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议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6 15:27:41

中国教育议论文

中国教育议论文篇（1）

一、学术活动：学术会议向务实方向迈进

2013年，音乐教育的学术活动多以会议的形式呈现，且大都集中在由教育部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以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主持下召开的。据笔者统计，近3年音乐学科以全国（或国际）名义举办的学术会议在数量上呈递增趋势：2011年13次，2012年16次，2013年17次。各高校愈来愈认识到，学术会议或学术活动的举办，是一个学科、一所高校、一个专业及其团队学术活力及学术影响的标志性体现。因此，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和学术地位有了快速提升，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以突出学科与学位建设为主题的会议有：

4月2日，教育部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在中国音乐学院召开《艺术专业学位基本要求》编写工作会。根据学位办【2013】7号文件要求，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接受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的委托，开始启动编写《艺术专业学位基本要求》的工作。

5月6日，由上海音乐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共同发起，首都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参加的“音乐与舞蹈学”博士点单位的“6+1”学位建设会议在福建师范大学隆重召开。会议就学位点建设以及在大行政区发挥作用和高层次课程资源共享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5月13日，“音乐教育改革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北川论坛”在北川中学举行。此次活动由首都师范大学、绵阳师范学院、绵阳市教科所、北川中学联合举办。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刘培俊、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雪和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国内知名院校的专家学者及6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开幕式。此次论坛为期两天，围绕“在操作中学习、在表现中体验、在实践中审美”的理念指导下进行音乐教育教学改革展示，通过专题演讲、专家与中小学一线音乐教师和学生亲密接触、恳谈互动，探讨音乐教育改革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5月17日，由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香港教育学院音乐系、澳门理工学院音乐学院和台北师范大学音乐系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两岸四地学校音乐教育论坛”在澳门理工学院举办。论坛主题是“媒体时代的学校音乐教育”。

9月26日，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承办，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和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共同协办的“第八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全国艺术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以及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音乐与舞蹈类、戏剧与影视类、艺术学类、设计学类和动画、数字媒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此次会议以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层次看，是近年来堪称在规格上最高的一次盛会。

10月23日，在西南大学召开了国务院学位办专业学位“音乐与舞蹈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会议就音乐表演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评价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会议还听取了各办学单位的经验汇报与交流。

——以加强学术组织建设为主题的会议有：

6月8日，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2013中国歌剧论坛”，在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本届歌剧论坛主题为“攻坚克难，开创中国歌剧创作新局面”。这是自“2008中国歌剧论坛”及“2011福州首届中国歌剧节暨歌剧节研讨会”以后，我国歌剧界的又一盛事。

6月25日，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第六届全体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杨瑞敏任名誉理事长、吴斌任理事长、尹爱青等10人任副理事长、莫蕴慧副理事长兼任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第六届理事会共有理事104人，常务理事37人。

9月23日，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音乐教育学学术委员会组织的“全国高校音乐教育学研究生论文评比”活动在上海音乐学院进行。活动收到近千篇论文。经过21名来自全国各有代表性院校的教授、专家审阅，评选出一等奖6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名的优秀研究生论文。

11月7日，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合唱学术委员会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高等院校音乐学专业（教师教育）合唱指挥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分会合唱学术委员会主办，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会议邀请指挥家严良堃主持全国普通高校音乐学院合唱与指挥研究生专业展示交流活动。此外，还分别邀请指挥家杨鸿年教授、吴灵芬教授及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副院长、指挥家詹德洛夫就合唱指挥中的合唱排练的技术和音乐风格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同时，参会者还就合唱与指挥教学改革的经验进行交流。

11月13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与中国音乐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区域音乐文化研讨会”在广州大学音乐学院举办，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的与会代表就跨学科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各抒己见。将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方法论引入传统音乐的学术研究，是此次会议继2012年5月在扬州大学艺术学院召开的“区域音乐文化”研讨会的一次深入和推进。

11月16日，在六朝古都南京，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共同举办的“音乐美学笔会”如期举行。来自全国近36所高校的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和音乐哲学界的学者就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与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等问题展开讨论。

——以突出学术研究为主题的专题会议有：

5月2日，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召开了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教育学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课题组的开题。来自全国六大行政区的17位相关专家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了开题仪式。项目主持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谢嘉幸主持了会议，国家社科基金委教育学规划办负责人、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主要负责人莅临开题现场，并作辅导。此举意味着国家社科基金委对音乐学人主持教育学类重点项目寄予希望。

6月12日，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了“第三届音乐分析国际研讨会”。来自全国各专业艺术院校和师范院校作曲系的30余位高端作曲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会议还邀请了美国和德国作曲家莅临会议，并做主旨演讲。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以国际视野，面向未来”。

11月4日，在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召开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的子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民族音乐”开题会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课题组专家、相关领导和四川省23所承担子课题研究学校的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举办，必将进一步推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的传承和保护。

12月19日，在北国冰城哈尔滨，由国家民委民族教育司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主持召开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传承”学术会议在黑龙江民族艺术职业学院召开。国家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全国35所民族学院100余位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学者参加会议并做学术交流。

12月21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召开“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来自全国近40所高校音乐教育学专家齐聚京城，就基础教育新音乐课程标准修订以来，高等音乐教育的应对策略等问题，与会专家进行了充分而广泛的研讨。

上述学术会议与学术活动的举办，从多个角度来看不难发现：一是会议的主办和承办方多是国内较有影响且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单位；二是会议主题多是以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为切入点；三是各学会在会议前的策划与会议中的意见实施起着主导作用；四是参加会议的专家不再是单一的院校教师，而在不少的大型会议中，教育行政管理者、教育政策起草人、专业新闻媒体人都频现会议；五是所有会议均以论文遴选形式作为参会资格。因此，有了会议内容制定上的指向性强、会议的发展走向上的实效性强、会议诉求上的期待性强、会议承接上的针对性强的四个特点。

二、理论建设（一）：学术论文由趋同化向个性化、热点化转移

音乐教育论文代表着音乐教育学术研究的成果。盘点学术研究的前沿信息，学报是不可以忽略的。为此，笔者将视角集中在全国有代表性的9所音乐学院和7所艺术学院的学报以及人民音乐、中国音乐教育、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艺术版、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共计20本学术期刊的统计（不含各地方音乐类或艺术类期刊）。2013年，关于艺术学的学术论文共有2113篇文章在各级各类杂志上刊载，其中包括音乐学类（教育教学类、表演与音乐分析类、音乐学理论类）、歌剧与戏曲类、文化传承类、电影类、舞蹈类、艺术评论类。在所有的艺术类论文中，关于音乐教育类的文章为211余篇，约占整个艺术学论文总数的10%。从数量上看，虽然较为乐观，但与全国从事音乐教育的教师数量比较起来，仅从数量上看也还是落后于音乐学（理论）论文数量的。这一点是值得从事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深省的。

在音乐教育类论文中，关于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代表性论文有：《音乐教育面临的挑战》《文化经济时代深圳高等职业音乐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圣玛利亚女校与‘女基督徒’音乐教育——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音乐教育研究》《试评埃利奥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知识论的新视角》《俄罗斯音乐学院声乐课程体系研究》《传承·变革·创新——沈阳音乐学院琵琶教学体系形成过程的探究》《美国高校声乐教学体系现状研究——以柯蒂斯音乐学院和乔治梅森大学视觉与表演艺术学院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艺术学上升为门类后高等艺术院校发展建设思考》《关于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教学评估体系的思考》《后现代课程观视野中的声乐艺术教育改革》《对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办学理念与课程设置的反思》等。关于音乐教育学科技能技巧提高的代表性论文有：《视唱训练新方法——读谱预备训练》《钢琴技巧训练中手部的技能损伤的避免》《合唱指挥的素质要求及教学技巧初探》《高师钢琴教学中非‘童子功’学生有效的训练方法——落臂与放松》《构唱训练在现代音乐视唱练耳教学中的拓展》《灵活多变的启发式声乐教学》《高师音乐专业学生教学能力培养研究》等。关于音乐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奥尔夫团体音乐治疗对大学生社交焦虑干预的实验报告》《论音乐治疗的基本方法及其操作》《音乐训练对大脑可塑性的影响》《聚合思维在钢琴教学中诠释作品的运用》《基于人体肌肉记忆到神经条件反射的声乐训练》等。这些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多数来自各专业艺术院校的学报，其作者也大都是一些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撰稿人。从署名上看，一方面，他们已经取得学位或在读学位；另一方面，这些作者多为副高级职称。这就不难看出一些实质性的需求所在。不论其目的与功利取向如何，这类文章是很具有可读性、学术性和批判性的。

诚然，音乐教育类论文从一个侧面反映着2013年音乐教育的成长与进步，通过以上论文的综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聚焦点多集中在建立有中国自己民族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的思考、探索、引进、批评。因此，回顾、借鉴、创新、发展成为2013音乐教育的主题。但在音乐教育学科技能技巧的提高，如何通过有效的方法使受教者快速提高自己的音乐技能，以及音乐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性文章始终少见于诸学术期刊。但与之近3年的音乐教育类论文选题比较，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以往较少见的教育理念、课程评价、培养规格等探讨性的选题明显增多，而趋同性的教学法和作品分析类文章则明显减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各学刊采选论题导向在起着决定性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科研的学术视野正趋于个性化和热点化研究。

三、理论建设（二）：科研选题在不同层次项目申报中中标率大幅提升

2013年的音乐教育类科研选题中标率，比之近5年以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首先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在仅有的艺术学分类基础上，又增设了教育学类的选题；其次是在艺术学类分组中，第一次出现了教育传承类的项目获准通过；再次是教育学类分组中，音乐教育的项目有了一席位置。还有在教育部的人文与社科研究项目中也吸纳了音乐教育类项目的申报。这一改变，不仅大大增强了高校教师科研的兴趣与积极性，也极大地引导了教师在音乐教育教学领域中的教学和科研取向，提升了研究层次，促进和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里，2013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教育学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艺术学、教育学项目的申报，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类这一最高级别项目申报中，音乐教育类项目的申报与2012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而在教育学类申报中是持平的。具体情况如下：

