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论文篇（1）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征税对象，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属于资源税应税税目的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产品，并对应税资源按资源等级实行幅度税额计征的办法。应该说，新的资源税制在调节级差收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统筹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现行资源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已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一)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滞后，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现行资源税制体现的是调节级差收入这一立法精神，没有充分表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更没有体现运用资源税促进合理开采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资源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资源税制如果不能体现利用税收杠杆促进合理开采自然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则开征资源税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二)资源税地位不突出，税收功能难以发挥

现行资源税制由于税基窄、课税体系不健全等所带来的税收调节功能的缺陷已日益突出，特别是资源税收入偏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对其重视程度相对而言就不高，制约了资源税作用的发挥。从下表可以看出，1994年税制改革后，全国税收总收入以年均16.77％的幅度增长，到2003年达到了20461亿元，而全国的资源税收入年均增幅仅为7.00％，到2003年收入也仅为83.94亿元，资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0.41％，占地税收入的比重也仅为1.32％。全国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0.89％下降到2003年的0.41％。可见，资源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明显偏低，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

(三)资源税覆盖面太窄，难以充分发挥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

现行资源税制在税目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仅列举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而对土地资源、水资源、林木资源等均没有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覆盖面过窄的资源税制，难以发挥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从而使大量自然资源受到野蛮的掠夺和无情的破坏，资源开发中“重利用轻环境”的现象突出。

因为资源是商品价格构成的基础，应税资源的后续产品价格比非税资源后续产品的价格相对就高，不合理的商品比价必然导致对非税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如浙江省由于未对建筑用砂、石开征资源税，难以利用税收对砂、石资源开采加以限制，再加上砂、石开采管理上的问题，致使许多河道采砂陷入无序开采，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再如浙江省丽水市为经济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该市现有持证开采的矿山341家(不包括河道采砂)，其中甲类矿种以地下开采为主，乙类矿种(砂、石、黏土)基本是露天开采，目前共有废弃矿山200多处，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就有1.2处，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大大加重了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任务。

(四)税率设计不合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一是税率明显偏低。现行资源税税率设计于1993年，是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时的产品价格来设计的，既没有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之因素，也没有考虑同一自然资源在不同开采时期的品位等级可变性特征，且单位税额明显偏低。如煤炭、成品油等的市场价格已提高了二倍到三倍，但原油的资源税额自1994年以来却一成不变，因此，国家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的提高而增收。

二是对确定适用税额的权限过分集中。现行资源税制采用了分级核定的办法，即对资源税税目、税额幅度的确定由国务院决定，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目、税额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一部分子目和一部分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授权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但是矿产开采单位和个人开采的资源品位、开采条件及负担能力却在不断变化中。一般来讲，资源条件3－5年(或更长一些)会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化。而资源税条例除确定了7类应税资源的幅度税额外，还对全国的原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铅钨锡镍资源的大的开采企业，以及部分非金属矿原矿的适用税额，做出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自1994年以来变化不大，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选择，也难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三是未能充分体现组织收入的功能。现行资源税实行的是从量定额计征办法，即按应税资源产品课税数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征办法，如每吨原油的单位税额在8－30元之间，每吨煤炭的单位税额在0.3－5元之间，然后再在此范围内按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确定具体的单位税额，这只反映了优质资源与劣质资源的单位级差收入，未能考虑自然资源的环境价值和财政价值，对资源输出大省(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资源大省(区)并未能从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税收收入，而对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却需大量的投入，产出投入比例失衡，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五)税费并存，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

我国目前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除了实施必要的税收调节之外，还辅之以大量的费，处于税费并存的局面，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所涉及的税费就有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且土地出让金大大高于土地利用所涉及的税收收入；对同一矿产品的开采也存在税、费重复征收等问题，如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既涉及到资源税，也涉及到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等。税费并存、以费挤税的局面，严重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作用。

二、资源课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除按正收一般的直接税(如所得税)和间接税(如增值税)外，不少国家还对其征收一些特别税费，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矿区使用费

一是根据产量价值征收一定比例的矿区使用费；二是按矿区面积征收矿区费；三是以租金、特许

本文原文权使用费等形式对某些矿产和石油开采征收使用费。如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这些国家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类似于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等，具有对国有矿产资源开采以收费形式进行补偿的性质。

(二)特别收益税

部分国家对资源开采实现的利润，在征收普通公司所得税的同时，另征特别所得税，主要体现在石油资源。如：安哥拉对石油生产企业，除按40％普通税率征收一般公司税外，还征收石油税，其基本税率为50％，并另征15.75％的附加税(合计税率为65.75％)；挪威对来自油气生产和石油管道运输的所得课征50％的石油收益税，且不能在公司税前扣除。

(三)资源开采税

目前，有不少国家或地区对资源开采活动按资源开采量或价值征收属于间接税性质的开采税，税率往往因不同资源类型而不同。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对不同的自然资源分别开征开采税，对石油征收石油开采税，对天然气开征天然气开采税，对煤、矿石、盐、硫等征非石油矿产开采税。其中除石油开采税实行从价定率征税外，其他的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同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基本相同，只不过我国对应税资源均实行从量定额征收，没有实行从价定率征收。

根据我国是个自然资源较为稀少，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这一特点，应该在开采消费自然资源的环节征收资源税，并且对不同的资源采用不同税负的方法。

三、资源税制改革的具体设想

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通过扩大资源税覆盖面，调整计税依据，合理设计资源税率，确立资源税制的应有地位，充分调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明确纳税主体，抑制资源无序开采

现行资源税制将纳税主体界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条例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此规定，在采矿领域，应认定不管是何种单位还是个人，谁开采即由谁缴纳资源税。而现行矿产资源补偿费则明确由采矿权人缴纳。纳税人与纳费人的界定不尽一致，容易导致开采人与采矿权人在资源税纳税义务的确定上相互扯皮。从法律角度来考虑，应将纳税主体界定为所有权人即采矿权人，谁拥有，谁缴纳，便于资源税的日管和法律责任的追究。(二)拓宽税基，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借鉴其他国家实施资源税制的成功经验，按照资源税的税种属性，应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应予保护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地热资源等自然资源，但考虑我国全面开征资源税还有一定的难度，可采取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办法，逐步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一是尽快开征水资源税。水为生命之源，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有关资料表明，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有400多个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0多个，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就我国的现状而言，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缺乏；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据此，我们认为，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水资源税，对所有开采或取用各种天然水(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矿泉水、地热水等)的均纳入征税范围，按照开采量或取用量在开采或取用环节征收，在税率的设计上，应考虑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实际，可确定较大的税率幅度，在幅度范围内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具体税率，同时，取消目前的水资源费，通过税收真正起到保护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

二是尽快开征砂石料资源税。随着建筑业、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建筑砂石料开采量、使用量居高不下。由于对砂石料开采管理不严格以及税收调节不到位等，致使砂石料无序开采，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并造成大量税收流失，国有资源的价值难以体现。我们认为，开征砂石料资源税已成当务之急，可将所有在陆、江、河、海开采的建筑用砂、石料纳入砂石料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合理设计税率，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发挥应有的税收调控作用。

三是适时开征土地资源税。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鉴于我国现行对土地课征的税费过多、范围过窄、减免过宽、税率过低、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状况，可将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归并为土地资源税，并在现行土地开发利用税费负担的基础上，合理设计土地资源税的税率，扩大土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以土地资源税来调控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三)调整计税依据，明确资源税的属性

资源税是对开采利用国有资源而征收的一种税，只要有开采国有资源的行为发生，只要开采了国有资源，均应缴纳资源税。而我国现行资源税是以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中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的，这显然很不合理。因为自然资源被开采后，无论纳税人是否从开采资源中获得收益，自然资源实际上都已经被“利用”，鉴于此，应本着简化税制的原则，将资源税计税依据从现行的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改为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实际产量计征。这一方面更能体现国家对国有资源的调控和保护思想，进一步明确资源税的属性；另一方面促使纳税人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合理开采自然资源，尽可能减少所开采资源的积压和浪费，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得以更好的开发利用。(四)提高税率，充分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

1．要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度和政府对该类资源开采的限制程度。对不可再生的稀缺度高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强，在税收上就应设置较高的税率；反之，对一些可再生的稀缺度不大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相对弱一些，在税收上可设置相对低一点的税率。

