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篇（1）

(Department of Chinese，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提要】文学有着关心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己任。大量从政的文人，因为远离文学创作，尽量在公文中表现出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 要 题】百家文论

【英文摘要】re is a tradition about caring for polit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The writers caring for politics in their works has become a psychological tendency.The writers political ideal is not inferior to the politicians.So was in xinyue fu.A lot of scholars who engaged in political work try their best to s-how their literary talent in official documents because they are far from literature.The civil officials in ancient times owned rather high cultural level and it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that the official documents were of unusual literary talent.

【关 键 词】文人/文学/公文/政治化/化

scholar/literature/official documents/political/artistic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I209.42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3-0144-04

一、诗言志与文人关心政治的传统

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早已规定了“诗言志”的准则。这个“志”，见仁见智。从抒情主体方面考察，这个“志”，当指“情志”，即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感情。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理想人格来看，其“志”则应是儒家的思想伦理道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精神的中国文人，他们在诗中要表达的“志”，无疑首先是儒家的政治思想。

写不写政治诗，有意写还是无意写，往往是衡量一个诗人是否具有思想高度的重要标志。我们通观文学史，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伟大、深沉、感人的作品，大多与政治紧密联系。政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文学中，它表现为诗人的政治理想，对政局的看法及关注，对国计民生的关怀。而这些，往往超出作者一己或作者所属阶层利益的。正因如此，这类作品既能于当世，又能感动于后人。方回曾云：“有仁心者，必为世道计，故不能自默于斯焉。”[1]这是十分明确的要求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担当道义的表述。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常常不能自己地要在文学作品中议政，正是传统文化下形成的心理定势。

诗人们的远大理想与做官的愿望常常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知识分子大都积极入世，渴望有从政的机会。这是知识分子出路一元化的体制所决定的。官本位的封建社会，使文人在谋求仕进时将低层次的需求（生存需求）和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合而为一，也使文人在宦游过程中很少产生为生计奔波层次太低的尴尬。从政的理想一旦实现，二者的关系便发生变化：谋生的层次淡化，实现理想的机会到来。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只有做官才意味着个人的价值有可能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只有通过从政，凭借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最终实现。“达则兼善天下”，明白地告诉士人：只有做官——“达”，才能有所作为。除非走上仕途，跻身统治阶级，否则，一切宏伟蓝图、远大理想都无从谈起。做官，是关心政治的必然，但不是最终追求。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抒写政治理想与抱负的大量篇什。

对政治关怀的心态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评价古代诗人时，自觉不自觉地总要看他是否具有相当的政治关怀。一系列伟大诗人的排列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选择，并非偏颇，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世外桃源，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与政治制度、社会斗争联系密切。谁反映了这些情感和情绪，读者就感谢他们，就在各种文学史中留给他们或高或低的位置。

二、文人的政治理想与从政的矛盾

关心政治成为大多数文人的共同倾向。重要的是，他们对政治的态度是认真的，个个都以政治家自居。其理想和抱负，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堪称远大，都与一个政治家别无二致。但在从政过程中，少有成功的例子。究其原因，还是文人的性格与政治生活的不相适应造成的。唐代的三个重要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陈子昂“立言描意，在王霸大略而已”[2]，他在诗中写道：“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3]（卷83，感遇其十九，p892），在对君王理想化的同时，批判的是现实生活中君王的无道。至于自己的抱负，则是“达兼济天下，穷独善其时”[3]（卷83，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p900），不出儒家范围。真正能体现他远大理想的作品，则是他抒写怀才不遇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大抱负无从实现的悲吟。其抱负之大，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质与他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分不开。在政治上，李白有极远大的目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4]（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p1512）这种理想，与诗人的不世之才有关。举世公认的天才，使李白产生了“全才”的自我认定。他评估自己的才华：“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余实不愧于古人也。”[4]（暮春江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p1555）“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4]（与韩荆州书，p1540）“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4]（古风，p91）同时也较高地评价了自己的政治才干：“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4]（赠张相镐其二，p762）他羡慕诸葛亮的有所作为，感叹“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4]（读诸葛武侯传书怀，p622）。他用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4]（上李邕，p660）当安史之乱爆发，他认为自己的才能必有发挥之日：“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4]（永王东巡歌之二，p547）

李白是一位特立独行之士。他对自己的政治才干和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4]（将进酒，p225）“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4]（行路难其一，p239）“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4]（赠钱征君少阳，p803）李白的感染力正在于他对自己建功立业的自信与乐观。在唐代以科举取士的制度下，他不屑于按部就班，让考官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企望以布衣干明主。这种理想有着现实的基础，唐代毕竟是仕出多门，李白终于如愿以偿，他因名动京师而应诏入京，得知此消息时的李白是何等狂欢，又何等天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4]（南陵别儿童入京，p947）但谁也没有想到，李白的进京并不是他希望的“知遇”，严格地讲，或许是一场误会。他仰天大笑走进宫廷，以为从此进入政治核心，可以大展宏图；皇帝也极为恭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4]（李阳冰《草堂集序》，p1789）玄宗的征召和礼遇，是冲着“素蓄道义”的谪仙人来的，“问以国政”不过做做样子而已。这种误会加上诗人恃才傲物的个性必然导致李白仕途的受阻和理想的破灭，结果很，天才的诗人被玄宗赐金放还，逐出政治中心。

李白从来就不迷恋官场，为了理想不得不入仕。功成身退才是他政治理想的完美境界，“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4]（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p625），“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4]（赠韦秘书子春，p615），“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4]（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p612）。可是，被动的斥逐代替了主动的身退，李白的理想只能永远是理想。

有真正实现了自己政治理想的诗人吗？回答是否定的。仕途上一帆风顺的官员很难写出激动人心和感动世人的作品。“诗穷而后工”，这是一个正确而深刻的命题。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篇（2）

第二,解读与还原性。所谓解读与还原.是指精选出各类艺术理论的代表性文章，通过提纲挈领式的分析评论，揭示其理论内容,指出其地位影响等。这种解读与还原是十分重要的，它将古代艺术理论的原貌还原给读者，使读者对其有真切实在的认识和感受，而不至落人纯理论论述的玄虚之境中=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术语体系，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论述表达方式等都自有特点。古代艺术理论之精微深奥，往往只可心领神会,而难以语言表迖将原文还原给读者，这对于习惯于以现代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思考的当今读者来说，不失为一种理解古代艺术理论的最好方式。全书共选文20篇.这些文章代表了古代艺术理论的精华。

第三，以当代意识为指导，从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剖析古代艺术理论的生成机制及发展规律C本书在论述时，总是努力将古代艺术理论的原理、范畴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展开分析.同时又时时注意运用当代的理论意识进行探索论证。如对古代艺术感应论的论述，就是从古代哲学'心理学、文字学等文化背景上展开的。同时，作者又将艺术感应论置于现代艺术理论的视野之中，并与西方的刺激反应”说、“心灵表现”论、“格式塔”心理学、发生认识论等进行横向比较，通过分析对比，从而揭示出了艺术感应论的深刻意义和理论价值。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篇（3）

