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分析是基于以下前提和框架展开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下文简称《十五纲要》）。加工贸易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方向以及实现的目标应服从于并有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已制定《十五纲要》，这是今后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纲领，因此，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也应以此为指南。本文将以《十五纲要》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为指导，对现行加工贸易政策进行剖析，提出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作出建议。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已经加入WTO，这将极大地改变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既有有利的改变，也有不利的改变。为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我们在制订一切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入世”的影响。我们将主要就“入世”对加工贸易的中间品替代，对加工贸易的出口以及贸易磨擦公平解决等方面来讨论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
3.加工贸易的“进口——加工——出口”分析框架。在现实中，加工贸易就是对“两头在外，中间在内”这样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的界定。我们对加工贸易的理解和研究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工”，二是“贸易方式”。“加工”属于“中间在内”环节。它是东道国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对进口投入要素进行加工生产的过程，它表现为国际分工。作为一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实质是“两头在外”。无论是“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由外商提供或从国际市场购入，加工制成品应全部出口。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利用“加工贸易”这一贸易方式，往往实行相关的政策措施，对原材料等中间品的进口以及加工成品的出口进行必要的管理，所实行的政策措施更多的是鼓励性的，特别是确保加工成品的出口。之所以如此，在于加工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外贸发展有着其他贸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加工贸易的研究与对其相关的政策探讨总是无法剥离的。因此，加工贸易是由“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成其为加工贸易。本文将按照这一框架，分别对相关政策进行分析。不可避免的是，这三个部分的政策划分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一项政策会影响三个环节。但就我们研究政策的目的而言，这种不精确并不十分紧要，因而我们在文中并未严格拘泥于这种划分。而分三个环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我们基于加工贸易的内在运行机理和各个环节的突出问题来讨论相关政策，从而使政策剖析和建议更具有针对性。
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
我们认为，我国加工贸易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应紧紧围绕《十五纲要》制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来进行。根据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及作用，《十五纲要》中所涉及的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出口等问题值得我们在考虑加工贸易政策时重点注意：
1.关于就业。大力发展和鼓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在我国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的大多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应该说这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十五纲要》提出的有关就业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因为，首先，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出口贸易的扩大；其次，以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备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要扩大出口，我们所能依赖的，就是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的加工贸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永远停留在为跨国公司当加工装配车间的阶段，相反，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建立营销渠道，积累资本，努力将出口产业升级至更高的技术层次。但是，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作为一种过渡，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积累资金、技术包括经验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必须的。
2.关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加工程度低，加工链条短，原材料国产化率低，波及效应不强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发展加工贸易与我们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互不相容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本身固有的两头在外造成的产业关联程度低，波及效应弱的弱点也不容讳避。这要求我们在政策制订中努力兴利抑弊，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其消极的一面要加以纠正克服。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与小国不同的特点。那些适合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不能完全地照搬到我国来，而是要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吸收。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同样的原则。大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往往毋需像小国那样完全依赖外部的力量，因为一是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可以让新兴产业达到足以获得规模经济的规模；二是因大国进行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本等如果全部依赖外部引进，即使供给能力不成问题，代价恐怕亦难以承受。因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还是要依赖自身的技术研发，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机制的建立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或资金来完成，是不现实的。
这并不等于说个别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和具有特殊发展基础的地区无法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相反，深圳市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前往设厂，显著地加速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在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生产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加工贸易无疑是发展中国家了解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3.关于扩大出口。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贸易方式仍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当然，在促进加工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加工贸易中存在着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不合理，高科技产业加工贸易比重低，以及加工贸易增值率较低，管理中存在漏洞等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解决。我们进行加工贸易政策设计和调整的目标，正如《十五纲要》第十七章第二节指出：“加强加工贸易管理，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扩大加工贸易出口。”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的时期，加工贸易政策制订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实现的目标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发挥其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利用“入世”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努力扩大出口；同时，对加工贸易要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导，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以利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对现行加工贸易进口环节的政策的评价
1.加工贸易中的利用外资政策。引进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五纲要》指出，十五期间，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完善利用外资政策，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资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加工贸易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期，对于我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和我国产品早日进入国际市场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目的之一——引进先进技术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由于我国利用外资多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因而外资并未带来多少先进技术；而且，由于外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和产品的过剩。从国内看，由于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过分膨胀，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更加严重，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求矛盾。
在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有违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在政策方面也有值得检讨之处。有些地区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外贸数量的增长，而不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对于外资的流向，既不加限制，又不予以引导。致使外资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行业，而未能发挥其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应有作用。
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给予产品出口型外资企业相当多的特殊优惠，其目的是促进我国对外出口规模的扩大，缓解当时我国外汇短缺带来的压力，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客观上也鼓励了外商将资金投入到“大进大出”型的加工贸易行业，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工业品的生产。这在当前，已经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需要。
1995年6月，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联合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个文件，目的就在于正确引导外资产业投向，尽快改变目前外商投资集中于“短平快”项目的局面。但是两个文件下达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没有配套的政策手段及缺乏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的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于外资投向增值较高的生产环节和产业的鼓励尚嫌不足。大量的外资从事附加值较低的最终装配环节的简单加工贸易，长此以往，对我国上游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成长不利。
总的看来，现行的利用外资政策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时，由于情况的变化，现有政策对于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鼓励措施不足，将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加区别地给予优惠，并不能很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的加工贸易向提高增值率和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2.加工贸易进口环节有关提高中间品本地化率的政策。现有加工贸易中间品本地化率不高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种状况既是我国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从而中间投入品行业产品竞争力的劣势所决定了的，又与加工贸易本身“两头在外”的特点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能在发展加工贸易过程中逐步提高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从而促进国内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加工贸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会得以逐步提高，从而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
我们不能硬性地规定加工贸易出口品使用的国产材料比重，因为目前我国的确还无法生产某些投入品或其产品的质量达不到加工企业的要求。况且，那样做也违背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政策所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就是为国产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已具竞争能力的国产投入品不致因为政策的歧视而失去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中的确存在这种不合理的对进口投入品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投入品可以免缴关税、工商统一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如果从国内购买中间投入品则只能享受部分退税（征17%，退19%）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本会使用国产料件的企业也转而进口加工所需的投入品。我国加工贸易波及效应差，与此不无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深圳市了《深圳市关于鼓励来料加工业务使用国产料件的通知》，鼓励外商委托加工单位向境内企业购买料、件（除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原材料外）进行加工装配，成品全部交还外商出口；允许以国内购料方式委托我方加工装配的外商，根据需要委托加工单位向市经济发展局提交国内购料申请表，申请国内购料。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其它地区尚无类似规定。我们认为，此类鼓励政策，与相应的产业指导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我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成长，促进加工贸易波及效应的发挥，最终将优化我国的工业结构，提高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有学者认为，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不必要采取给国产料件足额退税的手段，而可以通过对进口料件征以相当于国产料件的税赋来实现。这种论点无异于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使之与一般贸易处于同等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加工贸易的衰退，从而影响我国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目标的实现。由于对加工贸易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因而我国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必将使大量加工贸易转移到与我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地位和对外开放形象，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中间投入品国产化的鼓励不足；加工贸易虽然规模上不断扩大，但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这种状况，不利于实现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因而，要予以适当的调整。
3.现行加工贸易的监管政策。我国现行加工贸易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采取了不合国情的开放式监管模式造成严重的走私。这已被证明是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中的一个失误。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分布区域广，涉及行业面宽的格局，此时再试图将其纳入封闭式监管模式由于成本太高而根本不现实。
尽管如此，我国的加工贸易监管部门还是试图在增量部分作出补救。2000年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设立出口加工区试点）的复函》批准在大连、天津、北京、烟台、深圳、广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同年5月24日，海关总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暂行办法》作为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法律依据。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实际上对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引入了封闭式的监管模式。《复函》中指出：“要按照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针，先把新增加的加工贸易企业引入出口加工区，逐步实现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集中规范管理。”以我国现有加工贸易的庞大规模，不可能一夜之间都由开放式监管转变为封闭式监管，因此，在建立出口加工区容纳新增加工贸易企业和一部分具备条件的现有加工贸易企业的同时，也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格审批手续，坚决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犯罪活动。在这方面，我国海关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89年《海关总署关于对来料加工进口料件收取保证金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对少数资信不好，管理混乱，或有走私违法前科的企业所经营的来料加工进口的料件，已批准的拆解旧汽车和废旧家用电器来料加工合同进口的料件，以及需加强管理的特定的进口料件，先收取相当于进口税款的保证金，加工成品出口经海关核销后，退还保证金。”
我们相信，通过对存量加强监管力度和将增量纳入封闭式监管的方法，将会较好地解决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严重的问题，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健康发展。
四、对现行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政策的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加工环节的主要问题是增值率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二：加工技术水平较低；加工链条短。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较低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加工环节只能进行那些简单加工装配操作；只有在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后，才有可能延长加工链条，获得较高的附加价值。但是从政策角度来考虑，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
1.技术水平问题。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技术水平低，极少采用先进技术的状况，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加工贸易本身的特点是符合的。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有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一点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中需要大量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我国来，进行加工贸易。可见，加工贸易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在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约束，被局限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加工装配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利用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占据了生产的研发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
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利用加工贸易来使我国生产技术得到实质性的进步，而是利用外国资本，增加就业，以及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取得外汇收入等。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期望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就可解决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问题，结果必然会让我们大失所望。但这是否意味着加工贸易的加工技术水平就不需要提高，或者发展中国家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就无能为力了呢？都不是。技术进步固然不是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但它是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现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这种局面对于提升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无疑是不利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仅可以保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生产技术水平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还未在其他生产环节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则该国的加工贸易将会成为无根工业而萎缩。同时，国际竞争力出口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加工贸易解决就业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外资大量流向加工贸易对于技术水平的提高的不利影响必须予以重视。
很明显，政策应在引导外资流向上有所作为，而且也能够有所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对于流入的国外资本投入进行政策引导。如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实行的引资政策，重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体现于《外汇及外资法》和《外资法》的规定及其运用中。凡根据1950年日本政府的《外资法》规定所鉴定的外资项目，其外国技术的输入，合同期限超过1年以上，费用以外汇支付的叫做甲种技术输入，这种输入方式需要经过外资审议会、大藏省等部门批准；另一种叫做乙种技术输入，即根据《外汇及外资法》鉴定的合同，期限在1年以下，费用以外汇支付，如果期限超过1年，费用以日元支付而无权兑换外汇，这种输入方式只需经过日本银行的批准。