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与2012年做一下比较，就不难看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012年度获准立项的总数为117项，其中音乐教育类选题仅有13项，仅占总数的11.1%；2013年在145项中音乐教育项目有23项，占总数的15.86%，同比增长了10.10%。在教育部人文社科艺术学项目中，2012年立项为173项，其中音乐教育类有23项，占总数的13.3% ；2013年在198项中，音乐教育类项目有39项，占总数的19.69%，同比增加6.39%。由此，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项目管理部门和专家们对音乐教育已经给予一定的重视；另一方面，从事音乐教育的执业者在申报能力方面也有了较大提高。

通过上述数据统计也不难看出，无论是在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艺术学、教育学）项目还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教育学）项目中，音乐教育类课题数占总课题数的比重还是偏低，教育学项目中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申报方的选题不当；另一方面，可能是申报方对选题论证未达到立项标准。是否其他因素笔者不敢妄加分析，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申报单位和项目承担人绝大多数是高校和高校教师，所以在教育学的两个（国家基金和教育部项目）层面上，音乐教育工作者还是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四、教学成果（一）：坚持讲台与舞台实践的双重评价标准

2013年，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推进音乐教育的发展，关于音乐教育的各种比赛也在常态化进行中。举办各种比赛的目的就是要加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研究，重视实践能力，同时为广大师生搭建一个展示演唱、演奏水平、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平台，以引导学生在注重讲台的同时，也同样不能忽略舞台实践。

7月14日—19日，由香港童声合唱协会主办，国际合唱联盟、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协办的“2013香港国际青少年合唱比赛”在香港举行。活动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好评，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40多支合唱团云集香江进行音乐文化交流，同时为中国内地的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参与国际高水平的合唱节的机会。

9月15日—22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宜昌市政府主办，中国音协大型活动办公室、中国音协高校音乐联盟、柏斯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音乐‘小金钟’奖——长江钢琴第一届全国钢琴比赛”在湖北宜昌开赛。

10月20日—25日，由中国教育学会主办，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珠江钢琴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大学共同协办的“珠江凯撒堡钢琴”第三届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比赛在云南昆明大学开赛。此次比赛有来自全国两百余所高校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717名声乐选手参赛，仅担任伴奏人员就有164人，观摩人数580人，总计参加此次活动人员达1461人。可谓盛况空前。

10月25日—28日，由中国教育学会主办，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师范大学协办的“海伦钢琴”第四届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师演奏比赛在上海师范大学开赛。此次比赛有来自全国近200所高校音乐院系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师和学生参赛。

11月19—26日，由中国文联、中国音乐家协会、广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在广州拉开帷幕。本届金钟奖共有367名选手参加声乐（美声、民族）、钢琴、钢琴与弦乐重奏四项比赛。6位选手获得金奖（包括钢琴与弦乐重奏金奖组合3位成员）、12位获银奖（包括钢琴与弦乐重奏两队获银奖组合共6位成员）、19位获铜奖（包括钢琴与弦乐重奏三队获铜奖组合共10位成员）。同时，本届金钟奖还评出了胡松华、于润洋、冯文慈、何占豪、李重光、谭冰若6位音乐家的“终身成就奖”。

五、教学成果（二）：坚持高校服务于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办学宗旨

中国教育议论文篇（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联盟主席查尔斯・霍普金斯（Charles Hopkins）教授主持开幕式并致辞，他简要回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双年会的历史进程，展望了可持续发展教育（ESD）发展大势及教师培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瑞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麦斯・尤尔贝里（Mats Djurberg）到会祝贺，并就会议期望达成的目标进行了介绍与阐述。查尔斯与麦斯都强调，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国要积极开展ESD 行动，让更多的人了解ESD的最新形势与需求，争取更多的政府支持，顺利达成各项目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总监本亚伦博士（Aaron Benavot）作了“连接优质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目标”（Connecting Quality Education，ESD and the SDGs）专题报告，重点阐述了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的背景、国际上对于优质教育与学习的争论、SDG4及其10个子目标的关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芬兰教育部课程发展中心主任梅利・哈利宁（Irmlie Halinen）作了关于芬兰优质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Quality Education in Finland and ESD）的专题报告，重点介绍了芬兰教育的发展概况以及芬兰课程改革与优质教育的发展，分享了芬兰2016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具体包括：增强快乐与有意义的学习及学生主动学习的作用；为深度学习创造更好的机会，提高学习能力以取得高质量的学业成绩；增强每位学生的自我认同及幸福感；促进学校内外及与周边社区的交流合作；增强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生活方式，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以上目标，芬兰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一是支持各有关行政机构与学校开展学习化社区建设；二是强调探究式与深度学习，以及跨学科方式，以促进跨学科能力的培养，以及利用多学科的学习模式开展创新式教学与学习；三是对学校所有科目内容与教学目标进行更新；四是开发并强化有关探究式与深度学习的评估，以及评估作为一部分学习内容的研究。

海报会议单元主要是通过全球40多个国家的海报展示各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最新研究进展，中国展出的四幅海报内容包括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路线图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培训的5个支柱等内容，多国代表共计100多人次参观。

鉴于准备材料的主题突出、内容详实，大会特别开辟了中国ESD经验专场，请中国ESD团队作全面报告。首先，史根东博士作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培训的5个支柱”（Five Pillars of ESD Training）专题报告。之后，笔者作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案例介绍”（ESD Cases in China）报告，从地区、学校、教师、学生等角度介绍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在中国的进展与收获。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全国工作委员会朱北鸿教授分享了《亚太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师培训手册介绍》（An Introduction of the Asia-Pacific Educator Training Manual on ESD）的编写情况与主要内容，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案例，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师培训的相关信息在该手册中得以充分体现。

各国代表纷纷表示，这是一次效果非常好的国际大会，会议架起了一座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交流的桥梁。霍普金斯对各位同仁在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所做出的努力表示了衷心感谢，并对今后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提出了希望，各国代表阐述了2018年以前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标。

二、会议成果

（一）UNESCO研究新进展

本亚伦博士在他的专题报告中阐述了三项新的研究进展。

第一，重点论述了SDG4与前期教育议程的区别。SDG4旨在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这与前期的教育议程存在以下方面的区别：一是适用范围更广泛，适用于所有国家而不仅是那些发展比较落后和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二是以更强大的力量寻求新的方式，变革教育体系（全球中小学教育）；三是目标更加全面，包括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四是以输出为导向（output-oriented），包括中小学教育有效的学习成果、更高的成年人识字率等目标；五是注重学校教育内容（contents），不仅关注就学率的提高，更关注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六是注重公平。

第二，对目标SDG4.7进行深层阐述。本亚伦对SDG4.7进行了详细说明，指出该子目标包涵教育的社会、人文、道德目标，明确地将教育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这一目标涉及所有学习者、各级教育层次，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终身学习视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专家对于这个目标提出了全球指标和专题指标。全球指标包括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性别平等和人权在各个层级从国家教育政策、课程与学习、教师教育、学生评估四个方面进入主流的程度。专题指标包括：按年龄组或者教育层级来看，对于全球公民意识和可持续性相关问题展示出足够理解能力的学生比例；拥有环境科学和地球科学知识的15岁学生的比例；提供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预防艾滋病教育和性教育的学校比例；“世界人权教育计划框架”在各国实施的程度。本亚伦在报告的“结束语与建议”中谈到，无论SDG4.7的历史由来如何，或监测方面存在多少挑战，这一目标都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谈及了教育更广泛的目的，并且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愿景联系起来。SDG4.7不仅注重学习者对可持续发展知识和学习能力的获取，而且重视可持续发展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因为它们对于学习者的行为和实践有着重要影响。学校层面除了要关注在政策文件和课程中有没有将ESD主流化，还需要注重班级学习氛围的营造、课外活动（包括青年活动、博物馆教育、夏令营、艺术和音乐课）的开展，很多研究表明这些方面对青年学习者有很大影响。

第三，提出了四点挑战：一是需要一种更加严密的方法来监测教育内容和课堂所教授的知识；二是收集、交流关于各国、区域课程内容的信息；三是研发出一套有效的工具来对比、评估学习者在校园（大学）内外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实践；四是尽管存在很多评估模型（如PISA，IEA，SLT），但还有更多、更为细致的工作要做。

（二）中国ESD新成果

中国参会团队在会议期间较为全面地汇报了中国近两年落实GAP等文件过程中的新结论和新成果。史根东博士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是全面理解与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两年的5份有关ESD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文件，并且开展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一系列教师培训。接着，他对ESD培训的5个支柱作了深入解读。在对国际尤其是中国ESD培训经验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他指出，对参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教育者、管理者与培训者开展高质量的培训需要具体做好5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即需要5个支柱的支撑，包括解读理念（文献）、编写教材、指导科研、荐评案例、搭建交流平台。他强调，在落实GAP等计划的过程中，中国团队正是由于连续开展以上5个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只召开一两次具体的培训会议，才取得了推动政策创新、课程与学习创新、学校建设创新和地区教育发展创新的显著成效。

笔者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案例研究的报告中，首先阐述了案例研究在整个教育者培训过程中验证理论、做出操作示范以及引导青年教育者尽快进入ESD实践的三项功能，接着从区域、学校、教师、学生四个层面详细介绍了体现GAP要求的石景山、禅城、麻峪、东鄱等地的优秀学校案例，展示了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过程中取得的崭新成果。朱北鸿教授对于《亚太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师培训手册介绍》的推介，展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全国工作委员会和国际专家合作建立的亚太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心的研究工作的最新进展。该书包括全球ESD会议文件重要结论、ESD面临的挑战和未来方向、学校ESD课程的开发、教学与学习方式创新、ESD特色校园建设、亚太地区国家ESD优秀案例评述等方面的内容。

与会专家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进行了高度评价。霍普金斯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国际上是走在前列的，从对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文件的学习、理解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探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三）中瑞ESD合作新平台的续建

