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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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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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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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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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论文篇（3）

1.夏粮实现“十一连增”，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增长。2014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37亿万吨，比上年增长3.6%，实现“十一连增”。据2014年8月农业部调查，全国农作物受旱面积6500多万亩，低于2013年同期的1亿多亩，秋粮作物旱情虽局部偏重但总体偏轻，河南、辽宁、吉林等受灾严重的主产区8月底开始旱情明显改善，全年秋粮长势总体好于2013年，且秋粮种植面积增加600多万亩。2.夏收油菜籽产量再创新高，棉花和糖料预计减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夏收油菜籽产量达1376万吨，同比增长2.5%，达到历史新高，全年预计产量1450万吨，比上年略有增加。根据棉花协会调查，2014年全国植棉面积为6340万亩，比上年下降9.4%，连续第三年下降。10月末调查，预计全年棉花单产每公顷1440公斤，减产0.7%。综合判断，2014年全国棉花总产为615万吨左右，比上年略减。广西甘蔗生长受持续降雨影响，生长情况为4年来最差。全国糖料生产成本不断上涨，收购价格持续下滑。2014年，糖料种植面积降至2600万亩，比上年下降7.2%，预计全年糖料产量将明显降低。3.生猪存栏量持续低迷，产量趋于下降。受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猪肉消费不旺，生猪价格长期低迷，养猪户亏损严重。2014年1～9月，生猪存栏量同比持续下降，直到6月后生猪存栏量才环比略增，8月后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超过10%，表明母猪宰杀率较高。虽然从5月初生猪价格出现回升，养殖收益逐步好转，生猪存栏量逐渐恢复，但仍较缓慢，预计全年猪肉产量与上年相比将下降。

（二）农产品价格整体走低，主要农产品价格有涨有跌

1.农产品批发价格震荡下降，预计年底触底回升。2014年1～10月，农产品价格整体震荡下行。受年初春节前后消费大幅波动影响，2014年前3个月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经历了一轮较大的波动，随后出现连续4个月的上涨行情。受丰产预期和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下跌拖累，9月以来，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农产品同比指数更是自5月以来持续低迷（见图2）。鉴于10月农产品批发价格同比指数筑底反弹，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季节性规律，预计2014年底和2015年初农产品批发价格会出现恢复性上升。2.小麦和玉米价格涨幅较大，棉花价格明显下跌。2014年1～10月，谷物价格普遍略涨。其中，小麦和玉米价格涨幅较大，同比增长3%（见表1）。受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支撑，预计全年谷物价格比上年保持增长。同时，大豆和棉花价格均出现下跌，棉花价格下跌幅度较大，下降达8.4%。当前，我国棉花库存已创历史新高，近期达到约1160万吨，加之受国际棉价下降拖累，全年棉花价格下降已成定局。3.牛奶价格上涨明显，牛羊肉价格出现阶段性拐点。2014年前9个月，牛羊肉、白条鸡和鸡蛋、牛奶同比价格均上涨（见表2）。其中，牛奶价格受成本推动涨幅较大，同比增长接近10%。在经过多年的持续大幅上涨后，2014年以来，牛羊肉价格出现阶段性拐点，尤其是羊肉价格自2月中旬开始出现连续下跌，虽然价格仍位于高位，但已改变了近年来持续上涨的行情。受繁殖率低、饲养周期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制约，牛羊肉和牛奶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全年价格比上年仍会上涨。

（三）农产品贸易规模保持增长，棉花净进口再次下降

1.农产品贸易逆差规模将创新高。2014年1～9月，农产品进出口1452.1亿美元，同比增长8.5%。其中，出口、进口和净进口分别为512亿美元、940亿美元和428亿美元，分别增长6.7%、9.5%和13%。贸易逆差增速较快，主要是因为2013年同期农产品贸易逆差增速为-0.4%。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的刺激下，预计2014年农产品贸易规模和逆差规模将延续上涨趋势，贸易逆差规模将逼近或突破600亿美元大关。2.谷物净进口大幅反弹，棉花净进口明显下降。受国内外谷物价差拉大的影响，我国谷物在2013年同期净进口大幅下降后，2014年谷物净进口出现了大幅上升。1～9月，谷物及谷物粉净进口1400万吨，同比增长77.9%。其中，稻谷和大米、小麦、玉米净进口分别为166.3万吨、286.5万吨和160.3万吨，分别增长21.6%、0.2%和4.4%。玉米净进口恢复量占谷物及谷物粉净进口恢复量的28.4%，是谷物净进口大幅反弹的主要原因。同时，2014年1～9月，棉花净进口199.3万吨，下降38.4%，棉花进口下降主要受国内外棉花价差收窄、配额数量减少和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影响，全年棉花进口量下降基本成定局。

