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理论篇（1）

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必要首先对技术创新给予全面认识。对于技术创新，目前可以归结两种观点。一种是把技术进步作为技术创新的目标，把技术创新等同于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而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要求，创新成果的市场应用并不需要考虑或较少考虑。这一观点的后果是：一方面，由于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并不强调市场的导向作用，所以不能保证产品的市场成功，使企业对技术的开发失去兴趣和信任，对技术开发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开发本身能否成功，只取决于对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程度，至于技术开发的成果在市场中会有什么作用并不在考虑之列，这将阻碍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的进一步深化，使技术转移的难度加大或成为不可能。另一种观点是将技术创新看作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关注技术的应用，即面向价值转化与实现的应用创新。只强调应用创新与经济行为，将使技术本身发展的规律、技术开发的可能性被忽略。这将导致企业有可能作出从技术上无法实现的技术选择，企业因此承担了本不必承担的风险。从全社会来讲，只强调技术创新中的市场导向，将使技术的开发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技术的利用也就失去源泉，成为无本之木。在纯粹的市场导向下，对技术进行利用的结果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这一种观点尽管相对于上种观点而言，有了更多的可取之处，但仍然不能成为理想的选择。

对技术创新的全新理解是：技术创新是一个从产生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它包括新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这样一系列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它包括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这两大环节。技术创新并不是技术开发和技术利用简单的相加，而是要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仅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技术发展的规律，考虑技术开发的可能性，还要以市场为导向，考虑技术开发的有效性。市场引导着技术开发的方向，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这种引导实现的状况和程度。循着这一认识路径，我们看到，技术开发、开发成果的转移、技术开发成果的利用，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创新过程。

在对技术创新有了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还要加强企业技术创新管理。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制定相关政策营造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创建企业内部技术创新管理环境，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的发展。

一、营造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的良好环境

一方面要求为其技术创新管理提供强大的人力和物力保障，另一方面相关制度保证和整个社会创新管理意识的形成也有助于为企业营造技术创新管理环境。

（一）完善社会制度环境的措施

彻底转换政府职能，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管理的主体。政府职能的重点是投资于教育，投资于基础设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科研体制应以国家、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为主逐步转变到以企业为主，以市场为主。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做到：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完善激励技术创新管理的金融政策；完善专利制度；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的激励制度。

（二）构建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社会文化环境

要加快观念转变，大力倡导鼓励创新管理、敢闯敢试、崇尚竞争、宽容失败、脚踏实地、不骄不躁的创新管理创业风尚，鼓励和引导企业探索建立创新管理文化范围。做到：树立勇于创新管理、敢为人先的观念，树立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观念，树立鼓励竞争、崇尚合作的观念。

二、加强企业技术创新管理能力建设

（一）切实加大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的投入

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活动的必备条件。经费投入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技术创新管理活动的空间规模和时间的持续性，是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具体做法有加强企业的自有投入，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积累；增加企业直接融资力度；利用资本市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二）提高技术创新管理管理能力

创新管理管理能力主要由三方面反映：创新管理战略、创新管理机制论述、创新管理速度。企业要在正确地分析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做出的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总体目标部署，以及为实现创新管理目标而做出的谋划和根本对策。高度重视自己的技术创新管理速度，缩短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

（三）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敏锐的创新管理意识、会管理、敬业精神强的企业家队伍

企业家的作用贯穿于整个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过程中，企业家常常是技术创新管理活动的倡导者、技术观念的创新管理者、技术手段创新管理的投资者、技术创新管理成果的采用与推广者、技术创新管理活动的组织者。

（四）提高研究开发能力

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高水平的技术开发中心，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条件进行改善，并吸收独立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研力量以多种形式投入到企业技术创新管理中来，以抓好重大关键技术的攻关，带动创新管理性的研究开发。对引进技术要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以提高自主开发和创新管理能力。同时，还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力开发有知识产权的生产技术和有较高附加价值的名牌产品、新产品，成为进入市场的有力武器。

（五）提高企业的制造能力

大量培养技术熟练的“蓝领工人”，提高企业的设备先进性，使企业的制造能力和创新管理能力相适应。

（六）加强企业的营销能力

努力开发适销对路、节能降耗、降低成本、高附加值的产品，并以产品为龙头，带动相关技术的发展；提高市场开拓能力，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制定正确可行的市场营销战略，建立起快速的市场反应网络体系，并与国际标准接轨，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大幅度地提高企业市场预测和快速反应能力，促进创新管理产品的市场化。

技术创新理论篇（2）

一、 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 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 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 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 “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 《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 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2］毛凯军. 技术创新:理论回顾与探讨［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5(10):55－59.

［3］彭纪生,刘伯军. 技术创新理论探源及本质界定［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2(12):101－103.

［4］李永波,朱方明. 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23(3):188－191.

［5］余志良,谢洪明. 技术创新政策理论的研究评述［j］. 科学管理研究, 2003,21(6):32－37.

技术创新理论篇（3）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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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志良,谢洪明.技术创新政策理论的研究评述［J］.科学管理研究,2003,21(6):32－37.

技术创新理论篇（4）

ModernizationandtheFormationofATripartite-structure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

—ABriefDiscussiononRelationsBetweenAgriculturalInnovation

andtheRequirementofTechnologyinModern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amodeloftripartite-structure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ismadetoanalysistherelationbetweenthedevelopmentofChinese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changesofsocialandeconomiccircumstances.Itarguesthattherequirementofagriculturaltechnologyevokedbythevarianceofthesocietyplayanimportantroleintheformationof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

KeyWords: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innovation；tripartite-structure；requirementoftechn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创新的路径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决定的。因此，要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或农业现代化，首先要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开始。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1]（译者前言，P7）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开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的工业革命。[2]（P5）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历次科技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原动力，推动着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这是对内生型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描述。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应激型的，无论是现代政治制度，还是现代科技，都不是从本土产生，而是从外国引进的。不过，应激型现代化的实质，同样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1]（译者前言，P19）而且，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在16世纪就已出现现代化的征兆。例如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就已属自由商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2]（P8）不过，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不但没有引起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反受传统政治制度的压制而不能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也无从谈起。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外界压力开始的。从科举制的废除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形式上来说已经出现现代化的端倪了。但是这种没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现代化只是一座海市蜃楼，中国受列强奴役的地位没有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状况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变化总是开始了，而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

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社会由四个基本阶级组成：学士、农民、手艺人和商人。这样的次序排列也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位于他们之上的是有特权的官僚阶级，而在他们之下的则是人数较少的贫民。从古到今，官吏的地位一直是最有抱负的中国精英所追逐的最高目标。[1]（P224-225）据韦伯的观察，“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主要是决之于具有做官的资格，而非财富”。[3]（P30）自隋唐以后，取得做官资格，实现人生最高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正是科举制强化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它长期处于稳定状态。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社会上的才智之士，在对西方价值的向往以及新的利益的诱惑下，已经纷纷从传统政治的窄门中走出，特别是在西方式教育制度普及之后，“人们依着经济技术的专业化的趋向与需要，各自选择了性之所近的道路。数学、逻辑、物理、工商管理、政治、建筑、绘画……成为了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而新的行业亦已一一出现，‘政客’就是一个新的行业，企业家、买办、留学生、工程师、律师、教授、医生、作家、报人乃至电影明星、歌星也都是崭新的职业。”[3]（P67）到了1919年，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现代职业，以及在现代商业和金融业中的领导地位已被开始认为具有与传统社会的官吏同样高贵的地位。[1]（P225）这样，传统社会结构及等级次序发生了变化。原来身居末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原来居第二位的农民可说是下降到末位。在农民之上，有各种各样的新兴职业。人往高处走，稍有才能之人都不可能安心务农了。但是农业领域的新兴行业——农科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却在农村之外的大城市应运而生生了。农科大学的教授、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同样是有社会地位的职业。在城市也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业主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总之，由现代化而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农业本身发生分化，形成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二、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是指农业技术发明、应用、农产品社会价值的实现由三个不同性质的部门完成。这三个部门处在农业生产的同一条产业链上，但是各自独立实现自己的功能，各自独立追求自身的利益。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主要由家庭农场实施；应用新技术生产的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则主要通过市场实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性农业，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基本上在农业内部完成，农业技术创新也是在农业内部完成的，不存在三元结构。这种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推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模式已经将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至，不可能再在农业内部有重大的创新。农业生产力已经无法承受人口及市场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农民必须从农业以外寻求活路，农民兼业逐渐成了普遍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起步。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形成。从技术层面看，在农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城市制造的技术产品如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开始进入农业生产系统，创造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教育、科研机构也相继在城市中出现。换言之，在农业生产外部形成了引进和研究开发新技术的专门部门。这些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费来源、工作目标、人员素质、价值观念、社会地位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完全不同，但确实是现代农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从市场层面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相继出现，与之相伴的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这些都有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些部门的出现构成了现代农业的特征：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现代农业技术）由农业外部的科研机构、工业企业提供；农产品主要作为商品出售。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部推动被迫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与传统社会经济缺少历史的继承性，较难融合为一体。表现在农业上就是农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与农业生产实际的脱离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市场的脱离。本来，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使得这些机构在农业技术创新上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农民大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尽管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从一开始就缺少内在的联系，但是毕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出现了现代化的农业新因素，开始了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的艰难历程。农业技术创新三个环节之间的关联程度成了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