从2003年开始，瑞典教育科学部前副部长卡尔・林德伯格（Carl Lindberg）先生先后5次参加中国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论坛与中瑞可持续发展教育合作研讨会。在本次会议期间，为表彰卡尔・林德伯格先生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全国工作委员会向他授予了“中瑞ESD合作交流终身成就奖”。

经过与学习型教师网络（LTN）、乌普萨拉大学、蒂布尔高中（Tibble Senior School）等机构交流，中瑞双方初步达成新时期可持续发展教育常态化交流合作的意向。根据双方的共识，中瑞拟建立以乌普萨拉大学为主要合作伙伴的“中瑞ESD合作中心”，主要工作是合作开展ESD课题研究，包括ESD促进优质教育品牌学校建设策略与评价研究、中小学ESD课程设计与学习创新研究、中学生参与绿色社会建设途径和优秀案例研究；实施ESD实验学校经验共享与交流计划；建立中瑞ESD信息收集交流网络。

三、启示

（一）进一步强化理论与文献研究

将会上国际专家与中国团队提交的文本加以对照可以看出，中国关于落实GAP等文件的理论认识不落后于前者，甚至具有一定的引领性。鉴于此，中国ESD有自信承担起国家责任和国际责任，进一步加大ESD文献与理论研究力度，将ESD本土化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二）进一步强化案例培植与传播

中国教育议论文篇（3）

二、会议时间：2012年10月

三、会议地点：四川省绵阳市

四、论坛组织机构：

中国科协继续教育中心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中国人民总装备部继续教育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续工程教育中国教席

中国人民总装备部继续教育中心

五、参会人员：全国科协系统学会、协会、研究会、地方科协、科技进修学院主管教育培训工作的负责人；各高等院校继续教育学院、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管理者；部队及军队院校主管继续教育的负责人；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主管；政府机关及所属教育培训机构管理者。

六、会议形式及内容：

1.专家报告。围绕会议主题，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中国科协等有关政府部门领导和军队有关专家做主题报告，介绍国内继续教育发展的最新理念、形势、政策和趋势，共同探讨信息化条件下继续教育发展。

2.交流研讨。邀请部分优秀论文作者做专题发言，分享他们在继续教育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和讨论不同行业开展继续教育工作的经验和热点问题，并开展相关合作。

七、征文要求：

1.征文截止时间：为2012年8月30日，被论坛录用的论文将于2012年9月20日前通知作者。论文收录大会论文集。论坛秘书组将组织专家对全部论文进行评审，获奖论文优先安排在论坛交流，现场颁发证书，并推荐在《继续教育》杂志上发表。

2.提交的稿件包括：标题、摘要（300字以内）、关键词（5个以内）、正文以及参考文献等。

3.省略（地方）、jxjylt@freemail.mtn（军内），注明作者的详细资料（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通信地址、邮编、电话、电子邮箱等），并在稿件首页注明“21世纪继续教育论坛”征文。

4.征文主题：（征文请围绕信息化条件下继续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关理论研究、实践与探索等方面展开，所列主题仅供参考。）

继续教育发展中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研究；

继续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和继续教育学科建设；

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的理论创新研究；

继续教育质量控制和保障研究；

企业高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远程教育模式下继续教育创新研究与探索；

军队任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

继续教育的军民融合理论与实践；

军民融合式联教联训机制建设；

有关继续教育的其他值得关注的问题。

5.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市6304信箱《继续教育》编辑部

中国教育议论文篇（4）

近代化学及其衍生的化学教育诞生于18世纪的西欧社会。我国学校制度化的化学教育直至19世纪后半叶才初步建立，并由于诸多历史与政治因素的制约一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现实的差距催引着一代又一代化学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开阔眼界，力图把握国际化学教育的脉动来探寻我国化学教育发展的理想图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吸纳新源、借鉴先达的工作更是得以围绕着一条有章可循、轨迹清晰、国际主流的线索而展开，即通过探察国际化学教育会议（ICC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hemicalEducation）主题的内容和趋势来反思与改进我国化学教育研究发展的现状与路向。然而，通过现有文献检索我们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极具代表性的ICCE主题的分析与思考尚缺乏整体研究，最早的相关报道和介绍也仅从1977年第4届开始。[1]因此，我们通过查阅相关信息，对近40年20届的国际化学教育会议主题予以全面分析和梳理，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国际主流化学教育的趋势，并结合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现状对化学教育研究的路向进行思索。

一、ICCE的概览与主题回顾

ICCE是基于全球背景的当代大型国际主流的化学教育会议，由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主办，举办国化学学会及相关教育部门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协办。会议通常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具体操作上，由IUPAC的下属机构化学教育委员会（TheCommitteeonChemistryEducation，CCE）负责组织与协调。作为全球性化学教育的盛会，ICCE的核心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沟通化学教育信息和协调化学教育活动，建立国际交往和促进相互了解，以发展世界各国的化学教育事业。会议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大会报告（PlenaryLecture）、专题讨论会（Symposia）和研讨会（Workshop）。期间，还将提交论文以口述或墙报（Poster）形式予以呈现。

为了明确大会讨论和交流的指向与范围，并给下一时期各国化学教育工作提供方向性指导，每届ICCE都会预先设定大会主题（Theme），并围绕主题拓展系列相关具体议题（TitlesofSessions）。大会主题作为每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立足当时社会经济背景，紧密把握化学及教育科学与技术动向，适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拟定和遴选出具有高度前瞻性和概括性的内容，并在会议召开前的一段时间公布。历届ICCE具体信息详见表1。

二、ICCE主题梳理的方法与结果

从表1看出，作为历届ICCE核心口号的会议主题通常是以指导性的纲领式呈现，少有具备明确指向性的化学教育领域内的具体内容。而通过对会议相关议题的研究发现，其中较多包含了各届ICCE研讨内容的具体信息。例如，即将召开的2008年ICCE主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时代中的化学”，而其具体议题则细致明确，分列为：“文科与化学教育、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中等教育中的化学、高等教育中的化学、化学教师教育、化学与社会、化学奥林匹克、信息与通信技术和化学教育、绿色化学、微观尺度的化学、化学教育中的现代技术、面向化学与化工的网络、工程教育、化学的公众理解、化学教育中的研究、初等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其他相关化学教育的议题”等。由此可见，通过对议题所涉化学教育内容范畴的研究更有利于详细了解ICCE的主题轨迹，进而对国际化学教育的研究热点领域和趋势形成整体、有效的把握。鉴于此，现对历届ICCE的具体议题连同大会主题一起进行梳理与分析。

我们在文献检索和整理的基础上，梳理出第6~20届ICCE议题123条，加上第1-5届主题5条（由于时间较早，仅掌握到主题），合计128条。根据各议题或主题所涉的化学教育研究的内容范畴，分别归纳为12个领域，依次为：公民素养、科学教育与化学；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与交流；化学理论及前沿研究；化学与交叉学科研究；化学与STS教育；化学与环境；化学教育与信息技术；大学化学教育研究；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化学实验研究；化学教育评价研究；化学教师教育研究。并使用Excel软件按届次对议题涉及上述12领域的频次进行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三、基于ICCE主题分析的思考

根据表1和图1分析共20届ICCE的主题与各类议题的发展脉络，我们对我国当前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路向作出如下几点思考。

（一）坚守优良传统，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与评价研究

建国后，我国的化学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双基”的训练，即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按照这样的教育目标，化学教育一直大力提倡教师的高效教学与学生的有效学习，其突出表现为重视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练习，注重向课堂教学要效益。新课程改革以来，在原来倡导“双基”的基础上又扩展到提倡学生的“三维”发展，并着力以“课程”的研究为突破口，整合“课程”“教学”“评价”三者的联系，形成了一体化的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并逐渐呈现繁荣局面。

分析ICCE主题的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及“化学教育评价研究”共占议题总体的18%，具有相当的比重。同时，从届次和时间上看，自1979年第5届开始，此两项研究的议题基本从未间断，形成了国际化学教育界持续的、相当力度的关注。这样的特点恰恰与我国化学教育中一贯重视“课程教学评价”的研究脉络契合。例如，第十二届ICCE以“化学课程与教育方法的演变”为分主题，提出了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应适应学科发展、就业和社会需要，教学内容应注意引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在评价领域占有很大比重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研究几乎在每届大会都会提及，而这更是我国为之自豪的强项，参赛选手均取得优秀成绩。可以看出，我国化学教育在化学课程、教学、评价这三个国际化学教育研究的持续热点领域上一直具有良好的研究传统。现阶段是新课程改革的关键阶段，化学教育研究工作首要的无疑是在继续坚守我国的传统领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评价的优势。

（二）把握国际动向，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与STS教育研究

源起于上世纪末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由于一开始便立足广泛的国际考察，参考与引鉴了若干国际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域和兴奋点。在化学教育领域，同样也吹来了新的气息。以新课程理念为例，《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明确了“着眼提高21世纪公民的科学素养”“关注人类面临的与化学相关的社会问题”的新提法。根据目前国内化学教育研究情况来看，科学素养（包括化学素养）教育和化学与STS教育不能不说属于新兴的热点领域。结合上文的统计结果分析，“公民素养、科学教育与化学”“化学与STS教育”在整个国际化学教育会议涉足的议题上也占有重要分量，其比重分别高达10.16%和9.38%。另外，加之与“STS教育”联系甚密的“化学与环境教育”“绿色及微型化学实验研究”的份额，这两个领域在当今国际化学教育研究中占据的比重更大，例如，2002年在我国举办的第17届ICCE提出的“环境化学教育”“公众化学素质教育”“绿色化学与微型化学实验”主题，第18届ICCE提出的“化学的公众理解（PublicUnderstandingofChemistry）”等。从时序上看，“化学素养”主题在第9~13届即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早期零星出现，90年代中期后渐成趋势，进而演变成化学教育研究领域的又一热点。这恰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国际科学教育改革及其影响化学教育领域的情形暗合。

