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便当文化论文篇（1）

一、鲁思·本尼迪克特与“耻感文化”的提出

提到“耻感文化”，大多数学者都会想到美国著名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那本蜚声中外用以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著作《菊与刀》当中，本尼迪克特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内核分为以罪恶为基调的“罪恶文化”和以耻辱为基调的“耻感文化”，在论述当中，本尼迪克特基于大量的史实材料和亲身搜集的一手资料，创造性的提出日本偏重于耻感文化这一结论。在她看来，其典型表现便是“耻是德的根本，日本人将耻辱作为他们原动力”。关于中国文化是侧重于“耻感文化”还是“罪恶文化”，学界争议颇多。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曾指出，与日本相比较，中国“耻的文化”倾向更强一些，“耻的文化”的真正发源地是在中国。i

二、中日“耻感文化”起源背景的差异性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国耻感文化起源于先秦，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得到丰富与发展，经后世各流派学者的阐释补充日臻完善。在《说文》当中，“耻”被解释为“辱也。从耳，心声。”。《六书总要》对这一含义进行了更具体的论述，指出“耻，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耻”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道德约束力，是一种由内而发的以“耻辱感”为内核的自觉性与自律意识。早在尧舜时期，统治者便注重利用人们的“耻辱之心”来制定各种耻辱刑，管理社会，约束民众，《尚书大传》里便有关于耻辱刑的记载。中华民族道德体系中所蕴含的“耻辱之心”古来有之，这种“以之为耻”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各个阶层人们的头脑之中，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文化因子。

与中国耻感文化土生土长的特性相比，日本民族性格中所蕴含的耻感文化则带上了浓重的“舶来”色彩。作为一个狭隘的岛国，由于受地理环境、资源人口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日本并未创造出完整独立的文化体系。作为“汉文化圈”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日本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很多方面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然而，日本复制的，终究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而非内容。“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耻感文化’的形成历程，是通过汲取外来形式而形成逐渐适应自身内涵的本土化的制度规范，进而促进自身内涵突变性的系统化，原初的、世俗的、零散的内涵飞跃为升华了的、学术锤炼了的、系统化的内容，形成‘耻感文化’。” ii与中国耻感文化相比，日本耻感文化更像是附加在其民族性之上的一种外来因素。

三、中日“耻感文化”内涵意义的差异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对“耻”的论述可谓俯拾皆是。“耻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内涵意义一直受到各学术流派的极高重视。而对“耻文化”内核论述最多、最精、最完整的，当属儒家。“孔子对耻感文化的论述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个人心理感受、道德修养、人们的社会行为及其评价、国家的政治活动、对人民的教育等各个方面，并通过慎独、内省、反求诸己、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等修养功夫的配合，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iii。“不耻下问”“知耻而后勇”“行己有耻”等是其代表性论断。另一方面，耻感文化也是孔子“仁政”和“以德为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孔子看来，与其用禁令和刑罚来约束百姓，不如用靠道德和礼制来教化百姓，让他们更懂得羞耻之心，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思想不仅是儒家关于“耻感文化”论述的核心，亦是我国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耻感文化内核所在，它强调的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约束。孟子发扬了孔子关于耻文化的论述，更振聋发聩的提出“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iv。《陆九渊集·人不可以》中则记录了宋代著名理学家对耻感文化的精彩论述：“夫人之大患，莫大乎。人而，果何以为人哉？”

与中国耻感文化所包含的自觉的道德约束意识不同，日本耻感文化更多的与“名誉”等词联系在一起。作为耻感文化的典型代表，日本人很在意社会上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本尼迪克特指出，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耻辱感占有最高地位。谨慎计划、“三思而后行”、尽可能避免别人的非议，是赢得名誉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在日本，一个人只有被家族之外的其他社会集团认可，才会得到家族及他人的尊重。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名誉遭受损坏，他不仅会感到极深的耻辱，更会面临众叛亲离的境地。因而，与名誉直接挂钩的“耻辱”，是一种很有分量的外在强制力，“耻辱”的威胁将使得日本人战战兢兢的计划好每一步以避免差错，耻辱的含义更多的侧重于他人的非议所导致的名誉的损失，而并非内心自觉的羞耻意识。日本人在采取行动时，并不以内心的善恶是非标准为评判标准，他们更愿意遵循一种自上而下灌输给他们的行为准则，耻感文化便与这一类准则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日本耻感文化与个体内心的道德意识无关，它只是作为一种外在强制力而存在，它是一种类似于法令的东西，是机械的。

四、中日“耻感文化”表现形式的差异性

概括而言，中日两国耻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为“内省”式与“外辱”式的差别，“自觉性”与“强制性”的差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耻”是一种由内而发的“耻辱感”，是一种带有自律意识的个人内心道德底线。而在日本文化体系中，“耻”则是社会或他人的不好评价、非议等给自身带来的困扰，与道德无关。因而，中国耻感文化衍生出了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道德观念体系，它教导人们以耻辱之心为基础，通过内省的方式强化个人道德修养。《论语·学而》中所记载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是古人对自身“内省式思考”的典型思想，孔子曾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耻”在孔子眼中，业已由“修身”上升到“治国齐家平天下”的高度。“内省式”的耻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大行其道，主要原因便是因为在古人眼中，人人皆应有羞耻之心。

日本虽然也有自己的“忠孝仁义”观念，然而，“忠”是对天皇和上级的绝对忠诚，“孝”是以“负债”为基础的计算分明的“报恩”行为，“仁”则一直徘徊于日本道德体系的边缘，“义”更多时候与“忠”相对立，带有贬义色彩。根据本尼迪克特的描述，日本国民是一个“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被辱和讥笑”的民族，“别人的评价”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他们眼中的人生存在价值完全依赖他人对自己的承认。“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 v而这种因惧怕“名誉败坏”而产生的羞耻之心在中国士人看来则是可耻的，在中国文化当中，修身是为了养性，而决计不是为了赢得世人的赞许和名利。

五、中日耻感文化社会功能的差异

社会功能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日耻感文化对政治及社会管理的不同效应。在中国，将“耻”引入政治及社会管理领域肇始于尧舜时期的“耻辱刑”。作为古代刑罚中级别较轻的刑罚，耻辱刑之所以被持久重视并广泛采用，原因便在于它成功利用了人们的羞耻之心，从而在社会大众间制造了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力。前文中提到的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则是将“耻辱”嵌入到社会管理之中的典范之语。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吕氏春秋·顺民》中所记载的“越王苦，会稽之耻”。和平时期，“耻”是管理社会的有效手段，动乱时期，“耻”则是“报仇雪恨”的不竭动力。战国初年，魏惠王“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惠王会对孟子说：“寡人耻之”。司马迁宫刑之后的奋笔挥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复国之行，直至21世纪“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均体现了“耻”在激励人们不断奋斗上进方面独一无二的功能。

而在日本，与“名誉”和“地位”紧密相连的“耻”，则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社会的等级秩序与专制制度。为了避免“耻辱”，将“忠”奉为第一要义的日本人可以为了国家和天皇“死不旋踵”，牺牲自己的一切。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当中曾别具意味的指出“日本人在自己的战争宣传手册中无不强调‘全世界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日本海军宪兵最著名也最令人费解的一条诫令便是：“在遭到鱼雷攻击而不得不弃舰时，也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被世人所耻笑。”，对于他们而言，战败便会身败名裂，屈服便会遭受到社会嘲讽。然而，当天皇受降诏书下达的时候，这些发誓要血战到底的日本士兵却可以立刻放下武器投降，天皇的命令便是圣典一般，违背了它将是另一种耻辱。耻感文化对于日本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强化人们对于等级制度的忠诚之心和对于天皇的绝对效忠与奉献，个人善恶好恶是被摒弃在外的。中国传统中，“耻”不仅是普通民众心中的道德标准，亦是统治阶层要着重考虑的因素，而在日本，“耻”则是下级对上级忠诚的表现形式。理解这一点，对我们认识耻感文化和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i 森三树三郎：《名与耻的文化_中国_日本_欧洲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5月28日。

ii 孙庆忠、丁若沙：《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15日。

iii 胡凡：《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载《学习与探索》，1997年2月23日。

iv 出自《孟子·尽心上》

v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2月第一版，第118—119页。

【参考文献】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118-119.

[2]孙庆忠，丁若沙.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

[3]胡凡.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J].学习与探索，1997年2月23日。

日本便当文化论文篇（2）

    举世闻名的《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是出自“紫式部”这样一位宫廷女官之手,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如此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近邻,我们还知之甚少,需要着力介绍。但我们大多数人确认为,日本无文学,即便有,也是中国文学的“翻版”罢了,是中国文学的“附庸”。这种错误观念直接导日语专业课程设置中“排斥”文学课程的现象。其次,另一种观点认为中日文学间没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这一看法,究其本源,与前面提到的认为日本文学是中国文学附庸的看法有某种联系。既然日本文学多是中国文学的“临摹”之作,日本文学也一直没停止过对中国文学的吸收,那么就没有把中日两国文学拿来作比较研究之必要。最后,日本文学“虚无”也好,中日比较文学没必要也罢,其实都是与我国当前浮躁的学风和高等教育的现状有联系。这里不再详论。那么,“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真的无开设之必要吗?非也。前面已经说了,日本文学深受中国文学影响,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正是从中国吸收了汉字后,才有了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文学作品《古事记》,④从此开始了用中国文字记载本国文学的历史。

    当然,日本在用中国文字记载本国文学的过程中,想出了各种办法。例如采用汉字音读和训读结合来标注与汉字含义不同的日语语音;⑤不光是文字,日本先后派遣了19次⑥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国,每次派使来访,都伴随大批的留学生、留学僧造访。这些留学生、留学僧访学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求书,学习中国文化。每一批遣唐使归国时都有大批中国的佛教、文学等典籍被带回日本。日本贵族也热衷于中国的文化,当时,王朝诗人以吟咏汉诗、汉文为时尚,而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不光是吟咏汉诗、汉文,中国的文学观念也被日本吸收、消化,从而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国风文学”。日本文学的巅峰之作《源氏物语》就大量引用《白氏文集》等汉文典籍。同时,中国的文学创作理论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和歌创作理论。⑦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日本文学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学的烙印。当然日本文学也给中国文学以滋养,因此,两国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所以,在高校开设“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这门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日本便当文化论文篇（3）

尽管周氏最终还是推动、促成了特辑的面世，但他的预言一语成谶：33位撰稿人虽多为文坛名士，其中又不乏留日“海龟”，但总的看来，清谈泛论“文化”“精神”与个人体验者众。关于以特辑为核心的《宇宙风》杂志之日本认识，我赞同徐冰先生的中肯论断（详见该书第五章）：一方面，可促使国人摒弃“轻日”思维、强化对敌国状况的全面了解，向国人敲响了战斗警钟，并为应对日本侵略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为此，《宇宙风》同人的努力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都不过分；另一方面，《宇宙风》杂志的日本认识并非一个指向清晰、整合有序的统一体，卓见与缺憾并存。（如，对彼邦国民性中的优秀因子大加赞赏，对其缺憾和负面因素则观察、剖析不足）徐冰还特别指出：

其中，最明显的问题表现为将“日本人”作为铁板一块的观察方法，容易导致阶级、阶层分析的不足。具体来说，难以将军国主义与日本国民的区别明晰化。当然，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在日本军国主义将屠刀强加在中国的头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容易导致用“日本人”这一实际上是民族的概念，来代替杀进国门的强敌。

显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思考，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这些短小空泛、偏于碎片化、体验式的“日本文化论”是奢侈的，因为日本侵华所借助的是“武化”。当面对“武化”，文化人除了无力、愤怒、谴责，别无选择，这恐怕也是周作人“失败论”焦虑的根源所在。

