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

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文化活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实践都有着几乎和语言一样悠久的历史。古代不同部落、民族在交往和发生冲突时,都少不了翻译。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会产生理论,翻译理论也不例外。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顾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史,特别是回顾构成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上述主要发展路线,我们不难发现: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再到现代,虽然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发展高峰,但就整体而言,自20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则可视为迄今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二、西方翻译理论思想派别分类

谭载喜曾说道,如果从思想流派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现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也许更能反映出新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清晰可见的路线串联起来的。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另一条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西方的翻译理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两种倾向,在后来还出现了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争。本文意在抓住此两条理论线,也即两派翻译论点进行比较分析。

三、文艺学派译论与语言学派译论述与分析

1.两派人物代表及其理论主张

文艺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一直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代表有古罗马西塞罗、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和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在苏联国家,文艺学派翻译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楚科夫·斯基、卡什金、索伯列夫、加切奇拉泽等。楚科夫·斯基在其《崇高的艺术》一书中,用大量的翻译例子论证了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由此说明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一种形式,属于美学的范畴。

在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 成为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语言学派的出现早在古罗马后期奥古斯丁等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始,一直延伸到20及21世纪形形色色的现代语言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主要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从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奈达、卡特福特、纽马克、莱思、诺德、贝克、海蒂姆和梅森等。

2.两派翻译理论对比分析

(一)宗旨不同

文艺学派重在主观的创造性,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以接受美学为取向, 认为翻译语言是艺术创造的产物。如古罗马西塞罗提出的翻译应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和力量的观点,十八世纪泰特勒打出翻译是艺术的旗号。他们认为虽然文学作品是语言的产物,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对创作来说技术只起从属作用,是手段,不是目的。翻译的实质是,在译文中再现原作内容与形式统一体中所反映出的艺术真实,它属于美学范畴。翻译作品应尽可能多的展现其艺术效果和艺术魅力。然而,语言学派崇尚翻译是一门科学,意在寻找到翻译的客观规律。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 力主翻译的语言科学性质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是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雅柯布逊。

(二)标准不同

文艺学派认为,文学翻译语言上对应和艺术上对应的区别,取决于译者是追求译文与原文词句的形式对应,还是寻求二者的艺术对应。文学翻译对比的是译作与原作的整个形象体系。卡什金强调,语言是“表达一切文学的基本手段”,但是“文学翻译的基本任务,并不在于复制原文的语言,包括语言结构要素,而在于考虑到语言系统的不同,艺术地再现原文中的形象”。语言学派认为,“等值翻译”(或称“等同翻译”、“等效翻译”)首先语言上要对应,即译文与原文的相应语言或话语单位应具有相同的意义。费多罗夫给翻译的等值定义为:“从思想内容到修辞功能与原作完全一致”。巴尔胡达·罗夫认为是“在保持内容不变(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

(三)方法论不同

文艺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特点是用形象译形象,即用不同语言塑造同一形象。翻译改变的是语言,而不是艺术形式,艺术形式是通过新的语言手段来实现的。以形象译形象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译文语言能够达到与原文的艺术等值。语言学派认为,要达到译文与原文等值,就要通过再现原文的形式特点,或创造这些特点的功能对应物来传达原文特有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就需要使用一些在形式上往往与原文的成分不同,但在整体上却能完成类似表现功能的语言手段。因此,语言学派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翻译方法如:“层次翻译法”、“语义传达法”、“功能等值法”。

(四)翻译主体要求不同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59-02

前言

摘要，作为一种学术体裁，其主要功能是迅速而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摘要以其内容的客观性和信息传递的精确性而著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科学探索的不确定性，摘要无法真正做到“准确”和“客观”，因此，一些模糊限制语便出现在摘要语篇之中。模糊限制语是指“有意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生成语义学家拉科夫于1972年在他的论文《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由于人们一贯关注学术语篇的准确客观性，因此忽视了学术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修辞作用，而对于摘要中模糊修辞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为了深入理解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人际功能和语言特色，本文将通过对中外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研究，总结出模糊限制语在摘要语篇中的分布状况、语用功能和文体风格，以及中外学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方面的异同和原因。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摘要语篇中的模糊修辞，增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为更好地开展ESP教学研究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Swales学派的IMRD结构作为分析语料中摘要宏观结构的参照，即学术论文摘要的宏观结构分为引言、方法、结果和讨论四个语步。对于模糊限制语的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由Varttala划分的以下五类词汇形式的模糊限制语：认知情态动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以及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

二、结果与讨论

（一）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各语步中的使用分析

从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各语步中的使用频率来看，讨论语步模糊限制语的出现频率最高，其次是引言和结果语步，而方法语步中模糊限制语的密度最小。这主要是由于摘要各语步不同的交际目的造成的。从功能上看，引言部分主要是引出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一语步中，作者通过评述该学科内前人研究的成败作为切入点，阐述其论文研究的目的、动机以及核心内容。在评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时，作者除了使用一些像“few”、“little”等属性模糊限制语来暗示读者以往研究的空缺外，还使用了一些像“neglect”、“violate”和“inadequate”、

“outdated”等具有负面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和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来谨慎地指出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这些模糊限制语的大量使用不仅间接地表达了该领域仍需大量的科学研究，还暗示读者本项研究潜在的价值和意义。

方法语步是论文摘要中最客观的部分，是对研究所用到的实验、数据、方法、程序进行精确描述，为下文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提供依据，并不涉及对实验结果的推论。因此，模糊限制语在这一语步中的出现频率最低。

结果语步的作用是展示研究结果，要求作者对其研究结果作真实、准确的描述，因而拒绝大量模糊限制语的存在，只是使用少量像“re-examine”、“re-observe”等带有前缀“re-”的表示反复意义的行为动词和像“show”、“reveal”等表示客观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来表明研究结果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过无数次实验，在对客观事实反复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显示了新的科研成果的可信性和客观性。