我国也规定了引导外资流向的政策，如1985年6月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整体规定》，将“高新技术、先进技术、能够改进产品性能、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或者生产适应市场需求而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新设备、新材料”的项目列入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而将“属于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等。应该说，现有利用投资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利用外资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这是正确的。问题是，在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吸引下，大部分外商投资投向没什么技术可言的低级加工工业中去，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扩大我国出口创汇，但超出一定限度就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成为一种不良倾向。我国现行加工贸易政策，并未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进行甄别，因而即使是对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无益的简单加工，也能获得给予加工贸易企业的一切优惠。这种政策可能扩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但对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而言，则是需要改进的。
2.“转厂”问题。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对“转厂”施加了种种限制，这对于延长加工贸易品在我国的增值链，提高增值率是不利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国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海关对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采用计划审批制度，转出企业在申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后，即可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向海关申报结转计划。经转入地海关同意后，可分批办理结转送货手续。”对于按转关运输办理货物结转的情况，转出和转入企业必须向所属海关提出申请。企业在办理结转时常常受到限制，且所需时间长，有时难以如期结转。转出、转入地海关对商品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存有异议时，手续更难以办理。转关查询实需耗时1至2个星期，严重影响了周转速度和贸易效率。一些外资企业对转关产品不得不采取先出口香港特别行政区复进口的做法，徒增经营成本。因此，我国在制订有关加工贸易结转深加工的政策时，尚须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精简手续，促进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的延长，以提高增值率。
五、加工贸易出口环节的政策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出口贫困化增长及由于原产地规则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出口环节是加工贸易最后一个环节，直接决定着加工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能否实现以及效益的好坏。因此，认真对待出口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存在着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可能，但是，这种贫困化增长并不一定发生。如果能够不断改善其出口商品结构，逐渐由初级制成品向含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结构转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噩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这样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地改变着。虽然在出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中，我国并未掌握核心技术，所进行的也只是简单加工，但是从贸易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是可喜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并未如普雷维什等发展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趋于恶化，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然而，要积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外汇，我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必须依赖传统初级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品的出口。有时，这与我们努力改善贸易条件的目标是有矛盾的，但是若我们能够及时地利用积累的外汇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则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外贸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至于加工贸易出口的环节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原产地规则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原产地规则方面所存在弊端并不是仅凭我国之力就可以得到克服，而是有赖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进行多边磋商，最终达成合理公正的原产地认定协议。
六、关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笔者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建议。
1.应继续奉行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的政策。加工贸易对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经历重要的转型阶段，此时，保持出口快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是顺利实现转型的必要条件。通过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将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这有利于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且，加工贸易本身，也为中国产品打入外国市场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更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培训我国的非熟练劳动力为熟悉现代工业生产的熟练劳动力。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融入国际分工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本国经济的有效途径。加工贸易正是生产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并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入世”以后，我国将更加开放，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政策与我国“入世”后的外资政策调整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更无必要加以否定。当然，对加工贸易进行鼓励并不是说任其自由发展，不加限制。由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原因，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中尚存在诸多问题，需加以解决。
2.增强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若要使加工贸易在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有所贡献，就必须增强其产业关联效应，即波及效应。
目前，这种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既有非政策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而后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着重考虑的。如何引导加工贸易向着更深层次，与国内产业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的方向发展，的确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意义的课题。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大致地将这种引导分成两个方面。第一，如何使加工贸易的本地化率得到逐步提高，以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联锁效应；第二，如何延长加工贸易在东道国的加工链条，以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并且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相关深加工环节的联锁效应。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建议如下：(1)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这应该是一条解决发展中国家中间投入品产业薄弱的根本途径。具体的措施则可以采取引进技术改造现有生产方式；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工人；对国产料件企业以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对于投资中间品生产且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方给以政策优惠等等。(2)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被鼓励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即使是国内已具备生产能力的中间投入品往往也由国际市场进口，有时甚至是我国出口的产品经海外市场后再复进口。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的料件生产企业由于国家税收政策不当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待进口料件的“超国民待遇”状况不加以改变，将会继续对我国加工贸易生产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发生不利影响。政府需在加强国内原材料生产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之间的沟通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比如建立加工贸易需求料件信息库，给予本国料件生产企业以信贷支持，为本国料件生产企业在海外设立宣传展览等。
至于加强延长加工贸易的加工链，以提高增值率，增强其波及效应则主要体现于转关深加工政策之中。现有的加工贸易转关深加工办法执行过程中存在手续繁冗，耗时较多的弊病，令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对“转厂”望而却步。鉴此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3.以积极的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升级。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加工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转向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二是使加工贸易加工环节采用生产技术逐步升级，惟如此才能不断提升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增加收入，并促进我国整体工业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目前，我国给予低层次加工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及采用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加工贸易几乎是同等的政策，这导致了外资大部分投向简单加工贸易，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因此我们建议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从事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上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这也许会引发人们对加工贸易能否继续如从前那样快速增长的担心。确实，实行上述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外资因无力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而退出我国，甚至会因此导致加工贸易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减弱。但也必须看到，就业和优化产业结构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在两者的取舍上，并不能厚此而薄彼。关键是政策上要把握适当的“度”，即使牺牲一部分加工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若能换来我国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也是值得的。相反，若一味强调就业目标而忽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这样的加工贸易势必会失去后劲，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能长期保持。
4.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我国目前对加工贸易的开放式监管模式不利于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监督，加工贸易企业法律意识淡漠，因而现实中出现走私严重、管理成本高昂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海关的重视。措施之一就是在大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对区内企业实施封闭式的监管。
对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将改革加工贸易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具体做法有：(1)海关对加工区采取全封闭、卡口式24小时监管制度。卡口分别设立货物和人员进出通道。(2)海关对加工区企业采用计算机管理模式。海关与区内企业实行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的传输和办理通关手续；加工区海关与口岸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3)对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取消《登记手册》，海关改用电子帐簿管理，实行半年一次的总量扣减核销制度。(4)对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实行“备案制”管理，货物进（出）口时，由企业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出口）货物报关单》作货物进（出）口申报。(5)加工区与口岸、加工区与加工区之间进（出）口的货物、物品，采取直通式或转关运输的监管模式，一律在加工区主管海关报关并在卡口查验放行。可以预料，随着出口加工区模式的实行，加工贸易企业的管理将逐步规范化，从企业角度来说，减少了手续、提高了效率。从海关方面来说，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实施有效监督，减少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作为。这种方式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实施这些新措施时，必须注意出口加工区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出口加工区难以容纳。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对外开放模式，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和总体规模远高于一般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点多而广，只靠面积、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区是难以负载的。第二，集中封闭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贸易走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应该看到，走私的根源是过高的关税壁垒和众多的验关壁垒造成的进口商品国内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这种价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来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贸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种适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这管道，还会有新的管道出来，所以解决走私从根本上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减少验关壁垒。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开放和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国内外价格渐趋一致，才能够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七、基本结论
1.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应是：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现有生产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给予投资中间品生产的外资企业以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并且，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3.政府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4.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5.对加工贸易实行出口加工区管理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不可能对现有的所有加工贸易企业都实行这种监管，只能将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移至设定的加工出口区内进行封闭式监管。对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改革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N].人民日报，2001-03-18.
[2]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1.
[3]戚自科.论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倾向[J].现代财经，1999.
论文关键词：旅游权利残疾人旅游弱势群体旅游社会公平
一、引言
“不论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多么现实、重要，都不会、也不可能是各国做出鼓励发展旅游业之决策的唯一标准。”——《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
二、旅游是人的基本权利
1旅游权利的原始定性
从人类旅游现象的发展历程来看，旅游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少数人自发出游、群体性自发出游、社会有组织(管理)出游3个阶段。而在前两个阶段，旅游的社会性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真正对旅游的性质及社会影响、社会地位进行定性的是1980年9月27至10月10日在马尼拉召开的世界旅游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旅游领域的纲领性文件——《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该文件强调了旅游的社会作用：“在旅游实践中，精神因素比技术和物质因素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精神因素主要为以下几点：
——彻底实现人的自身价值；
——不断地推动教育的发展；——各国命运的平等；
——本着尊重他人人格和尊严的精神解放人；——承认文化属性并尊重各国人民的精神遗产。
在此基础上，《马尼拉宣言》原始性地对“旅游权利”进行了定性，强调“旅游应是人人享有的权利”。
众所周知，自19世纪中叶现代旅游产生开始，旅游就不再是“很私人”的活动，它已经由“有限富人的活动”转化为一种“广泛与社会、经济生活相联系”的社会现象，在实现人的权利、提高人类素质、发展地方经济、增进文化交流、促进国际交往与世界和平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而对于人类个体而言，旅游成为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重要的途径。正因为如此，作为世界旅游领域的纲领性文件，《马尼拉宣言》进一步发扬了《世界人权宣言》中“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的理念，更加明确地强调：“旅游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之一”，“旅游应是人人享有的权利”，“旅游是人们的一种积极休息，能够强烈而深刻地表达人的本性。”
作为现代社会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旅游应为全社会成员所共享，国家、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机构应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从人文精神出发，为人们实现旅游的权利创造条件和便利，这是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的责任和义务。
2旅游权利的实现与旅游发展的功利化
毋庸置疑，旅游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既包括国家、地方的经济基础，也包括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基础。二是要有政策、制度的保障。旅游既是一种个体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规模化、社会化发展需要政策、制度的保障和支持，甚至需要政府的导向和引领，包括休假制度、旅游产品开发与供给制度、旅游产业政策与旅游法规等。
由此，有两个相关问题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一是如何处理好“权利意识”与“功利化”的关系。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人的基本权利，不是政府赐予的福利，这是各级政府必须确立的基本理念。虽然发展旅游能够获得经济收益，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也应该通过发展旅游来增加收入、发展经济，但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不能功利化地把发展经济作为促进旅游的唯一目的。对于中国来说，旅游业的发展经历了30年的经济导向发展阶段，积累了管理经验和产业基础，具备了规模。而在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今天，旅游业也应该走向本质的回归——由单纯的产业导向走向社会导向，即更加注重旅游对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人类综合素质、实现人类个体自我养成上来，这也是我们今天制定《国民休闲计划》的根本目的。正像《马尼拉宣言》所强调的那样，通过发展旅游来获得经济收益、发展区域经济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和目的，相反，实现人类的旅游权利，才更应该是各级政府和社会机构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休闲计划》无论是哪个部门主持拟定，无论在哪一级政府层面上出台，都不能把它作为政府的福利性“恩赐”，更不能把它作为经济低迷时期的行业救市计划。
二是低收入群体和特殊弱势群体的旅游权利如何实现。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既然旅游是人的基本权利，就应该人人共享，包括低收入群体和其他的弱势群体，这部分人旅游权利的实现考验着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
三、低收入群体旅游权利的实现途径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财富都不会是平均分配的，必然会有部分低收入群体存在。这些低收入者，一般包括因身体的缺陷无法就业者、智障者、青少年无收入者及其他因各种原因生活在低保水平的社会群体，而在一些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即使是就业的“工薪阶层”也可能无法获得较高的收入，没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供旅游消费支出。正因为如此，《马尼拉宣言》也特别强调，要建立“社会化”的旅游机制，为那些低收入者实现旅游的梦想——“社会化旅游是每个社会为那些最没有机会行使其休息权利的公民所设立的目标”；而且还特别指出，“由于青年比其他旅行者或度假者收入少，所以青年旅游应得到最积极的关注。一种积极的政策应给青年提供极大的鼓励和设施，同样也应对老年人及残疾人旅游予以重视。”
而在现实社会中，国家和地方政府、社会机构等通过怎样的政策与措施来保障低收入阶层实现旅游权利，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马尼拉宣言》中所倡导的“社会化”旅游机制，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实现人类普遍的旅游权利呢?
