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论文篇（1）

为广大网友提供了很多论文题材，管理学论文介绍了很多科技方面，管理方面的素材，下文主要介绍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内容，如下： 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论文 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就科技成果为客体的知识产权而言，它是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计算机软件版权和技术秘密权的统称，其实质是法律赋予权利人对科技成果在一定期间内（技术秘密权除外）独占支配，禁止他人擅自利用的垄断权利。所谓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是指科研项目在立项、实施的过程中应当明确项目成果是否适用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适用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保护的科技成果，在完成的同时应当明确采取何种知识产权保护形式并给予相应的落实；它不仅关注科技成果向知识产权转化的结果，而且关注科技成果向知识产权转化的过程。 1.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及其研究的意义 长期以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科技人员都十分重视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199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预以支持，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比较多，在农业领域，国家甚至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并设有专门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农技推广专业。相对而言，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问题，尚未引起特别的重视。 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是自主创新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条件。“自主创新”是科技发展十六字方针的核心，在科学意义上，旨在强调国家有能力持续不断地造出新的科技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旨在强调这些科技成果能够支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并领先世界，这既是我国科技进步的根本任务，也是自主创新发挥积极作用的本质所在；但从法律意义上

科学知识论文篇（2）

二、统计与分析

(一)文献关键词及热点前沿分析

文献关键词是对于具体研究主题的高度概括。对于文献关键词共引分析出的中心性、频度等，可以探究出这一具体研究领域的热点前沿问题。本研究运行陈超美博士研发的CitespaceII可视化软件，进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二)国内英语语法教学热点分析

除了语法教学关键词频度相当高之外，可以探究出以下热点问题:

1.语法知识是语法教学之基石。

语法知识系统是囊括众多语言知识点的复杂却有间接区分度的整体。从语法知识的频度值28可以看出语法教学的研究热点还在于教学内容。频度低于语法知识的高频关键词，如交际法、听说法、任务型教学、教学模式、多媒体等，都是与语法知识息息相关的。

2.语法教学的教学方法一直是研究热点。

外语教学中语法该如何教，颇受二语研究者及教师的关注。根据频度分析出的关键词中，可以看到交际法还是语法教学研究的热点，同时语法翻译法，听说法也备受关注。在外语教学理念中，语法教学的重视程度如浪潮般起起落落。

3.大学与中学语法教学为研究主战场。

语法教学的研究大部分围绕着中学生与大学生。英语作为中学生与大学生的必修课之一，一直被语法教学的研究对象。根据相关年龄段的智力发展水平、认知能力、心理发展阶段，制定相关的教学政策与措施。

4.语法教学中师生角色地位关系。

语法教学作为外语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其地位不可忽视。是教师主导型课堂，还是学生探究性自主学习课堂，一直困扰着语言教学研究者。

(三)国内英语语法教学前沿分析

根据CitespaceII生成的科学知识图谱和Year排序，在近5年中可以看到CitedReference中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共引关键词。

（一）应用认知语言学开辟了新的英语语法教学道路。

认知语言学是关于人类思维方式的一门学科。随着二语习得领域的发展，认知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如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等应用于语言教学领域，逐步形成应用认知语言学这一门雏形学科。张福从图式理论视角提出了英语语法教学的两个目标“知”和“能”以及初级阶段、过渡阶段以及高级阶段这三个阶段，建议教师帮助学生建立图式系统，从而提高语法教学的有效性。构式语法、图式理论、认知心理学等共引关键词说明了最近几年认知语言学在语法教学上的运用与实践。

（二）语法教学目的在于语法意识的提高，语法技能的培养。

语法意识是对于语言规律系统的潜在的意识，运用怎样的教学方式，如何提高教师与学生的语法意识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语法技能(gram-maring)是LarsenFreeman提出的除了“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之外的第五项技能，是指语言学习者能正确地、恰当地、真实地使用语言形式。蒋坚松通过自己教外语的经历，指出了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交际能力为导向的综合途径来培养学生的语法能力。如何培养语言学习者的语法技能，使语言学习者真正习得二语语法，是最近几年二语习得研究者研究的热点之一。

（三）语法习得中隐性学习与显性学习的博弈论。

隐性知识是潜在意识内自动化的二语知识，显性知识则是有意识控制下处理的知识。近年来，诸多二语习得学者针对语法方面进行了实证性研究。曾永红指出隐性语法知识与英语水平呈正相关，需要更多的思辨性与实证性研究促使内化隐性知识。语言学习者的知识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语法教学中显性教学与隐性教学如何权衡、隐性与显性之间的接口问题等是近年来语法教学的前沿问题。

（四）多模块及跨学科语法教学渗透。

语法教学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语法知识的传授。语法与词汇、写作等是不可分割的。近年来，跨学科领域知识与语法教学相结合颇受关注。除了前面涉及的认知应用语言学的孳生之外，哲学、美学等领域也为语法教学提供了研究的契机。

（五）语法教材多元化选择。语法教学离不开语法教材。

初等教育并没有专门针对性的语法教材，除了部分辅导教材之外，如朱慧芹主编的《高中语法大全》等。而高等教育则有专门针对性的语法教材，如章振邦主编的《新编英语语法教程》，夸克编写的《当代英语语法》等。李彩霞一文中分析了当前初高中阶段英语语法教学的现状，认为教材的编写对于语法教学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语法知识并不等于语法能力应用，所以提出了改进英语语法课程教学的相关策略。何桂金指出了要对于一个延续了一百多年传统语法体制改革，还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才行。而教材的编写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而言，教材的编写、修订等是必须的。对比不同的语法教材，如何根据学习者认知水平，选择语法教材值得研究者去探究。

（六）多媒体技术及语料库应用，多模态教学充分体现语法教学技术化孕育而生。

随着外语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语法教学之中。多媒体网络将课堂教学与学习者认知相结合，多模态地将语法知识，试听觉冲击，肢体语言等融合。同时语料库的研发对于语法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具有指导下意义。陈建生根据Sinclair的词汇语法理论，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在教材大纲制定，教材编写与修订，教学实践等都将具有指向性与有效性。

