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博士论文篇（1）

同时对本篇论文三位校外盲审专家的辛劳评阅表示感谢!

心理学博士论文篇（2）

当我2001年9月6日背着行囊来到杨凌的时候，我18岁，那天下午我站在操场上望着外公和父母离开的身影，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哭，可眼泪却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而且当时的泪水很烫，现在想起来还能感觉得到，可能因为当时是热血青年的缘故吧。一眨眼，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十年时间，今年我28岁，已经从一名本科生成长为一名管理学博士，十年里，发生了太多或简单而复杂或复杂而简单的事情，我来不及去逐一回忆，或许并不值得回忆，或许也是我自己不敢去回忆。今天当我即将离开杨凌的时候，感觉肩上的行囊有几分沉重，不知应不应该把那一包袱荣誉证书丢弃…，我明白，父母不愿意。

六年前，我第一次写学位论文(学士)“致谢”，那时的致谢很单纯，大家在宿舍里商量要感谢谁；三年前，我第二次写学位论文(硕士)“致谢”，自己一个人写了整整一个晚上；今天，当我第三次写学位论文(博士)“致谢”时，本以为相比整个博士论文而言，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可当我动笔真正要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十年的大学求学、研究和生活经历，使我对这份“致谢”的内涵有了更多的感触和更深的体会，而此时，“光标”在WORD页面上不停地闪烁，我却写不出一个字，或许是任何文字都不能表达我此刻的复杂心情，只能任由思绪回荡在这篇论文的完成过程中，当初艰辛和磨练的滋味随血液再一次冲击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凝结成这篇致谢的每一字每一句。

我与导师王征兵教授相识已有八年之久，从认识导师，到成为他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之后又成为导师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六年的师生情缘弥足珍贵。我时常在想，倘若能一直是导师的“学生”该多好，这样就能更多地接受导师的教诲和指导，更深地学习导师平和的为人态度和睿智的研究思路，导师经常用睿智的思路来启发和指导我的毕业论文，用温和的态度教育我如何做人，接触过他的学生都能感受到导师的温和与平易近人，师母王慧莹老师曾这样形容导师平和的态度，“他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发脾气的人”。导师偶尔也有着急的时候，而这种着急只用大于平常声音的两分贝表现出来，记得在我的博士论文开题之后，导师就很“严厉”地批评了我，这次的印象使我至今难忘，估计这算是导师所有学生中难得的“待遇”了，也正是这次机会让我对这篇博士论文有了重新的审视和定位。虽然我与导师相处的时间已经很长，但每次见面时，总难免有所紧张，所以到现在，我可能还是导师心目中一个很“笨”的学生。

在博士生学习期间，经管学院霍学喜教授、郑少锋教授、姚顺波教授、王礼力教授、李录堂教授、罗剑朝教授、李世平教授、贾金荣教授讲授的相关课程，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在论文开题论证过程中，经济管理学院王礼力教授、朱玉春教授、杨立社教授、孙养学教授、孔荣教授针对论文的研究内容、框架、思路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经济管理学院姜雅莉副教授在论文开题论证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在论文预答辩及正式答辩过程中，经济管理学院王礼力教授、姚顺波教授、郑少锋教授、赵敏娟教授、霍学喜教授、孔荣教授、李世平教授、陆迁教授和西北工业大学杨生斌教授针对论文的研究内容、框架、思路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感谢经济管理学院刘天军副教授、王秀娟副教授在论文答辩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同时对本篇论文三位校外盲审专家的辛劳评阅表示感谢!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理学院的袁志发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与袁教授的师生情谊不断加深，之后，袁教授一直对我的生活、学习都非常关心，每次登门拜访的时候与王老师都热情相迎。在我对生活充满困惑的时候教育我应该像大树一样成长；在我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时候，经常给予我无私的帮助，指导我寻找模型方法运用的关键问题，运用系统的思路思考所要研究的问题，总是在我山重水复之时给我柳暗花明般的指引。正是在袁教授的多次悉心教导下，我才对研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同时，还要感谢理学院邵崇斌教授、王乃信教授的关心与支持。

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对于有关生猪养殖的事情知之甚少，尤其是生猪生长的生物周期特征，更是一无所知，幸亏我的硕士同学李岩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的帮助，提供了非常准确的信息，并且在我研究主题的其他方面也给予了很多建议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部等有关部门在生猪生产数据信息、指标解释等方面给予的信任和帮助。

心理学博士论文篇（3）

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出生在陕西农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长大后，常听母亲说，以前家里很穷，而我对母亲说的穷字则不能完全理解，听她说，在分家时，只分得一个半碗，这可能大致就是母亲想要表达的意思吧。我的父母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直坚持拼搏到今天，养育我们兄妹三人长大成人，到现在他们还在为我们坚持着付出着，我深深地感觉到父母太辛苦，太辛苦。

当我2015年9月6日背着行囊来到杨凌的时候，我18岁，那天下午我站在操场上望着外公和父母离开的身影，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哭，可眼泪却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而且当时的泪水很烫，现在想起来还能感觉得到，可能因为当时是热血青年的缘故吧。一眨眼，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十年时间，今年我28岁，已经从一名本科生成长为一名管理学博士，十年里，发生了太多或简单而复杂或复杂而简单的事情，我来不及去逐一回忆，或许并不值得回忆，或许也是我自己不敢去回忆。今天当我即将离开杨凌的时候，感觉肩上的行囊有几分沉重，不知应不应该把那一包袱荣誉证书丢弃，我明白，父母不愿意。

在博士生学习期间，经管学院霍学喜教授、郑少锋教授、姚顺波教授、王礼力教授、李录堂教授、罗剑朝教授、李世平教授、贾金荣教授讲授的相关课程，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在论文开题论证过程中，经济管理学院王礼力教授、朱玉春教授、杨立社教授、孙养学教授、孔荣教授针对论文的研究内容、框架、思路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经济管理学院姜雅莉副教授在论文开题论证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在论文预答辩及正式答辩过程中，经济管理学院王礼力教授、姚顺波教授、郑少锋教授、赵敏娟教授、霍学喜教授、孔荣教授、李世平教授、陆迁教授和西北工业大学杨生斌教授针对论文的研究内容、框架、思路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感谢经济管理学院刘天军副教授、王秀娟副教授在论文答辩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心理学博士论文篇（4）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心理学博士论文篇（5）

2.以金融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评胡智博士新著《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3.沉痛悼念爱国金融家利国伟博士

4.从新闻记者的视角看全球金融风暴——新华社记者张崇防博士访谈

5.香港创业板市场与中国企业上市──访资深金融专家张谦博士

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金融立法与金融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7.金融监管还需系好绳——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林志远博士

8.草船借箭有风险──哈佛大学博士陈琳谈金融风险管理

9.沈阳农业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简介——农村财政金融学科

10.“中国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有一定浮动区间的汇率制度”——访美国国际金融问题专家伯格斯坦博士

11.金融创新需要建设创新的环境——访深圳发展银行CIO孙涤博士

12.迈入金融经济时代——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教授吴晓求博士一席谈

13.一部从金融角度论述国情的力著──评杨大楷博士著《国债论》

14.银行理财产品：值得期待的投资选择——访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理财产品评价与设计团队”负责人殷剑峰博士

15.1997年后谁执亚洲金融“牛耳”?——访青年经济学家房汉廷博士

16.捷德智能卡在金融领域的应用——G&D公司中国总裁萨伟意博士访谈录

17.“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金融危机下的希望——专访烟台万华营销总监霍澎涛(Peter Huo)博士

18.一枝红杏出墙来——访青年金融法学家吴志攀博士

1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宁博士提出防范风险新思路 金融改革要先于金融开放

20.构筑稳健金融体制至关重要——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副代表约翰 G.安德森博士

21.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  

22.金融如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专访浙江蓝源投资集团董事长廖文剑博士

23.中国金融学院贺力平博士指出 世界经济近期不会衰退

24.以协调平抑动荡的金融世界——评李海燕博士《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货币协调》

