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金融学论文篇（1）

一、引言

金融学的研究起源于货币,金融学一开始就是对货币与金融及其漫长演进史的研究。金融学作为一门比较独立的学科存在则是从1939年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件:一是美国金融学会(The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于1939年成立;二是《金融学刊》(The Journal of Finance)于1946年出版。从学科领域拓展来看,经过近7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四个方面基本命题:有效市场理论、收益与风险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从发展的模式看,西方国家金融学演进主要经历了两种模式。第一,经济学院模式。货币金融学成为经济学理论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为货币金融学、国际金融学和中央银行学,依托经济学院培养具有宏观金融经济分析与研究能力的金融人才。第二,商学院模式。公司金融学成为管理学理论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主干课程为公司金融学、投资学和金融市场学,依托商学院培养具有微观金融分析与实践能力的金融人才。对于我国,则经历了30年的“大财政、小金融”格局,只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金融学才真正获得新生,但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金融学科的发展相对滞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般的做法是:在开设主要课程《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公司金融学》等微观金融课程,这实际上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发展模式。

二、工科院校金融学定位与重点建设公司金融学的意义

偏理工科类的多科性院校,尽管开设金融学专业较综合性院校和财经类院校要晚一些,经验和积累要少一些,但是这类院校也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一是具有现代金融学数理基础――理工学科方面的优势。长期以来,这类院校在数学、物理、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学科上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稳定的教师队伍,集聚了相对良好的教学资源,非常有利于培养对数理技术要求较高的微观金融人才。二是具有历史积淀少、转型便捷多的优势。相对于以货币金融学、国际金融学为主要课程教研见长的综合财经院校、工科院校历史积淀不多、教师等教学资源较易重新组合、重新优化,能够很快转型而定位到公司金融等微观金融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三是金融产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以及公司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提出了对理工与金融等复合性人才的巨大需求,从而为理工科背景的院校拓展金融学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工科院校金融学专业定位于商学院模式更适合大多数工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即强调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强调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与有效沟通能力,做到文理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因此,具体到课程开设和学科发展上,应该给予公司金融学等课程以核心课程的地位。就目前而言,工科院校将课程建设的重点放在微观金融领域和公司金融学,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第一,就改革可行性而言,西方的两种模式中,相比较而言,经济学院模式对宏观经济金融教学体系、教学资源的依赖性要强一些,理工院校一般不具备这些先天优势资源。而对于商学院模式,无疑更适合理工院校,办学成本较低,资源整合和优化更为便利,创设或转型更加可行。

第二,就服务国家建设而言,在世界和中国的经济、金融实践发生巨大变革的大背景和趋势下,我国高等院校金融学科建设显得严重滞后。21世纪的金融、经济实践,已不再局限于以银行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形成的围绕货币银行学进行课程教学、以银行为中心来展开研究的格局,也已不能适应这一变革和发展了。“宏观金融”和“间接金融”正在与“微观金融”和“直接金融”相融合并向以后者为重点的方向演进。

第三,就金融学课程创新而言,有利于纠正两种不良创新行为或避免两种“误解”。其一是认为改革传统金融学课程,就是将宏观金融微观化,将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和中央银行学等加入微观金融的内容,在教学上增加个案研究或案例分析。实际上,以货币银行学为核心的金融学研究领域、方法和人才培养,与以公司金融学为核心的金融学差异很大,不可以简单处理为“微观化”,否则只能是“形式上”的创新。其二是将公司金融与会计学、财务学混同起来,认为加大会计学、财务学等课程的份量就是微观金融课程改革。尽管公司金融学与会计学、财务学都需要使用会计工具、分析财务报表等来从事教学与研究,但是两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出发点都是不相同的。因此,将公司金融学纳入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可以少走弯路,有助于金融学进行“实质性”创新与发展。

三、工科院校公司金融学课程教学界定与内容拓展

公司金融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融资理财为主的传统理财阶段;第二阶段,以融资、投资和并购为主的综合理财阶段;第三阶段,以MM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现代金融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金融理论与方法进行风险管理为主的理财阶段。一般认为,公司金融学讲授的是微观金融的基础性课程,其基础概念和原理是围绕“3C”展开:Capital Budgeting(资本预算),是企业为了增加企业价值,进行比较和选择长期资本投资项目的过程;Capital Structure(资本结构),是企业除短期负债以外的全部永久性和长期性资本占用项目的构成以及构成项目的比例关系,目的是企业通过安排企业资本中的负债和权益的比重,从而使股东权益价值最大化;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研究的是公司兼并收购行为产生的公司控制权转移问题和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这三个部分构成金融学专业公司金融学课程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教学内容。

在完成上述阶段教学的基础上,相应地拓展以下教学内容。

1、公司金融学研究领域的拓展。首先,需要进一步讲授公司融资、投资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延伸到企业重组与并购领域,如结合当前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分析其对公司并购产生的影响。也可以延伸开设新的相关课程,如企业并购理论与实务、公司并购案例分析等。其次,根据工科院校的具体学时设计情况,进入到第三阶段,讲授风险管理理财的相关内容,如结合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讲授投资、融资、重组、并购中的各种风险,进而结合当前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和全球金融风暴讲授其对金融业、经济实体的影响等,也可以另外开设风险管理或金融风险管理与实务课程,完善公司金融知识体系,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2、公司金融学研究方法的拓展。为了在公司金融学的教学中反映该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需要突出两个方面的研究方法:(1)行为公司金融学主要从两个视角来展开研究:一是在假定公司管理人理性的条件下研究其对非理性市场的反应;二是在假定公司管理人非理性、存在心理偏差时研究非标准偏好与判断误差对公司投资、融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2)法和公司金融学是法和经济学的延伸与发展,其所侧重的是公司的金融行为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企业金融,而是经济活动中的合法主体法人“公司”的金融行为,认为公司理论是公司金融学的基础。

四、工科院校公司金融学教材教法改革与创新

现阶段可以归为公司金融学的教材繁多,教材名称也各不相同。1998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陈琦伟主编的《公司金融》,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公司金融学教科书,是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并按国家“九五”教材规划要求组织编写的。随后陆续出版的教材多达上百种,如《公司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原理》、《财务管理应用》、《公司理财原理与实务》等。但是,由工科院校金融学教师主编的公司金融教材非常的少,因此,组织编写适合工科院校金融学教学需要的公司金融学教材十分必要,围绕工科院校公司金融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也势在必行。目前主要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加强教材建设。教材的内容体系主要体现在“增减三性”上。(1)减少宏观性,增强微观性,加强微观经济金融行为的课程内容,加强适应各种经济金融主体人才需要的培养力度。(2)减少理论性,增强应用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教材能促进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和应用型人才需要信息的归集。(3)减少封闭性,增强开放性,注重公司金融学科前言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吸纳和掌握,教材要动态反映理论与实践中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

2、引导教师培养。教师队伍的培养需要积极引导。一方面,要“走出去,请进来”,通过与实力雄厚的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开拓一种“开放式”培养公司金融学科师资人才。另一方面,立足自身,积极转型,整合内部教师资源,培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形成一批具有从事财会业务和金融业务资格、高级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职称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和高级技师。

3、创新教学方法。要充分发挥具有绿色环保、直观形象、信息集聚特点的多媒体教学的作用,以此为基础深化教学方法改革。一是加大案例教学份量,精选案例和典型时事,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采用联合授课方法,聘请业界专业人士,分担部分教学与实践任务,将学校教学平台延伸到社会。三是增加模拟实验教学,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中嫁接“中转站”,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四是创新考试考核方法,可以考虑课程考试、课程设计、案例分析、社会调查和撰写小论文等多种形式。

4、改革实践环节。现阶段,尽管各高校增加了教学中的实践环节,但份量偏低。财经院校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4级金融本科的培养方案显示,包括军训、实习、学年论文、课外活动在内的实践环节学分为26学分,占全部总学分162学分的16%。工科院校如吉林大学金融学专业实践环节占总学分的比重仅为12.6%。因此,需要花大力气来改革实践环节。一是大力拓展校外实习基地,实习基地要兼顾金融与非金融领域――应放在资本运作频繁且投资、融资业务较多的经济实体企业方面。二是积极鼓励课外上机实验,学生应充分利用大量的课外时间来实验室从事收集信息、研判市场、模拟投资、熟悉操作,乃至拓展视野、教学互动、发现问题和研究创新,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教学科研平台,最大限度地调动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和科学研究的创造性。

(注:本文系湖北工业大学教研课题“凸现工科院校优势的应用型经济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张亦春、林海:金融学范畴界定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公司金融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11－0073－02

一、学科建设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重点大学先后建立国际金融学专业；在90年代初，把国际金融进一步细化成国际经济学下的国际金融、金融与投资、保险学、国际财税等相关专业方向；到90年代中后期，基本模式确定为国际金融、投资学和保险学三大专业方向的金融学专业教学体系。公司金融也在这个时间段被确认为本科金融学专业学生的必修专业课。

公司金融学由英文Corporate Finance翻译而来，又译为公司理财、公司财务管理等。主要由于对finance而言，中文翻译有财经、财务、金融等。大多数院校课程名称为公司金融学，但是教科书名字不统一。教学内容按现代公司金融体系主要分三大部分：公司投融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相关技术工具。内容繁杂，涉及理论和实践皆非常强。是金融类学生专业核心课程的重要组成。

二、目前教学中主要存在的问题

1．课程内容重复

按学科设置，公司金融一般放在大二下或者大三上，甚至于在大三下。在这门课程之前，学生通常已经修完了经济学中的基础课程：宏微观经济学原理、会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及其专业课程中的保险学原理、金融市场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商业银行管理等课程。学生对经济运行的原理、金融学的框架都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公司金融主要研究的是公司资金的流动和运作，涉及面广。以复旦大学出版社朱叶编著的《公司金融》和西安交大出版社李忠民编著的《公司金融学》为例，前者的课程结构主要时间价值、投资三大基本理论、资本预算和长期投资决策、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短期财务计划和短期融资管理、兼并和收购。后者的结构类似，删除了三大投资理论、添加风险管理及其行为、公司金融前沿理论探讨。其他国内教材的主体结构也大致如此。

就此分析，时间价值在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中已学习过，是金融专业学生对货币价值的基本思考，早在搭建金融知识构架的最初，就已经被灌输。有的学校投资学安排较前，更以反复深入运用过。投资理论则是金融市场、投资学中的重点、难点。资本预算在《投资项目评估》整个课程中详细学习，长期投资决策中的普通股、优先股、公司债券，也是学生非常熟悉的工具。短期财务计划和短期融资管理中的很多内容和基础会计学及其财务管理、财务报表分析中的内容有一定重叠。

