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美术教师的素养包括先进的教育观，广博的社会文化知识，开放的审美情怀，多元美术知识结构，明澈的美术发展视野等。如此，给21世纪的美术教育者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一个合格的美术教师除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文化科学基础知识；除了具备完成美术教学的综合能力外，还应具备合理、全面的美术学科素质结构。
现代美术教育课程理念是多元的和具有通过性的，这里有两个核心的概念：一是“通道”，二是“经验”。所谓“通道”是指它对学生素质教育的贡献体现在它具有一种非达标性的目的设定，“过程及目的”。所谓“经验”是指它通过具体的审美实践活动，对学生施加影响，促进学生人生体验的丰富。美国教育家艾斯纳所倡导的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简称DBAE（学科基础教育）。他尊重美术教育的学科独立性，强调美术教育学科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些理念对世界美术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和影响。美术批评、美术史、美学以及美术实践，在专业化的美术教师素养中都具有核心的价值。而具体到现代美术教师所应该具有的能力结构包括：⑴人文素养。⑵教育理论及实践能力。⑶美术文化拓展及研究能力。除此之外，现代美术教师还应不同程度的具备丰富的姊妹艺术知识、前瞻的文化发展观。
现代美术教育专业课程构成与设计
现代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的课程设计应以现代中小学美术教师综合素养的建设为基础，以推动中小学美术文化的普及，推动中小学生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完满为核心价值目标。
本科四年的美术教育专业，美术师范生所要学习的课程应包括基础文化知识类课程，普通教育基础理论类课程，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类课程，美术理论与专业实践类课程，艺术文化素质拓展类课程等五个部分。
1.基础文化类课程应涵盖基础人文学科和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文化常识。它是作为教师素养的基本保障和学习钻研更深层的艺术教育以及美术文化的基础。一般大学都会开设诸如大学语文、大学外语、哲学基础、现代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等文化课程。这些课程一般不作为学生专业技能的主体学科而开设，应该在具体内容和程度上合理配置。
2.普通教育基础理论类课程是教育类专业的通修课程，包括教育学、教育政策与法规、教育心理学、教师口语、现代教育技术研究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是所有教育专业学生的基础理论与素养的保障，也是学生获取教师资格证的必修课。
3.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类课程是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第一大核心专业课程。它具体包括：美术教育史、美术教学方法论、美术教学实践（或美术教育见习与实习）、现代美术教育研究与论文写作等。往往在美术学院的教育专业中很多学生并没有把这些课程当作专业核心课程来看待，更多的是把它们笼统的归类为文化或理论课程，这是本质性的错误。造成这样的认识究其原因根本来自于学科教育中对这些课程的性质、作用以及价值的忽视。加上美术学院大的教学环境中对美术实践类课程的推崇与侧重，也是使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加强对这些课程的核心地位的引导也是专业课程建构中的重要环节。
4.美术理论与专业实践类课程是美术教师美术专业素养的基础。它的地位仅次于美术教育类课程，是美术教育专业课程构成中的第二大核心。对于它的构成应具有现展的课程观念，应具有包容意识和综合意识。其中美术文化理论课程应包括：美术史、美术概论、美学（或艺术哲学）、美术批评、现代美术研究、艺术比较学等。其次，美术专业实践类课程可以因不同的校本资源来合理配设。建议开设课程包括：造型基础（以现代开放的素描实验为基础）、色彩基础（色彩知识与主观色彩表现实践）、自由绘画（自觉的、自主的、非特定媒介的绘画实践）、现代媒体艺术、综合艺术实践（以社会生活与现实为背景，开展总体的、综合的、多元的视觉表述、艺术策划）等。另外，传统的书法、国画、油画、工艺设计、版画、雕塑（或陶艺）、水彩、水粉、摄影等可以以选修的形式开设，具体的内容则以鉴赏和基础技法训练为主，点到为止。
5.艺术文化素质拓展类课程是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得以滋养与丰满的途径。各学校应结合自己的办学基础开设相关的拓展课程以供学生选学。在这个板块中综合类大学相较于美术学院更显得得天独厚。建议所开设课程应尽可能的宽泛和丰富。可开设的课程如：艺术人类学、艺术市场学、音乐鉴赏、现代艺术传播与媒体研究等等。
对综上这些课程的课时配比需依据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各学校资源的整合、综合利用的整体考量之后来设计。建议在第一部分基础文化类课程中做到文理兼容，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在第二部分普通教育基础理论类课程中，尽可能做到对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经典的教育理论综合阐释，兼容并蓄使其具有包容性。在第三部分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类课程中，应尽可能多的展示国内外最优秀的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研究与调研、总结相结合。在第四部分美术理论与专业实践类课程的设置中，应以前瞻的眼光来看待发展中的美术文化，以作为素质教育要求下的中小学生的美术需求为出发点，以美术教师综合的现代美术能力的培养为目标来设计。在第五部分艺术文化素质拓展类课程的设计中，应充分的考虑到现代美术教师应具有的艺术文化素养的广博性和可延展性。
具体到每个课程板块的比重，因第一、第二部分为国家调控课程，已基本固定。第三、四、五部分的课程内容应至少是等分的比例。其中第三部分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课程的比例应保持2：3左右。第四部分则较为复杂，建议美术理论课程与美术实践课程的比例为2：1；美术理论课中传统美术文化与现代美术文化的比例应保持2：3左右；创造性、实验性美术实践课程与传统技法实践课程内容的比例至少保持1：1的比例，甚至2：1。在美术实践课程中民间 美术的研究与实践内容应占到其总内容的1/4左右。现代美术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创造与管理也应该在所有课程中有所涉及。第五部分艺术文化素质拓展类课程应兼顾到传统与当代、理论与生活实践相互补的原则。
如此设计与配比是基于对现代美术师范生的自身素质的需求而考虑。总体设计理念是立足当代美术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以美术的发展为前瞻，以美术文化的传统为滋养。也只有具备了当代意识的美术教师，才能在美术传播中紧密的联系生活，发觉现实世界的审美本质。
现代高等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课程实践研究
明确了美术教育专业课程组织的方法与原理，还应该对不同的美术课程实践有一定的理解和认知。课程的实施包括课程定位、课程研究、课程实践、课程总结与评价四个部分。
1.课程定位是课程实践的基础。每一门课程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设计目的。特定的课程针对受教者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促使受教者在某一方面得到完善与发展。每一门课程与其他课程都具有关联性，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互为基础。认识每一门课程的目的、意义与价值是进行课程实践的开始。
在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课程中所罗列的美术教育史、美术教学方法论、美术教学实践（或美术教育见习与实习）、现代美术教育研究与论文写作课程就具有关联性。其中美术教学方法论是美术教学实践的前提和指导。美术教学实践是美术教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与检验。美术教育史是理论与实践知识的补充，现代美术教育研究与论文写作则是所有这些课程的总结与深化。这几门课程的安排也应由浅入深，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总结。
2.课程研究是针对不同课程的具体内容、秩序、组织、知识点、难点、重点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对课程的深入研究是课程实施的关键和保障。
比如在美术理论课程中，美术史的内容就应该有所侧重。因为课程时间的限定，合理分配教学内容就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对于非艺术史论专业32课时的西方美术简史授课内容里，西方传统美术文化与现代美术文化的内容合理的比例应该是40%比60%。而在中国美术简史的教学中，32课时的教学时间里对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与现当代美术文化的比例则应该是70%比30%左右才更合理。
在美术实践课程里，自由绘画的提出和设立则意在模糊传统的国画、油画、版画等狭隘的画种界限。鼓励学生自主的选择工具媒介，自觉的寻找适合自己的艺术造型语言。从而自由的吸纳更多元的美术技巧，创造更为原创的、丰富的视觉信息。
3.课程实践是对课程的具体实施和体验。不同的美术课程实施的方法存在极大的差异，没有绝对的正确与标准。教师在课程实践的过程中应保持主导的地位，参与与旁观相结合。
理论性课程建议以学生课外的资料收集、整理，加课堂讨论为主。教与学双方提出问题以学生自主研究并解决问题为目的。美术史类的课程则建议以比较美术的方法来展开。
实践类的课程也由学生自己提出方案，学生个体独立实践与集体小组实践相结合。教师适时地旁观与指导整个过程，但不能生硬地左右学生的实践成果。
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从内容上来分，一般可以分为三个板块，新闻学理论及技能、体育运动基本理论、文学语言类知识。而各个高校的不同课程体系主要体现在不同板块的课程数量结构的区别。
（1）新闻学理论及技能类课程开设情况。作为体育新闻专业的主干课程，新闻传播类课程是各高校在课程设置中的核心和重点，这也是学生在校期间主要研习的课程内容。从数量上来看，新闻转播类课程一般为13门上下，几乎占了专业课程的50%。虽然在开设的课程科目数量上，各高校并无太大差异，但在开设的科目内容上却存在明显的不同。
很明显，在开设科目的选择上，各高校也将不同的人才培养理念融入了其中。如在北京体育大学的新闻传播类课程中，并没有出现传统的“采、写、编、评”课程，而是出现了广告学、公共关系学这样的课程。由此可见，该校并没有将新闻行业作为毕业生的唯一就业培养方向，而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向其他传媒产业发展。这与北京地区人才密集，就业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不无关系。与北京体育大学相似，广州体育学院在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中也加入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媒体经营管理课程，将经营类课程加入课程体系，体现了广州体育大学与其他高校不同的人才培养方向，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领先的沿海地区的区域特色。
（2）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体育新闻专业是新闻学与体育学的交叉学科，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体育新闻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兼具新闻类学科能力和体育类专业知识的综合型人才。在进行体育新闻专业课程设置中，几所高校都在课程体系中加入了一定数量的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
从人才培养目标的角度看，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的开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不同的高校对于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理念的区别。
在现有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体系中，各大高校的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主要有两种开设形式。一种是开设纯体育类课程，该类课程旨在提高学生体育类知识，凸显学生的体育特长。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北京体育大学一直以“大体育”的办学理念建设体育新闻专业，因此在课程设置中对于学生的体育特色予以了相当的重视。在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新闻专业的课程中，共开设有7门纯体育类课程：体育概论、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运动人体科学概论、体育教育训练学概论、运动项目概要、民族传统体育学概论、奥林匹克运动；另一种开设形式则是将体育类课程与新闻类课程融合，形成交叉类课程。该类课程淡化了体育特征，转而将体育融入到新闻课程中。这类课程在各高校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体系中都有出现，但数量不多，课程内容也大同小异。以广州体育学院为例，广州体育学院在进行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中，着重毕业生的媒体适应性，在课程设置中也一直淡化学生的体育特色，因此仅开设有体育媒体通论一门体育新闻类课程。
（3）在体育新闻专业开设的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中，我们还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无论开设的是纯体育类课程还是体育新闻类课程，内容上基本都限于理论类课程，而且多以体育人文类的课程居多。这也反映出现在阶段体育新闻专业建设中，高校普遍将体育与新闻的结合点放在体育人文方面的现状。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我们也就不难找到专项体育记者缺乏的原因。
（4）文学语言类课程。在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体系中，文学语言类课程也是专业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类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这一类课程在各高校的开设情况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上都区别不大，开设数量一般为4到6门，内容上基本以文学概论、中外文学史、古代文学和文学作品阅读为主。
[作者简介]刘建和（1973- ），男，浙江绍兴人，浙江财经大学投资系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证券市场和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0-0142-02
随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努力使其金融市场全球化，10年后A股市值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自从中国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股市市值第二大的国家，中国两大证交所――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市值总和为4万亿美元左右。而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股市市值有可能超过美国。