2．增强资源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比较而言，资源输出型地区的经济相对不发达，如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入地，而西部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出地，要提高资源输出地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就应该运用税收政策来提高资源输出地的财力，提高资源税税率是一种最简捷的办法，这也是符合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政策的。

3．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某一税制的地位高低，除了税收立法层次高低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组织收入量的多少、在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高低，这也是地方政府所关注的。现行资源税不被看重，同资源税税率过低，且10年不变，组织收入的功能弱化是相关联的；而要提高资源税制的地位，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就必须提高资源税的税率。

4．调整资源开采的级差收入。资源市场遵从的是优质高价、劣质低价的价值规律，因此，在税率设计上，也应体现优质资源税率从高、劣质资源税率从低的原则。

5．反映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按照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资源的有害物质含量越高，在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大，国家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就越多，而这种投入必须通过以税收的形式来筹集资金，因此该类资源的资源税税率就应越高，反之则设计相对低的税率。

根据以上原则，在扩大资源税覆盖面的基础上，对原油、金属类矿产资源、矿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稀缺度高的自然资源应从高设计税率，其他类资源可相对从低设计税率，以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以及国家对自然资源稀缺度的调控度。在具体的税率设计上，考虑我国幅员辽阔的实际，一方面要拉大税额幅度，由地方政府(省级)结合实际确定具体的税额，有利于资源大省在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提高总体单位税额，实行差别税率，对稀缺或环境破坏力强的资源，应确定其资源税的税负不能低于10％，一般资源的税负不低于5％，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清费立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

通常收费的理论依据是公共部门为社会成员提供特定服务和特定设施而收取的经济补偿。但从目前应税的资源产品税、费负担情况看，过多的收费必然导致资源税功能的弱化，且许多收费从其性质看，是属于税收范畴，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收取的，如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出让金、水资源费等。因此，我们认为，应从清费立税、减轻负担、强化税收功能的角度出发，全面清理现行开采利用国有资源的各类收费项目，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推行费改税，目前可将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归并进矿产资源税，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等，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

(六)规范减免，保护资源合理开采利用

资源税论文篇（2）

1994年税制改革后属于资源税应税税目的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产品，并对应税资源按资源等级实行幅度税额计征的办法。应该说，新的资源税制在调节级差收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统筹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现行资源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已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一)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滞后，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现行资源税制体现的是调节级差收入这一立法精神，没有充分表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更没有体现运用资源税促进合理开采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资源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资源税制如果不能体现利用税收杠杆促进合理开采自然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则开征资源税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二)资源税地位不突出，税收功能难以发挥

现行资源税制由于税基窄、课税体系不健全等所带来的税收调节功能的缺陷已日益突出，特别是资源税收入偏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对其重视程度相对而言就不高，制约了资源税作用的发挥。从下表可以看出，1994年税制改革后，全国税收总收入以年均16.77％的幅度增长，到2003年达到了20461亿元，而全国的资源税收入年均增幅仅为7.00％，到2003年收入也仅为83.94亿元，资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0.41％，占地税收入的比重也仅为1.32％。全国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0.89％下降到2003年的0.41％。可见，资源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明显偏低，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

(三)资源税覆盖面太窄，难以充分发挥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

现行资源税制在税目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仅列举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而对土地资源、水资源、林木资源等均没有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覆盖面过窄的资源税制，难以发挥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从而使大量自然资源受到野蛮的掠夺和无情的破坏，资源开发中“重利用轻环境”的现象突出。

因为资源是商品价格构成的基础，应税资源的后续产品价格比非税资源后续产品的价格相对就高，不合理的商品比价必然导致对非税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如浙江省由于未对建筑用砂、石开征资源税，难以利用税收对砂、石资源开采加以限制，再加上砂、石开采管理上的问题，致使许多河道采砂陷入无序开采，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再如浙江省丽水市为经济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该市现有持证开采的矿山341家(不包括河道采砂)，其中甲类矿种以地下开采为主，乙类矿种(砂、石、黏土)基本是露天开采，目前共有废弃矿山200多处，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就有1.2处，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大大加重了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任务。

(四)税率设计不合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一是税率明显偏低。现行资源税税率设计于1993年，是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时的产品价格来设计的，既没有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之因素，也没有考虑同一自然资源在不同开采时期的品位等级可变性特征，且单位税额明显偏低。如煤炭、成品油等的市场价格已提高了二倍到三倍，但原油的资源税额自1994年以来却一成不变，因此，国家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的提高而增收。

二是对确定适用税额的权限过分集中。现行资源税制采用了分级核定的办法，即对资源税税目、税额幅度的确定由国务院决定，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目、税额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一部分子目和一部分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授权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但是矿产开采单位和个人开采的资源品位、开采条件及负担能力却在不断变化中。一般来讲，资源条件3－5年(或更长一些)会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化。而资源税条例除确定了7类应税资源的幅度税额外，还对全国的原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铅钨锡镍资源的大的开采企业，以及部分非金属矿原矿的适用税额，做出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自1994年以来变化不大，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选择，也难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未能充分体现组织收入的功能。现行资源税实行的是从量定额计征办法，即按应税资源产品课税数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征办法，如每吨原油的单位税额在8－30元之间，每吨煤炭的单位税额在0.3－5元之间，然后再在此范围内按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确定具体的单位税额，这只反映了优质资源与劣质资源的单位级差收入，未能考虑自然资源的环境价值和财政价值，对资源输出大省(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资源大省(区)并未能从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税收收入，而对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却需大量的投入，产出投入比例失衡，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五)税费并存，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

我国目前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除了实施必要的税收调节之外，还辅之以大量的费，处于税费并存的局面，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所涉及的税费就有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且土地出让金大大高于土地利用所涉及的税收收入；对同一矿产品的开采也存在税、费重复征收等问题，如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既涉及到资源税，也涉及到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等。税费并存、以费挤税的局面，严重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作用。

二、资源课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除按正收一般的直接税(如所得税)和间接税(如增值税)外，不少国家还对其征收一些特别税费，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矿区使用费

一是根据产量价值征收一定比例的矿区使用费；二是按矿区面积征收矿区费；三是以租金、特许

本文原文权使用费等形式对某些矿产和石油开采征收使用费。如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这些国家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类似于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等，具有对国有矿产资源开采以收费形式进行补偿的性质。

(二)特别收益税

部分国家对资源开采实现的利润，在征收普通公司所得税的同时，另征特别所得税，主要体现在石油资源。如：安哥拉对石油生产企业，除按40％普通税率征收一般公司税外，还征收石油税，其基本税率为50％，并另征15.75％的附加税(合计税率为65.75％)；挪威对来自油气生产和石油管道运输的所得课征50％的石油收益税，且不能在公司税前扣除。

(三)资源开采税

目前，有不少国家或地区对资源开采活动按资源开采量或价值征收属于间接税性质的开采税，税率往往因不同资源类型而不同。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对不同的自然资源分别开征开采税，对石油征收石油开采税，对天然气开征天然气开采税，对煤、矿石、盐、硫等征非石油矿产开采税。其中除石油开采税实行从价定率征税外，其他的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同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基本相同，只不过我国对应税资源均实行从量定额征收，没有实行从价定率征收。

根据我国是个自然资源较为稀少，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这一特点，应该在开采消费自然资源的环节征收资源税，并且对不同的资源采用不同税负的方法。

三、资源税制改革的具体设想

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通过扩大资源税覆盖面，调整计税依据，合理设计资源税率，确立资源税制的应有地位，充分调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明确纳税主体，抑制资源无序开采

现行资源税制将纳税主体界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条例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此规定，在采矿领域，应认定不管是何种单位还是个人，谁开采即由谁缴纳资源税。而现行矿产资源补偿费则明确由采矿权人缴纳。纳税人与纳费人的界定不尽一致，容易导致开采人与采矿权人在资源税纳税义务的确定上相互扯皮。从法律角度来考虑，应将纳税主体界定为所有权人即采矿权人，谁拥有，谁缴纳，便于资源税的日管和法律责任的追究。

