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绝大多数东欧犹太移民来说，他们到美国后的第一感受是强烈的茫然感。他们是新来者，不会说英语，不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不知道在新世界里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举止得体，因而不免被早于他们移居美国的其他犹太人和土生美国人嘲弄。初入美国的犹太新移民常常对先于自己移居美国的同胞身上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为了逃避主流社会，大多居住在“犹太城”中，基本上可以避免与其他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打交道；并且仍旧能够用他们熟悉的意第绪语交谈，遵循传统的家庭和宗教生活模式，可以从同乡商人那里买到或赊购到用传统方法制成的民族食品。他们发现，“源自旧世界生活经历、常识的群体禁忌和行为模式，在新世界依然有意义”。这是东欧犹太移民获得心理安慰和安全感的源泉，也表明迁入美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与传统生活和文化的骤然断裂。
在东欧，犹太人作为一个少数族群，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主流文化的包围和渗透下谋求生存空间、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在东欧一些国家，政府从法律上承认犹太社区的存在，并分配给它一定的义务；犹太人受法律的管制，必须生活在犹太社区中。由于外界敌对势力的压制和几个世纪里生活于一个圈定区域的历史经历，东欧犹太人尤为倾向于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强化民族认同。在美国，犹太社区不再是政府划定的，而是犹太移民自主的选择；主流群体不仅不会阻挡试图走出犹太社区的犹太人，而且采取各种措施“诱惑”犹太人同化于主流社会；虽然反犹太主义也存在，但是整个社会环境相对宽容，不存在暴力专制，这有利于东欧犹太移民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不过，人们往往遵循已有的生活轨道，不可能突然之间改弦更张。东欧犹太移民需要花时间去体验美国的现实生活，逐步驱散几个世纪前就已形成的对外界和主流文化的恐惧与敌对情绪。在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中，只有极少数人渴望或能完全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多是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士，认为“同化”能使自己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大多数东欧犹太移民认为必须尽可能地保存犹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他们所认可的适应美国环境的模式是局部的“文化适应”，而不是被完全同化。
在东欧犹太移民群体内部，正统派犹太教徒与世俗主义者对维持犹太传统的理解有所不同，前者看重的是对正统犹太教信仰的维持，而后者偏重的是对犹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传承。19世纪末迁入美国的第一批东欧犹太移民多是正统派教徒，他们对本民族的极其尊崇，并试图在美国重建东欧犹太社区的生活。在犹太节日里，几乎所有的正统派教徒都去犹太教会堂参加礼拜或祈祷仪式；在日常生活中，正统派教徒也恪守正统犹太教规，比如肉类食用禁忌。20世纪初迁人美国的第二批东欧犹太移民中，有一部分人是受欧洲犹太启蒙运动①和激进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他们与正统派教徒有所不同，但是在犹太节日里，也有人像正统派教徒那样去犹太教会堂参加祈祷仪式；他们主要围绕同乡会、共济会、文学社团、复国主义团体和激进组织展开社会和文化活动；与正统派犹太教徒不同，他们通过对意第绪或希伯来文化的尊崇而不是对犹太教的信奉，来表现其对犹太传统的忠诚。
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为了让孩子充分利用美国的教育资源，东欧犹太移民对公立学校的“美国化”措施基本上持容忍态度。对他们来说，公立学校既是其子女通往成功之路，同时又是同化“陷阱”，会导致子女与自己疏远。但为了子女的前途，他们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东欧犹太移民根植于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的重教观念、对子女的期望，在美国充满机会和相对宽容的环境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决定了他们对公立学校的反应。但是，他们对“美国化”教育也会心生不满。公立学校若采取有损犹太教的举措，就会激起东欧犹太移民的抗议。最初，美国公立学校中有些老师未能正确估量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结，想当然地以为所有移民子弟都应该成为基督徒，他们教犹太学生唱赞美耶稣的歌，庆祝耶稣诞辰，企图使其改变。此举招致了犹太学生家长的抗议和抵制，他们向学校施加压力，呼吁其“停止将令人反感的强加于学生身上”，最终迫使公立学校放弃了“诱使”犹太学生皈依基督教的做法。
犹太学生的父母呼吁公立学校增设希伯来语和犹太文化课，以增强犹太学生的族裔意识和对犹太民族文化的感情。但是，公立学校教育者们对此类呼吁置之不理。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公立学校“美国化”教育的负面影响，向下一代传衍祖先的和文化遗产，东欧犹太移民创办了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希伯来学校，主要包括私人开设的犹太儿童宗教学校和社区资助的犹太律法学校。这些希伯来学校一般在公立学校的课余时间上课，着重向犹太儿童教授希伯来语和犹太教知识。从总体上看，希伯来学校教师的素质比公立学校教师差，他们的授课内容和方式陈旧，激不起学生的兴趣。在公立学校上了一整天课、精神疲惫的犹太子弟，往往不愿再到没有吸引力并且看似多余的希伯来学校就读。除了私立犹太儿童宗教学校和社区资助的犹太律法学校外，还有犹太工会、复国主义者、工人团等建立的世俗学校，同样也是在公立学校课余开课，主要教授犹太儿童意第绪语、犹太历史和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族裔认同。
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希伯来学校，还是世俗学校，都只是公立学校的补充，它们只能与公立学校“争夺”犹太子弟的时间、兴趣。这些学校虽然可以使犹太子弟了解自己祖辈的文化遗产，有利于他们族裔意识的形成，但无法阻挡其“美国化”的趋势。公立学校始终是犹太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机构。1914年，纽约市几乎所有小学学龄段(6―14岁)的犹太孩子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而同年只有25％的犹太孩子接受了某种形式的犹太教教育。但是，不能完全否定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在维系和传承犹太传统文化上的努力。
二
在未成年时就随父母或亲友迁人美国以及出生于美国的东欧犹太裔(以下统称“东欧犹太后裔”)，虽然同其父母一样面临文化适应的难题，但他们成长和生活的经历与其父母不同，因此所做出的选择也就与其父母存在很大的差别。与父母或亲友一同迁居美国的未成年犹太人虽然早先曾受到犹太传统文化的熏染，但是还未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有很大的可塑性，较容易接受美国的新观念。他们大多喜欢在美国看到的一切新奇事物，也急于摆脱父辈“落伍”的生活方式。在“旧世界”时，这些犹太孩子热爱自己的，爱戴自 己的父母，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伟大的《塔木德》学者。可是在进入美国后，即便在他们未入公立学校就读之前，一些犹太小男孩就已开始接触到一个与“旧世界”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不知不觉间，他们从玩伴那里，或从自己的姐姐或哥哥那里，学得了一点英语和美国俚语，模糊地感到美国的生活充满新奇。他们入学之后，更是受到公立学校持续、系统的美国文化的灌输，迫切地要成为“美国人”。而出生于美国的东欧犹太后裔，从一落地就置身于美国文化氛围中，对父辈所固守的传统只有模糊的认知。他们受美国世俗教育的熏陶，一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主流文化，认同美国。“成为美国人，衣着上像美国人，看起来像美国人，甚至谈吐上像美国人”是许多年轻的东欧犹太后裔的目标。当时有一位观察家曾写道：“没有哪一个种族像犹太人那样迅速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做出回应。