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小，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最大，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和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居中。总劳动生产率在2010年之前一直小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而在2010年达到相同水平之后，有背离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而迅速增长的趋势。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来看，1990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5.23倍，而2012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1.22倍，同时，1990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第三产业的1.22倍变化为2012年的2.57倍，表明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2.2 1991 ― 2012年四川省分时期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分析

运用GDP平减指数将四川省的GDP调整为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根据前述模型（式4、式5），计算出了1991 ― 2012年间按各五年计划划分的时期的各项增长率和各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表2）。

根据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GDP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呈同方向变动。1991 ― 2012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总计增加了10.66倍，总劳动生产率总计提高了9.37倍。分时期来看，“八五”到“九五”规划期间GDP的增长率从71.25%下降到55.08%，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从58.13%下降到53.77%，而“九五”以后GDP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到“十一五”规划期间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达到90%以上。由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存在一种逐渐上升的趋势，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逐渐下降，高劳动生产率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逐渐上升，因此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表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

2）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增长率与总劳动力转移效应呈同方向变动。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增长率在“八五”规划期间最大，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大批量农民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产生最大的劳动力转移效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增的向外转移的劳动力逐渐减小，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转移效应在“九五”、“十五”规划期间减小；到了“十一五”规划期国家开始推进城镇化建设，由此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增加。

3）各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2中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均为负数，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低的第一产业转入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的第二、第三产业，此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第一产业产生劳动力转出效应，而对于第二、第三产业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转入效应；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均为正数，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后，促进了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

4）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总体来看，各时期的总劳动力转移效应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为逐期递减，“八五”期间的劳动力转移效应最大，达到了25.46%，“十五”期间的劳动力转移效应最小，只有9.01%。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出效应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减小，从“八五”期间的7.06%减小到了“十一五”期间的1.71%，到2011-2012年劳动力转移效应只有8.86%；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波动减少，从“八五”期间的12.23%减少到了2011-2012年的6.01%；第三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表现为快速减小，从“八五”期间的20.38%减少到“十一五”期间的3.48%。但是不管在哪个时期，劳动力转移对四川省的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3 2001-2012年四川省各地市州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分析

2.3.1 2001-2012年四川各地市州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 用GDP平减指数将2012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调整为以2001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产值，根据前述模型（式4、式5）计算出四川省各地市州2001-2012年期间内的各项增长率，以及各地市州各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表3）。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各地市州经济增长率、就业人员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2001 ― 2012年之间各地市州的经济发展均比较迅速，除了阿坝州以外的其他地区的GDP增长率水平大体相当，各地区之间不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阿坝州发展最为缓慢，2012年的GDP相对于2001年只增长了2倍。而在就业人员数量方面，各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成都、自贡、攀枝花、雅安、甘孜州和凉山州地区的就业人员增长率比较大，均超过了20%，主要是因为成都、攀枝花、自贡等地的二三产业发展较好，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来支持经济的发展，而甘孜州和凉山州等地的旅游业发展比较好，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到当地就业；而南充、泸州、德阳、内江和资阳等地的就业人员出现负增长，主要是因为南充等地存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方面，主要表现为南充、资阳、内江等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高，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可以提高本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2）不同的地区之间总劳动力转移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凉山州的总劳动力转移效应最大，达到了28.48%，主要是因为凉山州的就业人员增长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动幅度最大，同时经济增长也较快；成都、自贡、绵阳、泸州、内江、眉山、宜宾、雅安、阿坝州和甘孜州等地的总劳动力转移效应均比较高，达到了10%以上；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则较小。

3）各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在各地市州的表现也不尽相同。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均为负数，主要是因为各地市州的劳动力转移都体现的是农村劳动力转出效应。攀枝花地区农村劳动力转出效应最小，说明攀枝花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对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最小；广元、雅安、阿坝和凉山州4个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出效应最大，均超过了3%，说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对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最大；其他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出效应介于1%～3%之间，劳动力转移对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水平也居中。

