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篇（1）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 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 年的论文《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

（1）Cournot 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的Cournot 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 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 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 在《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 Bertrand 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 Protecti

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

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Mode of 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 R&D 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 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 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 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 和 Martimort 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 年综合贸易法”和“301 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参考文献：

[1]E.赫尔普曼，P.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2]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任勤.WTO 框架下的贸易保护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5]朱钟棣，郭羽诞，兰宜生.国际贸易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6]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2）

2009年4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少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①讲话告诉我们，在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世界经济尚处低谷的今天，各国应该知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应对是正确抉择，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往往是越需要开放自由贸易环境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越是严重。自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各国为了本国利益不受和少受冲击，纷纷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那么，何为贸易战及其实质呢？

一、贸易战与贸易战的实质

贸易战（trade war）又称“商战”，由于一些国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又通过倾销和外汇贬值等措施争夺国外市场，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称为贸易战。如果贸易战的武器仅限于相互提高关税税率，对此则称为“关税战”。事实上小论文，外国对华贸易战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英国用非法的贸易战手段——贩卖鸦片掠夺中国的贸易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巴统”等组织对华打“经济封锁”的贸易战；1989年春夏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华贸易战更是常战不休：纺织品贸易战、对华反倾销战、对华反补贴战、对华知识产权大战；进入21世纪以后，中韩“大蒜”与“手机”的大战刚刚平息，日本便对华发起了“蔬菜贸易战”…… ②纵观诸多的贸易战，其背后的实质是利益的争夺。这种利益依其类型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科技利益等，依其主体又可分为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而隐藏在贸易战背后的实质，即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破坏的是贸易原则，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一）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

有贸易就有贸易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一场没有盟友、只有争夺经济利益的“战争”。经济利益是贸易战表面上的也是最初的导火线。这种经济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实际上，中国早已身处贸易战中，并且国人已深受其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长期的经济封锁曾使中国错过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机遇，使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推迟了中华民族的腾飞；外国自1979年开始对华的反倾销战已使我国损失了100多亿美元的贸易利益，按1亿美元的贸易额可以创造1万个工作岗位来计算，中国仅仅因为外国对华反倾销战就丧失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下岗”人员如此之多的原因之一。这是贸易战对国家与个人的利益损害。

事实上，贸易战对公司的损害更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公司在贸易战中不仅承担着经济上的损失，更遭受着企业命运与行业的风险。正如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在2002年福耀玻璃与美国的“反倾销案”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加征11.8%的关税主要是对企业形象的影响，福耀是行业内的最大厂家，一直以“为中国汽车玻璃工业树立典范”为己任，福耀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别人的样板，而说这样的企业有倾销行为，对福耀是很大伤害。而相对于公司今年预计的14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这点保证金并不构成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他还一再强调，起诉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美方以此理由制裁更多中国企业的判例。据了解，包括福耀在内的中国汽车挡风玻璃企业面临的反倾销，是继钢铁、温州打火机之后中国企业的又一次大规模贸易战。③

（二）贸易战破坏的是贸易原则

如果说贸易战直接损害的是经济利益，那其间接损害的则是包括以公平、自由等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原则，还破坏了贸易协定、贸易伦理和国际惯例。“标志着国际贸易自由化达到了新高度并有了制度化保障是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其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促进贸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④但贸易的自由化与公平化总是理想化的东西，面对着渗杂着各种因素和利益于其中的贸易，总是在破坏着贸易的这些原则。特别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只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小论文，这既损害了贸易原则，又无助于危机的解决，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拖累着经济的复苏。

胡锦涛同志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各种借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各种以邻为壑的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共同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放宽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出口限制，努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多哈回合谈判事关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我们应该共同坚守2008年7月有关各方达成的共识，在现有框架基础上继续前进，推动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⑤“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感觉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余本林表示，中国政府主张开放公平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能够在磋商合作中妥善处理，不希望贸易战。

（三）贸易战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当今贸易战爆发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贸易利益的争夺，常常是和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搅合在一起。有时纯粹的政治原因也会引发贸易战，这样就使贸易战爆发的原因趋于复杂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WTO），是人类共同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将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有意模糊后创造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换言之，WTO就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经济发展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生的一切贸易战，都只能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而非政治手段。这也是WTO成员国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表述的就是这种愿望。“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终归是愿望，这种愿望始终无法掩盖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最近，由美欧两大国际经济实力英雄先后挑起对中国纺品的贸易大战，虽说只是WTO平台上众多贸易大战的冰山一角，但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看清除了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尽管中欧眼下已经针对一触即发的纺品大战达成了“停战协议”，但等待我们解决已知和未知的各种各样贸易大战，都必须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而实事求是地站在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中全面审视经贸大战的实质，才能够使贸易大战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平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中国威胁论”者他们背后的政治图谋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愿望的选择，而全面考量发生在WTO平台上的国际贸易大战。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也许就能让我们看清楚贸易大战背后的政治实质。

二、奥巴马访华前中后政策的变化

《经济参考报》11月9日报道，“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以下简称“双反”)案的倾销调查初裁，决定对从我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11月6日，我国商务部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发起“双反”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对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铜版纸、从中国进口的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征收“双反”关税。这一切距离中美互相承诺不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才一周时间，距离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期11月15日只有不到10天。”⑥

11月15日奥巴马如期访华。11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设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奥巴马表示，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美国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美方愿与中方一道小论文，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贸易摩擦，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并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打下基础。

奥巴马回国后立刻采取了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从媒体透露的全部信息来看，奥巴马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美国不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再无其他公开要求。况且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要求，本来是奥巴马自己在G20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求各个国家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帮助美国安全度过金融危机，特别是要求中国购买了美国大量过剩产品和淘汰产品，如购买美国大排量越野车等，就是中国应美国要求做出的牺牲行为。可是，当道·琼斯指数返身向上的上涨趋势刚一确定，美国立刻翻脸不认人，反手就狠狠地给了中国一巴掌。

三、政治图谋是奥巴马政府贸易战的实质

从访华前的大规模“双访”到访华中的“反对保护主义”再到回国后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戏剧性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治上两面政策前提下产生的经济两面政策，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府掩盖在贸易战背后的政治图谋。

早在中美贸易摩擦初露端倪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江涌就谈到，中美之间利益广泛，早就坐到一条船上，不可能斗得连船都翻了。当时几乎全世界的舆论都质问奥巴马：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这回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你如何面对G20峰会?怎么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戏剧性的是，奥巴马政府在G20峰会上竟拿出一份针对对美贸易的顺差大国的“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尽管中美双方曾表达过希望“同舟共济”的各种承诺、声明，但是如今，美国大闹特闹，快把“船”斗翻了，业内专家认为其背后有着更深的含义，即配合奥巴马访华，增加其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专家认为，在如此贸易战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显得尤为刺眼，它无疑将成为届时美方向中国施压的重点之一。早在10月24日，奥巴马在致函美国纺织团体协会时表示，中国必须停止操控货币的行为。致力于新兴市场的美国投行Roth Capital副主席DonaldStraszheim也表示，中国经济正开始下行路线，而美国对中国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不满。

中美之间的任何贸易战，毫无疑问的是，美国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图谋，其次才是经济利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小论文，以对我施压。在美国的很多涉华报道中，经常出现将经济问题涉及到不相关的政治类事情上去的情况，甚至有时会涉及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语言。美经常干涉中国内政，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不一样，某些利益集团的力量，往往会导致一国出现经济上受损而政治上通过的事件。”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环顾世界，发现欧盟和别的国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锐减，而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总量虽然减少了，但占据美国从国外进口产品价值的份额却大幅提高。在很多美国生产商面临财务危机、工人面临失业时，我国出口的产品就成为美国民众情绪的“靶子”，包括轮胎在内的“中国制造”成了美国市场的假想敌。而奥巴马本人在选票和支持率上，对工会力量依赖颇深，所以这次特保案是奥巴马和美国政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3）

 

2009年4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少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①讲话告诉我们，在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世界经济尚处低谷的今天，各国应该知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应对是正确抉择，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往往是越需要开放自由贸易环境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越是严重。自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各国为了本国利益不受和少受冲击，纷纷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那么，何为贸易战及其实质呢？

一、贸易战与贸易战的实质

贸易战（trade war）又称“商战”，由于一些国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又通过倾销和外汇贬值等措施争夺国外市场，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称为贸易战。如果贸易战的武器仅限于相互提高关税税率，对此则称为“关税战”。事实上小论文，外国对华贸易战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英国用非法的贸易战手段——贩卖鸦片掠夺中国的贸易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巴统”等组织对华打“经济封锁”的贸易战；1989年春夏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华贸易战更是常战不休：纺织品贸易战、对华反倾销战、对华反补贴战、对华知识产权大战；进入21世纪以后，中韩“大蒜”与“手机”的大战刚刚平息，日本便对华发起了“蔬菜贸易战”…… ②纵观诸多的贸易战，其背后的实质是利益的争夺。这种利益依其类型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科技利益等，依其主体又可分为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而隐藏在贸易战背后的实质，即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破坏的是贸易原则，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一）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