由于近代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前人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所以本文不再重复。以下仅从技术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三、现代化与现代农业技术需求的形成

技术创新由社会需求引发，但也可能相反，创新引发需求。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和拉动。因社会需求而引发创新，我们称之为“需求填充效应”，它主要发生在城市，其创新主要表现在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因创新而产生需求，我们称之为“需求诱导效应”，它主要发生在乡村，这种需求是通过农业新技术的各种示范推广活动引发的。

（一）民族危机与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民族优越感使其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也就不存在对西方新技术、包括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才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对西方技术的需求也随之出现。最初是对西方军事技术、工业技术的需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才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通过政府官员及士人的启蒙提倡来体现。清中期以后，政府官员及士人已经意识到传统农业因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危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还是想方设法增加耕地面积。此外，在最大限度利用传统技术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有条件的地方改旱地为水田，推广水稻种植；推广接茬作物，变水田一收为水旱两收。[4]（P237-239）对于西方农业技术，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也就谈不上需求和利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的大量引进，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也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对西方农业技术真正全面了解的人不多，但是已经有了向西方学习之倡议。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大多并不是因为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改进中国农业有何实际作用，而是因为中国在与西方的交锋中屡战屡败，从多次失败的经历中逐渐得出一种认识：中国军事上不如人是因为经济上不如人，经济上不如人最根本的还是科学技术不如人，科学技术不如人，则是因为教育不如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是兴学校、育人才，其中包括兴办农学堂、培育农业人才。

薛福成在《出使四国记》中描述了西洋各国学校的兴盛，并由此推断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源：

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至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5]（P3）

康有为、梁启超、胡燏棻等都有类似的观点，并提出兴办西学的主张。他们倡办西学的出发点，是基于对民族兴亡的忧患意识，而不是基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换言之，在中国创办西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的程度，而是因为西方列强打败了中国，中国要雪耻、要富国强兵，就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中暗含这样一个认识逻辑：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而军事力量强的原因是经济比中国发达，经济比中国发达的原因又可以追溯到教育比中国先进。因此，中国要变得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大，就得从学习其教育制度开始。至于将西式教育移植到中国是否能适合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尚未考虑到。但是，分科培养专业实用人才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当时的士人能认识到分科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并大力提倡，已是一大进步。分科办学自然包括建立农学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农学堂。张之洞不但指出农业和农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在武昌设立农务学堂，聘请外国教习从事农事试验与教学研究。自1898年起，清政府多次下诏分科办学，其中包括举办农学。随着士人兴办农学的主张变为政府的实际行动，我国的农业学堂从中等到高等，相继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也创办了一些农事试验机构，进行农业技术试验。

综上所述，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由士人及政府官员的言行体现出来，满足需求的途径是兴办农学堂、农业科研机构。由于这种需求不是来自本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因这种需求而建立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是官僚士大夫的事业，与中国农村、农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需求虽然引发了中国农业技术在制度上的创新，但是要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对本文所用现代工商业的概念作一界定。从组织制度上讲，现代工商企业与中国传统工商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国家的逐步现代化，在工业领域，如纺织业和面粉业，新兴工业企业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工业。但是，许多传统形式的商业企业，并不会被现代企业取代，他们能在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即使在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大型百货公司，以及部分大商号，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以外，大部分中小商店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为数最多的是街头巷尾的夫妻店。大部分商店，诸如绸缎庄、皮草行、南货店、衣庄等，都同传统商业一脉相承。因此，传统的家族式商贩或合伙经营的店铺仍在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在近代上海是如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更是如此。[6]（P20-21）有鉴于此，本文在运用现代工商业这一概念时，并不是指采用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工商企业，而是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工商企业，只要它们为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生产和服务，就属于现代工商业。它们可以是机器工业，也可以是手工业；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家族商铺或合伙制；可以是外资企业，也可以是民族资本企业。

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由市场决定，通过工商企业家或工商团体的言行反映出来。这种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新技术的需求；二是对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新技术的需求。

1、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新技术的需求。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非农人口增加，导致市场对农产品产量的需求增加。现将农产品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来分别探讨。

首先分析粮食需求的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到近代，出现区域专业分工后，在经济作物区域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随着城市及现代工商业的兴起，粮食短缺现象更加普遍。侍郎张弼士“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张氏认为粮食短缺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农田面积减少，也不是由于耕田的人减少。水旱灾害等是造成粮食减产的原因，但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非农行业的人数增多，引起市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上涨。[7]（P771）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非农行业人数增多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农田面积会有减少的趋势，从事农业的人口也有减少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课题。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加也会引起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主要是非市场性的，通过增加农田面积，充分发掘传统农业技术潜力可以解决。即便是到了近代，传统的增产手段用尽，不能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也可以通过节衣缩食，降低生活水平来克服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要能生存下去，不至于发生社会危机，当代中国的农民仍然如此。但是城市市民就不同了。城市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决不会像农民那样忍受贫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对粮食问题会很快做出反应，通过报纸杂志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农业政策，使改良农业、增加粮食产量提到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议事日程。

就工商业而言，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企业，如果原料供应不足，不仅会影响本企业的发展，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如工人失业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等等。正因为如此，工商企业会直接采取行动，从事农业改良活动，满足其对原料的需要，以供应市场，维护其企业的发展。工商企业从事农业改良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对粮食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以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对利润的追求。以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面粉加工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面粉“为一时输出品之大宗，而粉厂次第设立，于斯为盛，小麦产量有限，随不得不采用国外原料，其数量且与年俱增。”面粉厂为了解决小麦求过于供的问题，“陆续派遣厂员分赴各处劝导种麦，更岁集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7]（P154）还与农业院校合作，建立小麦实验场，进行小麦改良。[8]（P173）由此可知，工商业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与其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工商企业资助的是与其事业发展密切相连的农业技术改良，例如面粉厂会资助小麦生产的技术改良，但它不会去资助棉花或蚕桑的改良。

与工商企业关系最紧密的还不是粮食生产，而是经济作物的生产。所以我们接下来分析经济作物需求的增长对新技术的需求。

自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市场之后，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中国农产品（主要是经济作物产品）的输出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丝棉等农产品是出口的重要商品，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外国企业直接介入中国的农业技术改良。[8]（P154-156，161-164）为了切实改良中国蚕桑，外商还成立了改良蚕桑的机构，设立制种场培制、购买改良蚕种，分给农民饲养。同时在发种区域内设立蚕业指导所，指导农民养蚕。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原料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工商界也产生了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提出了改良棉植和蚕桑的要求。工商界要求农业改良的主要原因，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同中国棉业联合会、国立东南大学，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呈文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窃我国自七年以还，纱锭倍增，棉产未旺，无论年岁丰欠辄有供不应求之势，每年外棉输入，恒在一二千万两以上。……近年敝纱厂联合会，曾年拨巨资，分向直、鲁、苏、鄂等省设立之棉试验场，力图棉植之推广改良。……今年（1923）印、美棉产均嫌不敷应用，国产棉花，又无法禁其输出，全国数百万锭之纱厂，皆以原料缺乏有不能维持工作之势，而未来之棉荒，且必一甚一日。[8]（P167）

为了扩大棉花来源，纱厂积极从事棉花改良与推广事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专门成立了植棉委员会，主持植棉事宜，在产棉区改良棉种，在不产棉之地推广植棉，所需经费，“由全国各厂用花一担，抽费一分充之”。还先后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东南大学农科合作，进行棉花改良推广。[8]（P169，172）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市场上的农产品供不应求，从而促使工商界人士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引发了对增产技术的需求。

2、对提高农产品质量新技术的需求

现代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以市场为导向，而且是进行大规模生产与经营。这两个特点对农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市场，就有竞争。在竞争中，质量不好的产品就会失去其在市场中的份额。有学者提出，鸦片战争后，我国丝茶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加工技术落后，产品难以和国外竞争。而中国对外丝茶贸易的衰落，则激起了人们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9]（P4）这是从农产品加工角度得出的结论。农产品加工技术似乎更多地与工业生产技术相关，例如缫丝厂对丝的生产加工技术，面粉厂对面粉的生产加工技术，都会影响产品质量。但这都是工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农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要从原料角度去分析。