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大部分为正数，说明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表现为转入效应。仅有攀枝花市的第二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为负数，体现为劳动力转出效应，说明攀枝花地区第二产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对攀枝花地区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抑制作用。广安市的第二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比较低，表明劳动力向广安市第二产业的转移不能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宜宾市和凉山州的第二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很高，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能够更加显著地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他地区的第二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居中，说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也对区域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在各地市州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自贡、达州和巴中三地的第三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均小于零，说明这3个地区的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未能促进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泸州、资阳、遂宁三地的第三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均不到1%，说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大；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和雅安市的第三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很高，表明这些地区将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有利于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和攀枝花两市的第三产业劳动力转移性效应虽然不是最大，但也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表明成都市和攀枝花市继续将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比较明显。

2.3.2 2001 ― 2012年四川省四大城市群的劳动力转移效应 将各地市划分为四大城市群，分别计算2001 ― 2012年四川各城市群的各增长率和各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表4）。

由表4可知：

1）各城市群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带来了就业比重变化的差距，进而使各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产生了差距。各城市群的GDP增长率大体相同，而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攀西地区的二三产业劳动力增长比例最高，达到了118.15%，成都平原城市群和川南城市群的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也有大幅增加，均超过了50%，川东北城市群的二三产业劳动力数量增幅较小，仅有26.13%。GDP增长率和就业人员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就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成都平原城市群和攀西城市群低于川南城市群和川东北城市群。

2）四大城市群在劳动力转移效应水平上各不相同。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转移对攀西城市群的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最大，对成都平原城市群和川南城市群发挥的促进作用大体相同，对川东北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作用最小。具体来说，各城市群的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效应水平基本相同，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中最低的始终是川东北城市群，攀西城市群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均比较大，成都平原城市群的劳动力转移在第二产业发挥的效应比较大，但是在第三产业上的表现差强人意；而川南城市群的劳动力转移在第二产业的效应在各个城市群中水平最高、效果最好，但其在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上发挥的效应比较低，对经济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3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1）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小于零，表现为转出效应；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大于零，表现为转入效应。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将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会减少低劳动力生产率的劳动力数量，增加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数量，因此会表现为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小于零，而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大于零。

2）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增长率和劳动力转移效应呈同方向变动。劳动力转移一般表现为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同时二三产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因此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减少率和二三产业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率均可以体现劳动力转移效应，表明提高劳动力转移效应可以通过增加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来达到。

3）长期的劳动力转移效应比短期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小，因为长时期的劳动力转移与劳动生产率共同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较大。四川省在1990-2012年整个22年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效应为6.07%，其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出效应是1.66%，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发挥的效应分别为3.36%和4.37%。具体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期间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分别为25.46%、21.57%、9.01%、14.22%和8.86%，说明在各个时期劳动力转移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整体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小于各时期的劳动力转移效应，主要原因是在1990-2012年期间各产业就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共同变动对总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较大，总共贡献了38.13%，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业结构变动产生的贡献较小。

3.2 政策建议

1）继续推进劳动力转移，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将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可以增加二三产业劳动力数量，产生劳动力转移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转出效应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转入效应均有一个明显的减小趋势，表明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各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减小，但是在一定时期四川省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还是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该继续通过城镇化、工业化两化互动方式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2）针对不同的城市群，采取不同的劳动力转移政策。2001 ― 2012年四川省成都平原城市群、攀西城市群、川南城市群和川东北城市群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分别为13.40%、17.78%、13.45%和5.94%，四大城市群的劳动力转移均促进了各自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分别考虑。

川南城市群和川东北城市群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大于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因此川南城市群和川东北城市群里的各城市在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时，应有意识地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以有助于更好地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大一劳动总结篇（7）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8-0023-05

一、引言

刘易斯（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存在供给弹性无穷大的剩余劳动力，以不变的工资水平为现代部门提供无限数量的劳动力资源。尽管刘易斯并没有直接提出农业存在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观点，但他实际上隐含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

拉尼斯-费（1961）利用边际产出、制度工资等范式发展了刘易斯模型中隐蔽失业和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他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为零，这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拉费称其为“多余劳动力”；第二个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大于零但小于平均产出量（或制度工资），劳动力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这些劳动力以隐蔽失业的形式存在，拉费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这些过剩劳动力统称为“伪装失业者”；第三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甚至超过平均产量，农业劳动力工资不再等于制度工资，农业部门完全商业化，剩余劳动力转移全部完成，不再存在“伪装失业者”。

