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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何我国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是什么?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何作用?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①如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再选择这种政策组合已不合时宜。要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20世纪90年生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说明,这种政策组合的危害决非货币政策无效这样一个温和的负面影响,固定汇率制度在开放的资本账户下往往伴随着货币冲击和货币危机,从而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荡,使经济时时处于不稳定的威胁之中,从长期来看,我国也不宜选择这种政策组合。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自由资本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应当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必然是我国的现实选择;另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据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应是浮动汇率制度。
但从国际金融经验来看,汇率急剧变动和不稳定往往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完善。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欠成熟和完善,人们对金融避险工具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金融监管也比较薄弱。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仍面临着诸多困难,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缺乏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可见,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能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不仅无助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成本。为此,我国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对稳定性,美元确实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各国货币标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美元的稳定性逐渐减弱,同时欧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因此,我国政府根据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和美元地位的变化,放弃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选择采用了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这可以削弱长期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影响,更好地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二、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
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和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供求变化并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大于需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下跌,人民银行就会买进美元卖出人民币,从而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反之,人民银行会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以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另外,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是由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样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贬值。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使人民币相对于几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保持不变的一种汇率制度。为更好地理解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内涵,我们假设人民币货币篮中只有美元和英镑两种货币,W$。为货币篮中美元的数量,W£为货币篮中英镑的数量,ER/$和ER/£分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人民币与美元和英镑的加权平均汇率为ER,则: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所谓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变,即ER为常数E③。
从公式(1)可以看出,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同样无关,但篮子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而且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由于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钉住不变,因此,当美元对英镑升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升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贬值;当美元对英镑贬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升值。可见,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可能性皆有。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受货币篮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且与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有关。例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下,当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时,人民币对美元应该贬值。但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考虑到外汇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人民银行可能不是根据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要求,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相反,人民银行可能不干预外汇市场或仅进行小幅度的干预,而听任人民币在市场供求作用下升值。“参考”意味着人民银行有了决定汇率水平的较大灵活性
三、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影响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汇率制度,尽管可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但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因此,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完全由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波动吸收,从而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较大不稳定。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的稳定,不仅不能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反而可能会造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更大不稳定。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因为人民币对货币篮中任何一种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经过权数(小于1)化后传导给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大大缩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如果美元在货币篮中的权重是50%,那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10%,只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影响5%。此外,由于货币篮中各种货币的双边汇率的变动,向上的变动与向下的变动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相对稳定。可见,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钉住单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会有适度波动。但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浮动范围,从而使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幅会较小。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是名义有效汇率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有效汇率,因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见,与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资源
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均衡价格是对供需双方最有利的价格。尽管单纯从供应方看价格愈高愈好,单纯从需求方看价格越低越好;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价格最好,因为它能最优配置资源。人民币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均衡汇率最佳。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相对于均衡汇率)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相对于均衡汇率)会促进出口,但人民币汇率低估也会提高进口成本,从而不利于进口。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口大量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人民币汇率低估尽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可能会扭曲价格机制,使人民币汇率丧失在资源配中的积极作用,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会减少贸易伙伴国的市场占有份额,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这不仅会抵消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积极效应,而且还会损害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从而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问题。
同样,人民币汇率高估对贸易双方国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币汇率高估会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币汇率高估尽管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促进进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也会扭曲价格机制,从而降低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汇资源的浪费。另外,如果我国出口产品是贸易伙伴国消费者欢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币汇率高估也会损害贸易伙伴国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币汇率长期过度高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贸易伙伴国对我国的出口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
可见,人民币汇率是把双刃剑,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人民币均衡汇率也是一个双赢的汇率,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钉住单一货币汇率制度,则本国货币政策将依附于钉住货币国的货币政策。当钉住货币国提高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提高利率,否则就会产生套利,资金就会外流,本币就会贬值,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外币,回购本币,这会减少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上升;反之,当钉住货币国降低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也必须降低利率,否则投机资金就会大量流入境内,冲击国内金融市场,本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增大,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本币,购买外币,这会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同样,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我国继续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么当美国调整货币政策时,我国货币政策也必须作出一致的调整,否则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难以为继。