二、2015年我国农业经济形势展望

（一）农业经济增速预计在4.2%左右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投入的不断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年提升，农业经济增速保持了平稳态势。2009年～2013年，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速4.3%，平均增速上下浮动不超过0.3个百分点。2015年，尽管面临国内粮食和棉花高库存压力，以及国际低价农产品的冲击，国内农产品价格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但国家“三农”支持政策将继续加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目标价格政策有望进一步落实，货币政策可能适度放宽，主要农产品产量有望保持稳定，农产品价格稳中趋升，推动农业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4.2%左右。

（二）粮食产量可能与2014年持平

除了不可预测的气候因素和较为稳定的农业科技因素之外，我国谷物产量主要受农业政策的影响。借助于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和8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2015年农业生产条件将进一步改善，为单产提高奠定了基础。2015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有望提高，将有利于稻谷和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014年较高玉米价格的刺激下，2015年玉米播种面积可能增加。然而，随着多年粮食持续增产的负面影响日趋凸显，2015年刺激粮食生产的政策力度可能会减弱，但增产型政策措施的惯性依然较大。因此，如果2015年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预计粮食产量与2014年持平。

（三）大豆和棉花产量可能继续下降

根据德国“油世界”10月底报告，2014/15年度全球大豆产量预计为3.08亿吨，供大于求的经济形势将延续，国际大豆价格仍有可能下跌，而我国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价格支撑作用并不明显，农民种植意愿将受大豆价格走低预期拖累，导致2015年大豆产量可能继续下降。同时，当前我国国内棉花正承受大量库存的压力。2014年～2015年度，美国棉花产量预计将达到1750万包，创4年来新高。同时，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因素的影响，棉花需求增长缓慢，棉花供过于求的局面仍将持续，从而导致2015年我国棉花价格可能继续下降。预计2015年，棉花产量将延续下降态势，降幅约在1%左右，产量可达610万吨左右。

（四）生猪价格和产量将“双回升”

2007年以来，全国猪肉价格大体3年经历一个波动周期，2015年生猪价格处于新一轮波动周期的上行通道。同时，鉴于当前生猪存栏量已处于低点，能繁母猪数量同比或环比均连续下降，生猪养殖中的宰杀率过高情形将直接导致供给持续下降，进一步强化2015年猪价逐渐稳步上涨的趋势。在后续猪肉价格上涨的刺激下，生猪养殖收益增加，加之各地规模化养殖比例逐年提高，预计2015年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将出现恢复性上升，生猪产业发展将好于2014年，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

三、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

（一）粮食增产刺激政策不断加码，降低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

当前，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连续多年托市收储，目前的粮食库存消费比超过40%，远超国际公认的17%～18%的安全水平，如此之高的库存消费比，意味着大量生产出来的粮食消费不了。而且，谷物类粮食净进口数量有限。综合判断，目前谷物类粮食已经供过于求，但国家仍不断强化粮食生产刺激政策，对主产区和农业部门实行粮食增产政绩考核，导致耕地和水等农业资源过度消耗，农业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农业面源污染严重，持续生产能力堪忧。例如，为满足粮食增产需要，华北地区主要靠打井灌溉种粮，地下水长期超采，水位持续下降。随着近年来北方旱情逐渐常态化，地下水超采状况只会更加恶化。长此发展下去，华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现象，直接威胁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

（二）粮食仓储建设财政负担沉重，社会资本遭遇收储资格歧视

按照最新规划，2014年～2015年，国家将新建粮食仓库，可容1000亿斤。调研发现，建设1万吨有效仓容成本为375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投入225万元，1000亿斤新建仓容共需财政投入高达112.5亿元。考虑到粮食主产区现有仓库中有效仓容占比普遍不超过50%，加之南方地区低温仓库建设成本高，全国粮食仓容建设的财政负担将更加沉重。同时，尽管不少民营企业和合作社建仓积极性较高，建库时间短、成本低，且民营仓容可以作为商业储备，能够灵活应对粮食储备政策变化，但不少地方还遵循“粮库一定要国家建”的思维定势。同时，国家对社会资本收储资质和收储信贷政策支持不足，导致“一边是国企仓容紧张、一边是民企仓容闲置”的现象。许多国有粮食仓储企业不得不租借民营仓库，而且地方国有仓储企业普遍经营困难，无钱配套新建仓库。

（三）农业保险补贴新规落实走样，各级政府责任不清

按照2014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提高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但在实际操作中，始终没有明确中央和省级财政分担的比例，也没有出台实施细则和落实主体责任。为减轻财政负担，许多产粮大县已减少或取消了县级农业保险补贴，但中央和省级财政没有及时弥补保费补贴缺口，导致农民参保意愿下降。此外，由于农业保险大范围推广地区多为农业比重较高地区，多为“吃饭财政”，仅仅依靠地方财政无力增加农业保险品种和扩大农业保险支持范围。如，在北京和成都探索实施的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因为得到地方政府财力支持，降低了前期市场风险才得以推行，而东北地区因为缺乏财政支持而难以实施。