年轻的犹太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适应了现代生活……他们对我们思想的理解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东欧犹太后裔“美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母语。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大多数居住在“犹太城”中，工作和所需日常生活用品都能在“犹太城”中得到满足，因此其日常的交流语言仍然以意第绪语为主，只学会了简单的英语。而对于东欧犹太后裔来说，英语则是其在美国立足和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熟练地使用英语是进入名牌大学、获取高薪工作和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很快丢弃了意第绪语。这令他们的父母非常不安。一位犹太移民妇女对先于自己迁居美国的女儿的“美国化”行为非常惊愕，她向《犹太前进日报》写信诉苦：“在没有我们相伴的几年光景里，她变成了一个地道的美国佬，已经忘记了怎样说意第绪语……她说意第绪语不优雅，还说我是个‘新来者’。”反过来，东欧犹太后裔则为其父母讲意第绪语或带有外国腔调的英语感到尴尬和害臊。美国的一位东欧犹太裔青年给《犹太前进日报》的主编亚伯拉罕・卡恩写信，抱怨他的父亲在公众场合说意第绪语。有一次这位青年同父亲到一家商店购物，其父亲对着一个他认为是犹太人的售货员说意第绪语，这使儿子感到非常尴尬，并责怪其父亲。卡恩对这个年轻人责怪父亲的行为做了批评，但同时阐明在美国说英语的重要性。上述两个例子反映了两代犹太人在如何适应美国社会这一问题上，因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在日常行为举止方面，东欧犹太后裔也逐渐打破了父辈的传统。有些人开始在公众场合握手，而这在犹太教正统派传统中是被禁止的；有些人则在大学的餐厅里吃猪排，完全将犹太教饮食戒规抛之脑后。
对东欧犹太后裔来说，努力学做“美国人”带来的并不尽是正面的结果。他们一方面不能认同父辈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被主流社会完全接纳，因而丧失了某种归属感，成为身处“新、旧世界”之间的“边缘人”。实际上，东欧犹太后裔并不能被塑造成全新的“美国人”，而是“一种文化上的混血儿，是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中的人；即便他们可以抛弃传统，他们也不太情愿这么做；而另一方面，由于种族歧视，他们又不被新社会完全接纳……他们是生活于两种文化和社会边缘的人”。这是很多徘徊在“新、旧世界”之间的东欧犹太后裔共同的尴尬处境。
三
东欧犹太移民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解决老一代人与年轻人在文化适应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如何在犹太文化传统与美国现代观念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从而能够身兼“犹太人”与“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有几位东欧犹太移民领袖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一位是犹太教正统派领袖卡斯里尔・萨拉索恩，他是美国意第绪语文报业的先驱，创办了《意第绪周报》和《意第绪日报》。按常理，犹太教正统派领袖是不能接受美国现代观念的，故而不可能适应美国的生活。但从萨拉索恩的经历来看，即便是保守的犹太教正统派领袖，也可能主张犹太移民在某种程度上融入美国社会。萨拉索恩出生于波兰，成长于完全正统的犹太教环境中。由于萨拉索恩生活在俄属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一个深受德国犹太人思想影响的地区，因此他也很难摆脱犹太启蒙思想观念的熏染。正统犹太教信仰和犹太启蒙思想的双重影响，决定了他在引导东欧犹太移民适应美国社会时表现出的双重立场。萨拉索恩笃信正统犹太教，不遗余力地帮助犹太移民维系正统的，坚定不移地维护《塔木德》在犹太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首要地位。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他强烈地批评左派的世俗主义者；但同时，他又希望自己的同胞能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投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萨拉索恩将美国视为犹太人定居的理想之地，认为美国为长期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了经济公正、税收公平和人身安全的生存环境。他宣称，为回报这种自由和平等的待遇，犹太人有义务成为美国公民，拥护美国的政治体系。
萨拉索恩身兼正统派犹太人和“美国化”论者的双重角色，在旁人看来是反传统的，也是自相矛盾的。萨拉索恩虽然属于犹太教正统派，但他的言论却让人感觉他像一位改革派犹太人。萨拉索恩不仅敦促犹太同胞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而且希望犹太移民身上的“外国”特质少一点，而这正是改革派犹太人的一贯立场。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美国德裔犹太人的尊敬。萨拉索恩去世之后，美国德裔犹太领袖在为他致的悼词中说：“尽管萨拉索恩观念保守，但他很清楚地知道怎样去填平犹太社区中新、旧之间的沟壑。”改革派犹太人还高度评价萨拉索恩创办的意第绪语文报纸在推动东欧犹太移民“美国化”方面的影响。《美国希伯来人》的编辑约瑟夫・雅各布在1910年《意第绪日报》创刊二十五周年之际这样写道：“那些只会说意第绪语、迁入美国时年龄过大不可能学会英语阅读的同胞，本来也许永远无法了解当时有关美国的新闻。所有的意第绪语文报纸尤其是萨拉索恩所办的报纸在促进新来者‘美国化’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萨拉索恩试图将“异类”的东欧犹太移民塑造成政治上活跃的美国公民，但同时又维持正统派信仰和意第绪语文化。这是犹太移民领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的一种尝试。
另一位寻找这种平衡点的东欧犹太移民领袖是1898―1907年间担任教育联盟(Educational Alliance)主席的戴维・布劳施泰因。布劳施泰因作为东欧犹太移民的一员，无疑比创立教育联盟的美国德裔犹太人更能敏锐感知到同胞们的内在需求和感受，深深体会到犹太传统文化的韧性。他在任职的九年问，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联盟的强制同化策略，在推动东欧犹太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尊重他们的宗教和民族传统。
在布劳施泰因的领导下，教育联盟保留了原先开设的英语、公民学、美国史等旨在促进东欧犹太移民“美国化”的课程，而且增设了有关犹太语言和文化的课程，包括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课程，以及犹太历史、宗教和艺术等课程。教育联盟还举办免费讲座，使用的语言也从以英语为主转为适当增加意第绪语。讲座既有涉及美国的地理、历史、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美国伟人的内容，以帮助犹太移民了解美国的制度，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也有关于意第绪语文学、犹太宗教和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为中年和老年犹太移民所喜爱。布劳施泰因对 于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在文化适应中所产生的代际矛盾与冲突一直有敏锐的感受。在处理此问题时，他力图兼顾犹太传统与美国现代观念。在他看来，家庭是犹太人生活的基础，因此必须维持家庭的完整与和谐。他认为，教育联盟不仅是一个同化犹太移民的场所，而且是维系犹太移民家庭亲情关系的重要场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布劳施泰因在主持教育联盟的事务时，教导年轻一代犹太人尊重父母的宗教和生活习俗；同时他也希望犹太移民理解其子女的“美国化”倾向，从而使两代人的思想观念相调和，以化解矛盾，确保家庭关系的和谐。总体而言，布劳施泰因改变了教育联盟原先的彻底同化东欧犹太移民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过去，成为美国人并“不需要牺牲自己的种族特征和或是文化上的完全转变”。布劳施泰因曾坦率地声明：“让我们在说话、衣着、政治等方面同化或变得‘美国化’吧，但是说到社会生活，我认为还是保持我们自己(的方式)。”
