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信息传播论文篇（1）

“戏剧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大众传媒从19世纪出现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控制和熏陶，“戏剧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信息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研究者认为，“电视画面在强调人类的灾难和悲剧时，引起的往往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戏剧化的滥情和怜悯，推出的只是一种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最终将会使观众变得矫揉造作或厌倦透顶”。政治传播学者在论及政治信息选择和包装时认为，“相对于复杂而又难以加工的媒介事件，那些可以精美包装，并且用相对简单却戏剧性的方式加以陈述的媒介事件会得到更多的报道”拉。“新闻最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用戏剧化方式将其处理成简单故事的事件”。wWW.133229.Com在科技传播领域，一些调查报告也早已表明了这一担心。2004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夜问的科学脱lzl秀节目尤其吸引年轻人，特别是有科学家参与，并且配有戏剧元素的时候。这些节目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有害的，因为“被错误地引导的公众和不知情的公众一样令人不安”。

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成果的推出有其特定的规律，同样，科技信息的传播也应该有其区别于其他社会信息、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在“信息爆炸”的大背景下，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将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汶川大地震中，地震是否可以预测的问题，就被媒体运用了戏剧化的表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受众的误解和不安；同样，在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的一些节目中，戏剧化的编排方式也引起了广泛争议，这些都说明“戏剧化”在科技传播中的普遍性和引起的种种弊端。研究这种倾向性，将有助于理解科技传播的独特规律和进行有效传播的特殊含义。

一、信息戏剧化的戏剧原理

(一)信息戏剧化的本质是信息编码的模仿性倾向

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信息传播是符号的传播，符号必须经过编码、解码、译码才能实现传播的全过程。根据传播目的的不同，编码会体现不同的倾向性。从信息到新闻，是要体现信息的事实倾向性。而在这个符号化的编码过程中，掺入戏剧元素将会使信息在进人大众传播环境中体现戏剧化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戏剧也是模仿，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而康德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的自由创造活动。西方美学史普遍主张艺术模仿论，即主张艺术本质上的对自然的模仿活动。因此，掺入戏剧元素，就是掺入一种模仿的倾向性，是一种在事实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创造的编码，是事实的模仿而非事实本身的传播。同时，模仿的程度将反映戏剧化倾向的程度。既然模仿是艺术创造，那么添加在事实之上的创造出来(非原生)的内容越多，就表明其戏剧性越强。

(二)信息戏剧化的两种表现形式

在戏剧理论中，戏剧性分为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和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准，将信息的戏剧化表现形式也分为两种，即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戏剧化表现形式，如报纸、杂志和网络文字新闻，以多媒体形式出现的戏剧化表现形式，如广播、电视和网络多媒体新闻传播方式。

(三)戏剧化对受众影响的两种表现

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胡润森在《各戏剧元素之结构关系=》一文中指出，戏剧有九种构成元素，分别是戏剧台词、戏剧动作、戏剧时空、戏剧场面、戏剧情节、戏剧角色、戏剧意象、戏剧主题和戏剧节奏。

根据信息编码过程中对不同层次元素的表现和突出程度，受众会相应受到潜在和显在的影响。比如，戏剧台词、戏剧动作具有“基础性”、“具象性”、“单子性”、“原生性”特征，编码过程如果突出这些元素，将会表现出显在的影响，而戏剧主题、戏剧节奏具有“高层性”、“继生性”、“综合性”、“抽象性”特征，对受众有潜在的影响。其他介于中间。

二、科技信息选择戏剧化

科技信息来自科技活动、科技实践，是实际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符合客观规律，并以逻辑和概念等形式表现出来。科技性是科技信息的本质特征，也是传播者进行选择并进入大众传播渠道的出发点。上文论及，信息戏剧化的本质是信息编码的模仿性倾向，“模仿”是戏剧性的本质。因此，科技信息选择戏剧化也必然使其具有戏剧创作的特征。

在戏剧理论中，戏剧性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动作，二是人的意志冲突。科技信息戏剧性的来源显然不能这样直接地去理解。通过仔细梳理当前科技新闻传播的特征，发现科技信息的选择确实部分与此相关，但内涵却有所扩展。

科技信息是人进行科技实践活动后的经验总结，它虽然以逻辑和概念形式表现出来，但也是存在人的因素的。人是动作的发出者，科技信息能体现人的动作性，这就将是进行信息选择的理由之一。同理，人的意志冲突可以构成戏剧性，那么经过概念扩展，可以理解为具有“矛盾性”的科技信息将是进行信息选择的另一个理由。只不过，这里的矛盾性，不只是意志冲突，还有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矛盾等更多的矛盾范畴。

“动作性”是戏剧性的来源之一。在科技信息的选择上，专家的话就是“动作性”的体现。在上文戏剧化对受众显在影响的论述中也提到，显在的影响是第一层次戏剧元素的凸现，即台词和动作，引述专家的话，也就是台词与动作的体现。比较严肃、呆板的逻辑、概念式的信息报道，这显然强化了“戏剧”效果。

戏剧性的另一个来源是“人的意志冲突”，即矛盾性。在对科技信息进行选择的时候，矛盾性的体现是全方位的。

对科技信息的欲知与未知的矛盾。科技信息包罗万象，种类繁多，关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科技信息推动生产、改进生活质量都是人的基本需求。满足这种需求、解决这样的矛盾将是进行科技信息选择的第一层意义。

科技信息自身的规律性矛盾。科学知识从研究、论证到成果推出有其自身的规律。

不同信息系统交织产生的矛盾。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功能在于保证社会结构的整合性，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换来实现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变化，维持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信息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基本系统，它本身又是由各种子系统相互连接、相互交织而成的整体。按照不同的分类规则，子系统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按照信息类型分，可分为经济信息系统、政治信息系统、文化信息系统等等。每个子系统既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和功能，又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子系统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就是“矛盾”产生的根源之一，也就是造成“戏剧性”的来源之。

三、科技信息制作戏剧化

信息制作就是信息的编码过程。在编码过程中加入戏剧化的因子，就构成了科技信息传播的戏剧化效果。它分为三个层次。

(一)突出戏剧元素

例如，2008年6月10日，《隙望》周刊发表了《地震学家都做了些什么》。它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科技信息传播论文篇（2）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科技期刊正在尽力借助各种网络传播形式等新的载体形态，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提升知识信息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期刊在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学报目前的信息传播模式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诞生至今已有340多年历史，第一份高校学报《利济学堂报》至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纪以后，人们传播和交流知识信息的主要媒介是书籍，然而，用书籍交流存在实时性、互动性等方面的缺陷。17世纪之后，信函交流成为人们传播新思想和新发现等信息的热门手段和主导传播方式，同时以此来确立知识发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到了18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形成印刷商、书商、出版商等职业化的信息传播者，科技期刊赖以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日渐成熟。到18世纪末，科技期刊开始向行业化、学科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到19世纪，专业性科技期刊几乎遍及所有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20世纪以来，科技期刊（高校学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期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科技期刊的种类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发展,使科技期刊逐渐演化为科学交流的一种主要的知识信息媒体。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模型概况及结构

（一）通用的信息传播模型

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奠基人香农(Shannon)提出了信息传播的一般模式，如图1所示。该模型高度概括了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无论是人人、人机、人物、物物之间的通信都适用于该模型，因此该模型也适用于物联网的信息传播过程分析。无论是什么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都应该包含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

同时，⑴信息传同时，⑴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信息共享活动。信息可以同时为许多个个体拥有，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征。信息在经过传播之后，对受传者来说，增加了所接收到的信息，而传播者并不因为该信息为受传者所获取，自己就失去这一信息，而是与受传者同时拥有这一信息。⑵信息传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传播活动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性质决定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只要有信息传播活动出现，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信息传播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成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还会创造新的社会关系。⑶信息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信息传播是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进行的，传播者总是由于某种目的向受传者传播信息，受传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总是要考虑所接收的信息与自己的关系：接受、部分接受还是不接受，而这一点正是传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⑷传、受双方具备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信息传播实现的前提。信息传播必须以符号为中介才能实现，而符号的含义必须是传、受双方“共通”的。

共通的意义空间指的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的意义拥有相同的理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对于信息传播过程，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各有优劣的传播模型，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提出“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另外，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以及卢因的“守门人”模式等等，对于信息传播研究和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缺陷。本文主要依据Shannon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

