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样的研究基点出发，文化就不仅仅是人工制品的静态呈现，更是人们活生生的实践与行为。从直观的层面理解，与活生生的实践相对应的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客体，就表现为文化产品。换言之，那些来源于人们最简单和最普遍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产物和结晶，往往通过各类文化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普遍的事实存在以至于使得我们忘掉了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然而却早已内化于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基础:我们总是通过自己建构起来的文化对物进行选择和使用的。正是在这种选择和使用过程中，物品和商品的意义由人来决定，它们与人的关系也因人而展现。由此，人的特定社会关系常常并不是直接性表达，而是由某种物质承担者来体现的。因此，即便是相同的物质产品，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个人对其的使用也必然会表达出不同的文化意义;而不同的民族群体依据其不同的文化结构，也在生产着不同的物质产品。人类社会中的物质产品，无论是其生产还是使用，都紧密地与其特定的深层文化结构相关联，都表达着不同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质产品都具有文化的要素。立于这种新的视角基点，“整个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①也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独立于人的自然客体，社会现实也因人对其意义的赋予和精神的想象而存在。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就是这一现实的理论表达。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使用的活动，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实在的，又是意象的。如果说:“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的物质结构)中发现交换价值”，②那么，正是社会的价值体系赋予了人们对物的自然属性的使用。客观存在的物质要素被赋予某种文化象征价值的同时，文化范畴和关系的象征性，同时也就具有了物质性。不同文化类型中存在不同的“人为”文化逻辑，由此建构起人们眼中截然不同的客观实体。当现代社会所谓的纯经济、可测度的、明确化的和宗教淡化、神圣性消失的特点，使得所有东西都被转化为商品形式时，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就成了最好的注解:商品自身呈现着某种物神的因素。这一分析揭示出了商品的使用总是和某种精神状态关联。当人们购买某种商品的时候，他们买的不仅仅是“物”本身，更是在购买某种意义和。人们从自然中获得的物质力量及一切需求、满足等，都是由文化经过建构并通过符号象征系统而建立起来的。例如，19世纪英国，正是在亿万华人翘首以待英国的毛料、棉纺织品、钢制刀叉等商品的臆想推动下，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门再度打开后，依然一度产生了对这个消费市场无限大的美好憧憬，经济理论中对这一问题长期忽视而生成的内在缺陷在当时展露无遗。可以说，人们建立起来的对异文化市场的种种憧憬和期望，虽屡试屡败而依然流行不衰。历来被视为文化象征的长城，从未有效地把所谓“蛮夷”的外来之物拒之门外，却成功地把国人囿于其中，这种把一切外来之物收编进自己逻辑严密的关系中的文化整合，使得进入中国的外来物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再生产过程。
可见，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借以表现的物质基础，影响着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在此意义上，使用价值“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①关注于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就是关注经济所蕴含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容，经济的研究以此整合成为一个整体。这一分析的启发意义在于可以突破经济学家眼中“价值”通常只表示“价格”的局限，从而迈向总体性的分析基点上，也就是说，“价值”认识必须依凭于对物质要素进行社会性使用的基本事实和深层文化背景。在文化的赋予下，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也获得了“社会属性”的存在，这便是“文化产品”普遍存在的根本性基础。文化作为融凝聚力和张力于一体的共享系统，既可以提供给人们能够相互认可的规约，又能够让不同文化规则之下的人们顺利协商，最终达成共同目的。而无论是对明确可见的外显事物，还是深层和内在的精神诉求，文化凭借其对“意义”的寻求和展现等核心议题，成为社会生活实践层面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必然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同时，也为文化产业奠定了最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问题
首先使用“文化产业”一词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利益群体总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产业。”②这就无助于我们来深刻理解“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产业的过滤”这一文化产业的“总体性”事实。③文化产业的实体内容，让我们注意到，产业形式必须依据资本原则组织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消费。因此，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问题，成为我们把握文化产业总体性存在的枢纽。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产品的分析主要以两种流行的模式为主导:一是从美学规范的起点出发，将其做艺术准则的阐发;二是以经济学所假设的解释为基点，关注商品可交换性中的效率和预期收益问题。无论何种解释，似乎并未触及到文化产品的根本，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回答文化产品如何产生、何时产生、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形式产生。
从民族学的视野出发可以看到，文化产品既展现着文化要素向一般经济物品渗透，又体现着文化要素凭借产品形式而获得表达。因此，文化产品社会性转换的基础就深植于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基本需要中，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由此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在共同体内部，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取决于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确认。也就是说，只要该产品的使用仅仅只囿于某个个体的使用，它就无法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换言之，只有当这项产品获得了特定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特定共同体保存的集体记忆和内在文化要素时，该产品才能转化为文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不同社会机制和民族特有的生活和传统，没有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象征体系，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则成了无根之源。因而，文化产品彰显出极为鲜明而强烈的社会公共性质。在共同体外部，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则基于他者的文化认可或认同。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系之间，许多物品是在外部的文化共同体中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的，而这些物品又并非必然或随时都可以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我们不妨面对一个基本事实:19世纪以来的中国，因整体经济的沦落成为和“先进”、“强大”等观念话语相对立的另一种文化存在，凡被冠以“中国制造”和“中国产品”标识的商品势必被看作是“土”、“贫穷”和“落后”的。在不同文化系统的排斥和对立之下，中国众多极富文化意蕴和特点的文化产品，如少数民族手工纺织和蓝靛蜡染等往往代表的是“落后”的象征。以至于“洋纱取代土纱，洋布排挤土布”的过程，一直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现代化”的崭新姿态重新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蓝靛土布依凭的正是其“土得掉渣”的意味而获得了文化产品的资格，并在价格上远远超越了一般机制布的价格。当然，并非每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的结晶都可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形式，能否超越个人使用的局限，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成为特定共同体存在的结构性要素等条件，直接决定了文化实践的产物能否转换成为文化产品。而这些日常生活用品之所以变身为艺术品或文化产品，并非基于它们的特殊性，而恰恰在于它们内在的、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的彰显，并且这种“普遍性”被纳入到了当下主导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从而获得了文化产品形式的存在。由此，文化产品转换的重要动力来源，就在于一个共同体中人们对共同体制度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往往又是隐含着的。在此基础上，文化产品的转换表现出三种功能:在最深的层面上，无论真实还是虚假的共同体都凭借文化产品来确立起它的社会凝聚力，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也以此获得象征化的表达;在制度运行的层面，文化产品运作的实质，是在确立着一些特大的身份和权利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层面，则是在灌输该社会的主流信仰和核心价值体系，并把个体的行为准则纳入社会化的规训过程。