舒尔茨（1964）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了刘易斯的零值边际劳动学说和隐蔽失业观点。舒尔茨认为，刘易斯的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如果考虑到季节性，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则并不为零，不存在农业隐蔽失业现象。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舒尔茨利用印度1978―1979年流行性感冒对其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并不为零，不存在所谓的“隐蔽失业”。

为了统一刘易斯和舒尔茨在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隐蔽失业问题上的相反观点，森（1966）提出了“每人边际产品”和“每人每小时边际产品”的概念。王检贵（2005）将这两个概念提炼成农业劳动力弹性工作负荷模型。根据王检贵模型，当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时，要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只能依靠提高农业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王检贵将这部分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提高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则农业总产出不得不减少，这部分抽走的劳动力称为“隐蔽失业者”。

纵观上述学者对隐蔽失业问题的观点，可以看出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刘易斯和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社会是否存在隐蔽失业的观点完全相反；拉―费三阶段模型所指的边际产出是“每人的边际产出”，这正是舒尔茨批判刘易斯的症结所在；森和王检贵没有将季节性特征变量明确纳入进去。可见，前人对农业隐蔽失业研究的缺点在于，他们要么是从劳动时间或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出发，要么是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据此，本文在总结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拟从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建立一个农业季节蔽失业模型，试弥补众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缺陷。

二、模型的假定和图形基础

（一）假定

1. 假定农业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大于0，且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2. 当农业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时，假定农业劳动时间获得的收入等于平均产品。这个收入称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它不是由市场力量而是由习惯和道德因素决定的，且具有变化的粘性特征。

3. 与工业生产过程不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将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替代空间。

4. 假定农业产出、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相互独立的外生变量，农业产出由市场需求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技术的单一函数。

（二）模型构建的图形基础

图1为农业总产出曲线图，横轴代表全体农业劳动者在一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总劳动投入时间，T+为其最大值，纵轴表示农业总产出。曲线f（Q）和h（Q）代表农业总产出函数，切线t1和t2的斜率表示切点处的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有f′（Q）＞0，f″（Q）＜0。

图2为农业等产量曲线图，横轴表示农业社会一年中人均劳动时间，N+为其最大值（N+的理论值为365天×8小时/人），纵轴表示投入的农业劳动力数量。Q（TA）是一条双曲线段，表示当农业总投入时间为TA时，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劳动投入时间的不同组合会得到一个相等的产量QA，它是一条等产量曲线，也是一条等总劳动投入时间曲线。同样，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其他等产量曲线。

图3为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农业总产量。图2中水平线P1A1B1表示，当农业的劳动力投入数量为P1时，不同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和不同的农业总产出存在各种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关系可通过图3中的曲线Q（P1）表示出来。Q（P1）曲线是图2中P1A1B1的一个映射，反映的是同一种经济关系，是一条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同样笔者可以画出一系列其他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它们分别反映各种不同人口数量下的农业产出情况。

图4为平均产出线和边际产出线图，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和平均产出的含义，应存在一条从左至右不断下降的边际产量曲线和水平的平均产出线。

三、模型的建立和结论

（一）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的定义及其转移阶段划分

给定如下定义：

定义1 农业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隐蔽失业是指总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其平均产出时存在的失业；总剩余劳动时间是指在维持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而替代的总劳动时间。

图4中，根据假定（2），在D0的右端，尽管MP＜AP，但农业劳动时间同样要获取“固定制度工资”，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存在（N+―N-）单位的剩余劳动时间，总剩余劳动时间为Tts=PM×（N+―N-）。此时，如果人均投入劳动时间从N+减少到N-，则农业总产出将从QM减少到QA的水平。但由于这时的边际产出小于“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则Tts数量的总劳动时间处于隐蔽失业状态，D0点右边阶段存在隐蔽失业与劳动时间总剩余。在D0的左端，AP＜MP，总劳动时间的减少会引起农产品供给量的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将获取一个与工业劳动力相等的市场工资，农业生产转入商业化阶段，D0点是商业化转折点。D0点左边阶段的隐蔽失业消失，农业劳动力开始商业化。据此，笔者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 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的大小比较关系是区分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存在与否的标志，也是划分其转移阶段和商业化阶段的标志。当MP＜AP时，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当AP＜MP时，则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

（二）隐蔽失业的分类、结构和衡量

定义2 绝对隐蔽失业者和相对隐蔽失业者：绝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相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即使将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延长到理论最大值，农业产出也将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