25.源自实践的辨析——读刘珺博士《金融论衡》 

26.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人总行宏观金融分析专家万存之博士访谈

27.货币金融学界的一颗新星——访中南财经大学郑先炳博士

28.香港迈向金融新世纪——访国内香港问题专家卢受采教授和郑兰祥博士

29.加强我国保险业监督管理的力度——访国发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张洪涛

30.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防范与税收应对——专访跨国税收管理专家詹清荣博士

31.中国金融专家黄志凌博士指出债转股不宜盲目追风

32.家族办公室:一种新的金融产品——访JMCR Partners多家族办公室创始人毛隽博士 

33.股改:银行公司治理的第一步——访国有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事会窦洪权博士 

34.浦东应站在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前端——访上海市咨询行业协会副会长庄崚博士 

35.从流程再造迈向流程银行——访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工程系窦尔翔博士

36.金融理论中道德及其本质——梅世云博士新著《论金融道德风险》读后 

37.论商业银行金融品牌的创建——以中国农业银行泉州市分行“金博士”为例 

38.征信: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访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副局长万存知博士 

39.全球金融一体化带给中国的机遇和挑战──访中国人民银行贷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博士

40.199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介绍《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效率》

41.解读美国金融体系——根据北美金融专业工作者协会主席于江博士谈话整理而成

42.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是完善公司治理——访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博士

43.标准化:银行培训的新航向——本刊记者徐樱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局长唐旭博士

44.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  

45.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做错了什么?——访美国国家政策分析中心高级经济学家Barry Asmus博士

46.金融危机是中国的发展机遇——专访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

47.中国金融改革:需要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视角的理性思维——李扬博士新著《中国金融改革研究》评论

48.金融冲击和中国经济波动 

49.全球化视野中的金融安全观——评王元龙博士新著《中国金融安全论》

50.研究乡镇企业与农村金融问题的重要理论创新——评姜长云博士的新著《乡镇企业融资问题新探》  

51.货币与金融统计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创新——评杜金富博士主编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学》

52.中国房地产金融大变局时代已经到来——访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孙飞博士

53.谁让楼市进入“换档”期?——访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尹中立博士 

54.“热钱”流入与人民币汇率——访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黄金老博士

55.政府智能为政府决策保驾护航——访中科院研究生院金融科技中心首席科学家刘世平博士

56.科技金融 担当未来——国家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副主任房汉廷博士访谈录

57.谈谈中国家电企业的营销方略——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首席咨询师施炜博士 

58.体系严整而充实 见解深刻而新颖——张杰博士新著《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读后感

59.金融衍生品业务并非赢利的第二战场——专访上海东证期货总经理党剑博士 

60.现阶段 中国需要一支“吗啡”——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眼中的短期策略 

61.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学科简介 

62.愿首都金融为富市富民做出贡献——谢卫博士谈北京金融业发展

63.排名下降同样意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访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博士

64.泡沫之危:看不见泡沫——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易宪容

65.中国金融信息业造桥者——记北京瑞森科技公司董事长周健博士

66.上市公司退市后:企业咋办?股民咋办?——访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王国刚博士

67.营预留空间?——本刊记者徐樱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博士 

68.2005’地产金融的创新之道——访东中西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孙飞博士

69.加入WTO与中国的金融安全──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博士

70.直面金融危机 对中国市场信心十足——访斯来福临中国首席技术官张明博士 

71.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不断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评周道许博士的《监管的艺术》

72.中国金融信息业造桥者——记北京瑞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健博士

73.网上银行 你好! 21世纪是网络世纪——访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宗良博士

74.企业重组 一把“钥匙”能开几把“锁”——访中国人民银行软科学评审组专家、中国金融学院贺力平博士

75.龙的传人 金融世家——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亚洲金融集团董事长 陈有庆博士 

76.中国证券市场面临挑战——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方星海博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金融论坛的演讲

77.面对“不好办”,银行怎么办?——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博士 

78.龙的传人,金融世家——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香港亚洲金融集团董事长陈有庆博士

79.21世纪金融预言——《21世纪金融大趋势》丛书主编徐诺金博士访谈录

80.草根性:一位穆斯林博士的金融创新

81.把握经济动向 透视金融变化 新疆金融学会召开博士论坛暨2006学术年会 

82.中国股市 谁主沉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国刚博士访谈录

83.中国银企治理的国际差距——专访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系李志坤博士 

84.经济一体化下的金融安全——简介史东明博士关于建立金融安全学的创新理论

85.调控存在风险——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殷剑峰博士

86.金融风波再起　中国如何面对─—访中国社科院杨帆博士 

87.金融业:而今迈步从头越——访中国金融学院贺力平博士

88.合理规划时间 正确面对压力 柳州金融学会、柳州市社科联等主办罗伯特·戈登博士专题报告会

8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加宁博士提出防范风险新思路金融改革要先于金融开放

90.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李琨博士建议 支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91.郑润祥 黄金瞳洞悉金融大视野

92.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93.“中韩金融市场开放”研讨会在韩国举行

94.互联网金融:成长的逻辑 

95.论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  

96.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  

97.内蒙古自治区金融学会举办2016年学术报告会 

98.对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的再认识  

99.中国互联网金融:模式、影响、本质与风险 

100.我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与空间格局研究 

101.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 

102.国内外绿色金融产品对比研究

103.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挑战 

104.论互联网金融的行政监管与刑法规制 

105.最优金融条件与经济发展——国际经验与中国案例 

106.普惠金融发展研究: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视角 

107.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108.金融抑制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 

109.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 

110.论金融法的重构 

111.金融排斥、金融包容与中国普惠金融制度的构建 

112.中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收敛性分析 

113.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度量 

114.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 

115.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因素识别 

116.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新挑战 

117.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证研究 

心理学博士论文篇（6）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完善博士生导师遴选与博士生招生机制，是心理学博士点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博士生培养方面，要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同时，还应根据心理学科的特点，加强对研究生研究方法与实验技术的训练，提高他们从事高水平研究的专业技能。部分培养单位的代表还就博士生培养的年限，以及通过中期考核、开题报告、论文答辩等环节严把博士生培养质量关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设想和思路，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

心理学博士论文篇（7）

关键词：教育博士；重塑；改革行动；学位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2-0050-09

基金项目：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定位及其培养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SDYY13091。

收稿日期：2014-09-19

作者简介：韩延伦（1966-），男，教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硕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烟台，264025。

为解决教育博士（Doctor of Education）与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的趋同，回应人们对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诸多反对、批评和质疑，使教育博士成为真正意义上特色鲜明的专业博士学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发起了旨在“重塑”教育博士的系列改革行动：一是由美国部分大学率先实施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开启了美国重塑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帷幕；二是由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联合25 所大学共同发起的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The Carnegie Project on the Education Doctorate），以重新评估为手段，通过项目联盟、协作设计实验等举措，共同探索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三是由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等研究型大学启动实施的创设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的改革行动，丰富了美国博士学位结构，创建出美国新的教育博士类型，进一步拓展出教育博士教育发展的空间。本文主要简述和论析上述系列改革行动的举措、特色及其成效，以期对我国教育博士改革创新有所启示和借鉴。

一、美国部分大学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及特色

面对人们对教育博士教育的诸多批评、质疑以及日益高涨的改革教育博士教育的呼声，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部分大学，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等，基于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特色、解决教育博士与哲学博士的趋同等问题，开始反思和重新审视教育博士教育的不足，并着手重新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从这些大学启动实施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改革行动的实践来看，既呈现出具有共性的改革行动的核心问题，又有改革行动举措上的不同、差异和特色。

从改革行动的实践来看，共性改革行动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趋同与特色问题。率先启动实施改革行动的这些大学，都面临着教育博士与哲学博士两种学位的趋同以及教育博士教育缺乏自身特色、难以适应教育实践领域的变化等共性问题。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舒尔曼（Lee Shulman）就严厉指出，“我们现在已陷入尴尬境地，我们既没有培养教育博士的那种令人赏识赞美的模式，也没有培养哲学博士的优秀模式，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用相同的模式来培养两者”［1］8。正是这两种学位培养模式的趋同，不仅导致教育博士教育失去了自身特色，同时也影响了两种学位教育的发展。为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并凸显教育博士的培养特色，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路易斯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分别于2001年、2002年和2004年各自推出了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可以说，重新设计有别于哲学博士、且能充分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是这些大学改革行动的共同目标和改革策略。