学生在拿到教材时很难发现新的知识点，对系统知识的把握将失去兴趣和动力。学生听课时，一旦发现这部分内容是已经学习过的，听课效率将明显降低，甚至出现到课率下降。

2．课程定位模糊

如上分析，公司金融学与很多课程在内容上有较多的重叠，有时甚至连教师也觉得公司金融的教学内容凌乱和难以把握。在教学过程中，有的偏重融资工具分析，在股票、期权、认股权证等上案例频出；有的偏重财务分析，流动性分析、偿债能力分析等试图揭示公司运作的情况；也有的直接按项目投资分析，如何做现金流、找贴现率，洋洋洒洒大半个学期就过去了。

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对课程的认识和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体系来选择课程重点。但是公司金融到底需要传达给学生的是什么？是项目分析还是金融工具还是财务分析，或者都是？课程定位模糊，由于内容过多变成了介绍性课程、或者变成了投资学、财务管理、项目分析等的替代课程。

3．课程预计达到目标模糊

不同于宏微观西方经济学，其引入教学很早，各方面研究已比较透彻，从广度学习内容到深度学习难度，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及博士研究生都有不同层次的要求。相比之下，公司金融学在每个阶段，学生将达到什么水平鲜有相对统一的认识。教学中，有的偏重理论，研究投资学三大理论和资本结构中的MM理论、股利理论或是短期财务计划中关于现金、应收帐款最优配置理论研究；有的偏重技巧和实践，如何在现实中寻找项目的价值、股利分配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和兼并收购中的企业价值判断等。当然也有广谱介绍，一般教材都有十多章，每章一至两周，点到即止。

从本科生考虑，前者在于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对于国内进一步深造研究生的学生有很大的帮助。其次的做法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是国外金融投资研究生主攻方向；但是由于涉及内容较多，以一个学期周课时3课时的安排很难全部完成。最后一种则是完成学分要求是最简单的做法，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果难以保证。

4．教学方法陈旧

公司金融伴随着公司日新月异及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应该是一门充满新颖和活力的课程。但是目前来看，大多数教学依然停留在教室。教师播放投影并讲解，学生坐在下面听讲并记录。教材中引用实际案例，特别是中国公司案例分析非常少甚至不涉及。考核手段通常依靠传统考试，也有通过案例分析（课业论文）对考核进行补充的。

三、公司金融教学改革的建议和意见

1．课程定位

课程基本定位是熟悉公司资金运作流程，融资投资分配。主要围绕四大方面如何确定项目的可行性、如何为可行的项目融资、项目运行后如何考虑风险和如何回报投资者。学生学习完成后，对公司整体的运作有全面的认识。然后根据每个学校设置学科不同，公司金融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全面的框架不可缺少，而且将贯穿整个学期的教学过程，提示每一个具体篇章对整体运作的不同作用。

2．教学层次设计

对于本科生而言，从目前国内顶级学术型高校来看，还是应该以运用实践为主导。但是由于本科学习在高等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公司金融有的理论仍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例如MM理论。以上段介绍的四大方面来看，可行性分析、融资、风险和回报都是先相关理论后运用的基本模块设计。理论学习以理解为主，推导和深入学习可以依照每个学校学生层次来区别要求。运用以案例分析为主，贯穿整个知识构架的大型案例全程一至两个即可。点面结合，学生能对公司金融的构架和基础理论有所了解，方便日后深入学习。同时又具备具体知识点的运用能力。

3．教材及其教学内容选择

好的教材对课程体系把握将有极大帮助。目前世界主流的公司金融教材一本是英国伦敦商学院财务金融教授理查德•A•布雷利和斯图尔特•C•迈尔斯主编的《Corporate Finance》，原书翻译版到第九版。另外一本是美国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斯蒂芬•罗斯主编，目前译本也到第九版。及其围绕原书，中国学者进一步出的各种精要版、双语教材和习题集等。两本原著各自章节数都在30以上，加之案例都取自英美，信息量大，通常也作为欧美研究生学习书目，再考虑到价格，并不适合直接做中国本科学习教材。但是取两本教材之精髓，确定课程内容是适用的。

例如以18周每周3课时的教学内容来安排，第一周为学科介绍和绪论，两周课时为货币的时间价值、债券和股票的定价。四至五周课时介绍投资决策的基本方法，其中详细说明NPV中现金流和贴现率的实际研究及其项目风险分析。接下来三周左右为最优资本结构及其股利政策。两周介绍长期融资，包括股权债权和租赁。两周介绍短期财务计划。两周为兼并收购中公司价值。

4．教学手段和教学考核改进

现在投影已基本普及，很多学校还成立了自己的计算机中心或是经管类计算机实验室。在此基础上，推荐引入少量实验教学。

最优资本结构中MM理论和最优债务额及公司价值，教学方式为讲授，仍然以课堂加投影的方式，这有助于知识的传授和理论学习。案例分析以实战为主，例如债券和股票的估值，如何寻找企业的ß，如何利用雅虎财经、新浪财经搜集信息资料；如何寻找及利用企业披露的财务报告。这些有助于学生实际运用和分析能力的提高。第4周左右可以安排实验设计为债券和股票的估值，第11周为WACC的取值。需要学生按照实验要求，完成相关数据收集和分析，在实验完成后提交电子表格结果，用于评定作业成绩。考核除出席率和上机作业以外，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传统考试，用以检验学生对理论知识和运算的掌握。另一部分是课业论文，基本设计是要求学生按小组完成，论文选题多样，但以实际公司案例分析为主导，例如分析公司的资本成本、股利政策、公司价值等。选题之下有3～6个需要完成的问题，按组别每位同学完成一个部分。这样可以有效规避分工不明和浑水摸鱼。

公司金融学内容博大精深，公司金融教学改革也非朝夕可促成，需要教师下大力气也需要学生积极主动的配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塑造社会真正可用之材，还需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教学改革前进。

参考文献

1 斯蒂芬•罗斯.公司理财（原书第六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3

公司金融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2-0078-03

一、我国金融学专业课程与西方大学的区别

(一)我国金融学专业课程的特点

目前我国金融学科内涵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1　传统金融学科的内容。从我国目前的教学与研究实践(包括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大学，不包括理工类大学)来看，传统金融学专业的主要对象是货币经济学(包含货币起源、职能，货币供求理论，货币政策理论与操作)、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的运作和管理，包括银行的计划、财务、人事等方面)以及金融市场的运作(多强调金融市场的功能性因素，忽视其对微观主体如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的作用)，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金融理论的宏观分析层面和金融理论的微观分析层面。

2　“海归”人士对于金融学内容的概括。“海归”人士对于金融学科内容的概括实际上代表欧美大学商学院(其中以美国大学商学院为主)的看法。他们把传统金融学的宏观层面内容归纳为Money Econourics，认为它属于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应该把它抽离出来，放在经济学院讲授。真正的金融学应是Finance或Financial Economics，这一部分内容应该放到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或管理学院。目前我国理工类大学的金融学科课程体系就是这样设置的。

(二)西方国家金融学专业的内涵

1　西方国家金融学专业的内涵。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c·默顿教授在其《金融学》一书中指出，金融学是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因此，国外金融学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二是投资者行为；三是金融资产的价格行为和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设计；四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及投资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运作。可见，国际通行的金融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精神，其核心是从微观角度研究不确定条件下。能够实现资本最优配置的金融资产均衡价格。事实上，Finance在美国已演变为一门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决策为核心的学问。就其主要内容来看，翻译成中文，多以“金融市场学”、“资本市场学”、“投资学”、“证券学”等名目成书。至于分别就其中的某一方面，如风险管理、资产评估、衍生工具定价等单独讨论的著述和译著，种类繁多，很难一一列举。特别地，自从1958年莫迪利亚尼与默顿·米勒通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后，原本不相关的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就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金融学整体——Finance。从美国历届金融学诺贝尔奖得主以及罗斯、伯瑞汉姆和费玛等著名金融学家对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看，都是把资本市场理论(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效率市场理论等)和公司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因而他们也被称为财务学家。

2　西方大学金融学课程的组成。1997年，美国学者RonaldW.Melicher等在他们的著作《Finance》(金融学)第九版中将金融学分为如下三个部分：金融系统(The Financial System)、投资学(Investments)与公司理财(Business Finance)。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金融学家钱颖一教授则认为，美国的Fi-nance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融资，包括股权，债权结构、收购合并等；二是公司治理问题，如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它是对证券市场不同金融工具和其衍生物价格的研究。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国外所指的Finance，即金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融学家郎成平更进一步认为：“金融学领域基本上包括了两大主流：第一是投资(Investment)；第二是公司财务(corporateFinance)。投资学主要是探讨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期权和期货)定价模式。关于课程方面，投资学领域可以开设如下课程——投资学(探讨金融市场的组织和特性，股票，债券和期权与期货的基本特性和基本定价)，固定收益债券(专门探讨政府债券和公司债的特性和定价)，国际金融市场(介绍国际金融市场的组织、运作和金融工具的运用，利率，汇率的定价和特性等等)，期权与期货(专门探讨期权与期货的特性和定价)。公司财务主要是探讨公司实物投资与财务运作的决策过程。公司财务学领域可以开设如下课程——公司财务，公司兼并与收购，公司治理。公司财务课程讨论如何评估(实物)投资项目的收益与风险，投资项目的融资，股利政策和破产与重组等等课题。公司兼并与收购课程探讨如何利用公司财务课程所学到的评估与融资手段进行企业或项目的收购。公司治理探讨公司财务政策对股价的影响，也就是如何透过公司财务的运作以追求公司价值极大化。”

可见，中西方大学在金融学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二、我国企业界迫切需要精通金融学与财务学的CFO人才

(一)现代公司制度中CFO的作用与职能

CFO(Chief Finance Officer)意指公司首席财务官或财务总监，是现代公司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顶尖管理职位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美国的少数跨国公司设立CFO的职位。到了20世纪末，随着公司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在资本市场充分发达的国家，CFO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在一个大型公司运作中，CFO是一个活跃在金融市场操作和公司内部财务管理之间、不可缺少的角色。其第一个任务是进行投资决策，第二个任务是融资。当公司的发展需要融资时，CFO就要到金融市场上去，分析哪些融资手段所获得的资金成本最低，最适合公司的资金操作模式并在时间上也匹配，并进行相应的融资安排。此外，CFO作为CEO的真正伙伴还参与公司决策，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CFO是职业经理人最向往的职业之一，但做一名成功的cFO并不容易。CFO必须具备丰富的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

