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论文篇（1）

1我国文字规范的形成及现状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汉字发展论文篇（2）

第一，应着眼于作为汉字构成成分的字符。一个字符若要成为某语素的书写形式或书写形式的一部分，就要实现字符与语素的结合。结合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是用字符所示的意义与语素的意义沟通，这叫表意，这种字符增多就叫意化；二是用字符所示的声音与语素的声音沟通，这叫表音，这种字符增多就叫音化。由此看来，所谓表音表意，所谓音化意化，是就字符与语素结合的方式来说的，是着眼于字符的。字符与语素的结合，有“初婚”和“再婚”两种情况。例如甲骨文中的“日”与语素“日”的结合是“初婚”，而“晴”“马日”中的“日”与语素“晴”“马日”的结合都是“再婚”。“初婚”时字符只有形体意义，它与语素只能沿着意义这条道路走到一起；“再婚”时的字符，已有了它最初记录的语素的音和义，它与新语素结合的途径就可以有意义和声音这两条了。

一个汉字，不论它有几个字符，也不管这些字符是通过什么途径与相应语素结合的，一旦成了语素的书写形式，它就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能指”，而相应的语素是“所指”。作为“能指”的字，是既有音，又有义的，因为语素是音义结合体。因此，说到音化意化时，不能着眼于作为语素书写符号的汉字。在这一点上，中西文是一样的。例如我们不能说英文“sun”这个字只有音，而中文“尖”这个字只有义，但可以说“sun”字所使用的字符“s”“u”“n”只表音，而“尖”字所使用的字符“小”“大”只表意。

第二，应着眼于汉字字符的实际运用。我们知道，在记录语言时，一个汉字有时记录这个语素，有时记录那个语素；有时表示本义、引申义，有时表示假借义。汉字记录的语素不同，所表示的意义不同，汉字所使用的字符表音表意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所谓表音、表意，实际上是指在汉字实际运用过程中字符与相应语素的结合方式，而不是指在创造汉字之时字符与相应语素的结合方式。例如古文字中的“来”，就其来源而言，是表意的；而就其运用讲，是表音的。当然，这两者有时是统一的。例如古文字中的“日”，当它表示本义时，是表意的；而就其来源说，也是表意的。

纵观几千年来汉字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汉字的结构依次有三个不尽相同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汉字结构发展的方向是因时而异的。

一、在完整的汉字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以及这种体系形成的初期，汉字结构发展的方向是音化。

完整的汉字体系是在原始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原始文字（包括文字画和图画字）都是表意的。汉字的文字画材料，至今还未发现。而图画字的材料却有一些。例如《金文编》843号，是一幅画，像手里拿着刀杀猪，它的意思应该是杀猪祭祀祖先。从这类材料来看，图画字中已有可以反复使用的单体符号。这些符号，或者是代表有形事物的，或者是代表概念的。

当汉字完整的体系开始形成时，图画字中的许多单体符号被吸收进来；此外人们还仿此创造了许多类似的符号。然而光凭这些表意符号，还不能做到按照词序无遗漏地记录语言，这是因为，语言中的许多词（如虚词）是无法以形表义的。要想全面地记录语言，只有走假借的道路。完整的汉字体系形成的过程，就是假借字不断增加的过程。

汉字完整的体系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在夏商之际。殷代距离夏商之际相当近。在殷代的甲骨文里，假借字占了74％左右。〔2〕属于西周早期的《利簋》铭文，假借字的比重也大抵如此。

这时文字里假借字的比重如此之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在原始汉字里，可能也有一些假借字，但是其比重肯定很小。与原始汉字比较起来，殷商时代和西周早期文字里的假借字急剧增加。假借字是由音符构成的，这种字占大多数，那就是音符占大多数。这就是说，从原始汉字到殷代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音化。

二、从西周时代起，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音意化。

从用字这个角度来看，自西周时代起，假借字逐渐减少：

西周前期的《大盂鼎》铭文，共有291个字，假借字约70个，约占总数的24％；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铭文，共有284个字，假借字约60个，约占20％；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有497个字，假借字约有70个，占16％；〔3〕春秋时代的《栾书缶》铭文，共有40个字，假借字5个，占12％强；战国时的《鄂君启节》，总字数164个，假借字3个，仅占2％；秦汉时的帛书《老子》乙本共有5500个字，假借字320个，占6％；帛书《经法》约5000字，假借字320个，也占6％；现有的《老子》假借字30多个，不足1％；现有的《荀子》首三篇，共有5700多个字，假借字54个，占1％弱。

上述统计说明，时代愈晚，假借字越少。

若从造字角度来看，自西周时代起，形声字迅速增加。甲骨文中的形声字，仅占20％左右。自西周时代起，形声字大量增多。到了春秋时代，形声字的数量已超过了表意字。秦国的小篆，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共有9353字，形声字有8057个，占82％。南宋郑樵分析过23000多个汉字的结构，结论是形声字已超过90％。清代的《康熙字典》，形声字也占90％。与形声字在全部汉字中的比重逐渐增大相伴随，汉字的数量也逐渐上升。汉字的数量和形声字的比重成正比地增加，说明西周以后增加的新字主要是形声字。

前面讲过，自西周时代起，假借字在全部汉字中的比重逐渐减少，这就是说，西周以后形声字在运用过程中，基本上是用来表示本义或引申义的。一般说来，当表示本义或引申义时，形声字中的音符有表音作用，意符有表意作用。

