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本科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228-01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经历了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这三个阶段。使我们对流行音乐的定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也了解了它与文化生活，社会功能，历史潮流的联系及影响。还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研究流行音乐的音乐学家，如：钟子林、王思琦、金兆钧、项筱刚等。他们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使流行音乐的研究登上新的高峰。到今天，高校开设流行音乐相关专业已是相当普及，而流行音乐教学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必须构建一个科学的教学体系。

一、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现状

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从出现至今已有二十年发展历史，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得以快速发展是由以下两个方面决定的：第一，我国倡导科教兴国，这是我国基本国策，为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土壤作用，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的招生数量逐渐递增，为很多新的学科出现提供了基础，这也可以说是外因。第二，流行音乐是全球盛行的，代表着潮流，吸引着年轻一代，通过全球化的经济、文化交流，我国流行音乐教育的盛行成了一种必然。短短二十年的时间，我国流行音乐教育几乎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快速发展的背后也隐藏着很多问题，这些阻碍了流行音乐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

流行音乐学科建设在各个高校均有涉及，但是相关的院系名称、专业名称以及专业内部的方向以及该专业的名称和范围都缺乏统一的标准，这直接影响到该学科的教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通过调查了解可以看出，名称的不同使得各个高校在教学定位和专业命名上缺乏规范性，这对该学科的建设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此外，高校里流行音乐教育的教学也缺乏明确的定位，教师还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这种不加创新的做法会影响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建立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体系

（一）培养目标、学科体系的确立。高校流行音乐专业建设的初衷是为了培养流行音乐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该专业建设培养出来的人才最终也是要面向社会的，因此该学科建设的培养目标必须以理论结合实践，以人才实用性为主，注重人才的技能培养。

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体系设立是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培养出来的流行音乐人才需要了解本专业学科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前沿发展动向，还要具备实用、扎实的流行音乐理论和技能，只有这样的人才，在毕业之后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实现我国人才培养的目标。

学科体系建设要统一、明确、系统。因此学科体系要包含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化知识。其中包括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流行音乐分析、流行音乐风格；第二部分，音乐理论。其中包括流行音乐概论、曲式、复调、和声；第三部分，专业知识。其中包括流行音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奏、作曲等；第四部分，相关知识培养。其中包括歌词写作、读谱与绘谱、MIDI制作、流行音乐作曲、流行音乐市场营销等。总之，通过综合培养，才能培养出适用于社会和市场、理论结合实践的音乐人才。

（二）学科定位。当前我们音乐教育是传承了经过数百年不断积累、整合、完善的欧洲传统音乐教育体系的模式，加入中国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戏剧音乐而建立的完整体系。

三、W科建设与课程设置

（一）公共基础课。公共基础课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大学生健康教育、形势与政策、艺术概论、计算机基础、英语、体育。学科建设是流行音乐教育在实施中的关键。要切实了解、掌握流行音乐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建立相关学科及确定专业方向。它不仅保障教学的规范与完整，更能系统、高质量地产出人才。

（二）音乐基础课。音乐基础课包括视唱练耳、乐理、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流行音乐概论、中国民歌与民间音乐、钢琴、副科和声、副科曲式、副科歌曲写作。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篇（2）

由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主办，中国音协音乐传播学会、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承办的“2007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于10月27-28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音乐传播领域专家学者、师生与新闻出版单位文化传播人士1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大会论文60余篇。

音乐传播教育之现状

在26日上午举办的新闻会上，音乐传播学会会长曾遂今介绍了前两届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情况，及其教学与科研在各地院校的发展，指出从本科到博士的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平台在中国传媒大学已经形成，目前已有5届学生毕业。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王建元在介绍本院音乐传播专业本科毕业生分配与就业情况时指出，音乐传播专业本科就业率高达97%，以广播电视和文化传播公司为主，在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举步维艰的局面下，已成为本院音乐类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记者从会议了解到，近十年来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城市的高等院校相继开办了音乐传播专业，一个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平台蔚然形成。

音乐传播理论之思考

音乐传播（Music Communication） 究竟为何物？是学科、是专业、是研究方向、论文题目，还是职业方向，或者公司运营项目？从第一届音乐传播研讨会开始，这就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这个争论也延续到本届研讨会。与会代表除开对音乐传播学的音乐学归属、传播学归属等学科性质地位的讨论继续深入而外，许多研究者跳出各执己见的争论，直接进入学科主体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曾遂今教授《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与薛艺兵教授《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论文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前者提出音乐传播“零信道、信道、盲信道、网络信道”四种模式，探讨其时空规律，解释音乐生命力形成的时空原因；后者以论文为基础进一步提出音乐传播“狭域、广域、泛域、异域”和“即时、共时、历时、待时”时空传播各自四种不同的模式。王建元教授则根据音乐传播专业在本院建立10周年的教学经验提出学科建设“音乐编导策划、音乐商务、音乐传播研究、音乐治疗”四个发展方向；庄元教授“试论数字化传播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论文集中讨论了数字化传播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冯光钰先生“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和伍国栋教授“江南丝竹的传播”等论文则集中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与流变情况。

音乐传播实践之研究

音乐传播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科，必然介入新闻出版、传媒工作的实践活动中去，会议一大批论文集中于各种不同的音乐传播实践活动研究。音乐传播，自然是传播音乐，从理论上讲不是一个问题，而面对实践却成为问题。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篇（3）

本届学术论坛可谓盛况空前，在规模、规格上创国内流行音乐高等教育领域之最，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刘家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任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徐沛东任名誉主席。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唐小我，文化厅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李兆泉等领导也出席盛会。前来出席本次论坛的机构有全国多所音乐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以及南京艺术学院、上海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和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担当本次论文评选组的评委有：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易柯、《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音乐周报》副总编陈志音、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专家赵世民、中国传媒大学音乐系主任曾遂今、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院长李罡。“学院杯”决赛评委可谓业内精英：四川音协主席兼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敖昌群、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协会常务副主席付林、词曲作家林明阳、中国唱片总公司音乐总监兰斋、橙天娱乐集团副总裁霍绍文、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陈小奇、橙天歌歌数码科技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欧丁玉、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流行音乐学院院长乌多达门。