一、提出问题
如此庞大的证券市场需要得到维持以及发展，必须依靠大量的证券人才才能得以实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证券市场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呈现出复合型、高端型、高素质、具有创新和竞争意识多方面要求并进的特点。培育具有这些特点的人才，有必要对内地的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专业化本土化改革。
林毅夫曾指出“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决定社会科学理论的贡献大小”。当前金融大学科的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历史长，制度设计比较完备，而内地金融市场发展时间短，制度建设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如何利用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对内地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进行安全分析，这是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本文认为进行专业化本土化改革研究，就是要把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结合内地金融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化和本土化，使得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适应本地金融市场的要求。一方面，课程体系改革的目的是可以把金融证券理论与中国股市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可以用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面向实务；另一方面，课程体系改革的结果是培养能够把金融证券理论与中国股市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人才，这样才能面向金融类企业对于实务人员的需求，推动金融市场合理化发展。
二、金融证券类的课程体系设计
内地学术界对于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立，虽然基本上沿袭海外金融体系的模式，但是受到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的特征的影响，金融学专业教育主要以银行管理为主体，与金融学理论以投资学和公司金融为主体存在一定的差异。正是如此，随着内地证券市场的发展，内地学术界对金融证券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这些成果主要可以归类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
宏观上，对于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诸多学者提出了不多的意见和建议。如“内地金融学内涵界定模糊，理论和学科建设滞后”“美国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较灵活丰富，培养目标侧重于实用性”“我国金融学的教学有必要跟上时代步伐，增养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人才”。微观上，主要是对于学科体系中某门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如“应发展实验金融学来推动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案例讨论是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的关键环节”。还有个别学者从“分层化教学的角度提出对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改革”。
从这些前人的教学改革研究上，不难发现仍具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发展的方面。目前内地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置与海外相比差距并不大，也具备了从金融学、金融市场学、金融经济学到投资学、金融工程、期权期货及衍生工具等一系列课程，也充分应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和案例教学的方法。正是如此，笔者认为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症结在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问题，并试图提出一种针对整个课程体系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三、目前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
综上所述，金融证券类学科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如何利用西方的金融证券类理论体系对内地的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进行剖析，以使得内地的金融证券类人才的培养符合内地金融市场的需求，这是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面临的重点，但是现有高校的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更多地专注于理论体系的传授。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提出，能够有效地解决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实用性问题。总体来看，笔者发现现有的相关课程体系设计存在三个方面缺陷。
（一）论文教学走形式
虽然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培养方案中会设立一些关于文献研读或是论文写作方面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的安排时间一般都是偏向于最后的一个和若干个教学学期。但是对于相关涉及的学生来说可能要求的学分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所以这方面的课程可能会由于选课人数不够或是其他原因而开设不了，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只能依靠自己去自学论文的撰写而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教学。正如孙音在《探讨当前金融学研究方法及研究生教育存在的缺陷》一文中所认为的那样，甚至连金融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缺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体而言，论文的教学并不符合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要求。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内地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金融学基础课程主要是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等。一方面，基础课程体系主要侧重于宏观研究，使得学生对内地金融业的运作机制理解不多；另一方面，课程体系设计偏重理论性的文字描述，相关数理知识类课程相对较少。同时数理经济学方面课程设置虽然比较重要，但实际这方面许多课程有可能设置为选修课且被学生认为难度过高而选择性忽略。
（三）教学内容有偏差
同时内地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在教学上缺乏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案例实践。内地相当大部分的投资者在投资分析中以技术分析为主，因此证券分析课程中教学内容也往往偏向技术分析，对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的内容涉及较少。学生也以为A股并不适合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对课程的学习重视程度不足。这种思路的偏差使得固定收益证券和投资学等课程中大量的价值评估内容被学生认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同时，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中大量使用海外的案例进行教学，最终导致理论的教学与内地金融市场尤其是A股的实践相脱节。
四、提高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对策
正是如此，针对目前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提高专业化和本土化方面来弥补。
（一）提高课程教学专业化
要提高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专业化特别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1.加强写作能力的培养。以普通高校的金融专业研究生教学培养方案为例。许多高校并未设置有关应用文（特别是研究生论文）的培养，即使是设置了例如像文献选读这样的课程，但是这些课仅是面对各自的相关专业方向。有相当部分金融证券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为券商、投资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投资管理部或投资银行部等相对专业的投资岗位。因此，本文建议在研究生期间第一学期或在本科生大三年级就开设一门应用文或毕业论文写作的必修课程，不仅系统地教授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文书格式，而且详细为学生撰写论一个全方位的引导与讲解。
2.完善课程体系的设置方向。内地的金融学科体系主要面向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两大专业为主，就业方向上以商业银行为主。随着内地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体系由以银行为基础将会逐步转变为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体系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那么相关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有没有可能在内容上进一步向证券投资和公司金融为主体的微观金融学科靠拢？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有必要在方向上进行调整，逐步从货币银行学方向向公司金融和金融工程方向进行转化和完善。比如，通过在大金融专业方向下设置各个小专业的做法有效实现从原有的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转变化以银行、证券、保险、金融工程等多学科的大金融专业为主。
（二）课程设置的本土化需求
金融证券类专业课在教学上有必要在更高层次上提供本土化的理论内容。
1.完善专业课程体系的层次化。比如在金融学专业基础理论课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上，金融工程专业方向作为必修课可以以数理经济的理论教学为主体，其他专业可以作为选修课以投资学和公司金融基础理论教学为主体；本科学生可以以说明分析为主讲述主要的教学内容，而对于研究生则可以量化推导为主讲述主要的教学内容；同时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从应用和数理推导的角度进行教学内容的再分层设置。而其他的专业课如投资学、金融工程学也是如此，都可以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I、II和III等层次的进阶课程，进行分层次教学。
2.提高课程教学的本土化。刘建和、吴纯鑫在《金融证券类专业课本土化改革方法浅析》一文中把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从不同层次递进分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金融工程等。笔者进一步认为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之下分别进行本土化案例的培养和完善。比如，虽然贴现率的不确定使得贴现现金流模型（DCF法）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但是可以从特定行业出发应用DCF法，同时设定不同的贴现率进行敏感度分析。这样就可以从A股市场中选择相应的实例让学生利用DCF法的敏感度分析来对上市公司进行基于现金流的价值评估。
当然，笔者也不过从专业化和本土化等方面对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教学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分析，也希望相关专业人士能够对金融学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探讨，共同推进内地金融证券类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为金融证券产业培养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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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7)03-0077-04
Abstract:It is not only a problem of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how to define the character of PE course, but also a specific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urgently solved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is research will bring PE course into the category of “curriculum” From the logical relation of “Culture-Education-Curriculum education-PE syllabus-the Formation of people of a new type”, this research also expounds and proves the viewpoint that the basic character of PE course is “to regard the continuity of sport culture as platform, and to make the new generation become the people of a new type required by the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Meanwhile, aiming it criticizes the tendency of “non-curriculumization” of the theory of physique
Key words: education； curriculum；the character of PE course； culture；people of a new type；physique (health)
1 问题的提出