科学知识论文篇（3）

例如：麻醉方面，历史上曾有华佗使用中药汤剂麻沸散进行麻醉；外科感染方面，一些局部感染可以使用消肿散、鱼石脂软膏、芙蓉膏、黄金散和玉露散等药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和消退肿胀；烧伤病人的护理方面，Ⅰ°烧伤使用京万红软膏治疗，II°烧伤使用湿润烧伤膏和麻油纱布包扎治疗；毒蛇咬伤使用季德胜蛇药治疗；肿瘤治疗五大手段其中就有中医的扶正祛邪、通经活络、化瘀散结、清热解毒和以毒攻毒方法。

（2）外科学分论中与中医学有关的内容包括乳腺囊性增生病可以口服逍遥散和小金丹等中药治疗

肠梗阻病人可以使用大、小承气汤，针刺双侧足三里等方法通便；痔疮治疗使用马应龙痔疮膏，苦参汤坐浴；胆石症治疗使用消炎利胆片、消石片、消石散等药物；胆道蛔虫病使用乌梅汤驱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使用丹参、红花等活血化瘀药物治疗；尿石症使用金钱草颗粒利尿驱石；骨科病人护理涉及中医骨伤学知识；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采用中医推拿、按摩、理疗等方法。

（3）皮肤病和性病病人护理也涉及许多中医学知识

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就提出治疗湿疹采用“浸淫疮，黄连粉主之”的治疗之法；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可以使用中药雷公藤；系统性红斑狼疮采用扶正固本、活血化瘀的方法，用雷公藤、青高素等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中药治疗，还可口服火把花根治疗；色素性皮肤病（如白癜风）使用中药丹桃冲剂配合黄芪口服液治疗；银屑病可以使用一些凉血解毒、活血化瘀的止痒方剂（黄连解毒汤和五味消毒饮）治疗。

2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的优势

2.1培养护生人文素养

中医作为国粹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一脉相承。中医的诸多理念就是从我国古代哲学中衍生而来的，譬如阴阳五行理论、相生相克学说、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等。故《素问》云“：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也。”指出学习中医者须通晓天文、地理和医道等。在外科护理学教学中渗透中医学知识，进而温习中医历史，讲叙如张仲景、华佗、李时珍等中医名家的故事，无疑对提高护生人文素养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弥补医学院校人文气息薄弱的缺陷。

2.2促进护生身心健康，为护生人生导航

我校护生绝大多数是女生，在教学中讲授一些中医学知识，可以教会护生预防和治疗感冒、腹痛、痛经等常见病，督促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抵抗力。在讲授西医知识的同时穿插一些古代中医名家的经历和治病救人的事迹，可以使课堂教学更生动、更有吸引力。

2.3培养护生严谨的医学态度，树立整体护理理念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观念，这与现代外科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谋而合。在外科护理学课堂上讲授古代中医名家严谨的工作作风，对于培养护生认真的医学态度具有积极作用。现代护理注重整体护理，以实施护理程序为方法，恢复健康为目标，为病人提供计划性、连续性、系统性、全面的涉及身心、社会、文化综合因素的优质护理。中西医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符合整体护理要求，对于促进病人身心健康十分重要。中医在数千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疾病和护养病人的经验，并且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医历来讲究医护不分家，强调“三分治，七分养”，这也符合整体护理观念。

3外科护理学教学中中医学知识的渗透方法

3.1邀请中医护理学教师参与集体备课

教师集体备课是以教研室为单位，组织教师集体研读教学大纲和教材、分析学情、制订教学计划、分解备课任务、审定备课提纲、反馈教学实践信息等的一系列活动。邀请中医护理学教师参与外科护理学教研室的集体备课，让其从中医角度阐述外科疾病治疗方法，而外科护理学教师也提出建议，希望在中医护理学教学中注入外科疾病中医治疗方法的讲解。这样的备课别出心裁，使教师受益匪浅。

3.2鼓励学生参加继续教育学院的中医职业技能培训

我校继续教育学院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开展了诸如中医按摩、中医针灸和中医推拿等项目的职业培训，并且可以授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和级别认定证书。应动员和支持护生参加这些培训，使护生医学技能多样化，成为拥有一本护士执业资格证书、多本职业技能证书的人才，而这些技能也可以在外科护理中得到应用，如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等。

3.3改革外科护理学教材，适当增加中医治疗和护理内容

目前，我校高职护理专业使用的外科护理学教材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外科护理学》（2版），该教材实用性强，内容翔实，但缺点是对中医治疗外科疾病的方法介绍较少。可在“骨科病人的护理”章节适当增加中医骨伤科治疗方法，让护生了解中医治疗骨伤的方法；对肿瘤病人的中医护理方法只用一句话带过，没有详细讲解中医治疗肿瘤的方法和药物，护生普遍希望能适当增加这部分内容。因此，可在适当的时候编写校本教材，增加中医治疗外科疾病的内容，从而适应新形势下复合型护理人才需求。

科学知识论文篇（4）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马尔凯(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图尔(Bruno.I,atour)、谢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埃奇(D.0.Edge)、惠特利(B.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科学知识论文篇（5）

关键词：软件理论；计算机教育；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1软件知识与具体语言相结合的教学

传统的大学文科计算机教育，一般采用第1、2两个学期共144学时来完成。第1学期进行计算机基础教学，第2学期选择掌握一门具体的应用软件或语言来进行教学，目前比较多的是选择Visual FoxPro语言。

但是在教学中对软件理论知识的教育不够重视，使文科学生只掌握了具体软件或某种语言的某些操作，而缺乏应用的灵活性，特别是对于新的应用软件或语言，根本无法进行自学掌握。因此必须重视对软件理论知识的教育。

由于文科学生相对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薄弱，对计算机的逻辑和理论基础理解能力差，如果提前进行软件理论知识的教学，学生对于这些抽象的理论理解得不好。因此，我们将软件理论的教学内容与第二学期的Visual FoxPro语言教学结合起来，将有关的软件理论知识融入专门语言的教学中。为此，在第二学期的教学中适当调整课时安排，减少操作应用的讲解，增加相关软件理论知识的教学。

