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学论文篇（1）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欧美文学论文篇（2）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欧美文学论文篇（3）

本文将分为四个主要部份，首先将会对本文所指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作一个适合讨论的界定，其次再解释「接受和「转化两个概念和关系，接着再分析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情况，最后在他的诗歌中，选取三首作品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及讨论，务求提供一个完整的论述过程。

二、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界定

对于何谓「现代派，还是「现代主义的讨论，这是一个十分宽阔的范畴，一直以来的讨论也十分炽热。例如现代主义是一种美学倾向和精神，现代主义和创作方法跟美学有密切的关系等方面的描述。而在中国较为著名的两种意见发表人正是王宁教授和袁可嘉先生。

以时间上来说，袁可嘉先生是中国较早研究现代主义的一位学者。他在《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中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文学思潮，「是一个包括象征意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六个流派的总称。[3]而就诗学来说，象征意义、表现主义和意象主义是当中具有影响力的东西。总括来说，袁可嘉对「现代主义的界定可以用「五国六主义来括概。

可是，另一位学者王宁教授却并不认同袁可嘉的说法，他认为「现代主义其实具有两种含义，即是指宽泛的现代主义创作原则，挑战传统文学理性和现实主义文学。另一种含义由他对外国的研究中所研发，例如在《现代主义：1890-1930年》一书中，已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了一种历史现象，王宁便从中认为它的另一个含义是「作为文学运动和思潮，它应该被视为一个由诸多流派所组合成的结合体。[4]

综合而言，笔者总结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认为现代主义有广义和狭义的意义。在狭义来说，它指一个已经发生了的文学思潮运动。在广义来说，则指一种反抗传统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这一些创作原则，既有属于象征主义的，亦有属于意象主义的。笔者并不赞同它们被视为一个如袁可嘉所指的「流派的总称，因为每一种主义的文艺观未必相同，例如未来主义者具有反传统的倾向，但另外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如叶慈等却具有重视传统的一面。此外，据西方学者，认为它只是一场历史亦不能接受，因为普遍大众和学者已将「现代主义注入一种史学以外的美学讨论，不能令人容易接受。由此可见，现代主义本身极具复杂性，难以作出如科学化的解释，而笔者在本文中，综合袁可嘉和王宁的观点，作出取舍，以定一个可以讨论的框架，以广泛的现代主义来说明。

三、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关系

在文学上，所谓的「接受(reception)，其实有数个方面的指涉，而现在则指一个作家如何接受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作品，重点放在「接受者(即是

作家)对文本(Text)的诠释和产生出的创造性意义。而这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并非每一个接受者也会相同，它是受到接受者的「接受屏幕[5]所影响，所以同一样东西，来自不同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的甲和乙所接受到的东西也会不相同。

另外，所谓的「转化(transformation)，即是指一个作家在吸收另外一个作品或文学体系的影响后，从而化用在本身的文学创作上。这一种的创作在背后已有作者主观的文艺价值取向，使到被影响而创作的东西在艺术取向上和原本的东西有所分别，这正是作者经过艺术选择之下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

由此可见，「接受和「转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个作定受到某一种文艺所影响，而他会根据本身的「接受屏幕来选择接受那些东西。当他选择后，他便会将那种被选取的艺术取向融入自己本身的创作之中，并作出必要的消化变形(appropriation)[6]，再创造出另外一种艺术特色出来，这一个由吸纳到再创造的过程，有助继承和发展原来的特点。

当时，西方象征主义[7]的诗歌艺术对卞之琳是产生了影响的，他亦对象征主义有所接受，并且从一个接受到转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一种独特的智性诗歌风。卞之琳最初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已经对象征主义「一见如故，并谓自己的诗乃是有意仿照魏尔伦[8]。他对象征主义诗歌的钟情，一来由于他的老师梁宗岱的影响[9]，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象征主义的题材取向和艺术形式和卞之琳本身的诗歌风格取向有接合的地方，从而发挥象征主义的内在涵意丰富的特点，提炼成一种知性上的关注，深化作品内内容，达至意象和意义的配合的内在意义。

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根据本身需要来选择接受的地方，由早期借鉴波特莱尔和魏尔伦的诗法，以至到后期向后期象征诗人如雷里瓦等人学习，再应用在他的创作上，可见他的接受是有取舍的。卞之琳避免象征主义晦涩难懂的风格，受本身文化影响，形成一种清新的文字风格，意象的选择亦避免艰深，以反映内在精神世界为标准。而在题材上，卞之琳亦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智性取向有所选择和转化，把感性和理性融合，增强新诗的理趣，注入哲理性的沈思，表现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把西方的象征主义演化入自己的作品里，中西诗学得到融合。

因此，卞之琳的诗歌，并不如一些学者如袁可嘉所言，仅是借鉴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融合古化欧，其实当中是涉及一种诗歌艺术的再创造，并非全部接纳，反而，保留本身的优点，并向西方学习，形成卞诗的独特风格。否则，若如李金发般，只一味全盘接收象征主义的形式，只会得出一种失去诗味的东西出来，叫人难涩难明。

四、文本分析部份

接着，笔者将会选择三首卞之琳的著名诗作，作文品细读式的分析，从而体现他对象征主义的接受和转化，再创造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三首作品分别是〈长途〉、〈断章〉和〈白螺壳〉[10]。选择它们的原因是因为这三首普遍可以代表卞之琳的两个创作时期的特色，由最初接受魏尔伦到最后接受瓦雷里等人的后期象征主义特色。

1.〈长途〉的尝试

〈长途〉是一首属于卞之琳早期的诗歌创作。他接受象征主义的时间大概是三十年代，而〈长途〉则写于1931年。袁可嘉认为这首诗「有意模仿魏尔伦的一首无题诗的整首各节的安排[11]。卞之琳亦指写蝉的诗句是受瓦雷里启发[12]。在内容上，诗中透过一连串意象的营造，用「旷野、「蝉声、「太阳和「杨柳等刻划一个灰色调的城市画面，从而把城市描述成一片死气沉沉，这首诗无论在主题的取向，以及艺术形式的安排，明显受当时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子。可是就艺术有价值而言，它的成就并不高，诗作品的歧义性(ambiguity)并不高，反而较为单一。另外，整首诗的语言之间的张力(tension)亦不足够，大大减低它的可读性，反而因为意象之间的普通化和简单化，使这一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

虽然〈长途〉只是徒具象征主义的形式，但是这一个尝试却有助诗人的发崛，使卞之琳的诗歌艺术日趋成熟。

2.

哲味深长的〈断章〉

标志着卞之琳诗歌艺术形式及题材的转化成熟的诗歌正是〈断章〉。这一首诗写于1935年10月，全诗只有短短的四句：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它虽然短，但却富有哲理，意味深长，引来不同的评论家对它作出分析，写下洋洋万字的评论。由此可见它的吸引力。例如余光中曾经指出，这一首诗有一种交相反射，层层更进的情趣，更阐明世间上万事万物的相对概念[13]。学者张曼仪女士亦指它把相对境况并列而层递推移，物我关系互相变易，境中有境[14]。

笔者认为，一首只有四句的诗能够吸引起广泛的讨论，一定和它的「内部肌质和「逻辑结构有关。首先在「逻辑结构上，它的内容十分简单，写「你「看风景人「明月和「别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基本上是没有具体的内容可言的。但是它的「内部肌理却十分有趣，尤其是在歧义 (ambiguity)这一点上，它更引发很多的联想，不同的人感悟到不同的东西和理趣出来。它透过主客两体的易位，把「矛盾语(paradox) 加剧，本来位于主体的「你在桥上看客体「风景，但转到以「看风景人在主体看「你，即「你又可以是一个客体。主客的认识，在乎你所位处的角度，而这种主客互调的相对关系，又正正是构成世界的原素，增强诗歌的艺术性，大大加强它的「张力。

整首作品中，作者选择用「风景和「明月作为意象，更加深诗中的象征意义，令歧义性更加复杂，不同的人可以各自解释当中的意义。但是，这一首意义深长的作品却没有晦涩难懂的问题，反而令人一看再看，实有赖作者接受象征主义中的表达内在哲理的命题倾，加上融化本身的艺术取向，使到诗中的表达十分畅达，令人一看明暸，它可说是卞之琳的代表作。

3.