诗书画乐相结合。中国文学草创之初就是诗乐舞一体，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端也是以诗论乐论相通。汉魏六朝之际，诗书画乐在表现和功能等方面相通的特性更为人们所重视，入宋之后，在理学“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之下，人们更是自觉注重诗书画乐等各门艺术的相互贯通，以画论诗、以书论诗等现象纷纷出现，至清代，桐成派后学中坚方东树在遍阅诸家诗话的基础上予以总结：“诗书画乐理一”①。可以说，注重各门艺术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特征之一。著者尤为注重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书画乐之间的贯通研究。前文论及《乐记》中的“遗音遗味”说，即是从乐论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以味论诗”的现象。著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两大特征就是画意与乐感”[2]51，并分别从“画意”和“乐感”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视觉审美意象和听觉审美意象的生成和表现，对诗与画，诗与乐之间的关系等作了系统的研究。著者从视觉、听觉等审美感官来研究古代文论并提出“感官诗学”这一课题，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精神及古代文学所具有的艺术美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如其在《画意：视觉审美意象生成表现论》一文中，对中国诗歌的画意问题从视觉这个感官角度进行了讨论，提出“直视”、“悬视”、“内视”三个视觉审美范畴并以之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诗学审美意象的营构方式及其过程进行论究。“直视”是“物沿耳目，临景结构”，“悬视”是“登高远眺，笼罩全景”，“内视”是“视境于心，物在灵府”，诗歌创作是诗人借助“直视”，“悬视”或“内视”来观物取象（境）而创作出来的，由此得出“中国古代诗歌的鲜明“画意”性与诗人的视觉审美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49的结论。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追求“远”的创作精神及中国古代诗歌的“画意”性特点的根源。著者认为，“书画艺术创作的不同，与文学创作差相近似，并且又是共同影响、相互贯通、并生激荡的。”[2]136据此，著者常将古代文论置于哲学、宗教、绘画、书等组合成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综合研究。如在研究文学地理学时，就充分注意到禅宗的南顿北渐之别对中国画论、书论的影响，认为：“以南北宗派来区别画学的南北流别，这种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2]132六朝文论向来是著者治学的重点，与之相关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研究特点，尤其在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上，著者认为，“从《文心雕龙》创作论方面，我们最能看到其受到六朝时期玄、道、佛思想的深刻作用，也能看到其对书、画、乐等艺术理论观点吸取和包容的特点。”[2]209故对其进行研究，也是本着这一研究理念的。在《文心雕龙》与《六朝审美心物观》一文中，著者将乐论、画论和文论结合在一起，以《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宗炳的《画山水序》及陆机的《文赋》为主，对六朝审美心物观演变过程及其对刘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该文将诗书画乐与儒道玄释融为一体，堪为著者治学理念的典范之作。

史、论、考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学的发展面临转型的问题。人们提出诸如语言学转向、主体性转向、文化学转向等诸多观念，体现了当代文艺学研究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努力姿态。其实，无论怎么转向，都离不开对历史文本正确解读。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来说，应该向文献学转向可能更为合适。中国古代文论虽有形而上精神之追求，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总结而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泯灭物我的审美心态，以及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反映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就是诗性话语这一特征。随意性的、体悟式的意象批评到处可见，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思辨严密、概念明确，往往难以确解。因此对古代文学作品和理论文本进行历史还原，最大程度地接近文本本真是研究古代文论不可或缺的功夫。著者即是如此，或侧重于“史”，或立足于“论”，或致力于“考”，并力求做到史、论、考相结合。著者尤精于考，每立一说必考之有据，而不是一味追求理论自身的逻辑性，自足性。这使得本书立论尤为平实，公允。如在《司空图“味外之旨”说新论》一文中，著者对古典诗学中的“味”、“韵”、“境”等范畴，既从“史”的角度进行梳理，探其流变，又作“论”的剖析，寻其真义，并对“味外之旨”说与禅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大致说来，著者精于考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以考证为主的研究，如《司空图家世、信仰及著述问题综考》、《司空表圣诗集辑佚考述》等；二是寓考于论，考论结合。前者自不待言，自是精于考证。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论中带考，析论之中，凡所征引，务求真解。如《〈乐记〉“遗音遗味”说及其审美观念之发展》一文，先就《乐记》编撰问题进行一番考证，既为论题“遗音遗味”说奠定可靠的文献基础，又解决了其渊源问题。在探讨《文心雕龙》中的儒学思想时，对其古文学派的立场及其对今文学派的统摄与汲取，既对《文心雕龙》本身之观点进行辨析，又考征他说予以支撑。二是注中有考，以考证释。注释是对论证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其本身就是论证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著者极其注重注释的严谨和规范，并常加按语予以辨析。例如，著者在指出“玄言诗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后代诗人妙悟自然，寻觅本体意义的山水诗的先声”后，所加注释就引《世说新语》之《文学》第85则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评孙绰、许询诗，以及评价东晋玄言诗之说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并结合《文心雕龙》相关篇目加以辨析，认为：“檀道鸾只是说玄言诗风，‘谢混始改’，但开始逐步向山水诗写作过渡。就此而言，也可以转而说是玄言诗孕育了山水、田园诗。”[2]95这种注中考的方式，既强化了论证的力度，也强化了研究的深度。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篇（4）

艺术起源问题是艺术理论研究的根本问题，20世纪学界曾就此引发诸多争议，对于艺术的根源，学界看法不一，这一问题一直被视为‘‘斯芬克斯之谜”。在艺术起源的多种假说中，常任侠比较认同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唯物主义观点，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常任侠没有仅从理论上进行演绎和推测，他对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进行了考古学论证。首先他对甲骨文中的‘‘艺术”的‘‘艺”字进行考证，在甲骨文中，“艺”字是一个人进行劳作的形象，常任侠指出，甲骨文的“艺”字最初所描绘的是劳动人民正在种植的姿态，随着文字的不断演化，农人把自己熟练种植的方法，描绘出来，便是‘‘艺术”了。常任侠从艺术考古学的视角为“艺术起源于劳动”这一观念提供了现实佐证，他指出，艺术与劳动的紧密关联有着相当可靠的实证材料，他以北京周口店远古人类遗存为例，指出：“从周口店山顶洞人的猿人遗物中，已有了穿孔的装饰品；刻划的兽骨和矿质的颜色，可知原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观察体验，发现了美的诸韵律，以形体、线条、色彩，开拓了最初的艺术领域。”1011尽管艺术起源于劳动并非常氏首创，但他从艺术考古的角度来论证这一理论确是常任侠的贡献。