1936年的战争警报让我想到了现时的情形。围绕，中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巨大的战争风险使人忧心“昨日重现”。然而，当我以“中X友好”为关键词，以Baidu为搜索引擎，在“X”处代入美、日、苏（俄）、法、英、德、意等国名，却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中日友好”可搜出至少7320万条信息，次之的“中美友好”仅为615万余条，其他诸如“中苏（俄）友好”、“中英友好”等更难望项背。令人沮丧、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高喊了数十年的“中日友好”、官方民间互访、互动不断，却换来了两国剑拔弩张，双方政治家、外交家固然冒身其中，我试图追问的是，难道知识界就没有责任吗？

我想到了似乎不太友好的两件事。

其一，几年前，我曾被一位物业公司的师傅“上了一课”。在攀谈中他得知我是大学日语教师，顿时投来了不解、鄙夷的神色：日本人都那么坏，你还学啥日语，难不成要当汉奸？我惊出一身冷汗，问，何以见得日本人都坏？答，蛖，电视剧、电影里的那些小鬼子，哪个不是坏得要死？我猛然惊觉，原来大众传媒竟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日本观”之建构。有时，它增进了两国的相互理解，有时则加剧了彼此的相互误解，推波助澜，成为民族主义情绪激扬的诱因。

其二，近来，一位知名日本史学者在其微博激烈批评了常在CCTV时事评论类栏目“笑侃全球”的某知名军事学者，认为其对日本基本国情、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常识。术业有专攻的“专家”硬作“一物不知非通儒”之态去包打天下本就有着极大的风险，当正襟危坐在中国官方最为重要的直播间时，更要虑及其言论在中日受众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切不可对具体的“问题”妄加臆测、肆意评断。

当然，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标准苛责评论家“口若悬河的信口开河”、批评影视编剧历史修养的不足，难免有求全责备之嫌。反躬求诸己，中国学术界又为国人提供了怎样的日本论知识体系？

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恐怕是两位先贤的著作———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和戴季陶的《日本论》。徐冰先生又发掘出另一部重要著作———周幼海（周佛海之子）的《日本概观》（新生命出版社，1945年2月），并通过系统、严谨的论述，初步证实此乃周氏父子合作完成的产物。由徐先生的论述可知，早在近70年前，周氏父子便通过对中日国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中国与日本有着必须永远互相对付互相的命运”这一极具前瞻性的论断，令人叹服。

相形之下，当代中国知识界是否产生过超越了前人的、更具深度的“日本论”，对此，我持谨慎怀疑态度。既然国内难出精品，那么“拿来”恐怕是最为便捷的方式。日本是个奇特的国度：在全球范围内，很少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般如此喜欢“顾影自怜”。在彼邦书店，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类书籍汗牛充栋，国内出版界也选择性地将其中相当一部分译介到了中国。问题是：仅通过译著，中国读者是否便可正确地理解（而非误读）日本？日本人对本国问题的思考是否可以取代中国人的观察、思考与评论？

显然，“日本眼”是需要的，但终究无法取代“中国芯”，中国学者应有不同于日本学者的“本土意识”与“问题意识”。日本侵华时期，不少“日本通”最终沦为“通日本”的惨痛教训，究其原因恐怕便在于“中国芯”的丧失。一般日本论、日本人论如是，落实到涉日学术研究更是如此。近年来，徐冰先生一直倡导“作为中国人的日本研究”（中国人としての日本研究）和“为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国のための日本研究），其着眼点与理论价值即在于此。然而近年来，中国人面对日本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立场同日本学者逐渐趋同的倾向值得警惕，留日海归学者中此弊尤大。学者刘建平如此论述9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论知识系统之危机：

在日本文化外交的影响下，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论逐渐形成了所谓“超越历史问题”的主流，由于这种不自然的、强迫性的“记忆能力丧失”，当然要导致思想伦理的瘫痪和知识生产的严重不足或空洞化，知识系统的建构必然不能“与时俱进”，公共话语中充斥着大量的主张和愿望、理论和预言。由于这些不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知识，所以重复它们既不能可靠地把握日本，也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中国日本论的意义危机正是缘于日本知识和中日关系知识系统的危机。（刘建平：《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载《阴山学刊》2008年第3期）

周作人的《日本管窥之四》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

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

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一面光鲜亮丽，一面面目狰狞。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理解日本文化，无可厚非（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京都学派”便是以类似的方法研究中国而取得卓越成就的）；然而，更要了解，若被日本文化外交政策洗脑而因此从“中国芯”中自动删除历史记忆、遗忘日本的“丑恶”，便会导致他者认识乃至自我认识的危机。知日如周作人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而现实却是，在当代中国学界，光鲜亮丽、“超越历史”的“文化日本”为人津津乐道，研究论著已有“过度生产”之嫌；而关于面目狰狞的“武化日本”则是空喊口号者多，扎实的实证研究者少。导致这一畸形学术生态的因素固然可列举出如中日双边语言文化修养的缺乏、一手文献占有的不易、“政治正确性”的忧虑、出版界的兴趣等，不一而足。然而，当我们喊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之口号时，往往会尴尬地发现，在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领土争端等存在着诸多争议，牵动两国敏感神经的研究领域，我国学界很难给出上可为决策层的对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下能为一般国民提供必要知识体系的实证研究成果（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可为范例），因此面向日本学界、政界，我们也很难底气十足地与之在大致对等的水平线上分庭抗礼、辨明是非，这一惨淡状况令人忧虑。

应该承认，前述病弊近年来还是有所改观的。仅举一例，百余年来，“中国反日因于政府煽动”之说是战前至今日本政界、舆论界最具代表性、延续性和影响力的观点。徐冰先生著作的一个重要进展便是通过扎实的微观个案研究对此说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政府煽动说’是违背客观事实，根本站不住脚的。日本不断指责中国政府煽动民众的反日情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扩大侵略寻找借口，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除此之外，苏智良先生对慰安妇问题研究、对保钓运动的初步研究，徐冰先生及其团队的中日教科书问题研究（目前主要成果为徐冰著《中国近代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交流与摩擦的轨迹》，中文版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都是让学界为之一振的重要研究成果。当然，前述诸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系统研究，理想状态则是多学科协同作战，其中既包含历史学者的源流考镜、地理学者的数据测绘，又包括政治、外交、军事学者的对策分析。

要言之，空谈误国。知识界需要借以认识光鲜亮丽之日本的“知日派”及其日本论，更期待能直面面目狰狞的日本、知华知日、“有脑有芯”、扎实严谨的实干派及其研究著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似乎还刚刚开始。

[本文为王升远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WW013）、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12CG53）、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13YS042）、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项目编号：A706110YGZA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日本便当文化论文篇（4）

关于对古代书籍的研究，学者们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日本考》也不例外。其中对于此书写过文章的有陈建平的《日本考所见的日本婚葬礼俗——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等。此外，对于此书深入研究的有汪向荣先生，他和严大中共同为此书作注，并且在作注的基础e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在汪向荣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书中记载的社会风俗以及由此反映的中日文化交流进行一番探讨。

《日本考》是明代万历年问由李言恭和郝杰编写的关于介绍日本的一本专书，与当时的嘉靖年间的《日本考略》《日本图纂》《筹海图编》以及万历年问的《日本一鉴》等属于同类，是为了更好地抗击倭寇而写的一本书，是一本时代潮流下的作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作者的身份及地位。李言恭，“守备南京，人督京营，累加少保，青恭，字惟寅，好学能诗，折节寒素”…；郝杰，“日本陷朝鲜，达遣裨将祖承训以三千人往，皆没。事闻．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鲜王避难将入辽，杰请择境外善地处之，且周给其从官、卫士，报可……日本封贡议起，杰日：‘平秀吉罪不胜诛，顾加以爵命，荒外闻之，谓中朝无人。’议不合，徙南京户部尚书”。这样的身份及所处的立场决定了他们需要这样的书籍来帮助他们了解倭寇，只有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因此，他们要对抗倭寇，必须了解倭寇，而这样的书籍无疑是了解倭寇的最好的渠道之一。第二，万历年间的倭寇形势。“己卯，倭寇温州”。“万历元年春，二寇谋人犯。”应华，万历时，以参将援朝鲜，战殁。这也说明当时倭寇侵朝鲜的危急形势。第三，这本书的内容也可反映。仅第一卷便描述了日本嗣图、倭罔事略，很好地描述了当时倭国的大致情况；第二卷中的沿革、疆域、畿州郡岛、属同、山川、土产等等进一步讲述了倭陶的地理形势。虽说这一部分内容摘自旧史或前书，但这毕竟是一本研究日本的专书，这在以前的朝代里没有出现过。因此，对我们今天了解明代人对日本人的认识以及研究古代的日本人有着很大意义。

《日本考》在明代研究口本的专门著作中值得重视。虽然有些地方源自史或前书，但也有着创新之处，尤其是《日本考》中所载的社会风俗，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大看点。汪向荣曾经细心校订，认为《日本考》与《日本风土记》是同一本书，从印刷方式上来看，《日本考》就是《皤本风土记》同一刻版的改名复刊本。“风”指国风．“土”指的国土、疆域。因此，撇开时代背景，不谈“国土”，只谈“国风”．这便指的日本的丰十会风俗。社会风俗可以听闻，可以从书中了解，它是特定文化区域内的人们长期所形成的一种认同的表现，是一圉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结果；而文化则不问，它是深层的、隐蔽的。虽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但是它是整个社会、甚至一国的底蕴。社会风俗之所以成为定俗，便是由隐藏在深层的文化所支撑。《日本考》中所反映的日本文化即是如此。笔者在此就这些社会风俗来对日本的文化进行探讨希望方家指正。

一、《日本考》中的社会风俗以及日本文化

《日本考》是一部时代需求的作品，涉及日本的沿革、疆域、社会风俗以及日本字母、语汇，还有一些诗文等。然而，这本书与同时代的作品唯一不同的是介绍了大量的社会风俗。日本的社会风俗无疑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所受影响之大，大到国体的改造，小至民间风俗的形成。所以要探讨日本文化，首先必须熟悉中国文化。在唐朝，中国便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制国家，创造了繁荣昌盛的文化。而与此同时，日本文化则相对落后于是开始派遣大量的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模仿唐制．进行了大化改新。因此，日本学界有中国文化乃“日本文化之母”之说在此，对于日本文化，暂且不谈“大”，只谈“小”，即社会风俗以及由此隐藏的社会文化。如《口本考》第二卷中所记载的一些社会风俗，如染牙、内俗、征粮、法度、官出巡、风俗男子、妇人、婚姻、便宜婚姻、生育、丧事等等，其一，佛教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在《日本考》“三教”中“三教以释为尊，设有犯该刑罪绑而欲杀者，得僧至以袍袖阻之，则免戮矣”，“法度”中“畏佛法以过国法是如此也”，可见，佛教在当时社会人民心中的地位。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历经魏晋隋唐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此时正是他国向中国学习的高潮。因此，中鼠化的佛教便传人了周边国家。当时，与中国一衣带水、海天相望的日本也是其中之一。日本钦明七年(538)，百济圣明王进献金铜释迦像一尊及经论、幡盖等物，作为佛教正式传人之始。

此后，佛教便开始亏当地文化相融合，酝酿发展为本地佛教。尤其到镰仓幕府时期，佛教开始自层向下层传播，趋向于大众化和民族化，其中有以日莲宗为代表的宗派，如“丧事”条中“令亡人合掌坐于盒内，外缝以纸糊之，上书‘大乘妙法莲花经’七字，逼和封贴”，“殡前排纸旗二三十竿，旗上书其‘大乘妙法莲华经’七字”等，这一切都说明佛教是沟通中日文化的重要渠道。