与卡斯里尔・萨拉索恩和戴维・布劳施泰因相比，更具影响力的东欧犹太移民领袖是亚伯拉罕・卡恩。卡恩是一位社会主义信仰者，但并不教条。他担任左派报纸《犹太前进日报》主编几十年，一直致力于帮助东欧犹太移民解决适应美国社会的切实问题，而不是局限于空洞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使该报受到普通犹太移民的欢迎，成为在美国犹太社区中最有影响力的意第绪语文报纸。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卡恩是《犹太前进日报》的舵手和灵魂人物，他制定办报方针，使《犹太前进日报》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特点非常突出。有学者认为，“这份报纸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东欧犹太移民引入现代社会，教给他们西方民主政体的思想和制度，最重要的是将他们塑造为美国人”。卡恩在《犹太前进日报》上开设的“读者来信”专栏常常向东欧犹太移民提供适应美国生活的明智建议。不论是有关、观念冲突的大问题，还是恋爱、婚姻和子女教育等烦恼小事，都能从那里得到答复。上述诸种问题，有不少是因犹太移民中的长辈与晚辈对美国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接受态度上的差异引起的。卡恩和编辑们给予的回答，一般是主张接受美国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但又提醒读者不能完全抛弃犹太传统文化。卡恩主张，犹太移民必须学会英语，这对他们自身有利，如果不这么做，对他们的进步则是一个严重的障碍；犹太移民还须学会美国式的礼貌、礼节和卫生，并作为有见识的公民参与公民和政治事务。然而，卡恩并不主张完全抛弃意第绪语文化。他在《犹太前进日报》上专门留出版面，为那些优秀但不出名的用意第绪语文写作的作家发表作品。他自己也将意第绪语文作为与普通犹太移民沟通的一种方式。他用意第绪文写了一部美国历史，而且将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翻译为意第绪文，并加以注解；还写了许多著名美国人的传记，其目的是为了让犹太移民熟悉美国社会。
上述三位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领袖兼顾犹太传统和美国现代观念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为成长于美国的犹太中产阶级领袖所接受。这些犹太中产阶级领袖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或完全是由美国社会文化环境塑造的。他们对于主流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其父辈有更广泛的了解，因此在美国社会中感到较为自在。他们的领导方法更具美国色彩，他们驳斥“盎格鲁一撒克逊主义者”对美国的认知，推崇“熔炉”论者将美国视为“世界性国家”的观念；但他们对“熔炉”论的理解与主流群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像后者那样将美国视为“合众为一的和谐整体”，而是强调“统一中的多样性”，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多元主义观念。美国的第二代东欧犹太裔领袖将“美国化”理解为犹太人获得在美国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行动自如的基本技能，这意味着要学习英语、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熟悉美国的经济体系；但在、文化和生活习俗方面，他们赞成本族裔群体保持一定的独特性。
在芝加哥，年轻一代的犹太领袖与第一代移民中的世俗知识分子联合，于1903年11月创立了希伯来学会，以取代美国主流群体中温和同化主义者开设的“赫尔之家”(Hull House)之类的福利、教育和文化活动中心。希伯来学会力图用现代的教育方法，让犹太孩子同时熟知美国和犹太传统，既促进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又在其身上培育犹太族裔意识。
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芝加哥希伯来学会在最初四年间开展的活动十分有限。后来在美国德裔犹太人的大力资助下，该学会得以买下一座大楼，1907年之后发展成为芝加哥西区的犹太社区活动中心。每周来此参加活动的犹太人从1910年的1．1万多人(次)上升为1912年的1．6万多人(次)，而到“赫尔之家”参加活动的平均每周仅为9000人(次)。芝加哥希伯来学会为犹太青年开设了体育锻炼场所、戏剧和文学俱乐部、工艺学习班，以及人文科学、社会政治和自然科学课程，向犹太青年讲授美国观念和传统。此外，它还开办了一家人籍咨询所、两所初级和中级夜校、一所职业培训学校，以帮助犹太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然而，它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强调传承犹太价值观、文化和传统，培养犹太人的族裔意识。为达到此目的，希伯来学会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犹太会堂，宗教仪式分别使用希伯来语和英语来主持，在犹太教节日均要举行庆祝活动，举办有关犹太历史的演讲，举行犹太音乐会，组织犹太艺术家作品展览，资助戏剧俱乐部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英语表演剧目。该学会还决心复兴犹太教育，开设了一所安息日学校和一所希伯来学校，利用现代的教学方法教授希伯来语、犹太历史和文化。
希伯来学会举办的活动与“赫尔之家”举办的活动相比，在目标上截然不同。“赫尔之家”虽然也为犹太移民举办具有族裔特色的社会文化活动，但其意在于推动犹太移民与土生美国人以及犹太移民与其他移民群体之间的交融，逐渐消除族裔障碍，最终形成一个文化统一的社会。而东欧犹太移民领袖虽然也认为族裔群体需要相互了解，但是他们更喜欢的族裔生活模式是多元的。希伯来学会举行犹太艺术活动，向犹太青年教授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犹太历史以及其他文化知识，均旨在增强年轻一代犹太人的族裔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98-02
19世纪下半叶，美国虽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领先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缺少历史和文化底蕴俨然成为其弊病。因此，如何在欧洲文化的笼罩和美国商业文化的熏陶之下构建一种理想的美国文化成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主要议题。作为一个长期旅欧的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受个人经历的影响，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围绕“国际主题”展开，描述了美国人和欧洲人交往的问题，进而探讨欧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他的“国际主题”及其体现的文化理想，评论界大多止于欧美文化的冲突，没有进一步探究和挖掘他理想中的文化构建，即如何解决这种冲突。虽然两种文化的冲突几乎在詹姆斯的每一个作品里都有体现，但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比较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和优劣，而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些冲突和对照，摸索出一条构建理想中的美国文化构建之路，即欧美文化的融合之路。
一、欧美文化的冲突
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大多描述了天真、直率的美国人带着对欧洲文化的向往进入欧洲，踏上了文化朝圣之旅，却遭遇圆滑、世故、奸诈的欧洲的冷眼和排挤导致的个人的悲剧。个人都是特定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两个民族的人的激烈冲突往往反映了两种文化和社会的激烈冲突。而文化之间的冲突“究其实质，是两种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的冲突”（侯维瑞，1996），由此可见，文化间的冲突是具体表现在宏观的观念以及微观的社会风尚的。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欧美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社交礼仪与行为规范间的冲突，以及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间的冲突。
