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艺术论文篇（1）

二、戏剧表现方式的创新

国内很多艺术家八方出击、四面顾盼对一种现代化戏剧表现方式予以寻找，最终将其突破口找出，即同是艺术范畴的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电影等银山金矿，所以，艺术家对其中的瑰宝和精华予以汲取，并将其完美融合于戏剧中。

三、戏剧艺术发展前景

未来戏剧艺术必将向商业化方向发展，此为戏剧繁荣昌盛的必然趋势。对于戏剧演员而言，今后会归于市场，无需专属剧院。并由导演决定剧目，再依照剧目之需选拔演员，从理论方面优化配置资源，该现象与市场经济原则相符合。而对于戏剧而言，其目的是对观众审美水平进行培养，弘扬我国数千年戏剧文化。因此，应该尽可能的平衡演员补贴，降低剧目奖励评比率，以培养演员为艺术献身的道德素养与职业精神。由此戏剧才能达到更为真实的效果。对于戏剧本身而言，今后会逐渐渗透小剧种，如此环境中，很多具有艰难生存境遇的小剧种就会尝试着对其音乐、灯光、舞美以及配器等予以改进，以此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进而这些小剧种就会升级为文化热点，此为中国戏剧前景的一个管窥。此外，今后我国戏剧艺术还会融入现代科技，以吸引更多的观众群，彰显戏剧独特的表演魅力。

戏剧艺术论文篇（2）

田汉在谈论那一阶段的创作时说:“无论创作剧，还是翻译剧，都有一种共通的‘灵肉生活之苦恼’的情调。”《咖啡店之一夜》中的林泽奇，不知自己是“向灵的好，还是向肉的好”，他的生活“是一种东偏西倒的生活”，“灵－肉;肉－灵;成了这么一种摇摆状态，一刻子也安定不了”。《灵光》中的张德芬，也因婚姻问题上“灵肉的交战”而感到难以摆脱的“烦闷”。同时，日本新剧在观照人类情感命题的同时，还有很多题材直接源于日本民族的现实生活，精神上更契合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创作，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即如何将文学的艺术功能与社会功能结合起来。一向标榜艺术至上的创造社诸君在婚恋题材之外也开始尝试着用戏剧形式表现工农大众的生活状态，如田汉的《午饭之后》。还有一些作品，将戏剧的眼光投向下层民众的苦痛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上，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戏剧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如郁达夫的《孤独者的悲哀》、张资平的《军用票》、成仿吾的《欢迎会》等。然而，日本文学毕竟是有别于中国的文学，因此，创造社诸君在接受日本戏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因素”的制约。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启蒙是在中国本土完成，更在于中国文化在他们心理和情感塑造上所占有的“先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审美情调的角度进行理解。日本新剧非常重视抒情，这种抒情不是郭沫若《女神》中撼天动地、响彻云霄的无节制的情感宣泄，而是承袭了日本“物哀”的美学精神。“物哀”是日本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讲究“真情流露”，即情感主观接触外界事物时，自然而然或情不自禁地产生的幽深玄静的情感。“物哀”的美学传统不仅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学，而且支配着日本民众精神生活的诸多层面。创造社诸君敏感多情的心性、内在的艺术修养、以及中国汉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相通性，使得他们更容易领会“物哀”的美学精神，从而在创作中与之呼应，呈现出深沉淡泊的美学风格。

二、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学界异常活跃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个时期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段集体涌入，对日本文坛造成极大的冲击并呈现出活跃而纷繁的局面。创造社诸君在日本所受的影响，除了日本本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外，还有以日本为媒介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影响。“日本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比任何的国家都更为重要，它发挥了双重的作用，既是启蒙的导师，又是输入西方文学的中间人。”这正是“日本机制”的第一重机制———环境机制之外，创造社戏剧艺术中“日本机制”所发挥的第二重功能———中介机制，或称媒介机制。自明治第二个十年之始，一股翻译文学的风潮开始在日本文坛盛行，“在这个时期里，翻译和介绍过来的有英国的莎士比亚、李顿、迪斯雷利和司各脱的作品，法国方面的有凡尔纳、费尔隆、大仲马和雨果，还有俄国的以虚无党的活动为中心的虚无党文学等等。”许多的日本作家和学者致力于翻译的再创造过程。正是得益于这样浓郁而开放的文化氛围，不仅为创造社诸君打开了接触西方文学的窗口，同时因日本文化界的推介，让他们在西方文学的选择上获得某种导向性的引领作用。如他们所推崇的歌德、卢梭、尼采、惠特曼、泰戈尔、波特莱尔等，都是通过日本文坛的推介而进一步接触的。这样，创造社诸君通过日本这个窗口间接地向世界文流靠拢。历史剧是五四时期很受作者青睐的戏剧类型，创造社诸君中郭沫若和王独清都有历史剧存世。他们的历史剧带有鲜明的自我色彩，借“古事古诗”以表达个人对“今事今人”的思考。郭沫若在创作戏剧之前，曾阅读莎士比亚、歌德、席勒、泰戈尔等人的作品。他将史剧分为两类，“一种是把自己去替古人说话，如莎士比亚的史剧之类，还有一种是借古人来说自己的话，譬如歌德的《浮士德》之类。”并强调自己的史剧观更多地来自歌德浪漫主义史剧观的影响，目的是“借古人的皮毛说自己的话”，“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王昭君不再是历史中那个被迫远嫁的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悲情女子，而化身成一个封建斗士和理想女性。王独清创作历史剧的兴趣也不仅限于历史事实本身，他要“把这中间的主要人从那已死的形体中复活了起来，投以特殊的新鲜的生命”，“用我的清热把生命的水力吹进它们的身中，使它们成为我的新的建筑的新的原料。”

杨贵妃不再是红颜祸水的形象，而是以“甘为民族甘为自由牺牲的人物”。正是这种个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观感受，这种将个人抒发融于史剧创作的方法，形成了创造社史剧创作中反传统的浪漫主义风格。在此还要提及的是创造社对“新浪漫主义”的美学追求。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在《近代文学十讲》中对新浪漫主义的源流、成因、特征的阐述，极大地影响了创造社诸君新浪漫主义文艺观的形成。田汉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谈及自己是如何通过戏剧去体验新浪漫主义的，“我看新罗曼主义的剧目从《沉钟》起，至今罗登德兰海因利希的印象还是活泼泼的留着，同时一股神秘的活力也从那时起在我的内部生命的川内流动着。”他将写于1920年的《梵珴璘和蔷薇》标注为“一部新浪漫主义的四幕悲剧”。陶晶孙自称是“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作品者”。他的剧作《黑衣人》是用日文写成的作品，后被译成中文发表于《创造季刊》。剧中的“黑衣人”痛恨毫无公道可言的社会，手握武器，却无所适从。社会在剧中被描绘成一个“无物之阵”，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与之对抗，依然难逃宿命。“在这个很短的剧本里，他描写孤独，寂寞，恐怖和疯狂，描写在特殊时候的凄凉和失望的，而仍然含着神秘的美丽的向往的心情是值得赞赏的。里面的情调，非常紧张而且静默，而从这紧张与静默中传出美和理想和现实底幻灭。”他的另一剧作《尼庵》则表现的是人物在梦境与现实冲突中的迷惘与觉醒。兄长苦劝万念俱灰的妹妹，妹妹虽然听从兄长的劝告从尼庵中走出，却不愿再入尘世的纷扰，“宁肯进第二的尼庵”———湖水之中。两部剧作都是以新浪漫主义手法造就，剧作手法之新颖，反映之深刻，无不映射出作者的艺术积累，以及对所学创作手法的自觉运用。确认地说，创造社诸君接受的西方文化，是经由日本“过滤”或“中转”后的西方文化，不论这个过程中存在怎样的转换过程，其实现的重要途径正得益于“翻译”的手段。许多的日本名家，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森欧外等在创作之余都极为重视对以西方文学为主的外国文学的翻译和推介。创造社诸君目睹了日本文坛对西方文艺的积极译介从而对本国文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也开始重视“翻译”的功效，身体力行地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他们通过“日本之桥”完成了离开第一文化语境(母语文化语境)后，思想观念和文学修养在第二文化语境中的二次积淀和储备，郭沫若就曾翻译过歌德的重要诗篇、小说及戏剧。田汉也“目睹了日本话剧家接受外来话剧样式的经历和艰辛”，非常重视译介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促进和启发作用，他出版翻译剧本15部、改编外国剧本原著5部，还发表外国文学评论50余篇。