其二，儒家文化的渗透?大约在284年，儒学便随着汉字传人日本。当时的百济阿直岐到日本。次年，经他介绍，百济博士壬携带着《论语》和《干字文》到日本。儒学便传人r日本，并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是礼文化的发展。社会风俗的形成便是礼文化渗透完成的时刻，即社会风俗实质上就是一种礼仪文化。如“不食鸡，谓鸡乃德信之禽”聊，说明古代日本入重德重信，而德与信是儒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五礼”之中最重要的层面。其次，将这种“礼文化”上升到政治层面，便有了尊卑等级文化。而且这种文化渗透在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染牙”条中，“其土官本身宗族子侄并首领头目，皆以锈铁水浸乌桔子末，悉染黑牙，与民间人以黑白分其贵贱”。这虽是古代日本的一种习俗，但却也表明“黑齿”是一种等级分化的标志；再如“官出巡”条记“大官以轿，次官以马，再次下官步行”，这便是一种官僚等级分化的结果；还有“风俗男子”中“男子断发魁头，琼面纹身，以左大小为尊卑之列”等。虽有的是贫富分化的结果，但一旦将其放到阶级社会中，便成为一种等级分化的表现。而这种等级文化追根溯源还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因为儒学起初是因维护周礼而出现的，后来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其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因此，儒家文化在日本文化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其三，古代日本女子的地位。在中国人的眼中，女子在日本社会的地位是很低的。《源氏物语》中便能够反映出这一点，当时女子的价值只是作为贵族男子追求权势的特殊工具，这是豪族实力派左右皇权的结果。然而，日本古代妇女的地位起初并非如此。众所周知，在日本的历史上，从592年推古天皇继位到770年称德女皇，有八位女天皇，形成了特有的女帝时代。这也似乎表明日本妇女原来就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与男子一样有着临朝秉政、治理国家的传统。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原始社会，日本的母权制非常发达，因此，日本的妇女地位长期以来也受到了人们的崇拜和敬仰。如《三国志·魏书》记载，“其国(倭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日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蚴，其中“事鬼道，能惑众”，这是卑弥呼能够执政的原因。“卑弥呼已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㈣可见女子在当时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前面在《日本考》中“染牙”条例中曾经提到“黑齿”是等级分化的标志，也是贵族的象征。既然如此，“女子年及十五以上，不分卑贱，亦染黑牙始嫁”，这句话虽然是女子到一定年龄所给予的一种身份地位的提高，但亦表明结婚的妇女在当时的社会受到了一定的尊重。再如《日本考》“内俗”条中“民间多有夫妇不睦，女有嫁者令归；无可归者，各分其居。与夫同起，家事亦听均分；虽有子孙，老而不睦者各从其姓，不由阻也”，从这里便可看出男女平等的一点端倪。在中国的夫权社会中，“各从其姓”的现象根本不会出现。而在日本却已成为定俗。因此，从《日本考》的只言片语中也能看到日本女子原来地位之高所遗留的痕迹。

二、日本文化的特色

日本民族自形成以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在古代日本，曾经模仿唐制，但在唐制背后所隐藏的是深层的、无形之中的唐文化，对于日本原始的本土文化，这种外来的文化该何去何从呢?要么被原有的文化所吸收，要么被原有的文化所排斥掉。

在《周一良集》中：“凡是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在接受的一方必然既有交流的需要，又有适宜的条件和环境，然后交流的成果才能在一段时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接受的一方条件改变，失去土壤，交流的需要不复存在，则原有的交流成果也必然不能长久存在下去。”

总的来说，日本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并加以吸收和排斥之后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在《日本考》“君臣礼节”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王无内使太监，止立一后，嫔妃不过三五，多用女使生子，亦呼太子，长亦分居，遇时节大设朝贺。”㈣这表明日本在向唐朝学习之后，并未将宦官制度移植过来。也就是说，日本并未将唐朝的～切制度都吸纳进来，而是有所取的“唐化”。至于为何未输入宦官制度，其原因也正如周一良先生所提及的：其一，在日本向唐朝学习之前，日本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制，没有这个接受的土壤，当然也不会借用；其二，在接受唐朝制度时，日本进入了封建社会。而奈良、平安时代的天皇权力弱，没有能力使得宦官成为自己的心腹来对付朝廷大臣；其三，至于防范后妃这一点，平安时代宫廷中有大量的女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宦官的作用，而且便于统治者的放纵。同样，天皇一脉相承的地位，以及民众对天皇的尊崇，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即使不与权臣争夺，日本也是自己的天下，子民也是自己的子民。争意味着战争，也意味着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出于这样的思考，他们宁愿安于现状，作一个无权力但具有崇高象征地位的天皇。这样，宦官制度便没有在日本存在的必要了。这是被日本文化排斥后所形成的自己的特色。

当然也有被融合之后的文化。这在《日本考》中也有记载。如前面所提到的“不食鸡，谓鸡乃德信之物”，将儒家的礼仪运用于禽兽之类，中国虽有类似比喻，但却未真正实行过，而在日本却有因鸡象征德信而不吃的风俗。可见，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之深。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日本已将中国的儒学文化进一步发扬。此外，日本礼仪相对于中国来说比较繁杂。礼俗也是依照唐朝的制度，公元818年，日本嵯峨天皇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论男女，一准唐仪。”虽然这是对官方上层社会的要求，但随着这种制度的不断实施，这种礼仪也不断地渗透到民间。在《日本考》“风俗男子”条中“凡出，倘遇亲朋好友者于途，则卸其履，令从者执之跣足而过；无从者，则手携履而行，离其坐处始复穿履。若生者见其来，人遂起立，则行人穿履搓掌而过，是为恭敬也”，从这几句话可看出日本礼仪之复杂。

日本便当文化论文篇（5）

几乎同时，郭敬明的《小时代3》和韩寒的《后会无期》在暑期档上映。如何评价这两部影片，成为评论界的难题。人们既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已经没有现成的评判此类电影的标准――影像、叙事、寓意，乃至商业和艺术的对峙，都无法直接套用，又宁愿将它们――这一类电影和庞杂的后续讨论――胡乱塞进过去的评价系统，摆放一通，以便得出令人安心的论断。

乍看之下，这两者并无太多的关联。对“痛列车”的跪拜，是发生在一小撮沉溺于二次元世界的年轻人身上的特殊事件，而对《小时代3》和《后会无期》的评价，则事关今天中国大多数青年对生活常态的理解。于是，即便在关心当代文化问题的人中间，将前者视为例外，将后者视为更普遍的文化现象加以关注，也是极为普遍的反应。

不过，此类厚此薄彼的反应或许并不恰当，甚至会背离初衷。这是因为，越是依赖于正常/异常这一类话语的操作[2]，建立起极端的御宅族和大多数喜欢/不喜欢宅的人之间的区分，就越是容易无视这样一种实际状况。那就是，集中体现在御宅族身上的意义读取方式，已经大规模地渗入了日常生活之中。“萌经济”不止对少男少女们有效，也同样成功打动了成年男女的心;“宅”不仅被电商们拿来标记和召唤用户，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来自我理解;娱乐节目习惯于用二次元的方式表达情感――飞过的乌鸦表示窘态、闪电说明被雷倒，仿佛不如此便无从说明感受……而无视这些渗透的后果之一，则是当人们坚持用“好故事”来衡量《小时代》和《后会无期》这一类的电影时，永远无法形成真正有针对性的评论。

这倒不是说，御宅族文化必然成为今后中国社会的主流。但一个急需思考的问题是，当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在耳濡目染之中，越来越多地分享了上述实践经济、观察社会和体验情感的方式时，未来出现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人？如果说，思考的意义从不止于事后的追认和检讨，更在于对社会可能的走向进行判断和介入的话，那么仅把“御宅”视为一种亚文化类型，表示条件反射式的不解是无效的。尤其是，随着文化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当各色媒体广泛，甚至过于积极地传播着一种新的意义读取模式时，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显然比这要多得多。比如，御宅族文化带来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读取模式？促使这一模式得以形成和广泛传播的社会条件是哪些？这样的意义读取模式将塑造出一种什么样的新类型的主体？对社会而言，这样的主体带来了何种新的问题？在这一系列疑问中，御宅族自然也就无法被视为少数的例外，而是要作为一类新的典型人物被仔细考察。

就此而言，日本评论家东浩纪在《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中的思考，便值得借鉴。这不仅是因为“御宅族系文化的结构，极充分展现了我们的时代（后现代）本质”的论断是他撰写此书的起点，更是因为他企图通过把握御宅族所代表的新的主体类型，来预测可能的未来。

二、新型的主体：资料库动物

和大多数御宅族文化研究者的看法相类似，东浩纪认为，御宅族文化是日本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产物;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拟像增值和宏大叙事的衰落，构成了日本御宅族文化得以兴起、泛滥乃至跨越国界、全球流通的现实条件。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下的命名和分析。

首先，在他看来，日本的御宅族系文化[3]标示了现代社会的意义读取模式向后现代社会读取模式的转变过程。其中，现代社会的意义读取模式，称为“树状图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人们习惯于通过表层的许多小故事，去体会深层的意义，从而接受由深层意义所提供的大叙事，形成一个有深度的主体。而后现代的读取模式，则称为“资料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同样存在表层和深层的区分。不过，当此时的表层仍是一个又一个分散的小故事时，深层却不再提供有意义的大叙事，而只是作为一个庞大的资料库存在。人们参照资料库，方能读取表层那些由拟像增值而来的小故事，但这些小故事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却并不由深层的资料库决定，而是“随着读取顺序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也就是说，读取的时间顺序，构成了可能的意义。东浩纪认为，在互联网日渐发达的社会中，后一种模式正取代前者，成为主流，而这也构成了日本御宅族不同世代间的差异。

其次，他把以资料库模式为主导形成的主体类型，称为“资料库动物”。

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借用了科耶夫在《黑格尔导读》中对人类和动物所做的区分。在科耶夫看来，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拥有欲望，而动物只有需求。在这里，需求是人（或动物）和作为对象的物之间产生的关系，而欲望则只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产生的。这意味着，只要有他者存在，欲望便不可能被真正满足和消失。这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主体论述。不过，如果将此种对主体的主张和资料库模式结合起来看，问题也就成了：在资料库模式中，他者是否还存在？由此形成的主体又是什么样类型的主体？

显然，此时的“他者”，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在一个网络如此发达，一切都可以通过网络而非人与人的交往方便获得，与他人展开社交不再是社会生活必需品的社会中，“他者”正逐渐失去它在主体形成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压倒性便利”之下，一种新的社交方式正在形成。在这一方式中，不再有什么他者，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欲望，一切都只是需求。这一现实条件决定了，在资料库模式中，无论主体在各色小故事中收获什么样的意义，有多少的感动，都只是满足一种情感的需求。而此种类型的主体，也因此被命名为“资料库动物”。东浩纪进一步指出，这一类主体将始终处在分裂的状态之中。一边是在无须与他者发生关联的状况下，满足于情感的即刻需求，一边是资料库对大型非叙事产生的欲望――玩家仍然有对各种可能的命运和路径整体把握的愿望。这两者可以毫无困难地以分离的方式共存。

倘若东浩纪对“资料库动物”的分析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说，他充其量是承接了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末人”思路，让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显得暗淡无光。不过，他的分析最有价值之处，并不在于指出这一动物化主体的状态，而是在于他对“日本社会究竟为何会生产出这样的主体”所做的历史分析。在这一分析中，“主体”“末人”或“后现代”，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概念，而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与再具体不过的日本社会历史结合之后，方才获得某种现实性的词语。

在这一历史性的分析中，东浩纪解释了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日本社会对“后现代”“拟像”之类的接受是如此方便和迅速？如果按照线性进化的历史观来看的话，一个还未彻底现代的社会全面拥抱后现代，无疑属于超速行驶，那么超速是在什么条件下完成的？其二，在这一类型主体的形成过程中，日本社会究竟提供了哪些现实条件，使之最终实现？如果说第一个问题事关御宅族系文化形成的精神动因的话，那么这第二个问题则关系到它得以成型的物质基础。