形声字是由意符和音符构成的，这种字数量逐步增多，也就是音符和意符逐渐增加。这种现象，既不能说是音化，也不能说是意化，而应称为音意化。

所谓音意化，并不是说音化和意化平列，而是有主有从的。应该说，音化是主要的，而意化是辅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先，形声字的最主要来源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这样做的目的，是区别同形同音的字。例如，“辟”的本义是法，但是被借来表示躲避、开辟、邪僻等意义。当多义的“辟”在语句中出现时，有时就分不清它是什么意思。为此，当表示躲避这种意思时，就在“辟”上加“走”旁；当表示开辟义时，就加上意符“门”（繁体）；当表示邪僻义时，就加上“亻”旁。这样就不容易混淆了。由此看来，意化是在音化遇到困难时的补救措施，它是为音化服务的。

其次，形声字中的意符所表示的，一般只是相应语素的意义类别，而不能确切地指出其意义；而音符则通过表示语素的音，确切地表示出语素的意义。

认识到音意化中音化的主导地位，就可以把后期的音意化与前期的音化联系起来，笼统地称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为音化，但在这样概括的时候，要意识到汉字前期的音化和后期的音化是有差别的。

三、现代汉字结构的发展有记号化趋势。

所谓记号，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语素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记号化就是指记号这种字符在汉字体系里逐渐增多。

汉字体系里的记号，有一些是原来就有的。例如甲骨文中的“五”“六”“七”“八”等等。但绝大多数是在汉字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时代愈后，记号越多。

有些记号原是意符。意符都是表示意义的，其意义大别有二：一是形体意义，即用图形所显示出来的意义，所谓图形，是指实物之形或抽象、象征之形；二是语素意义，这是字符最初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意义。意符凭其意义与语素的意义沟通。具有形体意义的意符，当汉字变得不象形以后，它的意义丧失了，它跟相应语素的意义沟通被阻断了，变成了记号。这种变化过程，其实自殷商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例如甲骨文中的“有”为什么写成“ㄓ”，“亡”为什么要写成“”？对这样的问题，不用说一般人，就是古文字学家也回答不好。到了隶楷阶段，汉字形体笔画化了，具有形体意义的意符绝大多数变成了记号。有语素意义的字符，当它的意义与语素意义的联系被切断时，也就变成了记号。这种联系为什么会被切断呢？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字符形体发生讹变，二是字符独立成字时的意义发生变迁，三是相应语素的意义有了改变。

有些记号原是音符。音符跟相应语素的结合都是“再婚”，它的声音就是它最初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声音。音符凭它的声音与相应语素的声音沟通。当这种声音联系的桥梁被拆掉时，音符也就变成了记号。声音的联系为什么会被阻断呢？主要原因有四条：一是字符形体发生讹变，二是字符原来所记录的语素已被人遗忘，三是字符独立成字时的声音有了改变，四是相应语素的声音发生变迁。

由于在汉字体系里记号大量增加，所以现代汉字里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大。

我们曾对2500个常用汉字的结构做过分析，分析时所用的字形是现代楷书规范字形，所用的音义，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音义。当这些汉字表示相应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时，它们结构类型的情况如下：

第一，单意符字，共19个，占总数的0.76％；第二，多意符字，167个，占6.68％；第三，变体音符字2个，占0.08％；第四，多音符字，有3个，占0.12％；第五，意音字，有1321个，占总数的52.84％；音符有义的意音字有30个，占1.2％；第六，记号意音字，5个，占0.2％；第七，记号意符字，286个，占11.44％；第八，记号音符字，131个，占5.24％；第九，记号字，有536个，占21.44％。

记号意音字、记号意符字和记号音符字，都可以称为半记号字。如果把记号字、半记号字统计到一块，则占总数的38.32％，数量仅次于意音字（形声字）。

有人曾以《新华字典》（1987年重排本）中的“又、冫、刂、鱼”四部字作过抽样测查，结果如下：〔4〕

部首总字数理据字半理据字无理据字

又276417

冫24789

刂64292510

鱼8868164

总计2031105340

上表中的半理据字相当于半记号字，无理据字相当于记号字。如果把表中半理据字和无理据字合起来，则有93个，占总数的45.8％。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上面的统计都是站在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汉族人的立场上进行的，而且是依据相应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而进行的。谁都知道，汉字除了表示本义或基本义外，还表示为数众多的引申义。若据其表示的引申义进行统计，含有记号的汉字比重会更大（当汉字表示假借义而其本义或基本义又被一般人所了解时，它就是假借字。这种字在汉字运用过程中占有一定数量）。

上面的统计说明，现代汉字的结构正朝着记号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在汉字体系里记号虽然不占优势，但是数量已相当可观。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含有记号的字很可能赶超意音字，成为汉字的主流。

早在40年代，唐兰先生就指出：“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但是，他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还是形声文字。”在这两段话里，唐兰把记号文字看作是文字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认为它与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相衔接的，这都是正确的。

我们的汉字已经走完了原始文字、假借文字和形声文字三个发展阶段，如果不被废弃，它将迈进记号文字（在文字体系里记号这种字符占大多数）的大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注释：

〔1〕自建国以来，许多学者持“音化”说，例如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黄伯荣等（《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近年来，一些学者持“意化”说，例如申小龙（《文化的语言视界》，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万业馨（《略论形声字与汉字表意性》，载《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4期）、苏瑞（《论汉字的义化》，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2年12月）。

汉字发展论文篇（3）

对于为什么要进行简化，今天说得最多的就是：“汉字产生以来，就在不断简化。字体由大篆向小篆，再向隶体楷体演变，多数字有某种简化的意义。”（《学术双周刊》8月20日刘辰文）什么叫‘简化的意义’？这几个字说得不明不白、羞羞答答。这还不如周有光来得直白。周先生当然是主张简化的。他先说汉字的发展就是笔划的简化。后来又改口说：汉字的发展笔划上有繁有简，但以简化为主。因为显然，如果只说汉字的发展就是简化。不仅有悖常理，也有悖某些文字变化的明显事实。所以，说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就留有余地得多。这也是刘辰先生为什么说‘简化的意义’而不说‘笔划的简化’的原因吧！但是当初讲简化汉字时以及当今叫做《汉字学》或《文字学》著作中，却是没有这样留有余地，全都众口一词地，甚至举例说明：‘汉字的发展趋势就是笔划的简化’。既然有举例、有实证这事就好办。那么我们也来实地调查一番。