增强体质（或增进健康）与运动技术（技能）学习孰为主次的讨论或争论，是我国体育课程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尽管在过去的《体育教学大纲》或现在的《体育课程标准》中，都没有否定运动技术（技能）在体育课程中具有一定的位置，但是从课程改革前将“增强体质”作为体育课程教学的根本任务，在课程改革以来将“健康第一”作为体育课程指导思想的提法本身，已经明显地看出运动技术（技能）处于附属的位置。
无论争论的双方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实际上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定位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如果说这种争论仅仅限于理论认识层面，那当然不妨继续争论下去，然而，体育课程本身是一个操作性的教育活动，不同的学术观点在现场的操作中虽然都同样表现为身体运动的形式，因此，对体育课程基本性质的不同定位必然决定现实操作中侧重的不同。
比如当体育教师按照“增强体质”或“增进健康”的理论认识进行操作时，那么运动的强度与量的控制则是体育教师首先应该关注的（学生的兴趣以及运动的类型等当然也属于关注之列）。这种关注在操作上决定了教师所安排的身体运动必须是已经被学生掌握的或者是相对简单的――比如曾经在我国体育教学中风行一时的循环练习法就是属于此类，很显然，这类身体运动的性质基本属于“经验再现型”，因为只有进行这种类型的身体运动才能够保证学生在每节体育课程中有足够的运动时间，才能够使这些身体运动对“增强体质”或“增进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但是，如果体育教师是按照传授运动技术（技能）的观点进行操作，那么教师安排的身体运动当然是不为学生所熟悉的，在操作过程中更着重于学生形成新的运动经验，是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经过学习的过程才能够获得，其性质上更偏重于“认知―学习型”，因此学生的学习效果就成为体育教师首先应该关注的（学生的兴趣以及运动的类型等同样也属于关注之列）。
不同的理论认识同样决定了不同的评价尺度。如果是以“增强体质”或“增进健康”的观点进行评价，评价尺度势必要与体质（健康）测试标准相关的各个指标挂钩，如果按照传授运动技术（技能）的观点进行评价，那么评价尺度则应该与运动技术（技能）的发展程度挂钩。当然，以百分比的方式采取兼顾二者的评价方式具有可操作性，但是所评价的结果本身在理论上却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将体质（健康）指标规定为总分的60%，运动技术（技能）为40%的兼顾方式进行评价，若某学生在体质（健康）方面的成绩是48分，在运动技术（技能）方面是32分，总分是80分，那么应该按照怎样的理论观点对体育课程的效果进行解释呢？到底是在“再现型”方面加强呢还是在“认知―学习型”方面加强呢？很显然，如果体育教师在体育课程中将总时间的40%用于传授运动技术（技能），那么显然有违背“健康第一”观点之嫌疑，然而如果不将总时间的40%用于运动技术（技能）的教学，其教学效果则与运动技术（技能）的评价相抵触，这使得体育教师处于两难的处境。
以上的分析表明，体育课程的性质如何定位不仅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同时也是当前教学实践的操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实际上由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已经对体育课程教学现场产生了不良影响和认识上的混乱。
2 研究目的和方法
基于不同理论认识所发生的争论以及理论认识与现实操作之间的冲突，本研究试图对如何理解体育课程的性质这一课程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考察，并且对体育课程的“体质（健康）说”在方法论方面的缺陷进行批评。
本研究采取以下方法：1）将“体育课程”纳入“课程”的范畴之中，从“文化―教育―课程教育―体育课程―新人的形成”这一基本逻辑关系出发，对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应该是以运动文化的传承为平台，使新一代在“文化化”的过程中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新人这一观点进行论证；2）基于运动的发生是“文化”的观点，以及体质（健康）是人类生存的普遍价值而非体育课程所独有的观点出发，对体质（健康）说的“非课程化”倾向进行批评。
3 考察
3.1 从“文化―教育―课程教育―体育课程―新人的形成”的关系看体育课程的性质
3.1.1 课程概念的一般理解
如何把握课程的性质属于课程论研究的范畴。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课程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大体上是从三个方面出发定义课程的：一是从课程的本质属性来定义课程，如课程即学习经验，是学校指导的所有活动等；二是从课程所具有的功能出发定义课程，如课程是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是预期的学习结果等；三是从课程存在的形态出发定义课程，如课程是教育工作计划的范围和安排的书面文件，是活动的教学大纲、学程设置、单元、课程和内容的编目等丛立新课程论问题［M］，第4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
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即“经验”（或文化）的传承。课程论中所说的“经验”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名词解释的经验，即前人在“认识―实践”过程获得的结果，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另外一个是作为动词解释的经验，即“认识―实践”过程本身。无论对于课程的性质在表述上如何不同，其共同之处都是以“认识―实践”的方式――即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活动――实现文化的传承。[BT3]
3.1.2 文化与课程的关系
任何概念都是存在于与其他概念的关联中，只有在这样的关联中才能够把握某一概念，“课程”这个概念同样不是例外。当我们从属种关系来把握“课程”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课程这个语词的完整表达应该是“课程教育”。从上行方向说，“学校教育”是课程教育的上位概念――因为在学校中所实施的教育活动除了课程教育之外还有非课程教育――，而学校教育的上位概念则是“教育”。从下行方向说，课程的下位概念是按照不同学科（门类）划分为相应的具体课程，比如物理课程、历史课程或音乐课程等。基于课程的这种属种关系可以发现：课程一方面在其性质上属于教育的范畴，而另一方面则属于“文化”这个更大的范畴。这从构成课程下位概念的各个具体课程的名称的前缀――比如物理、历史或者音乐等――就可以得到证明。从这样的关联中可以说，课程概念的构成关系式应该表现为“××文化+（同文化名）课程+教育”。
从课程的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课程与文化的关系中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任何课程都必须以相关的母体文化为其成立或存在的先决条件，没有相关的母体文化为依托也就没有相关的课程。因为作为课程实体部分的课程内容都是来自相关的母体文化，没有实体性的课程内容为依托课程将无法存在。尽管课程教育的目的（或目标）是主观的存在，是有意识的着眼于新人形成的社会活动，但是构成其基本要素的文化（=课程内容）则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因此，课程教育的目的（或目标）只能以具有客体性的文化为依托才能够实现，由此决定了课程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血肉关系。其实，当我们进一步对现实中具体的课程教育活动进行观察就会发现，无论在任何时代或任何社会形态，课程教育虽然表现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社会交往活动，但是这种交往活动的完整形式是以文化为媒介或平台，由“教育者―文化―受教育者”三个基本要素所构成。
3.1.3 人与文化的关系
以上考察可以归结为如下观点：任何课程在其性质上都是“文化的”的存在，世界上没有非文化的课程，没有文化的传承也就谈不上课程的存在。那么，为什么课程必须以文化为依托呢？更明确的说，为什么着眼于新人形成的课程必须要以文化为媒介呢？
其一，从来自母体文化的课程内容角度说，任何课程内容都是外在于学生的对象性存在，这意味着它是相对于学生的客体性存在。任何课程内容对于学生而言是未知的存在，这意味着它不是先天遗传的，只有通过后天的认知（认识）过程才能够转化为主体性的存在。课程内容之所以是客体性的认识性的存在，正是因为课程内容是前人在认识-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遗产，它们都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生成的经验性存在。
其二，从人与世界的关系来说，当作为主体的人与外在于他的任何存在构成认识或实践关系时，都必然且只能借助文化这个唯一的工具。从存在的角度说，人除了文化这个工具之外一无所有。一旦离开了文化，人自身的存在就失去了依托，我们只有借助文化这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产物才映射或发现了人的存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根据。尽管文化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属于不同的存在，但是基于人与文化之间关系上的这种共生性或对等性，可以说文化是非生命形式的“类”的存在，而人则是生命形式的“类”的存在。如上所述，人作为类而存在的唯一标志就是文化，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不仅来自于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获得性，更重要的在于其非生物学的文化性。文化与人之间这种相互依托的存在形式，构成了“人=文化”这种宿命性的关系。
其三，当我们从个体的视角观察人与文化的关系时就会注意到，以生命形式存在的人（个体）总是要死亡的，然而以非生命形式存在的文化却具有相对的永恒性。这意味着个体的人作为“类”的存在并非是先天形成的，任何个体是否可以成为“类”的存在取决于他在后天所依存的环境，而只有文化才为个体的人成为“类”提供了决定性的环境，这个环境也就是即恩格斯所说的第二自然。尽管第一自然是更为基础的环境，但是如果仅仅依靠第一自然而无文化这第二自然，个体的人将无法转换为“类”的存在。
文化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之后，非生命形态的文化相对于生命体的人（个体）就成为先在性的存在。每一个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个体如果要作为“类”的一员，其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接受文化，否则他将如同狼孩那样仅仅成为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很显然，当尚未转换为“类”的个体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之后，仅仅是在生物学特征方面表现出他们是有待成为“类”的可能性存在。如果我们排除诸如“狼孩”那样的特殊情形，那么决定个体的人成为“类”的存在的唯一途径就是生存于文化的环境之中和接受文化，这个文化环境则是由非生命形式的文化与已经成为“类”的“人”所构成。只有当人能够按照“类”的方式与世界对峙，以“类”的方式表现其行为和情感时才可以称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类社会中生存的人毫无例外的都是“文化的人”
[ZW（][HT6SS]笔者注：这里所谓的“文化的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对现实的人来说，即便那些原本属于生物意义的饮食行为同样有着深刻的文化烙印：比如哪些是可以吃的、如何获取该食物、在吃之前怎样处理该食物等，甚至以怎样的姿势吃、在什么时候吃、吃多少等都是文化。由此可见，现实中的人是“文化的人”是在广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即便某人没有接受学校那样的教育，只要他是以“类”的行为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么他就是“文化的”人，这与他是否识字无关。
以上的考察说明，人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在哲学上具有本体论和工具论的双重含义：从本体论的角度说，文化与人具有对等性，人的存在即文化的存在，非文化者即非人（比如狼孩）。从工具论的角度说，文化不仅是人类与世界对峙的工具，同时也是使生物的人成为现实人的工具（！）。生物个体的人成为“类”的过程即“文化化”的过程，而文化则是前人使生物人转化为现实人的唯一工具。
3.1.4 如何理解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是传承运动文化
以上讨论在方法论上为如何把握课程的基本性质奠定了基础：人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最大尺度上揭示和反映了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都可以概括为“文化的关系”，人与世界之间发生的任何活动都可以用“文化的活动”予以囊括，任何作为“类”存在的人都是“文化的人”。当然，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教育”同样不是例外。既然任何课程的现实化都表现为具体的教学――即文化的传承――过程，那么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也就同样应该从“文化化”的立场予以把握。
“文化化”这个概念使得课程具有了双重的含义：“文化化”既是手段性的存在，同时它又是目的性的存在。因为任何课程都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表现出它是专门用于使生物人“文化化”为现实人的工具，而新人的形成――这一课程的基本目的――其本身就是“文化化”的存在形态。也就是说，无论将课程的基本性质称为“新人的形成（或培养）”也罢，称为“人的全面发展”也罢，这里的“人（或新人）”显然都是对生物人向“文化人”转化的表达。
既然课程的本质是经验（文化），任何课程都是以与其相关的母体文化为平台使生物人实现“文化化”，那么，体育课程作为课程计划中的一员当然也不应该成为例外。无论体育课程在任何时代或社会，无论基于怎样的课程观或教学观来实施体育课程，同样都应该以“体育文化（或运动文化）”为媒介，同样应该是为了实现生物人的“文化化”。从这一点上说，体育课程与其他任何课程完全一样，都是以传承文化为手段来达到新人的形成这一目的。
从体育课程的角度说，以运动技术（技能）为基本存在形式的体育文化（或运动文化，下同）之所以具有将生物的人“文化化”为新人的功能，是因为它们同其他种类的文化一样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产物。人类在与世界对峙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体育文化，既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认识世界的结果。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和结果的基本存在形式即“体认”
笔者注：“体认”的含义近似于经验这个语词，只不过较之经验的内涵更大一些。“体认”作为动词可以说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或方法，作为名词则是个体的认识世界的结果。[ZW）]
（或“身体知”）。
在以运动学习为基本形式的体育课程中，学生是以直接经验的方式获得直接经验，相对于借助概念或符号等类型的学习来说，运动学习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是“认识―实践”一体化的过程。运动文化作为体育课程的内容，能够使学生通过“体认”的方式，借助自己原有的经验来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体、调整自己与外在于身体的器械的关系以及调整自己与他人的协同或对抗关系……的过程中形成对世界的认识。