（四）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不足，威胁常规作物品种生长环境

2014年接连发生海南、湖北等多起非法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事件，引发民众恐慌。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转基因作物管理体系，制定了多个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实行“0阈值”强制标识制度，但目前还没有出台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管理法律，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识制度仅限于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番茄等5类作物17种产品，上市转基因食品不标识、标识不清、虚假标识现象普遍存在，转基因种子销售市场混乱，转基因作物定点种植控制能力弱。对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情况，缺乏有效惩处机制，对“基因污染”的防范措施不足。长此以往，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事件将会频繁发生，威胁常规农作物生长环境，并形成愈发不利于转基因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舆论环境。

四、政策建议

（一）破除谷物类粮食必须持续增产的思维惯性

一是实施相机抉择的粮食产业政策。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调控水平大幅增强的背景下，打消粮食出现持续减产的恐慌性顾虑，树立粮食产量随供求状况正常波动的市场化理念。当粮食供过于求时，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主，兼顾刺激粮食产量，鼓励主产区适当多元化种植、生态休耕和加工转化，避免被粮食持续增产意愿“绑架”，将“储粮于库”转变为“储粮于地”；当粮食供不应求时，以刺激粮食产量为主，兼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二是调整粮食增产激励政策。在当前谷物类粮食供过于求的情形下，适时降低对农业部门及地方政府粮食增产业绩考核指标，建立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指标考核体系。由农业部牵头，联合环保、气象、水利、地质等部门，根据各地农业生态条件和农产品生产结构，尤其是地下水水位变动趋势，研究制定农业生态预警标准，建立农业生态预警监管体系，划定农业生态分级区域，对不同等级区域设定不同的粮食生产任务，在生态脆弱区域加大休耕、水土流失治理和农业生态恢复建设。

（二）实施国家粮食收储向社会资本开放政策

一是鼓励发展粮食仓储混合所有制经济。采取贷款贴息、投资补助、费用补贴等方式，积极支持社会资本建设粮食仓储库，对经营困难、仓储设施陈旧简陋的国有粮库，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改制重组。二是改变国有粮食企业垄断经营储备粮的格局。放宽粮食储备承储主体资格限制，赋予农民合作社、民营企业同等参与国家粮食储备的待遇，只要符合条件，经审定后即可进行储备粮经营业务。同时，强化对所有国家粮食储备库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对国家储备粮食违规违法处置行为，从重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

（三）明确农业保险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

由财政和保险部门牵头，尽快制定产粮大县农业保险县级财政补贴取消后的中央和省级保费补贴具体分担办法。积极推进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将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纳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建议从省级价格调控基金中列支相关费用。同时，由中央设立农业保险专项奖补办法，对财政困难地区推行新型农业保险给予支持。

经济形势论文篇（4）

1.1建立绿色会计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满足当前经济发展又不损害未来利益的基础上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结构要以低碳环保为核心，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大多是以高能源消耗为基础的，因此必须要建立绿色会计，通过绿色会计体系督促经济结构向低碳环保方向发展。

1.2建立绿色会计是我国会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快计模式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我国的会计制度也在不断地改革与创新，我国会计由单纯的传统会计、管理会计到人力资源会计再到现在的绿色会计都是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而发展的，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要以低碳环保为核心，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用到环境会计，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对绿色会计的发展是一种有利的支持。

1.3建立绿色会计是强化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

基于当前企业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现状，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实施绿色会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绿色会计可以帮助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将环境成本也纳入到企业的成本支出体系中，这样有利于企业改变以往的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益。

2新经济形势下绿色会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关于绿色会计的论述比较多，但是针对我国新经济形势下发展绿色会计中存在问题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则以我国新经济形式环境为背景，分析我国绿色会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绿色会计理念还不成熟

绿色会计的发展理念主要是从我国宏观经济角度出发，从社会环境利益方面考虑企业的经济发展，而不能从企业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衡量，但是就目前绿色会计的实效运行情况看，绿色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还非常的少，尤其是在一些中小型企业中几乎没有绿色会计的概念，甚至一些会计人员连基本的绿色会计概念都没有。

2.2缺乏完善的绿色会计体系

我国绿色会计研究要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在会计工作中应用绿色会计体系的案例非常少，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对绿色会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会计实务中还是不能准确系统的对绿色会计的要素、计量以及记录行为进行规范，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也不全面。比如现在我国相关会计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在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中，只会在上市公司的照顾投标书中披露环保因素信息，而对于环保问题而产生的债务等信息却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2.3政府及社会对于绿色会计发展的监督力度不足

环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实利益，因此环境污染治理需要每个人履行其职责，依靠社会群体的力量治理环境污染，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治理主要是依靠环保部门的监督与控制，而社会群众以及媒体等对环境污染问题实施监督，而没有一定的处罚权等，这样就会导致许多社会环境污染问题依靠环保部门的单一监督与管理很难实现环境污染治理工作，这样一来因为监督力度的缺失，再加上实施绿色会计对企业没有产生直接的效益，因此企业实施绿色会计的动力不大。