成熟的白螺壳

最后，〈白螺壳〉是一首较晚的作品，写于1937年。当时作者的创作经验已相当丰富，因此这一首诗可谓卞之琳诗艺最成熟之作，艺术技巧十分高，主题的歧义性 (ambiguity) 亦恰到好处，虽然未至于如〈断章〉及〈鱼化石〉般丰富，但是却有了一个较清晰的方向，指向人生至善至美的境界追求。诗中借「空灵的白螺壳，这一个意象，串连整首诗，引发诗中人的反思，「我感叹你的神工「你的慧心啊，大海而因为纯白而不留纤尘，从而引发出联想，由人生的困境至世情的处置也涉及其中，并以追求人生理想为目的。但最后妙的地方在于作品最后的部份：

「檐溜滴穿的石阶，

绳子锯缺的井栏—

时间磨透于忍耐

上述的情况事实上是不会发生的，石阶不会穿，井栏不会被锯缺，所以加以反讽 (irony)，「黄色还诸小鸡鸡「玫瑰还诸玫瑰，原来所有的东西也没有改变，经历坎坷受尽得失，到头来只剩下一串「宿泪，人生受挫折而欷歔。整首作品的陈义极高，指向人生哲理的命题，而艺术技巧亦十分成熟，意象架构合理，可说是卞之琳的成熟诗作。

六、结论

卞之琳评价自己的诗歌创作时，认为「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15]。再阅读他的诗作，笔者认为他的诗作的确具有哲理性的内容，而且表达恰到好处，不会习染西方象征主义的晦涩病弊，反而接受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在取材上和艺术形式上的优点，写成如〈断章〉和〈鱼化石〉般意味深长的诗歌。这一种特色，既符合艾略特对诗歌的主张，「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又融入本身的诗艺追求，融古化今，寻求智性的理趣，可以肯定他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席位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先行者，实非过誉。

[1] 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收录在王宁着：《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89。

[2] 1935年孙作云发表《论“现代派” 诗》一文，把当时有相似倾向的年青人的诗歌创作概括为“现代派诗”。

[3]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收录在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7。

[4] 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收录在王宁着《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89。

[5] 可参考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2。

[6] 可参考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7-108。

[7] 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它的得名由法国诗人让·莫雷阿斯(Jean Moréas)在巴黎《费加罗报》首先提出。它重视写个人内心感受，并透过建构意象来表达，详细内容可参考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的第五章。

[8] 可参考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9] 梁宗岱曾留学法国，回国积极译介象征派诗，并希望建立象征主义诗学。

[10] 本文依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所收的版本。

[11] 袁可嘉〈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收录在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91。

[12] 张曼仪：〈卞之琳论》，收录在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页262。

欧美文学论文篇（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爆发后，欧洲成为东西方对峙的中心。美国从对苏遏制的全球战略出发，奉行大西洋联盟政策，试图联合西欧国家共同遏制苏联，而后者由于经济困难及国家生存受到苏联的威胁，也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因此西欧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需求与美国联欧制苏的战略需要结合在一起，就使共同反苏成为美欧利益的交汇点，从而为双方结盟奠定了基础。1949年北约组织成立，美国和西欧国家正式结成了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1liance)，战后美欧关系的总体特征由此确立。

冷战的爆发和大西洋联盟的建立，构成了当代美欧关系研究的宏观背景和历史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欧美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冷战新格局下大西洋两岸的互动，并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西洋联盟展开了持续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冷战时期发表的有关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专著就有近百部，专题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从研究方法来看，有的采用微观方法，侧重对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有的采用中观方法，着重考察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美欧关系；有的采用宏观方法，对战后较长时期乃至整个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就研究的内容而言，一些研究侧重从理想主义的视角解释美欧关系，认为美欧关系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基础，故大西洋联盟坚不可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及其代表作有格雷戈里・特雷弗顿(Gregory Treverton)的《铸造联盟的成功：美国和西欧》、比阿特丽斯・休赛尔(Beatrice Heuser)的《大西洋关系：分享理想与成本》、杰弗里・威廉姆斯(Geoffrey Williams)的《永久的联盟：欧美伙伴关系，1945～1984年》、托马斯・里斯卡盆(Thomas Risse-Kappen)的《民主国家间的合作：欧洲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的《坚持到底：欧洲联合和大西洋团结》。还有学者强调美欧关系的共同体属性，例如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1950年就提出了北大西洋共同体的思想。在他看来，美欧价值观的相互补充和对相互需要的高度反应能力，比共同安全威胁更能促进共同体的和谐团结。

与理想主义的诠释相比，更多的研究坚持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大西洋联盟虽有较牢固的基础，但由于美欧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冲突性。这一看法揭示了美欧关系矛盾复杂的一面，其症结在于双方在大西洋联盟内地位不平等，即美国充当盟主而西欧国家扮演从属性的“小伙伴”角色，这种不平等是美欧摩擦和冲突的根源。而欧洲一体化也带有美欧冲突的基因，因为欧盟谋求世界“一极”的长远目标与美国的霸权战略相抵触。虽然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它强调这一进程必须被纳入大西洋合作的框架，即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美欧矛盾与冲突在冷战紧张阶段被抑制，一旦国际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有变，它就会显现。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冷战形势趋缓和西欧实力的增长，美欧关系初现调整，大西洋联盟内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凸显。此后双方关系虽在个别时期有所改善，但联盟总体上呈现弱化趋势。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指出，战后美欧关系的历史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冲突，即使在北约成立后美欧合作被认为是最密切的时期，双方的冲突也几乎持续不断。

总之，从1960年代起，随着大西洋联盟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欧美学术界对美欧矛盾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代表性学者及其著述包括理查德・贝茨(RichardBetts)的《北约的中期危机》、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的《大西洋联盟的长期危机》、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的《大西洋危机》、沃尔特・哈恩(Walter Hahn)和罗伯特・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Pfaltzgraff)合编的《大西洋共同体陷入危机：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关系》、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纷争的延续：大西洋共同体的危机和反应》、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的《欧美关系：持续的危机》、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Kleiman)的《大西洋危机：美国外交面对复兴的欧洲》、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的《脱离美国的欧洲?大西洋关系的危机》、伊莉莎白・舍伍德(Eliz-abeth Sherwood)的《陷入危机的盟友》、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的《西欧和美国：不确定的联盟》，以及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的《联盟的终结：美国和欧洲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术界的研究，欧美的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也有关于美欧关系特别是北约的著述。最著名的当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65年出版的《麻烦的伴关系：重新评估大西洋联盟》一书，此外，还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到了拯救北约的时候了》、让・弗朗索瓦庞塞特(Jean Francois-Poncet)的《欧洲和美国：危机的教训》、罗伯特・谢策尔(RobertSchaetzel)的《精神失常的联盟：美国和欧洲共同体》，以及保罗一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等著述。这些著述虽试图在美欧合作与冲突之间保持平衡，但对冲突的论述偏多，这从书名和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

概言之，战后美欧关系既有合作的动力和基础，也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因素，这就决定了合作与冲突是当代美欧关系的一个持久特征。冷战期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与此大体相一致，普遍认为美欧关系是一部纷争与合作的历史，基辛格用“麻烦的伙伴关系”来定义大西洋联盟当属恰当。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具有两个阶段性特点：其一，虽然合作是大西洋联盟的主导方面，而欧美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点，但他们却更多地关注和研究美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进入1960年代后，这种倾向尤其明