有贸易就有贸易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一场没有盟友、只有争夺经济利益的“战争”。经济利益是贸易战表面上的也是最初的导火线。这种经济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实际上，中国早已身处贸易战中，并且国人已深受其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长期的经济封锁曾使中国错过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机遇，使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推迟了中华民族的腾飞；外国自1979年开始对华的反倾销战已使我国损失了100多亿美元的贸易利益，按1亿美元的贸易额可以创造1万个工作岗位来计算，中国仅仅因为外国对华反倾销战就丧失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下岗”人员如此之多的原因之一。这是贸易战对国家与个人的利益损害。

事实上，贸易战对公司的损害更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公司在贸易战中不仅承担着经济上的损失，更遭受着企业命运与行业的风险。正如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在2002年福耀玻璃与美国的“反倾销案”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加征11.8%的关税主要是对企业形象的影响，福耀是行业内的最大厂家，一直以“为中国汽车玻璃工业树立典范”为己任，福耀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别人的样板，而说这样的企业有倾销行为，对福耀是很大伤害。而相对于公司今年预计的14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这点保证金并不构成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他还一再强调，起诉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美方以此理由制裁更多中国企业的判例。据了解，包括福耀在内的中国汽车挡风玻璃企业面临的反倾销，是继钢铁、温州打火机之后中国企业的又一次大规模贸易战。③

（二）贸易战破坏的是贸易原则

如果说贸易战直接损害的是经济利益，那其间接损害的则是包括以公平、自由等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原则，还破坏了贸易协定、贸易伦理和国际惯例。“标志着国际贸易自由化达到了新高度并有了制度化保障是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其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促进贸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④但贸易的自由化与公平化总是理想化的东西，面对着渗杂着各种因素和利益于其中的贸易，总是在破坏着贸易的这些原则。特别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只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小论文，这既损害了贸易原则，又无助于危机的解决，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拖累着经济的复苏。

胡锦涛同志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各种借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各种以邻为壑的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共同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放宽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出口限制,努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多哈回合谈判事关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我们应该共同坚守2008年7月有关各方达成的共识,在现有框架基础上继续前进,推动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⑤“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感觉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余本林表示，中国政府主张开放公平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能够在磋商合作中妥善处理，不希望贸易战。

（三）贸易战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当今贸易战爆发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贸易利益的争夺，常常是和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搅合在一起。有时纯粹的政治原因也会引发贸易战，这样就使贸易战爆发的原因趋于复杂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WTO），是人类共同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将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有意模糊后创造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换言之，WTO就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经济发展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生的一切贸易战，都只能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而非政治手段。这也是WTO成员国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表述的就是这种愿望。“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终归是愿望，这种愿望始终无法掩盖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最近，由美欧两大国际经济实力英雄先后挑起对中国纺品的贸易大战，虽说只是WTO平台上众多贸易大战的冰山一角，但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看清除了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尽管中欧眼下已经针对一触即发的纺品大战达成了“停战协议”，但等待我们解决已知和未知的各种各样贸易大战，都必须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而实事求是地站在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中全面审视经贸大战的实质，才能够使贸易大战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平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中国威胁论”者他们背后的政治图谋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愿望的选择，而全面考量发生在WTO平台上的国际贸易大战。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也许就能让我们看清楚贸易大战背后的政治实质。

二、奥巴马访华前中后政策的变化

《经济参考报》11月9日报道，“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以下简称“双反”)案的倾销调查初裁，决定对从我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11月6日，我国商务部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发起“双反”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对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铜版纸、从中国进口的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征收“双反”关税。这一切距离中美互相承诺不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才一周时间，距离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期11月15日只有不到10天。”⑥

11月15日奥巴马如期访华。11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设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奥巴马表示，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美国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美方愿与中方一道小论文，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贸易摩擦，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并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打下基础。

奥巴马回国后立刻采取了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从媒体透露的全部信息来看，奥巴马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美国不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再无其他公开要求。况且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要求，本来是奥巴马自己在G20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求各个国家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帮助美国安全度过金融危机，特别是要求中国购买了美国大量过剩产品和淘汰产品，如购买美国大排量越野车等，就是中国应美国要求做出的牺牲行为。可是，当道·琼斯指数返身向上的上涨趋势刚一确定，美国立刻翻脸不认人，反手就狠狠地给了中国一巴掌。

三、政治图谋是奥巴马政府贸易战的实质

从访华前的大规模“双访”到访华中的“反对保护主义”再到回国后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戏剧性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治上两面政策前提下产生的经济两面政策，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府掩盖在贸易战背后的政治图谋。

早在中美贸易摩擦初露端倪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江涌就谈到，中美之间利益广泛，早就坐到一条船上，不可能斗得连船都翻了。当时几乎全世界的舆论都质问奥巴马：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这回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你如何面对G20峰会?怎么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戏剧性的是，奥巴马政府在G20峰会上竟拿出一份针对对美贸易的顺差大国的“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尽管中美双方曾表达过希望“同舟共济”的各种承诺、声明，但是如今，美国大闹特闹，快把“船”斗翻了，业内专家认为其背后有着更深的含义，即配合奥巴马访华，增加其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专家认为，在如此贸易战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显得尤为刺眼，它无疑将成为届时美方向中国施压的重点之一。早在10月24日，奥巴马在致函美国纺织团体协会时表示，中国必须停止操控货币的行为。致力于新兴市场的美国投行Roth Capital副主席DonaldStraszheim也表示，中国经济正开始下行路线，而美国对中国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不满。

中美之间的任何贸易战，毫无疑问的是，美国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图谋，其次才是经济利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小论文，以对我施压。在美国的很多涉华报道中，经常出现将经济问题涉及到不相关的政治类事情上去的情况，甚至有时会涉及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语言。美经常干涉中国内政，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不一样，某些利益集团的力量，往往会导致一国出现经济上受损而政治上通过的事件。”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环顾世界，发现欧盟和别的国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锐减，而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总量虽然减少了，但占据美国从国外进口产品价值的份额却大幅提高。在很多美国生产商面临财务危机、工人面临失业时，我国出口的产品就成为美国民众情绪的“靶子”，包括轮胎在内的“中国制造”成了美国市场的假想敌。而奥巴马本人在选票和支持率上，对工会力量依赖颇深，所以这次特保案是奥巴马和美国政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

近年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现一股“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其目的在于适应本国政治、经济需要，维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另外，逐渐兴起的国际投资保护主义也值得我们关注。因此，在世界经济尚在低谷的今天，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认真分析我国外贸的外部环境与风险，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期有效地化解风险，迎接挑战。

参考文献：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4）

文献标识码:F742 中图法分类号:A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伴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通过对市场结构和环境的某种战略干预, 培养和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更大限度利益的方向前进。文化产业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朝阳产业”,它在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和日本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将文化经济、文化贸易设定为战略目标, 将文化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并从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可见该政策对各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背景

在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复兴、50年代和60 年代的高速发展、70 年代和80年代的稳定增长以及 90年代的衰退几个阶段,在此期间,日本的产业政策几经转变,战略性贸易政策重点也几度调整。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日本主要扶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重化工产业,如钢铁、电机、汽车、造船等,70 年代中期以后,扶植对象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像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而且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甚至其产值和影响已经超过了汽车等传统工业。为促使文化产业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向世界各地输出文化商品,并借助其商品,大量向世界各地蔓延和渗透。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标榜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开始,迫于西欧及日本实力不断增强的压力以及这些国家的政策通过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的现状,美国开始在某些行业像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20 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与科技实力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而此时美国不仅面临国内持续多年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且面临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危险。为了振兴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其中贸易政策的重点转向以鼓励出口为主。1993年克林顿上台执政,把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国家出口战略”,同时把文化等高科技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二、美日在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经验

由于日本和美国在文化产业都实行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因此两国的政策在实施上有很多的相似。

(一)两国政府都积极倡导和扶持文化产业, 用财政、法律手段和优惠政策保证其发展

美国是当今文化投资最大的国家,也是国际文化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文化产业,为此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美国联邦税法还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同时,美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另外,美国经常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化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只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同时贸易保护政策也限制进口,造成市场封闭,限制国际竞争国内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较高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美国文化产业。

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立了“文化立国 ”的国家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政府还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投资。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能够享有研究投资和科学技术投资,另一方面,作为对国民投资,它又享有文化投资的经费。日本人在进行文化信息产业的投资中,主要采取产学研的协作体制。这种将有限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经费集中起来,统一指导开发研究计划,为了共同的目标实行“官民合作研究”机制,是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换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对节约有限的研究经费和宝贵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推动了日本高科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日本的有关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二)政府都鼓励促进文化出口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文化产业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因为文化产品的输出不仅能获取商业利润,同时也以通过文化产品来传承美国的生活方和价值观念。“文化即商品,商品即文化”,正是因为文化产品具有这样一种特殊意义,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为文化产品的出口保驾护航,以实现其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扩张目的。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盗版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美国经常利用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与其他的国家进行谈判甚至施压,以确保美国文化产业的相关利益。政府还放松对文化产品的出口限制。