其二，实践性与学术化问题。“实践性”是教育博士与“学术性”培养的哲学博士相区别的本质属性和学位要求。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教育博士的培养却偏离“实践性”而滑向追求“学术性”的误区，受到人们的诸多批评。正如考帕兰德（M.Copland）所言，“在美国，人们对教育博士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教育博士确实没有按照自己的预定目标，与教育实践领域的‘真问题’建立起有机联系”［2］。面向实践，思考和解决教育实践领域中的实际问题，才是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学位特色。因此，率先启动实施改革行动的大学都强调要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和凸显教育博士的学位特色，必须坚持实践性导向，把教育博士的培养根植于教育实践中。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圣路易斯大学等在启动实施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时，都对教育博士和哲学博士两种学位做出了较明确的定位和区分，即哲学博士是一种学术研究型学位，以学术为导向，为学生未来从事学术职业做准备，而教育博士则是一种专业学位，以实践为导向，为学生从事教育管理事业做准备。由此可见，这些率先启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大学，为纠教育博士培养的“学术化”之偏，都在积极寻求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

其三，课程设置与教育实践的方式、路径和策略问题。率先启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大学都认识到，如果教育博士的课程设置依然照搬或套用以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哲学博士的课程设置，不仅难以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问题，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更难以凸显。因此，面向实践加大实践性课程的份量，从课程设置的层面上真正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成为这些大学都采用的改革策略。另外，率先启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这些大学也都认识到，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导向，不仅要求面向实践，同时还必须走进实践，让学生真正体验教育实践领域真实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活动，才能真正发现教育实践领域中的真问题并展开分析和研究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方案等。因此，以何种方式、途径和策略把教育博士的培养引入教育实践领域，既是架构大学与教育实践领域相连接的关键“管道”和充分体现教育博士培养实践性特色的有效举措，其实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设置问题。所以，这些大学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点和特色的课程设置模式以及多种特色化的教育实践的方式、路径和策略。

其四，学位论文与研究报告问题。教育博士是否仍然像教育哲学博士那样，需要撰写高水平的学位论文，这是率先启动改革行动的大学重新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圣路易斯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施行的是撤除博士学位论文代之以研究报告。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麦菲(Joseph Murthy)等人就明确提出，教育博士教育的学生不需要撰写学术研究论文，可以用实证性的、案例性的研究报告来代替它，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保证教育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研究过程和结果等都与教育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3］。虽然能否以研究报告取代博士学位论文的问题仍存有一定的争议性，但这种做法确实明显地区别于教育哲学博士，构建了一种新的教育博士学位制度。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仍坚持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但已与传统的博士学位论文要求有了质的区别。由此可见，这些大学都已关注从学位论文的要求上作出改革，是区分两种学位、彰显教育博士培养特色的有效途径和策略。

从改革行动举措上的不同和差异上来看，不同大学的特色化、个案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存在不同和差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推出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旨在培养能够领导高效教育组织、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并有效促进学生学习的学者型教育实践者。［4］107-122主要招收已经拥有硕士学位，至少有3年相关教育领域实践经验、希望成为城市教育领导的教育工作者；范德比尔特大学推出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则是计划每年选拔18-21个在教育领域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优秀实践管理人员进行在职培养，培养中小学和高等教育两种类型的教育管理人才［5］。由此可见，虽然这些大学都强调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导向，但不同的大学在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上确实存在不同和差异。这也表明，不同大学重新设计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都在依据教育实践领域的现实需要、大学自身所具有的学科专业优势以及教育博士项目的未来发展等因素来思考和确定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使教育博士的培养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和未来发展性。

其二，教育博士培养的课程设置存在不同和差异。虽然这些不同的大学都重视教育博士培养的课程设置，但不同的大学却各有特点和模式。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课程设置，一是依据“责任、多样性、领导和学习”四个学术主题设置核心课程，每个学术主题都设置相应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能够理解并应用于教育实践领域的宽广的知识基础和技能；二是按专业方向开设主修课程。［4］107-122在第二学年，学生按照自己的专业方向开始主修课程的学习。主修课程主要提供与学生具体工作背景相关的深度知识。每个专业方向都能让学生接触到具体背景下的最佳实践案例和前沿研究，强调理论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的应用；圣路易斯大学则以模块化（Module）课程设置为特色，每个学期都开设固定的课程，主要包括学校组织学和领导学的知识、运用项目管理的知识、如何进行团队合作的知识等。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领导能力，圣路易斯大学还开设了金融、学校—社会关系、政治、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课程，并将关于应对学校发展和教育变革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贯穿于教育博士培养各阶段的课程当中。除了这些正式课程之外，还组织很多研讨会和讲座，以丰富学生的课程学习。从上述两所大学的课程设置来看，都体现出在教育博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上的不同和差异。由此可见，教育博士的课程设置，必须反映培养目标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之间的分离，培养目标难以有效达成。

其三，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方式、途径和策略等方面存在不同和差异。虽然这些大学都在积极探寻能够体现特色且凸显实践导向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但在采取的方式、途径和策略等方面，又各具特色和不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做法是：第一，把教育实践领域的真实案例纳入主修课程中，使课程的讲授建基于实践领域的真实案例之上，架构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通道”；第二，创建“专题论文模式”（The Thematic Dissertation）项目［6］69-85，把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与其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等相结合。这一项目主要安排在第三年，由学生和导师、实践领域专家合作组建某个专题的学位论文小组。小组成员在同一专题下选择不同的问题进行合作研究。这种专题学位论文模式，强调在教育实践的真实场景中对教育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重视论文小组成员之间的团队合作，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过程与方法、导师指导以及论文评价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分。圣路易斯大学的做法则是：第一，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式。把当前教育问题作为学习的基础，让学生参与到对当前教育问题的调查中，并寻求相应的解决策略；第二，强调小组学习、团队合作。把学生被分为3-4人一组，围绕感兴趣的教育问题收集资料，进而形成一系列研究课题，通过相互协作完成各项学习和研究任务［1］8。范德比尔特大学则通过创设“顶峰体验”（Capstone Experience）项目来强化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7］48-60。其做法是：第一，组织安排学生参与“顶峰体验”项目。项目主管负责联络需要咨询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将需要解决的实际教育管理问题设置成“顶峰体验”项目。学生在参与“顶峰体验”项目过程中和这些学校或教育机构之间形成真实的客户咨询关系。第二，设置“顶峰体验”讨论课程。依据教育博士在职学习的特点，在周末安排贯穿整个“顶峰体验”项目过程的习明纳式讨论课程。团队成员和项目主管共同讨论选题、设计研究思路、制订计划、分派任务、定期交流进展等。上述三所大学的做法可以看出，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特色，其方式、途径和策略是多样的，其关键是能否以创新的思维视野来思考和决策。

其四，教育博士评价方式和要求存在明显的不同和差异。从这些大学对教育博士的评价和要求来看，其关键都集中到对教育博士论文的评价和要求上。圣路易斯大学是用小组毕业设计（Group Projects）来取代毕业论文，其特点在于学生的论文选题直接来源于实践，并在同伴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其目的在于突出教育博士论文的“实践性”特色［1］8。这一举措，确实明显地彰显出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的区别。范德比尔特大学虽也施行了以研究报告代替博士论文的评价方式，但要求学生提交的报告必须包括问题的界定、问题背景的分析、研究发现、对研究发现的讨论、建议、实施战略、结论、附录以及参考文献等部分，而且学生提交的报告必须达到主管和客户满意，学生才能获得博士学位［7］48-60。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虽仍坚持以学位论文评价教育博士，并以学位论文评价的结果决定是否授予博士学位，但其创建的“专题论文”模式已明显地区别于传统的学术化追求的博士论文要求。可以说，这些大学对教育博士评价方式以及要求的变革和创新，是美国早期重塑教育博士改革行动最为“特色”的亮点，特别是“以研究报告取代博士论文”的做法，是在教育博士学位制度上做出了大胆的创新。