3新经济形式绿色会计发展的对策

3.1提高社会对绿色会计的认识

为改变绿色会计在会计实务中的缺失问题，应该从提高人们对绿色会计的认识方面入手，通过宣传绿色会计，提高绿色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一是政府部门要通过各种宣传途径加强对绿色会计理念的宣传与指导，引导人们对绿色会计实施的意义以及重要性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二是加强对绿色会计理论的研究，丰富与创新绿色会计的内含，将绿色会计理论与企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实现绿色会计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和环保的要求；三是实现绿色会计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的挂钩，让企业明白实施绿色会计对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进而通过企业实施绿色会计提升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

3.2建立健全完善的绿色会计体系

基于我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发展低碳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为实现我国低碳经济，需要各级政府部门要将绿色会计纳入到经济管理工作中，发挥绿色会计的环保功能。①国家立法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绿色会计的法律法规，虽然我国出台了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而且现有的会计体系多数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因此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定绿色会计的地位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②加强绿色会计理论研究，我国要积极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与研究成果，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要注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同步发展。

3.3强化环境审计力度

基于绿色会计不会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具体的会计实务中，企业选择绿色会计的动力不足，它们不会主动披露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也不会主动披露因为环境污染成造成的负债信息，因此政府部门以及社会中介机构要强化对企业的环境审计力度，通过对环境问题的审计，实现绿色会计在社会中的发展。同时我国也要建立科学奖罚机制，对于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而对于实施绿色会计的企业以及人员要给予一定的奖励。

经济形势论文篇（5）

一、全面估计美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002年初，人们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在年中将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情况发展并不是这样。除增长速度不如人意外，失业率、企业投资等情况也远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好。7月12日白宫宣称，2002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1650亿美元，大大超过不久前估计的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达4114亿美元，占GDP4%左右。2002年的贸易逆差可达4980亿美元。

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常常是，或者说，更多地是从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美国无疑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状况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美国经济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大（注：美国商务部不久前调整了1999年以来的GDP数据。按环比折年率计算，2001年GDP季度数据连续三个季度衰退。商务部将2001年美国GDP增长率由先前的1.2%调整为0.3%，同2000年第二季度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鲜明对照。）。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常常带有突发性质，因而使其影响更为巨大，也更难以防范。“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大致已经过去了，但它对人们心理等的深层次影响是不可能很快消失的。美国许多公众认为，“911”事件是在美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美国对恐怖袭击作了这么多的防备，如果再发生比较大的袭击事件，它对美国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令人深思的是，“911”事件刚刚过去，安然等大公司假账案又接踵而至，并且其揭露也像任何一件突发的政治、军事事件那样地出人意料。到2002年10月，公司丑闻刚刚略为平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可能性又因为美国国会同意对伊动武而日益增长，世界油价随之进一步上升。提前出版的2002年10月21日的《商业周刊》的文章说，据Goldman，美国一家企业经济研究机构的估计，如果有50%的可能战争不会发生，美国经济下一年度预计增长2.4%；如果有30%的可能对伊拉克动武成功，美国经济可能增长2.3%；如果战争使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性有15%，美国经济可能只有1%的增长。现在看来，美国经济这个火车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们既要充分利用美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又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它带来的各种问题。至少从这两年的情况看，对于这二者，我们应当同样地予以重视。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不但需要增长与发展，还需要健康与稳定；不但需要带动增长的火车头，也需要能够促进稳定发展的因素。21世纪的世界经济应当是繁荣和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这些，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

二、欧盟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1432亿美元，占世界GDP的32.7%。目前，世界并无一个经济体能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地位而代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抵消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这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不稳定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不能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完全归因于美国，但在21世纪世界经济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美国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也有一些经济体，他们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平衡了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在这些经济体中，欧盟和中国的情况最值得注意。目前美、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是大体相当的。起码相差并不大。2001年，美国GDP为101432亿美元，欧盟为78828亿美元。同1996年比较，2001年欧盟的GDP反而少了8672亿美元，但在此期间，欧盟经济是以1.3%～3.4%的速度增长的，究其原因主要在汇率的变化。如果按1995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001年的美国GDP不应当是101432亿美元，而是90835亿美元；欧盟GDP不是78828亿美元，而是99417亿美元，反而比美国多8579亿美元。欧盟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但发展比较平衡。最近十来年大致保持2%左右的增速，通胀率一般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规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4%。2002年头9个月，欧元区的贸易顺差达233亿欧元，和上年同期的62亿欧元比较，有较大幅度增加。失业率虽然较高，但近年内也已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1%降到7%～8%。欧盟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健康的。今后十年，欧盟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21世纪，欧洲是促使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目前欧洲经济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并无充分根据。

其次是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贡献，其程度超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有的份额。这种情况引人思考一个问题：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影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一般说来，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越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密切，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大。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和“它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程度”只是决定这个国家国际影响的两个基本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能在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以一定的经济力量为依托，采取正确的政策，常常能够发挥比其经济所占份额更大的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超过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是一个例子。