目前, 动画、漫画和游戏成为了日本文化产业的支柱, 产值已占世界的1/3。而动漫片具有独特的国际影响力,为了扩大动漫片在国际上的销路,加快、加大日本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日本政府把动漫片当作一项重要的出口产业,同时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来培养,从政策、资金、组织、人才上都给予支持与帮助。政府还通过信贷手段促进其出口,设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为文化产业的一些重点行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政府还执行低汇率政策来推动出口,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实行外汇分配制度,外汇供给向一些重点文化产业倾斜。

(三)政府都实行进口保护,对进口的文化产品实行限额或限制

由于关税壁垒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世贸规则的限制, 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便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美国凭借着部分文化产品或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技术标准, 将外国的文化产品挡在门外,同时把自己的产品大肆销往国外。美国政府还规定:外国投资超过公司投资总额25%的不能办电视台,同时对外来的电视节目也不轻易接纳。

日本限制文化产品进口的主要做法是对不可接受部分文化产品实行全面限制。如日本法律规定居民只能接收日本卫星广播公司等本国的卫星直播节目,电视台不能转播境外电视。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效果

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与保护,使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并维持了美国世界文化产业帝国的地位。从1998年起,其文化产业产值就已超过了航天航空业及农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至25%。2001年,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1999年的GDP 总量。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拥有全球“文化巨无霸企业”的50%以上,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影片只占全球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电影和电视节目是当今美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美国的图书市场为世界之最,每年出书4万种,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

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日本文化产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国, 并且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1993年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目前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占GDP的18%。在400家最富有的日本公司中,有81家是文化企业。全球播放的动画片60%原产自日本;在欧洲这个比例更高,达80%以上。2002年日本相关文化产业在美国的市场规模约9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额的4倍。

四、美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借鉴

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实践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起到帮助一国的文化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该结论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依然是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的现实并结合美日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政府应制定出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 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运用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非文化企业、民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资, 积极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知名品牌的文化产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培养扶持、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 将优秀的、有品位的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二)政府协助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政府应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 简化出口手续, 鼓励国家、集体和个人参与国际文化贸易交流;尤其应该鼓励版权贸易的出口,进一步放宽政策和下放相应的权限, 鼓励国有、民营、国家、地方的文化力量, 按照国际惯例, 开拓国际间的文化和中介服务, 实施文化外贸新机制。政府还应大力推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并保障技术创新的正当利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助这些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三)政府限制进口以培育竞争力

政府可以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实行限额或限制,也可以用复杂的技术标准铸成技术壁垒。我国在汉字编码字符集和VCD等一些标准已纳入了国际标准,我国可以用这些标准保护本国利益,将外国的一些文化产品挡在门外以保护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也可以对进口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实行限额或限制,主要做法有:①像美日一样对不可接受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部分实行全面限制;②对进口电影电视有选择地播放;③对它们采取收税的办法;④对它们实行固定限额。以此来保护我国的文化利益并培育我国电影电视出口竞争力。

总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维护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种政策的成功推行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在这场世界性的博弈中,我们必须提高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技巧,同时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争取宽松的外部条件,避免引起他国报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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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淑芳. 文化全球化与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 兼论日本、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借鉴[J]. 东北亚论坛, 2007,5(12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号:07b079)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5）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综述

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对资源差异的反应，一个技术要素密集的国家，会出口技术要素密集的产品，而进口资源相对稀缺的产品。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相当，且拥有相同的自然资源，那么他们就不会进行相互之间的贸易。然而，二战以后国际贸易在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大幅度增加，由此改变了传统理论观点。

新贸易理论则强调被传统理论忽略的几个重要因素，即规模经济、干中学和不完全竞争。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机和传统的差异造成的，此时国家之间的贸易行为已不再完全取决于各国之间资源优劣的差异，而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在某个行业所具有的技术优势或规模优势。规模经济导致的报酬递增，本身是对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一种聚集，这种聚集反过来又进一步使经济规模扩大，这就形成了在某个行业的相对优势地位（Lucas，1988）。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该国可以扩大其在某个行业的生产规模，而规模经济和“干中学”等原因又可以使该行业的产品成本下降，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优势（Krugman，1987）。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个行业规模较小，其行业成本必然相对较高，自然会在国际市场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就是国家通过生产扶持、出口补贴、税收优惠、进口关税等贸易和产业政策手段来扶持本国战略性目标产业，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Brander（1984，1985）指出一国政府通过对特定产业提供适当的出口补贴或R&D补贴，能够提高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从而使本国厂商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增加利润，最终增加本国国民福利。同时，对外国垄断厂商征收进口关税可以转移其所获得的垄断租金，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Lester（1992）指出高新技术产业比其它产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将有限的资源配置给这些产业，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扶持微电子等重点高新技术行业而获益，否则将在国家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

但是部分经济学家对其实际运用持怀疑态度，其中Dixit（1986）认为政策只对一个行业寡头厂商进行补贴，其扩张和利润转移必然伴随着其他行业厂商的收缩和利润损失，即对一个行业进行补贴暗含着对其他行业征税。另外，Grossman（1994）从出售的保护政策角度进行分析，政治家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各个利益集团为获得贸易保护而给予政治资助。因此，衰退行业中厂商在对政府的游说上会做出更大投入，政府也通常有支持衰退行业的动机（Baldwin，2000）。Brander（1985）指出双方政府同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会使两国的福利都会受损。

国外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及其启示

（一）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由资源配置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二战以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崛起，进入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崛起的原因被认为是成功地使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大藏省和通产省控制和调控外汇、信贷和利率等方面，从而控制重要资源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政府把钢铁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1963年到1970年日本的钢铁产量增加了3倍，产生了新日铁、住友金属、川崎制铁等一批世界级的钢铁企业，不仅满足国内经济增长的需要，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出口国。

自20世纪70年以来，日本面临其他国家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转而实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不是采取直接管制的方法，而是运用政策手段促进其技术进步，比如对研发活动进行适当补贴，或者鼓励企业联合研究开发有前景的新技术项目。战略性贸易政策使日本部分产业世界领先，如汽车工业、家电工业、芯片制造等，成为出口的主导产业。

（二）美欧航空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纠纷引致WTO最大诉讼案

航空工业是美国和欧洲战略性贸易政策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客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飞机制造商，双方在民用和军用飞机市场展开长达数十年的竞争。由于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装备购买者，其国防开支和军事研究经费远远多于其他工业国家。这样使其在诸如战斗机一类具有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的产品上处于领先地位，其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向民用航空业的外溢，使美国航空工业长期处于优势地位。而欧盟持续20年不断对空中客车公司进行补贴和扶持，使空中客车实力不断增强，2003年空中客车飞机交付量为305架，成立34年来首次领先于波音成为世界第一。

美国指责过去十年间欧盟对空中客车的补贴达到了350亿美元，其中巨型客机A380就获得了至少67亿美元的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欧盟指责美国政府通过国防合同和军事研究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向波音公司提供了数额更为巨大的补贴，自1992年以来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的补贴高达数百亿美元之多；此外，美国以出口退税的方式每年向波音公司提供2亿美元的出口补贴。美国和欧洲关于研发补贴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纠纷日趋激烈。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总部决定，就美欧关于对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两大飞机制造公司提供补贴的贸易争端分别成立专家仲裁小组。这场诉讼将成为WTO有史以来金额最大、影响最广的一讼案，至今该案尚未了解。

可见，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在当今强调自由贸易的格局下，各国通常以鼓励技术进步的形式予以实施，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又相对比较隐蔽。

（三）发达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着眼于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通过扶持使本国产业走向成熟，从而增强本国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外实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目标产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提升国家竞争力。通常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密集程度高、产品附加值较大，并对工人支付高工资，对该产业进行补贴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增加本国福利。另外，西方发达国家间要素禀赋状况接近，技术创新能力高低是决定国际分工差异的基础，因此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

但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第一，在一国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由于无法获得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准确的数据，通常不知道在当时是否应该增加、减少或取消补贴，以及变化后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局。这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时增加了不确定性。第二，如果一个产业获得补贴，这一产业将从其它产业吸收资源。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日本钢铁工业投资收益率只有制造业的一半左右，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使资源从收益高的行业转移到了收益低的行业。因此，即使政府政策能使本国企业成功地在某一产业获得战略优势，也有可能使其它产业处于战略劣势。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为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创造出在某些产业的竞争优势和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仍然需要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结合中国科技兴贸战略，学习借鉴国外经验，主动选择部分具有战略意义以及显著外部经济的产业予以必要的扶持。

（一）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目标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行业体系结构，才能避免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因此应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重点培植一批产业，如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片面追求外向度，而是在扩大开放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变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整体水平较低的现状。

（二）通过研发补贴使高新技术产业获取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面临其它国家强大的竞争压力，国内又缺乏完善的资本市场支持，因此以研发补贴为战略性扶持手段显得尤为重要。政府补贴可以补充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成本的不足并降低企业的风险；同时，政府研发补贴的介入可以加速企业研发速度，迅速提高企业生产规模，既能使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取得优势地位，又能形成对国外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技术壁垒。

