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篇（1）

一、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实践提出的挑战

金融创新行为的动机简单地看是由于盈利动机的驱使，但是从深层次看却是银行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滞后，以至于阻碍了银行机构向更高的阶段进一步发展。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机构传统的经营方式不再有利可图，他们过去向客户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越来越难以出售，而传统的金融工具也已不能大量的吸收资金，因而为了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不得不寻求创新；另一方面，各银行机构面临的严格管理使得规避管理法规的过程变得有利可图，某一个机构避开管制后提供的服务往往给它带来丰厚的利润和市场占有，因而严格的监管本身就成为刺激银行业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金融创新更多地应该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博弈来理解。银行为了逃避监管，开拓市场而进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与监管活动之间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博弈的过程，即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但是至今的实践表明，银行监管活动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银行监管是一个被动的过程，金融创新给银行监管的实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1．金融创新使银行监管目标的权衡更加困难。银行监管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安全目标，一个是效率目标。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看，银行体系的安全和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阶段，银行体系的效率目标却是更加突出。比如70年代末，过度严格的银行监管造成的银行机构效率下降和发展困难使得这一时期的监管更偏重于效率目标。金融创新的最深层的原因就是规避管制，追求发展和效率。但是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在银行监管的安全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金融创新在提高了银行体系的效率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风险。在面临着全球竞争的压力和本国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定之间，银行监管如何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协调？

2．金融创新使得银行监管的客体更加复杂化。金融创新使得银行监管的客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是金融产品和组织创新模糊了分业经营中各专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他们之间的业务相互交叉和渗透，业务趋同，银行也逐渐发展成为超大型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业会通过创新绕过各种监管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行业渗透。二是市场的创新使得一国的银行机构在现在条件下不可能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对外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一国的银行通过各种创新活动向国际市场渗透，广泛参与国际金融活动。这样对国内银行在境外的金融活动的监管就变得遥不可即。同时，一国的金融体系也会暴露在国际金融风险之下，这给银行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三是新的业务形式和金融产品的出现，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如网上银行的兴起。四是银行机构和其他各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局部的金融风险很容易转化成全局性的金融风险，造成所谓的传染效应，从而更容易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3．金融创新给银行监管主体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分业监管还是混合监管的选择问题。毫无疑问，面对着银行业务日益综合化的趋势，原来界限分明的分业监管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

4．金融创新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银行监管一直以来是以外部监管作为最主要的监管方式，强调严格的立法和监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行为也作出了很多的外部规定。这种监管方式主要有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和标准化的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是以行政命令对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标准化的监管方式则沿袭了行政命令式监管的原理，将资产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级别，并对每种类型确定固定的资本要求。这种监管方式明显不适应金融创新下的新要求。它们存在着信息和经验不对称的问题，而且没有考虑银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动态过程，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也容易造成一刀切的问题。

5．金融创新对传统的监管理念的挑战。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的动态回避过程与相对固定的银行监管框架之间是一对矛盾体。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之间的博弈总是表现为监管方的被动。危机导向的、事后的、传统的银行监管总是被动追踪金融创新，会使监管效率大大下降，并且造成监管成本的增加。

二、银行监管应对金融创新的一般实践

1．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较之传统银行业务，银行的创新业务在收益更大的同时，风险也更大，且更容易扩散，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也更加直接和猛烈。因此，只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的监管已经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只有并重监管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业的整体风险。

2．从注重外部监管向注重内部和外部监管并重。针对银行监管与金融创新博弈的被动地位，监管理念应该不仅仅从外部力量的介入的角度来考虑有效监管的问题，而且外部监管随着创新和变革的发展，其缺点不断暴露，比如市场敏感度低，不能全面及时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从银行内部与监管机构激励相容的角度来使银行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根据激励相容理论建立的监管的方法就是预先承诺方法。银行在预测期初向金融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为该期内可能发生的损失作准备，而监管当局则根据银行承诺的水平设计惩罚和奖励措施，并不再对银行进行例行的资本充足检查，但是这种方法的实施对监管水平的要求较高。另外，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了日益重视，认为只有保证信息的完备透明，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对银行起到正确的激励。

3．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统一监管体制是指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保险、证券等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的一种制度。与此相适应，金融监管也应该打破分业监管的模式向统一监管转变，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保险和证券的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但是在具体的监管主体的改革上，是采用一元化的超级监管机构还是在保持监管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加强各个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二者有利有弊，具体的选择需要对实际情况作出更细致的选择以后才能加以确定。

4.从一国监管向跨境监管转变。本国银行向海外市场的扩展也是一种金融创新——市场创新。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越来越多，其业务收益来自海外的比重日益提高；而另一方面，电子银行的发展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很难判断其交易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完成的；离岸金融业务的拓展也使得部分金融机构偏离于监管视野之外。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将一家银行的境内外机构境内外业务进行并表监督。另外，加强不同国家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分享和交流，监管的分工和协调，以有效杜绝国际银行监管的真空。

三、对我国银行监管实践的启示

1．我国的监管目标的选择。竞争的激烈和创新的加强，无疑会提高效率，但是同时也加大了风险。面对着竞争的压力和我国银行业经营效率低，坏帐率高的现实情况下，监管当局如何在安全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找出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是关系到银行监管效率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需要重新认识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改变对金融创新不论青红皂白一律封杀的做法，对有益于发展并且风险比较容易监管，不会增加太多监管成本的创新，不妨进行鼓励，以提高我国银行的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当地考虑到效率目标。

2．我国监管重心的转变。我国一直以来对银行的监管注重的是合规性的监管，重在对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范围和行为的监管，其中突出的问题是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尤为不足。并且这些静态的监管措施明显地落后于市场的发展。为了扭转这些不利局面，我国现阶段银行的监管重心应该改变，利用我国现阶段对监管水平要求不是很高的有利时机，把监管重心放在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落实上，尽快制定和建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损益等经营管理业绩的综合考核和评价体系。在体系完善和外部监管的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和加强商业银行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追踪世界最新的实践成果，提升我国银行监管的水平。

3．对我国监管主体的要求。金融监管客体的巨大变化表明我国分业监管的做法应该适应客体的综合化、国际化的变化。适应于国内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和交叉，混合监管似乎成了一个趋势，适应于银行业务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应该加强我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同国外机关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与各国监管当局的定期磋商和交流制度，通报互设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程度，杜绝对银行跨境活动的监管真空。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混业经营的规模和全球化的发展程度均比较低，没有对统一监管提出很迫切的要求，尽管银行监管机构缺乏与其他监管当局的协调配合，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但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在现阶段做好分业监管的同时，不断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合作，为未来的统一监管打好基础。

4.改善监管环境。加快与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外部市场竞争和约束的作用，所以应该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力。

参考文献：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篇（2）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深化及金融自由化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推动金融创新产品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创新产品风险所引发的。如何对进行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主要类别进行探索分析，并创新探讨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监管深化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金融创新产品的界定及其发展

关于金融创新产品，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金融产品创新理论来看，金融创新首先包括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如果以国别为界限来划分，金融产品创新就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创造或引进一种新的金融产品。不管是自主创造还是引进创造，从市场经济的交易行为角度来看，金融产品创新都通过一定范围界限的金融市场上的一种新的法律合约来界定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反映了金融工具与金融服务及金融制度的创新内容，也体现了金融技术的创新内容。熊彼特提出了5种创新:一是出现了一种新的产品或服务，或者对已有的产品或服务进行了显著改进；二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三是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四是发现了新的原材料；五是对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了重组。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定义对金融产品创新具有理论启发和指导意义。根据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定义，从金融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来看，金融创新基本上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技术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服务的创新、金融机构经营方式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等。Jacque (2001 )认为金融创新包括金融中介的创新、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服务的创新、金融技术的创新及新的金融市场；Tufano(2002)认为金融创新是一种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技术、金融市场行为以及新金融机构的创造等等。

从金融创新产品实践来看，金融创新产品体现为一种全新的产品特性，但更多地体现为对现有金融产品某一个或某一些产品特性的增加、删减、改变、综合等。Desai 和 Low(1987)就将金融产品看成是包括收益率、期限、流动性和所承受的价格及信用风险等一系列产品特性的合约；Niehans(1983)则从金融创新产品功能角度提出金融创新产品是现金与未来货币的交换功能、借款与贷款的连接功能、支付功能等将3类基本产品功能与服务的分解或组合。但不管是金融创新产品的理论还是实践，这种产品创新显然都是以促进金融机构生存发展、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为目标性特征。

因此，本文以金融深化理论创新与金融自由化实践发展为背景，将金融创新产品定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竞争的加剧，金融机构为提高竞争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因素，运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工程等科技创新技术和现代数学、博弈论等专业知识所开发的金融创新产品，主要包括浮动利率票据、货币远期以及抵押支持证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互换(CDS)等。其中发展最突出的对金融经济影响较大的如资产证券化创新产品，以及在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生成的CDO产品及CDS产品，2007年次贷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由这些产品风险所引发。

二、金融创新产品的主要风险分析及监管深化

从理论分析与金融实践来看，金融创新产品既有固有风险，也有外部环境影响产生的风险。因此，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具有不同的特点。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对金融创新产品风险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与研究。Llewellyn(1992)在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金融风险分为价格、收入、信用、汇率、国家风险等5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IS，2004）提出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利率风险等4类金融风险；等等。

风险就是导致收益率降低或损失的不确定性。从前述金融产品创新理论分析及金融创新产品实践来看，尤其是从MBS、CDO、CDS等金融创新产品所涉及的原始债务人、原始债权人、发起人或出售人、管理人、证券发行人（产品组合设计人）、投资银行、信用担保人、信用评级机构、信托机构、投资人以及会计师、律师、税务师、金融分析师等产品流程及相关人来看，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分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主要包括基础资产风险、产品设计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系统性风险等风险。

基础资产风险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产品的基础资产的价格波动风险、价值下降风险等。例如汽车贷款抵押证券和居民住宅抵押证券中的基础资产即汽车或住宅的市场价格波动，以及汽车或住宅的折旧、报废灭失等引起汽车贷款抵押证券和居民住宅抵押证券的价格下降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引发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扩散就与住宅抵押证券的基础资产即住宅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有关。

金融产品设计风险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产品设计中关于赎回率、赎回期的设计等风险。这类风险主要是由产品设计不科学所造成的。

操作风险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在金融创新产品的相关操作过程中，由于内部程序不健全、人员能力不够、系统不充足或运行失当以及外部事件冲击等原因导致操作不当而产生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可能性，包括政治法律监管环境等外部因素如税收提高引起的风险和金融机构内部处理流程不完善、信息系统操作失误、工作人员能力不强等内部因素引起的风险。巴塞尔银行业务条例和监管委员会（BIS，2001）认为操作风险是由于不完善的或失灵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外部导致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一般表现为清算失误、交易记录错误、信息处理系统故障、内部舞弊、虚假交易、不适当的销售技术等。

信用风险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产品合约未按规定履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与金融创新产品的贷款信用级别及银行授信期限、授信集中度等相关。信用风险主要包括违约风险、交易对手风险、信用转移风险，以及外汇管制等国家风险，也包括由于财务还款能力下降引起信用评级降低所导致违约可能性增大的风险和破产、无力偿付债务、债务交叉违约等信用事件。巴塞尔协议将信用风险与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支配水平紧密相联。在金融创新产品的信用风险中，不仅仅表现为产品所涉及的信用贷款无法偿还，还表现为信用评级不当所引发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主要是指金融机构由于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导致资金资产的流动性出现困难从而引起损失的可能性。香港金融管理局将流动性风险定义为资金流动性风险和市场流动性风险，前者指金融机构无法将资产变现或取得足够资金，以致不能履行到期责任的风险，后者指由于市场深度不足或失序，以至金融机构在处理或抵消手上所持某些风险时无法不使市场价显著下跌。乔尔・贝西斯将融资能力也纳入流动性风险，认为流动性风险包括在正常成本条件下缺乏融资能力的风险、市场流动性以及资产流动性风险等，而市场流动性弱会导致融资困难，这时金融创新产品的证券票面价值折扣较高，从而引起资金的流动性进一步降低。

汇率风险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产品的收入和成本由于汇率变化而进行调整所导致损失的可能性，汇率风险一般通过本外币的汇率兑换损失及兑换手续费等引起的，与金融创新产品的资产负债管理相联系，尤其是与金融创新产品的国际交易有关联。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国际资本开始频繁流动，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开始剧烈变化，导致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急剧加大。

利率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利率的波动导致金融创新产品的收益下降或成本上升所引发损失的可能性。由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的发展，金融创新产品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而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较大，一方面诸多影响因素导致利率所受影响因素越来越多，利率波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利率的波动性又导致金融创新产品及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增强，从而使金融创新产品的利率风险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

通货膨胀风险主要是指金融创新产品的实际收益率下降或者成本上升导致损失的可能性。通货膨胀通常会导致单位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最终引起货币持有人实际余额的下降。由于实际利率约等于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当名义利率一定时，通货膨胀率上升就会引起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导致金融创新产品的实际收益率降低。

关于系统性风险，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从理论研究来看， Mishkin(1995)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指扰乱一国金融市场的信息传输并导致该国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为具有最佳投资机会的部门进行融资的突发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国际清算银行（BIS，1994）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指系统的一个参与者违约引起其他参与者违约而引发的链式反应导致广泛的金融困难的可能性。综合分析有关理论与系统性风险实践来看，系统性风险应该指特定事件的冲击引发一国甚至全球范围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针对上述金融创新产品的主要风险，必须要推进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监管深化的理论与实践（余海斌、王慧琴，2010）。要进一步推进监管深化，就要针对金融创新产品的主要类别，设计完善金融机构与金融创新产品的内部控制、内部稽核、内部审计等工作流程，以及金融创新产品业务监管指标体系、金融信息收集与共享机制、加强金融创新产品的动态监管等等，以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识别与控制。针对不同的金融创新产品风险，既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监管，也要加强金融创新产品外部风险的监管，尤其是针对基础资产风险、产品设计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系统性风险等风险的主要特点，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方法和监管技术，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

参考文献：

[1]Jacque,L.L.(2001):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Emerging Capital Markets;Chaper 1 in Jacque,L.L.,P.M.Vaaler(ed.),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the Welfare of nations :How Cross-Border Transfer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s Nurture Emerging Capital Market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Norwell,Massachusetts. p.2

[2]Tufano,P.(2002):Financial Innovation: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and The Next;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Rev.June 2002),forthcoming in The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ed.George Constantinides,Milton Harris and Rene Stulz.p.4

[3]Desai ,M. and Low ,M.(1987):Meawuring the Opportunity for Product Innovation. In M. de Cecco (ed.),Changing Money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pp.112-40.