1带薪假期——制度保障
带薪假期，是国家或地方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确定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法》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框架下规定了就业人员享受休假的权利。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视劳动者休假权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章“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中除规定用人单位在法定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节日期间要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外，第四十五条还专门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有资料显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了带薪假期制度，如法国、西班牙每年30天，比利时24天，英国20～27天，德国、意大利5～6周，韩国20天，泰国10—20天，澳大利亚30天以上；日本出勤率在80％以上或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者每年可享受10天的带薪休假，6年工龄以上者每年可以有20天的带薪假期，日本公务员带薪休假时间一般在30天以内。美国企业一般规定，职工上岗半年后获得5个工作日(节假日不算)的带薪休假，满一年带薪休假增加为10个工作日，5年后为15个工作日，10年后为20个工作日；一些大公司为奖励老员工，会在此基础上继续予以增加。带薪休假可以在年内1次用完；也可以分成多次使用，1次用半天或几天，有些公司还准许职工按小时使用。瑞典提倡在职人员自愿脱离工作岗位休假，2002年开始试行自愿休长假制度，自愿脱离工作岗位休假12个月的员工可以在休假期间领取85％的失业保险金。
带薪休假制度，是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劳动者休假权的法律认定，同时也是对业主的强制性约束，这一制度保障了公民实现旅游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是闲暇时间，二是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而这种假期里的“带薪”又往往被看作是劳动者的“旅游专项资金”。
2“免费日”和“免费”——人类资源人类共享
自然和文化遗产区、博物馆、艺术馆、旅游景区等场所定期实行免费开放日，是实现人类资源人类共享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将每周的某一特定时间确定为免费日，如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每周三博物馆免费，梵蒂冈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免费开放，瑞士洛桑博物馆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日内瓦大多数博物馆常规展览常年免费，英国伦敦大多数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都是免费参观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开始由定期设立免费日过渡到完全免费。中国在2008年由几个相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
由博物馆、艺术馆的免费日，开始逐步向公益性旅游景区延伸。如杭州市政府投资几十亿元开发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确定每周一“向所有的地球人免费开放”。许多城市的一些兼具休闲游憩功能的城市公园、园林等也逐步走向免费开放。
公共资源、公益性旅游景区由收费到设立免费日、到完全免费，不仅仅代表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公平思想得以认同和实现的象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人类的自然遗产和文化财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旅游中受益。
3“旅游券”——政府、企业对责任与义务的暂时兑现
政府和旅游企业发放旅游免费券和旅游折扣券，是承担责任、义务的政府和企业对公民旅游权利的一种暂时性的兑现。
2009年1月杭州市政府出台政策，宣布自2009年2月到4月启动“杭州人游杭州”优惠季活动，使用杭州市民卡到杭州所属旅游景点旅游可以享受五折优惠。3月开始，当地旅游部门通过广场促销和邮政直邮投递，向上海、江苏等地市民发放总金额4000万元的杭州旅游券，游客可以持券在指定的旅游景区、游船公司、餐馆、茶楼、足浴和旅游演艺场所抵价使用。
政府在费用上的资助、发放免费旅游券，企业的价格折扣等，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种对责任和义务的担当，而不能异化为某一个特定时段的促销或救市计划。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中，有时会被一些不良企业所利用；一些地方政府也推波助澜，仅仅把这些行为作为营销的手段，而忽视了担当的社会责任。这是应该引起社会、特别是政府关注和重视的。
4社会化机制——政府、企业应承担的义务
要想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使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能够享有旅游的权利，需要建立一种社会化机制，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所有人都能够实现参与旅游。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受经济衰退的影响，2009年夏天毕业的近30万英国大学生中，预计8万人既无法就业也无法继续深造。英国政府计划拨款资助这些“失业”毕业生参加由英国“罗利国际”青年组织发起的海外(旅行目的地包括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印度、加纳和斐济等)旅行活动。在为期数月的旅行中，参与者除观光外，还充当志愿者，帮助当地民众建造学校和卫生设施等。“罗利国际”旅行项目人均花费3000英镑(约合5007美元)。政府首批计划赞助500名毕业生，赞助总金额50万英镑(约合83.45万美元)。
英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仍属于暂时性的；社会化的旅游机制，应是建立在国家法律法规基础上的一种长效机制，涵盖多个层面、多种模式、多种途径的旅游促进体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领域：
——贯穿于全部教育过程的修学或游学旅游制度；
——政府、社区福利制度下的旅游资助机制；
——企业的奖励旅游、福利旅游、成长(培训)旅游制度；
——残疾人福利机构、慈善机构的制度化资助机制；——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的低息或免息旅游借贷，等等。
四、现代社会要更加关注残疾人群体的旅游权利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根据联合国文件的定义，残疾人是指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残疾人权利公约》，联合国大会2006年12月13日通过)。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6.5亿残疾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0％。据我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中国有各类残疾人8千多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34％。
1残疾人的旅游权利和旅游愿望
旅游对残疾人而言是一个“奢侈的梦”。在残疾人群体里，有90％的人渴望旅游，却只有不到10％的人有能力出游。由于身体方面的缺陷，残疾人出行有很多困难，而在旅游消费中他们又属于低消费的目标市场，致使残疾人旅游市场的规模一直发展不起来。对于旅行社等企业来说，经营残疾人旅游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所以许多旅游企业都不愿意开发和经营残疾人旅游产品；即使是政府部门，也往往忽视了残疾人的旅游需求和愿望，到目前为止，国内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旅游部门专门研究过残疾人旅游产品的开发问题——人们过于功利化地为发展经济而发展旅游，却普遍忽视了残疾人旅游的权利。成都一位多次组织残疾人出游的盲人唐柯曾说过一句令人深思的话：“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东西，但我们可以用心灵去感受世界。”
2残疾人旅游的专门性设施和服务被普遍忽视
正因为残疾人的旅游权利被忽视，所以导致了为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服务的专门性旅游设施和服务的严重缺失。
在旅游景区中，专门针对残疾人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往往成为“盲点”：虽然有无障碍通道但常被占用，没有专为残疾人使用的卫生间，没有为残疾人准备基本的助行器具——轮椅、拐杖等，没有通往景区的无障碍客车等，一些宾馆内缺乏残疾人专用的双门电梯，剧院、博物馆等没有残疾人使用的洗手间、停车场及视听设备等。
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特别是对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服务功能，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实力、文明程度和人文意识。一项关于城市道路和交通的调查表明：对残疾人来说上公交车困难的占70％，公交车的多阶踏步对下肢残疾人是最大的障碍，车内缺乏为残疾人预留的专用座位，缺乏为视力残疾人提供语音报站服务和为听力残疾人提供电子视频报站服务；城市道路上的导盲带经常被车辆、摊位等占用；交通路口没有设置交通音响信号、防滑路面和栏杆等；医院、银行、邮局等场所没有专供轮椅者使用的低位服务台；宾馆内没有设置便于残疾人出入的专用电梯、个性化房间、卫浴设施和就餐的低位餐台；旅游景区内没有残疾人专用的坡道、客车和厕所等等；剧院、博物馆或景区内都没有配备针对聋哑人的手语翻译服务，也没有针对视力残疾人的专门服务。
而从市场供给上看，旅游市场上针对残疾人提供专门服务项目很少，主要表现在：(1)经营残疾人旅游的旅行社企业少，由于残疾人较高的出行成本和不稳定的市场，旅行社一般不把残疾人旅游作为经营的内容；(2)缺乏针对残疾人群体进行个性化服务的专业人员，如朗读员、手语译员等；(3)缺乏针对残疾人服务的信息手段，如旅游区基本没有盲文解说系统(包括标记语言、字幕、触觉交流、大字本、无障碍多媒体以及书面语言、辅助或替代流方式等)；(4)缺乏相应的旅行保障机制，保险公司不负担残疾人的意外险，残疾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旅行社承担的潜在风险级别相应提高，从而抑制了残疾人旅游市场的开发。
3发展残疾人旅游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志
中图分类号TP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3-0146-02
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信息资源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战略资源受到了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促进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制定，信息资源在整个社会资源结构中的比重的攀升，使之成为许多国家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和提升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我国目前关于研究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论文也与日俱增，对信息政策与法规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数据统计和内容分析，有利于研究者们了解信息政策与法规的研究现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1 文献计量分析
笔者以“信息政策”、 “情报政策”、“信息法规”、 “信息立法”、“信息法学”为主题词或关键词，从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特色期刊”和“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4个数据库进行了精确检索，将其搜索结果合并，并去除重复结果，得到2003-2012年间发表的与含有这些关键词的相关论文共576篇，其中65篇为毕业论文。
1.1 论文时间分布
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成长过程与其研究文献的数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研究相关文献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水平、发展速度和研究规模等。
2003年是我国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一个高峰，之后逐年减缓，2007年达到谷值，然后迅速回升，2009年的发文数量几乎和2003年持平，后又有所减少。十年间的年均发文量是57.6篇，2003-2007这五年的年均发文量是56.4篇，2008-2012的年均发文量是58.8篇。总体来说，虽然我国的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有一定的起伏，但都在合理范围之内，且年均发文量都在40篇以上，说明我国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正处在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有众多的学者为此付出了关注和研究。
1.2 论文期刊分布
排在前10位的期刊载文量都在10篇以上（含10篇），它们的载文量占总载文量的28.47%，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图书馆学研究》、《图书情报工作》、《情报资料工作》、《现代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探索》、 《情报杂志》、《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处于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布拉德福核心区，是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重要情报源。
1.3 论文作者分布
通过对几位核心作者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马海群教授研究范围广泛，从信息政策的体系建构、方案优选到信息政策的运行机制和评价过程，都有专门的研究。马海群教授和周丽霞共同研究了信息法学学科体系、学科价值及学科归属问题、研究模式及其研究方法等。肖希明教授和张新鹤博士侧重于信息资源建设政策的研究。马费成教授对中、美及欧盟信息政策法规建设进行了比较研究，详细介绍了日本国家信息战略的发展经验，并在信息政策与法规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了深入探讨。李东业主要做比较研究，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信息政策进行对比。汪传雷主要研究科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法规政策和企业信息政策模型。
1.4 论文作者合著率分析
1982年美国学者提出了分析合著率方法，他认为：一个学科的合著率可以用公式：C=Nm/（Nm+Ns）表示，其中C为合著率，即一个学科的合作程度，Nm为一个学科在1年内发表的多著者论文书，Ns为一个学科在1年内发表的单著者论文书。
从整体上来说，2003-2012我国信息政策和法规论文著者合著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合著率达到一个高峰，2012年为48.08%，为十年间的最高值。这说明了，我国信息政策的相关研究越来越深入，与其他领域的沟通和交流也在逐渐加强，这符合信息政策与法规这一研究课题的交叉性、多学科性，以便于取各学科、各领域专家的特长，能够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地分析信息政策与法律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复杂问题。
2 十年来我国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信息政策与法规的基础理论研究
信息政策与法规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包括信息政策与法规的目标、内容、体系结构、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评估和反馈、与现实的协调性、国际兼容性等方面。马海群等人在信息政策与法规的理论研究上取得的成就较为突出，在信息政策的方案优选上，他提出基于加权灰靶决策理论，依据靶心距离对多个方案进行排序，根据这些理论依据从而做出最优选择；在信息政策的综合评价上，他提出了信息政策方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评价模型，并通过模拟实验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
2.2 国外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
国外关于信息政策与法规的研究比国内更早，尤其是发达国家起步早，成就突出。因此，在2003-2012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多数都是介绍、评价欧美日俄等国家的信息政策与法规的。根据其内容与范围，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1）对国外信息政策与法规研究的总体介绍，主要介绍其发展道路、研究特点以及对我国的研究启示，还出现了综述类的研究。
2）对具体国家信息政策与法规的介绍，也出现了一些综述类研究，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国家信息政策综述》，《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政策综述》等。
2.3 信息政策与法规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信息政策内容比较、信息政策环境比较研究、信息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比较、信息政策目标比较研究、以及政府在信息政策上参与程度比较研究。主要是美、日、俄、英等国与我国的比较，如《中美信息政策模式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也有一些文章对国外两国或者多国之间的信息政策与法规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的理论和实践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李东业等人的《美日信息政策比较及其启示》。
2.4 信息保护政策与法规
由于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传输、使用等带来了一系列安全与保密上的问题，同时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信息存储方式和获取手段，使得具有产权性质的创造性智力成果可以被轻而易举的复制和扩散，再加上信息社会信息自由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原则被滥用，知识产权与信息产权被侵犯的现象屡屡发生，所以信息保护政策与法规的研究倍受学者们的关注。
2.5 信息资源建设政策
信息资源建设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和社会为实现信息资源建设目标而制定的方针、原则、策略、措施、对策等。论文内容分析的结果显示，2003-2012年十年间我国关于信息资源建设的政策大多偏重于有关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相关政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政策以及信息技术与标准化政策的研究。
2.6 网络信息政策
网络信息政策是针对互联网的特殊性而制定的有关规范、管理和发展网络信息活动的行为准则和指南。网络信息政策的研究热点大多集中在电子商务政策、电子政府政策等方面。内容涉及网络信息安全、网络信息服务、网络信息的调控、网络信息隐私权以及计算机犯
罪等。
第二条国土资源部起草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开展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协调，制定、修改和废止部门规章的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国土资源部立法工作应当坚持改革创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结合，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与开门立法，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第四条政策法规司负责组织、协调国土资源部立法工作。
