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温婉自强
对于女性来说,女性的本质就是集女儿、妻子、母性角色三位于一体,而其中的母性是女性最原始、最自然的属性。“原始的、神话的、永恒的、基本的母性贯穿着女性命运的始终,也正是女性的母性,使女性的链条绵延,女性也形成了‘代’的延续。”女性使人类延续,这是女性的伟大之处。在文本中,王琦瑶的母性在女儿、妻子角色淡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借外婆之口阐述了她对母性的认识,外婆的“生儿育女”的观点是对王琦瑶做“金丝雀”的人生选择做出反思。因此,在文本的第二部中,作者让王琦瑶生下了女儿微微,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女人。王琦瑶的未婚先育,是为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轻视、遭周围人非议的。康明逊在探望王琦瑶母女时,王琦瑶的母亲骂自己的女儿“:给你脸你不要脸。所以才说自作自贱,这‘贱’都是自己‘作’出来的。”母女间这次激烈的争吵实际上是王琦瑶正面反传统礼俗的一次对抗。母亲离去留下的红纸包,里面“装了二百块钱,还有一个金锁片”。这代表母亲承认了这个外孙女的存在,这次争吵王琦瑶的胜利,有力的对抗了世俗观念对单身女人的界定,包含着精神自主的内蕴。王琦瑶的母性意识不仅体现在生养了女儿,也体现在曾经在她生活中出现过的男性身上。母性让她变的坚强勇敢,虽然那些男人获得满足后离开了王琦瑶,但她对他们很宽容没有恨,这是母性力量让她变得如此勇敢坚强。王琦瑶也因此获得了重生。王安忆处处写男女的情爱,但态度始终都是温和的。她本着生活的本来面目着写,没有偏激的直斥男性一无是处来写女性的伟大。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琦瑶虽然在女性观念上还有种种不足,但最为可贵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男女是平等的,他们应该自然平等的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女人和男人一样应该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可以一样去付出、去索取。王琦瑶在情爱方面作为一个女人是明朗而突出的,她为爱辛苦奔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没有做一个好的妻子或母亲,但仍是最纯粹的女人。王琦瑶的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摒弃传统女性文化中的软弱性、惰性因素,女性只有打破自我的枷锁才能真正自由。
三、隐忍坚韧
小说《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娘家,她带回的所有积蓄被其兄嫂耗尽后,遭到了兄嫂的冷眼和排挤。正在其心力交瘁之时,她邂逅了同父异母的妹妹的相亲对象———归国华侨富商范柳原。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这场爱情当中,二人小心谨慎的周旋着。然而在一种偶然的大变动下,白柳二人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似乎是《传奇》中唯一一部结局还算完美的小说,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到处是传奇,可不见得有那么圆满的收场。”但恰恰是白流苏的小心翼翼、收放自如,最终成就了她一直所追求的安稳和幸福。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是承载苦难的圣母,莫言在小说中明确指出:女人们没有人格自由和把握命运的主动权,更是丈夫的附庸。上官鲁氏在这样的时代里却嫁给了一个一无是处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这是她的第一不幸。她为了讨好婆婆和丈夫,还得到处寻找优秀的男人借种,这可能是她的无奈之举,也可能是她主动反抗,无论是什么都说明其人生的不幸。她备受各种舆论和自身罪恶感的折磨,最终在上帝那里才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上官鲁氏还是个活脱脱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伟大慈母,当生活的重担和生存的急迫同时加在她身上,她选择顽强的生活。在战争的年代,饥饿的年代里,她默默地为了子女奔波付出,并给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让他们茁壮成长。她坚信“: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的活。”在她的眼里,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无论她是土匪的女儿还是的儿子,只要交给她,她都会把他们抚养成人。在抗战的日子里,为了孩子们的生命,她宁可走回硝烟弥漫的东北乡,在解放时期里,她可以不顾一切闯入牢房救她的孩子们,在十年贫困时期中,她甘心把胃当做粮食口袋,只为能让孩子们吃上饭……母亲以她的善良和宽厚以及对死亡的无所畏惧生存下来,她怀着对上帝的感恩开始了自己的救赎之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世间充满了磨难,但母亲用无私的爱来回报残酷的现实。