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6 15:27:32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1)

一、日常生活中的功利论与道义论

何为功利论、何为道义论

何谓功利论?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它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行为,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

当代美国道德家弗兰克纳给功利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功利原则十分严格地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情所寻求的,总的说来,就是善(或利)超过恶(或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引文加重点为原作者所加)。“这里的‘善’与‘恶’,是指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注:[美]弗兰克纳:《善的求索》,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功利论又分行为功利论与规则功利论。所谓行为功利论,是说不依据规则,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决定行为,只要它能够带来好的效果便是道德的。规则功利主义是依据规则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行为即为道德行为。

道义论。道义论与功利论相反。它主张人与行为道德与否,不是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本身或行为依据的原则,即行为动机正确与否。凡行为本身是正确的,或行为依据的原则是正确的,不论结果如何都是道德的。恰如,弗兰克纳所说:“道义论主张,除了行为或规则的效果的善恶之外,还有其它可以使一个行为或规则成为正当的或应该遵循的理由—这就是行为本身的某种特征,而不是它所实现的价值。”(注:[美]弗兰克纳:《善的求索》,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道义论亦可分为行为道义论与规则道义论。所谓行为道义论,是说不一定有什么规则,只要行为本身是合乎道德的,那么行为就是正当的。规则道义论是说行为遵循的规则必须是合乎道德的,否则便不是道德行为。

功利论和道义论是支配人们行为的两种不同的道德观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支配其思想与行为的道德原则,有功利论,也有道义论。只要仔细观察、人的生活就不难发现这个道德真理。

例如,人们经常思考:做某件事值得不值得?做某件事合算不合算?人们也常说:“两利相衡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或者告诫朋友,不要占便宜,“占小便宜、吃大亏”。凡此种种说明人们在当下的思想与行为是在功利论道德意识支配下采取的。简言之,利益、功名支配人们的行为。

人的行为、思想,包括对未来的预测、企划,受功利论道德观念支配,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是大量存在的现象。

但人的思想、行为是否完全如此呢?不是。人的思想、行为也常常受道义论的支配。

例如,人们称道:“见义勇为”是好样的!某人对他的朋友说,“您做这种事太缺德了”(如与朋友的妻子同奸)。诸如此类,说明人的思想行为是在道义论的支配下活动的。简言之,理想、信念支配人的行为。

以上是从指导人们的思想、行为上说的。我们再从评价人的思想、行为上看功利论、道义论,也是同时并存、交替使用的理论与。

例如,当人们议论某人做某事是“落井下石”或“火上浇油”时,显然是功利论的道德评价。

又如,当人们说:“某人居心不良,用意不善”,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道义论的评价。

不论人们意识到与否、自觉与否,两种规范伦理观同时并存,每时每刻都在支配人的思想与行为,并评价人的思想与行为,不过时而是功利论,时而是道义论而已,有时同时并用。功利论与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生活相关。道义论则与人们的心理需要、精神生活相关。从人们的道德生活看,两种规范伦理学具有同等的价值,同等的意义。有一付楹联可作为佐证:“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人们在生活中不能脱离功利论,也不能脱离道义论,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如此这般的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呢?

我们先讨论一下,功利论与道义论的特点,然后接着再讨论人为什么会有这两种道德行为准则。

功利论与道义的特点

功利论有三个特征:一是注重思想、行为的绩效、效果或结果,不计较行为的动机,或不大注意思想端正与否、动机纯洁与否,只要有好的效果,就可以了。二是在行为前权衡,比较,利弊得失,不合算的事,吃亏的事不干。三是立足于个人,推衍到他人与。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或幸福是根本的,为此,不得不顾及他人、社会大众的益利或幸福。

道义论同样也有三个特征。一是注意行为本身、或注意思想、动机(即行为依据的原则),不关心思想、行为的后果。二是不计算,不考虑思想与行为的后果对自己会怎么样。三是道义论不是立足于个人的利益,而是立足于全社会的人民大众的长远的或根本的利益。以上各有三个特点,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总之,功利论带有自发的、本能的倾向,甚至不经,就可以掌握的;道义论则是自为的、理智的产物,要学习、锻炼才能掌握;前者是情感、欲望的道德,后者是理智、信念的道德。或者说,功利论是常人的道德,而道义论则是贤人的道德。

功利论与道义论,有区别,但也有一定的联系。功利论与道义论都根源于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前者从个人利益出发,旁及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后者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包含有个人的利益。两者都服务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提升人性。

人为什么会受这两种道德观的支配

这要从人性说起。人是存在者,又是社会存在者。

人作为自然存在者,人要生存,要成长,要,要享乐,因此人就要通过生产,解决吃、穿、住、行、娱乐、休闲等。这就必然要关心私人的物质利益、福利、健康、舒适、安全、幸福诸问题。因此,讲个人功利,并把功利作为一种道德观,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但是人又是社会存在者,他要生存,要成长,要发展,要快乐,要享福,所需要的物质产品、设备和相关条件,都不是单个人所能解决的,必须依赖群体、依靠社会。他必须与他人有分工,有合作的生产劳动,交换其产品,交换其经验,互通其有无。这种社会性,简言之文化性,规定了人有理想,有友情,有精神追求与寄托。因此,就需要有某种道义论存在。这也就是汉儒董仲舒所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注:董仲舒:《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二、马克思主义道德论和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关系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学者们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著作,不论是教科书,还是学术专著,几乎都没有正面回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道义论,抑或功利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深层寓意,是说它是一种超越功利论与道义论之上的一种新的规范伦理学,是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综合创新。新规范伦理学,这个说法,书中是有的,但没有阐明,没有论证。今日把它补上。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承认前此功利论、道义论规范伦理学存在的价值,它是古已有之的人类不可或缺的两种道德论。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尽管它的理论形态,表现形式不断地改变,但它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它在继承功利论、道义论规范伦理学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新规范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哲学基础规定了它内在地包含有功利论与道义论两种理论形式。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观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唯物的辩证法,又是辩证的唯物论。它认为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精神、意识是存在、物质的派生物。但它对存在、物质都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精神的东西离不开物质。一旦离开物质、精神现象将无法解释,变成虚无缥缈、神秘莫测的东西了。从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出发、观察伦理、道德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伦理、道德现象是一种思想的关系,一种精神现象。它依附于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依附于物质利益关系。恰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里的粗体字为原作者所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道德、伦理是物质利益关系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一切伦理、道德观念都是从物质利益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必然是功利论的,必然重视人们行为的物质效果,重视人民大众的利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也说过,马克思主义教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人民大众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全人类利益相一致。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恰恰就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辩护的。