九十年代后期我用《中国书法大字典》做样本，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为什么要选用这本书来做调查？一者因为它太普及了，谁都可以对我的调查统计结果进行核查；二来它既收有楷书、隶书、小篆也有大篆，比较起来是很方便的；三是它各种字的数量较多与同数字总量之比较大，有足够的代表性；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随机抽样，因为它的本意并非用来供研究字体笔划发展规律的，所以它有足够的公正性。调查的结果是：

一．小篆隶变的可用字共3657个（占许慎《说文解字》9353个字的三分之一强）其中隶变后增笔划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的73%，减笔划的共426字占12%，笔划不增不减的共560字占15%。

二，字典中共有可用的籀文（大篆）808字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增笔的488字占61%，减笔划的72字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

三，又取李圃所著《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中所收字共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相应的今文相比增笔划的共214个占80%，简笔划的共17字占6%，不增不减笔划的共38字占14%。

四，研究甲骨文的陈炜湛先生（中山大学）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

五，从《说文》所收汉字总数9353个到《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总数47035个。一千多年间汉字增加了三万七千多个。而与正体字并存信手字，简笔字，充其量也不过两千多个（亦即含偏旁类推）。

所以通过实地调查。所谓汉字从大篆到小篆到隶变到楷书的发展中。笔划减少的最多也不过只有百分之十的汉字，而笔划增繁的却有百分之六、七十！某些文字学家们的汉字发展就是简化或者周有光所谓的汉字变化有繁有简，以简化为主的论断都与实际情况不符。

不过，也有一些文字学家误读了古书，把《说文解字叙》中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理解。这段话说：“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滌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戌，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在这段话中涉及文字演变的有两处。其一是大篆亦即籀文变为小篆用了“或颇省改”四个字；其二是由小篆改隶书用了“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于是一些文字学家们以为省改和约易就都是笔划的简化了。其实，文字字体书写的变化与书写工具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甲骨文是用刀刻的，所以直划远多于曲划或弯划。至大篆时，已有硬笔出现。(传统的“筆”，竹字头下的“聿”在甲骨文中就像一支手拿着一支硬笔，不过后来把向下笔的竹叉改为两个横划罢了)所以，现在考古发现的战国简和秦简规整的直划和弯划、曲划、圆划就多起来。到汉简时已有毛笔出现，所以才有了粗细不一的笔划。那么既然通过我们的调查小篆比大篆的笔划增笔多达60%而简笔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则“省改”显然不是指笔划的增减。1934年徐文镜编的《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字为2445字……古籀重文27772字”这也就是说每个字有十多个字的异体重文。许慎当时或者看不到这么多的重文。但是，五、六个总是有的。所以他才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此处的“颇省”显然是指不与秦文合的大量的异体重文。至于“改”则完全因为李斯是位硬笔书法家。小篆完全出自他的手笔，他对大篆的字形有较大的改动。许多直笔都改为圆曲的笔形。这就是“改”的实义。把上下文放在一边单独孤立地把“或颇省改”定位于笔划的简化，这是误读古书的一大谬误。是有意还是无意只好付诸公论了。

至于小篆改为隶书的“以趣约易”，更是成为一些文字学家解释隶变是笔划简化的‘铁证’。通过调查我们已经知道隶变的增笔划为73％，简笔划仅为12％。而且，许慎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古文由此绝矣”。如果大篆改为小篆是笔划的减省，小篆隶变又是笔划的简省。那么为什么许慎不说大篆改小篆是古文由此绝矣！而偏偏于隶变却说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许慎认为隶变的主要特征，显然不是笔划多少的变动。况且《说文》是许慎用隶书写的小篆字典，他对隶书和小篆这两种文体必定都是非常熟悉。他当然会知道隶变后的笔划有增有简。如果他在论述中只提简化的趋势却不提繁化的趋势，以为隶变的‘约易’仅指笔划的简化，岂非明白人说瞎话，何况那时他也不是要提倡简化字，何苦为简化打前锋？而昧着良心说假话？

   “约易”并非成词，所以二字必各有所指。小篆的作者都有名有姓，而隶书则不是什么固定的人完成。以大篆与隶书相对照，则隶书颇有保留大篆直笔划的地方。所以，此处的‘约’有‘约定俗成’之意。也就是隶书早已在吏、民间流行。故汤可敬先生解‘趣’为‘适应’就至为恰当（汤可敬著《说文解字今释》）。至于“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就是一改古文与篆书图画式的，圆弯曲笔，而为直笔划，同时各种逆顺倒笔如自左至右的笔划改为‘撇’，自下而上的笔划改为‘挑’等。总体上将杂乱多变的笔画，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划所组成的偏旁部首，完全改变了古文中圆曲和反手的笔划走势，以适应毛笔发明后书写快捷的需要。这从至今发现的南北两方的二十余万块秦汉及三国时代的简牍中，可以看得至为明显。从此结束了一千多年古文的汉字形走势，开创了今后两千多年汉字的基本字形。这才是‘古文由此绝矣’的基本含义。具体说来如将一笔圆、椭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难写的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u形口，增为三笔的方形口；将两三笔的日、曰增为四笔的日、曰；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画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和蝌蚪弯分别增为三、两笔的弓、厶、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直笔的框；将一、二、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增为三和六画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笔画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而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是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

汉字发展论文篇（4）

绪论部分包括第一――四章，是全书的总纲，主要内容有汉字学与汉字改革、文字和文字的发生、汉字和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的历史面目。绪论部分解释了什么是汉字学以及为什么将这门学科称为“汉字学”。王凤阳先生肯定了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传统许学遭到冲击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在这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汉字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汉字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汉字研究的逐渐成熟作了总的论述。