第二章规划和计划
第五条政策法规司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工作要求，结合国土资源管理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组织拟订国土资源部立法规划草案，报部务会议审定。
拟订立法规划草案时，应当听取部有关司（局、厅）的意见。
第六条政策法规司根据国土资源部立法规划，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的安排，结合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实际，在每年年底前组织拟订下一年度立法计划草案，报部长办公会议审定。
拟订立法计划草案时，应当听取部有关司（局、厅）的意见。部有关司（局、厅）应当提供拟列入立法计划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拟设立的重要制度、争议的焦点等相关材料。
第七条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分为出台类、论证类和研究类。
出台类项目是指经过研究论证，立法条件成熟，各方意见协调一致，在本年度已完成起草工作并能够在当年提请部务会议审议的立法项目。
论证类项目是指立法条件比较成熟，各方意见基本一致，但尚需进一步协调、论证，正在进行起草工作的立法项目。
研究类项目是指立法条件尚未成熟，基本制度尚需深入研究，需要进行储备的立法项目。
第八条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由政策法规司根据部机关各司（局、厅）的职能分工，确定起草负责单位；立法项目内容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司（局、厅）的，由政策法规司确定一个司（局、厅）作为起草牵头单位，其他相关司（局、厅）参加。
第九条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按照出台类、论证类和研究类的顺序实行滚动管理。
没有形成条文的项目，原则上不列入出台类；已列入立法计划，但连续两年未启动起草工作的立法项目，原则上不再列入下一年度立法计划。
第十条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由政策法规司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政策法规司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出调整规划和计划的建议，报部长办公会议审定。
没有列入年度立法计划，但实践中又迫切需要出台的立法项目，由有关司（局、厅）向政策法规司提出调整计划的建议，政策法规司组织论证，报部长办公会议审定后，开展相关的立法工作。
第三章起草和审查
第十一条立法项目的起草司（局、厅）应当按照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要求制定起草工作方案，确定专人或者成立工作小组从事起草工作，并及时向政策法规司通报起草中的有关情况。
第十二条起草司（局、厅）应当按照年度立法计划的要求如期完成起草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的起草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单位参加，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单位起草。
第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的内容应当包括制定的依据和宗旨、适用范围、调整对象、主要制度、法律责任、施行日期等。送审稿的每条内容均应有说明本条内容的提示语。
部门规章的名称为“规定”或者“办法”。对某一方面的行政管理关系作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定，称“规定”；对某一项行政管理关系作比较具体的规定，称“办法”。
第十四条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应当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概念明确、文字简练、规范。
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应当分条文书写，冠以“第×条”字样，并可分为款、项。款不冠数字，空两字书写，项冠以（一）、（二）、（三）等数字。
草案内容繁杂或者条文较多的，可以分章、分节。必要时，可以有目录、注释、附录、索引等附加部分。
第十五条起草司（局、厅）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应当征求地方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部有关司（局、厅）的意见，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职责的，还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司（局、厅）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听取意见。
采取听证会形式听取意见的，依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的程序进行。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会纪要。
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报送政策法规司审查时，应当附具听证会纪要或者论证会的相关材料。
第十七条起草司（局、厅）根据征求意见和专家论证、听证会等情况，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当在送审稿报送政策法规司时，将不同意见一并提出并说明情况和理由。
报送的材料应当包括送审稿、起草说明、汇总的主要意见及采纳情况。起草说明应当包括立法目的和依据、起草过程、需要说明的问题。
送审稿报送政策法规司前，起草司（局、厅）应当报经主管部领导同意。
第十八条政策法规司对符合本规定要求的送审稿，应当及时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起草司（局、厅）修改：
（一）不符合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程序要求的；
（二）意见分歧大，主要制度需要作较大调整的；
（三）内容违反上位法的；
（四）条文内容不明确，适用性、可操作性差的。
起草司（局、厅）修改后再送政策法规司。
第十九条政策法规司应当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送审稿进行修改。对属于有重大分歧、影响较大、专业性强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政策法规司可以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充分论证。
第二十条除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不宜公开的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应当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和中国国土资源法律网上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政策法规司应当在研究采纳各方面提出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对送审稿进行修改，形成报部务会议审议的草案，提请部务会议审议。
在送审稿审查阶段，有关司（局、厅）对草案的内容不能协调一致的，由政策法规司报部领导裁定。
第二十二条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和部门规章草案应当经过部务会议审议。
部务会议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和部门规章草案时，由政策法规司负责人作起草说明。
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经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由政策法规司按照部务会议的决定进行修改，形成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草案，报部长签发后提请国务院审议。
第四章、修改和编纂
第二十三条部门规章草案经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由政策法规司起草国土资源部令，报部长签署，颁布部门规章。
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颁布的部门规章，由各部门联合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部门规章应当在国土资源报、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和中国国土资源法律网予以公布。
部门规章的标准文本由政策法规司统一印制。
第二十四条政策法规司应当按照《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将部门规章报国务院备案。
第二十五条部门规章的修改，包括修订和修正。
对部门规章进行全面的修改，应当采取修订的形式。
部门规章因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修改的，应当采取修正的形式：
（一）基于政策或者事实的需要，有必要增减内容的；
（二）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正或者废止而应当做相应修正的；
（三）规定的主管机关或者执行机关发生变更的；
（四）同一事项在两个以上部门规章中规定且不相一致的；
（五）其他需要修改的情形。
部门规章修改的程序，参照本规定第三章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部门规章的编纂、汇编工作和国土资源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汇编工作，由政策法规司负责。
第二十七条政策法规司负责部门规章实施的后评估工作，定期对部门规章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第二十八条部门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废止：
（一）规定的事项已经执行完毕，或者因情势变更，不必继续施行的；
（二）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废止或者修正，没有立法依据的；
（三）同一事项已由新的部门规章规定并施行的。
第二十九条修改或者废止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通过，由部长签署国土资源部令予以公布。但因第二十八条第（三）项原因废止的除外。
第五章解释和翻译
第三十条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关于部门规章具体应用的请示，由政策法规司负责组织解释草案的起草工作，报部领导审定。
拟订解释草案时应当听取有关司（局、厅）的意见。
凡部门规章已经明确的内容，不予解释。
第三十一条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英文译本由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牵头组织翻译，在行政法规后20日内，部门规章后30日内，将英文译本送审稿送政策法规司。
行政法规英文译本送审稿由政策法规司负责审查，经部长审定后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部门规章英文译本送审稿由政策法规司负责审查，经部长审定后正式对外。
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可以委托专业翻译机构承担英文译本的翻译工作。
部门规章以中文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六章立法协调
第三十二条政策法规司、部有关司（局、厅）应当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做好国土资源部上报的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的审查工作。
在法律、行政法规送审稿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审查期间，政策法规司应当会同有关司（局、厅）认真准备关于送审稿的相关背景材料，包括国家相关规定、与相关法律的关系、征求意见协调情况、国外的相关立法情况等。
第三十三条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就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征求国土资源部意见的，由政策法规司会同有关司（局、厅）开展协调工作。
立法协调意见由政策法规司汇总后报部领导审定。
第三十四条部领导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的，政策法规司应当会同有关司（局、厅）收集以下材料，并及时送办公厅：
（一）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批示；
而笔者认为，当前实践对行政法尤其是行政程序法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预期，就是要求充分开展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研究。这不但有利于构建完善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规体系，亦有助于在根本上促成我国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实现。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减少决策随意性、降低政府和行政首长的决策压力、避免决策风险和对社会的不良影响等多方面因素考量，逐步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通过立法予以规范。这不但是地方政府规范行政权行使的重要形式，而且其制度建设的完善与否体现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圆明园铺设防渗膜、厦门PX项目、北京地铁票价调整、广州外地车辆限行措施等重大行政决策中，政府部门在行政决策时，或主动或被动，普遍采用了听证会形式来确保决策的可接受性。行政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有效性，是否能够使相关决策更为透明、公开和更具普遍接受性，成为当前推动政府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律体系的根本动因。
当前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现状与内容
（一）当前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现状
目前湖南省、青海省、江西省、天津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重庆市、广州市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立法法》第73条授权均已制订政府行政规章以专门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湖南省、山东省出台行政程序规章，规范包括重大行政决策在内的行政行为；北京市、浙江省等正在进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政府规章的起草；重庆市、贵阳市、汕头市、大连市等制订了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及合法性审查的专门规章。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来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相关制度，如《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实施办法（试行）》、《苏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试行办法》等等。在法律位阶上多表现为行政规章和政府规范性文件，而尚未上升为权力机关意志。
（二）当前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特点与内容
根据行政程序法的*涵，当前各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体现出如下行政程序法特点：第一，系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和规范，故与规范立法机关立法权行使及司法机关司法权行使的程序法规不同；第二，系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必须遵循的规范；第三，系外部行政程序的事前规范；第四，系进行重大行政决策必须遵守的基本通则⑤。根据上述特点，各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在内容上主要包含如下五个方面：（1）以立法明确程序控权原则。英国的著名法谚“程序先于权利”，虽抽象但却形象地表明程序合法合理的重要性。我国行政立法行为的合法化要件可以概括为职权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重大而明显的行政行为违法包括行为主体资格违法、权限违法、内容违法、程序形式违法。而行政决策违法则主要是程序与形式方面的违法。如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设定中，明确增加专家评审和论证制度，意在以此形式控制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权，在涉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影响重大或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重大决策事项领域，必须以专家评审和论证结论作为行政决策依据。（2）规范了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通过立法在决策程序中明确公众对行政决策权的监督和控制。如广州市在全国率先出台《重大民生决策公众征询工作规定》，专门规范决策征询意见程序，以确保在行政决策中确保能充分听取群众意见。（3）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等行为期限。以往百姓谈到行政机关决策，通常感受就是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不高、不透明、没有参与感。对此，为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率，有的地方政府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中，对于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决策表决等事项，建立了限时办结、否则构成程序违法的程序原则。（4）引入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完善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但是当前国务院尚未制订正式的风险评估规范。但《意见》出台之后，各地方政府闻风而动，而且愈是基层则动作愈快，而其中又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最先出现。风险评估包括：第一，由行政决策起草机构进行；第二，风险评估的对象，是决策征求意见稿之前的决策草稿；第三，风险评估或者由起草部门直接作出，或者由起草部门委托专门研究机构进行。不设立专门评估机构；第四，决策风险评估程序不涉及专家咨询、听取政府机构内部意见的程序；第五，决策风险评估不涉及公众参与程序。（5）规范决策后评估和行政监督。在相关制度建设上，规定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定期评估制度，如果出现导致决策目标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的情形，决策执行主办部门应当提出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修改决策内容的建议，经政府批准后实施。行政决策的后评估制度地建立，有利于纠正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也有利于政策或者情势变化后调整行政决策内容，对行政决策目标的实现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同时，在地方立法中，通过强化监督行政决策行为力度，加强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综上可知，在当前各地重大行政决策的立法实践中，按照《意见》所要求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必经程序，一般将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规范为如下六个环节：界定范围（即界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决定起草（即决策建议、制定决策起草机构、起草决策草稿、对草稿的风险决策评估、专家咨询论证等）、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审议决定以及事后评估。