由于欧洲与美国历史不同，因此形成的行为规范和礼仪也不同。欧洲历史悠久，等级制度一直存在，因此19世纪末的欧洲的等级观念仍然很强。处在金字塔顶尖的贵族和底部的平民百姓是没有接触的，而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所处的阶级调试自己的行为和对待他人的态度。与此相反，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个人的背景都不同，但人们更愿意将他人看成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履行不同的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社会构成打破了原有的等级制度和观念，使得美国社会更自由平等。因此这种对待等级的态度的不同，必然导致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冲突不断。在《黛西米勒》中，作为美国社会的产物，黛西没有等级观念，带着仆人去欧洲旅居，与仆人同坐一桌吃饭。她不仅将仆人带去欧洲，也将美国的自由思想带去了欧洲。这一被黛西视为正常的举动却遭到了习惯欧洲生活的斯蒂洛太太的反感，认为她没有教养，粗鄙不堪。这种平等对待仆人的行为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民族性格的不同也造成了欧美人的激烈冲突。美国人天性单纯、热爱自由、真诚直率、注重实用；而欧洲人与此相对，更注重礼节和形式，举止文雅，但世故圆滑，更传统保守，一切言行均将其他人作为模版。在《黛西米勒》中，这种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的冲突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黛西米勒是个文化象征性的人物，代表了大部分美国人，她“似乎过于大胆草率，全然不把旧欧洲大陆的清规戒律放在眼里，也没想过要向它们妥协”（周元晓，2009）。小说中温特伯恩是典型的欧洲人物形象，初见黛西的时候并没有搭讪，因为向未婚女子攀谈是不合适的。欧洲人传统保守，行为做事前总是考虑是否恰当，并且在意他人的看法。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黛西米勒认识温特伯尼的时候便热情交谈，甚至谈论家庭琐事。作为女性，她的热情率真远远超过欧洲男性，而这被斯蒂洛夫人厌恶和排斥，认为黛西是轻佻粗俗的、没有教养的。由此可见，欧美文化的冲突充斥在这些细微的礼节和行为准则里。
亨利・詹姆斯在将美国优点暴露的同时也将弱点展示给读者，那就是美国的精神匮乏。另一个欧美文化的冲突体现在欧洲高雅的精神文明和美国的物质主义中。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短暂的历史导致其缺少文化的传承和累积，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财富的积累就能过上好生活，导致了美国举国上下追求财富，注重实用主义，但精神高度贫瘠匮乏。亨利・詹姆斯本人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他在评论文章《论霍桑》中说道：“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出那些在别的国家里存在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具有的‘文物制度’，而它们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中却难觅踪迹，直至我们会惊讶地想，美国到底还有些什么。”（James，1984）而他对美国社会这种精神贫瘠的态度在小说《黛西米勒》中也有体现。黛西米勒对欧洲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了解。在参观古堡的时候，她只关心同伴的琐事，而不在意历史；在罗马时，她只享受聚会，却忽略了这座影响欧洲大陆文明的城市历史。《美国人》中的主人公纽曼，是美国主流实业家。他逛遍欧洲的博物馆、教堂、画廊，却只关心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而对文化审美和欣赏上没有任何提高。小说中的代表人物都反映了美国文化精神匮乏、无知狭隘的状况，以及作者对此现状忧虑与不满的态度。
亨利・詹姆斯通过不同的作品刻画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将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大到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冲突，小到社交礼仪与行为规范两个方面的冲突做了详尽而细致的描绘，使读者更深刻和直观地体会欧美文化间的冲突。
二、欧美文化的融合
詹姆斯认识到了欧美文化的不同，但他并没有评判好坏优劣，不谴责也不赞同，而是分别从两种文化中挑出他欣赏的部分，融合构建成一个他理想的文化模型。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过他关于文化融合的想法：“我们可以以任何一个民族都能更自由地对待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形式，我们可以采摘、挑选并消化吸收，简而言之，不管在哪里发现我们都可以认作自己的财产。……我觉得美国作家也可以表明世界上不同民族志趣和智力上的融合和综合不是不可能的，并且这种融合的状况会比我们所见到的成就更重要。”（亨利・詹姆，2005）这种文化融合在小说的结局中也有所体现。
小说《罗德里克・哈德森》用一位美国艺术家夭折的悲惨遭遇，揭示了美国人完全抛弃美国精神全盘接受欧洲文化却被边缘化面临身份危机的尴尬处境。小说中，哈德森一到罗马就急于抛弃自身的美国特质，全盘接受欧洲文化传统。他爱上了克里斯蒂娜・莱特，抛弃了美国的未婚妻玛丽・加兰。这两个女性形象都极具象征意味。克里斯蒂娜・莱特代表着欧洲高度发达的文明美和伴随而来的颓废。玛丽・加兰代表着美国清教传统，即极强的道德感和坚贞不渝的信念。哈德森抛弃了未婚妻意味着他抛弃了美国的道德感和勤奋耐劳的美德去迎合欧洲文化，最后迷失在欧洲的文明里。詹姆斯在这部作品里向读者表明这不是他理想中的美国人形象，构建美国文化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摒弃美国特质。
小说《美国人》通过主人公纽曼的遭遇，揭示了坚持美国文化，不接受欧洲文化不是构建新的美国文化的途径。纽曼是典型的美国人，诙谐幽默、体魄健壮、慷慨大方、满目自信，缺少文化却充满道德意识。与哈德森不同，纽曼没有摒弃美国文化，而是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并一直坚持着美国的价值体系和民族特性。尽管他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富有同情心，资助他认为的落难艺术大师，但他把三流画家错认为艺术大师的举动遭到鄙视和讥讽。他的价值观就是金钱至上，有了钱就拥有了一切，却对文化没有了解的欲望。这种缺乏对历史文化的体察和修养是不被欧洲人接受的。向贵族小姐求婚却被其家人挖苦嘲笑最后回到美国的悲惨结局向读者展示了作者的基本态度――拒绝接受欧洲文化的美国文化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文化模样。
《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美国人的形象才是詹姆斯理想中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与纽曼不同，主人公伊莎贝尔有着对知识的渴望，乐于感受欧洲文化。纽曼只是形式上逛逛画廊等文化场所，但思考更多的是商业价值。他与欧洲文化的关系是很紧张的。而伊莎贝尔与欧洲文化的关系却是非常和谐的。她走遍各个博物馆和画廊，用心欣赏着艺术品并享受这一切，积极地吸收着欧洲文化的养分。但与哈德森的全盘接受欧洲文化抛弃美国文化不同，她对两种文化的态度更理性、客观。她对梅尔夫人的转变曾评价，“她已经变得太柔顺圆滑，太纯熟，太高雅了”（亨利・詹姆斯，1984）。这个“太”字就体现了以萨贝尔的态度――不过分接受吸取欧洲文化。在保留她作为美国人热情乐观、敢于冒险、追求自由的特质的同时，适度接受欧洲文化。而伊莎贝尔最后发现丈夫的阴谋后，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回到丈夫的身边，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她展示了融合了欧美文化的理想美国人，吸收了欧洲的文化精髓，同时具有美国民族的热情与活力，勇于承担、敢于牺牲、追求文化、成熟优雅。而这正是作者詹姆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结局的设计向读者展示的理想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
三、结语
作为长期旅外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系列国际题材的小说中一直在构建美国人和美国文化。欧洲文化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詹姆斯挑出本土文化的羁绊，将欧洲文化作为丰富的资源，通过消化吸收欧洲文化来构建美国文化。异质文化不再是威胁而受排斥，而是作为一种正面的因素被积极地利用和吸收，即保留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也为这种深沉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和生机。
【参考文献】
[1]James，Henry.Hawthorne[M].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Inc，1984.