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是一种加权平均汇率,它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即使我国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出现了偏离,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仍会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减轻了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负担,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从而使我国货币政策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
(四)会增加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现在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两个层面,即汇率的机制和汇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质有所不同,但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是汇率机制的问题,其次是名义汇率水平的问题。
有些人主张人民币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机制,但这种提法并不严谨。因为汇率的市场是国际外汇市场,中国目前不是可兑换的货币,也不参与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因此实际是无法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因此实际上需要从政府的意愿来决定汇率机制(exchangerateregime)问题。
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通常认为有九种汇率制度,1.自由浮动,2.管理浮动,3.目标区,4.一篮子钉住,5.爬行钉住,6.可调节钉住,7.真正固定钉住,8.联系汇率制,9.货币联盟。关于汇率机制的分析,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尚未给出一致的结论。有些研究甚至认为,汇率机制无关紧要,即所谓“汇率机制的中性假设”。国际学术界关于哪一种汇率机制好的讨论并没有定论。国内的讨论中有一些观点认为浮动汇率机制要优于固定汇率,而且认为这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实际是不了解国际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数十年实行联系汇率制并不影响人们承认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而欧盟内部实行货币联盟对于欧洲经济的发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理论界很多人认可的是“两极化”观点(即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所代表的浮动汇率机制,和联系汇率和货币联盟所代表的固定汇率机制),而不认同“中间汇率机制”(即上述第(3),(4),(5),(6)种汇率机制)。所有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实行过不同的汇率机制。因此国际上近年有研究认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固定汇率机制的主要好处有两点;
1、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有利于贸易和投资。
2、提供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有信用的固定锚。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目前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也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汇率政策,实际上即使对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中国实行固定汇率机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从刺激经济的政策角度来看,改变汇率机制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不利于贸易和投资,也是不宜“退出”为好。
总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人民币汇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这个结论从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在当前国内国外的讨论中如此表态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要好的多。
这次表态还澄清了概念上的问题,即中美的双边名义汇率,以及人民币的多边有效汇率,和实际多边有效汇率(有效即指多边,因此有时也常省略)对于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关讨论中的常见现象。人民币对于美元目前是钉住,但对于其他货币是浮动,因为美元对于这些货币的汇率是浮动。因此如果说在刺激经济的特殊时期有特殊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即在一定时期我们实行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只对中美汇率可以成立,对于其他汇率是不成立的,对于实际多边有效汇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讨论是从多国的角度讨论了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情况,这样分析对于反驳那些只谈中美贸易,并认为只要中美贸易中,美国存在逆差就应该让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外议论是合适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只从对于一个国家的贸易情况的评估就调整自己的汇率政策。实际上除了欧美市场外,中国还要面对其他的贸易市场。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国的对美出口会挤压美国制造业的工人,实际上所有具有制造业能力,同时劳动成本低的国家的对美出口都对美国制造业的工人产生压力。所以汇率问题永远是一个多边的问题,而不是双边的问题。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
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
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正文】
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在各种场合敦促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一些欧美国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阵营。今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并在泰国出席APEC财长会议,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辩论达到了。
其实,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人民币是否应当重估,即它的短期升降与否,而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应采取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换言之,汇率水平只是最终的结果,形成汇率的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斯诺认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确保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最佳选择。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两种汇率制度利弊的比较
1.固定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在于较为固定的汇率有利于投资者核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或者说,国外流入资金的风险贴水较低,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
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不能灵活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的市场性丧失或削弱;汇率市场性的丧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过来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调节。但政府确定汇率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受到主观影响,如果政府调控能力不强还会出现重大失误;二是受到客观因素的牵制,汇率的确定和变动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虑;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标的牵制,汇率目标可能和其他目标相冲突,若汇率水平脱节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蒙代尔三角”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顾,只能牺牲其中之一而保证实现另外二者。因为假如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利率会上升,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对本国投资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国资本会流入,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进行干预,这样紧缩的货币又被扩张了,货币政策无效。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坚持固定汇率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固定汇率制都曾发挥过它的积极作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就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对于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和建立稳定的经济贸易联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我国以前的情况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不存在,通过政府调整可使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固定汇率制的利大于弊。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90年代,固定汇率制对于稳定投资者预期也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经济泡沫膨胀,经济增长减慢,贸易赤字上升,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出现,此时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2.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能够克服固定汇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够灵活的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更具有市场性,从而反过来自动调节外汇供求;另一方面,浮动汇率不存在“蒙代尔三角”的困扰,能够使货币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动汇率制不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从而不利于外资的引进;同时,浮动的汇率容易导致价格的波动,给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困难。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条件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是国际金融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汇率制度的选择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汇率制度适合于不同的国家,这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外部环境、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从总体上看,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国家的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
这里的国家大小是指以GDP衡量的国家大小。大国、强国的经济实力强,防范和抗拒金融风险能力强,汇率波动在一般情况下不强,适宜实行浮动汇率制。例如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但是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经济基本面好,国际竞争力强,因此浮动汇率并未带来不利影响,相反,美国是全球外资引进最多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较大。
小国、弱国经济实力弱,宏观调控能力弱,受外部影响大,抗风险能力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汇率波动性大,若实行浮动汇率,则其负面影响将超过有利影响,造成投资预期差、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的局面。由于这类国家外部均衡实现难度更大,因此更需发挥汇率政策的调节作用,所以更适宜实行干预程度较大的汇率制度,如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经济基本面的健康情况,外汇储备充分与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经济基本面健康,外汇储备充分,国际竞争力强,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更宜实行浮动汇率制。相反,经济基本面不好,或外汇储备不充分,或国际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几者不能同时满足,则宜实行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我国为例,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外汇储备比较多;但是国际竞争力较弱,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够健全,金融监督机制不完善,因此更宜实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