常任侠看待艺术起源论的视角是客观的、冷静的，他没有拘泥于“劳动论”的单一观念，而是运用辩证的思维管窥艺术起源的艰深命题。在他看来，艺术起源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劳动在艺术起源进程中的作用是主流的、明显的，但并非惟一的，原始的巫术活动对艺术的起源也起到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在常任侠看来，原始人类的艺术经常藏身洞穴的深处，其目的并非为了展示其它实用功能，而是为了满足某些具有神秘色彩的巫术礼仪活动的需要，例如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场景壮观，形象生动，令人惊奇。经艺术考古的考证发现，这些“饱经沧桑”的“艺术作品”显然不是为了供人欣赏而制作的，而是出于一种与审美无关的实用动机，即巫术的动机，这种巫术活动和原始图腾的符号逐渐演化，演变成远古先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他们曰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崇敬而又神秘的乐土。为此他对巫术进行了文字考证：“奴隶社会时期开始有了专门祀神的舞人，它的名称叫‘巫'‘巫’字的原来形象如夾或爽，像人持牛尾或鸟羽的样子。‘舞’的初文是‘巫'在甲骨文中，‘舞’‘巫’两字都写作夾或爽，因此可以断言‘舞’与‘巫’原系同一个字。”0321在此基础上常任侠提出了‘‘舞’“巫”同源论。在常任侠看来，原始舞蹈的产生，其本身就是与原始的宗教信仰有关联，是远古人类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的重要表达形式。在常任侠看来，因为敬神的巫善于歌舞，歌舞成为他们的职业，所以舞就与巫产生必然的联系。原始舞蹈是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原始宗教活动，特别是敬神、娱神的图腾崇拜活动，因伴有歌唱和舞蹈，对歌舞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常任侠通过考古学不仅蠡测原始歌舞与巫术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推及其它艺术形态与巫术之间的多维关联。在常任侠看来，远古人类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有时还需为巫术活动进行一些专门的‘‘创作”，如在洞穴中绘制壁画、建造一些特殊的建筑样式等，这些都是早期人类进行各种巫术活动的图腾遗留。通过载歌载舞的巫术图腾，远古人类创作了大量的原始文化符号，而在这些图腾活动中又提高了远古人类的群体观念、生存智慧乃至审美意识，换句话说，远古人类的审美意识的萌芽是巫术图腾活动的必然衍生物。

至今看来，常任侠对艺术起源于巫术这一理论观念不无道理，至少巫术在人类艺术形态的发展进程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成为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动力。艺术与巫术之间神秘关联的纽带则是远古人类在巫术活动中到某种巫术仪式中的宗教情感，这种情感常表现出对神秘力量的崇拜、敬畏和拥戴，这种对原始巫术投入的情感在历史的不断演化中最后固定为进行巫术活动创造形态的实体物身上，换句话说，就是本用于巫术活动的艺术创作成为聚集那种神秘宗教情感的载体，对巫术活动的膜拜变成为对远古艺术的膜拜，这就是今天看来，艺术审美情感和宗教情感趋同性的原因所在。

诚然，常任侠提出的艺术起源于巫术以及艺术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立足的，至少艺术在其发展进程中与远古的巫术活动产生过较为显性的互动，在20世纪中国美学界对美本质的探讨中，常任侠基于艺术考古学的实证考察，摈弃了人云亦云的主流观念，提出了艺术起源的新颖理论并加以多重阐释，为艺术起源论提供了本土化的另一种视野，况且，至今以来的艺术研究也确实表明，艺术与远古的宗教关联的亲密，这再次说明常氏理论创造的价值所在。

二、艺术考古的画学操行：中国美术史论的再阐释

在常任侠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进程中，对艺术史尤其是中国美术史的梳理成为其自身学术研究致力的重要方向，诚然他并非只是就中国艺术史作出一种理论性的再阐释，而是立足艺术考古学的方法，结合艺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来重新审视艺术发展的奥秘。在常任侠的眼里，史前时期的陶器、商周的青铜器、汉代的漆器、壁画以及画像石和画像砖、六朝时期的青瓷、唐时的唐三彩和壁画、宋元瓷器以及隋唐以来的石窟艺术等都是艺术考古学重要的研究资料，在常任侠看来，这些艺术留存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政治理念、审美思想、伦理价值、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以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式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艺术的多元形态是对艺术研究模式的一种变革，是人类艺术观念史和思想史领域的一大进步。

在对中国美术史的梳理中，汉代绘画艺术是常任侠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常任侠看来，汉代绘画以其雄浑的气魄、飞扬的线条、精美的构图展现出汉代独特的风俗人情和审美观念，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显性的审美基调。汉代绘画艺术不仅有壁画、漆画还有画像石、画像砖等多种表现形态，这些绘画艺术多以生活场景为表现主题，通过绘刻结合、绘雕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既有现实元素又有浪漫情怀的艺术作品。对于汉代绘画，常任侠从意境塑造和表现技巧两个层面加以剖析。意境说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典范理论，魏晋时期通常被视为意境说的肇始期，在常任侠看来，重意境、显神韵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特征，早在汉代绘画中就有鲜明的体现，汉代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大胆描绘、尽情挥洒，既以自然状态为创作之根本，又不拘泥于单纯的客观再现，将自身对客观景物的观照与个性感悟有机结合，进而形成情景交融、意境和谐的绘画作品，他指出：‘汉画所绘线条快速劲锐，甚多变化，尤其对于物象的研究，工具的运用，技术的掌握都能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婉转自如，毫无涩滞之感。汉画造型既不呆板，身体的姿势，面部的表情都能显出个性，而且前线与后线运动结合，极其调谐。”m262常任侠没有局限于对汉代绘画作纯粹理论的阐释和提炼，而是运用艺术考古学来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事实支撑，他以成都羊子山一号墓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收获弋射》为例来详细阐述汉代绘画的意境构建，这幅图上半部分绘制出一大片荷塘边闲坐两位猎人，手持弋射弓箭，头顶一排东去的大雁，其中一只大雁正倒栽下来，作品的下半部分描绘出几位农夫田间割穗的场景，这幅带有简易山水画特征的汉代画像反映出生动形象的生活意象，常任侠分析道，画面上的树干粗大，枝繁叶茂，与树下两人张弓欲射的情景相互辉映，下半部荷塘水纹的刻画，水中鱼儿的悠闲自得，鸭子的水中嬉戏以及荷塘中盛开的荷花相互交映，形成了一幅颇富审美意境的村居画面。

在常任侠看来，汉代绘画之所以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原因就在于汉代绘画构思大胆，线条构图伸屈自如，汉代石刻画像的构图多倾向于写实，这种写实手法是对日常生活场景的观照和描摹，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貌，但即使是风俗人情的形态描绘也没有限制创作者想象力的扩散，汉代的石刻画像充满了大量想象和幻想，不仅有现实世俗生活场景的描绘，更有神灵海怪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场景，这些意象多为艺术家凭借想象创造出来的诗意图像，就中国雕刻艺术发展史看，尽管汉代石刻画像不如唐代雕刻之细腻、生动和典型，但它表现出的那种“深沉雄大”的古拙之美，却显示了汉代艺术的宏大气魄和生命精神。