可见，对文化产品的转换进行分析不能仅仅止于单纯的经济考量，更要挖掘其内蕴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当然，文化产品得以转换的条件，根本上源于隐含在共同体内部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标准。但在具体的时空当中，必定会有不同的主导价值体系和文化标准，而这种文化价值体系，与其对从属群体精英的自我改进与成就等价值观的影响等多种要素密不可分。正是这种变换性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弱势或从属的社会共同体可以获得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尤其要注意的是，这种参与不仅仅局限在工艺品、服饰、饮食等一般性的文化产品中，而应扩展到社会总体性的变化，继而逐渐覆盖所有的经济产品。物品从来不是自然的存在或被生产的物品，而是被深深打上了某种文化烙印的东西。正是在人们的文化选择和对物品内涵、价值的建构过程中，物品具有了“文化产品”的存在意义。现代社会依凭资本的原则和要求，迅速将人们的文化实践活动商品化，而这种生活实践现实条件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支配了社会”。而资本又恰恰是这一经济主导性的“一种社会力量”，从而，资本的生存条件被“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①将资本原则作为社会的一个规范和标准，并依据资本的原则行事，也开启了其他各种社会存在转化为商品化存在并获得资本化运用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代社会，很多时候符号象征意义的获得，似乎比商品交换本身变得更有意义。对于任何个人和群体来说，要获得进入社会的通行证，得到物质和精神利益的保障，都要凭借对符号的结构性控制来实现;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正是奠基于符号的结构性控制基础上的。对文化产品社会性转换问题的民族学分析，反过来使我们再次面对民族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文化究竟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还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深切理解文化边界的模糊与重叠、文化内容与模式的互渗与交融、尤其是在当今多元文化在全球化差序系统共存中的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附属的地位转换问题时，才能看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力和国家地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等多要素和多维度的交织，产生了所谓的“文化影响力”;也才能对文化安全等迫切的现实政治经济诸问题做出深刻的理解。
文化产业理论中的二元对应与总体性分析
1.1课前预习与小组讨论：
布置学生进行课前预习，预习时以教材为主，以网络资料和图书馆课外书为补充。撰写实验预习报告，报告内容分实验原理、步骤、注意事项、问题、可改进操作，引导学生尤其注意实验注意事项和实验问题的收集。在课前两天，自由组合的几个小组一起进行探讨，尤其是实验注意事项、实验问题和可改进操作的讨论。对照组学生只需参考实验教材写出普通实验预习报告。
1.2课堂学生讲解和教师补充相结合，教师演示和学生体验相结合：
为了督促学生养成主动预习习惯，使学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每次课堂开始时叫1名学生上台讲解实验，讲解完后，先由学生自愿主动补充。然后再由教师补充讲解学生未讲到位的部分。同时教师进行关键操作的演示，可以叫学生上台配合体验实验操作过程。特别强调让学生提出对实验部分操作过程的改进，对可行的部分将允许学生按照新操作过程进行实验。对照组学生不需上台进行实验讲解。
1.3学生实验：
生按照讲解和演示的过程完成实验内容。对于部分小组提出设计的可行的部分操作的改进方案，鼓励引导学生按照新方案进行实验。如果实验课堂不能够满足新方案的要求，将给学生提供教师药物化学科研实验室和相应实验条件，在课后时间完成。对照组完全按照教材内容方案进行实验。第四，讨论总结分析、撰写实验报告和实验改进方案：实验完成后，在课堂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总结，课后撰写实验报告，对于部分实验，鼓励引导学生提出并上交实验改进方案。在下次实验课堂前，教师将针对实验报告和实验改进方案进行评述。对照组学生只需递交普通实验报告，而实验组的实验报告形式和内容形式自由。上教学方法的实施，与未参与改革组相比，实验改革组学生的学习效果明显要好，学习积极性也要高，实验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均明显要强，同时也让部分学生体验到了自行设计实验的成就感，激发了其对科研的兴趣爱好。
2以有机化学实验为起点培养本科生科研素质
从以上参与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学生中，组建本科学生课外科研兴趣小组，长期指导学生进行课外科研实验、资料查阅、实验设计、学生课题申请、论文撰写、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和考研辅导等一系列的提高学生科研素质为目的的活动。在教师的合理引导下，在笔者所进行教改的2个实验班中，实验组有多达18名同学主动强烈要求进入教师的科研实验室参与课外科研活动。由于学生的课余科研活性以不影响学习为前提，因此笔者随后挑选了14名成绩中等及以上的同学，分成了2组，在一年二期的时候分别进入了两个不同实验室。与笔者以往通过其它途径所带的课外兴趣小组的学生相比，这些学生思想动机总体相对较端正，除了5个学生由于急功近利、功利思想较强等原因而中途流失外，其它学生一直踏踏实实，完成了多个环节的课外科研活性内容，坚持到大四完成毕业论文。在进入实验室初期，这些学生跟着老师或不同研究生学习一些最基本的实验技能，同时也参与研究生的文献检索、实验设计、汇报等工作。经过一个学期的锻炼后，尽管有专业知识的限制，但是由于学生的主动积极进取学习，大部分同学已经掌握了所在实验室的基本实验技能，熟悉了所在实验室专业中文期刊的检索，也初步懂得了简单实验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的设计。经过一年的培养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设计并进行了独立的科研实验。在二年二期的时候，利用前期实验结果，指导学生撰写并积极申报省、校级大学生创新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完成时指导学生撰写科研学术论文，利用取得的科研成果指导学生参与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等竞赛。以上完成的学生科研课题同时可以作为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由于科研课题在大三基本完成，因此，在大四时学生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考研或者其它与就业相关的个性化活动中。通过三年多的课外科研活动及组队参与挑战杯作品竞赛，学生的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仅培养增强了学生进行实验设计、动手操作和论文撰写等方面的科研能力，也锻炼提高了学生的自制力、毅力、团队协作等方面的能力，整体综合素质较高。例如，首先组队的两组学生中先后申请并完成了三项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项目（2010R413019，2011R413025，12R413020）和多项校学生科研项目；同时也发表了学生第一作者的论文或会议论文3篇；其中一组学生的作品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由于毕业论文是几年积累的结晶，这些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整体水平较高，避免了目前普遍存在的本科毕业论文来自于教师科研成果的“拿来主义”。其次由于小团队有自己的目标和信念，大部分同学都能够至始至终坚持利用课外时间进行充电，其中有3个同学从大学一年二期到三年二期暑假，每个寒暑假都能留在实验室做实验，每个寒暑假只休息两周时间。再次，在所带教的学生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总体不是特别好，只有一人次拿过一等奖学金，但由于综合素质强，在研究生考试中脱颖而出，有5人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其中有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各一名（整个学院当年考取985学校研究生仅仅3名）。
一、如何理解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是把学生的自主发展看作是教学目的和教学过程的终端，在对课题的研究中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它是一种教学模式，更是教学思想，与传统接受式的教学有本质的区别。但就教育发展、人的发展而言，传授性教学与指导性教学、研究性学习与接受性学习都是必要的，在教育、学习活动中，二者相辅相成。1、师生角色不同：在研究性学习中，学生是中心，教师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服务。教师由“演员”变成“导演”、“顾问”，学生由“观众”变成“演员”、“导演”。2、教育资源不同：研究性学习充分利用好传统教育资源外，更重要的是把学生这一储量最丰富、活性最大的教育资源开发出来。3、教学方法不同：研究性学习中，教师启发引导，恰当运用点拨式、谈话式、探索式等教法，讲思路、讲方法、讲规律为原则，发挥学生主体作用。4、教学效果不同：研究性学习，给学生提供了思考、设计、实践的时空条件，发挥了学生主体作用，发展了学生创造力。5、教学评价不同：研究性学习的评价注重过程、注重运用、注重体验、注重全员参与。
二、如何进行研究性学习