3.资本的流动性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易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不会发生大的危险,并且,由于资本流动受到管制,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间便不再矛盾,例如我国就是如此。
4.通货膨胀水平
通胀率高,汇率水平对物价总水平影响较大的国家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等以后通胀情况有所好转时,可调整汇制,以避免固定汇率的负面影响。相反,通胀率不高的国家可以实行浮动汇率制。
以上这些条件都不能单独决定采取何种汇率制度,而应看一定时期的条件组合。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是固定不变的,汇制的选择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定。
三、中国目前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重包袱,资本市场不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规模小、竞争能力弱,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完备,市场不规范,监管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旦汇率完全放开,国际游资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将可能重演。
2.从自由化的次序看,从一个完全管制型的经济向完全自由化的经济过渡时,其合理的过渡路径应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之后,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李杨、殷剑锋,2000)。因为只有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且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况下,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的假设才可能成立。这时汇市才可能具有有效性,能实现汇率的均衡。一国经济才能在经历真实、金融冲击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利率是汇率变动的平衡器、缓冲器,其变动方向和汇率是相反的,因此可以减小利率浮动造成的冲击。目前虽然人民银行已明确表示要在3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也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但毕竟还受许多关键问题制约,短期难以实现。至于有效的金融市场,也因人们投资理念的培育、熟练专业人才的培养、金融法规的健全、金融产品的丰富等都需要在进一步开放中完善,难以一步到位。所以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更易于波动。这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就等于是本末倒置。印尼就是一个实例。
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前提条件,否则,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必要性不大,且可行性也有置疑。虽然加入WTO以来,我国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加速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放松外汇管制,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还未得到加强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都必须谨慎为之。
4.无论是在影响汇率波动的预期方面,还是在汇率的调节机制方面,我国当前都存在诱发汇率不稳定的因素。一是我国还处于转轨阶段,结构调整尚未完成,各项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来的经济状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同时又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很多人对中国的金融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对汇率波动的预期始终未能消除。二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价格调整具有严重的不均衡性。我国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信息流动不充分,商品的异质性导致商品流动速度较慢,商品价格调整具有粘性。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的生成和发育较为规范,资本的单一性和同质性使资本能够低成本地快速流动,市场价格调整具有弹性,更易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商品、金融市场价格调整的差异性造成金融市场的均衡实现快于商品市场,根据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这会加剧我国汇率的过度波动。
总之,我国目前乃至一定时期内不宜采取完全浮动汇率制,央行难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样从逻辑上讲,中国汇率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介于固定制与浮动制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制。
四、汇率制度的长期选择
虽然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将不利于实现国家内外部均衡的目标。
1.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实际上有着维持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对内维持物价的稳定,对外维持汇率的稳定。我国内外均衡的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就常常顾此失彼。为维系固定平价,央行有义务按市场要求被动地买入和卖出外汇,这使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大为削弱了,同时外汇储备也被动地受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具体到我国实际,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连年顺差,1994年到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94年的516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2174亿美元(数据来源,中经网),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总额仅次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强制结汇制下,央行相当于在购买外汇的同时,被迫投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加之我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便于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债市场,无法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反向操作,来实现冲销的目的,即卖出国债,买入人民币,以此来抵消大量收购外汇而多投放的人民币,稳定货币供应量,所以给货币调控带来很大影响。
而且,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本身也存在很大限制:(1)央行的行为受制与外汇的供求状况,不能自主决定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规模。(2)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具有结构偏差,在地区上流向外汇供求顺差地区,在行业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改变,这给货币政策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
(一)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和金融市场建设不断加强,2006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初步形成了市场供求关系导向的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更趋市场化。
1.人民币名义汇率呈波动性升值态势
人民币汇率屡创汇改以来新高,名义汇率波动性升值。2006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9982元,{1}首次“破八”。此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小额波动中的稳步上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仅在2006年11月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相继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个整数关口,当月累计升值近400个基点。2006年12月28日,人民币汇率更是创出1美元兑7.8149元的新高;与2005年12月30日1美元兑换人民币8.0702元相比,已上升2553个基点,升值幅度高达3.17%。人民币对美元的加速升值,导致人民币对港币也加速升值。在2006年底,港币现钞兑换人民币也首次跌破1比1,人民币进入“港元区间”。
2.人民币汇率双向运行态势显现
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之后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调,双向运行态势显现。2006年3月6日开始,人民币汇率出现6个交易日的连跌,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浮动特征;8月中旬和9月下旬,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较大回调;11月17日,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经达到了7.8745。人民币汇率共下跌78个基点,成为自3月份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汇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升幅过大,累积的大量回调压力得到集中释放,这也是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更趋市场化的体现。
人民币在短期内连续走高又蓄势下跌,无论朝哪个方向,累计的涨跌幅度都相当可观,这也显示了人民币汇率不仅日间的波动在日趋活跃,而且阶段性的波动区间也在放大,弹性不断增强。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比较,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汇率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3.人民币汇率仍属于基本稳定的态势
与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间汇率的波动相比,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和波动幅度仍属小幅渐进。例如欧元兑美元,2006年1月初为1欧元兑1.1980美元,到11月29日为1欧元兑1.3146美元,升值18%,其中仅11月份就升值了2.9%。美元兑日元汇率,2006年初和11月末基本相同,但5月16日的年内最低点110.07与10月13日的年内最高点119.81,则相差达8.6%。英镑兑美元,2006年1月3日为1英镑兑1.7404美元,11月29日升值为1英镑兑1.9492美元,涨幅为12%。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仍属于基本稳定的态势。
(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
1.正确看待人民币汇率升值
人民币汇率之所以出现缓慢升值的态势,从深层原因来看,与我国经济总量地位的提升和持续增长的预期密切相关。从宏观经济因素看,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2004年和200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0.1%和9.9%,2006年GDP增长率维持在10%以上。从长期来看,一国汇率水平与该国经济实力呈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判断人民币的长期汇率走势,来自于对我国经济长期走势的分析,这是决定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最为关键的因素。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走势来看,未来我国有望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周期,特别是新一轮宏观调控已经发挥了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没有重大干扰因素,我国经济将会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发展趋势是升值的。但由于经济发展周期性规律的作用,汇率会有回归走势即螺旋式盘旋上升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看待人民币汇率的变化需要把握视角的转变,由过去“钉”住“美元汇率”转向关注“一篮子货币汇率”。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已从固定汇率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在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日益加剧以及贸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观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仅要有“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视角,更应该注重从“美元汇率”转向“有效汇率”。根据国际金融的一般理论,货币升值或汇率上浮会产生“奖入限出”的效应,即鼓励进口、限制出口。200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进口价格涨幅显著超过出口价格涨幅,而这种情况通常是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显而易见,如果从真实有效汇率(REER)来看,人民币汇率不是在升值,而是在贬值。