常任侠认为汉代绘画另一典范特征是表现技巧。汉代绘画多以画像石、画像砖的形式出现，这与通常形态的绘画样式不同，它将绘画与雕塑集于一体，结构严谨，构图自然。常任侠指出，汉画的构图所用的多为散点透视，后世绘画中常用的俯瞰透视法在汉画中业已创作完成。诚然，就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而言，中国画散点透视法则的成熟时代多以隋唐为界，现代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作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就体现了散点透视的大成法则，而常任侠没有局限于传统艺术的定性思维，运用艺术考古的手法对汉代石刻画像展开研究，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特征成熟时间推进到汉代，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的理论创新。常任侠认为，汉代石刻画像艺术把之前业已形成的各种透视法则集中于画面的构图中，如《收获弋射》所刻画的山石均用平涂的方式表现，用笔简练、粗犷，利用荷塘巧妙地将画面分为两个独立的场景加以刻画，表现出弋射、收获这两个形式不同、意义相近的生活景象，这为之后中国画的绘制技法提供了一个颇为典范的蓝本。汉画表现技巧的第二个特征是以线造型的大量运用。与西方绘画不同，中国画从某种程度上是线的艺术，线条的勾勒不仅体现画面的构图、布景、质感，而且还蕴含画面的节奏、韵律，汉代石刻画像就以成熟的线条艺术确立了其在中国传统绘画史上的地位，对此，常任侠深有感触，他指出：“不仅用墨或用色彩的汉代绘画，其技法以线条为主，即使汉代用模型印制的彩画砖上，也显示出线条的成熟发展。”01258在常氏看来，汉代绘画造型能力不是很高，但画面表现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在有限的空间中，人物的动作、动物的形态、自然景观的刻画都颇为生动，颇具运动感和方向感，其关键就是对线条运用的娴熟和自觉，正是对线条在画面构图中的准确定位，才创造了形象生动的汉代绘画艺术。

三、表情艺术的审美透视：对东方音乐、舞蹈艺术理论的拓展与提炼

20世纪的艺术理论研究中，多数学者的研究视域倾向于造型艺术，对音乐、舞蹈等表情艺术的理论拓展较少关注，常任侠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将音乐舞蹈理论加以提炼、深化的学者之一，其建构的音乐美学和舞蹈美学思想不仅成为其艺术理论体系建构中的重要环节，对20世纪中国音乐和舞蹈美学理论的研究也产生深远的推动作用。

对于音乐艺术理论的拓展，常任侠没有拘泥于中国古代乐论的影响，而是从音乐的起源这一基本问题展开论证的。在他看来，原始音乐源于远古人类在战争胜利、狩猎收获等曰常生活中，用歌舞表达他的喜悦，进行情感释放的生活行为。常任侠认为，歌源于人类劳动时的呼声，乐源于起于与呼声并起的有规则的音响，如中国古代相传的“筑城相杵”之歌，就是以劳作之人“邪许”的劳动呼声作为歌曲基调的。诚然，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自然也推动了包含音乐在内的诸多艺术形态的生成与发展，远古社会的生产力极为低下，集体劳作是维持生存的最好方式，在集体劳作过程中为了相互协作的需要，所出现有节奏的劳作呼声，这成为原始音乐的起源。因而常任侠指出：“在人类最初所作的一个简单声音，一个简单举动都是与现实生活有关的，都是与劳动有关。”0286值得一提的是，常任侠还从艺术考古学的视角来佐证远古音乐存在的真实，他对‘‘磬”和‘‘钟”这两类乐器进行了考察，认为古磬中的特磬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从考古发现可以看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古磬就是特磬。而到了商代以后，古磬中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编磬，从特磬发展到编磬，这是音乐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进步，只有学会审辨音律，才能达到这一发展阶段，因而常任侠指出：“从特磬到编磬，由特钟到编钟，是中华人民从新石器时代经过金石并用时代进至青铜时代，在这一个悠久的时期中对于音乐的伟大贡献。这期间，不仅创造了打击乐器，而且逐步从打击乐器中发现音阶，由于伴奏的金石乐器存在，我们可以推断在新石器时代歌舞的存在。

对于舞蹈艺术，常任侠除了探讨舞蹈的起源，提出著名的“舞’“巫”同源说外，常氏还对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舞蹈主要是通过舞者的动作姿态、节奏旋律、场景设置来模拟生活，表达情感，常氏以朝鲜舞蹈《白铃舞》为例，指出这一舞蹈形式是对织铃动作的一种提炼和加工，而不是简单的模拟过程。在常任侠看来，抒发感情的舞蹈依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人的曰常生活的艺术提炼，但这种反映和提炼不是一种机械的模拟生活，而是通过有节奏、有韵律的连串动作来达到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化描写，因而具备了超越生活的情感意识和审美特征。对于舞蹈，常任侠认为其表现形式离不开一定的感情寄托和意蕴表达，换句话说，舞蹈是人类一定情感寓意的形式表现，常任侠通过艺术考古学的方法引入东南亚少数民族舞蹈《泼寒胡舞》加以例证，他指出：“（泼寒胡舞）这种游戏盛行于东南亚各地，它有洗涤污秽、万象更新的意义，并且迎接雨水的来临，作为一年丰收的祝愿。在常任侠看来，舞蹈是情感的外在展现，这种情感并非直接的抒发，而是隐含于各种舞蹈的形体动作、舞蹈意境的创造、音乐背景的配置进而创设的审美意象的呈现。当然，舞蹈的各种动作并非现实生活的照搬，它体现出极强的虚拟象征意义。在常任侠看来，舞蹈最重要的不是其形态动作本身，而是它所蕴含的主题思想，这种思想又和舞蹈形式的起源密切相关，他以东南亚原始《大傩舞》为例，指出：“《大傩舞》原是一种人与兽相争的舞蹈，它发展为驱逐瘟疫，追赶恶鬼的民俗舞，在封建制成立的两汉以来，常在春节时举行。

四、筚路蓝缕：常任侠艺术思想的东方视域与理性定位

作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致力东方艺术研究的艺术理论家，常任侠选择了东方艺术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是对当时国内学界一边倒的‘‘西学情结”的纠偏，为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理论范式。诚然，尽管常任侠以东方艺术作为自身终生治学之方向，其作为艺术理论开拓者本身，对东方国家的艺术形态乃至艺术理论的涉猎自然也成为不可忽视的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与20世纪其他诸多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不同的是，在常任侠颇为丰富的艺术理论著作的遗存中实难捕捉其借鉴其它国度艺术思想影响的踪迹，至少他没有大篇目地谈及、引用以及借鉴其它国度的艺术思想，换句话说，常任侠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内在的、潜性的，更多的是方法论的借鉴与参照而不是艺术理论本身的引入与加工，其终生学术研究的主要方法论亦即艺术考古学即为外来艺术研究方法的重要体现。[4在今天看来，对中外艺术交流史的研究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宽泛领域，在这一领域想有所作为颇为艰难，一般的历史学者虽长于文献解读和文化考察，但因缺少艺术理论以及审美体验，很难进行专业的理论解读；而对于一般的艺术家而言，虽能够做到精通艺术，富有艺术的审美体验和考察激情，却往往缺乏历史学的文化视野和系统的考古学知识。作为20世纪的艺术理论大师，常任侠却在艺术学和历史学之间进行了有效贯通，既具备历史学家的文化视野和文献功底，又富有艺术家的审美体验和探索激情，因而其投入艺术交流史的研究就具备了优势的研究条件。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篇（5）