对于第一个问题，东浩纪指出，整个御宅族系文化，是在战后美国和日本的不对等关系中曲折生长出来的――“在御宅族与日本之间，还夹着美国”。其得以生长的物质条件，简单说来，有这样几个：首先，是整个战后，美国压倒性的优势和对日本形成的强大压迫。其次，在美国的援助和冷战的需求刺激之下，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由战败和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社会矛盾却被彻底打包，不予处理。最后，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伴随着一整套以现代化的先进/后进为基调的美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强势入侵，日本社会始终面临着“如何将美国文化‘国产化’”的难题。而御宅族系文化，便是上述三重力量的交错作用之下产生的想象性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这一类型的文化，不仅是在先进/后进这一现代化叙事强有力的主导之下诞生，同时也是以回避整个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问题为前提壮大起来的。而其“后现代”的迅速转向，更是源于让日本社会彻底摆脱由整个现代化叙事中所给定的后进位置的强烈愿望。在东浩纪看来，正是这些诞生时的历史条件/局限，使得日本的御宅族系文化对于精致的虚拟，有着一种强大而特殊的依赖。换言之，此时的日本社会，正需要通过这样一种精致的虚拟设定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以此摆脱和遗忘自身的历史/现实问题，进而获得某种新的自我认知。因此，表面上呈现了独特美学的日本御宅族系文化，实际上是在“日本人决定性地失去了传统自我认同的残酷事实”中开始诞生的文化类型。

对于第二个问题，东浩纪看似没有做太多的说明，只是在一处这样写道：“90年代的御宅族市场，有组织性地将消费者培养成将这两者看待是连续的，同时以泛滥‘相关商品’为前提扩大市场规模。其结果并非是由各个故事产生出登场人物，相反地，是先设定登场人物才有包含故事在内的作品或企划。”[4]不过，这却是很重要的说明。它意味着，以意义为核心的故事的日渐退场，和以资料要素为核心的人物的强势登场，并不只是资料库动物们全然主动的选择，而是在有组织的市场培养之下才最终完成的转变。换言之，无论是从树状图模式到资料库模式的转化，还是从有深度的现代主体到后现代的资料库动物的养成，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而是在以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和泛滥相关产品的有组织的操作下催生和定型的。于是，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成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大规模且组织化的市场操作，转变还会以此种形式发生吗？

三、成年人的义务：观过世界之后

东浩纪对御宅族系文化对日本社会影响的分析，要比上述粗略的介绍深入得多。不过，对理解御宅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说，上述分析已经带来极大的启示和新的思考方向。

显然，对东浩纪命名的这两种意义读取模式，我们并不陌生。今天的学校教育中仍然占据主流的教学教法[5]，人们对“好故事”的叙述要求，乃至媒体发表评论时所假设的受众模式;所有这些之所以成立，其背后倚重的，恰是树状的有深度的意义读取模式。与此同时，后一种由网络所带来的资料库模式，则随着互联网和各种上网工具的普及，迅速增长;在无数的点击和网页链接中，被一再重复。在网络普及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少年，势必同时受到这两种模式的夹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意义读取模式。不过，这不只是对青少年的挑战，更是对中国社会的成年人提出的挑战：如果不是放任自流，让下一代在这一尖锐的冲击中自发生长的话，那么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此时，一味固守于树状图模式，无异于鸵鸟战术，而因为所谓的文化经济，向资料库模式敞开怀抱，则不过是放弃了成年人的社会责任。

这倒不是说要提出第三条道路，或在这两种意义读取模式中达成和解，而是说，东浩纪对日本御宅族文化的历史分析，或许已经提示了成年人想要对此负责时，可能选取的路径。

首先，如果把令人困惑的《小时代》系列、《后会无期》现象放到两种模式的冲突这一背景中去看时，便会发现，电影呈现的大多是资料库模式的基本特征，而引发争论的正是这两种模式的差异。[6]《后会无期》中的这句台词：“你连世界都没观过，哪来的世界观？”更是无意中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可能发生的两类主体间的对话。显然，对以年轻人为主的观众而言，这句话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在于它在这部电影的叙述中有什么样的位置，而是在于表达了某种默会的情绪。这种情绪，首先表现为，见多识广的资料库动物对那些总是寻找深度意义的人的嗤之以鼻和老大不服气。尽管后者的大道理（大叙事）一套又一套――在现实生活中，它可能表现为老师、家长、长辈、现成的制度、各种规矩等，可现实决定了，和资料库动物通过网络所能观看的广阔无垠的世界比较起来，树状图模式所能观看到的世界总是那么狭小可笑。既然如此，成套的大道理又有什么意义呢？其次，这又是某种自我激励。此时的年轻人，并不认为自己真的已经不再需要任何世界观，而只是认为老的那一种观看方式得来的世界观已经无法再说服自己。因此，他们仿佛隐隐约约地相信，如果观遍了世界，那么自然就会形成新的世界观。然而，如果参照东浩纪对资料库动物的分析的话，那么他们接下来的麻烦在于：观过世界之后，真的会形成世界观吗？如果资料库模式意味着永远无法真正观看完世界，或者就算看完了世界也不可能因此形成世界观，最终形成的资料库动物，不过是陷落在了无限延宕循环的观看过程之中，这个选择你是否能够承受？于是，对今天正在形成意义读取方式的年轻人来说，问题从来不是非此即彼式的选择，而是既有的这两个选择都有各自致命的缺陷。促其真正看清这一状况，恐怕要比强迫与放任其选择都更为要紧。

其次，东浩纪的历史分析说明，日本御宅族文化中对虚拟的强大需求，来自于日本战败以及其后独特的冷战历史;资料库动物是在美日关系和现代化叙事的压迫之下，通过市场有组织的操作最终成型的。既然如此，那么无论在抽象的表现形式上如何模仿，身处中国语境中的年轻人，在形成新的主体类型时，便不可能彻底的“copy不走样”。这意味着，此时需要搞清楚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果中国的年轻人也在不断增长出对虚拟的热爱的话，那么这一热爱究竟是根植于何种具体的社会历史因素？如果说经济起飞、现代化叙事的压迫是中日社会彼此类似的历史因素的话，那么，这一经济和现代化叙事得以扎根的历史和由此被封闭起来不予处理的现实又有何种不同？

再次，便是对当下正在迅速膨胀的有组织的养成手段的认真考量。虽然在面对无法解释的文化现象时，市场的力量每每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但越是如此笼统地批评市场，就越是无力捕捉，在当前这一主体形成方式的转化过程中，究竟是什么样的有组织的手段在发生作用。在这样的思路中，一旦处理青年跪拜“痛列车”一类的新闻，焦点往往只在于跪拜者身上，将其奇观化，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社会组织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系统的上海地铁，为何需要开出这样一趟旨在宣传Love live的列车？是出于对动漫文化的热心宣传，出于商业买断的广告行为，还是某种追逐文化经济潮流的莫名冲动？如果将这一举动放到意义读取模式的冲突上来考量时，媒体评论和监督的恰恰不应该是那些跪拜的御宅族，而是政府公共部门参与到对御宅族文化的推波助澜之中的意图和效果。显然，和日本兴起御宅族文化的状况有所不同，中国的推波助澜者，从来不止于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同样也包括了负有公众教育之责的媒体和公共部门。如果说在文化经济或创意产业的名义之下，政府对此反而有着更大的利益驱动的话，那么，它已经制定了何种政策，正在实行何种有组织的操作？这些操作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又将如何影响当前的主体形成模式的转型？这些恐怕正是在中国展开御宅族文化研究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最后，同样值得思考的是东浩纪对“资料库动物”展开命名的前提假设。这一命名得以成立的基础在于，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压倒性便利的社会中，他者消失了。在这里，“压倒性便利”也罢，“他者”和“自由民主”也罢，都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命名或设定。问题在于，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大不相同的社会来说，现实是否果真如此，或者只有这样一个光滑的面向？比如，如果说“压倒性便利”带来人与人的交往的缺失和难题，那么，步于即可需求的便利，显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层面的不便乃至瓦解，此时，“便利”的含义是否应该被重新设定？同时，在我们的社会中，“他者”是否真的会因为“压倒性便利”彻底隐身，还是只是改头换面地出现？[7]显然，这些都是在观看世界时，需要重新设定和思考的问题。就此而言，资料库模式反而可能具有某种认知的优势。因为修改固有的设定，依据新的设定展开探索，给出不一样的对“便利”和“他者”更为灵活的定义和组合方式，这本身就是它擅长的。而我们所能期待的，或许便是在人们充分意识到两种模式的各自局限之后，所能生成的自我修正和持续更新的能力。

注释

[1]《动漫“痛列车”首现上海粉丝专程守候当场跪拜引发争议》，《东方早报》2014年8月1日，http：///html/8757/2014/8/1/1171879.shtml。这篇报道放上澎湃新闻之后，有不少追加的讨论。比如，有人指出，男儿膝下有黄金，怎么可以随便跪拜;但也有人认为，既然年纪大的人可以拜菩萨有信仰，那么为什么年轻人不能跪拜自己的偶像？这些讨论大多非常简短，但恰恰说明，正是看上去疯狂出格的“跪拜”举动，迫使人们拉出了各种不同的价值系统――性别、家庭、宗教、信仰问题等，来帮助自己确定和理解它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和位置，以便回到假想中的安全地带。同时，这些议论也反映出，在当代社会中，到底哪些价值系统和历史认识，在帮助人们理解自身的位置和他者的意义。

[2]有趣的是，运用这套正常/异常的话语操作方式，人们同样可以选择将《小时代》系列和韩寒的电影视为一种异常状态，不予关注。

[3]东浩纪使用“御宅族系文化”这一概念，以说明日本的御宅族文化已经在发展的过程中诞生了三个不同的世代，成为一组上下承接、彼此关联替代的系列。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台北：大鸿艺术，2012，第10―15页。此后，本文所讨论的该书的观点，除特别重要或较长的引用之外，不再一一注明页码。（此书在知乎上有连载，有兴趣的可以上网查看。）

[4]此处，所谓的“这两者”，指的是人物和围绕这一人物策划出来的相关性很弱的各种作品。同上，第76页。

[5]显然，21世纪后展开的各阶段的课程改革，实际上是想要克服对这一树状模式的依赖，以便更贴近资料库模式，但效果不佳。

日本便当文化论文篇（6）

关于对古代书籍的研究，学者们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日本考》也不例外。其中对于此书写过文章的有陈建平的《日本考所见的日本婚葬礼俗——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等。此外，对于此书深入研究的有汪向荣先生，他和严大中共同为此书作注，并且在作注的基础E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在汪向荣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书中记载的社会风俗以及由此反映的中日文化交流进行一番探讨。 