在人民币兑美元的几次快速升值过程中,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出现了大幅贬值,这就使得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大打折扣。汇改时确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因而关注人民币汇率应该从对美元的单边汇率转向有效汇率。虽然据不同的有效汇率计算方法计算出的有效汇率结果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远小于兑欧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货币的贬值幅度时,从有效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还是处于贬值状态。在目前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确定方式以及美元走弱的情况下,人民币要实现有效汇率升值,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能还要大一些。我们不要将目光仅仅局限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涨跌上,而应多视角透视汇率的变动,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2.美元走势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短期变动的直接因素
由于人民币汇率由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决定,因此它对美元的汇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美元在国际汇市总体表现的影响。回顾2006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几次大幅波动不难发现,美元在国际汇市的起伏几乎成了决定人民币汇率短期走势的主要因素。人民币汇率在2006年8月中旬的短期急速走低,其外部因素正是美元当时对其他国际货币整体走强。10月份以来,每当国际汇市上美元跌到一个新的低点,人民币汇率就跟随创出新高;而一旦美元反弹,人民币汇率就会出现回调。特别是进入11月份以来,美元和人民币之间反向联动更为明显,每次美元指数创出阶段性新低,人民币汇率几乎都会报以汇改以来的新高。
在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不佳的影响下,美元遭受沉重打击,美元兑各主要货币大幅下挫。2006年以来,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总体走弱,美元兑欧元汇率、美元兑英镑汇率都跌至近两年的最低水平。11月底,美国调低了2006年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预期值,而美联储会议纪要也显示出多数成员预期经济增长将放缓;此外,美国公布的劳工市场失业救济人数远高于市场预期。这些因素加重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推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降息的预期,因而导致美元进一步疲软,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正面的。2006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升值并没有超出金融体系和企业的承受能力范围;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减慢,而且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践已表明,除了局部行业受到预料中的影响之外,总体上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相当稳健的水平上,经济增长、物价和外贸形势都相当良好,如2006年GDP增长达到10.6%,外贸顺差达到了1770亿美元。我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于汇率浮动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能够把汇率机制改革的影响加以消化,这就为下一阶段继续推进汇率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影响
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7月汇改后一直保持着升值趋势,但同时,2006年以来贸易顺差却屡次创出历史新高,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并未降低贸易顺差的增长,这说明我国企业适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能力在增强。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自2005年汇改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居高不下,而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企业之所以扩大投资,说明企业还是有利可图的。这反过来也证明人民币渐进小幅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出口企业实际盈利能力比预期高,升值强化并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从汇改后一年来的情况看,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以及企业效率的提高。这种竞争的加剧,则体现为出口产品的价格降幅超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部分企业以前隐藏了利润。二是企业在汇改进程中增加了抗风险的能力,已经开始逐渐适应汇率改革的方向,并逐渐学会运用多种汇率避险工具来应对汇率风险。多样化的汇率避险手段包括提高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中间消耗、提高品牌影响力和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等,其中企业使用金融衍生产品、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和投资外汇理财产品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远期结售汇业务范围和交易主体进一步扩大,企业使用远期结售汇的便利度明显提高。而银行间人民币远期市场和掉期市场的逐渐活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企业对新型汇率避险工具的适应能力和汇率风险管理意识都有所增强(巴曙松,2006)。[1]
从国内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企业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以2006年4月底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可以看出,自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和大半年的适度升值以来,企业的汇兑损失不仅没有放大,反而实现了较大的汇兑净收益。总体而言,受益企业的平均受益金额,是受损企业平均受损金额的8.3倍。同时,汇率改革对特定区域的影响,取决于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管理能力,且大企业云集的地区(例如上海、北京等地),比中小企业遍地开花的地区要做得好很多。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金融机构对于汇率浮动的承受能力也逐渐增强。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上调了2%;一年之后,人民币升值3%以上,其间市场交易日间和日内波动幅度加大,金融体系运行正常。这与汇改之后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有很大关系。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逐步放宽银行现汇、现钞买卖价差限制,引导挂牌汇率由对称性向非对称性发展,外汇定价从“一视同仁”到差别定价发展。“一日多价”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银行汇率风险意识,并促使商业银行从人民币汇率产品的定价机制、平盘方法、操作流程、风险管理、IT系统以及市场营销等多个方面全面加强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而各类金融衍生业务的陆续推出,对商业银行在提高金融衍生品的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商业银行也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商机,通过加快业务创新争取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抢占先发优势,并巩固自身的生存适应能力。在积极引导客户增强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认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相应的避险、保值、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适时推出新的外汇理财产品,有效规避和控制汇率风险;与此同时,积极开发风险管理、风险对冲及投资产品,综合运用利率、汇率等价值互动的机理,分别对进出口企业采取不同的定价政策。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对股市而言,本币升值预期主要会带来四方面的益处: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获得以本币计值资产升值的收益;在实行外汇管制情况下,本币升值会出现将外币资产转换为本币资产的趋势,改善股市资金供求关系;为了抑制更多投机资金进入国内,央行将有意维持一定幅度的本外币利差,倾向于保持低利率,为股市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金融坏境;国际流动资本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将主要投资于容易变现、流动性高的证券市场。历史经验表明,一国本币升值往往导致以本币计价的资产升值,特别是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其升值幅度将远远超过本币升值的幅度。汇改之后,不少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趋势及其对证券市场的深远影响仍然认识不足,对能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板块也存在较大的认识局限。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是支持我国股市长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并将成为今后几年市场反复经营的投资主题之一,因此,投资者应乐观看待今后的股市行情,重点关注那些能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行业板块。当然,下一步将不再停留于人民币升值的概念炒作上,而将逐步转向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行业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挖掘上。
毫无疑问,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效应的进一步释放,新的汇率制度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趋势与汇率走势
由于汇率走势与汇率形成机制相辅相成,完善汇率机制才能形成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王元龙,2005)。[2]而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又取决于未来的汇率政策取向,因此,有必要结合人民币未来汇率政策趋势来分析预测2007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一)人民币汇率政策趋势预测
2007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货币政策将突出汇率政策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央行提出,将协调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控制,合理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维护总量平衡。将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效地协调起来,其关键是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这是当前我国经济战略转型和政策选择的着力点,也是改善当前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3]央行在2006年8月第二次加息之后,我国的利率政策操作已经告一段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心开始向汇率政策转移。可以预计,人民币汇率政策将成为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重心。但需指出的是,汇率政策成为货币政策重心,其内涵是多方面的,如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强人民币弹性、完善外汇市场运行体制、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创新、调整外汇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将目光仅仅盯在汇率本身以及简单地理解为人民币要加快升值上。
2.采取多层次的政策组合
我国“双顺差”的失衡经济结构以及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层次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造成的。促进我国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和实现汇率均衡,要求合适的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二是汇率政策和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调整相结合;三是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相结合。毫无疑问,单项政策的调整或单纯依靠汇率升值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应从围绕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资优惠政策、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等结构性政策以及汇率浮动等方面共同入手,多管齐下进行调整。
