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会计政策变更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
（一）寻租理论
戈登•图洛克是最早提出寻租理论的，他认为付出劳动获得收入的过程中，当人们获得的收益大于付出劳动的心理预期时，人们就认为自己获得了应得的收获。完全竞争理论虽然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但是考虑的不够全面，低估了对税收等造成的实际损失。寻租理论为强制性会计政策变更提供了理论基础，寻租理论中的驱动因素正是企业能够通过法律法规等手段进行强制性变更的原因，也可通过加强对契约成本和政治成本的影响来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这些都是经济个体为了个体利益而做出的。但是任何理论都要经过与社会磨合、融洽、不协调的过程，随着环境的改变，依据寻租行为，便会引起避租者的反抗，从而对双方的利益都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状况下，强制性企业会计政策变更就会进行干预，从而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终可以确保由于会计政策的变更所导致的契约成本和政治成本最低，使整体效益偏好就达到了目的。
（二）可比性理论
自愿性会计政策是与企业的个体行为息息相关的，由于其个体目的的复杂性和难以控制，使自愿性政策变更一直缺乏理论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到可比性理论的出现才得以改变。当前的各种环境使企业所处的外界环境复杂多变，为了适应外界环境，企业做出一定的调整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出于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公允性的目的。在企业财务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分析时，为了免给企业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理解带来困难，一般都要求前后的财务报告趋于一致。企业会计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其实并不矛盾，在面对风云变幻的企业经营环境，当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给企业带来的优势和便利远远大于原会计政策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政策变更。在这个时候，片面强调一致性不但不利于会计信息的公允性，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所以不能把一致性绝对化。会计活动作为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是随社会而生随社会而长的，财务报表在企业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是企业管理者关注企业发展的焦点，是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桥梁。在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经营目标发生变化时，出于会计信息的公允性和真实性，企业就要进行政策变更，但界限的把握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其实质往往是与表象不一致的，企业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是对企业管理者的考虑，这是人自私行为的表现。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理想的竞争市场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没有阻碍，经济体间的信息互通，完全实现信息可得可信。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很容易被市场识破，这样盈余管理就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了。但是这是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事实上不存在，目前的上市公司都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相互分离的，这样更不会出现信息对称的完全竞争市场。两权分离使得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只能通过企业经营者提供的企业财务报告来了解企业，但很显然这些信息是经过加工处理的二手数据或者N手数据。企业管理者掌握着企业的经营信息，能够运用信息是自身财富最大化，不太可能给外部相关者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管理层进行的盈余管理操作正是借助了信息上的不对称性。
（四）契约理论
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相关的各类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构成了不同的契约，包括企业管理者、员工、股东、政府、供应商等。为了获得个体利益，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这里主要研究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企业委托人会给企业人设定一组契约，是为了督促委托人和作为报酬的依据。当双方出现利益分歧时，管理当局会用盈余管理方法来维护自身利益。当然委托人对人的业绩考核采取何种什么方法也对企业管理人员的会计政策上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
三、企业应用会计政策变更实施盈余管理的方法
（一）变更存货计价方法
改变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必然会关系到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有一共有四种：先进先出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移动加权平均法。这四种方法之间的转换会导致会计政策变更的发生。利用这种方法的改变进行盈余管理经常出现在上市公司。
（二）变更相关资产的初始计量或后续计量方法
改变初始计量方法也会导致企业会计政策变更。例如，在企业中的固定资产，在初始入账时，是以购买价款或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计量进行资产成本评估的，都是可以人文选择的；企业内部研发项目开发阶段的费用支出是选择资本化还是选费用化，这都会有很强的主观性。
（三）变更借款费用的处理方法
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对借款费用进行费用化。借款费用的确认会影响盈余，所有改变借款费用的处理方法也就是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inContext",inR.E.Pahled.,On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TheoreticalApproaches,Oxford:BasilBlackwell,1988,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Community:AnIntroductiontoaSocialSystem,NewYork:TheRonald
Press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LaborMarketsWageDetermination:TheBalkanizationofLaborMarketsand
OtherEssay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NewYork:
Sharpe,1971.）劣势群体是指那些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社会处境的群体，例如失业者、前罪犯、青年人和老年就业者、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等。这是目前欧美国家最流行的社区就业定义，真实反映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以后的社会状况与就业形势。
本文主要采纳第三种社会政策取向突出的社区就业定义，集中探讨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就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后两种社区就业方式与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门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似乎是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策议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因为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涉及诸如社会团结与社会分隔、社会整合与社会排挤、社会公平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等最重要和最优先的政治议题。（注：G.Room,"SocialExclusion,Solidarityand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Bath:Bath
SocialPolicyPapers,No.27,1998.）简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角度，无论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社区就业起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议题。严格说来，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前，并不存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全时间的工资就业形式，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在地理空间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自然也无所谓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就业场所与家庭生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无薪劳动者变为工资就业者。与此同时，就业场所既是典型的功能性社区，又普遍位于城市地域社区范围之内，社区和就业由此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社区就业应运而生。但是，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就业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其核心是劳动市场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正常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普通就业者群体。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极少有人从社区就业角度探讨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状况。（注：P.Brown&R.Scase,"SocialChangeandEconomicDisadvantageinBritain",inP.Brown&R.Scase,PoorWork:DisadvantageandtheDivisionofLabour,MiltonKeynes:Open
UniversityPress,1994,pp.1-22.）这意味着传统就业主要关注普通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针对自由市场失败和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欧美各国政府逐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便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业问题遂由单纯的市场问题转变为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问题。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征。18世纪工业化革命开始，特别是由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这是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市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没有发生结构性分化，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楚。普通社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道德标准，经济和市场标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从道德角度，依据有无劳动能力将社会救济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老年人、长期病患者、盲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劳动市场来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救济；第二类是“不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乞讨者、窃贼和前罪犯。他们身强力壮，具有劳动能力。英国政府将他们强行安置到专门设立的就业习艺所和私营企业中就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工作救助和以工代赈方式解决他们的救济问题。（注：A.Digby,BritishWelfarePolicy:WorkhousetoWorkfare,London:Faber&Faber,1989.）市场就业和社区就业之间的区分无足轻重。直到19世纪末期布斯的伦敦调查和郎特里的贫困报告出版以后，劣势群体的就业、贫困与生活状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言之，1950年代以前，由于劳动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组织功能专门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就业与市场就业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市场就业基本上等同于社区就业。普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的区分标准是道德性的，劣势群体主要是以贫困群体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单纯的市场关系，社会福利关系无足轻重。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NewYork:Academic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N.Sharmaneds.,JobsandCommunityAction,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P.Lawless,LocalAuthoritiesandtheCreationof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LabourMarketPolicyand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fortheAnalysisofCrucialDesignFeatures",OECDEconomicStudies,