三、欧洲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它将对21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欧洲经济的规模虽然和美国不相上下（注：2001年，欧盟进出口总额为4625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进出口总额19114亿美元，但欧盟进出口总额中60%以上，但它不是一个整体。为解决一体化问题，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欧洲一直在为建设一个单一的内部市场而努力奋斗，但欧洲单一市场的建设比人们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1993年1月1日欧洲宣布单一的内部市场建成时，只是基本上拆除了阻碍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实际上全面的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建立。据欧盟有关机构的统计，在欧盟1339条所谓“单一市场规则”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员国按规则作了转化，尚有30%尚未成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即使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行和贯彻也还需要时间。根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作出的承诺，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法规。里斯本首脑会议还规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委员会”，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它们各自为政，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除此之外，目前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各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在企业层面上，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也远未统一。

近年来，欧盟为完善单一的内部市场采取了许多措施。2002年上半年，一个最突出的举措就是欧元如期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和本国货币“双币”流通的时间还从原来规定的半年缩短到了两个月，有的国家甚至提前完成了货币的兑换工作。如法国法郎2002年2月17日便已停止使用。6月下旬，笔者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考察时，欧元已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国家流通中唯一的合法货币。市场非常平静，没有因为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发生任何风波。欧元进入流通领域确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欧元问世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有的公众说：欧元问世首先是促进了欧洲人对欧洲的认同感。

除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外，2002年欧盟还为金融一体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方便公司在全欧洲范围内融资的议案。该议案建议，只要公司制作一份文件或发行证券说明书，便能够在整个欧盟区进行融资。该文件将为公司的潜在投资者提供详细信息，内容包括公司的管理及筹资方式。人们认为，上述议案是欧盟在2003年协调其15个成员国的法律差异，建立一个单一的证券市场的关键。它应于2002年9月份提交。

如果说，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期欧洲取得的最大成绩，那么一体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将是21世纪初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中东欧国家都已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欧盟的第五轮扩盟可望于2004年完成。目前欧盟正就东扩问题同波兰等国家进行谈判。一般估计，在今后10～15年内，欧盟将会拥有27～28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已经提出加盟申请的中东欧和南欧12国在内，土地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有5亿多人口，GDP将超过11万亿美元。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欧洲的政治版图，但它也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的问题。

四、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加强趋势

200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其中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区域合作进展最为明显。

2002年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过去一直停留在争论阶段，现正在实践中向前推进。2001年11月5～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底，"10+1"领导人会议将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前有关各方正为此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2003年初将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全面启动湄公河流域的开发。现在，有关国家都已同意，开发湄公河不应以牺牲下游国家利益为代价。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准备，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东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7月23日在墨西哥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该组织成员将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合作。最后，令人注意的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目前有新的起色。2002年底召开的"10+1"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地区经济合作外，还将讨论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问题。现在看来，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解决地区内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地区内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二者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都是重要的因素。

受世界经济形势等的影响，目前南美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许多国家都遭受经济衰退的干扰，有些国家经济危机还在深化，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则分别陷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内战之中。为了摆脱目前遇到的困难，拉美国家正在加快地区合作的步伐。2002年7月26～27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举行了第二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与会领导人共同签署了《瓜亚基尔关于一体化、安全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共识》的声明。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和能源合作在振兴地区经济中的战略作用。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会议为南美地区的一体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从2002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世界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目前的特点是，贫困和失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失业问题中，半失业和隐形失业更加凸显。秘鲁国家信息和统计所提供的材料显示，秘鲁目前的失业率为11%，半失业率则高达57.7%，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4%，其中27%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东亚金融危机后，有的亚洲国家的失业人口一直在增加。印尼目前的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此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是依靠临时做工养家糊口。”（注：翟景升.失业——印尼的沉重话题.经济参考报.2002.08.07.）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印尼日均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的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人，占全国人口1/4以上。

2002年，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劳工部10月4日宣布，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为5.6%，比8月份的失业率(5.7%)略有下降。但美国几家大企业近日的最新裁员计划，却为就业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受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动武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多数公司目前不愿意大规模增加员工。美劳工部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雇主不愿增加新人，失业者的平均失业周期在延长，目前达17.8周，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美国目前约160万名失业者的失业时间超过了半年。美国失业人群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受教育少的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族裔雇员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最严重。最近的统计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白领阶层和白种人的失业问题，这次更为严重。（注：白卫涛.美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参考报.2002.10.15）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期公布的报告说，德国东部地区2002年的失业人数将达140万人，2002年将成为德国统一12年来东部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整个德国的失业率5月份为9.7%，6月份为9.8%。日本的情况也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失业率翻一番的十年，完全失业率从1991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4.7%。到2002年3月31日为止的最新财政年度，日本的完全失业人口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2002年3月份达到397万人，失业率(5.2%)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加上隐性失业人数，日本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欧盟。贫困和失业人群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解决贫困问题增添了新的困难。