原料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可分两个方面：第一、生活习俗变迁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第二、机器大生产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罗振玉在《农事私议》“农业移植及改良”一文中提到：

近来外国麦粉进口者日多，初则因西人憎华麦调制不精，输入以供西人之食，今则华人亦嗜食之，由商埠而输入内地者日有所增。夫华麦固调制不精，而粉量亦不如美麦，盖种类之异矣，宜求美国嘉种传布内地，一蕲改良。[7]（P859）

此文反映出近代中国引进美麦品种的原因之一，饮食习惯的变化。外国人到中国通商口岸后，不习惯食用中国产面粉，于是从外国进口洋面粉。洋面粉进入中国后，渐渐引起中国人的喜好，由通商口岸传入内地，在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于是国内有了引种美麦的技术需求。

引种美棉也与人们衣着习惯的变化有关。据同治、光绪年间的海关贸易报告及报刊反映，实际上洋布没有土布耐用，但比较柔软美观，加上价格低廉等因素，渐受华人欢迎，占领了中国市场。于是引出朱祖荣这样一段议论：

子独不见夫今天下乎？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风尚之变，由来已久……而近来亚东日本，所织洋布，亦复花样翻新，既精且巧，足以广事招徕。[7]（P495）

洋布的普及为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棉纺工业的发展则对其原料棉花的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洋布与土布的差别主要有二：从生产方式上讲，洋布是用机器生产，而土布则是手工生产。从生产原料上讲，洋布是用洋棉、主要是美棉生产，而土布则是用国产棉。因此，洋布不一定是从外国进口的布，国内机器生产的布也称作洋布。洋布也可以用国产本地棉生产，但是规格和质量受到限制。“中国原先栽种的亚洲棉（中棉）品质差、纤维短，不能适应机纺要求，每年不得不进口大批美棉以补其缺，花费甚大。于是，一些实业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引种美国陆地棉以解决上述问题，美棉由此开始引入中国。”[9]（P55）

机器生产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在面粉工业同样有所反映。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早已存在面粉加工业，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给性加工和商业性加工两部分。[1]自给性加工是农民加工自家消费的粮食，对小麦品质没有特别苛求。商业性加工主要服务对象是城镇居民，对小麦品质有一定要求，但是由于传统磨坊的加工量有限，每个磨坊对小麦的需求量不是太大，因此对品种规格的要求不一定很严格。近代机器面粉厂则不同，其生产能力强大，因此对小麦的需求量也大。如果品种规格混杂，就会影响面粉质量。[2]而面粉的品质则会影响食品的进一步深加工。原颂周在分析我国小麦的缺点时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国普通的麦种，大半交杂不堪，几无纯种之可言，以至制造食品的工艺，颇不发达。例如品质不良的硬小麦，不适宜机械面粉厂的制造。又如通常的软小麦，对于制造饼干，无大妨碍。但若用他来制造上等面包，则不相宜。因其中所含的胶质较少。至如半硬小麦，品质不甚恶劣。倘能选择北方的良种，和南方的良种相，而成一优美新种，推及农民，广为种植，则以后不致再向外国输入小麦，以作制造各种食品之用。[10]

上文表明，不但机器制粉业对小麦品种提出新要求，而且食品深加工业对小麦品种也有要求。中国传统小麦品种混杂，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结果让外国小麦占领了中国市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进行品种改良。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出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工商企业往往直接参与同他们利益相关的农业技术改良。由于工商业界投资农业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工业原料，所以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程度与市场密切相关。市场前景好的时候，支持力度大。市场前景不好的时候，就会取消支持。正因为如此，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能引发农业技术创新，但不能长期支持农业技术创新。

（三）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小农的家庭农场。一家之长既是农业生产的管理者，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家庭主要劳动力。也可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领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民。到近代，出现了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业公司。在农业公司中，农业生产的管理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分离，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公司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大多是政府官员、绅士、商人、华侨、外国资本家等等。[3]家庭农场的主人与农业公司的主人，无论在文化知识水平、社会政治地位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层次和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在近代中国的报纸杂志上，经常有农业公司采用国外先进技术（主要是引进外国农业机械）进行垦殖的报道，但是几乎没有农民主动采用西方技术的报道。相反，到是有向农民推广农业新技术困难重重的报道。这并不能证明在家庭农场的生产中不需要新技术，只是反映出农民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和形式不同。因此，在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时，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生产者。

1、农业公司经营管理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就农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其学识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理性和现实利益两方面的考虑。从理性上说，由于他们对国内外的农业发展大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中西对比，能够认识到西方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并能推断出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对自身企业发展是有益的。从现实利益来说，如果通过理论分析证明，用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开发农业有利可图，就足以促使他们投资农业。但是公司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如果经过实践证明投资新技术于实际农业生产无利可图，他们会放弃对农业的投资，转而经营其他行业。或者放弃先进技术，转而采用传统的农业经营形式，即招佃经营。

民国时期，创办了许多新式农垦企业。这些企业从组织管理形式上看，具备某些现代企业的特征，如采用股份制等等，但是在农业生产上，大多采用招佃形式，由农民一家一户从事生产。当然，这种生产形式与传统的小农生产也有区别。首先，生产什么是由公司决定的，如何销售也由公司决定。其次，生产技术也由公司指导。因此，这些公司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是由公司管理层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农业公司虽然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但是其数量很少，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大。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还是家庭农场。农业科学技术最终的服务对象，还是广大农民。因此，分析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更为重要。

2、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通常认为，传统社会的农民愚昧落后，对新技术持排斥的态度。本文认为，农民排斥新技术，并不能说明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而只能说明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遇到了障碍。我把这些障碍分为习俗障碍、知识障碍、经济障碍、社会环境障碍几个方面。

习俗障碍可分为生产习俗和生活习俗两方面。生产习俗是农民世代相传下来的组织生产的规矩、程序，它属于一个农村社区，而不是一家一户农民的事情。据费孝通调查，开弦弓村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排水灌溉的组织管理程序，依靠这套程序解决农民旱涝时的排灌事宜。后来村里有了两台动力抽水泵，承包全年的灌溉，按每亩收费。然而，这种机器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村民们宁愿使用旧水车，不愿缴纳动力泵费用而自己闲搁数月。有些人告诉费孝通，那些依赖动力泵灌溉的人，自己没有事，便到城镇的去，害了自己。[11]（P116）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习俗是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它是和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变生产习俗的前提是相关的社会环境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带来社会问题。就费孝通所举例子而言，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工后，如何安置闲余的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引进现代机械未必是好事。农民经过理性的判断会拒绝新机械的使用。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农民的智慧：用劳动来打发时间，总比去要好。提到，就牵涉到生活习俗。据当时人反映，近代中国许多地方的乡村社会成风，很多农民除了在田间劳动，剩余时间大都去进行，哪有时间精力考虑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喝酒已经成为农民生活的习俗，所以有人在参观金陵大学农民服务社后评论道：

农民之无正当娱乐，尽人皆知。每遇秋收之后，或迎神赛会，或邀朋聚赌。工作之暇，尤多喝酒啜茗。欲阻止此种不正当之娱乐，非有相当正当之娱乐代之不可。农民服务社有鉴于此，乃以种种有益身心之游戏代之，对症下药，定能妙手回春。[12]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风气问题，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也就不能指望农民会产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知识障碍可分为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见识两个方面。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农民都是文盲，那未必准确。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大众教育已经普及，并深入到农村地区，到了19世纪初期，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13]（P443-444）但是识字并不足以引起对新技术的需求，只有当农民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技知识后，才具备对农业新技术产生主动需求的可能。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某种新技术，就不可能产生对该项技术的需求。中国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新技术的存在。所以，农民产生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之一是，有机会接受现代科技知识教育。而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能有机会通过耳闻目睹接触到西方的农业新技术，也有产生对这种技术需求的可能。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社会生活地位决定了这种机会也很少。