[2]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国内学者研究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研究不外乎按照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以1993年欧盟成立前后为界分为英国与欧共体关系以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研究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着自己的观点，他们主要观点涉及政党政治、外交、法律、政策传统、安全防务通过这些方面来阐述着重分析了欧洲一体化给英国带来的影响以及英国给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变化。最近几年研究欧盟的学者日益增多并且角度开始有学者开始研究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捍卫国家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捍卫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共体早期的政策与工党国有化、福利国家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自己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而工党自身选举的连续失败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点的。作者认为国内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往往重视文化差异所构成的障碍，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学习的过程。谢峰在他的论文《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提出了究保守党的对欧政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各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保守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对欧政策其二是保守党内部与前者向差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 汪波的《论英国对建立冷战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从安全防务角度阐释了欧洲需要防务的原因：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大量种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使欧盟意识到滋生建立起一个安全防务机制的迫切性。但是英国两党基本上对此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有以下几个原因：政治文化传统、历史现象原因、深受英美特殊关系影响、对欧洲合作的期望。国内学者也有从法律角度阐述了欧洲一体化对英国司法体系的影响例如王展鹏：《话语与制度变迁：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英国宪法司法化》看出了英国司法体系与欧洲体系有较大的差别。作者得出结论应该说英国在三百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面对内外部的挑战表现出来了一种渐进变革的能力值得赞赏，全盘照搬欧美的法律体系未必明智。 国内学者也有从学术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例如常鹏飞曹永伟《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一项基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比较分析》分析了英国学派，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独立于美国“主流”学派之外的一个学术特色鲜明的学者群体，其最大理论特色是运用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总的来说未来的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是乐观的，向前进的，英国学派的介入给予处于困境迷茫中的欧洲一体化以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摆脱目前一体化研究的定式。所以说，作者认为门户开放的英国学派与螺旋上升的欧洲一体化相结合是有大意义的。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是各个国家、各代学者探讨研究的主体。东方文明的历史痕迹现在仍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而西方文明离我们较为遥远，很难直接感受。这本《欧洲文明史》，是感受欧洲文明，了解它的特点的机会。
全书的主要目的是展现欧洲文明的发展趋势和欧洲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之处。首先从文明一词谈起，说明了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发展。此书的重点是展示欧洲文明的内涵以及特点，而且将仅从社会的角度来展示文明。
为什么我们对于欧洲文明如此感兴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使得西方的优势不那么明显，进而在历史上体现为全球史观代替了“西方中心论”。我们不会绝对地认为欧洲文化是先进的，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或者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西方在13世纪或者15世纪后是“占得先机”的。
那么欧洲为什么是“占得先机”的？从“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为什么欧洲能够占得先机这个问题。
在13世纪之前，东方在技术、经济等多方面都毫无疑问是走在前面的。但13世纪之后，欧洲开始显现出她的潜力，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大航海r代到殖民主义，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国家相继完成，欧洲在近代“占得先机”。过去我对于为什么欧美能够占得先机这个问题的思考一直局限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比如欧洲进行罪恶的三角贸易，以各种方式掠夺了殖民地，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才得到发展。我很少考虑文化或者说文明这一层次，我认为它很“虚无”，并不能够产生实质性的作用。这种思维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较大，且意识形态色彩很浓。而此书给我打开了新的思路，基佐对于欧洲文明的多样性的分析，让我不能够忽视文明的作用。
首先，只说“欧洲在近代占得先机”是不准确的，因为一战二战后欧洲衰败，美国兴起，直到今天，美国仍旧是公认的实力最强的国家，因此谈论这个问题不能避开美国。那我们就需要说明欧洲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关系。我比较认同陈乐民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欧洲文明十五讲》第一讲中，有一个学生提问“美国文明是否超越了欧洲文明，怎么超越的？”，陈先生回答：“第一，美国继承了欧洲文明，它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里比较精华的部分……第二，美国人最早实现了欧洲人的理想……但是美国现在很霸道……”也就是说，美国文明的渊源是欧洲文明，只是用它自己的方式阐释、发展了欧洲文明。所以我们谈论欧洲文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涵盖美国的。
欧洲文明是最具备多样性的。我们看欧洲的地图、欧洲的历史，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她的“破碎感”。她和大一统的中国甚至是日本、印度以及一些伊斯兰国家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无疑是多样性。而欧洲文明的多样性不止体现在这一点。在欧洲的历史上，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则都在其中并存着；宗教的和世俗的势力；神权政治的、君主政治的、贵族政治的、民主政治的成分；存在着无数程度不等的自由、财富和势力。文学艺术方面，作者认为印度等地的文学是在“同一副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印度等地的文明也就是东方文明，是不具备多样性的。这一点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复杂的集成体，都是具备多样性的。但欧洲文明无疑是多样性特征最明显的。
那么多样性的文明为什么能够引领欧美占得先机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生物学的一些观念可以为人文学科提供借鉴。像赫胥黎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学领域。生物多样性对于生态十分重要。物种越少的生态系统越脆弱。在森林生态系统里的蛇可以捕食鼠类和蛙类，而在草原生态系统的蛇就只能捕食鼠类，那么如果某种鼠类灭绝了，草原食物链就断裂了，森林食物链还可以维持。一个社会也是一个生态环境。政治上的多样性使得势力、原则、制度总是互相混杂、限制和无休无止地斗争；思想感情上，神权政治的、贵族政治的和平民政治的信条互相阻挠、斗争、限制和修改。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对权力的拥护者在他们的主张取得结果之前就退却了，也就是说不会出现绝对权力者，社会就在不安定因素的碰撞中向前进步。
研究者对主流理论的不满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主流辩论中的自由多元主义假设忽视了潜在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国家的阶级本质。第二，两种路径都忽视了欧洲一体化所发生的冷战情境。冷战情境中至少有两点对于欧洲一体化非常重要: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资本需要寻求对欧洲市场进入，以及试图取代战时主导欧洲的军事或准军事部门;二是在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西欧需要联合起来对抗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影响。所以，阿姆斯特丹项目一开始就致力于挖掘一体化的深层因素。阿姆斯特丹学派早期的经验研究主要借鉴冷战史中修正学派的一些观点，①偏重分析美国利益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譬如，该学派代表人物谢斯•范徳皮杰(KeesVanderPijl)的研究表明，②舒曼计划导致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产生，而这个计划很明显是美国为欧洲设计的。③范徳皮杰还将美国福特主义与欧洲一体化联系起来，他认为，由于美国的劳动力资本价格较高，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时，以大规模生产和劳工控制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就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汽车工业是福特主义最典型的代表。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打击，但罗斯福新政以国家干预的形式保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运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模式通过马歇尔计划植入西欧经济的运行之中。国际鲁尔区的建立及跨国煤钢联营的出现是福特主义国际化的早期试验。煤钢工业曾经是纳粹德国军事工业的支柱，但经过福特主义的改造，煤钢工业已经被代表民用消费的汽车工业所支配。④欧文比克的研究则表明，1945年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通过钢铁工业的国家化为福特主义系统引入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努力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文化是电影的灵魂，任何一部电影反映的都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即便是一个国家的导演去拍摄另外国家的电影，其中也渗透着点点滴滴本国的文化。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电影，无一不明显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潮流与本国当前的文化，无论是拍过去、现代还是未来。
一、当前欧美电影的特点
（一）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的电影受到热捧。2008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老无所依》、2009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2010年《拆弹部队》包括之前的《撞车》之类的影片，受到了专家与人们的好评，这些影片都是社会现实的精炼与升华，反映了社会与人性的真实与虚假、善良与邪恶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在人们心中形成共鸣，从真实的再现角度，提高了影片的感染力，这类题材的电影成为了近十年欧美拍的最多的电影。
（二）以幻想为主线的电影不断挑战人们的想象力。以《哈利波特》、《指环王》、《阿凡达》为代表的颇具玄幻色彩的电影为代表，出现了很多想象力丰富离奇，甚至构思天马行空的片子，包括之后的《盗梦空间》等，将玄幻与悬疑有效结合在一起，用完全脱离现实的幻境反应简单的故事情节，用3D的效果代替了原有的成像技术，不仅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也受到了成年人的推崇。
（三）还原历史，重提英雄与领导的力量。《国王的演讲》、《铁娘子》等获奖影片从内容来说，可以看到欧美文化强调英雄主义的文化气息很浓。尤其对于英美人，由于其文明不如中国、印度等国家这么久远，其历史题材的影片大多只追溯到了上世纪，尤其以一战、二战的影片为主线，拍摄了很多电影。此外，其宣传英雄的力量，与重溯历史，也是对欧美经济长期疲软的一个提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众的信心。