显，侧重论述美欧矛盾与冲突的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论述美欧合作的论著；强调美欧分歧的论者多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而政治家和外交官对美欧合作与冲突的论述则相对平衡一些。其二，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北约体制下的大西洋联盟，以及美国与西欧大国的双边关系，而这也主要集中于安全关系。美国与欧共体的关系相对不受重视，相关研究数量少且不够深入。这种情况与冷战时期美欧关系的实际相符，它折射了冷战格局对双方关系的深刻影响，凸显了安全问题和安全关系在大西洋联盟中的极端重要性。

二　冷战后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冷战的结束是战后美欧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方面，苏联威胁的消失降低了西欧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导致美欧联盟的基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欧盟抓住冷战结束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加紧推进内部整合，并要求与美国发展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调整是必然的。然而，这种调整又注定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到双方不同战略和利益之间的博弈，要想在这方面达成妥协与平衡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政治的混乱和大量的不确定性，客观上也要求美欧不能立刻分道扬镳。因此，在调整中有合作、在合作中调整，就成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

冷战后欧美学者的研究大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虽然在不同阶段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变化。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由于美欧在有关北约前途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矛盾，研究内容更多地集中于美欧分歧。到了1990年代中期，当冷战后的世界逐渐尘埃落定、克林顿政府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采取灵活态度从而使美欧关系趋于改善时，研究内容又转向强调美欧一致性。但“好”景不长，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导致美欧关系再起波澜。研究的侧重点也随之逆转，退回到对美欧分歧的强调。九一一事件之初，分析人士一度对美欧关系的改善抱有希望，但他们很快便发现双方的分歧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分歧不仅涉及双边关系中的贸易问题，更突出地反映在国际事务层面，包括在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以及伊拉克战争和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上的分歧。

总的看，冷战后的研究所传达的信息似乎是矛盾的，论证美欧分歧增多的著述与强调美欧一致性的著述在数量上不相上下，观点明显呈两极化。欧美学术界和思想库都存在所谓的悲观派和乐观派。乐观派认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的紧张不会对大西洋联盟造成严重影响，因为联盟是建立在双方价值观共同体和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当前的摩擦同历史上的所有分歧一样，都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双方互示善意而及时得到解决。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美国霸权的困境》一书中表达的看法接近于这种观点。斯滕・赖宁(Sten Rynning)更是对大西洋联盟满怀信心，称北约仍然具有非常好的前途。悲观派则另执一词，称美欧关系一直以来就是紧张的，而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因为曾经使双方团结在一起的主要粘合剂已不复存在，北约也因此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大西洋联盟变得越来越敌对，北约进入了严重衰落的阶段。在悲观论者看来，欧盟加紧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表明了要摆脱美国控制的愿望和决心，这也将加速大西洋联盟的瓦解。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权力与虚弱》一文中直言：“当涉及到确定国家议程、界定威胁和挑战及制定和实施外交和防务政策时，美国和欧洲就分道扬镳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似乎证实了悲观派对冷战后美欧关系趋于恶化的基本判断。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悲观论者的分析有着多元的角度。有的研究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人手，强调苏联解体对美欧关系造成的强烈冲击，认为一个制衡美国的超级大国的消失不仅降低了美欧在安全问题上保持团结的需要，也鼓励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边行动，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耗费时间和精力以谋求联盟的共识和一致。也有的研究立足于国家和集团层面的分析，强调美欧双方利益和目标的差异，认为美国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利益，而欧盟则致力于实现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地区性目标。还有的研究侧重于行为方式的分析，强调美欧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的差异，欧洲人讲究谈判艺术，致力于取得共识和妥协，而美国则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来消除异己。卡根对美欧这一差异的解释是欧洲来自水星，而美国来自火星；欧洲人依赖外交是因为欧洲军事上弱小，美国人偏爱军力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享有无与匹敌的军事地位，他们倾向于使用武力是因为这样见效快，又不用担心受到报复。也有分析将美欧的这一差异归因于双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源于双方在20世纪的不同经历和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在欧洲人看来，战争对于失败者和胜利者来说都是一场悲剧，今后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放弃使用武力；而对美国人来说，除了越南战争，美国在其他战争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甚至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分析，即把美欧关系的变化与领导人和政治人物的个性联系起来，强调不同个性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的变更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总之，伴随着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重大而复杂的调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更加活跃和深入，争论也更加激烈。从争论的情况看，乐观派和悲观论者大体上势均力敌，但后者略占上风，这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更明显一些。这种两极对立观点的交锋与冷战时期偏重于强调美欧分歧的情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当时的欧美研究者想当然地以为大西洋联盟是不容质疑的客观存在，因而能够以相对超然和从容的心态面对美欧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但时过境迁，冷战的结束使美欧关系的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大西洋联盟陷入了深刻危机之中，未来美欧关系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严酷的现实，欧美研究者在关注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时候，一些人的研究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对美欧关系多了一些忧患和同情。

除了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的论争，冷战后的研究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欧盟及其在美欧关系中的作用。欧盟作为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一个重要机构，其组织形式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虽然它仍存在明显的缺点，但毕竟拥有了一定的独立的政治和行政能力。就其对美欧关系的影响而言，欧盟不仅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其政策触角的不断延伸而被美国视为一个政治对话者。面对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崛起，美国较以往更加重视发展与欧盟的双边关系。相应地，美国与欧盟关系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冷战后发表的大部分相关著述虽仍旧一般性地指向美欧关系或大西洋关系，而未将美国与欧盟关系作为讨论的重点，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论述触及到了欧盟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以美国－欧盟关系为主题的论著，例如凯文・费瑟斯顿(Kevin Feather-stone)和罗伊・金斯伯格(Roy H.Ginsberg)合著的《美国和欧洲共同体：转变中的伙

伴》。此书运用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即复合相互依存范式，试图衡量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强度；埃里克・菲利帕特(Eric Philippart)和帕斯科莱恩・怀南德(Pascaline Winand)合编的《日益紧密的伙伴关系：美国一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则讨论了美国－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过程，特别强调了欧盟在美国一欧盟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约翰・彼德森(John Peterson)的《欧洲和美国：伙伴关系的前景》主要讨论的也是欧盟与美国的关系。

此外，还要指出的是，欧盟的崛起使得美欧关系中“欧洲”行为体更加多元化，从而导致欧洲国家的组织机构属性进一步重叠和交叉，特别是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而另有少数国家则不同时属于这两个机构；这些国家在不同组织机构内的利益诉求、政策主张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相悖。应当说，这一因素对现实的美欧关系产生了复杂影响，也给美欧关系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三　围绕未来美欧关系走向的理论纷争

从理论的视角进行考察，就可以进一步发现，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对于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判断属于典型的两分法，其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纷争。

如上所述，悲观论者的基本判断是冷战后的美欧(盟)关系在走向恶化。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深刻地改变了大西洋联盟。他认为，大西洋联盟是建立在欧美拥有一个共同敌人的基础上的杂乱联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及东西方在第三世界争夺的结束，曾经将欧洲人和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已不复存在，结果是美欧关系不可避免地陷于崩溃。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说，冷战结束后，欧美已不必再为促进民主和多元主义、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和人权、推进市场经济及那些冷战期间体现西方世界与共产世界不同的价值观而战了。迈克・弗拉奥斯(Mike Vlahos)声称，冷战后世界上主要的文化地区将谋求摆脱美国的影响，以求获得更大的独立；欧洲人和日本人都不相信美国倡导的西方文明价值观，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走自己的路并主张他们自己的文化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elhart)则坦言，世界上亲美国的态度有“显著的总体衰落”。