(二)拓宽税基，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借鉴其他国家实施资源税制的成功经验，按照资源税的税种属性，应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应予保护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地热资源等自然资源，但考虑我国全面开征资源税还有一定的难度，可采取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办法，逐步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一是尽快开征水资源税。水为生命之源，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有关资料表明，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有400多个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0多个，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就我国的现状而言，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缺乏；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据此，我们认为，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水资源税，对所有开采或取用各种天然水(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矿泉水、地热水等)的均纳入征税范围，按照开采量或取用量在开采或取用环节征收，在税率的设计上，应考虑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实际，可确定较大的税率幅度，在幅度范围内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具体税率，同时，取消目前的水资源费，通过税收真正起到保护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二是尽快开征砂石料资源税。随着建筑业、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建筑砂石料开采量、使用量居高不下。由于对砂石料开采管理不严格以及税收调节不到位等，致使砂石料无序开采，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并造成大量税收流失，国有资源的价值难以体现。我们认为，开征砂石料资源税已成当务之急，可将所有在陆、江、河、海开采的建筑用砂、石料纳入砂石料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合理设计税率，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发挥应有的税收调控作用。

三是适时开征土地资源税。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鉴于我国现行对土地课征的税费过多、范围过窄、减免过宽、税率过低、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状况，可将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归并为土地资源税，并在现行土地开发利用税费负担的基础上，合理设计土地资源税的税率，扩大土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以土地资源税来调控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三)调整计税依据，明确资源税的属性

资源税是对开采利用国有资源而征收的一种税，只要有开采国有资源的行为发生，只要开采了国有资源，均应缴纳资源税。而我国现行资源税是以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中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的，这显然很不合理。因为自然资源被开采后，无论纳税人是否从开采资源中获得收益，自然资源实际上都已经被“利用”，鉴于此，应本着简化税制的原则，将资源税计税依据从现行的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改为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实际产量计征。这一方面更能体现国家对国有资源的调控和保护思想，进一步明确资源税的属性；另一方面促使纳税人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合理开采自然资源，尽可能减少所开采资源的积压和浪费，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得以更好的开发利用。

(四)提高税率，充分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

1．要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度和政府对该类资源开采的限制程度。对不可再生的稀缺度高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强，在税收上就应设置较高的税率；反之，对一些可再生的稀缺度不大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相对弱一些，在税收上可设置相对低一点的税率。

2．增强资源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比较而言，资源输出型地区的经济相对不发达，如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入地，而西部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出地，要提高资源输出地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就应该运用税收政策来提高资源输出地的财力，提高资源税税率是一种最简捷的办法，这也是符合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政策的。

3．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某一税制的地位高低，除了税收立法层次高低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组织收入量的多少、在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高低，这也是地方政府所关注的。现行资源税不被看重，同资源税税率过低，且10年不变，组织收入的功能弱化是相关联的；而要提高资源税制的地位，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就必须提高资源税的税率。

4．调整资源开采的级差收入。资源市场遵从的是优质高价、劣质低价的价值规律，因此，在税率设计上，也应体现优质资源税率从高、劣质资源税率从低的原则。

5．反映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按照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资源的有害物质含量越高，在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大，国家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就越多，而这种投入必须通过以税收的形式来筹集资金，因此该类资源的资源税税率就应越高，反之则设计相对低的税率。根据以上原则，在扩大资源税覆盖面的基础上，对原油、金属类矿产资源、矿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稀缺度高的自然资源应从高设计税率，其他类资源可相对从低设计税率，以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以及国家对自然资源稀缺度的调控度。在具体的税率设计上，考虑我国幅员辽阔的实际，一方面要拉大税额幅度，由地方政府(省级)结合实际确定具体的税额，有利于资源大省在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提高总体单位税额，实行差别税率，对稀缺或环境破坏力强的资源，应确定其资源税的税负不能低于10％，一般资源的税负不低于5％，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清费立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

通常收费的理论依据是公共部门为社会成员提供特定服务和特定设施而收取的经济补偿。但从目前应税的资源产品税、费负担情况看，过多的收费必然导致资源税功能的弱化，且许多收费从其性质看，是属于税收范畴，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收取的，如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出让金、水资源费等。因此，我们认为，应从清费立税、减轻负担、强化税收功能的角度出发，全面清理现行开采利用国有资源的各类收费项目，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推行费改税，目前可将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归并进矿产资源税，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等，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

(六)规范减免，保护资源合理开采利用

资源税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资源税改革必要性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其能否高效利用，这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目前无论是从我国资源利用的现状，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资源税制度的改革都势在必行。

一、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

(一)资源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

我国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资源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但是我国资源消耗强度大，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从投入和产出看，目前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左右，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以上。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比国外的先进水平低20％一35％，城市用水的回收率也仅有30％，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有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

(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可持续发展下的经济增长主要采取集约型增长方式，应改变传统的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做法，主要通过提高产业附加值来增加税收收入。其次，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改变资源税税源结构，这就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的重心，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应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适时适当调整资源税税额及征税范围，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四)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契机

纵观我国现在的资源勘查开发形势，可以发现，我国矿业多年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集中在2007年、2008年释放，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击相互作用，导致矿产品价格全面下滑，矿业公司利润大幅下降，矿产勘查预算趋向紧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随着通胀压力基本消除、CPI将继续走低，资源税上调不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消除价格扭曲现象，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减少，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中央政府应抓住有利契机，改革资源税法律制度，通过税收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明确将盐税列为一个税种征收，从此建立起我国对资源征税的制度。1958年以前，盐税由盐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1958年改由税务机关负责。1973年将盐税并入工商税，1984年又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税种。

1994年1月并入资源税。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并于198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1993年12月1日废止。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度，是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确定的。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存只针对特定资源征税，征税对象不是全部自然资源，也并非对所有具有商品属性的资源都征税，而主要是有选择地对矿产资源进行征税；具有级差收入税的特征，资源税实行差别税率，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在客观上存在着好坏、贫富、储存现状、开采条件、地理位置等多种差异；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种采用定额税率的征收方法，税款的多少只与资源的开采量或销售量有关，却与开采者的生产成本及销售价格无关；属于共享税，资源税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机关同时征收。

三、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征收范围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税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矿产资源开发的级差收入，对自然条件形成的贫矿和富矿征收不同标准的税收，在达到公平竞争的同时，防止资源开采者采富弃贫，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通过征收资源税增加财力，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综合治理。

税负低，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尽管我国近几年调高了煤炭、石油等项目的税额，但相对于1994年的税负实际上还是有所下降。以煤炭资源为例，根据现行的资源税税收标准，煤炭资源税是按产量征税，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因此，许多煤炭开采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论煤层是几米还是几十米，都只是一次性开采，大量的煤炭资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为了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税课税税额亟待进一步调整。

计征方法陈旧，不符合科学开采的要求。我国资源税的计征一直采用从量定额征收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便于征管，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开采者占有国家资源产品，在产品开采出来后才向国家纳税，在开采过程中，开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部分全部由国家承担。这也是造成掠夺式开采的重要原因。

多种税费并存，征管较乱。多年来，我国对资源产品征收的税种除资源税外，还对土地资源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同样是对土地资源征税，却有不同的税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成员的不理解，造成征管的阻力。另外，地方政府还要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如土地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安全生产费等，形成了规费收入远远大于税收收入的奇怪现象。

此外，分配体制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分配格局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中央对地方的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宏观调控的权利有限，使宏观调控的力度减弱，特别是对于节能降耗项目、新能源研制开发项目等。中央财力支持的力度就会减弱；二是刺激了地方的急功近利，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就会乱上资源开发项目，特别是个别地方默许小煤窑、小油井的私采乱挖，导致资源的重大浪费。

四、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制定于1993年底，其制度设计理念更多的是强调资源税在调节不同资源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对资源税的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重视不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资源税法律制度在制定和完善过程中，都比较好地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因为，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在于保护人类健康和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我国现有的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而设立的。这种狭隘的立法宗旨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国的资源税立法应当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合并税种并规范税名

我国现行资源税执行税目有七类，在此基础上取消我国现阶段对土地资源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补偿费等“两税一费”，将土地列入资源税的范围，即在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中增列“土地”税目。实行这种改革的意义在于：税名符实、准确规范、便于征管。比以“两税一费”名义征收更有说服力，不仅有利于征收管理，而且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于彰显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政策取向。将现行的对土地资源征收的“两税一费”统一合并后，既有利于完善税制，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更能直观地表现出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立法宗旨，提高全社会节约使用土地、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的意识，减少土地资源的损失浪费。