母亲是爱和生命的化身,也是一位伟大而真实的母亲。她含辛茹苦的抚育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并视孩子为生命。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人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物种,生命的传承和沿袭是人类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母亲对生命怀着一种崇敬之情,以平凡的身份推动生命的发展。她用爱和生命去化解一切苦难,谱写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四、委婉含蓄的女性抒写
在男权话语空间中,女性只是一个被欣赏者或被描绘对象,仅有的几位女性作家很少有不依附于男性思维创作的。当代的女性作家们做出了反驳,她们开始重拾对女性自身欲望的言说。以后最先恢复性别意识的文学审视的女作家是张洁。而对性别意识,特别是女性的性意识作为文学的关注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安忆的“三恋”将性意识作为一个核心话题,被提上文学的议事日程。性意识不再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身体在这里又重新找到立足之地。私人化写作所表达的女性母题是类似的,从性出发来观照女性自我和他者,所拥有的是更为隐秘的张力。林白与陈染的相似处在于一种绝对的女性意识表达和对女性身体的高度关注。身体是性意识的一种委婉语,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身体一词的含义是指女性的“性”,特指“性”,不会有人将写女性的面孔和表情也归于“身体”的范围。男女性别的迥异,更深刻的是意识领域的不同,新时代女性的自觉与觉醒从性别意识甚至到性意识开始,利用身体的突围为女性彼时的缺场到此时的出场重振旗鼓。林白在作品《说吧,房间》中率真地创作,没有缺失女性的天性,对在性与爱中女性独特的自我体验进行剖析。如冰心所说:纵然所写的是臆话,是疯言,是无理由的,然而充满了“真”。小说中对丈夫男性躯体入侵的不满、出轨的轻视;对女友荒唐性生活的厌恶到同情,淋漓尽致的描绘了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历程。对男性如同动物般可笑的的排斥,更加认可女性的美丽,她们的性也是相对洁净、高级的审美发现。林白曾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嫁给自己。”所以林白对于女性的描写不仅打破了性的禁忌,同时以一种反叛的姿态拒绝历史对女性真实生命的异化与掩埋。小说中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呼天抢地,完全是女性内心中的一种真实的诉说,女性是真正的主角,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尊严,包括对最基本“性”的追求。陈染是中国文坛最先进入身体写作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以诗意化的笔触表达年轻女性对自己的性及身体的感受,这种表达突破了女性自身身体的道德忌讳,将张洁等人所开拓的当代文学的女性立场从纯粹的精神层面置换到物质层面。《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中年寡妇黛二与拗拗有相似的个性,她最喜欢冥想,喜欢禁忌的事物,毫无顾忌地与邻里一个单身男子幽会,追求感官上的满足。陈染为代表的一代女性作家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2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是女性争取独立的阶段;二、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之后女性书写上的文化和精神对男权话语的颠覆阶段;三、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重新书写母性史的阶段。在“五四”那场新文化运动中,其觉悟者不仅发现了“人”也发现了“女人”,这种发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同时也激活了在中国沉睡得旷日持久的女性意识。那个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自由的思想风潮、创新的文学形式给女性文学作品创作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
一、摘要
包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分析过程和基本结论等,字数一般要求在150字左右。
二、引言
包括论文研究意义、文献查阅的相关内容及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等;
三、基本理论
主要是公式推导;
四、算例分析
可以分以下几个部分:
(1)模型描述
(2)仿真分析
(3)与试验结果对比(如果有试验,试验基本情况还要予以介绍)
(4)结果讨论
五、结论
分几条列出。
参考文献
[1]作者.期刊文献名称[J].期刊名,年,卷(期):页码.