值得注意的是，持悲观论的理论学者认为，美欧关系今后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首先，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他们在战略上已不再亏欠美国，因为外部威胁的降低使欧洲待在美国保护伞之外的危险减小了。而对美国人来说，冷战后继续待在欧洲的动因似乎也在消退。戴维・卡莱欧(David P.Calleo)指出，随着孤立主义情绪抬头，美国人越来越质疑继续在欧洲保持大规模高成本军事存在的理由，对继续花钱帮助已有能力为自身防务买单的欧洲人的理由也表示怀疑。关于北约的前途，有人认为它早已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从长远来看，北约注定要消失。这种看法的依据的是欧洲人希望北约消失，或者至少要把它改造成一个欧洲人控制的组织，法国特别想利用欧盟或者西欧联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根据这一解释，“马约”(Maastricht Treaty)带有的“传染病菌”将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瓦解，因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概念明显反映了欧洲谋求摆脱美国控制的意图。欧盟试图通过发展自主防务建立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霸权，从长远看，如果欧盟直接或者通过吸收西欧联盟而发展成为一个军事联盟，将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解体，从而终结美国对欧洲的战略保障。1998年英法《圣马洛宣言》的发表和1999年欧元的启动，都表明了欧洲拒绝接受美国的霸权。简言之，这些学者虽不否认美欧之间的某些关系是积极的，但强调双方关系中为数不多的积极面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冷战后欧美共同的敌人和威胁消失了，而双方争夺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矛盾在上升、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在增加，从而造成美国与欧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与上述悲观判断不同，乐观派学者强调大西洋关系的深度。他们不否认美欧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但认为这些冲突是次要的，冷战的结束并未使美欧(盟)关系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也乐观地看待北约的前途，认为它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组织，几乎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希望加入北约即是证明。有人甚至称，欧洲人对美国的感情远没有变弱，冷战的结束反而加强了这种感情。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撤出欧洲记忆犹新，欧洲人始终都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保持着警惕；而美国也从上世纪20年代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非但没有放弃旧大陆，反而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在这些论者看来，美国与欧盟关系中有三个关键的成分：一是美国不反对甚至总体上支持欧盟建立欧洲安全和防务体系的努力，勒内・施沃克(Ren∈Schwok)认为，美国欢迎欧盟朝着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方向前进；二是美国同意在其不参加的情况下，允许欧盟使用北约的军事资产，包括运输和通讯系统等；最后，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所指出的，美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除了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中立国和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也可以参与危机管理行动，并使用北约的资源。

不难看出，悲观论者对美欧关系的解释深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国际体系中大国或主要行为体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国家间不可能有持久的联盟。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指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它们的互动构成了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沃尔兹不承认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要么作为新的国家行事，抑或是如此虚弱以致于国际组织中仍将显现国家权力。受这种概念性和意识形态式思维方式的影响，现实主义者对所谓的欧洲统一表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欧盟更接近于传统的国际组织，而非像德国、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联邦国家，因此欧盟不具有国际人格。现实主义范式不承认欧洲国家可以拥有和平的关系，更不接受欧盟与美国关系可以是非冲突的情形。

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悲观论者强调大国之间的霸权竞争，认为冷战的结束导致世界大国和集团之间出现了新的竞争，包括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竞争。由于不再拥有共同的敌人，美欧重新焕发了帝国主义的冲动，双方都寻求在世界各地获得霸权地位。美国和欧盟的竞争主要在东欧展开，美国试图把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西欧也奉行同样的政策。这些论者经常援引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份防务计划指导文件，该文件建议美国应努力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地区出现任何一个竞争性的超级大国，“阻止它们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在他们看来，欧盟和美国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问题上的分歧，就显示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斗争。

美欧之间的霸权竞争也反映在金融领域，悲观论者经常强调法国的一个观点，即欧元将会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的经济、商业和政治权力将会受到一个更加自信的欧洲的挑战。不仅如此，欧洲单一货币通过限制美国的政治选择，还将减少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有理由对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保持警惕，并应尽力加以阻止它的形成。马丁・费尔德斯坦(Mar tin Feldstein)指出，美国不支持欧洲单一货币的经济、财政和政治目标，就是因为“欧洲货币联盟……将改变欧洲的政治性格，从而可能导致与美国的对抗”。

与悲观论者的现实主义理论取向不同，乐观论者坚持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所谓多元趋势论，他们对解释性的、体系性的和预测性的理论表示怀疑，而倾向于采用“复合相互依存”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是这一理论范式的倡导者。根据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国际关系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众多不同的渠道将不同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二是国际关系议程由众多的问题组成，不能将这些问题以任何清晰的或者模糊的等级固定下来；三是，当相互依存充分发展起来之后，政府将不能够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对别的政府。费瑟斯顿和金斯伯格认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大西洋两岸的众多渠道将美国和欧盟联系起来，而大量的问题组成了美欧关系的议程，这些问题不是以某种连贯和等级方式被固定下来；由于彼此间高度的复合相互依存，美国和欧盟都不再可能对对方使用武力。不过，复合相互依存论者对其他理论也并非全然排斥，有时甚至还采纳现实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例如他们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且国家通常是理性地行事，认为欧盟和美国根据形势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强调多元论之分析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认为国家并非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行为体，而且也并不总是理性地行事；对权力的追求并非国家唯一的外交政策目标。

从多元趋势论出发，乐观论者不接受霸权竞争的观点，他们认为美欧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竞争。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美欧达成了管理世界事务的责任分担协定，1995年签署的《新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和《联合行动计划》(Joint Action Plan)是1958年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成立以来美欧关系中的一个实质性步骤。美国认为欧盟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商业伙伴，而是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几乎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同美国一起行动。文件中宣布的目标和大约120个具体行动，表明美欧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共识，其程度比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和任何国家集团的共识都要高，或许只有加拿大除外。他们还认为，欧美在处理欧洲安全危机方面仍有着共同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美国介入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加强了大西洋关系；由于欧盟尚不具备独立解决重大危机的能力，美国在西方联盟和北约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在金融问题方面，他们强调指出，虽然有一些美国投机者希望欧洲货币联盟出问题，但这只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美国欢迎欧洲货币联盟。

除了在霸权竞争问题上的争论，两派学者还围绕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多边主义大做文章。悲观论者认为，冷战后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其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市场、货币联盟和实行东扩来加强以西欧为核心的一体化。由于日益专注于内部问题，欧盟对国际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少，也无意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影响。他们还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正趋向于建立保护主义的商业集团。欧盟通过建立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深化内部一体化、通过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加强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的联系，以及通过联系协议加强与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则主导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还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及中南美洲自由贸易的活动。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可能引发一系列贸易冲突，并使得冷战后的冲突日益经济化。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冷战结束后重商主义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将会发展，欧盟正日益变成一个堡垒，滥用反倾销措施，而美国也使用了过分的保护主义工具如“超级301”等。美国正在丧失保障经济自由主义的能力。吉尔平预言多边主义将会被经济地区主义所取代，称“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部门(sectoral)保护主义的混合体系正在取代多边自由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然而，乐观派学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欧盟并没有走向保护主义，因为建成后的单一市场比最初大部分专家预测的要开放和自由得多，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也正在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也更多地反映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减少国家控制的总趋势。他们同时指出，建立内部市场，以及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中东欧、地中海国家签署联系协议，也不意味着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相反却表明了欧盟对外部是开放的、非歧视性的。同样，他们也不接受“贸易集团”的概念，不认为欧盟、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构成了某种“贸易集团”。在他们看来，这些安排都不是保护主义的，也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歧视性安排，所有协议都是以自由贸易的原则为基础，符合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标准。美国不批评反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证明了欧盟的非歧视性质，而欧盟同样也没有反对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他们还指出，美欧合作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取得成功，表明了双方都支持自由贸易，不想让贸易和农业冲突加剧双方政治和军事关系的紧张；这一成功确立了美欧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地位，这是双方在世界上谋求合作领导地位的最佳证明。

四　结语

如文中所指出的，合作与冲突是贯穿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一条主线。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判断美欧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到底孰轻孰重，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衡量的标准。如果以某种完美的和谐团结作为标准，那么，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显然非常突出；如果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些非正式或临时性的联盟相比较，美欧合作又确实显得非常特别，不仅紧密程度前所未有，而且联盟时间也更加持久。伦德斯塔德认为，可以通过两个事实来证明战后美欧关系的密切程度：一是“欧洲人邀请美国到欧洲建立帝国”。战后初期，西欧国家最担心美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而再次从欧洲撤退，为此它们主动采取了挽留措施，先是请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接着要求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保障，并最终通过北约建立了美国在西欧的强大军事存在。二是美国“帝国”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后者大都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而美国则力促其控制下的最重要西欧地区实行一体化。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说，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是历史上一个大国首次一贯坚决支持建立一个将从前分裂的各个民族团结起来的一个大的共同体，而不是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欧美文学论文篇（5）