《日本考》是明代万历年问由李言恭和郝杰编写的关于介绍日本的一本专书，与当时的嘉靖年间的《日本考略》《日本图纂》《筹海图编》以及万历年问的《日本一鉴》等属于同类，是为了更好地抗击倭寇而写的一本书，是一本时代潮流下的作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作者的身份及地位。李言恭，“守备南京，人督京营，累加少保，青恭，字惟寅，好学能诗，折节寒素”…；郝杰，“日本陷朝鲜，达遣裨将祖承训以三千人往，皆没。事闻．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鲜王避难将入辽，杰请择境外善地处之，且周给其从官、卫士，报可……日本封贡议起，杰日：‘平秀吉罪不胜诛，顾加以爵命，荒外闻之，谓中朝无人。’议不合，徙南京户部尚书”。这样的身份及所处的立场决定了他们需要这样的书籍来帮助他们了解倭寇，只有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因此，他们要对抗倭寇，必须了解倭寇，而这样的书籍无疑是了解倭寇的最好的渠道之一。第二，万历年间的倭寇形势。“己卯，倭寇温州”。“万历元年春，二寇谋人犯。”应华，万历时，以参将援朝鲜，战殁。这也说明当时倭寇侵朝鲜的危急形势。第三，这本书的内容也可反映。仅第一卷便描述了日本嗣图、倭罔事略，很好地描述了当时倭国的大致情况；第二卷中的沿革、疆域、畿州郡岛、属同、山川、土产等等进一步讲述了倭陶的地理形势。虽说这一部分内容摘自旧史或前书，但这毕竟是一本研究日本的专书，这在以前的朝代里没有出现过。因此，对我们今天了解明代人对日本人的认识以及研究古代的日本人有着很大意义。 

《日本考》在明代研究口本的专门著作中值得重视。虽然有些地方源自史或前书，但也有着创新之处，尤其是《日本考》中所载的社会风俗，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大看点。汪向荣曾经细心校订，认为《日本考》与《日本风土记》是同一本书，从印刷方式上来看，《日本考》就是《皤本风土记》同一刻版的改名复刊本。“风”指国风．“土”指的国土、疆域。因此，撇开时代背景，不谈“国土”，只谈“国风”．这便指的日本的丰十会风俗。社会风俗可以听闻，可以从书中了解，它是特定文化区域内的人们长期所形成的一种认同的表现，是一圉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结果；而文化则不问，它是深层的、隐蔽的。虽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但是它是整个社会、甚至一国的底蕴。社会风俗之所以成为定俗，便是由隐藏在深层的文化所支撑。《日本考》中所反映的日本文化即是如此。笔者在此就这些社会风俗来对日本的文化进行探讨希望方家指正。 

一、《日本考》中的社会风俗以及日本文化 

《日本考》是一部时代需求的作品，涉及日本的沿革、疆域、社会风俗以及日本字母、语汇，还有一些诗文等。然而，这本书与同时代的作品唯一不同的是介绍了大量的社会风俗。日本的社会风俗无疑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所受影响之大，大到国体的改造，小至民间风俗的形成。所以要探讨日本文化，首先必须熟悉中国文化。在唐朝，中国便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制国家，创造了繁荣昌盛的文化。而与此同时，日本文化则相对落后于是开始派遣大量的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模仿唐制．进行了大化改新。因此，日本学界有中国文化乃“日本文化之母”之说在此，对于日本文化，暂且不谈“大”，只谈“小”，即社会风俗以及由此隐藏的社会文化。如《口本考》第二卷中所记载的一些社会风俗，如染牙、内俗、征粮、法度、官出巡、风俗男子、妇人、婚姻、便宜婚姻、生育、丧事等等，其一，佛教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在《日本考》“三教”中“三教以释为尊，设有犯该刑罪绑而欲杀者，得僧至以袍袖阻之，则免戮矣”，“法度”中“畏佛法以过国法是如此也”，可见，佛教在当时社会人民心中的地位。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历经魏晋隋唐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此时正是他国向中国学习的高潮。因此，中鼠化的佛教便传人了周边国家。当时，与中国一衣带水、海天相望的日本也是其中之一。日本钦明七年(538)，百济圣明王进献金铜释迦像一尊及经论、幡盖等物，作为佛教正式传人之始。 

日本便当文化论文篇（7）

冷战在没有任何理论预期的情况下突然结束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了巨大冲击，其后果之一便是国际政治领域内对规范、认同、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各种观念因素的研究在冷战后重新走向复兴，以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流派在90年代的崛起。关于近年来建构主义的发展状况，参见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e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 Vol. 50 (January 1998), pp. 324-348,以及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1 (Summer 1998), pp. 171-200. 关于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强调观念因素的建构主义和强调物质性因素的现实主义等理论流派之间所展开的学术争论。

观念与实力：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美国研究关于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已不是观念起不起作用，而是观念在不同条件下如何起作用、起多大作用，以及观念因素与物质性因素，如权力或实力结构因素的关系究竟如何。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evaluaing a Landmark Case for Idea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 6.而对于这些问题，抽象地谈论恐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建设性的做法可能是进行一些深入的经验性研究，在一些具体个案中对观念和权力或实力等不同因素的作用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就象迄今为止学者们在剖析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原因时所做的那样。Ibid. See also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ty Check: Revis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orld Politics, Vol. 50 (July 1998), pp. 650-680.

要研究观念和权力或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美日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个案，因为无论从宗教、文化、价值观念还是行为方式等哪个方面来说，美国和日本都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一些学者在一个单一的远东文明的称呼下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合并在一起，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如果将世界文明笼统地划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那么，日本和美国显然分属于不同的营垒。关于日本和美国在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显著差异，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chapter 7, “American Excep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pp. 211-263.而自1853年佩里使日以来，美国和日本140多年的冲突与协调过程既凸现出对霸权的争夺，又体现着文化、认同等各种观念因素在两国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美日关系的这一特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在研究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时便把这场战争既看作是一场大国之间的权力之争，又看作是一场不同文化之间的角逐。入江昭在书中指出，世界事务中的行为体既是权力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国际关系既是权力之间的关系，也是文化间的关系。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包括三种类型：权力层次的相互作用、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这两组关系间的相互关系。参见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Preface,” p. vii.另一位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也从人种、观念与权力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对太平洋战争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86).

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美日关系中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修正主义”对日观在美国的兴起、蔓延，及其对美国对日政策特别是对日贸易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美国学者罗伯特・尤里尤（Robert M. Uriu）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无论是新现实主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理论均不能充分解释克林顿政府在其执政头两年中对日贸易政策的转变；从美国政策转变的内容及采取政策的时机来看，“修正主义”对日观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应该对观念因素所起的独立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Robert M. Uriu, “The Impact of Policy Ideas: Revisionism and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Trade Policy toward Japan,” in Gerald L. Curtis, ed., New Perspectives on U.S.Japan Relations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hange, 2000), pp. 213-240.笔者同意尤里尤应该重视观念因素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在研究观念因素的作用时，搞清楚观念因素发生作用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从考察“修正主义”对日观兴衰的背景、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及其对美日关系的影响入手，对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发生作用的条件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修正主义”对日观与“日本异质论”

所谓“修正主义”，一般来说指的是对正统理论和教义的修正。通常情况下提到“修正主义”，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19世纪末德国社会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但在美日关系中，“修正主义”一词却有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8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的对日观。

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美国对日观的基础是以爱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和约翰・霍尔（John Hall）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同质性将会越来越高，日本是和欧美各国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日美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从这种观点出发，冷战时期美日结盟共同对抗苏联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长期以来美日之间所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就算不上一个大问题了。毕竟，随着日本和美国的逐渐趋同，两国间的贸易逆差可以通过调整汇率和增长率等标准的经济手段来加以解决，而不会长久存在下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这种理论。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出版了《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戴汉笠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对上述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约翰逊在对1925-1975年间日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认为，日本是一个官僚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其性质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调节型”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与“经济国家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德国一脉相承。同上，第18页。约翰逊强调指出，日本奇迹之所以出现应归功于日本政府所执行的产业政策，而在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大的则是通产省。通产省自1925年建立之后（最初称商工省），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官僚构成均具有相当的连续性。通产省的策略或者是那些被约翰逊称之为带来“高速发展的制度”――如确定产业目标、对目标产业的优先贷款以及企业系列等――是日本从1927年金融危机以来到50年代这三十年间的探索和实践的结果。换言之，促使日本在战后取得经济奇迹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奠基于战前,而并非出自战后美国的指导和改造（当然影响还是有的）。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且约翰逊也很注意不使自己的议论陷入到文化决定论当中，例如在评论以日本的国民性来解释“日本奇迹”的理论时，约翰逊指出，“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可能不同于西方人，但用基本价值观来解释社会行为应该保留到有些社会行为无法用经济动机加以解释时才能考虑。”同上，第9页。但从结果来看，约翰逊在书中所表述的基本观点，即与欧美各国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战后日本经济不断创造奇迹的主要原因，使该书在学理上为其后的“日本异质论”奠定了基础，约翰逊因而也被称作是修正主义学派的精神“教父”。

经过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的铺垫，到80年代中后期，长期居高不下的贸易赤字以及由此而加剧的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担忧使得“日本问题”在美国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关注。政治家、工会、企业领导人以及各种受日本冲击的产业的联合会纷纷要求采取措施来改变美日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现状。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对日观开始在美国一部分所谓“知日派”知识分子中出现。相对于传统的对日观，这种新的对日观被称做“修正主义”的日本观。

在美国，广泛使用“修正主义”一词来表示美国对日观的变化是在美国《商业周刊》杂志于1989年8月7日推出有关“重新思考日本”的特集之后。该特集中所刊载的文章将当时在对日问题讨论中十分活跃的四位学者、官员和记者称之为“日本问题的修正主义者”。这四位人士除了上面提到的约翰逊之外，还有《日美逆转》的作者、曾任里根政府贸易官员的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著有《日本权力之谜》，长期旅居日本的荷兰记者卡雷尔・范沃尔夫伦（Karel van Wolferen）以及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著名的“遏止日本”一文、并著有《更像我们》一书的美国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这四人后来通常被称为“修正主义”。

普雷斯托维茨在1981-1986年间曾任职于美国商务部，并亲身参加了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各种贸易谈判。在《日美逆转》一书中，他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分析了日本的企业系列是怎样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具体运作并夺取美国在该领域内的领导地位的。普雷斯托维茨认为，日本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政府的产业政策，特别是通产省的指导和官僚的作用。他建议美国仿照日本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和管理贸易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Clyde Prestowitz, Jr.,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法洛斯，原来曾当过卡特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后担任在美国知识界有很大影响的《大西洋月刊》的编辑。与普雷斯托维茨不同，法洛斯认为，日本民族同质性程度很高，而且有奋斗的传统。这些独特的文化特征使日本成为一个高度秩序化的阶级社会，它可以全民动员，全心全意致力于经济的增长。James 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p. 28.相比之下，美国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它开放、重视个人的创造力、不追求秩序，因此美国刻意模仿日本是错误的。法洛斯建议美国在积极推进外交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应该致力于减少赤字财政、提高教育水平、放宽移民限制，并给社会最底层那些贫困和绝望的人以希望。用法洛斯的话来说，美国只有变得更加美国化，才能实现其伟大的复兴。法洛斯还明确指出，日本和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念不同，虽然美日在许多方面是朋友，但美日两国间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的产生源于“日本无力或者不愿意限制其单方面的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力量的扩张。”James Fallows, “Containing Japan,”The Atlantic Monthly, May 1989, p. 41.除非美国对日本采取遏制政策，否则日本的作法将破坏战后形成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危及美国人的福利、理念和美国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权威，并最终使日美伙伴关系难以为继。“遏制”一词本来是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对苏战略而被频繁使用的，此时却被法洛斯拿来表述美国对日政策，并一时成为“修正主义”对日观的一面旗帜。

在出版《日本权力之谜》一书之前，范沃尔夫伦曾在《外交》1986/87冬季号上发表“日本问题”一文，称日本这个国家的运转靠的是官僚、政治家派阀和财界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他们之间相互合作，推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Karel van Wolferen, “The Japan Problem,”Foreign Affairs, Vol. 65, No. 3 (Winter 1986/87), pp. 288-303.在《日本权力之谜》中，范沃尔夫伦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全面阐述，但重点仍放在日本的政治结构上面。他认为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议会民主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欧美意义上的国家；日本人没有发挥自身个性的自由，也没有选择的自由；日本的权力结构是一种“无责任体制”，在日本既不存在一个权力中枢，国家也不必对国民负责；日本的经济也不是欧美型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官僚和民间的合作体制，自由竞争原理在日本不发生作用。Kare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Macmillan, 1989).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虽因人而异，但在他们中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日本与其他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2）日本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封闭型的，这对提高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十分有利；（3）日本的贸易战略是攻击型和敌对型的，日本国际贸易的不均衡是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美日关系的最大威胁；（4）日本自身不想或者无力解决贸易不均衡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采取相应的行动。上述内容中最核心的一点是，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日本是一个“异质”的“他者”。这一观点对传统的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无论何时何地均具有同样性质的立论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与前述战后传统的美国的日本观迥然不同。