本次“学院杯”决赛选手为全国九大音乐学院和设有流行音乐专业教育的艺术、师范院校通过严格选拔，各派两名选手参加最终角逐。邀请赛通过层层严格选拔，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优秀歌手奖、最佳男女歌手奖及伯乐奖。一等奖充分体现了“学院杯”区别于其他流行音乐比赛的主旨特征，上海音乐学院获得伯乐奖。论坛组委会共收到27篇论文，经过评委的认真评选和投票，共评出10篇获奖论文。一等奖获得者为余政仪、施涛；二等奖获得者为施涛、王建元；三等奖获得者为邹亚非、尤静波、黄山；优秀论文奖获得者为刘柱喜、刘继斌、孟光、梅梅、黄德俊。

二、高峰论坛精彩纷呈

近20年来，流行音乐在我国发展尤其迅速。如今，我国的专业艺术院校、师范院校中开设流行音乐相关专业已相当普及，如何构建流行音乐的教育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加本次论坛的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从根本目的上看，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流行音乐教育论坛是为了促使学术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通过各院校之间交流与沟通，共同努力使中国流行音乐高等教育走向完善。

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刘家富在发言中指出，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力量，我们高校的领导、专家、教授们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牢牢把握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当代文化工作主题，加强东西方艺术的大融汇，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十七大”确立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从通俗音乐唱法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流行音乐的认识，流行音乐对国家发展建设有很强的凝聚力，是大众喜爱的一种音乐体裁。他阐述了学校培养对流行音乐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学校能培养出更多高水平、高素质的音乐人才。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柴永柏指出，本次论坛是为我国的流行音乐建设与发展有关问题进行广泛的、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目的在于积极推进流行音乐的教学理念、教材建设、培养目标的研究讨论，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体系，加强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的长期学术交流。四川音协主席、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敖昌群指出，这次论坛将本着探讨研究的精神展望中国流行音乐专业教育的未来前景，将建立中国特色流行音乐体系。期待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新星诞生。他预祝为中国特色流行音乐呐喊的媒体和制作机构更加蓬勃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川音乐学院施涛在11月9日的交流大会发言中谈到，在艺术类高等教育中，流行歌曲演唱专业不适合分级教学，把音域作为衡量标准，那是对演唱者个性特征的抹杀。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尤静波作了“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他从中国流行音乐80诞辰作为引言展开发言，从文化需要引导、教材需要统一、创作需要质量、乐坛缺少评论等方面对中国当今流行音乐现状作了分析。天津音乐学院刘柱喜在发言中，以团队协作式乐队组合音乐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多元文化背景下流行乐队组合为题，谈及该院的教学成果。南京艺术学院王建元在发言中谈到自己对流行音乐学科建设的个人见解，他认为流行音乐教学必须有科学的教学理念。沈阳音乐学院杨维忠从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材研讨方面谈了该院的教学心得。武汉音乐学院朱爱国从拓展教学外的思路和模式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

三、专家讲学博采众览

11月10日的论坛从流行音乐的专业建设、流行音乐学院教育的发展等方面展开了探讨，表达了对中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展望和期待，即理论与实践并重。共安排了六位有关方面专家作重要的学术报告，这六个专题报告分别是：来自橙天歌歌数码娱乐公司总经理欧丁玉的《流行音乐的人才培养》，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流行音乐学院院长乌多达门的《流行音乐的教学要与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相结合》，匈牙利音乐舞蹈联合艺术大学埃贡・泊卡的《匈牙利的流行音乐教学》，荷兰芬提斯摇滚音乐学院玛丽安・托塞安特的《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专家赵世民谈了《从流行音乐看中国甲骨文》，他认为中国甲骨文有很深的哲学内涵，他重点解释了“乐、泰、奏、通、和”的甲骨文涵义。他指出，中国流行音乐教育要与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相结合。中国传媒大学曾遂今谈到了《网络音乐及其对流行音乐教育的影响》，他认为，新出现的网络音乐给中国音乐带来了巨大冲击。从音乐创作到音乐传播再到音乐爱好者的音乐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开放性、互动性、低成本的优势，给越来越多喜欢唱歌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运用就需要从事流行音乐教学的老师引导。

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构建科学、规范、独立的流行音乐教育体系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工作，这对流行音乐学科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它包含了教育思想、学科建设、课程设置、艺术实践、科研创作等多个方面，从前期建设到后期的不断完善，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来完成的一个巨大工程。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我们认真、谨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数字音乐时代的来临给中国流行歌坛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中国流行音乐如果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通过优秀作品的发表和流行优秀歌手的走红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音乐院校应该站在全新的思维上考虑和制定流行音乐的教育方针，院校教育一定要和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相结合，使得教育成为唱片业的产业基础。同时，中国享有目前全世界最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拥有由老中青几代人构成的音乐从业队伍，所以必须给年轻人补上民族民间音乐这一课，只有让他们学习、了解到我们祖国丰富的音乐资源，才能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

与会专家们还认为，首届“学院杯”流行音乐邀请赛将是本次论坛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将打破现今流行音乐的比赛模式，建立流行演唱比赛的全新机制，建立流行演唱比赛的全新的专业评判标准和审美导向，逐渐达到与国际流行趋势的对接。

结语

此次流行音乐论坛旨在更好地开展流行音乐理论研究和活动，促进高等院校音乐艺术和教育的交流、繁荣创作，提高高等院校流行音乐教育水平，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音乐人才。论坛为期三天，主要内容包括专家论坛、原创音乐评比、教育交流以及流行音乐展演等活动，与会专家们就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与发展、流行音乐在高校的教育现状和专业定位、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材研讨、流行音乐演唱中的唱法、流行乐器与流行乐队演奏技法、作曲技法、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关系、流行音乐的产业化运作与营销、流行音乐经纪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详细的研讨。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篇（4）