（三）将开发区作为发展壮大出口优势企业的载体

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将具有类似技术优势和出口经验的企业集中在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并按照有关规定实施相应的税收优惠。专业性的开发区可以有效地实现产业集群，园区内企业的技术外溢可以强化技术外部效应，有利于推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竞争优势的加强，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规模，为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必要的基础。

（四）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采取适度和审慎的原则

复杂的市场结构和形式多样的企业个体，都会影响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和实施成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推行可能培养出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使政策工具的作用被扭曲，反而恶化了资源的配置。同时过度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容易引发贸易争端，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所以应全面权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得与失，采取适度、审慎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战略目标产业。

（五）根据国内产业特点灵活进行补贴和有效保护

在WTO框架下，通过实施过高的名义关税提供对战略重点产业保护将遭遇强大的国际压力。可以适当地根据产业的技术特点，来安排必要的阶梯型关税，增强对重点产业的有效关税保护。WTO的相关协定对于补贴和国内税的要求则主要体现在非歧视的原则上，因此，可以根据本国产业在技术上、文化上和产品上的差异，实施形式上的非歧视、而实际上偏向于国内产业的补贴政策和税收安排，从而为本国产业提供支持和保护。

参考文献：

1.BaldwinR,RobertN.Freetradeagreementwithoutdelocation.CanadianJournal

ofEconomics,2000,33(3)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6）

虽然自由贸易理论占据理论高地，各国在实行对外贸易政策时，却或多或少还是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对本国出口给予鼓励，对进口实施有形或无形的控制。尤其是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不久爆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基本上主导了西方各国的贸易政策。

一次大战后，西方各国试图恢复正常的贸易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于是一些国家试图恢复金本位制，并要求推进自由贸易。但是，更多国家是在要求其他国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自己则千方百计对本国贸易实行保护。随1929年大危机爆发，各国都陷入困境，保护主义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结果，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形成了美元、英镑和法郎三个贸易和货币集团，集团间完全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并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只是在集团内实现有限度的自由贸易。这种困境一直延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这一时期不能不提的是，凯恩斯经济理论也在客观上支持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凯恩斯在大危机后掀起了经济学的革命，在凯恩斯那里，出口贸易是促进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且贸易具有乘数效应，因此他主张政府通过政策刺激本国出口，保持贸易顺差来刺激本国需求，并且借助顺差带来的货币供应增加来维持低利率水平。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出限制进口来保护本国产业，但是其理论逻辑支持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二战后，贸易保护主义形式发生了变化。GATT建立后通过连续八轮的贸易谈判，将阻碍国际贸易的关税大幅度降低，并且在第八轮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将GATT升级为WTO，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程度。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改头换面，层出不穷，并且由一系列理论支撑。由于很多保护主义措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与历史上出现的保护主义有很大不同，因此也被称作“新保护主义”。又因为很多保护措施的目的不仅仅是本国工业，而是要维护其市场垄断地位或者扩张海外的市场，又被称为“超级保护主义”。就贸易保护主义的形态看，主要是隐形保护方式、各种非关税壁垒，比如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都可以被用来限制进口和保护出口。

从理论层面讲，二战后出现的战略性贸易理论，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布兰德、巴巴拉•斯宾塞和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在寡头垄断条件下，不论在促进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是在维护本国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方面，都需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发挥作用，从而为国家通过干预贸易、提高和维护本国产业的战略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由于战略性贸易理论否认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即自由竞争的市场，战略性贸易理论也就否定了自由贸易政策，它为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战略性贸易理论同时也在另一个维度上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比如关于规模效应和产业内贸易的分析，就为贸易扩大和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理由。克鲁格曼本人后来也从政府干预贸易可能产生扭曲的角度，修正了贸易保护的理论。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自由贸易

尽管保护主义并没有偃旗息鼓，但是改头换面的保护主义终究无法正面否定自由贸易的理论逻辑，也无法名正言顺地宣称保护主义的合理性。这得益于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战后建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也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而全球化的发展也对世界各国自由贸易政策提出了要求。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在战后确立了主导地位，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以修正主义的方式对自由贸易理论作出补充和局部改进。

战后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特征，是世界市场空前扩大，世界经济整体性大大增强。一方面，获得独立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自主形式参与到国际分工的行列，这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世界经济的规模急剧扩大。另一方面，原来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原计划经济国家通过改革转型也都陆续加入到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也在客观上使自由贸易的力量得到增强，因为世界市场随着新兴和转型国家的加入日益扩大，贸易迅速扩展给所有参与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机会，各国福利的增长也从来没有像二战后那样迅速而惊人，尽管在利益分配中不平等、不均衡始终是一个困扰全球化的难题。

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自由贸易虽然不断受到形式多变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并且有增强的趋势，但是战后的贸易理论主流和各国贸易政策的主流仍然是贸易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扩大世界市场的同时，也通过产业的全球布局和转移，将原来存在的国家间的生产体系打破重组，改变了原来的商品交换体系和格局。尽管这种生产和交换格局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在生产和贸易格局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本质。但是交换，也就是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形式，毕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不再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而是将生产过程转移出去，并进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不再仅仅是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而变成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当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是生产和交换的组织者，是整个价值链的主导者。但是原来发达国家内的利益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改变，发达国家原来的制造业者和工会就成了这一改变的利益受损者，他们就演变成为商品自由贸易的反对者。同时，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利益集团由于其利益重点已经转移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以及其他领域，比如与贸易相联系的投资活动和金融活动，他们也不太在乎商品贸易的自由化，他们需要在新的领域制定自由贸易的规范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贸易保护主义难成主导

历史上经济形势恶化时期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二战后保护主义也没有被完全克服，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衰弱，在国际商品贸易中的利益趋向发生了变化，保护主义倾向有所增强，但是，还不能因此作出保护主义抬头并将压倒自由贸易、甚至将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样的判断。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判断是，贸易保护主义虽有所增强，但难成主导；经济全球化高潮已过，将迎来经济全球化在低潮中发展的时期。作出这一判断的基本原因如下：

第一，尽管美国提倡“公平贸易”的主张属于“超级保护主义”的范畴，奥巴马上台后也一定会增强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但是美国对外贸的依赖以及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使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公开反对自由贸易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政策精神。美国在WTO和一系列国际组织中承担的基本义务，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利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美国全面地从原来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国际义务中后退，美国的霸权利益也将受到损害。所以，美国会采取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措施，加强双边和区域的互惠贸易安排，但同时会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推动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发展。

第二，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增强，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在相对下降。任何以邻为壑的政策都可能引起报复并最终损害本国利益。贸易保护主义具有以邻为壑的特征，所以，美国已不具备实力大张旗鼓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不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

第三，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尽管各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存在意见分歧，但是世界各国采取了合作态度来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并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这充分说明，共同的利益让大家不得不选择合作和共同的经济政策。

未来国际贸易分歧和贸易摩擦可能会加剧，贸易保护主义会有增强的倾向。但是，自由贸易不会被轻易否定，国际合作的基本方向不会逆转。在经济衰退背景下，世界各国还是需要通过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不会停滞，而将是在低潮中进一步向前发展。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需要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通过维护全球自由多边的国际贸易体制来保护中国国际贸易利益，因为，自由贸易旗手的责任早晚会落到中国这一制造业贸易大国的肩上。

（摘自2008年12月6日《文汇报》）

点评

全面退回贸易保护主义的时代已不可能

贸易保护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居支配地位。19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学主流认识的传播和普及，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自由贸易才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经济繁荣的正确选择，故自20世纪之后，自由贸易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认同，随之全世界贸易量也大幅度增长。这是20世纪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4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相对封闭的，虽然有一些对外交往但规模很小也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做法，进口所需的外汇完全由出口多少决定，这种量入为出的对外贸易模式使我国的贸易基本保持了平衡。改革开放后的前几年，对外需求和对外供给的活力得到释放，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有顺差的年份也有逆差的年份，且逆差的年份居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先进的设备和生产资料有着旺盛的需求，而我国在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开发和形成。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始于1994年，除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入世影响的短暂几年外，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尤其是2005年贸易顺差较上年增长218%，各界对贸易失衡的关注达到顶点，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贸易摩擦。2007年之后，贸易余额的增幅有所回落。2009年开始，贸易余额规模有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失衡的总体情况见表1。

我国自1994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已经形成了贸易失衡，但贸易失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三次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失衡，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克鲁格曼的跨时贸易理论，各国贸易的顺差、逆差是各国从事跨时贸易的结果，跨时贸易的模式（出口当期产品，进口未来产品或进口当期产品，出口未来产品）的改变决定了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而且跨时贸易模式主要受跨时比较优势的影响[1]。跨时比较优势又与一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有关。

工业革命前，世界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和各自固有的生产技能的差异，贸易的功能在于互通有无和商业牟利。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世界贸易的基础不仅仅是各国的天然资源，各国生产技术、产业规模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成为决定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引发的产业转移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英美的独霸天下、德日的崛起再到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中国的赶超，各国的贸易也经历着顺差、逆差的不断变化。本论文将各国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看作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选取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贸易失衡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影响各国贸易顺差、逆差转换的普遍规律即隐藏在跨时贸易背后的技术优势、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国家，因为它们在国际贸易的不同阶段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且都是世界经济的大国。通过对这四个国家的分析和与中国贸易失衡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我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由于我国的贸易失衡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失衡，所以对各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考察也限于货物贸易历史（英国除外），而没有将服务贸易历史纳入分析框架。