在美国，CFO要负责财务、会计、投资、融资、投资关系和法律等诸多事务。公司的财务部门、会计部门、信息服务部门都归CFO管理。除了负责公司与投资人的公共关系，CFO还要保证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拥有足够的现金，要保证有足够的办公和生产经营空间。此外，公司自身的投资事务和复杂的法律事务，也都由CFO来统筹管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国内对这一职位的字面理解不同，在美国担当CFO的人才并非财务人员，而通常是具有丰富金融市场运作经验的人。在公司并购活动频繁发生的今天，资本运营已成为公司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个合格的CFO必须不断地盯着金融市场，寻找那些适宜的并购目标，或是发现哪些公司正在试图并购自己的公司，并进行相应防范。事实上，美国优秀的CFO通常在华尔街做过成功的基金经理人。

(二)目前我国企业CFO的知识结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国内企业面临着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残酷的市场现实对国内企业在规模扩张、资本规划、融资筹资、资金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资本管理水平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据调查，目前我国只有极少数外向型的大企业设置有CFO职位，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企业的CFO主要有两类不同的工作经历背景：一类来自于传统的财会管理人员，另一类具有投资分析的工作履历。因而我国CFO的工作重点都有些偏颇：前者只注重于成本节约控制和风险管理，后者则只注重在投资领域利用财务杠杆和创新机制创造更多的财富。通过对比我们看到，现代经济社会对cFO的职能要求不仅包括以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知识为重的会计核算、融资与资金调度、成本与风险管理等传统职能，还更多地体现在以投资学知识为主的企业并购和价值管理等战略职能要求上。显然，目前我国CFO这种单一的知识背景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转型对其角色的要求。因此，国内企业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CFO财务体系已迫在眉睫。

三、CFO的职能为我国金融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CFO的职能为我国金融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CFO的职能实际上是与美国Finance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的。1985年、1990年莫迪利亚尼和默顿·米勒分别获诺贝尔奖，他们的成名作，即把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结合在一起的MM定理也作为Finance的奠基理论而成为显学。马科维茨、威廉·夏普、罗伯特·默顿、迈伦·斯科尔斯等著名Finance学者在1990年和1997年纷纷获得诺贝尔奖终于使金融学，财务学在美国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这一时期正是CFO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脱颖而出和大放异彩的时代。

与之相对应，我国CFO的知识结构缺陷可以追溯到我国金融学的方向设置。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金融学专业侧重于投资学方向，并不重视财务管理方面，也极少安排公司财务学方面的课程。正是这种课程设置安排的缺陷，导致我国无法培养出合格的CFO人才。CFO人才的缺乏又进一步影响我国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过，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需要比一百所大学更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企业界对于精通投资学与财务学的CFO人才的迫切需要，对我国金融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借鉴西方大学经验，金融学专业应该担负起培养CFO人才的重任

公司金融学论文篇（4）

自从著名的MM理论提出以来，公司融资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并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学家Myers等人对公司融资顺序的研究(Myers，1977；Myers，et al，1984)，即著名的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根据这个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应该是内部资金优先，债券融资次之，最后才是股权融资。目前，中国学者关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选择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尽管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一普遍接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郑祖玄 等，2004；张军 等，2005；周健男，2006)。屈耀辉等(2007) 针对中国目前广泛流行“股权融资偏好”的观点，利用Ordered-probit模型应变量可以排序的特点，研究发现，就中国上市公司的外部融资顺序而言，样本总体上是支持融资顺序理论，但分类分析则发现，融资顺序理论以及股权融资偏好的说法均得不到完全的支持。由此可见，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股权融资偏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文献评述

企业在实际的融资过程中是否遵循融资顺序理论呢?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选择样本的差异，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还存在较大分歧。以国外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Fama等 (2002)的研究结论支持了融资顺序理论；而Frank等(2003)、Fernandez(2005)等的研究却不支持融资顺序理论。就中国上市公司而言， 黄少安等(2001)和Chen(2004)等认为，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并一致认为股权融资成本偏低是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而Tong等(2005)却发现， 融资顺序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大陆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

仔细分析国内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支持股权融资偏好的学者并不是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而是简单推断的结果。其中，大多是以资本市场中全部上市公司总的资产负债率来考察各年度间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然后根据各年间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或稳定在某一水平而认定在上市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中，债务融资的比例总体上趋于下降，股权融资比例不断上升，进而得到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结论(黄少安 等，2001；王小哈 等，2002) 。但是本文认为，已有的研究存在两点缺陷：首先，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各年间总的资产负债率中包含了当年新上市公司，而当年新上市公司普遍具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根据张军等(2005)的研究，1992—2000年新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只有38.93%，远远低于同期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约为50%)，由此可见，当年新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对总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有较大影响，如果不排除新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其结果势必存在偏差，简单地根据各年间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或稳定在某一水平而认定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其次，理论上判断一个公司是否偏好股权融资，要与负债融资相比较，即在同时可以负债融资和权益融资时，如果优先选择了后者，才可以称之为股权融资偏好，否则，就不能这样说。因此，有必要考察同时具有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资格的上市公司对再融资方式的选择，以证明中国上市公司是否确实具有某种融资偏好。基于以上两点，本文拟利用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实践的经验数据，重新考察其融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具有某种融资偏好。

二、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特征再检验

首先，本文从CSMAR数据库中选取1992—200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排除当年新上市公司和资产负债率异常的公司，计算1992—2006年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992—2000年期间，排除当年上市公司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特别是2000年以后，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显然难以用股权融资偏好来解释。再看表1中流动负债比率，其变化趋势与总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一致且数值相当接近，这暗示，中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中相当大比例来自短期负债，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情况是吻合的，现实中大部分上市公司通常利用不断的短期借贷或债务展期来取得长期借贷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是否具有股权偏好，本文还从CSMAR数据库中选取1992—2006年期间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公司上市年度将样本公司分组，计算上市年份不同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趋势，如图1。

从图1中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年份上市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后年度里平均资产负债率存在差异，但上市公司真实的资产负债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随着上市时间的增加，上市时间越早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值越高，且并未有趋近某一数值的趋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排除当年新上市公司和资产负债率异常的公司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并不像支持股权融资偏好的学者观察到的那样逐年下降，相反，历年来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大致保持一种上升的趋势。如果仅仅以资产负债率水平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某种融资偏好，显然很难说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

其次，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究竟是否具有股权融资偏好，本文从CSMAR数据库中手工收集1995—2004年期间各年度具有配股或增发资格的上市公司，考察其对再融资方式的选择。结果如表2。

表2显示：1995—2004年期间具有配股或增发资格的上市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司虽然具有股权再融资资格却并没有选择股权再融资。尽管在2000年和2001年选择股权再融资的公司所占比例较大，但还是有超过1/3的上市公司自动放弃了股权再融资，2002年以后，绝大部分具有股权再融资资格的上市公司都自动放弃了股权再融资，这种现象显然与股权融资偏好的观点相违背。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所谓的股权融资偏好，“几乎没有已上市公司放弃其利用股权再融资的机会”只是前几年中国上市公司选择股权再融资比例较大而给市场造成的一种“错觉”，事实上，这期间，还是有将近1/3的上市公司主动放弃了股权再融资。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问题，其行为特征表现为过度融资。“几乎没有已上市公司放弃其利用股权再融资的机会”这一现象只是公司过度融资表现方式之一，中国上市公司过度股权融资的同时也在进行过度债务融资，表现在中国上市公司上市后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表3是1995—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从表3中可以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外部融资偏好，在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中，内源融资比例偏低，对于未分配利润为正的上市公司，外源融资比例远高于内源融资，一般比例都在80%~90%，而那些未分配利润为负的上市公司几乎完全依赖外源融资。在上市公司的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并没有明显多于债务融资，相反，在未分配利润为负的公司中，在2005年以前的年度中，都是债务融资优先，只是在2006年，股权融资才多于债务融资。以上融资结构再一次证实了本文的观点，中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其融资行为表现为过度融资。

注：表中指标的含义分别是：(1)“内源融资”=“未分配利润”+“折旧”；(2)“股权融资”=“本年股本增加”+“本年资本公积金增加”；(3)“债务融资”=“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其中，1995—2000年的数据引自国信证券上市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问题研究 ，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第三期课题报告(2002，http://www.sse.com.cn/sseportal/ps/zhs/yjcb/yjcb.shtml)。2001—2006年数据，系作者根据CSMAR数据库整理得到。

判断公司是否过度融资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公司进行融资后，是否能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有没有给股东带来合理的回报？由于上市公司一般不向社会公众披露其债务融资及其使用情况，我们很难获得债务融资资金及其使用情况的相关数据。但是，可以通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自从首次发行上市(IPO)以后历年来经营业绩变化趋势来大致考察其融资效率。本文采用代表单位净资产盈利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按上市年度分组来考察各组公司上市以后单位净资产盈利能力。由于1993年以前上市的公司只有53家，样本数量较少，加上一些数据不全，因此本文选取1993年以后上市的公司为样本，所有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趋势，即各组公司在上市之后的经营业绩均持续下降。我们取表中上市年度为1998、1999、2000及2001的四组数据，绘制成折线图（图2），可以给出更直观的结果。

从图2中可以明显看出四组上市公司都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即在上市后的几年里，公司的经营业绩持续下降。这部分反映了中国上市公司在融资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企业经营效率欠佳的事实。

如果说中国上市公司自从首次发行(IPO)后，经营业绩持续下降。那么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经营业绩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为此，本文以1995—2004年股权再融资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将样本公司按股权再融资年度分组，考察其在再融资后3年的经营业绩，结果如图3。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资金使用情况，我们以1995—2004年股权再融资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不分再融资年度，综合考察其在再融资后3年的经营业绩变化，结果如图4。

图3显示，总的看来，与首次公开发行公司相似，1995—2004年期间，所有公司在再次融资后公司的经营业绩持续下降，尤其是2001年股权再融资公司，其经营业绩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1999年再融资公司。图4显示，总的来看，中国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后经营业绩持续下滑。这表明，与首次公开发行一样，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高，企业经营业绩持续下滑，形成“一年绩优，两年绩平，三年绩差”的怪状。

判断公司是否过度融资的第二个方面是：融资金额有没有用在企业的主营业务上，是否按照招(配)股说明书的有关承诺如期足额投入到预期的项目，也就是在企业进行融资后是否随意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造成募集资金浪费或闲置。为此，本文参照刘少波等(2004)的做法，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分为两种类型：显性变更和隐性变更。本文调查1995—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结果如表5。其中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情况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资料是根据上市公司相关年度报告和上市公司发行主承销商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在媒体上公开披露的回访报告等公开数据整理而成的。

从表5中可以发现，1995—2004年期间再次募集资金的706家次上市公司变更资金投向的有405家次，占所有募集资金公司总数的57.36%，其中516次配股事件中有311次配股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占配股总数的60.27%；190次增发事件中有94次增发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占增发总数的49.47%。由此可见，大多数中国上市公司在根本没有较好投资收益项目的情况下也急于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而募集资金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要么投资到其他项目，要么资金闲置，或者被大股东挪用。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大股东占用资金就是过度融资的一个最好诠释。

从以上两点来看，中国上市公司在募集资金后，一方面，普遍存在投资效益低下、经营业绩持续下降的现象，另一方面，大量的上市公司在融资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很多上市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非主营业务，甚至是委托理财。这充分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即使没有收益良好的投资项目，也不断地进行融资，是一种典型的过度融资行为。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学者普遍认同的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观点并不是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的，而是基于早期中国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热”的简单推断。重新检验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本文发现，如果将短期债务考虑在内，并剔除首次公开募股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表现为典型的过度融资。

参考文献

黄少安，张岗. 2001.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 ［J］. 经济研究(11)：12-20.