经济障碍是影响农民技术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他们知道某种先进技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也不会主动去采用。经济障碍主要体现在农民接受新技术的经济承受能力上。如果新技术的使用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农民无法承担，他们就只能沿用旧技术。即使将新技术免费提供给他们，也会考虑将来的收益是否可靠，这就是所谓的“机会风险”。在不能确定采用新技术的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一般是不会采用新技术的，因为农民承担不起失败的风险。这与官员、军阀、工商企业家这些有权有钱的人不同。这些人可以引进外国机器从事农业垦殖，即便不能从农业垦殖中获利，于他们自己也无太大的损害。而农民，只有已经通过示范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新技术，才敢使用。南京金陵大学农科的推广员在农业推广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是：农业推广之成绩与各地领袖或农友之切实辅助成正比例。从事推广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当地领袖或农友合办“表证场”，用以证明农业新技术的有效性，当农民们亲眼目睹新技术的成就时，就会纷纷采用新技术。[14]

社会环境障碍。近代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农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一家人朝不保夕，也就谈不上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了。另外，随着城乡差别的加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促使乡村中最有能力、有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而本来最有可能首先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就是这些人。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扩大，传统乡村精英城居化，人才资金流向城市，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下降了，这也影响到新技术的需求。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所引起的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来自不同的方面，这些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民族危机而引起的国家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促成了制度上的创新，使中国建立起专门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但是这种需求是纯理性的，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现代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与当时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有限。现代工商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既有理性成分，又有现实利益的成分，因此与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较密切，对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也切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同市场需求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其对新技术的支持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因此近代中国源自工商业需求的农业技术创新不能持久，也不全面。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分两类，来自农业企业家的需求和来自普通农民的需求。由于近代中国的农业企业发展并不顺利，数量有限，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限。而普通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则有待农业推广者去开发。创造各种条件激发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不是三元结构中的某一环，而是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农业新技术供给者、需求者以及应用新技术的农产品价值的实现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共同利益为纽带。找到并建立这种纽带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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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技术创新理论篇（5）

一、引言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可得知，任何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总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创新不仅是企业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因此，如何实现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并推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已引起了各国广大科研者的高度关注。然而，从近些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经济发展状态并不乐观，并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尽管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究其根源，无不与缺乏科学的技术创新管理方式紧密相关。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大量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并不是具有显著的相关特征，并显现出明显的无序性、散乱性和非线性关系。而这些关系为技术创新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阻碍及约束。为此，若要从大量无序性和散乱的信息中发现并挖掘出有价值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以促进企业和国家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就必须研究并解决技术创新中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的无序性问题。而耗散结构理论作为系统论的新发展，主要研究一个系统从无序向有序、从低序向高序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因此，研究耗散结构理论对于技术创新管理的应用极具时代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概述

1.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是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一个系统理论。耗散理论认为一个开放系统（可以是力学的、物理的、生物的、化学的系统）在达到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时，一旦系统的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阈值，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到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状态，这种有序状态需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才能维持，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因外界的微小扰动而消失。普利高津把这种在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域形成的新的稳定有序结构称为耗散结构[1]。

2.技术创新

自熊彼特（J.A.Schumpeter）于20世纪初提出创新概念和理论以来，技术创新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开发性研究、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系统研究和80年代至今的综合研究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界对于技术创新的定义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与争论，综合各种讨论，这里给出比较简练、相对通俗的定义：技术创新是指有技术的新构想，经过研究开发或技术组合，到获得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社会效益的商业化全过程的活动[2]。耗散结构形成原理包括开放性原理、非平衡原理、涨落有序原理以及非线性作用原理。

三、技术创新管理系统的耗散结构特征

1.技术创新管理系统的开放性

技术创新管理包括对资金、设备、人才、信息等资源进行管理[2]，这一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同外界进行诸如资金、设备、人员、信息等的交换。除此之外，这个系统与外界还有能量的交换。一方面系统中生产技术创新必须有能量推动，因而需要从外界导入物质能量。另一方面，生产系统要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即要使系统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生产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还需要从外界导入一种新的能量，这种能量能促成生产系统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有机结合，可以将这种能量称为管理能量。管理能量是在技术创新系统中，为了实现预期目标，在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中所释放的精神能量。综上所述，技术创新管理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3]。

2.技术创新管理系统的非平衡态特性

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构成元素之间存在较大差别，不仅表现在其构成元素员工的道德品质、文化背景、个人爱好、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教育水平、理想抱负、、行为习惯、价值观念、民族特征、气质类型、劳动技能、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且表现在其构成元素生产资料的性能、结构、约束条件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企业技术创新系统是一个非平衡态系统，这样，就可以通过增大系统内部的势能差，将其推向远离平衡的状态。当企业技术创新系统远离平衡状态时，其各个子系统及其构成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是不可能用线性关系来表示的，只可能用非线性关系才能表示出来。因此该系统还处于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域。

3.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系统的涨落有序性

一个宏观系统经常处在一个复杂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系统也存在微小涨落因素。一方面存在内部涨落，例如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于人的主观性介入，常常使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发生意思偏离，进而形成了信息准确度的涨落；又如企业内部技术进行创新的过程势必会引起生产效率的涨落。至于外部条件所引起的涨落就更多了。例如一旦市场上原材料价格起伏，行业竞争者的行为变化，相关政策法规的变更都会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也说明研究外部涨落的对于技术创新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4.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

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的动力系统的显著特点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系统中具有潜在创新能量的构成元素是员工个体，员工个体之间是通过创新精神、创新情感联结的。这精神构成企业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灵魂，以创新精神和情感为依托的员工间的相互作用是心灵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异常复杂和微妙的，因而作用关系是不可能用一个线性方程或线性方程组表示出来的，至少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方程组或非线性微分方程来表示他们之间的作用关系。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员工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使系统内的各个员工个体之间产生心理协调动作和心理相干效应，这种心理协同和心理相干效应可以使企业技术创新系统从杂乱无章变为井然有序。从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满足耗散结构形成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断言，技术创新管理中耗散结构的出现是必然的。

四、技术创新管理耗散理论结构的构建

系统内部发生的不可逆过程引起的熵的变化，这个量总是正的，如果没有负熵的导入，系统将不能维持耗散结构而面临瓦解。技术创新管理的实质正是一个负熵流导入的过程，因此现代企业更加强调技术创新管理的重要性。

1.开放性是做好技术创新管理的保障

开放系统的熵的改变应包括系统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所引起的熵的改变以及系统内部由于不可逆过程所引起的熵的改变。远离平衡的非线性系统可以通过负熵流来减少总熵，从而使系统从无序态变为有序态。为此，必须保持技术创新管理系统的开放性，以保证负熵的导入[4]。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保障技术创新管理的开放性。

（1）树立正确学习观念。在导入负熵流的过程中，技术创新管理要求企业对内建立学习型组织，倡导学习型文化。通过学习、培训，不断引进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以此保持思维的开阔性。同时要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分析、审视和修改已有的实践性知识，以此避免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逆趋势，进而将企业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达到更高层次的有序化。

（2）构建开放式资源系统。在公司内部构建开放式资源系统，按组织结构给予员工分层下载以及上传权限，以便于资源共享，知识积累。系统构建后，定期对资料上传量较大者给予奖励，这样也可以激励员工的奉献精神与创新意识。

（3）加强对外交流。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需要不断与外部进行物资、人才、技术以及思想等方面的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实现与外界的能量交换。为确保负熵的导入，还需要建立一个负反馈机制。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对外交流过程中，要严格监管企业行为，保证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与企业战略目标相一致，保证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与时展需要相一致，保证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与企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相一致。这样才能将良性效果放大，确保负熵流的合理导入，在资源、文化、思想、能量的不断流动中使得技术创新管理系统变得秩序井然。

2.非平衡态是技术创新管理的前提

根据“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这一原理，一个内有动力和外有活力的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必定是一个有差异的非均匀、非平衡的系统[3]。

（1）建立非平衡态机制。对内，应重视对团队及个人的创新意识、创新行为的激励。一是通过职位的升迁、岗位调整、薪酬的提高、特殊权力的授予等手段奖励那些为技术创新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及个人；二是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并帮助企业内部团队及个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对创新成果进行知识产权的申请。三是保护少数派，重视会议中那些不同的声音、相反的意见，根据性格特征挖掘员工内在潜质，为技术创新行为提供良好的环境。

对外，要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技术创新发展方向。由于人们常习惯于维持原有平衡态，抵制不确定性，对于那些具有相对优势的人群更是如此。为此就需要运用一些强制手段来打破这种平衡，企业内部政策制定者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适时调整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使技术创新活动处于动态的非平衡态系统之中。

（2）树立竞争意识。企业内部，在以企业整体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鼓励部门之间的良性竞争。通过奖励、竞赛、考核等措施来强化部门间的竞争意识，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在行业间竞争中，以责任感、使命感加强企业凝聚力，大力发扬创新精神，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所获得的企业竞争力提升的行为。引导管理者们将企业技术管理水平置身于世界同行业间的比较。