然而人们往往更关注欧美学者的学说，对本土学者的研究思想却容易忽视。事实上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陈先生便力主开展对欧洲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以经济学或政治学为主流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界，许多研究者缺少文史哲基本功培养，不仅难以表达思想，也难以形成思想;特别是有人对欧美学说如数家珍，而对中国的文化却视如敝屣，更难形成具有中国学术风范的国际问题研究。陈乐民先生将国际问题研究概念下的欧洲问题研究提升为“欧洲学”，不但开创了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视阈，同时也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陈乐民关于“欧洲学”的思考

欧洲研究能否成“学”，学界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但是，欧洲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内涵，却是不容否认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的发展曾有过极为重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当代世界，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当代欧洲问题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这无疑是一门大学问。

陈先生没有就“欧洲学”写出专著，他对“欧洲学”的思考主要见诸他各种研究成果。但是，在学术研讨的场合，陈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建设“欧洲学”的思考。2002年5月27日，陈先生应邀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演讲，曾专门就“欧洲学”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十多年以前，应该讲是上个世纪80年代， 我曾提出过，中国的欧洲研究，能不能构建一个中国的欧洲学（Europeology），当时意见纷纭，反对者居多。我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认为提出一个欧洲学概念，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种视角，是对欧洲文明的一种看法，……在研究欧洲问题时，应该对欧洲的整体和联系加以关注。也就是说对于欧洲问题要搞好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那么，欧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学科呢。我只是提出一个指引性观点，应该就是欧洲三史，也就是‘欧洲三科’……第一是欧洲通史，我认为国际关系史就是其中一个科目（陈先生在北大讲课时改为“‘国际问题研究’应属于‘通史’里的一部分”――笔者注）;第二是欧洲思想史。我想说的是它不是欧洲哲学史。思想史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社会史、哲学史都包含在其中;第三史，我称之为欧洲艺文史。它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

从这段演讲来看，陈先生所说的“欧洲学”实质上是探索欧洲文明从古到今如何发展的学问。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和欧洲艺文史实际上都是大学问。

首先从欧洲通史来看。陈先生非常重视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在他的笔记本中记载了他阅读许多欧洲历史专著的体会，仅涉及欧洲统一问题书目就有《欧洲及其国家》、《欧洲先驱者》、《欧洲观念的演化：1914-1932》、《欧洲：一种观念的诞生》、《泛欧洲的圣战――一个人的自传和一个运动大量》等近20种。

这些读书产生的思考最后都以学术著述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主要的专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进程》、《20世纪的欧洲》以及《〈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等。这些论著的最大共同点是，谈的是历史，着眼的是现实，显示了作者对欧洲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整体感。

第二，从欧洲思想史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不管什么学问，在无止境的深化过程中，都可以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终于剥出叫做“哲学”的芯子来。我想，欧洲思想史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欧洲学”的芯子吧。

陈先生认为，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陈先生在谈到欧洲思想史上一些哲学家对欧洲和平、国家理念、道德、政治等问题的“哲学方案”时，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哲学与欧洲问题关系的认识。我以为，他所说的欧洲通史和欧洲思想史，就是要在对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中有历史与哲学的研究视角，这实际上也是陈先生建立“欧洲学”的基础学科。

第三，从欧洲艺文史来看。“艺文”概念相当广泛，我理解这个概念应基本属于大文化范畴，包括各种艺术和技术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建筑、医疗、工艺、技术、服饰、习俗等;可以泛指精神物化后的一切事物。如果从“欧洲学”的建构来看，我想应该是物化的欧洲历史，或者说是欧洲思想家精神的物质化，如社会的构成、经济的运作、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尊重、科学的发明，等等。对这些事物的认知构成了“欧洲学”第三支柱。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认知，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欧洲人的所思、所想和所做。了解这些事物是认知欧洲文明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对欧洲通史和思想史的认识便成了空中楼阁。

“艺文”概念包罗万象，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欧洲通史和思想史视角来考量，就都可以归纳到欧洲文明的发展上来;如此，欧洲文明发展的真实感便凸显出来了。

物质文明反映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影响物质文明。最近我读到一本涉及西方“仿像论”的书。作者认为，技艺在古希腊指专门知识，包括医疗、绘画、政治、修辞。作者还讨论了“仿像论”中“原”与“象”的关系。由此，我对陈先生将技艺史作为“欧洲学”第三支柱的要义有了更深的领悟。前面提到，陈先生自己说过，欧洲艺文史……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从认识过程来看，事实上，我们了解欧洲一般也多从“艺文”开始，由对艺术、建筑、经济、政治等等表象的事物逐步深入到它的通史和思想史中去，回过头来又对这些表象事物有了更深认识。故而，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欧洲艺文史存在着互为印证的关系。“三史”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建构起“欧洲学”的学术大厦。 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 “欧洲学”的意义

从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到他提出的“欧洲学”理念，反映了他求解“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想心路。这对提高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首先是从认识欧洲的层面来看。中欧交通历史悠久，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横穿亚欧大陆。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欧之间长期缺乏深入的了解。直到近代，双方的了解才开始逐步加深。这一过程很长，其间多有曲折。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是从感受欧洲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开始的。军舰、大炮、技术、科学、工艺等欧洲“艺文”就这样最先进入了中国。由此，洋务运动兴起。国门大开后，中欧交往逐渐开宽，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于是有了争取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再后来又有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华的思想。以为只要把它们请到中国来，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引进，中国便可像欧洲列强一样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但是，将欧洲文明割断开来看或用，显然是不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坎坷遭遇便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学”是将欧洲文明进程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进行研究的。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对欧洲文明有更系统的了解，而且对当代欧洲的发展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欧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认识欧洲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中国对欧洲认识的升华。

中国第二次国门大开，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不断发生“文明的冲撞”。毫无疑问，这种“冲撞”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相互了解。所谓“西方国家”，除了欧洲国家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其法律、政党、议会及国家制度和理念等无不源自欧洲，或受到欧洲文明极大影响。因此，欧洲文明是西方国家的“根”。

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愈来愈深刻而广泛，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和平崛起，必须对世界有深刻了解，特别是深刻了解在当代世界占有重要影响力的欧洲文明;通过了解欧洲进而了解世界，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也需要了解它们的“根”。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门学科的学者、专家不乏其人，各种学术成果也不乏精品，但是，在深刻认识欧洲文明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学科。而这就是“欧洲学”的价值所在。“欧洲学”的框架，以及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将为推动各种学科协调，合力加强对欧洲的研究，为认知欧洲文明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故乡，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诞生的。对这块“土壤”的忽视，无疑是不可原谅的。“欧洲学”研究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这块“土壤”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因此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从提高中国自我认知的科学性来看。近代以来，中国在逐步加深认识欧洲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开始了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过程。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是封闭式的，是完全“自我”的。鸦片战争将欧洲文明带进中国，使中国得以有了客观认识自己的参照物。这也是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的题中之义。事实上，在陈先生从多种角度对“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考中，更关心的还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要有科学的、清醒的自我认知。 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启示