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学科建设始终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作为南艺流行音乐学院代表，我在论坛开场演讲了《论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围绕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以及流行音乐教育学科建设这一核心议题阐述了发展我国流行音乐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流行音乐教育体系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有着广阔天地和绚丽前景的门类。它包含了教育思想、教学方法、课程体系、学科建设、教学管理、教材建设、艺术实践、科研创作等方面。构建科学、规范、独立的流行音乐教育体系对流行音乐学科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论坛期间，很多专家学者和院校领导都对尽快将流行音乐教育纳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建立流行音乐教育体系，完善和发展流行音乐高等教育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许多专家的演讲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流行音乐的理性思考，体现了客观对待流行音乐问题的态度。专家们普遍认为，流行音乐在音乐语言、创作表演技术和产业发展规律，以及消费和审美接受问题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特殊性，有别于传统音乐。这些“特殊性”需要被我们不断地作全面的摒除偏私的审视，而不是局部的、简单的、概念化的评价。那么，相应的，流行音乐的教育也应该是特殊的，这是一个多范畴的综合问题，需要全局统筹，更新理念。所以，流行音乐教育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既要尊重教育的逻辑、教育的体系标准来寻求和开展学科建设，又要使教育符合流行音乐实践的俗约概念，尊重流行音乐的文化旨趣和发展规律。然而，我们当前的流行音乐教育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体系为逻辑基础；很多专业和课程的名称、概念以及教学内容都存在模糊性，这增加了教学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教学定位的准确性。李汉颖、陈复明等业内人士在发言中强调，流行音乐越来越需要“专业”人才。这里所谓“专业人才”是针对缺乏系统科学训练的“自习成才”的人才而言的。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才能算作流行音乐的“专业人才”呢？我们显然缺乏了解。这是摆在教育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刘小山博士认为学院出身的人才并不是最终端的流行音乐人才，但他们是流行音乐人才的引导力量。流行音乐教育应该是具有独立性的学科体系，它应该与传统的古典音乐教育、民族音乐教育比肩而立，而不是作为某学科的附属或附庸。

除了以客观的态度认识流行音乐及其教育理念问题，我们要确立流行音乐教育的独立性，最实际的任务就是建立流行音乐教育的独立学科体系。作为一门学科，流行音乐教育的学科理念应该是：遵循时代需要培养音乐人才。“时代”是流行音乐的关键词，流行音乐的从业者们必须对时代保持高度的敏锐才能生存下去。流行音乐教育对时代性的强调会给传统艺术教育带来积极的影响。流行音乐各专业的开设要有所划分与规范，但相互之间却不宜强调界限。为了让学科互动，应该容许学科交叉突破限制。强化“课程”概念，淡化“专业”概念，专业对课程的选择性与分离度；课程对教材的选择性和这种领域间的相互作用和刺激，不仅可以激发提升专业、专业方向与课程、教材的质量，还可以培养出复合型人才与人才的多样化，这种跨学科、交叉学科也是当代高校学术领域的一种趋势。另外，流行音乐理论研究方向诸专业尚未在高校教育中全面展开，落后于表演和创作，成为了瓶颈和弱项。作为建立流行音乐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它是学科建设的紧要任务。

基于对流行音乐学科建设，与会院校最后达成共识：

一、呼吁国家教育部门将“流行音乐”纳入正式的学科目录，与传统音乐学科“音乐学”、“作曲和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表演”并列。国家教育部2005年度已将《流行音乐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列为部级科研项目，国家文化部组织了专家考察团，对美国的流行音乐以及相关产业进行了专项考察。近年来高等院校流行音乐教育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高校培养出的大批流行音乐创作、表演方面的专业人才，在音乐舞台上已是大放异彩，提高和促进了行业的专业素质和艺术水准。目前，全国每年报考流行音乐各专业的人次高达十几万，毕业就业率也超过了传统的音乐教育，而且发展的前景和势头还在不断升温。尽快将流行音乐教育纳入教育部学科目录中，有利于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同时也是对现有音乐教育体制的补充。

二、建立统一的流行音乐本科教育核心课程。随着国内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院校将学科建设的中心从重专业建设转移到重课程建设，由学年制向学分制过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核心课程的确立与完善成为学科发展的支柱。核心课程的认证与开设，直接左右并影响教学的方向与质量。因此集中全国各相关院校的力量，调研与论证，建立统一的本科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对流行音乐学科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篇（5）

一、版本的准确性是研究工作的客观依据 二、从维吾尔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人手开展研究工作

维吾尔音乐尤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能够体现出乐制的多样性。乐制包括音乐和律制的音乐体系概念。世界各地区的乐制大体可分为三种体系，“五声体系”即中国主体体系、“七声体系”和“四分之三音体系”。这一理论最初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Eirch Von Hormboste1,1877-1935)提出。我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最早以国文刊出该理论，理论名称略有改动。五声体系(即五声音阶体系)流行地区极广，亚洲地区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越南、吉尔吉斯以及俄罗斯接近亚洲地区的靴靶、马里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原巴什基尔)等地;并流行于非洲地区，美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七声体系(即七声大小音阶体系)几乎流行于整个欧洲，并及于美洲。这个体系与古代希腊乐制有密切联系。四分之三音体系就是在音阶中相邻两音之音存在着“四分之三音”(即“半音”加“半音之半”的音程的一种乐制)。这种四分之三音是阿拉伯民族音乐的主要特征流行于阿位伯和伊朗，亦见于西亚和北非地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诸国，如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三种体系互有影响，在同一体系内，不同民族其乐制又各有特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是三大音乐体系均存在的复杂音乐主体，它的复杂结构形态和维吾尔民族这个音乐客体的认知心理、情感心理、音乐心理密切相联。三类心理状态又与维吾尔民族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丝绸之路要冲，各种古老文明交汇于此。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维吾尔民族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从古老的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汲取营养。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165-02

城市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会研究，既是一个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交叉学科研究，又是一个重要的新理论课题，更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实践课题。而这一课题本身，又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本文将其分解为以下四大理论层面，对其进行系统化研究，以便为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的策划与举办，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参考的双重价值。

一、民族音乐学的内涵与重要意义

城市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会研究的第一个层面，是民族音乐学的内涵与重要意义。因为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会的策划与举办，是植根于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域之下的。