三、外界因素可以承担触动和启发的功能

戏剧艺术论文篇（3）

在我国大陆，最早介绍西方的教育剧场的是教育家孙家琇先生1984年发表于《外国戏剧》上的《关于英国的TIE》一文。1995年，李婴宁教授访问巴西戏剧家奥古斯都•伯奥，发表的《风云世界的民众剧场：AugustoBoal访问记》，以及她赴英国研习教育性戏剧课程后，发表的《英国的戏剧教育和剧场教育》是首次向国内介绍教育性戏剧的文章。此后，孙惠柱教授引进的“谢克纳人类表演学研究中心”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创立社会表演学专业研究生项目，并在此后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交流、综合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与戏剧学的交叉结合的实践和研究。2005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设立艺术（戏剧）教育专业招收四年制本科学生。云南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也相继开办了戏剧教育专业。这几所专业戏剧艺术高校着力培养的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在普通学校和社区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研究和应用戏剧实践活动，培养了中国首批从事教育性戏剧的基础教学、实践和研究人才。与此同时，近年来许多省市的文化部门、专业协会和一些高校在不断举办“青年戏剧节”、“大学生戏剧节”等戏剧活动，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校园剧社成立了。在每年一度的校园戏剧节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积极响应参与，这样的氛围，也为“教育性戏剧”、“应用性戏剧”在高校中的开展与推广奠定了基础。

二、“教育戏剧”理论与实践在高校中应用与推广的意义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教育戏剧”是用来发展个人、社会，以及人文教育为目的教育手段和方法，完成戏剧演出，或创作一出舞台剧不是最终的目的，教育戏剧的重点在于“教育”，在于参与戏剧活动时的同学们获得的学习经验；这些经验能让学生认识、了解社会，能够探索、发掘自身的潜力，在戏剧活动的参与中建立道德观、价值观，让学生的心灵与精神得到健康的成长。鼓励学生积极地探索世界、探索人生，增加他们的自我理解力，努力培养与他人的沟通、表达能力，学会多角度的思考；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加强他们的学习效果，启发学生的思维;学习运用戏剧的形式体会个人的成长，让他们发展属于自己的个性、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建立起应有的自信的有效途径。把高校作为推广与实践的阵地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戏剧艺术论文篇（4）

探索尝试的结果是：LED显示屏由发光二极管组成，具有亮度高、屏幕面积不固定的特点，可优化舞台灯光系统，增强表演效果。灯光设计是舞台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LED显示屏改变了以往舞台使用普通发光管灯光暗、光线固定、剧情表演不能完全呈现观众等约束，利用LED显示屏的特性随意根据剧情调控舞台光线强弱、切换屏幕大小配合剧情营造氛围，加强表演效果，使观众可以更好的融入表演。在艺术规律的支配下，技术能给予表现插上新的翅膀。一个成功的个案出现在舞台剧《白毛女》的舞美探索上，当演到白毛女被地主压迫时，舞美配合剧情调暗灯光，在LED显示屏上切换雪天的背景效果并放大屏幕面积，营造凄苦的表演氛围，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给观众视觉、听觉、感觉的多重感官刺激，使观众更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旧社会对穷苦百姓的压迫，更好地融入剧情。歌仔戏《蝴蝶之恋》也运用了LED屏幕，主要用于展现大海，由于运用适度，效果还不错。另一次尝试是在越剧《柳毅传书》上，虽然因为引入LED显示屏幕遭到争议，但由它营造出来的“龙宫”，的确非常震撼，被人津津乐道。

（二）提供多元化的表演

当前尚处于探索、实验前沿的LED显示技术在舞美中运用，不仅深刻影响了传统艺术与表现形式，还改变了大众的审美意识，打破了传统表演的局限性，以崭新的沟通和互动方式，不断拓展着观众的视野，凸显观众作为审美主体的使命。在这方面，LED显示技术运用于戏剧舞台后，已展露出提供观众多元审美享受的功能。曾经因过于拘泥于现实写实而消解传统戏剧写意，遭到责疑的LED显示技术，在浙中一部现代新编越剧的舞美运用中，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这是一部真实反映农村进行社会治理探索的真实剧，剧中LED画面就来自故事的发生地。舞美设计者匠心独运，对拍摄的素材，对照剧情进行舞台化的加工、改造、编辑，达到情景交融、行云流水般的艺术水准，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对多元的需求。

（三）突破空间、时间的约束

LED显示屏使用寿命长，保护得当可使用十年以上，有利于节约成本，且可以在户外全天候使用，这两点使LED显示屏的运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能为观众提供更长久、更完美的舞台美术。事实证明，它不仅仅适用于大型晚会的舞台表演，同样可以巧妙嫁接，为戏剧服务。当然，这种嫁接必须建立在对于新兴技术在其它舞台运用的充分了解上。我们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上，LED显示技术的运用为全世界的观众创造了一场难以忘记的视听盛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所有灯具，如奥运五环灯、舞台周围的指示灯甚至表演者身上的装饰灯都是LED灯具，利用LED亮度强且可调控的特点，根据表演环节的进行切换全场的灯光的色彩明暗，全场的统一配合使得整个舞台都美轮美奂，成为世界赞叹的焦点。在那场晚会上，晚会持续时间较长且观众人数多，场地空间大，为了使各个角度的观众都能完整地观看表演，管理方利用了LED显示屏屏幕面积不固定，可大可小的特点。今后，戏剧舞美也可以根据舞台需要或观众意见进行调控，选择具有充分的灵活性的LED显示屏作为大屏幕的材料。它带给我们戏剧舞美设计者的启示有：其一，LED显示技术可做到为戏剧作品量身打造。其二，写意写实任意发挥。这种技术带来的表现力是惊人的，它隐含在现代技术的丰富性上。无论是举世难忘的北京奥运会那大气磅礴开幕式盛典上，还是后来戏剧舞美的一次次尝试中，写意写实，浓妆淡抹，LED显示技术总显示出恣意挥洒总相宜的特制来。其三，创新应是一种更好地传承。每一次的戏剧发展实践表明，如果传统要传承下去，必须要适应时展进行创新。LED显示技术在戏剧中的引入，就要把握好不能逾越中国戏剧特有的艺术规律与审美价值原则。

戏剧艺术论文篇（5）

二、艺术实践与社会介入

(一)戏剧公共空间建设

将现实问题进行戏剧化的展示，是戏剧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本质。要使戏剧真正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就必须抓住高等院校这一艺术培育的摇篮。但当下在高校的专业素养密集教育下，学生活动的公共空间日益萎缩，对学生而言，好像只有学习而无行动，只有生活而无艺术。因此，高等院校必须在戏剧实践方面搭建一个公共空间领域。这个空间领域作为学生行动实现的场所，为学生创造社会化情绪、提供治疗效应，也为学生与学校平等对话，参与学校建设、社会建设提供舞台。高校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的特点是理论性强，学科间界限分明，对学生而言，必须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通过专业学习修满学分，学生必须服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专业学习使学生形成专业素养，但是学生面临的仍然是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只有行动才面临人的世界，行动不仅通过他人的在场确立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存在，而且也提示着主体惟一的自由。一个只专注于学习而无暇参与行动的学生，绝不可能是真正快乐的。德国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要参与到公共领域中，与同类一起行动。戏剧艺术实践就是教会学生如何超越个人的“小我”从而建构超越的“自我”，体验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当然，正如布莱希特所主张的，戏剧就是戏剧，好的戏剧一定是娱乐的。戏剧的娱乐功能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中外戏剧史上戏剧“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也是不容忽视的。从春秋时期的“优孟衣冠”到唐代的优伶，戏剧的“讽谏”传统一直在传承。《旧唐书•李实传》就写到“瞽诵箴谏，取其诙谐，以托讽谏，优伶旧事也”。法国戏剧家狄德罗也重视戏剧的社会功能，认为戏剧应该成为“善良的学校”，“坏人看到自己也曾做过的坏事感到愤慨，对自己给旁人造成的苦痛感到同情”⑨。学生的戏剧行动离不开社会当下的话语和语境，在戏剧公共领域中，学生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和其他人发生关联，通过沟通才能成为交往共同体的成员。在学习之外，戏剧公共空间领域也可以作为学生政治生活的空间，在其中他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国家事务，关心人民生活。在实践中突破校园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获得历史与时空的自由，以多元文化形式展现他们不同的需要、情感，最后形成社会介入的意愿和群体共识。