人们还记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这里讲的很清楚,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并主张功利主义是我们行为的一种指导原则。不过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而是真正人民大众的功利主义就是了。

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至关重要。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奋斗、而献身、而自我牺牲,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体现。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写道,共产党,除了阶级的、民族的、全人类解放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7-38页。)从刘少奇这段论述看,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即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是名符其实的道义论。

综上所述,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既是功利论、又是道义论。功利论是基础、道义论则是它的引申与升华。

从人们伦理、道德文化遗产的传承性上看,马克思主义伦,必然包含有功利论与道义论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说,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反映,同时又是人类伦理、道德文化有机构成部分。

我们知道,伦理、道德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的同其它事物的发展一样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人类文化史上,伦理、道德史上的一段落、一环节。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必然性。它必然对前此伦理、道德观加以扬弃,即辩证的否定。故此,它要对功利论、道义论的规范伦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一番审视、分析、批判、改造、继承、吸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不论在、在西方,功利论、道义论都是典型的规范伦理。

就中国而言,儒家伦理占主导地位,本质上是一种道义论,当然它也是一种德性论。而在儒家伦理中,道义论,始终是主流派。

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君子忧道不忧贫。”(注:《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注:《论语·卫灵公》。)孟子见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注:《孟子·梁惠王上》。)“生亦我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注:《孟子·告子上》。)

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是儒家道义论伦理观最典型的表述。宋明理学,朱熹、二程“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更是极端的道义论。

功利论,先秦的代表人物则是墨子。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义即为利,人民大众之利。以后到了宋代,更有叶适、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陈亮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注:《止斋文集·答陈同甫》。)这就是说,道德与事功不可分,叶适也是一位功利主义者,认为道德离不开功利,离开功利无道德。

清代颜元,批判董仲舒,针锋相对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注:《颜元集·四书正误》卷一。)

西方伦理思想,从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鲁克莱修到英国唯物论者洛克、霍布士、亚当·斯密;法国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德国的费尔巴哈这一派经验论家的伦理学思想,几乎都是快乐主义、幸福主义、或者理性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可见,功利主义在西方渊源流长,是规范伦理学的一种传统。

道义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奥古斯汀、安瑟伦、托马斯·阿套那、再到康德、黑格尔,这是理性主义传统。他们的伦理观,几乎都是道义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就是在扬弃西方包括东方功利论和道义论规范伦理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建立了全新的规范伦理学。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综合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改造了以前的功利论与道义论

首先,它否定道义论离开物质利益空谈道德,也批判了功利论把道德立足于个人利益的偏狭性。指出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现象是以社会物质利益为基础;否定了这个基础,道德就是一种神秘的理性,如黑格尔所言,成为绝对精神的表现或宗教伦理所谓上帝意志的体现。然而这一切都是空洞的说教,荒谬不可信。同时又指出道德成立的利益基础,是阶级的群体利益,或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说:“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167页。)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道德建构的物质利益的基础是在个人或阶级集团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相统一、相一致的基础上。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社会主义道德的物质利益基础,是工人阶级利益(包括工人阶级中的个人利益),又是全人类的利益。这就是它之所以是新的规范伦理学根本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既有阶级性,又有人类的共同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克服了历史上功利论和道义论的缺点吸取了他们的长处。指出道义论不关心行为的效果,不计功利是片面的、错误的;而功利论不注意行为的动机,不考虑行为原则同样是片面的、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吸取道义论注重行为动机,功利论注重行为效果的优点,提出评价行为善、恶与否,既看动机,又看效果。把动机与效果有机统一起来。何止是评价,就行为发生而论,也要考虑动机与效果的一致性。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还把目的与手段纳入道德评价体系。目的制约手段,手段目的。这样就大大丰富了规范伦理学的评价理论并远远地超过了功利论与道义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扬弃了传统道义论与功利论,对其改造,整合,即综合创新。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是新的规范伦理学,道理就在于此。它包含功利论和道义论的积极因素,就此而言,它既是功利论、又是道义论,然而它又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功利论或道义论。它是功利论与道义论的有机统一。进一步说,它是人民大众的功利论,与革命道义论的统一,是对历史上功利论与道义论的积极超越。人民大众的功利论包含有革命道义论的因素,而革命道义论又包含有人民大众功利论的成分。革命道义精神,归根到底,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的功利。换言之,道义乃是功利的化身或功利的升华。故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功利论。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集道义论、功利论、德性论于一身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所以是一种新的规范道德论,就在于它把经过扬弃的功利论与道义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德性论、不是别的恰恰是功利论与道义论中的规范、原则、或准则的内化,成为人的一种秉性、品质(德性)、情操或习惯。须知,人们的秉性、品质、情操或习惯,都是外在的道德规范、原则、准则对人长期熏陶、习染、、灌输的结果。开始人们不认识,或不理解,甚至拒斥,到认识、接纳,认同以及落实行动,这是一个过程。在人们行动的反复实践中,构成了人的内在的品质、秉性、情操或习惯。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是道义论、功利论、德性论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所以是新的规范伦理学还有论的理由。我们知道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唯物史观,是它的方法论原则。把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于伦理学领域,使伦理学发生了革命的变革。