再则，作为文化和历史遗产的运动文化虽然呈现为运动形态，但是这些形态后面隐藏着或蕴涵着前人在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情感。这是因为文化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其发生、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人类共有的各种情感。因此，运动文化与其他种类的文化一样，同样是人类情感的浓缩，其中包含着激情、兴奋、紧张、挫折、梦想、喜悦、烦恼、无奈、计谋、痛苦和孤独……。
如果说个体的人作为“类”的存在是理性人和感性人的统一，而理性人的形成更多的是借助理性形式的话，那么感性人的形成则更多的需要借助感性的形式。既然课程的目的在于新人的形成，那么较之更偏重于理性形式的知识类课程而言，以“体认”为基本特征的运动文化则更偏重于感性形式，这使得体育课程在感性人的形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将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确定为是传承体育文化这一观点，同样可以从课程改革中提出的三维课程目标得到印证和支持。
所谓三维目标是当前的课程改革从三个维度对课程整体目标的一种表述模式，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国家课程标准……应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提出教学和评价建议”。课程的三维目标应该作为对课程整体三个方面的把握，而不是独立的三个目标。因此，它们之间应该表现为如下关系：以知识技能（即文化）的传承为平台，注重具体过程中认识（或学习）方法的获得，并且在其过程中培养其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从本研究的立场上说，在体育课程中，三维目标的实现不仅应该以运动文化的“知识技能”为依托，不仅应该关注运动文化传承的过程和方法，而且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同样不能够脱离运动文化而独立存在的，三者都应该依附于运动文化传承的过程之中。如果离开运动文化的传承这一平台，也就使“过程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基础。因此，按照三维课程目标来把握体育课程，它就应该具体表现为：1）运动文化（如运动技能及相关知识等）的获得、2）在运动文化传承过程中掌握学习方法、3）在传承运动文化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态度情感和体育观。很显然，在此时我们就会发现，体质（健康）说甚至在形式上都无法与三维课程目标形成相互契合。而导致背离三维课程目标的原因，则恰恰在于体质（健康）说没有从传承运动文化的立场来把握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
3.2 体质（健康）说的非课程化倾向批评
适宜的身体运动具有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功能是一个不必争辩的事实，而且青少年的体质（健康）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政府的关注。尤其在今天青少年体质（健康）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参与运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越发的凸显出来。可以说，这是体质（健康）说在我国体育课程理论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客观依据。但是，体质（健康）说仅仅注意到体育课程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形态，仅仅注意到身体运动与新人在体质或健康方面之间的关联性，这使得体质（健康）说不可能将“为什么体育课程要进入学校的课程计划”、“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与身体运动的关系是什么”或“身体运动与新人形成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等这些构成体育课程的基本理论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这使得体质（健康）说必然游离于课程研究的范畴之外。
其实，基于已有的课程理论来把握体育课程的性质原本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就连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人都知道送孩子到学校是去“学文化”，但是为什么很多学者却一直坚持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或主要任务是增强体质或增进健康呢？
回顾几十年来延续至今的相关文章就不难发现，体育课程的体质（健康）说在方法论上是以“增强体质（或增进健康）是体育的本质功能”为立足点，并且以此作为区分体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分水岭。然而实际上这个分水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同的文化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功能的不同在教育历史上不仅从来没有成为区分不同课程性质的根据和那样的事实，反而都是从文化的某一共性出发作为对课程性质的把握，比如实质教育与形式教育之争就是例证。所以，如果说体育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那么这仅仅是相关母体文化的不同，就如同物理课程与化学课程不同，或者音乐课程与数学课程不同，但是在课程性质方面则没有任何的不同。因此，以“增强体质（或增进健康）是体育的本质功能”为立足点的体质（健康）说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的企图将体育课程从课程的概念体系中剥离出来，而这种“非课程化”的态度或思维方式将最终导致对体育课程的扼杀。
其次，“非课程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体质（健康）说无法对现实中的运动是如何发生的进行合理的解释。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知道，任何身体运动都是文化行为，都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或表现。也就是说，进行怎样的身体运动、如何进行身体运动以及以怎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行身体运动都是“文化的”的表现。具体的说，青少年是否利用余暇时间参与某种运动，取决于如下条件：1）是否掌握一定种类和程度的运动技能。如果缺少相应的运动技能，那么对运动的参与首先只能表现为对该身体运动的学习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运动的表现还是运动的形成都属于文化的范畴；2）是否具有参与身体运动的积极情感和态度。参与运动的情感态度的形成不是先天遗传的，更多的是在具体的运动体验过程中形成的，而对身体运动的体验自身也就是“文化化”的过程；3）是否形成了对身体运动所具有价值的理性认识。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即便学生还没有掌握某一具体的运动技能，但是如果他具有正确的体育观，并且在以往的运动过程有过积极的情感体验，那么他就可能主动的学习运动技术（技能），并且借助这些运动技术（技能）来参与运动。同样，在学习运动技能和参与运动的过程中如果形成了积极的情感态度，也就为形成正确的体育观奠定了个体体验的基础，进而使参与运动成为更加自觉和理性的文化行为。
简而言之，运动主体（即青少年）是否具备参与运动的条件，是“文化化”的产物。但是体质（健康）说却仅仅将焦点关注于正在发生的运动，却没有注意到运动何以才能够发生这一主体所需要的条件，没有注意到体育课程是为其提供条件的教育环境。
再次，“非课程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体质（健康）说混淆了近乎属于生命价值的体质（健康）与课程价值的界限。众所周知，体质或健康实际上是与疾病或痛苦等负价值直接对应的正价值。体质也罢健康也罢，它们都是人类生存的普遍价值，是个体生活全过程中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是体质（健康）说在试图以体质（健康）来划分体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区别时，没有注意到包括体育课程在内的全部课程都被该价值所含盖，没有注意到该价值实际上属于超越学校教育价值的更大范畴。因此，体质（健康）说虽然在形式上将体质（健康）这一人类普遍价值的桂冠挂在体育课程上，表面上似乎是对体育课程价值的提升，但是这一逻辑不仅在确定体育课程性质方面有偷换概念的嫌疑，甚至可以说暗含着将其他课程教育排斥于该价值范畴之外的嫌疑。
4 结语
本研究围绕体育课程是以增强体质或增进健康为主还是以传授运动技术（技能）为主这一长期以来的争论，从传承运动文化的立场出发，以“文化―教育―课程―体育课程―新人的形成”的关系为基本逻辑脉络，通过“文化化”这个基本概念对体育课程的性质进行了论证，同时对体育课程的体质（健康）说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非课程化”倾向进行了批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虽然从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的立场出发肯定了传授运动技术（技能）的观点，但是对于传授运动技术（技能）与新人形成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尚未进行论证，此问题留待以后研究。[KH2D][HT5H]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3-0123-01
一、课程与课程论
课程进入课程领域，人们首先要问的是“课程是什么”的问题。外语课程论的研究领域从本体论的层次来说，就是研究外语课程的本身是什么。
1.课程的定义
课程是课程专家将人类长期以来积累的文化精华，经过选择而编排的科学文化知识。课程的表现形式有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材，教材辅助资料及其它资源。
2.课程论的定义
课程论是以学校课程现象和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课程选择与组织的规律与编制方法的一门应用教育学科。
教材内容繁杂问题（怎么处理知识的海洋浩瀚无边而人生经历短促有限的矛盾）――产生了课程论。教育科学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教？――本体论（教育基本理论）；二是教什么？――课程论；三是怎么教？――教学论。同时，教什么是要研究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的问题。
3.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
对于两者的关系，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1）课程就是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是教学中的一个因素。教学论包容课程论，不是独立学科（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
（2）教学是课程实施的途径，教学是课程的一个方面，课程在先，教学在后。课程论包容了教学论（西方《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原理》）
（3）并列关系。（90年代）
（4）包容论。课程论与教学论合并在一起，形成一门学科，有相对独立性。（拼盘式的，没有融合）
课程不应该帮助学生去适应社会，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课程乃是实现未来社会变化的运载工具。
二、语言工具论
由于语言以最明显的功能性呈现在人类面前，因此语言自身的特征往往被很多人误读。最为常见的误读就是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就语言的基本职能而言，这种说法未尝不可。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极其的微小，虽然其在某个阶段某种程度上使英语学习者有了明确的目标，但是从长远来看，他同时也使英语学习者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感到枯燥乏味。长期以来，我们的外语教学却深受这种语言工具论的影响，即只重视语言系统内部规则的教学，忽略了对系统之外的其他制约因素的研究。语言工具论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实质是中小学语言教学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语言人文论
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语言工具论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质疑。其人文功能得到了学习者们越来越多的肯定。他强调了语言对别国文化的传递和理解力。语言是否具有工具性质，这是一个多年来没有人进行实际探讨的问题。虽然"语言是工具"的观点在很多语言学教材、专论中都有类似的表述，但是关于"语言是工具"的定义目前还没有呈现出明了的趋势。很多学者仅仅在字面上、语言功能或者比喻层次上理解工具，而没有从语言本体、语言理论和实践方面对此进行论述。从语言自身的性质看，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事实看到语言的非工具性质。从工具与语言本质的差异、功能对比上，说明语言并非工具而是人类表达的本能。
四、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人文教育
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满足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教育部于2007年09月26日公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教学要求指出，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三个层次的英语能力要求均包括如下，只是每个层次所要求的程度各异：1.听力理解能力；2.口语表达能力；3.阅读理解能力；4.书面表达能力；5.翻译能力；6.推荐词汇量。
各高等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课程要求》和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设计出各自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
五、结论
笔者认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因此，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大学英语教育的教学内容决不是仅仅限于语言学习本身，它主要包括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以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由此可见，大学英语课程在学科性质、教学目标以及教育内容都与通识教育理念相契合，存在着相当大的相融性。
大学英语课程的功能发挥单一，没有能够全面实现本学科的教学目标和所有的教学内容，因而，该课程教育是不完整的，难以达到教学要求的培养目标。各高校应该做的就是严格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充分结果本校实际，挖掘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空间，使其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有语言工具化向语言人文化的转变，是英语学习者在综合素养上有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成有信， 1999， 《教育学原理》.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蒋框、刘娟， 2010年02期， 解读大学英语的改革办法[J]. 《考试周刊》.