当前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纳入专家咨询、可行性论证、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等特殊制度，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保证决策理性化。而从对我国现行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全面梳理中，我们发现，当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出台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尚存在如下疏漏：
（一）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界定及法律性质模糊
长期以来，我国对决策是否“重大”的界定仅有定性分析，没有定量指标，重大与否完全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在具体操作中，多有因模糊性界定而规避了公示、听证或专家咨询论证等程序的情形发生。因而“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制度欲完全落到实处，首先要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明确界定。由谁对是否属于“重大”进行判断，是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基于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的模糊性，从现实考量，对于行政决策的重要性的评估，由于其与行政经验密不可分，故无法以“一般人的理性”来考量，因而难以接受中立的第三方审查。同时，如果行政决策的重大与否必须依凭法院等司法审判人员的意志，那么行政活动的专业性和必要性就无从体现。再者，对是否属于“重大”的判断不直接涉及相关人法律权利，因而在程序上更接近于行政机关内部组织措施。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判断是否属于“重大”的权责主体，宜明确规定为行政机关；至于何谓“重大”的判断行为，则宜定性为内部行政行为。这意味着关于何谓“重大”的标准，只是行政机关内部掌握的规范，因而在行政程序上成为“既不受司法审查，法院也不予受理”⑥的环节。将何谓“重大”的决定制度规范作为内部规范来对待的另一原因，在于行政决策本身可能就是内部行政行为（如内部人事安排）或者事实行为（如行政指导），这种行政决策本身就可能不可诉，因而也不存在法律上（司法上）的无效问题。毫无疑问，相当多的行政决策属于外部行政行为、包括外部具体的行政法律行为，这些行为当然可诉，但由于行政决策立法针对的是普泛性的、含义模糊的行政活动，对于“重大”这一带有明显行政机关权力自我约束考量而产生的特殊情形，属于行政主体在内部组织管理过程中所做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⑦因此，今后应当明确将何谓“重大”的判断归入内部行政行为、相关法规亦应当归入内部行政规范———通过内部行政程序进行约束的立法思路。
（二）专家论证与公众与参与程序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
（1）专家的专门性与独立性。专家论证属于行政咨询程序，其功能是为行政决策准备条件。将专家论证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独立程序，必须有专门的、书面的专家论证报告。这个报告可以通过专门的行政咨询方式获得，也可以通过决策机构专门的考量途径获得。与此同时，专家论证应以专家的独立性为前提，但现阶段实践中由于重大决策专家均由决策机构聘请或选择，故在可能的利益关联假设下，专家论证独立性原则必然受到限制。如何保证专家论证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是现实操作的难点。（2）公众参与和专家咨询论证结果的影响力不足，民主程序被虚化。这涉及到决策权行使和决策责任的承担，以及如何保证专家咨询论证和公众参与的结果有较强影响力，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设的重点环节。民主决策是重大行政决策的要求之一，但参与民主的方式和程序不够明确，民主参与的形式和效力不够清晰，导致民主程序的硬约束力不强。对于经过公众参与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者说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或者其他方式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社会公众反对较大，但如果不进行决策，行政不作为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风险的事项，应该及时决策。如2012年的中石化宁波PX项目，对于如此明显对环境影响较大的项目，相关部门居然迟迟不表态，以至于延误时机并险些演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教训惨痛。
（三）对重大行政决策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不足
对于重大行政决策来说，最大的风险是法律风险，也就是决策是否具有合法性。法律风险的一个特点是程序性与结果性风险并存。行政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财经风险和环境风险，都是决策的结果风险，但法律风险既是结果风险也是程序风险：不但违背法律程序的行政决策，可能最后被宣告无效，或者引起法律纠纷，而且在最终的行政决策中的任何阶段性决定都可能引发法律风险。法律风险评估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任何对于环境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和经济风险决策，可能无论采取何种防范措施，都不能完全消灭最后的损失之可能性，而且决策者可以通过决策冒险———前提是承认环境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可能性———来获得利益，但决策者决不能冒着违法风险来从事行政活动。一般来说，决策者必须在主观层面上达成对于决策合法性的确信，而不能通过试验性决策获得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当前的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立法并未有明确提及法律风险。《意见》规定行政决策风险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评估”，但在这句话之前的表述是：“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这其中的合法性评估，被广泛认为就是法律风险评估。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作为独立于风险评估之外的行政程序，主要集中于行政决策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可能出现的法律争议和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不合法的行政决策肯定伴随法律风险，极可能引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其他一系列法律纠纷。因此，对行政决策的法律风险评估环节，不能对决策的合法性问题置之不理，而是必须审查决策在合法性上的疑碍。这意味着法律风险评估必须审查行政决策的合法性。但如何审查，审查的主体、范围和规范在立法中仍亟需明确。
今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科学立法应予注意的重点
笔者认为，完善立法和各项行政制度的目标不在于追求法律文本的完美，而是要使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能在现实操作中更规范、更具体、更详细，执行性更强。因此立法中不仅要有正确的法律理念指导，还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对错综复杂的各类问题加以分析，抽丝剥茧，将其类型化，才能使立法更有针对性，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实现科学立法。
（一）编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年度目录，明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
重大行政决策的标准是什么，这是确定重大行政决策范围的关键。在公正、民主、科学、效率、规范、制约等原则下，对于“重大”的界定标准要进行综合考量。目前，各地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定中，均仅在定性上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进行描述，对于具体项目的定量界定，在全国均无规定。考虑到行政决策的事项和范围繁杂庞大，且具体的数量标准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事项上表现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定性的基础上，宜将其作为内部行政行为，由政府决定具体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在现实操作中较为可行。政府应按照一定审查程序，确定具体事项，实施目录管理制度，编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年度目录，并向社会公布，严格执行。明确规定凡属于目录范围内的事项，都应按法定程序进行决策，未履行法定程序则不得提交政府常务会讨论或部门集体讨论决策，从议题管理把好决策审查关。
（二）完善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确保决策程序民主化
在我国，强调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原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很多在西方国家由民意机构（议会）决定的事项，在我国现阶段却必须由行政机关决定。这就加大了行政决策吸纳民意的必要性。公众参与本身就是防范行政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办法。有效的公众参与不但能够使行政决策广纳公众意见，减少行政决策与民意的距离以避免误解；还能够让公众有受尊重的感觉，这会大大降低利益受损群体因此产生的不平衡感。所以，我国的行政决策程序必须比西方国家更为强调公众参与原则。有鉴于此，我国当前重大行政决策实践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应注意加强两方面制度建设：一是继续完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程序；二是完善包含决策意图、政策目标等内容的公众信息制度：（1）制定强制听证目录，实行强制听证。各级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在本部门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基础上，制定强制听证目录，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一并公布。列入听证目录的决策事项，必须组织听证，未按规定听证的，不得进入决策审议程序。（2）建立决策公众咨询委员会。香港特区建立多种类型有广泛代表性的咨询委员会，各委员会职能是就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向政府提供意见。笔者建议今后应当参考香港的做法，考虑在民生关系密切且群众间分歧较大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领域，推行由实施决策的行政部门牵头组建决策事项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制度。委员会成员涵盖行政部门、热心群众、专家、人大政协等各界，职能是参与决策动议、决策论证和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征询民意，确保决策集中民智、符合民意。（3）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信息统一公布和管理制度。通过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平台，一方面对决策具体事项进行跟踪管理和统筹推进，推动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落实，另一方面，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满足公众对政务信息公开和参政议政的需求。
（三）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审查制度，防止决策风险
关键词：税收优惠；软法；硬法；协同共治
中图分类号：
DF432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2.07
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在中国由来已久，中国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规范税收减免活动，实质上亦属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它回应了我国税收优惠乱象横生的时况。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曾通过颁发一系列文件多次提出规范减免税和税收优惠
文件主要是《关于严肃税收法纪加强税收工作的决定（国发[1987]29号）》《关于整顿税收秩序加强税收管理的决定（国发[1988]85号）》
《增值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国发[1998]4号）》《国务院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2号）》《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等。，也正因为如此，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从未淡出法学界和财税学界的视野。不过，以往的清理规范更多侧重行政管理，现有的研究成果也主要偏向政策效应分析[1]，而当下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对税收优惠进行法治化规范，实现从“政策之治”向“法律之治”的转型
参见：熊伟.法治视野下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研究[J].中国法学，2014（6）：154-168；叶金育.税收优惠统一立法的证成与展开――以税收优惠生成模式为分析起点[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2）：114-128.。从具体的法律形式来讲，法治化的税收优惠是采取硬法之治或是软法之治还是二者的共治，似乎并未有所述及。总体而言，以软法与硬法关系的角度审视税收优惠政策的文献极其罕见，从此角度切入的研究文献亦寥寥无几。
硬法与软法作为公域之治中的一组对极概念，在“国家―控制法”范式下，硬法一直是人类研究的主流，“法即硬法”的理念深入人心。与之相比，软法的研究稍显稚嫩。软法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国际法研究领域，后来发展到国内法研究领域[2]，自2005年罗豪才教授倡导开展软法研究以来，我国公法学界率先开展了关于软法的研究活动，随后扩展到法理学研究领域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领域[3]。一、税收优惠硬法规制的理论与实践偏差
税收优惠的硬法规制模式，简而言之，主张应当将税收优惠的规制任务交给硬法，至少要让硬法在税收优惠规制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规范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推进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依靠硬法来实现。尽管其在促进税收优惠政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随着语境及国情的变迁，这一经典法治建构模式是否仍然对我国当今社会具有绝对的诠释力，便成为我们不得不重点思考的命题[4]，尤其是如今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单一的“硬法之治”更有可能隐藏着“失范”
所谓“失范”，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后来被默顿借指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不平衡性。将“失范”理论套用于法学领域，其所指的是规范与治理之间的非对称性，即固有的规范形式无法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参见：朱力.失范的三维分析模型[J].江苏社会科学，2006（4）：118-123.）的风险，其表现如下：
其一，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失范。一方面，授权立法现象普遍且不规范，空白授权、越权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现象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中央层面的制定主体泛化和地方层面的制定主体混乱导致制定主体多元化；同时，纵向和横向主体的差异化要求导致税收优惠内容的无序性。
其二，税收优惠施混乱。享受税收优惠主体的不确定性、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具有一定的隐蔽化倾向以及其不稳定性会增加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难度；税收优惠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复杂性远甚于其本身，税务行政机关过大的执行裁量权会增加执行的复杂程度，优惠政策享有者名义简化实则更加烦琐的纳税申报制度会增加纳税人成本，使其难以享受政策利好，从而进一步加剧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难度。在实践中基于被变更、被废止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产生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往往会加剧税收行政赔偿的现实可行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难以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有效保障。
其三，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就内部监督而言，税务部门非实时性监控以及单纯的事前监督凸显税务机关自身监控规范性的不足，政府部门身兼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评估者难以保障评估的公正性，参差不齐的评估主体与评估标准进一步印证了评估的非科学性。就外部监督而言，司法审查囿于现有法律规定，范围仍未突破形式方面的合法性，专业技能丰富的实务法官短缺仍是司法监督的一大短板。井喷式的网络发展激发了微信、微博、政府邮箱和网站等新兴的网络监督方式，极大地拓宽了税收优惠政策监督的路径和选择的同时，基于作为新兴事物的网络自身的虚拟性、技术性、无界性，网络监督亦稍显不足。
应当说，税收优惠的硬法规制模式在规制税收优惠乱象时，立基于“法即硬法”这一法律理念，强调硬法是税收优惠的唯一依据，突出国家强制力的功能。但遗憾的是，以上税收优惠失范的实践显示，硬法事实上很难独立实现税收优惠授权与控权的平衡，在硬法规制模式中存在着太多的规制盲区和死角。国家历次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活动，不断寻求新的方式，试图通过改善硬法之治的模式，逐渐将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颁布的“通知”“决定”等政策性文件纳入税收优惠的规范化和法治化范围。但总体来讲，仍未脱离硬法之治的窠臼。
二、税收优惠软法规制的不足
税收优惠的软法规制模式，是指主张软法应当在税收优惠规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将税收优惠规制的任务交给软法来实现。但由于起步不久的中国软法理论研究尚显稚嫩
国内软法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是行政法领域、国际法领域，其中，行政法领域以罗豪才、姜明安、宋功德、翟小波等学者为代表，致力于软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着力于运用已有的成果研究现实中的软法现象，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在国际法领域的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解读国际软法的属性与法律意义，其中欧盟和卫生、环保等领域的软法现象吸引了相对较多的理论关注。（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49-367.）经济领域的软法研究正在兴起。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程信和与黄茂钦，前者从软法、硬法、经济法及其研究范式革命的角度进行研究，后者从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视角研究经济领域的软法治道。（参见：程信和.硬法、软法与经济法[J].甘肃社会科学，2007（4）：219-226；程信和.硬法、软法的整合与经济法范式的革命[J].政法学刊，2016（3）：5-13；黄茂钦.经济领域的软法治道――基于实证与规范的辨析[J].经济法论坛，2011（下）：1-31；黄茂钦.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软法之治――以包容性发展为视角[J].法律科学，2014（4）：59-68；黄茂钦.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软法之治――以“治理”维度为研究视角[J].现代法学，2015（6）：75-85；黄茂钦.论产业发展的软法之治[J].法商研究，2016（5）：75-84.），因此我们尚未发现软法规制税收优惠的完整模式。不过，在那些以税收优惠为直接裁量依据的税法领域，特别是那些对软法规制寄予厚望的裁量理论中，软法规制模式初露端倪。