只有应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关系决定道德,而道德又有相对独立性)。才能地解释道德的本质,道德的起源,道德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及其发展的性。也只有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才能全面地解释道德原则或规范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阶级性与全民性的关系,才能科学地阐释道德行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道德选择与责任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2)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整个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3)

一、发挥大学生骨干培养成果的“领袖带动”,形成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构建动力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发展,创新和改进教育方法,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培养过程中,学生中的骨干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因此,在大学中加强学生骨干培养,发挥领袖的带动和影响,对于体现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和青年骨干的培养涉及到的层面多、知识广,任务艰巨。首先要坚持普遍培养与重点培养相结合,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全面培养,打牢基础。其次要依托骨干培训班,重点培养,对各学院的优秀团学干部、学生社团干部、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理论学习骨干及在学术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进行专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学习。再次是坚持教育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学校不仅要通过开展教育培训、理论学习等有效方式,对培养对象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训练,传授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参加社会实践,引导他们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全面提高综合素质;最后是坚持阶段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针对各类优秀青年的不同特点进行阶段性培训,同时又坚持贯穿始终,通过学生会工作及学生社团活动等方面对他们进行长期培养。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在悄悄发生变化[4]。通过骨干培养,夯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政治理论基础,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精英成果,带动学校文化提升和精神凝练,彰显大学文化和大学生精神的永恒存在。

二、利用学生自组织学习实践的“自觉构建”,形成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构建载体

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领主阵地,弘扬主旋律,引领新思潮[5]。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新时期,政治理论学习不仅有利于当代大学生对国家政策的了解,还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政治素养的形成,从而为树立健康人格的提供理论基础,更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他们能够从容应付各种社会变化的心理应变能力。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时期,容易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影响[6]。探寻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途径、新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青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是提升大学文化和凝练大学精神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挥学生自组织作用,引导青年大学生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将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养成为一种习惯。处于观念形态的大学精神文化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可以通过大学的人、事、物来承载和践行[7]。大学生是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传承者,同时,他们也有着独特的学习特征,反感灌输式的强迫理论讲授,对于课堂上的政治理论说教有天生的抵触,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作为学生自组织,在学生的政治理论学习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和补充作用。在学生自组织中,丰富理论知识、拓展学习载体、改变学习方式,对大学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一是建立导师制度,加强理论指导。积极探索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方法、新途径,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基于当前大学生理论学习的现实,完全依靠学生自身,显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教师的指导尤为重要,发挥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大学生理论学习的“双主体”地位。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要聘请有着多年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师、关工委的老同志、社会学者以及社会杰出人才对大学生会员进行理论学习指导,规范理论学习内容、激发学习热情、培养研究兴趣,通过定期、不定期为会员开展专题讲座,让大学生学习了解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丰富自身理论知识结构。尤其重要的是,指导教师将理论学习与社会现实、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增强理论的形象性,提高学习效果,促进大学生将所学理论内化为自身正确的时代思想意识。二是利用现代教学设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模式。为广大会员放映《重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复兴之路》、《百年潮中国梦》等文献纪录片,向会员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的豪迈和伟大。引导大学生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塑造大学生独有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的更新,国际互联网的运用,信息交流速度的加快,信息交流渠道的拓宽,对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及全方位冲击,也给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带来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促进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认同和接受,重新塑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在大学生中得到实践和展现。三是丰富学习载体,提高理论学习的吸引力。开展优秀团课观摩评比活、征文活动、演讲等活动,让广大会员在快乐中寻求知识的拓展,在欢笑中探索理性的思考。提高理论学习效果,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中得到提升。在理论学习中,要着重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理论,它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内容,又包含共同理想的实践目标,既有民族与时代精神的引领,又有实践道德层面的理论标准,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理论与实际统一的理论、是历史性与共时性统一的理论、是逻辑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理论、是蕴含深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理论。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研究实际问题,创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也是指导我们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凝聚社会力量,取得新成就的精神引领。四是以重要节庆日为节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学生自组织开展理论学习,目的是在大学生中培养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突出体现爱国主义教育,利用国庆、改革开放周年、一二•九、五四青年节、党的生日等重要节点,适时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深化理论学习成果,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实事求是地反映同学的思想要求和思想动态,从而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敏感性,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理论水平高、思想觉悟好、综合素质强的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得到了全新的发展,是在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研究实际问题,创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也是指导我们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凝聚社会力量,取得新成就的精神引领。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最基本表现形式为学生培养和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全面培养和领袖带动促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有效构建,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内涵。

作者:陈驰单位:北华大学就业工作处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4)

众所周知,英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故乡”,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里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及其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都没有能够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也基本上没有出现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881年的“社会民主联盟”和1885年的“社会主义同盟”①,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代人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但莫里斯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他并没有留下可以供后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直接继承的理论遗产。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使用德文进行理论创作,尽管他们也曾用英文在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但真正能够代表其革命性思想的绝大多数代表作长期缺乏英译本,这给英国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实质。按照苏联学者列文的研究,在恩格斯逝世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中出版了精良英译本的只有《资本论》第一卷(1887)、《共产党宣言》(1888)、《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89)、《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等五种。②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哲学基础、历史观和方法论)来说,它们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英译工作虽然时有中断,但从来没有停止过。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力的体制保障。为了在英语世界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曾编译出版过一些流传颇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选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克思文选》(SelectedEssays,1926)、《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SelectedCorrespondence,1934)、《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Marxism,Nationalityandwar,193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SelectedWorks,1935)、《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革命》(RevolutioninSpain,1939)等,这些选本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些选本的普及性、专题性以及政治意味过强,事实上无法满足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在英国,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的英译本(特别是全译本)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个全译本出现于1959年,经常使用的全译本则出现于1963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译本出现于1968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选译本出现于1964年,全译本出现于1973年……这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19世纪以后,改良主义压倒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内在制约了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争论中,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曾偏激地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乃至英国人从来都没有革命性。这一观点遭到了希尔(ChristopherHill)、汤普森等老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反对,他们以详实的历史研究证明:英国人民也曾激进过、革命过,虽然在进入19世纪之后,这种激进的革命传统逐渐消失了。③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这种研究为基础,近年来,不断有历史学家重新发现了19世纪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世纪后半叶,改良主义已经决定性地压倒了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乃至英国工人阶级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直到1881年,英国才出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社团“社会民主联盟”,但仅仅4年后,该组织就因为“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发生分裂,莫里斯、燕妮·马克思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退出该组织,成立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然而,不管是“社会主义同盟”还是“社会民主联盟”以及后来的“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英国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都非常有限,即便是后来英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情况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924年,英国共产党响应第三国际的号召,申请集体加入主张改良的英国最大的工人政党——英国工党,结果,工党年会非常明确地表决反对这项议案,并向英国共产党(不管是政党还是个人党员)牢牢地关上了大门。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生存尚且不易,更不用说发展了。