通过以上途径维持系统的非平衡态，这是技术创新管理的重要前提。

3.实现涨落是技术创新管理的动力

在非平衡态的企业技术创新系统中，涨落对于更高层次有序性的实现起着推动性作用。

（1）通过组织变革实现涨落。在企业内部技术创新系统具备形成耗散结构的客观条件时，通过人员调整、组织结构变更、资源配置变更等手段实现的微小涨落都有可能促使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

（2）建立企业内部智囊团。智囊团又被称为思想库，通过公司内部智囊团的建立实现涨落，一方面要求智囊团成员为公司技术创新活动提供科学技术咨询、培训活动。另一方面，应对智囊团内部成员定期进行培训，为其提供学习机会，使新思想新技术源源不断进入公司。

（3）积极构建企业技术创新联盟。积极推动行业间技术创新联盟的建立。通过建立技术创新联盟一方面可以聚众成势，推动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联盟，可以节约时间、人员、资金、材料等资源，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效益。

通过变革、整合等方式形成涨落的过程中应注意掌握和驾驭涨落的客观规律，如在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处于发生质量转变的临界点之前，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和扩大某种涨落，有意识地使系统发生暂时的失稳，为打破旧的体制和结构，建立新的秩序创造条件和时机。

4.非线性作用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技术创新系统要达到高度有序，必须通过技术创新系统内部非线性机制的调节以获得自生长、自创性自激荡、自完善甚至混沌运动等非平庸行为，并在非线性相互作用下产生相干效应和协同动作来实现[3]。

（1）实现技术创新系统的非独立性。在技术创新实现的过程中，对创新活动加以约束，以保证技术创新系统的非独立性。首先要以顾客需求为约束，只有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才能保证技术创新的产出物可以产生经济、社会效益，这样才符合技术创新的内在要求；其次，要以企业文化、企业整体规划为约束，使得创新结果满足企业长期发展需求；同时，要以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为约束，只有符合社会需求，满足环境需求的技术创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创新，才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

（2）实现技术创新系统的非均匀性。技术创新中的非均匀性即智力资源、信息资源、资金资源等的非均匀分布。可在企业内部设立技术创新绩效指标，以经济效益、社会责任、公司形象等为考核指标，以指标评审结果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依据，实现技术创新系统的非均匀性，这也是涨落实现的前提。

（3）实现技术创新系统的非对称性。非对称性在企业技术创新系统中就是指支配与从属关系、策动与响应关系、控制与反馈关系。这就要求合理设置组织机构，确保适当管理者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支配权。同时，设置必要的反馈系统，一方面，在企业内部，通过反馈系统的设置来保证内部沟通信息传达的效果，实现技术创新行动方向的一致性；在企业外部，通过反馈系统的设置来保证创新活动的经济性、时效性。

五、结束语

文章从耗散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管理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通过树立学习观念、建立开发的资源系统、加强对外开放来实现技术创新系统的开放性，这是技术创新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

2.通过适应市场需求、鼓励团队及个人创新意识来建立企业内部非平衡态机制，通过培养企业及员工的竞争意识来实现创新系统的非平衡态，这是技术创新管理的前提条件。

3.通过组织变革、企业内部智囊团、行业间技术创新联盟的建立来实现创新系统的合理涨落，这是技术创新管理的内在动力。

4.通过约束条件、反馈系统的建立来实现技术创新系统的非独立性、非均匀性与非对称性，以此形成技术创新管理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这是技术创新管理实现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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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理论篇（6）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1.高新技术企业与财务管理概述

1.1 高新技术企业

作为知识型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科技成果。而高新技术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以及动态性，且会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在最新工艺技术以及现代科学理论的前提下，高新技术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因此高新技术属于技术与知识均密集型的产业，高新企业的优良发展促使我国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获得了非常大的提升。近几年由于生命科学技术与生物工程、环境保护技术与生命科学、空间科学技术与航空航天、材料科学技术与新材料、微电子科学与电子信息技术等的发展，使得高新技术企业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所以，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既能够保障国民经济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还能促进我国尖端科技的快速进步。

1.2 财务管理

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首先需要拓展管理对象，即转向对知识资本的管理而非拘泥于传统。在以往的财务管理工作中，其主要包括实物资本、财务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等，且其对象也针对的是投资、筹集、管理财务资本等方面，因而缺乏对知识资本管理的研究。而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知识资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且其对企业的创新发展存在直接影响。因此在实施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在对知识资本加强管理的同时拓展财务管理的内容、分析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的过程中，拓展其工作内容的关键在于赋予效益分配、资金分配、资金筹集等全新的内涵；对知识产权加强分析，即对非专利技术、商标、非专利技术以及专利权等加强分析。从而保证企业的高新技术的质量及财务管理的可行。

2.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

2.1 风险性较高

风险性较高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主要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在融资过程以及研发活动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通过现今的科学技术手段创造出高价值的产品或者服务，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关键。而该类型的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其投入的技术以及资金量相对巨大，特别是技术研发过程中，其风险系数非常高。如果高新技术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波动或者缺乏偿债能力，就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平稳发展，甚至发生资金链断裂，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生存。

2.2 收益性较高

高新技术企业的高风险带来的是高收益。随着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知识资本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活跃因素，高新技术的深度发展亦依赖于知识资本。高新技术企业的创造性较高的特点，使得企业自身的收益相对较高。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必须不断地对财务管理工作进行创新和改革，这样才能确保企业的资本实现高效的运作。

2.3 发展空间较大

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其独特的经营特点，因而使得其自身面临相对较大的发展空间。而随着知识经济市场的冲击，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价值和空间，也正如知识经济的潮流一样，面临了空前强大的发展机遇。

2.4 明显的阶段性

高新技术企业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其发展过程还具有十分明显的阶段性。而不同的生命周期决定了高新技术企业存在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中，企业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支撑。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以及所具备的特点，对财务管理工作进行针对性的创新。

3.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问题

3.1 管理效率低下

由于企业投资层次不同地逐渐延展，企业在运作资金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了以少控多的局面。在对企业的规模大小以及成功性进行评价的过程中，资产控制的多少是最关键的内容，而财务信息则是企业领导者制定出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和主要支持。如果高新技术企业不能对自身的财务管理工作进行良好的控制，就会导致财务管理的过程中，相关信息不能实现实时有效的共享，甚至还会导致这些信息失去一定的真实性。另外，财务管理效率低下，管理链条较长，也会使财务管理工作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财务管理缺乏扎实的基础工作以及财经执行纪律不严格等，从而导致企业的整个财务管理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

3.2 缺乏约束和决策机制

高新技术企业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由于未对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客观的分析，可能会导致企业财务管理在做出一些决定时，缺乏正确性，偏离既定的目标。或者企业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当下的利益，对于长远规划以及资金的科学使用缺乏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了财务管理工作缺乏有效的约束和决策机制。在企业发展建设的过程中，由于财务管理模式过于专断型，会导致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财务管理人员在对有关策略进行制定时，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目前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约束机制，即内部约束机制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等，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区别，但是当前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实施财务管理工作时，相应的约束机制并不完善，故而在管理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控制失效的情况。

3.3 财务管理作用减弱

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存在一种现象就是，财务管理作用减弱。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对生产效益过度追求，且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高度重视财务管理的作用。如果财务管理制度长期不科学的存在下去，就会导致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相对较大的安全隐患。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基于企业生产效益而言，其济体制以及财务管理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同时不断地适应其所处的市场环境，这样才能确保企业自身获得较为长远的发展。因此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财务管理工作，同时将其应有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样才能有效地规避风险，达到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以及经济效益的目的。

4.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策略

4.1 形成财务管理理念

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源泉是研发活动，而且企业的财务管理又是研发活动的基础。因而高新技术企业在构建财务管理理念的过程中，必须综合分析自身的研发活动情况，这样才能确保各项活动正常进行。同时企业需要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构建合理的财务管理模式，并且要有机的结合其高收入、高风险的特征，调整本企业财务管理细则。企业在实施采取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即对各部门的运营资金进行统一的管理以及集中的核算，这样才能高效的分配运营资金，并展开相应的经济活动，从而使得资金能够达到较高的利用率，以确保研发活动能够顺利展开。另外国家还应当针对高新技术企业采取一定的优惠税收政策，以便企业能够在经营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效益。企业内部在实施财务管理的过程中，还应当安排专门的人员展开相关工作，并对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统一的生产和管理，及时申报知识产权，保证本企业研发成果的有效性，这样才能确保财务管理工作发挥出真正的效用。