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今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0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做出决定，对被指控为倾销和进行补贴的外国钢铁企业进行全面调查。2002年3月初，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额外关税，受到欧盟、日本和俄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经济形势论文篇（6）

1。扩张性质上的差异

从美国历史上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救助过程来看，国有化仅仅是其宏观调控的一种临时举措，并不会改变其自由市场的理念。无论是大萧条时期的调控还是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国有化的企业在经济恢复后重又进行了私有化。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本轮金融危机中被很多人所称为国有化救助市场经济的举措，也只是暂时之举，如从美国对银行的救助来看，第一步是压力测试，判断各家银行需要从政府获得多少资金；第二步是改变资本结构，财政部向银行注资之后获得优先股或可转换股权，这些股权没有投票权，政府不插手银行的具体管理事务；第三步是当受困银行足够强大，无需援助时，他们会偿还政府的资金，并募集私人资本。

从中国国有经济的扩张来看，虽然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国有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确实在下降，国有企业数量在减少，这也与中央提出的国企改革的目标是“抓大放小”有关，但国有经济在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上游行业比重却呈现上升趋势，并向下游扩张，形成产业链垄断的态势，而且利用这些垄断获得了超额利润。尤其是本轮经济调控中国有经济的扩张，更体现出国有企业从原有的一些垄断性领域向竞争性领域的扩张，且明确以“做强做大”为名，由政府主导兼并一些民营中小企业，这与美国扩张是暂时的，退出是明确的是不同的。

2。扩张手段上的差异

从美国历次的国有化来看，始终注意“度”的把握，如在对金融业的救助中，只购买金融机构无表决权和不可转换的优先股、政府不派出董事、不参与管理等，在利用国有化实施宏观调控时，都设计好将来退出企业的机制。从历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来看，主要都是通过法案来实施的，这些法案的通过一方面赋予了管制机构相应的权力，保证了管制措施的实施，一方面也保证了政府在适当时候的全面退出。

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虽然从诸多的战略规划可看出是退出竞争行业的，如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国企要“抓大放小”，2000年“十五”计划纲要“积极探索各种有效方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2005年3月国务院了“非公经济36条”，提出对个体私营经济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其投资经营垄断行业，但从具体实施上来看，一方面没有配套的对央企、民企一视同仁的制度构建，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向竞争性领域扩张的案例又在本轮调控中屡屡出现，虽然这样扩张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经济要走出本轮经济危机，首先必须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大型国营企业来发挥作用，但是相应的走出危机后政府的退出机制却无从谈起。从制度层面上看，在电力、电信、石化、金融等高利润行业的市场依然存在准入门槛，在金融体制环境上，国企、民企待遇有别。

在政府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所显示出的支持国企做大做强的明显政策偏好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倾向于大企业、大项目，倾向于“银政合作”，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情况并未因国家和监管部门的重视而有所改善。如2008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支持大型中央企业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为央企的结构性调整、重大工程建设、国际合作、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全年向105家央企发放本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1854亿元。从国企扩张的领域来看并非只是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行业，并非退出竞争性领域，反而是进入，非但不是政府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反而更多地以政府红头文件代替法规，政府以行政命令主导国企对民企的兼并。如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中粮涉足能源、地产和金融，国家电网控股了两家电器设备制造类上市公司，央企建立自己的财务公司和共同的资金管理平台进行实体和金融的混业经营，山西的煤炭资源重组等。所以，中国的国企扩张是一种政策上退，实质上进，借助宏观调控增强垄断的过程。

1。美国历史上的国有化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国有化进行的救市政策，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史无前例。事实上，20世纪以来，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国有化现象。

（1）20世纪初具有浓厚国有化色彩的对经济的第一次干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资本以空前的速度集中和集聚，资本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1898年有20家，1900年达73家，同时在1900年美国40％的制造业产品由1％的企业生产①。超大规模的企业控制了很多小企业，垄断从运输业、通讯业和金融业扩展到了制造业、销售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对美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1887年《州际商业法》和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两项法律的颁布，拉开了联邦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序幕。这次经济干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对托拉斯进行管制。对托拉斯的管制主要是由联邦政府颁布法律条令，设立专门机构，调查垄断组织的经济行为，通过诉讼或司法的办法进行管理。二是对铁路公司进行监督。19世纪后期铁路迅速扩张，但发展过程中运费歧视、股票掺假、回扣等现象十分严重。美国国会先后通过《埃尔金斯法》（1903年）和《赫伯恩法》（1906年）打击铁路运输中的回扣之风，加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为铁路公司确定合理的运价，使得铁路运输完全处于其控制之下。三是对金融领域的管理加强。国会1913年通过的《联邦储备银行法》，初步建立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应该说在这次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中，并没有明显的国有化现象，但对于私有企业的干预明显加强。