[4]Niehans ,J.(1983): Financial Innovation ,Multinational Banking and Monetary Policy ;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7,537-51.

[5]Llewellyn,K.(1992):Financial Innovation:a Basic Analysis;Chapter 2 in H.Cavanna(ed.),Financial Innovation,pp.14-51.Routledge,London. p.21

[6]Mishkin,F.S.(1995),“Comment on Systemic Risk”,pp.31-45 in Research in Financial Services: Banking ,Financial Markets ,and Systemic Risk(Vol.7),ed. George Kaufman. Greenwich, CT: JAI Press.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27-03

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是指商业银行受到外部刺激或内部推动，根据其内在特点开发那些被客户看来是重要的并能极大地增进他们内部价值的各种产品创新的总和。这里的产品包括产品本身和跟进的服务。产品与服务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产品可以独立销售，可以取得收入，形成银行和客户的独立合同关系。服务是产品销售或交易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步骤，可以是合同中的部分条款，也可以是银行为促进产品销售和交易向客户提供的帮助或额外便利，一项服务与一个或多个产品相关，但多数不能脱离产品单独存在。

商业银行产品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银行各方面人员的协作和共同努力。商业银行产品创新涉及客户需求采集和市场反馈收集、信息的归纳分析、产品概念模型、产品可行性研究、产品功能和流程设计、相关信息系统开发、新产品试点、产品推广和营销活动以及产品后期评价等诸多环节。在这些环节中，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客服人员、产品经理、产品专家，战略执行、研发团队，技术、风险、法律等各方面专家都需要参与，真正实现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正是由于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对其影响因素（前因变量）进行研究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商业银行创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本文将对国内外商业银行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一、国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金融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Easingwood和Storey{1}早在1991年就揭示了关键的金融创新成功因素：内部营销和协同、沟通策略、整体质量、技术优势、市场研究方法、营销网络支持、直邮支持、快速响应等。Brentani{2}发现了包括数十项活动在内的6组关键因素：正式的预先计划和评估，正式和广泛的市场引入程序，支持性和高度参与的开发环境，市场导向、客户驱动、专家驱动的开发过程。Edgett和Parkinso{3}将商业银行产品创新成败的影响因素分为管理层/员工取向、开发过程活动和环境评价三类，具体包括市场适应、组织管理、市场研究、上市有效性、市场潜力、设计测试、员工取向、商业分析、预评估、资源分配和项目更新等11个因素，并构造模型利用这些因素直接预测成败。随着人们将创新成败标准进一步量化为创新绩效，影响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绩效的因素研究逐渐成为主流。Cooper{4}等学者总结了产品优势、营销支持、市场性质、开发过程、企业环境等五类共104个影响金融创新绩效的变量，通过因素分析，不仅提取了财务绩效、加强关系和市场开发三类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还提取了影响创新能力的11个因素，更进一步衡量了不同因素对不同绩效指标的影响程度。在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关于影响因素与创新能力之间作用路径和作用机理的研究。Calantone和Benedetto{5}首先在其研究中指出了产品创新的风险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建立模型，对组织结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风险因素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组织结构影响技术、营销资源和技能的获取和配置；技术、营销资源和技能又分别影响技术活动和营销活动；进而，营销活动影响市场信息的掌握，市场信息和技术活动共同影响产品质量；最终，营销技能、营销活动、技术活动和产品质量共同影响新产品的开发。其分析结果显示，除营销活动对新产品开发成功影响不显著外，其余影响关系都显著。Kleinschmidt和Cooper{6}关于产品创新风险因素之间及其与产品创新成败的关系的概念模型显示，市场和公司环境共同组成创新项目的环境因素，并作用于产品创新的流程因素和战略因素；项目流程因素作用于战略因素，并最终影响项目的成败。其中，市场因素分为市场吸引力、购买性质和竞争形式等；公司环境因素是指营销、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资源、技能和经验之间的协同以及创新者对此的熟悉程度；新产品流程因素包括产品定义、流程所包含的各种活动以及项目的组织等；战略由产品优势、非产品优势和市场引入战略等因素组成。Athanassopoulou和Johne{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金融服务创新过程中的沟通流会对新产品研究成功具有显著影响。Bates and Khasawneh{8}检验了组织学习文化、知识转移氛围和产品创新的关系，发现组织的学习文化会促进知识转移氛围的形成，同时，良好的学习文化和知识转移氛围都会显著地影响组织的产品创新效果。Weerawardena， O’Cass and Julian{9}检验了产业结构和组织学习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证明在不同的产业结构下，组织学习都能够积极地推动组织的产品创新。Chang and Lee{10}的研究也证明支持型文化和创新型文化对管理和技术创新都有积极影响。Shu-Hsien Liao等学者{11}研究发现组织学习会调节组织的文化和金融业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组织的文化会通过知识获取过程影响到组织的学习和创新效果。

二、国内研究述评

尽管国外有较多学者利用各种定量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影响因素，但国内只有极少数研究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国内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产品创新现状、问题、策略等方面的理论探讨，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1.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现状分析以及未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国内绝大部分研究集中在这一领域，例如，周梅{12}从理论上探讨了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动因，对银行产品创新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从体制机制、创新策略、组织人力、风险管理等方面，对我国商业银行如何进一步提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提出了有关建议。卜亚{13}在分析国内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金融脱媒、银行资本约束等动因的基础上，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积极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银行业产品创新的策略，其中包括：金融创新必须注重风险防范、实施混业经营，促进金融创新、实施金融创新由外力推动向内部驱动转变等。刘凤军和张屾{14}指出中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整合性不强、市场营销与产品研发缺少互动、配套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商业银行产品创新机制、有效实现营销模式转变的对策建议。徐爽等学者{15}在对金融创新和产品设计趋势的研究中，通过分析真实世界行为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推导出投资者的配置需求，并针对性地讨论了恰当的衍生证券解决方案，分析发现基金的价值增长过程能够在市场完备化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真实世界的行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可以写成基金的价值增长过程简单期权的形式。

2.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评价。国内少数定量研究集中在针对上市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评价方面。例如，肖科等{16}利用1985-2002年的有关数据对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进行评价，认为金融创新力水平是人均利润与人均金融资产占用量的比率。指出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力水平由持续下降转向稳步上升，并且与银行经营效率呈高度正相关。曹蒸蒸{17}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现状并界定了商业银行产品创新。提出可以通过创新业务能力、技术水平、人力资源水平、风险控制力四个维度来评价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刘星等{18}使用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03—2007年披露的48份年报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与银行创新之间的关系，该研究使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中间业务收入）作为衡量银行创新能力的指标。

3.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如前文所述，国内只有极少数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研究。阎洪等{19}从“全球银行”的概念和“价值链”的理念入手，强调新产品创新的价值贡献和重要意义，并且进一步从“链”的角度分析新产品创新机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于晨曦{20}分别从厂商理论的观点、博弈论的角度和交易成本学说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产品市场存在过度竞争，过度竞争使得商业银行收益率降低，而后商业银行可能降低服务质量，并且影响在金融创新方面能力的提高，其结果变为两败俱伤，提出开展业务、技术合作，结成战略联盟，加大银行间同业协会的作用，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观点。李建英、冯琴{21}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具体情况，从外部环境、内部行为者和内部动力三方面分析商业银行服务创新的动力，对11家银行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战略管理和组织因素对商业银行服务创新起关键推动作用，只有协调各种动力因素，才能促进服务创新的发展。雍灏等{22}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了我国金融产品创新的资料，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分析方法，考察了开发过程、营销因素、市场环境、组织管理和风险管理等关键因素影响创新能力的作用路径和效果，以指导我国金融机构对产品创新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三、研究局限及未来趋势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局限和空白，例如：商业银行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没有考虑权变因素和控制变量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缺少严谨规范的实证研究等。针对上述问题，未来可能的研究议题包括以下几点：

金融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性行业，从知识管理的视角研究知识创造过程和知识管理系统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分析商业银行中知识管理系统对知识创造能力和产品创新的支撑作用，这将完善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理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从吸收能力的角度研究其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影响。吸收能力这一重要概念自从Cohen和Levinthal在1990年提出以来，就与企业创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然而绝大多数研究没有针对特定行业或只针对制造业进行实证，极少针对金融业进行研究。由于银行业本质是同质性行业，其产品创新具有一定独特性，因此有必要针对银行业探索吸收能力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并利用中国商业银行的数据加以检验，只有这样，得到的结论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才更有指导意义。

基于权变理论，探索权变因素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目前，对于某些权变因素（如社会整合机制、利益独占性等）和控制变量（银行规模、创新战略等）如何影响吸收能力与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鲜有研究涉及。由于这些权变因素和控制变量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创新能力和前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银行创新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针对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或前因变量的研究，绝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议题，笔者相信还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索、逐步求证。只有明晰产品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商业银行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创新战略并成功实施，提升核心能力，保持竞争优势。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基于SECI模型的知识创造与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研究”（2012M510362）]

注释：

{1}Easingwood C. J. Storey C. Success factors for new consumer financial servic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1991， 9（1）：3-10

{2}Brentani U. The new product process in financial services： Strategy for succe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1993， 11（3）：15-22

{3}Edgett S. Parkinson 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inancial services： Identifying determinants of success and fail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1994， 5（4）：24-38

{4}Cooper R. G. Easingwood C. J. Edgett S. J. et al. What distinguishes the top performing new products in financial services [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1994，11（1）：28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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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篇（4）

在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内的学者较为关注商业银行产品创新会受到金融环境的影响，并且学者所持的态度都是积极的，人为开放金融环境能够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因为在开放的金融环境下，我国的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可以向国外先进的、科学的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模式，从而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就会获得较大的提升。在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的学者对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研究较少，并且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一、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业环境改变，银行不断改革创新，以适应新的环境。各个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地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推出新型的金融产品。随着2013年余额宝的推出，我国各商业银行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结合自身银行的发展需要，创造性地设计了各类型的新型宝宝理财产品（见表1）。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相继推出专门的产品创新机构，致力于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建设银行通过研发机制，取得了很大成果；工商银行借助技术平台，完善了创新管理体制，为产品创新提供了大力支持。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存在的问题

1、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近些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开办的金融产品业务达到了几百种，虽然种类繁多，但起主导作用的只是那些筹资功能较强、常用的结算类、类业务产品。各商业银行都比较倾向于发展收益较高的金融产品，使得产品结构趋同，市场上会充斥着不同命名方式，本质却是相同的金融产品，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不利于彼此的发展，金融产品创新的速度受阻。此外，银行在竞争过程中可能会不计成本地降低价格，结果必然导致金融创新产品的整体收益降低，金融服务质量下降，对行业发展不利。2、金融产品创新环境受限。我国金融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金融业难以形成自由竞争格局，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空间大。我国当前的金融业的格局仍然是分业经营，政府金融管制仍较为严格，使得商业银行无法自由施展拳脚，金融产品创新的空间受到限制。3、产品创新机制不完善。我国金融产品创新的设计基本是由各银行总行完成的，各分支行主要工作金融创新产品进行营销推广，各分支行没有权利主动进行金融工具和经营手段的创新。因此，熟悉市场情况、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实时信息的前线员工，参与到金融产品创新。而总行设计的金融产品对市场需求反应迟缓，造成产品与市场脱节的状况，不利于资源整合和效率提高。4、金融产品创新而临风险较大。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能够转移和分散金融风险，但有时候，有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在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的同时产生新的风险，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商业银行没有一套有效、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就无法有效规避产品创新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金融产品创新不仅不会给商业银行带来效益，反而可能因为违规经营而增大风险，给银行带来损失。