4.2 强化风险意识

财务管理工作人员与企业的发展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因此在创新财务管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对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进行强化，这样才能避免在财务管理中，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而发生各种风险。在强化工作人员风险意识的过程中，除了对财务管理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强化之外，还应当对企业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培养风险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整个企业的风险意识，从而确保在展开财务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避免出现各类风险。

4.3 财务风险规避

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其面临的风险性相对较高。而高新技术企业要想实现高效化的财务管理，就必须对风险规避机制加强制定和构建，且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风险规避机制，这样才能保证合理高效的运行财务管理。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本身具有高风险的特性，因而在财务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对风险规避机制加强创新。首先在投资项目的过程中，企业必须做好相关的信息收集工作，要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当前市场的实际需求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动态，这样才能在开发和投资项目的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其次在风险规避以及分散的过程中，要将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充分的利用起来，同时建立完善的风险规避机制，这样才能确保财务管理工作达到较高的安全性。

4.4 嗜范ㄎ煌蹲史较

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面临着较高的效益回报，因此企业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投资情况以及市场需求等，准确的定位投资方向，这样才能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行。所以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投资之前，要从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要综合考虑自身当前的发展状况，并在适应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对投资计划进行科学合理地制定，这样才能促使企业实现良好的发展和经济效益。

5.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财务管理十分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且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相比，其具有十分独有的特征，因此财务管理工作的展开，需要企业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并不断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财务管理加强创新，这样才能促使高新技术企业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凤姣.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策略分析[J].商业经济，2012，（12）.

[2] 刘洁.浅谈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财务会计存在的问题[J].中国外资，2012，（13）.

[3] 严雪梅.试论高新技术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几个财务管理问题[J].时代金融，2015，（9）.

技术创新理论篇（7）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03（2015）11-0044-02

一、信息技术教材分析及教学现状

信息技术课程已经成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它不再是一门单纯要求技能性的学科，而是着重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信息素养的培养要求也越来越高。从信息技术教材中可以发现，操作性内容和理论性内容是相铺相成的，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学生较早就熟悉计算机，并有一定操作基础，所以在学习信息技术操作性内容时能较快掌握，学习起来也较轻松，但在教学过程中，同样也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即理论性内容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不轻松，表现为教师“教”的累，学生“学”起来困难，不易接受理解。

二、传统信息技术理论性知识教学

教师在传统的理论性教学中常用的是讲授法，将书本上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反映课堂知识枯燥，听不进或听不懂。以教科版《网络技术应用》中IP地址知识为例，通过教师讲解，举例子，如各自所在位置为例，很多学生仍然茫然，这样教学效果不理想。IP地址概念不理解以致后面的IP格式更是一知半解，这使得课后很多学生在IP地址学习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为什么IP地址是32个二进制位？为什么是4段？IP地址网络标识位和主机标识位如何区分？所以，传统的理论性教学方法并不适合学生学习，这就需要探究新的教学方法以更适合学生学习。

三、创新性教学及实例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传统的理论性教学方法在某些方面并不太适合学生学习，教师最主要的还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技巧。

1.技巧一：教会学生通过想象力突破

在传统教学中，思维方式往往比较固定，因此，有人会说学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怎样突破学生思维局限，是教师应该去思考学习的问题。笔者曾以网络通信原理为例做出突破：OSI网络通信原理是整个网络技术应用中的难点及重点，如何将这部分抽象内容展示给学生？笔者通过一个金字塔图形进行想象突破难点重点（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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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OSI网络通信原理

通过发挥想象，将通信原理联系到七层金字塔，从而达到理解通信原理的目的：发送方从上往下传递数据，每经过一层增加一个协议（金字塔往下底座越来越大），接收方从下往上传递数据，每经过一层减少一个协议。既方便学生理解也方便学生记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们可以自己通过想象力来达到教授的目的，也可以教会学生自己通过想象力来理解记忆知识，形成自己的想象力体系。

2.技巧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信息技术学习中的重要性极为显著，理论性知识本身就是很抽象的，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实践，对理解抽象的知识有很大帮助。比如：IP地址中，学生通过安装使用“飞鸽传书”这个软件，达到理解IP地址的效果，甚至还能扩展了解到局域网的知识，使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思。

3.技巧三：同伴作用大，同一水平线相互学习

笔者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在两个班讲解同一道操作题，第一个班由笔者讲解，第二个班由一名学生讲解，讲解过后，让学生再做一道稍加难度的题目，第二个班的学生中，做出难度大点的题目的人数明显多些，笔者对此进行了教学反思，学生讲解对学生而言较为新鲜，学生明显感兴趣，在讲解时可以增进学生的思考，使学生在自己遇到难题时首先就学会了思考。所以，应注重同伴的作用。

4.技巧四：前后知识连接学习

有些理论性知识其实在不同章节都有体现，教会学生进行前后联系，对加深学生对这些理论性知识的理解非常有帮助。

当然，还有很多其它技巧对理论性教学非常有帮助，在针对理论性教学方面的创新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去探究。

四、创新性教学的核心

科学家贝弗里奇曾说过，独创常常在于发现两个或两人以上研究对象或设想之间的联系或相似之点。创新的点子可遇不可求，其在于平时的观察积累，创新源于生活。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所关注的事物，从而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找到创新的突破点。

五、创新性教学的发展

创新性教学是现今教学的热点，很多学科都有相关研究，而有关信息技术学科的创新性教学较少，但这门学科的创新性有很大发展前景，主要由它的学科性质决定：信息技术更新快、发展快，有很多新的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探究，因此，相应的创新性教学方面的方法也会更多。

参考文献：

[1] 吴淑珍.信息技术教学方法实践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技术创新理论篇（8）

2专利管理与技术创新的内涵

2.1专利管理的内涵

专利管理一般定义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产权制度安排，创建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促使技术创新主体充分发挥创新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无形资产、战略资源的重要作用。目的是促进新技术的创造、推广和应用，以此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专利管理的作用机制重点表现在专利获得、保护和商业化三个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国外学者Macdonald（2004）对“专利资产管理”做了广义上的定义，有效的专利管理是组织维持其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手段。先前的研究使用专利来衡量组织技术创新绩效，并把它们作为创新的产出（OECD，1997；Cohen等人，2002）。然而，事实上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专利可以作为创新的成果。大多数无形资产的创新成果没有或不能获得专利。因此，作者认为，专利确实是一个防御工具，但其作用并不仅限于防御工具，更是一个战略工具。这种转变需要深入的调查专利管理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2.2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内涵

技术创新实质是一个过程，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究开发、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及其商业化。技术创新源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包含了生产新产品、采用新工艺、开拓新的市场、获取原材料新的来源、创建了新的组织形式五个内容。企业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才能发展。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技术发明、专有技术、专利技术等都是企业独特的无形资产，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无形资产在企业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曲元元，2008）。技术创新绩效是指对一个企业知识的应用和技术创新活动的评价(Hagedoorn和Cloodt，2003)。创新绩效的定义有两层含义。广义上讲，创新绩效是指技术发明和创新业务知识。同样，创新绩效也可以表述为经济绩效EP和社会绩效SP（Shan，2002），产品绩效和工艺绩效。在高新技术企业，绩效通常与技术创新紧密相连。因此，创新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过程的有效管理，以及管理者应该继续识别、开发、保护、分配资源和能力，以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狭义上说，技术创新绩效是指一个公司引入市场的发明创造的数量，即新产品，工艺系统，或者新设备。虽然许多学者对于专利是否纳为技术创新绩效的指标意见不一，但他们一致认为在高新技术技企业，专利是衡量技术创新绩效的合适指标（Mansfield，1986）。本文结合技术创新绩效广义与狭义的概念，定义指标内容应该包括经济利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即技术创新绩效由经济绩效（EP）和社会绩效（SP）来衡量。EP主要是指新产品或服务，利润的主要来源和创新成功率的报告。SP主要是指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3专利管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3.1专利管理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障

从专利管理的一般定义可知，专利管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产权制度安排，创建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促使技术创新主体充分发挥创新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无形资产、战略资源的重要作用。专利管理的目的是促进新技术的创造、推广和应用，以此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市场经营活动，而是提供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的法治体系。因此，专利管理的制度环境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就能避免其他企业搭便车的行为，以及窃取技术创新成果和知识资产的行为出现。最终激励企业追求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3.2专利管理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风险

专利管理的制度环境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交易平台，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创新都能为企业带来收益，有些创新活动会给企业带来风险。比如竞争对手比本企业更早推出更具创造性的新产品，或是消费者在消费观念和需求上发生了相应变化，或新产品投入新市场的成本太高，企业盈利过低或不盈利。企业通过专利管理可以规避技术创新的市场风险，企业通过专利管理调查专利文献，从已有的专利技术中汲取思想、经验和教训，做好相关领域技术和市场的预测，最终通过申请专利来巩固市场地位等。针对市场需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以及竞争对手施加的压力，高新技术企业不得不承担愈来愈大的市场风险这一问题。企业可以通过专利管理调查专利信息，预测市场前景；最后通过申请获得专利来增加防御屏障，从而采取比较灵活的策略规避市场风险。