化学科与研究性学习联系紧密，化学科知识可在研究性学习中延伸综合、重组和提升；在研究性学习中所发现的问题，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又能在化学科教学中拓展和加深。下面从高三化学选考科的角度谈谈如何进行研究性复习，培养创新型人才。1、关注高考信息，把握教育创新方向2001年10月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指明了教育改革的方向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指明了高考考试内容的改革的核心是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指明了高考“指挥棒”已转向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方向来。高三授课老师要以高考政策、方案及形势作为备考复习的指南，指导学生认真研读《考纲》和《考试说明》，把握教育创新的方向。2、研究跨科问题，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化学科是最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之一，它与其它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关系密切。如NaCl晶体中Na+和Cl-排列方式渗透了立体几何知识，“焰色反应”与物理科中的光本性有关，植物光合作用发生了化学反应，元素周期律论证了哲学观点的量变引起质变、对立统一规律，等等。在复习教学中，老师要适当引导学生研究化学科知识与其它学科间的相互联系的问题，导找跨学科间交叉、渗透的命题契点，进行专题训练。3、求实求活求异，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求实”是吃透一本，过滤知识点，扎实掌握“双基”；“求活”是进行专题复习，通过典型题、多变题，培养“基础创新思维”；“求异”则是引导学生总结特殊规律、方法，提高学生学科能力，这些规律方法源于课本，高于课本，是十分方便的思维捷径。4、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化学是现代科技的重要支柱，它与工农业生产、生活实际、前沿科学关系密切，如身边的化学：饮料、洗涤剂、化纤、造纸、医药等；现代科技：新型燃料、炼钢、高分子新型材料等等；前沿化学：纳米材料、飞秒化学、导电聚合物等。复习时，老师应引导学生研究这些熟悉而又似懂非懂的东西，让学生了解化学知识无穷的源动力，也通过理论和实际结合，改装出具时代、生活气息的新题，培养学生创新精神。5、加强实验教学，发展学生创新能力以实验为基础是化学科的基本特征，加强实验教学，特别是做好“设计型”、“探究型”实验的专项训练，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有效途径，这些实验是今后高考命题的方向。复习教学中，老师应引导学生多种途径进行实验的设计和探究，发展学生创造力。总之，研究性学习解放了学生的眼、手、口、脑及时间和空间，坚持开展研究性学习，定能培养出合格的创新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0086-01
精神文明建设是党的全面建设得到完善的基础，所以必须抓好党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促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发展。
一、坚持党的领导，保障精神文明建设顺利进行
（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融合
精神文明建设以物质文明建设为基础，物质文明建设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在党的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建立完善的考核、监督制度。一方面，党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另一方面，通过物质文明建设考察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效率。从而，推动人民道德素质提高，丰富人民日常生活，促进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的发展。
（二）领导方式的多样化
党的部门过去属于专职管理形式，即各个部门分别管理不同的事务，不能做到齐抓共管，难以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中去，使得党的精神文明建设难以到达目的。党应在原有基础上，改变领导方式，改变单一领导负责，实现各部门齐抓共管，合力促发展。以局部与整体，中央与地方的原则，达到携手发展，保证精神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在道德教育基础上，结合法律，保障合法行为，发扬正气，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三）借舆论，促发展
党的精神文明建设走向科学化，不仅需要党的自身建设，同时需要社会舆论。党在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同时借助舆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党的精神文明建设。
二、党员建设
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力。党的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党员的努力，党员的优劣直接影响党的精神文明建设，所以必须落实党员建设工作。
（一）标榜作用
履行道德规范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党员无一例外。要加强党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党的精神文明建设科学化，必须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那就需要抓好党员干部的学习，党员干部在不断学习过程中，深化自己对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的认识，永葆先进性，才能够作为标榜，供党员学习。因此，规范了廉政的执政党政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
（二）端正思想
作为党员，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指坚持集体主义，坚持与社会主义相一致。党员必须认识到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一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懂得奉献与索取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同时，开设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知识，提升党务人员的素质，鼓励党务人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理论转化为技能。培养党务人员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精神。激励党务人员面对困难困难永不言败，即使遍体鳞伤，也要笑颜相对，以最旺盛的精力攻克难关。
三、加强党风建设
党风建设是党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党风建设不仅影响着党的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样重要。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清廉执政，拥有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加强党风建设，进一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一）开设党风教育课程
党在党员内部开展积极有效的党风教育课程，让党员、干部能严于律己，积极配合党的工作。将党的政治原则落实到自己的理念中，自觉抵制贪污受贿、等不良作风，对党内不良行为秉公办理。
（二）严格考核、监督制度
党内存在、、贪污受贿的案件，此类案件不仅影响国家社会发展，而且有损部门、个人形象，所以加大对党内人员的监督、考核十分重要。党内必须严格考核制度，高效能的选拔人才。同时做好宣传和舆论工作，切实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对违反乱纪的党员给以相应的处分，以监督促进发展，打造一支廉洁、勤奋、优秀的团队。
（三）深化党风廉政教育
党风是党建的重要部分，在党的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深入开展廉政教育活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进行国法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学习，培养党员廉洁从政的思想。同时开展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不断增强崇尚廉洁的意识。把党风廉洁教育作为党员必修之课，让每位党员争做廉洁之事。完善反腐倡廉教育的同时，为人民做实事，为人民服务。
四、加大领导力度，实现党的精神文明建设科学化
党干部加大领导力度，保证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不偏移，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
（一）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于社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巩固民族团结一致。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丰富人民生活，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的精神文明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路线方针，结合社会实际认真处理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关系，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保障。
（三）建立完善的问责制
党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明确有效的责任问责制度，将责任监督、分工、考核纳入其中，规范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做到工作层层有人抓，处处有人管。同时，加大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做到优势互补，共同进步，使精神文明建设健康、稳定的发展。
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筹，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的全面发展，促进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8-0215-02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来分析，高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普遍存在着严重缺陷，单一的专业教育、薄弱的文化情怀、过强的功利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了高校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现在的教育方式已经完全偏离了党的教育方针。
一、音乐文化的重要性
目前处于21世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所面临的是人才的竞争，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高等教育培养出人文素质和科学技术相平衡的人才。周远清同志在“中国高等教育创办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高等教育的基础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针对当前的薄弱环节，则要加强科技素质和人文素质。”在这段话语中强调的是人文素质和文化艺术素质，其中的内容就包括了音乐知识和鉴赏。在教育问题上，我国的相关研究人员曾经指出“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这就证明音乐文化始终是我国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文明社会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音乐文化教育重点在学生，其次才是社会。