三、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对策建议

我国的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在创新过程中的重复率较高，并且也不具有强烈的金融产品的创新意识，而金融产品的整合程度也较低，不够清晰的金融产品的创新战略定位，金融产品的创新也受到创新环境的限制等是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不利于与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更不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在进行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需要的坚持的原则有很多，包括以客户为中心、加强外部合作原则和循序渐进原则等，在金融产品不断的创新过程中方，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创新的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对策。1、完善金融创新监管法律体系。立足于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制定金融创新监管法律体系，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完善，法律体系的制定有利于实现对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的管理，还能够实时追踪金融产品的交易，金融产品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体系上的到明确，有关法律方面的空白被填补。完善的金融创新监管法律体系能够很好的满足金融市场的发展需求。2、放松金融管制。金融管制要逐步的放松，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并为产品创新提供良好的创新和发展环境。现阶段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混业经营，我国的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发展深受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就需要监管部门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促使我国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创新活动在自由广阔的空间开展。3、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中金融产品的创新活动缺乏完整的金融创新支持体系，不利于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商业银行的发展，因此，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需要尽早的建立，并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的健全和完善。加强引导金融机构，及时的排除投机性强和风险性大的金融项目。提供给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创新的支持和保障，尽量的降低金融创新中的风险，也要尽可能的消除金融产品创新失败带来的负面效果，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4、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人是创造产品的主体，人才素质的高低能够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高素质、经验丰富和专业性强的人才是优秀产品创造的有力保障。因此说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专业人才的人文关怀也较为重要，一个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金融机构，不仅要具有吸引专业人才的优势，还要具有把专业人才留住的能力。

四、结语

本文为提升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水平提出了一套普遍、系统的方法，但限于作者的精力和时间，尚不能针对不同银行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对策，拟在今后研究中予以完善。同时，本文虽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产品创新指导方法，但是产品创新观念的调整，产品创新体系的改进和风险管理的积极应用，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监管政策的逐步调整和商业银行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篇（5）

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纷纷抢滩设点，与中资银行展开了面对面、肩并肩的竞争，应对挑战，我国银行业加快了产品创新的步伐，产品结构和服务品种渐趋多样化。平心而论，两者相比，我们居于下风。本文以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我行）为例，拟对金融产品创新和整合的现状进行探析，并提出一些建议与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产品创新和整合就是指银行根据金融产品的固有特性、发展规律，运用经济、金融、管理等多种手段，变换产品要素和组织方式，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表现形式。国际上金融产品创新理论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主要有：1、“规避管制”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创新的内因是由于银行为了获取利润而回避政府管制所引起的。2、“技术推进”理论。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业新技术的应用是导致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3、“交易成本”理论。20世纪80年代，汇率、利率剧烈波动，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为控制投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金融业陆续推出了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期货交易等金融新品。

纵观我国银行业，金融产品创新是增强盈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随着“资本性脱媒”和“技术性脱媒”的加剧，传统的以利差收入为主体的单元收入结构已严重制约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增强，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商业银行是经营信用和货币的特殊企业，但它如同一般工商企业一样，也是通过出售产品和劳务来实现发展的，金融产品的升级换代、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新产品的设计、包装和推广对于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金融产品创新又是商业银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金融产品创新必然伴随着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有利于金融部门通过多种途径来消除风险，增强流动性，实现风险的分散化。

二、现状与成因

近年来，我行遵循“三性”原则，结合业务发展的实际，大胆进行探索，推出了一大批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但是，结果依然不尽人意。首先，科技开发力度不大。受现有系统技术、安全和费用等因素的限制，产品创新相对滞后；其次，业务运行机制不活。快速、灵敏的市场反应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无法满足产品创新快速、灵活的要求；产品创新整体规划性差，功能单一，不能形成具有“冲击力”的“拳头”产品。再次，产品管理模式滞后。没有形成一套针对产品创新的有效的评估体系和监测体系，产品难以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具体表现在“五个多、五个少”：1、业务品种多，品牌产品少。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行逐步改变了经营传统业务的局面，银行卡、票据贴现、个人房贷、个人理财等业务不断发展，给客户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但是，与他行相比，往往大同小异，社会认同度较低。相比之下，招行的“一卡通”等产品已形成品牌，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较高。2、单一产品多，复合产品少。最近几年，我行对产品进行了一定的整合，但从整体上看，功能单一，缺乏深度挖掘；产品之间界限分明，缺乏相互联系，整体竞争力不够。我行的银行卡可谓琳琅满目，但功能专一，与此相反，光大银行推出“一卡七通”银行电子化产品，集“航旅通”、“汇市通”、“理财通”、“银证通”、“存贷通”、“缴费通”、“一柜通”于一身，丰富了银行卡的功能。3、低附加值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我行金融创新的重点放在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对财务顾问、投资融资顾问、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等开发还处在初级阶段，发展空间很大。4、负债类产品多，资产类产品少。在已有的金融产品创新中，负责类创新明显多于资产类产品创新，而且，在资产类创新产品中，真正能够兼顾保证收益、便于流动、转嫁风险的低成本营销型产品寥寥无几。金融产品创新结构的不均衡破坏了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本应具有的整体协调性，降低了金融产品创新的功能和作用。5、模仿产品多，特色产品少。我行的金融产品创新范围虽广，但大部分是通过“拿来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属于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小的低层次金融产品，体现现代金融业务发展趋势的新产品创新进展不大。

我行在产品创新和整合中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很多，一方面我行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格局，部门之间协调不够，沟通不多，单兵作战现象突出，创新和整合的成本过高。另一方面，我行缺少既通晓金融理论又具有金融实践，既熟悉金融业务又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素质、高智力的复合型人才，不少经营者还不能以战略的眼光正确认识金融发展态势，对产品创新和整合的系统性、可持续性认识不足，而一般员工对现代银行的经营理念、产品开发、营销策略等认识模糊，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业务发展的需要，而且我行的信息科技水平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远远满足不了金融产品创新和整合的要求。

三、对策与建言

为加快我行产品创新和整合的步伐，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提升实力，我行要及早制定科学的策略，采取可行的措施，化最短的时间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好的效果。

（一）健全组织架构

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整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银行的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需要整体协调、统一规划，利用多种资源，整合多种力量，发挥整体作用。因而，我行要通过组织再造，建立健全产品创新机构，统一规划产品的创新和整合。这包括：(1)总行、省分行设立产品研发部，其主要职责是：本行产品的研究、设计、开发工作；协调各业务部门在产品创新方面的关系；新产品的试点和推广工作；对我行产品发展状况进行检查、督导、奖惩；关注国内外银行发展趋势，搜集同业产品创新信息，总结经验教训；搞好产品营销的售后服务工作，及时处理市场反馈信息，以优化产品和服务；指导下级行产品创新和整合工作；开展市场调研。(2)二级分行设立产品创新和整合小组，其主要职责是：深入研究当地市场动态，全面搜集他行信息，并报上级行；结合本行实际，有效开展产品营销工作；因地制宜，提出适合本地实际的新产品，报上级行研发；配合上级行做好新产品的试点和推广工作；做好各类产品调研。总行、省分行研发部门要明确职责，提高效率；加强对创新过程的跟踪，确保进度和质量；加强队伍管理，促进人才成长。

（二）实施产品管理

要建立金融产品库，通过对现有金融产品的种类、运行状况、盈利状况、市场反映、发展趋势及同业金融产品信息等的收集，提供研发依据与手段；要加强对新产品的成本效益分析，真正把握好立项评审关，加强对产品开发全过程的控制，提高产品开发成功率；通过对产品的后评估，了解产品的运行状况、市场状况、盈利情况等，以便及时对产品策略进行调整与完善；要建立一套产品监测体系，对主要金融产品进行市场跟踪，及时反馈客户及系统内部的意见与建议，使产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提高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

（三）加大开发力度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篇（6）

【关键词】

金融产品创新；银行营销模式；问题与对策

一、前言

对于银行而言，金融产品是其盈利的基础保证，只有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才能为银行盈利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金融市场竞争压力逐渐加大，对银行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银行要实现盈利和发展，必须创新金融产品和变革营销模式，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然而，银行在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银行发展。对此，有关部门应对问题深入分析和提出解决措施。

二、金融产品创新与银行营销模式变革的必要性

（一）银行创新金融产品是营销模式变革的反应在银行营销模式变革中，必须创新金融产品，进而为银行提供充足动力。由此可见，金融产品的创新是银行变革营销模式的真实反映。对于银行而言，其营销手段相对较多，如创新产品、调整金融产品价格、加大宣传力度、重视培训等。基于多样化手段的营销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银行经济效益。就银行营销模式变革而言，无论采取何种营销手段，都以金融产品为基础条件，其最终目的是为金融产品而服务。由此可见，银行创新金融产品是营销模式变革的重要反映[1]。

（二）银行竞争压力较大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银行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因而对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改变营销模式有着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银行不仅面临着国内银行业的竞争挑战，而且外资银行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长期以来，银行发展中积累许多经验，能够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但银行运营成本仍然相对较多，不利于银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银行金融产品而言，其种类多样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银行带来诸多经济利益，但其营销手段仍然处于劣势地位。首先，外资银行的营销模式更为多样化，能够针对不同目标市场而设置具有差异性的营销手段，使营销更具针对性、有效性；其次，外资银行有着品牌战略优势，对客户有着较大影响力；最后，外资银行的创新能力良好，能够及时对金融产品进行创新。基于此，我国银行要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必须创新金融产品和改变营销模式，以更好应对激烈的竞争[2]。

（三）金融产品创新和营销模式改变适应社会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和营销模式变革有着更高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确保银行始终保持与时俱进性。金融产品是银行盈利的重要保障，为客户提供金融产品服务，有助于吸引客户眼球，使之为银行带来商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带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银行客户对银行金融产品有着更为多样化的需求，对银行而言，既是发展机遇，又是挑战。基于此，银行必须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变革营销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推动银行的发展进程[3]。

三、金融产品创新中的问题

（一）金融产品研发能力不足目前，我国银行金融产品中，其研发能力相对不足，导致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进程较为缓慢。首先，在金融产品创新中，其针对性不强，不能满足客户对金融产品的实际需求。在金融产品创新中，相关人员以银行利益为主导，未能充分了解客户对金融产品的实际需求，导致营销模式变革难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银行创新金融产品时，应实现技术与产品的结合，以加快金融产品转型。然而，工作人员在金融产品创新研发中，未能与技术有效融合[4]。

（二）金融产品配套机制不完善对于银行而言，在金融产品创新中，其配套机制相对不够完善。首先，未能针对金融产品创新而设置专门的组织，导致银行金融产品创新中缺少“领头羊”，未能对金融产品创新工作负责。基于此，银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相对较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和降低银行经济效益。其次，缺乏专业型人才。金融产品创新工作中具有较大的学问，对专业人才有着更大的需求。由于专业人才的素质水平高、业务能力强、营销意识具有创新性，因而能够符合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实际需求。然而，银行的专业性人才相对较为缺乏。

（三）金融产品整合力度不够银行对金融产品的整合力度相对较小，难以充分发挥金融产品创新的优势。首先，工作人员未能对金融产品进行整体规划，导致金融产品的分散性特点较为突出，而银行各部门工作人员之间不能有效协同合作，难以充分发挥银行的竞争优势，且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其次，银行对产品缺乏有效的管理，其管理体系不够健全，未能为工作人员提供重要的工作依据，同时银行的品牌建设水平相对较低，对银行金融产品创新产生不良影响[5]。

四、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营销模式的对策

（一）提升银行的营销能力为进一步转变银行营销模式和加强金融产品创新，银行必须提升自身的营销能力。对此，银行采取交叉销售模式具有必要性，不仅能够增强银行的竞争力，而且可以提升金融产品服务能力和经营效率。首先，充分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通过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分析，并针对实际情况而开展具体的金融产品服务活动。其次，基于交叉销售模式的营销手段，能够最大限度了解客户的购买习惯、实际需求等，进而对客户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营销手段，以促成交易。由此，银行的营销能力得以提升[6]。