3.3专利管理能够激励技术创新，维持企业竞争优势

良好的专利管理能够确保科技人员的创新成果不被窃取，激发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为技术发明创新获得了专利，可以激励科研人员的发明创造积极性，进而推进技术创新。所以，有效地专利管理也是激励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专利制度通过发明创造者的专利申请获得而依法授予其专利权，专利权人就拥有了排他性的使用权，或者进行专利权转让后，可获得比投入大得多的回报，这样就有了资金来源，可以支持科技人员继续新的发明创造，促进技术创新成为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此外，专利管理通过实施无形资产管理、保护专利技术和技术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方式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保护，从而使企业保持技术创新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3.4专利管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提升专利管理是高新技术企业提升技术创新绩效的途径之一。不管是企业还是社会的技术进步、创新往往都是与专利保护密不可分的，专利的获得能够激励技术创新。专利获得对于专利的保护和商业化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专利的获取和商业化的结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提高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的关键是有效的专利获得和紧随其后的专利保护和专利商业化。

3.4.1专利获得提升技术创新绩效。专利获得是技术创新的成功标志之一。一个重要专利的获得能够促进销售额提升，增加市值。专利引用也能够提升企业财务绩效，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由于我国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处于制造业领域，专利是企业的重要资产。专利的获得就意味着企业无形资产的增加。专利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一种生产经营性资源，能够为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带来积极影响。

3.4.2专利保护提升技术创新绩效。专利保护的作用是防止竞争对手简单地复制或反向发明。专利保护降低了公司感知市场的不确定性，并且降低了等待的时间价值；因此，专利保护能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企业要想成功地通过内部（如产品开发）或外部开发手段（如转出授权）获得技术回报，就需要进行足够的专利保护，来维持高新技术企业专利的有效性，最终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

3.4.3专利商业化提升技术创新绩效。专利管理由专利获得到专利保护的最终目的是进行专利商业化。专利商业化的模式包括独立的生产，特许经营，规范专利许可，销售，建立初创企业和企业联盟。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获取、专利保护都是为了专利最后的成功商业化，通过专利商业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产品，从中获取利润。

技术创新理论篇（9）

论文摘要: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商业化过程以及创新风险有不同的观点。从技术创新动力来源的角度出发，分析指出在技术推动下创新风险主要是整合风险、资金风险和市场风险;需求推动下创新风险主要是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两者交互情况下还包括管理决策风险、组织风险、营梢风险等。通过技术创新所具有的社会性，提出创新风险社会分摊的必要性，并给出纵向社会转移分摊和横向社会联合分摊方案。

1技术创新商业化过程和创新风险理论综述

技术创新商业化是指从新技术思想火花的产生到体现新技术的产品或工艺问世的一系列过程川。不同学者对技术创新过程有不同的观点:美国哈佛大学的N.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JameM.Ut-terback(1970’s)基于技术生命周期提出了A一U创新模式，即将创新活动分解为流动阶段，过渡阶段和稳定阶段;RobertG.Cooper(1986)综合研究了123个公司252项新产品的历史，提出了新产品计划7步骤，即产生新思想，初步评定，产生技术上的概念，发展工程、设计和原理，实验，试制品和实验市场，大量生产并投人市场VijayK.Jolly(1997)通过对IBM,ICI,Raychem,Sony等数十个公司新技术商业化成功与失败实例的研究与分析，提出新技术商业化是由新技术的构想、孵化、示范、推广和持续等5个子过程以及子过程之间的4个衔接环节组成。国内学者吴晓波教授基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二次创新过程模型，该动态模型在全球市场需求与竞争的框架下分四个阶段完成，即模仿创新，创造性模仿，改进型创新和准一次创新。清华大学傅家骥教授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

技术创新风险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技术创新项目本身的难度和复杂性及创新主体自身能力的有限性而导致的创新活动中止、撤消、失败或达不到预期的经济技术指标的可能性。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美国麦迪克(1982)对美国工业技术创新进行了全程研究，得出了决定高技术创新项目成败的8大风险因素:市场知识的获取，技术的指定，开发中的组织与协调，市场营销的重视程度，创新管理，产品的边际贡献，早期市场进入，新产品的技术及市场与企业现有产品的接近度;德国的Schewe(1994)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新产品开发的成败因素判别研究结果，提出重点成败因素从纵向上归为三类:R&D相关因素，生产相关因素和市场相关因素;国内学者蔡宇(2005)将技术创新风险划分为决策风险、制度性风险、财政风险、企业文化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并对每一类风险的防范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苏越良(2005)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针对网络环境下企业间合作技术创新风险展开了深人分析，他构建的技术创新风险复杂系统将创新风险界定为环境风险、IT风险、市场风险、协作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风险类型之间的传导机制。

2不同动力来源下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技术创新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对创新成败的影响很大，国外有关机构统计研究指出川，即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并不高:消费类工业新产品设计，研制的成功率为50%，新产品工业化试生产的成功率为45%，新产品市场消费的成功率为70%，最后综合起来的成功率也仅为16%左右。可见加强新产品开发的风险控制，降低新产品开发的风险，是提高创新活动成功率的有效途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技术创新动力来源的角度出麦，研究技术推动，需求推动以及两者交互作用下技术创新商业化过程中的风险问题。

2.1技术推动创新过程中的主要风险

技术推动的创新模型指研发和科学发现是创新的主要来源，技术创新是技术成果引发的线性过程。这一类型的创新活动主要产生在高技术行业或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如计算机，仪表仪器，机械设备以及医药、化工等领域。该创新过程如图1所示。其中基础研究主要由高等院校，政府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内部科研部门承担。此类创新的主要风险是整合风险、资金风险和市场风险。整合风险是指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各自领域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影响因素包括基础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和可拓展性、应用研究和开发的可操作性、企业对研究成果的可获得性以及消化能力等。资金风险即财务风险，指创新活动可能由于资金供给的断裂而导致整个创新计划中止，该风险主要发生在应用研究和开发以及生产两个阶段上。市场收益的不确定性和创新活动的可持续性两者间的矛盾激发了风险资金投人的博弈过程。市场风险是由市场和规模的不确定性、顾客需求的不确定性、新产品竞争优势的不确定性、产品的接受时间和产品寿命、市场开发的不确定性、信自和7首棋等田青而异致的风。

2.2需求拉动创新过程中的主要风险

需求拉动的创新模型指市场是R&D构思的来源，并激发寻找满足需求的技术解决方案的研发活动。最早是由J.Schmookler于1966年提出，他对美国炼油、造纸、铁路和农业这四个产业的投资、产出与这些产业的专利数量之间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产业产出变化领先于专利数量的变化，他认为专利活动(即发明活动)，基本上是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受到市场需求的引导和制约，所以创新活动受市场驱动作用明显仁。该创新过程如图2所示。此类创新的主要风险是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技术风险来源于技术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的技术能力水平，因此它的构成因素分两类:与技术本身相关的包括技术的可行性、技术的可靠性、技术的先进性、技术的可替代性、技术的难度与复杂性、技术的生命周期、技术的市场潜力、技术传播的难易程度;与企业相关的包括技术开发能力、技术信息的可获得性、辅技术的配套、技术成果保护等。资金风险主要产生在研发和生产两阶段。

2.3技术与市场交互作用的创新风险

单纯的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只是特例，Rosen-berg认为:科学技术作为根本的、发展的知识基础，与市场需求的结构在创新中以一种互动的方式起着重要的作用，创新活动由需求和技术共同决定，需求决定了创新的报酬，技术决定了成功的可能性及成本，因此这类创新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如果说单纯从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下的创新风险具有个体意义，那么此类创新的风险更具有普遍意义，除了上文提到的主要风险以外，还包括战略决策风险，组织风险，管理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生产风险，投资风险，商务风险，营销风险等圈。

3创新风险的社会分摊

技术创新不仅是经济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活动。一项技术创新的成果不仅能给创新者带来效益，更是能够通过其外溢效应使全社会受益;事实上，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对不同行业的产品创新实例进行了统计分析，例如，曼斯菲尔德选取了17个工业技术创新实例，其中社会所得率的中位数为56%，而私人所得率中位数中有约25%，尤其化学产品创新社会利益是私人的8倍左右;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阿罗，英国学者库因斯等都对此做了类似的研究工作。事实表明，技术创新的社会效益远高于创新者本身获得的收益，因此创新的风险承担主体不应该只是单个个人，企业或是组织，而应当是社会。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织、团体等构成的集合体，只有把技术创新风险分摊到这些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并得到受益的个人、组织、团体中去，技术创新才能更好发挥其经济和社会功能。