刘少波，戴文慧. 2004. 我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研究 ［J］. 经济研究(5)：88-97.

屈耀辉，傅元略. 2007. 优序融资理论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验证：兼对股权融资偏好再检验 ［J］. 财经研究(2)：108-118.

王小哈，肖猛，周永强. 2002.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与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J］. 商业经济与管理(3)：49-52.

公司金融学论文篇（5）

一、引言

从全球范围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金融业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随着全球金融创新的速度加快,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出现业务综合化和全能化的现象,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业务分工界限日趋模糊。二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不同程度地改革了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方式,放松原来的金融结构性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上述两种趋势的发展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实行金融分业管制国家的金融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问题成为学术界、金融界与政府部门都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

目前中国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的经营制度。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强国金融机构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受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各项主要原则的约束,对来自境外的金融机构提供与国内金融机构相同的待遇。同时,还面临国内市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矛盾的困扰。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制度最终将向混业经营制度转变。那么,在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问题,如实现混业经营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如何改善实现混业经营存在的约束条件、混业经营应采取哪一种经营模式、混业经营的实施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以及如何解决混业经营给金融监管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等等。

二、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概述

金融业混业经营是相对于分业经营而言的。分业经营是指一国金融体系中,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进行经营。而金融业混业经营是指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基本没有限制,如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还可以经营证券、保险、信托等业务。通过业务范围的扩大或业务品种的增加来实现范围经济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理论基础。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混业经营经验和我国的现实国情,构建与推进金融控股公司是目前我国推进混业经营的适宜选择。金融控股公司是以银行、证券、保险、典当、投资银行、投资基金、财务公司、金融租赁、信托等金融机构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其中仅以银行作为子公司的称作银行控股公司。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发起成立的多样化金融集团联合论坛的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证券、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资本的联系,进行了机构和业务的融合,能为企业提供全方面的服务,具有传统金融机构所没有的优势,但同时也增加了控股公司在资本结构、组织结构、业务结构上的复杂性,导致金融控股公司产生了很多新的风险。因此,对健全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监管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必然提出更高要求。

三、基于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的混业经营

资本结构理论最初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负债比例和企业价值的关系,即公司如何通过安排债务和权益的比例关系求得公司的总价值最大,而当其进一步研究与公司资本结构相联系的成本时,公司治理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实际上,公司资本结构并不只是债权与股权的比例问题,还涉及与之相联系的不同的所有权权利,一方面,不同权利结构下会发生不同的成本;另一方面,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必然产生不同的公司治理安排。

1958年莫迪里亚尼和米勒发表的论文《资本成本、公司理财和投资理论》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基础。该文提出了著名的“MM模型”――资本结构与公司市场价值无关性定理,即无论公司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的比例(即资本结构)如何安排,都不能改变公司证券的市场价值,即对公司股东来说不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但是,MM理论是建立在严格的近于理想的假设基础上的,后继资本结构相关理论的研究通过对这一理论假设的逐步放松,在成本、不对称信息分布、财产控制权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也深入到了公司治理层面,形成了理论、控制权理论、激励理论和信息传递理论。

治理结构问题是伴随着现代企业两权分离下的委托风险而产生的。这是因为委托制存在的天然缺陷: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称、契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Karel Lannoo(1999)把治理结构理解为企业控制活动中有关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的制度。张维迎(1996)认为,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而广义的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林毅夫把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为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表述不完全一致,但是一般认为公司治理是为了解决委托问题、构建对经营者等的激励和约束而形成的、以较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为基础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包括:有关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效用差异的研究;“内部人控制”问题的研究;经营者选择方面的研究;对企业治理的一些具体方式的研究;不同类型治理结构的比较研究;对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善的政策研究。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法律体系、企业融资体制不同,在公司治理模式方面存在多维度差异。对各国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分类研究中,常见的分类结果包括“内部型-外部型”、“距离型-控制型”、“基于市场型-关系导向型”、“基于市场型-基于银行型”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英美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市场主导模式(股东主导型模式)与以德日企业为代表的商业银行主导模式(组织控制型模式)。而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和依据,公司治理是资本结构的体现和反映。当前世界主要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模式与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四、我国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模式选择

近70年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如证券、保险、信托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商品得到巨大发展,如美国非银行金融业所控制的金融资产在全美金融体系中的比重由20世纪30年代的不足40 %上升到目前的75%以上。非银行金融机构向银行业的渗透,使得金融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它们不得已采取兼并收购方式,扩大自身规模,以提高竞争力。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之间的相互控股与兼并收购,使得混业经营成为必然。

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欧和日本等国的商业银行已经突破传统的分业界限,业务范围向投资、保险等领域扩展,混业经营趋势日益明显。为了缓解国际金融市场上来自欧洲和日本银行的竞争压力,美国也不甘示弱,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证券、保险公司业务相互交叉,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混业经营的地位。目前,我国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问题也已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与政府部门都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然而,当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局限在有关金融集团混业经营的发展历程和国际比较方面,因此世界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模式的研究首先应基于资本结构、治理结构的制度要素,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我国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模式的正确选择有进一步的研究,具体技术路线如图2所示。

五、结论

金融创新就像一把双刃剑。美国独立投行走过了繁荣的几十年,为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的领先地位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最终又倒在了自己不计风险和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中。1995年中国颁布了《商业银行法》,开始从混业经营转入分业经营。2005年,中国开始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又步入混业经营。本文指出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更加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又是金融集团发展混业经营的基础。从各国金融集团的发展历程来看,资本结构的不同造成公司治理权利分布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点和优势,也各有缺陷的英美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我国当前环境下的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模式选择应基于治理结构、资本结构等制度因素,借鉴华尔街的经验与教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陈景辉.从世界金融业发展趋势看我国银行的混业经营[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6).

2、韩铁林.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兴起及对策[J].财贸经济,2003(3).

3、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资本结构、公司治理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朗咸平.公司治理[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赵立航.混业经营模式分析与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6(1).

7、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中的公司治理结构[M].科学出版社,2000.

公司金融学论文篇（6）

企业在实际的融资过程中是否遵循融资顺序理论呢?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选择样本的差异，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还存在较大分歧。以国外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Fama等(2002)的研究结论支持了融资顺序理论；而Frank等(2003)、Fernandez(2005)等的研究却不支持融资顺序理论。就中国上市公司而言,黄少安等(2001)和Chen(2004)等认为,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并一致认为股权融资成本偏低是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而Tong等(2005)却发现,融资顺序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大陆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

仔细分析国内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支持股权融资偏好的学者并不是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而是简单推断的结果。其中，大多是以资本市场中全部上市公司总的资产负债率来考察各年度间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然后根据各年间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或稳定在某一水平而认定在上市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中，债务融资的比例总体上趋于下降，股权融资比例不断上升，进而得到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结论(黄少安等，2001；王小哈等，2002)。但是本文认为，已有的研究存在两点缺陷：首先，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各年间总的资产负债率中包含了当年新上市公司，而当年新上市公司普遍具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根据张军等(2005)的研究，1992—2000年新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只有38.93%，远远低于同期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约为50%)，由此可见，当年新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对总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有较大影响，如果不排除新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其结果势必存在偏差，简单地根据各年间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或稳定在某一水平而认定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其次，理论上判断一个公司是否偏好股权融资，要与负债融资相比较，即在同时可以负债融资和权益融资时，如果优先选择了后者，才可以称之为股权融资偏好，否则，就不能这样说。因此，有必要考察同时具有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资格的上市公司对再融资方式的选择，以证明中国上市公司是否确实具有某种融资偏好。基于以上两点，本文拟利用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实践的经验数据，重新考察其融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具有某种融资偏好。

二、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特征再检验

首先，本文从CSMAR数据库中选取1992—200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排除当年新上市公司和资产负债率异常的公司，计算1992—2006年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992—2000年期间，排除当年上市公司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特别是2000年以后，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显然难以用股权融资偏好来解释。再看表1中流动负债比率，其变化趋势与总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一致且数值相当接近，这暗示，中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中相当大比例来自短期负债，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情况是吻合的，现实中大部分上市公司通常利用不断的短期借贷或债务展期来取得长期借贷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是否具有股权偏好，本文还从CSMAR数据库中选取1992—2006年期间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公司上市年度将样本公司分组，计算上市年份不同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趋势，如图1。

从图1中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年份上市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后年度里平均资产负债率存在差异，但上市公司真实的资产负债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随着上市时间的增加，上市时间越早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值越高，且并未有趋近某一数值的趋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排除当年新上市公司和资产负债率异常的公司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并不像支持股权融资偏好的学者观察到的那样逐年下降，相反，历年来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大致保持一种上升的趋势。如果仅仅以资产负债率水平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某种融资偏好，显然很难说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

其次，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究竟是否具有股权融资偏好，本文从CSMAR数据库中手工收集1995—2004年期间各年度具有配股或增发资格的上市公司，考察其对再融资方式的选择。结果如表2。

表2显示：1995—2004年期间具有配股或增发资格的上市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司虽然具有股权再融资资格却并没有选择股权再融资。尽管在2000年和2001年选择股权再融资的公司所占比例较大，但还是有超过1/3的上市公司自动放弃了股权再融资，2002年以后，绝大部分具有股权再融资资格的上市公司都自动放弃了股权再融资，这种现象显然与股权融资偏好的观点相违背。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所谓的股权融资偏好，“几乎没有已上市公司放弃其利用股权再融资的机会”只是前几年中国上市公司选择股权再融资比例较大而给市场造成的一种“错觉”，事实上，这期间，还是有将近1/3的上市公司主动放弃了股权再融资。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问题，其行为特征表现为过度融资。“几乎没有已上市公司放弃其利用股权再融资的机会”这一现象只是公司过度融资表现方式之一，中国上市公司过度股权融资的同时也在进行过度债务融资，表现在中国上市公司上市后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表3是1995—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从表3中可以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外部融资偏好，在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中，内源融资比例偏低，对于未分配利润为正的上市公司，外源融资比例远高于内源融资，一般比例都在80%~90%，而那些未分配利润为负的上市公司几乎完全依赖外源融资。在上市公司的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并没有明显多于债务融资，相反，在未分配利润为负的公司中，在2005年以前的年度中，都是债务融资优先，只是在2006年，股权融资才多于债务融资。以上融资结构再一次证实了本文的观点，中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其融资行为表现为过度融资。