(三)扩大征收范围以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资源保护的要求相比，现行资源征税范围都显得过窄，新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例如，为了保护水资源，我国应当在资源税税目中增设水资源税目，分设地表水、地下水、地下热水、矿泉水4个子目，按照照顾生活用水、节约控制生产用水、严格控制污染水的原则，实行差别税额。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资源的利用现状，应先将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待时机成熟，再将其他资源，如河流资源、湖泊资源等资源纳入资源税的税收范围。

(四)完善现有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管理制度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从价计征方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明显，与征税对象的数量也有紧密联系，其与差别比例税率配合，可以调节产品利润和产品结构，影响价格水平，最终调节产业结构。如果从价计征能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既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也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调整资源税税额。对于纳入资源税税收范围的应税税目，应根据其稀缺程度、人类的依存程度、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自身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对于那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课以重税，通过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上调税额来引导企业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考虑以不同的资源回收率制定不同的资源税税率。回收率高的税率低，反之则高；或者以60％的资源回收率为分界线，制定不同的资源征税起点，达到规定回收率者，以12％的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达不到规定回收率者，以6％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

按照资源储量、回采率计征。这种改革在学界和业界呼声较高，受探测技术、税收征管手段和方法等因素的制约，暂时难以实施，但可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资源税改革的方向，应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便可以付诸实施，目前也可有选择地在具有较好前景的地区进行试点，创新资源税计征手段。

资源税论文篇（4）

国务院《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确定了2010年九大重点改革任务，其中一项就是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完善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制度。这一举措将极大地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有效提高资源开采使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环境改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税改革的主要内容

资源税改革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扩大资源税的覆盖范围、提高资源税税率、改变资源税计征方式。

首先，进一步扩大资源税的范围，对开发、利用应税自然资源的中外纳税人统一征税。资源税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还包括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开发产生的能源。征税范围将涉及石油、煤炭、天然气、矿产、盐、土地、森林、草原、滩涂、地热、水、电等能源和资源。

其次，逐步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和收费制度改革，适时取消不适当的减免税，提高资源税税率，调节资源开采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

最后，完善资源税计征方式。改革“从量定额”征税为“从价定率”征税。从量征收的方式不仅不能反映价格波动，还导致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而从价征收的方式可以有效改变这一现状，并实现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平衡。

二、资源税改革对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

1.加大企业经营运作成本

资源税税制改革无疑将加大资源类生产企业的营运成本，尤其是资源开采企业和资源、能源消耗大户。因为按照从价计征，其资源税可能比原来按从量计征高出很多，财政部财科所一份关于资源税的研究报告建议，资源税改为从价定率征收后，具体税率应为销售价格的5%～15%。提高资源税还将提升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减少下游产品的利润空间，降低相关产业的投资收益率。这将迫使企业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改进生产流程，实施循环生产和清洁生产，从而进一步规范企业的资源开发和使用行为，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2.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资源税实施价外征税，通过税负传导，必然提高资源类产品如煤电油气的价格，加大居民或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使消费者成为资源税税负增加的重要承担者。这将对人们的资源消费行为产生较大影响，有效遏制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们节约用电、合理用水，引导更加节能、环保的消费行为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资源税改革的宏观影响

1.增加财政收入，缩小地区差异

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源，因为资源税征税范围和力度都将增加，不仅对企业也对消费者征税，所以税源将会大幅度提高，且税收收入与资源价格上涨同步增长，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此外，除了海洋、石油外，大部分资源存量在中西部地区，而资源的利用主要在东部地区，资源税的改革能够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有利于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财富转移，从而缩小地区差异。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资源税税制改革后，资源和能源依赖型企业的营运成本增加，这将有效抑制高耗能行业的过快增长，有效转变“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是一个资源总量大国，但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小国，无论是不可再生资源还是可再生资源都相对短缺，与其他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相比而言，中国的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资源的稀缺性更为严重，资源税税率提高后，可以很好地调控中国资源开采浪费的现状，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开采，避免过度开采导致的非可持续发展。资源税改革后，包括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会自觉主动地关心节能环保问题，从而极大地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四、完善资源税税制改革的建议

资源税的改革是一个艰难的多方博弈过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资源从“无价”到“有价”，从近乎免费使用到有偿使用，这一变动过程牵涉到许多重大利益关需要重新调整。新的资源税制度的推出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综合考量，逐步实施

资源税改革的两个重要变化就是计征方式改为“从价计征”和提高资源税税率，这将给资源相关企业造成较大的压力，增加其运营成本，甚至超出部分企业的承受能力，造成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不良后果，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此，相关部门在设计资源税改革具体细节时，尽可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统一设计和考量，逐步实施，以保证各相关行业和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

2.合理设计税率和确定计征方式

本着实现价值目标和符合本国国情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合理地进行税率设计，使其既能实现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又不至于负担过高影响纳税企业的高品质发展。首先，要全面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并形成与市场相联系的浮动的资源税率，体现税收的弹性调节作用；其次，税率设计还要考虑资源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影响，对不可再生资源、非替代资源、稀缺性资源要课以重税，以限制掠夺性开采。再次，资源税率的确定要使资源开采企业形成一定的成本意识，把企业的盈利模式转移到强化管理、提高资源开采率和资源深加工上来，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单纯的靠扩大产量来增加利润总额。另外，对不同性质的资源分别采用不同的计征方式，如，对部分价格变化比较频繁、幅度比较大的应税产品，如，煤炭、石油、矿产品等直接实施“从价计征”，而对价格相对比较稳定，变化不太频繁的资源，如水、电等可先行实施“从量计征”，再逐步实施“从价计征”。

3.与其他配套措施相结合

围绕资源税的改革将会牵涉到许多重大利益关系需要重新调整，改革时需要发挥配套政策的协调作用。

首先，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将回采率或资源开采后污染的处理情况与资源税税负水平相联系，制定鼓励回收利用的优惠政策，促进节能减排；对引进耗能少、污染小的先进设备和用于循环生产、清洁生产的设备实行优惠政策(如采用加速折旧、退税等)；对于用于节约资源和能源、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在计算所得税时进行优惠扣除；建立和并逐步推行资源耗竭补贴制度。

其次，尽快设立环境税，完善中国的环境税收体系。欧美国家征收的环境税有:(1)对排放污染所征收的税，如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税、化学品税；(2)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电池税；(3)为减少自然资源开采、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而征收的税，如:开采税、地下水税、森林税、土壤保护税；(4)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征税，如:噪音税、拥挤税、垃圾税；(5)对农村或农业污染所征收的税，如:超额粪便税、化肥税、农药税；(6)为防止核污染而开征的税，主要有铀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税收措施，但比较零散且在整个税收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小，无法充分起到调节作用，也无法满足环境保护所需资金。所以，中国应尽快设立环境税，完善环境税收体系，使能源资源的产品价格体现环境成本，理顺稀缺资源的价格，从而降低资源的消耗速度，促进生产和消费向可持续方向发展。

最后，要完善税收管理体制，理顺地方和中央的责权利关系。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而中国现行的资源税作为地方税种，在管理体制上是由地税征收、地方独占资源税收入，这与资源税设置的目的相违背。从公平分配的角度出发，资源税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国税征收，税收共享”。地方政府要有效监督各类资源的储量和计税情况，并和国家有关部门一起制定完善资源税税负标准，中央应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利，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税率。

参考文献:

[1]商艺.资源税改革——绿色税收的崭新一页[J].当代经济，2008，(6):124-125.