1新媒介语境下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索的必要性
艺术学理论课程作为高校美育与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构，在我国高校艺术教育当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当前我国高校的艺术学理论课程主要包含艺术学概论、艺术史、艺术批评等主干课程。与艺术实践类课程相比，这些理论类课程所具备的共同特性是：第一，艺术学理论抽象，趣味性低，学生接受度低，课堂互动性不足。第二，艺术理论类课程教学方式传统，教师较喜欢采用传统的讲授模式，教学手段较为陈旧，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参与度低。当前时代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媒介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使传统教学模式有了可资利用的新型媒介工具。在新媒介语境下如何更好地改进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模式将有可能对我国高校教学模式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2媒介技术的历史演进及新媒介技术介入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
2．1媒介技术的演进及当代语境下对新媒介技术内涵的阐释
媒介是传递与交流信息的手段与载体。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所使用的媒介突破了身体局限，人类进入体外媒介时代。纸的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古登堡印刷机术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进入机械复制时代，印刷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廉价的书籍、报纸、杂志出现，普通民众因此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电话、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出现是媒介技术史的一大革新，电子传播时代，人类信息传播获得了快速发展，人类可以自由获取信息资源。当前所处的社会已经被网络媒介技术、数字媒介技术、数字通讯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宽带局域网等媒介技术所包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新”其引申义为与旧相反的新出现的事物。质言之也即，“新”的内涵与外延是与“旧”相对而言的，对于任何一种媒介技术而言，“新”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语境而言的，与当时社会所使用的媒介技术只要是相对于旧有媒介技术的革新，那么这种媒介技术在其所处的语境下就可以被称为新媒介技术。置于当前的社会语境下，人们所述的新媒介技术特指那些通过互联网络、卫星与无线电通信，以及手机终端、电脑终端、数字电视、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为接受端口的，可以向广大受众提供信息传递交流的媒介技术形态。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介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为当前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均带来了新的契机。特别是对于高校来说，新媒介技术对整个高校理念与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于高校艺术类教学而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高校艺术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媒介逻辑，它推动着高校艺术教育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以对新媒介技术内涵的阐释为逻辑起点，通过全面分析当前社会语境下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以对之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策略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的。
2.2当前社会语境下新媒介技术介入高校艺术类理论教学的现状
当前在高校艺术理论类课堂的教学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现状表现为：新媒介技术成为高校艺术教学的重要资源，但是在艺术理论类课堂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主要体现于多媒体教学当中。在艺术学概论、艺术史、艺术批评等主要的艺术学理论类课程教学当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主要表现在PPT的制作方面。以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审视，PPT运用于教学当中对于之前的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一种大的改进，可以使课程所涉及的一些著名艺术作品以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得以呈现，同时也减少了高校教师制作文字文本的时间，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但是从更深层次进行考量，这种教学模式只是辅助高校教师完成了素材搜集、文本书写等任务，它无法将课堂所讲授的内容与新媒介技术做深层次的融合。在艺术理论的教育当中始终强调艺术审美价值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仅是停留在一种浅层次的融合无法很好地实现理论育人，“艺术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艺术作为一种人类情感与意义领域的象征符号”[2]艺术审美价值涵养人的目的。因此如何将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的课堂教学当中对于高校艺术教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新媒介技术运用于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还呈现出下述特征：即最新的媒介技术在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当中呈现出显著的滞后性。诸如VR技术、AR技术在我国科技文化产业领域已获得广泛的利用。在博物馆当中，人们可以很好地通过VR技术、AR技术进行具身性的场景体验。博物馆中不便于进行展示的艺术品可以通过这些先进的媒介技术呈现在广大受众面前，并为其带来身临其境的实景式体验，使得抽象、枯燥的历史文化知识可以生动、立体、多维地呈现给受众。这些博物馆因为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也使得其成为广大中小学生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起到良好的媒介效果。但是，在高校艺术理论类教育当中更多地只是体现于其对网络媒介技术的运用，所谓的新媒介技术的运用其实主要停留于二十一世纪初所发展起来的多媒体技术。这种媒介技术，以历史的眼光来进行审视其为社会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审视，这种单一性的媒介技术的运用是很难与学生的兴趣爱好产生共鸣的，是与当代学生的实际媒介使用水平不匹配的。以现代性的教育思维理念来进行审视，理论类教学虽然是对实践类教学的一种抽象形态，理论源于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滞后于实践具有约定俗成性。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审视，对于当前所产生的一些新型媒介技术，高校艺术理论类课程当中应该采用一种开放的理论胸襟来予以吸收，而不再是将新型媒介技术视作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放置于“艺术”理论之外。
3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策略
（1）打破传统课程教学将媒介工具辅助工具的传统教学思维模式，让新媒介技术真正走入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课堂。在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当中，教师需明确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教学并非是单纯通过借助新型电子设备以快速有效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理论课业成绩为主要教学目标的观念，艺术学理论课程也并非是将理论类课程与新媒介技术的浅层次堆叠。触摸媒体、桌面视窗、智能媒体在课程当中的简单应用，将教学内容以音频、视频、文本、图像的形式加以展现并不能改变传统的“教师传授”“学生接受”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式，并没有因之真正触发学生利用各种媒介真正地将枯燥、抽象的艺术理论课程予以具象化，这种教学思路模式是存在诸多问题的。要想改变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就要从思路上做彻底当前“云计算”“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新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要在艺术学理论的课程教育内容当中与这些最新的媒介技术做深度结合，使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鼓励他们运用新媒介技术通过短视频制作，在课堂上积极互动，革新与改变。新媒介技术的特色在于其互动性强。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同时也是普通受众的一部分，普通受众无论是对于智能手机终端还是智能显示屏，以及互联网媒介技术，乐于接受，学生与新媒介平台有着高黏合度，在高校艺术理论类课堂中，教师发掘新媒介技术的交互性、可参与性是重要的。要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所衍生的抖音、西瓜短视频、哔哩哔哩网站以及在学生群体当中广受欢迎的智能化媒介终端，将理论知识的传授与这些新媒介技术做深度结合，调动学生积极性参与课堂学习。（2）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将抽象性强的艺术理论类课程变得具象化，提升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与实操性的实践类课程相比，艺术理论类课程以其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著称。自从艺术学从美学当中分离出来之初，就决定了其与美学之间存在天然联系性。如何将抽象的艺理学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形象的视频、图像、文本或者图形甚至是动画，对于艺术理论类课程的学习是重要的。比如在艺术史论课程的讲解当中，会涉及对具体作品的讲述，这就需要教师确立起新媒介教育的思维理念，将新媒介技术融入对作品的讲述当中，使得艺术史论当中所涉及的年代久远、历史悠久的作品生动起来。如大英博物馆曾使用3D媒介技术将中国的山水画《秋林读书图》打造成三维动画。在艺术史论的讲解当中不仅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媒介资源进行教授，也可以鼓励学生参与课程建设，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动手利用新媒介资源共同梳理史论知识。（3）结合门类艺术学科特征，利用新媒介技术促进艺术理论类课程的“个性化”，促进学生深度学习。艺术理论类课程是高校艺术类专业的必修课，在艺术学门类下又包含戏剧影视学、美术学、音乐舞蹈学、艺术学理论、设计学等一级学科，同时广播电视编导、数字传媒艺术等众多二级学科的存在使得这些不同专业的学生对艺术学理论的知识偏向与接受力是有差异的。艺术学理论类课程是艺术实践基础上的升华，对于不同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要想学好该门课程，用他们熟悉的艺术语言来进行理论的讲解是达成其深度学习的有效路径。将智能写作机器人“快笔小新”、新闻机器人“张小明”“腾讯翻译君”“腾讯微信智聆”等新媒介技术融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艺术理论类课程的讲授当中其效果必然好于枯燥的理论讲述，利用数据挖掘、算法对美术类专业的学生进行数据挖掘，勾勒其爱好图谱，将AR、VR、数字媒体技术运用到艺术理论所涉及艺术作品的图像转化与处理当中，将能“最大限度地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3]更好地培养起相关专业同学的理论思维与观察能力，以促进其深度学习。将新媒介技术应用于高校艺术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当中，对我国高校艺术理论教学模式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参考文献】
[1]宋芳斌.李格尔与福西永的形式主义思想及其“视觉性”溯源[J].四川戏剧，2018（6）：58-62.