注：表中指标的含义分别是：(1)“内源融资”=“未分配利润”+“折旧”；(2)“股权融资”=“本年股本增加”+“本年资本公积金增加”；(3)“债务融资”=“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其中，1995—2000年的数据引自国信证券上市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问题研究，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第三期课题报告(2002，/sseportal/ps/zhs/yjcb/yjcb.shtml)。2001—2006年数据，系作者根据CSMAR数据库整理得到。

判断公司是否过度融资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公司进行融资后，是否能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有没有给股东带来合理的回报？由于上市公司一般不向社会公众披露其债务融资及其使用情况，我们很难获得债务融资资金及其使用情况的相关数据。但是，可以通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自从首次发行上市(IPO)以后历年来经营业绩变化趋势来大致考察其融资效率。本文采用代表单位净资产盈利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按上市年度分组来考察各组公司上市以后单位净资产盈利能力。由于1993年以前上市的公司只有53家，样本数量较少，加上一些数据不全，因此本文选取1993年以后上市的公司为样本，所有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趋势，即各组公司在上市之后的经营业绩均持续下降。我们取表中上市年度为1998、1999、2000及2001的四组数据，绘制成折线图（图2），可以给出更直观的结果。

从图2中可以明显看出四组上市公司都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即在上市后的几年里，公司的经营业绩持续下降。这部分反映了中国上市公司在融资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企业经营效率欠佳的事实。

如果说中国上市公司自从首次发行(IPO)后，经营业绩持续下降。那么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经营业绩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为此，本文以1995—2004年股权再融资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将样本公司按股权再融资年度分组，考察其在再融资后3年的经营业绩，结果如图3。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资金使用情况，我们以1995—2004年股权再融资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不分再融资年度，综合考察其在再融资后3年的经营业绩变化，结果如图4。

图3显示，总的看来，与首次公开发行公司相似，1995—2004年期间，所有公司在再次融资后公司的经营业绩持续下降，尤其是2001年股权再融资公司，其经营业绩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1999年再融资公司。图4显示，总的来看，中国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后经营业绩持续下滑。这表明，与首次公开发行一样，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高，企业经营业绩持续下滑，形成“一年绩优，两年绩平，三年绩差”的怪状。

判断公司是否过度融资的第二个方面是：融资金额有没有用在企业的主营业务上，是否按照招(配)股说明书的有关承诺如期足额投入到预期的项目，也就是在企业进行融资后是否随意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造成募集资金浪费或闲置。为此，本文参照刘少波等(2004)的做法，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分为两种类型：显性变更和隐性变更。本文调查1995—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结果如表5。其中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情况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资料是根据上市公司相关年度报告和上市公司发行主承销商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在媒体上公开披露的回访报告等公开数据整理而成的。

从表5中可以发现，1995—2004年期间再次募集资金的706家次上市公司变更资金投向的有405家次，占所有募集资金公司总数的57.36%，其中516次配股事件中有311次配股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占配股总数的60.27%；190次增发事件中有94次增发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占增发总数的49.47%。由此可见，大多数中国上市公司在根本没有较好投资收益项目的情况下也急于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而募集资金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要么投资到其他项目，要么资金闲置，或者被大股东挪用。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大股东占用资金就是过度融资的一个最好诠释。

公司金融学论文篇（7）

一、文献述评

作为公司金融的研究重点，融资约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及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凯恩斯（1936）认为，企业持有流动性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把握有价值的投资机会。相应地，如果企业面临融资摩擦（financing friction），流动性管理就成为企业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传统的理论通过企业的投资行为来考察融资约束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然而，自Kaplan和Zingales（1997）以来，以上结论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最具挑战性的观点有两个：一是Tobin’Q的衡量偏误；二是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作为判断融资约束存在与否的依据。

针对以上问题，Almeida and Campello et al.（2004）等提出了另外一种检验融资约束假设的思路：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需要储备现金以保证后续投资项目的实施，而非融资约束公司则没有这种需求。因此，融资约束公司将表现出强烈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而非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持有政策则不受现金流量多寡的影响，也就不会表现出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在我国，负债率高的公司具有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国有控股的可能性大。二是资产规模比较大。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银行贷款仍然是公司主要的外部融资渠道，越大的公司，可以提供更多的担保，银行需要承担的监督成本也越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公司的负债率越高，规模越大，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

这就引入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划分融资约束与非融资约束样本，进而考察不同样本的融资约束程度？以往的文献多采用主观判断的分类法，例如按照企业负债率、资产规模或分红的三分位、四分位数划分样本，为什么高（低）分位数样本就是非融资约束组？依据是什么（张文君，2014）？为此Hansen（1999）提出了面板门限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基于数据本身对样本进行分类，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先验判断带来的偏误。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利用面板门限―现金―现金流模型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假说。

二、模型与数据

为了保证可比性，本文亦使用Almeida and Campello et al.（2004）的基础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门槛模型，如方程（1）所示，

其中， 和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现金持有变化）和主要解释变量（现金流量）， 为示性函数，qit为Tobin’Q，为企业规模，rit为门槛变量，和大多数文献一样，本文使用企业负债率和企业规模作为门槛变量， 、 为相应的双门限值3，下标 分别为个体和时间标识符。

面板门限模型的求解主要包括两步：一是对门槛效应的检验，二是门槛值的求解。本文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选取全部A股上市公司2008――2015年的数据，进一步的筛选原则如下：（1）剔除金融类和ST类公司；（2）剔除有数据缺失的企业；（3）剔除财务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1469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共计10283个公司年度观察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不同的门槛变量，得到了一致的检验结果――模型中存在两个门槛值，即对于不同负债率（公司规模）的公司而言，由于其面临不同的融资约束，因而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是不同的。

根据负债率作为门槛变量，取公司规模作为门槛变量。得出以下结论：（1）低负债率样本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低负债率反映了公司上佳的财务状况，因而能够有效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中等负债率和高负债率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为正，且中等负债率样本的系数为0.315，显著大于高负债率样本的0.0172，这部分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公司的负债率越高，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同时，从样本的分布范围来看，低负债率的样本数只有133个，显然，负债率低于8%是一项要求极高的财务指标，企业的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来源于内源融资。中等负债率的样本数占到了总体的74%，高负债率的样本数达2542，占比24.7%，其中国企样本数达到1668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文的一个论断――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国有控股的可能性也越大。（2）若以公司规模为门槛变量，则结果同样支持前文提出的假说――公司规模越大，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大规模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为0.326，小于中等规模公司的系数0.445，令人意外的是，小规模公司的系数居然为负。但相比于负债率组，样本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属于中等规模的样本数仅有333家，仅为全部样本数的3%，这样，对整体进行门槛回归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注意到第二个门槛值95%的置信区间为（447.773，10088.099），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取值范围，事实上，若以10088.1为临界点划分样本，则中等企业规模的样本数达到2290。（3）几乎所有样本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公司都面临着“融资约束”难题，关键在于，不同类型的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同，高负债率通常也是大规模的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显著小于中等负债率或中等规模的企业，即前者面临的融资约束弱于后者。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Almeida and Campello et al.（2004）的研究为基础，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角度检验了融资约束假说在中国的实用性。本文的实证结果主要有以下发现――区e于以往研究，本文发现，融资约束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上市企业中，融资约束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负债率越高、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弱，而中等负债率或中等规模公司则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这直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对于企业而言，持有较多现金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资金压力，提高企业投融资决策的自主性，但同时要承担较大的流动性成本，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此之外，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快银行改制、培育和发展公司债券市场等有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的手段则是破解融资约束难题的根本之道。

参考文献：

[1]连玉君， 程建.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融资约束还是成本？[J]. 财经研究， 2007，33（2）：37-46.

[2]Myers S C.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7，5（2）：147-175.

公司金融学论文篇（8）

一、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1952年，Markowitz发表的证券组合选择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此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金融理论先后出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为基础，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现资组合理论（MPT）为理论基石的现代金融理论确立了其在金融经济领域的主流地位。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EMH和CAPM相矛盾的实证研究不断涌现，发现了许多与之相悖的现象，即异常现象。更为重要的是，EMH和CAPM是无法为经验研究所验证的。如Roll(1977)的研究表明，CAPM是不可证明的。Fmam（1991）也承认，EMH本身是无法检验的，因为它的检验必须和关于预期收益的某个资产定价模型联合起来才能得到检验，否则就是一个等式确定两个变量，而这是无法得到检验的。在众多对标准金融学进行批评和改进的流派中，行为金融学无疑是最成功的。随着行为经济学家Kahneman教授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行为金融逐渐成为未来金融学研究的方向。

行为金融的理论基础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有限套利(limited arbitrage)。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套利受多方面的限制，包括卖空的限制（有风险，有成本）和替代资产的不确定性等。同时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的心智、生理能力受到各方面的约束，因而不是无限理性的。常见的有限理性认知偏差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过度自信(Over Confidence)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往往过于高估自己的判断能力,当人们称对某事有90 %的把握时,成功的概率往往只有70 %。在金融活动中这种心理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度自信在投资活动中表现为投资者喜欢频繁交易(换手率居高不下) ,这会降低投资者的回报。

2、参考点(Reference Point) :参考点指的是人们评价事物时,总要与一定的参照物相比较。在参考点附近,人们的态度最有可能发生变化。参考点可以是特定时间的组合市值、单个证券的购买价格或者是托付给基金管理人的金钱数。参考点可以理解为进行比较的个人视点,据以构建不同情形的“现状”。

3、 过度反应(Over Reaction) 与反应不足(Under Reaction) :过度自信的另一个结果是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股票市场过度反应的例子是投机性资产价格的过分波动,反应不足的例子是,当新的重大消息到来后,股票市场的价格反应趋于滞后。

4、 典型启示( Typical Inspire) :所谓典型启示是指人们喜欢把事物分成典型的几个类别,然后在对事件进行概率估计时,过分强调这种典型类型的重要性,而不顾其他潜在可能的证据。如大多数投资人坚信“好公司(名气大的公司) ”就是“好股票”,这是一种典型启示。这种认知偏差的产生是由于投资者误把“好公司”等同于“好股票”。