根据高校学报对知识信息的编辑加工处理和出版发行过程，对照香农的通用信息传播模型，具体分析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可以得到：传播内容（即信源）包括论文全部的创新性内容及其相关信息（如参考文献等）；传播者应该包括论文作者、编辑、审稿专家和印刷者；传播媒介包括：纸质期刊和发行渠道等；受传者包括：审读专家、一般读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如图2。

1.信源：知识信息。这种知识信息是客观实在的，知识产品是客观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这种知识信息由问题、事实、假设和理论等组成，具有复杂的结构，每一种知识信息都有自己的内核，或表现为一种逻辑结构，它们在变换中是不变的，但是内核的具体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高校学报要传输的知识信息包括：传承科学理论，如：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评述；传播工程技术，如：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新设备、新材料等相关的知识集合及文献信息。

2.编码：信源的编码涉及论文作者、编辑加工、专家审稿及印刷出版等多个方面的方法、技术和规范，编码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信源的传播质量和效率。其中论文作者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讨决定并给出知识信息，因此其在高校学报传播模式中居于重要地位；编辑部包括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其主要责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进一步选择、处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证知识信息的质量和提高知识信息的强度，以求达到知识信息出版发行的目的。

3.信道：纸质媒介或网络传输，其主要功能是将作者和编辑部处理转化过的信息符号，依照适应性和媒介性原则进行有效的技术处理和编辑（诸如划版、标注、排版、校对、改版等），使之进一步具体化、畅通化和对应化，并最终通过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转换（由手稿转换成印刷符号）。而这其中只是将学报作为知识信息传播的一个通道。

4.译码：对传输的知识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涉及读者或读者群等。通常，读者意味着高校学报传播功能价值和功能意义的直接承接者、呈现者和评价者。

5.信宿：对信息传输的结果、效果进行评估，读者经过理解和分析得出学报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知识信息熵的大小。信息熵是反映论文价值高低的量度和读者对论文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体系结构

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可简单定义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具体包含两层涵义：第一，物联网是互联网的核心和基础，是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第二，物联网用户终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物品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因此，可以说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各类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特定的协议，把各种物品与互联网实现连接，进行信息处理、传递和交换，以实现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种网络。为了实现物联网的功能目标，其中的“物”应该具备：(1)要有唯一的身份标识码；(2)要有存储功能；(3)要有被感知的数据接口；(4)要有处理数据的能力(CPU)；(5)要有数据传输通道(含协议)。否则，难以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科技信息传播论文篇（3）

一、科技传播模式的研究状况

虽然科技传播概念的使用还没有达成一致，在国内有“科技传播”、“科学交流”、“信息传播”、“技术传播”，英文中有“Scientific and Teclinical Communication”，有“Science Communication”，有“scientific Communicatmn”，还有“Technical Communication”，但对科技信息、科技交流、科技传播、网络传播等的研究却十分活跃。

1．科技传播

J.D.贝尔纳(J.D.Bernard)是最早注意到科技传播的科学社会学家之一，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用一章(第十一章)专门讨论科技传播。贝尔纳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惟一的桥梁”，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明白科学情报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除非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就将面临知识一经获得就立即无用的局面”，因此“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划分为提供专门资料和提供一般资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科学出版物本身的职能和科学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其他手段，第二部分涉及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从贝尔纳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科技传播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这三方面组成了科技传播系统。

W.O.哈格斯特龙(W.O.Hagstrom)将科学传播与科学奖励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交换理论”。所谓“交换理论”，即主张科学家为了得到承认而相互交换科学信息。哈格斯特龙在《科学共同体》一书中完整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在他看来，科学家向科学共同体贡献心智是作为礼物，以换取得到承认作为回报。“在科学中，提交的手稿被科学期刊接受就确立了赠礼者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确实，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只能靠这样的礼物馈赠而得到——而且这还确保了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声望。……科学的组织结构包含着以社会承认对信息的一种交换。”哈格斯特龙的贡献在于深入分析和探讨了科学传播的动因。

D.克兰(D.Crane)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是专门讨论科学交流问题的著作，她采用实证的方法，通过对乡村社会学和数学领域的研究，综合评述了自己对科学交流方面的研究，对科学创新的扩散、科学交流与影响的本质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克兰的研究无疑对科学交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翟杰全在《论科技传播》中将“科技传播”定义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认为科技传播承担着把科技知识从其拥有者传递给接受者，使接受者了解、学习和分享这些知识信息的任务，基本功能是把科学家的“私有知识”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实现科技知识的传递和扩散，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吴国盛在《科学走向传播》中指出，“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传播”就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科学的“传播”化，表明“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现代观念已经或正在进入科学事业中，进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科学传播包括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2．科技传播模式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注意对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Meadow发表的《Communication in Science》一书。Meadow指出，人们试图通过建立信息传播的模型，用行为科学理论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学者为什么和怎样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是如何互相交流的，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发表研究成果和其他信息，出版发行机构和图书馆在学术信息传播过程中怎样发挥作用等。张勇的《科技信息传播模式研究》从信息的作用、信息化、信息网、信息技术以及科技文献传播、媒体传播、组织(中介)传播、网络和网络化传播等方面的理论和现实状况入手，研究了科技信息传播的发展趋势，科技信息传播的三种模式与应用途径。本人的《试论知识创新信息运动》一文把知识创新看作是创新信息的运动过程，认为知识创新的过程就是创新信息与人的认知能力相结合的过程，知识创新只有基于创新者的信息活动才能完成，知识创新中信息运动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知识创新的整个过程。邹志仁的《情报交流模式新探》提出应当依据信息交流的主体及其关系来建立信息交流的模式，并根据“终结元”介入程度将交流分为直接交流、准中介交流和中介交流。信息栈是严怡民在《现代情报学理论》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信息从生产者向使用者流动过程中所经过的环节。它必须是人或人工系统，其功能是接收、处理和传递信息，并且是信息交流过程中信息变异的重要影响因素。王琳认为栈理论和“中介元交流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两者的模式标准都是建立在对信息交流主体及其关系的客观反映基础之上的。但与中介元相比，使用“信息栈”的概念术语除了表明其传递的中介作用外，可以更加突出和强调它的吸收和利用信息并使之增值或衰减的功能，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了信息交流的实质。

3．信息网络化与科技传播

随着信息网络化的发展，网络传播正在改变着科学研究的途径和模式。Michael Nentwieh在《网络科学：信息传播技术改变学术交流模式》一文中，就信息传播技术(ICT)如何通过改变学术交流模式而改变科学研究的模式做了研究，提出了一个启发式的模型：ICT是个独立的变量，另有一系列相关变量，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即网络科学(Cyberscience)。Rice在《网络分析和网络传播系统》一文中对CMC系统(电脑网络信息传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网络已日益重要，而CMC系统的采纳和运用又是重中之重。CMC系统通过电脑和电信网络的联合作用来促进大量联网使用者之间的创造、处理、存储、修复、信息交换等各方面的能力。Leah A.Lievrouw和Kathleen Carley在《在“telesclence”时代科学知识传播模式的变化》中研究了在计算机、电话、传真机以及其他电信设备的工作环境下，科学家们是如何采用一种新的方式——“telesclence”来进行研

究的。文章指出，在网络环境下，刊物文章或者有组织的科学会议的数量不再增加，取而代之的是新电子基础设施上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增加。Leah A.Lievrouw在《传播、意象和科学知识：一个概念框架和个案研究》一文中指出，科学家交流行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及他们交流渠道、风格与信息、网络的复杂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oosendaal H.E，Geurts P.A.T.M，Vall der Vet P.E.等在《科学传播的发展：关于资源链的思考》中分析了科学信息资源链的转化，并指出科学信息资源链的转化是与科学研究和教育相伴随而变化发展的。燕今伟的《网络环境下学术信息传播的变革》，从学术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人手，以参与学术信息传播过程的主要机构为出发点，探讨了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过程的变化，最后分析了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趋势。岳泉等的《网络信息传播透析》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对传统的信息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改变着人类信息传播的模式。郝金星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流模式初探》中研究了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信息交流在网络环境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文章通过研究网络对信息交流的影响，分析网络环境下信息交流的变化，进而提出了信息交流的网络模型。