No.22,Spring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JobsattheLocalLevel,Paris:OECD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D.PelI,Community-basedEconomicDevelopmentinCanada,Ontario:Five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BusinessVenturesandJobCreation,Paris:OECD,1984.）而且，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与实践也取得了宝贵经验。
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
社区就业既是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基本途径，还反映了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处境下，欧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出于不同动机，“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聚集于社区就业。其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旨在通过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经济性的失业与消费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福利对象的福利依赖，增强福利对象的个人责任感，通过工作激励和社区就业使福利依赖者转变为“积极公民”，同时复兴衰败的城市邻里和地方社区，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尽量在社区层面满足穷人和劣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显而易见，社区就业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说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注：OECD,Family,MarketandCommunity:EquityandEfficiencyinSocialPolicy,Paris:OECD,
1997.）简言之，社区就业理论、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是欧美国家的福利文化转趋保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社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次要和辅地位。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分隔和潜在冲突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何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提高社会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优先政策议题。（注：W.Beck,L.VanderMaesen&A.Walkereds.,TheSocialQualityofEurope,London:
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形形和数量庞大的劣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需要满足尤为引人注目。欧美国家劣势社群的类型和构成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社会中低下阶层、边缘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美国的劣势社群主要是内城贫民区中的阶级下阶层(underclass)、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女性、亚裔、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同性恋者和、短期和长期失业者、福利依赖者、单亲父母、未婚母亲、前罪犯和吸毒者。（注：W.J.Wilson,TheTrulyDisadvantaged:TheInnerCity,theUnderclass,andPublicPolicy,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3,143.）劣势群体、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有时是相互重叠的。依据美国劳动部的定义，劣势群体是指那些没有适当就业的穷人和那些(1)中途退学者，(2)小于22岁的人，(3)45岁或以上的人，(4)残疾人，(5)就业遇到特别困难的人。（注：P.RPinto&J.O.Buchmeier,ProblemsandlssuesintheEmploymentofMinority,
DisadvantagedandFemaleGroups:AnAnnotatedBibliography,Minneapolis:IndustrialRelationsCenterUniversityof
Minnesota,1973.）英国支持性就业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那些因个人特质影响他们就业能力和面临就业困难的人处于“就业劣势”的状况，就业劣势的基本类型包括肢残者、长期病患者，精神病人、盲人、酗酒者、罪犯、单亲家庭、劣势年青人、老年工作者、少数民族、无家单身者和长期失业者。（注：B.Bridge,"EmploymentServicesfortheDisadvantaged:AReporttothePersonalSocial
ServicesCouncilonCurrentNeedsandProvisionIncludingaStudyofSupported
Employment",London:PersonalSocialServicesCouncil,1977.）劣势群体通常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市场，或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普遍处于边缘性劳动市场和低工资就业状态。因此，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多适合劣势群体的就业岗位，以便缓解贫困，增强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实现各阶层和睦相处，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便成为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的优先领域和核心政策目标。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模式多种多样，反贫困战略、社区经济发展、社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是四种主要模式。反贫困战略模式主要盛行于6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缓解贫困，就业途径主要是福利项目，就业者主要是穷人，工资收入主要是辅的，就业性质以福利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社区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流行于70年代，政策目标是通过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区综合发展，就业途径主要是社区兴办的社区型商业与服务企业，就业者主要是普通社区成员和劣势群体，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D.Fasenfested.,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PolicyFormationintheUSand
UK,London:MacmillanPress,1993.）社区企业模式出现于8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社会整合，就业途径主要是拥有社会目的的私营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就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业性质以社会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J.Lotz,"CommunityEntrepreneurs"CommunityDevelopmentJournal,24(1),1989,pp.62-66.）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兴旺发达于9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失业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业途径主要是市场化运作的工商企业，就业者主体是普通社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R.P.Gilothed.,Jobsand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andPractice,Thousand
Oaks:Sage,1998.）不言而喻，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模式都是高度概括的“理想类型”，实际生活中各种模式常常融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虽然社区就业模式形式多样，但是各种不同就业模式却反映出某些共同特征：一是就业活动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的社会问题；二是社区就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三是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的社会目标清楚明确，无论是缓解贫困、社区综合发展，还是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设计都起源于社会关怀，旨在谋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绝大多数人福利的最大化，而且社区就业政策的社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人的发展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社区企业是欧美国家劣势群体社区就业的主要场所，社区商业、社区服务业和社区工业企业是三种主要类型。8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逐渐取代社区企业概念，而成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企业理念与政策模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日趋流行。“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s)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那些按照企业方式组织与运作，主要社会目的是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社会经济生活，并且从事商品与服务供应的私营企业。按照OECD专家的界定，社会企业泛指所有依据企业战略组织，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并且还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社会经济组织。（注：EOCD,SocialEnterprises,Paris:OECD,1999.）总体来说，欧洲国家的社会企业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例如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芬兰的社会公司(socialfirm)，法国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协会或合作社，德国70年代称为另类企业(alternativeenterprise)，80年代晚期称为地方社区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包括志愿组织、社区企业和社区商业、信托行和中介劳动市场，加拿大是社会经济企业，而美国则是协会、公司、信托行和社区经济发展公司等。这意味着社会企业并不是社区企业的简单替代者，而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外延与鲜明的社会目的。概括而言，社会企业截然不同于传统社区企业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社会企业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开辟经济资源分配与管理的新模式，企业兼备经济与社会双重特征，形成所谓“第三体系”；二是社会企业主要目的是回应失业和社会排挤问题，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等社会目标处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因此，在一些欧美国家社会企业又被称为社会目的企业(social-purposeenterprise)；三是尽管社会企业以社会目标为主，但是仍然按照企业战略组织、管理与运作，并且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四是社会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主要在地方社区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目标是通过就业为劣势群体增权(empowerment)，将他们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因此，某些社会企业又被称为通过工作培训企业(training-through-workenterprises)和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orkintegrationsocialenterprise)。欧美国家对社会企业普遍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政策，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立法保护，又有政策优惠，既为雇主聘用低技术工人提供薪俸税豁免，又为社会企业提供工资津贴，既为经营者和劣势群体提供专门培训，又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简言之，社会企业是穷人和劣势群体实现社区就业的主要组织载体。社会企业主要特征是非牟利和社会整合的社会目标，以及主要通过社区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主流社会的社会功能。