3.适时调整汇率水平
汇率政策的核心是汇率水平的调整或汇率变动。汇率作为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在调节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关键在于适时地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即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适当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
所谓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就是指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不一致的情况下,央行根据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要求,以适应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调整名义汇率或调整实际汇率,或调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相结合。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如前所述,汇率政策的操作将采取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
第一,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例如从当前日均波幅的0.3%,逐渐放宽到日均1%的范围。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的扩大,将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少,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的调整应该是小幅的、渐进的。从汇率制度改革一年来的情况看,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了3.3%,而中美之间的利率差额为3.1%,这种状况使得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流入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罗纳德·麦金农教授(RonaldI.McKinnon)所指出:中国央行将严格控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这一汇率的日变动幅度限制在非常微小的水平,而人民币兑美元就以这一幅度持续波动着。但人民币汇率的具体变动时间可以无章可循,以免给投机者享受免费午餐的机会。他认为,重要的是要维持人民币的温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与美中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央行至少要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水平,并据此制定其以汇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罗纳德·麦金农,2006)。[4]维持货币稳定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并以此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第二,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我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为外资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以遏制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与假外资等套税行为;同时减弱优惠政策的竞争,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实现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公平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即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潘英丽,2006)。[5]
4.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体系
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逐步放开外汇交易已成为大势所趋。由于我国采用了更为灵活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波动幅度将逐渐增大,汇率风险问题会显得更为突出,迫切需要开办银行间、银行与其它交易主体间的远期交易、调期交易、货币互换、外币期货、期权等金融风险管理业务,增加外汇交易工具,以满足企业对冲外汇风险的要求。要将以银行为主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扩展到银行、企业和个人均大量参与的完善的外汇交易市场,并适当放松资本管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目前,各类企业按实需原则均可开立外汇结算账户,并且企业可保留的外汇额度相当大,这为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提供了一条途径,但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持有外汇头寸的风险。因此,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外汇经纪商制度,让更多的企业能够通过外汇经纪商来规避汇率风险,并进一步使手中的外汇保值增值。同时,要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改进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进一步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外汇需求;要着力促进外汇市场发展,完善外汇市场风险计量和风险分担机制,促进市场结构和交易方式复合化发展,增强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为企业、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避险产品,拓宽市场投资渠道。
汇率制度改革与汇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汇率制度改革对发展汇率衍生品市场提出了现实的需求,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风险管理意识严重不足,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对这些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风险防范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外,还要向这些机构提供管理风险的手段和工具,使金融机构、企业能够利用这些工具来管理风险,提高对汇率风险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汇率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对于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金融机构和企业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手段丰富了,风险管理的本领增强了,我们才可能考虑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加快改革的步伐,这一点在进行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包括汇率衍生品在内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将酝酿重大突破。我国将在借鉴国际经验和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配合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循序渐进地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并大力推动交易托管集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2007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测
1.人民币汇率将继续维持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趋势
可以预计,2007年人民币汇率不会一次性大幅升值。尽管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有加快的趋势,但这只是受到市场因素影响的短期状况,人民币不可能非理性升值,更不会一次性大幅升值。在我国金融体系还不是很健全、经济结构还不够合理的情况下,过早实现汇率比较大的灵活性,将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损害。因此,对于人民币汇率要灵活到什么程度,应该有一个充分探讨并统一认识的过程。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处于利率、汇率都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发展,因此需要给企业一个适应利率、汇率变化的时间。
2007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明显大于实体经济内在升值需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我国金融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国内经济、金融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对浮动汇率尚需有个适应过程;而且在汇率调整对改善国际经济不平衡影响有限的情况下,大幅度轻率调整人民币汇率,风险过大,不利于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因此,在人民币汇率调整方面,仍会继续保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将会在双向波动中实现人民币的小幅升值。
2.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将会在适宜时间放宽
人民币汇率弹性还有较大空间,波幅有望放宽。在较小的浮动空间和较强的升值预期下,汇率走势可能会形成单边上升的局势;而在一个较大的浮动空间内,汇率存在双向走势。即在较短时间里,可能是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但在更长时间里,则是人民币汇率涨跌空间进一步扩大。这将给投机资金带来一定压力和风险,使其投机进出的风险成本增大,从而可望抑制其强烈预期下的投机操作。随着人民币汇率变动不确定性增加,投机人民币升值的境外热钱就有可能减少,从而使外汇储备增长势头有所减缓。
2006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波动幅度明显放宽,单日波幅多次逼近3%这一限制区间,因此放宽汇率波幅的时机已经成熟。选择此时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幅,有助于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但通过行政性升值措施不仅会打破各种市场的均衡,不利于汇率、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也会破坏市场的均衡。央行8月18日宣布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8月21日开市后,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加息带来的冲击。这就是说,市场发展日趋成熟为扩大人民币升值波动幅度提供了基础。合适的汇率浮动区间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因此,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应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加以扩大,最终将人民币汇率从现行僵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关于时机的选择,我们认为,在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外汇市场改革的基础上,在基本吸纳和消化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因素后,当产生了新的市场供求因素的刺激与推动,才会出现适当的时机。然而,推出的仍是遵循有管理目标的适度的浮动区间;但也不排除在汇率改革措施因各方面原因仍不能释放和消化市场等因素带来的升值压力时,提前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货币政策制定者应根据市场发育状态和经济金融形势,结合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可以预测,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存在,但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应该是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对汇率政策趋势的预测,可以得出基本判断:2007年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将会进一步放宽,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小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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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所引用的汇率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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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巴曙松.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展与趋势[J].中国货币市场,2006,(7).
[2]王元龙.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3).
[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N].金融时报,2006-08-09(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