最后,英国共产党是1920—1921年在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由英国原有的几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合并重组而成的。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党员主体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产业工人。英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苏联,④因此,它既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和动力,坦率地说,也没有这个能力——对于大多数工人党员而言,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创新和发展了。

二、20世纪30年代英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

虽然从本质上讲,英国共产党不具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需要、动力和能力,但在事实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却又是和英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国共产党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大量杰出的知识分子加入该党,从而使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成为可能乃至必须。对于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知识界的双重改变中得到解释。

首先,1933年以后,英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的极左路线,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地改善了自己在英国国内的政治形象,增强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成立之后的最初8年间(1920—1928年),英国共产党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与工党积极合作的路线,结果以失败告终。⑤1928年后,英国共产党又执行共产国际“阶级对抗”的极左路线,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发展。⑥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共产国际开始调整自己的路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英国共产党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领导英国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积极支持西班牙内战,极大地提升了英国共产党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⑦其次,在英国共产党发生转变的同时,原本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知识界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战争和战争威胁、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和西班牙内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知识界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根本上被动摇,深刻的文化危机由此形成。⑧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共产主义则因为其日益彰显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1933年以后,数量众多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国共产党,⑨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开始稳步增长。⑩

随着知识分子党员的不断增长,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股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潮流,并在几年后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理论家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其中最有价值的主要是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1907—1937)的《幻像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1937)(11)、多布(MauriceHerbertDobb,1900—1976)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EconomyandCapitalism,1937)(12)、莫尔顿(ArthurLeslieMorton,1903—1987)的《人民的英国史》(APeople''''sHistoryofEngland,1938)(13)、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SocialFunctionofScience,1939)(14)。

考德威尔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先后在报社和出版社工作过,且成绩出色。1933年以后,考德威尔转向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7部侦探小说、1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1934年底,考德威尔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立刻被吸引,并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随后,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理论研究,试图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其最终成果就是他于1935年11月完成的《幻像与现实》。1935年12月,考德威尔加入英国共产党,并成为党内活动的积极分子。1936年12月,考德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后于1937年2月12日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几个月后,《幻像与现实》出版。在该书中,考德威尔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英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宏大背景下,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与英国近代诗歌的形成、发展、转化及其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幻像与现实》的结构比较凌乱,考德威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上也还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他却开创性地研究了文学形式与社会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因此被认为是英国战前惟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15)

多布是战后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早期核心成员。(16)早在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之前,他就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而转向社会主义,并于192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1922—1924年,多布在当时英国左派的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进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后,多布回剑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并于1925年、1928年出版了2本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和苏联经济发展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传统论文集》是多布的成名作,该书的重要性在于:在庸俗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系统揭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继承与扬弃关系,并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当展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庸俗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解释。该书曾反复再版,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本高水平的教科书。莫尔顿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个早期成员,从今天的角度看,他1938年出版的《人民的英国史》或许过于通俗、甚至过于简单化,但它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这里,唯物史观不仅首次被运用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史学的、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也已经呼之欲出。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前身,当年就是为了研讨《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事宜而发起成立的,就此而论,该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摇篮”。贝尔纳是英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也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加入英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通常被认为是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而该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则基本上被忽视了,事实上,该书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功,就在于它遵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屏弃科学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的传统假象,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科学的历史互动中,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按照今天的标准,上述4本著作在理论上都是比较粗糙的,甚至还有相当明显的苏联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它们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没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局面,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

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

按照原有的趋势,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原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就可以基本形成,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原有进程,从而使它的正式兴起延迟到了战争结束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形成的过程中,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CommunistPartyHistorians''''Group)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7)在这种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为什么是历史学家团体呢?

从主观条件上看,这是因为英国历史学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传统,受这一传统的影响,英国共产党内部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英国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经济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这两者从根本上讲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此不同的是,经过韦伯夫妇(SydneyandBeatriceWebb)、柯尔(G.D.H.Cole)、托尼(R.H.Tawney)等费边社历史学家的努力,从19世纪末期开始,英国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逐渐形成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二战”前后,英国共产党党内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除了已经提到的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多布、莫尔顿,还有汤普森的妻子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Thompson)、希尔顿(RodneyHilton)、基尔南(VictorKiernan)、汤姆森(GeorgeThomson)、哈里森(RoydenHarrison)、萨缪尔(RaphealSamuel)和鲁德(GeorgeRudé)等人。尤其重要的是,这批青年人还找到了自己的导师——英国共产党资深党员托尔(DonaTorr,1883-1957)。托尔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和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选本的编辑。正是在她的指导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从原著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出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

从客观条件上讲,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的两次学术争论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历史性地推到了风口浪尖。1946年,多布出版《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一书,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首次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该书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由此为人所知。几年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质疑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史学家关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态急剧恶化的传统观点,认为当时工人阶级其实也是工业革命的受惠者,他们的生存条件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是处于不断改善之中的。(18)此论一出,即引发一场大争论,霍布斯鲍姆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也随即加入论战,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领导批判的责任。也正是在这两次论战过程中,曾一度中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得以重新开始,逐渐定型,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最终成为一种传统。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但它并不是惟一的源泉。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与同时期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相互呼应,在这一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或者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究竟提供了什么呢?