二、英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史

为了清楚地描绘出各国贸易失衡的阶段性变化，本论文对各国贸易余额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贸易顺差的年份用1表示；逆差的年份用-1表示；贸易平衡或缺失的年份用0表示。对英国贸易历史的考察阶段为1816至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和联合国的贸易数据库。由于英国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及其大量的资本输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和对殖民地长期的原料掠夺使得英国的有形贸易长期逆差，而其无形贸易长期顺差[2]。为了更合理地反映英国的贸易情况，本论文对1993年以前英国贸易失衡的考察既包含有形贸易也包含无形贸易，1993年以后只包含货物贸易，其贸易历史的演进见图1。

从英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我们可以将英国的贸易平衡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第一个阶段为1816―1930年、第二个阶段为1931―1947年、第三个阶段为1948―1986年、第四个阶段为1987―2010年。英国的贸易历史大致经历了顺差―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看作是英国跨时贸易的实践，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哪些因素推动着这种变化呢？影响一国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因素无非是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

英国最鼎盛时期始于1763年与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束后，18世纪60年代到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的地位，拥有了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始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霸主地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它让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居世界之翘首。尽管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歉收以及战争（主要是与其殖民地的战争）、外国工业的成长（特别是内战后美国的成长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成长）、关税和白银贬值所造成的出口渠道的阻塞，英国货物贸易逆差逐步增加。但是由于无形贸易的巨大盈余，英国总体的贸易仍然持续顺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巨大的廉价市场使英国产业集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上，而对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的投资不足，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贸易也由发达国家转向英联邦内国家，英国未及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英国对外投资增加，导致国内技术革新和企业投资不足，加速了英国产业的落后。英国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其殖民倾向，对外商品贸易长期赤字但对外投资收益长期盈余。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国有化，使英国的对外投资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贸易情况彻底逆转。二战后初期，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和主要工业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经常账户的失衡较轻微。英国的贸易也是时而顺差时而逆差，并未表现出持续的失衡状态。由于欧洲复兴计划，英国的贸易此时出现了较多年份的顺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和金融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各国取消了国际支付的限制，以及石油美元循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贸易失衡的规模也逐渐变大。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和产业虚拟化等原因，英国开始了持续的贸易逆差。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从1870年的30%，下降到1913年的14%，1963年的7%及1987年的3%。

三、美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本论文对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考察从179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两百多年来，美国货物贸易的历史演进如图2所示。

从图2，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为1790―1873年，美国贸易以逆差为主，偶有顺差的年份；第二个阶段为1874―197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顺差，偶有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71―201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处于逆差，偶有顺差。具体统计见表2。总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经历了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在第一阶段，美国主要对联合王国（英国）、法国、德国有较多的贸易逆差，但对加拿大顺差居多。第二个阶段美国对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基本上都是顺差，但对加拿大和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转为逆差。另外，这一时期美国新增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墨西哥。美国对墨西哥基本保持顺差，对日本开始是逆差，从1933年转为顺差，1965年后又转为逆差。第三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对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保持逆差居多的情形，尤其是新增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和东盟。像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演进一样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经历了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美国的崛起始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善于发明创造的国民性为美国经济的腾飞准备了条件。但是，1870年以前的世界是英国的世界，美国尚处于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产业的阶段，美国在1790―1873年以贸易逆差为主。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其货物贸易也经历了近一百年的贸易顺差，而且在二战后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1946―1970年），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未真正显现。在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一直到一战还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虽然在1900年，美国已经变成重要的工业和农业技术的出口国。但此时美国的出口产品仅仅部分完成了从森林、田地、矿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历史性转移。初级产品仍然占所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2/3（主导产品是：可再生动植物产品――棉花、谷物、肉类、木材和烟草）。美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高峰[4]。二战前，美国在科学领域并没有达到领导地位。这一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显著改变，二战后重大的科技与管理创新主要发生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产业开始空心化和虚拟化。自1971年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美国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和虚拟化，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至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从1870年的25%，增加至1913年的36%，1950年的60%；又由1963年的40%下降至1987年的24%。

四、德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德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和中国一样处于贸易顺差的一端，德国的贸易顺差历史早于中国但和中国的贸易失衡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和相同的货币体系下。和中国一样，德国贸易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美国，产业承接的主体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本论文对德国贸易历史的考察从188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结果见图3。

从德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图3，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自1880年以来的贸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80―1887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年份较多，但不具持续性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888―1913年，德国贸易表现为持续的贸易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14―1950年，德国贸易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中断；第四个阶段为1951―2010年，德国贸易持续顺差。具体统计见表3。德国贸易特征明显，阶段性很强，表现为一战前持续的贸易逆差和二战后持续的贸易顺差。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8）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肇始于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集中关注于通过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产品竞争市场上扩大生产、增加出口来达到转移利润的目的，战略贸易政策的这样一种使用目的对发达国家来讲是很适合的，却并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和发展目标。一般来讲，一个产品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内销到出口要经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商业转化、产业化和出口这几个生命周期过程。

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因为具有雄厚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能力、完善的技术转化机制以及高端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即它们在产品或产业成长的前期阶段都已具备了完善的基础，因而它们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何扩大生产，占领更大份额的国际竞争市场，这决定了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在于关注产业成长后期阶段的生产和销售；然而，对于基础研究和技术创能力薄弱、技术转化机制不健全以及产业和贸易结构低端的发展中国家来讲，许多产业（尤其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尚不具备前期成长阶段的基础准备，如果就照搬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思路（利润转移理论），用于为产业后期阶段的扩大生产、增加出口提供策略支撑，这种舍本求末的做法将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缺乏适用性，也不会起到良好的效果。一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所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是改善产业和贸易结构的根本，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循此思路来展开研究，探讨如何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贸易结构升级提供帮助，这与发达国家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很大不同。

二、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与发达国家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相比，发展中国家基于比较优势升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表现出以下不同特点：

1. 实施目的不同。

如已经论述的，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处于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着不同的实施目的。这一点不同是基础性的，由此决定了以下的其他不同点。考虑到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不同实施目的，国内学者基于利润转移视角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适用与否的争论都是不相关的，赞同亦或反对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旦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思想与我国的产业的成长阶段和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基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比较优势升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在我国有很好的适用领域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2. 实施手段不同。

发达国家传统的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其常用手段直接以贸易政策的形式出现，如进口关税和配额、出口补贴和信贷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基于技术创新、产业培育、贸易结构升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其手段可能间接地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存在，如基础研究组织模式选择、研发补贴、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国际研发合作安排、产业集中度选择、率先注册国际技术产业标准等。

3. 结果不同。

发达国家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往往表现出国际对抗性，是通过以邻为壑的方式获取利益，所以常常以“囚徒困境”结局；发展中国家基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从外部经济理论出发，考虑到技术创新的知识溢出效应，对博弈双方是互惠的，不会导致“囚徒困境”的局面，故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可以用来抓住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机遇，为本国的技术学习、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4. 政策制定的策略原则不同。

完全竞争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是占优策略，而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贸易保护是占优策略，这两种政策制定的策略原则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机械性，也与现实中各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原则不符。所以，发展中国家基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约束条件做出更加灵活的安排，既可以是贸易保护，也可以是自由贸易，以吸收上述两种策略原则的优点。要善于竞争，更要学会合作，这才是策略博弈的艺术所在。比如，当某种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国外技术是以产品贸易渠道进行扩散时，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增加该产品的进口，以加快技术学习的步伐。

三、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虽然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国情和所处产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上述诸多差异，但其研究思想——贸易政策国际互动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进行博弈分析——与肇始于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仍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历史实践中还是可以得出一些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的一般原则。

1.日本和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验

日本是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并取得了辉煌战果的典型代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限制进口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使其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和通信电器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占领了美国等传统出口国的市场。日本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循序渐进式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路径。首先，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来看，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等到这些产业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以后，逐渐减少对其保护，然后将保护中心转移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来。这一方面反映了保护的暂时性，也保证了保护的渐进性，使得产业升级能够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帮助下按经济规律有序进行。其次，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手段上来看，表现出从“硬扶持”向“软扶持”转变的特征。先是对保护产业给予补贴、退税、低息贷款等资本支持，随后则转向提业发展指导、信息服务、组织联合研究上来。这一方面符合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保护需要，也顺应了WTO的规制，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为国内企业提供保护的同时，强化国内竞争。贸易保护带来的温室环境，容易使国内企业丧失不断进取的动力，所以如何在保护的同时强化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而日本政府在这一点上则做到了良好的平衡。