[4]罗纳德·麦金农.人民币汇率法则(TheYuanandtheGreenback)(N).TheWallStreetJournal,2006,(8):29.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先后经过多次调整: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I973-1980),官方汇率与贸易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1-1984),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2005),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至今)。
一、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主要问题
在外汇银行、企业、居民不能完全按照意愿持有外汇的前提下,我国外汇市场具有封闭性、垄断性、交易品种稀少和汇率波动空间狭小的特征。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一些缺陷:
(一)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足
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基础即银行结售汇制及对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的外汇银行实行额度管理,这使得市场参与者,特别是中资企业和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必须卖给外汇银行,不能根据自己未来的需求和对未来汇率走势的预期选择适当的出售外汇的时机和数量;另一方面,就银行售汇而言,要么存在一定的条件约束,要么存在严格管制,因此我国外汇市场是一个供求关系不对称的市场,即是一定制度约束下的充分外汇供给和部分外汇需求相作用的外汇市场,中央银行通过对外汇银行的额度控制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权,使得中央银行对汇率的生成具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权,由此形成的汇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格。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除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2005年“7·21”升值2%外,其余几年基本都保持在1美元兑8.27-8.30元左右的水平,波动幅度和弹性区间极小,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诚然,汇率的稳定对经济发展固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我们所追求的稳定应反映市场环境因素变化的动态的稳定,而绝非是静态的固定不变。在过分静态稳定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不能及时随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不仅丧失了汇率的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也淡化了交易主体的风险概念;同时为了维护汇率稳定致使中国人民银行被动入市大量收购外汇形成巨额的国家外汇储备,央行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资产将面临重大的汇率风险。
(二)外汇市场的服务功能不完善
一方面,我国外汇市场存在交易主体过于集中、交易工具单一的问题。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主体主要由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批准的外资金融机构、少量资信较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央行操作室构成。从交易额来看,中国银行是外汇的最大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外汇的最大买方,双方交易额占总交易量的60%以上;从交易品种上来看,只有美元、日元和港元,且其成交量主要以美元为主。主体构成较为单一,交易品种及交易量相对集中,使得汇率带有“官方与民间”交易的色彩;从远期外汇市场来看,目前我国外汇市场以实际需求为原则的银行和客户间的远期外汇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交易量较少,不允许投机交易。但在国外发达的金融市场上,投机交易则是与套利、套汇活动并存的。
另一方面,外汇市场与其它金融市场的隔离。理论和实践均证明,完善的短期货币市场和灵活的利率尤其是短期利率是保证外汇交易活跃和汇率动态稳定的重要经济杠杆。而我国因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及利率的非市场化导致外汇市场与短期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几乎处于隔离状态,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利率、美元利率相关程度极低。
(三)对外部均衡产生不利影响
1、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2003年,我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呈现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02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为2800亿美元,到2003年超过4000亿美元,2004年为6099亿美元,2005年为8189亿美元,而截至200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9411.15亿美元。庞大的外汇储备和长时期持续的贸易顺差,一方面引起国际间的贸易争端,美日等国以此为借口大肆鼓动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占款,客观上加大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2、弱势美元政策延续,油价攀升高位
近年来,西方七大工业国一直呼吁我国就汇率政策采取行动,而美国和日本更是首当其冲,直接要求我国在近期内将人民币大幅升值,人民币汇率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当今最大的货币操纵国当属美国,布什上任以来实际上一直实施弱势美元政策。2002年至2005年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从4750亿美元扩大至8050亿美元。美国决策者想尽办法压低美元,期望实现低美元币值下的均衡,促进其出口增长,以这种方式来尽可能减少赤字,同时却阻止其他国家的货币走低。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最终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硬着陆。而近期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导致我国国际贸易条件恶化,加上以美元计价的其他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使得我国进口成本大大增加,并使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对于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用利率手段调控意义不大,通过汇率调整则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几点意见
(一)正确认识和应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2005年7月21日,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与以前相比,人民币升值2%。经济学家对此次汇率上升普遍持肯定态度。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经过测算后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2%,会使出口下降1.5%左右,进口增加0.3%或0.4%,GDP会下降0.5%左右,就业减少50万,相应的财政收入也会有所减少。但总体来说,影响不会太大。在不否认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就业、吸引外资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应看到其积极作用。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利于维护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改善贸易条件。在当前国际石油、矿产品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利于企业降低进口成本,引进技术、设备,提高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还会使国内居民在出国旅游、求学、就医等方面获得利益,另外,对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也有一定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应以其经常性的适当变化和调整来更为准确地反映国际收支的发展变化,避免过度和持久的高估或低估,以便有效地对国际收支失衡产生调节作用。在这方面国际上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墨西哥在1993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继续维持墨西哥比索与美元僵硬的挂钩机制,最后导致1994年年底的比索危机,使墨西哥的汇率制度瓦解。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泰国泰铢汇率严重高估,泰铢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由于投资者断定泰国政府必定会被动放弃盯住汇率,因而外汇投机在短期内显著增多,最终使得泰铢大幅贬值,泰国政府也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安排。
要进一步改革现有强制性结售汇制度,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要完善市场组织体系,交易性质上实现向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转变;适当增加外汇交易工具,特别是期货期权交易、掉期交易、回购交易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外汇市场。企业则要抓住时机,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步伐,转换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尽快掌握各种外汇避险工具和手段,加强经济核算,提高适应汇率浮动和应对汇率变动的能力。
(二)主动应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和国际热钱炒作的压力
可以预料,面对今后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取向,要加快相应的配套改革,大力防范金融风险,为进一步的汇率改革夯实基础。
由于人民币小幅升值对中国的出口影响不大,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依然强劲,美欧会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升值预期挥之未去,炒作人民币升值的资金预计会继续流入内地和香港,这很容易造成内地的资产市场形成泡沫。如何处理人民币是否升值及热钱的炒作,是监管层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继续面对的问题。由于人民币汇价要达至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平衡点,需要时间稳妥调节,不可能频繁变动,急于求成。因此,在注意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同时,必须考虑“泄洪”渠道,减少市场上热钱过多导致经济过热、通胀上升的情形,以免影响到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
(三)人民币汇率更趋灵活将加大央行对外汇市场管理的难度
人民币汇改后,汇率的灵活性扩大,外汇市场的活跃性增强,交易会更加频繁,不确定性会增加,因此央行对外汇市场管理的难度将增加。在更为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下,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需要遵循一定原则,尽量避免成为外汇市场价格的制定者,为了加强对外汇市场的风险管理,促进外汇市场的发育和成熟,当务之急是:
1、密切防范、积极监控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和投机动向
尽快建立外汇市场监测、预警指标和体系,尤其加强对大额资金流向的监测,完善外汇市场操作工具,同时增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特别注意对外汇市场流动性的监控,制订应急预案,防止出现系统性的流动性危机。
2、适时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
当前要用足浮动区间,这将向市场传递一个央行减少干预的信号,有利于市场正视汇率风险。待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后,再视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外汇市场供求状况逐步扩大浮动区间。合适的浮动区间的设定,既使得短期汇率波动具有灵活性,可抵消外部冲击的影响,又为难以准确测定的均衡汇率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缓冲空间,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需要较为完善的外汇市场作为支撑,而在目前的外汇市场格局下,仅存在以实盘交易为基础的远期结售汇与掉期业务,企业和居民规避汇率风险的成本很高,贸然间引入过大幅度的汇率波动显然无法承受。另外,在有限的市场交易主体下,外汇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也受到限制。并且,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放宽汇率区间,商业银行会选择在汇率区间的两端定价,这样中央银行将不得不在汇率区间的中间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还是中央银行在决定汇率,而非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因此,适时扩大浮动区间将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关键一环。
3、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提高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
应将目前国内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逐渐过渡到意愿结售汇制。对强制结汇制度的改革,可以考虑扩大允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还可以考虑对现有允许保留外汇结算账户的企业扩大可以保留外汇的限额等。从强制结售汇制过渡到意愿结售汇制后,可以考虑增加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买卖,以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