二、音乐文化教育的好处
（一）音乐教育培养素质
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出“完整”的学生，现代社会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具有高等素质，要求教育者教育出来的学生都是“精品”，不但要完整而且还要完美。音乐文化教育能提高受教育者的直觉能力、判断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能有效丰富每一个受教育者的情感，让学生拥有文化修养。
（二）音乐教育改变思维方式
在传统的学习中，早期的教育大多数集中在语言和数学方面，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长时间成长起来的孩子就会潜意识得学会了从始至终的线性和序列思维，所学的知识和实际生活完全被分开。但是，音乐文化教育就有着不同的效果，音乐教育培养学生感觉上的经验，经过音乐上的文化教育，就不会像传统教育那样出现经验与实际的脱离，反而能有效地将二者联系起来，把生活中出现的词语和非词语通过逻辑紧密地联系起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全面地理解现在的社会。所以，要让现代的学生都能掌握多种思维方式，这样即便是没有很好地改变每一位学生，但是至少能改变他们的无能。
三、音乐文化利于社会
（一）理解认识人类社会
通过音乐文化教育能更好地认识、更透彻地理解人类社会，音乐通过具体、生动的音符来打造人们现实中的思想，能揭示人类历史时期的善恶和民族之间的斗争。学生能通过音乐了解人们以往的生活，音乐能给学生带来真实的情感，让学生提高对历史的认识，了解音乐中所要传达的思绪[1]。
（二）促进交流提高内涵
在学习音乐文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学生首先都要学会借鉴，借鉴起源于尊重，尊重他人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和表达方式，在交往过程中都要结合自己的体验得出他人的真实情感，最后通过音乐进行一种非词语的语言交流，学生之间相互体会彼此的奥秘。在进行历史文化方面的交流时，主要是对文化的产物和所发现的问题进行相关判断。在学习音乐文化的同时，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工作中遇到困境都能使用音乐文化来进行抉择，这样就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内涵，提升了表达能力。
（三）延伸音乐艺术的影响力
音乐是属于听觉的艺术，音乐不但能激励人，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含有丰富情怀的信息。优美的音乐能在任何地方显示出它的和谐美、自然美、生活美，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音乐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音乐能激发出学生的创造性，让学生享受美感，延伸出人们对艺术的影响力。学会用艺术来解决问题也是对音乐艺术的一种延伸，音乐能给人们所处的各种环境提出表达式，从而进行分析和发展，表现出教学的艺术和政治艺术[2]。
（四）音乐教育对于艺术的最终结果
音乐艺术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艺术展示方式，所以学生在学习音乐文化的过程中也是不知不觉地比较轻松地就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改变，通过学习音乐文化从中感受音乐的美的体现。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做过一个实验，证明音乐文化“能在所有生命的心灵中颤动”，能让“好人和坏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一段触目惊心的音乐比任何一种生硬的说教都更有效。所以音乐的感染力是不可小觑的。
四、音乐文化在高校的教育方式
从目前高校学生的学习情况来看，大多数同学都经历了从幼儿园基础教育到大学高等教育的过程，但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经历中，只有少数人得到了音乐上的文化教育，大多数人都是把教学课程放在了首要位置，忽略了音乐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在高校教育过程中，有必要添加音乐文化教育的内容。这里的音乐文化教育并不是指让学校开设高校音乐系。高校在教育过程中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对高校学生实施音乐文化教育，把音乐文化教育和专业音乐院校的性质区分开，结合高校学生的特点来有针对性地进行音乐文化教育。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这句话让我们了解享受艺术的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艺术的修养。根据现实情况来看，高校学生对音乐文化的修养主要是了解音乐的基本知识，和对音乐的实际鉴赏能力，主要表现在这两个初级阶段。人们所说的艺术细胞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拥有的，高校的学生也要走进音乐文化的天地。
（一）学习音乐文化的方式
要想学习好音乐文化，得先学会欣赏，让学生知道什么叫音乐美，让学生能感受到美、理解美，具有欣赏美的能力。音乐的欣赏主要是通过聆听的方式来进行的，以音乐作品为对象，让学生在精神上获得愉悦。
在高校中给学生进行音乐欣赏教学时，要把中国的佳作和国外的作品相结合来进行欣赏。同学们在对音乐进行欣赏的时候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音乐作品，都和民族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特点。所以，在给学生欣赏音乐时，最好能结合当地的文化历史来进行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语言要简练生动，介绍每种文化的发展历程，在教学过程中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给学生听，结合作者的历史背景、作者所写作品的含义，教学生怎样欣赏音乐中的文化气息。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国民族文化中的音乐作品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中国的大多数民歌，比如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等都是伴随着我国文化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音乐文化使劳动人民更加热爱生活。从20世纪开始时，特别是在“”后，出现了大量的作曲家、演奏家，他们为我国的音乐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音乐界的杰出人物如华彦钧、刘天华、查阜西、肖友梅、黎锦晖、青主、任光、贺绿汀、黄自、刘雪庵、冼星海、吕骥、聂耳、王洛宾、麦新、马可、郑律成、李焕之，以及现在仍活跃在乐坛上的陈钢、何占豪、秦咏诚等，都写下了不朽的音乐篇章[3]。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为我国音乐文化都作出了不同的奉献，有的是对民族乐器的演奏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有的则是打破了常规的音乐表达形式，有的作品是反帝国反封建的强有力“武器”，音乐通过艺术的表达形式团结了人们的心，与时代相呼应，反映了人们群众的呼声，刻画出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所以，在高校中学生欣赏音乐文化的前提是要对中国的音乐文化历史有所了解。教师应当介绍我国历史上杰出的音乐人物和代表作品，以及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社会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等。除了以上的内容，高校也有必要让学生了解我国的民间音乐戏曲。如，京剧是我国“国粹”，应当在高校中得到弘扬发展，其他地方的戏曲也有很多，希望能让学生都对戏曲中所讲的故事有所了解。
给学生进行音乐欣赏教学的同时，可以使用我国乐器作为教学线索来展开教学的范围，讲述这些乐曲的由来，因为每一种乐器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具有中国文化意义，也能体现出我国音乐发展的历程。如介绍古筝、琵琶、二胡等乐器的材质、来源，以及演奏特点等[4]。
（二）注重音乐基础的理论
在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时，为了让学生更透彻地理解音乐、欣赏音乐，就必须让每一位学生掌握音乐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音阶、音符、小节、时值、拍子、常用记号、和弦等，以及一些简单的识谱方法。老师在进行讲述的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声乐的演唱和听音节奏练习，这样能很好地带动课堂气氛。可以把音乐文化作为大学中的一门选修课，加上一些学分，让学生自主地进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无论是鉴赏乐曲，还是欣赏音乐，老师只要在课堂中进行介绍的同时播放作者音乐，就能使学生很快地记住音乐中的旋律、了解音乐中的文化情怀。在课余时间，老师要给每一个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提升个人能力。学校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喜好来组织多种丰富活动，比如校园歌手大赛、卡拉OK比赛、歌舞比赛等等，让学生充分感受音乐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和在音乐上的创造力、想象力，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协作能力。
五、结束语
缺乏音乐文化教育的高等教育不能称之为完美的高等教育。所谓的高等教育，就是要包含完整的教育方式，不是单方面的技术教育。在教育之中加上音乐文化就会发现教育因为有了音乐而变得充满生机和活力。音乐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必须通过音乐文化来教育学生，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了解音乐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建议我国高校开设音乐文化类的课程，让校园里充满文化气息，让每一个学生都拥有音乐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王明飞.当代音乐学科的发展与高校音乐教学改革[J].黄河之声，2011，12（35）：119-120.