城市民族音乐学，顾名思义，是民族音乐学中的一个分支，其母系统乃是民族音乐学。而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而所谓“民族学”，“旧称‘民种学’、‘人种学’、‘人种志学’、‘民族志学’等。1909年始译‘民族学’，以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主要研究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实地调查、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比较研究是其重要研究方法。19世纪中叶正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酱主义的发展，民族学先后形成不同的流派。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1926年由蔡元培提倡后逐渐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建国后，我国民族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传统，取得迅速的发展。”[1] 所谓“音乐学”，则是研究音乐艺术的特点与规律的一门学科。这样，民族音乐学就成为运用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各民族音乐艺术的特点与规律的学科。

民族音乐学的核心与重点，是强调民族性是音乐艺术的生命与灵魂，不仅本土音乐如此，一刀引进的外来音乐亦如此。这正如同志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2]

因此，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的核心与重点，也是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并以民族性作为民族音乐的生命与灵魂。城市民族音乐学作为整个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同样如此。也就是说，民族性作为民族音乐的生命，是城市民族音乐学的主题。其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二、流行音乐的内涵与重要意义

城市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会研究的第二个层面，是流行音乐学的内涵与重要意义。

流行音乐学，是研究流行音乐的特点与规律的学科。流行音乐，又称“通俗音乐”或“通俗唱法”，“是现代工业社会电子传播技术广泛运用后出现的一种歌曲演唱方法，它往往需要演唱者手持话筒进行演唱，对演唱者本人的声乐训练倒没有太多严格的要求。”[3]

流行音乐源于19世纪后期美国黑人爵士乐，其鲜明的时尚性、自由性、开放性，形成了与欧洲传统的浪漫主义音乐及美声唱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以后经由港台传入中国大陆，立即风靡全国。“……通过一批致力于通俗歌曲创作的作曲家的努力，在我国歌坛亦出现了一大批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歌曲作品和擅长于演唱通俗歌曲的歌星。他们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与那些经常来内地演唱的港台歌星同台献艺，以及在出国比赛中与欧美等流行歌星频频交流，很快便使这种新型演唱风格发展起来。我国现拥有喜爱通俗歌曲的青年朋友成千上万，通俗歌曲演唱法已成为一种声乐艺术流派，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我国一些大型演出与重要声乐比赛的舞台，并受到人们的青睐。”[4]

中国的流行音乐，走出一条成功的民族化之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少年壮志不言愁》、《我们是黄河泰山》、《绿叶对根的情意》、《好大一棵树》、《霸王别姬》、《爱的奉献》、《亚洲雄风》、《烛光里的妈妈》、《前门情思大碗茶》等流行歌曲，到处传唱。除了毛阿敏、韦维、刘欢、火风、韩磊等一批流行歌星以外，更有一批出身于民族戏曲的演员加盟到流行音乐队伍，例如花鼓戏演员李谷一、京剧演员屠洪纲、越剧演员白雪、黄梅戏演员吴琼、豫剧演员李娜、评剧演员于文华等，他（她）们使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融为一炉，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民族化，做出很大贡献。

三、哈尔滨城市音乐文化的审美特征

城市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会研究的第四个层面，是哈尔滨城市音乐文化的审美特征。

哈尔滨市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北邻俄罗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素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誉。其音乐文化兼收并蓄，多元融合，既有民族传统的音乐文化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又有欧美音乐文化与时尚的流行音乐文化。尤其是自1961年至今50余载连续举办30余届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以其丰富的内涵、独有的魅力、广泛的影响，已成为部级、国际性的音乐盛会，成为一大文化品牌与哈尔滨市的城市名片。哈尔滨市也因此成为中国城市中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音乐之都”。因此，哈尔滨成为各种音乐大展异彩的大平台，形成群星荟萃、精品汇集的音乐名城。当然，也为流行音乐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广阔的空间、适宜的空气。

四、哈尔滨市流行音乐会研究

城市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会研究的第四个层面，是对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会本身的重点研究。

如前所述，哈尔滨作为国际著名的“音乐之都”，为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有机融合、完美结合，提供了独有的有利条件，也为城市流行音乐会的成功策划和举办，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从哈尔滨走向全国的流行音乐歌星，不胜枚举，例如孙悦、陈红、崔京浩、傅笛声、安以和骑兵组合……他（她）们凸显出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的雄厚而又强大的艺术实力。

因此，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会，要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进行科学的策划与成功举办。

一是提高艺术质量，强化艺术创新。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会，要凸显哈尔滨国际音乐名城的艺术水准，以创新为生命和亮点。

二是发挥群体优势，共铸艺术辉煌。哈尔滨城市流行音乐会，要发挥专业与业余、本市与外省市流行歌星的群体优势，形成强强联合的态势，共同打造中国流行音乐的辉煌。

三是进行市场运作，尊重受众需求。要搞好文化市场调查与预测，以受众文化需求为导向。

四是实现音乐融合，营造时尚效应。要实现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让哈尔滨流行音乐插上民族性与时尚性的两大翅膀。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2].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J].北京：人民日报.1979.9-9-1.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篇（7）

本次研讨会学风严谨，筹备期长达两年，所有参会论文都经过了较为严格的学术评估。参加论坛的包括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左贞观、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知名音乐史学家玛・叶西波娃、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副院长康・谢金、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副院长娜・杰克嘉廖娃和叶卡捷琳堡音乐学院院长施卡鲁普、俄罗斯远东国立艺术学院院长丘古诺夫、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艺术学院院长弗・祖罗姆斯基等国外资深专家，还有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徐昌俊、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陶亚兵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在8月9日上午举行的简短开幕式上，陶亚兵在致辞中阐述了举办本次研讨会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在中俄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借由“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所搭建的绝好平台，对中俄音乐交往的历史事迹的深入挖掘整理以及思辨研究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升华两国音乐界的紧密关系，提升“哈夏”音乐会的学术内涵，促进两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他真诚期待到会嘉宾能为“中俄音乐文化交流”发表真知灼见，并以史为鉴，为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中俄音乐交流提供理论支撑。