信息网络化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使得科学家们更倾向于利用网络。Walsh和Maloney探讨了网络对科学研究的合作结构和合作生产力的影响。他们认为，科学之间的协作越来越多，网络技术更能促进科学的团队合作。互联网技术可能改变科学合作结构，从而提高合作生产力。Walsh和Bayma在《虚拟大学：电脑网络信息传播(CMC)和科学研究工作》和《电脑网络和科研工作》中对电脑网络信息传播可能给科学研究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他们通过对四个领域科学家的访问，讨论在科研组织中网络传播的影响，认为网络传播能够催生新的合作机制，网络传播已经成为科学工作必需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使用网络的频度不一样，这是由于不同领域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工作组织造成的。Stephanie Teasley和Steven Wolinsky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传播：远距离的科学合作》，论述了网络是如何支持远距离的科学合作的。网络通过快速的信息传播、协调大量复杂的实时关系，增强科学研究间的协作。特别是联合实验室——“无高墙的实验室”：高性能的网络结构连接政府、企业和院校，组成一个虚拟的整体，正是这一整体支持着远距离的科学合作。Kouzes、Myers和Wulf在《联合实验室：在网络上进行科学研究》中指出，现代许多复杂的科研成果都是多个研究机构合作的结晶，基于计算机的合作被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二、科技传播的理论模式

模式，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和简洁的描述，是理论的一种简化形式，能向人们表明事物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传播学确立数十年来，传播模式创立了数十种，数量之多表示着信息传播模式研究的兴旺和人们对其的重视。

1．拉斯韦尔模式

在传播学研究中，第一位提出传播过程模式的是美国学者H.D.拉斯韦尔(H.D.Lasswell)。他认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被称为“拉斯韦尔公式”，也称“五W模式”。

这一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它第一次将人们每天从事却又阐释不清的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由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但拉斯韦尔虽然考虑到了受者的反应(效果)，却没有提供一条反馈渠道，没有能揭示传播双向互动的性质。

2．申农—韦弗模式

1949年，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和韦弗提出了有关信息传播的数学模式，该模式是从通讯工程的技术设施中抽象出来的，它将通讯原理运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从而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模式虽然提出了“噪音”的概念，但仍是单向、线性的模式。为弥补和发展申农—韦弗模式的不足，M.德福勒(M.DeFleur)提出德福勒模式。德福勒增加了另一组要素，以显示信源是如何获得反馈的，而反馈则使信源有可能使自己的传播方式更有效地适应信宿。

3．马莱兹克模式

G.马莱兹克(G.Maletzke)1963年提出了关于信息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在该模式中，他把信息传播放在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中进行考察。传者和受者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着互动、双向的信息传播，整个传播过程是在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完成的，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系统。

4．米哈依洛夫模式

米哈依洛夫(A.L.Mikhailov)将科学情报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分解为非正式交流和正式交流，提出了广义的“科学交流系统”。他认为通过科学文献系统来进行的交流是正式过程，情报的使用者与创造者之间通过个人接触进行的交流是非正式的。这一模式的提出，可以说开创了情报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情报交流模式。该模式简单明了，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缺陷在于它只是对情报交流的一个粗略描述，作为情报交流系统基本要素之一的“情报”并未在模式中得到反映，而且模式也没有考虑到环境对情报交流过程的影响。

5．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

Hurd研究了新技术背景下科学交流的新变化，提出了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该模式立足于网络媒介，颠覆了基于纸质载体的信息交流模式。Hurd认为，无形学院仍将存在，网络工作站增进了成员之间的联系，成员们依靠网络保持联系，学术信息、原始数据被保存在服务器上供他人使用，网络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和预印本文献。

三、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

为进一步认识科技传播及其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在考察分析比较前人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构造了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

知识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把创新过程置于三维空间中，可以看作是曲折上升的阶梯式攀登过程，每一个完整的阶梯都可以分为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而每一个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都充满着信息传播的网状运动。在信息运动曲折上升的阶梯式攀登过程中，平缓面进行的是“问题”指引下的信息集聚活动。这个界面具有很强的信息加工处理功能，不仅吸取外部信息，而且也发送信息。信息集聚是对知识创新中的信息加以选择和协调，分析和综合，就如同潜能处于高度积蓄状态，稍有机会就能成为契机。转折点的关键是启发性信息的介入，这一介入使得信息集聚爆

发出巨大威力。创新者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某一信息的刺激，使之豁然开朗，产生飞跃。转折点可以说是创新成功的瞬间。倾斜面形象地反映出启发性信息的介入而导致创新的产生，表达了科学认识中的“顿悟”对知识创新的强有力推动。此时，知识创新中的关节点已经突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信息从模糊到清晰、从零散到系统、从潜在到显现，并在协调机制和反馈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加速运动，急剧上升，从而进入知识创新的高潮。

在知识创新的阶梯攀登过程中，信息运动曲折上升，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信息运动的积极主动性。引入信息传播流，把创新过程置于三维空间中，信息运动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着创新的全过程。信息运动，特别是与外来信息的交流不仅表现在平缓面的信息集聚活动和各界面、阶梯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更突出地表现在转折点启发性信息的介入。

第二，把握了创新的发展趋势。知识创新的过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也有停滞，甚至倒退的时候，信息运动也常常可能出现阻滞。但对于有毅力的知识创新者来说，这种停滞是暂时的，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特别是启发性信息的介入，知识创新可能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状况，信息运动的总趋势也是上升的、前进的。

第三，突出了创新者的信息能力。如图7所示，增加信息流宽度，缩短每一阶梯所用的时间，就意味着增强知识创新的时效性。要达到这一点，要求知识创新者必须具备很强的信息能力，即拥有很强的信息意识，从而能敏感地捕捉各种信息，特别是启发性信息，想方设法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处理信息，另辟蹊径利用信息等，这样，信息传播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科技信息传播论文篇（4）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 present， as wave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rge forward throughout the word， media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Worldwide， uses and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us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whole area of media analysis， attracting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dia analysis has also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explored many issue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achievement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o 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 the writer cannot possibly make a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writer choose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mainly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fou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country from 1996 to 2000， a similar analysi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sever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since 1995， and a discussion of two recent books on media analysis. As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and read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is bound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Omissions may also be unavoidable， but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The writer offers this paper just in the hope of inviting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media analysi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 Innis ）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 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 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 年份 *总篇数⑴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 50 2；4％ 1997年 46 7；15.22％ 1998年 49 8；16.33％ 1999年 50 8；16％ 2000年 51 14；27.45％ 总计：246 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04 5；4.81％ 1997年 117 5；4.27％ 1998年 117 4；3.42％ 1999年 108 8；7.41％ 2000年 119 13；10.92 总计：565 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14 19；16.67％ 1997年 111 9；8.11％ 1998年 99 13；13.13％ 1999年 103 21；20.39% 2000年 97 26；26.80% 总计：524 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298 6；2.01％ 1997年 342 7；2.05％ 1998年 339 7；2.06％ 1999年 374 19；5.08% 2000年 427 31；7.26% 总计：1780 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 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 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 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 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 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 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 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 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 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 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 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 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 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 McGrath 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 on the 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 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 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 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 Stamps 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 Benedetti和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发表了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 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 * 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 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 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 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 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 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 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 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⒁ 张咏华 “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一期，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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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传播论文篇（5）

“传播媒介决定论”，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认为怎样接收信息（即使用什么媒介）比接收什么样的信息更重要，因为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即“媒介塑造历史”。传播媒介的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作用就相当于劳动工具在传统工业社会的作用。从生产力看传播媒介为科学技术提供了传播的渠道，没有现在计算机，电话等工具，科学技术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是会下降：从文化上看，视觉文化逐渐取代印刷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流文化，过与追求新的信息，忽视思考沉淀的过程，自然就没有印刷文化那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内在，视觉文化所引起的“文化快餐”实际上瓦解的是文化的聚合力。文化的枯竭和社会问题是否都是传播媒介改变的伴生物？这是值得反思的。