讨论语步是学术论文摘要中最具有主观性的部分，是作者在完善和拓展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论断。在这一语步中，作者大量使用一些像“interpret”、“argue”、“suggest”等表示诠释和推论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来阐释和捍卫其研究结果，力图说服读者和其他学术同行接受其新观点。与此同时，作者还大量使用一些像“perhaps”、“probably”、“possibly”等表示可能性的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谨慎地表达自己新的学术观点。这类模糊限制语的大量使用不仅可以帮助作者以更精确的方式表达其尚未被确立的科学论断，而且可以帮助作者在日后新论断证明有错，遭遇反对时避免承担个人责任。此外，一些像“implication”、“application”等“显性”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是讨论语步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此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可以帮助作者明确地表达其科研成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实用价值，从而使读者和其他学术同行意识到本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其对于该学科的贡献。

（二）中西方学者在其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对比分析

经过对中外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分析与统计，笔者发现西方学者在其撰写的英文摘要中所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明显多于中国学者。这表明西方学者善于使用模糊修辞来帮助其精确、严谨地表达学术观点，而中国学者则不太习惯使用这一语言策略。从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的使用频率来看，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副词和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而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最低。此外，我们发现西方摘要作者对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要高于中国作者，他们使用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形式多样，不仅包括像“prove”、“demonstrate”、“report”等行为动词，像“assume”、“think”、“believe”等推论动词，还包括像“appear”、“seem”等感官动词。相比之下，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在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的形式比较单一，只涉及像“show”、“suggest”、“propose”等这一类行为动词，而像“believe”、“seem”等推论动词和感官动词却没有出现。

从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副词、认知形容词和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来看，西方学者对这几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均高于中国学者。不仅如此，我们发现西方摘要作者大量使用了一些像“novel”、“innovative”、“new”等具有肯定意义的态度型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来强调其科研成果的新颖性和独创性。而这类模糊限制语在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却不曾出现。此外，在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这几类模糊限制语的语言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像“rarely”、“slightly”等降低语气的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像“meaningful”、“good”等情态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也有像“hypothesis”、“assumption”等推论型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外学者撰写的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分析，发现摘要各语步不同的交际目的造成了模糊限制语在摘要各语步中不同的出现频率、语用功能和修辞风格。不仅如此，中外学者在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动词、认知副词、认知形容词以及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体现着其特有的人际功能，既帮助作者准确客观地反映其科研成果，又使其表达了谦虚、礼貌的态度，营造出与读者以及其他学术同行对话的空间。期望本文能丰富ESP教学研究，为学术英语写作和跨文化学术交流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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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语言学论文篇（3）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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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语言学论文篇（4）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5）

关键词：

对比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关联性

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最早出现了对比语言学概念。所谓对比语言学，指的是通过对二种或二种以上语言进行对比研究，一般采用语音，词汇，语法，语意，语用这几个方面对比，从来达到提高教学水平和解决翻译问题的目的。第二语言习得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描述二语习得过程和解释二语习得特征为重要目的。也是语言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背景下，我们越来越重视对两者的研究。两者存在的主要联系包括：首先，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都可以归类于现代语言学范围，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用，文化层面；而后，研究的过程也和母语，目的语，教育学这几门学科有关联。通过对比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依据

（一）中介语对比分析中介语包括语音，语法等层面，作为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语言系统，中介语和目标语以及母语都存在不同。它是一种动态，介于目标语与母语之间的语言系统。由Granger（1998a）提出。目的在于对比本族语学习者和非本族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

（二）语言迁移目前，关于语言迁移的研究很多，但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其进行阐述。我们把目的语和其他可能习得或尚未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引起的影响称为语言迁移。它是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中心课题。语言迁移分为正负迁移。具体来说，正迁移是指母语的语言规则和目的语是一致的。这样的迁移对目标语有正面影响。负迁移是指母语的语言规则和目的语不一致。这样的迁移对外语的学习则产生消极的影响。作为近年来渐渐萌芽的一个新的二语习得视角，概念迁移也是语言迁移的一种，语言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被描述为语言对思维的假设影响。影响母语和第二外语的理解和生成。也可以认为是第二语言情况下的语言相对性。是结构层面和语言表象的迁移。

（三）生成学习生成学习理论是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出发，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维特罗克提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人类学习的实质，学习生成过程的一般模式，学习过程中的个体差异这几个方面来理解它的理论含义。生成学习告诉我们，人类对事物的感知，是通过与业有的知识经验联系的，不是单纯的信息输入过程。我们在看待某样事物时，一般大脑中已存在的知识经验会通过已经构建的模式对人产生反射，来对各种信息做出判断和理解。同时，不同的年龄，性别，对知识经验积累的程度差异，使得学习者对语言的获得程度不一致。

二、对比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关联性

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的发展，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作为重要的语言领域学科飞速向前。在科学研究和实际的教学翻译层面，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对比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语用，并涵盖了社会，文化，历史，教育等方面。二语习得一样存在相交性和相似面。这两者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一定存在互用以及重叠。例如，以中介语对比分析理论为例子。词汇习得研究因素包括词汇的产生，构成，意义，用法，文化背景等。对比语言学对母语和外语差异进行研究，中介语对比分析则是通过母语和外语的中间过渡的语言系统来解决二语习得的问题。为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学习构建了支撑。其次，作为新兴的语言学发展学科，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存在着不成熟和不完善的问题。它们的理论成果是依附于其他学科的理论而产生的。再次，在研究目的上，两者具有一致性。通过对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研究探讨，目的在于解决现实的语言教学问题，翻译应用问题。语言是交际的载体，只有在良好运用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语言的沟通交流作用，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二语习得研究和其它学科合作的领域得到扩大，对其他学科有价值的借鉴吸收，纳入体系。理论研究必将有所突破、创新和发展。同时，二语习得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不仅对教育改革指导启示，对人类在语言普遍性规则、认知发展、语言发展、生理发展、社会语言问题及文化普遍性等问题正在产生积极影响。究方法最根本的方法是在高校加强现有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研究问题逐渐深入发展。中国的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已经逐步融合到国际性研究当中，不仅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上进一步和国际接轨，而且在整体上接近国际研究水平，与全球范围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潮流同步，并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在许多重要研究课题上站到本学科的前沿。