在日本的强力竞争下，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具有战略性贸易政策色彩的保护手段。包括对传统和新兴市场采取不同的出口战略，在公平自由贸易的名义下提出了一系列反倾销、反补贴条款。此外，美国一直对军事技术采取政府采购举措。美国还于1984年通过了《国家合作研究法案》 ，放松了关于合作研发的反托拉斯管制，使美国研发领域的合作有了显著增加，对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有着不同的国情，它有着完善的金融市场、世界第一的基础研究能力和顺畅的将科学进行商业应用的渠道。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在这些方面差距都很大，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必定有着不同于美国的研究内容。

2.法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教训

与日本和美国相比，法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则带来了较多的教训。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全，企业厌恶风险，技术相对落后，再加上法国政府追求安全、荣誉等非经济指标，法国的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采取的是政府直接介入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式，实行了产业国有化、指导性五年计划、将最强的几家企业合并成“部级冠军”、非关税壁垒和政府采购等举措。但总的看来法国的战略性贸易（产业）政策在提高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方面并不成功，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没有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是采用一步到位的策略。这违背了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的规律，难以成功。

（2）在为国内企业提供保护的同时，没有强化国内竞争。通过将最强的几家企业合并成“部级冠军”后，便没有能够与之竞争的市场力量，从而缺乏前进的动力，最终危及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3）法国政府对产业的扶持和保护没有注意到仍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指导作用。法国政府将国家的安全、荣誉等纳入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对市场需求的研究则考虑过少；采取一项政策时，没有邀请关注市场状况的私人专家进行协商，导致政策与市场相悖而不是对其进行补充。

3.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综上，通过对日本、美国和法国实行战略性贸易或产业政策的经验教训进行回顾，可以发现，战略性贸易或产业政策要取得成功需要遵循几点一般原则：

（1）战略性贸易或产业政策只是对市场作用的适当补充，不能影响市场基础配置作用的发挥。这就要求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或产业政策时，要让官员、产业代表和学界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以使政府和市场发挥各自的应有职责，实现良好的配合。

（2）在为国内企业提供贸易保护的同时，一定要强化国内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否则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会由于国内企业的不思进取而成效低下。

（3）要根据产业发展各阶段的迫切任务和产业升级的客观规律制定合适的、循序渐进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做好保护的暂时性和连续性的动态匹配。此外，要根据同一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保护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以与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相适应；按照不同产业的不同发展特征，制定适宜的扶持措施，切忌一刀切。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面临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需要以创新为引擎驱动经济内生增长，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应该借鉴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则要考虑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和发展目标的差异，从而明确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目标、更加灵活地变更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手段和策略原则，从而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起到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贸易结构优化的作用。（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河南新型工业化发展动力与对策研究”（2012BJJ04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保罗. 克鲁格曼著. 海闻等译.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2]韩民春，曹玉平.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进展[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5.

[3]韩军.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二种不同取向——对“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的比较[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16（6）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9）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将面临严峻的形势，过渡期的许多承诺将兑现，不仅关税要进一步降低到10.4%，而且各种非关税措施要取消，加上从今年开始实行的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更是对出口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显得格外重要。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不能简单地以彩电论彩电，以乳罩论乳罩，散兵散打，而应具备一套战略和战术。2004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确定和战术部署。”

200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达到1263亿美元。其中中国从美国进口额达到338.6亿美元，增长24.3%；出口约924.7亿美元，增长32.2%，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接近600亿美元。不仅中美贸易规模在扩大，从贸易结构上也在发生变化。2003年，中国主要进口产品为机电音像设备、化工产品、光学、照相、医疗器材和设备、农产品和钢铁及其制品等；出口产品为机电产品、家具、玩具、服装、鞋类产品、钢铁和塑料制品等。

然而，中美贸易纠纷却从未停止过，中美双方你来我往，时而冲突升级，时而刻意缓解。2003年11月12日，中国经贸代表团表达了缓和贸易摩擦的愿望，在美达成67亿美元的采购合同，使得美国商家喜笑颜开，然而，11月18日，美国商务部却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乳罩、长袍、针织品三大类纺织品设立新的配额限制，把进口增加率限制为7.5%。11月21日美国通过决议，认为来自中国的可锻铸铁管件侵害了其国内相关行业的利益，决定征收反倾销税。24日又对中国彩电贸易倾销一案作出初步裁决，裁决认定中国部分彩电厂商向美国市场倾销其产品，对中国彩电倾销幅度的计算结果分别是:长虹45.87%、厦华31.70%、康佳27.94%、TCL31.35%；其他5家中国彩电企业将统一为40.84%。12月，中国在国内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一片不满之声中，又一次派出了大豆采购团。2004年1月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在美国以低于公平价格的售价倾销，作为原告的美国家具生产企业要求美政府对中国家具征收高达440%的反倾销关税。而就在这个保护主义大棒尚未落地时，1月13日，在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五月花”酒店，中国第三次献上了大礼，与多家美国高技术企业一气签下11笔、总额达23.2亿美元的信息产业设备采购合同。这次采购团成员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北大方正、联想集团等中国国内知名企业，美方卖主则包括摩托罗拉、朗讯科技、思科系统、英特尔、北电网络和爱立信等。

回顾2003年末以来的中国贸易行动，似乎美国以“保护主义”的攻为主，而中国在屡屡挨打后，仍坚韧地表现出“和为贵”的思路。但无论如何，中国在频繁打压下仍创出了良好的出口业绩。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将面临严峻的形势，过渡期的许多承诺将兑现，不仅关税要进一步降低到10.4%，而且各种非关税措施要取消，加上从今年开始实行的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更使对出口不利。纺织行业预测其2004年利润总额将下降20％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显得格外重要。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不能简单地以彩电论彩电，以乳罩论乳罩，散兵散打，而应具备一套战略和战术。2004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确定和战术部署。

战略把握：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的全面考量

处理中美贸易关系需要远见卓识的战略。这种战略从空间方位上来考察，不仅仅是当前的几件贸易纠纷，也不仅仅是点燃这几起纠纷的经济“火柴”，还要从社会心理、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上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要从政治上进行分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既要分析造成这些贸易纠纷的“政治惯性”，即政治体制运行模式，也要分析引起这些纠纷的“当前的”政治因素。这样看来，这种战略应该包括经济（国内产业状况、贸易状况等）、社会（民众社会心理、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政治（政治体制运行方式、政治焦点等）乃至外交（军事利益、全球定位等）等领域。

从经济上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可以看到这是由经济利益的驱动而挑起的，并且今后还会不断增加。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增加的主要原因可以包括：首先，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贸易政策长期以来是建立在“出口增长”理论基础上的，即在一个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国际贸易条件下，把扩大出口看作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目前布什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政策上逐步退缩并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02年的钢铁201措施，农业补贴和今年的中美彩电、纺织品纠纷都是这一系列措施中的典型代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不仅仅引起了中国的愤怒，也引起了欧盟、日本等国的强烈不满，保护主义成为布什政府的贸易政策符号。连格林斯潘也出面指出，目前贸易保护主义阴云日渐明显，它造成的代价将是使全球经济的灵活性受到侵蚀。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阻止保护主义的蔓延”。

其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直接原因归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美国，贸易逆差是个敏感话题，往往会衍生出国内许多的辩论。2002年美国全球贸易逆差达到4912亿美元，同比增长17.2%，其中对华贸易逆差831亿美元，同比增长18.1%,居各国之首。这--成为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对华发难的借口。

第三，美国国内产业调整过程中的阵痛不断以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来缓解。以纺织品行业为例，北卡罗莱那州在过去的三年里丧失了14.7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有3.75万名失业工人来自当地纺织厂。2002年，在伯林顿(Burlington)或附近地区至少有12家纺织厂倒闭。当地企业家表示，纺织业面临着1929年以来最残酷的环境，这一切是在最近3年内发生的。这种现象说明美国纺织品行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面对低工资国家的强大竞争压力。如何保护美国国内苟延残喘的这类行业，当然是贸易保护主义了。

从社会角度分析，美国人尤其是美国中部的产业工人缺乏对中国的真正了解，又简单地相信政府的舆论导向容易成为布什政府的突破点。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上的差距以及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怀疑论”，这些又使美国人容易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布什政府在大选前频频出手，利用媒体扩大声势实际上就是在误导公众，为其失败的国内经济政策寻找解释。美国人似乎很容易看到“事实”，中国人在美国谋生的越来越多，中国货在美国市场上越来越常见，于是，中国问题成为美国国会的焦点，也要公众的注意力成功地牵引到这个焦点上。2003年10月15日美国商务部纺织品工作组对国会的报告中谈到了加强美国纺织业的四点主要方法，其中两点是针对中国的，可见，中国成了美国纺织业能否发展的关键。10月15日的报告中，与中国无关的两点计划，其一是加强纺织品方面的多边和双边的贸易谈判，其二是在TFA谈判中加强原产地原则和海关合作的条款，特别提到了和越南的谈判要加入数量限制条款。这无疑是应付国会的措辞，或者说是中长期的方法。而涉及中国的两点对策却具有实质性，包括使用对中国纺织品的特殊保障条款，和打击纺织品走私。