一

最早提出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的，大概要算是英国的文化学者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到这个概念，他认为应该按照那种根据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时当时的特性来区分，应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来衡量的。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传播是同时存在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高级文化是从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演变过来的，一般进化的趋势比退化趋势远远占优势。这文化演变过程中，文化传播理论参照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文化圈”理论：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不可逆的，只会向前发展，文化一旦产生就开始向外扩散，并与所到之处的文化相结合，成为一定的“文化圈”。这种看法是基于对人类智力发展的一种天然的惰性认识.认为知识是可以积累，但是智力却不会有太大改变，因而文化就只是在以个圈内传播。英国的传播学派也大体如此.这一派以反对文化上的进化论为己任，以文化圈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把文化的传播过程视为文化历史的全部过程。i

第二，“信息和符号论”理论：现代传播学提出的传播定义：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G・格伯纳认为传播是“通过讯息进行的社会的相互作用”。奥古斯德认为传播是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 （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按这些观点，符号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文化的形成和传递起着重要作用，促使了文化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预设结构论”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M・基辛在他的《当代文化人类学》中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是通过人本身的一种预设的抽象的精神层面上的预设的意识结构中来作用于人本身的沟通的。即人类的信息的沟通是建立在对所沟通的内容，可能理解这几乎和人本身一样古老的智力的预设的结构上.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文化传播的工具是符号，人的共同的心理结构和生活经历才使得信息的传播具有可能性。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理论的发展，

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至今，学术界内有种观点认为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比传播的信息更重要。麦克鲁汉的最有名的一个命题是：“媒介即讯息”。这个命题是一个把传播媒介引向极端的命题，但是这个极端命题却鲜明地指出了电子传播媒介对信息的产生及传播的重要性。这个颠覆性的观点的贡献是引起人们对信息的更深入的思考。麦克鲁汉企图表达这样的思想：传播的媒介可以比传播的内容对人产生更为持久、更为集中、更为强烈的影响；传播媒介比传播的讯息内容本身更能影响人的观念；媒介作为一种形式也可以成为人的经验的部分，也就是说本身也已经构成了信息。

二

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的一个总体观点是“媒介塑造历史”。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提出人类必须得通过某种媒介才能够从事信息传递及其他社会相关活动，因此接收信息的方式比接收信息的内容更重要，他这看法被归结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ii所以，媒介所传递的的信息其实是它本身对受众的刺激，而非它所传递的内容，这就是他的“媒介即讯息”的思想。

传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形式，也是传播内容，相同的信息内容，用不同的媒介去表达，受众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信息传递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字不同于图像，广播和电视，文字传递的信息需要经过人的思考转换成带有自己主观思想的图片或影像。而图像及电视传递的信息则是强加给受众的客观存在的信息。因此选择一种媒介的使用，其实已经选择了受众对所接受的信息中的某一或某些性质的传递，突出不同的性质的表现。媒介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媒介的变革而形成和出现是由历史发展中的的不同形态和阶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发展是由媒介的发展决定的。由此，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是媒介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用他自己的名言来概括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这个时代所用的媒介”；“一种媒介进入巅峰盛极一时时，它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iii

波斯特则用“信息方式”来说明信息技术对社会和历史的决定作用。波斯特也认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结构。在媒介发展的各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他用信息技术方法考察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使我们看到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史，而人类历史的演变是由传播技术的演变所建构，或者说“信息传播的形式决定了文明的形式”iv。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作为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可以成为信息资源的生产方式，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衍生物补充了原本的信息，这使得信息更加丰富。从普遍性规律来看，一个社会的特征受其信息的传播和生产的特征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从口语传播，印刷传播到现在的电子传播，随着传播方式的进步，信息量的跳跃式的增长，社会发展也发生着突飞猛进的变化，历史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有着传播媒介变革的影子，传播媒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所以说，传播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三

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任何技术或信息都只是工具。传播媒介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物发展，不能决定事物发展。信息化的社会不仅有经济的信息化、政治的信息化，而且还有文化的信息化。从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中分析下传播媒介对信息交流的作用：

第一，经济危机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少数人用来谋取利益而损害多数人利益而形成的危机。表面上说，经济危机是资本家资本运作在遇到意外情况时无法有效调节而形成的。更深层的说，是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信息无法有效高速的沟通，而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的自由经济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自我平衡论其中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信息充分沟通，而资本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受利益的诱惑，从而引发道德逆向选择，并导致金融领域的败绩。

第二，单纯传播媒介是能影响人的生活，但是人性在其中的影响无疑是更大的。传播媒介只是工具，如何运用还得由人自身来决定，所以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决定时代”这个观点是极端的片面的，但我们辩证的看待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贡献在于引起世人对传播媒介传播渠道的关注。单纯的传播媒介是纯粹技术方面而没有理论研究价值的，没有人的存在，钻石只是石头，没有人的存在，数字传播媒介只是二进制1，0的意象，所以研究传播媒介，实质上是研究传播媒介传播渠道中的人的作用。

第三，信息文化的传播是人化的。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人主导的。讨论信息内容本身是否比信息传播媒介更重要，实际是讨论“过去的人做的事”与“正在传播过程中的人做的事”，哪者更重要的问题。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事物无疑是比信息内容更具有影响力，信息是固定的，让大众知道事情哪个方面的信息是取决于传播媒介中人的取舍标准。

注释：

i 刘敏中.文化传播论[J].求是学刊，1991（01）.

ii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

iii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iv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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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晓朝.文化传播的双向性及外来文化的本土化[J].江海学刊，1999（2）.

[3]刘敏中.文化传播论[J].求是学刊，1991（1）.

[4]Edward Tylor.《原始文化》.

[5]吕坤良.大众传媒伏众文化咬化危机一丹尼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02）.

[6]（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7]肖峰.信息、文化与文化信息主义[J].自然辨证法通讯，2010（02）.

[8]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9]肖峰.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7（02）.

科技信息传播论文篇（6）

关键词：科技传播；信息；戏剧化

“戏剧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大众传媒从19世纪出现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控制和熏陶，“戏剧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信息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研究者认为，“电视画面在强调人类的灾难和悲剧时，引起的往往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戏剧化的滥情和怜悯，推出的只是一种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最终将会使观众变得矫揉造作或厌倦透顶”。政治传播学者在论及政治信息选择和包装时认为，“相对于复杂而又难以加工的媒介事件，那些可以精美包装，并且用相对简单却戏剧性的方式加以陈述的媒介事件会得到更多的报道”拉。“新闻最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用戏剧化方式将其处理成简单故事的事件”。在科技传播领域，一些调查报告也早已表明了这一担心。2004年，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夜问的科学脱lZl秀节目尤其吸引年轻人，特别是有科学家参与，并且配有戏剧元素的时候。这些节目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有害的，因为“被错误地引导的公众和不知情的公众一样令人不安”。

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成果的推出有其特定的规律，同样，科技信息的传播也应该有其区别于其他社会信息、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在“信息爆炸”的大背景下，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将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汶川大地震中，地震是否可以预测的问题，就被媒体运用了戏剧化的表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受众的误解和不安；同样，在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的一些节目中，戏剧化的编排方式也引起了广泛争议，这些都说明“戏剧化”在科技传播中的普遍性和引起的种种弊端。研究这种倾向性，将有助于理解科技传播的独特规律和进行有效传播的特殊含义。

一、信息戏剧化的戏剧原理

(一)信息戏剧化的本质是信息编码的模仿性倾向

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信息传播是符号的传播，符号必须经过编码、解码、译码才能实现传播的全过程。根据传播目的的不同，编码会体现不同的倾向性。从信息到新闻，是要体现信息的事实倾向性。而在这个符号化的编码过程中，掺入戏剧元素将会使信息在进人大众传播环境中体现戏剧化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戏剧也是模仿，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而康德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的自由创造活动。西方美学史普遍主张艺术模仿论，即主张艺术本质上的对自然的模仿活动。因此，掺入戏剧元素，就是掺入一种模仿的倾向性，是一种在事实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创造的编码，是事实的模仿而非事实本身的传播。同时，模仿的程度将反映戏剧化倾向的程度。既然模仿是艺术创造，那么添加在事实之上的创造出来(非原生)的内容越多，就表明其戏剧性越强。

(二)信息戏剧化的两种表现形式

在戏剧理论中，戏剧性分为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和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准，将信息的戏剧化表现形式也分为两种，即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戏剧化表现形式，如报纸、杂志和网络文字新闻，以多媒体形式出现的戏剧化表现形式，如广播、电视和网络多媒体新闻传播方式。