资源税论文篇（5）

从实证角度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两种情况。国外学者，如Peden(1991)、Sculley(1995)等通过经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税收是负相关关系；而Garrison&lee(1992)研究得出平均税率、边际税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国内学者马拴友(2001)通过对我国1985年—1999年税收、政府支出与GDP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每增加1元，就会使GDP减少2.4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长1%，会促进GDP增长0.36%。按照马拴友的推算标准，2000年税收比上年增加1898.93亿元，使GDP减少4557.43亿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935.6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69%。将增加的购买性支出的资金看作是全部来自税收增长，那么，政府购买性支出可以带动GDP实际增长3.49%，名义增长4.39%，换算成绝对数为3602.76亿元。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与增加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是使GDP减少954.67亿元，也就是使2000年经济名义增长速度下降1.16%，实际增长速度下降0.26%。

当然，政府支出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是稳定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一定水平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减弱。Peden(1991)测算了美国1929年—1986年的经济生产率与政府支出的关系，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7%前促进生产率提升，大于17%后反而会降低生产率。如果政府预算是平衡的，那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率）不超过17%，对经济影响是积极的。

中国的情况是当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基本平衡时，广义宏观税负介于14%-24%之间经济是可以承受的，但由于政府预算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赤字，所以对应的宏观税负为22.9%，宏观税负低于22.9%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小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中国GDP增长对税收融资的总量约束基本上是宏观税率不超过22.9%为宜，但也不能太低。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差不应超过3个百分点，否则会影响政府支出水平。

二、中国政府内源融资规模有多大：税收快速增长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实施明确的“增税”政策，只是对税制进行过局部性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或停止征收某些小税种。1994年新税制规范了增值税的内容、计税依据和标准，这不属于增税，而是对原流转税税种的调整。1997年税收增长出现良好势头，国务院据此向税务系统下达了1998年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任务。在外部需求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税务系统勉强完成了任务。1999年和2000年税务系统继续加强征管，同时由于开征了利息税，以及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开始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交易规模大增，使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所以这两年税收增长幅度超过了1998年。加强征管的做法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税收“寅吃卯粮”现象，征了“过头税”，也有些地方出现“税收贮藏”，为以后年度完成指标做准备。

那么，税收的正常增长应该怎样评判呢？税收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增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弹性系数来描述。如果税收可以完全征管，不存在流失的前提下，税收弹性系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那么，税收弹性系数一般会大于1，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税收的弹性系数一般不会大于1，税收增长等于或略高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中国的税制结构属于后一种，税收弹性系数应该在1左右。从实际情况看，1979年—2001年中国税收名义增长速度为15.3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5.84%，平均弹性系数为1.035。近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991年—2001年GDP的名义增长速度是16.1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6.61%，税收弹性系数为1.031。1997年以来，税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的名义增长速度，平均弹性系数达到2.41。如果考虑近年来证券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较快，使印花税、利息税增加较多的因素，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应高于1.035。运用移动平均法剔除随机干扰因素后，本文测算出1997年—2001年税收的弹性系数为1.48。税收弹性系数1.48可以作为判断政府是否实施增税融资的标准。研究表明，最近5年中国政府加强征管带来的税收增长占税收年度增长的比重在25%-54%之间（见表1）。

三、政府境税内源融资结构的经济约束

除了总量约束外，政府增加税收的结构也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不同性质的税种受到的经济约束程度是有差异的。按照征税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可以将税种划分为三类：资本收入税类、劳动所得税类和消费支出税类。目前我国开征的税种当中属于资本收入税类的税种有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资源税、城建税以及资本性的流转税；属于劳动所得税类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和农牧业税，另外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也属于劳动税类性质的财政收入（目前还未纳入预算管理，只进行财政专户管理）；属于消费支出税类的税种有筵席税、屠宰税、特产税、流转税以及1994年前的盐税、集市税和特别税。这三类税收的实际有效税率是对各要素征税总额分别与资本收入、劳动所得和最终消费的比率。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用Ktar表示，劳动征税的有效税率用Ltar表示，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用Ctar表示。

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主要是投资、劳动投入和

要素（含技术进步等）的贡献。另外，经济开放度、货币和财政政策因素也影响经济增长。GDP增长与投资率(Invr)或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Lo-br)和经济开放度(Openr)直接相关。货币供给因素可以从物价变动中反映出来，将通货膨胀(Infr)纳入经济增长决定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采用名义增长率(Ngdpr)，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经济增长与各要素以及三种税收之间的关系：

Ngdpr=β0+β1Invr+β2Openr+β3Lobr+β4Infr+β5Ktar+β6Ltar+β7Ctar

说明：GDP增长为名义增长率，投资率用资本形成率代替，开放度为贸易口径，通货膨胀是GDP平减指数的变化。1979-1984年资本税收额中包括财政来自企业的收入以及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1985-1999年的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税费转引自马拴友(2001,P285、P288、P290)，其余年份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有关数据推算。

从估算结果看，样本数据的总体相关系数高达0.958，有91.7%名义GDP增长可以被解释。统计检验中，除了T检验值稍差外，其他统计检验都可以接受，说明该估计参数的解释功能较强，可信度较高。从表2中看，GDP增长与投资率、贸易衡量的开放度、通货膨胀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其中，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比较大，与劳动力供给负相关似乎不符合经济增长原理，这可能与中国人口众多，素质较低有关，低素质劳动力供给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三种有效税率与名义GDP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不同，对劳动征税和对资本征税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且对劳动征税的负经济影响大，而对消费支出征税的经济影响是正的。本文还测算了三种有效税率分别与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和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资本有效税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为-0.633，劳动有效税率与劳动力供给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02，消费有效税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6。表明，对资本征税的经济约束度较强，资本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下降0.1个百分点；对劳动所得征税的经济约束度也相对较强，劳动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55个百分点；提高消费征税的有效税率不会抑制消费，因此消费征税的经济约束度最弱。

通过增加消费税类或提高消费税率融资是有一定空间的。1999年消费征税额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31.7%，有效税率为6.8%，与发达国家相比，略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但不及英国、加拿大的一半，法国的三分之一。以消费支出为税基增加税收是今后内源融资的最主要政策选择。尽管对劳动所得征税的有效税率很低，是最有潜力增税的领域，但是，由于广大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个人所得税增长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而不是靠调整税率或税基就可以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农村居民的农牧业税税率不高，但除了农牧业税外还要负担各种集体收费，实际负担并不轻。最具潜力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将社保基金缴款改为社保税收纳入预算统一管理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目前社保收入只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而不能作为统一的预算内资金与其他支出调剂使用。可见，对劳动征税融资空间非常有限。

【参考文献】

[1]JohnC.GurleyandEdwardS.Shaw"FinancialDevelopmentandEe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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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den,E.A,,1991:"ProductivityintheUnitedStatesandItsRelationshiptoGovernment

Activity:AnAnalysisof57years,1929-1986"PublicChoiee69:pp153-173.

资源税论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现行资源税费存在的问题。如资源税计税方式的缺陷导致收入增长缓慢，资源税费关系混淆、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等，提出了改革我国资源税费的主要思路：全面建立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税费并存；资源税以开采量或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等。 （中经评论·北京）一、现行资源税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税的从量定额计税方式导致收入增长缓慢 1994年到2006年期间，我国资源税的收入由45.5亿元增加到207.3亿元，平均年收入为82.86亿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3.47%，这大大低于全部工商税收18.18%的增长幅度。①具体来看，除1995年加强征收管理后资源税收入增长较快外，其他年份增长缓慢，1999～2000年基本上是“原地踏步”，1997年甚至出现下降。资源税增长的停滞趋势，同其他税种以及整个税收的高速增长形成较大的反差.导致资源税在全部工商税收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近几年国家调整了部分资源税税额后，资源税收入有了迅猛的增长，2005年与2006年的增长速度分别高达43.9%和45.37%。即便如此，2006年资源税收入占全部工商税收的比重也只有0.55%，与1994年相比，资源税的比重下降了近一半。 （二）资源税费关系混淆，征收不规范 目前，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性质作用趋同。且关系紊乱。实际上，该问题在1994年资源税改革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开征后就已经显现出来。资源税在设立之初是一种调节税，即调节开发自然资源的单位因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因为当时是针对部分矿产品，按矿山企业的利润率实行超率累进征收。而1 994年税改把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矿种的所有矿山，不管企业是否盈利实行普遍征收，这时.资源税已不再是单纯的调节级差收入，而是根据资源的所有权来取得补偿收入。即资源税的性质已有所改变，资源税既具有原有的调节级差收入的性质.还具有“资源补偿费”的性质。如此看来，当资源税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因其“地方税”的定位而被抵消的情况下，我国目前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在性质和作用上已基本趋同（实际上，我国的资源补偿费对不同资源也是实行差别费率的，只是对于同一矿产资源上没有差别）。这种具有相近的性质和作用，却采取不同的征收形式的做法，造成资源税费关系紊乱。 同时，在资源税费并存的局面下，税和费由不同的部门征收。尤其是收费，各地在管理上不相一致，缺乏规范性。其结果导致各地资源企业的税费负担高低不同，无法在资源企业之间形成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 近年来，随着煤炭、石油等资源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资源产品的收益成倍增长。但由于资源税实行的是定额税率，增加的收益几乎全部落入企业和个人的手中。2005年，中石油实现利润1756亿元，比上年增长36.3%；中石化实现利润395.58亿元。而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国家当年征收的全部油气资源税仅为28.36亿元。我国宪法规定各项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涨价收入理应归公，归全体国民，而目前的税费制度扭曲了资源收益分配的机制，急需改革。 （四）现行财政体制不利于资源税制的调整 资源税尽管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比重很小，但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具体到某些地方甚至是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由于资源税是地方税种（海洋石油没有开征资源税），地方政府又没有调整的权力，只能由中央对资源税进行调整。而资源税是按品种、矿区分别核定的，调整的工作量较大。加上要平衡地方之间财政关系，很难及时调整政策，不得不分次分批调整。例如2004～2006年，国家分五次调整了20个省、区的煤炭资源税税额。另外，如果要对某些资源税进行减免.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由于会影响地方收入，阻力较大。而如果在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情况下进行调整，则需要由中央财政进行补贴。因此，一些调整决策往往举棋难下。 二、我国资源税费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全面建立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 目前矿产资源开采中存在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资源的近乎无偿使用。在全国