[2]作者.专著名称[M].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
女性文学论文范例欣赏:浅谈女性文学
摘要: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背景不同的作家在精神和写作技巧上有许多相似和相异之处。通过对《半生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经典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在对女性命运悲剧的描写虽然有着不同情怀,但却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关键词:女性文化悲剧
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是东西方文坛上两位璀璨的明星。张爱玲的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她的独特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曾经在海外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张迷”。昆德拉是“欧洲最杰出的现实中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他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正因如此,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热”。本文通过对《半生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部作品中的女主角形象的分析,来对比不同文明下对女性的关怀,从而理解两位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批判。
《半生缘》描述了一个19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爱情悲剧,今天看来仍然让人颇感哀伤,张爱玲精心编织的悲情故事穿越了时空打动了依然需要真情抚慰的现代人,小说中的曼璐和曼祯的姐妹关系,让人感到“半生缘”的可贵而又可怜。在《半生缘》中,从世钧、翠芝、叔惠、曼璐、曼祯、鸿才这几重爱情悲剧来看,女人在选择的过程中又不断受到世情和命运的捉弄。尤其在《半生缘》中曼祯的命运和形象更是让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分。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颇具盛名,在上世纪下半叶曾刮起了一阵研究热潮,在今天读来他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生命的启示。这是一本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深思生命之存在意义的哲理小说。这里包含了对人之本性的背叛和男女主人公在生命的轻与重中的选择,昆德拉更以其独到的眼光向我们阐释了何为“存在密码”。作者认为“这个或那个人物的密码都是由几个关键词组成的”①,而这里的每个关键词都是作者小说中人物的价值所在。昆德拉自己表示,他的小说始终探寻的是人类在某个场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生存状态和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每个人命运的关键词里转化成了个人的存在困境与负担。他对女性的心理特点和女性命运的分析也很深入,特雷莎是这部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女性形象。她与《半生缘》中的顾曼桢看似两个毫不相干的女性,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治环境下的牺牲品
米兰・昆德拉和张爱玲都属于被政治放逐同时又不自觉地将自我灵魂放逐的作家,他们不断游离在社会历史的边缘:米兰・昆德拉被迫逃往法国,张爱玲从上海逃往香港,又辗转移居美国。政治大环境和时代的背景都渗透到他们个人的生活、渗透到他们的思想。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描述了1968年苏俄入侵捷克时期,民主改革的气息演变成专横压榨之风潮,同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主权有限论”等等旗号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布拉格之春”强烈地震动了特雷莎的家庭,特丽莎立刻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她热心地充当着一个爱国记者的角色,拍下了大量苏军入侵的照片,当苏军拿着枪指着她的时候,她没有丝毫的畏惧,依然拍下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但是不久之后她的这种行为被统治者所阻止了。特雷莎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虽然憎恨侵略者,同情反抗者,但是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况且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残酷的战争带给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负担,更是心灵上的伤害。张爱玲的《半生缘》描写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十年左右的故事,“9・18”“1・28”、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上海解放、支持东北,隐隐约约给这个故事刷上一笔动乱的底色。《半生缘》的时代背景是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灯红酒绿的洋场社会相结合,在19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张爱玲擅长描写新旧文化交替背景下女性苍凉的人生际遇和金钱文化下女性尴尬的生存状态。顾曼桢便是这样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印记一个女性。她是张爱玲笔下近乎完美的一个女性形象,独立自主,受过教育,有理想,有追求,但是身处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她不能任凭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她和沈世钧深深相爱,却又在现实的无奈中被迫分开,与一个曾经强奸过自己的姐夫结婚。曼桢的生命轨迹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两难的处境,也同样是时代造成了她的悲剧。