在随后举行的专题研讨中，5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会的5个议题――“中国音乐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俄罗斯作曲家创作的中国主题音乐作品研究、中俄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中俄音乐合作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俄音乐交流历史回顾与现状研究”做了精彩发言。与会专家学者立足各自研究领域，采取不同研究视角，透视中俄音乐交流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学术品位――助力“哈夏”国际化

早在今年6月，“哈夏”组委会就宣布：以展现哈尔滨市“高雅、时尚、浪漫”的城市艺术氛围为主题的第32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整体框架包括“一场开幕演出、两大系列演出、三个重要赛事、四项创新活动”。其中，四项创新活动的第一项就包括：以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为主体，举办中俄音乐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本届“哈夏”音乐会旨在提升其学术内涵、实现国际化的创新做法。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在音乐交流方面源远流长，中国音乐特别是黑龙江音乐的发展受俄罗斯音乐①影响较大。每一届“哈夏”音乐会，都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音乐通过不同的形式上演。漫步在哈尔滨大街小巷，从广场舞曲到宾馆餐厅的背景音乐，俄罗斯音乐不绝于耳。参加研讨会的部分专家学者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种文化联系。

参加研讨会的中国代表中不乏上世纪留学苏俄的老一辈优秀艺术家，也有许多倾注毕生精力在俄侨音乐研究的学者以及中国音乐界高层人士。如黑龙江省社会研究院研究员李述笑毕生致力于从事哈尔滨俄侨音乐的研究，他通过《论哈尔滨俄侨音乐教育》的议题从社会基础和文化环境、俄侨音乐学校、对哈尔滨音乐的影响三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了哈尔滨俄侨音乐教育的概况。黑龙江音乐博物馆馆长苗笛展示了哈尔滨俄侨音乐学校的成绩单、俄罗斯古老民族乐器，以及我国知名作曲家谷建芬在哈尔滨音乐学校学习的照片。黑龙江省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指挥贾宝林讲述了自己的老师同苏联专家学习的经历，他的合唱指挥老师是苏联专家杜马舍夫的弟子、管弦乐队的老师也师从苏联专家。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苏俄专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理事、黑龙江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徐世铭以《哈尔滨人们的期待――促进中俄歌曲交流的几点建议》为题进行大会发言。他提出了中俄音乐交流的一些建议：借助友好城市，广开音乐渠道；借助官民相融的人脉网络，推动中俄音乐交流的实质性进展；培养青少年的情趣，使中俄音乐交流可持续地发展；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历史、视听资料的兑换。提出社会群体的自觉行为成为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动力元素，两国还应以推介各国的优秀曲目为首。

黑龙江省知名音乐教育家、哈尔滨师范大学原音乐教育系主任方智诺谈到他的整个家族的音乐人生都受到儿时邻居――一位俄罗斯指挥的启示，并以《苏俄经典音乐文化伴我在音乐求索之路上》的论题讲述了自己的艺术人生。方智诺强调中国钢琴的根在俄罗斯，钢琴教授查哈罗夫具有最大的贡献，周广仁、付聪、殷承宗等一批钢琴家都师从于他。他表示现在的中国作曲家正处于集成与创新的两难境地，创作上需要学会更多角度的开发与吸收，要在寻根与开放之间形成一种多元的特性。

成果――展示研究新动向

早在5年前的2009年，第一届“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最大的成果之一便是搭建了中俄音乐交流研究的成果平台。5年间，这一平台切实起到了“成果会”的作用。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努力下，大量中俄音乐交流的学术成果借由这一平台进入音乐艺术学科领域。

5年间，以陶亚兵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20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研究》为代表，一大批中俄音乐交流成果陆续面世，如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俄音乐交流史事回顾与当代反思》、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俄罗斯当代著名华裔作曲家左贞观音乐创作技法研究》等，各种论文近千篇，关注该研究的中俄专家持续增多。

正如左贞观所说，5年前在同一地点举办的第一次中俄音乐交流研讨会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中国和俄罗斯方面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届研讨会，左贞观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冼星海与苏联”，主要谈了我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旅居俄罗斯生活期间在音乐创作方面的贡献及他的生活。

玛・叶西波娃的父亲是北京广播交响乐团的奠基人，因此她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她向大家介绍了21世纪俄罗斯研究中国音乐的状况，指出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也在逐步升温。俄罗斯现在很缺少中国音乐的专著、音乐课本，她本人很希望俄罗斯建立中国音乐研究中心，以较好地促进俄罗斯人民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与学习。娜・杰克嘉廖娃表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是世界唯一拥有古老唱法的音乐学院，古老曲谱保存至17世纪。她向大家介绍了学院历史、发展轨迹和教学工作。如今学院开拓了俄罗斯宗教音乐的研究、中国丁善德作品研究两个研究领域。

徐昌俊阐述了俄罗斯音乐家齐尔品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齐尔品出于对东方文化的热爱，在上世纪30年代于上海发起了征集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活动。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第一个获奖，这激起了中国人重拾民族音乐的信心。徐昌俊特别强调我们都是中俄音乐交流成果的受益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韩钟恩为学术研究思路开拓了新的角度，谈及中俄音乐交流研究的新视角：强调形式与内容的剥离，主张方法与本体之间进行关照。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刘学清研究员谈及多元文化中的哈尔滨声乐艺术。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陈恕以《探寻赫哲族伊玛堪说唱活态传承之路》为题，从伊玛堪的类别归属、文化自觉与活态环境和说唱本体的活态传承三个方面，阐述了黑龙江跨界民族赫哲族与那乃人伊玛堪的保护与传承。黑龙江省声乐学会会长、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崔杰夫讲述了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的俄国男低音歌唱家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在哈尔滨演出的事迹，表达了对俄罗斯声乐艺术的深深敬仰。

实质合作――创新交流新模式

如果说5年前的首届研讨会只是明确了中俄音乐交流在未来的合作领域、确定了交流的趋势，那么，本届研讨会则实现了来自两国音乐及音乐教育机构的实质性合作。而这种建立在笃实学术成果基础上的实质性合作，除了切实保障了合作方式的可持续性之外，还为更高层次的两国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组委会在本届“哈夏”期间启动中国俄罗斯音乐文化交流中心，俄罗斯专家一致强烈要求将中国音乐的大量文献资料介绍到俄罗斯，并表达了在俄罗斯建立中国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的美好愿望。