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作为现代语言学两个新兴的学科分支，其理论和应用在几十年的研究探索中不断得到检验，修正，补充和丰富。有力推动了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发展。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一定关联。本文是采用文献和比较法，在描述两者的概念意义基础上，总结出两者的关联性：在概念上具有相交性，不仅共同对语音，词义，词汇，语法，语用进行研究，而且对社会，文化，教育，心理非语言领域也进行研究；在理论发展历史上具有相似性，都属于新兴的学科，依附其他的学科理论基础而产生。研究目的具有一致性。研究目的在于解决具体的语言教学，翻译，以及语言研究上的种种问题。帮助人们沟通和交流，增加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本文希望能引起语言工作者的重视，采用关联性教育方法教授语言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和记忆。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得认识到存在的不足，继续努力为中国的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局面。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6）

当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母语语言能力培养和母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对于中文院系发展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中文专业是基础专业，普遍分布于各类大专院校，而各类学校对中文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在师范类院校中，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目的比较纯粹，一般是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综合性大学文学院中文学科人才培养更为多元化，就业去向不一，课程体系设置需适应由此带来的复杂性。目前中文教育和人才培养面临一些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一是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社会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期望逐步上升，但在校大学生实践经验欠缺，应用能力低下，成为目前整个高校毕业生就业体系的矛盾焦点之一。随着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文学科发展迅速，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诸多交叉学科，各校也纷纷开办了新的专业如汉语国际教育等。二是中文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如中文院系各专业特色如何进一步凝练，如何克服新兴专业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瓶颈等。三是中文专业教育与整个大学教育的协调发展。目前不少综合性学校纷纷筹建本科生院，大力推行新的培养方案修订，拓展通识教育，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权利和机会，力争向国际化规范化靠拢。如何协调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培养高素质、宽口径的中文人才，成为大学中文教育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中文教育中，汉语言文字类选修课体系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中文类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目前已有不少文章探讨国内课程体系建设，如计算机类、人文地理类等等。包括理论探讨和实践教学讨论，还有中外大学课程教学评估差异等，这些思考给我们很大启发。但是对于新形势下语言文字类选修课程体系建设一直鲜有探讨。特别是教育部把对外汉语专业更名以来，新兴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更是引人关注。因此，我们选取新形势下综合性大学文学院语言类课程体系建设作为研究课题，此课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先进性。

一、国外知名大学语言类课程概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课题组对美、英、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地十余所高等学校语言类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考察（所调查课程是该国语言学系所开设的母语语言及普通语言学课程，一般不涉及外语课程）。

美国是当代语言学的学术重镇之一，学术理论更新快，影响广泛，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风靡一时。故而美国大学语言学专业课程多而新，既有基础课程，也有前沿课程，既有本体研究课程，也有应用实践课程。不过各学校由于语言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兴趣不同，课程的设置也带有本学校的特点。我们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等几所学校为例来加以说明。麻省理工学院语言与哲学学院语言学课程有：语言学概论、语言及其体系Ⅰ：语音、语言及其体系Ⅱ：语法、语言及其体系Ⅲ语义和语用、语言习得、语言心理学实验室、双语语言研究、异态语言、克里奥尔语和加勒比特性、语言学实地调查法、语言分析的高级主题、黑人问题黑人研究概论、语言与科技、语言变异与变化、语音学、语言研究讨论会、语言学自主研究、语言学专题。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所开设的课程有：英语语言文学、非洲语言和文化概论、语言和文化、拉丁美洲的语言和身份政治学、诺姆・乔姆斯基和语言学、语言和史前史、语言的科学：概论、句子结构、语言的声音、语义、历史语言学概论、句法理论（1）、音位理论（1）、语义理论（1）、历史比较语言学、日语的历史和史前史、南岛民族语言学问题、语言、结构和认知、指导阅读和研究、古代末期拉丁字母、语言心理学。此外，哈佛大学开设了大量的外语训练课程，如希伯来语、韩语、尼泊尔语、巴利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反映出该校对实际语言能力的重视，而普通语言学学者最好的学术训练之一是实际掌握多门语言并学会语言调查和比较。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开设的课程除了多门理论语言学的课程外，还包括很多应用语言学方向的课程，如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等，涉猎十分广泛。如：语言学概论、语法的魅力、你的口音是什么？（声学语音学调查）、实验语音学、阿拉伯语言与文化、双语生活、语言，方言，说话者、性取向话语：语言和性的社会建构、漫画的语言、非裔美国黑人英语、白话英语和阅读、翻译、英语口语教学、语音学、言语感知概论、语音学和音韵学概论、音韵学研讨会、形态学、语法概论、跨语言语法、词汇功能语法概论、语义学和Z用学概论、词汇语义学、逻辑实验室、话语结构：理论与应用、语言习得（1）、语言与手势、传统语言、手语、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概论、社会语言、社会语言学和洋泾浜克里奥尔语研究、语言，权力和政治、语言接触、嘻哈――青年认同和语言政治、语言与性别、社会语音学、语言流变概论、语言成就历史、英语史、世界语、伊比利亚语言：结构，变异和语境、俄语的结构体系、从语言到信息、语法工程、语法的计算理论、自然语言处理的编程和算法、数字时代的书写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语言学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本科生研究讨论会、本科生研究概况、荣誉研究、自主学习。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的课程设置也很有特点，如分内外，内有语言学课程，还有的相关课程。语言课程又分层级：入门――中级――高级――高级研究课程。IntroductoryCourses入门课程：世界的语言、第一语言习得、语言：语言学概论、历史语言学、入门梵语（1）、语言认知科学、语言和心智、入门梵语（2）、语言的进化、中级梵语（1）、中级梵语（2）、意义Intermediate Courses中级课程：美式英语的语法多样性、语言变化、希伯来语和闪米特语语言学、手语和心灵、普通语音学、语言学理论的形式化基础、语言与计算、优选论和认知科学、神经语言学、语音分析概论、音位理论、实地调查法、印度雅利安语言、语法（1）、语法（2）、语义学、语言的哲学、形态学（词语形态学）。Advanced Courses/Seminars高级课程/研讨会：语音专题感知、大脑读写、音韵专题韵律接口、音韵专题：底层陈述、语法专题：心理词汇库、祈使句和礼貌、案例和话语、否定和极性、语义学问题：量化、古英语语言与文学概论、贝奥武夫和北方英雄传统。Advanced ResearchCourses高级研究课程：特别项目、语言学研究方法、高级论文。Related Courses相关课程：认知科学导论、语言，读写和玩耍、形式语义学、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学、希腊语语法和文体、拉丁语语法和文体、音乐认知、一阶逻辑、数理逻辑、可计算性和逻辑。