（二）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配套机制银行发展中，金融产品是其经济效益实现的关键，但加强配套机制建设尤为重要。所以，银行应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的配套机制。首先，建立和完善信息管理系统，不仅能够为银行内部员工之间提供知识经验交流平台，而且有助于客户经理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对了解和预测客户需求、发现目标市场等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由此，银行工作人员不仅要收集与金融产品相关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动态分析，而且要明确金融产品的生命周期，及时调整，以提升金融产品的价值。其次，针对银行员工而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激励制度。通过绩效考核，能够对银行工作人员工作能力进行测评，且能够激励员工不断充实自我和端正工作态度；通过激励制度，银行可以开展人性化管理工作，激发员工创造能力，对金融产品创新和营销模式变革发挥着积极的作用[7]。

（三）对金融产品与营销结构加强整合银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对金融产品和营销结构加大整合力度。首先，银行工作人员应增强对金融产品创新的认识，进而坚持正确的创新思想观念，以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发展。对此，银行工作人员应立足于市场营销角度，对金融产品实现分类重组，以提高金融产品的服务能力，对客户有着更多的吸引力。另外，银行工作人员应完善营销机制，重视各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性，提高员工间的协同合作能力。其次，进一步完善产品经理制度，指派专人担任产品经理，既了解不同客户群体对金融产品的实际需求，又制定具有差异性的营销策略，能够使银行金融产品服务更具针对性，有利于增加银行经济效益。最后，银行积极推广一站式服务，即客户购买金融产品过程中，只需与一个客户经理进行沟通和交流即可，而客户经理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基于此，不仅能够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与营销模式变革之间的联系，而且能够提高客户的信任度，对提高银行服务能力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四）加强管理在银行发展中，加强管理尤为重要。金融产品是银行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保障，只有创新金融产品，才能为银行提供经济的源泉。所以，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应进一步加强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管理。首先，建立和完善金融产品创新管理制度，为相关管理人员提供重要的工作依据。对于该制度，目前主要采用两种类型，各具优劣势，对银行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集中式的成本低，且具有集聚效应，有助于金融产品的统一营销，但其市场运作的效率相对较慢。分散式管理模式，能够实现专人或专部门的管理，其市场运作效率较快，但成本相对较高。所以，银行应结合发展实际而兼顾集中式与分散式管理模式，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制度。其次，对金融产品的创新采取分级授权措施，不仅能够加快金融产品更新的速度，而且可以降低营销风险，使相关部门对金融产品进行分级授权管理。基于此，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管理更具有效性[8]。

五、结论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既为银行带来发展机遇，又使其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金融产品是银行盈利的保障，只有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才能对人们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进而促进银行的快速发展。对于银行而言，金融产品创新是其营销模式变革的主要表现，能够为银行带来新的发展动力。目前，虽然银行金融产品创新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但随着银行等部门人员的不懈努力，能够提出有效策略，推动银行营销模式的变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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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篇（7）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让银行不得不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金融生态环境。入世后我国的商业银行必将与西方商业银行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种形势下，银行管理者必须能以一种更全面、更清晰的视角来审慎某些事件究竟是机会还是风险。2007年2月28日，中国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工程。这必将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资本协议下金融产品创新是商业银行运用新思维、新方式和新技术，在金融产品或服务、交易方式、交易，以及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创造性活动中，实现银行经营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一系列经济行为过程。简而言之，新资本协议下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是指商业银行通过不断创造、引进、模仿和推广新的金融产品，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金融消费需求，还包括引入国外已经成熟的金融产品，对原有产品的功能进行拓展，产品间重新组合，产品重新市场定位等。

金融产品创新的构成包括如风险转移型创新、业务竞争型创新、便利大众理财型创新、增加流动型创新、信用创造型创新、股权创造型创新等。当前，金融产品创新缺乏总体规划。金融产品创新缺乏系统性、科学性、规范性，创新效率低下，产品创新相对滞后。许多金融机构都没有一套严格完整的产品管理体系，产品体系没有较为合理的长期规划，以致银行存在操作风险等隐患。产品创新品种小和规模少，金融业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客户新的金融需求缺乏敏感性，很少考虑客户的层次化需求，金融产品品种单一，缺少个性化种类且存在重复设计现象，创新相对低级的层次无法有效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来抵御金融风险。另外，创新产品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在金融产品创新过程中，负债类业务创新多，资产类业务创新少。金融机构产品创新效率意识差，有特色的原创型创新较少，科技开发力量滞后。金融企业往往偏向于在无序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金融机构间的产品同质化，恶性竞争现象严重，导致了许多不计成本甚至负效益的金融创新产品，从而创新产品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难以得到市场的认同。

金融产品创新要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在金融领域，我国特殊国情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起步较晚，国民的金融知识与素质普遍较低，“先储蓄，后消费”的观念根深蒂固。应用新协议，开发金融新产品应当使优化资源配置、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和市场实际需求相结合。优化金融新产品的品种结构，多元化发展负债业务创新产品，积极开拓个人金融产品种类，深化基础产品的创新，因利导势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挖掘市场潜力，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新产品的开发可以优化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使较高风险权重资产向较低风险权重资产转移。金融产品创新应把风险防范和化解放在重要地位，强化信息批露、传播途径，在促进创新的同时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强化政府金融当局、信用机构对金融新产品的评级和市场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约束。强化风险管理体系与内控机制建设，从评级角度分析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风险问题的形成，为结构化产品评级，评级机构面临的问题是整个资产池中各资产现金流间的联合分布。另结构化产品的结构扩大了违约可能性、违约损失、违约相关性等因素的不精准估计和模型错误的效应，通常这些产品依赖假设、模型和人为参数定价，当这些设定有悖于市场时，相关估值就是错误的。只有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培养精通新资本协议的银行业复合型金融人才和队伍，才能为金融新产品的健康发展奠定可靠基础。交易人员不仅要有很扎实的理论基础，也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交易经验，对信息的敏感度以及很强的把握市场走势的能力。最好对数学模型、产品分解原理、计算机技术等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样才有可能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设计出具有可行性的优秀产品，并保证新产品能够为银行带来较高赢利。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营造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的金融环境。

参 考 文 献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篇（8）

一、 引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失衡中，最主要的经常项目逆差国依然是美国，但主要的经常项目顺差国则转变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失衡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失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关于全球失衡问题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的关系，其原因是：在现实基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差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之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在理论基础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金融发展理论逐渐成熟和完善。金融发展因素被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的这些最新进展为从金融市场差异视角分析全球失衡问题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在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近期（特别是2005年以来）有关金融市场差异和全球失衡关系的文献开始大量出现。总体来讲，这些研究遵循了两种基本的路径。第一种从宏观层面入手，基于净出口与储蓄―投资缺口之间的恒等关系，用储蓄和投资的失衡来解释贸易失衡。这类研究的核心是：金融发展差异是造成各国储蓄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储蓄率差异导致了国家间储蓄―投资缺口的差异，从而产生了全球失衡。第二种从微观层面入手，首先研究金融发展差异对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的影响，进而研究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如图1所示）

在第一类研究中，一方面，Svensson（1988）、Willen（2004）和Mendoza et al. （2006）构建的理论模型比较充分地阐释了金融发展程度影响私人储蓄的理论机制，Loayza et al. （1998）和Chinn and Ito（2005, 2009）等研究利用多国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机制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Dooley et al. （2004，2005，2009）提出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学说从汇率操控和货币发行国特权的角度解释了政府储蓄失衡（持续财政赤字）发生的原因。因此，基于宏观路径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

在第二类研究中，关于金融市场差异与国际分工关系的研究（如Beck, 2002；齐俊妍, 2005；包群和阳佳余, 2008 等）和关于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关系的研究（如钱学锋和黄汉民, 2008；Ju and Wei, 2005等）已经相对成熟，但全面地探讨金融市场差异、国际分工和全球失衡三者关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在这方面，Caballero et al. （2006）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该研究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存在金融发展差异的条件下，美国的持续失衡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均衡结果。由于金融市场相对发达的国家可以把更多的未来收入“证券化”，因而美国具有更强的提供优质金融资产的能力。东亚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快、有着较高的预期收入，但金融发展相对落后，从而无法为本国提供足够的优质金融资产。因此，美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实际上是美国为世界各国提供金融资产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研究的启发下，雷达和赵勇（2009）与徐建炜和姚洋（2010）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金融服务业（虚拟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会出口金融资产、进口制造业产品，从而产生经常项目逆差；而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会出口制造业产品、进口金融资产，从而产生经常项目顺差。关于金融发展与全球失衡方面更详尽的文献综述请参见李宏等（2010）。

徐建炜和姚洋（2010）等用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水平分工来解释全球失衡的思想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首先，虽然金融资产和制造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会表现为经常项目失衡，但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并不完全等价于金融资产和制造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因为前者不会导致经常项目失衡（余永定，2010）。其次，优质的金融资产离不开强大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资产是一种虚拟产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实物产品生产能力，其金融资产也将不具有价值。第三，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水平分工很难体现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真实关系。金融市场通过融资（Antrs and Caballero，2007）和风险分散（Ju and Wei，2005）等功能影响着实体经济。金融产品大多是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中间品投入品，如果假定在金融业和制造业之间分工模式是水平型的，那么二者之间的联系将很难得到体现。鉴于此，金融发展差异、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探究。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金融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只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真实国际分工模式的一种表象，其实质是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之间的垂直分工。与生产环节相比，创新环节更加依赖外部融资。因此，金融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的国家在创新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则在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分工模式的设定更加符合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际分工情况的基本事实，同时也避免了把金融业与制造业作为水平对立的国际分工产业。以对上述分工模式的分析为切入点，本文将深入探究引发全球失衡的微观机制，进而研究金融发展和金融开放程度差异对全球失衡的影响。本文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构建的基本思路和假定条件；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理论模型的主体部分；第五部分是经验研究，最后是结论性评述和政策建议。

二、 建模思路和假定条件

Beck（2002）建立了一个引入金融发展因素的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工业品和食品）的模型，金融发展程度在该模型中被定义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冰山型成本。该研究指出：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工业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会出口工业品进口食品。Ju and Wei（2005）把金融发展因素引入传统的H O S模型，创建了一个“木桶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决定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当金融发展不够充分时，融资能力就成为木桶的短边。此时，要素市场上存在剩余资本，传统H O模型的基本结论会因此而改变。Antrs and Caballero（2007）建立了一个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三种要素的模型（以下简称A&C模型）。除了劳动要素外，该模型中还包括“创新资本”（informed capital）和“普通资本”（uninformed capital）两种要素。创新资本的数量为该国企业家的自有资本量和借贷资本量之和。企业家的借贷资本量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家的借贷能力就越强。没有置于企业家支配下的资本则称为普通资本。最终产品分为用创新资本与劳动生产出来的创新产品和用普通资本与劳动生产出来的普通产品。该研究在该基本框架下对基于金融发展差异的国际分工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在该模式下普通资本流动和贸易之间的关系。

上述文献充分地研究了金融发展影响国际分工的理论机制，但遗憾的是，这些模型都无法被用于分析全球失衡问题。A&C模型虽然分析了普通资本国际流动的影响，但并没有就创新资本国际流动对分工和失衡的影响进行研究。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借鉴了A&C模型的基本思路，并对其假定条件做出了调整：假定只有一种最终产品，同时把该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两个环节，从而将A&C模型改造成为一个垂直分工模型。本文模型具体的假定条件如下：

（1） 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Y=Aβ(KF)α 。其中， Y 为最终产品（生产活动的成果）的产量， KF 为用于最终产品生产的资本投入数量， A 为包涵企业家创新知识的信息中间品（创新活动的成果）。 α 和 β 为常数，其中 β>1 ， 0

（2） 资本被平均分配在每个人的手中，资本总存量为 K 。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 μ ，故企业家自有资本的数量为 μK 。

（3） 企业家所能支配的资本数量包括自有资本和借贷资本，其支配资本数量的极限与自有资本数量的比为 φ 。该变量代表了金融发展水平，其值越高，代表融资越容易，金融发展水平也就越高。本文借用A&C模型的定义，把在企业家支配下的、与企业家创新知识相结合的资本定义为“创新资本”，用 KC 来表示；把其余资本称为“普通资本”，以示区别。根据上述设定，创新资本数量的极限为 φμK 。

（4）信息中间品的生产函数为： A=(KC)γ ，其中 γ 是大于0的常数。令 KC= min (KM,φμK) ，其中 KM 为用于生产中间品的普通资本数量。该函数说明：在企业家的融资极限 φμK 内，将多少普通资本置于企业家的控制之下，就会形成多少用于产生信息中间品的创新资本。