假定目前的农业总产出量为QB，等产量线段BMB1与Q（P1）和N+MM共同相交于点B1（图3中假设三点共同相交于一点是合理的，因为QBB1必定与某条等人口产量曲线相交于它的最高点），BM和B1是两个特殊的点。BM表示如果有PM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则要得到QB的农业总产出，需要的人均最少劳动时间为N0；B1表示要得到同样多的农业总产出，如果投入的人均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值N+，则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从PM下降到P1。这表明农业劳动力数和人均劳动时间存在替代关系，它使数量为（PM-P1）的劳动力投入减少效应可通过数量为（N+-N0）的人均劳动时间投入延长效应而得到补偿，从而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数量为（PM-P1）的隐蔽失业就是绝对隐蔽失业，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为0，数量的减少对农业产出没有影响，可以也应该彻底转移。当（PM-P1）数量的绝对隐蔽失业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后，剩下（P1-P0）数量的劳动者滞留在农业中，它的劳动时间边际产出MPB小于其平均产出AP，仍处于隐蔽失业状态。与绝对隐蔽失业不同，这部分劳动力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P1-P0）数量的劳动者就是相对隐蔽失业者，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不为0，为了确保农业产出不受影响，相对隐蔽失业不能转移，农业商业化进程受到阻碍。由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2 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业产出水平决定了绝对隐蔽失业和相对隐蔽失业的大小和内部组成结构。绝对隐蔽失业的消除不会影响农业产出，可彻底转移；相对隐蔽失业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下降，从而使相对隐蔽失业转移受到阻碍，无法向绝对隐蔽失业顺利转移。

（三）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的区分和衡量

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特征，如稻谷的最长允许收割时间跨度不能超过N*天。当存在季节性限制时，人均最大投入时间从原来的365天×8小时缩短为现在的N*天×8小时。这种变化可通过在图形2中做一条新的人均最大投入劳动时间限制线N*M*表示出来。N*M*表明，在季节性约束下，要得到QB的农业产出，投入的最小农业劳动力数为P2，而不是P1。图形3中的Q（P2）是与最低农业劳动力数P2相对应的等人口产量曲线，Q（P2）与BMB1相交于B2，与B2对应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为N*。根据假定（3），当农业总产出量为QB时，Q（P2）曲线以下的等人口产量曲线将变成虚线。即只要农业劳动力数小于P2，该农业社会的产量就会受到劳动力不足的威胁。为了分析季节性特征给隐蔽失业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有如下定义：

定义3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指，即使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如果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不是由于季节性特征的原因而导致的隐蔽失业。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绝对过剩，而季节性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从大小来看，（PM-P2）是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P2-P1）是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P1-P0）是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其中（P2-P1）数量的失业在这里具有特殊性，当不存在季节性约束时，它是绝对隐蔽失业，当有季节性约束时，它变成了相对隐蔽失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没有季节性限制（事实上不可能），则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将全部向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在这里，（P2-P1）数量的失业具有相对和绝对隐蔽失业的双重身份，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为了保证某种季节农产品的生产不受影响，要留用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延长这些农业留用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总产出不受影响。据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3 农业隐蔽失业人口数等于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或非季节性绝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之和。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可相互转化，季节性特征的强弱决定了二者相互转化的范围。

（四）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f（Q）往上移动到新的位置h（Q）（见图1），边际产出曲线从MP0移动到MP1的位置（见图4）。根据假定（2），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快于工资增长速度，就可以认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不变。这样，在h（Q）上必存在一点A*，有MPA*=AW成立。根据假定（1），点A*的位置一定在点A的右上方。即商业化产出线从Q（A）会向上移动到Q（A*），点A0则上移到A0*。Q（P0*）是与A0*相对应的新的隐蔽失业临界等人口产出线。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Q（P0）上移到Q（P0′）（注意：P0=P0′）。图1中A*点一定在A点的右上方，意味着图3中点AM′一定在AM的左下方，从而点A0′一定介于A0和A0*之间，这种位置关系表明，有P0*＞P0=P0′成立。