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的政策实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反贫困之战”和“福利制度改革”处境下的社区就业项目与服务，改变了福利国家时代有关就业与福利的社会共识，更加强调公民社会权利基础与前提的工作义务。这意味着社区就业打破了以往将就业与福利、国家与市场、社区与就业完全分开的习惯思维，试图确立这些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社区就业指明了欧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使工作与福利关系重新成为社会经济政策议程和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理论层面上，社区就业丰富和发展了就业与福利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本质、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模式、贫困和劣势成因、福利依赖与工作动机等复杂现象的认识，不仅为反思福利国家的成败得失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动力源泉和刺激，而且引发了对福利理论与政策领域一系列基础议题的激烈争论。在政策实践中，社区就业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摆脱贫困、避免社会排挤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从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促进和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造就了大批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边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机构，有助于社会经济（又称第三部门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体系的多元化程度。社区就业在相当程度上履行和发挥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功能，降低了社会排挤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将穷人和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与正常社会生活之中。
然而，社区就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政策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争论，面临诸多两难选择。首先是有关社区就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假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贫困和社会劣势成因、福利依赖性质与程度、公民社会权利（福利权利）与工作义务等议题展开的。右倾的政客和学者认为，贫困与劣势成因主要是个人因素，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是有效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就业岗位，穷人和劣势群体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工作动机，缺乏责任感，依赖国家福利生活。而左翼和中间道路的政客与学者则持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注：V.George&P.Wilding,IdeologyandSocial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1985.）其次，关于劳动市场结构与社区层次劳动市场功能及角色的争论。60年代以来，人们对社区层次劳动市场的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是统一的，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社区劳动市场基本等同于边缘和次要劳动市场；（注：R.Whipp,"LabourMarketsandCommunities:AnHistoricalView",TheSociological
Review,Vol.33(4),1985,pp.768-791.）第三，社区企业和社区经济发展能否创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就业机会？欧美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区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是有限的。（注：R.Hopkins,"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AQuestionofScale",Community
论文摘要：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基础，科学有效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对于促进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制的发展，改善环境状态，推行可持续发展等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现有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论述造成我国目前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科学、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寻实现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 ] 。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
政策的出台尤其是公共政策的出台一定要全面考虑其出发点，遵循的价值理念既要有效率的追求又要符合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即公共性。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全面考虑公共政策出台的合理性及其影响。显然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在当前我国并不合时宜。首先，没有考虑效率的原则，显然在出行的高峰时期进行免费通行进一步导致拥挤，也间接导致交通事故的增加。此外，这项政策的收益者也并非大多数的老百姓，而是有车一族。这样，其公共政策的效率原则和公共性的价值理念都有所缺失。
2收益主体的偏失
公共政策的主体可以广义的包含制定主体和受益主体，即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受益者。公共政策是关乎绝大多数人的，显然，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也应该尽可能的进行听证、民调，获取普通民众对于政策的态度，并让普通民众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去。显然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这一政策并没有考虑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性的问题，而是单纯的由政府制定政策，收益对象也并非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
3制定-实施的系统偏差
2012年7月24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已同意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制定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对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这一政策的突然出台显然是部门高层探讨的结果。我们姑且不讨论其他方面的合理性，但就这一政策的制定、出台而言，我们很难看到听证、民调这样的修饰，换句话说，这样政策完全属于所谓的“密室政策”，由几个决策人或者决策部门单方面的制定了决策。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循序渐进，先进行试点再铺开，这也不符合政策制定的逻辑，这样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出现的单方面的行为，显然是违背公共政策公共性的。
4利益-结果的偏差
我们强调人都是理性人，理性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通过利益或者结果来评判行为。同样，我们对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评判也应考虑利益-结果这一标准，即谁获得了实际利益，有什么样的实际结果。重大节假日我国收费公路免费通行这一公共政策的实施就热议不断。毋庸置疑，这项政策的出台是一项惠民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但是我们从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角度而言，尤其是考虑其利益和结果后，我们发现不能如此简单的进行评价。首先我们考虑这项政策的利益获得者，毫无疑问是有车一族，在重大节假日普通百姓出行不会因为这一政策得到任何实惠，而普通的无车族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相对而言却是明显的弱势群体，一项政策的出台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而考虑少部分上层社会人士的利益，那么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就值得商榷了。我们再来看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中秋、国庆双节叠加，道路严重负荷，原本的收费公路这一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变成了拥挤性的公共产品，开车上路的人所获得的效益远远没有平时收费时的水平，这显然是对公共产品规律的扭曲，一项不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扭曲了公共产品规律的政策，其公共性已经发生了偏失。
二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矫正
1价值体系的重新确立
公共政策应该始终坚持公共管理的效率原则也应不失公共性的根本。始终明确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第一考虑要素。在观念层面，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促使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个人将公共性和公共利益作为政策执行的出发点，并成为规范自由裁量行为的指导精神。
2民主参与机制与良好的政策执行途径
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公共性决定公民应该让尽可能的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需要民主参与机制与良好的政策执行途径。公共政策制定前可以进行听证和立项调查，政策实施中要不断进行反馈调查，以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不发生偏失。
(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资源建设相对滞后。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资源不足与工作需求的矛盾已逐步显现出来，不仅束缚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发挥。长期以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资源以纸质档案为主体，附之于为数不多的声像档案等特殊载体的档案，门类不多，结构单一，专门档案、特色档案尤其是珍贵的实物档案更少。
(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长效管理机制尚未形成。很多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档案工作重视不够，管理不力，致使档案工作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影响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工作的平衡和全面发展。有的地方为应付检查考核而管理档案，搞“突击”，检查考核一过，则搁置一边，放松了管理工作，出现“滑坡”、“反弹”现象。
(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信息化建设进展缓慢。部分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上至领导，下至工作人员对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认识不到位;很多基层分局的档案管理仍停留在原有的纯手工操作水平上，未配备计算机进行管理;档案的数字化加工力度不足，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网上可供查询利用的档案数据还不够，全文信息不全。
(四)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的现实作用发挥不大。目前很多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工作仍停留在看门守摊、被动服务的旧观念、旧模式上，仅仅满足于等待利用者上门查阅，缺乏主动精神，编研成果很少，质量也不高，编研工作大多数只限于档案部门自身使用的专题目录、文件汇编等检索工具的编制，可以说只有编而没有研。
二、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部分领导和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信息化工作认识不足。众所周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作的重心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些领导没有把档案管理工作摆到重要位置来抓。加之基层单位点多面广，工作任务较繁重，领导难免会顾此失彼。因此，重业务、轻档案问题在基层单位普遍存在，导致工作人员对档案管理工作存在偏差，主动开展工作的意识不强，不善于对档案进行日常化、规范化收集管理，而是作为临时性、突击性、应付性工作。
(二)基层档案专业人员匮乏和档案人员信息化素质偏低。近些年，市场经济日益繁荣，新生事物逐渐增多，而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任务繁重与执法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又难以有效解决，导致“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思想普遍存在，大多数单位舍不得让业务能力强、身体素质好的工作人员专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且受专业人员少、人员更换频繁、技能培训不及时等条件的制约，使得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队伍普遍存在专业知识偏少，操作技能较差，质量把关不严的现象。个别单位档案员因兼职过多，在时间、精力上对档案工作投入不够，主动学习不足，导致对档案管理工作一知半解，是似而非，仅凭自己的理解和揣摩收集、整理档案，致使档案管理工作的完整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得不到有效保证。
(三)各类档案的收集、编研工作不及时。档案工作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提供利用，如果档案收集和编研工作不及时、不完整，不仅会影响和制约档案信息利用效果，而且也不利于档案的有效管理和开发。目前个别档案收集不完整、不及时，偏于收集文书档案过多，而科技档案、声像档案少;收集纸质档案过多，而电子档案少;有些单位责任人立档责任心不强，不按要求立档，不及时移交，个别人为了工作方便把应移交的档案留作自用，这些都是影响档案收集完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对日后档案的提供利用受到影响。
三、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领导要从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负责的高度来认识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责任感和紧迫感。尤其是基层单位的领导，要切实把加强档案管理列入工作日程，建立长效责任机制，并通过经常性督导检查与突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档案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档案工作人员认识到位，工作到位，改进到位。