一、艺术・考古――学科交叉新思维

艺术考古学研究的专业性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有许多已经超越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艺术考古概说》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艺术考古学基础理论，对学科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了梳理归纳。

1978年国务院批准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出有关艺术类考古学的条目，成为中国艺术考古学科的正式提出和设立。《艺术考古概说》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基本理论构建，指出，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亲自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说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目的：“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学科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②之后正式列出了“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条目，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音乐史的关系等作了规定，也成为我国明确设立“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科的依据。作者依据上述文献，对艺术考古学的分类、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进行了阐述，说明艺术考古学是探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探究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许多艺术遗迹和遗物，凝结着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因此艺术考古研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并且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是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要补充。作者除采用考古学、艺术学研究基本方法外，还特别指出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艺术考古的重要性。

二、案头・田野――研究领域新突破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分类介绍中，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作为推动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背景。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引起国内外关注，两个遗址挖掘清理出土大批文物，在世界尚属首次，它们的文化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两个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为四川省艺术考古的全面研究、开发、转化、利用，打下基础。例证、图片丰富，每一部分的参考文献也十分标准，可以看出，作者在前期的搜集和考证中的扎实案头工作。

我国艺术考古理论的探索实践，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西方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理论界的影响，书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建中国美学、音乐学、甲骨学、考古学、古建筑学的奠基人的理论思想作了论述。如我国第一代美学思想家朱光潜、宗白华先生；我国第一代音乐理论家王光祈、杨荫柳先生；我国第一代考古历史学家李济、郭沫若、夏鼐、冯汉骥先生；我国第一代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童、杨廷宝先生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赴西方或者日本留学后，回到中国，运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古物考证、文化内涵分析以及建立方法论等方面，填补了中国某项专业理论研究的空白，开启了中国美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考古学、中国古建筑学等理论研究之先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思维，也在这些专科研究过程中产生。

三、实用・前瞻――文化产业强推动

艺术考古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成为艺术事业建设中快速发展的一种艺术类型。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艺术欣赏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发展，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和转化，将成为文化艺术事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强势品牌，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在丰富国内大众文化鉴赏娱乐活动中，都会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品质，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展演、影视市场上不断创新的类型。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人类精神文化起源。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中，作者分析了目前艺术考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综合研究机构，出土文物的调查研究受到行业管理约束，各类艺术考古所需用的科技手段如“音乐声学测量”等专业性强、技术上难度大等问题，提出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综合学科、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专业课程、建立艺术考古研究协会等设想。在书中，作者还从打造精品品牌、推广多媒体制作和传播、规范旅游区开发、加强对外人文交流和宣传、筹建艺术考古专业六个方面，提出了针对四川地区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与转化建议。在开发转化方面，四川落后于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归结原因是缺乏资源整合与合作开发。四川应在已有成果，如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地方考古资源和考古人才，推动四川艺术考古发展。

四、巴山・蜀水――古老文化的焕新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篇（6）

大约有10年左右的光景，在中国的艺术院校以及一些普通高校的艺术专业、考古专业陆续开设了艺术考古课程，有的称作美术考古。这说明，作为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教育已经浮出水面，不仅仅是少数研究者书斋案头上的事情了。可是，开设课程只是形式上的事情，是否真正的艺术考古教育，以及艺术考古教育是否真正成为艺术院校的必要学科则仍然值得考虑。

西安美术学院在全国的艺术院校中首先成立了中国艺术考古研究所，说明了学院对于艺术考古学科的重视。西安美术学院在硕士和博士教育层面已将艺术考古比较系统地纳入教育与研究，但在本科教育阶段，还只是以普及考古学内容和讲授美术史的形式贯穿某些艺术考古学科的内容。下面笔者分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相关概念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

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

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

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

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

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 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

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

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

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

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

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

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

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

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

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

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

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

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

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

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

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

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

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

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

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

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

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

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

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

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

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

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

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

进行有关艺术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和专题研究，展拓视野，寻找热点，并且与现当代的艺术实践相结合，提供高质量的“艺术考古学”博士论文。

从学科的持续发展出发，重点培养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各个层次的艺术考古学教员。组织去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古的交流、调查、访学，引进新鲜理论、技术与器械。

（四）其他

关注艺术考古学推向一般院校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的人文教育，推向综合性院校（包括理工科）的素质教育。加强和文物考古科研单位的联系，掌握最新的考古出土情报信息，使艺术考古学紧盯田野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收获。加强国际交流，及时掌握国际的有关学科动向。

加强艺术考古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加强与哲学、美学、人类学、民族民俗学、社会学等的互相渗透和促进发展，在学科上确立艺术考古学和诸如美术考古学、设计考古学、音乐舞蹈考古学等学科层级关系，在促进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同时，也大力推进相关子学科的向前发展。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篇（7）

一、学术的民族性追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民族性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构成的视域之内,在与其他民族的彼此对比、相互参照中产生的。文化、学术的民族性问题其核心是在全球化或世界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建设、学术研究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所谓身份认同,是指在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或学术身份的确立、定位,是对文化学术民族的独特性、存在的合法性的论证、认可与尊崇。民族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展示出的形象及其应有的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性语境的形成,人们从事文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民族性追求就成为了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建设、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但是,脱离了民族性空泛地、抽象地进行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毕竟难以获得成功。我们考察中外文化史可以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文化、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文化成果,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文艺学话语,如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法国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文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英美的分析美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性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并不矛盾。只有首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的。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性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追求所谓的“世界性”的学术活动,通常是没有什么学术生命力的。所以,以全球化的视野做本土化的学术,就成为了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人一种自觉的治学原则。