为了使模型更加简洁，通过设定上述假定条件，本文把A&C模型中的创新产品单独进行了分析，而忽略该模型中的普通产品和劳动要素。同时，模型假定只有一种最终产品和一个时期，因而不涉及跨时期替代效应和产品间替代效应。在这样的设定下，产量越大就意味着社会福利越高，因而没有必要设立特定的效用函数。这相当于假定经济是在中央决策者产量最大化的目标下运行的。在上述假定条件下，本文将首先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探讨金融发展水平对产出的影响；然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金融发展差异通过怎样的机制引发了创新与生产的垂直分工；最后进一步讨论金融开放程度（即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成本）对国际分工和失衡的影响。

三、 创新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国际垂直分工

（一） 金融环境差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基础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在任何给定的时期内，总资本存量也是给定的。有限的资本既可以作为普通资本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也可以交给企业家支配，作为创新资本用于信息中间品的生产。提高 KF 的比重可以扩大生产的规模，但却减少了用于创新的资源，从而损失了整体生产效率；而提高 KM 比重的效果则恰好相反。因此，生产者需选择一个最佳的资本分配比例以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如果不考虑企业家融资能力的限制， KC 与 KM 是相等的。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产量最大化的决策可以表示为：

max :Y=(KM)βγ(KF)α ； s.t.:KF+KM=K

设生产中间品的普通资本占资本总量的比例为 θ ，即： KM=θK 。在没有融资约束的条件下，用于创新活动的创新资本投入量为 KC=θK ，而用于最终产品生产的普通资本数量为 KF=（1－θ）K 。则求解该最大化问题可得：

θ=βγα+βγ（1）

式（1）说明：在封闭条件下，如果没有融资限制，最终产品的产量实现最大化时，用于中间品生产的最佳资本比重为 θ* 。

在存在融资约束时，根据其金融环境，一个经济体将面对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况：

A. 当 φμ≥θ* 时，企业家所能支配资本数量的极限高于可以获得最大产出的最佳创新资本投入数量。此时该国的金融环境足以使其实现最大产出，其金融资源是充足的。因此，我们称这种状态为“金融充裕”。

B. 当 φμ < θ* 时，企业家所能支配资本数量的极限低于可以获得最大产出的最佳创新资本投入数量。此时该国的金融环境不足以使其实现最大产出，其金融资源是不充足的。或者说，该国的生产受到了金融环境的抑制。因此，我们称这种状态为“金融短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金融短缺与金融充裕状态下的国家之间存在分工的基础：在处于金融充裕状态的国家，相比最优生产状态的需要而言，企业家获得创新资本的能力是过剩的；而在处于金融短缺状态的国家，企业家获得创新资本的能力不能满足最优生产状态的需要。因此，金融充裕的国家在创新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短缺的国家在生产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

在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上进行垂直分工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创新活动的成果和生产活动的成果可以进行国际交换。但是，作为创新成果的信息中间品（在现实中包括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等）通常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使得其市场交易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可以替代商品流动成为达成国际分工的条件。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是不同的。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只是普通的要素流动，而创新资本的国际流动还伴随着企业家的创新知识。也就是说，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属于国际间接投资，而创新资本的国际流动属于国际直接投资（FDI）。这两类资本能否自由流动取决于国家间资本开放的程度。故在后续的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在商品流动性和资本开放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上述国际垂直分工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全球失衡是如何产生的。

在后续的分析中，我们进一步设立如下假定条件：假设存在A、B两个国家。其中A国为发展中国家，该国处于金融短缺状态；而B国为发达国家，该国处于金融充裕状态，即 φB > θ*/μ > φA 。两国除了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之外，其他条件都是相同的。生产函数相同（如假定条件所示），总资本存量都为 K ，企业家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为 μ 。

（二） 商品流动无摩擦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国际资本市场完全封闭，而商品市场是无摩擦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按照统一的比率进行国际交换。用 ρ1 表示国际市场上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价格比，即一个单位的中间品可交换 ρ1 个单位的最终产品。

由于A国处于金融短缺状态，作为创新活动成果的信息中间品相对稀缺。在开放条件下，该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信息中间品，进而将其投入到本国最终产品的生产中，提高本国最终产品的产量。该国最终产品的净收入为国内产量与进口支出之差。在金融短缺状态下，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等于企业家支配资本的极限，即 KMA=KCA=φAμK 。设中间品的进口数量为 AIMA ，则该国最终产品的净收入可表示为：

YA=［(φAμK)γ+AIMA］β［(1－φAμ)K］α－ρ1AIMA（2）

要实现最终产品净收入的最大化，A国进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A/dAIMA=0 。根据式（2），最终产品收入最大化时存在：

AIMA=ρ1β(1－φAμ)αKα1β－1－(φAμK)γ （3）

式（3）反映了A国对信息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在最终产品净收入最大化的条件下，中间品的价格越高，A国进口中间品的数量也越高。这与正常需求关系是相反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间品的边际报酬递增特征。这一特征使得中间品的投入越多，其边际收益就越高。因此，中间品价格越高，就需要进口更多的中间品。

B国处于金融过剩状态，故可以通过出口中间品来交换最终产品。只要交易有利，B国就将尽其所能地生产中间品。即该国创新资本的数量将为 KCB=φBμK 。设B国出口中间品的数量为 AEXB ，则该国最终产品的净收入可表示为：

YB=［(φBμK)γ－AEXB］β［(1－φBμ)K］α+ρ1AEXB （4）

要实现最终产品净收入的最大化，B国出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B/dAEXB=0 。根据式（4），此时存在：

AEXB=(φBμK)γ－ρ1β(1－φBμ)αKα1β－1 （5）

式（5）是B国信息中间品的出口供给函数。中间品的价格越高，B国出口中间品的数量越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同样也是中间品的报酬递增特征。

在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交换达到均衡的条件下，存在 AIMA=AEXB 。令均衡的交换价格为 ρ*1 ，均衡的中间品贸易量为 A* ，则根据式（4）和式（5）可得：

ρ*1 = βKα(1-φA μ)α(1-φB μ)α(φγA +φγB )μγKγ(1-φA μ)αβ-1 + (1-φB μ)αβ-1β-1 （6）

A* =(1-φB μ)αβ-1φγB (1-φA μ)αβ-1 + (1-φB μ)αβ-1-(1-φA μ)αβ-1φγA(1-φA μ)αβ-1 + (1-φB μ)αβ-1μγKγ （7）

式（6）和式（7）说明，商品市场无摩擦的情况下， A、B两国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交易达到均衡状态时，A、B两国 的融资极限之和（ φB+φA ）越高，信息中间品的均衡价格 ρ*1 就越高；而均衡的中间品贸易量 A* 一定在两国中间品产量极限差 （φγBμγKγ-φγAμγKγ）之间。

（三） 资本流动无摩擦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国际资本流动是完全无摩擦的，普通资本和创新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动可以完全替代商品流动。由于A国融资能力不足，而B国融资能力过剩，所以资本流动的模式是：A国输出普通资本同时输入创新资本，而B国的资本流向则恰好相反。

这种双向资本流动相当于两类资本的交换。在给定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报酬比的情况下，两类资本的交换比率也可以确定。对A国而言，输出普通资本交换创新资本的行为可以提高该国中间品投入数量，同时降低普通资本的投入数量。这会使得该国趋近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投入的最佳比例（ θ*/1－θ* ），从而扩大最终产品的产出。同样，对于B国而言，输出创新资本交换普通资本也可以优化两类资本的投入比例，从而扩大最终产品产出水平。令A国创新资本的流入量为 KCIA ，创新资本和普通资本报酬的比为 ρ2 ，则普通资本的输出量为 ρ2KCIA 。在这种双向资本流动下，A国最终产品的产量可以表示为：

YA=(φAμK+KCIA)βγ［(1－φAμ)K－ρ2KCIA］α（8）

当A国实现产量最大化时，存在 dYA/dKCIA=0 。根据式（8），此时存在：

KCIA=βγ(1－φAμ)ρ2(α+βγ)K－αφAμα+βγK（9）

令B国创新资本的流出量为 KCOB ，则普通资本的输出量为 ρ2KCOB ，此时B国最终产品的产量可以表示为：

YB=(φBμK－KCOB)βγ［(1－φBμ)K+ρ2KCOB］α（10）

当B国实现产量最大化时，存在 dYB/dKCOB=0 。根据式（10），此时存在：

KCOB=αφBμα+βγK－βγ(1－φBμ)(α+βγ)ρ2K（11）

式（9）和（11）说明：对于任意给定的两类资本交换比率，A、B两国都存在一个使其最终产品产量最大化的资本交易规模。当两国的资本交换达到均衡状态时，存在 KCIA=KCOB 。令均衡状态下的交换比率和创新资本交易量为 ρ*2 和 KC* ，则根据式（9）和式（11），可以求得均衡解为：

ρ*2=βγα (1－φAμ)+(1－φBμ)φAμ+φBμ（12）

KC*=φB(1－φAμ)－φA(1－φBμ)(1－φAμ)+(1－φBμ) αμKα+βγ （13）

式（12）和式（13）说明，A、B两国资本交换达到均衡状态时，两国的融资极限之和（ φB+φA ）越高，创新资本的相对报酬（ ρ*2 ）就越高；而两国融资极限的差距（ φB－φA ）越大，资本流动的规模（ KC* ）就越大。A、B两国间的双向资本流动会优化其两类资本投入的比例，因此其最终产品的产量也都会提高。

在商品流动无摩擦的情况下，中间品与最终产品的交易都会记入经常账户。因此，在均衡的相对价格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都是平衡的。在资本流动无摩擦的情况下，创新资本与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都将记入资本与金融账户，因而不会影响经常账户的平衡。因此，在商品市场无摩擦和资本市场无摩擦的情况下，创新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垂直分工都不会引发国际收支的失衡。由于信息中间品交易的外部性，其交易成本过高是不可避免的，而资本流动的成本则取决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因此，在下述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资本开放对国际垂直分工以及国际收支账户的影响。

四、 资本开放程度对国际分工和失衡的影响

（一） 普通资本可自由流动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中间品不可贸易，最终产品可以自由贸易；同时，创新资本（FDI）无法流动，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融资约束，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量低于最优值 θ*K ，普通资本的投入量高于最优值 (1－θ*)K 。而对于不存在融资约束的B国，其可获得的创新资本数量高于其最优值。这将导致A国存在输出普通资本的动力，B国则存在输入普通资本的动力。

普通资本的报酬需要用最终产品进行支付。在给定的普通资本报酬下，为了实现产量的最大化，A国需要选择一个最优的普通资本输入数量。由于受到融资极限的约束，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会达到该国企业家的融资极限（ φAμK ）。在创新资本投入数量给定的情况下，一方面，随着普通资本输出量的增加，其交易所得会随之增加；但另一方面，普通资本的输出也会缩小本国生产规模，使国内最终产品的产量下降。当单位普通资本输出所带来的国内产量减少量与单位出口收入相等时，A国会实现产量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给定普通资本的报酬，A国会存在一个最优普通资本输出量。普通资本的报酬与其最优输出量之间呈正向关系。同样，给定普通资本的报酬，B国也会存在一个最优的普通资本输入量，二者呈反向关系。A、B两国普通资本流动实现均衡时，会存在一个均衡的普通资本国际报酬。在均衡报酬下，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会使A、B两国都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关于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情况下A、B两国普通资本流动均衡条件的数学证明，请参见附录1。

一方面，普通资本的输入使B国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其过剩的融资能力，从而扩大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的规模；另一方面，普通资本的输出会缩小A国生产活动的规模。也就是说，普通资本的国际流动将把生产活动和创新活动的中心都转移至金融市场更为发达的B国，而金融发展落后的A国将被逐渐的“抽空”。在这种情况下，A国将用输出普通资本的报酬购买B国的最终产品，这就造成了A国经常账户的逆差和B国经常账户的顺差。同时，A国普通资本的流出又造成了A国资本和金融账户上的逆差和B国该账户上的顺差。因此，在普通资本自由流动而创新资本无法流动的情况下，A国的“双逆差”和B国的“双顺差”是经济均衡下的自然表现。

（二） 创新资本可自由流动时的情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假定中间品不可贸易，最终产品可自由贸易；同时，普通资本无法国际流动，创新资本（FDI）可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融资约束，封闭条件下的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数量低于最优值（ θ*K ）。为了实现最优的最终产品产量，A国需要更多的创新资本。由于不存在融资约束，封闭条件下的B国可以实现其创新资本投入的最优水平。但实际上，B国企业家还有剩余的融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A国存在输入创新资本的需求，B国也存在输出创新资本的动力。