2教学内容设置

在传统的大学文科计算机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中，第一学期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只是介绍了硬件、软件、操作系统、系统软件、应用软件等基本的计算机软件知识方面的概念，以及最基本的数据表示、编码、进制转换等基本知识。在第二学期的教学中，有一些将数据结构、简单的算法介绍在进行Visual FoxPro语言教学前进行，专门作为两到三章来进行教学。

按Visual FoxPro语言的教学内容进度，在讲授常量、变量、数据类型时，结合讲授数据的编码表示、变量与内存空间的关系，使学生理解变量的本质是内存空间。并进一步结合数组的概念，讲解数组的本质是连续的内存空间。并解释内存空间地址的概念，从而引入数据的连续存储和链表存储的数据结构概念。

在讲授分支语句、循环语句和函数后，介绍模块化程序设计的概念，讲授四种简单程序结构：顺序、分支、循环、模块。结合VFP的数据表和数据库讲解关系数据库的概念、数据库的存储实现、数据库管理软件等概念。结合VFP对数据库中数据的操作，讲解数据的排序、插入、索引等操作的实现算法。

结合VFP开发用户界面，讲解应用软件的操作界面、前台、后台、面向对象的概念和必要。并简单介绍多种主要数据库管理软件的操作界面的特点和共同点以及使用上的特点。

这样，通过大学第二学期Visual FoxPro语言的教学，同时就进行了软件理论知识的教育，使文科学生不仅掌握了具体软件和计算机语言的使用，也具有了一定的软件理论知识，从而为他们学习使用新的软件、适应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3实践效果和总结

我们对我校05级、06级两届文科学生的计算机教学进行了对比，其中在经济管理、法律、英语三个系随机选择部分班级按本文的方案进行了教改实验，同时保留部分班级按传统方法教学进行对比。不同教学方案的学生参加广东省大学计算机二级考试Visual FoxPro语言的平均分和通过率见表1。

从考试成绩可以看出，通过教学改革，平均成绩提高了8分以上，通过率提高了5%以上。05级经济管理系学生学习完公共计算机课程后选修“会计电算化”课程，成绩对比也显示按改革方案教学的学生平均分提高了5分以上。这些实践结果也初步表明了本计算机教学改革方案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武澎,杨扬. 高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的一点体会和想法[J]. 计算机教育,2006,(10):88-90.

科学知识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Shif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from Knowledge

Education to Science and Culture Education

TU Jianhua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sight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there is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ccess to tools and the ability to get the differ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s a scientific culture， should oppose mere indoctrination， attention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knowledge； culture； instill； practice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问题，在教育理论界争论很大，是教学实践难题。分歧主要集中在课程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实质是对这个课程的质性理解的差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看作知识还是文化，是信仰文化还是科学文化，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论及其具体方法。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改革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厘清知识与文化的差异、信仰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差异问题。

1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与文化双重视角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视角与文化视角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更认同知识的视角，因而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当作知识课程传授。知识，是指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领域里，不论是哲学这样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及思维发展的概括和总结，还是道德法律修养这样的人文社会成果，都是以知识形式出现的。在知识范畴内谈思想政治理论，就是假定其为真、是科学和真理的同义词，因而是应该无条件接受的，由此生发的方法就知识灌输、牢固记忆和考试检验。学生获得这样的知识以后，应当坚信不疑。但是，在实效上，则往往造成知识与思想的脱节，学生获得的是一种知识、一些观点，这些知识可以与思想无关，甚至往往与思想无关。何以如此，因为在知识教育的同时，我们忽视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视角。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可分为形上和形下两个层面，其形下者大致包括知识（理论）、制度和器物（技术）三个领域，其形上者为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在这里，精神、理念和价值观的形而上决定着知识、制度和器物等形而下，在文化中处在灵魂地位。

文化与知识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知识教育把知识作为教育的内容、把教师作为传授知识的主体，把知识授受作为教育的目的。文化教育则以知识为标、以人为本，让学生在人文氛围里获得对知识的理解、感受知识的魅力、成为有知识有情感的创造者。

人文学者很早就看到了知识与文化视角的差异性，由此获得关于两种视角对于教育的不同影响，认为“知识教育是一种以知识为本的教育，其理论基础是狭隘知识论的教育观和科学观。随着科学观从知识论向文化论的转变，教育观也面临着重大转变。新的教育观倡导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即文化教育。从知识教育向文化教育的转变，将不仅有助于从根本上走出知识教育及其应试教育的困境，而且还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开辟了充满希望的未来”。①

怀特海指出：“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②马克斯・韦伯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提出了人文主义的“理解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文化教育观点，是后现代重要的教育理念，为思政教育的文化教育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2 信仰文化视角下灌输教育的偏颇

文化是一个十分杂芜的系统，如上所述，其形上者就包括了精神、理念和价值观，笼统地在文化视阈谈思想政治理论，就会泥沙俱下，良莠杂陈，不仅老师可以胡言乱语，而且学生可以胡思乱想，这是最危险的。

这种危险性不是杜撰的臆想，而是现实的问题，其表现突出者，是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当作信仰教育的观点。

信仰和科学是有严格分界的，我们在文学的语境谈信仰，如电视剧《潜伏》、《悬崖》中主人公说的那样，他们之所以出生入死，是因为有“信仰”，但是，在哲学和科学语境谈信仰，就已经涉及到了真理问题，即所谓信仰既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可以是甚至迷信，也可以是科学理论和信念。因此，笼统说信仰，把思想政治理论当作一般信仰对待的文化视角，是一种模糊的思想路线。在这样的路线下，必然造成偏颇的教学方法。