二、家庭环境下的悲剧典型
米兰昆・德拉和张爱玲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母亲既能赋予人类生命,但也是一个破坏者,她能创造爱的奇迹,然而没有任何人比她更能伤害人。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母亲原欲潜在的这种破坏性给个体带来了不同层面的影响。特蕾莎的母亲侧重于原欲导致了子女软弱沉沦,她一方面赋予了特蕾莎生命、类似的外貌和习性,给予了女儿一个完整的肉身,但却又不断通过抛却青春、生命,暴露粗俗的“自我毁灭的粗狂之举”,摧残着特蕾莎的灵魂。她经常穿着内衣就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五一十地给别人讲如何做爱,给别人看她的假牙,最重要的是她让特雷莎毫无秘密可言,这种肉体的放逐给特雷莎造成了无声的却是致命的打击。与特雷莎的母亲不同,顾曼桢的母亲对她的伤害是有形的,顾太太性格软弱,无知而且无主见,是中国旧时代传统家庭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无能为顾曼璐的张狂和跋扈提供了直接的便利条件,尤其后来被祝鸿才窜谋,对曼祯逼奸成子。曼桢的姐姐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她的一己私欲,让妹妹遭受了人生极大的侮辱,与自己的幸福擦身而过。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方或是西方,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因素,特雷莎和顾曼桢都是家庭环境下的受害者,是自己至亲的家人把她们推向绝望的深渊。
三、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
身处东西方不同社会背景下,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展现了不同的悲剧命运。但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的命运都是在男权体制的社会下被男性所操控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女性的权利意识,并且试图去摆脱男权的欲念,但是这种改变却很不彻底,女性的命运依然牢牢地被男性所掌握着。特雷莎虽然是一个思想比较先进的女性,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但是却一直被女性的命运所牵绊着,她坚守做一个忠贞的妻子,依赖托马斯,哪怕是为了丈夫放弃自己的生活。她在坚守自我中失去了独立,失去了女性把握自我命运的机会。《半生缘》中的曼桢努力营造自己的社会价值,摆脱传统命运的束缚,结果依然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除了抢回她的亲生孩子荣宝之外,一无所获。并且为了孩子又被迫回到祝鸿才身边。而世钧虽然带给过她一段美好的爱情,却又在关键时刻出现了犹豫和动摇。曼桢的悲剧是环境造成的,祝鸿才和世钧毁了她一生的幸福,她的命运完全被掌控在男人们的手里,无论再怎样惊慌奔走,也是在劫难逃。两部作品的女性对现实的生存状态都选择了不同程度的抗争却又屈服于这个男性掌控的社会,她们都是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四、既是命运的抗争者又是自身懦弱的屈服者
特雷莎和顾曼桢虽然身受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迫害,但是她们又不屈服命运,顽强地向命运抗争。特雷莎忍受不了母亲的粗俗和鄙陋,在遇见托马斯的那一刻便既然决然地要追随他而去,离开她所厌恶的环境。虽然她没有受过教育,但心中始终潜藏着对知识的渴望,她的手里总是拿着本书,这便形成了她与众不同的特质。面对托马斯一次次的出轨,她害怕、无助却又无声地反抗,她曾一度离开托马斯,然而当托马斯回头去追寻她的时候,她又软弱地屈服了,这种屈服是对托马斯的爱也是对命运的屈服。除了托马斯她没有别的亲人,更没有支撑她生命天平的另一端重量。而《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在受奸生产后不愿意继续受制于祝家,意与顾家和祝家断绝关系,这基本上是曼祯摆脱铁闺政治做出的最大抗争,她向不公的社会和命运提出了抗衡的讯息,但日后对儿子的眷恋迫使她重回祝鸿才的身边。母爱的爆发毁坏了她之前的一切努力。她细致地想到了荣宝的饮食、住行、教育和心理,这说明曼祯已经不自觉地回归了母性,可是重回到祝鸿才身边,痛苦、屈辱、禁锢、折磨和挣扎是曼祯所不能逃避的,曼祯照顾儿子就意味着接纳了曾强奸她的祝鸿才,母爱的回归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曼祯一切的坚强和反抗是无力的。曼祯的离去和归来体现了她的性格矛盾和对社会的无奈,生活是那样的现实。
在这两部作品中,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背景不同的作家在写作技巧和精神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对女性的悲剧做了不同方面的透视,他们将人物置于新旧时代交替的背景下,将人性放在政治环境、家庭环境、自身矛盾性格之中去诠释女性命运的悲剧。他们都对女性命运的认识提到了一个触不可及的高度,值得我们去深思。
①[捷克]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8.