社会的变迁促使中国迈入转轨新时期，财税法治逐渐融入新因素，软法在财税领域开始显现。税收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公共政策，从法学的维度看，除了明定于现有5部法律和15部行政法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行政法规包括一个条例和14个暂行条例：《进出口关税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房产税暂行条例》《契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条例》《船舶吨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烟叶税暂行条例》。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大部分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通知”“办法”“公告”“规定”“批复”等形式存在，共计2000余个软法规范
此处仅统计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法规库检索系统能检索到的税收优惠规范性文件，未纳入该检索系统的地方性税收优惠文件以及一些变相的优惠文件均不在此范围，特此说明。。实践中税收优惠领域的软法规范困境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其一，税收优惠软法之治法律地位的非明晰性。虽然国内学者越来越关注经济领域的软法现象[5]，但是就我国的法治现状而言，如何界定税收优惠领域软法的法律地位问题，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事实上，国外以加拿大最高法院考查软法的法律地位为标志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一直就没有停止过[6]，国内的相关探讨也伴随着软法现象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但唯有“将原先被边缘化的非国家法规范拉到视野的中心”[7]，才能顺应公共治理时代的要求[8]。面对税收优惠领域数量庞大的软法规范，若不能将其纳入法治体系，必将无益于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有害于法治建设，有损于法治体系的完善。
其二，税收优惠软法之治的泛化。“软法的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极为广泛和复杂，究竟划出一个什么标准来衡量某种规范是否属于软法，目前仍然模糊。”[9]“软法虽处国家法之外，但作为一类行为规则，与国家法相似，显现出规范性、公共性、权力（权利）性和约束力”，“软法规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上四个特征要素，方为合乎规范”[10]。起源于社会共同体的需要和信任的软法不能泛化，税收优惠政策中的“红头文件”、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擅自越权制定的税收减免政策、“先征后返”的政策以及地方政府间基于非正当税收竞争需要而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均不能称之为软法，但这确实是许多税收实务部门税收优惠征管中奉为圭臬的准则。
其三，税收优惠软法之治的效力弱化。软法的效力由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
内部效力是指对共同体内部及其成员的约束力，其来自法律的依据或肯定、成员的认同和自觉，以及发生时行政监管、司法审理和媒体舆论等社会力量的介入；外部效力是指软法在普遍适用中对社会的影
响及制约。（参见：程信和.硬法、软法的整合与经济法范式的革命[J].政法学刊，2016（3）：10.）构成，从制定的角度观察税收优惠政策，其可被视为行政机关的一种自由裁量权，兼具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于一体。税收优惠政策中税收征管的随意性现状呼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由裁量权，以维护软法的正当性。“法的权威，终究要通过实施方能体现”，“总体上看，以自律为基础，以他律为后盾”[10]10。然而软法制定主体与制定权限的非明确性、制定过程的民主与透明度不高、制定内容的正当性有限、救济途径与制裁手段的程序性不足、实施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均有不成熟与待完善之处，这也正是完善税收优惠软法之治的方向。
税收优惠软法规制模式立基于“软法亦法”的法律理念之上，这是一个非常朴素但易起争议的判断，它隐含着软法研究者对法治的深切渴望，打破“法治―硬法”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让软法为法治化做贡献[11]。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12]。可见，现有有限的法治化水平离实现软法之治还有较远距离。
三、税收优惠单一规制模式缺陷的缘由
前已述及，单纯依靠硬法或者软法实现税收优惠的规范化、法治化，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这就不得不结合税收优惠的失范原因进而溯及单一规制模式缺陷的源头，以探寻税收优惠硬法规制与软法规制存在偏差的根本。结合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不规范现状，可以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分析其失范原因：
其一，形式层面，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法律化。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的立法层次低且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已颁布的诸多区域性、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散见于各种税收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和税收文件中，其中，占绝对数量优势且为具体实施操作标准的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以“条例”“通知”“公告”“批复”“管理办法”等形式大量存在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以“打补丁”的模式存在，呈现出不可持续性，使得众多的条例和细则基于基础性行政法规的规定而派生，这显然不利于保持和稳定税法的权威性和持续性，容易
加重因税收立法和执法成本增加而形成的额外负担[13]。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难以形成系统化。历数我国既有的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活动，可以发现，法律既有明文规定，国务院仍反复强调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税收优惠政策不规范问题突出，更有每次的清理活动并不彻底的因素。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规范活动仅是简单的技术层面的清理，只是停留在对其不规范现象特别是地方税收优惠政策乱象的清理，并未对已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系统化的规范。以最近的清理活动为例，《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以下简称“62号文”）的要求
“通过专项清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一律停止执行，并文件予以废止；没有法律法规障碍，确需保留的优惠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报财政部审核汇总后专题请示国务院。”再结合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说明：此次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属于法律系统化的初级形态――法律清理，并未升级至法律编纂这一高级形态，更未形成法的系统化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以来，我国依法治国、依法治税的税收法治理念为实现税收优惠政策系统化提供了适宜的法治土壤，构建了实现其系统化的契机。
其二，实质层面，税收优惠政策倾斜性导致利益失衡。税收优惠政策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使其具有不同的倾斜性，其中以区域性倾斜、产业性倾斜性以及保障性和经济调控性的倾斜导向最为明显。正是基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倾斜性导向，难以在其中实现真正的利益平衡，这同时也是其不规范的根源所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国家与纳税人间的利益失衡。在税收优惠制度的多维关系中，最为核心的一组关系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14]。从税式支出的角度观察税收优惠，表征的是国家与纳税人利益的博弈，关键是如何在国家税收收益与纳税人利益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62文”缓慢施行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号，以下简称“25号文”），以“新旧划断”的方式
《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规定的专项清理工作，待今后另行部署后再进行。给予一定的过渡期和缓冲期，正是国家与纳税人利益博弈的表征。第二，纳税人间的利益失衡。从纳税人的角度考量，税收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在纳税人间进行的权利倾斜配置，其涉及优惠享受者和非优惠享受者两方主体，相比之下，非优惠享受方的运营成本更高，税收负担更重。从更深层次的因素考量，已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容易形成政策依赖，而不能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寻求创新突破。第三，政府间的利益失衡。政府间的利益失衡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失衡。作为诱发税收优惠政策失范的深层次因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失衡影响甚大。从纵向看，以税权为基础的财权的初始资源配置并不公平，从而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利益不协调。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象愈演愈烈，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制造税收“洼地”以达到变相减免税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契机向中央“要政策”的现象。从横向看，地方政府习惯性以税收优惠作为吸引税源的手段，而不同地区为争夺税源展开税收竞争极易导致恶性竞争，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利益的失衡，也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乱象的根源所在。
无论是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法律化的形式诱因还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倾斜性导致利益失衡的实质原因，想实现税收优惠从“政策之治”向“法律之治”的转换，其中的“法”无疑是关键。到底是传统的“硬法之治”，还是新兴的“软法之治”？究其根本，在于硬法规制模式难以逃脱其固有的窠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硬法作为一种传统的治理工具，已凸显其弱点，即其固有的滞后性会导致其无法在第一时间覆盖众多新出现的社会关系”[4]83。同时，软法规制模式又有固有的弊端，如软法的非强制性等。
四、硬法与软法的协同治理：税收优惠规制的新模式
（一）模式选择：硬法与软法协同治理的证成
如前所述，实现税收优惠的规范化与法治化不能依靠单一的法律规制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兼具硬法规制模式与软法规制模式的混合法规制模式，注重硬法与软法的协同治理。目前关于软法与硬法的关系除明确反对该二分法的学者外，在论及二者的关系时一个形象的比喻为二者的关系正如电脑的硬件与软件[15]。主流的观点认为软法与硬法是相互补充与相互协调的，二者各有分工，在硬法效用空间无法达到的领域，软法是一个必要的选择：软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硬法调整法律关系的不足[16]，软法的灵活性为硬法的解释增加了必要的资料[17]。代表性的理论有以下几种：软硬并举的混合法规制理论[18]、硬法软法整合理论[19]、软法与硬法融合共生理论[20]、硬法与软法的“中心―”构造理论[21]。然而，“在一定条件下，软法与硬法亦表现为相互冲突和相互对抗”[22]。
通过单一法律规制模式来规制税收优惠政策已导致非规范性的困境，表明需要打破固有的规制方式，寻求硬法与软法对税收优惠的协同共治，否则将难以回应税收优惠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基于硬法与软法在税收优惠政策规制方面的互补性，二者间呈现一种取长补短、各展所长和各得其所的分工合作关系。众所周知，普遍适用、富有权威性、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是硬法的最大优势，与之相比，灵活、实用是软法的最大优势，以软法的灵活补硬法之固化，以硬法之强制性补软法之约束力不足，方能实现二者的有机整合、协同创新，从而回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新状况，提高针对性与效率。在具体的税收优惠规制过程中，软法与硬法的协同治理表现如下：硬法实行外在规制，旨在禁止税收优惠逾界，是一种初次规制；软法实行内在规制，旨在影响具体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是一种二次规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收优惠规制中，软法与硬法并非没有明确的界限、截然分立，软法可以为硬法提供正当性支持，而硬法可以为软法设定制度框架，二者还可以共享基本的法律价值与原则，如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等。
（二）制度优化：构建“软硬兼济”的税收优惠法治体系
为化解税收优惠单一法律规制模式的困境，需要对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制度进行优化，最终构建软硬兼济的税收优惠法治体系。“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为完善税收优惠领域硬法规范和软法规范提供了契机，详言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加强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再次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而国务院、财政部的一系列关于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公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明确和细化，为税收优惠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使之成为增强中国法治的社会活力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制度支撑。具体而言，构建软硬兼济的税收优惠法治体系需要以下几个制度支撑：
其一，推进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统一性。作为财税领域典型的宏观调控手段，税收优惠政策的创制始终备受关注甚至质疑，是故，税收优惠政策应该坚持科学性和统一性。其中，科学性原则强调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应该符合公共行政的的规律，能够促进公共行政的运行，以突破税收优惠领域一大批不符合行政实践的“滞后性”“脱节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制约。同时，在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中，上下位阶与同位阶的法规范相冲突的情况比比皆是，“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撤销意见行政法规”[23]，法律的统一性有待加强。
其二，构建税收优惠政策程序保障机制。约束和制止立法自由裁量权的最优策略便是坚持公开原则，将立法权曝晒于阳光之下，接受光明的洗礼。完善税收优惠听证制度和构建税收优惠清单制度，是实现税收优惠政策公开化的重要保障。在税收优惠政策听证的过程中，除了注重新兴的网络议政方式外，传统的参与方式仍要继续发挥作用：丰富民众参与途径，充分调动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构建横跨实体与虚拟两种领域的税收优惠听证制度。同时，建立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及变更清单，构建税收优惠政策执法权力清单，不包括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的事项，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有效信息应当在其生成后形成目录清单，通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门户网站的专门版块，定期、及时、完整地向社会公开。
其三，确立税收优惠的法治评估机制。我国纳税评估制度始于20世纪末期，历经商贸企业增值税纳税评估――适用于所有纳税人的所有税种的制度办法――将纳税评估作为税源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于税源专业化管理中实施[24]。我国纳税评估制度在税收优惠领域应坚持的总体思路是：建立和健全纳税评估法律制度，各方参与主体均按照法律制度的要求实施评估，保障其程序正当性，以实现其法治化。这就需要精简机构，革新税务系统，大力推进纳税评估的智能化。
其四，构建税收优惠政策监督机制。任何形式的监督都应该是涵盖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同步并举的监督模式，针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内强外弱”的非正常化非均衡化的监督现状，积极寻求二者间的平衡已然成为其突破点。具体的要求是：第一，建立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司法审查监督制度；第二，注重纳税人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监督；第三，正确引导税收优惠政策的网络监督。
其五，强化责任追究机制。法律责任作为法律范畴体系的最后一环，其完善和创新是实现法律功能、体现法律价值的必由之路。缺乏责任追究机制是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乱象难以根治的重要影响因素，按照现有的规定，我国实行多部门同时监督的模式，力求最大限度地查处并纠正各类不规范现象。但是我国并未真正建立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主体的责任机制，缺乏相应的追责程序和制度。因此，应该针对擅自制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和部门，依据不同的情节及后果实行“双罚制”。
其六，形成软法之治与硬法之治协同规制的税收优惠领域法治体系。相较于消费领域、金融领域等法治水平较高的制度领域，税收优惠领域更加凸显出软法之治的广阔疆域。面对建立法治体系的时代要求，税收优惠领域亟待从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失灵的基础上廓清软法与硬法协同共治的基本类型与运行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在法治的框架下真正实现税收优惠的法治化。
结语
我们关于税收优惠规制的知识和思维，形成于“法即硬法”的传统观念，质言之，硬法规制模式的兴盛是人们沿袭传统税收优惠规制只能依靠硬法的思维定式的结果，新兴的“软法亦法”理念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硬法失灵的困境，但也有其自身的弊端。正是失灵的硬法规制模式与软法规制模式孕育了有可能取而代之的硬法与软法的协同规制模式，税收优惠理论研究与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已然发生变化，我们正在悄然告别单一的硬法规制思维与软法规制模式，软硬兼济的协同规制模式正在兴起。
参考文献：
[1]熊伟.法治视野下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研究[J].中国法学，2014（6）：154.