与国际研究状况相比，尽管我国化学教育研究在“科学素养教育”“STS教育”上起步较晚，研究质量相较于下，但在当前国际国内研究方兴未艾的氛围下，也已具备了一定层次、不同视角的研究。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更应进一步奋起追赶，紧随国际脉动，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和STS教育，形成我国本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三）着眼未来发展，努力拓展化学教育的理论化与信息化研究

相对于强势的纯化学研究而言，化学教育研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专业化学人才对此领域少有涉足，而由于学科壁垒又少有教育学者问津。因此，作为研究化学领域内教育问题的化学教育长期依附其两门上位学科——化学与教育学，使得自身研究主要处于演绎借鉴的阶段，研究理论化程度低下，缺乏独立自觉的理论研究基础与体系。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化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日益影响，以国际权威性的首次ICCE召开为标志，化学教育研究的理论化与交流工作以这样一种形式被固定并渐受关注。时至今日，虽然仍鲜见颇具影响和标志性的化学教育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但其研究领域已在逐渐形成，研究工作逐渐丰富。如图1结果所显示，“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与交流”的议题比重已位居首位。例如，第18届ICCE就提出了“化学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TheoreticalandMethodologicalBasisofResearchinChemistryEducation）”的议题；又如近年出现的从“符号的—宏观的—分子的”三角构型的化学教育与学习理论演变为以“人类要素”为着重点的“人性的—符号的—宏观的—分子的”四面体化学教育理论构型。[2]国外学者已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而国内学界能够堪比的研究至今寥寥无几。可以这样说，我国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依然比较薄弱。

另一方面，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化学教育必然要借助最为先进的工具实现自我的传播和发展。考察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关于ICT与化学教育的研究早已在国外展开，第20届ICCE已明确将大会主题拟定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时代中的化学”。我国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限，ICT与化学教育研究多在大中城市的重点学校与研究机构中开展，普及性不够；研究内容多是单机或局域网内个别软件的应用与简单程序的开发，研究应用的交互性与高效性欠佳，使得我们离真正的基于ICT的化学教育尚需时日。

教育作为着眼未来的事业，新课程作为着眼未来的教育改革，要求我们的化学教育研究不能总是步国外先进经验后尘，处于长期滞后的局面，而应聚焦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眼光，在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保证我国化学新课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中国教育议论文篇（5）

会议论题：1.适宜于幼儿健康和谐发展的社会领域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2.我国当前的幼儿社会领域教育有哪些适宜/不适宜于幼儿发展之处？

3.我们应该/可以怎样开展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

会议形式：学术报告、论文交流、现场观摩研讨、经验分享与专家回应、论文颁奖。

会议嘉宾：受邀参加会议、并做专题报告和现场回应的专家，为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领域从事儿童社会性发展与教育研究的知名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

中国教育议论文篇（6）

“第四届全国双语教学研讨会”将于2019年7月6日-8日在长春师范学院举行，会议欢迎并邀请国内外从事双语教学和双语教师教育研究、管理、培养培训工作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教育管理人员、国际学校和中小学校长、教师，以及所有对此次会议感兴趣的人士出席。

诚邀您届时莅临指导。具体安排如下：

【主办单位】长春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双语教育研究中心；上海市教委双语教学指导工作小组

【大会主题】教育国际化·双语教学·双语教师

【大会议题】1.国际教育在中国（国际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课程与教材、师资建设、国际学校教学与双语教学比较与关联）；2.双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双语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教材建设、课堂教学、教学评价、政策制度）；3.双语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双语教师教育标准、认证、国内外双语教师教育比较与借鉴、一体化双语教师教育体系构建）

【参会对象】从事双语教学和双语教师教育研究、管理、培养、培训工作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教育管理人员、国际学校和中小学校长、教师，以及所有关注双语教学和双语教师教育的人士

【会议形式】主题发言；专题发言；交流与讨论；双语教学现场观摩；双语教学示范课；双语人才交流；双语教材和成果展

【会议时间】2019年7月6日-8日（7月6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长春师范学院

【论文提交】论文一律以电子稿（word文档格式）的形式提交。论文提交截止日期：2019年4月20日，论文提交邮箱：@

【会务费】会务费人民币600元（含会议期间餐饮、资料、交通等），请参会人员报道当天现场交纳

【住宿安排】1.住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费自理。2.为了安排住宿，回执单务必于2019年3月31日前寄回大会筹备组，以邮戳为准

【联系方式】电话/传真：

回执单（可以复印使用）

姓名

职务、职称

性别

住宿要求

单位全称

中国教育议论文篇（7）

这是ISME首次选择东南亚国家，也是继日本和韩国后第三次在亚洲召开。千余各国代表、学者和音乐教育专家从世界各地赶来，讨论有关音乐教育的不同课题。研讨会之前（7月9日-14日）在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香港等七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召开了地区性会议，由国际音乐教育协会所属的委员会和地区成员主办，共分为七个国际小组②，专门搜集、整理不同范畴的专业知识，讨论有关音乐教育的课题。分会完毕，于7月16日在马来西亚召开世界大会。会议共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学术论坛、展览会和音乐会。500多个专家与学者参加了论文宣读(paper)、工作坊(workshop)、专题讨论会(symposia)、课例展示(work session)、海报展示（poster sessions）等项目；另有40个展览单位和54个音乐表演团队。会议为期6天，可谓是一次汇集了全球音乐教育家和表演者的国际盛事。

会议特点和要点

1. 内容包罗万象，学术气氛浓郁

会议内容涉及：世界各地教育课程改革和教育政策变革、学校音乐教育现状与发展、教师培养与教学模式探讨、世界四大音乐教育法的内涵及外延、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等多个层面，研究范围扩展到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生物学、音乐治疗学等多个领域。

这是一个没有肤色种族分别，没有等级职称差异的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不论你是一个教授、专家，还是在教育一线的普通教育工作者，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入在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中。在台下坐着听讲的有可能就是鼎鼎大名的音乐教育家，但是他们依然会认真地听讲，还会多角度地向讲课者提问，有切磋、有探讨、有质疑、有咨询，讲厅里总是洋溢着和谐浓厚的学术氛围，台上台下充满着对音乐教育发展的关注与热爱。

2.专家学者云集，创新火花迸发

参会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新奇，不是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会议的新鲜，而是世界各地的音乐教育专家们的理念时时给我们启发和灵感，似乎天天都在经历“头脑风暴”。这是在国内的学术会议上未有过的体验。

各个领域的音乐教育专家展示了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新型教育方法和理念，包括音乐教学法、音乐教育理论、音乐教育课程设置、音乐与文化的渗透、音乐教育与音乐治疗等。来自美国、德国、匈牙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专家进行了音乐教学法的课程展示。这些专家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其音乐教育理念是走在世界前端的。如国际奥尔夫协会的主席Hartman Wolfgang所做的《奥尔夫教学法的过去和未来――一个教学理念对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作出的回答》、达尔克洛兹教学法专家Karin Greenhead, Sandra Nash 和 Joan Pope的《达尔克洛兹优美律动――三合一，多角度全方位接触》等。

在工作坊与论文宣读中，中国的专家学者也拿出中国的音乐教育研究成果。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主任余丹红的《论附中的音乐教育体制》，使世界各地的专家透过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这扇窗看到了中国音乐教育的飞速发展。青年打击乐演奏家彭瑜论述了中国的京剧锣鼓和地方鼓乐，令外国专家兴趣盎然。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的代表老师也以精炼的文字传播他们的音乐教育研究成果，包括教学策略、教学理论，研究问题的设定、方法论等。世界各地的专家根据这些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形成中外文化的碰撞。此后，中国音乐教育学会会长谢嘉幸召集中国的代表开会，大家都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不虚此行。

音乐教育与音乐治疗在会上是被关注较多的话题。日本音乐治疗研究中心的专家Yoshiko Fukuda先生介绍了目前在日本推广开来的喘吸音乐疗法，将音乐教育与养生联系在一起，其理念是追求以自然为本，以人为本。来自香港的Paulina Wai Ying Wong博士用身势形体运动和姿势的变化来训练合唱，并将此设计成了电脑软件，兼具趣味性和科学性。匈牙利专家在会议上了一个新的综合教学法Kovács Method，通过科学方法来完成音乐的学习，包括如何提高音乐技巧，如何纠正姿势、呼吸和血液循环，如何克服怯场等。世界教育大会为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使这些最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够以最快时间、在最广范围得以传播。

3．教育方式多元，民族特色彰显

很多国家纷纷以本国的特色作为音乐教育课程展示的内容，独具风格。美国专家介绍了JAZZ音乐教育，包括社会爵士节日、专业出版物、如何将爵士节奏融入课堂；非洲则亮出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噶勒族黑人的土著打击乐；东道主马来西亚介绍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舞蹈ZAPIN､ENDANG，皮影戏Wayang kulit和民间音乐；印度则展示了韵味十足的印度歌舞。

教育方式的多元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特点：生活中的音乐、以网络为基础的作曲、课堂即兴创作、教育软件开发等，还有涉及到关于本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和世界各种音乐风格的渗透与借鉴，另外，频率极高地提到流行乐在当代音乐课堂上的运用。芬兰专家在课程展示中介绍了流行乐在芬兰普通学校音乐课堂的运用并以此为主题召开了专题讨论会；世界各地的教师不约而同地将流行音乐元素搬进课堂，较有特色的发言包括：《音乐教室里的探戈》《美国拉丁音乐元素在钢琴技巧中的实际运用》《将蓝调爵士融入奥尔夫教育法》……

我有几点感受与同行共勉：1．如果学校音乐教育不再创新的话，学生的审美还是畸形的，所以教师除了提供良好的导向，必须同时深入到学生的队伍中了解他们所喜爱的音乐，同时借鉴社会音乐活动的一些成功做法去缝合文化和教育的裂缝；2．音乐治疗和亲近自然的音乐教学法不仅对特殊儿童有帮助，对于健康儿童的音乐启蒙也有很大作用；3．立足于本土的教研，开发民族音乐资源并合理利用的重要性。