参考文献:
[1][捷克]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安妮宝贝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辞藻阴郁艳丽,行文飘忽诡异”,主题往往关乎孤独、爱、死亡、漂泊。在网络成名之后,她又成功的下网,改版成纸质文学,如《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和《莲花》,而售书高居各大图书排行前列,也足以让安妮宝贝骄傲,她的被认可不是20世纪“政治的选择”,而是21世纪“读者的选择”。而由此以来对安妮宝贝文学创作及作家归位则成了焦点问题。笔者采取保守的以女性文学的归位来界定。而不延用“现代先锋小说”、“私语小说”等模糊概念。虽然“女性文学”本身亦没有统一界定,但本文采用当下相对广泛的定义“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即在肯定女性作家写女性题材的前提下,提出女作家必须具有一种‘女性意识’,来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和描写;既要显示出与男作家不同的观点、态度和语言表达方式,又要表现一种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就此而言将安妮宝贝的创作归位于“女性文学”是恰当的。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鲜明代表,无疑安妮宝贝也面临着在男权话语机制下女性言语权利的突围,而笔者排斥将安妮宝贝赘述在诸如陈染、林白、卫慧之后的文学批评,安妮宝贝的写作自有其个人的风格与策略,致使她在当代文坛上即使在女性文学的范畴内亦找不到一个她的呼应者、同盟军,一如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与他人只是一朵“彼岸花”的遥望。本文就她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独异性概括以下特点。
一、自我指涉的文学功能
在文学观念上安妮宝贝的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要“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文论,认为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着孤独、遗忘,有着漂泊、死亡,有着爱与伤害,有着爱尔兰的风笛与岩井俊二的《情书》。她的文学创作中很多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她的往事。她说“往事是人最大的财富,我们保留它们,然后让其他的人分享它的痛苦与欢乐。”瞄这使她的创作带有鲜明的自叙传式的写作风格。自叙传的写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有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这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职业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安妮宝贝小说里的乔、安,她们的打扮都比较固定,安妮宝贝曾对此有过概括,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她是“任性得像孩子”,“需要人照顾”,网热爱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这些都是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欲的特质.是海德格尔笔下的诗意的栖居者。
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种解构策略。女性不再作为“符号”出现,而是对于世界感受的主体存在着。它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内容向男性话语发出挑战,并进/而完成对它的消解。同时,这种经验内容又是生成女性话语的基质。于是安妮宝贝开始了对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神秘声音的倾听,对自己身体、癖好和情感,对自己意识深处比较隐蔽的角落的偏爱、迷恋和抚摸。
二、孤独漂泊的思想主题
自叙传的写法,要写的是生命的孤独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恋、自卑与自怜。都市的“游离者”的孤独是她作品的思想主题。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高度物质化的上海为情景,她喜欢城市的繁华,“我喜欢抚摸物质,感受物质,从不厌倦。我喜欢它像水流一样占据感受的每一条缝隙。用它的气味、色彩、触觉,抵达我的灵魂。”她喜爱城市的特质,为这城市而写作,她说“文字像苍白迷离的花朵,扎根在这城市的阴湿的泥土里面。透过摩天大楼之间的狭窄缝隙的阳光,淡淡地倾洒过来。走在大街上的人,永远都是淡淡的神情,匆促的脚步。他们是我文字里出现过的人物。”但她并没有极力展示上海物质文明的累累硕果,也没有描写蓬勃向上的社会生活,而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生活在上海的土壤中,却无法与上海的物质化主潮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另类”人物的沧桑,或者说是一群“游离者”的困惑,描写了她们的异类视角和异类思维。在命运的旷野里,它们没有生命的线索,只能随风流离,像飘零的种子。“林立的大厦,沉溺在夜色和霓虹之中。无法依靠。”“在某个时刻,我们是身份不明的路人,不知道自己停留的时间。也没有方向。” “这种孤独感有时候驱逐着我们无处可逃,陷入沉沦,并寻求着挣脱。”嘲即便是如此,安妮宝贝还是喜欢玩味这种漂泊和孤独,她极尽所能的放逐灵魂,因为她认为灵魂是需要漂泊的。“这是一种我喜欢的状态。流动的前行中的生命状态。”