现在分析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根据假定（4），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农业产出仍为QB，但Q（P1）会上升，且被新的等人口产量线Q（P1′）所代替。显然，有P1＞P1′成立，即（PM-P1′）＞（PM-P1）成立。（PM-P1）和（PM-P1′）分别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绝对隐蔽失业人数。此外，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相对隐蔽人数分别为（P1-P0）和（P1′-P0*）。由于P1＞P1′且P0*＞P0，必有（P1-P0）＞（P1′-P0*）成立。同时有（PM-P0）＞（PM-P0*）成立。据此有如下结论：

结论4 在农业产出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会引起隐蔽失业数和相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引起绝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同方向的变化。

（五）农业产出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如果农产品需求外生变化导致农产品增加，则农产品等产量线段会往上移动且变短，这相当于农业劳动力和人均劳动力投入时间两个变量相互替代空间的缩小。根据定义2和结论2，绝对隐蔽失业人口数将下降，而相对隐蔽失业数会增加，隐蔽失业总数不变。特别是，当农业总产出为QM时，等产量线段会缩短成为一个点，绝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变为相对隐蔽失业人口；当农业总产出为商业化产量时，等产量线段达到最大值，相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转变为绝对隐蔽失业人口。于是我们有如下结论：

结论5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减少）导致农业绝对隐蔽失业人数减少（增加）和相对隐蔽失业人数增加（减少）。

四、模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建立的隐蔽失业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表现在：

第一，统一了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和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刘易斯模型暗含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舒尔茨明确提出农业劳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两种理论观点看似根本对立，但我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统一起来。模型假定劳动时间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这与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相一致。同时，模型中等产量线段表明，可以通过延长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年均投入劳动时间，释放一部分劳动力来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这意味着农业生产中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这正是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

第二，批判了舒尔茨的非隐蔽失业学说。舒尔茨从农业季节性特征出发，认为农业生产中不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笔者的模型同样从农业的季节性特征出发，得出了农业中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的不同结论。定义3和结论3表明，即使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季节性绝对和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可以向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一种绝对过剩，相当于刘易斯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可见，笔者的模型与刘易斯的观点相一致，得出了一个与舒尔茨完全相反的结论，是对舒尔茨非隐蔽失业观点的批判或发展。

第三，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笔者的模型从分析范式、研究视角和逻辑结论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拉尼斯-费利用农业总产出曲线、边际产出、平均产出、固定制度工资和农业剩余等范式，从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为农业劳动力绝对剩余、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商业化三个不同的阶段，并分析了劳动生产率、人口和资金积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结果。视角的局限使该模型同样暗含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边际产出为0的假定，并招致其他学者的非难。而笔者的模型继承了拉尼斯-费模型中的大部分分析范式，并将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放大到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研究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除了分析范式的相似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外，从结论看，笔者同样认为隐蔽失业的转移存在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两个关键点，存在绝对隐蔽失业、相对隐蔽失业和隐蔽失业彻底消除三个阶段。尤其是分析了季节性特征对隐蔽失业产生的影响，明确将隐蔽失业划分为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数量依存和相互转化关系，这是对拉尼斯-费模型的一个较大发展。

除了上述的理论意义之外，笔者的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隐蔽失业压力的化解。结论4告诉我们：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会使商业化产量向现实产量不断逼近，相对隐蔽失业数会不断减少甚至消失，最终实现农业商业化。这为传统农业将不断向现代农业转化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和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加大绝对隐蔽失业者的就业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化不断增加的绝对隐蔽失业者，现代农业建设将受到阻碍。

第二，关于农产品贸易和隐蔽失业的减少。结论5告诉我们，当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产品需求量增加且人口总数和农业生产技术不变时，隐蔽失业人数会相应减少。因此，为了减轻我国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我们应该提高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量。

第三，关于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的结构分析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结论3告诉我们，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存在一定的结构和数量关系。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加快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鼓励他们“离土又离乡”。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我们不能采取“离土又离乡”的方式将这部分劳动力彻底转移出去，但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毕竟是一种失业，工作负荷不足，具有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如鼓励兼业）熨平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者的空闲和工作时间差距。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4］王检贵，丁守海．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大一劳动总结篇（8）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3—0057—03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必不可少的重要生产资源，其规模、结构、分布、配置和使用方式对产业转型升级都有着十分重要且直接的影响。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但总体来看，河北省的劳动力还存在受教育程度低、从业结构层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等突出问题，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此，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力创新创业能力，推动劳动力产业转移，优化劳动力从业结构，是促进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今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劳动力资源总量丰富，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人力支撑