5、损失厌恶(Aversion to Loss) 与后悔厌恶(Aversion to Regret) :损失厌恶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损失厌恶反映了人们的风险偏好并不是一致的,当涉及的是收益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厌恶;当涉及的是损失时,人们则表现为风险寻求。后悔厌恶是指当人们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时,会对自己的决策感到痛苦。为了避免后悔,投资者从强烈的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受人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后悔的情绪反应或感觉会有所降低。

行为金融学建立了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行为资产组合理论（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 BPT）、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 Asset Price Model, BAPM）等重要理论。行为金融在对传统标准金融的改进在很多地方已经非常成功，不过行为金融主要的目标是解释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对公司财务方面的论述不多，因此本文试图将行为金融理论引入公司财务，对原有公司财务理论进行改进。公司财务主要分为筹资、投资、股利分配和一些专题如并购、重组等。我们这里主要讨论行为金融在筹资中的应用。

二、财务管理中引入行为金融理论

现代财务管理或者被称为公司财务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国外的发展也不过100年左右的时间，而规范化的研究只有50年左右的时间。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之前财务与会计是不分的，这也极大地妨碍了公司财务在我国的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资本市场迅速发展，财务管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专门针对财务管理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其实在国外的学科划分中，财务管理一般被称为公司理财，同一般金融学（即金融市场）一同组成了标准金融学，而标准金融学正是主要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的：完全理性，有效市场，随机游走（random walk）。所以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同标准金融学一样主要包括有效市场理论（EMH），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期权定价理论（OPT），理论及不对称信息理论等，也就是现代标准金融学的理论基础。

财务管理在发展成熟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缺点，正如Kaplan教授的在其名著《管理会计兴衰史－相关性的遗失》中对管理会计的描述一样，财务管理也面临着相关性遗失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务有所脱节，其原因一些学者也曾经论述过，如理论研究的滞后、框架需要改进、没有加入新生事务等。那么其中理论基础假设的不合理应该是重要因素，因此应该借助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最新发展，在财务管理中改变完全理性和有效市场的基本假设，使得理论更加趋向于实际。作为经理人在公司的决策中也经常受认知偏见、厌恶损失、过度自信、锚定等因素的左右。具体说来，在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行为阻碍，一个在公司内部，一个在公司外部。我们称第一个为行为成本，它们是因为经理人的认知缺陷和情感影响而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的成本或价值损失，行为成本会损害价值创造。第二个阻碍产生于市场分析师与投资者的行为错误，这些错误可以引起基本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偏离。

自从Stein(1988)开创性地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公司财务领域，引发了行为公司财务（behavioral corporate finance）问题的研究。经过了几十年的进展，该领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从而推动了财务管理的发展。Baker 等(2004)将行为公司财务的研究分为两个领域：一是管理人员理性而投资者非理性，主要分析在公司价值或公司股票被错误定价时，管理人员作出理性投资融资决策；二是管理人员非理性时的特殊偏好和认知错误对决策的影响。因此，行为公司财务的主要研究问题是：a、非理性的投资者是否影响理性管理者的资本配置行为；b、管理者非理性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影响及投资者的反应。本文对其中的筹资行为进行讨论。

三、筹资中的行为影响

在企业的筹资中最重要的是资本结构，和债务结构。在确定资本结构和债务结构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行为阻碍因素,一个来自于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一个来自于公司外部的投资者。前者我们称之为行为成本,行为成本减少价值创造,它是由经理人的认知偏差和情绪波动所造成的。后者则源于投资者和职业证券分析师的行为偏差。他们导致证券市场价格背离证券基本价值,并干扰经理人的决策制定。

标准金融学对于企业融资决策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Modigliani 和Miller (1958) 的开创性论文《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中给出的理想条件下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性命题———即MM定理为中心来展开的。由于MM定理中的相关假定与现实情况有比较大的差距, 20 世纪70 年代以后, 现代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权衡理论（tradeoff）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破产风险,进一步完善了资本结构理论,使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引起各国的重视。权衡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Kraus（1973) 、Rubinmstein（ 1973) 、Robichek , Mayers （1966）、Scott（1976)、Mayers （1984) 等人, 他们模型基本引自于MM 理论的修正模型, 把MM 定理看成只是在完全和完美市场条件下才成立的理论, 而认为现实市场是不完全的和不完美的, 而税收制度和破产惩罚制度就是市场不完全与不完美的重要体现。早期的权衡理论认为, 制约企业无限追求免税优惠或负债的最大值的关键因素是由债务上升而形成的企业风险和费用。企业债务增加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破产的可能性也增加。随着企业债务增加而提高的风险和各种费用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 从而降低其市场价值。因此, 企业最佳融资结论应当是在负债价值最大化和债务上升带来的财务危机成本以及成本之间选择最适点。换言之, 正是这些约束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破产机制) 致使企业不可能实现100 %的债权融资结构, 理想的债务与股权比率就是税前付息的好处与破产和成本之间的平衡。这一理论也可以说是对MM 理论的再修正, 从而更接近实际。而后Diamond（1984) 、Mayers（1984) 等人对权衡理论进一步进行了完善, 他们将负债的成本从破产成本进一步扩展到成本、财务困境成本和非负债税收利益损失等方面, 同时, 另一方面, 又将税收收益从原来所单纯讨论的负债税收收益引申到非负债税收收益方而, 实际上是扩大了成本和利益所包含的内容, 把企业融资结构看成在税收收益与各类负债相关成本之间的平衡。1977 年,美国经济学家Ross首次将非对称信息引入资本结构理论中,假设企业的经营者对未来收益和投资风险有内部信息,而投资者没有,投资者只能依靠经营者披露的信息间接地评价企业的市场价值。资产负债率或企业债务比例就是将内部信息传给市场的工具,由于破产概率与企业质量负相关而与债务水平正相关,外部投资者会把较高负债视为高质量的信号。负债比例上升表明经理者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高期望,传递了经理者对企业的信息,同时也会促使经理者努力工作,企业的资本成本得以下降,企业市场价值随之上升。Mayers的新优序融资理论是最早系统地将不对称信息引入企业融资理论研究, 在这里, Mayers（1984) 采用了另一位经济学者Townsend（1978) 早期提出的“优序融资”的概念。其理论基本点是：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1) 企业偏好内部融资甚于外部融资.(信息部对称只与外部融资有关)。(2) 股利政策为既定,所以因发放股利被削减的部分无法用于为资本支出提供融资,且因此现金需要量的变动不会被短期股利变动所化解,换句话说,净现金的变动体现为外部融资的变动。(3) 倘若资本投资需要外部融资,企业将首先发行最安全的证券,即债券优于股票.如果内部产生的现金流量超过资本投资,剩余部分先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用于回购股票及退股.随着对外部融资需求的增加,企业沿着优序融资的顺序向下,从安全性的债务到较有风险的债务,或许还会得到可转换债券或优先股股票,最后才轮到股票。（4）因而每家企业的负债比率反映其对外融资的累积需求。因此, 其优序融资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 偏好内部融资, 如果需要外部融资, 则偏好债券融资。随后, Mayers 与Majluf在共同合作的“企业知道投资者所不知道信息的融资和投资决策”一文中建立的Mayers一Majluf模型, 系统地论证了这一观点。

可以说, 上述主流理论都是在“资本市场有效性”这一前提条件下来探讨企业的融资结构和投资决定的, 即它们都是研究理性的企业及其经理人在面对理性的资本市场时应该如何进行最优的投融资决策。但大量的实践观察和实证分析表明, 企业的实际投融资行为并不能用上述理论完美地解释。随着资产定价领域对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的重新实证和质疑及行为金融学的兴起, 人们开始从行为金融的视角关注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并相应产生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Stein (1996) 为从行为金融角度讨论企业的融资问题及本文随后将介绍的企业投资决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他指出, 当一个公司股价过高时,理性经理人应发行更多的股票以利用投资者的热情。反之, 当股价过低时, 他应该回购股票。这一证券发行模型可称为“市场择时(Market Timing) ”理论。而接下来对企业融资选择行为和资本结构的观察和实证表明, 关于证券发行时机选择的现实证据是与这一模型显著一致的。首先, 在总体水平上, Baker 和Wurgler (2002) 的实证研究表明, 当总体股市价格高企时, 全体新发行中新股发行所占的份额——即“股权部分”较高; 反之, 当总体股市低迷时, 全体新发行中的股权部分则较低。这暗示了公司是在根据资本市场条件的变化来选择融资时机。毕竟股价高企时, 经理层将会在股价回归到一个更理性的价格水平之前发行更多的股权。这一实证研究成果, 无疑印证了上述的“市场择时”理论。在单个公司水平上, 有很多论文曾证明: 证券横截面收益的可预测性间接地表明企业经理层在对证券发行的时机进行选择。Daniel 、Hirshleifer 和Subrahmanyam (1998) 的模型表明, 证券市场上存在一种证券横截面收益的可预测性, 即在股票首发或增发之后, 其长期收益很低, 而股票回购之后的长期收益却很高。这种证券收益的可预测性是与“市场择时”理论相一致的。因为, 如果公司在相信其股价被高估时发行证券, 在股价被低估时回购证券, 那么, 企业资本结构中较多的股权将意味着公司未来的收益会降低, 毕竟其是在市场高估企业价值时由企业发行的。同理, 企业资本结构中较少的股权将意味着公司未来的收益会提高。此外, 对“市场择时”理论的更多支持还来自于调查的证据。Graham 和Harvey (2001) 对300 多家美国公司管理层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被调查的CFO (首席财务官) 中67 %的人说当发行普通股时, “股票市场对公司股票价格的高估或低估是融资行为的重要考虑因素”。 由于市场择时理论可以成功地预测股权发行的模式, 这使得它也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毕竟, 一家公司的资本结构可以被看作仅仅代表了它在一段时间内累积的融资决策。例如, 考察两家在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有形资产比例和现时市净率(市值/ 账面值比率) 等传统观念中认为会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指标上都比较相似的公司。假设在过去, 公司A 的市净率比公司B 要高得多。依据市场择时理论, 公司A 的经理人将会利用这种价值高估而发行更多的股权, 故公司A今天的资本结构中就有可能有更多的股权。Baker和Wurgler (2002) 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推断。他们证明, 当其他条件相同时, 一家公司的加权平均历史市净率是对公司今天的资本结构中股权比例的一个很好的横截面预测指标。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 有相当的证据表明,由投资者非理性导致的市场非理性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决策, 进而对企业的资本结构产生影响。上述我们讨论的行为公司金融理论都是考察理性的经理人面对非理性的投资者会做出何种反应。如前所述,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考察经理人自身的非理性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虽然主流经济学认为, 很多公司拥有设计好的并已投入使用的机制(如给经理人股票期权或者使用债务约束等) 来解决经理人的问题, 这使得经理人的道德风险能够被有效地降低, 故其“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这一点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这些机制对于“非理性”的经理人几乎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因为即使这些经理人认为他们是在最大化公司的价值, 而事实上他们却并没有———即非理性的经理人同非理性的投资者一样, 不能认识到自身的非理。这样, 由于经理人认为他们已经在做“正确”的事情了, 故股票期权或债务约束将不可能改变他们的行为( “非理性的”) 。Heaton (2002) 也分析了管理者的过度乐观(即经理人高估他们公司未来表现将会非常好的概率) 对公司的影响。他认为这可以解释优序融资(Pecking Order) 理论———即企业融资的顺序是先内源融资, 后外源融资。由于经理人比资本市场更乐观, 他们相信他们公司的股权是被低估的。于是,除非经理人用尽了内源资金或债务资金, 他们是不愿意发行股票的。