由上简要介绍和论析可见，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学、圣路易斯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等为代表的部分大学率先启动实施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改革行动，其成效显著、特色鲜明。2006年舒尔曼在《教育研究者》(Educational Researcher)杂志上指出罗西耶教育学院（Rossier School of Education）的新教育博士项目是把教育学博士和教育博士做出正确区分的少有的好例子［8］。虽然这仅仅是对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启动实施的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改革行动的肯定，但也说明，这些大学率先启动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其实践成效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一定的赞誉。当然，这些改革行动，还主要立足于各个大学自身对教育博士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发展定位、教育博士核心特征的认识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对能否以研究报告代替学位论文等一些举措还存有争议，但毕竟在解决两种学位趋同、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等方面，这些大学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具有实践先导性和一定的引领性，为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塑教育博士的改革行动提供了可参考借鉴、可评价讨论的宝贵经验和参照。

二、美国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及特色

虽然美国部分大学率先启动实施的重新设计教育博士项目的改革行动，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改革行动，能否在教育博士教育的本体意义上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并彰显出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本质特色等问题，依然需要人们在认识和实践的层面上做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美国各界对两种学位的区分、教育博士学位核心特征的界定以及教育博士培养体系的重建等系列问题仍在持续论辩，对教育博士教育改革的呼吁仍在持续加大。有批评者主张取消教育博士，如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师学院前院长莱文（Arthur Levine）在《教育学校的领导人》（Educating School Leaders）的报告中指出，教育博士的危害巨大，不仅伤及教育学院，也伤害了教育领域。他认为教育博士存在的必要性值得怀疑［9］；也有研究者主张重塑教育博士。如舒尔曼等人在《重建教育的博士学位：一个批判和建议》（Reclaiming Education’s Doctorates：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则提出，解决教育博士问题之道是反思与重塑教育领域的博士学位，呼吁与实践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建设一个新的完全独立的专业实践博士（Professional Practice Doctorate，P.P.D）［10］。现实地讲，用取消一种学位而保留另一种学位这种过于偏激的观点，不是解决两种学位趋同问题的有效方法。重塑教育博士，则是可行的路径和策略。2007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联合了25 所大学共同发起了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旨在重塑教育博士教育，探索出一套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使教育博士成为真正意义上特色鲜明的专业博士学位，并使其获得良好的声誉和发展前景。

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在其本质上是一种行动研究性的“设计实验”，以机构合作开展重新评估为手段，通过项目联盟、协作设计实验等举措，共同探索具有鲜明特色的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由专门成立的指导委员会来策划，要求自愿申请加入项目联盟的成员单位，需提交本校教育博士改革项目和计划，并承担设计、试用、审议、推广传播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职责和义务。通过开设网上工作平台、定期召开交流会议等举措汇集各成员单位的工作报告、整理成共同决议、形成共同的主题、提供评价教育博士培养质量的指标体系、讨论策略以及未来教育博士的发展方向等，形成了校际间及时交流对话的机制。［11］

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思路和建议。其一，要求成员单位，在设计自身教育博士项目时，要描述出本校设计实施的教育博士项目的计划、目标、愿景、要求、原则、模式以及核心特征和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等，以便在不同大学中展开交流讨论；其二，要求成员单位，应围绕四个变革主题来思考和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12］：发展教与学的学术（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构建实践实验室（Laboratories of Practice）、开发特色化教学模式（Signature Pedagogy）和创新顶峰体验。发展“教与学的学术”，要求成员单位对教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并通过教与学形式的改革提升教育博士项目的质量。强调发展“教与学的学术”，其实是在认识的层面把实践性和学术性融合一体，避免在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时因强调实践性而弱化对教育博士学术意识和学术能力的培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观点；构建“实践实验室”，旨在架构经验，给学生提供一个具体的实践情境，使学生与专业实践人员一道从事研究和学习，并使学生能够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推动知识的生成与转换；开发“特色化教学模式”。按舒尔曼的观点，“特色化教学模式”是指能够培养胜任未来职业发展要求的工作者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反映了什么是领域内最有价值的知识及如何获得这些知识［13］。开发“特色化教学模式”，旨在发展和开发应用性实践知识，培养教育实践工作者有能力确认和解决教育中的复杂问题，成为有思想的反思型的实践者；“创新顶峰体验”，意在强调学生持续关注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以小组学习、合作研究、集体指导等方式，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共享经验的品性，帮助学生在项目培养过程中及项目结束之后在专业实践中表现出众。概言之，四个变革主题，体现出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的理念、观点、思路等方面的整体思考和把握，有效地发挥了项目联盟引领和指导各成员单位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探索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改革行动。

基于上述观点、思路和建议，项目联盟的成员单位全面开展了探索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改革行动。经过三年的讨论和实验，改革行动取得了如下方面共识和成果：第一，总结出一个关于教育博士项目的描述性概念：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培养能够解决教育部门实际问题的教育领导者。教育博士项目的目的是聚焦于学术在新的教育改革的背景中能为专业人员做什么，以及教育博士项目在城市教育中的使命。教育博士项目想把独立的概念和临床知识的最好运用与最好的实践联系起来，以培养教育的有效领导者。教育博士项目将整合所有学科的知识，以集中为学生作为专业人员之需要［6］69-85。这一描述性概念，清晰了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本质内涵及特性，凸显了教育博士的实践应用属性和学位特色。第二，形成了教育博士培养目标的多样化特色。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不仅为基础教育领域培养专家型教师和专业管理人员，也为高等教育领域培养研究型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同时还应为社会各界如非营利性机构、政府部门、慈善机构等培养高级专业行政人员等。这种培养目标的多样化，既有利于扩大教育博士的生源，拓宽教育博士的就业空间，同时还能够赢得社会其他领域对教育博士的认可和接受。第三，总结描述了教育博士应具备的六个维度的能力：探究的能力、维护公平的能力、社区参与及社会反应能力、领导能力、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的能力、持续改进的能力［14］。这些维度的能力要求，也彰显出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在能力培养上的差异。第四，推动了学位论文的多样化。基于各成员机构对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要求不同，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提倡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既可以是学术论文也可以是调查研究报告、实验报告、典型诊断报告或问题咨询报告等，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形式，但要求紧密联系实际，从实践领域的实际问题中确定论文选题。第五，总结出以实践应用为取向，以临床实践、小组合作学习、集体指导、多样化学位论文等为特色的新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培养模式趋同问题。

由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联合25 所大学共同发起的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规模大、影响力强，形成了体系化的观念、举措，构建出有别于哲学博士、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的培养模式，对美国教育博士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采取的机构合作、项目联盟、设计实验、交流审议、传播推广等方式和手段，具有广泛推广的价值，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全国性重新评估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特别是对教育博士质量评价的重视、教育博士应具有的能力要求以及四个中心议题的提出，使成员单位设计新的教育博士项目具有了基本的内容框架、理念指导和思路。但也不可否认，改革行动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如，虽然称之为全国性的改革行动，但总结出的经验、理论观点、实践模式等，其实主要限于25个成员单位，并未扩展到对其他非成员单位实施的教育博士项目改革的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这也局限了改革行动的广泛性以及培养模式的推广性；另外，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总结出的一些理念、思路、模式等，主要是基于行动研究的方法而获得，缺乏严谨的重复实践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其理论体系的权威性、可信性等，仍需要在认识和实践的层面上验证和完善。

三、美国创设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的改革行动及特色

随着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育系统中绩效责任制的推行，中小学校长和学区教育局长等教育领导越来越被要求对教育的结果负责，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成就负责。这就使得“谁最适合做教育领导”成为美国教育改革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另外，人们在对批评和反思基础教育改革问题时也发现，许多学校领导对什么是真正的“高质量教学”不甚了解，他们在分配教育经费、引导制定政策以及管理学校方面缺乏经验和准备。学校管理者和校长们缺乏必要的专业教育，他们的教育理念、行为方式、学校决策能力等都需要提高和改进。但传统的针对教育领导者的教育模式，培养出的领导人才墨守成规者多，而开拓创新者少，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学校变革的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教育领导者培养模式已迫在眉睫。