4、注重对外汇市场主要参与者的风险监管
所谓汇率调控是指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本外币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之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通过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而对汇率水平进行调节的过程。我国自1994年进行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调控目标下,汇率变动呈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按照一般汇率理论分析,汇率虽然是货币之间的比价,但归根到底是由国家之间的综合经济实力所决定的。汇率对于实质经济变动的反应不仅是迅速和灵敏的,而且往往存在“汇率超调”的现象,即汇率变动幅度通常会大于实质经济的变动幅度。例如,1995年4月,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还保持在80日元兑1美元的高位水平,但一年多以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却跌至110日元对1美元的水平,跌幅达40%,显然大大超过了同期美日两国的实际经济变动幅度。反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趋势却正好相反,在中央银行的干预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表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无论两国实质经济发生什么变化,人民币汇率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状态。显然,在我国央行稳定汇率的调控目标下,人民币汇率变化作为反映经济变化的“显示器”与“放大器”的功能消失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国一再强调汇率体制改革后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但实际上自1996年开始,国际社会就将我国纳入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之列。
在汇率调控过程中实行强制结售汇及结售汇周转头寸和最高持汇规模的双重限制。虽然自1994年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成立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但在这个市场上仍存在诸多的限制,强制结售汇制就是突出的表现。按照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内资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必须出售给政府,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也必须调回境内,出售给政府或保留,而进口用汇则需经过真实性审核批准。为使银行间的外汇资金能够流动,1996年4月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上,银行每天买卖外汇的差额形成外汇周转头寸,外汇管理当局对其外汇头寸实行上限管理,超过限额的外汇必须卖给中央银行或其他没有达到上限的银行,央行对银行出售的外汇也必须购买。总之,在实行强制结售汇条件下,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限额以上的外汇,外汇指定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周转头寸限额以上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中央银行通过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全部吸纳,这样,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外汇市场的最终出售者,也是唯一的造市者,换句话说,在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承担着干预汇市和扎平市场交易的双重任务。
在强调汇率稳定的同时,中央银行放任外汇储备的不断攀高,使人民币潜在升值压力始终难以消除。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体制决定了国际收支的顺差会直接导致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结售汇顺差,即美元相对人民币供给增多。如果中央银行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管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直接结果就是人民币升值。而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入市干预,收购美元,卖出人民币,所以保持汇率稳定的必然后果就是外汇储备的大幅上升。我们很容易从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来验证这一点。如果说在外汇储备还很稀缺的时代,增加外汇储备也是中央银行意愿的追求目标,那么当储备已经远超过国际公认的保持三个月进口支付的安全警戒水平,继续大幅增加外汇储备规模则只是保持汇率稳定的副产品了。因此,尽管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连续多年的基本稳定,但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也使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而使中央银行继续稳定汇率的努力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国现行汇率调控体系不存在趋向长期均衡汇率的调节机制。长期均衡汇率是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主要受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当然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短期汇率的变动趋势。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对短期汇率波动幅度的严格限制,因此,一旦短期汇率偏离了长期均衡汇率,这种失衡就会持续存在。因为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机制的扭曲,是无法依靠外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纠正的。换言之,目前我国的外汇市场并不存在内在的纠偏机制,因此,即使短期汇率与长期汇率保持了一致,也仅仅会是一种短暂的巧合而已。
人民币汇率调控存在的问题
以固定钉美元作为汇率政策调控目标缺乏合理依据。一国宏观经济目标通常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个方面。内部均衡一般是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适度的经济增长,外部均衡则通常是指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同时,汇率通常也是实现内外均衡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因此将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因为这不仅束缚了政府自身的手脚,使汇率自发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功能丧失殆尽,而且以稳定汇率为目标还会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力,诱发乃至加剧内部经济失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实际是为稳定外贸环境、促进进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服务,这使得人民币汇率调控政策实际上主要是为实现内部经济均衡服务,而在其最能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外部均衡领域却没有“用武之地”,从而出现所谓“政策职能”错配现象。此外,人民币钉住美元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汇率稳定,因为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是经常发生波动的,这就必然使钉住美元的人民币的汇率也与美元汇率同步变化,这样,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稳定实际上是建立在美元稳定的前提之下的,而恰恰美元自身的稳定是我们所无法预料和操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银行试图通过钉住美元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稳定也是缺乏合理依据的。
由于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过分干预和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民币汇率信号失真。从上面关于人民币汇率调控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汇率体制还不是一种真正的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浮动汇率制,那么汇率就应该根据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变化而相应调整,外汇供不应求时,本币汇率下降(本币贬值),外汇供大于求时,本币汇率就应上升(本币升值)。但是,从我国汇率并轨以来的汇率实际走势来看,人民币汇率一直呈现一种稳中略升的超稳定状态,显然,这种超稳定状态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稳定,与市场规律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并不难发现,在我国外汇市场持续供大于求,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升值压力情况下,中央银行为稳定汇率,除采取大量购买超额外汇的经济手段外,还采取了缩小汇率浮动范围的行政手段,而且长期维持不变。所以,正是在央行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双重干预下,才形成目前我国人民币汇率“持续稳定”的局面。显然,央行这种对市场机制过分干预无疑严重损害了其正常功能,从而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扭曲,由此而形成的汇率水平就不是真正的市场汇率,因此也就不能起到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应有的杠杆作用,使外汇资源分配失当,进而引致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失衡。
在稳定汇率过程中积累的高额外汇储备也带来潜在的巨大成本和风险。首先,持有高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假设我们把439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全部用于实物投资,投资收益率为10%,那么每年的投资收益就是439.8亿美元,然而,若将其全部购买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则不会超过3%,总收益约为132亿美元,显然,只要实物投资收益率超过美国国债利率越多,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FDI,所以,在当前环境下,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其潜在及现实损失也会越大。其次,近年来外汇储备的高增长使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尽管央行的冲销操作能够从总量上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是结构上却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直接结果是外汇占款挤占了国内信贷从而造成社会资金的结构性偏紧。因为那些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可以通过结汇得到相应的人民币,而没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则由于央行回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而制约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能力,从而很难获得资金。这实际上加剧了资金流向在外向型企业和非外向型企业之间、在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之间以及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之间的不平衡。
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的对策建议
1994年汇率并轨后,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初步确立了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基本框架。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面临着贬值的巨大压力,中国承担了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责任。时至2003年,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又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一直采取的政策,也为许多国家所支持和赞同。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既符合中国利益,也有利于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稳定。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如果升值,相当于人民币购买力增强,进口会增加,国内的物价水平则会下降,刚走出紧缩阴影的中国经济又将重新面对紧缩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如果增加的进口主要是为了改进设备和生产力,并有利于出口增加的话,那么对国内物价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降至最低程度。但从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市场庞大,而且消费者仍偏好进口商品,因此,消费品的进口可能会超过生产资料的进口,所以短期内消费品市场对物价的影响会大一些,从而可能会产生紧缩风险。同时,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出口减少,进口商品的增加,将直接冲击本国的工业,使就业问题更加严重。人民币升值还会使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利润率下降,减少国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稳步进行。我国最终要放开资本账户,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但在最终达到这些目标之前,需要采取大量的改革措施,比如现在正在努力解决的银行问题,还有资本市场的改革问题等。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实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就非常危险,因此,需要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当前,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制品,有助于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相对便宜的出口商品价格,可以提高进口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在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会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助于其他国家的出口。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将经济困难归结到人民币汇率过低,并认为中国公司正在不停地抢夺全球份额,这种所谓的“中国出口”是极其错误的。中国出口更多地源于西方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而不是纯粹依靠中国国内公司的发展,中国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寻求成本降低的副产品。美国等一些国家贸易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这些国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方向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并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是势在必行的