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民族性意识的产生与我国外缘性、后发性的现代性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国门洞开,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相继发生。打一次仗割一次地赔一次款丧一次权辱一次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亡国灭种的危难境地。为了拯民族于危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向西方学习,以西方文化学术救民族危亡于万一,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现代性的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共识与共举。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救亡的过程,同时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民族性意识的觉醒也就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具体到美学、文艺学研究,其情况也是这样。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启动,世界性眼光的形成,中国学术界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中国整个现代性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学思想的引入与介绍、学习和借鉴为契机的。回眸百多年来中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现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我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几乎每一次变革都少不了有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者干脆就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梁启超以西方政治文艺学作为理论参照倡导“三界革命”,王国维在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的影响下展开文艺评论,胡适改造美国意象派理论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运用进化论发动文学革命;五四以后,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理论,建国后,以几个斯基为代表的俄苏文论等都先后被拿来奉为圣典。在全面“拿来”的文化策略下,中国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发生了向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移动。以至于百年中国几乎成了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一个角逐场。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这一现代性进程相伴随,在西方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下,文化界、学术界还萌生了另一种文化焦虑、学术焦虑:那就是滋生于西方社会文化与文艺现实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是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我们的引进借用是否可以不必考虑中国社会文化与文艺实践的特殊语境?我们大规模地引进借用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文化、学术的民族身份何在?我还是我吗?我是谁?我何以是我?背离自我的传统规定性的这个我还是真正的我吗?未来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生成?所有这些问题一直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现展进程相伴随,并构成了中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几代学人们的一个根本性的困惑。这也就是民族性问题的困惑。问题的核心是,在引进借鉴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创生新理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新创生的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民族文化归属、民族文化身份。围绕着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并一再发生西化、传统、本位、体用之争。五四时期,学衡派力主中华本位调和中西以发展中国文艺;30年代,以左翼为核心发起了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抗战时期,提出了中国化的命题,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建国以后,国外新儒家又提出了中西互为体用的发展模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论争、探索,尽管在许多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但是也获得了一个大致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引进西方理论,并不是为了代替我们的创造,而是为了“中用”、为了借鉴。我们的现代性美学建设、文艺学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的需要、社会现实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又一次打开,新启蒙运动的广泛开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了西化的大潮。各种各样西方新老美学理论、文艺理论以一种潮水般的气势涌人中国,与五四时期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纷纷登陆。在这样一种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强力压迫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美学、文艺学研究的民族身份问题再一次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凸显了出来。中国学术界应该何去何从?是认同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而顺着西方说、跟着西方说,还是立足于本国文化实际与文艺实际“别立新宗”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这一问题一时成为了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构成了当时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化界、学术界一个“基本焦虑”。前有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得失、我国几代学人所进行的学术民族化探索的经验可供参照;外有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还有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史上的大量史实及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供镜鉴,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学术敏锐知觉的中国学者,其选择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审视20世纪70、8O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所倡导建立的文艺美学学科,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倡议一经提出,便立刻获得了广

大学者的赞同、响应,并且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也一再为广大的学者所论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有一次在谈到这一问题曾深情地指出,“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以至文艺研究学科和流派,一般都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其学术上的根子和渊源也在西方,而文艺美学是个不多见的例外。它是在现代美学和文艺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纯由我国学者自己开拓和命名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文艺研究学科。这一新的研究学科的诞生和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已走出了以往单向移入与摹仿的传统路数和思维定势,而步人了自主自主创造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几代学人一直在追求着的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化或中国特色终于有了切实的收获。”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立足于西方美学、文艺学学科谱系的角度,对文艺美学学科建立的合理性、科学性一再进行质疑。但是,倘若我们从中外文化史、美学史、文论史发展规律的角度,从文化、学术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他们的言论是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 二、传统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与文艺美学的建立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而不是在西方,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思想的历史形态有关。“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文艺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厚的文化无意识底蕴的促动,这种促动呼唤着我们回到中国文艺美学悠久的、深厚的学术传统上去。” 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差异的原因,美学与文艺学在中国与西方分别有着不同的呈现形态。如果说西方美学更多地偏重于对于美与审美问题的哲学沉思,美学与文艺学的边界较为清晰的话,那么,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则更多地偏重于对于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呈现出美学与文艺学相互融合的状态。由于受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人谈美、论艺,一般很少去刻意探讨什么“本质”,也很少从某一假设出发进行抽象的条分缕析,他们更为关切的是文艺的实践问题。他们往往是在文艺创作或阅读的基础上,将审美直觉中的神来之兴捕捉住,记下来,三言两语,却往往如沙中之金,闪闪生辉。也就是说,中同传统美学、文艺学关注的重心是“怎么样”、“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文艺与美“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翻阅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看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如何进行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文艺欣赏的感悟与说明,是对文艺存在样态及品格的感觉与描述。什么“立主脑”、“密针线”、“简头绪”,“心斋”、“虚静”,“原道”、“宗经”、“征圣”、“神思”、“夸饰”、“附会”、“熔裁”,“用事”、“取境”;“风骨”、“韵味”、“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约”、“典雅”、“飘逸”、“高古”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或概念,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的主体。正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对于文艺实践、文艺状态品格的高度关注,以至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很少能够脱离具体的文艺门类在抽象、种属的层面上谈美论艺。在浩瀚的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的是《诗品》、《六一诗话》、《石林诗话》、《沧浪诗话》、《诗薮》、《原诗》、《姜斋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等这样的诗话词话,是《毛诗序》、《昭明文选序》、《河岳英灵集序》、《古文约选序》等这样的选家序跋,是《画山水序》、《叙画》、《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林泉高致》、《画语录》等这样的画论画品,是《草书势》、《笔赋》、《古今书评》、《书品》、《书谱》《艺舟双楫》等这样的书论书品,是《乐记》、《乐论》、《声无哀乐论》等这样的乐论乐评,是曲话、赋论、文论、剧说、小说评点等这样的一些具体艺术门类的美学、理论,而基本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具有很强涵盖性、抽象性意义上的美学、文艺学。非常明显,在西方,美学在更多情况下是与哲学相互伴生在一起的,而在我国,传统美学则更多地与文艺学相互伴生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美学就仅仅存在于历代诗人、画家、戏剧家、书法家……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论”、“品”、“序”、“话”之中,中国历代的哲学家就不谈论美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也常常谈美论艺,在他们的哲学着作比如《论语》、《庄子》、《论衡》、《抱朴子》等当巾也都包含有很多的美学、文艺学思想。经史子集也是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的一种主要存在形态。但是,与西方美学、文艺学不同,中国哲人也一般很少脱离具体的文艺实践在抽象的层面上或从某一假设出发谈论美与艺术的问题。比如,孔子对于美的谈论就是这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螂“《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如此等等。总之,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美的思索与把握大都是在具体的文艺活动中进行的。美学成果也大都是对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所以,相对于西方美学来说,中国的传统美学准确地说更应该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学术土壤,离不开本民族文化、学术传统的滋养。当然,也不存在不变的历史与传统,但是,也不可能存在发展链条完全断裂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艺美学传统。这种资源与传统可以说为我们从事新的美学、文艺学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美学与文艺学建设不可能脱离这种传统的影响来进行。文艺美学作为一个以文艺实践为研究重心、研究旨趣的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同产生,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所积累的学术资源、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不无直接的因果性关系。

三、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学术诉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项重要成果。” 建设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具有现代性、世界性品格的美学、文艺学,这是我国近现当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努力方向。但是,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矛盾,传统与创新也不矛盾。现代性、世界性不可能脱离民族性而存在,创新也不可能在脱离传统的条件下进行。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美学、文艺学建设,必须在继承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只有继承传统,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健康进行,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民族性文化身份。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形势下,由于中国文化建设在总体上采取了“西化”的策略,而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与西方美学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形态与意义模式,从而致使传统美学、文艺学在现代性美学、文艺学建设中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近现代以来乃至当下,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美学、文艺学概念和话语主要来自西方。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这种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怎么样才能继承传统、激活传统,怎么样才能够把本民族有价值的美学传统和文论传统同现代性的美学、文艺学建设结合起来,于是就成为了中国几代学人苦苦寻求的世纪性理想,并为此做出了艰难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8-0109-01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运用特定的材料所进行的造物艺术活动,即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纵观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整个的造物历史进程来看,其发生与发展跟同时代的科技水平是并列前行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造物活动所用的材料、功能、造型、装饰和采用的工艺技术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和进步,这是人类对自然物认识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以及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变化的结果。工艺美术作为艺术质的生产活动,它始终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它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飞跃性发展的特征,体现出古代先民对造物科技水平掌握的提高与应用。