字体论部分包括第五、六章，主要内容是汉字字体的演进、线条与笔画。作者阐述字体演进史，就是书写顺应手的运动生理的历史，是人根据书写的生理习惯去改进最初的描摹物象的文字的历史，是缩短写字时的运笔线路的历史。作者证明了笔画就是手对线条的选择，归纳了篆书线条改造为隶书笔画过程中的“趋直性原则”和“反逆性原则”，论证了笔顺的总规律――“最短线路原则”。关于字体的更替，作者扬弃了流行很广的直线发展观，而代之以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观，阐述了同一时代存在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字体是文字体系与书写时的生理习惯之间、文字的记录功能与交际功能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应用体以其简易、实用而取代标准体，就是字体的变易。

体系论部分包括第七――十九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文字体系、汉字体系、图画提示文字、象形表意文字、象形表意文字的写词法与造字法、象声写词法、形声写词法、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记号表意文字、记号文字的记号化、记号文字符量的绝对增长与相对增长、记号文字能记与所记的矛盾、汉字的改进等。作者认为，只看到文字体系内部的量变，所以无法揭示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汉字学》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文字体系及其变革的理论观点：文字是体系性的，文字发展史的核心部分是体系的变革史，体系变革的核心是基本符号的写词法的变化；文字发展规律主要体现在体系发展之中，文字体系的记录原则体现在基础符号的写词法里。

《汉字学》第二十章讲述了汉字的改革问题，包括汉字改革的内在根据、汉字改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汉字改革道路的探索和存在的问题。王凤阳先生指出，改革必须顺应汉字发展的规律、文字发展的规律，不应超越历史条件进行宣传和促进。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改革论”应该是体系论的组成部分，只是因为文字改革是当前的现实课题，所以独立了出来。

字形论部分包括第二十一――二十六章，主要内容有行款与汉字字形变化、书写生理与汉字字形、字形的“同化”与“异化”――演变中的字形的交互影响、字形的“简化”与“繁化”、字形的分化交替与归并以及字形演进中的变易与规范。首先，作者探讨了汉字行款的形成，以及所引起的字形变化。其次，作者从手的书写运动，解释了最初来自对客观事物描摹的汉字，如何引起了在线条或笔画上的搭配组合的变化，分析了汉字“自上而下”和“自左而右”的书写给汉字字形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趋直”“反逆”“串连”“并连”在字形变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字形演进中的“变易化”和“规范化”是字形演变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它们互相制约，贯穿在字形发展的全部历史之中。

汉字发展论文篇（5）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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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峰.《汉字学概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5]凌加杰.《汉字现代化之路》[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6]马曼曼（2008）.中西文字文化传承功能之比较研究[C].湖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7]刘伟（2009）.汉字和汉语的关系[C].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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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有光（2000）.中国和汉字文化圈[J].群言，第1期

[13]周有光（2000）.朝鲜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2期

[14]周有光（2000）.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3期

[15]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4期

[16]许征（2000）.汉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7]周有光（2000）.汉字文化向邻国的传播[J].教师博览，第5期

[18]史继忠（2001）.论汉字文化圈[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9]李虎（2002）.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J].东疆学刊，第4期

[20]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J].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21]孔刃非（2004）.汉字起源观念的文化审思[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3月

[2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3]许孝梅（2004）.“汉字文化圈”浅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第4期

[24]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汉字发展论文篇（6）

汉字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在传承汉文化方面发挥着巨大功绩。汉字简化现象也一直是汉字发展的一个趋势。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汉字简化更得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然而对于汉字简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争论非常激烈。

一、汉字简化的功绩

1.汉字简化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汉字的缺点主要是笔画多，书写速度慢，不少字结构繁杂，难写难认。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需要尽快的学习和掌握汉字，进而最快最好的去猎取知识、传递信息。简化汉字是为了便于人民群众学习和使用，更好地发挥文字的交际工具作用。汉字简化的显著优点是笔画少、结构简、字形清晰、分辨明快，比繁体字好学、好认、好写。有人曾做过统计，发现在书写速度、认知难度等方面，简化字均明显优于繁体字，这样就能很好的满足人们普遍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需求。

2.汉字简化利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利于教育普及，推动全民素质提高

简化字减少了笔画，减少了通用汉字的总数。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小学教师们说，简化字有“三好”，即“好教”“好认”“好写”。教孩子识字，要分清笔画和结构。笔画少、结构简单，好教。“好认”：简化字比繁体字好认，因为眉目清楚。分辨明快。“好写”：笔画少，写来方便，这对小学生是很重要的。人们识字能力提升了，也就能更好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而提升全民素质。

3.从文字学角度看，有很多简体字在表意表音作用上显然优于繁体字

汉字在表音表意方面有着显著特点更利于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和掌握。有些汉字从繁体字到简化字之后，使人们对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例如，繁体的“\”的意义显然没有简体的“众”好理解。

4.规范的简化字利于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并且已经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外国人来说，字形繁复的繁体字简直就是“天书”，而现行的规范汉字大大降低了学习汉字的难度。另外，我国规范的汉字简化字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例如，联合国文件中的中文文本和西方国家出版的中文印刷品都采用标准的简化字；新加坡、泰国等国已明文规定使用我国公布的简化字。

二、汉字简化的弊端

汉字简化的功绩虽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1.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学习者的负担。一批汉字简化之后，成为法定的规范汉字，但原来的繁体字有时还要使用，无法废止，这就增加了汉字的数量。

2.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字分辨率的降低。有些字简化的不太合适，造成认读和书写的某些困难。有些简化字容易跟相近形体的字混淆。比如“风”“凤”不分，“阴”“阳”难辨。