[2]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456.
[3]梁剑兵，张新华.软法的一般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2.
[4]廉睿，高鹏怀.整合与共治：软法与硬法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互动模式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6（6）：81.
[5]吕中国，强昌文.经济领域的软法研究述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28-136.
[6]洛恩・索辛，查尔斯・W・史密斯.艰难的选择与软法：伦理守则、政策指南和法院在规制政府中的作用[G]//罗豪才，毕洪海.软法的挑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07.
[7] 沈岿.“软法”概念正当性之新辩――以法律沟通论为视角[J].法商研究，2014（1）：20.
[8]黄茂钦.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软法之治――以“治理”维度为研究视角[J].现代法学，2015（6）：81.
[9]程信和.硬法、软法与经济法[J].甘肃社会科学，2007（4）：225.
[10]程信和.硬法、软法的整合与经济法范式的革命[J].政法学刊，2016（3）：9.
[11]宋功德.行政裁量法律规制的模式转换――从单一的硬法或软法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模式[J].法学论坛，2009（5）：33.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17.
[13]尹守香.我国税收立法权配置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53.
[14]王霞.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研究――以法律的规范性及正当性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16.
[15] Lorne Sossin， Charles W. Smith. Hard Choices and Soft Law： Ethical Codes， Policy Guidelines and the Role of the Courts in Regulating Government[J].Alberta Law Review，2003，40（4）：867.
[16]C.M.Chinkin.The Challenge of Soft Law：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Law[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89，38（4）：850-866.
[17]Salem H. Nasser. Sources and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A Study on Soft Law[M]. Galda & Wilch Verlag， 2008： 171-181.
[18]_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04-453.
[19]程信和.软法真谛论纲[G]∥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01.
[20]陈光.论社区治理中软法与硬法的关系及衔接[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4）：31.
[21]徐崇利.全球治理与跨国法律体系：硬法与软法的“中心―”之构造[J].国外理论动态，2013（8）：19-28.
[22]余锋.软法与硬法的冲突和对抗：重塑国际贸易体制的新路径选择[J].当代亚太，2011（4）：35.
[23]王学辉，王留一.论中国行政法治建设过渡期[J].理论与改革，2016（6）：131.
[24]钱俊文，韦国庆.纳税评估的法律地位――兼议《税收征管法》与《纳税评估管理办法》的修订[J].税务研究，2013（1）：71-72.
理论联系实际是原则，也是方法。然而，邓小平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只是一个原则，原则的运用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对此学者们都有过研究、讨论和体会，有人从哲学角度研究命题的内涵、真谛；有人从思维科学角度探究命题的思维机制；有人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命题的基本要求；有人从操作层面上讨论命题的途径和方法；有人从实际工作角度谈论对命题的经验和体会等等。但是这些研究仍未能说明理论与实际实现有机联系的内在机理。基于此，本文从政策制定的视角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在机理进行探讨，以期对此研究有所拓展。
政策是把理论引向实际的操作者
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从实际开始。能不能从理论开始呢？不能。因为理论作为系统的理性认识，是对某一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概括，它对主体开展科学的实践具有指导的功能，但这种指导是方向性的而不具有直接性。如果可以从理论开始，就意味着让理论去直接规范主体的实践行为，这样很容易使主体陷入理论“教条”。因此，在如何学习和对待理论的问题上才特别强调主体要着眼于理论的运用，要把思维指向实际。那么，怎样使主体避免陷入理论“教条”，把理论引向实际呢？从政策科学看，理论必须通过具有“法则性”特征的政策作为中介，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功能。政策既是理论的具体化、规范化和实践化，又是实践经验的原则化。政策的实践性、可操作性、问题指向性决定了政策是把理论引向实际的操作者。
（一）政策的实践性
政策的实践性，表现在政策的制定源自实践的诉求，政策的效果要靠实践检测。一般来讲，政策研制的初衷就是要付诸实施的，其研制的全过程都是在设计如何付诸实施，怎样实施更好。政策的这一实践性特点使得研制政策的主体在认识上不可能困顿于既有的理论框架之中，必然要把思维指向实践，把理论的主张、观点放在政策研制中加以辨析、论证试验和转化。政策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其目标和功能。政策实践是政策的执行和实施，其重要性要比政策制定更为重要，它决定了政策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和范围，也是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途径。
（二）政策的可操作性
“政策的可操作性，是指政策所确立的活动目标和所有行为方式、步骤均可以直接用于实践操作，并能借助于一定技术手段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加以验证。”理论的内容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它是超越具体对象的科学抽象，反映着事物或现象之间本质、必然和普遍的联系，无法直接用于具体的实践操作。可操作性是政策与理论的实质区别，只有通过政策等中介手段才能将理论与实际有机链接起来。政策是根据具体的实际将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理性认识，政策所规定的行为应是可执行的行为。因此，不能将政策局限于纯理论，呈现不可操作性状况，要实现政策的目的，需从逻辑严密的角度出发，提供一套能够实现其特定目的的框架思路、步骤、方法、原则等具体的操作性内容。可见，政策的可操作性如何，决定着理论能否在特定问题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实际地广泛接受和运用。因此，理论只有转化为可供操作的政策，才能有效地用于指导实践。
（三）政策的问题指向性
政策的问题指向性，即政策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问题是政策产生的根源，政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其政策方案来说，政策是将一般理论指向实际的问题；就政策本身来说，政策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文本，而是一个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调整、政策终结等一系列环节构成的动态过程。每项政策的产生都要以解决的问题为前提，都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理论的抽象性使得它不能直接作用于实际，需要转换为有实际问题指向的政策才能发挥作用。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在联系实际过程中特别强化实际问题意识。政策因问题而存在、发展、运动。这就使得政策主体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时，思维不会停留在理论的框架中，而始终指向问题，即实际。因此，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是政策制定的目标，是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由此而言，政策是将理论引向实际的操作者。
政策是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维的研究者
政策的制定始终是面对实际问题的，政策中的实际问题不是描述性的陈述，而是对实际问题的理性认识。所以，在如何对待实际问题上才特别强调主体要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制定政策必须分析实际，分析实际必须运用理论的思维方法。政策的理论性、价值取向性、行为准则性决定了政策是对实际进行理论思维的研究者。
（一）政策的理论性
政策的理论性首先指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主体受制于其所具有的理论背景或理论图示；其次是指政策主体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来制定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政策主体对实际问题的理论分析；再次是指政策文本中所蕴含的或者展现着某一理论的思维理念。政策活动从一开始规划设计时就存在着政策制定者的理性思考，政策理性认识活动贯穿于政策活动全过程，政策制定者运用自己的理论能够预见政策活动的进程和结果。政策制定是政策制定者对实际问题进行理性思维的结果，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政策执行是对实际问题进行的理论思维过程和成果的正确与否的检验，是对原政策进行再认识、再思维的过程。政策制定者把一定理论看作达到政策目的的有效手段。此外，政策文本本身包含政策制定者运用的某些理论价值观念，它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的理论依据。正如美国经济政策学家丹尼尔•w•布罗姆利所言：“在政策科学领域中的经济学家首先必须探寻（或决定）那些受政策影响的人的目标——这是需要最大程度客观的活动——然后客观地利用理论来指出哪种方式能使完成这些目标的可能性变得最大” 。
（二）政策的价值取向性
“政策的价值取向性是指政策与价值观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政策必然涉及预期的目标是什么、鼓励采取什么行动去实现目标、惩罚哪些危及实现目标的行动等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都受价值观的指导。”价值取向不同，政策目标制定和政策执行方向便不同。政策制定者的偏好、个人愿望和目标，政策过程中的公正、公平和合理的价值要求及政策决策过程中涉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都会影响政策的制定。在一定意义上讲，政策本质上是关于社会价值的一种权威性的分配，具体则表现为制定者选择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从政策过程来看，价值观的影响渗透到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之中。政策价值取向性在政策过程中对目标的确立、方案的选择、价值的判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政策制定的目的在于及时和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能否将实际问题建构为政策问题，关键在于此实际问题是否与政策制定者所认定的价值标准相契合。政策主体以一定的价值观或价值尺度去考量某一实际问题，认清要解决实际问题所涉及的各种利害关系，进而形成解决问题的政策目标和方案。
（三）政策的行为准则性
政策的行为准则性，指“政策是政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规定的行为准则和行动指南”。政策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活动准则，如果说理论的本质是描述对象“是什么”，那么政策的本质则说明“如何做”。 政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政策是为了解决实际中各种利益冲突，平衡各利益团体之间利益而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它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对个体的行为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的规则。政策属于活动规则的范畴，它一方面具有规则的指令性特点，强制人们贯彻执行，起着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另一方面，政策的内容必须是可执行的行为，也就是可以直接用来指导人的实践操作。政策作为一种活动规则，是针对多数人和普遍性问题制定的，是要求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它在调控整体社会实践过程中必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策是理论与实际实现有机联系的成果呈现方式
相对于理论而言，政策是实际，是理论思维化了的实际。相对于实际而言，政策是理论，是可直接进入实践领域的理论，针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它比理论更接近于实践，与实践衔接得更紧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直接。政策的中介性使得政策成为理论与实际联结的成果呈现方式。
政策的中介性指政策具有把理论与实际联结起来的中介特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政策的本质被界定为理论联系实践的中间环节，因而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二重特征。”“理论指导实践要以政策为中介，这是由理论和政策各自的特点决定的。”理论作为理性认识，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实践不具有直接的操作性。理论必须通过具有实际特征的政策作为中介，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功能。政策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政策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它舍弃了抽象的理论思维过程，舍弃了许多逻辑的演绎、归纳、推理和论证，直接告诉人们行动的原则、方法和途径。政策既是实践经验的原则化，也是基本理论的具体化。理论作为理性认识，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主体实践行为只具有方向性而不具有直接调控性。政策作为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虽然属于意识范畴，但它根源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政策作为理论指导和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载体，应该是理论指导和客观实际的统一。
政策是理论与实际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和中介。政策作为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介，则既要符合理论的普遍性要求，又要符合实际的特殊性要求。政策的中介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具有理论性，而且越是高等级的政策就越是接近理论。虽然政策不具备抽象推理的理论形态，但它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实践经验的原则化和理论的具体化、操作化；二是政策具有实践性，而且越是低等级的政策越是接近于实践。政策的实施则完全属于一种实践活动，是理性的实践或实践的理性化。在理论通过政策作用于实践的同时，意味着实践亦在通过政策作用于理论。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通过政策中介这个支点，把实现理论和形成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杨晓伟.论政策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晋阳学刊，1999（5）
2.丹尼尔•w•布罗姆利，陈郁等译.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张尚仁.论政策的特性与本质.云南社会科学，2003（6）
(一)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每一种被推崇的裁量都有危险的事实相随，[2]政府如何实施行政管理、如何依法决策直接决定着政府工作的成败。健全完善依法行政决策机制，可以预防、减少和避免行政决策的失误，提高基层政府行政决策的质量，是推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迫切需求，是完善城市治理体系、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是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实现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必须建立健全依法决策的相关保障机制。行政决策既是每一个行政行为的开始，也是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准则。建设法治政府，要求行政决策的公共性、透明性、民主性和正当性必须不断提升。建设法治政府，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是重点，而依法决策是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重点。只有完善依法决策机制，才能提高行政决策质量，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三)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是妥善解决民众诉求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由于社会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如何做好宏观调控，依法行政特别是依法决策，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国刚从全能政府走出来，如何建立一个知民情、解民忧、得民心的有限政府，对权力的决策者和行使者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建立健全高效的依法决策机制，是充分反映群众利益诉求，提升公众对行政决策信任程度的必然要求。
二、建立健全重大事项依法决策的规章制度
不论是司法上创设的还是法律上规定的，行政法都包含着许多机制，用于保护被认为对有效行政非常重要的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3]建立可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重大事项依法决策制度，必须明确规定重大事项的界定范围、法律定位，规范行政决策的主体要求、决策的具体内容、方式方法、法定程序，使行政决策者和执行者有据可查、有章可循。
(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界定。行政决策因决策事项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大小、利益相关公众的广泛程度以及相关的经济、社会、法律问题的重要程度等存在差异，而有重大和一般的区分。重大事项行政决策，以其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影响，成为行政决策法治化的主要对象。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界定是行政法治化的前提。因此，建议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界定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作出的，涉及本地区行政相对人人数众多、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社会涉及面广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全局性、综合性、长期性影响并对决策有较高专业性要求的，具有一定争议性行政决策事项。
(二)重大事项依法决策的定位。重大事项依法决策是建设基层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下实行对社会公共生活治理、公共利益调整，制定、选择并决定具体行为方案。建设法治政府必然推动行政决策由依法决策走向行政决策法治化。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政府是行政管理的决策者也是执行者，其行为对公众是否自愿履行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政府行政决策全面法治化的客观需要，昭示着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从行政决策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环节，不断推进完善行政决策法治化。