灌输，就是信仰观念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法。站在灌输的立场上，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讲究课程的知识性、政治性和老师的主导性，讲授是主要教学形式，逻辑和经验是基本论证方法，授受知识是教学目的。灌输是应试教育的基本形式。这个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信仰观。如刘芳认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下发，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 方案”实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三个转化”，其中，“在教学目标上”，是“从知识传授、政策宣讲向信仰教育的转化”，③更早一些时候，杜君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④近至2013年，周文华在《思想教育研究》发文，重复了这样的观点，⑤仿佛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作为信仰教育已成共识。

信仰问题讲究无条件信赖和无原则的仰慕，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从知识向信仰的转变，不仅是复古，更是一种世界观上的倒退。由于信仰不需要实证、不需要逻辑与科学理论，因此不仅内在紧张、不能自恰，而且外部抵触、无法通融。在信仰观点下灌输，思想政治理论课就难免被认为“洗脑”。而科学是可以实证的。

3 科学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质

诚然，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信仰，也不排斥灌输。但是，信仰和灌输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并存在于信仰氛围之中，其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召唤也充满信仰意味，但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⑥马克思没有表白自己的理论为哲学，但他认为自己正是在研究并构建“历史科学”。正是基于此，我们在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重视其科学的属性，避免与一类理论等量齐观。今天的学者正是这样做的，在一般能够用别的词汇代替的时候，他们是不用“信仰”这个词汇的，更早的时候，就用信念、理想或崇高理想。虽然信仰和信念的相同处也不少，但毕竟学者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信仰区别对待的自觉。就算一定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性、体现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科学的辩证统一性，我们也必须使用“科学信仰”这样概念。科学信仰，就其本质来说不是信仰的，而是科学的。与此相适应，对于科学理论的传播，就不能是简单的灌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忌讳“灌输”的概念。在《德法年鉴》一书中，马克思把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理论的灌输过程比喻为思想的闪电射向人民的园地，他认为，灌输使无产阶级获得“精神武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条必然途径。恩格斯在《新道德世界》一文中也表述了灌输的思想，他在文中提到画家许希纳尔描绘西里西亚织工的一幅画，认为这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的角度看，“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列宁在《怎么办？》更明确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但是这些灌输的前提是这个理论的科学性而不是宗教性。

马克思认为唯一的科学就是历史科学，这是与他的实证主义态度相一致的。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我们能找到马克思实证主义思想的脉络。马克思曾经受到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圣西门的秘书孔德，正是实证主义哲学的鼻祖。和孔德一样，马克思从圣西门出发也走到了实证主义，同途同归。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信仰。但是信仰这个不明确的文化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太过深刻，在我们的语言里太过习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虽然实际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一般信仰混同，但却仍然要把思想政治理论采取信仰教育姿态的原因。

解决这个认识上的误差、表述上的含混，早有规范的文本。在习惯上，我们的学术语境将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扩展到整个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我们使用“信念”一词，如共产主义信念。考虑到人们的语言习惯一定要用“信仰”时，要在“信仰”前缀“科学”，使之为“科学信仰”。如此，在文化视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就不仅是文化的，而且是科学文化的。

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看做科学文化，不单是一个称谓的问题，更重要的，它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法。那就是科学的方法。

站在科学立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既不应该是技术性的知识传授，也不应该是信仰意义的理论灌输，而应该是从传授、到理解，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的科学方法。这就是 “05 方案”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所在。在这一轮改革中，实践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因为科学理论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发展。

基金项目：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湖南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文化视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研究”，批准号：13C23

注释

① 孟建伟.从知识教育到文化教育――论教育观的转变[J].教育研究，2001（1）.

② [英]怀特海著.教育的目的[M].徐汝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1）.

③ 刘芳.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三个转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12）.

科学知识论文篇（7）

现在，在讲完这些内容之后笔者会讲一些相关的医学科普知识。比如，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日益升高，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糖尿病、发现糖尿病？首先要鉴别易患人群。对下列人群应该进行常规血糖检测（包括空腹和餐后血糖）：（1）糖尿病一级亲属家族史；（2）肥胖、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痛风患者；（3）或曾有妊娠糖尿病或有巨大胎儿生育史者；（4）年龄大于40岁，体力活动较少，缺乏锻炼或有明显生活水平改善者。其次告诉人们，要适当运动、控制体重，不鼓励作强烈运动。三要合理饮食：糖尿病人禁止吃甜食和多种水果，最好也不要饮酒；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高纤维食物，促进机体的糖代谢；多吃含糖低的蔬菜；多吃富含硒的食物，硒有与胰岛素相同的调节糖代谢的生理活性；多吃富含维生素B和维生素C的食物，补足这两种元素，有利于减缓糖尿病并发症的进程，对减轻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肾病有利；多吃南瓜、苦瓜、洋葱等对病人多饮、多食、多尿症状有明显改善作用，有降低血糖、调节血糖浓度的功能等等。除了这两个章节之外，像调血脂药、镇静催眠药等章节都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医学科普知识。这些医学科普内容对于医学生来讲很好理解，仅需课堂上几分钟时间就可以了。时间虽短，但同学们扩大了知识面，培养了他们这种学习和了解医学科普知识的意识，以便将来当了医生可以去更好指导患者。也可能他们会利用空闲时间和更多的人一起当志愿者给老百姓讲解医学科普知识，提高全民的医学科普知识，降低一些疾病的发病率。

科学知识论文篇（8）

一、形状记忆合金

形状记忆合金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功能材料,它是利用应力和温度诱发相变的机理来实现形状记忆功能的一类材料。其特点是:将已在高温下定型的形状记忆合金置于低温或常温下使其产生变形,当环境温度升高到临界温度(相变点)时,合金的变形消失并可恢复到定型时的原始状态。例如,TiNi合金从高温降低到临界温度时,晶体结构由菱形转变为立方体;当温度从低温上升到临界温度时,晶体结构从立方体恢复为菱形。在恢复过程中,合金能产生与温度呈函数关系的位移和力,其能量来自于相变驱动力。这种升温后合金的变形消失、形状复原的现象称为形状记忆效应。目前，形状记忆合金在电气、机械、运输、化学、医疗、能源、航空、生活用品等领域都得到了应用。最典型的应用例子是航天飞机的伞型天线,为方便发射把它压扁附在船体上,飞船升空后受阳光的辐射而升温,于是天线便记忆起原来的形状,重新支起。