第一,他们秉承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拒绝抽象的理论建构,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免疫力。作为英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理论组织,“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本身是希望和努力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保持一致的,但作为一群英国知识分子,他们又自觉地继承了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习惯于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不擅长或者拒绝进行大而化之的抽象理论建构。这意味着他们在未必自觉的情况下正确地把握和突出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本质,导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与结果中被建构与呈现出来,而不应当作为一个既成的东西存在于具体的研究之前。

第二,他们秉承英国史学研究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能够避免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作为一群历史学家,“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英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英国近代工人运动史,但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他们又很好地继承了英国史学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证据说话,因此,他们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充分承认和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乃至在特定情况下的决定作用。

第三,他们秉承英国社会主义的平民传统,坚持人民史观,注重对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将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德国、法国特别是俄国相比,英国社会主义具有一种深厚的平民传统。“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自觉继承这一传统,真正坚持人民史观,将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确立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从而将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很少关注的文化传统问题放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又开拓出了文化研究这一新兴的学科领域。

总之,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性地探索并部分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民族理论传统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理论土壤中得以生根、成长,并最终结出了硕果。

注释:

①参见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何新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0—228页;莫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第五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叶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0—193页。

②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周维译,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9—113页。

③参见"TheEnglishTradition",inMargaretJacobandJamesJacob(ed.),TheOriginsofAnglo-AmericanRadicalism,London:Allen&Unwin,1984,pp.17—184.

④参见高兰等:《英国共产党三十年》,符家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⑤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London:PlutoPress,pp.16—42.

⑥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85,pp.31—52.

⑦Ibid.,pp.110—129、220—239.

⑧JamesKlugmann,"TheCrisisoftheThirties:AViewfromtheLeft",JonClark,etc,ed.,CultureandCrisisinBritainintheThirties,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79.

⑨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pp.210—213.

⑩关于英共党员人数的历史变化,可以参见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p.218.

(11)中译本参见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多布(道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松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3)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4)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5)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5)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给人们提供进一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正反两个方面,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威力,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同时,创新了的理论又推动了实践的发展。1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其历史价值表现在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先导,能够引发思想或观念上的变革;在量上丰富了人类的理论宝库;在质上使人类的理论水平实现跃迁三个方面。其现实价值表现在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创新的基础三个方面。2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3曾强调,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

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

二、作为创新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民群众在物质领域、精神领域的伟大实践。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大条件归结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是社会条件;理论家队伍是主体条件,应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4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一)加强文本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关于如何衡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某一理论或思想是否属于重大创新,杨凤城教授提出了几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其“异端”(龚育之先生语)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至少没有明确讲过,或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甚至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5

要明确了解一种理论或思想是否具有“异端”特征,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则,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批判”就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例如,关于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讨论,这是一个争论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话题,如果认真看看这些东西,也许不难发现,他们关于要素价值论的种种议论,没有一点是新的,要否定劳动价值论,决非易事。6

(二)认真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

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正如无意识的、必然的自然界中存在着意识和自由一样,在有意识的、自由的社会历史的创造性活动中,也存在着无意识的、必然的东西,尽管它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不同。

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在于总结理论创新的规律,并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工作中予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有以下几条基本规律:首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精神的有机互动;再次,领袖和人民群众的互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7

(三)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对理论工作者来说,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按这是从一般指导思想层次说的,具体到操作层次,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勇于追求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饯行马克思最欣赏的名言—“怀疑一切”;其次,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作为底色,不能用理论来剪裁生活,常青的永远是生活,而不是理论,即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第三,要改进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借助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社会实验、事理分析、系统分析、数学模型、回归分析等。8

(四)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联系起来,不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品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落到实处的客观要求,是使人民大众真信、真学、真用的前提。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要写好一本深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是非常不易的,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关,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谈群众关心的问题,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生动的语言讲出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生活发生联系,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会越来越牢固。9

三、促进理论创新的现实路径

加强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就是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

(一)理论联系实际

正如曾经指出的,一个人如果只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也不能算是理论家。理论应用的意义还在于,只有在理论应用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10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必须在对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时代进行解读,深入到群众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二)跨学科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是一座挖不完的理论宝藏。加强跨学科的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强合作与交流,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助于促进理论创新。

(三)建立鼓励理论创新的评价机制

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活动,评价机制是理论创新的匡正引导因素。11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建立理论创新评价机制,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对理论工作者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博士研究生这个群体而言,尤为如此,因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在强化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能力的基础上,更要提倡理论创新。

注释:

1杨海英:《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6期。

2胡海波、杨宝忠:《论理论创新的社会价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

4梁树发:《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个条件--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5杨凤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标准与重大创新成果》,《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6王建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看待》

7周光讯,徐献军:《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8孔寒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理论学刊》,2007年第7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6)