弗・祖罗姆斯基表示，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艺术学院拥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和地位很高的学术论文出版社，以及专业学术期刊，学院设有音乐理论教研组、声乐教研组、演奏教研组、外国音乐史教研组、俄国音乐史教研组、跨越题目教研组等教学领域。此外，还探索了两个新的学科组――文献检索组、纯粹学术组。学院很期待建设中国音乐研究中心。

东北电力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郭萌介绍了他的在研课题――《高教强省战略与转型时期俄罗斯教育改革保障体系的借鉴研究》，该项目被列为吉林省专家建言项目，他的论述出发点正是俄罗斯转型时期教育改革中我国可以借鉴的方面，他认为“政府支持、激发活力、加强建设、特色发展”四个方面是当前音乐学科建设的重要抓手。

“实质性合作”还主要体现在艺术教育领域。如黑河学院副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党维波以《中俄音乐高校公共音乐欣赏课教育思想比较》为题发言，从开设时间、教育基础、教学时段、课程地位等几方面讲述了两国教育的差异。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孙德俊以《苏石林对中国高等声乐艺术教育发展的影响》为题，回顾了苏石林对于中国声乐的贡献。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李岩松以《新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第六届莫斯科联欢节》为题，讲述了一段令中俄两国人民难忘的音乐交流史。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篇（8）

关键词:维吾尔族音乐理论体系　木卡姆研究　共性与源流

一、版本的准确性是研究工作的客观依据

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民族的传统音乐、诗词、舞蹈的组合体。它具有严谨规范的结构，个性化的鲜明特点与精密的科学性。《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迄今已出版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记谱整理，1960年由音乐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二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学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编，199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个版本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木卡姆研究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典文学研究会编，1997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版本的乐曲数为245首;第二个版本增至320首(增添了75首);第三个版本又在第二个版本的基础上增添了《阿比倩希曼》、《穆斯台扎特》和《依希热提恩格兹木卡姆》等三个部分。就传统音乐研究而言，版本的原始性与准确性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客观依据。现今创作或其他形式增补后的木卡姆在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上与第一版《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可同日而语。除了民间遗存的乐曲外，人为的弥补《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不符合学术研究对资料的要求，是不可取的。遗存的十二木卡姆曲调可以增补，但应当说明增补乐曲的出处。最近，有些海外学者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三个版本作出评价，“他们认为第二、第三种版本的学术价值远不如第一版本，因此他们在研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时只使用第一种版本。其理由之一是第一种版本是由民间艺人演唱、演奏的原始材料，是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的成果，而第二、三种版本是由专业演员演唱、演奏的音乐，不是采自于民间音乐生活，不具有真正传统音乐的性质;理由之二是第二、第三种版本在原套曲中增添了不少新曲目，又未加详尽说明。这些新加曲目并非来自民间传承”。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两个概念，不能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将会给这块世界罕见的瑰宝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本着尊重历史、展示传统音乐原貌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展民族传统音乐整理工作。我们应准确把握作为民族历史精神财富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非物质文化的原始风貌，否则将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及维吾尔木卡姆的传播不利。

二、从维吾尔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人手开展研究工作

维吾尔音乐尤其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能够体现出乐制的多样性。乐制包括音乐和律制的音乐体系概念。世界各地区的乐制大体可分为三种体系，“五声体系”即中国主体体系、“七声体系”和“四分之三音体系”。这一理论最初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Eirch Von Hormboste1,1877-1935)提出。我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最早以国文刊出该理论，理论名称略有改动。五声体系(即五声音阶体系)流行地区极广，亚洲地区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越南、吉尔吉斯以及俄罗斯接近亚洲地区的靴靶、马里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原巴什基尔)等地;并流行于非洲地区，美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七声体系(即七声大小音阶体系)几乎流行于整个欧洲，并及于美洲。这个体系与古代希腊乐制有密切联系。四分之三音体系就是在音阶中相邻两音之音存在着“四分之三音”(即“半音”加“半音之半”的音程的一种乐制)。这种四分之三音是阿拉伯民族音乐的主要特征流行于阿位伯和伊朗，亦见于西亚和北非地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诸国，如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三种体系互有影响，在同一体系内，不同民族其乐制又各有特点。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是三大音乐体系均存在的复杂音乐主体，它的复杂结构形态和维吾尔民族这个音乐客体的认知心理、情感心理、音乐心理密切相联。三类心理状态又与维吾尔民族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丝绸之路要冲，各种古老文明交汇于此。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维吾尔民族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从古老的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汲取营养。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篇（9）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重点学科分支方向之一的“优势学科――作曲与音乐设计”，下设“作曲技法探索与创作”、“作曲理论研究与应用”、“视听艺术（含电子音乐）设计与制作”三个研究方向，是以作曲为主干，以作曲技术理论和视听艺术（含电子音乐）科技为两翼，熔音乐与科技于一炉，集创作、演奏、制作于一体的新兴、交缘性学科。

传统作曲学科一直以来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强势学科，可谓“立院之本”。在学院建院近八十年的历史中，始终对其它各学科的建设起着带动和辐射的作用。21世纪，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对作曲家的音乐思维、音响观念、创作手段以及对理论家的研究途径、分析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视听艺术（含电子音乐）设计与制作”便是在以上影响下开拓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它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是音乐事业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桥梁，在科技型、应用型、普及型的视听艺术设计、电子音乐、音频工程等方面进行开拓，进行跨领域的体制创新，使之与国际接轨并行；同时，培养实用型人才，力求创作出能为广大听众接受的音乐产品，从而在理论研究、创作和试验制作等方面，全方位地开创国际一流水平。

体现学术品格、争创科研中坚的特色学科建设

上海音乐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的另一分支方向为“特色学科――音乐文化史”，下设“音乐文化发展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音乐形态发展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和“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发展研究”三个研究方向，是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外音乐艺术和各种音乐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门艺术理论学科。