安妮宝贝的作品多是围绕男女爱情展开,但常常以“破碎、离开、死亡、告别”为收束,其中“爱情”和“死亡”可以成为理解她孤独、游离思想主题的关键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因为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和睦的家庭、不幸的童年等原因失去了爱的能力,“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有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也许有爱情,但没有未来。”她不需要也不信任正常人的爱情婚姻,认为即使是缠绵也是痛彻心府的,因为男人始终“是模糊不清的陪衬,就像一片浓重的阴影。”对于男人只是物质世界里让她清晰体验孤独的符号而已,“大抵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一边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感情陪衬,一边心猿意马地眺望远方。就像先吃饱了,然后暗自打算挑选哪一份甜点。何其自私而本能的做法。”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欲望”便被生冷的凸显出来,欲望非理性的迷醉与内心孤独的绝望,让主人公在焦躁、空虚中一路探索,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三、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
自叙传写法伴随的往往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而抒情小说在情节上相对弱化,对于网络文学是不利的。网络文学要求有一定的可读性,而情节是保证可读性的重要因素。作者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增加了情节的比重。单纯的抒情在文学发展进入新的时代之后早已不是文学表现的重点,人们需要文学对生命、死亡、宿命等命题进行思想,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早超越单纯抒情的阶段。安妮宝贝的创作亦如此,她对宿命、死亡等命题的思考,也的确需要加强情节变化,抒情在表现这些命题上相对较弱,所以她作了适当的调整。
而在我的拉网式大扫荡之后,特别是在看过各位作者、各位与读者的交流、留言、评论之后,我竟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自从去年的金融危机开始,考虑与网站和出版社签约的,考虑文章入V来赚取稿费的作者开始指数爆发性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各位作者、各位在网文面临实体化出版或者实体书发售的时候也透露出一种含蓄或直接的担忧,即担心作品出版实体化之后会不会因为近来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造成发行量的降低或是市场的萎缩。
对这种现象,在这个学期的形势与政策开课之前,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本来我就很想从事编辑出版这一类的工作,不过后来因为选学了理科,到了大学又学了工科而不得不放弃那个理想,只能偶尔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做个几期内部文集来满足一下做不成编辑就做个网编的小心思。回归正题。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终于可以慢慢地想一想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女性网络文学出版业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之后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心理解析
同的声音”一节,鸣谢一下出处和原作者。
金融危机之下,人人自危,对工作的热忱与诚惶诚恐日渐加剧。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寻求更多更有效的宣泄压力、排解内心郁闷的途径。这个时侯,写作或者看文,都成为很大一部分女性宣泄压力、排解内心郁闷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当写文人的作品得到看文追文大众的认可的时候,无论是写文还是看文的人都会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作为一个资深看文人,我很轻松的就可以总结出来,看文的人的心理也就不外乎以下几类:第一类,想要看到完美而圆满的结局来调节现实中的残酷与残缺的;第二类,想要藉由文中虐心的情节发泄现实生活中排遣不掉的压力的;第三类,单纯看着娱乐一下,但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压力的。这几大类读者群中,前两类一般是在职的都市OL(白领女性),每日光鲜明艳,为立足世界、赚钱养家而成日勾心斗角、违心应酬、疲命奔波,回到家没有多余的力气再继续戴着假面舞蹈,想要有个能够完全放松身心、随意yy(“”,最初出自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之口,后被现代人妖魔化)的场所;后面一类,往往是还在读的学生,尤其以不谙世事、有钱有闲的大学生为主要生力军。