向来以培养教育领导者为己任的哈佛大学于2009年率先设置了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Doctor of Education Leadership）。该学位项目由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共同实施。该学位项目学制3年，全日制培养。对于该学位的定位，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麦卡特尼（Kathleen McCartney）明确指出［15］：

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适应现存体制的领导者，而是培养能够实现教育体制成功变革的新一代新型领导者，希望他们改变教育改革被动低效的局面，培育公立与私立机构之间强大的伙伴关系，最终恢复人们对美国学校系统的信任。

为培养能实现和引领教育体制变革的开拓型领导者，哈佛大学通过开设定制式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组织开展“顶峰体验”等举措，从教育、管理、领导以及政治、政策各个方面对教育领导博士进行综合培养。该项目实施的基本做法是：第一，第一学年主要开设定制式核心课程。其特点是围绕高度综合的“学与教、领导与管理、认识和改造教育部门”三大领域设置核心课程。核心课程主要采用案例讨论、情境模拟、实地工作、在线学习等多种教学和学习方式，使学生能形成发展和实践作为系统领导者所需的开拓性思维方式和多视角分析问题的习惯。第二，第二学年主要开设研讨课和选修课。研讨课主要是深化对核心课程的理解；选修课则是跨学科性的综合，主要是从教育研究生院、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各推荐的3门课程中至少选择6门课程。在这一学年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学生与导师密切合作制定一个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学习方案，凸显学生个性化学习和专业方向发展。第三，在第三学年，进入“顶峰体验”阶段，安排教育博士进行实质意义上一年时间的临床式领导实践。要求学生全面系统地投入到学校组织的领导工作之中去，尤其要在实习的学校中对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和成效。在临床实践期间，导师和教育研究生院随时给学生提供专业指导需要的关系网络服务，学生也与哈佛大学保持联系，并定期返回哈佛大学参加强化工作室。［16］

哈佛大学创设的“教育领导博士”学位，明显地彰显出如下特色和特点：第一，学位目标的高端性。哈佛大学创设的教育领导博士，其使命是为学校系统、国务院教育部、教育行政机构、国家政策组织、基金会、非营利性组织和私营部门等组织系统中的不同层次培养高级领导者。教育领导博士毕业生将会任职于部门主管、首席学术指导、首席执行官、参谋、理事、执行董事、顾问、项目主任等岗位［17］。这一学位目标，已体现出创设这一学位的战略远见和对美国教育发展的未来把握。单就基础教育来讲，教育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未来发展，可以说，学生的智力是一个国家整体智慧的关键构成、学生的人格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形象的塑造，因此，对于中小学校长来讲，他要意识到，他肩负的是国家的未来，他必须具有国家的大视野来对学生的发展负责、对学校发展负责，他的职责不应是事务性的，也不是维持现状，而是以开拓的勇气引领教育体制变化、以高度的责任和智慧以及专门化的知识来组织领导基础教育。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创设，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中小学校长。仅从这一层面上讲，哈佛大学创设的这一学位，目标远大，体现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气魄、大胸襟，也彰显出哈佛大学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领袖地位。这一学位所呈现出的战略远见和教育责任，确实值得思考和借鉴。第二，培养对象的高起点。哈佛大学的教育领导博士项目主要招收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从2010年录取的第一届25名教育博士的工作经历来看，基本都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曾担任过校长、教师、咨询顾问、董事、管理者等。这种培养对象的高起点，并不是在招生对象上有意缩小招生范围，而是基于培养目标、学位使命等因素做出的规定。这一学位培养的人才，要成为未来领导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不是培养从事一般的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因此，必须对申请者的经历、学历、能力以及品行等方面做出高要求［18］。所以，培养对象的高起点，是这一学位的内在要求。第三，课程的定制性和能力培养的岗位定向性。教育领导博士项目的课程设置是为未来领导者专门提供承担领导责任以积极转变教育体制所需要的概念工具、跨学科知识、实践技能、专业经验、管理和领导技能等。这种定制式的、跨学科专业综合性的课程设置，其实质是指向教育领导这一特定岗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第四，通过实地领导变革的方式结束学业。哈佛大学要求教育领导博士实地领导一所学校来进行有效的教育变革，以检验学生充分利用他们从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知识掌握的程度和水平，测试他们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

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这一学位的创设，首先是教育博士学位理念的创新。虽然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对教育领导的高要求，但哈佛大学并不仅限于满足基础教育的需要，而是把基础教育的需要与美国教育体系的发展、美国教育的未来发展结合起来，以战略远见的视野和对美国未来教育事业发展的整体把握来思考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设置问题，彰显出这一学位对美国未来教育的引领性和指导性。其次，是教育博士学位类型和结构上的创新。从美国教育博士的类型和结构上讲，美国教育博士项目中还没有专门的教育领导博士这一专业学位，哈佛大学这一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设置，丰富了美国教育博士学位的类型和结构学位。再次，是教育博士学位制度上的创新。教育领导博士，旨在培养开拓型的教育领导者，要成为未来领导教育领域改革创新的领军人物，因此，无论是在学位使命、培养目标、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学位要求等方面，都制定出了不同于一般教育博士的要求和规定，如定制式的课程、要求具体领导一个学校的变革等，都是创新性的要求。哈佛大学创设的教育领导博士学位，对于我国培养中小学校长、教育行政领导以及其他教育组织机构的领导者具有极强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四、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的启示与借鉴

（一）以改革行动解释和定义教育博士概念内涵，合理定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

从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可见，对教育博士的认识和定义，并不是从理论的层面给定一个学术化的概念，而是以改革行动来解释和定义教育博士的概念内涵和属性特征。如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是在总结三年改革行动经验的基础上而给出的一个关于教育博士项目的描述性概念；哈佛大学创设教育领导博士专业学位行动，也是以改革行动的实践发展丰富了教育博士的概念内涵，解释了教育领导博士培养目标的高端性和招生对象的高起点等方面的特征，加深了人们对教育领导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认识和理解。这就在概念定义和学位定位的层面回应了人们对教育博士是“缩版的教育学博士”、“二流的博士学位”等观点和偏见。我国教育博士的改革发展，在认识上尚缺乏对教育博士这一概念的给定性或政策化规定的突破，按照文件规定来解释教育博士的概念内涵，因而在实践中缺乏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和学位定位的差异性。这就需要改变认识的思维线路，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以改革行动重释重建教育博士概念，合理定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博士培养，满足和适应社会对教育博士的需求，充分发挥教育博士教育在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发展中的应有作用。

（二）创新教育博士课程体系，强化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关键。从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的实践来看，无论是解决两种学位的趋同还是探寻彰显教育博士学位特色的培养模式，创新课程体系是关键因素。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课程体系，其特点是以核心课程和主修课程为两大体系，在各自体系中形成“聚点分布式”的课程设置。这种课程体系结构，能够聚焦于对教育博士不同知识和能力要求的培养，针对性、实效性强，有利于教育博士培养目标的达成。再如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核心课程、讨论探究课程、选修课程和顶峰体验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定制式的、体系化的，有利于对教育领导博士特定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培养。而我国教育博士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方向课，在其类型上又分为学位必修课、选修课等，几乎与教育学博士的课程体系和结构相差无几。所以，两种学位的趋同问题，在课程体系的层面上难以解决，更谈不上通过课程体系来彰显教育博士的培养特色。因此，创新我国教育博士课程体系，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如何创新，可以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另外，实践是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本质属性，强调实践性，是美国教育博士培养的突出特点和特色。为凸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性导向和特色，美国大学采用了多种方式、途径和策略，反观我国教育博士的培养，虽也强调实践性，但多流于形式，仍属于“大学中心化”的培养。要提升我国教育博士的培养质量，凸显教育博士这一专业学位的实践性特色，需要借鉴美国大学寻求彰显教育博士培养的实践导向的做法，以探索出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