3.汉字简化过程中有一个简化字代表两个甚至三个意义并不相关的繁体字的现象，这样影响字的别词功能，造成了意义混淆。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皇俊”(皇后)之类的文字错误。

4.汉字文字系统本身的破坏，造成一些字缺乏理据性。如，“车”的繁体字更容易使人联想到车的样子，而简体的“车”很难想象车的样子。

三、汉字简化的争论问题

随着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深入和发展，汉字简化问题的优点与弊端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不存在太大的争议，但在下面几个方面争论仍然比较激烈。

1.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

一部分人主张以简化字代替繁体字，因为简化字已经在国际社会上确立了一定的地位，并且它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需求。而对繁简并用，识繁写简，苏培成《关于简化汉字几个有争论的问题》说：“自然要增加学习负担，而且很容易造成繁简混用。”另一部分人认为繁体字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客观历史的结果，不能废除。繁体字更有利于大陆与海内外进行交流，它比简化字优美，更易表达情感，更具欣赏性和艺术性。

2.汉字简化与文化继承发展问题

一些人认为汉字简化破坏了传统文化，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继承。繁体字记录了我们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如果不认识繁体字，文化和知识就无法继承和发扬。另一些人认为简化并没有破坏传统文化，不会阻碍文化遗产的继承。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中论述：春秋时期的《论语》《孟子》等书用篆书抄写，汉代以后改为隶书和楷书，字体大变、字形大简，无人说汉代破坏了传统文化。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同“隶变”相比，也只是小小的变化，并不能说它破坏了传统文化。还有，有人认为我们对繁体字的出版物改成了简化字本，以现代字体重印古书、以现代语言解释古文，是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此外，中国大陆重视传承传统文化，广大教师和语言文字工作者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大量古籍得到重印和新印，主要是繁体字本。因而，现实证明古代的汉字仍然有很多人认识和研究并不断发展深入，它并没有因为简化字而破坏。

3.汉字简化与汉字规范化的关系

一部分人认为简化字阻碍了汉字规范化的进程，使人们形成了汉字越简化越好的观点，忽视了汉字的规范化，进而造成了社会用字混乱的局面。一部分人认为汉字简化可以促进汉字规范化。高更生在《现行汉字必须规范化》中持这种观点，认为简化利于更好地掌握汉字，进而有利于规范化的确立。

四、汉字简化的原则问题

在汉字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的公布和实施获得了成功，初步确立了以简化字作为现代汉字的规范。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因其简化力度过大，论证不够充分，宣传不够得力，在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仓促公布，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指责之声盖过了溢美之词。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日益丰富，汉字日渐增多，使用汉字的机会增多，人们势必就会要求简便，汉字势必会朝着更加便捷的方向简化。不能因为二简字的废止，就认为汉字的简化已走到尽头。但是在汉字简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总结一简的经验，吸取二简的教训，根据“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遵从群众的习惯。在汉字简化的实践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保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让汉字朝着便捷有序又不失其丰富内涵的方向发展。

汉字简化存在的一些优点与弊端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认识，它们需要用现实生活进行考验，我们也要随时关注它的发展。对于汉字简化方面具有争论的问题，更是以后我们对于简化汉字仍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进而来推动文字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章太，《论汉字简化》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2]傅永和，《汉字简化五十年回顾》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

[3]高更生，《现行汉字必须规范化》语文建设，1991年，第1期

[4]史有为，《汉字简化的价值评估》语文建设。1991年，第3期

汉字发展论文篇（7）

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作为汉语文字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核心，无论是从汉字本体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普通文字学理论方面来看，汉字性质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世纪末，一些学者开始了关于对汉字性质问题的讨论。一百多年以来，汉字性质研究高潮迭起，特别是20世纪后期，汉字性质成了汉语文字学研究的热点。然而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可以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权威性论断。如今，这一问题仍然众说纷纭，并无定论。许多汉字性质综述性的文章搜集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对汉字性质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对各种观点做了分类。因此，有必要对汉字性质的多种论述进行综合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其共同点和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对汉字性质作出研究。

一、关于汉字性质的代表性观点

关于汉字性质的说法有多种，各语言文字学家对汉字性质都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其合理性，对汉字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值得学习和参考，现今较为主流的说法有以下几种[6-12]：

表意文字说。代表性学者有梁东汉、叶楚强、王宁、郑振峰、黄伯荣、帕默尔、申小龙等。表意文字一说影响很大，较为流行。它的依据是汉字中的象形字、指示字、会意字以及形声字的形符表义，而声符并不固定。

意音文字说。提出者及持此说者有徐银来、周有光、裘锡圭、苏培成等，由于汉字综合运用表意兼表音两种方法，认为汉字是意音文字。

表音文字说。姚孝遂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关于汉字的表音文字说主要建立在对古文字的研究基础上，它的提出对古假借字的表音性质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使得汉字性质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表词文字说。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王伯熙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认为从文字符号所记录的语言单位这个方面来看，汉字应该属于表词文字。

语素文字说。支持此观点的有：赵元任、吕叔湘等。认为汉字的单位是字，不是字母，字是有意义的。汉字以外的文字都只是形和音的结合，只有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结合。

音节-语素文字说。叶蜚声、徐通锵、尹斌庸等持此观点，认为一个汉字基本上代表一个语素。从语音上来说，一个汉字又表示一个音节。

除此之外，还有吴玉章的象形文字说，唐兰的注音文字说，蒋善国的隶变前象形兼表意，隶变后表意兼表音等说法。从观点的亲缘关系来看，表词文字、语素文字和音节-语素文字属于基本接近的观点。但总体来说，观点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汉字性质认识分歧的原因