（四）多元化的文化融合。近十年的欧美电影中，东西方的文化交融非常密切。自上世纪《卧虎藏龙》的票房大卖之后，很多人开始关注东方文化，中国、印度的很多电影传入好莱坞，频频获奖，使得很多欧美人对东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至于众多电影出现了东方元素，包括007系列，《碟中谍》系列，《生化危机》系列，《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获奖更是将东方题材电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电影反映的西方文化的发展
（一）“大胆”与“冒险”的开拓精神为永久的文化支撑。“NO one stands still.If you are not moving ahead，you are falling behind.”从“阿甘”到“勇敢的心”，从“哈利波特”到“少年派”，都反映出了欧美人热衷冒险的精神，从Discovery的成功就能看出，欧美人对未知领域是多么的向往。这也跟其国家发展与文化发展历史有关，英国一直以其工业革命那段历史为傲，美国也经常以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为题材，甚至现在的欧美人对现在所生存的世界心存不满，期待对新世界的开拓。
（二）“创新”是电影阐释西方文化的最直接表述。《盗梦空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等，都是用超乎常理的逻辑，而感觉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过程来描述一些简单的道理，奇妙的思维不光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在内涵上更突出了创新二字。创新思维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文化倡导的，其视角的突破性甚至略显叛逆，甚至颠覆了人们对影视的传统看法。
（三）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我们东方最近倡导的“原生态”，是将繁杂的生活回归自然。而欧美，“不拘小节”甚至“随意”的生活与言论，仿佛代表了其更加的民主，电影中，很多细节都表现了其在礼节、规范、言论等各个方面的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欧美生活的原生态。
（四）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对于美国文化来讲，其文化历史并不长，但其接收的各国信息非常多，伴随着新思潮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化成为了当今美国文化的主要方向。对于欧美电影的发展，也将海外市场作为的主要额开发方向，不但要让世界了解欧美的文化，还要让世界接受欧美的文化，在此过程中，欧美电影慢慢的也融合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尤其是亚非的文化。加上美国外来人口众多，多种族，民族的融合，改编外来文化的故事早已成为美国电影市场的致富秘诀。
（五）宗教因素的宣扬。欧美国家对于基督教的宣扬体现在方方面面，在电影中也能时时刻刻的感受到。美国是最具宗教多样性的国家，而基督教仍是美国的主流。在美国大部分电影中，都能提到上帝，甚至在美国的国歌里，谱写了“上帝保佑美国”的歌词。自然而然，基督教倡导的平等自由、友爱互助、同情弱者、自尊自爱、尊重他人等价值准则和处世哲学，都是在美国电影题材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三、文化与电影的互相影响
电影作为一项近百年最为成功的文化与娱乐结合的传媒方式，已经成为了一项世界语言。人们通过电影，接受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了解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一）电影的空间文化的发展，带动西方文化空间的扩展
电影在近百年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大多反应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发生的故事，反映现实与幻想，代表了人们的思潮。从乡村到城市，从时间到空间，从富贵到贫穷，电影用不同的空间符号，形成完全不同的空间语义内容。空间的不断重组，形成了稳定的文化空间。西方的文化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不断的多元化，进而影响到电影产业，也向多元化的空间拓展。
（二）以英语为主导向全球语境拓展
欧美电影的全球语境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以英语为主的西方各国，开始了学习东方语言的热情。很多中、日、韩语班常常爆满。全球的语言带来的全球的文化，在多元文化选择策略下，欧美电影吸收世界各地的艺术风格、将其成功地纳入作品中，逐步影响到的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
（三）电影直接反映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电影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普遍的文化认同和人们的价值观，即便很多电影表现小众生活，却引导了大众的探讨，即使有争议的电影，也能得到一个阶层的普遍认同。多样的欧美影片虽然有局限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打开了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也为西方了解世界创造了条件，是时代特征最集中、最生动的反映，不但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人民价值观的融合与发展。（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然而人们往往更关注欧美学者的学说，对本土学者的研究思想却容易忽视。事实上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陈先生便力主开展对欧洲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以经济学或政治学为主流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界，许多研究者缺少文史哲基本功培养，不仅难以表达思想，也难以形成思想;特别是有人对欧美学说如数家珍，而对中国的文化却视如敝屣，更难形成具有中国学术风范的国际问题研究。陈乐民先生将国际问题研究概念下的欧洲问题研究提升为“欧洲学”，不但开创了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视阈，同时也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陈乐民关于“欧洲学”的思考
欧洲研究能否成“学”，学界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但是，欧洲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内涵，却是不容否认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的发展曾有过极为重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当代世界，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当代欧洲问题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这无疑是一门大学问。
陈先生没有就“欧洲学”写出专著，他对“欧洲学”的思考主要见诸他各种研究成果。但是，在学术研讨的场合，陈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建设“欧洲学”的思考。2002年5月27日，陈先生应邀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演讲，曾专门就“欧洲学”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十多年以前，应该讲是上个世纪80年代， 我曾提出过，中国的欧洲研究，能不能构建一个中国的欧洲学（Europeology），当时意见纷纭，反对者居多。我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认为提出一个欧洲学概念，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种视角，是对欧洲文明的一种看法，……在研究欧洲问题时，应该对欧洲的整体和联系加以关注。也就是说对于欧洲问题要搞好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那么，欧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学科呢。我只是提出一个指引性观点，应该就是欧洲三史，也就是‘欧洲三科’……第一是欧洲通史，我认为国际关系史就是其中一个科目（陈先生在北大讲课时改为“‘国际问题研究’应属于‘通史’里的一部分”――笔者注）;第二是欧洲思想史。我想说的是它不是欧洲哲学史。思想史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社会史、哲学史都包含在其中;第三史，我称之为欧洲艺文史。它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
从这段演讲来看，陈先生所说的“欧洲学”实质上是探索欧洲文明从古到今如何发展的学问。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和欧洲艺文史实际上都是大学问。
首先从欧洲通史来看。陈先生非常重视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在他的笔记本中记载了他阅读许多欧洲历史专著的体会，仅涉及欧洲统一问题书目就有《欧洲及其国家》、《欧洲先驱者》、《欧洲观念的演化：1914-1932》、《欧洲：一种观念的诞生》、《泛欧洲的圣战――一个人的自传和一个运动大量》等近20种。
这些读书产生的思考最后都以学术著述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主要的专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进程》、《20世纪的欧洲》以及《〈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等。这些论著的最大共同点是，谈的是历史，着眼的是现实，显示了作者对欧洲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整体感。
第二，从欧洲思想史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不管什么学问，在无止境的深化过程中，都可以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终于剥出叫做“哲学”的芯子来。我想，欧洲思想史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欧洲学”的芯子吧。
陈先生认为，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陈先生在谈到欧洲思想史上一些哲学家对欧洲和平、国家理念、道德、政治等问题的“哲学方案”时，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哲学与欧洲问题关系的认识。我以为，他所说的欧洲通史和欧洲思想史，就是要在对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中有历史与哲学的研究视角，这实际上也是陈先生建立“欧洲学”的基础学科。
第三，从欧洲艺文史来看。“艺文”概念相当广泛，我理解这个概念应基本属于大文化范畴，包括各种艺术和技术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建筑、医疗、工艺、技术、服饰、习俗等;可以泛指精神物化后的一切事物。如果从“欧洲学”的建构来看，我想应该是物化的欧洲历史，或者说是欧洲思想家精神的物质化，如社会的构成、经济的运作、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尊重、科学的发明，等等。对这些事物的认知构成了“欧洲学”第三支柱。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认知，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欧洲人的所思、所想和所做。了解这些事物是认知欧洲文明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对欧洲通史和思想史的认识便成了空中楼阁。
“艺文”概念包罗万象，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欧洲通史和思想史视角来考量，就都可以归纳到欧洲文明的发展上来;如此，欧洲文明发展的真实感便凸显出来了。
物质文明反映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影响物质文明。最近我读到一本涉及西方“仿像论”的书。作者认为，技艺在古希腊指专门知识，包括医疗、绘画、政治、修辞。作者还讨论了“仿像论”中“原”与“象”的关系。由此，我对陈先生将技艺史作为“欧洲学”第三支柱的要义有了更深的领悟。前面提到，陈先生自己说过，欧洲艺文史……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从认识过程来看，事实上，我们了解欧洲一般也多从“艺文”开始，由对艺术、建筑、经济、政治等等表象的事物逐步深入到它的通史和思想史中去，回过头来又对这些表象事物有了更深认识。故而，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欧洲艺文史存在着互为印证的关系。“三史”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建构起“欧洲学”的学术大厦。 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 “欧洲学”的意义