（2）一战期间的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美国加入一战后，为提高军工生产效率，总统威尔逊着手对部分战略性部门、企业实行国有化，先后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铁路公司和史密斯—韦森兵工厂收归国家管理，成立许多负责处理各类经济问题的机构，如股票委员会限制私营部门发行有价证券，战时贸易委员会管理进出口。1917年通过《粮食与燃料管制法》，授权联邦政府为企业颁发许可、征用物资，甚至直接买下工厂。一些重要军需物资则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直接成立公司来加以解决。

（3）大萧条时期的国有化政策。1932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国有化的唯一一次。罗斯福上任100天内接连出台15个法案，并设立专门政府机构强力推行。一是对金融领域的整顿与控制。其中为了重建被“大萧条”摧毁的金融体系，美国政府宣布全国银行放假，并迅即成立国有的“复兴金融公司”，用13亿美元购入大约6000家银行股票，以清除不良金融资产，确保充分的资金流转。另外制订《银行法》（1935年）大大加强了联邦储备体系的管理委员会，赋予它以直接管理全国货币、信贷和利率的权力。通过这次金融整顿，美国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事实上的中央银行，把货币、信贷的管理权集中到联邦政府手里，从而结束了美国原有的自由经营银行制。二是成立国家专门机构进行控制。美国私营电力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发展到120亿美元的垄断资本，电业部门逃避国家干预，搞投机欺骗，还拒绝往农村输电。罗斯福就任总统后，要求国会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成立了由国家控制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并在该法中规定该局有权生产和出售电力，打击了私人电业垄断。

（4）二战期间的战时统制经济。二战爆发以后，罗斯福政府先后接管了铁矿、煤矿、铁路、卡车运输和军工产业的众多支柱企业，还下令政府接管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1942年10月，美国国会授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冻结农产品价格、工资和租金，由价格管理局强制执行这些规定，全面接管物价体系。

（5）二战后的金融不稳定时的几次国有化。1984年，美国爆发石油证券危机，芝加哥的大陆伊力诺依银行和信托公司（当时排名美国银行第七位）被不良石油贷款拖累，濒临倒闭，美国政府惟恐对金融体系构成冲击，迅速收购了该银行80％的股份，并出手接管达10年之久；就在此前后，美国爆发储蓄和贷款危机，为稳定市场和人心，政府成立美国决策信托公司（RTC），自1989至1995年，共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了747家金融机构、共3940亿美元不良资产，直到1995年其职能才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取代。

经济形势论文篇（7）

首先，应该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经济管理机制，为每一个员工更好的发展创新提供较好的基础和平台，更好地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不断提升企业员工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改善企业的薪酬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注重企业的惩罚机制制度建设，加强对员工和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通过较为科学完善的制度来保障企业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的地位价值尊严，不断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其次，高度重视人力资源规划，并不断完善。最后企业还应该建立一整套非常完善的激励、监督以及决策机制，通过监督与决策能够很好地发扬民主，让内部企业员工更好地参与企业的决策发展，为每一个员工提供较好的进言献策的机会，增强每一个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工作热情，使整个企业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二、创新企业经济管理组织模式

优秀的经济管理组织是企业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得落实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效益、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落后的企业管理组织不仅不能够践行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管理效益，还会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注重企业经济管理组织创新。为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经济形势论文篇（8）

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业经济生产一直处于增产不增收的困局上，其中农业经济产业结构链条低下就是造成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而相关问题一般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在我国农业经济中，种植业的比重过大，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二是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第二与第三产业几乎空白，在农产品附加值加工层面严重匮乏。另外，受限于农产品生产成本与质量等方面，我国农产品盈利上浮空间受到严重制约，而目前市场上真正受到消费者欢迎的绿色农产品布局失调，因此高质量与高价格的农业产业经济发展缓慢，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2.农民积极性不高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提高。相对来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附加值更高，更加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人工费用也更高，因此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放弃“农耕”的生存方式，纷纷进城打工。再加上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价格不断提升、相关基础设施不健全，从而导致农业产品盈利空间缩小。另外，我国由于人多地少，大部分农业生产区域以独家为主要生产单位，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在新技术的运用上无法独立承受成本，因此还是利用到传统的农耕模式。以上种种原因都打击到我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3.新科技运用效率低下

从目前农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如果要实现农业产业增产增收，那么新科技的合理运用将成为核心手段。但是我国目前农业新科技运用效率较为低下，普遍存在以下几点现象：一是在我国农业经济产业中，新科技运用的效果不明显；二是我国对于农业科研项目的实践转化严重不足，从而导致新科技运用率较为低下，存在明显的浪费现象；三是我国农村生产主要依靠留守老人，而这一部分人群思想较为守旧，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新科技的认同度较低。以上几点都阻碍到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现代农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属于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相对来说，我国大部分农业基础设施已经老旧不堪，部分已经超出了设计时限定的使用年限，同时也失去效用，因此不能为农产品种植提高良好的自然灾害抵抗能力，给农民的生产活动带来巨大的损失，降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不利于农业结构的优化。