(三)戏剧化对受众影响的两种表现

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胡润森在《各戏剧元素之结构关系=》一文中指出，戏剧有九种构成元素，分别是戏剧台词、戏剧动作、戏剧时空、戏剧场面、戏剧情节、戏剧角色、戏剧意象、戏剧主题和戏剧节奏。

根据信息编码过程中对不同层次元素的表现和突出程度，受众会相应受到潜在和显在的影响。比如，戏剧台词、戏剧动作具有“基础性”、“具象性”、“单子性”、“原生性”特征，编码过程如果突出这些元素，将会表现出显在的影响，而戏剧主题、戏剧节奏具有“高层性”、“继生性”、“综合性”、“抽象性”特征，对受众有潜在的影响。其他介于中间。

二、科技信息选择戏剧化

科技信息来自科技活动、科技实践，是实际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符合客观规律，并以逻辑和概念等形式表现出来。科技性是科技信息的本质特征，也是传播者进行选择并进入大众传播渠道的出发点。上文论及，信息戏剧化的本质是信息编码的模仿性倾向，“模仿”是戏剧性的本质。因此，科技信息选择戏剧化也必然使其具有戏剧创作的特征。

在戏剧理论中，戏剧性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动作，二是人的意志冲突。科技信息戏剧性的来源显然不能这样直接地去理解。通过仔细梳理当前科技新闻传播的特征，发现科技信息的选择确实部分与此相关，但内涵却有所扩展。

科技信息是人进行科技实践活动后的经验总结，它虽然以逻辑和概念形式表现出来，但也是存在人的因素的。人是动作的发出者，科技信息能体现人的动作性，这就将是进行信息选择的理由之一。同理，人的意志冲突可以构成戏剧性，那么经过概念扩展，可以理解为具有“矛盾性”的科技信息将是进行信息选择的另一个理由。只不过，这里的矛盾性，不只是意志冲突，还有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矛盾等更多的矛盾范畴。

“动作性”是戏剧性的来源之一。在科技信息的选择上，专家的话就是“动作性”的体现。在上文戏剧化对受众显在影响的论述中也提到，显在的影响是第一层次戏剧元素的凸现，即台词和动作，引述专家的话，也就是台词与动作的体现。比较严肃、呆板的逻辑、概念式的信息报道，这显然强化了“戏剧”效果。

戏剧性的另一个来源是“人的意志冲突”，即矛盾性。在对科技信息进行选择的时候，矛盾性的体现是全方位的。

对科技信息的欲知与未知的矛盾。科技信息包罗万象，种类繁多，关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科技信息推动生产、改进生活质量都是人的基本需求。满足这种需求、解决这样的矛盾将是进行科技信息选择的第一层意义。

科技信息自身的规律性矛盾。科学知识从研究、论证到成果推出有其自身的规律。

科技信息传播论文篇（7）

0引言

当前，农业科学技术不断迅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的科技产品取代了旧一代落后的产品。虽然新的科技和产品出炉，但是没有被日常农业生产广泛的应用，农业整体生产效益不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农业科技传播效率不高。农业生产具有很多特点，比如说农作物的数量繁多、土壤构成比较复杂、农业生产收到季节以及地域的限制、耕作土地面积大，但是耕作效率不高等特点。农业生产活动对农业科技有着较高的要求，但是指导和传播农业科学技术的人员远远不够，造成供求远小于需求的局面的发生。

为缓解农业科技供求远小于其需求的局面，本文提出利用新兴手机软件――微信来进行农业科技传播。当前，农业科技信息建设主要依托电视、计算机以及开一些农业科技的讲座来满足农民需求。虽然传统的传播方式获取信息比较方便，而且费用节省。但是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说电视节目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而且所讲的知识也不一定适用于当地的农业生产问题；农村地区的电脑覆盖率不广，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脑或者网络；且农业科技性的讲座不会经常性地召开，农民获取农业科技就不及时。

在这一大背景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将最新研究出来的农业科学技术或者农业科技产品推广并且广泛被农民所应用成为燃眉之急。本文提出将最新的手机软件应用到农业科技传播中来，是因为目前移动互联网下的手机正逐步成为这一信息终端的典型代表。而微信作为近两年的热门新兴软件，普及面广，基于微信的农业传播的应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基于手机软件――微信的农业科技传播模式

基于手机软件微信的农业科技传播是指通过手机应用软件――微信与互联网有机结合进行的农业传播，它是无线通信技术和科技传播技术的有机统一体；微信软件作为新兴广泛应用的手机软件，它的优点在于可以综合使用图片、文字、音频、小视屏等多种形式来展示和传播农业信息。

1.1农业科技传播主体多元化

农业科技传播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农业教科研单位、媒体、非政府组织等。他们互相分工协作，组成多元化的农业科技传播体系。其中，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农业科技传播政策、为农业科技传播行为提供经费支持以及建设各类无线通信设施等。农业教科研单位作为农业科技传播的核心主体，通过日常的科学研究，生产和创造了农业科技知识，可通过手机微信软件上的公众平台向农户传播信息。电视台、 广播电台等作为媒体组织，既是农业科技传播的渠道，也是主体之一，他们可通过制作农业节目，以微信视频、微信通知等形式来传播最新的农业科技知识。非政府组织，比如社区、自发成立的农业协会等，他们可以通过平时的一些种植所得出的经验，将自己的经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促进共同发展。

1.2微信的农业科技传播内容

众所周知，伴随着微信软件的不断升级，现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发送实时语音、实时小视频、视频对话、语音通话等。传播主体可以构建微信公众平台，例如政府公众平台可以最新的农业科技政策；高校科研机构可以最新研发的农业科学技术或者农业科技产品，推荐给农民最适合他们生产所用的技术或者产品等。通过综合的传播技术途径，全方位地展示和传播农业科学技术和产品，让农民可以较好地使用并应用。

1.3整合式的农业科技传播渠道

补偿性媒介理论的代表莱文森认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偿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微信传播作为手机媒体，是继纸质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后产生的一种媒介；根据补偿性媒介理论的观点，手机媒体功能相较之前几种媒介做出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微信作为本文所研究的手机软件对象，随着微信版本的不断更新升级，功能在不断地发展完善强大。通过微信不仅只是简单的收发文字或者语音信息，还可以分享网页，查看新闻，现在还可以拍小视频发送，通过微信观看视频，更可以随时随地跟平台后台人员交互信息，后台人员还会解答农民的疑问。

1.4农业科技传播对象广泛

通过微信软件进行农业科技传播，所有接触微信这一手机软件的群体均成为潜在传播对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子技术的不断更新，智能手机的价格不断走低，在农村用户中微信软件较其他手机软件具有较高的占有率，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文化程度、农业技术需求等因素，选择关注合适的微信公众号学习，互动交流。此外，微信软件作为手机媒体，它可以在群众需要的任何时候提供在线帮助，比如说，农民在种植之前，想咨询什么时候种怎么种合适，平台可以安排人员解答；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要施什么肥料，什么时候施肥料，平台可以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告诉你最新的合适的肥料，怎么施肥可以大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等。微信不会占用其他时间，在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无时不刻地帮助用户解答。

1.5农业科技传播效果精准

微信平台根据受众的需求，只发送用户所需要的农业科技信息至微信平台，同时，微信平台可以根据群众的需求，实时发送集成了语音、视频、文字等手段的传播内容，更加生动具体地解答群众的问题。这些途径都能够极大地提升农业科技传播的精准性。

2基于微信的农业科技传播实施的可行性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成熟；手机应用软件的不断更新以及智能手机价格不断走低。且微信作为近两年稳定迅速发展的上网应用软件，基于微信的农业传播成为农业传播框架下的可行性选择。

2.1技术可行性分析

移动网络和手机互联网交互性能的提升促进了移动通讯媒介技术条件的成熟，并逐步被运用于农业科技传播媒介的内容制作、传输与接收等各个核心环节，为农业科技传播模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微信平台的可以集语音、视频、实时信息交流等传播途径，传播声像并茂的农业科技知识，使得农民更容易接受。

2.2用户可行性分析

通过微信平台传播农业科技，用户主要是现在在使用智能机，使用微信的这一群体，不单单是局限于在农村的农民，因为有些农民虽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但是其家人或者子女，可以向他们传播最新的农业科技和产品。而且现在智能机越来越普及，几乎每人都有一款智能手机，加之现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接受新兴事物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所以基于微信平台来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变得十分可行。