美国各类学校的定位可以从其语言课程体系中看出来。如有的学校注重理论研究，强调厚基础，有的学校还强调应用，关注社会现实，与社会需求、国际政治联系紧密。有的学校注重美国本土语言学传统。不一而足。但是他们的普遍特点是基础课一致，选修课灵活、趣味性强，比较注意突出本校的语言学传统或研究特长，注重教授和训练学生具体的研究方法，强调研讨。

我们对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语言类课程开设情况也进行了调查，总体上它们不如美国大学语言课程门类丰富，看来美国在语言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对于大学课程开设还是有重要影响。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和优势，在所开课程方面也体现出这些特点。英国语言学具有欧洲语言学传统，并注重本国语言学研究的优势领域，开设语音学、音位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义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等专门课程，关注多种欧洲语言结构及其用法的研习，对语言之间的比较、语言翻译等技能的训练也颇重视。韩国和日本的大学在语言本体研究和应用方面开设了基本课程，尤其注重亚洲语言的研究，对当代语言学流派及其理论也设有专门的课程。

二、比较与分析

中国语言学学者一直致力于走学术自主创新之路，中国境内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同时拥有浩瀚的古代典籍，这些都是语言学研究的良好基础。遗憾的是从现代语言学时期，中国语言学发展缓慢，逐渐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拉开了差距。当代中国学者努力融合古代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逐步发掘真正的汉语特色，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贡献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这是语言学课程开设的专业背景。

从目前中国大学的课程开设情况来看，基本上是遵循中西结合，传统和现实并用，有条件的学校基本上都开设语言学调查研究方法和专业外语课程。以北京大学语言学课程为例，北京大学语言学专业研究实力很强，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等教研室，课程设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课程开设较为全面丰富，兼顾汉语语言学传统学习和普通语言学训练。如汉语学包括传统的音韵、训诂、文字，还有现代的语音、语义、语法、词汇，语言学包括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北大对语言学经典的重视是其特点，有大量的原典阅读课程，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以中国古代经典为主，反映出其重视夯实基础的考虑。

根据各校传统优势特色和现有科研力量的区别，各校在课程设置上既体现出普遍的共同性，也还有点个性，如北大的语法学、浙江大学的文化语言学、中山大学的文字学等等。

我们把中美综合性大学语言课程设置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丰富课程知识内容，建构完整的语言学课程知识系统。我们目前的课程知识结构不够全面，语言学理论方面高级课程较少，如历史语言学几乎是美国大学语言学必设课程，但国内高校并不普及。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史的发展上是一个重要阶段，是现代语言学的先声。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7）

关键词 ：文学语言学 工具论 本体论

一

文学与语言存在着天然的关系。文学通过语言来表达情感、传递思想，形成整个文学文本。语言作为人们交际和思维的工具，为文学提供了表达的基本载体和工具。这种认识是随着西方认识论哲学发展而形成的，西方认识哲学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媒介和形式，认为其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因而，形成了自古希腊直到近代哲学的一种特定的语言思维模式。

古希腊哲学家在进行哲学思维的过程中也明确表达了语言的观念。苏格拉底明确指出：“名词是晓喻和区分事物本质的工具，正如梭子是分理网线的工具那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口头语言是思想活动的符号，书面语言则又是口头语言的符号”。这一观念一直延续至今，从奥古斯丁《论基督教义》到培根的《新工具》，从笛卡尔的《方法论》到霍布斯的《利维坦》，从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到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从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中提出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到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中描述的“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等等。甚至二十世纪中后期一些新的哲学流派，在批判工具论的同时也难以跳出它的范围。我国传统的语言观也属这一范畴，如先秦的“名实”理论、“得意忘言”理论、“言为心声”理论就是把语言作为交际和思维的工具来认识的。

建立在“工具”认知层面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文学文本中的语言“所指”研究和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语用”研究。

文学文本中语言“所指”研究的出发点不在于揭示语言符号与概念之间的关联性，也不在于说明符号与符号之间如何关联，其根本目的在于阐释文学文本的内容。我国传统“小学”，从音韵、训诂、文字等角度出发，考量出语言的意义，也是文学的意义，其目的就在于解析文学文本，“通经致用”，为读懂古书和做文章服务。

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语用”研究的出发点也不在于揭示“语用”的种种规则，而在于说明文学语言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文学文本。古代文论家对文体、语体以及“言”“意”关系的种种说明均证明了这一点。如曹丕对语体、体裁匹配规律的揭示；陆机、刘勰对“言”“意”关系的说明。刘勰之后的文论家对“言”“意”关系亦多有论述，如钟嵘主张“文约意广”，刘知几标举“文约而事丰”，沈德潜《说诗语》贵“语近情遥”等。