(二)加强业务培训，打造档案管理专业队伍
要推动档案信息化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培养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档案队伍。一是挑选具有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耐得住寂寞、不为名利的思想境界和良好、健康的心态的人员充实到档案队伍中。二是要量才适用、以岗定人，在保持档案人员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采取培训与自学相结合等方式，使档案人员不断更新和扩展新知识，提高档案人员的信息化水平。三是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组织档案人员到先进单位参观、学习、交流，从中汲取先进经验，促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档案工作的再发展。
(三)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档案管理设施
1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改革
2行政文化革新与廉政建设
3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建设管理
4城市化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5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
6行政道德建设与反腐倡廉
7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
8政府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9危机管理相关问题研究
10现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发展
11提高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研究
12反腐倡廉研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13民主政治研究
14干部制度与公务员制度研究
15政治文化研究
16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研究
17政府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18制度分析与制度创新研究
19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研究
20电子政务研究
21政府职能转变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影响
22加入WTO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影响
23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研究
24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势研究
25当前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6当前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7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分析
28我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9现阶段我国土地政策分析
30现阶段我国科技政策分析
31现阶段我国农业政策分析
32当代中国教育政策分析
33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分析
34入世对中国政府依法行政走向的影响研究
35行政许可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6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7推进制度创新提高执政能力
38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政府管理创新
39有效监管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40政府采购与社会公共利益
41执政为民和我国行政管理模式的构建
4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4试论我国政府的经济性管制
45服务行政---二十一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46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思考
47试分析生态价值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48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研究
49试析西方公共行政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50试析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51试析行政协调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
5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53我国行政文化的发展趋势
54行政创新的文化环境研究
55试论政府创新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56哈尔滨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研究
57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58政府行政成本与效率研究
59转型期中国公共预算与财政改革研究
60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研究
6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研究
62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63社区行政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64城市化发展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65公务员薪酬制度国际比较
66政府官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
67新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
68哈市(或某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69数字化城市与哈尔滨的城市化
70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
71激励机制与人力资源管理
72组织变革与政府机构改革
73公共财政法律制度研究
74政府收费制度改革研究
75政府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76制度创新与哈尔滨城市社区的发展
77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探析
78新型工业化与哈尔滨的城市化
79财税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80税收支出及其控制研究
81某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82区域合作与政府的作用
83电子政务与政府职能转变
84政府干预模式的创新研究
85区域开发与政府经济行为研究;
86WTO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87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研究
88中外政府收支管理比较研究
89产业发展与政府经济职能研究
90垄断与政府经济管理
91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92充分就业目标与公共政策选择
93论新时期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94我国乱收费成因与治理对策，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95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与对策
96论如何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97论竞争激励机制在促进政府活动中的作用
98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99政府失败与重塑政府
100关于组织文化管理研究
101关于公共政策研究
102论网络技术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03关于战略管理研究
104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政策研究
105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研究
106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体制研究
107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研究
108我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研究
109区域政策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110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思考
111行政伦理研究
112政府危机管理研究
113某社会问题的现状,原因,对策分析
114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建设问题研究
115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创新及其塑造
116中,美,日行政文化比较研究
117行政心理文化及其制约因素探析
118我国行政精神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119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的定位研究
120我国社区管理,社区建设的模式探讨
121中外创新机制比较研究
122哈市(或某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123制度创新与哈尔滨城市社区的发展
124现代企业中的科技管理
125入世后政府职能的转变
126社区管理与城市化
127政府部门的科技管理新对策
128现代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129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30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131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加强权力的制约
132行政合同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133转型期我国政府行政不力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134论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135县处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探索
136面向21世纪中国政府公共行政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137论当代中国政府行政面临的挑战及变革
138浅论政府职能与转换
139试论转型期的腐败及其控制
140论有限政府
141论依法行政,法治行政
142依法治腐,建设廉洁政府
143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144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思考
145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146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腐败研究
147中国海关执法腐败问题分析
14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述评
149中国行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150政府管理创新若干问题探讨
151沈阳市东陵区政府机关干部考核制度的研究
152改革和完善地方反腐败监督机制若干问题的探讨
153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154西方组织结构理论及其对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借鉴
155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问题研究
156当代中国行政民主论析
157事业机关干部一般管理能力素质评价研究
158腐败的经济分析
15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腐败问题的思考
160当代中国政府政策执行能力分析研究
161利益驱动与规范政府行为
162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
163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
164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分析
165论市场经济与县级政府职能及机构
166论依法行政
167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研究
16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职能
169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政职能
170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整合机制重塑
171当代中国行政管理模式发展取向研究
172当代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反腐败斗争论析
173电子商务与政府管理
174我国干部人事上的腐败问题透视
175我国"入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
176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对策研究
177论建构现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指导制度
178论行政权利腐败及其整治对策
179论以德治国背景下的干部道德建设
180关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考
181结构性腐败论纲——对现阶段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
182腐败发生的原因透析和反腐败的对策研究
183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行政制度
184中国公务员管理机制研究
185论转轨时期我国事业单位的体制重塑——从传统到现代
186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
187转轨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理念与对策
188转型时期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模式初探