[2]史丽欣.论高校音乐教学改革与音乐学科发展[J].青春岁月，2014，12（9）：50-51.
[3]王海玲.论当代国外音乐教学模式及对我们的启示[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9（15）：66-67.
一、音乐文化的重要性
目前处于21世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所面临的是人才的竞争，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高等教育培养出人文素质和科学技术相平衡的人才。周远清同志在“中国高等教育创办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高等教育的基础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针对当前的薄弱环节，则要加强科技素质和人文素质。”在这段话语中强调的是人文素质和文化艺术素质，其中的内容就包括了音乐知识和鉴赏。在教育问题上，我国的相关研究人员曾经指出“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这就证明音乐文化始终是我国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文明社会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音乐文化教育重点在学生，其次才是社会。
二、音乐文化教育的好处
（一）音乐教育培养素质
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出“完整”的学生，现代社会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具有高等素质，要求教育者教育出来的学生都是“精品”，不但要完整而且还要完美。音乐文化教育能提高受教育者的直觉能力、判断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能有效丰富每一个受教育者的情感，让学生拥有文化修养。
（二）音乐教育改变思维方式
在传统的学习中，早期的教育大多数集中在语言和数学方面，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长时间成长起来的孩子就会潜意识得学会了从始至终的线性和序列思维，所学的知识和实际生活完全被分开。但是，音乐文化教育就有着不同的效果，音乐教育培养学生感觉上的经验，经过音乐上的文化教育，就不会像传统教育那样出现经验与实际的脱离，反而能有效地将二者联系起来，把生活中出现的词语和非词语通过逻辑紧密地联系起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全面地理解现在的社会。所以，要让现代的学生都能掌握多种思维方式，这样即便是没有很好地改变每一位学生，但是至少能改变他们的无能。
三、音乐文化利于社会
（一）理解认识人类社会
通过音乐文化教育能更好地认识、更透彻地理解人类社会，音乐通过具体、生动的音符来打造人们现实中的思想，能揭示人类历史时期的善恶和民族之间的斗争。学生能通过音乐了解人们以往的生活，音乐能给学生带来真实的情感，让学生提高对历史的认识，了解音乐中所要传达的思绪[1]。
（二）促进交流提高内涵
在学习音乐文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学生首先都要学会借鉴，借鉴起源于尊重，尊重他人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和表达方式，在交往过程中都要结合自己的体验得出他人的真实情感，最后通过音乐进行一种非词语的语言交流，学生之间相互体会彼此的奥秘。在进行历史文化方面的交流时，主要是对文化的产物和所发现的问题进行相关判断。在学习音乐文化的同时，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工作中遇到困境都能使用音乐文化来进行抉择，这样就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内涵，提升了表达能力。
（三）延伸音乐艺术的影响力
音乐是属于听觉的艺术，音乐不但能激励人，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含有丰富情怀的信息。优美的音乐能在任何地方显示出它的和谐美、自然美、生活美，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音乐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音乐能激发出学生的创造性，让学生享受美感，延伸出人们对艺术的影响力。学会用艺术来解决问题也是对音乐艺术的一种延伸，音乐能给人们所处的各种环境提出表达式，从而进行分析和发展，表现出教学的艺术和政治艺术[2]。
（四）音乐教育对于艺术的最终结果
音乐艺术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艺术展示方式，所以学生在学习音乐文化的过程中也是不知不觉地比较轻松地就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改变，通过学习音乐文化从中感受音乐的美的体现。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做过一个实验，证明音乐文化“能在所有生命的心灵中颤动”，能让“好人和坏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一段触目惊心的音乐比任何一种生硬的说教都更有效。所以音乐的感染力是不可小觑的。
四、音乐文化在高校的教育方式
从目前高校学生的学习情况来看，大多数同学都经历了从幼儿园基础教育到大学高等教育的过程，但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经历中，只有少数人得到了音乐上的文化教育，大多数人都是把教学课程放在了首要位置，忽略了音乐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在高校教育过程中，有必要添加音乐文化教育的内容。这里的音乐文化教育并不是指让学校开设高校音乐系。高校在教育过程中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对高校学生实施音乐文化教育，把音乐文化教育和专业音乐院校的性质区分开，结合高校学生的特点来有针对性地进行音乐文化教育。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这句话让我们了解享受艺术的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艺术的修养。根据现实情况来看，高校学生对音乐文化的修养主要是了解音乐的基本知识，和对音乐的实际鉴赏能力，主要表现在这两个初级阶段。人们所说的艺术细胞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拥有的，高校的学生也要走进音乐文化的天地。
（一）学习音乐文化的方式
要想学习好音乐文化，得先学会欣赏，让学生知道什么叫音乐美，让学生能感受到美、理解美，具有欣赏美的能力。音乐的欣赏主要是通过聆听的方式来进行的，以音乐作品为对象，让学生在精神上获得愉悦。
在高校中给学生进行音乐欣赏教学时，要把中国的佳作和国外的作品相结合来进行欣赏。同学们在对音乐进行欣赏的时候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音乐作品，都和民族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特点。所以，在给学生欣赏音乐时，最好能结合当地的文化历史来进行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语言要简练生动，介绍每种文化的发展历程，在教学过程中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给学生听，结合作者的历史背景、作者所写作品的含义，教学生怎样欣赏音乐中的文化气息。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国民族文化中的音乐作品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中国的大多数民歌，比如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等都是伴随着我国文化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音乐文化使劳动人民更加热爱生活。从20世纪开始时，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出现了大量的作曲家、演奏家，他们为我国的音乐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音乐界的杰出人物如华彦钧、刘天华、查阜西、肖友梅、黎锦晖、青主、任光、贺绿汀、黄自、刘雪庵、冼星海、吕骥、聂耳、王洛宾、麦新、马可、郑律成、李焕之，以及现在仍活跃在乐坛上的陈钢、何占豪、秦咏诚等，都写下了不朽的音乐篇章[3]。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为我国音乐文化都作出了不同的奉献，有的是对民族乐器的演奏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有的则是打破了常规的音乐表达形式，有的作品是反帝国反封建的强有力“武器”，音乐通过艺术的表达形式团结了人们的心，与时代相呼应，反映了人们群众的呼声，刻画出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所以，在高校中学生欣赏音乐文化的前提是要对中国的音乐文化历史有所了解。教师应当介绍我国历史上杰出的音乐人物和代表作品，以及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社会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等。除了以上的内容，高校也有必要让学生了解我国的民间音乐戏曲。如，京剧是我国“国粹”，应当在高校中得到弘扬发展，其他地方的戏曲也有很多，希望能让学生都对戏曲中所讲的故事有所了解。
给学生进行音乐欣赏教学的同时，可以使用我国乐器作为教学线索来展开教学的范围，讲述这些乐曲的由来，因为每一种乐器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具有中国文化意义，也能体现出我国音乐发展的历程。如介绍古筝、琵琶、二胡等乐器的材质、来源，以及演奏特点等[4]。
（二）注重音乐基础的理论
从学生的课堂发言主动性及课前阅读时间及参考资料的数量分析来看，案例导学式教学法改变了学生在传统教学法中的地位，不仅使课堂气氛变得活跃起来，而且在典型案例及问题的引导下，学生广泛查阅资料逐渐学会自学，即会学，并在自学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分析，逐步对基础理论与临床疾病的联系产生感性认识，逐渐发展为乐学，促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
注重专业应用，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乡镇政府职能中介组织和信用体系分级分类管理法规和考核体系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调整了部分职能，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食品卫生许可、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的监管职能，这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等关键词使我们感觉到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重大责任。
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面对广阔的农村，如何着力解决因交通不便、管理相对人素质不高、监管面广、信息不畅、信息员和协管员协作效能低下、监管力量不足、责任风险大、成本高等因素带来的监管难题？作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对全国9亿多人口广阔农村食品药品监管，彻底确保偏远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则承担着前所未有的责任和风险，也是现实中急待解决的艰难课题。因此，笔者想就构建偏远农村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方面作一浅探。