近现代的文论家对文体、语体以及“言”“意”关系也进行了众多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包括当代文论家对文学语言的艺术分析、作家语言风格研究，等等，多数亦未能跳出“语言即文学的工具”这一传统的认知范畴。

二

语言不仅仅是作为“工具”而存在，它本身也是内容。这一认识是随着20世纪索绪尔语言系统观的建立而发生的。索绪尔把语言视为一套自足自律的符号系统，并以二元对立的描述方法建构语言学的体系，诸如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能指与所指、组合与聚合等等。这种语言观强调了语言的有序性、确定性和结构的系统性。

索绪尔的语言观与20世纪初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不谋而合，从而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语言”革命，这场革命从哲学领域开始，最后波及到了整个人文学科的领域。文学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也不自觉地向“语言”靠拢。

语言成了文学研究的本体，这是文学研究观念上的一次重要转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学作品存在方式论”将文学作品的本体视为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因此，文学研究的一般性的规律也就可以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来实现，并且认为有可能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文学理论学科的体系。建立在文学语言基础上的文学研究虽然不是文学本体研究的全部，但却对语言符号在文学文本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也必将大大拓展文学研究的空间。

20世纪最伟大的文艺学家是语言学研究出身，雅各布逊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按，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而文学性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之中。他认为，诗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词的形式显现。也就是说，诗的本质不在指称、叙述外在世界的事物，而在具有表达目的的诗歌语言（词）的形式显现。换言之，“诗的功能在于指出符号和指称不能合一”，即诗歌（文学）语言往往打破符号与指称的稳固的逻辑关系，而为能指与所指的其他新的关系和功能（如审美）的实现提供可能。

与此同时，雅各布逊还提出“相关变异性”概念，来指称文学语言中各种二元对立因素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进而，他把两种普通修辞方式隐喻和转喻看成是语言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并由此来区分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指向环境，通过转喻表现人和环境的关系；浪漫主义主要指向内心，通过隐喻将意义隐含在字里行间。

在具体分析诗性功能时，他把语句的构成放在选择和组合这两根纵横交错的轴上来加以分析。选择轴近似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纵组合，即语句中排列的词是从众多能够替换的对等词语中选择出来的。组合轴基本等于索绪尔语言学的横组合，即上下文之间的联系。诗性功能就是要把对等原则由选择轴引到组合轴，形成诗句的对偶。

雅各布逊试图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建立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学研究只有从形式分析入手，才能达到科学的高度。因为对作品的结构原则、构造方式、韵律、节奏和语言材料进行语言学的归类和分析，就如同自然科学一样，较为可靠和稳定，很少受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艺术内容是不定的、可变的，随着阐释着不同的内容而赋予不同的意义。而艺术形式是固定的、不变的，可以而且容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文学批评的领域也同样接受了语言学的改造。如罗兰·巴特的叙事语法分析，布鲁克斯、瑞恰兹、燕朴逊等的叙事语义分析，雅各布逊的叙事修辞分析，等等。总之，20世纪初以来语言学以不同的方式切入文学批评的领域，文学批评领域也广泛吸收了形式语言学派、生成语法学派、功能语言学派的种种做法，大大地拓展了研究的空间，最终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研究范式：文学语言学。

三

文学语言学在研究过程中的操作方法主要有语言描写法、比较法和统计分析法三种。

语言描写法是把组成作品材料的各级单位及要素（如语音、词汇、语法、逻辑、修辞等等）进行描写和分析，看看文学作品组成的材料是如何一级一级建构起来的，篇章中音韵搭配的规律如何？用词有何偏向？造句习惯如何？语法走样变形的程度如何？和自然语言的差异到底有多大？这个方法就像语言学者对一个陌生的语言进行调查描写一样，只不过对象由自然语言换成文学语言罢了。

比较法是通过两篇作品的比较，或两位作家的比较，而突显其语言风格特征。比较的作品可以是传统文学家认为风格不同的，也可以是风格相同的。因此，李白的诗可以和杜甫的比较，李商隐可以和李贺比较，诗经可以和楚辞比较，九歌可以和离骚比较，风可以和颂比较。比较的作品可以是同时代的，也可以是不同时代的。因此南朝和北朝的乐府民谣可以比较，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可以比较。关汉卿和马致远还可以比较，明代的《金瓶梅》和清代的《红楼梦》比较，唐诗可以和宋词比较，北宋的东坡词还可以和南宋辛弃疾的词作比较。同一文体描写同一内容的作品也可以作语言风格的比较，还包括相关性主题的不同国别的文学语言比较，等等。

统计分析法提出精准的数据，来说明文学语言和文学结构问题。这种方法受到数理语言学兴起的影响很大。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数学家布里亚科夫斯基就提出，可以用概率论来对语法、语源及语言史进行比较研究。数理语言学后来发展成统计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不同的部门。近年来，文学研究与语料库语言学的关系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因为语料库语言学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及工具，使人们可以对文学作品进行更翔实、更深入、更具体的描述。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不仅可以从个别的现象中归纳出答案，还更重视从众多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联系中归纳答案。此外，理论的真实性和概括性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得以验证。

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是利用文学作品语料库和语料库分析工具，以文学语言和文学结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用词分布分析、文体特征分析、情节分析等计算机统计分析技术，拓展传统的文学研究，提炼文学修辞、文学叙事的规则，考察作者的写作风格，甚至鉴别作品的真实作者。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可以进行词频分析、词汇分布分析、句法分析、