首先,科技进步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促进作用,不仅在具体的工艺美术领域随处可见,而且对于工艺美术理论也起了重要的塑造作用。

在中国古代,科技进步不仅开拓了人们所“知”的世界,而且以技术手段不断创造新的工艺美术形式。一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史,几乎伴随着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发明:没有冶铜技术,就没有青铜工艺美术;没有纺织技术,就没有服饰工艺美术;没有制陶制瓷技术,就没有陶瓷工艺美术;至于以各种材质命名的雕刻工艺美术,诸如骨雕、木雕、牙雕、石雕、竹雕等等,更是与掌握各种材料的技术技巧的结果。科技的进步,也改变和影响着古代中国工匠艺人们的劳动方式。如陶瓷工艺美术,陶车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纯人力劳作的局面,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机械工具。

在古代中国,技术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成为工艺美术发展的“量尺”,技术的进步会促进工艺美术发展,乃至取得质的飞跃。

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丰富了工艺美术理论。技术的进步不仅促使工艺美术领域在内涵上日益丰富,而且外延也不断扩大。中国古代的技术及其重视经验积累和总结,往往与材料学、物理学、化学、建筑学以及人体工程学的基础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为上述学科提供了科学发展的技术基础,它们也反过来促进工艺美术理论的初创和成熟完善。比如作为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的《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又如成书于明代的《髹饰录》作为我国古代惟一传世的漆器工艺专著,是我国制漆技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再如,明末造园家计成所著的《园冶》,作为一部系统地论述园林建筑的专著,当然离不开建筑造园科技的长期积累。

其次,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一方面,工艺美术的发展影响了科学技术的价值评判标准。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工艺造物的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针对造物、科技等话题,诸子百家竞相发表言论,表现出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展现出了对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社会价值的冷静思考力量。如孔子主张“文质兼备”,以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强调内容与形式并重;道家提出了“虚无观”,对工艺美术造物利用“空间”起到积极作用;而墨家重工艺美术的功利性,重视造物实践。而此时期正是人们对于科技的作用、对于科技的目的等方面价值体系建立的时期,他们所形成的工艺美术价值观对科技的的价值评判标准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特别是与民生农业有关的科技,获得了突出的发展。

另一方面,工艺美术的发展也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有效形式。科学是对隐藏在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背后规律的的概括和总结,因其抽象性,往往难于理解,而工艺美术凭借具体的形象,帮助人们理解,这为科学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方便。比如,张衡设计的世界上第一台用来测量地震的地动仪,便是一件工艺美术品,它借助工艺美术造型,把抽象的科学原理具体化了:它由精铜铸成,外形如一大酒壶,仪器的外表刻有篆文以及山、龟、鸟、兽等图形,仪体外部周围铸有八条龙。而工艺美术中的书籍装帧,各种科技笺谱的设计,更是对古代科技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科技是工艺美术造型的手段,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形态的丰富化,使工艺美术品的实用功能更加合理化。而工艺美术的发展,也通过工艺匠人的技艺经验积累以及对于技术经验归纳的分析、通过对科学技术的价值评判标准的影响、通过科技传播工艺品的设计,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篇（9）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篇（10）

一、古典意识的建构与发展

（一）以“纯粹”为立足点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德国仍旧处在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经济上，尽管整个欧洲大环境上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蓬勃的上升趋势，但德国仍没有统一的关税及自由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政治上，国家分散，领地繁多，多达三百多个领土严重阻碍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宗教方面，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与势力强大的反宗教改革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的启蒙运动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心理。再将视野拓展至整个欧洲，此时，随着庞贝古城的开掘，人们又对古希腊这样一个主体自由的时代产生浓厚兴趣，学术界又将讨论的重点转移到了对古希腊造型艺术的论争上，这无疑对当时迎合贵族上层趣味的“伪古典主义”巴洛克艺术产生冲击。由于现实世界并没有给当时的德国的文艺创作带来可供参考的经验，在于模仿中创立新路的过程中，德国艺术家们将目光转向对古典的追寻。温克尔曼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以《古代艺术史》作为他古典意识思想的集大成的著作，他用古典意识探寻古希腊的艺术遗存，用古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理想美，去弥补现实生活的自由的缺失。在《古代艺术史》中，他明确的谈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区别性，他认为，古希腊的艺术具有一种原生的典范性，而古罗马艺术则是派生的、是模仿的，因此，古希腊的造型艺术才不同于古罗马的派生出来的诗或文学，具有“纯粹”的美感。就是这种向古希腊艺术的“纯粹”性回归的过程，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心理奠定了基础。

温克尔曼提出的古典意识，既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种缺乏系统理论而以实践为基础的古典回归，也不同于英法新古典主义的那种向王权靠拢的古典主义，德国的古典意识更为的纯粹，越过带有复制与模仿色彩的古罗马，直指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古希腊，目的性也更加明确：摆脱英法长久以来的文化影响与控制，走上独特的、带有德意志文化标签的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上来。

首先，莱布尼茨以“单子论”学说，奠定了德国在文学与哲学学科上的理性主义的基调，对文学与艺术的研究也将理性主义作为判定的标准，温克尔曼的思想自然也深受莱布尼茨的影响，他认为，古希腊的造型艺术正是由于以理性为创造内核，才使得其造型艺术具有纯粹、高贵、静穆与节制等特点，才使得古希腊的艺术具有理想美的特征。其次，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正是在莱布尼茨“单子论”学说的基础之上将其理论哲学化、系统化，才第一次真正将美学学科独立的展示在大众面前。受鲍姆加登的影响，温克尔曼在对造型艺术的解读中重视感觉与表现，强调将个体美与理想美相结合，由此开创了以艺术风格的分期及解读作为研究的中心，以发展史、风格史带动整个艺术领域创作的研究。