从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到他提出的“欧洲学”理念，反映了他求解“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想心路。这对提高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首先是从认识欧洲的层面来看。中欧交通历史悠久，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横穿亚欧大陆。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欧之间长期缺乏深入的了解。直到近代，双方的了解才开始逐步加深。这一过程很长，其间多有曲折。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是从感受欧洲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开始的。军舰、大炮、技术、科学、工艺等欧洲“艺文”就这样最先进入了中国。由此，洋务运动兴起。国门大开后，中欧交往逐渐开宽，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于是有了争取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再后来又有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华的思想。以为只要把它们请到中国来，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引进，中国便可像欧洲列强一样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但是，将欧洲文明割断开来看或用，显然是不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坎坷遭遇便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学”是将欧洲文明进程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进行研究的。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对欧洲文明有更系统的了解，而且对当代欧洲的发展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欧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认识欧洲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中国对欧洲认识的升华。
中国第二次国门大开，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不断发生“文明的冲撞”。毫无疑问，这种“冲撞”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相互了解。所谓“西方国家”，除了欧洲国家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其法律、政党、议会及国家制度和理念等无不源自欧洲，或受到欧洲文明极大影响。因此，欧洲文明是西方国家的“根”。
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愈来愈深刻而广泛，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和平崛起，必须对世界有深刻了解，特别是深刻了解在当代世界占有重要影响力的欧洲文明;通过了解欧洲进而了解世界，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也需要了解它们的“根”。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门学科的学者、专家不乏其人，各种学术成果也不乏精品，但是，在深刻认识欧洲文明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学科。而这就是“欧洲学”的价值所在。“欧洲学”的框架，以及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将为推动各种学科协调，合力加强对欧洲的研究，为认知欧洲文明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故乡，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诞生的。对这块“土壤”的忽视，无疑是不可原谅的。“欧洲学”研究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这块“土壤”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因此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从提高中国自我认知的科学性来看。近代以来，中国在逐步加深认识欧洲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开始了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过程。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是封闭式的，是完全“自我”的。鸦片战争将欧洲文明带进中国，使中国得以有了客观认识自己的参照物。这也是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的题中之义。事实上，在陈先生从多种角度对“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考中，更关心的还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要有科学的、清醒的自我认知。 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启示
第三个层面是从国际问题的研究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研究欧洲，就必须把欧洲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此话言简意赅，道出了欧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真谛。“欧洲学”把欧洲研究当作学问来做，国际问题研究同样应该如此。做学问就要有学理，就要有自己的学术理论工具。现在学界已经有学者在探讨建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但许多研究者还是习惯跟着欧美学者的理论走;虽然其中有人持尖锐批判的态度，甚至全盘否定，也有人是批判性的接受，但也有不少人在有意无意间全盘接受。尽管欧美学者的理论不乏可取之处，尽管也有对其批判或接受的需要，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话语权还很弱，没有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世界新兴大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理论。“欧洲学”的提出，对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来说，便属破题之举，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事实上，陈先生从文明视角下对欧洲问题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关于“欧洲学”的理念，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关注。1992年，陈先生应邀在日内瓦大学发表有关演讲后，受到在场欧洲学者的高度赞扬。许多人纷纷前来与他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国际问题研究大多属于政策性研究。其中不乏佼佼者，但因学者个人学养参差不齐，总的情况并不乐观。特别是有些所谓“创新”成果，或是玩弄概念，或是逞一时“灵感”，终因缺少学术功底，难有可持续性。“欧洲学”谈的虽然是欧洲，但其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国际问题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以“欧洲学”为借鉴，建立中国的“美国学”、“非洲学”、“日本学”，乃至“世界学”，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对中国真正做到在国际舞台拥有强大话语权，极有裨益。中国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有国际发展的大战略;而没有大学问是做不出大战略的！学界津津乐道的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出台，不正得益于人类学家的贡献吗？
在当前国际问题研究浮躁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尤为可贵，值得珍惜和进一步开发。
一、“欧洲中心论”的定义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教育思想偏见。欧洲中心论由于其视角上的偏狭性，近年来在学理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并不是一套完整而固定不变的原则体系，而是由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呈现出松散的观念系列，因此对于“欧洲中心论”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相关研究和评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纷繁混乱的局面。因此，在对“欧洲中心论”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欧洲中心论”的内涵做出界定，否则这场讨论将无法展开。
当代美国学者J·M·布劳特的说法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其近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基本上指出这一信仰的概念，指的是欧洲文明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的或者精神上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欧洲人群在所有历史时代直至当今时代，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1]。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叫种族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也叫种族中心主义，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易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这种文化中心主义自古就有，可以说世界各族群文化相处上文明发展处于先对先进位置的民族常有的状态。
春秋时居民中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称之为戎、狄、蛮、夷。而欧洲中心论则把文化中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并利用强大的历史哲学和理论、方法将“欧洲中心”变成一种信仰，以最不易于察觉的方式向世界扩张。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世界的影响是多层面的：让欧洲以及非欧洲世界无视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因而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而非西方世界学者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最终造成整个世界，包含学术界在内，长久以来都是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拟分析这种文化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和世界史体系之间的关系。
二、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
欧洲中心论对于世界史学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有赤裸裸的显示，又有温情的，不易察觉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1.显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通史编纂的内容比重和世界史体系方面。表现在以往编纂的世界通史的欧洲的内容比例过重，世界史成了以欧洲式为主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国学界早有察觉。早在1928年，雷海宗先生在评论韦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时，就提出该书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着问题。吴齐本《世界史》是一本整体史观指导下的开创之作，但在近代史编纂的比例上，仍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该书的近代史编上下两卷共6章24节中910页，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合在一起大约只占21%的篇幅，其中79%的是关于欧洲和北美的内容，因此，认为该著作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例如早期对世界历史的分期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由多个文明中心组成，每个文明的发展过程有早有晚，有急有缓，世界历史进行统一的分期是没有意义的。
2.隐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史的逻辑前提和研究方法上。这一切要归功于西方强大的历史哲学。西方学者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的维度来阐释欧洲文明的优越，并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设为世界历史的前提假定，由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是变化较慢的因素，因此欧洲的先进是永恒的。认为欧洲的道路具有普遍性，把其他一切文明的欧洲化是说成具有绝对的“世界意义”。此外，还表现在创造了一系列基于欧洲自身的发展经验的概念。这导致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在承认西方的先进性的同时，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进行分析时，往往以西方为标准，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确定的标准为圭臬。西方文明成了参照体系，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往往被机械地表述为对西方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模仿和赶超。
三、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批判和超越
“欧洲中心论”的危害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不对此警惕，我们的历史叙事将会被同质化，而一个无法真正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对此我们要反思、批判和超越。反思是批判的前提，批判又是超越的前提。反思什么?为何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已持续有年，为何仍不能走出这种文化中心论的影子?