事实上，以上各家都是在承认汉字具有系统性的基础上来谈论汉字系统的性质。针对此问题，王凤阳[1]在《汉字学》中做过比较系统的分析。但就全面性和针对性来讲，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归纳。分析其分歧所在，应当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同样的术语往往包含了不同的概念，而同一个概念有时又用不同的术语进行表达。如，同是“象形文字”一词，有人专指先秦文字，有人则兼指后期文字；“表词文字”和“语素文字”，都是指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时期的汉字，实质上没有区别，但名目上却又不同。因此，在探讨汉字性质时，各家对其中的概念术语有不同的解释，最终的结果自然会有偏差。

其次，判定汉字的性质时各家所持的标准不同。有人着眼于汉字字符本身的特点，即针对汉字本身字形、字音、字义的关系进行谈论，从而出现了“表音文字”“表意文字”“音节文字”等说法；有人以汉字的主体部分，即形声字的结构功能为标准，提出意音文字说；有人则着眼于汉字所记录的语言单位，将之提升到语言层面上谈论，因而出现了“词文字”“语素文字”等名目。

最后，观点的时序性的差异，即对汉字的处理分析不同，割裂了古今汉字之间的联系。关于是否分阶段对汉字的性质进行归纳仍然存在争议。割断古今汉字之间的联系，将汉字划分阶段进行研究，不容易正确地把握整个汉字体系的总体特征，可能会对汉字的性质产生一些认识上的差异。

通过以上原因归纳分析，汉字性质认识分歧的出现存在多种复杂原因。总体来看，没有从语言本质上、语言功能上、汉字起源与演化特征等多个角度，判定汉字的性质。正是由于多种原因，而出现了多种认识。

三、关于汉字性质的再认识

通过对以上代表性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出汉字性质认识分歧的原因，可以为汉字性质的再认识打下良好的基础，笔者以为汉字的性质应当是表意文字。主要有以下理由。

许慎[2]的“六书说”的核心应当是“表意”。 许慎关于汉字构造研究最为主流的学说，一直沿用至今，将汉字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类。清代语言学家戴震分析“六书”得出 “四体二用”的结论。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六书”以及“四体二用”的核心就是表意。因此，可以得出绝大部分汉字都是表意的。

其一，整个汉字系统的发展演变过程也体现为“表意”的直观演变。汉字起源跟结绳、契刻、画卦、图画等几种记事方法有关，汉字造字的目的是为了记事。唐兰[3]在《中国文字学》中谈到文字的产生，认为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后来文字跟图画逐渐分离，差别也逐渐显现出来。文字由绘画形式变为书写形式。正因为图画和文字有此渊源，早期的文字才具有明显的形象性。象形字是最早出现的文字类型，多依照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来创造文字形体，人们大多可通过对象形字字形的理解知道它所表示的大概意义。指事字所指事记录的语词大多都是“无形之事”，多表示抽象概念或形态部位。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构成的复合的形体单位。这三种造字法从汉字记录语词的原则来说是“因义构型”，字形与字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类文字经历了从独体到合体的发展过程。这跟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有关。在物质贫乏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认知能力往往受到限制，因此人们对词语的需求量不大，使用的文字也不多。象形字足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的需要以及时代的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思维和语言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汉字逐渐线条化，抽象化，发生了一次次变革。产生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的汉字形体。字形在组合方式、笔画、线条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现代汉字已经基本脱离了图画的影子，越来越难以直接从字形来解读字义。

其二，字形与所记录语言的意义有直接的联系，而与其声音并无必然的关系。裘锡圭[4]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提出，讨论汉字性质的时候，应该在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上进行分析，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可以归纳成意符、音符和记号三大类。意符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音符是指在语音上有联系的字符；符号是指在意义和语音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从传统的六书理论来看，象形、指事和会意这几种字所使用的字符，跟它们所代表的词都只有意义上的联系，因此都是意符。隶变以后，形声造字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当今汉字有90%以上是形声字，能产的形声造字法的出现，使得汉字系统能在不再造原字的基础上构造新字，而是运用已有的音符和意符进行造字。随着文字的发展演变，由于汉语语音特点，同音词较多，于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产生。假借是使用音符的，人们在假借某个字来表示一个跟它音同或音近的词的时候，通常并不要求他们原来在意义上有什么联系。然而假借是通过已有字形来标记新词新义的，已有字形在造字之初本就存在表意的性质。因此，形声字和假借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表音功能，但还不能说汉字就是表音文字。传统意义上的表音文字的字母是字音与字形的结合体。而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是字音、字形、字义三者的统一体。这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汉字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表音文字。

其三，从文字本身的本质作用来看，汉字本质应当是会意文字。文字是信息表达和传递的最重要的载体。通过对文字中蕴含信息的正确理解，也就是“会意”过程，人们才能采取一定的具体行动。当然人们采取具体行动所依赖的信息，除了文字能够表达和传递的信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信息传递和表达途径、方式和方法，例如战场上的“冲锋号”，学校上课的铃声，高速公路上的各种行车标志，在会场上发言时某人总是用“干咳”表示抗议等等，都是信息传递的一些方式和途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人们不断进行文字改革，促进对这种信息载体的运用逐步趋向规范，当然核心是尽可能增强对表达信息的可辨识性，尽可能减少信息表达和传递的错误。有的学者认为，一定要把汉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和汉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区分开来。虽然关于汉字性质的讨论是从造字原则、造字方法出发的，然而，造字原则和造字目的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不应忽视造字目的对早字原则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字性质的界定，可以对汉字改革演化进行方向上的指导。文字的出现和不断的改革演化是准确表达和传递信息的需要，所以文字改革是为了更快、更准地“会意”。