（三）倡导教育博士培养多样化，构建教育博士培养模式改革的全国性或区域性联盟

倡导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是美国重塑教育博士系列改革行动的特点和特色。这种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既有利于扩大教育博士招生对象的范围以及生源的多样化，也有利于教育博士培养向广泛社会领域的拓展，提升和扩大教育博士的社会影响力，赢得社会的认可、接受和支持。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需要确立学位自主的学位制度，也需要一种能够提供校际间交流沟通的信息平台，了解同类院校或其他类型院校实施教育博士项目改革的做法、进度、经验、特色以及遇到的问题等信息，为设计本校教育博士项目提供广泛的参考。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联合25所大学发起的重新评估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其实是建构了基于教育博士项目改革创新的全国性大学联盟，为其成员单位创新本校教育博士项目和培养模式提供了可比较借鉴的现实经验和范型。从这一层面上讲，形成全国性或区域化大学联盟，是推进教育博士培养多样化的有效途径和策略。我国教育博士的培养，划一性较突出、缺乏多样化和差异性，这就现实地要求在学位管理的层面，既要放权，赋予大学“学位自主”的权力，同时借鉴美国的做法，构建全国性或区域化教育博士改革行动的大学联盟，加强大学间的沟通、对话和交流，为我国大学自主决策和设计体现本校特色的教育博士项目提供信息平台，促进我国教育博士培养的多样化和学位定位的差异性。

（四）发挥大学在教育博士改革行动中的主体作用，构建以大学为学位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模式

在美国“分权化”学位管理体制下，拥有授予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权力的大学已形成了“大学自治、学位自主”的大学内部学位制度，享有学位制度创新的主体资格和权力。所以，像哈佛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等，可以自主规定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学制年限、招生对象、入学要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位论文以及学位授予的标准等，而且有权力自主创构实践导向的课程体系和模块化课程结构、创新小组合作学习方式、创建“顶峰体验”的教育真实情景、重构导师团队结构、创新学位论文要求及学位授予的标准等，特别是专题论文模式、以研究报告替代博士论文等创新举措，凸显出美国大学在教育博士学位制度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外，也正是因为美国大学享有学位制度自主创新的主体资格，才能够直接面向教育实践领域的需求设置特色鲜明的教育博士项目，使教育博士的培养全面服务于教育实践领域的各种需求。这也是教育博士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学位管理体制不同于美国，但大学是学位制度创新的主体这一制度理念和制度模式，还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可以说，推进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博士培养的整体质量和效能，构建有别于教育学博士的教育博士培养模式，彰显教育博士培养特色，必须强化我国学位管理体制改革，赋予大学创新学位制度的主体资格和权力，真正发挥大学在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创新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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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4-0209-04

一、博士生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1.基本概况。①博士论文“六多六少”现象。笔者在十几年的博士生指导工作中，每年都要组织或参与若干个博士论文的答辩，逐渐认识到，目前国内博士生论文具有“六多六少”特点，即：证实国外学者观点多，自己独创观点少；重复前人工作者多，独辟蹊径者少；包装成果多，原创成果少；基础工作数量多，巧思奇想创意少；名词和概念创新多，系统的实用创新少；论文成果结论多，科学论证证据少。一句话，创新成果不多。②博士论文普遍鲜有公认的创新成果。在不同单位博士论文评审或答辩时很少见到突出的创新认识或创新成果，要么是难以找到创新点，要么是成果最多达到有新意的程度，同行们实际上很少见到真心认可的创新论文。博士论文创新程度总体偏低。③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以量取胜，创新成份较少。大部分博士论文的基础工作量还是比较充分的，相当数量的博士生在论文期间要完成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处理分析和实验测试以及图件编制等工作，大部分博士生也是比较敬业的，主要精力投入在博士论文工作中。但是可以看到，许多工作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博士论文的创新成果十分稀少。④大部分博士生在硕士阶段并未打开思路。大部分博士生在硕士阶段只是学会了如何开展研究工作，极少具备创新素养。到了博士生阶段才开始学习如何创新，博士论文创新度不可能很高。加上只有三年博士培养时间，相当一部分博士生无法取得创新性成果。

2.本学科概况。“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目前各培养单位的博士论文一般需要填写不止一个创新点，最多大概要填写四个创新点。大部分博士生通常也能填出四项创新点来。但论文评阅和答辩时评委往往会对已填的创新点提出较大异议或删减，真正得到认可的创新成果较少。①大量论文创新点比较肤浅，缺乏深度。在博士论文评议中最常见的情况是许多博士论文并非毫无新意，而是只发现了一些问题或有意义的线索，或仅仅做出了概念上的改进，并没有深入追索形成系统的创新成果，就草草结束了论文工作，留下许多遗憾，造成大量浪费。②本学科许多博士论文成果科学依据不足，可信度较差。突出现象就是博士论文中经常出现“从结论到结论”的长篇论述，翔实的科学数据或资料分析不够，证据可信度差，让后人难以定论。③公认的创新性成果不多。较多的博士论文虽然被评议出若干创新点，但通常明显缺乏与世界最高成果水平的对比。因此得不到同行特别是国际同行的认可，结果必然是论文质量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博士论文创新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

1.我国博士论文创新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综述。前人关于国内博士生培养质量普遍较低的原因有广泛的总结和讨论。马陆亭在2007年指出，造成我国博士生创造力不足，并影响其整体声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博士培养制度中存在一些违背博士生培养本质特征的因素，包括僵化的学习期限、宽松的论文评审制度、较多的项目任务、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数量。张德祥等（2008）总结了教学研究型大学博士生创新能力不高的四个主要原因，即学科点和学位授予点数量和规模限制了高质量的博士生源、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水平不高与此同时特色不显著、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团队缺乏、博士生的创新机制和监管机制存在不足。董泽芳（2009）认为我国当前博士生创新力不强主要受到现行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即：①培养观念相对滞后；②培养目标存在偏颇；③培养主体规范不够；④培养对象选淘不严；⑤培养方式缺陷甚多；⑥培养评价忽视创新。周萍等（2010）指出五个因素影响了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依次为受博士招生制度制约，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博士生导师指导不力、教学管理过程控制不足、学位论文质量把关不严、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氛围欠缺。这五个方面影响我国当前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2.中西方博士生培养模式对比的启示。同时，国内不少学者对比和探讨了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差别，提出了重要的启示：①美国博士生培养启示。孙希在2007年指出，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一直在不断改革和演变，有七个环节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即重视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改革“应试型”选拔方式、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促进学位类型多样化、优化课程设置、改进课程质量、建立导师组，实现指导方式的多样化、引进“淘汰制”，保障学生质量、加强科研能力锻炼，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大博士生教育投资，发展多种投资的渠道。张凌云等（2009）总结了美国高校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深层经验，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包括：博士生教育根植的土壤，即理念、精神和文化、只招收最有能力的本意学习者有助于培养目标的顺利达成、“问题为本”的课程学习，繁重的课程任务，确保博士生真正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开放的培养形式能够保证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李云鹏在2010年对比了我国和美国博士生课程的特点，明确指出我国博士生课程存在两个严重的不足，其一是对博士生课程不够重视，总学分很低，课程总量很少、其二是博士生课程不系统，课程结构非常单一，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专业选修课开设数量不足，没有跨学科课程，没有专门的方法课程，没有跨院选课、跨校选课。②日本博士生培养特点。姜星海等（2008）专门对比了中日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指导差别，发现：日本博士生论文选题的自由度高于中国博士生，文科生半数以上能够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超过半数的日本文理科博士生的研究题目只是导师课题的一部分、日本博士生与导师交流很频繁，与导师探讨频率高于中国博士生与导师的情况、日本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认可程度更高。③法国博士生培养启示。王冕等（2009）探讨了始于中世纪的法国博士学位培养特点，指出了法国在培养博士生创新性方面的独到之处，即：严格的招生制度、阶段式教育和淘汰制度、团队式培养模式、形式丰富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新型的博士教学研究团体――“博士学校”。