而写文人的心理,作为一个也在网上爬字的无名小辈,我也是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的:一部分,把我之前分析的三类看文人的心态照搬过来就很okay,只要把看文改成写文就好;有一类比较极品,就是为了V而写文,也就是说就是为了赚钱的(这一类碍于面子不予举例);另外又多出来的第五类,往往就是金融危机压力下,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或是被减薪、更有甚者被裁员的某部分OL(例:曦宁若海月)。而最后这一类人的增多,在我分析来就是造成最近V文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想,没有工作或者工作报酬不尽如人意,饭还是要吃的。而父母的老本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啃,或者能厚着脸皮啃下去的。于是,能讲故事的,会写文的,之前手就痒却苦于没有契机的,这个时侯就趁着金融危机的冷风,成为各大原创网站的签约作者作品入V来赚稿费,开始了另一个网文红火的新格局(群体庞大不予举例)。当然,并不是每个签约入V的都是失业人员,确实有很多工作还好的都是迫于这些原创网站的压力而被迫签约入V(例:black.f,金陵雪,无敌地金刚芭比,顾漫),因为,毕竟网站也要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多捞些银子不是。有即便是签约了也大义凛然不愿文章入V(例:瞬间倾城,飘阿兮,唐七公子,Maria),入了V也对盗文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更有甚者竟然奉劝大家不要买V百度一下现有资源即可(例:black.f),被封杀之后仍然受众读者追捧,之后签约入V不了了之;也有才华横溢的,文被出版后继续留下繁华与世人,宠辱不惊不卑不亢坚决不V(例:桩桩(职业OL),琴瑟琵琶(北京某国际学校中学部中文教师),)。但这也还是少数,毕竟,没有人爱跟钱过不去不是。所以,我并没有抨击入V的意思,说不定我(有朝一日能)到了那一步也同样抵不住诱惑呢。
不同的声音
而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实体出版业界却有着不一样的声音动向。
早在2008年初,一些出版业内人士在展望未来时就表示,在纸价大幅上涨、CPI指标高企、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紧锣密鼓的背景下,出版业恐怕要有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而在年终岁末,一场爆发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使世界经济陷入低谷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版业感受到了冬天的凛冽寒风。
这一次金融危机,国人从一开始的漠不关心(9月);到接下来的惊慌失措(10月);再到人人自危(11月);继而到心已坦然(12月)。我个人觉得,自9月份世界金融海啸袭击中国至今,民众的心理上大致经历过了这么几个阶段。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对于危机的认识也开始加深,不会再像10月和11月那样,因为完全没有想到金融危机会突然波及到中国(因为之前的宣传一直都在说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十几二十年高速增长,且民众也早已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当危机骤然来袭的时候,显得有点不知该如何以对。随着这两三个月的积累沉淀,民众普遍已经习惯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不会再莫名其妙地恐慌了。
面对整体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一些人忧虑:“出版业的冬天来临了。”而另一些人则憧憬“出版业也许会因祸得福”。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几乎摧垮了所有的实体经济,但是陷入困顿的人们发现图书是最便宜的消遣,低价书因此大行其道,美国出版业熬过了金融危机,还诞生了像兰登书屋这样的出版巨头。
过去的历史虽难以照搬到中国,但古人有言曰,“文章合时而著”。一个时期人们的阅读取向往往能映射它所对应的世态。去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空前地关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原本只有专业人士关注的财经类图书屡屡登上畅销榜,成为大众读物。随着危机的延续,2009年度的就连网络文学的阅读主题都毫无悬念地继续停留在“金融危机”上。很多藉由这个契机开始写言情职场文的作者都在这场金融危机下红起来,因为职场或非职场的女性读者,都会有这种惺惺相惜之感:同样身为女性,都明白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女性的地位总不会完全与男性平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职场就更能博人眼球了。
事实上,很早之前,强调轻松阅读的职场言情就开始走俏,在图书市场上跑马圈地,青衫落拓就是个中翘楚,而当下最热门的李可的《杜拉拉》系列更是风靡了中国大陆。而最近几年迅速窜红的诸如悦读纪、彩虹堂、蝴蝶季等女性阅读专业出版品牌,抓住了这种机会,异军突起,成为不可小视的出版力量。不知她们(请允许我拟人化)能不能成为兰登书屋第二呢?