创新资本的报酬也需要用最终产品进行支付。由于受到融资极限的约束，A国创新资本的投入会达到该国企业家的融资极限（ φAμK ）。因此，普通资本的投入数量也会固定在 (1－φAμ)K 的水平上。在普通资本投入数量给定的情况下，一方面，随着创新资本输入量的增加，本国创新活动的规模会得到提高，中间品的投入量也会随之上升，这最终会提高本国最终产品的产量。但另一方面，A国的最终产品也需要用于支付B国创新资本的报酬，输入创新资本的数量越多，支付的报酬也越多。当单位创新资本输入所带来的国内产量增加与其报酬相等时，A国会实现产量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在给定的创新资本报酬下，A国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创新资本输入量。由于创新资本和中间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所以报酬越高，A国就需要输入越多的创新资本，二者呈正向关系。同样，在给定的报酬下，B国也会存在一个最优的普通资本输出量，二者呈反向关系。A、B两国创新资本流动实现均衡时，会存在一个均衡的国际报酬额使两国都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关于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情况下A、B两国创新资本流动均衡条件的数学证明请参见附录2。

一方面，创新资本的输出会使B国更充分地利用其融资能力；另一方面，创新资本的输入也可以使A国突破本国的融资约束，增加中间品的投入，从而提高本国生产活动的效率，扩大本国最终产品的产出规模。B国输出创新资本是以降低本国生产过程中普通资本的投入量为代价的，因此，该国最终产品的产量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B国生产活动的萎缩，其部分最终产品的消费需要由A国供给，并用本国的创新资本输出收益支付。这就形成了B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和A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同时，B国创新资本的流出形成了FDI的国际流动，这就造成了A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和B国资本账户和金融项目的逆差。因此，在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普通资本不可流动的情况下，A国的“双顺差”和B国的“双逆差” 是经济均衡下的自然表现。

上述分析说明：当资本开放的形式不同时（创新资本开放或普通资本开放），存在金融发展差异的国家之间将出现失衡。当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会出现经常账户顺差，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会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当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情况恰好相反。创新资本的流动本质上是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输出产品创新成果，是生产环节向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转移，由此形成了产品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之间的国际分工。

五、 经验分析

第四部分的分析表明，接受创新资本最多的国家会成为全球的生产中心，而接受普通资本最多的国家则会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如果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创新资本，同时其普通资本的外流又受到了约束，则该国将会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如果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吸引了大量的普通资本从而成为创新中心，同时该国又存在大量的创新资本外流，则该国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逆差。中、美两国的情况恰好与之相符，这也使中美之间的失衡成为当前全球失衡问题的核心。这一部分将为模型的基本结论提供事实数据支持，包括对中美失衡的描述性分析和基于多国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两部分。

（一） 中美失衡的描述性分析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是当前全球失衡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两国的金融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表1中是中美两国反映金融市场规模和企业融资能力的各项指标，这些指标所取的都是1995年至2005年的均值。通过对比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全面落后于美国，而且与美国的差距十分巨大。

美国是资本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资本账户则几乎是不开放的。据Kaopen（Ito and Chinn，2008）指标显示，美国2000年以来的资本开放程度高达2.500014，而中国2000年以来该指数却只有-1.13552。资本开放程度的差异导致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向美国，而中国的普通资本却几乎不能外流。图2显示了中美两国FDI存量和经常账户的基本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1995年到2007年间，中国始终是FDI的净流入国，而美国始终是FDI的净流出国。上述数据说明，作为金融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在吸引全球普通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在把创新成果通过FDI不断向外输出。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中国，由于其在生产要素、销售市场以及吸引FDI政策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为吸引全球FDI流入的生产基地。这说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本文理论模型所描述的垂直分工模式。在图2中，美国经常账户持续的巨额逆差和中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顺差也印证了本文理论部分的基本结论。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相对于经常账户逆差的规模而言，美国FDI净流出的规模却是比较小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大多选择有“避税天堂”之称的一些小型岛国作为母公司。这使得大部分美国企业的FDI流出都被记入这些“避税天堂”国家的国际收支账户。以我国2007年的数据为例，在流入我国的FDI中，来自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避税天堂”的FDI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3（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

（二） 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

上述数据说明，中美失衡情况与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相符的。虽然中美两国是当前全球失衡的核心，但本文的分析结论仍然需要更广泛的事实数据支持。因此，本文选取了50个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顺差国和逆差国各25个），用这些国家1995年至2005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本文的结论进行了检验。计量模型如式（14）所示：

RNCAjt=c+β1FADjt+β2RNFDIjt+β3RKOPENjt+βControljt+ujt （14）

在式（14）中， RNCAjt 为国家 j在t 时期经常账户净盈余占GDP的比重，该指标衡量了经济失衡的程度。 FADjt 为国家 j在t 时期的金融发展参数，该指标表示了金融发展的水平。 RNFDIjt 为国家 j在t 时期FDI净流出存量占GDP的比重，该指标一方面可以衡量创新资本净流出的相对规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创新资本流动限制的程度。 RNFDIjt 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创新资本的流动性越强。 RKOPENjt 由 RNFDIjt 和 KOPENjt 两个指标相乘而得，其中 KOPENjt 是资本开放程度指标。 RKOPENjt 可以反映普通资本流动所遭受的限制。理论分析的结果说明，对于创新资本的流入国（ RNFDIjt 为负值）而言，对普通资本流动的限制越严格，经常账户的顺差就越大，这样， RNCAjt 与 KOPENjt 应呈反向关系；而对于创新资本的流出国（ RNFDIjt 为正值）而言，对普通资本流动的限制越严格，经常账户的逆差就越大，这样， RNCAjt 与 KOPENjt 应呈正向关系。 RNFDIjt 和 KOPENjt 两个指标相乘之后，就可以避免衡量失衡的指标与衡量普通资本开放程度的指标之间出现非线性关系（相乘后理论上应为正相关）。 Controljt 表示一系列会对经常账户余额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各变量的经济含义及数据来源请参见附录3。。

首先观察变量 RNCA与FAD、RNFDI和RKOPEN 三个变量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3（A）和（C）可以看出，变量 RNCA与变量FAD以及RNFDI 之间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并都呈现出反向关系，这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但在图3（B）中，变量 RNCA与变量RKOPEN 之间的线性关系却不够明显，其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

对计量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Chi Sq 统计量的值高于临界值，从而拒绝了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3显示了回归的结果。其中包括加入总体均值截距项的固定效应模型（Ⅰ）、加入时期个体恒量的固定效应模型（Ⅱ）和同时加入两种固定效应的模型（Ⅲ）。

在三种类型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 FAD和RNFDI都是显著的，而且其符号均为负值。这说明金融发展程度和FDI净流出规模的提高都会恶化经常项目，这与理论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变量RKOPEN 的符号为正值，这也与理论预期一致。但在模型（Ⅱ）中，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其原因主要是各国的 KAOPEN 指数跨期差异较小。在各控制变量中，变量ER是不显著的，这说明汇率变化与失衡调整之间并不存在显著联系，这与Béreau et al. （2010）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变量CY和GY在三个模型中都有足够的显著性，而且符号为负。这说明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越高，经常项目越容易恶化，这也与理论的预期是一致的。

六、 结论性评述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分析说明：即便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仅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国家之间也会存在进行国际垂直分工的基础。由于能够给拥有创新知识的企业家提供更多的融资，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在创新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在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将在创新环节上进行专业化，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将在生产环节上进行专业化。

当国际商品流动或国际资本流动完全无摩擦时，这种在创新环节和生产环节上的垂直分工并不会引发失衡。但由于创新成果以商品形式进行国际流动的交易成本很高，这种分工的实现还有赖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当创新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普通资本无法流动时，创新资本会通过FDI流入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并将生产中心转移至该国，从而使其成为“双顺差”国，同时，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成为“双逆差”国。当普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创新资本无法流动时，普通资本会通过间接投资流入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并将创新中心和生产中心都转移至该国，从而使其成为“双顺差”国，同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成为“双逆差”国。在现实世界中，各国都会处在上述两个极端情况之间的位置。创新资本会向FDI净回报率最高的国家集中，同时普通资本也会向净回报率最高的国家集中。因此，世界生产中心和世界创新中心的资本开放情况会成为影响全球失衡的关键。中美两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恰好验证了这一结论。同时基于50个主要失衡国家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也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蕴含着下述政策含义：首先，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存在国际分工层面上的微观基础，其实质是全球金融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失衡。只要这种失衡状况得不到改善，基于创新和生产的垂直分工模式就有存在的基础，全球经济失衡也将持续发展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调整汇率、价格水平或短期宏观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全球失衡的问题。其次，如果创新成果的交易成本能够被降低，更多的创新成果通过经常账户进行国际流动，全球失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这意味着如果发达国家放松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或者将更多的研发机构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全球失衡的状况将会有所改善。第三，在存在持续FDI流入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资本账户的开放缓解失衡压力。但这种做法也存在风险，即当FDI流入减少时，我国也可能会被“空心化”。最后，对我国而言，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发展程度将会减少经常账户的盈余。但相比而言，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提高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才是改变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

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导致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也是FDI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本文模型忽略了劳动要素，因而没有考虑这一因素。但这也说明，即便不考虑资本回报率差异因素，仅仅是由于金融发展和资本开放程度差异，也会导致贸易失衡。如果引入资本回报率差异，发展中国家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会进一步扩大其FDI流入的规模。这对本文描述的理论机制会产生放大作用，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失衡。因此，忽略资本回报率因素并不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另外，本文的分析并没有采用标准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这使得消费者时间偏好、技术进步以及汇率等因素没有被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努力这些方面进行完善。也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引发广大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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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普通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均衡条件的数学证明

设A国的普通资本输出所得的单位报酬为 ρ3 个单位的最终产品，A国的普通资本流出量为 KFOA ，B国普通资本的流入量为 KFIB 。则对于A国而言，其可获得的最终产品数量可表示为：

YA=(φAμK)βγ［(1－φAμ)K－KFOA］α+ρ3KFOA（1）

A国要实现其获得最终产品数量的最大化，其出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A/dKFOA=0 ，根据式（1）可得：

KFOA=(1－φAμ)K－α(φAμK)βγρ311－α（2）

式（2）反映了A国在不同的普通资本报酬下，实现产量最大化时的均衡普通资本提供量。它是A国普通资本的提供函数。

同样，金融充裕国家B国可获得的最终产品数量可表示为：

YB=(φBμK)βγ［(1－φBμ)K+KFIB］α－ρ3KFIB（3）

B国要实现其获得最终产品数量的最大化，其出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B/dKFIB=0 ，根据式（2）可得：

KFIB=α(φBμK)βγρ311－α－(1－φBμ)K（4）

式（4）反映了B国在不同的普通资本报酬下，实现产量最大化时的均衡普通资本需求量。它是B国普通资本的需求函数。

普通资本流动实现均衡时存在 KFOA=KFIB ，根据式（2）和式（4），可以求得均衡解为：

ρ*3=［(φB)βγ1－α+(φA)βγ1－α］1－αμβγ［(1－φAμ)+(1－φBμ)］1－ααKβγ+α－1（5）

KF*=(φB)βγ1－α(1－φAμ)－(φA)βγ1－α(1－φBμ)(φB)βγ1－α+(φA)βγ1－αK（6）

式（5）和式（6）说明，当普通资本在两国间流动达到均衡时，两国企业家融资能力的和（ φB+φA ）越高，普通资本越稀缺，因此其收益水平 ρ*3 就越高；两国金融发展程度的差距（ φB－φA ）越大，均衡的国际普通资本流动数量就越高。

附录2 普通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均衡条件的数学证明

设B国创新资本输出的单位报酬为 ρ4 个单位的最终产品， B国的创新资本流出量为 KCOB ，A国创新资本的流入量为 KCIA 。则对于A国而言，其可获得的最终产品数量可表示为：

YA=(φAμK+KCIA)βγ［(1－φAμ)K］α－ρ4KCIA（1）

A国要实现其获得最终产品数量的最大化，其出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A/dKCIA=0 ，根据式（1）可得：

KCIA=ρ4βγ1βγ－11(1－φAμ)Kαβγ－1－φAμK（2）

式（2）反映了A国在不同的创新资本报酬下，实现产量最大化时的均衡创新资本需求量。它是A国创新资本的需求函数。

同样，金融充裕国家B国可获得的最终产品数量可表示为：

YB=(φBμK－KCOB)βγ［(1－φBμ)K］α+ρ4KCOB（3）

B国要实现其获得最终产品数量的最大化，其出口中间品的数量应满足 dYB/dKCOB=0 ，根据式（3）可得：

KCOB=φBμK－ρ4βγ1βγ－11(1－φAμ)Kαβγ－1（4）

式（4）反映了B国在不同的创新资本报酬下，实现产量最大化时的均衡创新资本提供量。它是A国创新资本的供给函数。

普通资本流动实现均衡时存在 KCIA=KCOB ，根据式（2）和（4），可以求得均衡解为：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篇（9）

关键词：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4

一、金融创新分为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的层面

金融创新中的宏观论是指金融发展可以简单概括为创新史。这种较为宏观的思路可以把所有金融业的重大发现都归纳为是金融创新的表现。宏观上的分析使得创新在范围上变得更广和时间上的跨度更大。金融创新在中观层面的归纳可以分为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制度创新。这种归纳方式使得金融创新相比于宏观更加细分。已经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创新的过程，这种过程造成了产品开发制度改变和技术层面的改进。而当创新从微观的角度展开的时候，金融创新主要指的还是金融工具上的创新。