2.3政策可行性分析

农业部的《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在国家统筹布局新一代移动通信网、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卫星通信等设施建设的背景下，推进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国家对各大电子制造厂商和移动通信厂商发展智能终端市场、推广和普及中低端智能机型给予了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这些都将极大地提升微信在农业科技传播中的可行性。

2.4传播实践可行性分析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农业手机应用逐渐丰富，为微信传播农业科技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以前，由于手机功能没有现在那么强大，而且网络信号没有现在覆盖率这么广泛，以前只能是收到文字短信啦传播农业科技。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微信软件的日益更新，不再是以往的文字短信模式，可以通过微信收发实时语音信息、实时拍摄小视频传播等。微信软件可以集语音、视频、文字、图片、实时交互等多功能于一体，更好地向用户传播农业科学技术。

3微信应用于农业科技传播的建议

3.1 政府

政府要制定切实相关政策法规，使微信有效地应用到农业科技传播过程中。同时，加大对手机通信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相关部门在微信上提供与农业科技相关的信息。随着电子科技的不断发展，智能机几乎已经人手必备，但是由于有部分使用群体的自身文化素质不够，所以没有广泛地应用其功能，尤其是手机微信这一类软件，更别提通过手机软件来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政府及农业相关部门应该拿出经费，派农技员下乡，深入农村，传播农业科技知识，教农民学会使用微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与专家互动，获取最新的农业科技知识。

3.2农民

由于现在农村农民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老一辈的农民对新兴事物的接受应用能力远不如年轻一代。但是，永远要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多问几个为什么，碰到村里举行的学习讲座，或者农技传播人员下乡传播技术的时候，要积极参加，将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应用到平时的农作中来，受益自己。

3.3微信平台

微信作为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的热门软件，虽然带来了一定的便捷性，但是，微信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信息不道德、安全性问题、不符合社会发展等。所以要出台相应的法规制度规范微信平台上的信息以及一些个人行为，对信息进行监督，加强对用户身份的审核，最好实施账号实名制，对利用微信进行不良消息散播等一系列不正当的行为进行打击，为大家提供一个安全放心的微信交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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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传播论文篇（8）

1传播效果评价的重要意义

传播活动是一项有目的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以追求一定的效果为先决条件的。就农业传播而言，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农业活动，也就有了农业信息的传播，人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思考、发现和创造就是农业信息传播的内容。千百年来，人类农业技术的进步都仰赖于农业信息的传播和农业技术的推广。

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发出信息，通过一定的传播渠道到达受众之后所引起的受传者思想与行为的变化。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无论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还是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或者其他形式的媒介传播，人们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进行的。农业信息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农业生产技术和对自然界的认识的积累，实现农业对人类生活的改善，促进人类经济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准。

农业信息传播效果的科学评价，有助于农业信息化，有助于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有助于提高农业市场的竞争力，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模式，推进农村及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2农业信息的传播与传播效果的实质

信息传播的效果是各种传播要素相互作用的集合效应，也是受众受到信息作用在某些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能微不足道，有的可能引人注目甚至轰动一时，更有经久不衰的，也有潜移默化的，这些都是农业科技信息技术传播效果的实质所在。

任何农业信息传播的效果都可以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2.1构成受众的变化

如受众因获得信息而增长了知识、智能(能力的提高)，改变了价值认知、关切态度和行为模式等。

2.2农业信息的特征影响

如农业信息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内隐性、积累性和恒常性，而且具有层次性和多面性，这些特征性质决定了农业信息传播的效果。

2.3效果形成过程

农业科技信息的扩散和效果的形成过程可大体分五个阶段，即信息本身所表达的技术、媒介的传达、主要受众接受、次要受众接受及受众全体的接受程度。

2.4影响农业信息效果的形成因素

(1)人的因素:包括传播者(编、导、播)、中介者(如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受众(信息接受者的立场、经历、智能、心理、兴趣、个性特点等);

(2)信息因素:所传达的信息的真实性、新颖性、适用性及信息的可接受度等;

(3)媒介因素:各种媒介的成功应用，如书、刊、报、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的特点和优势直接影响信息的传播及受众的范围与接受程度。

3传播效果评价的主要方法

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研究方法的专著，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已出版了不少，但是，专门研究传播效果分析方法的著作却很少。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以及人们对传播学认知度的提高，很有必要在深化研究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把传播效果分析研究提到议事日程，这既是传播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有效提高传播效果的需要。

3.1定盘分析法

从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发展过程来看，要能够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性质，首要就是把握事物的量，因为，只有把握一定的量，才能精确地把握事物的特性、性质及各因素的关系，进而为科学的决策提供依据。定量分析的方法主要是调查分析法。

3.2定性分析法

在信息传播效果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对传播效果做进一步的分析，也就是定性分析。

目前，传播效果的定性分析在传播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在有些传播学的著作中已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并提出了一些定性分析方法，比如实地观察法、小组座谈会法、深层访谈法等。但是，这些方法都是一些中性的分析方法，在定量分析过程中可以使用，在定性分析中也可以使用，包括定量分析的主要方法—调查分析法在定性分析过程中也可以使用。在实践中，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定性分析的方法是可以相互补充，共同使用的，所不同的是对于获取结果(材料)的分析上有不同的角度。在科学研究中，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定量分析可以使定性分析更精确化，只有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够更精确地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性质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样，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不能等同的，更不能相互替代。就其分析方法来讲，定量分析的主要方法是调查分析法，定性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理论分析法。

4理论分析法在传播效果评价中的应用

理论分析法是一种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科学抽象分析法。根据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传播效果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4.1专题论证法

在传播过程中，人们会碰到许多专题，可以针对某一个专题采取无结构的、面对面的、直接的论证。这种论证既包括“正面”的论证，也包括“反面”的论证，这两个方面的论证对于研究传播效果都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反面”的论证，有时比“正面”论证对研究传播效果更有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一个时期很难确定传播效果的性质，有时“反对”者的观点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正确”的观点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采用专题论证法所研究的问题比较集中，正反面两种观点所借用的材料既广泛又有代表性，便于深化研究传播效果。

4.2个案分析法

个案分析法既是研究传播效果常用的定性分析法，也是其他理论研究常用的方法。个案分析法的关键是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否则，即使个案分析如何深刻，也不可能解决带有普遍性的事物所要解决的问题。个案分析通常有以下几个步骤:

(1)选择个案。选择适当的个案，如农业实用图书，现在的图书传播体系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通过新华书店渠道销售，存在着图书出版和销售体系。此体系可作为农业信息传播效果的理论研究基础。

(2)选择个案中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对图书出版和销售体系的研究，可得出媒介具有二重性的结论，并为媒介的产业功能及宣传功能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济方面的准备。目前，理论界对媒介二重性理论和媒介产业化经营理论不仅已形成共识，而且是定性分析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理论依据。

(3)延伸性研究。在对已选择的个案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采用延伸性研究方法.把个案研究成果扩展到相关领域，比如报业领域、网络领域等，进而形成系统的媒介传播理论。

(4)归纳性研究。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个案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对点的分析，寻找到一种理论的基本架构，并确定选择的个案在宏观的理论架构中的位置。归纳性研究不是指对个案研究本身的归纳，而是把延伸性的研究成果用归纳的方法把已形成的宏观理论系统化，进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5)应用性研究。定性分析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抽象出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并能够科学的把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各类问题。比如传播效果的定性分析，目的是为了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效果理论，进而解决传播过程中的各类相关问题。

4.3集成研究法

集成研究法是定性分析常用的一种方法，其具体做法是把前人或别人的研究成果用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使其系统化、理论化。目前，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已有许多传播学研究者或传播学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现在可以运用集成研究法使其系统化、理论化，进而指导传播者的传播行为，为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4.4抽象研究法

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理论研究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在认识上把事物的规定、属性、关系从复杂的整体中抽取出来的过程和结果。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是传播内容具有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受传者具有复杂性。传播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受众群体必须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否则，所谓的传播效果就难以实现;受众者的复杂性决定了同样的传播内容对受传者影响度的差异性，进而影响着传播效果的实现程度，影响着传播者的决策行为。抽象研究法可以从这些复杂的现象中抽取出来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者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为传播者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4.5科学预见法