一、构建偏远农村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就是要构建乡镇政府负总责的监管体制。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纳入政府工作考核目标，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加强对行政执法的协调、监督；统一领导、指挥产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依法组织查处产品安全事故；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对各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评议、考核。质检、工商和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所在地同级人民政府的统一协调下，依法做好产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在管理方式上不管垂直与否的区县级食品药品主管部门都是区县一级政府的组成部门，作为监管主体具体承担着全区县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责任。
过去以来，各区县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构建农村食品药品监管体制上做了大量的探索。有些地方聘请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工作人员为监督员、协管员和信息员，完善了监管网络，构建了乡镇政府分管领导负责，各乡镇成员单位参与的食品药品管理体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以乡镇政府为主导或其政府机关个别工作人员为专干的监管队伍，这为推动广阔农村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迈出了十分可贵的一步，但很尴尬的是，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都是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被监管对象、加之无运行资金支持，其组建起来的监督网络，实际作用有待商榷。以政府为主导或个别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为专干的监管队伍也因政府部门对自身职能定位不准和认识不够清楚，使监管工作流于形式；同时这项工作也只仅仅政府个别工作人员参与，加之又对其工作成效的考核未真正落到实处，因此，其乡镇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还没有形成组织合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协管成效也就没达到主管部门的预期效果。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各级党委政府，还是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主管部门都应该强烈意识到，乡镇一级政府是最基层政权组织，是各级政府的合法组成部分，强化基层政权组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对其规定的法定职责，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这样，在乡镇食品药品监管领域没有具体主管机构设置的前提条件下，就理应承担起相应工作的具体职能。
二、构建偏远农村食品药品监管体制，还需各监管主体解放思想，合理定位自身职能，真正落实自身责任。
上海市奉贤区从2006年4月以来，就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在其区辖8个镇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上，将“负责做好辖区内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明确写入镇社会事业和保障管理科（该政府的一个具体科室）的工作职能。从制度上保证了基层食品安全网络建设在人员、编制、培训、制度、职责、管理、经费、考核等方面的落实①。
湖南省张家界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根据当地食品药品监管现状，在当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完善了监管责任体系，建立了依托乡镇政府为主要责任主体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在对其监管任务进行精细分解的基础上聘请和培训了部分食品药品监督信息员、协管员，构建了相对较完善的食品药品监管网络，部分乡镇政府采取了对本辖区实行行政村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分片包干，落实责任，市、区县两级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平时抓督查、年底抓考核，次年年初抓表彰和总结的措施。使偏远农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得到了落实，初步形成了偏远农村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平时有人抓、有人管的良好局面②。
上海奉贤区和张家界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经验的可贵之处就是做到了把最基层（乡镇）的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基本职能限定为基层（乡镇）人民政府的职能之一，从其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培训、制度、职责、管理、经费、考核等方面得到了真正落实；可贵之处就是没有在政府外增加机构、人员、编制、经费，大大提高了基层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时也为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找准了方向。
结合上述两地经验，笔者认为，构建偏远农村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就需各监管主体解放思想，在合理定位自身职能基础上，各自理清和落实自身责任。区县级食品药品主管部门应站在确保农村食品药品安全的高度做到放权让利，乡镇一级政府对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工作理应勇于担当。
区县级食品药品主管部门就是要把职能主要落实在本辖区较大影响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案件的查处和规模较大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日常监督管理及各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许可上来，落实到监督指导下一级监管部门（乡镇一级政府）日常工作上来，主要承担着各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许可、较大影响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查处、较大规模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日常监督管理、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监测，分析与预测、办理乡镇一级食品药品案件的法制审核、辖区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人员素质、基层监管员和信息员素质提升培训工作等职能。
乡镇一级政府要把食品药品监管职能落实到协助配合好区县级食品药品主管部门工作上来，承担本辖区规模较小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日常监督管理，负责低级别、带共性、专业性弱的执法任务，如不规范和超范围生产经营使用、非法渠道采购、过期失效食品药品的查处等，还承担着本辖区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的监测和报送、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的职能。
乡镇一级政府围绕自身承担的食品药品监管职能，在上一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完善相应机构的基础上构建以专职人员或乡镇一级政府包村干部为监管成员，以村级自治组织主要负责人为信息员的监管网络。
三、构建偏远农村食品药品监管体制，需构建诚信体系，完善中介组织建设，提倡行业自律，分类分级管理。
中介组织，是指那些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商品生产与经营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为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咨询、培训、经纪、法律等各种服务，并且为各类市场主体从事协调、评价、评估、检验、仲裁等活动的机构或组织③。
在偏远农村大力推行食品药品中介组织建设，目的就是两个，一是运用其专业知识为其提供公益，通过积极宣传和帮扶、个别指导与支持、科学引导与规范等办法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提供法律法规支持、生产经营技术支持、市场供需信息支持、生产经营者优质购销支持，推动生产经营者规范化生产经营；二是为自身所代表的特定的利益群体服务，通过集中反映基层民意、科学解决基层矛盾、政企关系积极再造等思维模式维护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在社会上承担起联系政府与企业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并通过这些服务使其自身也获得发展。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采取把中介组织纳入其监管范围的办法，以“中介组织参与”这种独特的沟通方式与千家万户生产经营者取得联系，通过中介组织来贯彻行政机关的管理意志，协调行政组织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监管关系，以此进一步明确生产经营者在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以及法律义务。
在信用体系的构建领域，除了乡镇政府及村级自治组织引导中介组织在对市场这一块的诚信经营（包括技术含量、公平竞争、诚实守信、不欺不骗、优良服务等）进行考量之外，合法经营一块的信用体系构建可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区县食品药品主管部门来做，通过建立中介组织与主管部门参与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登记档案信息系统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诚信分类数据库，广泛收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准入信息、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消费者申诉举报信息等，完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体系构建。通过监管对象自主选择的不同信用等级（既实行不同信用等级的分级许可审批。在许可阶段通过当地组织强调道德因素）结合生产经营过程中构建的实际信用等级（中介组织和主管部门形成的信用等级），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类分级监管。
四、构建偏远农村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就是要围绕其相关职能，加强法制建设，完善考核体系。