二、古典意识的审美诉求：基于启蒙视角的艺术论争

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的一句“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开启了考察诗画关系的历史。于十六世纪发现的拉奥孔的雕像群堪称是古希腊雕刻艺术的杰作。在启蒙时代，温克尔曼开启了德国古典意识的研究先河，并发表了《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及《对〈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的解释》，在这两篇论文中，温克尔曼表示了他的关于诗画关系的看法。在对拉奥孔的解读中他认为，尽管拉奥孔被巨蟒缠住痛苦万分，可在雕像中并没有表现出拉奥孔的极端痛苦和强烈的感情，所展现出来的只是微微叹息的表情，就像大海表面偶有风浪，可在深海之处却是平静如水。如此，温克尔曼认为，古典艺术正是以“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为最高追求的理想之美，由于以节制、静穆为美，他提出能代表这种最高的美的，就是神，而自然存在着的人只能不断的接近这种美，而不可能达到神之美。此外，温克尔曼还将这种静穆之美赋予了道德的内涵，认为希腊诸神正是在以坚忍之态面对困难，面对痛苦仍保持心态的平和静穆，这即是人性的最高的完善，那些稍纵即逝的激情并不长久，而表现出这种感情的狂热的作品也是平庸的。温克尔曼将诗画理论更进一步的理论化，而莱辛则是在温克尔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探讨了美与真的联系。在他所发表的《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一文中，提出了不同于温克尔曼的“道德决定论”的“艺术决定论”。莱辛认为，尽管表现出英雄的软弱，可这并不影响英雄履行自己的职责，具有英雄般的行为，却也有普通人应该有的喜怒哀乐，这才是一个真正有人气的英雄。雕刻成的形象只是停留在了哀痛到达顶点时的一刻，而哀伤只会破坏美感。在莱辛看来，具有人同样的激情与喜怒哀乐才更有个性、更有创造力。这更代表了一种进步的观点――不以抽象的圣人标准将所有人物套上道德的外衣，而是更加注重个性与创造性、改革性，对个性化的特征更加包容，这更加是一种回归古典、回归希腊的精神。

在《古代艺术史》中，温克尔曼将古希腊的艺术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前古典期、古典时期、古典后期以及希腊化罗马期，与此相对应的产生出了四种风格：远古风格、崇高风格、优美风格、模仿风格。在对古希腊造型艺术的深入研究中形成了系统的风格理论。

第一阶段远古风格主要是指菲迪亚斯之前的艺术风格，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古钱币形成，温克尔曼认为，这一时期在古希腊整个艺术史上持续的时间最长，且认为这一时期的风格刚毅有余但优美不够；第二阶段崇高风格是从菲迪亚斯至留西波斯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古希腊艺术的鼎盛时期，风格从刚烈逐渐转向柔和，真正表现了古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特征。第三阶段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在阿匹列斯到达繁荣，优美风格时期较前两个时期更令人感到愉悦。第四阶段是希腊化罗马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以模仿为主，而艺术的衰落也由模仿开始，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模仿仍是以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为主，因此，这一时期仍旧保持着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温克尔曼用发展的眼光划分了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分期，而这种发展的、历史的观点在赫尔德那里进一步的系统化。

受维柯思想的影响，赫尔德也将历史看做是由理性导向的、不断趋向完美人性的的过程，这一过程由诗的时代、散文的时代、哲学的时代逐渐演变。在《没落的审美趣味在不同民族那里繁荣的原因》这一著作中，赫尔德并不赞同温克尔曼将古希腊的艺术看做是人类艺术的最高峰，他更加客观的分析了各个阶段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成果。在对从古希腊至近代艺术成果的分析中，赫尔德得出，审美趣味的变化是由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正是具有了良好的审美趣味，才使得古希腊艺术开出美丽之花，而这样的审美趣味也会如植物一样经历成长到衰败的过程，也就是会出现希腊化罗马时期的模仿之风。赫尔德还认为，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是不可能会重新出现的，随着时代变化会出现新的审美趣味。其次，赫尔德认为，通过教育能够培养出天才，而天才则是新的审美趣味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他用这样的理论，反对德国机械、僵化的一味模仿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种种教条陈规，将审美趣味放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去考察，探讨艺术自生的发展过程，将艺术的历史观的方法传播开来，使得启蒙主义在德国有了更具民族化的发展，并由此开启了影响深远的狂飙突进运动。

三、古典意识的文化影响

青年时期的歌德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在那里接受了最新的启蒙思想，他以一种难得的热情，醉心于造型艺术特别是建筑的研究当中。不同于其他哲学家们的抽象的理论建构，歌德更加注重从对艺术的切身体验中获得结论。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开启德意志民族的独立之旅，歌德也同样肩负历史重任，企图用艺术与文化使德国走上民族独立发展之路，并与席勒一起将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推向高峰。歌德的整个艺术研究，是以“特征说”为基础。他认为，那种能显示出特征性的艺术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而特征则与个体的情感密切相关，由此丰富了温克尔曼的艺术理论。在《论德意志建筑》中，歌德关注的焦点转向以斯特拉斯堡教堂为代表的哥特式建筑，并阐释了自己独特的关于造型艺术的理论。歌德提出，巴赫的斯特拉斯堡教堂可称得上是伟大的天才的杰作，并在这篇著作中体现了歌德古典意识，他提出比例和谐的重要性，在建筑中表现出来的各部分的完美的比例，合乎古典主义的自然法则，歌德认为，依照美的比例建造的建筑能使人产生美感，而以斯特拉斯堡教堂为代表的哥特式建筑完美的比例则体现出了最完美的真与美的关系。歌德以对哥特式建筑的赞美抨击了中世纪以来的日益僵化的艺术模式和萎靡迎合贵族的巴洛克艺术，目的则在于唤醒独立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使德国冲破桎梏，走上民族发展的独立之路。

从温克尔曼开始，德国的古典美学就开启着反对巴洛克艺术的传统。同样受温克尔曼的影响，黑格尔的美学体系深深打上了历史主义的烙印。他所提出的绝对精神具体化就产生了人类历史，而绝对精神是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统一。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即理念，存在于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阶段，而由于艺术所表达的是理念的感性的一面，因此，艺术存在于绝对精神的最低一层。温克尔曼将历史发展与艺术变化相结合，将艺术看做一种有机的整体，将时间顺序与空间逻辑相结合，这无疑是温克尔曼的一大贡献，到了黑格尔这里，他同样继承了温克尔曼的分期方法。黑格尔根据在艺术内容中表现理念的不同方式，将艺术分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作为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象征型艺术中的理性尚在抽象阶段，仅仅是随意的表现出形象而理念与感性形象并未分离，这一类型的艺术多与建筑相对应；古典型艺术比象征型艺术更多的将理念与感性内容结合起来，多出现于雕刻艺术当中，古典型艺术将精神性的理念更多的融合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之中，使自然的东西在这种形式中统一的理想化，从而达到了艺术的顶峰；浪漫型艺术将古典型艺术的那种理念与精神的统一破坏，精神返回到内心生活，更加注重内在心灵的自由，外在的形式无法捕捉精神的丰富性与无限性，这种类型的艺术多体现在绘画和诗歌领域。黑格尔将美学进一步哲学化，在他的美学体系中，艺术之美就体现在了对理念的感性显现，是内在与外在、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过程，而美与艺术的本质就是感性形式与内在绝对精神的统一，黑格尔向我们展现了更为清晰的艺术史的演变轨迹。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重点项目资金资助“古典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回声――以叶芝、艾略特、奥登为中心”[项目号：YJSCX2016-044HLJU]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邵大箴译，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杨自伍译，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丁世中译，斯达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