综上所述，从汉字发展的过程来看，尽管汉字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部还存在着表音因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汉字的表意性质。综合各家对汉字性质的认识，可以看出汉字性质研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对汉字性质认识差异的分析，找出这些不确定性的产生原因，从而对汉字性质进行再讨论，最终得出汉字是表意文字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詹鄞鑫.20世纪汉字性质问题研究评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6]李运富.张素凤.汉字性质综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7]廖才高.再论汉字的性质[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8]张玉金.论汉字的性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9]胡志明.汉字性质研究的理论背景[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10]唐剑锋.汉字性质研究综述[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汉字发展论文篇（8）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汉字在中国使用数千年，本来不存在褒贬问题，自从19世纪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较，出现指责汉字落后的言论，然后才有维护汉字的论争，贬低在前而褒扬在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毛主席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新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汉字简化问题

1950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改会开始着手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是汉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还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陈梦家（1957d）：“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关锡来信：“文改会仅仅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单纯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的汉字难学难认了。”（陈梦家1957c）

杨晦发言“现在小学生学简体字，实际上是双重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看的书都印成简体字”。（倪海曙1957）

叶圣陶（1957）主张：“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而“不要随便创造简体”。“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

《光明日报》综述群众来信意见提到：“简化汉字工作做得不够好，已经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有许多人任意生造简化字，随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认为将来汉字必废，就不认真地学习现行的汉字”。（倪海曙1957）

施蛰存《倒绷孩儿》（《文汇报》1957-4-26），以杂文形式反映简化汉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阅读困难。（倪海曙1957）

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那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这表现在1977年12月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简，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响了文字的稳定性，加重了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汉字简化工作问题上有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据傅永和的报告，在“需要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简化字“给人们的认读和书写带来不少方便”，但“简化的字数并不多”，“笔画简得还不够”。2、“从印刷铜模刻制，手工检字、刻字，工业产品名称的漏铸，以及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点阵字模的设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来看，也需要继续简化汉字。”3、“从汉字的演变看，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停止简化汉字工作。”

有的主张“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汉字的数量。青少年学的是简化字，被简化的繁体字有好多不认识。当他们阅读简化以前出版的书籍时，碰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样，他们就需要学习两套汉字。这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而且也影响了阅读效果。如果继续简化下去，简化字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而简化字的数量越多，青少年的负担就会越重。”2、“从语文工具书及其他专业工具书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用字应严格遵守文字的规范。但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周期长，使用的时间长，不可能一两年一变。如果汉字不对简化，为了保证工具书用字的规范，就要不断改版重印。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条件和财力来看，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样，势必出现国家公布了新的简化字，但在已经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仍然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的局面，从而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3、“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

在新时期，汉字简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对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识到简化字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简化笔画，不是有利而无弊的。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一个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学了简化字，能否不学繁体字？能否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只接触简化字，不接触繁体字，等到进入大学以后再接触繁体字？没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众知道：不能！教科书以外，简化字读物少，繁体字读物多；一进图书馆，几乎是繁体字的世界。汉字的特点是：死而不僵，废而仍在。简繁并存，简繁都学，是否增加了负担呢？”

吴小如曾对青少年不识繁体字的后果感到担心：“流传了几千年的繁体字在我们青少年中还需不需要认识？如果可以不识繁体字，则本世纪（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和图书典籍将有无法查阅使用的可能，这对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报》1996-1-19）这个耽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化字客观上形成海峡两岸用字的不统一。袁晓园在1988年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评。

詹鄞鑫（1991）曾指出简化字中不合理的问题：“由于不能任意类推给学习和使用带来的不便几乎足以抵消由于简化带来的方便。用字不规范现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类推错误所导致。”（p305）后来（2002）又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汉字简化历史作反思：“如果我们要对简化字作评价，并不是简单地把简化字跟繁体字作比较，而应该是对整个汉字体系，也就是增加了简化字的汉字体系，跟还没有增加简化字的汉字体系作比较。这样就会发现，简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学习的负担，对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尤其不利。”“简化字（偏旁）类推原则势必造成计算机字符集的严重膨胀而且还不能应付使用。如果取消类推法，又将造成汉字偏旁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电子文本简化字和繁体字相互转换的时候，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就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检查逐个判断处理。这就给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提高带来极大的障碍。……这是简化字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对于关系亿万人民日常应用的汉字问题，出现争论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从来就不害怕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冲刷，真理必将越来越明。让我们引两段话作为结尾：

张志公（1984）：“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苏培成（1994）：“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能做出结论，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围绕汉字开展的学术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促进了汉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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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政策 1976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编《语文政策学习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内部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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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发展论文篇（9）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汉字在中国使用数千年，本来不存在褒贬问题，自从19世纪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较，出现指责汉字落后的言论，然后才有维护汉字的论争，贬低在前而褒扬在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新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汉字简化问题

1950年，根据主席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改会开始着手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是汉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还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陈梦家（1957d）：“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关锡来信：“文改会仅仅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单纯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的汉字难学难认了。”（陈梦家1957c）

杨晦发言“现在小学生学简体字，实际上是双重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看的书都印成简体字”。（倪海曙1957）

叶圣陶（1957）主张：“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而“不要随便创造简体”。“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

《光明日报》综述群众来信意见提到：“简化汉字工作做得不够好，已经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有许多人任意生造简化字，随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认为将来汉字必废，就不认真地学习现行的汉字”。（倪海曙1957）

施蛰存《倒绷孩儿》（《文汇报》1957-4-26），以杂文形式反映简化汉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阅读困难。（倪海曙1957）

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那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这表现在1977年12月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简，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响了文字的稳定性，加重了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汉字简化工作问题上有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据傅永和的报告，在“需要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简化字“给人们的认读和书写带来不少方便”，但“简化的字数并不多”，“笔画简得还不够”。2、“从印刷铜模刻制，手工检字、刻字，工业产品名称的漏铸，以及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点阵字模的设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来看，也需要继续简化汉字。”3、“从汉字的演变看，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停止简化汉字工作。”