资源税论文篇（7）

最高上涨15倍成本增加上千万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关于调整铅锌矿石等税目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自8月1日起，调整铅锌矿石、铜矿石和钨矿石产品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

记者了解到，此次调整后的具体资源税标准为：铅锌矿石一等矿山每吨20元，二等矿山每吨18元，三等矿山每吨16元，四等矿山每吨13元，五等矿山每吨10元；铜矿石一等矿山每吨7元，二等矿山每吨6.5元，三等矿山每吨6元，四等矿山每吨5.5元，五等矿山每吨5元；钨矿石三等矿山每吨9元，四等矿山每吨8元，五等矿山每吨7元。

实际上，从1994年开始征收资源税以来，铅锌、铜、钨这三大矿石产品资源税标准还没有进行过大幅上调，其中一段时间还实行过税收优惠。根据1993年12月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上述几种金属矿产产品的资源税标准每吨分别是：铅锌一等4元、二等3.5元、三等3元；铜一等1.6元、二等1.5元、三等1.4元；钨三等0.6元、四等0.5元、五等0.5元。

“本次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调整使这三种矿石产品资源税上涨了3倍到15倍不等，是我国自1994年开征资源税以来最大幅度的调整，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上市公司和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利润增长。”一位行业分析师表示，资源税税额的上涨必然会导致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并通过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进而对全社会商品价格造成一定的上涨压力。

从相关上市公司目前的公告来看，资源税上调确实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了影响。江西铜业初步估算公司2007年度因此次调整将比原标准增加税款7125万元，云南铜业预计2007年将因此而新增矿山成本1000万元，驰宏锌锗则预计公司今年利润减少约500万元。

资源产品“高价”“低税”矛盾凸显

资源税是以各种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目前我国资源税征税品目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等。

“这次资源税税率上调，是国家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采取的必然举措。”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目前我国资源税税制有不尽合理之处，主要体现在税率过低，计征方式不合理。税率过低将导致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成本过低，不利于企业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量计征的征收方式，则不能凸显资源的稀缺性特征。

据介绍，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属粗放型增长，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其带来的结果是不但增长的实际效率低下，而且污染了环境，还带来盲目投资的高增长。

据粗略统计，自2002年到现在为止，伦敦期货锌的价格上涨了将近5倍，铅价上涨6倍多，铜价上涨了5倍多。而相关产品资源税标准却长期在低位徘徊，没有发挥税收调节资源的作用。

“此次上调几种矿产产品的资源税，其中一个目的应该是减缓部分资源产品高价格与资源税低税额之间的矛盾。”一位行业分析师表示，通过调高资源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上述行业产能的过度扩张，促进整个行业的有序发展。

实际上，去年以来，我国矿产品资源税已经作过多次调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取消了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税减征30%的优惠政策，恢复全额征收；调整了对铁矿石资源税的减征政策，暂按规定税额标准的60%征收；调高了岩金矿资源税税额标准；统一了全国钒矿石资源税的适用税额标准。今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调高了焦煤资源税税额，并对盐资源税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

以煤炭行业为例，国家税务总局在今年1月底了《关于调整焦煤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自今年2月1日起，将焦煤的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确定为每吨8元。据悉，这是国家2004年后第六次上调煤炭资源税，并首次按煤种区分进行上调，上调额度为历史最高。业界就此认为，随着煤炭市场的价格波动，资源税税额也应随行就市。“此前的煤炭资源税是在多年前煤炭市价每吨90元左右时定的，而现在煤炭市价几乎达到了每吨300元，每吨2元到8元的税额显然太低。”

税额上涨乃大势所趋

上调税额无疑是资源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真正触及到这项改革根本的实际上是征税方式的改变以及税收分成体制的改革。

资源税论文篇（8）

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收费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建国初到1984年。我国没有相关的资源税费制度。第二阶段:1984到1993年。1984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开始征收资源税，鉴于当时的一些客观原因，资源税税目只有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1986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其中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采取“普遍征收、级差调节”的原则。1984到1986年主要采取累进税率，以销售收入为税基，以销售利润率为累进依据，后改为从量定额方法征收。资源税立法宗旨是调节开发自然资源的单位因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1994年我国进行了全面税制改革，对资源税也进行了调整。其征税对象为开采应税矿产品和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列入征税范围的有7个税目，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原矿、有色金属原矿、盐。不管企业是否赢利，普遍征收，采取从量定额税率。这是首次对矿产资源全面征收资源税。1994年开征的资源税一直沿用了十几个年头没有较大的变化。近年来，税务部门对石油、天然气等部分资源性产品的税率进行了调整，范围和规模都有所扩大。此外，根据1994年颁布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征收与资源有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主要用于矿产资源管理，目前补偿费率为0.5%到4%。2006年还开征了被戏称为“暴利税”的石油特别收益金。

二、资源税改革的意义

1、资源税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首先，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大量资源的消耗与浪费，高耗能行业的高速增长使我国有限的资源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资源税的改革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抑制高耗能行业的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其次，对优质资源实行高税率，对劣质资源实行低税率，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从而排除资源优劣造成单位或个人利润分配上的不合理，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第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我国实现经济的稳定和科学发展提供财力上的保障。

2、资源税可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税是通过重新配置来平衡与制约稀缺性资源利用和与之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一种制度性安排。矿藏、水流、森林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政府通过对资源课税，使企业有偿开采矿产资源，以保证国有资源价值的补偿。这些税费计入企业的成本中，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的企业，在利用资源时就会考虑到其稀缺性和有偿性，进而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最大限度合理、有效、节约地开发利用资源，缓解当前资源日益稀缺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创建。

3、资源税有利于调节单位和个人的投资行为。税收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国家可以通过对不同资源征收不同税率来调节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比如对稀缺或重要资源实行较高的税率，对较为充裕的资源实行低的税收税率，这样企业或个人就不会一哄而上对稀缺资源进行疯狂式的开采，而是权衡利益做出最优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同时，通过资源税调节产品价格，可间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使其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增强节约资源观念。

三、中国现行资源税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1、现行资源税税负过低且征税范围过小。我国于1984年开征资源税，1986年和1994年先后又进行了改革。但我国资源税长期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即税负过低。资源税税负低，一方面表现在征税范围比较小，另一方面也与当前资源税“从量计征”的征税方式有关。我国于1984年推出资源税的

时候，只对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征收，其他矿产品暂缓征收资源税。1994年税制改革时，扩大了矿产资源的征税范围，但对其他非金属矿原矿征收范围仍然有限，有百种以上的非金属矿原矿未纳入征税范围，且未包括森林、草原、海洋、淡水等重要的自然资源。而且现有征税范围的税额标准普遍比较低，资源税的实际税负在不断下降，过低的税负无法实现调节作用。