二、高职文化创意设计类专业课程设置的问题
1．课程目标针对性不强。课程目标是课程设置的目的和方向，也是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实施和微观细化，清晰明确、具有针对性的课程目标无疑是课程设置的前提。但是许多高职文化创意设计类专业要么盲目效仿本科专业模式，要么较随意地按照流行的新软件、新名称课程马上就开设，不管师资力量是否充足、社会是否真正有需求。笔者认识的一家高职院校，在平面广告设计专业中开设了数门最新的多媒体视频处理软件课程，弄得教师苦不堪言，学生一片茫然。还有些院校“因人设课”，从教师出发，而不是从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体系、课程结构去设置课程。追溯原因，是缺乏对高职类专技人才培养的准确定位和对行业市场需求、职业岗位群的细致调研。文化创意设计类专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紧密相连，是为产业、行业、企业输送适用人才，而文化创意产业范畴广泛，文化、创意、设计类专业方向甚多，如果不仔细分析，确定好现实、明确、细致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主观臆断或者盲目跟风，必然造成学生“蜻蜓点水”，最终限于迷茫和肤浅，既不“多能”也不专。
2．课程内容与实践脱节。作为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高职教育，实践性应是其突出的特点。但是实际中，多数院校课程内容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严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如前所述，照搬本科院校的学科教育模式，进行课程压缩与删减，而真正需要实践操作锻炼的课程大多上成了理论课。以艺术设计为例，像人体工学、材料与工艺、印刷技术等原本需要实景学习、实际案例参与和操作的课程，课堂上经过理论讲解、经典案例赏析就结束了，好一点的也只是模拟性质的案例学习，根本谈不上深入掌握实践操作要领。实际上，文化创意设计类专业在课程上应当注重实践的比例，增加实景实战的训练与经验累积，处理好部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关系，明确“必需”与“够用”的标准，让学生做到既对专业背景知识了解，又能精于实际创意构思、设计应用。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创意、技能类课程并不能紧跟行业、市场的变化和流行趋势。如，广告行业的CI系统早已经突破了以往单纯的平面、静态传播方式，因此在应用中也频繁出现了卡通吉祥物、立体标识、交互动态、视频媒体等，但是绝大多数院校的CI课程仍然是平面化作业，老旧案例学习、模板套用，结果学生拿出的作品与企业、行业的差距可想而知。
3．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人才培养方案落实到课程体系上最重要的是要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协调好各门专业课程的比例、时间、位置、关系，评估它们各自的效果、相互的衔接与影响。然而部分院校的课程体系随意变化，课程门类想改就改，甚至同一门课程，每一届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些院校课程内容重复，课程之间相互套叠，如，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方向的《室内设计原理》《家居陈设设计》《商业空间设计》与主干课的内容重叠，范围互相包含，这是教学资源的浪费；还有些院校偏重软件、工艺一类的操作，为了尽早让学生掌握而急功近利，那些引领学生入行业门的课程居然放在了软件课之后，学生学了半天，不知道学了以后用来做什么，或者简单地认为学习创意、设计仅仅是熟练软件就够了，形成了所谓的“唯技术化”心态。其实，作为文化创意设计类专业，创意才是核心，只有操作，没有创意，充其量是个工匠，不是设计师和创意人员。这些现象都是因为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造成的。
4．课程缺少总结与反馈。虽然许多院校在文化创意设计的课程上有联系企业、政府等实际项目，做到了工学结合，学生受益匪浅，但是往往是以完成项目、成果汇报展为结束，忽略了对这些经历的总结反思及企业、用人单位、受众的反馈，经常是重复同样的模式，缺乏变通与改进，使得课程效果没有明显的提升。实际上，对课程的总结与反馈既可以帮助我们对教学效果进行全面的评价与反思，也便于我们及时调整课程内容、教学方式，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同时，由于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是服务型的行业，这就需要对结合实践项目的教学进行受众反馈，可以是企业的意见、消费对象的意见，也可以是参与课程的师生的感受。它既可以帮助师生思考创意、设计有无继续提升的空间，也能为校企合作的可持续进行提供经验。
三、高职文化创意设计类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思路
1．课程设置统分结合，要针对细分方向与新兴方向。课程设置不仅要注意大的专业方向，也要有细的小方向、特定方向的课程内容，做到统分结合。如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海报招贴、企业形象CI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等都是主干课程，但是学生在就业时面临的广告企业，有的专注于样本、宣传册等平面设计，有的专注于动态和视频广告，有的侧重于品牌形象策划与设计。同样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有的企业侧重做家装，有的则专注于景观设计。所以，我们需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在课程设置中既涉及大的专业面，同时必须有专攻。可以先有共同的专业基础课，然后部分专业课根据教师的不同专长，进行师生互选。另外，文化创意设计类学科、专业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横向性和交叉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课程设置时必须与时俱进、关注流行趋势、新兴方向、新需求等。如，广告专业及时开设网络广告的设计课，品牌策划设计及时增添卡通形象、品牌吉祥物设计课，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设置会展类课程和方向等。
2．课程体系要强调专业的系统全面能力、整合精炼。现在大多数高职文化创意设计类专业仍在使用传统的“三段式”课程体系，即按公共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顺序递进。这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各门课程追求各自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课程间缺乏沟通与连贯性；二是如上文提及的，课程内容交叉重叠、浪费教学资源、学生能力得不到有效深入和提升。因此，有必要以文化创意设计类专业的系统全面能力为依据，以职业岗位的具体技能要求为标准，整合相关课程，按照难度将它们有序地分散到每一学期，逐渐深入，每一学年自成体系。可以在“大的专业课”中以多个课题的形式整合原来零散和容易重叠的课程内容，力争做到“少而精”，同时，让文化课、选修课在合适的位置融入专业课程体系，不能仅仅成为学生漫无目的、“混学分”的课程，要真正起到对专业素养底蕴的熏陶。如，可以将传统文化赏析、地方人文历史一类的文化课、选修课置于涉及这些内容的专业课之前，以便学生明确目的，产生兴趣，更好地完成专业课中与此有关的创意设计课题。
3．专业课程三个主要方面要合理设置、紧密衔接。专业课要注重三个主要方面：创意类课程、设计总结与理论类课程、实践与操作类课程，它们是构成学生文化创意设计核心技能与思维的关键，需要统筹协调，不可偏废，以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以往很多院校都比较重视实践与操作类课程，如软件课、材料课、模型制作课等，认为操作熟练、技术应用方面经验多是文化创意设计类专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重点，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创意与文化、总结与理论对思维能力的影响。毕竟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提供的是知识服务，创造的是知识经济，行业的特性告诉我们，不能因为是高职教育就简单地把应用人才划归到操作工的地位。这里，创意类课程要着重训练学生挖掘文化元素、人文资源的敏锐目光以及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意和设计概念的思维能力；设计总结与理论类课程着重进行理论教学、创意设计经验的总结与思考；实践与操作类课程主要强调将创意与概念等转化为实际应用产品、作品并能适应市场推广的能力；另外，三方面课程需要贯通、融合与衔接。可以对创意、理论和实践操作课程以同一专题项目或课题范围进行联系与衔接，将课题深入、完善、做好做精，避免课题内容的低层次重复、浅尝辄止。
在全球化、网络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和难度都加大加重了。人们深深体会到要使用好科技这把双刃剑,必须依靠人文精神的引导。教育部早在1998年就颁布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自此,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成为高校课程改革的一大热点。国内知名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也随之对大学生人文素质课程的设置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改革,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目前大多数高校尤其是工科类高校人文课程的设置仍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工科类高校开设人文素质课程的现状
1.思想政治课代替人文课程
目前,我国工科类高校开设的与人文有关的课程,基本上是如下几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等等。其实,这些课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定位和作用是非常明确的,主要是从正面途径,让大学生接受我国社会的主导性思想和价值观念。无可置疑,这些课程有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但它们不能与人文素质课程简单的等同起来。而时至今日,不少工科类高校的专业教学计划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外,几乎没有其他人文课程。
2.已开设的人文素质课程存在诸多问题
近几年来,虽然教育界一直在呼吁加强工科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但是由于受到长期以来形成的专业教育传统的影响,许多工科高校在课程体系上仍存在着重工轻文的倾向,科技类课程在数量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人文类课程只不过是点缀。目前,工科高校所开设的人文类课程存在的问题为:一是人文素质课程设置具有随意性。很多工科高校依据现有教师的状况开设人文课程,有这个学科或专业的教师,就开设这门课,没有教师的就不开,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二是人文素质课程课时少。我国的工科高校开设的人文课程包括“两课”在内,大约只占到总学时数的10%,比例偏低;三是人文课程目标过于功利化。所开课程没有站在学生的终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思考,只突出人文类课程的工具性和实用性,而忽视其深刻的文化性、思想性和审美性,人文课程与科学课程变成两张皮,无法真正融合。
3.缺乏教学资源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投入不可能立竿见影,工科高校往往更愿意把有限的经费用在专业建设上,而对人文教师队伍的配备、人文类学科的课程建设、教室多媒体平台和网络的设置、图书馆人文资料的购置、第二课堂的开展、各种文化体育馆的建设等方面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甚至短缺,这给人文教学带来诸多不便。当前,工科高校从总体上来说,专业的人文教师仍大量缺乏,教学条件滞后,教学手段也相对简单。
4.人文课程定为选修课未受到学生应有的重视
大学校园里经常有这样的流行语“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从一句校园玩笑可以反映出选修课在大学生心目中的位置。而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在工科高校中恰恰都是以选修课的方式在开设,可想而知,大学生在上这一类课程时所拥有的热情和所付出的精力会大打折扣,使本来为数不多的人文教育课程难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严重挫伤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二、工科类高校人文素质课程体系的构建
1.设置人文核心课程
工科类高校应该设置一批人文课程为核心课程,其目的在于更加坚实地奠定学生的人文素质基础,并对其他文化素质课程起到以纲带目的示范作用。如大学语文、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西方哲学三门课程均可定为核心课程,因为这些课程不仅仅是简单地扩大了知识面,而在设课范围上有一定的广度,覆盖了文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伦理等主要的人文学科领域,而不是局限于其中的某几个领域;课程内容也有一定的深度,不仅仅是介绍性的、事实性的,而是有理论有引导,能够培养学生的理性判断和文化分辨能力。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设置之后,学校应该将其准确定位,这些课程再不是普通的公共选修课,而是与工科专业的自然科学基础公共课程,比如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等性质相同,是本科生入学后就必须学习的基础课程。人文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全部由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领衔开设。
2.完善人文素质教育的公选课课程体系
工科高校人文素质公共选修课的课程体系是否完善,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该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能否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笔者认为工科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公选课程应至少包括六个板块:
(1)语言、文学类,以提高大学生文学素养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为目标,如大学语文、唐诗宋词选读、中外文学名著导读、语言学基础、口才与演讲等;
(2)历史、文化类,主要在于强化大学生对中外历史文化的认识,培养学生的文化归属感,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世界历史概览、人类文明简史等;
(3)审美、艺术类,以培养大学生健康高雅的审美观和审美素养为目的,如中外音乐欣赏、乐理基础知识,书法鉴赏、美术基础、影视欣赏等;
(4)心理、社会学类,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心态,增强学生对社会各方面的适应能力为目标,如青年心理学、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等;
(5)哲学、政治类,主要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和思辨能力,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如哲学导论、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政治学概论、国际时事等;
(6)经济、法律类,使学生了解基本的经济理论和法律知识,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如经济学概论、经济管理基础、法律基础、市场经济与法律等。
3.建立学分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创校初期,就拟定了培养实用工程技术人员的目标,将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作为理工科学生的第二主修课列入必修课,规定总共要修满不少于8门的人文社会学科课程的学分。其他世界名校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加州理工等,都规定理工专业的学生必须选修一定学分的人文类课程,以提高人文素养。目前,我国许多院校都在推行学分制改革,有意识地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工科类高校为了使学生审美情趣、文化品位和人文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应该借助这一契机将人文素质课程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进行设计和规定。如在学籍管理中明确规定工科专业学生在人文课程方面必须达到一定的学分才能毕业,使文化素质教育从制度上有一定的保证。同时,在选课范围和比例上应出台指导性政策,防止课程设置和学生选修上的随意性。
4.调整教学方式
传统的教学方式没有其他教学辅助设备,教师只有教材、教案,外加一支粉笔,授课方法也是教师的讲授占据了课堂的绝大部分时间,其余时间是简单的提问,其教学效果非常有限。工科高校开设的人文素质系列课程应该改变以往的授课方式,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使课程实施方式实现多样化。
5.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在保证开出一定数量的人文课程的同时,工科类高校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工科类高校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有意识地创造浓厚的人文学术氛围,如组织系列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报告会或专题讲座,开展音乐、书法与绘画等方面的校园文化活动,加大图书馆文、史、哲和艺术等人文科学书籍的藏书等等,都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有效举措。
6.积极地引进能够促进人文学科发展的高水平人才