4．各地表演特色浓，中国队伍亮色多

会议安排午间和晚间音乐会，共有来自日本、菲律宾、土耳其、印度、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团队被委员会挑选出来参加演出，东道主马来西亚选派了国宝级的打击乐传统节目24节令鼓，震撼人心的大鼓加上舞蹈、舞美和马来西亚特色乐器恩格隆（Anglung），气势恢弘，引人入胜。在马来西亚的国家工会剧院Istana Budaya举行的“马来西亚之夜”大型音乐会，歌舞欢腾，高潮迭起，整个剧院俨然成了狂欢派对的海洋；日本展示了古老的宫廷雅乐，包括人声、纯乐演奏和面具古舞，其文化遗产保存的完整性让人佩服；另外印度的歌舞、澳大利亚的合唱、俄罗斯的特色乐器演出……各国的表演家们各显神通、各展其能，节目精彩纷呈。

中国的演出队伍是众多国家中的一抹亮色。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研究生们组成的上海六人组（Shanghai six)，上演了特地为本次国际会议创作并在世界首演的、充满浓郁中国民族特色的节奏律动作品《鼓舞》，广受好评；香港童声合唱天地（Hong Kong Treble Choir）用粤语、客家话演唱的童谣，天真烂漫，童趣盎然。

自身的反思

1．国际会议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参会期间我们看见很多亚洲人的面孔，不论是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还是马来西亚，哪怕是被认为口音最重的日本都是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专家交流，听课也完全没有障碍，甚至有时可能同时用几国语言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交流，这是大陆学生还欠缺的。

2．与几个音乐教育大国比起来，虽然中国的音乐教育有自己的民族传统特色，也出现了一些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精髓的优秀教师，但是队伍还不够庞大，有一些课程传授的仅是较零星的理论，总体来说，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科学的、让世界的音乐教育同仁感到叹服的音乐教育体系。

3．凡参与ISME宣读的论文均不得超过3000字。这并不是ISME独家限定篇幅的规定，而是美国音乐心理学协会论文规格“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Format ”的一个基本要求。中国的论文不管硕士博士论文都规定洋洋万字以上，这样不成文的规矩，是造成一些学术文章堆砌词藻、繁琐叙事的原因。

4．作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应通过ISME这个在国际上深具影响的音乐教育组织而了解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中国的音乐教育协会组织也应充分研究ISME的成功运作经验。通过这样世界性的会议可以促进国际间各层次音乐教育工作者联络及有关组织的合作，促进文化的传承发展。所以，推动这样国际性的会议和世界各国音乐教育者的对话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中国教育议论文篇（8）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研究是发展我国政治文明，促进教育政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内容，对提高我国教育政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

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它要受到政府内部因素如政府部门、公务人员和决策体制等的影响，而且要受到政府外部的利益集团、研究机构和大众民意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任何一种把政策制定过程简单地看作为线性或理性化过程的倾向都是危险的。

一般来说，对教育政策制定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它包括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一种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指从问题界定到议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前者是广义地理解教育政策制定的概念，它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称为后政策制定阶段。后者是狭义的概念，认为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教育政策执行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本文所探讨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就是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政策制定。它主要涉及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到底经过了哪几个阶段(process)以及与之相关的在此过程中各政策主体(ac tors)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可以借鉴著名的政策专家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一书中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政策形成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共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二是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意见是怎样形成的；三是某一建议是怎样从相互匹敌的可供选择的政策议案中被选中的。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把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分解为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决策与政策的合法化等几个环节或阶段。关于教育政策的主体，在本文中主要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一般而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大类，官方的教育政策制定者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威去制定教育政策的人们，包括教育的立法者、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等；非官方的教育政策主体包括利益团体、研究机构、传播媒介和作为个人的公民等。由于教育政策过程因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教育政策主体的构成因素及其作用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在我国，官方的教育政策制定者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对教育政策制定往往起着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二

（一）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

教育政策问题的确定是整个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起点。美国学者利文斯指出，“问题的挖掘和认定比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此观点揭示了认定问题的重要性。教育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如学生厌学、缺乏学习动机、教师对工作不满意、教育资源常常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等问题。这些问题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它们是教育政策问题的起点。但是要成为教育政策问题得取决于特定的问题是否能够引起公众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即由教育问题转化为公共教育问题再转化为教育政策问题，并进一步合法地进入教育政策的议程，最终成为教育政策。袁振国教授曾指出教育问题转化为教育政策问题的几个标准。首先，教育问题的影响有多大。是全国性的问题，还是地方性的问题或某一地区的问题；是持久性的问题，还是突发性的问题。其次，问题是否清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起因是什么，涉及的主要对象是哪些人。第三，问题的严重程度。问题客观上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在人们认识中严重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因为它离不开一个人的主观判断，不同的价值观念、态度立场和认识水平对问题严重程度的认定往往是不同的。对这两种程度差异的正确判断，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及时性与分寸。第四，影响问题的因素。问题是由教育自身的原因引起还是社会问题在教育上的反映。第五，代价。一个教育问题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政策问题，在什么地方成为一个政策问题，通过什么方式解决以及解决到什么程度等都要考虑教育问题的代价，即考虑解决某一问题付出的代价大还是获得的回报大。第六，是否具有导向性，是否优先考虑代表发展和变化的未来趋势的问题。第七，是否可以评估。政策是否具有明确的目标和目标达成的指标。总之，问题的性质、广度、严重性与代价等是影响教育政策问题认定的关键性因素。

教育问题的客观性不能取代教育政策问题的主观认定。就理论而言，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从问题的形成到合法化的一个连续性历程，此过程常常被视为线性的、理性的与受控制的，但实际上教育政策过程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政治活动，在所有阶段都会有不同主体的价值与利益涉入。因此，教育政策过程通常很难是一个理想化的理性决策过程，而是一种协商的过程。为了减少领导者的主观愿望和自己的价值偏好对认定教育问题的影响，在认定教育政策问题时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群体，尽可能多地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2004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个指导今后五年教育实现新跨越的行动方略历时15个月的起草过程，在此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与建议，各专题组先后召开研讨会和座谈会上百次，形成专题报告和方案70多个，共20多万字。征求意见的范围涉及教育部内外老同志、部属高校、不同地区学校校长、教师和专家学者代表等，使得文稿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得到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二是采取程序化的问题认定方式，即按照一定的程序，通过科学的文献调研和实地调研、严格的定量定性分析来认定教育政策问题，避免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避免一些不经过讨论和深入研究由领导者独自作出决定的现象。

（二）教育政策议程的设立

并非每个被界定为教育政策问题的问题都由政府来解决。为了有机会最终成为政策，问题必须要细化为政策议程，即制定政策解决问题的议论、商讨、规划的议事程序。这一过程中不同政策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将最终决定政府对教育政策问题的作为或不作为。

从我国的政治制度来看，教育政策议程主要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公众议程(public agenda)，即由非政府机构的个人或团体提出的政策问题在社会中形成广泛议论，从而成为一种问题分析界定的政策议程。在公众议程中，社会舆论、新闻媒介、公众民意将起到重要作用。不过这种议论中的政策问题有的可能进入政府议程，有的不可能进入政府议程。但是，只要形成了公众议程，教育政策问题就可以引起政府的注意，从而对政府形成一种外在影响力，促使政府将问题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也有可能为政府议程提出界定问题与分析问题的参照系。这说明，公众议程会影响政府议程，但不能决定政府议程。政府议程一方面可由自己提出政策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接受公众舆论提出的问题，并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程序，从而成为一种问题分析界定的政策议程。政府议程本质上是一种行动议程，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共问题进入公众议程加以讨论，然后引起决策者的关注从而进入政府议程，最后才形成政策问题并由政府决策者加以确认。然而事实上，很多问题可能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由政府主动列入议事日程并直接进入政策议程。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较为突出。

在我国，由于党组织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它们在政策制定的权力结构中处于政策中枢的特殊地位，所以它们拥有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权力，对社会公共问题能否进入政策议程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常常是党组织和政府主动寻求和发现问题，并把它直接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从而使这些问题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形成政策问题。可以说，党组织和政府是我国各种重大政策问题的主要提出者，在政策问题的认定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三）教育政策的决定

当教育政策议程确定之后，就要进行政策决定，即决策阶段。从理论上讲，教育决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理性模式、渐进模式和综合模式。理性模式是政策制定者根据完备的综合信息，客观地分析判断，针对许多备择议案进行优缺点评估，排定优劣顺序，估计成本效益，预测可能产生的影响，经比较分析之后选择最符合经济效益的最佳方案。渐进模式是指以现行的政策为基础，再与其他新方案相互比较，然后决定哪些现行政策宜加修改以及应该增加哪些新的政策内容。综合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模式混合使用、有机结合的一种决策模式。如果说理性模式追求的是政策决策的理性化，试图制定出最佳的方案，渐进模式追求的是教育政策的改良，强调政策的可行性，那么综合模式就是既努力增加政策决策过程的理性，又重视利用现有政策，希望获得可行的理想政策。

从我国教育决策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的教育决策经历了由传统经验型决策向理性型决策再向现代的综合型决策发展。建国初期，我国的教育政策科学化水平较低，主要是根据自身的经验来进行决策，而且大多是模仿、移植国外（主要指前苏联）的教育政策，由于水土不服而大打折扣。文革期间，教育决策更没有科学性而言，个人的主观意愿与阶段斗争给教育决策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决策得到极大的改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绩效化水平不断提高，并走出了一条从点到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渐进式决策模式和综合式决策模式的道路。我们宪法规定，包括十六大报告里提到四个民主，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决策民主化，决策民主化就是共同政策选择过程，它强调在政策过程中，要能面向民主，符合公众利益。从我国决策实践来看，无论是教育体制的改革、素质教育的推进和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还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都力图体现这一点。另外，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所以在进行教育决策时所遵循的是团体决策与精英决策相结合的模式。这样既可以防止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个人专断和一言堂，又能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也是合理使用和有效的决策体制。它一方面在政策决策之前要广泛征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与建议，另一方面要在民主基础上高度集中，除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外，还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