2、现行资源税在总税收中所占比例过小。由于我国资源税征收的范围小，税率低，使得资源税至今在我国税制体系中只占据很小一部分，尤其是在资源战略地位日益显现的今天，资源税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重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从全球资源的紧缺、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扬来看，我国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不断调整资源税征收比例非常必要。

3、税率确定机制不科学。现行资源税条例采用从量定额征收，没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税率确定机制，应纳税额与价格变化相脱离，国家并未由于资源价格上涨而多收到税，资源税收人增幅较小，占全国税收收入总量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另外现行资源税条例是根据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或自用数量，而不是根据储量对纳税人征税，企业对开采后未销售或自用而积压或浪费的资源不需要付出任何纳税代价，造成大量资源的积压与浪费。许多企业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采取“掠夺式”开采，采富弃贫，采易弃难，大矿周边地方挖小矿，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有资料显示，我国煤矿回采率平均只有35%，一些乡镇煤矿回采率仅15%，有些甚至低于10%。这意味着一个实际储存100万吨的煤矿，只开采了l0万吨就被废弃，还有90万吨被白白浪费。我国对资源产品征收的税种除资源税外，还对土地资源征收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同是对土地资源征税，却有三个不同的税种，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社会成员的不理解和不满意，带来征管中的阻力。不仅如此，除了对土地资源征收多种税外，地方政府还要收取名目繁杂的费用，如土地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安全生产费等，形成了税费收入远远大于税收收入的状况。

4、资源税的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资源税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开采资源获得50%的收入，刺激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资源分布很不均衡，资源税划为共享税，对那些资源缺乏的地区不公平，也不利于资源丰富地区改变靠自然资源获得财政收入的观念。现行资源税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分配格局不利于中央的宏观调控。因为海洋石油以外的资源税收入全部给地方，中央对地方的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宏观调控的权力有限，特别是对于节能降耗项目、新能源研制开发项目等，中央财力支持的力度就会弱化。并且这种分配格局刺激了地方的急功近利，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乱上资源开发项目，特别是个别地方默许小煤窑、小油井的乱采乱挖，导致资源的重大浪费和恶性安全事故的接连发生，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四、改革和完善我国资源税制的设想

1、完善资源税的立法宗旨。我国的资源税立法应当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于资源开采者所发生的任何环境保护或恢复支出在计税时给予相当有利的扣减，从而构建起“监督合理、激励有效”的资源开采和利用机制，从根本上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效率，更好地实现资源税协调人与资源关系。

2、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开征新的资源税。现行资源税制度覆盖的征税范围较小，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的性质，征税范围远远小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税，不能充分发挥税收杠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作用。现在许多国家对国有、或虽非国有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或具有重大生态环境价值的资源征税。我国应首先考虑将水资源等生态资源逐渐纳入征税范围，取消水资源补偿费，对用水单位和个人区别对待，征收水资源税、环境保护资源税，对不按规定退耕还林、造成大气污染和水土流失的企业和单位，按影响环境程度设置税率，逐步用经济手段约束环境治理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渐扩大对土地、森林、草原、山岭、滩涂等其他资源征收资源税。在具体征税办法上，对于森林资源一般按照采伐数量计征;对于草原、山岭、滩涂等资源，则按照占用面积或利用这些资源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或销售收入从量或从价计征。

3、确定合理的资源税税额，调整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应当取消资源生产环节的产品税，改变现行资源税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依据计算税额的方法。对于纳入资源税税收范围的应税税目，应根据其稀缺程度、人类的依赖程度、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自身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

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对于那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课以重税，通过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上调税额来引导资源利用企业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将税额与资源回采率挂钩，将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指标作为确定税额标准的重要参考指标，以促进经济主体珍惜和节约资源，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具体而言，建议将煤炭资源固定税额标准由目前的0.3-5元/吨提高到1-10元/吨，天然气资源税率由目前的2-10元/千立方米提高到5-20元/千立方米，石油资源税率由目前的8-30元/吨提高到30-60元/吨。另外，考虑以不同的资源回收率制定不同的资源税税率。回收率高的税率低，反之则高;或者以60%的资源回收率为分界线，制定不同的资源征税起点，达到规定回收率者，以12%的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达不到规定回收率者，以6%的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

改变资源税计税依据，将现行的以销售数量和自用数量为依据的计税办法调整为以产品产量为依据计税。同时做好资源税税源变化情况的调研分析工作，与地质矿产部门配合，定期进行重点资源普查工作，建立资源税体系的区域性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保证及时、准确、科学地掌握应税资源的变化情况及规律，确保资源税税收负担公平合理。

4、调高现行资源税的税率。在充分考虑市场因素的前提下，本着“不可再生资源高于可再生资源，稀有程度大的资源高于普通资源，经济效用大的资源高于经济效用小的资源，对环境危害大的资源高于危害程度轻的资源，再培育周期长的资源高于再培育周期短的资源”的宗旨，重新确定税率，适度提高资源税税率标准。

资源税论文篇（9）

生态重建主要是针对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的被破坏的环境进行环境治理与保护,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利用可以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带来的效益很难用货币来衡量,所以,如果生态遭到破坏很难用有效的措施进行补偿。政府在财政与税收的政策上一定要强调,资源型生态重建过程要对环境进行治理保护,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财政税收的政策防患于未然。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大部分资源开采后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再生,所以这些资源如果过度开采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在对资源进行利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保证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政策的实施,积极落实对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通过相应的政策大力引导生态重建的投资项目。

二、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财政政策体系建设

生态重建也需要很多资金的支持,这是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面临的重点问题,在这方面,城市的财政政策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重建制度必要措施。

(一)加大资源型城市生态市建设的财政投入

首先政府要大力宣传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将生态重建的具体项目加入城市发展的项目中,并且要将生态重建需要的资金纳入财政支出的分配中,使生态重建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因为生态重建需要开展众多项目对环境进行治理,比如污水的治理,环境监督局等等机构,生态的重建还需要种植花草、树木等植被,并且需要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必要的维护,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时,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的结构,建立引导的资金,政府在投资项目中的收益可以分出一些用于生态重建,或者缩小其他项目投资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支出,这样都可以节省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生态重建的投资计划中,这些生态重建的投资计划也可以为城市的财政带来相对应的收益,因为只有生态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治理,才能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政府积极引导鼓励对生态重建的投资,积极筹集生态重建所需的资金,资源城市的生态重建既需要建立污水治理单位,也需要建立回收、治理垃圾的机制,是需要长期投入的投资项目。所以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外国的大小企业,也不论是什么体制下的企业,政府都要鼓励它们为环境保护、生态重建做出贡献,大力对这些项目进行投资,为可持续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对造福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

(二)增列环保支出预算科目

由于生态遭到的破坏的时间不长,一开始政府没有看到过度开采资源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情况,所以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中并设立出环保保护的项目资金。在生态遭到破坏后,政府只能把财政预算中多余的资金用作生态重建,这样使得生态重建的项目落实的并不好,很多项目由于资金不足,都暂时搁置了,所以如果不把环保的项目纳入政策预算的话,就不能很好的计算出生态重建项目需要的具体资金,同时也利于对生态重建进行必要的监督,而想要做好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重建计划,就必须保证它在财政预算的收支中占有一定数目的份额。再有了资金的保障下,生态重建计划就可以建立出很多投资项目,比如预防治理水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项目,增设环境保护设施的项目,绿化土地美化城市的资源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都可以很好的为生态重建做出积极贡献。在资金的控制上,政府财政部门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这些资金的流向,对资金的使用和涨幅情况做出相应的了解与监督,这样才能使资源型城市在财政政策支持下的生态重建有秩序的开展。

(三)优化支出结构

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主要是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也可以通过发放大量的生态产品为主要手段,生态重建可以带来长期的效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生态重建除了可以使我们的环境更加美丽,也可以使我们居住的环境更加健康,是一项长期受益的投资项目,财政的预算由于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支出,所以这种情况下,财政的政策主要是支持对其的投资引导,其次是经济补贴形势的支持,由于下中国是农业大国,环境对农业的影响很大,所以生态重建的重点是大力改善土地资源,使得农业可以更好的发展,促进农业快速稳定的发展,使我国的农业越来越发达。在投资上,我国主要侧重的投资项目是生态产品的治理性修护、生态产品的创造性改善以及生态品的维护与保护等方面。