众所周知,英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故乡”,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里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及其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都没有能够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也基本上没有出现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881年的“社会民主联盟”和1885年的“社会主义同盟”①,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代人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但莫里斯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他并没有留下可以供后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直接继承的理论遗产。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使用德文进行理论创作,尽管他们也曾用英文在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但真正能够代表其革命性思想的绝大多数代表作长期缺乏英译本,这给英国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实质。按照苏联学者列文的研究,在恩格斯逝世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中出版了精良英译本的只有《资本论》第一卷(1887)、《共产党宣言》(1888)、《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89)、《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等五种。②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哲学基础、历史观和方法论)来说,它们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英译工作虽然时有中断,但从来没有停止过。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力的体制保障。为了在英语世界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曾编译出版过一些流传颇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选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克思文选》(SelectedEssays,1926)、《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SelectedCorrespondence,1934)、《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Marxism,Nationalityandwar,193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SelectedWorks,1935)、《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革命》(RevolutioninSpain,1939)等,这些选本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些选本的普及性、专题性以及政治意味过强,事实上无法满足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在英国,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的英译本(特别是全译本)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个全译本出现于1959年,经常使用的全译本则出现于1963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译本出现于1968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选译本出现于1964年,全译本出现于1973年……这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19世纪以后,改良主义压倒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内在制约了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争论中,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曾偏激地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乃至英国人从来都没有革命性。这一观点遭到了希尔(ChristopherHill)、汤普森等老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反对,他们以详实的历史研究证明:英国人民也曾激进过、革命过,虽然在进入19世纪之后,这种激进的革命传统逐渐消失了。③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这种研究为基础,近年来,不断有历史学家重新发现了19世纪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世纪后半叶,改良主义已经决定性地压倒了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乃至英国工人阶级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直到1881年,英国才出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社团“社会民主联盟”,但仅仅4年后,该组织就因为“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发生分裂,莫里斯、燕妮·马克思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退出该组织,成立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然而,不管是“社会主义同盟”还是“社会民主联盟”以及后来的“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英国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都非常有限,即便是后来英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情况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924年,英国共产党响应第三国际的号召,申请集体加入主张改良的英国最大的工人政党——英国工党,结果,工党年会非常明确地表决反对这项议案,并向英国共产党(不管是政党还是个人党员)牢牢地关上了大门。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生存尚且不易,更不用说发展了。

最后,英国共产党是1920—1921年在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由英国原有的几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合并重组而成的。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党员主体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产业工人。英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苏联,④因此,它既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和动力,坦率地说,也没有这个能力——对于大多数工人党员而言,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创新和发展了。

二、20世纪30年代英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

虽然从本质上讲,英国共产党不具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需要、动力和能力,但在事实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却又是和英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国共产党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大量杰出的知识分子加入该党,从而使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成为可能乃至必须。对于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知识界的双重改变中得到解释。

首先,1933年以后,英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的极左路线,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地改善了自己在英国国内的政治形象,增强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成立之后的最初8年间(1920—1928年),英国共产党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与工党积极合作的路线,结果以失败告终。⑤1928年后,英国共产党又执行共产国际“阶级对抗”的极左路线,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发展。⑥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共产国际开始调整自己的路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英国共产党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领导英国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积极支持西班牙内战,极大地提升了英国共产党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⑦其次,在英国共产党发生转变的同时,原本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知识界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战争和战争威胁、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和西班牙内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知识界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根本上被动摇,深刻的文化危机由此形成。⑧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共产主义则因为其日益彰显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1933年以后,数量众多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国共产党,⑨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开始稳步增长。⑩

随着知识分子党员的不断增长,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股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潮流,并在几年后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理论家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其中最有价值的主要是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1907—1937)的《幻像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1937)(11)、多布(MauriceHerbertDobb,1900—1976)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EconomyandCapitalism,1937)(12)、莫尔顿(ArthurLeslieMorton,1903—1987)的《人民的英国史》(APeople''''sHistoryofEngland,1938)(13)、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SocialFunctionofScience,1939)(14)。

考德威尔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先后在报社和出版社工作过,且成绩出色。1933年以后,考德威尔转向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7部侦探小说、1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1934年底,考德威尔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立刻被吸引,并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随后,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理论研究,试图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其最终成果就是他于1935年11月完成的《幻像与现实》。1935年12月,考德威尔加入英国共产党,并成为党内活动的积极分子。1936年12月,考德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后于1937年2月12日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几个月后,《幻像与现实》出版。在该书中,考德威尔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英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宏大背景下,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与英国近代诗歌的形成、发展、转化及其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幻像与现实》的结构比较凌乱,考德威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上也还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他却开创性地研究了文学形式与社会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因此被认为是英国战前惟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15)

多布是战后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早期核心成员。(16)早在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之前,他就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而转向社会主义,并于192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1922—1924年,多布在当时英国左派的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进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后,多布回剑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并于1925年、1928年出版了2本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和苏联经济发展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传统论文集》是多布的成名作,该书的重要性在于:在庸俗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系统揭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继承与扬弃关系,并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当展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庸俗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解释。该书曾反复再版,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本高水平的教科书。莫尔顿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个早期成员,从今天的角度看,他1938年出版的《人民的英国史》或许过于通俗、甚至过于简单化,但它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这里,唯物史观不仅首次被运用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史学的、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也已经呼之欲出。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前身,当年就是为了研讨《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事宜而发起成立的,就此而论,该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摇篮”。贝尔纳是英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也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加入英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通常被认为是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而该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则基本上被忽视了,事实上,该书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功,就在于它遵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屏弃科学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的传统假象,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科学的历史互动中,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按照今天的标准,上述4本著作在理论上都是比较粗糙的,甚至还有相当明显的苏联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它们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没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局面,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

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

按照原有的趋势,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原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就可以基本形成,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原有进程,从而使它的正式兴起延迟到了战争结束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形成的过程中,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CommunistPartyHistorians''''Group)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7)在这种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为什么是历史学家团体呢?

从主观条件上看,这是因为英国历史学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传统,受这一传统的影响,英国共产党内部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英国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经济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这两者从根本上讲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此不同的是,经过韦伯夫妇(SydneyandBeatriceWebb)、柯尔(G.D.H.Cole)、托尼(R.H.Tawney)等费边社历史学家的努力,从19世纪末期开始,英国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逐渐形成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二战”前后,英国共产党党内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除了已经提到的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多布、莫尔顿,还有汤普森的妻子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Thompson)、希尔顿(RodneyHilton)、基尔南(VictorKiernan)、汤姆森(GeorgeThomson)、哈里森(RoydenHarrison)、萨缪尔(RaphealSamuel)和鲁德(GeorgeRudé)等人。尤其重要的是,这批青年人还找到了自己的导师——英国共产党资深党员托尔(DonaTorr,1883-1957)。托尔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和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选本的编辑。正是在她的指导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从原著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出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

从客观条件上讲,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的两次学术争论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历史性地推到了风口浪尖。1946年,多布出版《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一书,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首次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该书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由此为人所知。几年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质疑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史学家关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态急剧恶化的传统观点,认为当时工人阶级其实也是工业革命的受惠者,他们的生存条件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是处于不断改善之中的。(18)此论一出,即引发一场大争论,霍布斯鲍姆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也随即加入论战,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领导批判的责任。也正是在这两次论战过程中,曾一度中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得以重新开始,逐渐定型,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最终成为一种传统。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但它并不是惟一的源泉。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与同时期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相互呼应,在这一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或者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究竟提供了什么呢?