四、结论与建议

公司金融学论文篇（9）

一、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1952年，Markowitz发表的证券组合选择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此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金融理论先后出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为基础，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现资组合理论（MPT）为理论基石的现代金融理论确立了其在金融经济领域的主流地位。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EMH和CAPM相矛盾的实证探究不断涌现，发现了许多和之相悖的现象，即异常现象。更为重要的是，EMH和CAPM是无法为经验探究所验证的。如Roll(1977)的探究表明，CAPM是不可证实的。Fmam（1991）也承认，EMH本身是无法检验的，因为它的检验必须和有关预期收益的某个资产定价模型联合起来才能得到检验，否则就是一个等式确定两个变量，而这是无法得到检验的。在众多对标准金融学进行批评和改进的流派中，行为金融学无疑是最成功的。随着行为经济学家Kahneman教授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行为金融逐渐成为未来金融学探究的方向。

行为金融的理论基础是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和有限套利(limitedarbitrage)。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套利受多方面的限制，包括卖空的限制（有风险，有成本）和替代资产的不确定性等。同时心理学探究证实，人类的心智、生理能力受到各方面的约束，因而不是无限理性的。常见的有限理性认知偏差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摘要:

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摘要:心理学探究发现摘要:人们往往过于高估自己的判定能力,当人们称对某事有90%的把握时,成功的概率往往只有70%。在金融活动中这种心理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度自信在投资活动中表现为投资者喜欢频繁交易(换手率居高不下),这会降低投资者的回报。

2、参考点(ReferencePoint)摘要:参考点指的是人们评价事物时,总要和一定的参照物相比较。在参考点四周,人们的态度最有可能发生变化。参考点可以是特定时间的组合市值、单个证券的购买价格或者是托付给基金管理人的金钱数。参考点可以理解为进行比较的个人视点,据以构建不同情形的“目前状况”。

3、过度反应(OverReaction)和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摘要:过度自信的另一个结果是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股票市场过度反应的例子是投机性资产价格的过分波动,反应不足的例子是,当新的重大消息到来后,股票市场的价格反应趋于滞后。

4、典型启示(TypicalInspire)摘要:所谓典型启示是指人们喜欢把事物分成典型的几个类别,然后在对事件进行概率估计时,过分强调这种典型类型的重要性,而不顾其他潜在可能的证据。如大多数投资人坚信“好公司(名气大的公司)”就是“好股票”,这是一种典型启示。这种认知偏差的产生是由于投资者误把“好公司”等同于“好股票”。

5、损失厌恶(AversiontoLoss)和后悔厌恶(AversiontoRegret)摘要:损失厌恶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损失厌恶反映了人们的风险偏好并不是一致的,当涉及的是收益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厌恶;当涉及的是损失时,人们则表现为风险寻求。后悔厌恶是指当人们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时,会对自己的决策感到痛苦。为了避免后悔,投资者从强烈的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受人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后悔的情绪反应或感觉会有所降低。

行为金融学建立了期望理论(ProspectTheory)、行为资产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BPT）、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AssetPriceModel,BAPM）等重要理论。行为金融在对传统标准金融的改进在很多地方已经非常成功，不过行为金融主要的目标是解释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对公司财务方面的论述不多，因此本文试图将行为金融理论引入公司财务，对原有公司财务理论进行改进。公司财务主要分为筹资、投资、股利分配和一些专题如并购、重组等。我们这里主要讨论行为金融在筹资中的应用。

二、财务管理中引入行为金融理论

现代财务管理或者被称为公司财务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国外的发展也不过100年左右的时间，而规范化的探究只有50年左右的时间。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之前财务和会计是不分的，这也极大地妨碍了公司财务在我国的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资本市场迅速发展，财务管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专门针对财务管理的探究也越来越多。

其实在国外的学科划分中，财务管理一般被称为公司理财，同一般金融学（即金融市场）一同组成了标准金融学，而标准金融学正是主要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的摘要：完全理性，有效市场，随机游走（randomwalk）。所以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同标准金融学一样主要包括有效市场理论（EMH），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期权定价理论（OPT），理论及不对称信息理论等，也就是现代标准金融学的理论基础。

财务管理在发展成熟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缺点，正如Kaplan教授的在其名著《管理会计兴衰史－相关性的遗失》中对管理会计的描述一样，财务管理也面临着相关性遗失的新问题。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务有所脱节，其原因一些学者也曾经论述过，如理论探究的滞后、框架需要改进、没有加入新生事务等。那么其中理论基础假设的不合理应该是重要因素，因此应该借助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最新发展，在财务管理中改变完全理性和有效市场的基本假设，使得理论更加趋向于实际。作为经理人在公司的决策中也经常受认知偏见、厌恶损失、过度自信、锚定等因素的左右。具体说来，在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行为阻碍，一个在公司内部，一个在公司外部。我们称第一个为行为成本，它们是因为经理人的认知缺陷和情感影响而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的成本或价值损失，行为成本会损害价值创造。第二个阻碍产生于市场分析师和投资者的行为错误，这些错误可以引起基本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偏离。

自从Stein(1988)开创性地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公司财务领域，引发了行为公司财务（behavioralcorporatefinance）新问题的探究。经过了几十年的进展，该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探究成果，从而推动了财务管理的发展。Baker等(2004)将行为公司财务的探究分为两个领域摘要：一是管理人员理性而投资者非理性，主要分析在公司价值或公司股票被错误定价时，管理人员作出理性投资融资决策；二是管理人员非理性时的非凡偏好和认知错误对决策的影响。因此，行为公司财务的主要探究新问题是摘要：a、非理性的投资者是否影响理性管理者的资本配置行为；b、管理者非理性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影响及投资者的反应。本文对其中的筹资行为进行讨论。

三、筹资中的行为影响

在企业的筹资中最重要的是资本结构，和债务结构。在确定资本结构和债务结构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行为阻碍因素,一个来自于公司内部的管理人员,一个来自于公司外部的投资者。前者我们称之为行为成本,行为成本减少价值创造,它是由经理人的认知偏差和情绪波动所造成的。后者则源于投资者和职业证券分析师的行为偏差。他们导致证券市场价格背离证券基本价值,并干扰经理人的决策制定。

标准金融学对于企业融资决策的理论探究,主要是以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开创性论文《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中给出的理想条件下企业价值和资本结构无关性命题———即MM定理为中心来展开的。由于MM定理中的相关假定和现实情况有比较大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权衡理论（tradeoff）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破产风险,进一步完善了资本结构理论,使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引起各国的重视。权衡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Kraus（1973)、Rubinmstein（1973)、Robichek,Mayers（1966）、Scott（1976)、Mayers（1984)等人,他们模型基本引自于MM理论的修正模型,把MM定理看成只是在完全和完美市场条件下才成立的理论,而认为现实市场是不完全的和不完美的,而税收制度和破产惩罚制度就是市场不完全和不完美的重要体现。早期的权衡理论认为,制约企业无限追求免税优惠或负债的最大值的关键因素是由债务上升而形成的企业风险和费用。企业债务增加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破产的可能性也增加。随着企业债务增加而提高的风险和各种费用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从而降低其市场价值。因此,企业最佳融资结论应当是在负债价值最大化和债务上升带来的财务危机成本以及成本之间选择最适点。换言之,正是这些约束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破产机制)致使企业不可能实现100%的债权融资结构,理想的债务和股权比率就是税前付息的好处和破产和成本之间的平衡。这一理论也可以说是对MM理论的再修正,从而更接近实际。而后Diamond（1984)、Mayers（1984)等人对权衡理论进一步进行了完善,他们将负债的成本从破产成本进一步扩展到成本、财务困境成本和非负债税收利益损失等方面,同时,另一方面,又将税收收益从原来所单纯讨论的负债税收收益引申到非负债税收收益方而,实际上是扩大了成本和利益所包含的内容,把企业融资结构看成在税收收益和各类负债相关成本之间的平衡。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Ross首次将非对称信息引入资本结构理论中,假设企业的经营者对未来收益和投资风险有内部信息,而投资者没有,投资者只能依靠经营者披露的信息间接地评价企业的市场价值。资产负债率或企业债务比例就是将内部信息传给市场的工具,由于破产概率和企业质量负相关而和债务水平正相关,外部投资者会把较高负债视为高质量的信号。负债比例上升表明经理者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高期望,传递了经理者对企业的信息,同时也会促使经理者努力工作,企业的资本成本得以下降,企业市场价值随之上升。Mayers的新优序融资理论是最早系统地将不对称信息引入企业融资理论探究,在这里,Mayers（1984)采用了另一位经济学者Townsend（1978)早期提出的“优序融资”的概念。其理论基本点是摘要：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1)企业偏好内部融资甚于外部融资.(信息部对称只和外部融资有关)。(2)股利政策为既定,所以因发放股利被削减的部分无法用于为资本支出提供融资,且因此现金需要量的变动不会被短期股利变动所化解,换句话说,净现金的变动体现为外部融资的变动。(3)倘若资本投资需要外部融资,企业将首先发行最平安的证券,即债券优于股票.假如内部产生的现金流量超过资本投资,剩余部分先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用于回购股票及退股.随着对外部融资需求的增加,企业沿着优序融资的顺序向下,从平安性的债务到较有风险的债务,或许还会得到可转换债券或优先股股票,最后才轮到股票。（4）因而每家企业的负债比率反映其对外融资的累积需求。因此,其优序融资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摘要:偏好内部融资,假如需要外部融资,则偏好债券融资。随后,Mayers和Majluf在共同合作的“企业知道投资者所不知道信息的融资和投资决策”一文中建立的Mayers一Majluf模型,系统地论证了这一观点。