开发人文课程的关键是要有一批学术造诣深厚、人文素质好的教师承担人文课程的教学。人文课程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对人生和世界的理性认识知识,还要从情感精神上培养和熏陶学生,使他们具有丰富的情感、坚韧的毅力、充实的精神生活,这就要求任课教师自身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人格魅力。工科类高校应引进和培养一批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并努力营造一个适合其生存、发展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工作、人际环境,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专业学科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同时在人才引进上还要树立一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思想,聘请其他院校、研究院的知名学者作为兼职或客座教授,这样既补充了师资,又能使学生接触到更多的名家、大师,感受不同的文化氛围。另外,还应重视开发本校已有的人才资源,通过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激励政策来促进本校现有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或者鼓励现有文科专业教师进行再深造,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在日益重视素质教育的今天,只有合理构建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课程体系,才能使工科类高校真正做到科学与人文融通,培养出既具备科学精神,又具备人文精神的工科大学生,使他们成为拥有较强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的技术应用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一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院校的传统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一直处于或大或小的明显变动之中。有的表现在专业课、方向课及其关系上，有的表现在核心课、课及其关系上，有的表现在基础课、选修课及其关系上。这里要探讨的是，基于语言学类课程、文学类课程及其相关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
要想系统思考这一问题，离不开这样三个出发点。一是汉语言文学、语言学类、课程是课程结构问题中的关键概念。二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以及与之相应的选修课等课型均属于语言学类课程。三是语言学类课程属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深层的内部结构关系。
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应该提出优选课程类型、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关系的意见，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语言学类课程是个结构体，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讨论时既应当注意内部的结构、成分及其关系，又应当注意外部的结构、成分及其关系。
二
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学类课程的设置，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院校都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问题。探讨课程结构问题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在汉语言文学范围里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具有具体、现实的意义。可以看出，课程、大学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语言学类课程，它们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对象等关键项目集中表现在课程类型上；课程结构即课程的内部结构和对外结构会对课程类型有所限制。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会提出优选课程类型、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关系的要求和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语言学类课程是个结构体，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讨论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时，应当注意结构、成分及其关系。
（一）是什么问题
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学类课程的设置，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院校都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具体问题，如设哪些课、设多少课、设多少课时、设在哪些学期等。实际上研究发现，表象背后存在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
1.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
2.汉语言文学，语言学类，课程结构；
3.与文学类课程相对。
大纲与教材、教师与学生这两对关系是一般专业课程结构的出发点，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结构的出发点。设哪些课、设多少课、设多少课时、设在哪些学期等问题，都要从这一出发点出发进行系统考虑。
汉语言文学、语言学类、课程结构是课程设置问题中的关键概念。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以及与之相应的专业选修课均属于语言学类课程，它们属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它们之间具有深刻的结构关系。
与文学类课程相对这方面，汉语言文学专业特别强调语言学类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的宏观地位。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这两类课程为结构主体，凸显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观念，为课程搭设框架，为方向课程奠定基础。
（二）为什么研究
探讨课程结构问题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在汉语言文学范围里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具有具体、现实的意义。研究表明，关于课程结构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少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体系、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对课程设置起到积极作用。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结构问题的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
1.优选课程类型；
2.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的关系；
3.协调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
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可以优选课程类型。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既独立成型又互相关联。独立成型往往容易做到，互相关联则有难度。不同类型课程的优选主要考验对三者关系的把握程度。一般情况是在独立成型上区别，在互相关联上一致。具体到语言学类课程，一致而不同质是十分关键的。
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可以优化不同类型语言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作为关键问题，一致而不同质只是第一步。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独立成型，关系密切，需要优化。知识课如现代汉语基础，研究课如现代汉语专题，能力课如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训练，属不同课型；它们具有诸如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一般与具体之类的关系；已经设置和准备设置的语言学类课程的内部关系可以据此加以优化。
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可以协调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等语言学类课程得以优化的内部关系有利于对外探讨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通常，内部关系探讨得多，对外关系探讨得少。优化的语言学类课程有利于进一步利用这个角度向文学类课程发问，以达到调整关系、形成合力的目的。
（三）怎么样研究
语言学类课程是个结构体，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作为结构体，内部有自己的结构成分，对外则属于别人的结构成分。因此，讨论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的结构问题时，应当注意结构、成分及其关系。相应地，研究方法体现为“三抓”：
1.抓分相：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
2.抓内部关系：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者之间的关系；
3.抓外部关系：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
所谓“抓分相”，是强调对结构体进行科学的成分分析，试图在语言学类课程中规定合理的课型，在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的区别上下功夫。有了固定的课型，课程设置就可以因型设课，避免因人设课、因学科设课、因条件设课等不利的设课做法。
所谓“抓内部关系”，是强调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强调具体到语言学类课程时的三者关系。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般性，对多种课程设置都有效；落实到具体课程――语言学类课程时，对三者关系的把握会产生具体问题。
所谓“抓外部关系”，是强调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按一定标准，语言学类课程有普通语言学与具体语言学之分，文学类课程有文学史与文学学亦即文学理论之分。大类与大类、小类与小类、大类与小类分别是什么关系？在什么关系下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它们能不能在课型模块中得到统一？这些都是外部关系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
课程类型源于特定的标准或角度。根据一定原则，可以把课程分为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大类型。知识课具有基础性，研究课具有专业性，能力课具有实践性。落实到语言学类课程，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语言学类课程内部的项目取舍与关系安排，一是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课程与课程之间既具有相对独立性，更应该具有必要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必然的、深刻的、复杂的。文学类课程是语言学类课程的升华。
（一）课程类型
课程类型源于特定的标准或角度。在一定的标准或角度之下，专业课程可以有必修课、选修课之分，核心课、边缘课之分，基础课、高级课之分，知识课、能力课之分，理论课、实践课之分，等等。这里列举的课程类型源自两分法，对于帮助我们认识课程类型具有根本意义。由于出自不同标准或不同角度，纳入课程结构体系中的具体课程就具有多重身份。例如，现代汉语基础课可以是必修课、核心课、基础课、知识课，现代汉语专题课可以是选修课、高级课、理论课、能力课，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训练课可以是能力课、实践课，等等。可见，课程类型受制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对象、课程的内部结构和对外结构等诸多因素，需要根据诸多因素加以汇总、整理、提炼、定型、实践、反馈，最终形成相对合理的课程结构。
讨论课程结构体系中的课程类型，我们可以参考莱维（2011）的看法。莱维指出：“课程开发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目标、学习者个性特征、教学内容和策略、学习评估、学习资源的结论。但这些结论一定要置于一个有效的规划或结构之中。因为课程本身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跨度的人为产物，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设计的计划。”莱维强调：“在这个计划中可以表明，有关课程的不同决定和要素是如何在一起组织及调整的。这个设计将课程的内容实质与现实的物质环境联系起来。例如，课程结构的结论应能指明课程中的哪一部分由哪个年级或学年去学习。每个年级的内容、学习活动、目标应当结合起来加以确定。”[1]（P50）可以看出，课程类型决定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对象，课程的内部结构和对外结构规定课程类型；两分法是认识课程类型的基础手段，根据诸多因素加以搜集、整理、提炼、定型、实践、反馈，是综合形成相对合理的课程结构的具体步骤。
根据上述讨论，从两分法出发、以综合法为抓手，应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类型要遵循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可以把课程分为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大类型。每大类型可以包含若干门具体课程，具体课程在不同标准或不同角度下可以拥有多重身份。大类型中的具体课程在独立成型上区别，在互相关联上一致，为学习者提供三个不一样的课程模块。模块中的具体课程可以是必修课、选修课，知识课、能力课，理论课、实践课，等等，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课程类型。
（二）三者关系
根据一定原则，把课程分为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三大类型。大类型包含若干门具体课程，具体课程在不同标准或不同角度下拥有多重身份。在语言学类课程中，举例来说，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一般属于知识课，词汇研究、文化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等一般属于研究课，汉字应用、普通话训练、现代汉语写作等一般属于能力课。在同一课型中，包含不同程度的具体课程，如汉字学、音韵学、现代语音学等一般属于知识课，但要以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为先修课程。知识课是研究课的重要基础，知识课、研究课是能力课的学科基础，能力课是知识课、研究课的基本目标。
徐辉、季诚钧（2004）等学者认为，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应正确处理专业与通识、共性与个性、实践与理论、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在学生、学科、社会三者之间追求最大限度的统一，寻求整体价值的融合，努力把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要求、学科的进步贯穿于课程体系的设置之中，让学生在一个“宽专业、厚基础、重实践、强个性”的课程体系中受益。[2]（P216）他们还明确指出，大学课程设置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专业与通识的关系――回答各类课程所占比重问题；
2.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回答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问题；
3.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回答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比例问题；
4.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回答教学总课时的问题。[3]（P207-P215）
可见，知识课具有基础性，研究课具有专业性，能力课具有实践性。我们可以通过知识课实现“厚基础”，通过研究课实现“宽专业”，通过能力课实现“重实践”，进而使三者形成合力，以达到实现“强个性”的目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知识课的基础性、研究课的专业性、能力课的实践性为课程分型提供了关系依据。换个角度看，三者关系可以按下述方式概括描述：
1.知识课――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以过程为侧重点的课程理论用“多级循环”这种说法来表述不同课型所建构的体系。莱维指出，“过程倾向的理论将课程作为一个反映式的相互作用和发展的过程加以概念化。作为过程的课程，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一个共同学习的多级循环，一个渐进与合作式进步的支撑。一项新的课程文本自身无法确保实施的成功，即使它是富有洞察力的见解。”[7]（P133）以结构为侧重点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强调具体课程的筛选、分布、推进、落实等方面的问题。莱维指出，结构主义课程论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如何选择和证明有价值的教育性知识，如何在课程中组织这些教育性知识。[8]（P134）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落实到语言学类课程，以教学内容为核心的体系建构至少需要考虑这样几个项目。第一，课程内容的范畴，如语言学的本体、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应用。[9]第二，课程内容的构成，如知识板块、研究板块、能力板块。第三，课程内容的选择，如本体知识的取舍、研究项目的取舍、能力环节的取舍。第四，课程内容的组织，如教学标准、教学讲稿、教学材料等。