1. 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持续增长，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2010年，河北省15—64岁劳动力人口为5 384.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4.9%，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704.7万人，增长幅度为15.1%。其中，男性劳动力人口为2 711.8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50.4%，较2000年增长了7.3%；女性劳动力人口为2 672.5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49.6%，较2000年增长了8.2%。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来看，15—24岁、25—34岁和44—5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最多，分别达到1 123.1万人、1 156.8万人和1 069.1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23.9%、19.9%和21.4%①。

2. 十年内劳动力资源仍处于“黄金时期”，保证了产业转型升级中劳动力需求。据著名人口学家曾毅从人口的生育水平、期望寿命、结婚、离婚、平均生育年龄和城镇化水平等方面的预测，河北省劳动力总量递增的局面在未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到2020年，河北省劳动力人口将达到5 110.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7.2%，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势必会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劳动力人口整体素质偏低，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1. 劳动力人口学历层次较低，难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智力需求。从河北省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人口数量较多，达到3 995.4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74.2%；高中学历以上劳动力人口数量较少，只有1 378.9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25.6%；研究生学历劳动力人口数量最少，仅有9.8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0.2%。从河北省劳动力人口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看，25—44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对产业转型升级支撑能力不足。其中，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人口比重占25.2%，高中学历以上劳动力人口比重仅占3.8%，而研究生学历劳动力人口不足0.1%。

2. 劳动力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低，不能较好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需求。总体来看，河北省劳动力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仅占5.8%。从不同产业来看，河北省十大重点产业（农业，钢铁、石油化工和装备制造三大支柱产业，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三大现代服务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也较低，尤其是农业和钢铁业在河北省产业中所占份量很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仅占6.0%和6.2%，而装备制造、新能源和现代物流产业也仅占8.5%、7.8%和10.3%。

3. 提升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目前，河北省的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普遍较低，与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所需人才的整体实力、活力、竞争力和人才规模结构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全面提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培育和引进一批高素质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劳动力，是实现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和必然要求。一是加强职业教育。整合农村各类教育资源，形成中小学文化教育和成人职业教育并行的农村教育体系，逐步扩大农村职业高中的数量和规模，促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稳步有序发展，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二是加强基础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突出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主体地位，确保九年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免费。三是合理设置学科。针对河北省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省内各大高校的重点学科更新改造势在必行。为了适应新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重点加强智能装备和自动化、现代通信和信息、生物制药和制造、新材料和再生材料、工程化食品和酿造、新型材料和建筑等领域的学科建设。

大一劳动总结篇（9）

一、引言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三、实证研究

1、模型与数据

笔者初步建立了以对外劳务输出总量（SE）作为自变量，以出口总额（EX）作为因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对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所有检验与回归均利用Eviews6.0软件完成。模型如下：

LNEX=？茁0+？茁1LNSE+？滋0 （1）

2、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3、数据的协整检验

因本文中的两变量都是二阶单整的，笔者采取JJ法（Johansen检验）检验两变量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拒绝了无协整，接受了最大一个协整的原假设，即两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说明河南省劳务输出总量与出口总额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长期均衡。这和上文叙述的，两者在2000年以来呈现的相同变化趋势相照应。

4、OLS回归

协整检验表明两变量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对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测度，笔者选取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2.704480） （7.555296）

R2=0.826295 F=57.08250 D-W=0.707075

LNSE的系数为0.949280，即河南省对外劳务输出总量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引起出口总额同向变动0.949280个百分点，河南省对外劳务输出对出口贸易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这一结论与经典国际贸易贸易理论坚持的要素流动对贸易具有替代效应的结论明显不符。

5、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河南省对外劳务输出总量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许多经济变量之间往往存在互相而非单向的影响。格兰杰因果检验就是一种通过考察变量之间在统计上的先导―滞后，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单向还是双向的方法。笔者参照AIC和SC原则选择3阶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检验的结果显示在滞后期为3期时，对外劳务输出不是出口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出口是对外劳务输出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这并不说明对外劳务输出与出口没有因果关系，只能说明对外劳务输出不是出口的先导因素，而出口是对外劳务输出的先导因素。即对外劳务输出的信息效应的发挥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对出口贸易的拉动是滞后的；另一方面，伴随着出口贸易的增长，需要更多的劳务输出以承担贸易辅助工作，同时出口贸易的增长也会使得贸易关系更加活跃和紧密，带动更多的国际劳务合作与交流。