特色学科是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品格的体现。本学科主要依托的音乐学学科曾经过以萧友梅博士、沈知白先生、钱仁康先生为代表的几论学者的不懈努力，建立了举世公认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传统。特别是该学科经过上海市教委第三和第四期重点学科的建设和推进，已经在音乐的社会功能及文化意义、音乐的历史发展及演变、音乐的审美机制和美学规律、音乐语言的构成及运作、音乐文化的战略以及对策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课题研究与探索，取得了可喜成果。在此基础上，以“音乐文化史研究”作为本学科今后发展的骨干脉络，其优势特色和目的指向在于，立足中国和上海的音乐生活实际，探索中外音乐文化发展的经验和规律（特别是中国本土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经验），为我国的音乐文化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理论参照和智力支持。

形成优势群体、树立学科品牌的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建设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是在上海市教委领导下，依托上海音乐学院的优秀学术传统、整合国内外一流的学术研究资源而建立的新型学术研究机构。该研究院在当今“e时代”的背景下，以现代信息化、网络化为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在音乐人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联手，集合了一批有着共同的学术理念、学术目标、学术精神的前沿学者，围绕“中国视野中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以“基础、原创和精品”为研究宗旨，通过“深入实地、创新观念、交流世界”的学术理念以及“扎实和敬业”的学术品格，开展扎实且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工作。力图通过十年的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一批在音乐人类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以“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研究主题，形成该领域在国内具有学科优势的学术群体，树立学科品牌，并在国际音乐人类学研究范围内产生积极的影响。

“基地、科研、人才+ 管理”的学科建设理念

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秉承上海市教委关于学科建设的“3+1”模式，即：“基地、科研、人才+ 管理”的学科建设理念，在学科布局方面统筹规划、错位竞争、协调发展，在学科运作方面依托基础、注重潜力、面向需求。

1. 以基地建设为前提

上海音乐学院“优势学科――作曲与音乐设计”的基地建设，力求做到音乐创作与数字媒体艺术实验基地的资源合理配置，目标是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式的高级别音乐创作、研究与制作基地――“部级高校音乐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已经建立的有：一个音乐科技实验室、一个音视频实验基地、七个实训基地以及何训田、谭盾、安栋、陈强斌等音乐工作室，并已完成国内外多项具有高精尖技术含量的合作项目，如电影《夜宴》《东京审判》等多部有影响力的电影音乐；大型音乐工程项目“禅宗少林寺音乐大典”、朱哲琴专辑唱片――《七日谈》、音乐剧《六祖禅宗》、“特奥会音乐征集”、2006上海国际电子音乐周创作曲目等多个重要项目的作曲、音乐设计与制作。通过2至3年的努力，力争将学科建设成为部级开放或重点实验室，或国家人文社科开放实验基地。

“特色学科――音乐文化史”的基地建设是在原有上海市教委第四期重点学科“音乐与社会学术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扩建的，现已成立了7个研究基地，包括：音乐文化史研究基地、中国音乐学网站、中国西方音乐学会总部、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总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总部、中日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其中，中国音乐学网站的建立在国内外音乐学界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2006年6月，在由教育部思政司指导、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主办的全国高校百佳网站评选活动中荣获了“十佳学术类网站”奖项，上海音乐学院成为该项赛事的获奖单位中唯一的艺术院校。此外，以上基地中的四个学术性学会均由本学科带头成员担任会长、副会长，这四个部级研究学会的总部迁至上海音乐学院，为学科建设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依托上海音乐学院，整合和优化有关的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上海市教委领导倡导的独立运营和组合的机制，学术上自主，运行上相对独立。在以特聘研究员为核心的学术群体基础上，以项目合作的方式，集合美国、英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北京、上海以及江浙等地区的一批成员，开展各项课题研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运作方式打破了以往传统科研机构的行政运行模式，而是以数字化、信息化、电子化为手段，以网络为工作平台。现已建立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网站，以此作为该研究院各研究员之间联络的途径，以及与国内外音乐人类学界交流与合作的媒介。同时，即将建立和逐步完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资料库，使之成为国内藏书数量最多、内容最完整，以及提供最好服务的资料库。

2. 以科研创新为目标

“作曲与音乐设计优势学科”自2005年9月学科立项以来，在科学研究与创作方面已取得较大成果。如承接并参加了日本爱知世博会会歌中文版创作演出、主办了东亚国际作曲比赛、中日青少年文化交流项目音乐会公演、数字媒体艺术国际学术年会暨音乐会、上海国际电子音乐周、3次国际和全国性学术会议等，并参与主办或被邀请做主报告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发表了39部高质量的音乐和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在国内、国际举办和参与了各种音乐会14场，在重要期刊上发表了15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学术专著、乐谱11部，同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国际高规格的“2007上海音乐学院国际作曲比赛”的筹备工作。

“音乐文化史特色学科”是上海音乐学院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本学科通过科研的拉动，学术实力和影响力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已经被公认是国内最具活力和开放性、最有学术发展潜能并具有一定国际辐射力的高水平学科。目前已经或者正在组织的研究项目，主要包括“音乐文化史论丛”、“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上音译丛”、“音乐人文译丛”、“钱仁康学术讲坛系列”等系列性的大型课题。同时，一大批学科成员发表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也是科研成果的体现。在学科成员的带头下，多次举办和参与各类国内外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与活动，如：李斯特国际钢琴大师班学术讲座；蒙古草原音乐文化展示与研讨会；东亚古谱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科研建设以“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主题，包括三个方面：（1）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研究。该研究主要把握新世纪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一些主流趋势，以及切合国内本学科发展实际，引进和翻译、编著本学科的经典著作，对于中国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走入国际学术前沿队伍，建立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从而带动整个中国音乐学界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2）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声像行为研究。该研究主要是开展中国传统乐器音响信息数据库工作，包括录入、整理、编码等。以传统音乐中的声音、行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主持一系列的传统音乐项目研究。包括：建立音乐人类学观念上的中国民族民间歌唱体系研究；建立中国传统乐器音响信息数据库及中国传统乐器/器乐文化历史地理图谱；以及中国传统仪式中的音乐行为方式研究。（3）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乐文化研究。该领域以音乐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为基础，立足上海，对上海城市音乐文化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和“上海音乐文化发展对策研究”两个方面。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即将出版图书包括“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库”、“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丛书”、“音乐文化学术名著译丛”、“西方文化视角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系列”五个系列20余种。