(二)释放情感，介入现实

戏剧形式的创新不仅是形式与结构的创新，而且也是参与、介入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在于完成对社会的批判和改造。鲁迅弃医从文，希望拯救旧社会中国人麻木的灵魂。今天我们不需要学生放弃自己的专业技能，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拯救商品经济社会下学生的冷漠。造成学生对世事、人事不关心的原因很多，但是作为当代大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关起门来学习的态度是与培养社会主义创新人才的目标相悖的，这也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戏剧艺术实践就要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热情，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不是喊出来的，而应该是做出来的。从戏剧实践的技术特点来看，虚拟性和超越性是戏剧美学的重要特征。因而，针对学生的各种情绪以及他们对社会本身的认识和思考，在教师的指导下戏剧艺术实践中会涉及一系列假定性的情境，以使现实中的问题得到假定性、戏剧化的解决。也就是说，设计假定的情境空间本身并不是目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锻炼和提高其多媒体技术、数字技术、舞台设计、舞台美术等艺术技能，而且可以在支撑戏剧动作的前提下鲜明有效地传达戏剧演出所蕴涵的深刻而强烈的情感内容。这里的情感内容已经是积淀了的审美情感，是一种在人生的深刻体验基础上，对生命、社会、人生的情感体验，是超越个体直达生活的深层情感。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常常陷入机械的、自动化的程式中，而在设定的戏剧空间中，如果他们被程式化束缚的，被日常生活体验遮蔽的真情实感被激发出来，这对塑造完善的人格不无裨益。若学生认为现实是残酷的，那么没必要怨天尤人，没必要厌弃人生，鼓励他们把他们认为的所谓的“残酷现实”再现出来，把内心的情感表现出来，不要去回避现实环境对人的影响，在戏剧情境中再现“黑暗”，营造残酷的剧情来获得群体的认同，来检验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观众一起来应对这样的现实，在虚拟性情境中寻找可能的解决途径，这种思考有利于他们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社会现实。

戏剧艺术论文篇（6）

自古以来，戏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以生动的表现形式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同时又由于其独特的艺术手段，能够对最普遍的受众产生影响。因此，一定要重视戏剧的教育作用。新课标明确提出，戏剧教学要从经典戏剧作品中汲取教学营养，丰富幼儿的审美情感，提高幼儿的文学修养。幼儿戏剧资源十分丰富，包括话剧、歌舞剧和皮影戏等，任一剧种都有其独特之处。例如，歌舞剧采取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话剧以人物对话、肢体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皮影戏则是以驴皮制作、雕刻形象生动艺术性强的人物，利用灯光将影像投射到屏幕上。丰富的内容不仅拓展了幼儿的视野，而且培养了幼儿的艺术审美情感，引领他们走进戏剧世界，体验戏剧的无限魅力。

（二）培养幼儿的审美鉴赏力

许多艺术形式都具有一定艺术包容性，但戏剧的包容性几乎将所有艺术手段都整合了起来，并根据自己的内在规律将它们完美融而为一，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特的有机体，进而展现出戏剧艺术的独特魅力。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是利用声音来塑造形象、表达思想情感的；舞蹈是形象艺术，是以人的身体动作来抒情和表现的；文学是语言艺术，是用文字语言（词语）来创造形象的。而在戏剧艺术中，音乐通过具体的唱腔和伴奏，舞蹈通过程式化的身段，美术通过具体道具，如此一来，不同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就受到了削弱，利用它们有价值的艺术元素，让它们成为戏剧艺术的有机构成。戏剧艺术这种强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动听的音乐、优美的舞蹈、鲜艳的绘画等，都很容易激发幼儿的审美兴趣，利用这些直观形象和趣味活动来引导幼儿，培养幼儿的审美鉴赏力。

（三）激发幼儿的审美创造力

在幼儿园戏剧艺术教学中，戏剧排演是教学核心内容。幼儿根据剧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戏剧排演，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幼儿们认真分析角色、揣摩语言、即兴发挥，通过直观感受、自我理解和大胆想象，将文字变为舞台上血肉饱满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情节，灵活运用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演绎剧本内容。这一活动不仅是对剧本的二次创作，而且深化了幼儿的学习体验，这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可见，戏剧艺术教育不仅能够激发幼儿的想象力，而且能够培养幼儿的创造力。通过寓教于乐的戏剧排演，既有效拓展了幼儿的想象空间，又激发了幼儿的审美创造力。

二、幼儿园戏剧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过于标准化，扼杀幼儿创造潜能

在幼儿园音乐游戏教学环节，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在音乐的带动下，教师反复带领幼儿模仿各种动物的声音、走路姿势和猎食姿态等，想要借此来引导幼儿感受音乐。整个过程都是幼儿在模仿教师的动作，而并非结合自己对音乐的感受来做动作。艺术是开放的，艺术教育倡导人的灵魂自由，不同个体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感受，并可以借助艺术手段表达出来。但就当前幼儿园艺术教育现状来讲，许多教师习惯了灌输式教学，习惯了全部一样的标准化教学。在这种教学模式下，音乐教学成了机械的模仿训练，绘画教学成了生硬的临摹训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幼儿园艺术教育过于标准化带来的。因此，这种一味强调标准化的艺术教育，极大地扼杀了幼儿的创造潜能，限制了他们的个性成长。

（二）强调结果化，忽视幼儿审美体验

在实际的幼儿艺术教育中，大部分教师习惯于给幼儿灌输艺术知识和技能，但却忽视了幼儿主动参与、探索和体验艺术的过程。比如，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是先带幼儿们一起记歌词，然后由教师逐句教授幼儿学唱歌曲。每教完一句，教师就挑选几名幼儿唱，以了解他们的掌握情况。在学唱结束后，教师也会给一些表现优秀的幼儿以鼓励，随后整个活动结束。音乐是听觉艺术，需要用心去体会和感受。若是缺乏深刻感受，就无法体会到音乐中的情感与乐趣。幼儿应该在艺术学习过程中感受节奏、体验乐趣、释放情感、享受艺术。但是艺术教育的结果化倾向却将艺术教育带向了形式主义的歧路，忽视了幼儿感受与体验艺术的过程，一味强调教学结果，使得幼儿变成了机械模仿者，不利于幼儿审美能力的培养。

（三）过于封闭化，打破戏剧艺术完整性

由于不同艺术门类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所以幼儿艺术教育要注重综合艺术教育，这也是新课标所提倡的一点。但在实际中幼儿艺术教育的封闭化却造成了幼儿艺术活动的单一，缺乏不同艺术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戏剧活动就是戏剧活动，美术活动就是美术活动，彼此泾渭分明，毫无联系。众所周知，每一种艺术都有其独到之处，不同艺术门类之间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音乐、美术和戏剧都具有节奏和韵律等。因此幼儿戏剧艺术教育要充分体现出戏剧艺术的包容性，推动不同形态的艺术之间的交流，让幼儿在戏剧艺术教育中接触了解其他门类的艺术，让他们获得更加多样的艺术体验。就像《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所要求的，不同领域的内容要相互融合，站在不同的层面推动幼儿的情感、态度和认知等方面的发展，幼儿戏剧艺术教育要充分体现出艺术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完整性，以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

三、当前幼儿园有效实施戏剧艺术教育的教学对策

（一）巧妙构思，提高幼儿戏剧艺术学习主动性

以儿童中心的教育理论观点来讲，幼儿园教育要在以幼儿为本的理念下全面展开。我们要站在幼儿的角度，以幼儿为根本出发点，挖掘设计符合幼儿认知规律和审美习惯的戏剧艺术活动内容，激发幼儿戏剧艺术学习的兴趣，提高幼儿学习的主动性，促进幼儿思考、认识自我并加强对客观世界的了解与认识，培养幼儿戏剧艺术的审美力与鉴赏力，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所以，幼儿教师在开展戏剧艺术教育活动时，一定要强调围绕幼儿兴趣去发展的特点，为幼儿精心设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戏剧活动，采用生动形象、吸引力强的语言和动作，全面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让幼儿全身心投入到戏剧教育活动中，强化主动学习意识。当幼儿具备一定的戏剧知识基础时，教师就要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让幼儿获取丰富的戏剧体验。等幼儿具有一定的戏剧审美能力后，教师要注重创设一个立体化、全面化的感受情境，并配以音乐、舞蹈和美术等艺术种类，开放性、包容性、创造性地对幼儿进行美感熏陶，拓展他们主动参与戏剧艺术教育活动的想象空间，提高他们的戏剧艺术创造力。因此，幼儿教师要巧妙构思，全面考虑幼儿的认知实际，挖掘设计符合幼儿实际需求的戏剧艺术活动，以提高幼儿对戏剧的艺术学习主动性，促进他们的综合发展。