二、针对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优化措施

1.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新形势下，在我国农业经济进一步优化的工作上，对生产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属于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在具体工作上，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国家政府要加强全面指导作用，通过制定优质与高效的工作原则，不断推进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升级；二是通过规划拳头产品，提高农业研发与生产工作，从而在一定区域上打造自主品牌，强化农产品质量与区域竞争力，从而转化出口；三是优化畜牧业布局，加大科研专项资金的投入比例，实现专业化与附加值高的养殖产业。另外，还可以提高对畜禽良种的补贴力度，鼓励技术与品种创新，构建全国与区域化家禽、家畜防疫体系，完善各个地区的疫情应急工作；对于沿海地区，要强化因地制宜，开展水产养殖等工作，利用天然优势加大农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2.利用惠农政策，提升农民收益

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重视力度的不断提升，我国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与国务院的政策要求，利用政策倾斜为我国农业经济创造一条自主发展道路，使农民的有效增收能力得到制度与政策层面的保障。但是这些工作并不能长久进行，也不利于我国农业持续发展，因此为了达到我国农业经济优化的整体目标，可以有意识地降低部分市场准入门槛，积极引入民间闲置资本，从而强化我国农业发展与组织能力，积极发展高新与高质量农业。另外，国家政府在粮食补贴标准上，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适度的提高，通过加大农民的综合补贴来提高农民的纯收入。

3.大力推广高新农业科技

在现代农业中，其每一个发展环节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正确指导，而在高新农业科技运用上，如何有效地实现科研项目到“田间地头”为农业服务也就成为一个关键影响因素。有关部门需要对农业的科研机制进行完善，加强对于农业科技的研发力度，打造区域性的农业研究平台；切实改善我国农业科研的环境氛围，有关部门需要加大对于科研的投入，为进行科研创新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措施；认识到农业技术研发投入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重要地位；加大对于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的力度，研究外国技术如何在我国实际推广开来。这些措施都并不是孤立的开展的，需要各种的措施相互进行配合来联合的发挥最后的综合效果才可以对我国的农业经济起到改善的目的。

4.不断农业基础设施

作为农业生产中重要的基础设施，其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加强主导作用，通过政府性大额资金的投入与政策层面的倾斜，完善相关区域特色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而相关资金的筹措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政府财政支持一部分，通过银行贷款得到一部分，而受益于基础设施范围内的村民自筹一部分。目前相对来说，在我国农业基础性设施上，水利建设占有绝对的重要的位置，一般包括水利工程设施、水库以及支渠等；而农村基础设施上，道路、饮用水以及绿化等方面的建设要求较高。而这一部分的基础设施由于关系到农村生活质量，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与投身于农业发展上，因此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优化发展同样非常重要。

5.强化于农业生产资源的保护力度

在农业经济生产上，其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但是，从近些年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来看，我国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情况屡禁不止，对于这种现象一定要从法律法规层面给予遏制；另外，对于我国有限的耕地资源，一定要实现高效的利用率，提高土壤肥力，进而提高土地生产率与农业生产总值；最后，要提高荒地的利用程度，防治水土流失与盐碱化现象的出现，从而保持我国现有土地资源重复利用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劣地、荒地。

经济形势论文篇（9）

2O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的进一步延伸，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面临较大的困难与挑战。

一、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审视经济全球化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主流看法为，目前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他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经济全球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从自己的国际利益出发，对于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先导和主体的，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全球化。这是一场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其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看，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状况看，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状态，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并且这种关系在21世纪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一体化、市场世界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国家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固有界限，使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高科技手段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使国际经济全球化或者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自行运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对于他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跨人了政治、道德、文化等领域。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而且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领域的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供了机遇。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外贸结构的优化，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2．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外资的进入对于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建设和基础工业的建设，提高有关部门的效益，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及贸易壁垒不断下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

4．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将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引进、学习、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体制改革。

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已经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一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账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就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以及整个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震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归根源之一。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的监管方法，许多深受游资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的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情况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就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

2．经济全球化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誉值减少。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3．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削弱。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种是经济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的侵蚀。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环境退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也让人感到不安和对未来信心不足。虽然我们不能把环境恶化的责任简单地推到全球化头上，然而，正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家园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措施

1．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联合自强的趋势。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团结一致，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

并且在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国家中，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并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南亚的东盟，中东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非洲的“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加太集团，南美的“共同市场”等，都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给了发达国家有力的回击。为了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要敢于、善于对现存的不合理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有理、有利和有力的斗争，迫使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化规则时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削减发展中国家债务，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和技术。超级秘书网

经济形势论文篇（10）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 nbsp;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 ，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 вρ芯俊罢鱿质倒矣泄氐牧煊颉保槐咎乩蛉衔窝вρ芯空渭偶捌浠疃O质抵饕逖芯糠绞降某鱿直曛咀盼鞣酱车恼窝芯肯蛳执窝а芯康淖洹?/P>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 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 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 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 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 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 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 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 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