关键词 分析和以

关键词 分析为基础的情节分析（Plot Analysis）。文学作品的

关键词 分析可以使人们明了作品究竟要表达哪些主题。

四

以上对建立在两种不同“语言观”基础上的文学语言研究进行了讨论，“工具观”认为语言是文学表达的工具和手段，“本体观”强调语言的系统和结构，它们都揭示了语言的某一侧面的本质属性，因此，这种差异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过度地强调某一方面，都不能够客观、全面地认识问题，当然也不可能科学地使用它。所以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应该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因为，语言本身具有多维的属性。语言既是交际的媒介和思维的工具，又是一套符号系统，这套系统有它自己的存在方式。同时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建立这样的认识，才能对文学语言进行科学的定义，也才能科学地对它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8）

2、语言对比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说过，“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这充分说明对比在语言学习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Linguistics），又称“对比分析”，从对比的角度出发，对不同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描述其异同，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综观其学科发展，首先产生的是“对比分析”这一共时的研究方法。随后基于二战后外语教学的需要，美国语言学家B.Whorf首次提出“对比语言学”的名称。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R．Lado出版了LinguisticsAcrossCultures，标志着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潘文国，2002）。由此可见，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基础是外语教学，二者在目的与方法上始终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国的汉外对比研究从《马氏文通》开始,经过几代语言学家的努力，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学英语的热潮，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学科建设方面，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提出对比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步骤及方法等，强调语言项目的共同对比基础，运用统一的理论进行语言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方面的对比研究。然而与认知语言学相比，对比语言学的独立程度稍显不足。究其本质，对比只作为一种方法来进行研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尽管国内“对比语言学”的提法层出不穷，笔者经过反复考量，认为这一指称有待商榷。综上，虽然“对比语言学”是否作为独立学科尚无定论，但“英汉对比”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仍给英汉语的研究及教学提供了思路。

3、英汉认知对比和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认知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为语言对比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事实也证明对很多语言现象都有较强的解释力。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简单再现外部世界的物体、事件或关系，而是人类将自己对外部事件的认知用语言表达出来。由于全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基本经验相似，因此同一意义的表达在不同文化与语言中具有共性，这为语言对比提供了可能。但不同的社会环境存在差异，并体现在语言文化上，这使得对比存在必要性。文旭（2009）指出，认知框架下的语言对比在国外已具雏形，但以认知为基础的英汉对比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只分散于部分著作与论文中，如赵世开先生的《汉英对比语法论集》，沈家煊先生的“英汉对比语法三题”等。更进一步，探讨二者的结合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笔者认为也十分有意义。下面就结合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

3.1语言的意义———范畴化理论

认知语言学指出，范畴分为三个主要层次，上义层次、基本层次和下义层次。人类以范畴化认知外部世界，从基本层次范畴认识物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型。在学习使用语言时，属于基本层次的词比其他层次的更显著，易掌握。如汉语中“汽车”是基本层次，人们提及此概念时，既不会说“交通工具”，因为太抽象，也不会说“跑车，奔驰车”等，因为太具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虽然不同语言的基本范畴相近，但仍存在细微差别，因此英汉语词汇在范畴上不能构成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对于二语习得，我们不能拿二语中新的语言形式套用学习者母语中旧的意义，而是要引导学习者通过对照两种语言的异同来掌握二语中新的概念和范畴，以及这些新知识所形成的网络体系。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要提醒学生注意英汉语词汇在范畴上的异同，例如英语的cousin和汉语的“表姐”、“堂弟”等词并不等同，其背后隐藏着丰富的英汉文化差异及认知范畴区别。结合这种思路，我们不妨在写作教学中引入“头脑风暴”式训练，引导学生对某一概念的汉语义联想尽可能多的英语表达，从而作文语言多样化，避免行文单调。例如“优点”一词，引导学生联想advantage,merit,virtue,strength。同时引申出“缺点”，英语对应disadvantage,drawback,shortcoming,weakness。这两组词可构成一个知识域，使学生了解英汉语在词汇意义上的对应方式，意识到写作时可以替换使用。

3.2语法的意义———构式语法

认知语言学关于语法的研究派系众多并各有重点。Croft（2004）指出该框架下的语法理论主要包括四种，即Langacker的认知语法,Lackoff和Goldberg的构式语法,Fillmore的构式语法，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尽管诸学者有不同的思路，但大体上构式语法的特点由Holme（2009）总结为：（1）语法是由符号综合体或构式构成。（2）语法能够表达意义，建立形式与意义的表征关系。（3）语法意义像词汇意义一样是经过概念化处理的范畴，用于记录某一特定方式的认知情境。构式语法强调语言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对习语、词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比如way构式（Goldberg1995），what’sXdoingY构式（Kay和Fillmore1999）。同样的，构式语法也成功解释了汉语中长期困扰学者的特殊用语，如沈家煊（2006）分析了“王冕死了父亲”，陆俭明（2002；2004）分析了“吃了他三个苹果”。相对于乔氏句法理论，构式语法在解释力与发展前景上有很大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结合英汉对比，引入构式语法的概念与思路，有意识地让学生分析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帮助他们识别语言中存在的大量构式，加强他们对构式的整体把握。例如英语中的therebe存在结构、双宾语结构、系表结构等，都是学生看似掌握但容易出错的地方。首先我们可以让学生整体输入这些构式，记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而不是分析语言内部语法；再结合汉英互译练习，通过模仿进行语言输出。此外，对于英、汉语中同一概念但表达对应方面容易忽略的构式也要注意。如“某地有某人/物”这一认知概念，英语对应的表达是therebe结构，但学生容易出错。如“我们大学有5000多名大一新生”，这个句子看似简单，但很多学生写成Ouruniversityhasmorethan5000freshmen.相信所有能进入大学的同学都掌握该句的英文表达Therearemorethan5000freshmeninouruniversity，但为什么自己输出时会犯错呢？这就反映了学生对于英汉双语的认知及构式理解有偏差。这些都是教师要在教学中反复强调的。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232-02