第一,他们秉承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拒绝抽象的理论建构,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免疫力。作为英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理论组织,“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本身是希望和努力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保持一致的,但作为一群英国知识分子,他们又自觉地继承了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习惯于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不擅长或者拒绝进行大而化之的抽象理论建构。这意味着他们在未必自觉的情况下正确地把握和突出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本质,导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与结果中被建构与呈现出来,而不应当作为一个既成的东西存在于具体的研究之前。

第二,他们秉承英国史学研究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能够避免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作为一群历史学家,“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英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英国近代工人运动史,但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他们又很好地继承了英国史学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证据说话,因此,他们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充分承认和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乃至在特定情况下的决定作用。

第三,他们秉承英国社会主义的平民传统,坚持人民史观,注重对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将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德国、法国特别是俄国相比,英国社会主义具有一种深厚的平民传统。“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自觉继承这一传统,真正坚持人民史观,将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确立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从而将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很少关注的文化传统问题放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又开拓出了文化研究这一新兴的学科领域。

总之,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性地探索并部分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民族理论传统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理论土壤中得以生根、成长,并最终结出了硕果。

注释:

①参见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何新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0—228页;莫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第五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叶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0—193页。

②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周维译,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9—113页。

③参见"TheEnglishTradition",inMargaretJacobandJamesJacob(ed.),TheOriginsofAnglo-AmericanRadicalism,London:Allen&Unwin,1984,pp.17—184.

④参见高兰等:《英国共产党三十年》,符家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⑤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London:PlutoPress,pp.16—42.

⑥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85,pp.31—52.

⑦Ibid.,pp.110—129、220—239.

⑧JamesKlugmann,"TheCrisisoftheThirties:AViewfromtheLeft",JonClark,etc,ed.,CultureandCrisisinBritainintheThirties,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79.

⑨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pp.210—213.

⑩关于英共党员人数的历史变化,可以参见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p.218.

(11)中译本参见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多布(道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松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3)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4)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5)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7)

一是体现了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作者详尽地考察、梳理和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产生、内容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从“整体的马克思”的新视阈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人的解放理论、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揭示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不仅是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理论,而是一个由社会形态结构理论、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构建新社会”三者有机统一构成的“艺术整体”,全图景地展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的理论魅力和历史活力。这是从社会形态理论视阈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突破。该书不仅详尽阐释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而且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拓展到科学社会主义范畴,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原则性建构的两种形态的社会主义,从而架构起社会形态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相通的桥梁。这一学术研究成果再次表明,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精神动力。

二是体现了理论的探索性和创新性。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实践、科学发展相结合,在于直面现实,应对挑战,不断回答新课题、新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存在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以及“单线论”与“多线论”等诸多基本问题上。该书作者在认真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丰富实践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一些重要的新观点、新看法,如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单位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其研究视域是世界历史,而非民族地域史;科学认知与主体价值是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的两个主要视角,“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贯穿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条并行交织的主线;“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跨越”设想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是自然演进与跨越发展的统一;“五种社会形态”是相继更替,而非依次演进,等等。这些结论清楚地表明,这部著作突破了仅从历史哲学视域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传统,改变了学界长期存在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对立思维,也改变了学界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僵化认识,体现了作者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

三是体现了理论的传承性和创新性。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伴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形态理论也展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这部著作不仅详细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发展和完善唯物史观过程中逐渐萌发、确立、充实和完善社会形态理论的历程,而且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丰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以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经验。该著作在总结和梳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的历史脉络中,强调指出现实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承创新主要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从而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内在规律。作者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崭新的东西’”、“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双重转型的特殊组合”等重要结论,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该书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早结束的原因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特质的分析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利于消除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疑虑和困惑。

四是体现了理论的现实性和指导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立论基础的。实践的发展,理论的创新,都要求人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发展完善的新的社会形态来对待。该著作从传承创新的视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制度建构、理论创新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相结合,并结合十七大报告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新认识,阐明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创新不仅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上,还表现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诸多方面;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正在生成的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不断走向成熟的社会形态,其历史使命就是在改革、建设和创新中创造出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制度模式。该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特质和历史使命的分析,有利于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有利于更好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巨大理论优势,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时代光芒!

作者:王诚安 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8)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任何的教条主义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纲领《共产党宣言》诞生,到同志“三个代表”理论[1]的问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历程。同志“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历史溯源是最好的举证。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溯源

我们说,《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从到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代代相承。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2]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经历了“巴梨公社”、“十月革命”战与火的洗礼,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按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作风。针对《宣言》,两位伟人曾说过“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4]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用发展的态度来认证自己的理论,溯源到《共产党宣言》这里,我们会明白一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即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到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二、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5]他担心即使依靠强权实现了社会主义“将导致一种像古代中国或秘鲁帝国一样的专制怪胎,即导致一种以共产主义做装饰的更新了的沙皇专制制度”。[6]按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是不能跨越马克思的历史不能跳跃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根据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育乃至衰亡之后才能建立。[7]列宁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革命前,列宁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开放”与“创新”方面给予了发展与修正。列宁曾说过“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8]后来,根据时局的变化,他进一步修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9]实践证明,结合实际国情,允许私人资本发展,保持商品经济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革命成功理论重新认识的结果。

三、布哈林、斯大林理论与实践给历史的证明

我们没有办法重演历史,但我们有能力恢复历史的记忆,在不带有任何感彩的理性分析中,去求证事实的谬误。对于哈布林,我们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的正确地位,但他只能算是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典理论教条化的态度上。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影响了很大一批人,并带动起一股取消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针对商品经济的。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力主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用最坚决的社会化来组织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与社会动荡。后来在列宁逝世前,布哈林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从狭隘的教条主义中挣脱出来,同列宁一道走上了“创新”之路,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这一时期,布哈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之上。[10]