二、钛合金

钛合金的正式开发和应用仅仅是最近50年来才开始的，并且在50年代几乎只有美国一国在进行研究，最早开发成功了Ti-6Al-4V，目前世界钛合金加工材年产量已达4万余吨,钛合金牌号近30种。其性能如下：（1）热强度高（2）低温性能好(3)抗蚀性好(4)化学活性大(5)导热系数小、弹性模量小。目前，钛合金的主要应用如下：

1.航空领域

由机和导弹的速度已增加到远远超过音速，从前使用铝合金的地方，因其耐热性的要求，已不大适应，所以采用新材料，尤其是钛及其合金来代替。钛的密度小，又具有高的耐热性和持久强度，对在振动载荷及冲击载荷作用下裂纹扩展的敏感性低，并且有良好的耐蚀性。因此在飞机上广泛采用钛及其合金，小至螺钉、螺母等紧固件，大至机身骨架、隔框等结构件。目前，先进飞机上的钛材重量达到飞机结构总重的30%~40%，钛材已成为现代飞机不可缺少的结构材料。

2.生物医学领域

钛无毒、质轻、强度高且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因此，是非常理想的医用金属材料，钛作为外科植入材料得到了广泛发展。最初应用于临床的钛合金主要以纯钛和Ti-6Al-4V为代表，后来对β型钛合金的研究最广。纯钛在生理环境中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但其强度较低，耐磨损性能较差，限制了它在承载较大部位的应用，目前主要用于口腔修复及承载较小部分的骨替换，但目前尚未出现强度问题。相比之下，Ti-6Al-4V具有较高的强度和较好的加工性能，这种合金最初是为航天应用设的，70年代后期被广泛用作外科修复材料，如髋关节，膝关节等。同时Ti-3Al-2.5V也在临床上被用作股骨和胫骨替换材料。

3.海军领域

钛在海军装备方面的应用,俄罗斯处于世界绝对领先的位置。世界上第一艘全钛核潜艇于1968年12月下水,已运行30多年。该潜艇应用了大量的板材、管材、锻件,潜艇的所有装置全部是由钛合金制造的,这包括巨大的焊接结构壳体、巨大的管路系统和不同的装置和机器设备。美国曾在航母上用钛合金进行装艇服役评价，每个航母可减重15t。

此外，钛合金在兵器、汽车、石油、化工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

三、合成材料在科学技术中的运用

下面将对教材中出现的三种合成材料做——高分子材料制造的半透膜、复合材料碳纤维、导电塑料进行介绍。

1.高分子材料制造的半透膜

半透膜是一种只给某种分子或离子扩散进出的薄膜，对不同质点的通过具有选择性的薄膜。例如细胞膜、膀胱膜、羊皮纸以及人工制的胶棉薄膜等。现代半透膜还用与多孔性壁（如无釉陶瓷）并使适当的化合物（如铁氰化铜）沉淀于其孔隙中制成。半透膜用于渗透溶胶和测定渗透压强等。生物吸取养分也是通过半透膜进行的。而用高分子材料经过特殊工艺制成的半透膜，它只允许水分子透过，而不允许溶质通过。用高压泵使处于半透膜一侧的原水压力超过渗透压时，原水中的水分子就能够透过半透膜进入另一侧，从而获得纯净水。而原水中的溶解与非溶解的无机盐，重金属离子，有机物，菌体，胶体等物质无法通过半透膜，只能留在浓缩水中被放掉。反渗透设备广泛应用于医药行业、饮料行业、电子、电力行业等。

2.复合材料碳纤维

碳纤维是由有机母体纤维(粘胶丝、聚丙烯睛或沥青等采用高温分解法在1000~3000℃高温的惰性气体下碳化制成的，具有强度大、模量高、密度低、线膨胀系数小等特点，是一种力学性能优异的材料。特别是聚丙烯腈(PAN)基碳纤维，其性能优越，更适合规模化生产，是当今碳纤维的主流成为了军民两用的主导材料，广泛应用于国防、航空航天高档民用产品。其实，碳纤维主要是由碳元素组成的一种特种纤维，其含碳量随种类不同而异，一般在90%以上。碳纤维具有一般碳素材料的特性，如耐高温、耐磨擦、导电导热及耐腐蚀等，但与一般碳素材料不同的是，其外形有显著的各向异性，柔软、可加工成各种织物，沿纤维轴向表现出很高的强度。碳纤维是由含碳量较高，在热处理过程中不熔融的人造化学纤维，经热稳定氧化处理、碳化处理及石墨化等工艺制成的。碳纤维作为高性能纤维的代表，属于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其生产技术复杂，产业发展涉及官、产、学、研各个环节。由于它是发展航天航空和军事工业等尖端技术必不可少的新材料，也是民用工业更新换代的基础材料，国外又对其出口进行封锁，所以近年来我国就一直比较重视对其研制和生产，虽然起步较早，投入不薄，但仍处于失利地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存在的问题。

3.导电塑料

导电塑料是一种高分子材料，是目前国际上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开发领域，已从初期的纯实验室研究发展到应用研究阶段，成为新一代电子材料。导电高分子材料按照其导电机理可分为结构型和复合型两大类。目前，结构型导电高分子材料的合成工艺较复杂，成本较高；而复合型导电高分子材料加工简单、成本低，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电子、汽车、民用等领域。

科学知识论文篇（9）

知识论的缺陷

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显然同当代流行的并占统治地位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密切相关。

所谓知识论的科学观，就是用知识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与生命个体无关的纯粹客观的知识，而不是用文化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由无数生命个体创造的文化。知识只是这种文化的结晶。于是，它所关注的往往只是科学的实证性、逻辑性和分析性，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思想性、创造性和人文性。因此，建立在这种科学观基础之上的科学哲学必然是一种实证哲学、逻辑哲学或分析哲学，必然同生命哲学、诗性哲学或人文哲学无关，因而也必然同人文化的科学生活或科学生活的人文化这一主题无关。