（二）加强互动，为幼儿营造轻松愉悦的艺术氛围

艺术氛围是主体心灵和客观对象相互交感而产生的，它属于艺术作品各种冲突和差异因素经过复杂的整合而形成的感应力集中表现，属于艺术魅力的具体外显形态。轻松愉悦的艺术氛围，是顺利开展幼儿园戏剧艺术教育的重要前提。我们营造的戏剧艺术氛围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服务于幼儿园实际教育活动，一种是幼儿自发地进行艺术欣赏。两者共同构成幼儿园戏剧艺术教育的整体氛围。具体而言，营造轻松愉悦的艺术氛围，让幼儿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获取丰富而深刻的审美体验，让幼儿在戏剧艺术教育的互动中培养艺术感知能力，加深情感体验与感受，实现与戏剧艺术教育的有效互动，让他们充分领略到戏剧艺术的巨大魅力，强化他们的戏剧艺术认同感。由此可见，幼儿园戏剧艺术教育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浓厚艺术氛围的营造，所有的戏剧艺术教育活动都需要经过幼儿多种感官的参与来体验和感受，因此，我们要结合戏剧艺术规律和幼儿认知实际，为他们营造一个轻松、愉悦和自由的戏剧艺术氛围，以提高戏剧艺术教育的实际效果，并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让幼儿在良好的艺术氛围中实现健康发展，激活幼儿思维，挖掘幼儿潜能，提高幼儿素养。

（三）加强拓展，将戏剧艺术融入幼儿生活

戏剧艺术论文篇（7）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话剧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出现了不少大师级的剧作家。在中国的现代戏剧史上,曹禺和夏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曹禺的第一部剧作《雷雨》,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走向了成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开创了我国现代话剧的另一种独特形式。虽然曹禺和夏衍都是走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但二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曹禺是生活戏剧化,夏衍则是戏剧生活化。曹禺选择了最熟悉的城市题材,从正面表现出重大的时代主题,对他戏剧主题的理解是多重的。曹禺把戏写得更像戏,而夏衍则不同,他的戏更像生活。他的题材多源于社会底层,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人物的性格悲剧,对夏衍剧作主题的理解则相对单一。他们都以自己的戏剧才能,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成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剧作魅力至今在中国的戏剧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彩。

一、取材:大社会和小市民

曹禺出生大家庭,小时接受过古典文学的熏陶,出入过戏园,对戏剧有着一定的兴趣。曹禺经历过家庭的破败,体会过生活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他一生几乎都身在城市之中,很少接触到农村。因此,在他的创作中,他选择了最熟悉的城市题材,从正面表现出重大的时代主题。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雷雨》是通过描写周鲁两家的纠葛,从而表现出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日出》则以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都市生活为背景,以陈白露这个上层社会的交际花为中心点,描写了上层与下层社会形形的人物,反映了上层社会的黑暗现实,批判了这个糜烂的黑暗社会;《北京人》里曹禺以自己熟悉的旧封建地主家庭题材为基础,刻画了一幅中国封建家族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

夏衍出生在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3岁时家道衰落,年幼时也常随母观戏,受到戏剧陶冶,然而“因为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因此,对旧社会制度存在不满和反抗,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子”。[1]所以夏衍的题材多源于社会底层,而选择的人物皆是小市民或小知识分子。夏衍并不注重表现重大的时代主题,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人物的性格悲剧,从而突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主题。阅读夏衍的作品,仿佛是在欣赏一幅幅清新淡丽的日常生活画面,而在这浓郁的生活气息中却让你体会生活的种种滋味。《上海屋檐下》、《一年间》、《心防》、《愁城记》、《法西斯细菌》等无处不让你沉浸于普通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平常人生中。

曹禺的戏剧将现实生活场面经过加工剪辑,主题鲜明;而夏衍的戏剧则将现实生活如实展现,平静如水,委婉含蓄。曹禺选择生活中的小场景不乏真实性,但经过多重的戏剧冲突,把生活变得似乎全是巧合,技巧性浓厚。《雷雨》中四凤在周家做使女,本是寻常事,而30年前鲁侍萍也在周家做使女,这不可不说是巧合,而正是这个巧合推进了剧本戏剧性的发展。

夏衍戏剧也表现矛盾冲突,但他在选择生活场景组合时,往往避开直接冲突,使戏剧淡化,展现生活化。《上海屋檐下》想让观众感受小市民的生活悲惨处境,发现他们的反抗潜质,从小人物生活反映大的社会变革的到来。为此他选择了同一屋檐下的五户人,描写了他们一天的喜怒悲哀,构成了一幅都市下层人民生活的生活情景图。这使得整部作品戏剧冲突淡化,更多地展现司空见惯的感情纠葛和人事纠纷,全无大起大落的矛盾冲突,但是又隐隐含着对社会变革的暗示。

二、主题:多重性和单一性

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左联”的成立等冲击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曹禺和夏衍身处时代当中,他们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都在探索国家的前途和出路。曹禺从《雷雨》的家庭悲剧走向了《日出》的社会悲剧,又走上了《原野》的农民悲剧。1937年抗战爆发后,曹禺被抗战热情所激发,直接写出了表现抗战题材的《蜕变》。从曹禺的创作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始终同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人民共呼吸,追随革命,同时代一起前进的作家”[2]。而夏衍虽然对历史剧《赛金花》、《秋瑾传》的创作形式感到厌烦,但不可否认这两部戏剧深刻反映出了当时社会政治的昏庸无能,残酷的黑暗现实,而从他自称为“我写的第一个剧本”《上海屋檐下》开始,他以另一种新鲜独特的风格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但它表达的主题依然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表达出了对国家命运充满着新的希望。

他们在对待艺术与政治上既相同又相异。在曹禺在《编剧术》指出:“一切剧本全都有着宣传性,不单是抗战性”,“抗战剧既是戏,自然也不能脱离控制一般戏剧的法则”[3],即按戏剧规律的要求发挥戏剧的宣传作用。在抗战时期,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作家应该发挥文学的作用,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夏衍认为“艺术即使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也有它的特殊作用;不但内容上要反映出时代的步伐,人民的愿望,而且形式上也要求完美,要求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4]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说:“我学写戏,完全是‘票友性质’,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5]。曹禺更能辩证地理解宣传与文艺的关系,因此没有陷入左翼时期重政治而其轻文艺的境地,没有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宣传作用。夏衍则更偏重于政治宣传大于文艺,把艺术看作是革命的宣传筒,不过在《赛金花》、《秋瑾传》之后,从《上海屋檐下》开始,他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注意到戏剧的文艺作用,应该从生活中去表现社会现实问题。超级秘书网

曹禺的剧作的主题呈现复杂化、多重性,夏衍的剧作主题的理解则比较单一。

曹禺《雷雨》一出来,就引起了评论界的不少争议,李健吾、华忱之、宋剑华、王卫平等批评学者都认为《雷雨》有强烈的命运观。刘西渭说《雷雨》这出长剧处处让人们“感到一个命运观念,但这种观念不体现为一种天意,而是‘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的心理作用’,即决定和推动全剧的是人物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本身的性格”[6]。郭沫若、钱谷融等学者则认为《雷雨》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力作,是反抗封建家庭制度的压迫,“《雷雨》带给人们的不是‘诗样的情怀’、神秘的象征和宿命的观点,而是点燃了人们对封建资产阶级罪恶的愤怒火焰,激起人们渴望在一场大雨中摧毁旧社会,冲洗出新世界”[7]。《日出》也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具有神秘的色彩,虽然有过激烈的抗争,但是最后依然陷入命运的悲剧漩涡;有人则认为这是一部反映当代农民抗争的悲剧,虽然仇虎最后死去,但至少在戏剧中表现出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

夏衍的剧作主题的理解相对单一。他的戏剧是一幅人民成长觉醒斗争的历史画面,在他的剧作中,结尾总是光明的,从人民的觉醒去表现出对中国抗战的必胜信念。从《上海屋檐下》中的匡复一个曾经有过高昂的革命激情的青年被折磨成一个失去了抱负的颓废中年人,而后又在孩子们的歌声中毅然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到《芳草天涯》中的孟小云从自己的恋爱小圈子中跳出来参加了革命斗争,我们都可以看出夏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夏衍的现实主义主题是一步步在深化的,《芳草天涯》表现出了他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水平。

参考文献:

[1]王文英.《夏衍戏剧创作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1.