二、金融创新的概述

1.金融创新的内涵从1970年以后，金融已经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其作用还在不断的强化中。与此情况相适应的是，金融创新也开始逐步拓展开来，这是社会发展潮流的驱动，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金融创新的含义，目前在国内外尚无一个统一的解释。关于金融创新的定义，是由著名经济学家Schumpeter在《Theory of Econoforc Development》中所下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也就是企业家对企业要素实行新的组合。按此观点，金融创新包括技术与组织管理上的创新，二者都可以造成生产及供应函数的变化。

2.金融创新的特点

熊彼特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将创新归纳为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动力。他认为经济的循环是静态的流转过程，而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本身的不连续的动态的变化与移动。均衡稳态的提出证明了经济需要的是稳定的发展，排除了各种偶然的因素的干扰，经济发展还是被证明需要创新才能够不断的创造新的结构，使得原来的结构发生变化来推动资本的发展。

从另外一个角度，熊皮特依然可以证明了创新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变化，经济里各个周期的变化都可以从经济的创新当中找到答案。虽然金融创新打破了固有的均衡，但是带来的重新组合的各个要素可以使得利润提升。从社会的发展可以得到佐证，就是当一个企业家通过创新带来了更多的利润，大部分的厂商都会模仿，使得创新成为一种高潮，但是随着经济变得繁荣，创新的机会变得减弱，经济出现了衰退而创新随着减少，这可以证明创新是和经济的发展属于同一波段。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N.D.Kondratieff周期，Juglar周期和Jkitchin周期都与创新的时间以及影响的力度紧密的相连着。

3.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

个人认为设计到金融创新所必需探讨的就是金融创新概念的来源，发展和流派。这里主要讲到的是西方形成的不同的流派这是西方学者通过对金融创新的探讨得出的不同的结论。

（1）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

这种理论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希尔伯在《金融创新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的，希尔伯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针对外部的约束和管制采取的一种自卫的行为。当金融机构面对的政府控制管理的时候，由于外部的压力使得金融组织的效率变得不高，因此金融机构不得不需求解决办法防止损失扩大。另一方面也会提高金融机构的机会成本，这些都迫使金融机构实现内部调节。企业必须采取手段去提高内部的运营效率来弥补损失。金融创新因而产生。

虽然这种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企业进行金融创新的目的和动机，但是并没有关联到其他的企业以及市场，而且无法说明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引出的金融创新。同时该理论的解释很容易使得金融创新被简单的定义为逆境创新从而使得金融丧失了本身的特性和个性。

（2）制度改革理论

该理论将金融创新与经济制度改革相结合，把所有的金融领域发生的与经济制度改革有关的变动都归纳为是金融创新。因此政府出台的各项相关的政策以及金融改革的措施不会被定义为金融压制反而会被理解为是金融创新。该学派将制度创新的步骤当作是金融创新应该有的步骤，即形成第一集团，由之提出方案后进行筛选。在第二集团的介入后，两个集团共同实现创新。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所理解的行为主体为金融监管当局即政府。这是在市场未充分发展并且存在各种拒绝金融机构介入情况下的必然结果。

制度学派同样不否认沉没成本的存在，并将之归纳为是创新过程必须克服的对已经形成的路径的依赖的必然损失。已有的制度的形成及实施时间越长，投入新的制度的成本和风险也越大。因此创新过程中，需要考虑各种风险并处理好各种应对措施使得新的路径对旧有的冲击不是不可接受。也不至于引起国家的混乱。

（3）规避管制理论

由E.J.Kane提出的规避管制理论。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由于银行为了获取利润同时又要回避金融管制的过程。管制实际上是政府向金融机构征收的隐含的税收，因此减少了金融机构的盈利性活动以及利用管制以外的获利机会。Kane认为，规避创新是回避各种金融管制的行为。在市场力量和内在结构的双向的要求中，对金融制度进行回避的过程产生了金融创新的行为。规避管制理论其实是综合了以上的两种理论。对于约束理论持同意的观点同时也同意了制度改革理论。但是相比于其他两种理论，Kane的理论更加关注了外部环境对金融创新的影响。但是该理论认为制度创新总是向管制型发展但是现实是不断让位与市场创新。

（4）交易成本创新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是由希克斯和汉克斯根据金融创新的支配要素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出的。意味着降低交易成本变成了金融创新的首要要素。交易成本的降低决定了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有实际的意义的。金融创新实质上是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过程中产生的。

交易成本的概念，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交易成本是在买卖金融资产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另一种交易成本包含以下方面，即低收入经济个体持有货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风险。其局限性在于把金融微观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交易成本下降作为金融创新的源泉，但是却因此忽视了其他因素的干扰。

三、国内外创新现状

1.国内创新现状

中国学者所定义的金融创新是金融体系内对于各个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所引入的新事物，并将金融创新归纳为三种类别，分别是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业务创新和金融组织创新。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与之前的状态相比已经是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组织制度方面已经建立了中央银行统一体制，形成了四家国有商行和十几家股份制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初步的形成了多元所有制体系以及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体系。并且初步建立了外汇市场，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金融市场方面，建立了多种类、多层次、初具规模的金融市场体系。货币市场由商业票据，同业拆借和短期政府债券为主建立的；同时建立了外汇零售市场、外汇批发市场、外汇统一市场；在资本市场方面，建立了以承销商为主体的一级市场和以上海深圳交易所场内交易为核心、以城市证券交易中心为，各地区券商营业部为网络的二级市场。在金融业务方面，负债业务出现了保值存款，商业票据，回购协议，CDS和政府长期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受益债券、股权证、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工具。在金融技术方面，金融机构的电子化装备的水平不断的提升，电子信息技术广泛的运用、已经可以说是开始实施了广泛的全面的电子化。

在中国的中商业银行创新可以说是衡量经营水平和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准。在各方面我国的商业银行都进行了一些创新上的改变。在组织制度方面，在完成了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造之后我国形成了一个拥有多重所有制的银行体系。这种体系的好处就是使得我国的国有经济体制发生了转型而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创新的机会。

2.国外创新现状金融

在熊皮特离世后，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开始把他的理论引入金融领域，这正是由西方的金融业的发展所造成的。但是西方的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创新的概念还是具有分歧。有些文献甚至不会对这一概念进行解释，比如Frefric s Mishin所写的《货币金融学》的教材就是如此。西方的银行创新已经使得银行具有了相当的竞争力，主要是银行生存主要就是依赖于业务的创新为主。现在西方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主要包括了负债业务的创新，资产业务的创新，表外业务的创新和服务方式的创新等。对于负债业务来说，负债业务的主要形式是存款，所以西方的商业银行在不违背现在的银行政策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增加存款客户和存款的总额。手段包括增加活期贷款的收入吸引存款，给定期存款增加足够高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以及，设定新的账户并给予新的账户足够的综合功能。三种功能都可直接增加客户存款吸引大量的目标客户。关于资产业务方面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贷款形式的创新，进入投资银行业务领域和将贷款业务与证券业务一体化。这三种方式可以给顾客提供足够的便利，充分发挥了银行的灵活性，创建了许多新的发行方式。第三种是表外业务的创新，这种创新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指创建和从事衍生金融产品交易，这些衍生产品诸如期权期货等。第二个方面是将银行的表内业务表外化。如备用信用证的使用和贷款承诺等。在服务上的创新西方的商业银行也进行了不错的尝试，他们开设了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服务，满足了顾客各种各样的需求，这样使得顾客几乎没有满足不了的服务。总体来看，西方的金融创新的体系较为完善，开始金融创新的时间也很早，现在各方面也趋于成熟，金融创新对于他们已经不是指标或者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和我国这种功利的想法完全的不同。西方已经可以做到发挥银行本身的优势，，实现了资产的安全，流动性，盈利等能动行为。

四、我国的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来看，我国的创新还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主要的表现在，一：吸收性的创新多，原创性的创新少；金融工具大部分是直接从国外引入的，即使是自己原创的也多多少少是模仿国外的优秀产品模式，真正原创的金融工具实在是少之又少。二；数量扩张方面的创新多，质量方面的创新少。以银行卡为例，今年来国内银行卡业务的发展十分旺盛，在经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后，银行卡的数量虽然客观，但是使用效率不高、使许多银行卡没有发挥作用成为废卡。三：负债类的业务创新多，资产类的业务创新少。对于各家银行而言，存款业务的金融创新花样繁多但是贷款业务方面则显得有些匮乏，因为贷款是金融机构的垄断业务所以创新的动力明显的不足，因而创新明显少于存款业务四：沿海的城市的创新较多而内地的城市创新较少。这和一个城市的多元文化以及接受外来事物的能力水平有关。沿海城市明显发展快速，接受外来的先进经验较多。相对而言的金融管制对于沿海城市也有较大的弹性系数，内陆的弹性明显不足，行政体系僵化。在金融业务和金融创新方面，沿海的城市率先作为试验田，之后再逐步向内陆城市推广。第五，外力推动的创新较多而内部推动的创新较少。我国的金融创新的推动力主要是来源于体制改革等外部因素推动的，央行的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金融机构微观创新的主要外部推动力，而金融机构及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明显不足。第六，追求盈利的创新较多，在风险防范方面的创新较少。现在推出的许多产品都是力求盈利而忽视了风险防范方面的创新，比如互换交易、期权交易等创新在我国人名币业务方面的发展还是相当的缓慢的。显然，中国的金融机构还不够重视这方面的金融创新。

2.问题的成因

实体经济的融资现状与成因分析：

（1）实体经济的融资现状

2012年以来，实体经济即产业部门的融资渠道长期受到各方面的遏制。虽然一度有较快的货币扩张的政策，也未能给实体经济带来多少裨益，全国范围内的企业面临缺贷、愁贷。企业实现了几何倍数的销售数量的增长，却未实现总销售收入的提升，陷入了产品售出但也拿不到货款，转而只能再次求助于银行贷款投入再生产的现象中。由于金融深化能力的不足，银行还同时忽略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约占经济总量的60%，就业人数的75%，上缴利润的40%，但是获得的贷款仅占银行贷款总量的18%。银行明显不重视对于中小企业市场的开发，使得强者越强，弱者越发没有了资源。

（2）房地产与融资平台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的社会融资的规模是6.16万亿元，同比增加了2.27万亿，创历史同期的最高值。13年一季度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共获得的融资同比多增达1.3万亿左右，七成多资金流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特别是房产市场。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资料显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2013年7月为50.3%，比上月微升0.2个百分点。 PMI指数中的新订单指数为51.7%，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虽然连续7个月刚刚位于临界点以上，但增幅收窄。生产指数为52.6%，比上略微回落0.1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着微增长态势，增速放缓。

中国制造业PMI分类指数（经季节调整）

日期 2012年7月 2012年8月 2012年9月 2012年10月 2012年11月 2012年12月 2013年1月 2013年2月 2013年3月 2013年4月 2013年5月 2013年6月 2013年7月

50.1 49.2 49.8 50.2 50.6 50.6 50.4 50.1 5.9 50.6 50.8 50.1 50.3

就2008年7月至2013年7月5年间的情况来看，我国采购经理指数（PMI）趋势图呈现长期在50%零界点上下波动的景象，（PMI）总体趋势基本状况是下降趋势，PMI最高为2008年3月50.8%；最低为2009年1月49.2%，一直徘徊在荣枯线。这种连续濒临荣枯线，说明制造业已到了危险的境地，50.3%的PMI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采购经理指数（PMI）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具有较强的预测、预警作用。PMI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PMI高于50%时，反映制造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制造业经济收缩。目前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持乐观态度的比例有所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9%，其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2.7%，原材料工业价格同比下降3.2%。整个一季度，PPI同比下降1.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1.9%。截止2013年3月份，PPI已经连续13个月负增长。PPI连续负增长，同比跌幅进一步扩大。抑制了企业再库存的意愿，产能过剩施压，工业品价格低迷，使得企业补库存的周期一再推迟。工业生产和需求不足造成了制造业不景气，工业领域面临紧缩。相对低迷的制造业投资仍是内需和经济复苏的主要掣肘问题。2013年1-6月份我国制造业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7.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6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创下近十年以来最低水平。这已经充分的体现了我国的实体经济的资金不充足及其造成的许多的问题。