189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背景
190论反腐败思想的基本特色
191治安社会化思想与模式
192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193电子化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新取向
194电子政务系统的应用研究
195论行政权力腐败及其整治对策
196与腐败
197我国腐败主体的若干思想观念研究
198结构性腐败论纲
199以德治官论
200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机制研究
201关于政府体制改革中电子政务发展的研究
202WTO视野下的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203新公共管理理念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引入
204我国党政系统内部顾问的现状,专业水准,存在问题和发展战略
205加入WTO后的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分析
206公共责任理论与我国公共责任机制的选择
207论社会主义行政道德
208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209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能力再造
210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想
211试论行政组织的法治化
212事业单位改革制度创新问题研究
213我国法制行政建设研究
214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215我国人事法制建设的构想
216我国事业单位职称改革的现状及走向分析
217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
218政府责任论
219新时期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研究
220中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利益分析
221中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双重选择
222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
223行政公开制度研究
224我国电子政府发展思路探索
225中韩两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比较研究
226县级地方政府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究
227廉政思想研究
228腐败与反腐败探析
229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机制的研究
230新时期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与防范对策
231浅论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32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与对策
233论我国电子政府建设
234当代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探讨
235论加强和改善我国行政监察
236第三部门与政府腐败的治理
237中国公务员行政价值观探讨
238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执行研究
239中国行政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完善举措探讨
240关于建立严密完善审批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241行政处级干部的管理能力结构及其特征分析
242非营利组织人事管理模式的转变
243论集体上访
244国家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245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的相关性分析
246构建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政府公共部门政策监控机制
247"德法同构"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248新时期反腐败若干问题研究
249干部选拔体制研究
250论新时期我国公务员行政理念的转变
251中国现阶段行政伦理规范研究
252公开选拨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253论转型期权力监督理念的跃迁
254中国第三部门发展动力机制问题研究
255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科学化的对策
256解析腐败
257干部道德教育有效性探析
258中国门户网络公司生存环境及经营战略研究
259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260知识经济时代军队干部队伍平时管理工作初探
261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262论中国行政文化创新
263新时期反腐力度思考
264创新——当代领导的必备素质
265工作团队的激励机制和绩效测评体系
26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塑造现代人素质中的作用
266塑造高绩效的团队
267团队创新气氛问卷的编制与研究
268团队激励研究
269虚拟团队分布式任务分析与综合能力研究
270中国企业团队精神培育
271团队组织气氛的形成机理,测定方法及改进途径研究
272乡镇领导班子团队建设与团队效能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2.2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149―06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加强，政府对贸易进行管理和监督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自顾倾向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在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欧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强化对绿色、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保护。因此，国家所拥有的外贸管制权已跃入了法制视野，成为国际法与国内法中共同关注的法律问题，并以此为焦点形成了大量的学术理论与规范创设。
然而，外贸管制权这一概念，来源于外贸管制实践，现实生活中各国实施外贸管制的方式千差万别，相关理论也无法明确外贸管制的内涵，已有的法律规范中更是未对外贸管制权进行明确定义，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制度构建中也有许多必须予以面对的理论障碍。这种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困境显然与外贸管制权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相称，同时也阻碍了外贸管制权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法律文化的研究方法中，特定词语的渊源文本，尤其是权威性的法律文本，不仅仅是法律概念的引证来源，其本身也是反映法律概念的重要研究资料[1]。从法理层面对外贸管制权进行解读，必须将外贸管制权置于特定的文本语境下，依现实主义的历史观通过法律规范予以界定。相关文本的表述，不仅表明外贸管制权具备了形式正当性，同时也是证明外贸管制权实质正当性的现实根据。以文本视角对外贸管制权进行深入探讨，显然对促进外贸管制法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不同学科理论中的外贸管制权文本解释
（一）经济管理学理论中的“外贸管制”与“管理贸易”
由于经济学文献中使用的“管制”和“规制”以及“规管”，均源出于英语“regulation”，其一般含义界定为：“管制者基于公共利益或者其他的依据或既有的规则对被管制者的活动进行的限制”[2]。因此，外贸管制的含义，目前也多从经济管制的角度进行解释。通常认为：“外贸管制，是对外贸易管制的简称，也叫进出口贸易管制，是各国政府或为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增加出口、限制进口而采取的鼓励与限制措施；或为政治目的，对进出口采取禁止或限制的措施。它是一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体现”[3]。体现对外贸易总政策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进出口商品政策、国别政策或地区政策等方面，涉及到国家对外贸易活动的经营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和行政干预三个方面的内容。而狭义的贸易政策则是指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政策体系。目前主要的贸易政策类型包括：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中性贸易政策和偏向性贸易政策。
管理贸易（ManagedTrade）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盛行于80年代以后。迄今为止，关于管理贸易内涵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分歧其中国外学者的观点如下：第一，管理贸易是指非竞争环境条件下的贸易行为（L.R.Krause，1992）；第二，管理贸易是指受政府政策控制的贸易（Trzon，）；第三，管理贸易是受非关税壁垒控制的贸易（J.E.斯贝茹）；第四，管理贸易是管理本国与世界经济而对贸易与投资的直接干预（R.J.Waldman，1986）。国内学者的观点如下：第一，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薛荣久，1993）；第二，管理贸易是介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贸易（薛进年，1992）；第三，管理贸易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李述仁，1993）第四，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是保护贸易的一种形式（陈寿琦）。转引自薛荣久.国际贸易[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在经济学理论中，通常认为管理贸易是以协调为中心，政府干预为主导，以磋商谈判为手段，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和全球关系进行干预、协调和管理的一种国际贸易制度[4]。而由此产生的管理贸易政策是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而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双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一种协调和管理兼顾的，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这种“管理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各国政府既要保护本国市场，又不伤害国际贸易秩序的政治意图。目前，实行管理贸易最为典型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其中美国以管理贸易为特征，而日本主要是有选择的管理贸易[5]。
财务决策，是选择和决定财务方案、政策的过程，企业财务决策通常属于短期财务决策。对最令人满意的财务方案进行确定，是财务决策的直接目的。在企业中，只有对具有较高有效性及可行性的方案进行确定，才能使财务决策发挥其本身最大化价值，促进企业目标更快实现。所以，在整个财务管理中财务决策属于核心性存在。立足广义财务管理理论，对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企业决策及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创新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在分析宏观环境和财务决策的关系前，我们首先应对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本身有一定了解。
一、广义财务管理理论
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起点为财务管理环境，其前提与导向则分别为财务管理假设与目标，该理论结构包含内容很多，除财务管理基本及通用业务理论，还包括财务管理特殊业务理论等。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建由王化成初步提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该理论是从实践发展需求出发而提出的。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研究内容的拓展，也是对狭义财务管理理论界定的突破，将广义筹资、投资、分配等问题纳入财务管理研究领域中，并根据企业管理环境和宏观环境在广义视角下对具体的财务决策问题进行研究，促进了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极大丰富，且实现了与社会生活发展的紧密联系。
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提出时，我国财务管理研究还未完全进入稳定发展状态，通过对我国财务管理2000年前的研究可以发现，“就财务谈财务”的思想是大部分研究的核心，在学科交叉及跨学科发展的研究方面明显比较欠缺。随着人们对环境因素认知的进一步深入，“广义”概念中的研究链条逐渐独立出来，开始着重环境这一起点的作用机理，当前梳理的逻辑环境中除了包括财务管理环境、假设外，还包括其目标、决策等，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治理的“桥梁”作用，即企业治理在财务管理环境到财务决策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宏观环境不断变化的同时，公司组织结构也在不断变迁，在这些外部与内部环境的影响下公司的控制权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财务决策模式及经营效率也由此发生变化。在与财务管理有关的各种研究中，其逻辑起点逐渐落脚于财务管理环境。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中加重了对宏观环境的研究，尤其进入新时期后，基于中国宏观背景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坚持价值导向，融公司治理与价值为一体，将财务决策行为当成中介桥梁，对财务管理研究的路径传导和闭环运动给予更多关注，注入了更多的生命力与创造性给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广义财务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宏观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法律等因素，可提供各种支持保证给企业交易活动，促进企业交易活动运行和展开得更加顺利。宏观环境的不同，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交易成本，使其产生差异性，而其差异又会对企业一系列规范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在财务管理研究中，必须加强对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的研究，这也是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所一直强调的。
二、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下的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相关性