[2][3]孙庆升.《曹禺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25.59-60.

戏剧艺术论文篇（8）

二、传统戏剧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传

统戏剧表演艺术的传承人身上。并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值得人们去传承，而应该选取有价值的，蕴含民族深厚文化内涵、民族精神的，并不断在民族文化滋养下具有一定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真正值得我们去保护和延续。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的体现，很明显的表现在传承人的文化价值上。因此，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的传承人必须具备精湛的技艺，并且具备传承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被大部分艺术者所承认，才能成为传统戏剧传承的活标本。

三、传统戏剧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

传统戏剧表演艺术的传承人是否能有效地进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的载体是传承人，比较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载体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物，传承人可以进行培养，可以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亦或是传承结束而使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只有古代人可以创造，只要是有人的社会都将不断创造新文化，不断传承和培育文化传承人，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之力不息。在之后的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中，我们要尊重现有的传承人，并鼓励传承人去发挥自己才华，自觉承担起应尽的职责，让传统戏剧能长久的延续下去。

四、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的功能

（一）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的最直

接功能是文化功能，不仅要传承文化遗产，还要创造文化产品。传统戏剧作为非文化物质遗产，依托于人，而人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延续者和拥有者，由人对戏剧表演艺术进行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使得传统戏剧更加的精湛，不断地更新并具有生命力。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独特的文化功能使得戏剧传承人不断学习传统戏剧表演艺术文化，又不断地传承传统戏剧文化并创造新的戏剧文化，让传统戏剧不断发扬光大，被更多的人们接受和喜爱，成为了传统文化的再造者，发挥了继往开来的文化功能。

（二）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的最直

接功能是文化功能，不仅要熔铸文化心理，还要塑造文化品格。文化形态和文化品格在真正的艺术里面是超越时空的，传统戏剧的产生，是无数艺术家千百年来的倾心付出、精心创造并培育的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凝聚多种艺术元素在其中，并承载着中华文明，代表一个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无数传承者对传统戏剧表演艺术的传承和发扬，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品格，也继承了民族精神。

（三）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的最直

接功能是文化功能，不仅传承文化传统，还强化文化认同。传统戏剧传承的不仅仅是脸谱、服饰这些实物艺术构成元素，也不仅仅是唱、念、做、打等表演形式，而是基于戏剧产生的具有传统性质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特质，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发扬，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脉流。传统戏剧中很多离奇曲折的情节设置、活泼有趣的对白、悲喜交加的场景、穿插变化的结构、行云流水的表演等，都让传统戏剧更加的引人注目，并构成了一种综合形式美，通过表演艺术传承人的表演使戏剧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戏剧艺术论文篇（9）

第一，传统农耕生产和祭祀的需要推动了“咚咚推”的传承发展。“咚咚推”一般只在春节期间为庆丰收、祈求傩神保佑和干旱时为祭祀祈雨表演，都是为了祭神、娱神的。依赖自然，靠天吃饭的农耕生产条件，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农耕生产目的，驱动了“咚咚推”的传承发展。当今社会，天井寨的生产方式已经急剧变化，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已经减弱，“咚咚推”正在失去传统的生产实践基础。这是“咚咚推”今后传承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第二，全寨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需求推动了“咚咚推”的传承发展。在封闭的大山里，没有现代戏剧、影视等文化生活的情况下“，咚咚推”是天井寨人唯一的全寨性文化娱乐活动。而且“咚咚推”只在春节和求雨时表演，进行的次数相当少，全寨人都非常重视，与过节同等看待。文化生活需要是各地各民族人民的普遍需要，在不同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下都会存在，并随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当大山从封闭走向开放，大山里的人接触到现代戏剧、电影、电视等新的文化娱乐形式，“咚咚推”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使“咚咚推”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具活力，更具魅力，更显生命力，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三，轮流值年和竞争合作传承方式的促进作用。清代道光年间以前，天井寨有200余户人家，1000余人口，比周边村寨兴旺，是远近闻名的圩场。“咚咚推”由龙、姚二姓轮流值年操办，双方暗中比势，看谁操办得好一些。当然，他们也相互支持合作。这种竞争合作的机制和轮流值年的操办方式为“咚咚推”平添了传承的内在活力。如今，在大部分青壮年人外出务工等情况下，以什么样新的操办方式和运行机制，使“咚咚推”良性传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第四，全寨人的文化自觉。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天井寨成为侗族傩戏“咚咚推”唯一的传承地。天井寨地处新晃、芷江、天柱三县中间的大山之中，交通不便，与周边交流较少，受其他文化影响较少，基本上按照传统样式传承“咚咚推”，使之保持粗犷、古朴的原生特质，也使“咚咚推”在周边各地侗族傩戏消失之后，一支独存。对此，天井寨人有一种自豪感，自豪感驱动他们一代一代地把“咚咚推”传承下来。第五，传承人的传承是天井寨侗族傩戏“咚咚推”传承发展的关键。清代咸丰年间，天井寨遭屠村之灾以后，龙、姚两大家族的历代传承人维系着“咚咚推”的传承。龙继湘、龙子明、龙开春祖孙三代，百余年来前赴后继，致力于“咚咚推”的传承。龙子明90多岁高龄了，还亲自上场主演，组织全寨人传承“咚咚推”。保护传承人，发挥传承人的作用，是“咚咚推”得以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人口迁徙与文化融合的促进作用

侗族傩戏“咚咚推”随天井寨先民迁来定居而传入并传承，随天井寨人与周边文化的融合而弘扬、创新，这表明民族民间戏剧艺术的传承、创新与人口迁徙和文化融合紧密相连。元明清三代是我国历史上人口由北而南、由东而西的一次迁徙高潮，也是我国戏剧的形成期。戏剧艺术随着人口的迁徙定向式播布；在播布中与当地音乐、戏剧融合，形成新的地方唱腔和地方剧种。侗族傩戏“咚咚推”是随着侗族先祖迁徙的轨迹由榕江而靖州，再传入新晃的。“咚咚推”音乐融合了都柳江上游、渠水、潕水流域侗族的“溜溜腔”“吟诵腔”，苗族的“石垠腔”，侗苗“垒歌调”，土家山歌调等。“咚咚推”的戏剧形式在保留生活小戏的基础上，融合了汉族折子戏，形成生活小戏和折子大戏并存的傩戏格局。在内容上，则融合了三国文化等汉文化。因此，“咚咚推”从形式到内容都为当地侗、苗、汉、土家等民族接受，在侗族傩戏在其他地方失传的情况下，传承至今，独领。

（三）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

明代永乐年间至清代道光年间，新晃境内社会安定，经济逐步发展，侗族傩戏“咚咚推”逐渐发展成为周边有较大影响的祭祀性娱乐活动。每逢有“咚咚推”表演，方圆十数千米远的居民都赶来看戏。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血洗天井寨，使“咚咚推”传承异常艰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咚咚推”传承处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咚咚推”得以恢复传承，而且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受到保护，迎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与繁荣。侗族傩戏与其他傩戏一样，是农耕经济的产物。当今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由自然经济的农耕小生产向社会化、市场化大生产转变，傩戏赖以传承的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化，加之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因素的冲击，“咚咚推”传承遇到了极大困难。