3.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较低的最根本原因分析。作者经过较长时间的分析，认为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较低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而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国家博士培养的初级阶段决定了博士质量总体偏低。①博士生培养只有30年的时间，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在1980年建立新的学位制度以来，博士生教育发展迅速。我国自1978年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而美国在19世纪初至19世纪60年代，就已是博士生教育的萌芽时期，至今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已积累了近两百年的历史。法国的博士学位出现于中世纪，至今已历经了8个世纪之久，在漫长的岁月中，法国不断地对其博士生教育方法和教育模式进行改革与完善，现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体系和方法。②中国博士生培养与发达国家存在全方位的差距。中国博士生培养质量较低可以在各个培养环节找到缺陷：在指导思想方面，美国博士强调“需要做出公认的原创性知识贡献和创造性思维”，而中国博士还停留在“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这种相对低层次的要求水平；在招生方面，招生制度落后，以应试招生为主，复试把关又不够严格，存在走形式的现象，部分被录取生实为“高分低能”者，而一些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考生却可能由于一定原因（如英语成绩达不到规定分数线等）无法通过考试选拔的关口；在培养时间方面，中国只有三年时间，美国是四年以上，德国则需要8年时间；在培养方案方面，培养方案本身缺乏创新，与硕士生没什么差别，同时培养方案单一，无法实现个性化培养；在课程体系方面，课程总量太少，选修课极少，跨专业课程基本没有，方法课极少，课堂教学本科化，实践环节欠缺；在培养环节（模式）方面，淘汰率极低，无资格考试等；在论文评价体系方面，原创新成果查新不够翔实，不同学科共用一套评价标准，论文评价宽松，有时论文答辩讲关系讲面子，而鲜讲原则。③中国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决定了博士生培养的特色。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学术风气。由于目前社会上诚信的价值观淡薄，会让许多人误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运作”出来，博士生入学成绩可以运作，创新点可以运作，甚至博士论文都可以运作。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能让所有的研究生去潜心钻研学问呢？经济（物质）高速发展首先要求的是人才数量而非质量。现阶段国家经济和社会均要求高速度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大量的专业型研究和技术人才，首先要突出数量和规模，而且培养时间要短一些。现有的博导水平有限，部分博导自身创新能力不高。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博导水平不高，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目前的现状，与之有关的博士生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的要求也难以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团队多于提倡个人创业，个性化培养基本不存在。博士生在三年时间里无法学到更多的选修课，短时间内提出创新认识也比较困难。显然，三十年的博士培养经历无法与几百年的培养积累来相提并论。那种梦想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做法是不现实的。所谓超越式发展也只是努力去缩短这个时间罢了。

三、灵感思维培养实践过程简述

1.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形式化灵感思维的重要性。从2001年指导博士研究生以来，作者逐渐认识到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艰巨性。绝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学习很刻苦，工作很投入，完成的实物工作量也比较繁重。但是从他们提交的论文初稿中往往看不出创新点来。作为博士生导师，有责任帮助研究生运用创造性思维开展研究工作，用创造性思维来总结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总结形成一套易于传授的形式化灵感思维方法，便于博士生学习和掌握，从而加快创新成果的获取。

2.编写《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专著。2005年作者向石油工业出版社申请出版《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专著。很快得到了石油工业出版社的批准，专著初稿于2006年底提交到出版社。2007年专著出版，在油气勘探领域第一次见到关于创新思维方式的系统性论述和大量创新思维的实践范例。

3.为博士研究生开设地质思维专题课。自2006年以来，每年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主讲专题报告《第三种思维――灵感思维科学的应用》，获得师生的广泛好评。同时，也应邀去中海石油、中石油华北油田公司等企业做学术报告，宣传地质灵感思维的应用方法。2006年春，本校安排作者为博士研究生主讲了《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共用6个学时，系统讲解了灵感思维的方法与特点，并展示了典型的石油地质应用实例。

4.实践效果分析。通过向博士生讲授“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后，不断反馈汇总各方面的意见，得到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其一，《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让博士生感到创新思维一点也不遥远，增强了自己具有创新思维潜质和能力的信心，认识到只要坚持学习和模仿，就一定能取得创新成果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听课博士生都豁然开朗，信心倍增，普遍表现出高昂的兴趣。其二，《灵感思维与石油地质》专题课为博士生提供了可以模仿学习的形式化创新思维方法。长期以来，不少博士生认为创新思维需要长年积累后才能具备。很少有人相信培养创新思维存在具体的方法，特别是存在形式化显著的不同创新思维方式，可供大家学习和运用。有了形式化的工具，博士生们找到可靠的方法，不再担心做不出创新成果。

四、推广的必要性

1.创新思维的科学方法可以传授。①在博士生课程教学中应该打破三个认识误区。误区之一：长期以来，师生普遍认为创新思维需要长年科研的艰苦积累后才能形成，而通过课堂教学不可能培养创新能力。这也是目前国内博士生培养不重视课程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博士生课程学习阶段不仅学习补充了专业知识，同时也学到了创新思考的方法和经验。误区之二：许多人认为创新能力与智商有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创新成就。有的人在科研工作中遇到挫折后，自信心受到打击，误以为自己太笨，不适合做创新研究，误认为只有极少数天才才有可能完成创新研究。误区之三：大多数人认为灵感是来去无踪的，产生灵感是随机的，是毫无规律可寻的。因此认为在课程学习阶段是学不到灵感的。②形式化的灵感思维便于在课堂中传授。在课堂上讲解思路一直是研究生教学的基本要求。但极少有课程教学可以做得很好，通常研究生会认为自己在课程中学到的主要是知识性的内容，而关于思路之类的东西很少或没有。既然在课程中主要是学习知识，那还有什么必要去上课呢，自己在网上就可以学到类似的知识。显然，关于专业思维的教学光讲创新结果即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讲如何发现问题，如何灵巧地解决难题，如何重新认识旧的观点。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在课堂上只是讲解创新体会和经验，而不总结创新思考的方式的话，所讲解的内容会很单调，会很不系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作为教学内容，如果把创新思维方式进行形象化或形式化，教学时就会很容易讲解，而且可以对不同形式化的创新思维进行区分和深入分析，达到系统性的教学。③形式化的灵感思维便于博士生学习。研究生作为初始接触创新思维科学的客体，零星的、不系统的、经验性的创新方式不足以引起高度的兴趣和注意，而且非形式化的创新思维方式不容易去模仿和学习。相反，高度形式化的灵感思维把创新过程形象化和简单化，便于研究生快速掌握和体验。

2.建议在各个学科的博士生课程体系中加强灵感思维的教学。作者在“地质资源和地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生培养中探索了“地质灵感思维科学”的教学，取得了良好的初步效果。实际上，各个学科在创新思维科学方面是相通的，是可以借鉴的。因此，作者建议在各个不同的学科中，把形式化的创新思维科学内容加入博士生专业课程的教学体系中，增加博士生创新思考能力，加快创新成果的获取速度。

参考文献：

[1]马陆亭.以提高博士生创新能力为宗旨的机制建设[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教育学刊），2007，22（1）：1-3.

[2]张德祥，刘凯峰.教学研究型大学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建立[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5）：88-110.

[3]董泽芳.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高与培养模式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9，30（5）：51-56.

[4]周萍，盛亚.论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100（1）：93-96.

[5]孙希.美国高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析及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07，1（2）：48-52.

[6]张凌云，贾永堂，张晓明.美国高校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深层经验[J].外国教育研究，2009，36（9）：67-86.

[7]李云鹏.由美国博士生课程看创新人才培养[J].中国高等教育，2010，（11）：38-41.

[8]姜星海，葛军娜.中日博士生学位论文指导的比较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8，222（7）：61-65.

[9]王冕，赵映年.浅谈法国博士生创新性培养及启示[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9，（1-2）：58-60.

[10]刘震，李潍莲，梁全胜.地质思维科学与实践[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7.