目前,中国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的同时也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不能灵活反映市场供求,汇率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受到限制,国家承担全部汇率风险,经济主体外汇风险意识淡薄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增加弹性和灵活性。从长期看,应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逐步过渡到人民币的独立浮动。
放开汇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是势在必行的。众所周知,资本管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在宏观经济、金融以及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内经济已取得了很大发展,具备了很强的抗干扰能力的情况下,逐步取消资本管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会带来福利的增加:第一,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助于吸引国外资本。第二,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增强金融部门、企业的活力,增加人民福利。
要协调好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目前,我国还远不具备放开资本项目的条件:国际贸易刚刚开始自由化,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微观基础尤其是商业银行还没有完全实现商业化运作。在这种情况下放开汇率管制,势必增加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这将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项目输出,而资本项目输出有赖于经常项目赤字,但中国的经常项目又是盈余的。这样,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强势就会得以保持。如果币值一旦因此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势头,将会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出现经济萧条和大面积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放开资本项目尤其是短期资本项目必然带来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性攻击,造成国内经济的动荡。与资本项目放开的收益相比,放开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这种放开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综合体系,需要宏观经济、微观机制、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国际环境等多方面条件的改善。如果在这些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很可能导致国际上一些短期资金快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整体宏观形势出现波动,国际资金也很容易抽逃。在金融监管、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将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资本项目的放开应贯彻积极稳妥、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可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将那些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积极作用、与之相伴的消极影响可控的资本项目挑选出来,先行试点,逐步扩大。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之前人民币汇率应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之后再采用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放松对条件已成熟的资本项目的限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国内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有条件地批准部分外资跨国公司将暂时闲置的资金调往境外运作,支持中资跨国公司补充其海外公司资本金或运营资金;允许合法移居国外的公民和非居民个人按规定汇出其在境内合法拥有的资产;有选择地引进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探索引入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外进行证券投资等。
完善结售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要素不足,关键在于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应将目前国内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逐渐过渡到意愿结售汇制,扩大允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范围,企业通过对持有还是卖出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选择间接参与人民币汇率形成:还可以对现有允许保留外汇结算账户的企业扩大可以保留外汇的限额;另外,结汇宽限时间可以延长,允许企业经常项目收汇后在一定期限内可以不结汇,这样企业可以选择适当的价格结汇。
二、关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因素的相关分析
当然人民币作为一种货币,其估价以及汇率变动都是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的,下面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人民币的波动因素。
(一)中国政府的因素
目前,人民币并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了的货币,也就是说其币值估算并不是按照市场的程序来形成的,政府依然对人民币的币值以及相关的波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把控,防止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巨幅变动对国民经济形成难以预料后果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是有日本的前车之鉴的。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同样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的商品也同样是风靡世界市场,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于是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协议,称之为广场协议,根据协议,日元大幅度的升值,之后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导致日本出口萎缩,进而导致了日本经济停滞了十多年。因此汇率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必须避免出现与80年代日本相似的情况,因此,在现阶段,人民币还不是特别的稳健和成熟,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把控,防止情况失控带来的影响,人民银行的行长就说过,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必须基于货币的一揽子考量,有管理地进行浮动,大体保持平稳,有序。这个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不能因为外国的压力,就贸然地放开对人民币的把控。
(二)货币供求状况影响人民币汇率
当然货币的供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的波动,一般的分析方式是,当本国的利率进行调整之后,人民币的汇率也会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单独来看,那么具体的情况就是,当一国央行提高本国的汇率水平,就会引起别国资金进入,以利用国内外的汇率差为自己谋取利益,那么这个时候对于这种货币的需求就会上升,如果此时假定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不变,那么货币的供求状况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倾斜,导致供小于求的局面,引起本币升值。当然,如果一国央行下调本国的利率,则会导致相反的情况,这种波动因素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的情况之上,但也会对汇率走势形成影响。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
因为此届美国政府即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政策左转,而且奥巴马政府的背后有着很深的美国工会背景,因此,美国政府有着很强的动机来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人民币升值来缓解本国的产业协会以及产业工人对自己的批评,当然来自于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人民币起初从8至9区间上升到6到7区间这其中就又这些国家压力的影子,当然在目前来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性冲击还在不断的扩展之中,虽然这些国家在国内面临这个问题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但是他也必须考虑到通盘的局势,目前,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经济复苏这个核心的问题上需要中国政府的协助,并不想再此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开罪中国,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问题是一个双方博弈的过程。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可能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影响
(一)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因为如果人民币发生升值将会导致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相对提高,这将会影响到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同时呢,将会引起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相对下降,这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发生恶化,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外贸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家马车之一,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前由于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旺盛的外部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萎缩,如果在这个时候人民币又升值,对于我国经济将会是雪上加霜。
(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一方面,外资是瞄准了中国国内的广阔市场;而另一方面,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很大的政策倾斜度,来加工产品,出口国外市场。如果发生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将会对这些企业的利润形成很大的影响,进而使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下降,影响到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等方面。
(三)对本国企业形成的影响
同样,人民币的升值对本国企业特别是一些出口加工型企业形成影响,因为这些企业由于激烈的竞争,本身的利润水平已经很低,如果人民币还升值,将会进一步挤压其利润,使其发生经营困难,甚至导致企业倒闭。
(四)对中国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形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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