二、活化石式的民族民间戏剧艺术价值

天井寨侗族傩戏“咚咚推”的表演过程分为准备、开坛、请神、开洞神、祭祀、表演、谢神、送神、收坛等环节。表演环节的演出剧目传承至今有21个，包括小戏和折子戏两类。小戏以民间传说故事为主，有《跳土地》《跳小鬼》《会》《菩萨反局》《天府掳瘟华佗救民》《刘高斩瓜精》《老汉推车》《癞子偷牛》《土保走亲》《杨皮借锉子》《驱虎》《背喊冤》《铜锣不响》等。折子戏以三国戏为主，如《桃园结义》《过五关》《古城会》《开四门》《云长养伤》《关公捉貂蝉》《关公教子》等。[1（]p26-27）“咚咚推”较少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至今仍保留着古朴、粗放、简约等传统而独特的原生态戏剧风格，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具有活化石式的戏剧艺术价值。在“咚咚推”表演中，全寨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演员装扮自然神或人神等不同角色，带上面具，“物神”伴“人神”上场，傩神降坛，神人同台，生、旦、净、丑俱全。在“咚”“咚”“推”打击乐的伴奏下，演员跳起三角式独特舞步，演绎天井寨人的历史，再现侗族人的习俗，诉说心愿，交流思想，沟通感情。

（一）原始古朴美

“咚咚推”剧中人物上至，下至土地神，从关羽到游方巫医等，衣着朴实，语言亲切，朴实无华；面具奇特，古朴简约，各显神采。剧中的曲调、节奏、舞步、旋律依“咚“”咚“”推”伴奏重叠反复，简约古朴。戏中题材既有农耕生产，也有日常趣事，更有三国故事，以侗族的形神艺术再现剧中故事的神奇独特。众多面具和傩神雕像装饰的舞台背景，为整个表演过程平添古朴神秘。这些因子的组合，使侗族傩戏“咚咚推”在夸张浪漫中展现原始古朴的美。

（二）表演形式简约粗犷

侗族傩戏“咚咚推”与辰州傩戏同时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者有着不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辰州傩戏吸纳了汉剧、阳戏等地方戏剧表演方式的特点，傩愿特征浓郁，戏剧表演规范性强，重唱念做打等基本功，注重表演的细腻美、演唱的韵律美、唱词的对仗美，对白大多采用打浑插科的方式，注重韵味美和幽默美等，近现代戏剧表演特质鲜明。[2（]p399-409）“咚咚推”傩戏的表演方式则古朴、独特，重目的、过程和情感的率直表白，情感表演粗犷豪放，表演动作古朴达意，往往以哑剧表演来表达剧中人物的思想与情感，不太注重戏剧演唱的抒情美。“咚咚推”具有鲜明的戏剧雏形，远古时期的娱乐特质浓郁。从开台祭祀仪式到“安坛”结束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咚”“咚”“推”的锣鼓声中跳跃式重复进行。对白较多，全程使用侗语，尽展简约粗犷的艺术美价值。

（三）融合侗汉文化的情节内容

“咚咚推”中最常见的内容是三国戏，基本上参照《三国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故事编篡而成，但人物性格、角色担当、具体细节性内容，甚至有的重要情节，已经按天井寨人的意图创编了。如剧目《云长疗伤》中华佗为关羽剖腹，拉出肠胃清洗，再把肠胃放进腹中缝合等模拟表演，明显侗族化、本土化了，是侗汉文化融合的产物。

（四）贴民现实的内涵主旨

“咚咚推”的角色有老汉、癞子、土保等，从这些角色的名字以及剧中内容，可知“咚咚推”是平民百姓演自己的戏。剧目《庆丰收》《开财门》等，祈求无灾无难，庆祝五谷丰登，表现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与美好愿望。此外，“咚咚推”剧目还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六畜繁盛、国泰民安等主旨，体现了侗族平民对平安、平实、丰足生活的憧憬。（五）自演自娱的审美价值天井寨一带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社会经济、人际互动和知识结构等与发达地区有较大差异，村民的文化活动大多是自演自娱的。首先，“咚咚推”傩戏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全寨村民参与，是群众性的祭祀、娱乐活动。每逢天井寨举行傩戏表演活动时，方圆十数千米内的村民都会前来观赏，尤其是该寨嫁出去的女性会扶老携幼地赶来观看，这样，天井寨的每家每户就都是主人。可以说“，咚咚推”体现了天井寨村民的文化自觉。其次，“咚咚推”的观众、演员、导演这三个主体角色是合一的。“咚咚推”只在天井寨一地流行，范围小，人口少，村民既是观众，又是导演，还是演员。此外，“咚咚推”是天井寨居民自己创作、自己设计、自己编排的，是全寨男女老少共同参与的娱乐方式。

戏剧艺术论文篇（10）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发行，该丛书在 2013年以来的三年内，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职和离退休学者的代表性学术著作 115种，其中戏曲研究专著 25部，占据了五分之一强，显示出戏曲研究是该院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研究历时 65年，形成了所谓的戏曲“前海学派”，2016年3月31日，部长刘奇葆同志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调研戏曲研究成就，显示出对该院戏曲史论建设的高度重视。关于“前海学派”理论建构的研究，成为本年度戏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课题。

“前海学派”是中国戏曲进入现代转型以后，以强烈的文化自觉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学术团队，从国家戏曲文化传承和创造的角度而言，前海学派在 65年中实际履行着国家戏曲智库的重要作用。从 20世纪 50年代以后，戏曲理论研究者以清醒的理性和自觉，面对中国戏曲崭新的发展契机，以适应时代精神的学术团体为依托，对艺术传统进行挖掘、整理、传承、革新，逐渐形成符合戏曲艺术规律的理论术语与学术范畴，这造就了前海学者的重要使命，即是以体系化的理论建设推动中国戏曲的现代转型，全面实现传承与创造的良性兼容与有序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前海学派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团队协作精神，用前后相续的学术成果，实现着戏曲理论体系的不断充实和完善。理论源于实践、理论联系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已然成为这个团队独树一帜的方法和视角。特别是在张庚、郭汉城等先生的引领下，前海学派在实践中始终把握教学、科研、创作相互结合的思路，他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对遍及各地的戏曲理论工作者和戏曲艺术传承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引领戏曲理论界始终面向不断发展变化的戏曲，面向不断累积的戏曲理论，面向国家视野中民族艺术的走向，由此建设多元开放和独具民族化风格的戏曲理论体系。“前海学派”用民族化的戏曲术语概括中国戏曲传承既久的艺术思维，弘扬中国戏曲源远流长的艺术精神，将中国戏曲艺术的民族化建设塑造成一项伟大的系统学术工程。保持中国戏曲的民族品格，探索中国戏曲的民族理论体系，正是“前海学派”长期从事并已初见成效的工作。 7月13日至 14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等承办的“前海学派与中国戏曲：郭汉城先生对中国戏曲的贡献”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会议深入探讨郭汉城先生对中国戏曲的贡献，总结“前海学派”的理论成就，从多个角度阐明这些贡献和成就对当代戏曲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尤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青年研究人员从多元角度总结前海W派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显示了该学术团体对于当前戏曲理论研究的深刻思考。

本年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承担的部级学术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广泛团结全国戏曲界的学术力量，按部就班地全面推进，第一批词条已经提供网络使用，项目预计 2017年底结束。《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第三版在 2014年立项，采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全面展示十数年来的研究成果，条目数量扩增至四千余条，极大地扩展知识容量和记录规模，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元内容，来全面展现戏曲艺术的面貌，这一版本采用网络版，极大地拓宽了知识词条对读者的普及程度。以戏曲研究的“国家队 ”来整合全国优秀学术力量，实现国家项目的集体攻关，代表了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思路和方法。

作为前海学派的学术延续，《昆曲艺术大典》的出版再一次推进了前海学派的戏曲学术成就。《昆曲艺术大典》编纂工程于 2004年正式启动，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历经 12年的编撰工作，最终出版。全部大典 149卷，版面字数约为 9005万字，收录了昆曲在历史上的文字文献、谱录文献、图片资料、音像资料等重要艺术遗存。作为昆曲艺术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研究机构一直高度关注以昆曲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数十年如一日地收集整理戏曲艺术资料，并且与戏曲院团密切协作，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彼此交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 ・博科娃在《昆曲艺术大典》出版祝辞中指出，该书“不仅在昆曲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编纂和出版本身，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范围内的保护作出了示范性的榜样”。《昆曲艺术大典》的出版发行，当然也为中国戏曲其他剧种的艺术整理提供了学术样本。面对戏曲艺术资源不断流失、不断毁损的现实，戏曲界需要以《昆曲艺术大典》的整理工作为发端，全面完成对中国戏曲艺术资源的整理、对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建设。