第三个层面是从国际问题的研究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研究欧洲，就必须把欧洲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此话言简意赅，道出了欧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真谛。“欧洲学”把欧洲研究当作学问来做，国际问题研究同样应该如此。做学问就要有学理，就要有自己的学术理论工具。现在学界已经有学者在探讨建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但许多研究者还是习惯跟着欧美学者的理论走;虽然其中有人持尖锐批判的态度，甚至全盘否定，也有人是批判性的接受，但也有不少人在有意无意间全盘接受。尽管欧美学者的理论不乏可取之处，尽管也有对其批判或接受的需要，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话语权还很弱，没有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世界新兴大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理论。“欧洲学”的提出，对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来说，便属破题之举，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事实上，陈先生从文明视角下对欧洲问题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关于“欧洲学”的理念，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关注。1992年，陈先生应邀在日内瓦大学发表有关演讲后，受到在场欧洲学者的高度赞扬。许多人纷纷前来与他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国际问题研究大多属于政策性研究。其中不乏佼佼者，但因学者个人学养参差不齐，总的情况并不乐观。特别是有些所谓“创新”成果，或是玩弄概念，或是逞一时“灵感”，终因缺少学术功底，难有可持续性。“欧洲学”谈的虽然是欧洲，但其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国际问题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以“欧洲学”为借鉴，建立中国的“美国学”、“非洲学”、“日本学”，乃至“世界学”，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对中国真正做到在国际舞台拥有强大话语权，极有裨益。中国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有国际发展的大战略;而没有大学问是做不出大战略的！学界津津乐道的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出台，不正得益于人类学家的贡献吗？

在当前国际问题研究浮躁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尤为可贵，值得珍惜和进一步开发。

欧美文学论文篇（6）

现代，矛盾激增，冲突四起。

现代，需要人们同舟共济。人们有可能齐心协力地把世界变得更好，也可能不约而同一起毁掉世界，这取决于人们所追求的价值观、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提出的“聚点”（focal point）概念：在各种可能采用的策略中，人们最可能不约而同去选择的策略，也即最有可能实际发生的策略均衡。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各种文化之间寻找思想和行为良好积极的聚点。围绕这样的思考，由中国文化部与欧洲跨文化国际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欧跨文化高峰论坛于7月3日在巴黎卢浮宫举行。

2010年的时候，中国和欧盟决定创办跨文化高峰论坛。当时，国家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布鲁塞尔共同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今年的论坛选址卢浮宫，并特意在其闭馆期间首次向国人开放会议。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亨利?鲁瓦海特，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科学指导顾问安伯托?艾柯，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主席阿兰?勒?比雄等，另有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德国、瑞士等国的学者30余人出席论坛。

参加本次论坛的中方代表共有七人：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历史学家刘学伟。

欧美文学论文篇（7）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 加州学派； 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41-07

十余年来关于“加州学派”的讨论之中，“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等等）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话题之一。而且，无论是该学派的同情者，还是其批评者，对于“欧洲中心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痛加批判。然而，笔者发现，由于对“欧洲中心论”的界定不一、理解分歧，这些批评的指向实际并不一致，而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各自解释”，不但使得学术批评常出现“答非所问”之混乱感，而且“欧洲中心论”本身也成为一个大杂烩，如同随处可扣的帽子。细绎近年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两种对“欧洲中心论”的不同理解，它们彼此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厘清这些观念上的区别，对于理顺学术批评中的相关问题、理解“加州学派”的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混沌不明的“欧洲中心论”

如同在社会历史理论中经常流行的各种“主义”一样，“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很难定义的命题，而如果说各种“主义”的定义难点在于见解纷纭，难以取得共识的话，“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在于似乎很少有人尝试着对它进行定义。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尝试之中，林甘泉作过这样的表述：“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 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欧洲中心论’者的错误和要害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种族文化优劣论。”①从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表述主要是受到加州学派学者的影响。

显然，“欧洲中心论”并不代表一个学术实体，它包含的内容芜杂、牵涉面极广，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边界。被冠以“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观点，彼此之间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冲突。国内学术界较早接触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研究范式的反思批判，当始于柯文的著作[注：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柯文对战后到70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模式：“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进行了批评，其中帝国主义模式本身就站在前两种研究模式的对立面。在思想方法上，前二者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后者则反映了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左派甚至激进派思潮，但都被装在“西方中心观”的篮子里。加州学派中抨击“欧洲中心论”最力的贡德·弗兰克，将以下学者列在“欧洲中心论”的代表名单中：斯密、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罗斯托、奇波拉、诺思、麦克尼尔、沃勒斯坦……，几乎囊括了所有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大家[注：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5页。]。这些学者和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念彼此差别之大，可以不必赘谈。

欧美文学论文篇（8）

[作者简介]何文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101－05

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欧洲国家通过在世界范围的探索。开辟了完全区别于以前“丝绸之路”的东西交往新航线。欧、亚、美、非等世界各大洲从此开始了广泛的人口、文化、物种交流。对于如何命名这段时间，国内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众多学者认为“地理大发现”的提法属于欧洲中心论的表现，是白人优秀论、种族优秀论的产物，应该予以摒弃。因此似乎采用“新航路的开辟”一词来概括更为合适。然而客观地讲，“地理大发现”一词无论在内容涵盖上、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超过了“新航路开辟”的词义范围，它更能传达那个时代的特征。本文在此选用“发现”一词，更是以此突出这段时间对新奇知识的记录，“发现”可以反映新知识在欧洲各个领域引起的革命，它能表达欧洲面对“新世界”时表现出的惊诧和暴力的一面。

本文主要研究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建构的美洲形象，明确美洲作为“他者”，隐喻着欧洲乃文明中心、白人乃优秀种族的观念。欧洲在塑造美洲形象时，固然有理性认知的成分，但也不乏错误的想象。美洲形象背后隐藏着欧洲人传播宗教、渴望物质金钱等心理意愿。无论美洲“新世界”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乌托邦形象，还是蒙昧落后、野蛮未开化的原始社会形象。它都被纳入了欧洲强化自身文明的轨迹，由此得出欧洲人才是美洲大陆统治者、是引领美洲跨入文明大门使者的结论。本文还指出，当欧洲人以预设的框架去建构美洲形象的同时，新世界的某些现实确实也刺激着欧洲人，使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

一、发现美洲的历史

欧洲很多口传文化谈到，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腓尼基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威尔士人等诸多欧洲民族，就曾为捕鱼或伐木涉足美洲。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涅，甚至还提出早在公元5世纪中国僧人慧深就已达到美洲(扶桑国)的假说。确有史料依据的美洲“发现”经历，是公元1000年左右，由维京人伊利克率领从冰岛出发，抵达纽芬兰和新英格兰岛的事件。不过这些或传言、或是信史的经历。或只是无计划、无连续性的偶然事件。它们没有对自身社会或美洲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更没有对世界历史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影响世界进程的“美洲发现史”，是从15世纪末期开始的。1492年8月3日，热那亚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fer Columbu)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的资助下，指挥三艘舰船从帕洛斯港驶向西方。他先后四次到达美洲。发现了圣萨尔瓦多诸岛、胡安娜岛和埃斯帕尼奥拉岛等地，但直至哥伦布逝世，他都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因此称所到地区为“印度诸地”(Las Indians)，当地居民为“印度人”(Indian，英语里美洲土著和印度人的拼写方式是一致的“Indian”，只是中文才将美洲土著区分为“印第安人”)。后来意大利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纠正了哥伦布的错误。1497至1502年。他以葡萄牙的名义前后四次抵达美洲，向欧洲证明新的土地不是亚洲，而是“新世界”。1507年。韦斯普奇的名字“亚美利哥”，也被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斯密勒用来标注新大陆的名称。新大陆的发现，刺激着更多欧洲探险家跨越大西洋，威尼斯人约翰・卡伯特发现拉布拉多岛和新地岛，葡萄牙人佩德罗・卡布拉尔发现巴西，西班牙航海家巴克斯・巴尔博亚穿越巴拿马运河。探索发现的同时，欧洲人还走上了殖民美洲的道路，赫尔南多・科茨、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埃尔南多・科尔斯特等。都前赴后继地涌向新世界。

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向西扩张运动。很快被其它欧洲国家――意大利、荷兰、英国及法国等仿效。经过三个世纪的血腥征服，西班牙最盛时期占着从北美密西西比河到南美合恩角的广大地区；葡萄牙摄取了巴西漫长海岸以及后来开发的广大内陆。英、法、荷等国，在17世纪中也抢占加勒比海和巴西北部海岸的殖民地。欧洲征服美洲的行径，最终以“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了人类编年史”。地理大发现的三百年中，欧洲人以惊人的速度涌向全球“未知的世界”，欧洲“已知世界”的范围，从荷马时代地中海区域、中世纪的欧亚非大陆部分区域。一跃发展为15世纪末期的全球范围。