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不是从文化论的广阔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知识，而是从知识论的狭隘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知识，即切断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来理解科学，切断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来理解知识，于是，知识变成了科学最根本的东西，而创造科学及其知识的入、文化和生命变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或以知识为本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而不是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

这种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后果是，科学与文化的分离，科学与生命的分离，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于是，科学与人文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艺术同人、文化和生命息息相关，它源于生活并且离不开活生生的生活，以至致艺术即人文、生命和生活：相反，科学似乎同人、文化和生命无关，它并非来自生活，并且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生活，以至科学即逻辑、实证和“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

这样一来，科学仿佛变成了脱离人和文化母体的客观存在，变成了脱离生命的逻辑抽象：科学家似乎只是关于逻辑和实证的机器，没有内在的精神世界，也不需要有这种精神世界；哲学家无须关注作为科学命脉的人、文化和生命，只须关注其命题有无意义。由此可见，这种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是导致科学生活人文缺失的重要根源。

工具论的偏颇

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也同当代流行的并占统治地位的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密切相关。

所谓工具论的科学观，就是用工具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与生命个体无关的纯粹外在的工具，而不是用文化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对大多数生命个体有着深切意义的文化，工具性只是这种文化的诸多功能和价值之一。于是。它所关注的往往只是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功利价值，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思想价值、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

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同样不是从文化论的广阔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价值，即将科学看做是人类的历史的文化活动，看做是人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其内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又有其外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而工具性只是诸多外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之一。

如果说，在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那里，似乎还保留着某些“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色彩的话，那么，在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那里，连这些文化气息和文化色彩也已经荡然无存。这种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剧科学与文化的分离，科学与生命的分离，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如果说，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倾向于将科学归结为与入、文化和生命无关的“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话，那么，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则更进一步将科学归结为与人、文和生命无关的外在世界的工具。如果说，前者从知识的角度将人类文化切割成科学(认识)与人文(体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话，那么，后者则从工具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两个世界的区分：似乎科学世界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技术世界，而人文世界则是一个纯粹主观的精神世界。

他们的共同点是：二者都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不同点是：前者基本上将科学看做知识理性的世界，而后者则基本上将科学看做工具理性的世界。这样一来，科学仿佛变成脱离人和文化的客观存在，变成了脱离生命的逻辑工具；在这个工具理性的世界中，不仅知识是一种工具，而且创造知识的人也变成了一种工具。于是，培根所说的科学“雇佣化的”毛病不仅难以克服，反而被大大强化了。

由此可见，这种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也是导致科学生活人文缺失的重要根源。

科学的人文本性

为什么对艺术和科学的理解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关键是，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从科学的最终成果及其效用出发来理解科学。于是，得出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结论。

如果超越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狭隘视野，同样将科学看做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从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出发来理解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如同艺术一样。科学也有其深刻的人文本性。因此，科学生活的人文化对科学来说是何等重要，以至它就是科学的生命。

人为什么要从事科学?其动因是什么?许多西方学者往往归因于好奇心。虽然这种概括已触及到了科学的人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和浅显。

爱因斯坦曾经对“探索的动机”作过较为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在科学的殿堂里有两类人：一类是为了娱乐，从中寻求“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另一类人则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然而，这两类人还不是科学的中坚力量。光靠他们，科学就根本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会有森林一样。

那么，科学的中坚力量是哪些人呢?爱因斯坦说，“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这些人极富有个性，彼此很不一样，而不像前两类人往往彼此非常相似。

他们对科学怀着两种动机：一种是“消极的动机”；另一种是“积极的动机”。

从爱因斯坦的阐述中，我们不难领悟科学的人文本性以及科学生活人文化的最深刻的涵义。其一，科学同艺术一样，从根本上说也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其二，选择科学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如同选择艺术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一样，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和文化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物质的和功利的选择。其三，科学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如同艺术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一样，其人文意义并非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都直达生命之根。总之，正是在生命

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科学最深刻的人文动力和目的。看到了科学最深刻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也正是在生命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科学的生命同科学家的生命的融合，看到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同科学家的意义和价值的融合。

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

虽然从生存论、文化论和生命哲学的观点来理解科学也只是一个视角和维度，并不能以此来替代别的视角和维度，例如对科学的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理解，但是，应当看到，这是理解科学的一个新的视角和维度，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和维度，它比别的诸如知识论和工具论的视角和维度要深刻得多，并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因为这个视角和维度关注的是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关注的是科学内在的生命，关注的是科学的殿堂能够得以建造、确立和完善的根基，而知识论和工具论的视角和维度则往往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对科学的理解仅仅分别停留于其外在的形式和外在的价值层面。这种理解科学的新视角和新维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看。其一，有助于突破并超越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狭隘视野，将对科学的理解从知识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特别是深入探究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揭示科学的人文根源和人文本性，揭示隐藏在规范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知识深层的生存论、文化论和生命哲学的意蕴。

这种新视角和新维度蕴含着一种新的科学哲学观。这种新的科学哲学观强调，既要重视对科学的外在形式的研究，更要重视对科学的内在生命的研究，特别是研究二者之间的深刻关联，揭示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实现生存论和知识论之间的有机结合。其二，有助于突破并超越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狭隘视野，将对科学的理解从有用的知识和工具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对科学的价值理解从_T具价值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的价值，特别是深入研究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揭示科学的人文根源和人文本性，揭示被科学的外在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所掩盖的科学的内在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

从实践上看，这种新视角和新维度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科学生活的人文化问题。既然科学有其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有其人文本性，那么，科学生活就应当最大限度地切近其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切近其人文本性，因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加以人文化。

科学知识论文篇（10）

【关键词】科学知识/文化/社会

scientific knowledge/culture/society

【正文】

一、何谓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使得科学的多学科研究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表述从根本上受到了来自科学的社会视角的全面挑战，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社会建构论，比如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巴斯学派的建构主义－相对主义方法，科学对话语分析的应用，以及人种学的实验室研究等等。社会建构论主张科学与技术的与境基本上是社会的（外在的），并且因此把其看作是一种建构，而不是对内在属性的反映。