6、模型的误差修正

？啄2LNEXt-2+？坌t （4）

0.283707ECMt-2 （5）

（0.296345） （-0.432789） （-0.933764）

模型的R2值仅为0.245354，且各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修正机制在实证中是不存在的，也更加确认了，LNSE 与LNEX之间是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在短期内表现并不突出。

大一劳动总结篇（10）

关键词：产业结构 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需求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total employment is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total amount two aspects to be analyzed.

Key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labor supply labor demand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转型期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本来就是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众多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较少的自然资源。1980年我国劳动力总数为5.39亿人，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6.4%，相当于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47%，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劳动总量的1.05倍，相当于高收入国家1.46倍；1995年中国劳动力总数为7.09亿人，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6.3%，相当于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45%，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1.03倍，相当于高收入国家的1.64倍；预计到201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量将达到8.02亿人，相当于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3.8%，相当于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40%，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总量的1.17倍，相当于高收入国家的1.72倍（见表1）。

表1按收入组划分的劳动力总人数及比重

注：劳动力是指15－64岁人口。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2007

如此庞大的劳动人口基数，加上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变换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被原岗位淘汰出来需要重新就业的人数，一方面构成了转型期内以至于未来长时期内我国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构成了而且还会长期构成我国就业问题的巨大压力。

二、转型期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影响

转型期内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换不仅对劳动供给量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对劳动需求量造成了重大影响。相对而言，产业结构对劳动需求量的影响比对劳动供给量的影响还要来的更加直接和重大。从作用机理上来说，产业结构对劳动需求量的影响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投入结构变化、部门行业结构变化和企业组织结构与行为变化来实现的。这种影响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在通过新产品、新行业的不断增加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引起全社会劳动需求的绝对量不断上升的同时，引起了全社会经济运行对劳动需求的相对减少，即引起了实现单位产出或维持单位经济规模所需要的就业人数下降。这一结论可以从转型期以来，我国就业的产出增长弹性系数或就业的投资增长弹性系数不断下降中得到证明（见表2）。

表2我国就业的产出和投资增长弹性系数

资料来源：GDP与就业有关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有关数据计算，其中剔除了1990年就业人数的影响。资本数据部分引自邹至庄《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见李善同主编：《快速增长没有终结――国内外专家看中国经济增长》，2000年。

从表2可以看出，转型期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9-1989年）。这一阶段，借助于改革开放的动力，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年均递增9.51%，净投资总额年均增长12.32%，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40152万人增加到1989年的55329万人，为1978年的1.38倍，就业的经济增长弹性系数和投资增长弹性系数也相对较高，分别为0.31和0.24，走了一条高投入、高增长和较高就业增长的道路。

第二个阶段（1990-1995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再度提升，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0.87%的高水平。而同期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却明显放缓，仅为1.23%.，仅相当于1978-1989年水平的41.55%。就业的经济增长弹性降到了0.11，就业的投资弹性降到了0.13，经济发展进入高投入、高增长、低就业阶段。

第三个阶段（1996年至今）。这一阶段在我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进入全面加速调整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继续维持在平均9%以上的水平，特别是投资增长达到了近14%的最高水平，然而就业增长率却在继续下降，甚至到2006年就业的年增长率降到了1%以下的低点，与之相适应，就业的经济和投资增长弹性系数分别降到了0.10和0.07的新低，经济发展出现了高增长、超高投入、超低就业的局面。

就业的产出和投资增长弹性不断下降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劳动就业的增长越来越落后于产出的增长，落后于资本投入的增长；意味着社会经济运行对劳动要素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意味着本来可以实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没有实现，本来可以得到的更高的就业水平没有得到。这样，在转型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动中，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投入结构调整和同时发生的部门行业结构调整以及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使得劳动供给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又使得劳动需求呈现出不断相对下降的趋势，其结果就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供求总量长期处于失调状态，供给长期大于需求，从而使转型期内我国失业问题公开化，并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参考文献]

[1袁伦渠．劳动经济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 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 黎玉柱、陈全功、张智勇．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4] 陈桢．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