广义财务管理视角下，宏观环境中的不同要素对财务决策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即是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之间关系的鲜明体现。
（一）政治环境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近年来的财务研究中，热点莫过于政治学与财务学的交叉研究。在财务决策中，政治环境所起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政治关联，企业的发展处于我国宏观制度环境中，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域政府存在一定关联。政治关联的建立对公司的财务决策很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将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产生影响，且会对企业部分商业特权的赋予产生影响，明显提高公司股票价值。不过，政治关联也会使企业价值和员工配置效率产生损坏性影响，尤其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第二部分为政府干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市场失灵产生不可控的后果。民营企业受政府干预过多时，虽然可促进政府扩大就业等目标的实现，但却也会发生国有上市公司在投资方面产生过度问题。
（二）法律环境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法律制度、产权保护程度等差异，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与我国有鲜明的体现。法系和相关法律制度，是法律与财务决策研究展开所围绕的两个主要方面。“法与财务”热潮的掀起，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越好，公司收益得到的维护将会越多，公司资本成本也就越能被有效降低。在影响财务决策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关联较大的有公司法、证券法及税法等。其中公司法在财务决策中的影响比较为人们所熟知，主要体现在股权结构、分配利润及员工薪酬等方面；证券法对财务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司股票发行的各种方式，上市、交易过程中对信息的披露等；税法对财务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收征管、税率变动及调整等方面。
（三）经济环境对务决策的影响
在企业财务决策过程中，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其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经济周期与经济政策两种。经济周期是针对总体经济而言的，主要指其紧缩与扩张周期性波动变化过程。经济周期与盈利水平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越好，盈利水平越高，宏观经济周期对公司盈利能力有着重要影响。
（四）社会环境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社会环境的形成，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期积淀是分不开的，其构成要素除了包括特定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外，还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等。根据我国许多企业的融资手段可以发现，在我国法律保护仍然不完善的今天，通过非正式融资渠道，许多私营企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促成这些融资渠道的重要因素在于声誉机制及个人关系等。企业声誉是其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在这一社会文化环境中企业声誉越高其业绩也会更好。目前，学者们对于公司经营与决策中文化的影响机制正在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基于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相关性下的财务管理对策
（一）强化政治及法律环境考察
政治环境及法律环境，对企业的改变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为企业市场交易成为，其二为企业未来经营的预期，而这些都会较大地影响企业人力资产投资动机等。除此之外，企业在对市场化业绩评价和激励机制进行构建的过程中，也会被政治关联等影响，从而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分配产生影响。所以，财务管理研究应加强对政治及法律环境的考察，通过考察使政治环境及法律环境等如何作用于企业财务决策的路径更加深入的说明，对企业价值增长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机理进行揭示。
（二）对社会文化因素深入研究
新兴市场国家许多企业，近年来均在各种非正式途径下对某一集团进行依附，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这些非正式途径中，除了血缘、婚姻、同学及工作关系外，还包括其自身的声誉等，通过声誉机制，许多企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控制权关系，但从实质上来说同样构成了内部资本市场。综观这些途径，无一不与声誉机制、关系、道德准则等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对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企业财务决策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对社会文化因素与政治及法律环境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有利于企业财务决策更好地利用社会文化因素。
（三）对宏观经济环境深入关注
从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所经历的多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对政府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微观企业会受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何种影响也是评估因素之一，这一指标同时是修正政府决策行为的重要依据。关于这一点，学术研究自然也必须提高重视。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目前仍然较难把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机制完整揭示出来，研究之路仍然比较长远。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环境近年来的日益复杂多变，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出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给上述研究的开展。
（四）对技术环境变迁的影响加强探索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资金，推动了其迅猛发展，各种新技术被应用于企业信息搜集中，不仅改变了企业信息搜集途径，同时大大提高了其信息搜集效率。
集团企业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集中管理，新型财务管理手段的应用，对企业筹资与投资模式具有间接的影响。为了拓展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视野，广义财务管理理论应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对技术环境变迁所带来的企业决策变化进行探索。
四、结语
宏观环境的变化，密切关系着企业行业环境和内部环境，而企业财务决策正是这几种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立足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梳理清楚宏观环境和财务决策的关系，对宏观环境影响财务决策的机制进行分析，有利于提供更多有益的参考给财务管理实务工作。与此同时，通过对可行的研究建议的提出，有利于找到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深入研究的方向，更加全面推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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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特定的会计原则、计量基础和具体会计处理方法进行选择的过程（宋在科，王柱，2008）。1963年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指这样一些集团，没有其支持，组织就不能生存。”该定义使人们认识到，除了股东，企业周围还存在其他一些影响其生存的群体。弗里曼（1984）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人。”这一定义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不同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为研究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需要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和分类，我国学者向崇学（2004）认为公司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当局、政府、债权人、职工、供应商、顾客等；王运转（2005）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结成的关系契约。从企业契约性质的角度界定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经理人、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政府等。宋在科，王柱（2008）认为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处于强势地位的大股东、管理者、政府，又包括处于弱势地位的债权人、中小投资者、雇员、供应商、客户及社会团体。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对我国近10年来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规范研究
（ 一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基础理论 （1）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研究。向崇学（2004）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技术规范，但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是各利益相关者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朱磊（2007）认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郎仙荣（2009）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是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及利益相关者在法定规范范围内选择会计政策的行为，其本质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实现自己利益目标的手段。（2）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及选择主体研究。唐松华（2000）认为为了平衡治理结构中各利益相关方利益，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王运转（2005）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权属于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看，会计政策选择权应属于利益相关者。胡静丽（2010）探讨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权利的归属，认为应该属于企业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并指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可以保证其归属权的实现。 温琳（2011）认为对于宏观会计政策的选择主体是参与到会计准则制定组织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于微观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内部利益相关者享有微观会计政策选择权，管理者和会计人员享有剩余微观会计政策选择权。（3）利益相关者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动因研究。温琳（2007）对企业管理者、股东、政府、债权人、员工等各类利益相关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动因进行了研究。认为管理者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报酬动因、安全动因、MBO动因与职务动因。股东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资本安全动因、股利动因、资本利得动因。政府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税收动因、政治敏感性动因、政府对特殊行业的管制动因、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动因等。债权人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是债权安全动因。员工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包括工资和奖金动因、员工持股计划动因。（4）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目标研究。王运转（2005）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关系契约，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持有这一观点的还有林爱梅（2006）及李晶（2010）等。宋在科、王柱（2008）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公司治理目标从维护股东利益转变到统筹兼顾相关者各方的利益，相应的会计政策的选择将会越来越趋向于为满足众多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要。 郎仙荣（2009）认为会计政策选择目标应考虑为满足众多利益相关方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效用。（5）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立场研究。唐松华（2000）认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常常是基于与各利益相关方合约的考虑，特别是与股东、债权人及政府的合约的考虑。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应是企业管理当局立场。徐冰（2009）认为企业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会使企业遭受巨大的损失。