(三)严格遵守行政决策的程序。四中全会要求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并对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主要内容提出了明确要求。笔者建议制定重大事项的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规范程序的重点内容和步骤，把重大事项依法决策纳入法治化轨道，五项程序的内容为：第一，公众参与。对涉及社会焦点、热点的重大事项，要及时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社会公众问卷调查、涉案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公众特别是行政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第二，专家论证。重大行政决策必须进行专家论证。要选好专家，建立各专业领域的专家人才库。
用好专家，为重大行政决策作好专业性、技术性论证。待好专家，要提供相应的礼遇及合理报酬，给予适度激励。第三，风险评估。对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行政要高度重视，关注舆情动态，第一时间把真实信息传递给民众，把握正确舆论的主动权。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科学预测，有针对性地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化解处置预案。第四，合法性审查。由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重点审查决策事项的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会议讨论。第五，集体讨论决定。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3 条规定：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重大决策事项未经集体讨论不得作出决策，行政首长及参加会议人员的意见、讨论情况和决定均应当如实记录，集体讨论决定是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必然要求。
三、切实提高领导干部对重大事项依法决策的能力
基层人民政府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第一线，是党和人民利益的承载者。基层政府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关键在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的少数群体。只有切实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和依法决策的能力，使其自觉并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才能更好地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保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
(一)建立健全重大事项依法决策的风险评估制度及应急预案。每一种被推崇的裁量都有危险的事实相随。行政决策主体对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出台之前或者实施过程中，要在安全性、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等方面进行先期预测、研判和介入。对可能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经济效益、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媒体舆情等风险，应及时进行预测、评估，并制定出相应的应急预案，预防和规避风险。(具体包括评估范围、评估风险等级、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程序、评估方法、评估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重大事项依法决策的风险评估及应急预案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6-0116-02 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支柱产业。要发展文化产业，首先就要规范文化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就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文化产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到了21世纪初，又根据WTO的相关原则对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使之更加合理完善。
为了更好地培养适合文化市场要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国内大多数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学校都开设了与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相关的课程。此类课程属于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必修课，本课程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法律意识和今后的职业规范。因此，提高本课程的教学质量对实现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笔者目前所在学院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招生近十年时间，笔者先后担任三轮《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课程教学任务，使用的规定教材为陈杰、闵锐武编著，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此外，笔者还参考了由林日葵编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与典型案例分析》，以及由赵阳、徐宝祥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这三本书构成了笔者此课程的主要内容。笔者发现这门课存在以下问题。
1.教材内容繁杂枯燥。本课程涉及出版业法律法规、演出与娱乐市场法律法规、网络文化市场法律实务、文物艺术品市场法律实务、广告法律实务等内容，在2012年修订的培养计划中又增加了民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相关法律，使得整个内容繁杂枯燥，既激不起学生的学习欲望，也很难活跃课堂气氛。另外，用于参考的案例分析书籍虽然设计了诸多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内容陈旧，解释简单，学生根本无法完全把握其中的内涵，更理解不了相关的政策法规。最终的结果就是课程结束后学生对课程几乎没什么印象，只是觉得这门课程太枯燥无聊了。
2.学时设置严重不足。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课程主要面向大二大三学生开设，共有48个学时，3学分，但除去国庆等假期时间，实际教学学时仅为40学时左右，在规定学时内根本无法完成全部教学任务。笔者每次开设此门课程最后最多只能完成三分之二的教学任务，由此可见这门课程在学时设置上的不合理。
3.实践环节形同虚设。本课程属于理论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但是要求学生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法律背景知识。可是学生的整个培养计划中几乎没有专门关于法律方面的课程，导致在笔者设计的案例分析环节根本无法理解，最后基本都变成老师自己唱独角戏。再加上学时比较紧张，很难在有限的课时内将理论基础理解透彻，使得任课老师上课也比较吃力，更加重了教学任务。
二、本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原则
要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这门课程，就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一些教改，笔者认为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
1.客观性原则。《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这门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首先要遵循客观性原则，这也是该课程教改的最基本原则。该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要尊重客观事实，遵循文化产业诸行业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正确对待目前在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诸如知识内容繁杂、学时不够等问题，结合教学事实进行理性分析，根据实际的教学条件和教学任务提出改革设想和措施。
2.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是《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课程教学改革的立足点，要求将教学模式与教学目的有机结合，使得教学方法尽量与教学内容相匹配，教学内容要与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相吻合，日常教学设计要尽可能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更符合科学性原则，也才能让这门课程真正成为实用型的科学课程。
3.协调性原则。协调性原则主要是要让影响教学质量的各要素之间彼此协调，共同改进，包括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两个层面。其中，内部协调是指对教学过程中所涉及各个具体教学要素进行协调一致的改革探索。例如，一个先进的教学理念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教学方法，那这个教学理念就是空谈；反之，如果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去讲授空洞的教学内容，这个教学方法也就变得一无是处。外部协调则是指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的教学改革大方向要与文化市场和社会发展方向、专业培养目标、专业发展方向，以及其他专业课程相互协调发展。此外，协调性原则还应该关注到教学共性与学生个性之间的关系，在保证教学共性的前提下，尽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尽量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4.全面性原则。全面性原则是指教学改革应该照顾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应该覆盖到有关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学科发展、专业发展和实践发展的每个环节。在《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课程的教学改革中，对于教师而言，在努力提高执教水平的同时也要为教师个人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对于学生而言，则要既考虑学生专业知识的习得，又注重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和职业能力的锻炼；既重视专业知识教育，又不忽视实践教学。总之，在《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课程的教学改革中遵循全面性原则，将会使教学的内容更丰富，产生的意义更深远。
5.发展性原则。每一种教学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必须随着物质和精神文化条件的改善、信息技术的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创新不断向前发展，使之能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像文化产业管理这样还处于基础发展阶段的学科，知识更新速度快，实践信息密集度高，更要求课程的教学实践要遵循发展性原则，要求教师要以动态化的眼光去理解教学过程，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教学，不断推陈出新，始终保持教学内容的适时性和教学方法的先进性。
三、本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思路与主要措施
为实现文化产业管理专业“通文化、懂经营”的创新型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笔者认为，在《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课程教学实践中，必须紧紧围绕“怎样培养好人”这一工作中心来改进相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因此，笔者认为该课程的教学改革首先要转变教学思路，从“淡化知识传授，强化能力培养”的教学思路出发，在现有学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简化理论教学内容，利用多种方式手段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水平。主要包括：
（一）优化教学内容
根据最新的教学大纲，笔者所在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产业概论》、《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营销学》、《影视文化概论》、《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艺术概论》等课程。因此，针对《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这门课程，笔者在教学中将整个教学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总论部分，包括文化产业概述和文化产业政策概述两大章，共用8个学时来介绍；下篇为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讲解，利用20个学时来具体介绍出版市场、演出市场、网络文化市场、美术品市场、广告类等七大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利用10个学时来讲授知识产权保护和文物类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最后留10个学时由学生分组进行相关行业政策法规的案例。
（二）创新教学方法
在不同课程的教学中，要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笔者根据《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课程的学科特点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试图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教学改革。
1.案例教学法。《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这门课程的理论性较强，笔者认为可以从当前比较热点的文化现象入手，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通过制订详细的案例教学计划，引导学生尽快进入案例情景，了解案例中提示的有关事实，主动展开讨论，寻求各事物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提出自己认为合理的法律解决方式，再由老师进行总结评述。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案例的讨论中，尽可能提出自己的看法，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有学者指出，宪政应该被理解为：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国家权力良性运行的统一；政治秩序法律化，它以政治权力在宪法范围内有序运行为标准；宪政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国家权力机关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在宪政中的位置和价值不言而喻。人大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决定权最能体现其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是还权于民的“细则”；决定权实质上是国家决策权，全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事关国计民生、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大事项是最具权威、法律地位最高的决策形式，如果忽略了决定权，不仅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作为人大的执行机关的性质不能得到完整体现，而且宪政秩序将出现紊乱；决定权是宪法第九十九、一百零四条赋予人大一项十分重要国家权力，不允许疏于职守。从宪政层面来说，人大依法行使决定权是宪政和宪政秩序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放弃行使决定权，还是政府、其他组织僭越人大决定权，都可以视为对宪法所确定的国家权力良性运行制度的干扰，对正常宪政秩序的破坏。
人大决定权无法偷闲
地方人大成立二十多年来，其“四权”（立法、决定、监督、任免权）之一的决定权行使的频率正在攀升，一些地方越过了“首次行使决定权”这道难坎。但是，地方性法规规范决定权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最早的地方立法性文件可上溯到1988年6月出台的《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若干规定（试行）》（1998年12月修正）。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治国方略，人大决定权在宪政中的地位被唤起。此后，地方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出台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办法如雨后春笋。1999年，有江苏、辽宁、湖北、海南、重庆等省、市人大常委会颁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到2002年底， 12个省、市制定这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还有陕西等4省、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法规很快就会出台；一些市、县级人大常委会也遥相呼应，浙江省已有65个市、县（区）人大常委会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些地方性法规恪守宪法精神，维护宪政秩序，闪烁着法治光辉。第一，界定重大事项体现“严格规则主义”。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或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或征求本级人大常委会意见，再按照审批权限报请批准的重大事项都一一列出。2000年10月1日生效的广东省《规定》把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的重大举措、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决策、教科文卫发展规划、人口和环境资源方面的重大措施及法律规定应由人大常委会决定等11项重大事项纳入必须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的范畴；教育、养老、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扶贫基本使用管理情况，水电、煤气、医疗等公用事业服务价格调整，有财政性资金投资且对经济发展、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有较大影响建设项目立项等17项有关政府决策处理、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的事项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第二，强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程序正当。第三，拓展空间效力，提高立法效益。湖北、广东、福建等省人大常委会出台的规定效力指向本行政区域内各级人大常委会运作决定权。第四，追究违规行使决定权主要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对决定重大事项立法呼声渐高，2002年3月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黄文麟等30名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将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重大事项规定”列为立法计划。
决策让拍脑袋走开
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是，一些地方决策中行政首长“先拍脑袋，再拍胸脯，最后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并不罕见；政府不顾民意，在一片反对声中“拍板”重大事项造成的尴尬和损失足以引起我们对宪政秩序所确定 “依法决策”规则的服从和遵守。二年前，尽管遭到文物管理官员、专家和当地群众批评、抵制，甚至责骂，浙江舟山以“旧城改造”为名，政府下令公然拆毁定海古城的历史街区和古民宅。面对定海古城的灰飞烟灭、残垣断壁，还有巨额投资但连年亏损的珠海机场，等等，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有限政府”为什么能有如此一意孤行的能量？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面对千夫所指并涉及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事项为何没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气魄？是缺乏行使决定权的环境，还是决定权立法不到位，操作艰难？应该说二者兼而有之。一些令人震惊的决策失误，决策腐败，决策伤害群众感情行为正折射出：某些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权正在超越宪法扩张、放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决策权懦弱而被压挤在狭窄的“胡同”。“宪政是动态的宪法”，无论怎样说，这都是对宪法原则和宪政秩序的莫大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