许多人把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和当年的中日摩擦相比较，这种比较忽视了一个美国社会的基本认知，那就是日本是美国的盟友，而中国不是。美日关系的脆弱之处是可以解决的，美国国会和和行政部门会在感情上提出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政策或方案。而中美两国在有共同基础的问题上可以密切合作，但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不同和安全关系的复杂，有时候不利于贸易争端的解决。因此，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更能煽动民心，更具有政治价值。

从政治上分析，贸易政策的选择从来都离不开政治因素。美国在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进行不公平贸易的同时，却对其不合时宜地加强其出口管制政策，限制高技术流向中国，从而引发了今年中美在高科技领域内的贸易摩擦升级。实际上，出口管制政策最能体现美国贸易政策中的政治因素。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完全是美方根据其国家利益单方制定的。《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中的条款写道“凡是对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它道出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目的的实质，美国要在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至少30年的领先地位。

从当前美国国内政治角度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具有不可避免性。2003年11月份，中美贸易纠纷升级之时，我正在美国各地走访。这段时间，在美国媒体上见到最多的话题是2004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和后选人推出各种计划以争取选民。贸易政策是众多政策工具中最具有煽动性的，它容易使选民切身感到。2002年，布什政府为了确保中期选举，使用了201条款来保护钢铁，就意在争取钢铁工人的选票。而今年的保护主义措施，也处于同样的“政治惯性”，要为2004年的选举服务。虽然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成为布什竞选的作秀工具，但中美贸易摩擦并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关系的核心，中美在反恐、朝核等敏感政治问题上的合作决定了中美政治上的破裂不可能。

处理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把握，从时间方位来考察，当然重点是现实，要全面精确地认识现实，把握现实。对现实的把握强调要全面，不能根据一种现象，一点材料就下结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不能把纺织品设限孤立地、单独地去看，这样才不能误导战略决策。除注重现实外，还要研究历史。这个历史不是我们思维模式中的历史。而是与今天贸易纠纷有关的历史，看看在历史上类似纠纷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背景，又是怎样解决的。从中引出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未来趋势，是构成战略的时间方位上的重要方面。科学地预测未来趋势，不仅决定战略目标，也决定着战略手段和措施。

2002年，美国钢铁保护案件发生时，我就指出，该案发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顾美国近几年的贸易史，哪一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保护？只是具体措施不同罢了，可能是用反倾销，可能是保障措施，可能是201条款。如此把握钢铁问题，就在战略上解决了我们处理钢铁案件的顾虑，我们可以针锋相对地应付它，甚至动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今年，美国再次把中国放入违背知识产权“重点国家”的301黑名单中，而这也是历史的重演，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已经多次上了黑名单。但是，对当前战略的把握，要求我们在熟悉历史的同时，更能准确地估计现实，预测未来。比如说，WTO已经在不久前判定美国钢铁保护措施违背WTO规则，那么，美国是否会执行判决？欧洲已经威胁动用报复措施，中国是否要准备启动报复机制？再如，美国在公众舆论中加强对制造业的强调的同时，不声不响地把中国放入2003年知识产权表现最差的两个国家之一，其下一个战略重点是什么？我们应有能力去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并确立自己的战略重点。

综上所述，中美此次贸易摩擦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我们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把握应有一分为二的认识，准确把握摩擦可能扩大的限度。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以及中国的迅速发展，这些就是决定两国经贸关系状况的基本因素。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差距造成了两国在经济上有较大的互补性，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可以为美国提供广大的市场。同时，中国的发展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美国在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以及禁止贩毒和环保等方面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两国经贸关系会继续稳定发展。

中国总理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总结了中美交往50多年历史的三点经验：第一，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第二，中美两国有着合作的基础和共同的利益;第三，中美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亚太地区，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博鏊论坛中曾说，在1999年两国达成中国入世协议和其后一年关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辩论之后，到2000年，两国政府事实上已达成一个新的、相当稳定的共识。这一共识是三个因素的总和:对两国关系一旦发生根本性问题将产生的后果，两国政府有清醒的认识;对双边贸易及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成功，两国有强烈的共同利益；在亚洲金融危机、朝核问题、中亚问题等一系列地区性问题上，两国有共同的立场。在这样的共识下，两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带来了美中关系15年来的第一个持久的平静阶段。

但是，中美贸易稳定发展的同时，贸易摩擦会增加，两者对美国都需要。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将在不至于导致双边关系破裂的限度内发生，这是因为在战略上美国需要中国。就中国而言，慎重地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是我国的长期战略。那么，我们长期战略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在巧妙地处理和美国贸易纠纷中，保障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服务，为中国企业和百姓服务。

战术部署：需具有预测性防御能力

处理中美贸易摩擦需要炉火纯青的战术。所谓炉火纯青，是指熟悉程度。首先，这种战术是服从和服务于战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所采取的每一步，即采取每一个战术步骤，都服从和服务于中美关系的总战略，不能离开，更不能损害总的战略部署。其次，这种战术应该是机动灵活的，不能总是被动地被美方牵着鼻子走，而应该未雨绸缪，主动出击。即使纠纷首先是由美方挑起，我们也要利用这一机会，把自己变得主动而置对方不利被动的地位，千万不能应付了事。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有深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战术选择上也要通盘考虑。贸易纠纷是表层的，最容易直接表现出来的，但战术不应是表层的，应是顾及全局的，具有预测性防御能力的，也应该是应用起来得心应手、对症下药的。

第一，政治运作。67亿美元的巨型采购是中国主动缓和矛盾的做法，但并没有阻挡美国实施保护主义的决定，为什么？停止第二批采购计划过于针锋相对，却也是实实在在地起到了警示作用，但这一战术成熟吗？郎咸平曾感慨道“中国在采购美国农产品以及其它产品时不能像现在一样无目的地的乱买。我们必须聘请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公关公司帮我们策划如何利用对美采购取得美国参众议员的支持，而他们才是美国决策的主体。美国商务部长只是执行单位，在美国政界起不了太大作用。”我读这段话的时候，十分感慨郎教授对美国政治运行体系的熟悉，同意他的看法。解决贸易争端，实际上不光牵扯经济问题，忽视政治和社会运作的战术选择只能造成经济上的浪费。在战略部分，我分析了贸易政策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战术上，就要求我们熟悉美国的“政治惯性”，熟悉操作渠道。在美国，政府是行政执行机构，而政策出台更多地操纵在议员、产业（协会）手里，郎教授建议中国政府采购计划要找美国公关公司策划，意在指出，我们在战术运用上要找对门路，了解政策出台的运作途径，直接运作议员，别费力不讨好。

任何政治运作离不开制造声势。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出台不是有媒体牵引吗？我们也可以。美国《华尔街日报》19日刊发的《胸衣大战》一文指出：“我们必须以毁坏自由贸易来挽救自由贸易，或者挽救别的什么东西。”文章认为，由于美国已经没有生产胸衣的工厂，因此限制中国胸衣进口以保护美国就业的说法就令人感到“特别奇怪”。这种有利于我们的呼声要尽量运用。中国要宣传我们不是美国经济停滞的替罪羊。我们要告诉美国的普通百姓，中国庞大的市场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商机，美国消费者对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亦有庞大的需求。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指出，目前75％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处于盈利状态;在去年出口总额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对华出口却增长了14．4％，这就是说，对华贸易增加了美国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中国还可以考虑增加从美国进口，把中国大量进口需求的信息疏通给美国商界，以提高其公司向中国出口的信心--长远来看，这恐怕比派出巨型采购团更有效；调动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做其政府工作，利于在美国国内拓宽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第二，通盘运筹。中美贸易纠纷会在不影响长期关系的情况下频频爆发，这一认识是我们通盘考虑战术选择的基础。2003年的中美贸易纠纷，美国采用散打战术，分别对彩电、纺织品、家具和人民币汇率发难。散打有利于美国在国内加强制造舆论的频率和强度，能鼓惑民心，为竞选服务。散打战术也容易使中国措手不及，乱了方寸。我们在应对的时候要有通盘的计划，把这一系列问题互动起来，放在一揽子的框架中去和美国谈判。首先各种议题是可以挂钩的，我们要采购你的飞机，你就应该在彩电上手下留情；其次，政治、外交和经济要挂钩，在美国扩大对华贸易制裁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中美两国在外交、军事、反恐和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谈判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深入,我们甚至看到政治关系步入“蜜月”与经贸关系争吵加剧同时并存的现象，其实，我们更应该利用政治上的“蜜月”来促进中美贸易关系。

第三，主动出击。我们在处理这些散打案件同时，也应估计未来纠纷可能爆发的领域，积极去避免纠纷，或利用未来矛盾解决现实问题。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美国最垂延的中国市场是农产品市场。美国副贸易代表Josette Shiner在前不久访问中国的时候，强调了农产品贸易问题，表示了对中国分配农产品配额，使用卫生与检疫措施，禁止某些谷物进口等措施的不满。实际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领域冲突也可能会在近期爆发。2003年10月31日，美国音像产业协会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美国政府不惜动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未来贸易争端可能发生在农业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领域这一点不难得出结论。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可以保护？出来告中国彩电倾销的原告都是那么勉强凑出来的。最近的制造业保护案件最大目的是为政治目的服务。但是，贸易纠纷本身不可避免地更具有经济实质，因此，在农产品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领域爆发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如何主动出击保护农业和知识产权，是我们战术上应考虑的下一个出手点。