现代公司的作用在于平衡所有参与企业财富创造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企业管理层应站在从企业战略的高度选择会计政策，有效解决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持续创造企业价值。郎仙荣（2009）认为现实经济环境下的管理者立场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现实立场；而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看，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应为利益相关者立场。（6）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约束与参与机制研究。王运转（2005）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外部约束机制进行了探讨。利益相关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企业，进而通过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具体运行机制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并受到一定外在约束机制的制约。认为执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在约束机制是公司治理结构；会计政策选择的外在约束机制是注册会计师、市场、司法和政府等外部人士与机构。公司治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会计政策选择是治理的对象，它以剩余控制权的形式出现。徐冰（2009）对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外部机制进行了研究。从雇员参与机制、债权人参与机制及投资者参与机制等方面对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内部机制进行探讨；从注册会计师参与机制、政府参与机制及媒体参与机制等方面对外部机制进行了探讨。胡静丽（2010）认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克服了传统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可以为利益相关者共享会计政策选择权提供内在约束机制。（7）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偏好及影响分析研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类别不同，因此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偏好、影响程度也不同。国内学者主要从股东、政府、管理者、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分析，此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研究成果相对较丰富。李姝（2003）认为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一致，他们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施加影响，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论述了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当局等利益主体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向崇学（2004）通过研究认为股东、管理当局、政府、债权人、职工、供应商、顾客等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会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施加影响。朱磊（2007）认为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温琳（2007）认为管理者、股东、政府、债权人以及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在各自不同的动因下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偏好也各不相同，具体探讨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微观层次的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偏好。朱磊（2007）认为我国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将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协调。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李吉林（2009）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李晶（2010）认为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提供不同的资源，而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对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乾惠敏等（2012）认为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偏好。王婧等（2012）分别从股东、政府、管理者、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的各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 二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应用对策 朱磊（2007）在我国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背景下，从提高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对策进行了探讨。这一变化必将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协调。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通过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以及建立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磋商与沟通机制、信任机制、外部约束机制等途径，能够提高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黄彬等（2008）认为新会计准则为企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提供新的盈余管理空间，通过分析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提出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提高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公允性的对策。郎仙荣（2009）对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对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应采取四方面的对策：一是从会计政策需求的角度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用要注重整体达到帕累托最优；在权衡利益相关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建立与利益相关方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渠道。二是改善监管部门的监管，规范股票市场的融资行为。三是增加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加强会计信息披露。四是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约束。李吉林（2009）提出正确处理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实现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性的对策。乾惠敏、刘磊（2012）分析了目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利益关系问题，并对会计政策选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 三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其他研究 孙妮娜、王福胜（2009）针对利益相关者在微观会计政策选择领域的合作竞争关系问题，采用进化博弈理论的方法分析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过程发现，最终的策略选择受初始状态的影响，初始策略的选择取决于不同策略下的得益及潜在成本的大小，利益相关者将比较不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进行反复学习和调整.研究结果表明在惩罚成本和声誉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均衡点将稳定在风险优势策略的会计政策组合上，而该选择就是兼顾各方利益，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均衡状态。徐冰（2009）从制度上的保证、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以及财务报告的改进等三个方面对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前提条件进行了探讨。刘东山等（2008）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诉求，认为有必要制定一套系统、完善的会计政策选择规范。针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从均衡相关者利益的角度提出了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框架：该框架包括对管理当局（经理人）的激励和会计政策选择的控制（宏观控制与微观控制）两个方面。
（ 四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践运用 关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文献很少，多数研究者是针对管理层、股东、债权人和政府等狭义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进行研究。宋在科、王柱（2008） 将利益主体划分为强势和弱势两大类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潘高（2004）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中存在的弊端以及法人股东、机构投资者、政府及债权人在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揭示。 宋在科、王柱（2008）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利益主体划分为强势和弱势两大类。由于大股东的支配地位、管理者的信息优势、以及政府的绝对控制而处于强势地位，债权人、中小投资者、雇员、供应商、客户及社会团体在企业处于弱势地位，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表现出较大的倾向性。通过调查分析两类利益主体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参与意识、影响方式、影响程度及产生的经济后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琳，李琛（2009）认为广义的公司治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针对公司管理层、股东、债权人和政府等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实证研究。许琳（2011）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以西北五省106家上市公司存货会计政策选择——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对2009年其存货发出计价方法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股东、管理者以及债权人对会计政策选择水平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三、结论与展望
（ 一 ）结论 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起始于21世纪初期，散见于相关研究文献中，如在唐松华（2000）、李姝（2003）等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中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近年来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中已逐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还不是很丰硕，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以规范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会计政策选择本质、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及动因、选择偏好及影响因素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以及提高会计政策选择效率性的对策研究等方面；实证研究成果很少，实证研究相对滞后。主要涉及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内容比较零散，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很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 二 ）展望 今后的研究中应从多个不同的视角考察，注重研究内容的深入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1）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一方面，从伦理学的视角探讨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由于我国企业会计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已由旧准则的规则导向转变为原则导向，相应的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实施的会计准则扩大了管理者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会计政策选择问题，对解决我国普遍存在的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操纵会计盈余问题、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可以研究的内容有：基于伦理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基于伦理视角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分析、基于伦理内在要求的会计政策选择目标、伦理视角下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否恰当，如失当，其失当的原因是什么，以及针对会计政策选择失当的内外因分析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方面的研究等。另一方面，从行为科学的视角探讨会计政策选择行为问题。