在偏远农村巩固和构建以乡镇政府负总责，监管对象各负其责的农村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就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来科学界定相关职能，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有对食品药品管理和监督的法定义务，建立和规范中介组织的运作机制，积极构建偏远农村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和实行分级管理，也要依靠完备和规范有序的法律制度来支撑。只有通过规范有序，无缝衔接，多个监督主体多渠道参与，积极全方位发力，才能做好偏远农村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工作。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都要求把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纳入政府工作考核目标。这要求区县级人民政府及食品药品主管部门围绕乡镇一级政府所承担的食品药品安全职能构建相应的考核目标，由区县级食品药品主管部门构建的监督队伍推进乡镇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考核任务。
区县食品药品主管部门利用本身所占有的行政资源，采取各乡镇食品药品安全分片监督的办法，在乡镇推行驻片监督员制度，即以承担监督任务的区县级食品药品主管部门执法人员负责包片区乡镇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日常联络，解决乡镇履行职能问题和监管执法当中的依法行政问题，和乡镇纪检监察干部、聘任的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共同组成监督员队伍，驻片监督员时刻不定期的，灵活地掌握着各乡镇的食品药品安全动态，监督考核乡镇食品药品监管工作。
【参考文献】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关键词】科学知识/文化/社会
scientific knowledge/culture/society
【正文】
一、何谓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使得科学的多学科研究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表述从根本上受到了来自科学的社会视角的全面挑战，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社会建构论，比如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巴斯学派的建构主义－相对主义方法，科学对话语分析的应用，以及人种学的实验室研究等等。社会建构论主张科学与技术的与境基本上是社会的（外在的），并且因此把其看作是一种建构，而不是对内在属性的反映。
尽管社会建构论一度有取代标准科学观之势，与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但关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还是走向了新的领域，那就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其代表人物是wesleyan 大学的罗斯(joseph rouse)教授。他用“科学的文化研究”指“对实践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科学知识藉此得以在特殊的文化与境中被表达和坚持，并且被转化和扩展成新的与境。”[1]这里的“文化”既指异质的文化，如物质文化、社会实践、语言传统、社团等，也包括文化自身的结构与意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主张知识是处于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之中的，并且被政治地使用，但并不因此拒绝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它指的是在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女权主义理论以及文化批评中不同种类的知识类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与评价试图避免关于理性与实在论的争论。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在反对将科学知识视为研究这一点上，可以说与ssk的强纲领及社会学的继承者并无二致。众所周知，曼海姆早期的知识社会学将自然科学与数学排除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外。同样地，美国科学社会学的默顿传统，虽然的确关注自然科学，但却想当然地把对科学机构与科学规范的研究作为成功的科学工作的内容。默顿学派已经注意到科学工作是怎样从体制与文化上得以表达的，并且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与既定的规范与方法的偏差何以发生，但也把科学知识视为，未做进一步的研究。大多数科学哲学或科学史工作则忙于区分想象、推理与科学知识得以确立的证据等内在因素，而心理学与社会因素被理想化地排除在认知反思之外。
与之相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把科学知识的确认与文化实践之间的信息交流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文化实践与文化形态经常被科学哲学家视为知识的外部因素而忽略）。科学知识被看作是一种文化构成要素，这样就不得不通过对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所面对的境遇以及在这种境遇中的转化方式等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理解。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既不想通过二者择一的认识框架用社会因素代替知识的内在论解释，也不能保证人们当前所接受的科学知识在认识上的自主性。与以往的社会建构论等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具有自己的主题，并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围。
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研究主题
尽管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本身多种多样、充满争辩，但总是有一些重大的共同的主题使科学的文化研究与科学的其它理解方式区别开来。罗斯列举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六个主题来说明这一学说的特征。
1.科学的反本质主义。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科学本质说，它认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成果与形式都是历史地变化的，无论在科学外部还是科学自身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科学文化是自我封闭、不能互相交流的。仅就科学实践内部的可变性来说，就包括许多异质的因素。比如研究手段的规模、精确性；技术的复杂性、灵敏性；理论的清晰度以及理论独立性；研究客体的尺度、地点、机动性；社会秩序；理论的复杂性以及理论与试验和观察实践的关系；描述与解释的相对重要性；研究与交流的制度机构等。忽视科学的异质性是造成对科学文化研究产生误解的重要因素：要么被误认为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合法化，要么被错误地等同于那些将科学共同体跟其它群体混为一谈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无论人们主张科学知识优于其它认识实践，或者认为并不比其它认识实践好多少，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预设，即认为科学知识是与其它任何文化实践不同的或相似的类型。“相似的问题在试图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时也显而易见。”[2](p6)这些假定的基础在于他们都认为知识是表象的，科学知识处于科学合法化的中心，对知识的解释是利害攸关的。罗斯认为合法化问题只是一个理论上有效的概念，理解科学要通过实践，而科学的文化研究才是理解科学实践的最好的方法。
2.对科学实践的非解释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建构论都把科学知识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但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它们反对对科学知识进行解释。社会建构论是典型的解释性的社会科学，它可以完全（或潜在地）解释科学实践的认识成果，一些社会交流的词汇（如利益、协商等）被视为足以理解科学工作。但是正如卡特赖特在物理学解释中注意到的，“科学解释的目标就是用少数原则去覆盖各种各样不同的现象。某个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它用少量通俗易懂的表达概括各种各样案例的能力。但是这种解释力却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束缚了我们真实地反映境遇的能力。”[3]根据理论的解释来说明现象会限制被解释的现象之间的区别，无论那些区别是否受二者择一的解释框架的影响，都是如此。例如，对科学实践内容的社会解释就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种实践适合并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科学的文化研究则很好地涉及到建构论研究认为毫无问题的解释的可塑性。
3.强调科学实践的局部的、物质的特征。以往的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物质实践相脱离的自由流动的观念体系，相反，文化研究强调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特殊的复杂的工具与专门的材料的重要性、利用这些工具的技能和技巧，以及科学交流与交换网络的特性，等等。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许会回避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局部性的强调，但是他们必须看到以下事实，那就是倘若如此，他们就会从科学知识中排除掉绝大多数实验主义者、工具主义者甚至现象学家，而这些人通常是最了解科学的人。然而，文化研究对知识的局部性与物质性的强调必须与这些观点区分开，即主张局部知识是“默会的”（象波兰尼那样），或是“不可表达的”（例如最近一些实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唯物主义解释来反对文化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中，物质实践都被描绘成不可言传的，因此都无法达到对文化研究的解释。
4.更加强调科学的文化开放性。以往，普遍把科学共同体认为是相对自我封闭，不与其它社会团体进行往来。即便对科学的文化研究富有影响与启发的先驱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强调学术独立、规范自主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统一。社会建构论传统经常在这一点上追随库恩，强调社会利益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超越科学共同体与其它文化的界限，在它们之间不断进行交流。拉图尔曾表达过对科学工作的开放性的看法，他认为“科学工作自身有效地打破了科学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科学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区别。”[4]罗斯继承了拉图尔的某些观点，但他认为，科学的文化建构是实践过程的集合，对实践过程的描述就是“叙事”，并且叙事不可能一次性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文化建构也就是科学的叙事重构。
5.对“实在论”与“价值中立”的颠覆。科学的文化研究对科学上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例如实在论与价值中立说，采取了颠覆性的立场。它不是在传统的答案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提出挑战。