(1)欧洲中心论史观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短时间内是难以清除的。这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长期浸淫的结果。在西方的世界史编纂方面，以反欧洲中心论为根基的世界历史的解释，具体表现形式为以全球史观，人类中心史观和多中心史观。
例如威廉·莫克尼尔通过考察和对比通讯和运输网络，认为欧洲的先进与它得天独厚的位置密切相关，这与黑格尔的“地理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类中心的史观代表认为是贡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他们主张以涵盖面较广的世界人类中心论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能够也必然会超越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自我肯定，通过多样性认识到我们历史的整体性和时代的统一性。关注人与资源和环境为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多中心史观则走得更为极端，如萨米尔·阿明的东地中海沿岸理论和以及非裔美国学者提出的“非洲中心论”。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以及非裔美国人对美国的贡献。前者故意回避“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这个问题，后者则是用另外一种文化中心主义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而且其论据的落脚点仍落在西方文明上，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
(2)世界学术格局严重失衡。在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知识贡献上，西方世界建树颇丰，非西方世界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时，知识储备则显得单薄，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J·M·布劳特在其《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列举了八位对欧洲中心论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他们各自从不同的维度论证了欧洲文化的先进地位和优越性，这其中包括文化决定论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认为欧洲人有着举世无双的发明才智和伟大科学技术，等等。而与此相对的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则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显得不足。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理论和方法大多是由衷的崇拜，他们引进多元化的理论，用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模仿现代西方的模式构建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叙事，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欧洲中心论，这种局面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的编纂和叙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中心论”批判意识增强，甚至一度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但在批判的理论和方法储备上则显得薄弱。由此可见，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那么怎样批判“欧洲中心论”呢?其内涵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可以对其全盘否定。对此，马世力将“欧洲中心论”的合理部分和不合理部分剥离开来，将“欧洲中心论”分为“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
(1)二者的内涵不同。马世力认为，“欧洲中心论”在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的这个层面是合理的[2]。怎样理解“欧洲中心论”的“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这个层面呢?马世力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中心的，这里的发展中心定义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的先进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示范作用以及地位”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证明中心存在的合理性，“中心的存在恰恰是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和表现形式”，只有历史发展还不能消除不平衡性，也就不能没有历史发展的中心，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一种发展形态的示范作用，并比较二者的区别：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面，这种“中心”具有暂时性和阶段性，而“欧洲中心论”则是建立在地理决定论和种族优越论基础上，因此具有永恒性，因此是不合理的，要坚决批判的。
(2)在研究方法上。“承认欧洲曾经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中心”是遵循了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西欧或者欧洲，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才能起到示范作用，在一定时间内占有中心地位。而“欧洲中心论”者使用的则是以个别代替一般的方法，认为西欧或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完全否认和抹杀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与贡献。
(3)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内容的界定的不同。这里的“欧洲”包括欧洲各民族、各进步阶层，尤其是无产阶级，而不仅仅是欧洲的资产阶级。
二、研究领域与代表作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中国学派建构。最先倡导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学界曾掀起国际关系理论属性的“科学与艺术之争”，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分析框架及“生命力假说”。代表作是《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一书及论文《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论文（《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市社联2003年度优秀论文奖；Between Copying and Constructing：China Is Seeking Its IR Theory，in Arlene B.Tickner and Ole W？v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ISBN：978-0-415-77
236-5），chapter 6，Routledge 2008等。
公共外交理论与中国公共外交。国内开展公共外交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公共外交研究成果的中国本土学者，代表作是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SCI），March 2008 616.（Google学术显示，被引用34次）；发起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公共外交国际论坛”。
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提出被神话的美国终将成为地区强权、防止美国过快衰落、中国的美国观是中国观的折射、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是重塑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中国的美国化等观点，引发学界和社会热议，代表作是《被神话的美国》。
欧洲一体化研究及对欧洲文明的反思。推动建立中欧学术连线，提出中欧文化G2说，倡导全球视野下研究中欧关系，代表作是《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
中国外交战略反思，提出包容性崛起战略。代表作《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和平崛起的三重内涵》，（环球时报，2004年2月13日，《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亚洲时报》、《中国日报》、《大国》、《和平崛起研究》等国内外媒体、书刊全文转载）。
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权解构。代表作《探询中国新的身份：民族主义的神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被先后收录在Arif Dirlik、俞可平主编的《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谈火生主编的《大国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
三、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
一、前言
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国外侨民知识界中间,为一些着名俄侨学者所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当时的欧亚主义思想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空间及影响,但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大地上欧亚主义思想得到复兴,即使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依然方兴未艾。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俄罗斯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应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同时,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自身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比较强调国家的作用,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
有学者认为,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复兴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长期陷入危机和混乱状态,人们对“欧洲—大西洋主义”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又担心“民族—爱国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太大。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固然与苏联解体后本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有关系,但是其内在原因究竟何在?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考察,不了解俄罗斯文化特征也就难以客观正确审视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
二、欧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
东方化和西方化之争,一直伴随着俄罗斯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着名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可以这样说,别尔嘉耶夫的这段广为引用的论述是对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和总结,这种双重文化性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地缘政治因素:横跨欧亚两大洲,兼有东西方特点,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就更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可谓是东西方向摇摆不定。从公元988年接受拜占庭东正教的“罗斯洗礼”开始,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精神作用;自蒙古人人侵及长达近250年的统治,不仅向俄罗斯灌输了东方的制度规范,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俄罗斯人的灵魂世界,“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俄罗斯”;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建立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从17世纪开始向西方靠近,彼得大帝改革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西化,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西欧文化的大量引进加速了俄罗斯的西方化进程。出现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在俄罗斯社会意识及理论研究中就存在着欧亚主义思想萌芽。俄罗斯文化的二元结构以及俄罗斯文明和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在俄罗斯历史的每一个极其重大或者危机时刻都可以引发争论、论战和关于非常重要的切身话题的对话。
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期欧亚主义思想文化流派已在俄侨知识界中广泛出现。即使在苏联时代,欧亚主义思想虽被封闭限制,但在俄侨中继续产生着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思维体系的迷茫,使俄罗斯人开始了从自己祖国精神文化遗产中苦苦找寻摆脱自身民族危机途径的进程,在与西方化的较量过程中,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开始复兴。毫无疑问,欧亚主义的复兴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而发生的,俄罗斯千年发展史的文化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促使俄罗斯欧亚主义再度兴起的原动力。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俄罗斯欧亚主义具有俄罗斯文化发展史的显着特征,强调可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的主张是其理论独特之处。这里,须强调的是,从俄罗斯文化发展史角度固然可以认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文化特征,但还应该把其理论内涵作为另一切入点进一步探究。
三、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分析
欧亚主义者认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讲,俄罗斯地缘政治分布在东西两大文明中心之间,是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梁,其地理空间在俄罗斯的地理环境与其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体系,是一种特有的欧亚现象。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文化虽在东西方文化中占据中间地位,但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欧亚主义不同于斯拉夫主义,它不排斥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以外的文化进行合作的思想意识。
一些欧亚主义者关心的另一焦点是俄罗斯历史意义以及俄罗斯独特文化。欧亚主义认为东正教思想是俄罗斯精神的基础,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具有凝聚作用,是俄罗斯能够实现统一的保证,千年东正教思想意识的影响一直存在于俄罗斯人民的心中;苏联解体至今十几年来,东正教在俄罗斯日趋兴盛,各地东正教教堂重建现象十分普遍,俄罗斯人民对东正教的信仰热情有增无减,东正教思想是有利于把独联体国家各个阶层的居民同世界文明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
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地位,强调国家的作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的文化,完全走西方道路;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寻求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中间道路。同时,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复兴的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各种文明之间关系的交互性”,应当“培植居住在俄罗斯的全体人民,所有民族之间互相深深尊重,实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并联合起他们的力量以实现并达到代表共同利益的目标”。
建立统一的欧亚文明是欧亚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其思想方案之一是俄罗斯的双重社会文化战略。该战略方案认为,因俄罗斯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千年文化传统决定了它只能采取“有选择的社会文化保护主义策略”。欧亚主义者认为。相对于西方来说,俄罗斯自己是落后的社会,俄罗斯应该坚持欧亚政策,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借助特殊社会文化扞卫自己的国家地位。相反,俄罗斯相对于东方而言,是先进的社会,而且对它负 有传统的历史责任。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强调国家作用,强调俄罗斯独特性,确保欧亚“双向”平衡及提倡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积极因素,是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精髓。让我们来看看苏联解体后至今俄罗斯外交政策进程,不难找到复兴欧亚主义的痕迹,也就是说,复兴的欧亚主义思想显现于俄罗斯外交中。
四、俄外交中的欧亚主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