尽管社会建构论一度有取代标准科学观之势，与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但关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还是走向了新的领域，那就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其代表人物是Wesleyan 大学的罗斯(Joseph Rouse)教授。他用“科学的文化研究”指“对实践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科学知识藉此得以在特殊的文化与境中被表达和坚持，并且被转化和扩展成新的与境。”[1]这里的“文化”既指异质的文化，如物质文化、社会实践、语言传统、社团等，也包括文化自身的结构与意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主张知识是处于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之中的，并且被政治地使用，但并不因此拒绝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它指的是在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女权主义理论以及文化批评中不同种类的知识类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与评价试图避免关于理性与实在论的争论。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在反对将科学知识视为研究禁区这一点上，可以说与SSK的强纲领及社会学的继承者并无二致。众所周知，曼海姆早期的知识社会学将自然科学与数学排除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外。同样地，美国科学社会学的默顿传统，虽然的确关注自然科学，但却想当然地把对科学机构与科学规范的研究作为成功的科学工作的内容。默顿学派已经注意到科学工作是怎样从体制与文化上得以表达的，并且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与既定的规范与方法的偏差何以发生，但也把科学知识视为禁区，未做进一步的研究。大多数科学哲学或科学史工作则忙于区分想象、推理与科学知识得以确立的证据等内在因素，而心理学与社会因素被理想化地排除在认知反思之外。

与之相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把科学知识的确认与文化实践之间的信息交流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文化实践与文化形态经常被科学哲学家视为知识的外部因素而忽略）。科学知识被看作是一种文化构成要素，这样就不得不通过对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所面对的境遇以及在这种境遇中的转化方式等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理解。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既不想通过二者择一的认识框架用社会因素代替知识的内在论解释，也不能保证人们当前所接受的科学知识在认识上的自主性。与以往的社会建构论等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具有自己的主题，并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围。

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研究主题

尽管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本身多种多样、充满争辩，但总是有一些重大的共同的主题使科学的文化研究与科学的其它理解方式区别开来。罗斯列举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六个主题来说明这一学说的特征。

1.科学的反本质主义。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科学本质说，它认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成果与形式都是历史地变化的，无论在科学外部还是科学自身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科学文化是自我封闭、不能互相交流的。仅就科学实践内部的可变性来说，就包括许多异质的因素。比如研究手段的规模、精确性；技术的复杂性、灵敏性；理论的清晰度以及理论独立性；研究客体的尺度、地点、机动性；社会秩序；理论的复杂性以及理论与试验和观察实践的关系；描述与解释的相对重要性；研究与交流的制度机构等。忽视科学的异质性是造成对科学文化研究产生误解的重要因素：要么被误认为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合法化，要么被错误地等同于那些将科学共同体跟其它群体混为一谈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无论人们主张科学知识优于其它认识实践，或者认为并不比其它认识实践好多少，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预设，即认为科学知识是与其它任何文化实践不同的或相似的类型。“相似的问题在试图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时也显而易见。”[2](P6)这些假定的基础在于他们都认为知识是表象的，科学知识处于科学合法化的中心，对知识的解释是利害攸关的。罗斯认为合法化问题只是一个理论上有效的概念，理解科学要通过实践，而科学的文化研究才是理解科学实践的最好的方法。

2.对科学实践的非解释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建构论都把科学知识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但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它们反对对科学知识进行解释。社会建构论是典型的解释性的社会科学，它可以完全（或潜在地）解释科学实践的认识成果，一些社会交流的词汇（如利益、协商等）被视为足以理解科学工作。但是正如卡特赖特在物理学解释中注意到的，“科学解释的目标就是用少数原则去覆盖各种各样不同的现象。某个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它用少量通俗易懂的表达概括各种各样案例的能力。但是这种解释力却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束缚了我们真实地反映境遇的能力。”[3]根据理论的解释来说明现象会限制被解释的现象之间的区别，无论那些区别是否受二者择一的解释框架的影响，都是如此。例如，对科学实践内容的社会解释就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种实践适合并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科学的文化研究则很好地涉及到建构论研究认为毫无问题的解释的可塑性。

3.强调科学实践的局部的、物质的特征。以往的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物质实践相脱离的自由流动的观念体系，相反，文化研究强调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特殊的复杂的工具与专门的材料的重要性、利用这些工具的技能和技巧，以及科学交流与交换网络的特性，等等。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许会回避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局部性的强调，但是他们必须看到以下事实，那就是倘若如此，他们就会从科学知识中排除掉绝大多数实验主义者、工具主义者甚至现象学家，而这些人通常是最了解科学的人。然而，文化研究对知识的局部性与物质性的强调必须与这些观点区分开，即主张局部知识是“默会的”（象波兰尼那样），或是“不可表达的”（例如最近一些实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唯物主义解释来反对文化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中，物质实践都被描绘成不可言传的，因此都无法达到对文化研究的解释。

4.更加强调科学的文化开放性。以往，普遍把科学共同体认为是相对自我封闭，不与其它社会团体进行往来。即便对科学的文化研究富有影响与启发的先驱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强调学术独立、规范自主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统一。社会建构论传统经常在这一点上追随库恩，强调社会利益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超越科学共同体与其它文化的界限，在它们之间不断进行交流。拉图尔曾表达过对科学工作的开放性的看法，他认为“科学工作自身有效地打破了科学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科学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区别。”[4]罗斯继承了拉图尔的某些观点，但他认为，科学的文化建构是实践过程的集合，对实践过程的描述就是“叙事”，并且叙事不可能一次性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文化建构也就是科学的叙事重构。

5.对“实在论”与“价值中立”的颠覆。科学的文化研究对科学上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例如实在论与价值中立说，采取了颠覆性的立场。它不是在传统的答案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提出挑战。