一般而言，社会建构论多被认为是拒斥实在论的，因为它认为科学描述的世界自身是社会地构成的，并且描述世界的目标也是可以社会地列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科学观。而科学的文化研究则被理解为“既反对实在论，又反对各种反实在论，包括社会建构论。”[2](p6)因为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主张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解释，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有可以解释的固定的“内容”，对于我们的理论或表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事先确定的物质事实。社会建构论也不例外。与之相反，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与境与内容的二元论，认为没有确定的与境来固定表述的内容。理论或实践对世界的解释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进一步的解释开放。在解释的实践中，科学的内外之分，其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等，一直处于争论之中，而不是早已固定的问题。问题是不要把所有的解释都看作等同的，因为有些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而有些不是。
文化研究也颠覆了真理的“价值中立说”这一命题。传统的对价值中立问题的讨论使价值的概念具体化，就像实在论的争论试图使真理具体化一样。真理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很多关于意义、相关性、可理解性或证据负载之类的问题。因此，价值中立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很多问题。科学的文化研究可以说开辟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就是历史地和文化地界定作为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知识的概念。
6.对认识批评与政治批评的承诺。社会建构论者经常坚持这种观点，就是他们仅仅描述科学知识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方式，而不涉及任何科学知识的认识价值与政治价值。在这方面，他们的工作属于旧的传统，就是仅仅把价值中立设定为一种科学理想。与之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文化与政治有更强的自反意义，并且非常有特色地是没有逃避认识与政治的批判。他们找到了在科学与科学的文化研究中有必然的利害关系的问题，并且把它们看作既是逻辑地又是自反地引起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多纳·哈维也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同时对所有知识主张与认识主体进行彻底的历史偶然性的解释，怎样对我们构成意义的‘符号技术’的认识进行批判地实践，怎样对真实世界的可靠解释有一个有效的承诺。”[5]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说到底是一项实践的任务，它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在于，通过对制造意义的科学实践进行文化参与，为科学活动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来对世界的权威性知识进行建构。当代科学活动几乎把所有文化群体都卷入到这项公共事业中来了，作为参与者，我们有责任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
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1.对传统命题的合理性提出挑战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反对用任何既成的观念与逻辑进行思考与设问，这样就可以使其跳出旧有问题的窠臼与可能陷入的误区，而采取全新的思考方式。比如，对科学的本质主义预设的否定，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一视同仁，对价值中立说的颠覆等等，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的科学研究几乎都试图找出科学的本质主义的东西，或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自然解释与社会解释之间找到一个点。在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之前，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性。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期待着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既拒斥为科学寻求统一的根据和整体的合法化，又不对任何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任任何让步。正确的做法莫过于用重构的方式来对待合法化问题，即把问题限定在科学研究自身的情境之中，而不是在这一情境之外去寻找解释的根据。如同罗斯所说：“要是我们不去介入理性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的两难选择，也不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要是我们用‘所参与的世界’概念来取代‘所观察的世界’概念，问题或许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拒斥科学的整体合法化应该是一种实质的进步。”[2](p295)因此，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力求在英美的语言分析传统与欧洲大陆的解释学方法之间寻找到连结点，在科学文化的批判研究与建构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它想终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冗长的纷争，并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人为的划界，等等。我们不能说它的观点完全正确，但至少这种思考与处理“前见”的方式，这种创新性思维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2.丰富了科学知识的研究主题
自从20世纪70年代，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渐成主流以来，大量的社会建构论著作应运而生。尽管ssk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基本上没有摆脱社会建构论的模式。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就是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实践与境。在社会因素或者是科学知识的自主因素之间，它采取了更为客观的公正全面的立场。它拒绝各种定论，但并不拒绝为世界提供知识。其开放态度与客观立场，加上其特有的文化关怀使得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呈现出必要的张力。在罗斯那里，他更关注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力量是如何转化为权力支配的；其次，通过对科学叙事的重构，他更关注“解放”问题，即怎样才能摆脱主流文化对边缘与弱势文化的支配。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科学的文化研究”直接等同于对“科学文化”的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当然也考察科学文化的活动与现象，但是这种考察属于“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是“后殖民”思潮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子集。这是一种误解。科学的文化研究绝非是对文化研究的简单延伸，它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思想源头与研究进路，并且也有与众不同的主题，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3.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如果说前面谈的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科学研究的内容本身的贡献，那么在此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该研究思潮对科学研究的方式与结构也是一种大的冲击与完善。它既有研究主题，但又没有固定疆域，因为整个人类的实践与文化背景都在它的视野之中。它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出一种有益的启示，那就是以动态、开放、发展的眼光去理解科学实践过程本身，科学知识不只是概念的，而是流动的体系，它不只是独立自主的，也不只是社会建构的，而是处在无限的张力之中。罗斯认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是动态的，科学知识不是具体化的，知识只是一种唯名论的表示，而不具有实际意义，并且他对知识的动态解释是没有边界划分的，知识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因此，罗斯不仅反对合法化的概念，还反对福勒所说的统一的科学学，即科学的科学。他认为科学哲学和ssk都预设了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这并非最好的解释。只有在开放的实践与境中，才能完成这种动态解释。当然，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尽可能遵循科学事实本身，注重局部知识，更加关注科学实践的动态过程和开放性，对科学知识完成叙事重构，这才是对科学研究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总之，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进行科学知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它富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挖掘。但是，不可否认，同任何理论一样，这一理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它仍然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成分，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含混和折衷，这种泛泛而谈和无所不包势必影响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刻程度；又比如它虽然对传统命题的设问方式等提出疑问，甚至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或替代性的观点，对我们理解科学的形象这一理论期待没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等等。当然，或许它的意义就在这种批判和超越之中吧，而至于进一步的“立”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待于大家去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 joseph rouse,"what are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knowledge?",1992,configurationsl,p57-94.
[2] j.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3] nancy cartwright,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