近年来，体裁和体裁分析成了语言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对各类语篇进行体裁分析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对学术论文的体裁分析尤为突出。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的其他部分（如：摘要、引言和讨论部分），而对作为学术论文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献综述的研究甚少，其英汉对比研究更为少见。学术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具有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并在语篇结构、文体风格、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特定的体裁特征。文献回顾能够体现论文作者对研究问题的理性认识，论证研究必要性的能力，以及宏观综合文献的能力，是整个论文中最难写的一部分。[1]鉴于文献综述在论文写作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以Swales学派体裁理论以及Connor的对比修辞理论为基础，从分布特征对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同一体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异同。

一、数据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总共包括40篇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实证性学术论文。根据Nwogu（1997）提出的建立语料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声望（reputation）和可读性（accessibility）的原则[2]，确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4种杂志：《外语界》《现代外语》《AppliedLinguistics》《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这些杂志均出版于2013和2014年。运用WolframMathematics60软件进行随机抽样，从4种杂志中分别任意抽取10篇论文，从而构成了本研究的语料库共40篇文章。

本研究中文献综述宏观结构对比，主要是针对所建立的语料库论文中文献综述的分布特征进行对比。应用语言学领域实证性学术文章的宏观结构主要包含IMRD（Introduction，Method，ResultsandDiscussion）四个部分。[3]文献综述在论文中呈现的最主要的形式为引用，占据了文献中综述篇幅的大部分。Swales（1990）将引用分为两种类型：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在整合型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是句子成分的一部分。而在非整合性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以括号或上标数字加批注等形式出现。[4]运用PDF转Word转换器软件统计这两种引用在英汉论文中四个部分（引言、方法、结果、讨论）中的字（词）数。英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单词数为单位计算的，而汉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中文字数为计算单位，因此不能仅通过统计英语论文的单词数和汉语论文的字数得出文献综述的分布比例。为了使本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也作为分析的依据。在统计整理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比分析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分布特点。

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宏观分布对比分析

1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

表1是文章各部分文献综述字（词）数占相应各部分字（词）数的百分比。由表1可以看出，英汉论文都是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最多（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文献综述单词数24527，占引言总单词数的637%；汉语论文中引言文献综述字数16650，占引言总字数的495%），结果部分的最少。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的文献综述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而结果部分和讨论部分则相反。对于文献综述在整篇论文中的比例而言，英语论文略高于汉语论文（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词数38401，占英语论文总词数的266%；汉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字数33667，占汉语论文总字数的225%）。除了上面说到的英汉论文篇幅以不同的单位衡量的原因外，这样的结果不能足以比较文献综述在两种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因此有必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两语料文献综述在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2显示了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的统计分析的结果。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t=1615，1953，0215，-1870，1875；df=38；p>005）。

2.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

表3和表4是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对比。从表3可以看出，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都多于汉语论文，其中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最为明显（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的句子数771，汉语论文中为275；方法部分英文论文为185，汉语论文为50）。文献综述在论文中的出现频率与句子的比较结果相似，也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差距较结果和讨论部分要大。为了使研究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同样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这两方面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表5和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p值均为0000，小于005）。研究表明，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和方法部分明显多于汉语论文，结果和讨论部分也是英文论文居多，但差异不明显。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文献综述在英汉论文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分布最多。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就句子数和出现频率而言，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多于汉语论文中的句子数，出现频率亦是如此。这两方面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总的来说，英语论文作者更加重视文献综述的写作，尤其是在引言和方法部分。这可能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写作习惯差异。中西方对于“礼貌”的理解不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人际交往讲究“客气”。西方人似乎无暇“客气”，人与人之间交流往往直截了当。[5]因此，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写作时，中国学者常常采用委婉、含蓄、迂回等间接的表达方式；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直接、明快的写作风格。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不同之处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英汉作者不同的写作习惯。文化习俗和写作风格都会影响篇章的形成。本研究对于学术论文文献综述写作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有助于学术写作者了解不同语言文化各自的写作修辞特点，提高跨文化意识，加强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 

[1]王姿懿，高桂珍.中外应用语言学硕士论文文献综述体裁对比[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8：104-106. 

[2]Nwogu，K.N.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Structure and Func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1997，16：119-138. 

[3]杨瑞英.体裁分析的应用：应用语言学学术文章结构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0：29-34.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0）

非言语的Nonverbal一词，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为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而伴随言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的不属于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范畴的方法和手段。 又被称为“不是语言的语言”。非语言交际指不需要使用言语就能发出和接收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不像语言只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非言语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属于社会心理学，指人在传达讯息时，会使用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音调等语言、文字以外的媒介来辅助说明。非语言交际就是交流的双方利用身体的特征或者自然环境给交流对方传递特定的意思，表示言语之外的情感。在交流中言语表达终有不足，所以我们会额外在意对方的非言语表达，这有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情绪、态度、个人特质等，甚至是内心真正的意图。

对于非语言的分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美国的玛娇丽・F・瓦格斯把非语言分为9类，分别是人体（身体特征、皮肤、体形等）、动作（手势、姿势等）、眼睛（视线、眼神等）、副语言（声音的高低强弱等特点）、沉默、体触行为（接吻、拥抱、握手等）、对人空间、时间、色彩等。显然，玛娇丽・F・瓦格斯的这种分类归纳并不能完全涵盖非语言的范围。纳普（M・knapp）将非语言分为7类，分别是人体的传递行为（例如表情、视线、手势、体势等）、身体特征（体形、肤色、毛发等）、 触摸行为（握手、拥抱等）、副语言（如声音的特征、咳嗽、哭声、发话间隔等）、空间因素（如体距）、个人物品因素（如服饰，化妆，随身物品等）、环境因素（如家具、灯光、温度等）等。美国的K.W.back将非言语交际分为两大类，分别是静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动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以及有声的非言语交际等。毕继万将其分为4大类，将姿势、身势、面部和手部动作、体触行为等归类为体态语；将沉默、话轮转接、非言语声音等归类为副语言；将化妆、衣着、肤色、个人用品的交际作用等归类为客体语；将空间，时间、距离、灯光、颜色、标志等归类为环境语。