教育决策的程序应当规范，也应当严格，但这样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有规则、有程序体现了民主，但有时可能造成效率低下或消磨了创新，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有时一个很有创新的提案被讨论通过后，就成了四平八稳的公文，这也说明了政策的渐进性，也说明了民主的代价。在恰当时机做出决策，既可以有效地避免西方一些民主制决策效率不高的局限，更好更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又能减少因议而不决长期的讨价还价而耗费决策成本，提高决策效率。

（四）教育政策的表达与合法化

在政策被正式采纳之前，它必须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最后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公布于众，在成为正式的官方文件之前往往要经过反复的修改。如《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从2003年2月拟订出的草案一稿到2004年2月的送审稿，其间仅经过教育部党组会议或教育部领导正式审改的过渡文稿就有近50稿，字数也从最初的5万字浓缩到最终的1.3万字，修改的力度和强度由此可见一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也是在广泛调查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历时两年半，数易其稿，最终于2001年才正式颁布。

教育政策合法化就是指教育政策方案获得合法地位的过程。在对教育政策方案做出决策之后，必须将该方案合法化为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政策，使之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这就是政策合法化问题。它是政策制定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政策执行的前提。不同的领导体制、政策方案和合法化主体往往会有不同的合法化程序。这里主要涉及行政机关的政策合法化过程与立法机关的政策合法化过程。我国教育政策合法化的行政审批程序就是在国务院、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等几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的。从宏观上讲，教育政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发生在中央与地方这两大层次上；从微观上讲，教育政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发生在教育部各司、处、科等部门的各个行政系统环节中。

教育政策经过一定实践检验具有相对稳定性之后，可以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凡是以法律形式体现的教育政策，都必须经过立法机构法律程序的审批。立法机构审批通过的教育政策，便完成了合法化过程。对于必须立法的议案，按照人大立法程序，一般要经过提案、预备会议列入议程、审议、通过等程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都经过了这样的程序。

三

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

一是教育政策制定有一个基本的程序和过程，即教育政策制定需要经过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教育政策议程的设立、教育政策决定和教育政策表达与合法化等几个阶段，但这几个阶段并非是严格的与按部就班的。各个阶段的划分也是相对的，如国家的一些重大的教育政策往往先由教育部各司局提出，在教育部内部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如确立问题、提出议题、规划与决策等。当此议案报请国务院通过并送全国人大审查与批准时，似乎又要经历一个从政策议题、政策决策与合法化的过程。而且，针对不同的决策（如简单决策与复杂决策、重大决策与一般决策等）往往会有不同的程序与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制度等情境中，我们所探讨的教育政策的过程可能会有所不同。本文所进行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尝试性的。

二是政策制定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我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由传统的自上而下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政策制定由国家统一规划，呈现出单方案决策的特征，政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官员和权力精英往往替代人民进行政治意志的表达，从而形成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要求而没有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的局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自下而上的政策要求增多，也就有了在多方案的教育政策中进行择优的可能。

三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其说是一个理性主义的科学过程（即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效果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协商的政治过程，是一个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与讨价还价的过程，是一个权力角逐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

四是政府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西方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的话，那么我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则往往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这里的政府概念的内涵应有所扩大，包括党组织和政府组织，而且党组织是政府机构的核心，更是制定教育政策的核心主体和政策中枢，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解释我国的教育政策，更不用说试图解读当代我国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了。

五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还有一些尚待完善的地方。如主观意志和个人素质在决策过程中起着较重要的作用，凭经验、想像和感觉进行决策的现象仍然存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还有待提高，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不够。另外，教育政策也缺乏反馈监督机构，有时存在着不敢监控、监控不力和失职之类的问题。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实现教育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与程序化。西方一些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与过程，决策程序复杂，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但却因为长期的、反复的磋商而耽误了决策时机，因而也付出了更高的决策成本，带来的是决策效率不高的代价。相比之下，由于我国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政府能够及时、快速地做出决策，但却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也会威胁到教育决策的民主化。因此，我们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不影响决策效率的情况下，形成一套规训教育政策制定的制度与程序，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二是加强参与。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和程序多种多样。如民意调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示制度、论证制度、听证会制度、协商谈判制度、公民请愿和公民投票制度都是实现政策制定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基本制度。对于一项政策，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声音，有赞扬，有批评，这才有利于民主决策。当然，并不见得所有的民意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重要的是来自民间方方面面、多种角度的声音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平衡的决策参考。

三是加强教育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教育决策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张力是狭窄的：一方面，研究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沦为政策的附庸；另一方面，研究陷入了自我欣赏的陷阱，毫不顾及现实的意义，现实对它当然也就失去了兴趣。教育研究对教育政策制定和高层决策的直接影响还比较薄弱。目前，这种“学术文化”与“决策文化”分裂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越来越频繁，研究者在“不关心政策应用的研究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研究”观念的指导下，更加关注对政策的研究和为政策的研究，立志为我国的教育政策做出贡献；决策者在“没有研究的政策不可能成为好政策”观念的指导下，加强教育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并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研究者，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领导能力。

四是加强民主监督。公共权力一旦缺乏监督和制约，就有可能成为脱离社会的力量，成为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以公谋私的手段和工具，从而严重违背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的实现而服务的根本目的。为此要利用多种监督方式，如立法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舆论监督、公民监督等对决策者的决策行为进行监督。

五是转变政府职能。当前，我国新一届政府把科学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依法行政放在一起，并列为政府自身建设的三条原则。温家宝总理也反复强调政府工作规则要体现这三个方面，这表明政府要转变职能，成为法治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有限政府、有效政府、服务政府，要合理划分政府同市场、社会的界限，政府只做该做的事情，只做能做得好的事情，防止政府的越位、错位与缺位。目前，我国政府正处于转型时期，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森·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65.

中国教育议论文篇（9）

关键词：生态文明教育；教育范式转换；共同福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1-0021-06

2014年4月25-26日，由美国中美后现展研究院（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USA）、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美国培泽学院（Pitzer College）、美国西雅图大学（Seattle University）、美国汉瑞克斯学院（Hendrix College）、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新华社洛杉矶分社协办的第八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8th International Forum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在美国著名生态城克莱蒙召开。会议主题是“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Education for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这是首次以“生态文明教育” 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设置了“现代教育的另类选择”“教育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教育”“为了生态文明的高等教育”“生态教育”“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教育理念”“教育与可持续性”等议题，吸引了中国和美国共200余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与会。美国方面共有十余位长期从事生态教育、博雅教育、全人教育、有机教育的代表性专家学者提交论文并做报告，中国方面共有五十余位专家与会，可以说，此次会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在发展“生态文明教育”方面的最新动态。本人有幸参加并参与组织本次会议，现从四个方面就中国和美国生态文明教育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最新动态加以总结。

一、现代教育范式必须向生态文明教育范式转换

一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教育，被认为是现代化发展的强大推进器，而且，现在全世界似乎都在模仿美国这种“成功的”教育范式。然而，在人类从现代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洞悉了现代教育范式的缺陷，并呼吁从现代教育范式向生态文明教育范式转换。

（一）现代教育范式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致命缺陷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中美后现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博士在“为什么需要学校？”的大会主旨报告中，梳理了现代教育越走越窄的发展道路：首先教育逐渐被学校所垄断，然后学校教育又由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逐渐沦为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其目的只是为经济服务。现代学校教育教给学生专业技能和研究技巧，允诺学生将来能改善其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这样的教育表面上很有吸引力，因此每个人都以上大学为目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了教育资源极大浪费，另一方面，这种以经济成功为导向的教育体制本身是破坏性的，充满激烈甚至无谓的竞争，让绝大多数学生产生挫败感。一所成功的大学只教学生技巧而没有智慧，培养的学生不幸福且不负责任，这是十分荒唐的，且带来了人性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等一系列严重后果。[1]49-57

来自河北工业大学的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交流访问研究生杨洋，从自身切身体会道出，当今的竞争式教育将教育目的异化为在分数上战胜他人，不利于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从过程哲学强调万物相联的角度看，合作式教育比竞争式教育更能促进学生发展，因为学习不仅仅是分数，人生也不只是一场比赛。[2]

美国里昂学院（Lyon College）布伯（Paul Custodio Bube）则明确指出，现代教育是反生态的。教育过去一直都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和下一代社会领导者。从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东方的孔子，教育目的都是培养为和谐公正的社会所必要的智慧和美德。然而，现代社会以控制自然的启蒙理念为特征，与此相关，注重开发自然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崛起了，这就使公民的理想远离了和谐公正，转变到竞争和政治权力上了。因此，公民教育已经从培养和谐正义的美德，转变为获取技术技巧，以加速开发自然，满足贪得无厌的自私消费欲望，而不是为了满足可持续、公正和生态上负责任的社会。[3]3-4

中美后现展研究院王治河在“生态文明呼唤一种热土教育”的大会报告中提出，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主流西式现代教育，以升学为手段，以为全球市场和现代都市培训职业人才为目的，片面强调书本上面所谓的普遍化的科学知识，它既疏离自然，也远离生活，隔断了学生、学校、教育与自然、社会、传统和实践的血脉联系，本质上是一种无根的离土教育。它允诺大家都有不错的工作和“钱途”，有进入大城市的机会，大家趋之若鹜，结果一方面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许多工作岗位人才稀缺，农村空心化甚至消失，农业凋敝。这种离土教育导致对乡村和农民的蔑视，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地方感、家园感和归宿感匮乏，对于当今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265

杨志华：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代表们普遍认为，现代大学教育普遍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致命缺陷：一是以经济成就为导向，忽视社会责任；二是重视专业技能教育，忽视美德智慧培养。这种教育不利于培养关爱自然和关心未来的生态公民，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将现代教育范式转换为生态文明教育范式。