有的主张“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汉字的数量。青少年学的是简化字，被简化的繁体字有好多不认识。当他们阅读简化以前出版的书籍时，碰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样，他们就需要学习两套汉字。这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而且也影响了阅读效果。如果继续简化下去，简化字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而简化字的数量越多，青少年的负担就会越重。”2、“从语文工具书及其他专业工具书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用字应严格遵守文字的规范。但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周期长，使用的时间长，不可能一两年一变。如果汉字不对简化，为了保证工具书用字的规范，就要不断改版重印。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条件和财力来看，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样，势必出现国家公布了新的简化字，但在已经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仍然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的局面，从而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3、“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

在新时期，汉字简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对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识到简化字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简化笔画，不是有利而无弊的。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一个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学了简化字，能否不学繁体字？能否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只接触简化字，不接触繁体字，等到进入大学以后再接触繁体字？没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众知道：不能！教科书以外，简化字读物少，繁体字读物多；一进图书馆，几乎是繁体字的世界。汉字的特点是：死而不僵，废而仍在。简繁并存，简繁都学，是否增加了负担呢？”

吴小如曾对青少年不识繁体字的后果感到担心：“流传了几千年的繁体字在我们青少年中还需不需要认识？如果可以不识繁体字，则本世纪（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和图书典籍将有无法查阅使用的可能，这对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报》1996-1-19）这个耽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化字客观上形成海峡两岸用字的不统一。袁晓园在1988年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评。

詹鄞鑫（1991）曾指出简化字中不合理的问题：“由于不能任意类推给学习和使用带来的不便几乎足以抵消由于简化带来的方便。用字不规范现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类推错误所导致。”（p305）后来（2002）又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汉字简化历史作反思：“如果我们要对简化字作评价，并不是简单地把简化字跟繁体字作比较，而应该是对整个汉字体系，也就是增加了简化字的汉字体系，跟还没有增加简化字的汉字体系作比较。这样就会发现，简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学习的负担，对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尤其不利。”“简化字（偏旁）类推原则势必造成计算机字符集的严重膨胀而且还不能应付使用。如果取消类推法，又将造成汉字偏旁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电子文本简化字和繁体字相互转换的时候，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就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检查逐个判断处理。这就给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提高带来极大的障碍。……这是简化字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对于关系亿万人民日常应用的汉字问题，出现争论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从来就不害怕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冲刷，真理必将越来越明。让我们引两段话作为结尾：

张志公（1984）：“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苏培成（1994）：“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能做出结论，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围绕汉字开展的学术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促进了汉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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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发展论文篇（10）

一、汉字的古今发展演变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体系完整的甲骨文，说明甲骨文只是汉字的流而不是源，汉字的起源还应上推一个历史时期。汉字起源的准确时间无从得知，具体过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结绳契画说，有八卦易符，有仓颉造字说，但不论怎么说，汉字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明可以堪称是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史实。

汉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这与汉字的构字规则或俗称造字法有关。关于造字法，也有很多学说。如“六书”、“三书”、“四体二用”等，现有的学者还把“六书”细分为十种造字法，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些观点都始终没有摆脱“六书”的影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给“六书”下定义的：“……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一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释似乎不是按六书出现次序排列。最早出现的应是象形字，不但汉字如此，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如苏美尔的稧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字，最初也都是象形字。这是人类先民对自然界的共同反应。但能够画成象的文字毕竟有限，后来就出现了指示和会意。这大大扩大了汉字的范围，也使汉字从图形化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讲，这三种造字法能造出一切汉字，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扩大，造字速度远跟不上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于是依声托事出现了假借字。假借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关键。其他古文字在假借字大量涌现后，纷纷转向了拼音文字，惟独汉字英雄不改本色，从此汉字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解决假借字带来的困扰就是后来的转注字和形声字。因为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表达新事物，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数个几乎毫不相关的意项，这很容易造成混乱，转注字就往这些身兼数职的假借字上填加不同的义符把它们区别开来。到后来造字干脆就择取义符和声符拼起来便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最终定形，使汉字几乎不可能向表音文字发展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这是汉字构字的特殊思维方式，所谓文字，就是“盍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体也历经数次变化，一般认为是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以前是古文字阶段，其字体非常繁杂，也颇有争议，从隶书起是今文字阶段，意见较为统一。汉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它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几乎可与仓颉造字相媲美。隶书从秦代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但他最大的贡献应是“书同文”。因为文字的统一，使后世中国基本上处于团结统一的大局面。当然秦国最初统一的是小篆，但小篆的统一直接推动了隶变。隶书使汉字的象形意味大为减弱，却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也使汉字更加整齐统一，更加简化，便于辨认和书写，为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整理。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宗教信仰，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当时，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曾出现很多种注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套“注音字母”，这套注音系统，除了书写不同外，其他都很接近汉语拼音方案，而且与汉字有直接联系，故当时很受欢迎，现在的字典也同时用“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取代了“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从此不难看出，汉字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拼音只是辅助认读的手段，我们成功地处理好了汉字读音的问题。

不久，另一个更具威胁的挑战接踵而来，那就是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汉字信息，那就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浪潮所淘汰。对汉字来说，这几乎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计算机是为英文输入设计的，制约汉字编码的瓶颈是汉字字数繁多，字型复杂，相似字又很多。可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汉字总量不断增多，但常用字基本保持不变。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公布了常用字2500个，覆盖率为97.97%，次常用字1000个，两者共覆盖99.48%，其中最常用的42个字就达25%的覆盖率。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汉字是躺在字书里休闲的，这对汉字编码很重要。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汉字编码问题很快解决了。不但解决了，汉字输入还有诸多特点，从创新的角度再次表明古老的汉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总之，所谓传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汉字更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汉字有着博大的胸怀，一方面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艺术品存在于博物馆里的某些真迹或伪迹中，也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外国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正如一位外国人士所说：“世界上有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字，都是一首优美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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