相关文化主管部门、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的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完善，例如河南省文化厅主办的“河南艺术名家推荐工程”，相续不断地对河南戏曲创作领域的名家进行集中研讨和文献出版，及时地保存并理论探讨了河南地方戏曲工作者在当代的艺术创造。再如由文化部与北京市共同主办的“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简称“青研班”）创办 20周年纪念活动，浓缩介绍了从 1996年起连续六届青研班、 15个剧种、 50多个戏曲院团 229位优秀学员的舞台艺术，相关的展演、座谈会、研讨会（ 9.17―10.8）[1]对“制度创新，符合戏曲教育规律”的青研班现象 [2]，进行了理论总结。这些活动将戏曲理论研究视角聚焦到当前正在进行的艺术实践，显示了丰富的戏曲创造对戏曲理论提出的要求。

毫无疑问，全国戏曲理论界在学科建设方面虽有侧重和突破，但学科发展的长足推进力是不足的，尤其是体现在本年度的“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纪念活动中。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双峰并峙，早已经是文史界的共识，关于汤显祖的纪念活动亦相沿不断。特别如遂昌从 2006年至今，连续举办七届汤显祖文化节，显示了中国人对于这位文化先贤的崇敬与纪念。 2016年成为中国戏剧界的“汤莎年”，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的调动组织密切相关。从 2016年年初由上海戏剧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三方联合举办 “《汤显祖集全编》、《汤显祖研究丛刊》新书会暨学术研讨会”开始，一直到 2016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京分别演出北昆版《临川四梦》和南昆版《临川四梦 ・汤显祖》，并由江苏演艺集团等单位于 2017年1月1日主办“南京 ・汤显祖文化高层论坛”，2017年1月4号开启的广州新年诗会为农历丙申“汤显祖 ・莎士比亚 2016广州戏剧文化年”划上句号，标志着本年度中国纪念汤莎四百年圆满落幕。一年来的纪念活动遍及海内外，可以说， 2016年成为中国人名副其实的“汤显祖年”。

在这一年中，在汤显祖的居官地浙江遂昌举办了 “2016浙江遂昌汤显祖文化节暨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 400周年纪念”（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等， 4.8―4.10）；在汤显祖贬谪地广东徐闻举办了“岭南行与临川梦――汤显祖学术广东高端论坛”（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等， 6.22―23）；在汤显祖家乡抚州以“一往而深，筑梦临川”为主题，举办了 “2016年汤显祖逝世 400周年纪念活动暨第三届中国（抚州）汤显祖艺术节” “2016中国 ・抚州汤显祖剧作暨国际高峰学术论坛”（9.23―9.27）以及“杜丽娘返乡省亲晚会” “2016国际戏剧大师汤显祖文化传播研讨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等， 12.20―12.21）等 25项纪念活动，以这些大的纪念活动为主体，由相关戏曲表演团体、高校、研究所等机构主办的汤显祖剧作演出、规模不等的汤莎纪念研讨会等活动接连不断。中国驻海外近 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全球联动，同步举办“跨越时空的对话――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主题活动，以主题展览、戏剧表演、学术讲座、学术研讨等 150余场活动，着力向世界推介了汤显祖的思想和艺术创造，提升了汤显祖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由文化部主办“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等系列活动（ 7.16―9.5），集中展现四个昆剧院团 7场演出，规模盛大，堪称壮举。艺术司、外联局承办的“纪念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座谈会”（北京京西宾馆， 9.14）、“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英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研讨会”（上海东郊宾馆， 12.6），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刘奇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分别出席并发表重要谈话，成为本年度最高级别的汤显祖纪念活动。

纵观一年的汤显祖纪念活动，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戏曲界力图通过戏曲创作演出的方式，用艺术精湛的舞台创造来回应国家、社会和时代对于中国戏曲精神的召唤；戏曲理论界亦通过学术的持续推进，来张扬汤显祖对于当代中国戏剧、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正如王安葵先生在《显祖没有离开我们》一文中指出的：“纪念汤显祖，就是要弘扬汤显祖的精神，努力创作为人民所欢迎并且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期待我们戏剧的高原不断扩大，并且能耸立起如汤显祖一样的高峰” [3]。今天的纪念当然是期待中国戏曲界能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积极地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和艺术命脉；当然也是期待通过中国戏曲人的共同努力，将中国戏曲的艺术遗产在世界范围内让人类共享。

事实上，具体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索，与艺术高峰、学术高峰还存在着差距，在众多的汤显祖研究论文中，能够充分阐扬汤显祖艺术精神的理论精品总是有限，这更加提醒戏曲理论研究者在汤显祖四百周年纪念结束之后，不但要深入思考如何长效推进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精神的发掘和研讨，而且要深入思考如何全面地推进中国戏曲史论研究的更上层楼、精益求精。例如本年度戏曲理论批评的现象：各地开始大量涌现出以“理论与评论人才培养”为主题的项目，以开班授课的方式来培训相关领域的理论人才，尤其是中国戏曲学院承担的 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戏曲评论高级研修班”，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将观摩、讲座、评论相结合，以推进理论人才的培养和提升，而其他大多数的此类研修班远远未能达到如此严肃紧张的学习节奏。如果观察这些大多带有“速成”期待的研修班，就能发现：长效的理论养成在当前已经变得比较难得，对于人才的诉求与呼唤似乎已经让戏曲理论界淡忘了理论提升所具有的时间标准和质量标准。因此，重温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应该高度重视他对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局限和问题的意见，即他所指出的：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力不强；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还不够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有待提高。诸如此类问题显然是包括戏曲学科在内的艺术学科所共同面对并需要加以突破的。反观本年度关于“前海学派”的建设反思，应该说，在契机与危机并存的发展道路上，戏曲理论的总结、提升与引领始终是中国戏曲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前海学派”为代表的戏曲理论界面对着的是一个具有极大拓展空间的理论体系、艺术体系，中国戏曲理论界应该保持冷静的学术反思，以积极的学术建设，真正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构建。

四、国家平台与国家导向

2016年度是戏曲界艺术创作和艺术展演的大年，在国家文化政策范畴中，戏曲的价值被大力强化，在京剧、昆曲之外，地方戏曲艺术的创作成就也被充分地肯定。虽然本年度的京剧、昆曲艺术继续保持着创作和展演热情，不乏佳作力作和热点事件，例如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策划举办的“南昆正宗：昆剧名家经典展演”（北京， 6.10―6.13）、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办的 “传统与现代――中国昆曲艺术保护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雅乐正声――首届全国昆曲曲社曲友雅集”（北京， 10.14―10.16），江苏演艺基团主办的“首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南京，

11.30―12.18），都成为本年度重要的京昆活动。但从国家的角度而言， 2016年是特点鲜明的“地方戏曲年”。

在本年公布的总计 966项国家艺术基金 2016年度资助项目中，包括了 146项“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其中戏曲项目总计 49项[4]；159项“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其中小戏曲项目 38项； 223人组成的“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其中戏曲编剧创作人才有 13位； 151项“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其中戏曲类项目 32项[5]；99项“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其中戏曲类项目 32项[6]。戏曲项目在所有资助项目中占据近 17%，居于各类艺术项目的前列。这些涉及众多戏曲剧种和戏曲形态的项目，实际上从国家层面确立了中国戏曲诸剧种作为国家艺术的艺术标准。这正与数十年来中国戏曲一直居于中国舞台艺术的核心位置密切相关。

本年度由文化部主办的诸多演出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对中国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的扶持力度。由文化部推动的 2016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 201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重点扶持剧目的遴选，力图在作品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秉持正确的政治观、思想观、艺术观，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精品。这一理念也集中体现在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西安， 10.15―10.31）的评奖工作中。