（二）走向生态文明教育范式是一场教育的“哥白尼革命”

何谓生态文明教育范式？在此，学者们将生态文明教育理解为一种新的教育范式，而不只是一个新的教育内容或模块。美国学界所谓的“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或中国学界主张的生态文明教育，反对现代教育以经济成就为目标、技术为主、个体利益优先、竞争至上等根本理念，相应地，弘扬以社会责任为目标、智慧美德为统帅、共同福祉优先、合作至上等诸多新理念。与现代教育范式相对，生态文明教育范式的“硬核”，是认为生态文明教育应为全社会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共同福祉服务，而不是像现代教育那样，狭隘地为个人的经济成就服务。这可以说是教育的一次“哥白尼革命”。

生态文明教育范式，就是以生态文明的共同福祉价值观为指导的新教育，其教育目的、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课程评估，都围绕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展开。具体来说，生态文明教育范式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教育功能应该服务于共同体（特别是本地共同体）的共同福祉；第二，教育目标是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第三，教育内容以品德养成为重点；第四，教育方法侧重教师身教言传和师生平等对话；第五，课程设置应打破学科界限。

常识告诉我们，教育应该为社会的、生态的共同福祉服务。可在资本主义鼓吹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柯布呼吁的这种回归常识的教育改革，现在还只是悲怆的乌托邦式梦想。这也凸显了当今生态文明背景下现代教育范式转换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柯布博士强调，“只有重新思考学校恰当的目的和将所有能量都导向实现这些不同的目标，学校才会对目前人类状况做出积极的贡献”[1]53。

二、教育范式转换可以利用三种文化资源

学者们乐观地看到，人类有足够的文化资源和智慧帮助现代教育实现范式转换，走出发展困境。最基本的文化资源有三种：中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一）中西优秀传统文化对生态文明教育不无启发

布伯强调，古希腊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Lyceum）的博雅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于今天如何培养为共同福祉负责任的具有公正和谐美德的生态公民，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3]6-7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被公认为破解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本指南。深圳大学景海峰在梳理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发展史的基础上指出，该理念蕴含了丰富的终极性意义，且将超验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呈现了华夏文明独特的宇宙意识，对人与自然关系作了理性化理解，今天仍不无启发。[5]

自然主义的道家思想，也一直被认为是破解现代困境的一剂良方。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和培泽学院斯诺伊思（Sharon Nickel Snowiss）一直相信，我们可以向公元前500年的老子寻求智慧。《道德经》确实有一种对自然的理解，包括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这些理解甚至与当代科学所阐释的全息理论都有惊人的相似。老子反对出于无限欲望去无限攫取，他告诫我们，如果要健康幸福，就必须限制欲望。[6]55-56据苏州大学吴忠伟阐释，道家庄子重视“真人”自发的、不待刻意思虑的人类行为机制，因而真人只是自发“参与”而非刻意“消费”生态系统，对于今天克服消费主义也不无启发意义。[7]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可为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新的哲学观念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以超越现代性的局限性为宗旨的文化哲学思潮。在教育上，现代性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信奉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济人”假设，并以经济上的成功作为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自我欲望膨胀的人历史上一直都有，可只有到了现代，欲望膨胀才变得光明正大、冠冕堂皇。以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们宣称，人本质上是“经济人”，追求自我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自我欲望最大化满足，乃人之天性。这不只带来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滑稽局面，更带来了共同福祉的忽视和衰落，必然导致“公地悲剧”式生态危机。“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在培养目标上要有一个根本的生态转向――从培养经济上的成功人士，转向培养关爱自然和关心未来的新人。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北京林业大学杨志华认为，以柯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这种转向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柯布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角指出，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理论上为满足经济学的“科学”地位而过于抽象化，犯了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的“错置具体性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在实践上既有害于生态健康、共同体福祉，也不利于个人幸福。从深层次来看，这种人性假设建立在现代主流哲学基础之上，包括存在论上的主观主义、原子主义和等级制教条，价值论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个体主义和消费主义信念。与之相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坚持过程-关系实在论、机体思想与和谐思想组成的新存在论，共同体主义、生态禁欲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价值论。从这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人在本质上是不断形成中的共同体中人（personbecoming and personincommunity），人生意义在于对共同体的奉献和对大自然的担当。这充分论证了成为关爱自然和未来的新人之理由，从而为教育的生态转向提供了坚实的人性假设和哲学基础。[8]

美国阿帕拉契州立大学（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卢巴斯基（Sandra Lubarsky）指出，我们都是生态恶化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面对迅速恶化的生态系统，有人选择做旁观者，而卢巴斯基号召大家做救助者。从旁观者到救助者的身份转变，需要哲学观念的改变。这种救助者的立场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卢巴斯基指出，从心理学来看，如果说人有自私自利的心理倾向，可婴儿就有利他助人的心理动机和倾向。从哲学角度看，利他源于怀特海所强调的敬畏感：认识到此时此地即“圣洁之地”，包含过去和未来，是“存在之大全”，因此我们要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教育应挑战影响深远的自利倾向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反对自恋倾向，通过培育学生的共情能力，见证道德模范的示范行为，研究救助者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人的具体事例，以培养利他的救助者。[9]

（三）马克思主义为促进教育范式转换提供哲学基础

斯诺伊思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批判立场，不仅批判了消费主义等导致生态危机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专注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6]51；而且基于其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重作为“劳动动物”的人与身外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强调连续的物质相互作用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因此，如果用爱因斯坦和最新的科学观点更新马克思的科学观点，认识到自然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为基础，将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生态社会[6]51-55。

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不仅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也是现代教育模式的病灶。马克思主义则高扬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价值观，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反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为促进现代教育范式向生态文明教育范式转换，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基础。

（四）三种文化资源将在生态文明教育中合流

学者们通过交流探讨发现，中国和西方传统的优秀文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智慧是相通的，有可能共同汇聚为人类文明的前进大潮，并在生态文明教育中合流，推动生态文明教育发展。

斯诺伊思认为，马克思和老子的思想，都强调通过实践获得关于宇宙万物相互联系的经验和生态意识，为我们改变对自然的意识提供了指导。[6]56-57而这种意识的改变，对于生态教育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无独有偶，中共中央编译局李惠斌则探讨了孔子与恩格斯对于重建敬畏自然和社会的启示意义。孔子有著名的“三畏”，恩格斯有著名的“自然界报复”说，都提醒人们要对自然心存敬畏。当然，恩格斯不是简单强调敬畏自然和社会，而是强调要认识自然、社会及其规律，从而对于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实行变革。在此意义上，恩格斯的敬畏哲学比孔子前进了一步。[10]

深圳大学王兴国探讨了后现代视野中的儒家生态文明观，指出古老的儒家生态文明观与现今的后现代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和相通性，可以说是一个提前了两千多年问世的“后现代生态文明”观[11]259。中美后现展研究院副院长、美国过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USA）执行主任克莱顿（Philip Clayton）也指出，孔子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总之，这三种文化资源在精神实质上有相同之处，而又与指导现代教育的现代文化有所区格。在从现代教育范式向生态文明教育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可以发扬这三种文化资源，来削弱现代文化对教育的强力影响。

三、生态文明教育是对各种另类教育模式的升华

如前所述，生态文明教育弘扬以社会责任为目标、智慧美德为统帅、共同福祉优先、合作至上等诸多新理念。事实上，这些理念一直或多或少地蕴藏在不同于现代教育模式的生态教育、有机教育、热土教育、全人教育、博雅教育等另类教育模式之中。与会者认为，生态文明教育并不需要另起炉灶，只需要在最新的生态文明教育理念的统领下，充实这些另类教育模式在生态文明时代条件下的新内涵，使之得以升华，最终促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新型教育范式。

（一）发展生态教育，强调相互尊重和爱

美国克莱蒙“非凡福祉”（Uncommon Good）机构创始人及执行主任明泰（Nancy Mintie）强调，面对可能到来的生态灭绝，传统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一纸文凭在一个崩溃的社会中毫无用处。他们需要学习真正实用的地方性、经验型知识，学会成为领导人类社会走出旧文明废墟的有远见的领导者。更关键的是，21世纪的生态教育要革新意识，认识到人们不是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环境中的独立个体，而是在一张充满生机活力的生命能量网中与所有事物和所有他者相互联系的人。如果说，基于相互孤立的实在模型的现代教育，所强调的是个体主义和竞争，从而导致恐惧；那么，基于量子物理学的相互联系的实在模型的生态教育，所强调的则是相互联系，及其所带来的相互尊重和爱。[12]

（二）发展热土教育，以地方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为旨归

王治河为后现代生态文明呼唤一种热土教育。热土教育是指一种以地方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为旨归的有根教育。它是对现代离土教育的反拨，是标准化、单一化、市场化的现代全球教育的抵抗者，它旨在培养学生厚重的责任感和深邃的归宿感。热土教育既认同所在地方共同体，也认同大自然，建立起与地方共同体和大自然的亲密关系，克服现代人的无根浮萍状态。[4]268-272

（三）发展全人教育，拓展生态文明素养

克莱顿在“全人教育：为何整体论是生态教育的核心”大会报告中指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颠覆了现代主义哲学的诸多主题，比如，将共同体而不是个人放在第一位，合作为主而不是竞争为主，不是简单相信追求财富能带来社会福祉，而是以整个社会和星球的福祉优先于财富追求，这是一种怀特海主义的整体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也为生态文明征途中如何转变教育提供了方向，那就是基于这种整体论，培养完整的人或全人――负责任的公民和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人，在生态危机时代，首先应是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新人，即对整个星球福祉负责任且具有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的人。全人教育策略也是整体论的，它强调形成学习共同体，让学生在共同体中学习，相互合作，相互学习，跨课程学习，体验式学习，基于问题展开批判性、创造性反思，最终是为了解决当地共同体面临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检验促进学习。[13]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哈尔滨师范大学刘璐也呼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教育体系改革要重视全人教育，借鉴怀特海的教育整合思想，整合学习方式，整合课程，整合人文与科学，以环境教育为整个学校教育的任务，培养以美德和智慧统帅人格的“全人”。[14]