按照上述思路，语言学类课程系统应该具有四类结构成分。一是范畴，包括语言、话语、语用；二是层级，包括一般项目、核心项目、高级项目；三是课型，包括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四是方法，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四类成分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任何一类成分都可以用其他三类成分分别解释。例如范畴中的语言，可以是一般项目、核心项目、高级项目，可以是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可以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另一方面，范畴与层级关系更直接，课型与方法关系更直接，具有四类成分、两个范畴的格局。这一格局中的语言、话语、语用范畴意味着“语言学类”，层级、课型、方法意味着“课程系统”。格局具有闭合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以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类课程系统建设的基本指标。
（三）相邻
课程系统与课程系统之间既具有相对独立性，更应该具有必要的内在联系。尽管语言学类课程系统内部格局具有闭合性，但与相邻的课程系统应该有“友好”的界面，具有开放性。这个相邻的课程系统就是文学类课程。同样，文学类课程也具有范畴、层级、课型、方法这四类成分，语言学类课程对文学类课程的关系既有迹可循，又提升了复杂程度。例如从课型看，语言学类知识课与文学类课程可以具有平行关系、支持关系、互动关系，研究课、能力课与文学类课程也具有这三种关系。从范畴看，语言范畴对文学类课程的价值多显示在工具性上，话语范畴对文学类课程的价值多显示在文本性上，语用范畴对文学类课程的价值多显示在创作性上。加上层级、方法等方面的关系，我们考虑诸如现代汉语课程与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关系、古代汉语课程与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关系、语言学概论课程与文学概论课程的关系时，既要面对客观存在的关系规律，又可以利用客观规律、按客观存在的规律办事。
上述关系一般表现在两个方向上。大的方向是由层级、课型、方法三个成分构成的，小的方向是由范畴这个成分构成的。大方向上，要有课程目标，对课程目标进行定位概述，体系设计，并加以分项表述；要有课程计划，对课程结构进行系统规划，优化整合，对课程功能加以试验论证；要有课程设计，为课程设计选定合理理念，规定系统思路，安排技术程序；要有课程教材，明确课程教材的概念定位，了解课程教材的一般原理，规划课程教材的结构体系；要有课程方式，注意课型的选择，课时的分配，细节的安排。小方向上，要规定“语言” 的含义，对“语言”与“话语”“语言”与“语用”进行区别；要规定“文学”的含义，对“文学作品”与“文学历史”“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进行区别；要规定“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对“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文学”这样的关系加以思考。只有把握好两个方向上的各种关系，才能处理好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
不难看出，课程系统的核心问题是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核心问题是相邻关系。以古代汉语课程为例，古代汉语课是文言文课吗？古代汉语课是古代汉语言学课吗？古代汉语课是古代汉语言学课加文言文课吗？此类问题如果未解决、解决得不彻底或以为得到了解决，如何从语言学类课程角度去落实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呢？以现代文学课为例，现代文学课是文学作品课吗？现代文学课是文学历史课吗？现代文学课是文学作品和历史课吗？现代文学课是文学作品的历史课吗？此类问题如果未解决、解决得不彻底或以为得到了解决，如何落实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呢？再问就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了，汉语言文学是汉语言的文学的意思吗？汉语言文学是汉语言和文学的意思吗？此类问题如果未解决、解决得不彻底或以为得到了解决，如何真正落实语言学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的相邻关系呢？
五
实际情况是，关于课程结构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产生过不少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体系、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对课程设置与实践起了积极作用。探讨语言学类课程结构问题，在优选课程类型，优化不同类型课程之间的关系，协调与文学类课程的关系等方面具有现实价值。
总体来说，语言学类课程是一套系统结构，既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内，又具有独立的分相意义，课程系统含有四类结构成分。一是范畴，包括语言、话语、语用；二是层级，包括一般项目、核心项目、高级项目；三是课型，包括知识课、研究课、能力课；四是方法，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操作过程中，要规定“语言”的含义，对“语言”与“话语”进行区别，对“语言”与“语用”进行区别；要规定“文学”的含义，对“文学作品”与“文学历史”进行区别，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进行区别；要规定“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对“语言和文学”这样的关系加以思考，对“语言的文学”这样的关系加以思考。 只有把握好这些基本关系，才能处理好语言学类课程本身及其与文学类课程的结构关系。
参考文献：
[1][4][7][8][以]莱维主编，丛立新等译.课程[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一、文化：反思高职课程的重要视域
“文化”英文是“culture”，源于拉丁语，原意为“耕耘”“耕作”。从其最初含义上看，有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开拓之意。德国学者普芬多夫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按照此定义，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非物质的东西；也可以说，自然界本无文化，自从有了人类，凡经人“耕耘”的一切均为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是通过特定群体的各种活动而表现和传承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知识系统的整体。文化具有重要作用是使人社会化，所谓的社会化是指“自然人”或“生物人”成为“社会人”的全部过程。可见，文化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文化与教育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结果，它标志着人的发展状态。随着人类文化的积淀以及文明形态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人们开始运用理性、逻辑的方法，对各种文化进行归纳、分类和整理，将文化分解为一系列的不同的领域——学科，以便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效交流和传承。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学科似乎可以使文化研究、交流活动变得更加有效、有序，因而学科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可以使文化的传承活动——课程变得更加经济有效。
文化是反思高职课程的重要视域。文化制约着高职课程，而高职课程的最终目的是传承人类文化、发展人类文化和培养创造新文化的人。其中，文化最重要的功能是表现和传承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且，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最深层的内核，因此，文化应该构成我们反思课程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能够甚至必须成为反思高职课程的一个重要角度，根本原因在于它对高职课程具有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深层次制约性。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地凝结而成的生产方式，但文化特别是深层文化中的思维方式，一经形成则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影响力。作为课程之根，文化对课程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文化滋养着、塑造着课程，渗透于课程中；另一方面，文化又限制着课程及人们认识课程的视域。要反思课程，就必须了解文化，文化构成人们反思高职课程的重要视域。
二、对高职课程的文化学反思
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20世纪课程改革失败的原因，可以说忽视文化的影响和错误的文化政策是导致课程改革失败的重要因素。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课程改革正是由于忽视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文化矛盾、学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矛盾，导致课程改革的目标成为泡影。这场课程改革的重要倡导者和理论奠基者布鲁纳，在20世纪70年代反思总结这场课程改革的失败原因时指出，课程改革不仅仅是教学方法问题，课程改革的问题应和社会文化问题结合起来。“教育学理论不仅属于技术的，也属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政治的。如果它要产生什么影响，它一定包含着一切。”对文化的性质作单一片面的理解，如把文化仅仅理解为历史文化或某一群体文化，而忽视了人们的现实文化需要，用这种文化来指导高职课程改革，就会仅仅考虑如何保存传统文化的问题。如果把文化仅仅理解为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而忽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人类共同生活的文化需求，这样的高职课程改革突出的是阶级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势必影响人类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如果把文化仅仅当做修养文明和高级文化，忽视不同民族存在的不同文化，这样势必导致高职课程改革忽视民族文化的内容。
文化冲突是导致课程改革的重要原因，文化因素是影响课程改革的重要力量。杜威主张的课程改革主要在于解决社会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这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杜威的眼里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冲突，具体表现为：由于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和国家文化的矛盾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带来了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改革面临着整合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矛盾的任务。针对这两种文化矛盾，杜威从民主社会的思想出发，提出以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为中心，改革课程内容和组织方式，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共同的经历和相同的环境，建立一种民主的共同生活方式。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近现代课程现代化运动中所发生的数次重大改革可以说都是对当时文化矛盾的反映。1904年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颁布并实施的高等学校课程文件《奏定学堂章程》，实际上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1922年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制定公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和教育部制定的《大学校用选课制》，则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新民主新文化思想的影响，把提倡科学、民主，强调学生个性发展作为课程计划的指导思想。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课程设置全面学习前苏联模式，高等学校实行按专业培养人才，并试行全国统一的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计划），这是在如何肃清旧中国课程的封建买办思想、法西斯文化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它明确提出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确定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课程的指导思想。
文化的反思、批判和整合是高职课程改革政策调整变化的重要依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高职课程会遭遇不同的文化矛盾。对新的文化矛盾的解决和旧课程文化政策的反思与批判就成为高职课程改革政策制定的依据。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文化政策变化的过程。我们理想中的高职课程设置应该注重使教学具有灵活性，给学生以创造力，又要给学生以宽容和自由学习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教育现实，以及我们所背负的传统文化，使得这样的期望变得太高。我们的文化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课本一定没有错，这种思想固化了师生的思维，久而久之使师生失去了对课程实施变革的动力。高职课程的改革，要对文化功能进行正确的定位。高职课程改革如果看不到社会文化变革的方向和发展趋势，必然会导致课程改革的失败。在高职课程改革中，要防止两种片面的倾向：一是夸大课程改革的文化功能，把社会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企图通过课程的文化变革来解决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二是缩小课程的文化功能，看不到课程的文化变革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高职课程改革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高职课程的改革也不例外，它是在我国当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我国文化正处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变迁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因而文化也应该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化也应该相应地发生转型，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处于文化的新旧交替阶段，新旧文化相互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显得丰富、庞杂，彼此间更替快速而频繁。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原有的文化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统治地位，而新的文化却没有建立自己稳定的地位，没有哪种文化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使社会文化呈现多元的状态。面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中国民族文化心态的根本变革，社会经济转型导致的文化转型，以及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价值冲突，高职课程改革与建设面临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
第二，高职课程改革应该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全球化时代，文化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尽管文化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依据，但是，在全球化社会，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全球化时期所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种族问题、人口问题、核武器的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实质上是文化冲突的问题，是由于人们对待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错误的或差异与冲突的方式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越来越密切，文化在国际关系、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不同的文化都在寻求认同的基础和得到尊重与存在发展的权利，因此，文化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威胁着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的民主；文化的形式越来越丰富，文化的多元性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对课程改革的文化研究主要在于揭示传统文化中有利或不利于课程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从而在高职课程中增加文化的自觉意识。
其次，高职课程改革要协调好现代课程文化和传统课程文化的关系。文化与课程是一对联系最为密切的范畴。就历史发展而言，课程起源于文化的传承需要，没有文化就没有课程，同时，课程又进一步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以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现代课程文化和以接受为价值取向的传统课程文化是现代高职课程改革的主要动因。从文化学的角度来检视课程文化冲突过程中的问题，畅想课程文化整合中的方略。文化的变迁与发展遵循“积累”“突变”“整合”等三大规律，文化整合在于多元文化之间的理解，这为我们促进课程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作为文化变迁与发展的主体，高职课程设置的目的就是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进而在文化的“积累”“突变”“整合”过程中协调现代高职课程文化与传统高职课程文化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