在进入中国艺术节评选的 57部作品中，京剧、昆曲和地方戏剧目有 25部，所占比例将近一半，显示出戏曲仍然是当代中国舞台艺术中最具创造性、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样式。而其中地方戏曲作品 19部，呈现出旺盛的创作活力。这些戏曲参选作品汇集了近年来中国各省市戏曲创作最高水平的作品，尤其是豫剧《焦裕禄》、评剧《母亲》、淮剧《小镇》以及京剧《西安事变》《康熙大帝》最终获得第十五届“文华大奖”。这几部作品在符合戏曲创作的“国家导向”的同时，实际上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艺术创新。《焦裕禄》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优秀干部的楷模焦裕禄，以冷静而深沉的人民情结，一改以往好人好事、英雄模范的惯用创作模式，将叙述视角集中在焦裕禄与基层群众苦乐悲欢的时代生活中，张扬党员干部应该具有的精神操守与行为准则，成功塑造了徘徊在错误风气和正确理想之间进行精神抉择的基层干部形象。《母亲》回避了抗战题材在处理家国矛盾时的惯常技法，以农村母亲在不断失去儿子、丈夫的痛苦中，展现她对于土地和亲情的态度，用浓郁饱满的情感抒发，表现家国沦丧中广大民众的悲情和痛苦，以及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激发出来的怀乡护土、保家卫国的生命自觉。《小镇》聚焦当代中国的道德重建和人心世界的悸动变化，通过对人性与道德的考察，呼唤现代社会的理性与宽容，展现道德的深刻自省与人性的觉悟升华，成功地实现了国外文学经典的民族化创造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创新性拓展。《西安事变》《康熙大帝》，一今一古，紧扣国家民族发展的大势，表现国家命运危亡之际的历史经验与时展趋向，尤其是通过流派艺术、传统技法拓展了新题材的舞台表现力。除此之外，在入选作品中，秦腔《狗儿爷涅

》通过狗儿爷的生命遭际，展示两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梦想和眷恋，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农民心灵史的史诗再现；黄梅戏《小乔初嫁》通过民间视野来透视家国变乱以及柔弱的生命个体在危亡之际所承担的国家伦理，将黄梅戏不擅长的家国袍带题材、不完备的行当表演予以成功的拓展；湘剧《月亮粑粑》通过乡村女教师数十年的职业坚守，将普通人在日常工作重复中焕发出的生命情怀予以酣畅淋漓的挥洒。此外，晋剧《于成龙》、芗剧《保婴记》、评剧《安娥》《红高粱》、川剧《尘埃落定》以及申报剧目中的沪剧《邓世昌》、吕剧《回家》、商洛花鼓《带灯》、梨园戏《御碑亭》，都显示出独特的艺术匠心和创作水准。

由文艺局、文化部艺术司主办的 “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石家庄， 9.28―10.19）汇聚了梆子腔 21个剧种的32台优秀舞台作品。演出的剧目集中了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的优秀代表作。由、文化部联合举办的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北京， 7.5―8.3）选调了全国 31个基层院团（绝大多数为县级剧团，包括 3个民营剧团）的 31台精品剧目，涵盖了 26个地方剧种和民族剧种，剧目中现代戏的比例超过 50%，共有 17台。

透过以上相关的国家平台所展示的戏曲艺术，可以清晰地看到： 1、中国戏曲的创造力仍然活跃，尤其是地方蚯的创作水平非常突出； 2、在国家平台上展示的戏曲作品固然以宏大主题、主旋律作品为主，但是戏曲艺术在舞台呈现中仍然保持着题材、剧种、舞台再现等方面的多元创作趋向。国家主题，地方表达，正将艺术的国家标准与戏曲的个性化表现充分结合起来。即便在一人执导多部戏，如著名导演张曼君在中国艺术节上的五部作品，基本保持着一戏一品的高水平创作水准； 3、现代戏创作成就不容忽视，尤其是地方戏在表现现代题材方面游刃有余，已经具有成熟的表现技法，并且因剧种不同而呈现各具特色的艺术趋向； 4、少数民族戏剧的创作仍然不乏佳作，特别是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北京， 8.16―9.14）中，傣剧、藏戏、壮剧等少数民族剧种保持着突出的创作活力，而汉族戏曲剧种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剧目仍然是戏曲创作一个不可缺少的题材领域； 5、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虽然在本年度舞台创作中成果不够突出，但作为张扬剧种个性、展现戏曲古典情怀的载体，这类作品的欣赏趣味仍然是观众审美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中国戏曲的对外文化交流中，最能够展示戏曲的中国特色和文化品位。

在2016年度的国家艺术平台中，由文化部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 10.12―11.15），在42台舞台作品中，展演了北京京剧院、张军昆曲工作室、上海昆剧团、北方昆曲剧院、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太原实验晋剧院、天津评剧院、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泉州市木偶剧团的 11部新创剧目。同时创意演出《600分钟 600年》（10.21―10.23），汇集了七个省市、 9个剧种、 14位戏曲名家，展示中国戏曲经典代表作。这一国家艺术平台立足于现代都市上海的城市品位和国际化视野，在国际戏剧交流活动中，推出中国戏曲新创作品和戏曲新人，同时保持中国戏曲的民族品格与传统韵味，体现了将中国戏曲向世界舞台推广的导向。当然，如果参考 2016年度由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中国传统戏曲节”（11.21―11.28）的演出标准：面对纯粹的外国观众、展现纯粹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剧目、采取市场售票的方式、演出于国外城市的主流剧场，那么中国戏曲的推广将需要更加细致周到的市场评估，需要更加理性的剧目创作导向、需要更加吸引世界眼光的中国表达。

必须看到的是，以国家平台上戏曲创作追求一定艺术高度的目标来衡量，中国各戏曲剧种的创作局限仍然比较明显： 1、剧种创作能力不均衡，在剧本文学和舞台创造上的平庸作品普遍存在； 2、剧种在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比较多地出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题材的简单化图解和粗糙化处理，多元化的戏曲风格仍显不足； 3、以“三并举”为中心的创作实践有所失衡，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的整理创作水准有所下降； 4、剧种个性在创新剧目中体现得不够充分； 5、丰富多元的行当艺术、精彩绝伦的技艺表现（武戏、特技）在戏曲舞台上被不断边缘化。

综合本年度戏曲发展状况以及戏曲理论水平，在未来的戏曲扶持、推广工作中，需要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重视戏曲创作中“三并举”为基础的多元创作方法，在大力完善现代戏创作的同时，要提高传统戏的技艺水平，增加剧种经典代表作的演出和推广力度；强化新编历史剧延续传统艺术品味的作用和作为；鼓励青年人才在积极探索小剧场戏曲的创作中，出人、出戏、出精品。尤其是符合剧种品格的经典作品，集中呈现剧种个性，既存在于大量的传统戏中，也需要在新创作品中被打磨出来，多元的创作方法不只产生市场转瞬即逝的消费品，同样也会催生紧贴时代和观众的艺术佳作。

2、高度重视戏曲艺术体系的完整性再现，保持中国各类型戏曲样式在艺术呈现中的个性化表达，增强戏曲剧种的文化自觉，用规范严谨、精彩多元的舞台演出，来张扬戏曲剧种的文化品格。这种由剧种传承者群体共同认定的剧种文化品格，实际就是充分尊重戏曲作为团队艺术的规律，按照戏曲剧种借助多元行当、整体协作来展示舞台创作。尤其是当前的舞台创作普遍呈现出行当艺术萎缩、戏曲技艺不断退化的艺术困境，每一个戏曲剧种独特的文化品格是需要通过戏曲传承者们及其舞台创造来实现的。

3、高度重视经典剧目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作用和价值，打造中国戏曲的“国家典藏”，将中国戏曲经典代表作以及当代创作的精品力作，纳入国家艺术的范畴，张扬中国戏曲多元的艺术价值，推动戏曲的“国家典藏”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传统。

4、高度重视戏曲传承发展中的“专业化”特点，倡导“专业化保护”的艺术理念，探索符合戏曲传承发展规律的保护道路，充分尊重戏曲在技术层面和艺术层面的表演传统，综合“口传心授”和“学校教育”等教育成就，强化戏曲教育所秉持的“专业化”标准，提高戏曲后续传承人的职业水准和艺术境界。

5、高度重视戏曲代表性团队和代表性传承者在戏曲传承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在 2016年度，众多戏曲大家名家相继辞世，戏曲传承的任务更显艰巨，剧种代表性团队及其代表性传承者作为不可偏废的两个要素，要成为戏曲传承的核心内容。在此前偏向于戏曲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基础上，着力强化戏曲代表性团队的作用。

6、高度重视戏曲史论研究在戏曲工作中的指导作用，鼓励戏曲史论研究对戏曲艺术遗产的挖掘、整理带动中国戏曲各剧种的传承者、研究者全面投入到戏曲艺术遗产的记录整理工作中，实现对戏曲表演体系的理论研究与总结。

注释：

[1]本文所列2016年度相关事件，时间均列在事件后面括号中，为节省篇幅，略去月、日等字，特此说明.

[2]参见罗云川.青研班何以成为一种现象[N].中国文化报.2016.10.18.

[3]参见王安葵.汤显祖没有离开我们》[N]..中国文化报.2016.9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