（四）复兴博雅教育，强调生态责任

美国阿帕拉契州立大学福特（Marcus Ford）在题为“为博雅教育正名及博雅教育的重要性”大会报告中指出，博雅教育历史悠久，但现代以来开始衰落，即使现在仍有美其名曰之博雅教育，也已变质了，最终目的也只是为经济服务。为了让生态文明成为一个合理的教育目标，我们亟需的博雅教育，必须试图增强学生向善的力量，培养共同体领袖和品德高尚的人，培养学生的敬畏感和责任感，更具体地说是培养这样一种生态责任感：为了人类和所有生命福祉的增长，将我们的社会建设得可持续、合理、公正。[15]64-66概而言之，生态文明教育，要教会人们一方面正确认识活的、有机的世界，另一方面努力成为共同体之中的全面发展的人，以一种利于自然与人类福祉的方式，促进包括自然与人类在内的共同福祉的丰富和发展。

四、生态文明教育在路上

生态文明教育，在实践上首先呼唤学校绿色转型。生态思想家柏励（Thomas Berry）曾建议用生态模式来组织大学。他强调：大学必须作出决定，或者在衰败着的新生代里继续培训养家糊口的专业人员，或者为正在呈现出来的生态纪而培育学生。[16]柯布曾在“怀特海式大学”一文里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关于生态大学的设想：我们的大学，可以就地球和它的居民的健康生存这样重要的问题组织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17]福特甚至列出了生态大学博雅教育的系列课程：全球问题、经济学、社会运动-社会进化、地方事务、西方思想经典、亚洲思想经典、形而上学。[15]66-67

然而，生态文明教育或者“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目前在美国仍然遭受冷遇。福特悲叹，美国很少有人去反思教育目的，人们对于实现生态文明也缺乏广泛认同。政治领袖和教育机构领袖都没有呼吁一种新的文明，或者呼吁深层的教育变革。深层教育改革只能寄希望于现有的近600所博雅学院和新创建的博雅学院。[15]68

中国是率先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策略的国家，“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18]。因此，生态文明教育在中国有更好的土壤，今天全国已开展丰富生动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早在1998年，我国就有学者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教育”这一概念。[19]从2000年开始，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提出了绿色大学建设目标，并展开探索。自2007年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我国大学生态文明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20]2007年11月18日，在“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形成并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鹫峰宣言”，其中“呼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条。[21]2008年5月30日，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和组织评选了首批“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包括北京林业大学等10个单位。

在本次大会上，浙江师范大学楼世洲介绍了中国教育的区域协调可持续性量化研究成果，并提出了针对性发展策略。[22]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刘宗超和贾卫列介绍了该院多年来推动生态教育的系列具体举措。[23]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杨韬以他们大学为例，介绍了中国绿色大学建设最新进展，获得与会者极大关注。北京怀特海智慧教育中心主任阎晓霞介绍了在自然环境、游戏活动中培养幼儿健全人格的经验。[24]近年来，中国创立了越来越多的怀特海幼儿园。中国生态文明教育已从娃娃开始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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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议论文篇（10）

第二，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什么。第一种观点认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涉及以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力、实用主义为代表的多种西方教育理论。如，建构主义是世界各国课程文本的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对传统的学习观、知识观、课程观的一种挑战和超越，它在知识论上兼容了“反映”与“建构”两种机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8][9]后现代主义者的理想更接近求知者的生活经验；[10]后现代主义通过揭示世界的复杂性、事物的不确定性而强有力地挑战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划一思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教育学把儿童置于“自我变革”的主体,有助于儿童基于差异的“多元智慧”和“批判意识”的形成。[11]第二种观点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具体说来，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一直写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上，它的不变性、一贯性正表明了这种方针的生命力。而且，“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12]第三种观点则试图合理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一方面认为，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课程理论所要讲的直接的理论基础,从学理上来说似乎背离了课程理论研究的范围,存在着生搬硬套的缺陷,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13]另一方面又提出，新课改既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又应当广泛消化吸收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进而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14][15]

第三，西方教育理论在新课改中的效力。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力、实用主义等西方教育理论能不能成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关键在于其能否为解决新课改的一系列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围绕新课改理论基础的争议自然延伸至对西方教育理论在新课改中的效力问题的研讨。其主要观念形态是，在肯定西方教育理论对新课改的某些积极作用的同时，着力揭示其种种缺欠与痼疾。例如，关于后现代课程观，有学者指出，后现代课程观是在对传统理性主义课程开发范式的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历史角度看，有其必然性，其全新的观念对我国新课程改革具有丰富的启迪与建设性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纲要》和新的课标的制定。但是，后现代课程观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如，由于其对知识的“本体论”认识和“方法论”认识迥别于现代主义，其“真理性”和“适切性”值得怀疑。其“反真理”、“反规律”的价值取向也应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后现代课程观一味强调“建构”、“动态生成”，客观上忽视了“标准”、“预成”和“共识”，给教学带来一定的难度和压力，尤其是后现代的教学缺乏对知识的系统性的考虑，如果再遭遇以系统知识为主的严格的考试，那么矛盾就更加突出……这就是西方国家近年来纷纷“抛弃”后现代课程观、抛弃建构主义而回归到“抓基础”、“抓质量”上来的主要原因，也是广大教师（特别是我国教师）不用后现代课程观及建构主义进行教学设计的重要原因。[16]再如，关于建构主义，有学者认为，建构主义理论中那些反常规科学观念的哲学观点（如科学知识是相对真理，不是绝对真理；科学理论是科学家头脑建构的东西，不反映客观存在）很容易导致忽视知识基础的倾向并引起教学中的偏激与放任。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关于“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的课程改革目标，就反映了建构主义理论忽视知识基础的倾向……建构主义不是课程理论，也不是教学理论，它只是一种具有导向性的理论框架。从这个理论框架简单地引申出任何的教学理念、教学理论以及教学模式都是危险的，如果再以此指导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则贻害无穷，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头脑。[17]

第四，如何移植、借鉴、改造、创新西方教育理论。这虽然是一个有关“本土化”的老问题，但是鉴于我国的教育研究总是存在挥之不去的“引进情结”和相应的“移植偏好”，特别是鉴于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带有明显的引进和移植痕迹，学者对之的研讨自然有了新的变化。其一，如何在立足自身改革实践、博采众长的基础上, 建构适合我国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成了这场争议的最终话题。在这方面，有学者提出四点建议：①要科学认识我国基础教育的国情（目前我国教育的最大国情就是面临巨大就业压力下的独生子女的教育），否则永远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②要客观认识我国教育本身的特点，不能只看我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忽视我国教育中存在的优势，更不能对存在的问题作过分的夸大；③要充分认识国情对教育实践所造成的异化，特别要认识到由于条件的异化而导致理论在实践中的异化现象；④要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把我们的研究立场和资源意识从完全面向国外，而转向“立足本土，放眼世界”。[18]其二，在众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改造西方教育理论之时，有学者独辟蹊径，呼吁必须注重同时改造我国的现实土壤：任何西方教育理论进入我国，都必然会受到我国现实土壤显性或隐性的选择、过滤和改造，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对之进行阐释和改造，使之背离初衷，而成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因此，理论固然要改,但土壤不改,理论改造将会失去其本身的意义。[19]

争议的持续且无“正解”，自然促使人们对这场争议本身进行反思。有学者认为，这场争议之所以持续且无“正解”，与下列问题有关：①混淆了“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的区别，以致所论观点有的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理论原则，有的偏重于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②对若干核心概念的界定存在分歧，如教育价值观、课程观、知识观、教学观、学生观等,彼此的理解与阐述不尽相同；③一些学者的讨论态度带有简单化、情绪化色彩，要么强烈质疑,要么充分肯定,甚至各持己见、言辞激烈；④忽视多元理论基础之间的整合，即只将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等理论简单并列，而忽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对新课改的不同价值；⑤对相关学科理论和西方教育理论的考察和论证不够具体、深入、全面，特别是对这些理论发生、发展的社会和历史环境缺乏辩证分析。[20]还有学者指出，人们对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有误解或曲解，其中最大的误解是将后现代课程观、建构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看作是新课改的主要理论基础。其重要的原因是：新课程改革启动培训中，少数学者在文章、著作或演讲中“矫枉过正式”地不负责任地对传统教育简单否定，并对基于后现代思想（包括课程观、建构主义等）的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改革顶礼膜拜，“言必称欧美与日本”，造成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这些言行本来只是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整个新课程改革的政策及整体的新课程改革队伍的声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以及一线教师将一些“强势学者”的言论与国家的课程改革政策相混淆，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至于一些攻击新课程改革以“后现代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学者，尤其是一些未参与新课程改革而被“边缘化”的学者根本不了解新课程改革的全貌，“立论”时伴有很多“想象”，他们大多从自己已有的经验或倾向出发，得出“情绪化”的结论（多半是非议、指责甚至诋毁）。[21]

回顾这场远未结束的争议，有几个问题不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其一，这场争议持续了近十年，为什么至今未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加以澄清和说明，至少是对此加以必要的引导？此方面的“不作为”，与新课改实施中的一系列政府行为形成了巨大反差。抑或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看来，新课改的理论基础问题其实无关紧要？抑或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什么是新课改的理论基础也不甚明了，正期望这场争议能得出个明确结果？其二，这场争议持续了近十年，我们对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是比较清楚了还是更加模糊了？我们能清楚地知晓新课改在哪些问题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又在哪些问题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支撑，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吗？如果答案都不是充分肯定的，那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想想应该如何改良这场争议的状况？其三，这场争议持续了近十年，会对广大正在实践新课改的一线教师产生什么影响？他们面对这场持续且无“正解”的争议，会怎样看待新课改，又会怎样看待我们这群自称从事新课改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对坚持新课改的信心会因而更加坚定吗？这不能不是每一个参与这场争议或研讨的学者必须负责任地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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