3.以人才梯队为带动

上海音乐学院“优势学科”的建设落实了人才引进经费，继续保持了学科队伍的明显优势，合理调整三个研究方向的梯队结构。学科总带头人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立青教授，下设三个研究方向的带头人分别是何训田教授、徐孟东教授、吴粤北教授。在引进高级人才的同时积极培养青年骨干教师，实行对青年教师的“导师带教制”。现有学科梯队成员33人。

“特色学科”建设的人才梯队原来以教学为主的单一格局正在被打破，逐步实现队伍的结构优化。学科总带头人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杨燕迪教授，下设三个分支方向的带头人分别为韩锺恩教授、钱亦平教授和洛秦教授。现有学科梯队成员共25人，无论在学历层次还是职称层次，都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准，形成比较合理的结构。与此同时，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进一步增强科研力量。自2005年7月至今，先后聘请星海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宋光教授和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于润洋教授为客座教授，并担任音乐美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通过教学与科研参与本院的音乐学学科建设。部分研究生已参与学科建设，部分研究课题已与学科建设形成关系，希望如此坚持数年达到人才质量的同时进步。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成员构成以首席研究员洛秦教授为带头人，10位特聘研究员为核心，一批中青年学者为骨干，形成了一支良好的学术梯队。10位特聘研究员中，除所依托院校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位学术骨干之外，还有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艺术人类学专家，来自中国大陆两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教授，来自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音乐人类学专家，以及美国UCLA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资深学者，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合作团体。期待经过10年的建设，形成一支以国内外学者约10人左右组成的，在学术水平、学术理念和学术精神互为认同的学科带头人队伍，成为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群体。

统筹规划 优势互补 培养精英 服务社会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的“教学、研究型高等音乐院校”的层次定位。可以充分相信的是，通过上海市两个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建设，在进一步保持巩固传统优势学科地位的基础上，上海音乐学院将积极拓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空间，形成体系完整、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学科专业发展格局。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篇（10）

涉及“流行音乐”（或曰通俗音乐）一词，一般特指源于欧美的、现代社会城市中诞生的通俗化、时尚化、商业化的音乐。具体说来，即是以其时间上的现代性、空间上的城市性、审美上的通俗性、制作上的现代科技性、流行上的商业性等为特点的大众化音乐。《大众》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其一，是大文化的视角。即从“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第二章）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流行音乐（包括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大众音乐，更是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此可视为《大众》之流行音乐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二是历史的视角。如对中国流行音乐所作的历史学、社会学分类上将其定位为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现代则为政府音乐、专业音乐）相对的“大众音乐文化”（导引，第二章）。从而提出了“广义而宏观的通俗音乐（流行音乐）”（导引）的概念，并通过历史上的大众音乐所具有的“自然的”“面向社会，面向最广大群众”（导引）的共性的描述，深刻揭示出广义的流行音乐的本质特点。其三是现代传播学理论的视角。流行性，可谓流行音乐最显著的特性。对于作为大众音乐的流行音乐的流行（传播）特性的研究，应该说是《大众》理论展开的逻辑重心，从而也形成对以往多见的关于流行音乐单纯的或形态学、或审美学、或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开拓。基于对大众音乐的历史、宏观意义上的审视，《大众》进而深入分析讨论了大众音乐的传播形态（自然传播和技术传播）及其商品性（第七章）、流行性（第八章）等。特别是其中关于技术传播的五大类型（乐谱、唱片、无线电、电视和数字化网络）（第六章）、依技术传播媒体分类的大众音乐传播的五种形式（a.原始、b.乐谱、c.表演、d.唱片、e.无线电-电视）（第六章）、音乐流行模式“三环”（A.激发环节；B.社会心理倾向；C.作品本体）制约图式等的解析方面所体现出的从社会学、传播学以及历史学、审美学、心理学角度对大众音乐进行综合考察的全新眼光，尤见其学术视角的“前沿”和独到。

二、视域的开阔性

《大众》全书的结构总八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二为后四章，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在第一部分中，《大众》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维度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囊括了远古乐舞，先秦民歌，秦汉乐府、相和歌，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隋唐曲子，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元代杂剧、散曲，明清小曲、戏剧等等（第三章）；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儿童音乐、革命音乐、当代流行音乐（第四章）等等，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图景。另如在全书第二大部分后四章中论述大众音乐作为 “音乐商品的历史进化与发展”（第七章）时，对音乐商品价值从 “零时期”、到“萌芽、发展时期”、再到“膨胀时期”所作的历时性分析，也表现出其广阔的学术视野。

三、视线的深刻性

《大众》在为我们描绘中国大众音乐及其传播、流行的发展史实时，均是与“论”密切相关、相连的。由上所述，其叙“史”述 “实”可见宏阔的视野；而其立“论”上，则不乏学术上的诸多真知灼见。如作者在对“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评述之后，所得出的“大众音乐是整体音乐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第二章），是“历史的晴雨表，社会发展的指南针，社会感觉的心电图，历史长河的录像带”（第四章）的结论；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作政府音乐(Governmental)、大众音乐(Popular)、学院派音乐(Academic) “三相划分”及其交相互成、互动(如20世纪50―60年代GPA/GP/GA型；60―70年代Gpa/地下P型；80年代P/GP/A型；90年代G/P/A型) 理论（第二章）的提出，从而超越了关于音乐文化分类认识上惯行的“雅与俗”、“主流与非主流”、“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讨论大众音乐的传播流行问题中所作“人类社会的音乐实践，本质上是音乐传播的实践”（第五章）、“正向传播与反馈（传播）的长期双向交流形成”对“某文化风格的”“认同”及“民族精神气质的标志”（第二章，第五章）、“音乐史就是音乐的流行史”（第八章）等理论概括；在论述大众音乐的商品属性时所提出的“在我们现实的音乐商品中，对音乐商品的二重性的认识，其意识形态性应当摆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第七章）的观点等等，都表现出作者深刻的学术见地。

四、视触的敏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