创新风险的社会分摊可以分为纵向社会转移分摊和横向社会联合分摊两类。纵向社会转移分摊立足于时间维度，指将创新活动商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决策风险、技术风险、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等，逐渐向社会转移，在相关社会力量中进行分摊。横向社会分摊立足于空间维度，指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使涉及到创新活动的各种社会力量(包括:政府、高校、民间组织、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社区组织及个人)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并在创新的不同阶段，分担部分创新风险。

3.1纵向社会转移分摊

3.1.1分析社会信息，降低决策风险

当技术创新活动仍处于构思阶段，创新者为了确定创新项目，会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存在不完全性、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创新者可以通过信息分析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实验，剔除备选项目确定最终项目，以降低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图3反映了创新者在社会信息的分析和测试中逐步剔除备选项目的过程，在第一阶段，创新者有较多的备选项目，不同社会组织对每个项目信息反馈的态度不一样，所以备选项目的数目有小幅波动，创新者通过理论或实验的验证，剔除了不合理的备选项目，在下一个阶段，重复上述分析和实验过程，直到排除所有不合理项目。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不确定性逐步减少，创新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也逐步降低。

3.1.2加强反馈机制，降低市场风险

当创新活动处于制造和销售阶段时，市场风险即将显现出来，新产品能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能否获得消费者的肯定直接关系着创新活动的成败。为了降低市场风险，创新者可以加强反馈机制，例如在大批量地向市场投人新产品之前，可以设计一些消费者实验品，并维持客户关系，追踪客户体验信息，把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收集起来集中分析，并将可行的改进方案体现到产品中，在多次反馈信息的刺激之下，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市场风险得到降低。图4反映了这一过程。

3.2横向社会联合分摊

3.2.1加强联合创新，降低整合风险

联合创新是指不同社会组织共同完成一项技术创新的过程，它是分散技术创新风险的有效途径。联合创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R&D成本、弥补创新资源的不足、发挥各组织优势、提高创新成果的市场竞争力等。联合创新的主要形式是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的联合，即所谓的产学研模式，这一模式在技术推动下的创新尤为重要。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可企业本身存在一些缺陷，它是以市场为载体，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这样很容易就限制了新思想的范围，过于单一化、市场化。而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术氛围浓郁、具有高素质人才和新思想的摇篮，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大多数基础研究成果都在此产生。企业可以加强与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的联系，将理论性、系统性强的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各自领域，增加科研成果的转换率，以达到创新成果的成功商业化目的。作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自由发挥多种学术理论创新的同时，可以有针对性地结合某一经济领域的现实情况，将基础研究延伸到应用研究，增加科研成果的商业价值。

为了促进产研学的顺利进行，政府在此过程中也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①信息服务平台，促进高校和企业间的信息交换，加强科技成果创造者与使用者的联系，加快科研成果的转让速度;②制度约束平台，通过制度法规约束，使产学研各方互相协调、互相支撑，在合作中实现双赢;③成果转化平台，可以依托高校建立科技园区，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在高校内组建科研中心，解决高校研究成果产业化的问题。

技术创新理论篇（10）

2 常规的教学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2.1 传统教学

传统教学中，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课堂上教什么、 怎么教由老师决定， 教师有着类似家长的地位。 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教师认为重要和应该传授的知识。 并且教学内容偏重理论分析， 教学方式以课堂讲授为主， 考核方式是 ‘纸上谈兵” 的卷面考试。 处在这种教学模式之中， 学生普遍感到学习内容枯燥， 被动接受知识。

2.2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中， 实验设备多为集成的试验箱， 实验项目多为演验证性实验， 学生做实验敷衍了事， 不能很好的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 在这样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达不到学科教学目的， 远远偏离了社会需求。基于以上原因， 必须对电子技术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以创新教学理念为指导， 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 增强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3 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现

在教学实践中， 通过采用启发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辅以多媒体教学， 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在讲课时， 充分结合生活实际， 穿插具有生活应用背景的实例。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方法和自学能力， 引导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总结自己和别人的学习方法。 融合 “教学做” 为一体的合理化教学， 使教学更有针对性， 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具体在教学改革实践上，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3.1 重视第一堂课的教学

激发学生兴趣“绪论” 教学是学科教学的开端 ， 是学生接触电子知识的第一堂课， 有其独特功能， 也是学生对该门课程知识内容的整体了解与把握。 作为教师， 如何上好第一堂课对这门课程今后的知识传授、 学生理解与运用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 《电子技术》 课程第一堂课的教学中， 引入尽可能多的与本课程相关的知识内容;结合新器件、 新产品、 新软件的不断涌现， 介绍与本课程有关的产品的最新发展;阐述本课程与学生所学工科专业相关课题的关系， 告诉学生本课程在的地位， 引发学生从思想上对学习的重视， 启发学习动力;利用多媒体， 可以采用图片和动画的形式， 展示一些学生很感兴趣的、 实用的电子电路， 例如： 门铃、玩具电子琴、 助听器、 无线话筒、 对讲机、 收音机、扩音机等等，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使学生认识到了学习该课程的重要性， 为学生学习该课程后续内容作了准备。

3.2 启发式与分组讨论相结合

“教学做”一体化由于创新本身是一种自主性的活动， 是学生主体性与个性的张扬。 教师在教育活动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与引导。 教师只有通过启发式教学才能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激发学生的思维，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往的课程教学通常都是采用先讲电路结构， 其次电路原理， 最后介绍应用的平铺直叙的模式。 教师采用启发讲授与课堂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充分结合生活实际，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 每一部分内容都配套具有生活应用背景的实例。 讲课时先从应用实例展开， 即先讲一些实用电路， 然后通过设疑、 启发、 讨论， 来使同学们带着疑问学习电路结构和原理， 达到融会贯通、 水到渠成的效果。例如， 在 “三极管构成的单管放大电路” 的教学中， 可以分组先让学生进行音乐门铃的制作， 在制作时先不接三极管， 此时会发现门铃只能发出很微弱的响声。 这时， 学生会带着如何提高音量这一问题去学习三极管的放大特性， 完成理论知识的讲解， 然后让学生在电路中学习三极管放大电路的结构以及原理。可见， 由于三极管的放大作用使音量明显增大了许多， 学生也就产生了对三极管放大特性的感性认识。这种方法会提高知识对学生的吸引力， 进而解决实际问题。

3.3 采用黑板与多媒体课件相结合的教学手段

优化教学内容多媒体教学能将声、 图、 文、 影像等信息集于一体并传递给学生， 使学生能通过手、 眼、 耳等多种器官的直接感觉， 将原来单调的文字和简单的图形变为形象、 生动、 直观的多媒体信息， 使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环境中学到了知识， 但缺点是多媒体课件片面强调界面的华美， 忽略了教学内容与相关信息的相互联系， 使课堂教学变成了幻灯片的线性播放， 缺乏了学生参与思维的空间。 再者， 对教师备课要求有所降低， 不负责任的教师可能将多媒体教学变成书本搬家， 扼杀了学生学习兴趣。 因此板书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 板书有助于讲授内容层次清楚， 增强系统性， 突出重点， 加深印象。 板书还体现了教师的教风和治学精神， 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在讲授电子技术课程公式推导时， 在黑板上演示推导过程， 学生更容易掌握。 所以适度的多媒体教学与恰当的板书结合是优化教学的新途径， 在电子技术教学中要把传统与现代的教学方法有机结合， 相互补充， 扬长避短。

3.4 以创新教学理念为指

深化电子技术实践教学改革众所周知， 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是辨证统一的关系， 既相对独立又密不可分。 在实践教学中应建立新的实践教学模式， 训练创新思维， 激发创新意识， 营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良好氛围。 因此， 笔者试行了开放式实验教学。 开放式实验教学就是实验内容开放、 实验时间开放和实验室资源开放， 由学生自主进行实验。 其优点是可以为学生自主学习、 个性发展、培养创新能力提供充裕的时间和空间， 营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良好氛围， 是深化高校现代化电子技术实验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 实验中做到虚实结合， 软硬结合， 充分利用 Multisim 软件的仿真功能。 在实验板上实施实验前， 先进行模拟仿真、 调试， 成功后再用硬件进行实际实验。 通过电子技术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训练了学生的思维、 培养了学生的能力， 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很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