斯大林一直徘徊在“创新”与“教条”之间。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一直完全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要在短期内改变大锤式的工业和木犁式的农业生产局面,没有“创新”,没有“赶超战略”,苏联是难以跑步进入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社会的。完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列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始人,而斯大林的“创新”则在于1936年宣布开始讲授与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一举突破了以论证经济政策为主的方法论,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工作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斯大林的“创新”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一方面看到了年青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答案,这就使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如,他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既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存在,又将这种商品生产限定在了个人消费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1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没有能摆脱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对立、格格不入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牢笼。斯大林的“创新”与“教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使苏联经济走上了兴盛,又使“斯大林模式”最终走向了衰亡。[12]四、、邓小平和:特色理论与社会主义的重生

马克思讲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3]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进行,中国并没有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和办法,好的经验是有益的,但不好的经验只能起反面影响作用,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14]这样,就为他的继承者们后来的大胆进取与“创新”开辟了更广泛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创新”的贡献,使中国有了后来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定。[15]到邓小平这里,可以说是产生了一次飞跃。照辩证法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思想方法的真实写照。[16]所以说,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无一不体现出其伟大的“创新”之处。[17]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第三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充分体现了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思想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

结束语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渊远,这并非为同志一人所凭空杜撰,而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经验教训与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并给以丰富和发展。而只是在这里才被归纳总结,被升华。所以说“三个代表”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参考文献]

[1]光辉的历程,庄严的使命─学习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辅导,[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

[2]/gb/special/2001-07/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48-3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248-307页。

[5]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M]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1页。

[6]《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M]莫斯科1927年版,第81页。

[7]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57页。

[8]《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卷,第218页。

[9]《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卷,第370—372页。

[10]《布哈林选集》,[M]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0—64页。

[11]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57页。

[1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

[14]《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一卷(袖珍本)第1357-1371页

[14]《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22页—340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9)

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例如萨特、德里达、海德格尔、罗蒂、福山、吉登斯等,都很尊崇马克思甚至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认为,与西方文学的基石《圣经》相较,马,恩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能更大程度上启发和激励人们为一个人类共同梦想中的自由,公平,平等的理想社会而奋斗。因此,正如有人所说,“在当代世界,对马克思一无所知,等于半个文盲。”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

2.1.马克思主义对文学本质的探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及古希腊神话时就谈到对文学本质的探讨:“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艺术本身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理解文学艺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它有助于我们克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对当今的文艺研究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20世纪末2l世纪初世界进入了信息高技术时代,文艺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经济基础重要决定力量的生产力因素,高科技对文艺形式的影响不容忽视。

2.2.注重文学的现实性和表现手法多样性

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不仅要真实地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而且应该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趋向。巴尔扎克正是“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被恩格斯评介为19世纪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也是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意识到的历史的内容”。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对人生社会浮光掠影仅触表层的浅薄描摹,而是一定要深入描写人的灵魂本质,并且充分揭示形成种种性格的社会环境,尽可能透视人物历史运行的前景。同时,马克思一贯提倡“莎士比亚化”,尊重艺术创作形式多样化。列宁虽然也喜欢和鼓励俄苏现实主义创作,但是对真实反映现实的现代形式的文艺也表示赞赏。他对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支持在苏联文学史上传为佳话。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本质是鼓励和尊重文学艺术创作自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2.3.现在文学的发展方向----世界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瞻远瞩地预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0世纪末文化发展的现状正在印证他们的预见。在当代各国文学创作之间的互相借鉴、融合及渗透,就是鲜明的例证。统一的世界文学应该是各个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特色得到保留和发挥,并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进而成为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接受的文化成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文化的互相融合日益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

3.结语

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在其哲学根源的基础上体现了自身的高度原则,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式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并且对世界文学,人类文化进程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若仅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的存在,而未曾将之放在人类所有能接触到的文化范围内进行考量,那么其存在价值也未得到全面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在解放人类的思想的文学文化的领域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并且其内涵,洞见和力将在未来的文学发展和社会变革中起到无论伦比的作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并就其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对今后的文学走向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今文学的指导和开拓。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10)

第二、文化知识体系创新。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的形式,知识的本质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把握,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发动的知识革命,引领着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跨进知识经济文明时代的门槛。知识化与全球化相互作用,猛烈地冲击着民族文化的根基,能否追赶知识革命的大潮,创新知识体系,建立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知识体系,能否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是对民族文化生命力和持续力的严峻考验。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性

文化理论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先进文化的特质

一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不断地从创新中汲取力量、开拓进取的历史。无数事实一再向人们确证: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及时而有效地赋予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时代精神,使其不断地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其生命的灵魂和前进的动力始终都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对于蕴涵和作用于智慧、道德、思想与精神的文化来说,任何形式的守旧和停滞都意味着对社会进步的扼制和对民族精神的消解。创新,就是文化的源头活水,就是体现自身特质和实现自身功能的必由之路。

文化理论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要求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其本身无疑是对经济社会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对经济基础有着能动的反作用。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文化功能的不断强化,其作用越来越巨大,它不仅体现和反映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同时还以其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引领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与旗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世界文化形态的新变化,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新提升,势必更为紧迫地要求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

文化理论创新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两大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物质和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才能生产出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有力地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途径与要求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拓宽当代文化视野,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道路。任何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的产物。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当代性,理应加强对文化创作、文化批评和文化思潮的跟踪研究,不断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现象,对与文学相关的文化现象,对具有文学性的社会精神现象,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体验、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进行学术概括和理论提升,努力创构富有时代感和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新质态。

对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文化观念进行梳理、综合与创新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诸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作为中国特色的发展形态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应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意识和创新意识,应当把基础理论作为主攻方向,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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