非言语交际的方式有很多，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衣着服饰、声音暗示等都能表达一定的意思，都是非言语交际的有效手段。例如人们高兴时会眉飞色舞，忧伤时会愁眉苦脸、悲痛时会嚎啕大哭等等，这些情绪都是通过非言语手段表达出来的。又例如我们在说话时往往同时会借助身体动作来表情达意，有时这种动作会起到强化言语信息的作用，有时则起到弱化言语信息的效果。例如你送给小孩礼物时，他若真的不想要，就会说不要，同时也会伴有摇头、扭身、眼神漠视等行为；而若他很想要却碍于大人的说教，虽然嘴上说不要，但是眼睛会一直盯着看，并使劲扳着手，这就是弱化了他的言语内容。所以非言语交际在交际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可以使言语信息更加鲜明突出，也可以弱化或补充言语信息的内容，还可以代替言语手段来表达信息。西方学者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对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做了研究，伯德惠斯特尔认为：文化背景相同的两个人在交谈时，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仅占35%，非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占65%。梅拉比安也认为，两人在交谈时，非言语占93%，语言本身仅占7%。由此可见，在交际中，仅靠语言文字来传递信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往往需要非语言手段来增强语言效果，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些非语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与他人交流，减少交流障碍，促进交流顺利进行。

非言语交际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nonverbal communication”，对非言语交际的正式研究普遍认为始于达尔文，他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一书中，对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各种心理活动进行了系统详细的研究。此后，逐渐出现了大量研究非言语交际的作品。例如伯德惠斯特尔的《身动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Kinesics）、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戴斯蒙・莫里斯的《人类行为观察》（Man Watching）、洛蕾塔・A.马兰德罗和拉里・巴克的《非言语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和朱利叶斯・法斯特的《人体语言》（Body Language）等。而关于跨文化非言语交际的研究，可谓始于美国的莱克・布罗斯纳安著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言语交际对比》，它第一次直接对中英国家的非言语交际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对比研究。

在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方面，代表作为李庆祥主编的《中日非语言交际研究》（2008），它是研究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前沿丛书，其中收录了25篇论文，内容分为概论篇、分论篇、音声语篇和教学篇等。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对比方面，概论篇中有卢涛的《日本非语言交际研究概述》、毋育新的《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比较研究》和吴宏的《日本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与日本文化――兼谈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之差异》等论文；分论篇中主要关于手势、表情、副语言等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中日对比的有倪秀梅和姜峰的《中日手势文化比较――以手指动作为主》；教学篇中有赵春利的《对非言语行为的调查研究》和樊军的《日本文化中的非言语交际与日语跨文化教学》等论文，主要是关于日语语言教育中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另外，有王秀文著的《日本语言 文化与交际》（2007），主要论述了中日文化差异与体态语的表达方式、副语言及交际功能等。铁军编的《中日色彩的文化解读》中，以五种基本色为中心进行了中日对比。

另外，关于体态语对比研究，期刊论文方面有孙鹏的《从体态语看中日两国文化差异》（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5（4））；有桂玉植和倪秀梅的《跨文化交际中的中日体态语对照研究》（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3））；王连娣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视角下的中日手势语》（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林燕燕的《体态语语言表现之中日比较――以“喜”的面部表情为中心》（华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3（2））；赵平的《从灾难中的笑容看中日非语言交际》（日语知识，2012（09））；张晓梅的 《论中日手语中表情与口形的作用》，（才智 ，2011（19））；张淑婧的《关于中日谈话节目中附和表现的使用实态》（2010）；王冠华的《关于面部表情描写的中日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所进行的调查》（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4））； 程放明、刘旭宝的《体态语的中日语言表述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4））； 硕士论文方面有李江冰的《“肢体语言”的中日对比》（2009）、向金枝的《中日体态语对比研究与对日汉语教学》（2016）等。

在服饰色彩方面，有马兴国的《中日服饰习俗交流初探》（日本研究，1986（3））；张祝平的《中国国服丧失原因浅探――从近代中日服饰变化比较说明》（历史教学，2002（11））；钱国英的硕士论文《从文化的角度看中日颜色词的异同》（2005）；刘容的《中日跨文化交际中色彩使用的差异――以服饰、礼品为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4））；李的《日本服饰搭配中日对照》（1-8），（日语知识，2008（10-12）、2009（1-4））；杜君林的《中日空间概念中“内”与“外”的对比分析》（科技风2010（6））；魏娜、蒋翔云的《浅析中日两国的传统服饰文化间的差异――以旗袍和和服为例》（学理论 2012（21））；白玉兰的《中日时间观念的差异及其对文化交流的影响》（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2））；苗M的硕士论文《中日服饰文化对比研究》（2014）；陈颖超的《中日两国“白色”异同研究》（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4（1））；谷秋实、吕园园、王芳的《小议中日服饰色彩禁忌》 （萍乡学院学报，2015（2））；张欢的硕士论文《中日英における空gを表す方法の照研究D「在、「で、「onを中心にD》（2015）等。

综上所述，我可以看出，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已初具规模，研究的时间分布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后，无论是期刊还是硕士论文数目都不算多，相关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并且各年份的论文分布相对分散，规模较小。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的重点在体态语对于和服饰色彩的对比，主要是关于姿势、身势、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的对比研究，还有关于中日服饰色彩方面的比较研究。少数文章关于副语言的比较研究，但是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他方面的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基本是空白的。总之，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还有很多需要发掘的内容，研究对象和范围也需要进一步扩展，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也亟需进一步构建，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学者们今后长期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J].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杨全良.非言语交际简述[J].外语研究，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