“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出现在美日两国均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因为如果按照这一理论，美国现行的对日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将不得不发生重大变化。既然日本的体制和规范与欧美各国根本不同，日本是一个“异质”的“他者”，那么在“修正主义者”看来，美国按照欧美各国间通行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规范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并按照“机会均等”原则来改造其法律、制度便无异于缘木求鱼。“修正主义者”认为，80年代后期布什政府与日本进行的旨在改革日本经济结构和美日贸易结构的“结构协商”（SII）不会取得什么成果。他们建议美国政府切实采取对策，振兴自身的竞争力，在对日贸易谈判中应寻求明确的市场份额和可以测量的数值标准，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美日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变。

二“修正主义”对日观对美日关系的影响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美国在汽车、半导体等关键产业中的阵地失守，以及日本公司对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和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等作为美国象征的不动产的大规模收购，“日本异质论”和“日本”在美国逐渐合流，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日本不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日本是美国在经济上的最大威胁；日本在安全上仰仗美国的保护，但却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其行为属于“无票乘车”；日本采取各种不公平的手段保护国内市场，而对美国则实行敌对性的贸易政策；日本使大批美国人失业；日本对美国企业和不动产的大规模收买正在使美国变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等等，凡此种种认识，使日本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大为恶化。

在刊登讨论“修正主义学派”文章的同一期《商业周刊》上，还刊载了一份关于“日本”的舆论调查结果。在回答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哪一种威胁更为深刻的问题时，选择苏联的人占22%，而选择日本的人则占到了68%。Business Week, August 7, 1989, p. 51.这表明，与1985年名记者白修德发表“来自日本的危险”一文时相比，Theodore White, “The Danger from Japan,”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28, 1985, pp. 19-22, 31, 37.到80年代末，“日本”已经具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此时的日本威胁仍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从性质上来说与冷战时期苏联的威胁以及战前日本侵略扩张的威胁有所不同，但它同样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在这里，并非“修正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认为，日本对美国经济霸权的挑战通过以下方式影响到美国：（1）如果日本继续扩大其在众多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技术领域内的领先地位，美国的国家安全即便是从狭义的定义来看也将受到影响；（2）日本经济力量的增长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利益；（3）美国在第三国的影响力将随着日本影响力的增长而下降；（4）日本对美国的影响力将会上升。亨廷顿还引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经济是战争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经济霸权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经济力是权力中一种最基本、最容易转换的形式。See Samuel P. 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 Sean LynnJones and Steven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 for Peace, exp. ed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3), pp. 315-320.1991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题为《下一次美日战争》的书，书名及内容虽有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之嫌，但书本身的热销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美日矛盾的加剧。乔治・弗里德曼、梅雷迪斯・勒巴德：《下一次美日战争》（何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在书中，两位作者设想美日之间将会重蹈30年代的覆辙，因经济关系的不断恶化而最终升级为战争。从书中所出现的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来看，该书并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就是这样一部书，后来讨论这段时期美日关系的著作大部分却也都对之加以引用，在日本还成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这种现象本身便说明，这部书是“生逢其时”。

1992年1月，布什总统访问日本。在访问期间，美日联合发表了《东京宣言》、《行动计划》和《关于世界经济增长战略的联合声明》等三个文件。宣言宣称美日两国将“灵活地使用美日安保条约和有关规定”，使美日关系成为“具有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尽管双方煞费苦心地试图给冷战后的美日关系以新的定位，但事实证明，由经济摩擦而给双方关系所带来的裂痕并不那么容易被那些新颖的辞藻所掩盖。布什总统的这次访问前前后后都笼罩在美日贸易摩擦的阴影之下。随同布什总统访日的人员中有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他们此行的使命就是要撬开日本的汽车市场。访问前后两国媒体的相互攻讦使布什总统访日之后的美日关系非但没有好转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根据1992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在美国有42%的人不认为日本是美国“可以信赖的盟国和友好国家”（可能有海湾战争的影响因素在内），转引自〔日〕栗山尚一：《日美同盟：摆脱漂流》，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年版，第62页。这一数字为战后以来最高。在美国被称为舆论分析第一人的丹尼尔・扬科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在1992年秋季号的《外交》杂志上撰文称，在普通的美国人看来，美日的“全球伙伴关系”只不过是一种“无意义的幻想”而已。只要美日关系看上去只对日本单方面有利，这种情况便不会发生变化。扬氏还特别指出，“对于美国公众来说，他们可以接受的未来美日关系发展的唯一图景是创立一种美国也能从中受益――而且被认为确实如此――的新的竞争与合作方式。”Daniel Yankelovich, “Policy After the Election,”Foreign Affairs〖WTBZ〗, Vol. 71, No. 4 (Autumn 1992), pp. 8-9.

从民意测验的结果和美国对日政策的走向来看，在布什政府时期，“修正主义”对日观还没有取代传统的对日观，也没有在华盛顿的总体对日政策设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一理论的出现的确对美国传统的对日观和对日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它动摇了冷战以来在美国对日观中所存在的共识，使之陷入模糊和混乱，从此之后不同集团甚至同一集团的美国人在对日认识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同。Daniel Okimoto and James Raphael, “Ambivalence, Continuity, and Change: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Japan and U.S.Japan Relations,” in An Aspen Strategy Group Report, Harness the Rising Sun: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Japans Rise As a Global Power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3), p. 128.新的对日观的出现也改变了当时华盛顿的政治气氛，特别是在国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正如一位资深外交官所观察到的，此时大多数美国国会领导人都支持在对日贸易问题上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立场，而一些温和派人士在为美日亲善辩护时也变得越来越谨慎了。参见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于铁军、孙博红译，袁明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修正主义”学派的主张对美国对日政策所产生的实际的、具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内头两年的美日框架谈判中。克林顿在竞选时就发誓要“像激光束一样对准经济”。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伊始便把削减美国财政赤字、振兴国内经济置于新政府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与布什政府相比，克林顿本人及其经济班底的多数成员，如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罗伯特・鲁宾、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商务部长罗纳德・布朗、财长劳埃德・本特森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劳拉・泰森等人，在对日问题上基本上都接受“修正主义”的观点。这样，作为一种观念因素的“修正主义”思潮便拥有了转变为国家政策的制度基础。(〗Uriu, “The Impact of Policy Ideas,” p. 229.

在开始于1993年的日美框架谈判中，美国方面强烈要求设定能够对日本市场开放努力的结果加以测评的“客观标准”和“数值指标”，这种政策便被认为是以“修正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日本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整个谈判过程一波三折。1994年2月克林顿与细川护熙进行的美日首脑会谈因此而公开破裂，这在战后美日关系史上尚属首次。1995年6月，美日的汽车贸易谈判只是到了最后时刻才避免最终摊牌，达成了内容模糊的协议，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称这次谈判使美日关系“看到了地狱”。转引自〔日〕栗山尚一：《日美同盟：摆脱漂流》，第189页。贸易摩擦使美日关系受到了严重损害。

实际上，从1992年起，美国经济已开始走出低谷，出现战后历史上历时最长、同时也是比较平稳的经济复苏。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政府及普通公众的认识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此时的“日本”反而处于鼎盛时期。从经济增长率来看，1992年至1997年间除1996年之外其他年份美国的增长率均高于日本（参照下表）。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美国同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地位也有所上升。在汽车、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美国重又夺回了竞争优势，在信息网络技术方面则将其他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从1994年起，美国连续三年位居国际竞争力排行榜的榜首。另外，在里根和布什年代曾令美国政府大为头疼的联邦预算赤字在此期间也逐年下降，其他经济指标，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劳动生产率等也都处于良好状况。详尽分析，参见王缉思：“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外交战略”，载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也有人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景气含有“泡沫”成分，参见〔日〕唐・奥伯多弗、小岛明：《21世纪的日美关系》，日本经济新闻社1998年版，第120-124页。

资料来源：〔日〕《外交青书》各年版（其中1991、1992年数字为GNP增长率）

而与美国的“新经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1992年起，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连续4年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投资不振、股市暴落、呆账堆积如山，金融系统陷入巨大危机。在此情况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全球出击、咄咄逼人的势头有所缓解，“日本第一”的口号也渐趋沉寂，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

在日本经济陷于长期衰退而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环境下，到90年代中期，美国人所感受到的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以至整个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已大大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对日观在美国的影响力渐渐丧失，有关“日本异质论”和“日本”的讨论也趋于平息。关于90年代中期以后“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情况，参见R. Taggart Murphy, “Making Sense of Japan: A Reassessment of Revisionism,”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43 (Spring 1996), pp. 50-63.

三几点启示

分析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现实中，客观因素与抽象的观念因素通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开的。不过，通过考察80年代末90年代初“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及其对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我们还是大致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首先，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确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修正主义”对日观从其出现、传播，到被克林顿政府所采纳、具体化为美国的对日贸易政策，对美国公众以至美国政府在“日本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要深入透彻地理解过去十几年美日关系的变化，我们便不能不对美国的“修正主义”对日观加以研究。

第二，也是本文欲着重强调的一点，权力因素的变化往往构成观念因素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观念因素发挥作用，常常是在客观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发生变动的时候。关于这一点，即便是那些强调观念因素的学者也是同意的。如Goldstein 和Keohane 认为，“当权力关系变化不定、利益和战略模糊不清或缺乏共识时，新观念的必要性便出现了。”参见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6.)

世界之大，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不同或者说是“异质”本来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其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国际冲突的理由。但在国际政治中，由于某一国家“异质”而导致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在什么情况下，“异质”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异质论”才会有市场，才会对一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显著影响。

根据日本已故著名国际政治学家高坂正尧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美国和日本都曾有过被视为“异质”的经历，“异质论”的内容甚至所使用的语言都颇多相似之处，而这些国家被视为“异质”的时代背景通常是在这些国家作为新生力量崛起，对既有的国际体系和先进国的生活方式产生冲击的时候。参见〔日〕高坂正尧：《高坂正尧外交评论集》，中央公论社，1996年版，第281-308页。回到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我们看到，此次以“日本异质论”为核心内容的“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出现和蔓延也基本上遵循这一规律。在冷战正酣时，在有苏联这样的“他者”存在的情况下，美国人倾向于将日本看作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苏联处于衰落乃至崩溃的过程中，当美日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变得有利于“新贵”日本而不是老“霸主”美国，当日本看上去似乎要取代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时，美国突然“发现”日本既不那么民主，也不那么自由了。此时，美国的日本观开始发生变化，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对日共识也开始难以为继，“异质”成为一个影响美日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当90年代中后期美日力量对比发生再逆转，日本经济步入长期萧条，而美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之时，“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影响力便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上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使我们得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观察观念因素和权力因素在美国对日政策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简言之便是美日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观念的变化，进而导致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是“内生”于实力的变化的。