《财富》杂志每年评出“全球500强”企业，因为是按照营业收入而不是利润总额排名，可以把这个排名看成全球500大企业，而不是全球500强企业。2014《财富》杂志按照企业的营业收入公布的“全球500强企业，我国从2010年的11家增加到2013年的85家，其中2012-2013财年中国大陆上榜上网非金融性企业71家，这71家非金融性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是3.9万亿元，其中利润总额是998亿元，仅仅占所有上榜非金融企业利润总额的。平均利润率仅为2.6，平均资产周转率0.70，平均资产周转率明显低于相似收入水平的泰国和印尼。平均股本回报率7.7%，资产回报率均值1.8%，资产回报率远低于500强企业平均值3.4%。我国的非金融性企业中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量逐年增加，速加快，资产周转率是考察企业资产运营效率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就资产回报率平均值一项来看，平均值低于500强企业，我们的平均值只达到500强企业的53%。利润率、股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资产周转率，四项指标充分说明我国实体企业效率不够高、效益不够好。在上榜的38个经济体中，除了杠杆率高居第六名之外，中国在其它指标的排名均在20位以下，而且绝大部分是30位以下。“中国企业大而不强”中国上榜的非金融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对于同等规模的国际竞争对手而言，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急需国家大力支持和充分发展

多年GDP高速发展后，我国过去依赖人力、资源等红利正在逐步消退，对于中国而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至关重要。金融资源的利用是实体经济资源利用效率来提高服务的，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直接关系到社会实体经济资源的运用效率，是促进效率提高的基础和前提。由此看来，金融创新作为一种特定的金融活动及制度安排均围绕金融资源的分配展开，这些金融活动和制度变化的宗旨则是在于提高金融效率并一次推动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使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运行相互协调。通过重新排列组合金融要素和创新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来提高和改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最终达到金融创新的目标。

3.实体经济困境带来的启示

启示一：相对滞后的融资发展，实体经济支持有限

首先，上市公司大多集中于国有垄断行业，高技术高科技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不良，融资结构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亟待优化。其次，即使货币市场的发展势头迅猛，对于实体经济的帮助还是有限。

启示二：实体企业内生型增长的能力较差

71家上榜的非金融企业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仅为7.7%。利润率、资产周转率、杠杆率三个指标的乘数可以合并成为股本回报率。为我们可以看出企业未掌握核心技术以量取胜最终获利较低。杠杆过高导致成本利息过高，价值准入制度、税费负担，所以利润率偏低。71家企业利润率偏低：上榜的企业大多数都集中在传统的中低端行业中，中国目前还不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利润的增长模式，但是其以量取胜的模式不容易保证企业获得可持续的盈利增长。由于盈利水平较差，通过利润留成来弥补资本、实现内生型的增长的能力也不太良好，因此主要依赖是借贷，导致杠杆较高。一方面：中国非金融企业过度的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性融资。另一方面：中国非金融企业银行贷款成本过高高杠杆率。所以“如果不通过股权融资或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进行的融资扩张，将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如果信贷增速放缓，企业靠借贷来维持高杠杆率的模式也将难进行，信贷泡沫破裂的危险随时存在”

启示三：信贷资金的投向不理想

现在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趋向饱和状态，由于金融创新能力不足，许多业务的同质化严重，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恶性竞争。许多银行为了追究利益的最大化，拒绝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而相反的是，经营状况良好的大企业获得的资金十分充沛但是小企业却无米下锅。这种资金的投向虽然减少了风险但是却是不良的市场的反应。这可以说是大数定律原则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银行为了尽量避免不良贷款造成的。

4.实体经济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

金融的主要的功能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资本要素交易平台。金融是虚拟经济领域，金融交易过程本身不创造社会财富。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是和谐共生、互促共赢的关系，金融的发展尤其要避免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繁荣和发展。目前我国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现象经常发生。而且抑制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规律

1.金融体系自身的规律

金融体系与任何的体系的发展一样，都遵循其内在逻辑与固有的规律，其中涉及很多方面。在主流的经济学领域，实体经济与金融本身并没有充分的被理解。而将金融片面的理解为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然而许多我过的科研工作者都是这样认为的，这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给金融本身带来了许多的困扰，反过来说就是并未能准确的理解金融的含义。金融体系作为现代经济配置的核心，金融的状态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运行。从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来看，适度的投机行为可以帮助市场提高活跃度以及降低了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起到了增强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效率的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投机会加大市场的波动，这个是与初衷违背的，所以金融体系应当注意不要过度的发展。

2.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匹配度。

六、针对实体经济创新的模式分析

1.制度创新

（1）制度创新的概念

制度创新即理念、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是通过新的组织方式和政策安排，重启经济的活力和活化经济成分，，寻求“新组合”带来“新动力”。制度创新为激发实体经济活力提供土壤和环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具魅力和复杂性的经济体而言，制度创新尤为重要，金融领域尤为明显。这是中国国务院总理近日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对创新的理解和阐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既是硬技术的突破，又是软实力的再造，是经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提升，为激发实体经济活力提供土壤和环境。

（2）制度创新的作用

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将会放松，企业可以和银行进行双向的选择。各个银行也可以开办多重业务公平竞争吸引企业存款。同时可以加快融资改革，使得中小企业在融资的过程变短且更有效率。这是深化融资改革建立融资渠道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2.技术创新

（1）技术创新的概念。金融技术创新是指伴随着科学与管理技术的发展，为了金融交易的成本的降低，金融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变化与革新了金融交易手段，交易方式和物质条件方面发生的。金融技术创新可以为金融效率的提高提供物质方面的保证，从而从深层次上促进金融生产力方面的提高。目前大量富有效率的技术创新项目面临着融资方面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对于金融发展对TFP 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2）技术创新的作用

3.产品创新

（1）产品创新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金融创新中与传统业务的关系

当我们开始大量的扶持金融创新时，还应该正视的现实是：在存量业务的规模中，传统的业务仍然占有绝对的比重，创新业务所占有的效益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注意处理好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的关系与平衡则是一大课题。

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

对于衍生金融产品来说，金融风险是相当的大的。由此我国的商业部门应该注意这些难以预料的风险，提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避免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既需要开拓创新，也需要量力而为，需要充分的考虑客观的实际和潜在的风险因素。良性的发展是建立在可控的风险下的，所以银行需要建立良好的风险防范的机制，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

金融创新与依法经营之间的关系

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时，需要在合法的情况下进行。同时也需要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

（2）我国金融产品创新存在的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自主研发能力不足，推出的产品规模大但效益不足

最近几年间，我国银行的金融创新十分火爆，创新产品的种类日渐丰富，如浦发银行就有“汇理财”计划，广大银行有“同升三号”交通银行有“得利宝”建设银行有利得盈等，产品花样繁多但是大多都是以吸纳性和移植性的产品为主，许多产品都是模仿国外的产品研发如保理业务是从国外直接引进的。另一方面，我国银行开发的产品同质化过于严重，各个银行互相模仿，并无实质性的创新。

（3）我国银行的产品创新缺乏整体的规划

我国银行设计产品时明显没有长远的设计与规划，比如，研发部门主要负责的是部门的利益，并没有考虑整个银行未来的发展。研发部门与销售部门之间的沟通也很缺乏。而且由于是国有银行的原因，许多银行的创新都是不考虑顾客的实际的需求。单单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造成了效益的惨淡。

（4）银行开发的产品缺乏多样化

我国的银行显然缺乏市场的定位，产品的研发过程中对于客户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表面，这样使得许多客户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根据著名的“二八定律”，银行的20%的客户创造了80%的利润，于是许多的银行就专门为了垄断的企业与大型的企业设计产品。但是相应的，中小产品

4.金融环境方面的问题

（1）国内的建制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落后的

我国近来的法律法规明显跟不上金融环境的步伐。例如，银行理财及电子服务业务缺乏相应的法律的保护。产品创新的要求与相对滞后的法律建设之间的矛盾，会使得新兴的金融创新产品存在着法律风险。

（2）金融监管制约了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对我国银行表现出的作用是抑制的作用。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尚未完全成熟使得银行缺乏创新的动力。利率管制剥夺了银行对于创新产品的定价权，使得银行没有研发的动力及热情。还有金融监管的分业监管使得银行只能在传统业务的低层次产品中创新。这使得银行没有创新的空间。一味的死守传统的制度是对于创新最大的抑制。

（4）金融产品创新的内容

5.服务创新

（1）服务创新的概念

金融服务创新

银行文化：银行服务走出去。“现在的银行文化是“等”文化，是“坐商”文化。坐在办公室里面等企业来，不断按照银行的要求来，” 将来，银行应建立“走出去”文化，真正建立一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文化。保险文化就是走出去文化，上门服务，站在消费者角度考虑问题，“未来应该让服务变成产品让用户按键，服务变成更简单的操作。甚至互联网远程操作。”

（2）服务创新的内容

资源配置：金融中介的项目审查及其结果，具有重要的市场信号功能，受此信号的指引市场资金将不断撤离劣质项目，并进入富有效率的项目 。这种市场指引作用要鼓励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创新。金融系统可以通过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系统评估并提供资金，有效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技术创新项目面临的融资约束，推动的技术进步。

七、促进创新的对策及建议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加融资渠道

首先，为了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解决融资困难和实体经济的困境，金融机构应该放宽准入的门槛，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使得民间资本开始发展，诸如中小额的贷款机构，农业贷款机构将会发展起来，同时将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多层次，多竞争，秩序井然。其次，融资的门槛也应该相应的降低。类似新三板等门槛较低的业务可以用来为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服务。

2.针对金融创新带来的弊端，有效防止风险

金融创新不只是可以带来市场的驱动力，也同时带来了市场的风险。所以市场不得不针对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加以防范。我国政府应该通过完善法律和法规提升交易者的信心，使得作假的上市公司不能在资本市场发展。尤其注意的是，对于假借金融创新，包装低质量的产品进入资本市场的行为应该严厉追究。因为这些假创新降低了市场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殷勇.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思考经济观察报.2014年01月11日 11：18.

[2]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大而不强怪圈上海博道投资有限公司，2014.

[3]周其仁.改革改革优先序与短期增长风险.2014年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演讲.

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篇（10）

一、前言

金融创新是指国家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了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目标，利用新的方法以及新的技术，让金融体系中的基本要素重新组合，从而推出新的服务、市场、工具和新的制度，创造一个新的高效运作的资金营运体系的过程。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创新和发展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金融创新的成果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帮助我国的大中小企业直接或者间接解决了融资问题，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的金融创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金融创新与财税政策的结合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金融创新和财税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因此，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背后的经济理论十分重要，本文着重从金融创新与财税政策的角度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金融创新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金融创新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在金融业的全面开放与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外部金融机构广泛介入中国金融市场，将直接带来创新业务，竞争的加剧也将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加快创新步伐。同时，受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金融的金融局面将呈现宽松状态，同时，国际上的外部环境也会促进国内金融创新的发展，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我国金融创新将进入一个发展高潮期。

目前，外资金融企业已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并广泛分布于沿海地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已渗透到各个行业。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外贸易的规模会迅速扩人。因此，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迅速提高和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将成为中国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财税政策的作用原理

1.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增加

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纵轴代表成本或收益。由于高新技术产品存在溢出效应，所以高新技术投资的社会边际收益曲线（MSR）高于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其中，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0）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交与点H0确定了较低的投资水平（I0）。政府可以实施财政政策，比如通过政府补贴或政府购买等手段进行财政的转移支付，这样的财政政策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边际收益从而促进投资的增加，图（1）所示，政府的财政政策使得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0上移至MPR1，这时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1）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交与点H1确定了较高的投资水平（I1），在图形上表现为由投资水平I0沿着横轴向右移到I1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加后，通过投资乘数的扩大效应，最终能够使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增加值远远大于投资增加的数额。

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减免税和降低税率的方法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下降，从而导致投资增加。如图（1）所示，税收的优惠政策会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向下移动，由原来的MC0移动到MC1处，此时边际成本曲线MC1与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1相交于E2点，从而确定了更高的投资水平。除此之外，企业成本的降低还会导致其产品利润的提高，从而会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供给量，进而会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额度。

2.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增长

财政政策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的增长和上文略有所同，其中政府购买可以起到直接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的作用，而财政补贴可以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高新技术产品的价格，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产品消费增长。本部分重点介绍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增长[6]。如图（2）所示，假设消费者可以选择高新技术产品或其他产品，未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之前，无差异曲线U′和预算线I′确定消费者均衡点为P1，这时消费者消费高新技术产品和其他产品的量分别为X1和Y1。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减免税或降低税率同样会使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价格也会随之降低，因为高新技术产品属于正常品的范围之内，所以价格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会使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在图形上表现为，财税政策的作用使得消费者均衡点由P1移动至P2，相应的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由X1增加到X2单位。

以上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财税政策可以通过刺激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和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财税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分析。

四、结论

本文从金融创新和财税政策激励两个方面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较为迅速，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不断注入资金，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个行业里的企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处于成长阶段，而此时的金融改革与创新正好迎合了高新技术产业大量需求资金的缺口，与此同时，国家政府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与激励间接刺激了该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双重的刺激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利好局面，本文从这两个方面进一步解释，旨在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