第四，争取余地。中国应从长远的战略目标考虑，在处理当前争端中，充分争取战术上运作的余地。例如，中国应切实履行入世承诺，这样既可不授人以柄，又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再如，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还应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共识，联合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为中美双边贸易的运行制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贸易摩擦实际上是战略战术的较量

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两国在战略和战术上的较量，单纯地把贸易纠纷看作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较量，在实践上会导致无所作为。单纯地把贸易纠纷解决寄希望贸易规则，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而没有认识这种“公正”规则往往是由发达国家操纵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最终解决要看谁的战略和战术更高明。

中美贸易战论文篇（10）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少外贸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这不仅影响到中国正常的外贸及就业,甚至还严重影响到国家总体经济的安全运行。有许多学者建议中国要借鉴美国经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推动出口的增长,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然而,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如何?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调整贸易政策有哪些启示?本文通过分析已经实施了16年的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探讨中国如何学习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旨在改善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困境。

一、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凭借出口补贴促进出口、关税限制进口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部门,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从而在这样的贸易干预中把利润从外国转移到本国企业使本国获利的一种“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克林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体现在“管理国际贸易的理论”上,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扩大出口是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不断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贸易政策和战略

1993年9月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以推动美国经济从内需主导型向外需主导型的转变。为美国企业扩展国际市场,加强其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采取的措施包括开发“新兴大市场”,减少政府对技术领先产业的出口管制,提供贸易融资,提供贸易咨询等,将出口的重点集中于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信息、生物工程及服务业等产业。

(二)积极开发和应用高新科技,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定“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和“全球信息基础计划”,以保持美国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1997年2月,克林顿政府又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进一步把信息产业作为垄断世界市场的根本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企业经营方式,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了其综合国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积极利用政府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为其扩展国际市场

克林顿贸易政策重点是减少其贸易伙伴的关税壁垒,为本国的商品和劳务出口打开市场。其充分利用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边贸易体制。克林顿政府所强调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从长期看比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是更好的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的途径。”同时,其政府通过自身控制的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迫使一些国家开放市场,强调“美国将继续向外的国际主义政策承担义务,而国际主义政策也要求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保持自己的市场继续开放。”

二、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

1993年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来,美国虽然推动了其外贸的发展,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快速增长并增加了就业,扭转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在美、欧、日三极力量对比中的地位,提升其经济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本国净福利损失,恶化了贸易条件。

(一)贸易出口总量不断增长,世界市场的占有率逐年下降

在过去两个政府的16年里,美国国际贸易取得了快速增长。1993-2000年克林顿政府期间贸易出口额由6428.63亿美元大幅度增加至10705.97亿美元,增幅高达66.5%,随后放缓,然后大幅增长到2008年的18357.85亿美元。美国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9.7%上升到1997年的11.3%,随后下降至2003年的9.3%,又逐年回升,2008年已达12.8%。与世界出口相比,其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1993年13.5%下降至2008年8.8%。1994-2008年美国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4%,与全球年平均10.6%的出口额增长率相差3.2个百分点。

(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商品贸易逆差日益扩大

两届政府都大力出台了各项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出口战略》主要针对战略性产业,提出一系列扶持政策。布什政府延续前政府的措施,并强调要进行技术革新,强调新环保能源开发。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美国取得迅猛发展,美国在电信、半导体、汽车等高科技领域恢复了劳动生产率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所谓“新经济”神话。美国总统办公厅科技政策办公室公布了第3个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报告表明,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为高科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同时,新技术的开发与技术竞争地位的改善,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技术贸易大国。1993年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产值为4871亿美元,到2000年已突破10000亿美元,随后回落,到2007年再度突破10000亿美元。总产值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7.3%,提高到2000年的10.2%,截至2007年的7.9%,年平均水平为8.4%。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美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其他相关产业辐射并扩散技术和管理诀窍,带动了各相关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协调发展,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的增长。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商品与服务贸易也快速增长,服务贸易额基本维持,近两年增幅较大;商品贸易逆差逐年扩大,虽然前期基本保持,但2000年开始逆差较大。因此,贸易总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国际贸易的长期逆差,主要是商品贸易的逆差,1993年的贸易赤字为703.11亿美元,后逐年递增,2006年贸易赤字为7532.83亿美元,近两年赤字有所回落。

(三)经济持续增长,经常项目赤字逐年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重新获得了在未来工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的强力推动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1993-2008年,美国GDP增长了55.4%,年均增长2.97%,大幅超过主流经济学家公认的2%的年增长速度。克林顿政府时期,增长了30.3%,年均增长3.71%,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的3.40%;布什政府时期,增长了18.34%,年均增长2.23%,但是比世界同期低了1.73个百分点。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发达国家和日本(见表1)。

随着GDP的增长率的提高或放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见图1),赤字占GDP的比值走势与经常项目走势相似。1993-2008年,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3%上升到4.7%,年平均比重为3.6%。

(四)就业市场状况良好,净福利损失严重

《国家出口战略》提出了一条公式:出口=就业。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00年出口部门将支撑近1600万个就业机会,其就业回报率将比平均水平高出30%。截至2007年,美国总体就业人数为14605万人,新增就业人数为2579万人。1993-2007年,平均每年新增183.7万个就业岗位。2000年,失业率冲破普遍认可的6%的正常界限,回落到4%以下。

波特国际竞争优势都包含了共同点:重视一国(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和长期盈利能力;竞争力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和实际国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美国支付昂贵的费用,通过对某行业的补贴使一些人受益,是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再分配,它是以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为代价的,而且深受其害的是使用其产品的国内消费者,当消费者福利的损失超过生产者利益的增进,国家净福利恶化。例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进行系统研究,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测算出1991年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给本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达15.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0.03%。伽拉维(Gallaway,Blonigen&Flynn,1999)等运用相同方法再次考察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总体福利效应,发现1993年名义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达2.09亿美元,但考虑到许多出口商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成功地在行政复审中降低了倾销幅度,减少缴纳反倾销税,从而将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转化为出口企业的收入,反倾销反补贴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在20-40亿美元。通过分析表明,反倾销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政策措施,一个合理的解释即特定利益集团的作用。

(五)恶化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促进国内的出口,还深及诸多贸易伙伴的进口。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低,比如技术壁垒的冲击。一方面,设置许多进口手续,并产生相关费用,导致贸易伙伴进口美国成本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经营效益降低,使企业贸易收益降低,贸易条件恶化。例如,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中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但在配额时代结束的第一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纺织品自由贸易释放的市场空间,却仍要受主动配额的约束。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向增强,破坏贸易自由化秩序。例如,战略性贸易政策大量使用R&D补贴、信贷优惠、税收减免、生产补贴以及低价外销或进行外汇倾销等政策工具,势必引起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应,并加强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这将把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向更高的水平,加剧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恶化国际贸易环境。比如,近年来欧盟诉美国《外销公司法》案,就是美国贸易伙伴对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应。

三、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取得经济增长及就业增加等成就,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当时美国处于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信息完备,政府能高效地进行独立决策,经济实力雄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干预。科技虽然稍微落后于欧洲,但相对于世界水平仍然是处于发达地位。它保护的行业具有规模经济,而且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这些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可能具有的。然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有资本和技术丰富的比较优势。目前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如果再运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制定贸易政策,将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地位。因此,中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改善贸易现状时应韬光养晦,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遵守WTO规则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不恰当实施会遭到贸易伙伴国的报复,加剧贸易摩擦,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不友好。根据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如果有两个国家对相同的战略性产业实行对等的扶植政策,必然会引发过度竞争,导致“囚徒困境”的出现,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推行。所以,中国应在WTO的原则框架内,在不断开放市场的同时,加强外交与谈判,促使他国取消对华不平等待遇,减少贸易摩擦,开放市场,放开对华出口限制。建全外贸预警机制,及时预料别国贸易政策的变化,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努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全球化进程。

(二)优化产业结构

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尽快扭转中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动力,鼓励企业多出口高技术含量的和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培育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实现更多的规模经济,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处于有利的位置,利用国际贸易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提倡环保,节约能源。提供财力支持科研项目,开发新产品,促进出口,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三)优化外贸环境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政府必须提高决策效率,提倡科学公平决策,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政府应与各行业协会紧密结合,建立行业信息网络,及时搜集和国内外同类行业信息,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提高政府对出口的服务职能,简化现有的出口手续。联合各大银行,对企业出口提供融资支持。

(四)灵活运用政策

金融危机下,中国产品和企业面临“走出去”的严重困难。产品不能销售就转内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利润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因此,要灵活运用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合理保护国内产业,制止外国企业在中国的不合理行为。继续运用出口退税等关税措施鼓励企业和支持产品走出去。

(五)发展服务贸易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对促进一国国内服务产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有着重大作用。中国目前服务贸易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已经凸显。政府应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把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产业设为战略贸易产业,给予保护政策和资金支持。优先发展国内的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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