心理学博士论文篇（9）

在职博士因为诸多腐败官员而名声受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论文博士更是受到牵累，一直难以正式推广，被业内研究者视为因噎废食。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需要论文博士？

隐形于“绝不手软”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

教育主管部门为何没有推广论文博士这一培养模式呢？

2012年5月1日，曾因老家房屋被强拆而给山东省潍坊市市长写公开信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发文爆料：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但同学们从未见过徐景颜。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廖莹随后证实，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然而，早在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怎么看目前有不少官员只要递交论文就可以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说法”时称，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论文硕士或论文博士，并称，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另有声音质疑，廖莹在回应中称，“论文博士入学后会明确论文写作方向和指导老师，一旦正常毕业则是双证齐全（毕业证和学位证）”。廖莹称，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每月集中两天学习，清华大学对论文博士有严格招生规定，每次上课均有考勤记录。论文博士相当于以研究为主，他们的课时安排跟全日制博士生课时安排是不一样的：论文博士生都是在职学习，他们在第一年做课程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且第一年上课均是在周末。廖莹还称，法学院论文博士并不止徐景颜一人，据了解，仅徐景颜所在的班就有十来人是论文博士。他们中有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人士。

论文博士在中国一直受到质疑。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处处长的王子成、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蒋慧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竺曼莉曾联合署名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关于论文博士的招生、培养及教育》的文章称，教育部可能考虑，为保证博士生的入学质量，不宜大面积地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少数研究生招生单位，不顾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把论文博士变成为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把招收论文博士工作变成降低要求的代名词”。

在职博士是前车之鉴

对论文博士引发腐败的上述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各高校大量招生的在职博士，因为管理不严而出现了大量学术腐败案例（见下表）。这些贪官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显示，在职博士已经成为权力入侵学术领域不容忽视的现象。诸多案例表明，一些高校存在着对官员滥发博士学位的潜规则。

2003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在职人员如果想在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读博士，必须辞去工作，参加全日制学习。这是因为公职人员以及高级经管人员利用“充电热”，投机取巧，使得一些文凭含金量下降，也破坏了学术氛围，可谓影响巨大。

正是由于中国大学给一批贪官滥发博士学位，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公信力的下降，真正的论文博士受到池鱼之殃，至今难以大范围推出。与在职博士相比，论文博士管理更松弛，可以想象腐败将更难以避免。

国际通行在国内变形

论文博士管理到底有多松？在国际上，论文博士本是一种通行的学位授予方法，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都有论文博士制度。这些国家的论文博士不必到校上课，学习内容主要是和教授交流论文，只要提交达到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就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

历史上曾有中国学人获得过国际上的论文博士学位。马廷英是民国时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马廷英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学者。因他拒绝加入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一直阻挠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立刻颁给他一个论文博士。日本随后也给他颁发了博士学位。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但他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论文博士，虽然在柏林大学他一天课都没有上过。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在国外，论文博士的要求非常高，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往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于是再向授权学校提交论文申请相应学位。国外的论文博士多是知名学者，学术水平普遍高于普通博士生。但在国内，论文博士生多是官员或者国企人士，并不从事学术工作，这与国外的论文博士是有区别的。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春时认为，中国一些高校为避免滥发学位的质疑，搞出了变相的论文博士：说是学历教育，又可以脱产；说不是学历教育，又有课程和考试。最奇怪的是，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可以既拿到学位证，又拿到毕业证。一般来说，双证博士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要全脱产学习，只有专业博士才可以在职学习，而论文博士应该只授予博士学位，俗称单证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也认为，论文博士应该只有博士学位证，没有学历毕业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论文博士既然能不脱产学习，怎么能有毕业证？显然是因为论文博士的招生和培养质量下降，导致论文博士学位贬值，招生单位和论文博士本人都不愿用这个名称，干脆多发个证向全日制学生看齐。此外，由于教育部并未推广，论文博士的招生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因此在上报教育部录取名单时，不能名正言顺地以论文博士名称上报，而在毕业时，更不便以论文博士的名义申请学位和填写毕业证书，这就形成了按论文博士的方式招进，而按一般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培养这种状态。

“招生”“毕业”成关键环节

在终身教育时代，论文博士本身并无错误，反而是教育的进步，公众质疑论文博士，并非否定这种培养方式，是反对扭曲的混文凭现象。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实践中的高级人才达到甚至超过了博士水平，却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不能担任教授、博导等工作，限制了知识的传播。这样的人往往肩负重任，不便离岗，而论文博士既能很好地考察他们的水平，又能要求他们出成果并取得学位。

在国外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大多在教学科研领域成绩显赫，其科研学术水平已超过普通博士生。日本的论文博士专门为在职人员设立，要求极其严格。由于渠道正当，论文博士在日本比比皆是。在日本大学任教多年的段冀康介绍说，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多在公司或研究所工作，有学术成果，但其所在单位并无办法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要向大学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在日本很多理工科大学里，一半以上的教授是出身于公司和研究所的论文博士。他们在工作中先做出了成果，拥有较高声望，已被研究所聘请去作研究员，或者被大学聘请去作教授、助理教授，此时再交学费去读课程博士是浪费人力物力，也与大学气氛不协调。在中国，很多研究所本身就有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博士研究生名义入职后学习并开展研究，获得成果后不需要向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论文博士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企业和政府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这些单位是没有博士授予资格的，所以关上论文博士的大门，对这些人和这些单位并不公平。

心理学博士论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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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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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史实澄清——兼与作家傅光明博士商榷

35.新历史主义与《五号屠场》的历史叙事

36.米娜瓦尔、胡毅、丁宏荣获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学位

37.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广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座谈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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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浅谈儿童、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翻译 

42.Literature是怎样“变成”“文学”的——晚清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的“文学”实践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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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媒介文化语境中的文学阅读

45.故事与认知——简论认知诗学的文学功用观 

46.城市水文学研究综述  

47.从意识形态操纵角度看鲁迅之文学翻译论

48.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49.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以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为例 

50.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  

51.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的“自由空间” 

52.“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  

53.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 

54.文学旅游地的空间重构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55.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

56.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环境

57.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58.歌德论世界文学 

59.“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

60.英美文学教学现状调查与对策探析

61.文学场中鲁迅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

62.世界文学与中国

63.从艾丽丝·门罗看加拿大文学——罗伯特·撒克教授访谈录(英文)

64.从文学翻译的倾向性论复译的必要性——以《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两种译本为例

65.文学文体学与诗体戏剧中“语言变异”的翻译——以《哈姆雷特》为例  

66.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当代文学的英译与传播为例 

67.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问题与启迪 

68.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热点问题评析 

69.作为文学新闻的“我们的”报告文学——中美文学新闻之叙事比较研究

70.理论品质的提升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71.纳博科夫小说中的“文学作为主题”

72.中国文学翻译之管窥 

73.日本文学中的传统美学理念——物哀 

74.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容品格

75.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76.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

77.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

78.文化“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文学英译的误读与重构——以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英译为例

79.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 

80.学习英美文学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81.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  

8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别法保护模式研究

83.以文学批评为枢纽的文学理论建构 

84.论“文学性”与“非文学性” 

85.知识、技能与情怀(上)——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

86.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 

87.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显化和变异

88.世界文学观念的嬗变及其在中国的意义

89.微博文学的定义、发展、类型及特征

90.变化环境下城市水文学的发展与挑战——I.城市水文效应 

91.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创造”与“文学生产” 

92.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家毕飞宇访谈录

93.“超文本”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文学

94.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 

95.文学翻译:寻找天才的标志——《爱情故事》译后

96.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97.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 

98.“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

99.“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现状及其改革趋向——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

100.女性文学这个概念  

101.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

102.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别权利保护模式

103.比较文学形象学

104.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乐黛云教授访谈录

105.略论外国文学教学如何促进大学生心智成长——以陶洁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第三版)》教学为例

106.社会水文学研究进展 

107.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近年来文学研究热点问题透视 

108.文学经典的生成谱系与传播机制  

109.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 

110.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及其影响略论 

111.天人关系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变 

112.英语文学体验阅读READ教学模式建构研究 

113.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114.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15.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 

116.文学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凤凰古城为例 

117.文学批评的四重境界 

118.英美文学教学的目标内涵与层次定位 

119.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学术史的回顾及展望 

120.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121.“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122.文学:对“单语言时代”的历史告别——“全语言文学”实践对经典文学观的批判

123.文人门派传承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

124.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

125.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

126.五四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

127.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曾大兴教授访谈录

128.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129.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理念

130.文本系统与汉魏六朝文学的综合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