日本便当文化论文篇（8）

思考书法的发生，只有从两条思路着手：一是它在中华民族精神生活中的思想基础，一是对具体书迹的研判。前者，我致力于寻找中国的感觉一思维方式与书法发生的关系，因此而有《书法艺术的哲学基础》一文，其中讨论了中国书法发生的认识论根源，其中着重讨论了书法发生与中国语言观念的关系。后者，面对书迹，只有风格、技术、文字内容等要素可以依凭，我们对其风格和技术水平有深刻的印象，但以此作为判断书法成立的依据，遇到表述与证明的困难（技术的演化是明显的事实，但我们无法在某处画下一条自觉和非自觉的界线），唯一可以凭借的只有书迹的文字内容。唐代以后，书迹中文字内容比较复杂，但到东晋为止，遗存的书迹几乎全部是实用性文字，而东晋各种书体俱已成熟，所以从文字内容来讨论书写的某种性质，至少在历史的某一阶段（上古至东晋）是可行的。这是我最初提出“日常书写”概念的动机，也是从功能来定义“日常书写”的缘由。

《艺术的泛化》一文第二节论述书法的发生，使用了“日常书写”的概念，因为此文讨论的是书法发生时期的现象，虽然未加定义，但含义是明确的：它指的是生活中不含美化意识的实用性书写。

2008年出版的《书法》一书中，专辟“日常书写”一节，其中对“日常书写”的定义是：

日常书写指的是日常生活中为各种事务的需要而进行的书写，与此相对的是以书写本身为目标的书写，例如为写好字而进行的书写练习、为创作书法作品而进行的训练和书写等。

由于这里涉及的是整个文化史上的书写，与书法发生时期不同，“书写”的概念已经包含极为复杂的现象，例如定义中的“各种事务”“以书写本身为目标”等，便容易产生歧义，因此我在《日常书写：书法史的构成及其他》（2014）一文中对此再加说明：

其中“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容易引起混淆。如人们所言，官员书写奏折或书家出售作品以维持生计，都可以看作某些特定人群的“日常事务”，但它们与我们所关心的“日常书写”性质颇有不同。我们在这里可以加上一个限定：以书写的严谨、美观或书写水准作为标志的“日常事务”除去不计。

书写现象层出不穷，这样的限定仍然可以加以讨论。如果暂时撇开这一切，我提出“日常书写”的深层目的，是区分“包含技术意识的书写”与“排除任伺技术意识的书写”。

这样做，首先是对书法自觉意识可以有深一层的认识，为探究法创作心理开辟一条通道，并由此而讨论创作方法与表现一含义诸问题。如果在这两点上有所推进，我们对书法的认识无疑将深入一大步。

对“日常书写”如果不采取严格的定义，随意扩大“日常书写”的范围，抹去“包含技术意识的书写”与“排除任何技术意识的书写”的界线，将失去提出“日常书写”问题的意义，失去深入自觉意识的重要契机，当然也就不可能进入此后的各种讨论中。

必须说明的是，任一定义都是可以调整的，但要有理由，或者说要有理论或实践的目的，如第三辑中各位作者的研究。

严格定义“日常书写”的难处，在于“经意”和“自然”没有明确的界限，就作品而言，绝对“排除任何技术意识的书写”不多，而且随着时间的进程，书法史所关注的作品越来越缺少“日常”的成分。日常生活中当然永远不会缺少书写（如市井中的许多书写、文士们随手书写的片纸只字），但它们远离我们所读到的书法史。

判断书写中技术意识的有无很困难，但面对书法史中的某些作品（如《祭侄稿》）、某一时期的某一类书写（如上古到两汉的实用性文字）以及今天的某一类书写（如家庭开支簿），还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

这种区分能够使我们比较方便地讨论书写心理对书写状态的影响，并进而深入到整个书写与各种因素――如文字题材、风格、表现机制等等的关系中。这样，我们便可能从那些过去根本没有关注过的方面。对中国书写展开前所未有的广阔而深入的思考。如本书中所涉及的精神分析与汉字书写、《书谱》中所反映的有关技术意识的问题、书写自觉意识的深入分析等等。这种区隔为思考书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对有关现象观察、思考，个案、思想积累渐多，便集合成一种关于书法史的构想。

过去的书法史，基本上是一部著名书家、书作和书论的历史。它们已经形成一个隐形的框架，大部分著作中，章节设置、代表书家与代表作、文献征引等，大同小异。这是一部我们熟悉而敬畏的历史，但它缺少活鲜的生命，不是有机的活动的连贯的历史，那些伟大的书写只是一些孤零零的高峰，我们不知道书写是怎样演化的，不知道为什么书写会变得如此精彩，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走进这部历史中。

这是作为观念文本的“书法史”。

此外，还有一部作为“存在”的书法史，那就是中华民族关于书写的一切的历史。这部“存在的书法史”与那部观念的书法史存在巨大的差距。――大量出土的文字资料（简牍及其他）说明了这一点：它们几乎都处于已有的“书法史”著作之外。即使“书法史”中安排某些章节说到这些资料，但它们与那些固有的陈述几乎没有任伺关系。

当然，许多出土资料在某些人看来书写草率，还不是“书法”，这里便牵涉到“书法”的定义问题。如果把这一切都归于“书写”，一部“中国书写史”或“中国书法一书写史”必然包含一部“中国书法史”所无法比拟的丰富内容。

过去由于早期书法史材料――特别是书写材料的缺失，不得不以文字学的陈述来代替早期书法史的陈述。大量早期书迹的出现，使我们可以提出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提出的问题，如日常书写对于书写方式变迁的意义、日常书写与书法表现功能的关系、日常书写中才能的构成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使我们对书法的发生与深层性质获得新的认识。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粗略地勾勒这部“书法一书写史”最初的轮廓。

中国“书法-书写史”，可以由以下三个层面构成：一，精英层面；二，非精英的“书法”层面；三，“日常书写”层面。

第一层面，由对书法历史的推进做出重要贡献的书家组成。这是由很少一批作者构成的序列，如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张旭、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王铎等。许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不在这一序列中。

这一层面将提供一条书法史上创作推进的路线，并成为判断其他作品以及后来者的创作贡献所在的依据。

这里所说的贡献，指对书写方式、构成原理、表现机制与风格类型的重要推进。

这种选择的依据，是书写方式、构成原理与表现机制的历史研究。只有把握这些历史线索，才可能对一位书家的创作做出判断。

前期书法史上的精英书家，作品中包含大量的日常书写成分。

第三层面，“日常书写”层面。这一层面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

除去有意作为作品创作的书迹，以及出于种种原因美化的书写，其他一切书写都包括在这一层面中。这是一个数量巨大的集合。其中包括大量水平不高的书写，但正是这些被遗弃在书法史视野之外的书迹，反映了各个时代汉字书写的基本特征，对它们的思考，将大大推进我们对汉字书写的认识。

第三层面提供的是书写演变的自然进程，审美的自觉意识如何渗入日常书写的种种现象，以及书写中审美自觉意识如伺发展，书写的自律性与后世对艺术的追求如何交织在一起，造成书法史繁复的局面。这一层面具有与第一层面同样重要的地位。它所包含的现象的丰厚，为理论思考准备了丰富的材料，亦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启示。

“日常书写”提供了一个独立思考、运用和发展当论的场域。其中尤其是社会史、文化史、心理学、图像学等学科。例如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对日常书写的研究，不仅是借鉴已有的大众文化理论，也很可能创造出一套关于“中国书法―大众文化”的新的理论。

这样，在“日常书写”的内部及其文化背景的结构中，我们看到一个广阔的思想领域。在这个范围内，汉字书写充满着与当论交会、碰撞的机会。它为书法一书写的阐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日常书写”是书法与当代学术一个重要的接点。它可能成为未来书法研究最重要的生长点。

第一层面与第三层面互相交集，具有密切的相关性。早期的精英创作，往往同时又是第三层面的作品；其次，形式演变的深层规律，如笔法演变的v史，同时反映在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中，但有着不同的呈现。

在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之间是第二层面。这一层面包括第一层面之外所有力求精善的书写。它在通常意义上的“书法”范围内占有最大的比例。

这一层面的作品也可能具有鲜明的个人面目，但它们所有的技巧、范式都可以在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中找到。在书法史中，这一层面的某些作品与第一层面的作品混合在一起，从而使局面变得模糊含混，真正的创造性被掩盖，而某些并无重要贡献的作品得到过高的评价。

这一层面的作品借用已有的机制、技巧、模式来创作。这一层面的书法家和作品构成一个时代书法创作的大势，反映了各个时代书法创作的趋尚，但发端在他处。

这一层面的种种现象、它与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的关系，可以引出许多重要的话题。

这样三个层面构成“中国书写史”的整体结构。

通过这部“中国书写史”，我们将对中国文化获得许多新的认识。

关于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为三辑。

第一辑，各篇论文基本在我们提出的日常书写的范畴内展开。

有些论文并不直接论述“日常书写”，但对“日常书写”的思考与认识有重要的推进。

林俊臣《书法的日常性与创造性》，讨论的是临帖与自我书写的改造，涉及个体潜意识与意识中书写的形成。文章研究的是作者进入创作之前心理的构筑过程。

邱振中《“人书俱老”：融“险绝”于“平正”》一文讨论“人”与书写融合的机制，论述“无技术意识的书写”的重要性，以及它与书法中表现机制的关系。这是“日常书写”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严和来《精神分析与自由书写》可以看作是对“自由书写”分析的引论，但它为打开一个崭新的书法分析的世界做出了预言。这里很可能生长出精彩的思想。

严和来此文所论虽然不涉及一般意义上的“书法”，但他研究的对象，正是“未有技术意识的书写”。此文从对东西方语言的心理分析辨异开始，细心地引向书写的分析，这便使得“自由书写的心理分析”建立在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这种连接，使书法理论获得了又一条通向当代学术的道路。

这里所说的“自由书写”与“日常书写”有很多共同之处，不过前者着眼于任伺状态下的无意识书写，后者着眼于书法意义上的书迹。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并无区别。

此外，这一辑中，周勋君《“精意”：日常书写的一种心理》论述了书法史上书写心理的变迁；丘新巧《深入书法的土壤：日常书写研究绪论》中对几件作品书写心理的分析体贴入微；黄积鑫《书法与新书写共同体》从当代哲学的观点出发，对当代书写的状态、前景做了贴切的陈述。

第二辑，“日常书写”个案研究。“日常书写”研究需要大量个案的积累，此辑所收录的文章只是一个开端。

龙友等人的文章中包括一些精彩的细节分析。对“日常书写”的研究，现象是最初的出发点，没有对细节细致入微的辨析，深入的解读、思考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珍惜这些文章中所表现的对细节的观察和辨析，它们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开始“日常书写”历史研究的深入之途。

第三辑，作者从“日常”概念出发，引出对“日常书写”的另一种定义：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一切书写。

这与我们定义的“日常书写”有质的区别，但是作者由此而引出的是另一类问题，如：夏可君论书法对于当代艺术创作的意义、柯小刚论书法与自我修养的途径、刘悦笛把书法纳入“生活美学”的范畴等。这些思考扩大了我们对书法思考的边界，丰富了我们对现代书写的认识，开辟了新的思考书写的道路。

2014年和2015年的论坛邀请了几位哲学领域的专家出席，这些观点，大多出自他们之手，遗憾的是大部分发言没有写成论文，这里刊出的几篇，只是其中的部分观点。黄积鑫《兰亭论坛“日常书写”讨论综述》记述了他们发言的要点。

附录收入日本西川宁教授论述西北地区残纸的论文两篇：《晋人的墨迹》（1938）、《王羲之的前期书风――以李柏尺牍稿为中心的研究》（1954）。西北残纸是日常书写研究的重要材料，两篇论文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时隔久远，搜寻不易，刊出以方便读者，亦纪念前辈学人对有关研究的贡献。期待人们由有关现象出发，引向对日常书写的深入思考。

两文译者姚宇亮博士近年致力于日本现代书论的翻译与研究，成绩卓著。

众多专家、研究者将近四年的劳作，才编成这部文集。对“日常书写”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日本便当文化论文篇（9）

您好!我们定于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在________大学举行________________学术会议，想邀请您届时参加。会议免费安排食宿，往返机票自理。

如果您有要宣读的论文或要发言的论题，请尽早来函告知，以便会议安排。

希望您届时光临。请尽快来函确认。

祝一切顺利!