科学是一种系统的知识。运用科学预见法来研究传播效果，对研究者有很高很具体的要求。第一，研究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的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善于发现或创立具有传播学前沿的理论性问题和新理论。第二，占有翔实的材料，并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第三，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是非判断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才能在正确认识现有传播效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的传播效果作出科学的预见，才能很好地把握人类传播活动的方向。

5结论

科技信息传播论文篇（9）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communi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shaping the S&T image in the world. The media industry expand rapidly in the world and it’s essence is a compet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 The paper analyzed the international news patterns, and discussed three conflict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T image. On the basis,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 eight factors restricted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S&T news communication. It is helpful to perfect 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S&T news communication,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S&T news, and form the integrated, united and objective international S&T image.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image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曾说过,“争夺强权的斗争不仅以政治压力和军事力量这样的传统方式来展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争夺人心的斗争”。而这场赢得人心的战争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作为现代社会主要的信息提供者,传媒在海量的数据、事实面前,它不是照样传递客观信息,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标准对信息加以筛选,经加工整理,强化自己的观点、满足本国在政治、外交方面的需求。这些信息经过传递最终会在国际公众脑海中定格,形成国际形象。所以可以说,传媒虽然并不能决定国际公众的思想,但它却可以左右国际公众的思想。徐小鸽教授就曾指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1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传媒业迅速扩张,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散播信息能力的提升,其实质是对国际舆论话语权的争夺。在这场较量中,我国由于新闻传播实力较弱而处于劣势。西方媒体包装下的“中国”就是中国在全球信息传播中力量失衡的一种体现。只有在客观分析国际新闻格局的背景下,总结中国科技发展中的特征,才能辨识中国科技新闻传播在塑造国际科技形象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新闻传播格局“西强我弱”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技术手段,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信息传播网络,垄断了世界传媒的声音。据相关资料,占世界人口1/7的发达国家占据世界新闻总量的2/3,2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3 4

同时,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滞后,致使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传播中总是处于劣势,它与发达国家的“信息鸿沟”日益加剧,中国也不例外。资料显示,新华社的日发稿量为200万字,美联社为1700万字,合众国际社为1700万字。中国海外发行的报纸只有人民日报等少数几家,美国海外发行的报纸杂志有400多家。中国中央电视台仅第4套、第9套节目实现了全球覆盖,美国的卫星电视节目已经占到全世界卫星电视节目的50%以上。5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0.4%,而美国提供的一般信息占80%,服务信息占95%。6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自由散播信息的能力能够增加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劝诱潜力。7中国传媒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对等导致中国在国际舆论中话语权的缺失。由此,中国就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哪怕中国通过调整国家的行为表现方式,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活动来努力改善已有的国际形象,很大一部分相关信息也会被西方媒体过滤掉,而达不到国家预期的传播效果。

二、中国国际科技形象发展存在三大矛盾

1、多维性与统一性的矛盾

国家科技形象是国家科技实力的综合反映。科技领域的各个要素在国家科技形象中所占的地位、表现形式和影响力都不同。各要素之间不能替代和取代,更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化或平均化。各种科技要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国家科技形象的多维性特点。

多种科技要素的综合传递了国家科技发展的整体形象。如果各科技领域协调发展,表现出很强的统一性,则有利于国际公众对该国国际科技形象的认知。反之,在国际公众中易于形成混乱的国家科技形象。

我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科技事业几经波折。历史的原因使得我国各领域科技发展水平差距相当大,虽然在部分领域获得了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成果,但部分生产部门仍保留有十分落后的生产工艺和流程。这种反差给构建中国统一的科技传播形象造成了困难。

2、连续性与突变性的矛盾

对于国家科技形象的认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具有连续性特征。良好的科技形象基础有利于促进国际公众对科技形象认知的良性发展,不良的科技形象基础则将成为建立良好国际科技形象的巨大障碍。

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会促使特定国家在某一特殊时期进入跃升期,包括科技发展水平在内的综合国力会大幅提升。这种变化打破了国家科技形象连续性变化的轨迹,更多的呈现突变性。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了重大变革,科技领域也不例外。国际公众“落后的中国”的固定思维在中国科技飞速发展事实的冲击下,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统一的认识,这是我国科技传播必须解决的一个命题。

3、多元性与主导性的矛盾

当前,科技传播媒介日趋多元化。这种多元化首先表现为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具体而言,科技传播依托于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期刊、图书、电视、广播等,同时新兴的传播媒介,如互联网也对其传播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其重要的传播组成部分。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必然带来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传播主体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将会产生不同的看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使得每个人都能成为新闻的者和传播者。这种多元化导致从传播源、传播途径和受众形成复杂的网络。

新闻媒介是舆论的激发器、承载者,它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需要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团结、激励国民,维护国家利益。坚持舆论的主导性是科技传播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

科技传播多元性与主导性是一对矛盾体。对科技传播“收”的过紧,一定程度上会使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科技传播内容的可信度较低。对科技传播“放”的过开,则不容易把握对外科技传播的声音。能否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是中国建立良好的国际科技形象的关键问题之一。

三、中国科技新闻传播在塑造国际形象中面临阻力

1、科技新闻传播研究的滞后性

近年来,国内业界专家对于从问题出发的、公众关注的热点科技新闻传播问题研究较少。例如:如何通过科技新闻传播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如何将传媒产业同新兴的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结合等科技新闻传播与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鲜有论及。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科技传播的理论研究,宏观战略研究和总结科技传播的发展状况。上述科技传播的研究着眼于科技传播对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这些研究在实际工作中缺乏指导意义,不能真正解决科技传媒业在塑造国际形象中面临的问题。

2、科技新闻传媒的边缘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新型的业态,伴随其中的是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科技传媒领域和受众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都给商业媒体了巨大的拓展空间。我国在科技新闻领域的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都受到商业媒体强烈的冲击,科技新闻传媒的定位常常在主流媒体、大众传媒二者间游离,个性和特色日渐模糊。同时,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传媒最为重要的新方式,其个性化服务、互动式服务和多媒体服务直接触动了传统媒体的市场根基,在科技新闻传媒领域也不例外。

中国媒体的科技新闻在新闻总量中所占比例明显降低,总体水平不高,一些部门还将科技新闻编辑部门撤并。据北京市科技记者编辑协会2003年3月至2005年10月对中国部分中央级报纸及北京市属报纸为期半年的调研统计,科技新闻的平均比例只占3%至4%,个别报纸甚至仅为1.6%,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科技新闻传媒呈现边缘化趋势。

3、科技新闻传播产业化进程缓慢

我国科技新闻传媒产业化进程缓慢,目前的主流经营模式仍是围绕着传播内容将相关环节联系起来的,这种产业经营实体彼此间相互联系很弱。它对于传播产业的信息资源、客户资源、受众资源、品牌资源等的利用率较低,开发出的产品相对单一,市场竞争力弱,市场占有率低。这种经营模式只是在一个初级层次上运营。对于单个传媒企业而言,经营成本低,运行效率低,产出效益低。而对宏观层面上而言,在社会维持如此低效益的经营实体则需要付出很大的经营成本。科技新闻传媒产业化进程缓慢直接导致中国科技新闻传媒业缺乏同世界传媒集团竞争的实力,在对外宣传中往往受制于人也就不奇怪了。

4、对内、对外科技新闻传播方式不加区分

我国在科技新闻传播中对内、对外传播方式不加区分的现象比较突出。对科技事件,通常用对本国国民的传播思路和传播方式对国际公众。而由于文化的差异,受众对于同一种表达常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有时甚至会有相反的效果。乔舒亚•库珀•雷默在《淡色中国》一文中也提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传播信息的误读。文中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郑必坚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这一说法是对“中国”回应。汉语的“崛”是一种象形文字,看起来像一座略有裂痕的大山正在被什么东西冲破。这个字也许在地理学意义上所做的讨论多于国际政治意义:它描绘的是一场地震。“peaceful rise”这个词在国际知识界广为传播,随之产生的效果却与郑必坚的初衷相悖。8