转贴于 一般而言，社会建构论多被认为是拒斥实在论的，因为它认为科学描述的世界自身是社会地构成的，并且描述世界的目标也是可以社会地列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科学观。而科学的文化研究则被理解为“既反对实在论，又反对各种反实在论，包括社会建构论。”[2](P6)因为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主张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解释，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有可以解释的固定的“内容”，对于我们的理论或表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事先确定的物质事实。社会建构论也不例外。与之相反，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与境与内容的二元论，认为没有确定的与境来固定表述的内容。理论或实践对世界的解释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进一步的解释开放。在解释的实践中，科学的内外之分，其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等，一直处于争论之中，而不是早已固定的问题。问题是不要把所有的解释都看作等同的，因为有些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而有些不是。

文化研究也颠覆了真理的“价值中立说”这一命题。传统的对价值中立问题的讨论使价值的概念具体化，就像实在论的争论试图使真理具体化一样。真理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很多关于意义、相关性、可理解性或证据负载之类的问题。因此，价值中立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很多问题。科学的文化研究可以说开辟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就是历史地和文化地界定作为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知识的概念。

6.对认识批评与政治批评的承诺。社会建构论者经常坚持这种观点，就是他们仅仅描述科学知识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方式，而不涉及任何科学知识的认识价值与政治价值。在这方面，他们的工作属于旧的传统，就是仅仅把价值中立设定为一种科学理想。与之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文化与政治有更强的自反意义，并且非常有特色地是没有逃避认识与政治的批判。他们找到了在科学与科学的文化研究中有必然的利害关系的问题，并且把它们看作既是逻辑地又是自反地引起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多纳·哈维也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同时对所有知识主张与认识主体进行彻底的历史偶然性的解释，怎样对我们构成意义的‘符号技术’的认识进行批判地实践，怎样对真实世界的可靠解释有一个有效的承诺。”[5]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说到底是一项实践的任务，它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在于，通过对制造意义的科学实践进行文化参与，为科学活动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来对世界的权威性知识进行建构。当代科学活动几乎把所有文化群体都卷入到这项公共事业中来了，作为参与者，我们有责任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

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1.对传统命题的合理性提出挑战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反对用任何既成的观念与逻辑进行思考与设问，这样就可以使其跳出旧有问题的窠臼与可能陷入的误区，而采取全新的思考方式。比如，对科学的本质主义预设的否定，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一视同仁，对价值中立说的颠覆等等，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的科学研究几乎都试图找出科学的本质主义的东西，或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自然解释与社会解释之间找到一个点。在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之前，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性。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期待着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既拒斥为科学寻求统一的根据和整体的合法化，又不对任何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任任何让步。正确的做法莫过于用重构的方式来对待合法化问题，即把问题限定在科学研究自身的情境之中，而不是在这一情境之外去寻找解释的根据。如同罗斯所说：“要是我们不去介入理性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的两难选择，也不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要是我们用‘所参与的世界’概念来取代‘所观察的世界’概念，问题或许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拒斥科学的整体合法化应该是一种实质的进步。”[2](P295)因此，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力求在英美的语言分析传统与欧洲大陆的解释学方法之间寻找到连结点，在科学文化的批判研究与建构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它想终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冗长的纷争，并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人为的划界，等等。我们不能说它的观点完全正确，但至少这种思考与处理“前见”的方式，这种创新性思维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2.丰富了科学知识的研究主题

自从20世纪70年代，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渐成主流以来，大量的社会建构论著作应运而生。尽管SSK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基本上没有摆脱社会建构论的模式。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就是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实践与境。在社会因素或者是科学知识的自主因素之间，它采取了更为客观的公正全面的立场。它拒绝各种定论，但并不拒绝为世界提供知识。其开放态度与客观立场，加上其特有的文化关怀使得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呈现出必要的张力。在罗斯那里，他更关注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力量是如何转化为权力支配的；其次，通过对科学叙事的重构，他更关注“解放”问题，即怎样才能摆脱主流文化对边缘与弱势文化的支配。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科学的文化研究”直接等同于对“科学文化”的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当然也考察科学文化的活动与现象，但是这种考察属于“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是“后殖民”思潮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子集。这是一种误解。科学的文化研究绝非是对文化研究的简单延伸，它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思想源头与研究进路，并且也有与众不同的主题，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3.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如果说前面谈的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科学研究的内容本身的贡献，那么在此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该研究思潮对科学研究的方式与结构也是一种大的冲击与完善。它既有研究主题，但又没有固定疆域，因为整个人类的实践与文化背景都在它的视野之中。它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出一种有益的启示，那就是以动态、开放、发展的眼光去理解科学实践过程本身，科学知识不只是概念的，而是流动的体系，它不只是独立自主的，也不只是社会建构的，而是处在无限的张力之中。罗斯认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是动态的，科学知识不是具体化的，知识只是一种唯名论的表示，而不具有实际意义，并且他对知识的动态解释是没有边界划分的，知识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因此，罗斯不仅反对合法化的概念，还反对福勒所说的统一的科学学，即科学的科学。他认为科学哲学和SSK都预设了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这并非最好的解释。只有在开放的实践与境中，才能完成这种动态解释。当然，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尽可能遵循科学事实本身，注重局部知识，更加关注科学实践的动态过程和开放性，对科学知识完成叙事重构，这才是对科学研究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总之，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进行科学知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它富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挖掘。但是，不可否认，同任何理论一样，这一理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它仍然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成分，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含混和折衷，这种泛泛而谈和无所不包势必影响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刻程度；又比如它虽然对传统命题的设问方式等提出疑问，甚至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或替代性的观点，对我们理解科学的形象这一理论期待没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等等。当然，或许它的意义就在这种批判和超越之中吧，而至于进一步的“立”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待于大家去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　Joseph Rouse，"What are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Knowledge?"，1992，Configurationsl，p57-94.

[2]　J.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3]　Nancy Cartwright，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39.

[4]　Bruno 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the World"，in Science Observed，ed.Karin Knorr-Cetina andMichael Mulkay，Beverly Hills，Calif.:Sage，1983，pp.141～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