可以说,上述主流理论都是在“资本市场有效性”这一前提条件下来探索企业的融资结构和投资决定的,即它们都是探究理性的企业及其经理人在面对理性的资本市场时应该如何进行最优的投融资决策。但大量的实践观察和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的实际投融资行为并不能用上述理论完美地解释。随着资产定价领域对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的重新实证和质疑及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人们开始从行为金融的视角关注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并相应产生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Stein(1996)为从行为金融角度讨论企业的融资新问题及本文随后将介绍的企业投资决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他指出,当一个公司股价过高时,理性经理人应发行更多的股票以利用投资者的热情。反之,当股价过低时,他应该回购股票。这一证券发行模型可称为“市场择时(MarketTiming)”理论。而接下来对企业融资选择行为和资本结构的观察和实证表明,有关证券发行时机选择的现实证据是和这一模型显著一致的。首先,在总体水平上,Baker和Wurgler(2002)的实证探究表明,当总体股市价格高企时,全体新发行中新股发行所占的份额——即“股权部分”较高;反之,当总体股市低迷时,全体新发行中的股权部分则较低。这暗示了公司是在根据资本市场条件的变化来选择融资时机。究竟股价高企时,经理层将会在股价回归到一个更理性的价格水平之前发行更多的股权。这一实证探究成果,无疑印证了上述的“市场择时”理论。在单个公司水平上,有很多论文曾证实摘要:证券横截面收益的可猜测性间接地表明企业经理层在对证券发行的时机进行选择。Daniel、Hirshleifer和Subrahmanyam(1998)的模型表明,证券市场上存在一种证券横截面收益的可猜测性,即在股票首发或增发之后,其长期收益很低,而股票回购之后的长期收益却很高。这种证券收益的可猜测性是和“市场择时”理论相一致的。因为,假如公司在相信其股价被高估时发行证券,在股价被低估时回购证券,那么,企业资本结构中较多的股权将意味着公司未来的收益会降低,究竟其是在市场高估企业价值时由企业发行的。同理,企业资本结构中较少的股权将意味着公司未来的收益会提高。此外,对“市场择时”理论的更多支持还来自于调查的证据。Graham和Harvey(2001)对300多家美国公司管理层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的CFO(首席财务官)中67%的人说当发行普通股时,“股票市场对公司股票价格的高估或低估是融资行为的重要考虑因素”。由于市场择时理论可以成功地猜测股权发行的模式,这使得它也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究竟,一家公司的资本结构可以被看作仅仅代表了它在一段时间内累积的融资决策。例如,考察两家在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有形资产比例和现时市净率(市值/账面值比率)等传统观念中认为会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指标上都比较相似的公司。假设在过去,公司A的市净率比公司B要高得多。依据市场择时理论,公司A的经理人将会利用这种价值高估而发行更多的股权,故公司A今天的资本结构中就有可能有更多的股权。Baker和Wurgler(2002)的实证探究证实了这一推断。他们证实,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一家公司的加权平均历史市净率是对公司今天的资本结构中股权比例的一个很好的横截面猜测指标。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有相当的证据表明,由投资者非理性导致的市场非理性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决策,进而对企业的资本结构产生影响。上述我们讨论的行为公司金融理论都是考察理性的经理人面对非理性的投资者会做出何种反应。如前所述,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考察经理人自身的非理性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虽然主流经济学认为,很多公司拥有设计好的并已投入使用的机制(如给经理人股票期权或者使用债务约束等)来解决经理人的新问题,这使得经理人的道德风险能够被有效地降低,故其“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这一点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其中最大的新问题就在于,这些机制对于“非理性”的经理人几乎不可能起到任何功能。因为即使这些经理人认为他们是在最大化公司的价值,而事实上他们却并没有———即非理性的经理人同非理性的投资者一样,不能熟悉到自身的非理。这样,由于经理人认为他们已经在做“正确”的事情了,故股票期权或债务约束将不可能改变他们的行为(“非理性的”)。Heaton(2002)也分析了管理者的过度乐观(即经理人高估他们公司未来表现将会非常好的概率)对公司的影响。他认为这可以解释优序融资(PeckingOrder)理论———即企业融资的顺序是先内源融资,后外源融资。由于经理人比资本市场更乐观,他们相信他们公司的股权是被低估的。于是,除非经理人用尽了内源资金或债务资金,他们是不愿意发行股票的。

四、结论和建议

公司金融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27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1 21 02-0121-08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公司高额现金持有问题的相关研究颇多。Opler等(1999)实证分析了公司所持高额现金的使用问题；江龙和刘笑松(2011)经分析认为上市公司在经济衰退时期具有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周伟和谢诗蕾(2007)研究了制度环境等对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Kim等(1998)研究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持有比例为8.1％，Ozkan等(2004)研究发现英国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持有比例为9.9％，而中国上市公司在2005-2009年间的平均现金持有率竟高达19.6％。那么，中国上市公司持有高额现金的主要动因及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对此，本文试图作较深入的探究。

二、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高额现金持有行为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其一，委托理论。该理论是由Jensen和Mecking(1976)首次提出。Jensen(1986)一步研究了自由现金流的成本问题，指出企业管理者宁愿将多余的现金投资于那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也不愿发放给股东，因而自由现金流的问题容易导致公司出现“过度投资”。其二，融资约束理论。该理论首先假设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由于受到交易成本、柠檬溢价和财务危机成本等诸多因素影响，内外融资成本差异较大，公司外部融资受到较为明显的制约。虽然管理者和股东之间表现为利益趋同，但融资约束公司往往存在“投资不足”问题。早期的融资约束理论主要研究公司投资问题，Fazzaxi、Hub-bard和Petersen(1988)在该领域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贡献。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研究中发展了现金持有政策的融资约束理论，并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如Schure模型、Kim-Mauer-Sherman模型等。上述理论均来自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获得西方发达国家公司财务数据的经验支持。但是，当前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理论解释的探讨较少，且尚无定论。因此，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下文将分别介绍委托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对于高额现金持有行为的研究情况。

(一)委托理论与公司高额现金持有

已有研究表明，委托问题存在于管理层与外部股东、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高额现金持有是公司管理层侵害外部股东利益、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表现形式。Jensen(1986)的自由现金流理论认为，问题源自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就股利发放所产生的利益冲突。管理者有动机持有大量的现金储备，从而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不仅如此，管理者还有将多余的现金投资于价值受损或是净现值为负项目的冲动，由此导致“过度投资”问题。Easterbrook(1984)指出，管理者所有权和公司现金持有量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性。最初，随着管理者所有权比例的增加，管理者所有权和公司现金持有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现为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趋同效应(Alignment eriecl)；但随着管理者所有权比例的持续增加，管理者所有权和公司现金持有量之间转变为正相关性，表现为管理者职位固守效应(Entrenchment effect)。Dittmar等(2003)认为，在控制了行业因素影响之后，国家对股东权利的保护程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负相关。相对于保护程度最低国家的上市公司而言，保护程度最高国家的上市公司其平均现金储备大约减少25％；当控制住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因素后，这种差异更高达70％左右。因此，他们认为研究结果比较符合委托理论，即公司管理者想尽办法增加现金持有量。除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在问题之外，后期的研究文献强调了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如Shleffer等(1997)指出，对于某些国家，具有控制权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问题产生的根源。Faccio等(2002)认为，当大股东获得公司的大部分控制权时，他们可能具有增加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动机，以便从高额的现金持有中获取控制权私人利益。此外，La Porta等(2000)还研究了一家比利时公司的大股东如何占用现金进而“掏空”该公司的案例。

(二)融资约束理论与公司高额现金持有

融资约束理论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司内外部融资成本存在着显著差异，内部融资成本通常低于外部融资成本，并且两者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对于融资约束公司而言，投资所需外部资金的获取会受到限制，由此便产生投资低于最优水平、投资决策过于依赖公司内部资金的问题。因此，高额现金持有的主要优势在于能为融资约束公司提供一种成本较为低廉的资金来源，在公司具有较好的投资机会时，允许该公司投资于那些价值增值的项目，进而缓解投资不足的问题。Fazzari等(1988)针对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的关系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面临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的投资支出不仅取决于投资机会，而且取决于公司的内部现金流。Opler等(1999)研究发现，现金持有量与债券等级水平以及是否具有债券等级呈负相关关系，债券具有投资等级的公司所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相对较低，因而融资约束公司比非融资约束公司持有更多的现金储备。Almeida等(2004)建立了一个公司流动性需求模型，利用该模型预测的结果显示，公司因预期到未来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在当期积累较多的现金持有量。不少相关实证研究均发现，融资约束公司具有显著为正的现金一现金流敏感性，融资约束公司较非融资约束公司表现出更高的现金积累倾向与偏好，会将当期所产生现金流的一部分置存，以备未来投资之需。Faulkender和Wang(2006)指出，公司现金持有量能够让融资约束公司在其他来源资金的成本较高或其他来源资金不可获取的情况下及时把握住有利的投资机会，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公司潜在的投资不足问题，进而增加股东财富和公司价值。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研究样本数据来自于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NAIl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统计年鉴。本文选取2005-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进行了如下处理：一是剔除金融类和房地产业公司，主要考虑到这两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具有特殊性；二是剔除ST、PT公司，主要考虑到这些公司财务行为可能出现异常变化；三是剔除2005-2009年当年上市的公司，考虑

到公司IPO对现金持有量影响较大；四是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会面临不同的监管环境，并由此影响其现金持有政策。

(二)高额现金持有公司的现金持有情况

根据以上标准最终选取了125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本文把2005-2009年间连续5年货币资金／总资产比例大于10％的共359家公司定义为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剩余的891家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公司；同时，为减少行业因素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本文对样本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现金持有量进行了行业调整，即每家公司实际现金持有比例减去该公司所处行业现金持有率的中位数。表1列示了高额现金持有公司的现金持有情况。

由表1可知，在2005-2009年间，高额现金持有公司现金持有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2356(0.2072)，这一结果经过行业调整后为0.0817(O.0565)，均远远高于相应控制样本的现金持有量0.0597(0.0618)和经行业调整后的-0.0716(-0.0692)，而且两类样本之间的差异在l％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三)高额现金持有公司的主要特征

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具有哪些主要的公司特征呢?是否可据此区分公司持有高额现金的动因?换言之，可用于解释公司持有高额现金动因的，是委托理论还是融资约束理论?为此，本文选择了2005-2009年共5年的平均总资产对数值、平均高管持股比例、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股利支付率、平均管理费用，营业收入、平均的市账比(Market-to-book ratio)六个公司特征变量，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2列示了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有关公司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