会议召集人：____________秘书长

范本二：

尊敬的 ____________：

您好!

____________研讨会定于20________年____月________日________日在________________召开，诚挚邀请您参会。会议的有关事宜如下：

一、会议主题

________

二、主要论题

1.________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2.________建设与________的完善

3.________的经验总结

4.________队伍建设的主要措施与途径

5.________定位

6.________等________问题

7.当前________的热点问题

8.____________相关________问题

三、投稿要求

本届________研讨会，接收与上述专题相关的、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与研究报告。

1. 投稿内容与格式

论文格式包括标题、作者基本信息、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几个部分。摘要字数在200-300字之间，且关键词最多不能超过4个。论文正文总字数应不少于5000字，中文使用宋体、小四号字、1.5倍行距排版;含页眉和脚注在内，页边距设为2.5厘米。

提交的文章中凡采用他人原文或观点，务必加注说明。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作者、出版年份及页码，或者直接将引用以脚注方式标识清楚。详细文献出处作为参考文献列于文后，以作者、出版年份、书(或文章)名、出版单位(或期刊名)、出版地点排序。文献按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依A-Z顺序分中、英文两部分排列，中文文献在前，英文文献在后。引文中的英文部分，专著名用斜体，论文题目写入 号内。作者自己的说明放在当页脚注。

2. 投稿电子邮箱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在邮件主题标明：____________研讨会)

3. 论文收录

研讨会筹备委员会将会收录您的投稿，并将制作论文集， 如有PPT文件，请一并发送至投稿电子邮箱并注明：____________研讨会PPT。

4. 投稿截止日期

本次会议投稿截止日期为20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四、研讨会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________年____月________日报到，________月________日会议，________日考察。

住宿地点：________大酒店(________高速公路________出口____行________米路____)

会议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五、会议回执

为统计参会人数、预先做出相应安排以保证本届____________研讨会顺利举行，如果您确定参会，收到此邀请函后，请务必在20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以前填写好参会回执并以 E-mail发送到会务组投稿邮箱________@________，以便于我们为您提前预定酒店房间，以及其他工作的开展，谢谢合作。

六、联系我们

地址：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

电话：张________：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________：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

此致

敬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研讨会

________大学________学院

20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范本三：

尊敬的 先生/女士：

为进一步满足第二语言教学对汉语句式研究的迫切需要，促进语法研究新成果向国际汉语教学应用的转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拟于2011年8月20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汉语国际教育语境下的句式研究与教学专题研讨会。鉴于您在第二语言研究领域的丰厚学术成果，诚邀您出席并发表鸿文，嘉惠学林。

有关会议安排如下：

一. 会议时间：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二. 会议地点：

北京语言大学

三. 会议主旨：

促进前沿语言学理论的创新及其向国际汉语教学的转化与应用;推动语言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四.会议议题：

1)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句式研究;

2)汉语句式研究的跨文化视角与相关语言事实;

3)跨文化视角下的汉语第二语言句式教学;

4)汉语教材、大纲、教学设计中的句式问题;

5)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句式教学中的相关问题

五.遴选参会论文，出版论集《汉语句式研究与教学》。

六.____________年7月5日前，将论文题目及摘要以Word2003文档发至会务组邮箱。

摘要1000字，标题用三号宋体，正文用小四号宋体。摘要请标注作者姓名、单位、电子邮箱、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传真。

请于8月10日前提交论文全文，以便制作论文集。.

七.会议日程

8月19日下午，在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大堂报到。报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乘坐地铁2号线到西直门换乘13号线五道口下车(A西北出口)，步行至北语会议中心。

8月20日，8:30开幕式、大会发言、分组研讨

8月21日，上午分组研讨，下午闭幕式

8月22日，文化考察一天(京郊)。如不参加文化考察，请回函说明，以便筹备组统计人数。

8月22日，离会

日本便当文化论文篇（10）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支持计划项目资助

一、 引言

语言是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它会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东北地区作为我国与其他国家毗邻接壤的区域之一，与蒙古、俄罗斯、日本、朝鲜等东亚周边的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往来，在长期的交往之中，东北方言吸收了部分周边国家的语言， 将其作为外来语构成了自己的语言系统的重要补充，对自身的形成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来自日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中日两国有着漫长的语言文化交流史，隋唐时代，汉语作为先进文明的载体随着来华日本留学生、留学僧的归国而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给日本语言文字体系的形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近代以来的日本则成为了中国接触西方文明的窗口，日语汉字词汇被赋予新的意义反输入回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给中国的语言文化体系带来了新的冲击与影响。

二、 甲午战争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但同时也刺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带领中国人走上改革变法的道路，掀起了一股救亡图存的热潮。其中就包括以日为师，选派赴日留学生，培养日语翻译人才等。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大量引进西学，从制度到器物层面全面西化，从而成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因此，当时中国的翻译家们希望能够通过日文翻译西学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政治制度、文化教育，从而在翻译的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的日语词汇。

据统计，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日语词汇以借形为主，词汇量大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领域，其次为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领域，既包括日语汉字词汇，也包括外来语词汇。如：半径、密度、单行本、美术、农作物、民主、权力、共产主义、市场、通货紧缩等。

另外，还有一些接头词、接尾词在汉语里广为应用，如现代化、可能性、增长率、光合作用、国际问题、记忆力、流动式、选举法等。经总结，主要的接头词有：超、反、泛等;主要的接尾词有：化、性、式、法、主义、的、论等。

这些词语渐渐融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当时的中国人想要改变屈辱现状、变法图强的精神。它们中的大部分大体是先进入汉语普通话，进而流入东北方言中的，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所使用。

三、 抗战时期的影响

甲午战争后，日本凭借着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迅速崛起，急剧膨胀的野心使得日本将侵略目标进一步投向了中国。而中国东北地区幅员辽阔，临近日本，成为日本侵略的首要目标，语言在当时也作为侵略手段之一，随着日本侵略者进入了东北地区，对东北方言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日本曾经占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洲国。在洲国统治期间，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对东北地区人民实行同化和奴化。他们在东北地区施行日本制的文化教育，开设了大量日语学校，教授日语课程，强迫东北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学习日语，以达到精神统治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曾产生了大量的协和语，如“町、番地、放送局、主催、出荷、放送局、厚生料、幼稚园、表题、下记、料”，这些词语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下令全面禁止。但仍然有许多日语词汇保留在了东北方言之中，作为常用词汇延续下来，这些词汇既有借用日语汉字的，也有直接音译日语假名作为词汇使用的。借用日语汉字的词汇主要有：便所、满员、落花生、水准、才、饺子、裸、下野、烧结、选矿、机关车、勤劳奉仕、点滴等。而音译假名的词汇主要有古鲁码、咖细、磨机、榻榻米、瓦斯、晚霞子、邮便、欧巴桑、虎列拉、好好爷、苦力等。

此外，还有一些是当时的东北人民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将原有的日语词汇稍加删减而创造出来的新词汇，这些词汇渐渐融入东北方言之中，成为生活词汇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比如：婆婆丁，是将日语词汇蒲公英（タンポポ）的读音加以删减，由其形状联想到紫花地丁等与之相符的“丁”，又取日语“お婆さん”的“婆”组合而成;打牙祭，日语词汇“御八つ（オヤツ）”意为午后的间食，在东北地区借鉴其意，改为“打牙祭”，意为偶尔吃顿美味，“牙祭”与“八ツ”谐音，而“打”的使用则显示出了东北方言的独立性;瞎白，借用了日语“喋る”（シャベル）的词干“シャベ”的发音;留级，日语为“留年（りゅうねん）”，指不能升级或毕业，留在原级，在东北地区，“年”被与之类似的“级”代替。

四、 改革开放至今的影响

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在1978年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这一决定不仅为中国营造了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也为中日提供了新的外交契机，中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了全方位交流，主要表现为中日两国经济联系密切、中日旅游热潮、中国在日留学生数量增加、日本影视文化等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国内学习日语的热潮等。其中一些日语词汇便借由这些途径涌入中国， 流向东北，掀起了日语词汇流向中国的热潮。

首先，大量日企进驻中国。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由于中国当时具有劳动力廉价、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等优势，许多日企选择将生产移向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与日本邻近，接触更加频繁与紧密，其中以大连市的日企数量最多，对日语的需求量大，因此也有更多的日语词汇融入了当地方言进而融入东北方言之中，这一时期的日语词汇更多以“借形”为主，也包括一些汉语没有的音读汉字词。

其次，中日旅游热潮。随着近年来交通手段的发达，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政策条件的放宽，中国赴日本旅游及日本赴中国旅游的热潮不断涌现，且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例如：近期随着日本各地纷纷迎来了樱花盛开的时节，再加上日元贬值和飞机、客轮班次的增加，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游客急剧增加，其中不乏东北地区的人们。随着旅游热潮的兴起，中日语言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最后，网络的普及。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催生了科学技术的变革，越来越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互联网之中，使得互联网行业成为全球的新兴产业，这一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得文化的传播更加迅速、方便和快捷，更为语言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桥梁。利用互联网，国内的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分享到来自国外的经济政治新闻、影视资源、时尚动态等等。日本属于动漫产业大国，其动漫文化不仅对日本国内的青少年乃至成年人都有着影响，同时也深受许多中国人的喜爱，因此许多日本动漫词汇便悄然流入汉语和东北方言之中。此外，影视作品虽有虚构的成分，但也是一部分本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近年来中外也能够逐渐共享一些电影电视资源，日剧电影能够在中国的网站上及时更新播放，一些其中的经典台词或词语便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交流之中。其他还包括当下中国对日本的偶像团体、体育明星、音乐、科技等的关注，都将一些日语词汇向中国引入了中国。

这一时期日语进入汉语以及东北方言的词汇不如上一时期多，大多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领域，如：产经、低迷、精算、泡沫经济、便当、榻榻米、家政、过劳死、章鱼烧、味噌汤、出演、多动症、公选、公务员等，这与上述三个主要原因也是相一致的。

还有一些接头词和接尾词，其中以接尾词居多。如屋、族、部、组合、流、率、券、装、中等。例如：上班族、打工族、工薪族，流行风、民族风、自然风，精品屋、糖果屋、咖啡屋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语动漫词汇，其中很多词汇都成为当下流行语，不仅被日本的年轻人们，也被中国的年轻人们广泛使用。比如生活中常听到的“宅男”“宅女”等，都是来源于日本的动漫词汇。另外，还有“萝莉”“正太”“达人”“御姐”“败犬”“干物女”“萌”“鬼畜”“腹黑”“恶搞”“桑”“傲娇”“某某控”等，这些词生动形象，易于理解，是年轻一代的代表。

五、结语

中国东北方言是中国东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当地各民族语言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并深受周边其他国家语言文化的影响， 独具特色。东北地区的人们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触日语的过程中，大量日语词汇被加入东北方言词汇体系中，成为东北方言词汇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或先进入普通话后进入东北方言，或先进入东北方言后进入普通话，抑或同时进入，不但丰富了中国东北方言词汇，增强了东北方言的表达能力，而且促进了中国及东北地区与日本的国际间及地区之间的交流。

但是方言总是不可避免地、深切地经受着社会变革等背景变化对它所造成的冲击， 中国东北方言在历史的大环境下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发生变化。不可否认，日语词汇进入东北方言，为东北方言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方言也是一个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它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多样性色彩，中国东北方言也是中华语言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在当今时代，在与时俱进、吸收包括来自日语等外来词汇丰富方言的同时，也应取舍得当，注意保护传统方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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