5、国际传播渠道不畅,传播能力较弱

由于我国科技新闻传媒产业化发展不足,整体新闻传播能力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科技信息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媒体。话语权的缺失导致西方媒体帝国可以根据其国家利益的需要筛选中国科技信息,影响甚至左右本国国民乃至国际公众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舆论导向。即使中国科技传媒将部分中国科技的实际状况通过部分渠道传递到国际社会,但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经过多次信息丢失,最终在到达受众时信息很可能与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出入,因而达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6、科技传播体系组成部分相互割裂

国家科技传播体系是指由承担专业交流、科技教育、科技普及与推广等科技传播任务的机构、组织(包括各类专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其他教育培训组织、各类专业学会、科技出版机构、科技媒体组织、科技咨询及中介机构等)构成的网络系统。9在我国科技传播实践中,专业科研单位、科技教育机构和科普组织各自拥有相对固定的从业人员团体,组织机构和人员之间的联系较少,没有有效整合专家资源,科技传播体系还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以孤立的传媒资源与国际高效运转的传媒体系抗衡显然是一场力量悬殊的竞争,其结果可想而知。

7、科技新闻传播人才队伍建设不足

随着传媒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构建适宜科技新闻传播特色的定位和经营模式是决定科技传播单位是否成功的关键。但是由于我国新闻单位过去属于事业单位,缺少考虑市场因素,因此从业人员结构缺少市场营销、组织策划等方面的人才。这对于科技新闻传播企业面对市场竞争及其不利。

同时,科学技术向纵向深度发展和横向交叉发展,要求从事科技新闻传播的工作者不光具备新闻功底,而且要有一定的理工科知识基础,否则很难准确把握科技事件对社会经济所蕴涵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教育体制长期沿袭前苏联文理分科的模式,从事新闻的工作者专业层面较单一,对科技成果进行二度创作有很大的难度。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还不适应科技快速发展下科技新闻传媒的新需要。

8、科技新闻传播效果存在预期悖论

科技信息传播论文篇（10）

1传播效果评价的重要意义

    传播活动是一项有目的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以追求一定的效果为先决条件的。就农业传播而言，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农业活动，也就有了农业信息的传播，人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思考、发现和创造就是农业信息传播的内容。千百年来，人类农业技术的进步都仰赖于农业信息的传播和农业技术的推广。

    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发出信息，通过一定的传播渠道到达受众之后所引起的受传者思想与行为的变化。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无论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还是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或者其他形式的媒介传播，人们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进行的。农业信息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农业生产技术和对自然界的认识的积累，实现农业对人类生活的改善，促进人类经济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准。

农业信息传播效果的科学评价，有助于农业信息化，有助于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有助于提高农业市场的竞争力，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模式，推进农村及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2农业信息的传播与传播效果的实质

    信息传播的效果是各种传播要素相互作用的集合效应，也是受众受到信息作用在某些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能微不足道，有的可能引人注目甚至轰动一时，更有经久不衰的，也有潜移默化的，这些都是农业科技信息技术传播效果的实质所在。

    任何农业信息传播的效果都可以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2.1构成受众的变化

    如受众因获得信息而增长了知识、智能(能力的提高)，改变了价值认知、关切态度和行为模式等。

2.2农业信息的特征影响

    如农业信息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内隐性、积累性和恒常性，而且具有层次性和多面性，这些特征性质决定了农业信息传播的效果。

2.3效果形成过程

    农业科技信息的扩散和效果的形成过程可大体分五个阶段，即信息本身所表达的技术、媒介的传达、主要受众接受、次要受众接受及受众全体的接受程度。

2.4影响农业信息效果的形成因素

    (1)人的因素:包括传播者(编、导、播)、中介者(如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受众(信息接受者的立场、经历、智能、心理、兴趣、个性特点等);

    (2)信息因素:所传达的信息的真实性、新颖性、适用性及信息的可接受度等;

    (3)媒介因素:各种媒介的成功应用，如书、刊、报、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的特点和优势直接影响信息的传播及受众的范围与接受程度。

3传播效果评价的主要方法

    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研究方法的专著，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已出版了不少，但是，专门研究传播效果分析方法的著作却很少。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以及人们对传播学认知度的提高，很有必要在深化研究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把传播效果分析研究提到议事日程，这既是传播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有效提高传播效果的需要。

3.1定盘分析法

    从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发展过程来看，要能够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性质，首要就是把握事物的量，因为，只有把握一定的量，才能精确地把握事物的特性、性质及各因素的关系，进而为科学的决策提供依据。定量分析的方法主要是调查分析法。

3.2定性分析法

    在信息传播效果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对传播效果做进一步的分析，也就是定性分析。

    目前，传播效果的定性分析在传播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在有些传播学的著作中已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并提出了一些定性分析方法，比如实地观察法、小组座谈会法、深层访谈法等。但是，这些方法都是一些中性的分析方法，在定量分析过程中可以使用，在定性分析中也可以使用，包括定量分析的主要方法—调查分析法在定性分析过程中也可以使用。在实践中，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定性分析的方法是可以相互补充，共同使用的，所不同的是对于获取结果(材料)的分析上有不同的角度。在科学研究中，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定量分析可以使定性分析更精确化，只有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够更精确地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性质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样，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不能等同的，更不能相互替代。就其分析方法来讲，定量分析的主要方法是调查分析法，定性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理论分析法。

4理论分析法在传播效果评价中的应用

    理论分析法是一种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科学抽象分析法。根据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传播效果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4.1专题论证法

    在传播过程中，人们会碰到许多专题，可以针对某一个专题采取无结构的、面对面的、直接的论证。这种论证既包括“正面”的论证，也包括“反面”的论证，这两个方面的论证对于研究传播效果都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反面”的论证，有时比“正面”论证对研究传播效果更有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一个时期很难确定传播效果的性质，有时“反对”者的观点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正确”的观点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采用专题论证法所研究的问题比较集中，正反面两种观点所借用的材料既广泛又有代表性，便于深化研究传播效果。

4.2个案分析法

    个案分析法既是研究传播效果常用的定性分析法，也是其他理论研究常用的方法。个案分析法的关键是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否则，即使个案分析如何深刻，也不可能解决带有普遍性的事物所要解决的问题。个案分析通常有以下几个步骤:

    (1)选择个案。选择适当的个案，如农业实用图书，现在的图书传播体系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通过新华书店渠道销售，存在着图书出版和销售体系。此体系可作为农业信息传播效果的理论研究基础。

    (2)选择个案中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对图书出版和销售体系的研究，可得出媒介具有二重性的结论，并为媒介的产业功能及宣传功能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济方面的准备。目前，理论界对媒介二重性理论和媒介产业化经营理论不仅已形成共识，而且是定性分析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理论依据。

    (3)延伸性研究。在对已选择的个案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采用延伸性研究方法.把个案研究成果扩展到相关领域，比如报业领域、网络领域等，进而形成系统的媒介传播理论。

    (4)归纳性研究。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个案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对点的分析，寻找到一种理论的基本架构，并确定选择的个案在宏观的理论架构中的位置。归纳性研究不是指对个案研究本身的归纳，而是把延伸性的研究成果用归纳的方法把已形成的宏观理论系统化，进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5)应用性研究。定性分析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抽象出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并能够科学的把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各类问题。比如传播效果的定性分析，目的是为了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效果理论，进而解决传播过程中的各类相关问题。

4.3集成研究法

    集成研究法是定性分析常用的一种方法，其具体做法是把前人或别人的研究成果用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使其系统化、理论化。目前，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已有许多传播学研究者或传播学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现在可以运用集成研究法使其系统化、理论化，进而指导传播者的传播行为，为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4.4抽象研究法

    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理论研究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在认识上把事物的规定、属性、关系从复杂的整体中抽取出来的过程和结果。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是传播内容具有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受传者具有复杂性。传播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受众群体必须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否则，所谓的传播效果就难以实现;受众者的复杂性决定了同样的传播内容对受传者影响度的差异性，进而影响着传播效果的实现程度，影响着传播者的决策行为。抽象研究法可以从这些复杂的现象中抽取出来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者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为传播者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4.5科学预见法

    科学是一种系统的知识。运用科学预见法来研究传播效果，对研究者有很高很具体的要求。第一，研究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的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善于发现或创立具有传播学前沿的理论性问题和新理论。第二，占有翔实的材料，并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第三，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是非判断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才能在正确认识现有传播效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的传播效果作出科学的预见，才能很好地把握人类传播活动的方向。

5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