二、新世界的形象

美洲发现的结果，使西方人超越了从前熟悉的与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人联系的轨道，进入到与一些令人困惑的种族、教义和文化联系的轨迹中。这段时间欧洲的扩张，与其它跨越辽阔地域的交流和移民不同。抵达新大陆的欧洲人留下详细的“他者”记录、航海地图，而且在殖民征服过程中，他们始终与欧洲本土的核心家族保持联系。前往美洲的航海家、殖民者、传教士以及神学家、文学家，描述着自己的新世界感受如：哥伦布留下了航海日记：跟随科尔斯特征服美洲的士兵德・卡斯提略写下《新西班牙征服信史》；韦斯普奇1503－1504年间写下的两封书信；为航海家和征服立传的葡萄牙作家写成《发现和征服几内亚编年史》；传教士门迪埃塔写成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史》等。此外。甚至连一些从未涉足新世界的欧洲人也阐述着自己的新世界观点，如：戈马拉的《西印度群岛史》；奥维埃多的《西印度群岛通史和自然史》；卡萨斯的《西印度毁灭述略》等。经当时文本建构起来的美洲形象。总是掺杂着欧洲自身知识与想象的“表述”(representation)和话语(discouse)，美洲形象并非对“现实”所作的文学置换，而是由欧洲社会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动力支撑的，最终构成特定历史时期对异域的特定描述。还原欧洲相应文本中的美洲形象，可以发掘主导形象建构、深藏于欧洲自身社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结构。

在欧洲人看来，美洲无疑是一个“新世界”。杰恩・德・雷瑞(Jean de lery)在著作《驶向巴西大陆和美洲的历史》中写道：“站在着这个被命名为美洲的大陆，能看见的所有事物――土著的生活、动物的种类等，一切都和欧洲、非洲、亚洲不一样，所以我们称它为‘新世界’。”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欧洲发现该大陆之前，美洲根本不存在于欧洲的历史思维中。之前欧洲“已知世界”范

围，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欧亚非“T型板块，美洲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美洲的居民也是沃尔夫表述的“没有历史的人民”：二是指欧洲人可以在这里建立新的城市、新的殖民地、新的帝国。当“新”后面缀上具体地方之时，如新西班牙、新墨西哥、新英格兰等。它表示这块土地可以在欧洲人设定的轨迹中获得新生；三是指这个大陆与“旧世界”相比较，完全是一个没有文明的野蛮世界，是一个有待被救赎和彻底垦荒的原始社会。

当“旧世界”与“新世界”相遇，欧洲白人建构“新世界”形象的基本思维模式是什么呢?借形象学研究成果，可知人们建构“他者”形象有两种思维定式：肯定的“乌托邦”形式和否定的“意识形态”形式。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指出，所有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或多或少存在想象性的内在逻辑起点，或乌托邦式、或意识形态式，乌托邦是否定现实秩序，意识形态则是肯定维护现实秩序。保罗・利科尔进一步把曼海姆“知识”层面的分析，上升到社会想象层面。他指出社会想象在历史中的实践表现多样，但最终可以归结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极，乌托邦是超越、颠覆性的社会形象；意识形态则是整合与巩固的社会形象。当时欧洲观念中的“新世界”，表面上看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乌托邦，那里有多样的物种、丰富的黄金矿藏、友好的土著和动人的女性，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原始野蛮、缺乏文明的社会，那里的土著极具动物特征而缺乏人性，他们生来就是奴隶。在认知美洲的过程中，欧洲人更多地怀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否定心理，他们不断用野蛮与文明的叙事方式贬低美洲、强化自身的优越，并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美洲殖民话语体系。

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虽然彼此的文化和政治制度都不尽相同，但它们认知美洲的模式。在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之时就已达成一致了。1493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马特(Peter Martyr)呼吁：“打起你们的精神……倾听来自新世界的声音吧!”首航归来的哥伦布向其同胞宣称：“新发现的地方有许多神奇的东西。从带回来的黄金制品来看，可以证明那里矿藏丰富”，“那里的人是如此的欢喜，少有欲望，他们用甜美的言语相互交谈。显得十分友好”。探明新世界稀奇的事物，尤其是获取丰富的财富，是欧洲探险者、殖民者前往新世界的动力，航行归来的人总是习惯于重复、复述新世界富裕的话语。各国探险家还继承发扬土著友好形象的话语，英国探险者看到“土著们都很善良友好，他们尽自己最大的限度来招待我们”。法国殖民者卡蒂尔(Jacques Cartier)也看到“不断舞蹈，表现出各种快乐表情，并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土著”。此外，新世界的女性也引起欧洲人强烈的兴趣，西班牙殖民者科尔斯特(Hemdn Cortes)，葡萄牙殖民者科特瑞尔(Corte Real)、卡布莱尔(Cabral)等，都多次谈到美洲的女性。在欧洲白人看来，美洲的女性大都身材匀称、面容娇好，而且毫不隐藏自己的，她们对白人十分忠诚，并听从白人的任何差遣。

“新世界”呈现出来的以上乌托邦形象，与其说是对新世界的描述，不如说是欧洲自我意愿的写照。黄金和传教是发现美洲的主要动力，哥伦布初登新世界就坦言：是黄金和上帝将我带来了这里。欧洲人在探险前就预设了一个物产丰富，尤其是黄金矿藏丰富的美洲。因此欧洲人会为发现土著的黄金饰品、黄金工具、黄金塑像而激动，也会为自己用劣质产品换回黄金而欣喜不已。欧洲人传教的欲望，则通过普遍认同土著的友好得以体现，卡蒂尔看到土著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们如此的单纯、友好，可以很容易让他们信服基督的教义。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带回50个土著人，他相信温顺的土著经过训练，就可以为西班牙人做任何事情。而突出美洲女性的形象，体现男性居主导地位的欧洲社会对性的欲望。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欧洲人逐渐公开地追求性方面的本能需求。1534年，西班牙探险家恩瑞克・德・古兹曼(Enrfque de Guzman)，在自传中坦言：“我谈的不是我在新世界看到的、听见的，或者发生的，……我在书中记述的只是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就包括欧洲的传统、既有知识和预先设定的框架体系，欧洲对新世界的表述并不等同新世界的现实，它总是渗透着欧洲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意愿。

三、新世界被“野蛮化”了

处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人，在各种思想观念的互相冲突中。从发现、认知美洲，到形成关于美洲的整套话语体系，大约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新世界事物的强烈冲击。首先让欧洲感受到一个新奇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但经过探险家、殖民者、文学家、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表述。异域美洲最终被定型为一个“野蛮原始”的地方。表述野蛮的词汇，如“barbarous”、“savage”、“wild”、“bestiality”等，不断被用以指涉美洲。美洲发现初期，欧洲曾一度出现关于土著是否有“人性”的争议。因为以树根、蛇、蜘蛛、人肉等为饮食对象的新世界居民。远远超越了欧洲人既有的宇宙观和自然史观。参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的德・常卡(Dr Chanca)曾感叹：“在我看来，他们的兽性甚至超过之前我见过的任何一种动物。”欧洲沿袭基督教教义和古典时期知识的传统，根据和文明程度的标准对人进行划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便最原始野蛮的土著在本质上也具人性，只是因长期独居森林，才失去了和社会组织。教皇保罗三世，则从美洲居民皈依基督教的目的发现，于1537年作出“印第安人(Indians)属于人类”的最后声明。所以，站在新世界的居民属于“人”的基点上，欧洲开始了“野蛮化”美洲的话语体系建构。