结语
脸下。然后,搜到的一些资料,整合在“不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同时,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建构各种女权主义理论,力图提高女性文学的地位,通过文学运动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随着女权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批有创新意识的黑人女作家,她们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出发解读黑人女性的生活处境、成长历程、感情与婚姻生活等。她们的作品中黑人女性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联系。二战之后黑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在选举、就业、教育等方面获得了部分权利,但这并未改变黑人女性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各种社会抗议活动冲击着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促进了广大黑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描写了受白人文化熏陶的黑人女孩佩可乐,白人社会没有接纳她,黑人社会也排斥她,在白人优越论与黑人丑恶的社会文化的扭曲下,她变得精神失常,作家揭示了双重文化价值下黑人女性的困惑。同时,黑人文学还塑造了许多女性混血儿形象,她们通常是白人家中的家奴,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并具有一定的独立自由精神,但她们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黑人作家威廉•威尔斯•布朗的小说《克罗泰尔和总统的女儿》讲述了混血儿克罗泰尔不幸的生活经历。聪明美丽的克罗泰尔是政客格林的情妇,并为格林生了两个女儿。但格林的妻子却想尽办法虐待克罗泰尔母女,并将克罗泰尔卖到外地。为了女儿克罗泰尔费尽种种艰辛从魔窟中逃离出来,却又被抓回监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投河自尽。作品表达了作家对“黑人种族是低劣的”这种社会偏见的抗议。
二、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特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女性主义批评是以确立女性自我形象、建构女性文学史为目的,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开展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权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对提高女性参政、议政地位,维护女性尊严有着重要意义。初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反对父权文化,启蒙女性的自主意识,重新树立女性形象,也被称为女性形象批评;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女性中心”批评阶段,致力于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80年代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使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多元文化身份批评”阶段。
(一)“女性形象”批评
在传统文学中,女性常是家庭的、社交的、被征服的对象,而不是作为职业的、独立的、社会的女性形象出现,或是完美的天使,或是祸害人间的妖女。在《思考女性》中,作家玛丽•艾尔曼就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全面论述。女性形象批评是通过对传统文学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来建构女性形象,以达到男女平等目的的。女性形象批评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早在18世纪英国就出现了《女权辩护》《女性的屈从地位》两部女性主义著作。英国作家伍尔夫是女性形象批评的先驱,她提出女性要独立就需要毁掉维多利亚式的女性形象;伏波娃的《第二性》从哲学、生物学等角度揭示了女性问题的深层原因。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杰作,它们为“女性形象”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女性中心”批评
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进行文学理论建构,挖掘被历史掩埋的女性文学作品,女性主义评论家致力于挖掘和重新解读被人们忽略的女性主义作品。如蒂莉•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小说中单身母亲因繁重的生活压力而未照顾好女儿的学业,母亲为此感到内疚与惭愧,体现了作家对普通女性生活的关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瓶》等也都是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埃伦•莫尔斯的《女性文学:伟大的作家》分析了西方近代史上的多位女作家,解读了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在女性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论略分析了近代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时代局限性,并提出女性主义美学的概念。通过对文学史上女性主义作品的挖掘,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使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争夺主流话语权。
(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文坛上出现了保拉•马歇尔、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黑人女作家,她们用文学表达了对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芭芭拉•史密斯是黑人女作家的典型代表,其作品《迈向黑人女性主义的批评》是黑人女性文学的奠基之作。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锋人物,其小说《紫色》描述了黑人女性的情感历程、生活经历、理想破灭,并深刻揭示了种族歧视、宗教问题、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以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
(四)“多元文化身份”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