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种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基于行为科学的视角即应用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等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展开的研究。研究者需要广泛地运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科学知识，由对“物”（会计政策）的因素的研究转向对“人”（利益相关者）的因素的研究。在当前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从行为科学的视角探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心理学的视角考察，可以研究的内容有：通过对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归因理论、心理博弈及从众行为等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会计政策选择失当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治理对策。（2）研究内容的深入。可以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信息质量问题进行整合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是否存在客观必然性？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如何？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是否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会计政策选择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能够为研究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会计信息失真治理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分析工具。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管问题的研究对促进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公允性为导向，实现会计政策的选择从机会主义到效率性的转变，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具有重要意义。从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观”、公允性及效率性等方面论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监管的必要性；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管主体、客体。监管的依据，以及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监管措施的研究等。（3）加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我国会计研究领域，在我国会计学术界已渐形研究主流。但目前在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中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采用处于一个相当稚嫩的阶段。因此可以预见，该领域的研究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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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6szk3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7）22-0056-02
高职高专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和输送高质量的面向基层、面向服務、面向管理的一线技能型、实用型专门人才的重任。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人才培养上以德为先，立德树人，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充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和发展，深刻认识“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切实抓好“形势与政策”课的规范化建设，努力适应国家人才培养的要求。
一、提高对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认识
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要把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作为课程的价值取向。明确课程定位，包括课程的研究对象、课程的体系和课程的性质。认清“形势与政策”课的双重属性，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价值观念；既是一门学科，又是意识形态，是青年人成长成才的道路上的方向引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有利于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新认知，有益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价值。“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是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有效发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找准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问题
在高职高专院校，相比较于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规范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步伐并未跟上。主要呈现的问题有：
1.缺乏学科定位，教学内容不规范。“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必须加强学科建设，并最终落脚到学科建设上来。但是，在高职高专院校相比较学生必修的其他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课还没有建立完善对应的二级学科，这一问题已直接影响到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也不规范。原因在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是动态的，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现实性。其中“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的内容是相对稳定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是在变化中的。一门课程的规范包含了教学内容的规范，教学内容的规范要求其相对稳定。形势与政策课的这一部分动态的教学内容对这门课程的规范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2.学时与学分不对应，教学管理不规范。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还存在学时与学分不对应的问题。大多数高职高专院校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并没有按照“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专科期间的学习，计1个学分。”的要求开设。在三年制专科院校中，大学一年级的平均开课率为84.33%，大学二年级的平均开课率为71.20%，大学三年级的平均开课率为37.01%。[2]导致了课程并没有完全做到“全覆盖、不断线”，绝大多数高职高专院校没有将“形势与政策”课贯穿于学生在校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只出现在学生在校学习教育的一段时间内。另外，尽管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环境与氛围在不断改善，但是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规范化建设重视程度仍然不够，主要表现为：部分高职高专院校仍然没有设置“形势与政策”课教研室，没有把“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没有按规定的学时学分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形势与政策”课开设的时间往往都在课后、周末或者晚自习，不严格监控教学质量、减少课程设置、没有科学进行教学评价和课程考试考核等等。
3.缺少教学研究，师资队伍不规范。高职高专院校普遍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研究不积极，发表的相关论文和开展的课题研究都不多。尤其是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整体性研究方面，相关的文献较少，研究还不成体系、不成系统。对教学方法手段改革不重视，仅仅停留在完成教学任务的水平上。侧重理论教学，缺少联系社会实践的教学。“形势与政策”课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有待提高。从师资队伍构成来看，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学科和专业背景不强。专职从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及研究的师资严重不足，大多由党政干部、行政人员兼任。
三、把握高职高专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关键
针对高职高专院校在“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中呈现出的问题，必须找准其规范化建设的关键，有的放矢，才能取得真正的实效。
1.加快“形势与政策”课学科建设。“形势与政策”课在学科归属上应该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其学科建设就应该与下面的二级学科建设保持一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科建设，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形成一支稳定发展的高素质的教学和研究队伍，研究和掌握“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基础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断扩大“形势与政策”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领域，并将研究成果用以指导“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科研，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帮助“形势与政策”课学科规范化建设。
2.正确认识和分析“形势与政策”课教育对象。要使“形势与政策”课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充分调动教育对象的主体能动性，使其自觉地接受教育影响并通过自我教育达到目标。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青年时期是人的生理、心理剧烈变化的时期，也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正在迅速走向成熟而又未完全成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3]同时，他们还普遍具有文化基础相对较差，自主学习能力不强，学习和生活习惯不太良好等特点。在“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中，要正确认识和分析教育对象身心发展的特征、思想实际和认识水平，并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真正达到教育教学目的。
3.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帮助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是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的。围绕这一目标，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为主线，将动态教学内容灵活穿插其中作为有益补充。固定的教学内容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形势政策的教育，以及基本国情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等。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的首要任务是将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深入研究，深入学习，切实抓好“三进”工作。（下转265页）
（上接56页）4.合理运用形势与政策课的大众传播载体。在信息化时代，要充分利用好大众传播载体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的积极、有益的作用。2015年7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提出，要“切实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题学习网站和微信公众账号学习平台，使之成为宣传展示学生理论学习成果的阵地。各地各高校要積极参与相关网站建设，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本地本校教学资源共建共享。”[4]以网络为载体是扩大形势与政策教育覆盖面、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吸引力的需要，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需要。
5.科学实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管理。“形势与政策”课管理是指“形势与政策”课领导部门、主管机构及其管理人员，运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管理手段，对“形势与政策”课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实现形势与政策教育目的和任务。“形势与政策”课的管理内容包括目标管理、计划管理、规范管理、信息管理和队伍管理。“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要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只有运用现代管理学原理，遵循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规律，在科学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具有活力的科学管理制度，形成系统科学的管理内容、畅通高效的管理过程、充满活力的管理组织体系，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形成巨大“合力”，保证“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EB/OL].教育部网，2004-11-14.
[2]王包泉，隋俊宇，刘姝.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及发展趋势[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