欧洲第一幅描绘美洲社会的图画，就概括展现了土著居民毫无羞耻、吞食同类、同性恋爱等野蛮特征。1505年，德文版《韦斯普奇航海故事》一书的插图，第一次描绘了欧洲人观看到的土著生活场景圈。图画描绘两艘葡萄牙船舰在海岸停靠之际。他们面前的八名土著情况。这些土著仅穿戴少量羽毛，几乎赤身，女性的完全暴露。图画最前方的两个土著正进行行为，最后面则是两名女性相互和亲吻的场景，在她们旁边还有一个土著正在啃食人臂。图画的中间是正在烤炙同类尸体的一名男性土著，而他身边是一个表情平静正在为小孩哺乳的妇女。图画描绘的身体、当众的画面。表述了美洲土著毫无羞耻感的人类文明前心态；吞食同类展现出土著凶恶、残忍的一面；而同性恋爱的场景则表述了一种为文明所耻的不正当行为。哺乳妇女平静的眼神。传达出这一切在美洲都是习以为常的，图画还暗示这种原始的状态还会继续在美洲存在，因为儿童正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成长。

进入美洲大陆的欧洲人，他们观察到的居民同样处于原始社会，这些土著与动物区别无几。韦斯普奇谈到：“他们的生活十分原始，他们从不在固定时间就餐，总是随时随意地乱吃东西。他们在

一个极不舒服的棉花制成的大网中睡觉，而且总是拥挤地居住在树枝搭建的屋棚里。在某一居住地，大约有六百个人挤在一个屋棚里；而另一个仅有十三间屋棚的村子。却居住着四千个人……他们没有妒忌之心，却好色无度，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加荒淫。这些女性总是很无情、残忍，当妻子对丈夫不满意，她们就会杀死腹中的胎儿，由此导致数目惊人的流产事件。”西班牙神学家塞普尔维达(Sepfilveda)也谈到：“观察这些印第安人在判断力、天赋、胸怀、习性以及宗教方面的特征，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人类的特征，这些人没有科学，甚至没有文字。除了一些绘画中保留着晦涩不清的记忆以外。他们没有自身的历史记载。他们也没有成文法典。只有野蛮制度和习俗。”对美洲社会进行观察的欧洲人，习惯以“他们没有……”的口吻表述“新世界”文明匮乏的特征，以“他们只有＼总是……”的口吻强化“新世界”野蛮的特征。

美洲野蛮形象的话语逐渐传回欧洲本土，借此时印刷术发展，“新世界”的信息快速在欧洲流传。哥伦布美洲航行的故事，于1493至1494一年的时间，就先后出现六个版本。一本名为《哥伦布登陆圣萨尔瓦多》的图书，把哥伦布航海的故事传遍欧洲。书中描绘的印第安人“原始、未开化”的形象还慢慢积聚，最终成为几个世纪都无法抹去的偏见。作于16世纪晚期，一副名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发现美洲》的绘画，以新旧世界对比的隐喻方式描绘了文明欧洲与原始美洲相会的场景。画中刚抵达美洲的航海家韦斯普奇穿戴整齐、持有先进航海工具。它象征着欧洲文明生活方式和理性主义；而赤身，从吊床中起身的美洲女性，则暗示着美洲的原始未开化、慵懒和被征服。现存大量的当时欧洲人编撰的有关美洲的文本，还记录有欧洲人与美洲人发生冲突的场景。尽管编著者职业不同，国籍不同，但他们都将战争的起因归结到美洲土著身上，白人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友好；而土著人则十分奸险。不断制造出抢劫和谋杀。这种固定的表述模式，传达出“白人代表善良、文明；美洲人代表凶恶、野蛮”的观点。随着土著与白人战争的进行，土著们又变得像妇女般懦弱不堪，成百上千的土著总是敌不过几个白人，这又表述出土著人胆怯、女性的形象。同时也暗示欧洲将顺利征服美洲的前景。

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几个世纪，新世界野蛮形象的内容随欧洲势力在美洲的发展，还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纯粹的野蛮人”(absolute sav-age)，主要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初，表示白人观念中人类学意义上的美洲原始人；二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主要在征服美洲初期，它隐喻白人需要依赖土著人的力量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和维持扩张；三是“奸诈的野蛮人”(treaeherous sav-age)，主要在殖民后期，白人与土著人真正对峙的阶段；四是“落后的野蛮人”(filthy savage)，它随着欧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最终形成。表示欧洲以绝对文明的姿态来认知美洲的落后，欧洲是美洲绝对的主人，是代替土著统治的使者。虽然美洲的现实社会确实存在落后的一面，但欧洲人对新世界野蛮性的一再强调，主要目的在于确认欧洲文明自我的优势。不管在哪个阶段，“野蛮”对于美洲社会本身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只有把“自我”的文明与“他者”的野蛮进行比较，欧洲人才能从中确认欧洲的先进地位、文明优势。

欧洲对新世界野蛮性的表述。除了确认欧洲压倒性文明优势以外，它还为欧洲的“文明话语”增添了新的内容。野蛮的美洲土著，虽然具备基本的人性，拥有上天赐予的健康有力的身体。却没有和社会组织，他们天生就具奴性：尽管他们在新世界已生活很久，但却不是新世界的主人。所以，当欧洲殖民时代的到来，“文明”就不再仅是针对欧洲内部社会，“文明”还演化为对外部野蛮世界的驯服，欧洲人要以基督教的教义、先进的政治制度来统治美洲。

欧美文学论文篇（9）

二、研究领域与代表作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中国学派建构。最先倡导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学界曾掀起国际关系理论属性的“科学与艺术之争”，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分析框架及“生命力假说”。代表作是《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一书及论文《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论文（《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市社联2003年度优秀论文奖；Between Copying and Constructing：China Is Seeking Its IR Theory，in Arlene B.Tickner and Ole W？v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ISBN：978-0-415-77

236-5），chapter 6，Routledge 2008等。

公共外交理论与中国公共外交。国内开展公共外交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公共外交研究成果的中国本土学者，代表作是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SCI），March 2008 616.（Google学术显示，被引用34次）；发起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公共外交国际论坛”。

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提出被神话的美国终将成为地区强权、防止美国过快衰落、中国的美国观是中国观的折射、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是重塑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中国的美国化等观点，引发学界和社会热议，代表作是《被神话的美国》。

欧洲一体化研究及对欧洲文明的反思。推动建立中欧学术连线，提出中欧文化G2说，倡导全球视野下研究中欧关系，代表作是《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

中国外交战略反思，提出包容性崛起战略。代表作《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和平崛起的三重内涵》，（环球时报，2004年2月13日，《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亚洲时报》、《中国日报》、《大国》、《和平崛起研究》等国内外媒体、书刊全文转载）。

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权解构。代表作《探询中国新的身份：民族主义的神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被先后收录在Arif Dirlik、俞可平主编的《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谈火生主编的《大国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

三、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

欧美文学论文篇（10）

美国文化无处不在，但这对建立其真正的影响力似乎关系甚微。美国渗透到全球千千万万人的吃穿住行中，但他们并不认同每天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美国。扬基帽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缩影，但并不是人人皆知它所代表的纽约橄榄队，更遑论热爱它。全世界250部最卖座电影中，其中246部是美国制作和共同参与制作的，只有4部是例外（英国的《光猪六壮士》、意大利影片《美丽心灵》、日本《千与千寻》和《哈尔的移动城堡》）。但这些美国影片有多少能直抵人心，让人产生共鸣？假象难以产生感染力。如果说这种无处不在的软实力有诸多影响的话，那它产生的厌烦感而非吸引力让人出乎意料，这就是美国“软实力”硬币的背面。1960年代的欧洲学生运动导火索乃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1964年后西方学生运动狂飚。但矛头很快指向了美国，美国遭到反戈。

美国的形象总是与外界对它或美国政府的谴责相伴，这样有趣的现象反映出人们对美国的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态。在2004年法国戛纳电影节上，成百名示威者抗议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来被警察驱散。电影《怪物史莱克2》的制作商在大街上放置了大量印刷有史莱克绿色大耳朵的袋子，为该片做宣传。示威游行者散去时，许多人顺手带走了袋子，人们喜爱史莱克的大耳朵，为它的傻气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