(四)设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专项资金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开发需要很多的机器与设施,一般都是大型的机械,而这些机械花费的资金也比较多,所以资源型企业一般可用性资金都比较少,所以无法积极的进行企业的经济转型,这时就需要政府部门作出大力的支持,利用财政政策建立专项资金,使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变为资源型城市,并且为生态重建的具体措施提供资金的供给,保障其更好的进行转变。政府在进行财政支持的时候,应优先考虑那些率先建立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的机制。政府对于那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要首先设立财力转移支付,这些资金主要用作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投资贷款等项目,在生态重建的过程中,不同的重建程度需要的资金数目不同,并且不同的重建设施、材料金额也不一样,所以具体的拨款数目要根据不同的进度与需要发放。不同的项目需要的资金不同,但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监管,避免浪费用滥用。

三、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税收政策体系建设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改革现行资源税

现有资源税的设计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背道而驰。资源税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视野下重新定位,站在生态环境建设的视角下,外部性成本的补偿还应包括后代获得资源能力损失的补偿,真正体现可持续发展观。

(二)开征生态税

严格地讲,我国目前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税。因此,我国实施生态税制的第一步可考虑将现行的一些宜于以税收形式管理的环保收费项目纳入征税范围,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逐步设立生态税。

(1)环境污染税。

在资源型城市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

(2)水污染税。

对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污染物和有毒物质而造成水体污染的活动或行为从量征收。

(3)大气污染税。

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碳税。

(三)建立真意义上的环境税

从概念上说,环境税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定价,改变市场信号,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

资源税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9月2日

一、国外理论研究情况

（一）关于资源税理论基础。马克思以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平均利润理论，批判的吸收了李嘉图等人的古典地租理论，创立了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这也是资源税制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矿产所有权的垄断是产生矿山绝对地租的原因；资源禀赋及分布是产生级差地租的源泉。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是最早提出用外部性思想解决环境污染的学者。他在其老师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完善了外部性理论。庇古建议，政府应当根据排污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对其征税，用以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后人称此税为“庇古税”。

科斯则认为造成环境外部性的原因是产权不明确的原因，他主张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定条件下，污染者与受污染者双方通过谈判，明确产权，将外部性问题内在化，这个过程不需要政府的干预。

美国著名资源经济学家阿兰・兰德尔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利用效用函数建立帕累托外部效应模型，对自然资源与环境问题进行了经济分析，阐述了污染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提出通过交易解决污染的可行性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用寓言“共有地悲剧”说明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政府可以利用管制或者税收减少共有资源的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韦斯利・D・塞茨、杰拉尔德・C・纳尔逊、哈罗德・G・哈尔克罗在《资源、农业与食品经济学》一书中写到：所有的资源最初都是公用的，只要资源不稀缺，公用的原则就不会产生问题。当公用资源的潜在使用不可兼容或者其他人认为某一群人的资源使用率过高时，就会产生问题，政府就会采取措施。

（二）关于资源税制问题研究。国外对资源税制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减少自然资源开采、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而征收的税，如资源税、开采税、地下水税、森林税、土壤保护税。对于资源税不同国家之间课征标准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州之间也不相同。总体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一是产出型资源税。以加工后的矿石或未经加工的原矿为课税对象，或者从量定额征收，或者从价定率征收；二是利润型资源税。以开采企业的盈利为课税对象，对亏损企业不征税；三是财产型资源税。以矿产财富为课税对象，按价值征收，是一种从价税。

国外经济学者对于资源税制的研究往往借助相关的模型对现行的税收征管情况进行分析，结合相关税种的具体征收现实，对原有模型进行完善，从而得出完善或新设税种的政策建议。

Hotelling（1931）最早研究了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开采问题。他提出：“在最优的耗竭条件下，资源的价格与开采成本之差（所谓的“租”）的增长率等于其他资产的利息率。最终，由于租的上涨和开采成本的增加，资源产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并导致矿产品的需求下降，按照最优的耗竭率，资源将在需求下降到零时完全耗尽，生产也就因此完全停止。”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资源税收政策控制可耗竭资源的开采速度。

以Hotelling模型为基础，P.Dasgup等（1980）通过总结过去50年石油利润税和销售税的变化，发现税收对资源的开采影响主要依赖于人们对未来税收的期望。结论认为，竞争市场中资源价格变化越快，人们对资源的生产和消费速度也就越快。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影响资源价格的变化速度，从而达到控制资源开采速度的目标。

Stefan Giljum，Arno Behrens等认为通过对自然资源课税能影响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从而对其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而课征自然资源税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理论研究情况

（一）是否征收资源税。随着自然资源耗竭的威胁，人们保护资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专家对资源税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总的来说，关于是否应该征收资源税，国内学者对资源税的研究有三种观点和意见。鲍荣华等（1998）认为我国矿产资源在开采时已经征收了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再征收资源税就会造成重复征税，违背了公平原则，增加了矿山开采企业的成本，起不到调节级差收益的目的，因此建议取消征收资源税。肖兴志（2006）不仅认为应当对矿产资源征税，而且对水资源也应该征收资源税，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并入资源税中，一并征收资源税。张晓东等（2004）认为，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会逐渐减少，而需求却随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大，这种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必然导致资源价格的不断攀升，资源税负过低导致煤炭行业进入门槛过低，现行资源税已经不能将资源级差收入及时足额转化为国家税收，这使得资源开采者取得暴利，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

（二）资源税制度问题研究。张新安比较分析了40多个国家的矿业税费制度，对市场经济国家矿业税费制度的主要目标、演变过程、税制模式、税费种类、税收优惠以及近年来一些重要矿业国对矿业税费制度的调整等内容进行了比较，发现他们虽然矿业税费制度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大致相同，都是以权利金制度为核心的财政制度，这不仅有利于保证国权益和区域经济发展，还提高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促进矿业的发展。

刘晓凤（2009）在对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四国的资源税费历史演进及现状比较分析后，针对我国资源税中存在的征税范围、税源划分、税费标准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以期对我国资源税的完善有所裨益。

先福军（2010）针对2010年6月1日在新疆实施的资源税改革，对改革前后税制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对资源税改革深层次问题进行探讨，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建议。他建议原油的计税价格由结算价改为由基准价计算，及时调整中外合资开采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政策，建议进一步提高资源税税率。

贾康（2011）认为我国原有的从量课征的资源税已不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应尽快推进资源税价的联动改革。文章主要分析了资源税价改革的必要性、资源税价改革与民生之间的关系问题、配套制度改革与改革难点问题、资源税价改革的时机问题等涉及资源税价联动改革的几个重要问题。

李志学等（2010）介绍中国和世界石油业发达国家石油资源税费制度，从性质上对国内外石油资源税费制度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税费体系过于复杂、资源税费重复征收，企业负担较重、矿产资源补偿费定位不够准确等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并给出改革建议。

总结国内外研究情况可以看到，外国专家学者对资源税制的研究主要是从不可再生资源为出发点，无论是对资源税制理论还是实际制度分析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结论，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模型对资源税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形成了完善的资源税制度。但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社会背景不同，西方国家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因此我们在借鉴时就不能照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有选择的参考。而国内专家学者对自然资源税制的研究侧重于理论分析和政策方面，主要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考虑，缺乏定量分析。另外，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内资源税现有税种的改进，对于现阶段国内不征税的自然资源的研究较少。本文想通过对资源税理论基础深层次的理解，分析资源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我国资源税制改革的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1]哈维・罗森著.郭庆旺等译.财政学（第8版）.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

[2]韦斯利・D・塞茨、杰拉尔德・C・纳尔逊、哈罗德・G・哈尔克罗著.田志宏等译.资源、农业与食品经济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鲍荣华，杨虎林.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征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地质技术经济管理，1998.4.

[4]张举钢，周吉光.我国矿产资源税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4.

[5]张新安.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矿业税收制度研究.地震出版社，1997.

[6]刘晓凤.“金砖四国”资源税的比较及借鉴[J].税务论坛，2009.20.

[7]先福军.对新疆实施油气资源税改革与可持续增加地方财力的思考[J].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